政府资助体系

政府资助体系（精选10篇）

政府资助体系 篇1

日本私立高等教育曾在其经济大发展过程中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巨大的市场需求加之政府政策的大力引导和支持,也刺激了私立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进而逐渐形成了当今层次多样、规模不一、各具特色的日本私立高等教育体系。与之相辅,日本政府也对私立高校进行财政支援。私立高校的政府资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套稳定、行之有效的资助办法,21世纪以来又发生了细微变化。

一、政府资助的内容与几点重要变化

日本政府对私立高校的资助主要从4个方面进行,即以私立大学等经常费补助为主的助成业务、融资贷款、税收优惠以及对学校法人改善经营上的支援。这些资助都是依照相关法律实施,共同构成了政府资助私立高校的主要框架。

(一)经常费补助:强调竞争、提高科研水平

经常性经费补助包括政策性(普惠性)的“一般补助”和市场性(竞争性)的“特别补助”,其中特别补助又包括促进私立高校社会公益性的特别补助和促进教学科研的特别补助。经常性经费补助覆盖了7大方面,包括专职教师工资、专职职员工资、兼职教师工资、教职员福利费、教育研究经常费用、福利辅助费、研究差旅费。特别补助属于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是根据《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有关增加补助额度的规定,国家在听取委员会意见的基础上创设的。

从1970年创建至今特别补助已发展成为两类,一是2002年之前出现的特别补助,二是2002年之后出现的由文部科学省直接管辖的私立大学教育研究高度推进特别补助。前者补助的内容集中于终身学习和个性化的推进,后者则包括研究生院高度化推进经费、学术研究推进特别经费、大学教育高度化经费和高度信息化推进经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常费补助越来越重视竞争性的特别补助。政府经常费资助净额的增长由激增变为缓慢增长的过程中,特别补助比重却逐年增高而一般补助基本持平。

从近10年政府资助增长的内部结构来看,特别补助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一般补助,换句话说,近10年资助的增长主要是特别补助的增长。观察下图可以看出,特别补助在经常费资助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连续10年增加,由1997年的22.7%增加到2007年的33.9%,其金额从669亿日元跃增到1,112.7亿日元。

资料来源:日本私立大学教职员组合连合(日本私大教连):07年度私大助成国会请愿に关する说明资料,2007年10月10日。

2006年7月,日本内阁通过了新的“骨太方针”,即经济财政运营基本方针,采取多项措施进行财政改革,其中包括削减私立大学经常费补助金。该方针指出,在未来5年内(2007年～2011年)政府将以每年1%的额度减少私立大学经常费补助,2007年该项补助就减少了32亿日元。[1]可见,在未来几年中日本私立大学将面临政府资助缩减、财政紧张的状况,再加上少子化问题所带来的适龄人口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日本私立大学将进入全面改革、重新调整内部结构的转型期。

(二)融资贷款:放宽要求、提供更大便利

除了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在经费上的直接拨款之外,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还可以通过日本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获得长期贷款和融资服务,且可以享受低息优惠待遇。目前,事业团提供5个方面的贷款,包括“一般设施费”、“特别设施费”、“灾害复旧费”、“公害对策费”、“教育环境整备费”,贷款可以用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购买土地、教学设备等。根据贷款用途和种类的不同,文部科学省给予不同类型的低息优惠。

事业团长期贷款的资金由文部科学省提供,贷款额度需根据拟建项目资产、学校法人资产、担保额度①确定。长期贷款的服务对象是面向全部教育阶段的私立学校,但也有专门针对私立高等教育的优惠贷款项目。截至2006年,事业团共向学校法人发放贷款资金25,505亿日元。另外,贷款利率随银行贷款利率而变动。②

2000年后,事业团在贷款方面突出的变动主要体现在2005年开始对私立大学新设施等提供贷款。2004年文部科学省修改了《学校法人捐赠行为及捐赠行为变更认可的审查标准》,规定现有学校法人若能满足一定条件,可以贷款,以购设施设备。需要满足的要求包括:(1)学校法人总负债率(包含当作设置经费财源的借款):(总负债一预收账款)÷总资产≦25%;(2)申请前一年度为止以前各年度学校法人总负债偿还率:(贷款偿还支出+贷款利息支出)÷推算收入≦20%;(3)拥有相当于充当设置经费财源贷款的资产:在申请年度设置经费支出期间,有可能兑换为现金的有价证券也可视为财源。根据这一法令的修改,事业团从2005年开始为新开设的大学提供贷款,贷款主要用途限定在设施设备的配备方面。

(三)税收优惠:简化手续、扩大受惠范围

日本政府承认私立学校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对于私立学校法人在税制方面提供优惠待遇,只对营利性收入部分以优惠税率征税,学校法人直接用于教育的不动产免收不动产取得税和固定资产税。③私立高校还可间接得到政府的税收优惠。对于向学校法人(不论私立还是公立)捐赠的法人和个人,国家给予税收优惠。不同性质的捐赠者所能享受的税收优惠也不同,若捐赠者是法人,捐赠部分可免交法人税;若捐赠者为个人,其捐赠额不能超过总收入的40%,捐赠部分也可免交个人所得税。

2000年后,日本政府相继在税收优惠方面采取多项措施,促进私立高校的健康发展。其一,从2002年4月1日起国家将私立大学受托研究收入从营利性收入的范围中排除,从而促进私立大学提高研究水平,同时满足民间私营企业的需求。私立大学通过委托科研项目所获收入变为非营利性之后,则可以享受政府的免税优惠待遇,相当于得到了政府的间接资助。其二,在社会和个人向学校法人捐赠时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方面,政府于2003年、2004年、2006年分别推出新规定,决定采取简化手续、放松要求的措施,促进社会各方向学校法人的捐赠。[2]

(四)为学校经营管理提供的咨询服务:整合机构、提高服务效率

日本政府在学校经营上对私立学校的支援主要是通过“日本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的相关业务展开。开展的业务包括私立学校基础调查、会计处理事务咨询、财务分析服务、支援教职员研究会、介绍成功案例、经营方面的相关咨询及其改善计划支援等等。2008年之前,除了经营方面的相关咨询及其改善计划支援业务由事业团的“私学经营咨询中心”负责外,其他各项业务都是由事业团的“私学情报部”负责。[3]但是,私立学校相关的业务分由两个部门负责,信息的来源和出口不统一,难免会造成信息的不对称、效率不高等问题,因此从2008年起“私学情报部”和“私学经营咨询中心”合二为一,新成立了“私学经营情报中心”,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大体与原来相同。

二、政府资助变迁的动因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对私立高校的资助开始注重效率,由此使得竞争性、用于某特定领域的专项补助份额迅速增长,同时也先后采取简化办事程序、合并机构等措施为政府资助的落实提供便利。这一重大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公共资源分配方式的变化,推动政府资助变动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一)少子化促使私立高教转型,进而促使资助重点变化

获得优质、充足的生源对于高校尤其是私立高校来说尤为重要。适龄人口规模的变动决定着生源数量,也决定着高等教育结构以及私立高校的发展质量和战略。

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便逐步进入少子化时代,这促使高等教育进入转型时期。2007年,日本宣布进入了所谓的“大学全入时代”,即高中毕业生数量与高校招生数基本持平,只要学生有升学意愿都可以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学习,这一变化的重要诱因就是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

统计表明,1991年之后大学适龄人口持续下降,且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仍将维持这种状况。适龄人口总量的减少就意味着目标生源总数的减少,意味着私立高校必须在生源市场竞争中胜出,才有可能维持生存、继续发展。适龄人口的减少对私立高校的健康、稳定发展,甚至生存都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促进了私立高等教育的转型。目前已经有40%的私立大学和62%的私立短大[4]在今年春季招生中面临生源不足问题。

私立高等教育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转型,从“普惠型”逐渐向特色优质教育机构转变。政府作为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引导性因素需要在转型过程中发挥其积极作用,推动私立高校内部的新陈代谢,促进私立高校教育质量的提高。而政府资助是其介入私立教育的重要政策工具,通过调整资助结构,政府可以将其政策意图渗透给私立高校,从而起到引导私立高校发展方向的目的。具体来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用于特定领域、竞争性的私立学校补助金总额及其在政府补助金中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可见,政府一直在有意识地引导日本私立高校的转型。

(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思潮的影响

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一直持续到新世纪的高等教育改革将教育质量的保证和提高纳入视野,从重视高等教育“量”的发展转向强调“质”的提高。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先后提出高等教育要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日本大学审议会在1998年提出的咨询报告《21世纪的大学与今后改革方策——在竞争环境中建设有个性的大学》中特别强调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要求私立高校充分发挥自身特点、在教育科研领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2005年,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的咨询报告《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状况》也着重强调了高等教育质量保证问题,并指出今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援要体现竞争性,合理分配经常性费用和竞争性费用的比例,对机构的补助和对个人的补助要达到平衡。仔细观察这两个对日本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大影响的报告,不难发现日本进行的是美国式的高等教育改革。实际上,美国高等教育在战后一直对日本起着重大的影响。[5]

私立高校是日本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革的重要对象之一。私立高校在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方面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进入新时代后私立高校需要面对新环境,其主要功能需要从吸收高等教育需求转到提供高质量的教学与科研上。在这个重要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的资助和引导将会发挥决定性作用。而美国的做法对日本来说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美国私立高校收入中来自各级政府的资金,主要是通过竞争获得的科研经费以及间接流入到私立高校、由政府“买单”的学生资助。日本在受到经济不稳定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思潮双重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削减私立高校财政性支出,同时增大竞争性资金的比重,引导私立高校教学与科研质量的提高。这一重要转变基本上与美国一致。

(三)政府财政改革的影响:强调政府资金使用效率

政府财政改革对私立高校政府资助具有重大影响。2001年小泉上台后提出“三位一体”改革的方针,缩减政府财政性支出。所谓“三位一体”改革,是指同时推进国库补助金削减、税源转让和重新审视地方交付税,在2004年～2006年3年的时间内削减补助金4万亿日元左右。之后,私校补助金继续削减,其后的安倍政权和福田政权也基本维持了小泉政权的改革思路,在2006年的“骨太方针”中提出削减私立高校政府补助额度。

2008年的财政预算建议中指出“在私学助成方面,按照‘2006年基本方针’补助总额应继续削减1%。同时也要看到,私立学校学生数持续减少,招生不足的学校已经达到4成左右。鉴于这种状况,今后将对包括私立学校教育内容在内的战略经营状况提出要求”。[6]因此,在未来发展中,日本政府将可能会把私立学校的财务和经营状况纳入国家宏观调控的范畴之内,将其与政府经费补助挂钩。“在一般补助上,不仅要看是否足额招生,还要利用指征私学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常用指标等,在分配中予以反映,推进经营效率化的改革”。[7]同时,为了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建议中还提出通过改革特别补助继续扶持私立学校的发展,但得到资助的前提是学校有明确的经营战略。

日本政府的上述做法,正是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例证。因此,竞争性特别补助日益成为私立高等教育财政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2005年中央教育审议会的报告《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状况》也曾强调要建立多元、细化的高等教育财政体系,重视项目补助(即竞争性资金)。2002年推出的“21世纪教育研究基地(COE)项目”和“大学教育改革支援(GP)项目”就是按照竞争机制设计、忽略学校所有权性质的竞争性项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同时也希望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

三、资助体系的发展特征及启示

日本政府对私立高校的资助应当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论是从政府宏观管理角度来说还是从私立高校自身发展来说都是如此。从日本私立高等教育政府资助的经验中,我们能看到如下三个明显特点:

首先,政府资助目的明确,依法进行。日本政府通过法律明确了资助的目的,同时也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对私立高校资助的顺利进行。《私学助成法》(1970年)开篇就明确了资助的三大目的,即维持并提高私学教育质量、减轻私立学校学生的经济负担、健全学校的经营,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各项具体的资助项目也都有明确的目的指向。例如,经常费补助中的一般补助,它是根据教师和学生数量等硬性指标分配的、用于日常支出的补助,在其具体使用过程中也有一定的规定。

其次,政府资助具有阶段性和战略性。既然是政府资助就必然会体现政策意图。日本私立高校政府资助从最初的“救助”逐步转向引导其提高教育质量,资助的性质在逐渐变化。1970年创设资助制度当年政府资助132亿日元,到1981年前后资助总额占私立高校经费比重最高时(28%～29%左右)为2,835亿日元。1970年～1981年的资助净额增加了20倍以上,这一阶段属于积极育成阶段。[8]此后政府资助净额开始减少,并在此后20年的发展中又经历了从少到多的缓慢增长历程。2007年资助总额又增加至3,280.5亿日元,与1982年(2,835亿日元)相比仅增加了1 6%左右。如果除去通货膨胀等影响因素,经常费补助的增长额及其比重还将减少。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越来越强调大学功能的分化和科研水平的提高,用于提高私立高校科研水平的补助比重也越来越大,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对私立高校的资助中渗透着政策重点的转移。

第三,政府资助系统化、具有可操作性。文部科学省对资助额度、发放标准等均有详细的规定(每年春季会专门出台《私立大学等经常费补助金分配标准》等进行规定),此外还注重对资助使用的跟踪,确保资助正确有效地使用。按照规定,接受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需要向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提交报告,接受事业团的实地考察评估等等。这样,政府资助形成了一个从发放到适用效果评估的完整体系。

参考文献

[1]日本产经新闻2008年3月26日报道[[EB/OL].http:// sankei.jP.msn.com/life/education/080326/edc080326122- 0008-n1.htm.2008-03-26.

[2]日本文部科学省私立学校关系税制说明[EB/OL].http:// www.mext.go.jp/a_menu/koutou/shinkou/07021403/003.htm. 2008-03-26.

[3]日本私立学校振兴·供济事业团说明[EB/OL].http://www. shigaku.go.jp/s_center_menu.htm.2008-03-26.

[4]日本产经新闻2008年1月14日报道[EB/OL].http:// sankei.jp.msn.com/life/education/0801 14/edc0801 141604- 002-n2.htm.2008-03-26.

[5]赵惠玲.当前日本高等教育改革——访日本北海道大学姊崎洋一教授[J].大学·研究与评价,2008,(1):54-58.

[6]财政制度等审议会.平成20年度予算の编成等に关すゐ建议.2007-11-19.

[7]财政制度等审议会.平成20年度予算の编成等に关すゐ建议.2007-11-19.

[8]#12

政府资助体系 篇2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资助政策；奥巴马政府

通过提高担负能力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从起点保障民众受教育权利、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公平的前提条件。未来10年，超过一半以上的新就业机会将需要高中后教育文凭，并且与高中毕业生相比，大学毕业生将获得更高的薪酬，也将面临更小的失业风险。更为深远的意义是，确保更多的学生从大学毕业对维持美国强有力的中产阶级的地位至关重要。

但美国白宫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过去30年，美国公立四年制大学的学费涨幅超过250%，这使得美国适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近年来，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很多州政府都倾向于减少对高等教育的资助，阻碍了美国年轻人走向中产阶级的路径。美国副总统拜登也指出，美国当前的教育体系更像是一个漏斗，而政府希望其成为一个通道。政府有责任帮助年轻人进入大学，并帮助他们顺利从大学毕业。为此，奥巴马政府承诺，将积极改革财政拨款政策，加大资助力度，切实提高高等教育的可支付性，确保人人享有高等教育机会，从而巩固美国中产阶级的地位，扩大其队伍。

一、美国联邦政府

高等教育资助政策的发展历程

美国高等教育资助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为帮助数量庞大且对国家有功的大量退伍军人接受高等教育和培训以便获得职业技能，1944 年6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揭开了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资助政策的序幕。[1]

1957 年，苏联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成为美国联邦政府以国防安全为目的进行高等教育资助的契机。1958年9月2日，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国防教育法》，标志着美国联邦高等教育资助政策迈出了关键一步，该法要求联邦政府确保所有具有潜质的学生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通过资助大学生，培养尖端科技人才、加强国家安全。[2]

1965年，美国颁布了《高等教育法》，该法后经1968年、1972年、1978年、1980年、1986 年、1992 年、1998 年等多次修订，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学生资助是该法的核心，国会每年拨款6.5亿美元资助落后的高校及学生，以向全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该法创建了两种新的资助模式，即“教育机会助学金”（Educational Opportunity Grants）和“担保学生贷款”（Guaranteed Student Loan），并对原有的“国防学生贷款”“工读项目”等资助方式进一步加以确认。该法使大学生的资助体系更加丰富完整，促进了大学生资助及高等教育发展的法制化。[3]

1993 年，时任总统克林顿签署了《学生贷款改革法》，规定从1994年开始实施联邦直接学生贷款计划（Federal Direct Student Loan），改变了传统学生贷款主要由商业银行负责经营的做法。联邦教育部直接将贷款资金划拨给高校，由高校向签订协议的学生发放，学生毕业后直接向联邦教育部还款。除此之外，该法还改革了学生的还款方式，增加了按其收入比例还款的方案。[4]

2008年8月14 日，时任总统布什签署的《高等教育机会法》正式生效，该法对1965 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进行了全面的重新授权。[5]

二、奥巴马政府

加大高等教育资助力度的原因

（一）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水平深刻影响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入学率曾居世界首位。但到2009年，美国年轻人进入大学的比例在全球排名中已经下滑至第9位，特别是25～34岁年轻人中拥有大学文凭和学位的比例在全球的排名已下滑至第16位，远远落后于韩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2011年教育概览》显示，随着中国、韩国等国家中获得大学学历的成人数量快速增长，美国正逐渐失去在全球人才储备竞争中的优势。此外，美国的相关研究数据也显示，当前没有大学学位的工人最先被解聘，在美国增长最快的30个职业中有一半需要学士及学士以上学位；到2016年，40%的新就业机会都将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或培训经历。

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加强美国高等教育的全球引领地位，奥巴马在其第一次国会讲话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美国大学毕业生人数占总人口比例重新回到世界首位。

（二）2020目标的实现面临教育费用高和学生毕业率低的巨大挑战

美国高等教育实现2020年目标面临两大突出挑战。一方面，教育费用太高。1982年至2007年，美国公立高等教育成本不断增加，高校学杂费上涨了4.39倍，涨幅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学生债务也较10年前增加了一倍以上。高昂费用将许多学生挡在大学校门之外，而美国各州预算缩减普遍导致公立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减少[6]。根据2010年3月出台的《医保和教育协调法》，当时美国大约2/3的学生不得不申请学生贷款，毕业生人均负债超过2.3万美元。另一方面，学业完成率太低。2015年，70%的美国学生高中毕业后选择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但近一半大学生不能完成学业，其中贫困家庭的学生完成比例不足10%，只有少于一半的学生能够在6年内拿到学位或相关证书，而贫困家庭大学生的毕业率仅为25%左右。

（三）经济危机导致更多中低收入家庭对高等教育资助产生迫切需求

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导致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已不能承担高昂的大学学费，一些原本不需要依靠资助的学生也不得不寻求更多的资助。由于申请人数的激增和金融机构贷款的紧缩，很多学生不得不中断或者延迟自己的求学计划。2008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了第43届“美国新生”年度调查，对全美340所本科学院和大学的24.058万名首次入学的全日制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申请资助的难度加大，很多新生一入学便开始寻找兼职工作、经济资助以补贴他们上大学的花销，更有甚者因为经济问题而放弃他们梦想的大学。43%的学生认为，经济资助对他们选择大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比例是此项调查实施36 年来最高的一年，而在2007年这一数据则为 39.7%。这项调查还发现，49%的学生需要一份工作以支付大学费用，2007 年这一比例为 47%。 [7]

三、奥巴马政府高等教育资助的改革举措

（一）奥巴马政府颁布的高等教育资助重要法律

1.《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

2009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在当时充满挑战的经济形势下，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立法，旨在通过未来两年的减税以及对能源、卫生保健、基础设施和教育等关键领域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尽快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该法明确提出，投入308亿美元用于大学费用担负，其中，170亿美元用于弥补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的缺口，补助金提高500美元，第一年增至5350美元，第二年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此项拨款预计将资助700万中低收入青年人和成年人；138亿美元用于将学费税收抵免额从1800美元提高至2500美元。[8]

2.《学生资助和财政责任法》

2009 年9月1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学生资助和财政责任法》，规定从2010年7月1日起由联邦直接学生贷款取代联邦家庭教育贷款（Federal Family Education Loan）。

3.《医保与教育协调法》

为增加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2010年3月3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北弗吉尼亚社区学院签署《医保与教育协调法》，明确指出将对高等教育进行历史性投资，增加美国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奥巴马政府完善高等教育资助的主要举措

1.将佩尔助学金由自由裁量项目转变为强制性项目

《学生资助和财政责任法》规定，在此之后的佩尔助学金全部转为强制性支出。而在此之前，佩尔助学金既有财政的裁量性支出，也有强制性支出，因此，佩尔助学金的预算常常面临资金短缺。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申请资助的学生不断增多，其中包括大批重返学校的社会人员，导致资金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改革力图使佩尔助学金不再受政治因素或市场波动的影响，以此增加学生及其家庭申请助学资助的确定性。同时，《学生资助和财政责任法》中明确规定，从2010年开始，将每年资助上限随着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进行调整，佩尔助学金最大值为“消费价格指数+1%”，即保证佩尔助学金的数额高于通货膨胀的速度逐年增长以保证其购买力，从而应对大学学费的上涨。

奥巴马执政之前，佩尔助学金每年大约帮助800多万名美国学生支付大学学费，但其购买力随着物价指数的变化和学费的增长在迅速减弱。《医保与教育协调法》明确指出投资400多亿美元用于佩尔助学金，以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都能获得资助，且资助额度随学费增长而增长。这笔投资与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以及美国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的经费加在一起，将使佩尔助学金总额增加到原来的两倍。美国国会预算局透露，到2017年，学生所获得的佩尔助学金最高额度将被提高到5975美元。

2.取消联邦家庭教育贷款项目，联邦政府直接发放贷款

《学生资助和财政责任法》中最有建设性意义的项目就是从2010年7月1 日起由联邦直接贷款取代联邦家庭教育贷款项目，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由私人金融机构出资、联邦政府补贴的贷款项目全部被联邦政府接管，联邦学生贷款将全部由联邦直接贷款项目进行。终止联邦家庭教育贷款项目所节约的资金将被用于佩尔助学金及其他教育项目。

联邦家庭教育贷款项目是由私人贷款机构向学生提供贷款，放贷者获得联邦政府担保。为使政府资金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将停止原来由政府所担保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学生提供贷款业务，从而结束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高额学生贷款补贴，节省下来的资金将用于扩大对学生的资助规模。这意味着，联邦家庭教育贷款将以更加可靠和更加经济的方式，向那些准大学生及其家长提供贷款，以支付不断增长的大学教育所需费用。美国国会预算局透露，这种贷款方式的转变在未来的10年中将节省大约940亿美元。这一改革将降低贷款成本，并使政府资金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

3.增加帕金斯贷款的贷款总额，扩大资助范围

帕金斯贷款（Federal Perkins Loans）由联邦政府提供贷款资金，学校通常也配给部分资金，由学校向最需要低息贷款的学生发放，贷款回收也由学校负责。美国联邦政府从2009年起将贷款总额从10亿美元提高到60亿美元，资助的学生数量从50万增加到270万，而参与该项贷款的学校数量从1800所提高到4400所。为保证所有学生都能够支付得起大学费用，联邦政府在向学校分配帕金斯贷款资金时将着重考虑该校在降低学费以及提供贷款给最需要的学生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这一考虑将有助于政府有效监督那些收费较高或者过高的大学。

4.推行“机会税收抵免”政策

为实现更多人享有高等教育机会，奥巴马政府从2009年起推行大学四年高达1万美元的“美国机会税收抵免”（American Opportunity Tax Credit）政策。此政策主要着眼于帮助大学生降低学费负担，但不提供无偿补助，要求受资助的大学生每年从事100小时无偿的社区服务，达到此要求的学生家庭可享受4000美元的退税优惠。这笔钱足以支付公立大学2/3的学费或大多数社区学院的全部学费。该政策旨在阻止学费过高上涨，取消对那些学费过高上涨但并未能提供更高教育质量的高校的联邦援助；呼吁国会阻止学生贷款利率的增长，最大可能地减少年轻人的债务；增加勤工助学岗位，为那些愿意勤工助学的学生提供双倍的勤工助学岗位；永久延长学费减免税政策，使“美国机会税收抵免”政策永久化保持。

5.扩大现行的以收入为基础的学生贷款还款计划

近年来，高昂的学费使得美国大约2/3学生不得不申请学生贷款，大学生偿还助学贷款的压力亦逐年增大。数据显示，2009财年，大学生贷款拖欠率从2008财年的7.0%上涨到了8.8%。实际上，所有教育机构的拖欠率都提高了，公立大学从6.0%增加到了7.2%，私立大学从4.0%增加到了4.6%，营利性大学从11.6%增加到了15%。这些债务对于那些选择进入收入不高的公共服务行业、遭受失业或疾病困扰，以及未能完成学业的学生而言，无疑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为减轻学生的还贷压力，奥巴马政府提出扩大现行的以收入为基础的学生贷款还款计划。自2014年7月1日起，该项计划允许学生只偿还其可支配收入的10%，如果学生能持续偿还，20年后即可免除尚未偿还的债务（原来规定为25年之后豁免）。对于从事公共服务行业的学生，如教师、护士以及参军，持续还款10年即可免除尚未还清的债务。白宫表示，大约160万正在就读的大学生和已经毕业工作的美国人将从中受益。

6.以强制性资金保障少数族裔学生的受教育机会

《医保与教育协调法》提出，将为传统黑人院校（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HBCUs）以及少数族裔教育服务机构（Minority Serving Institutions，MSIs）提供25.5亿美元强制性资金，用于更新、改革、扩充规划，确保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机会，全面激发其潜能。

传统黑人院校是美国历史上专门为黑人接受高等教育而开办的两年制初级学院或提供学士学位教育的场所。绝大多数黑人院校创立于1964年之前。当时由于种族主义的存在，黑人院校成为美国黑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场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代表了黑人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直到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黑人高等教育才突破了“黑人院校”的局限。然而，不少黑人院校仍然承担着为少数族裔学生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重任，有60%的少数族裔大学生仍然就读于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以及其他少数族裔教育服务机构，这类院校招收中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比例比较高，并且拥有较高的办学效率，占美国所有学位授予机构的1/3左右。

因美国许多高校面临捐赠基金减少、设备老化、成本增加等一系列挑战，传统黑人院校和少数民族教育服务机构遭受的打击尤为严重。为更好地保障美国黑人学生和其他少数族裔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立法做出了上述拨款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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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留学资助政策 篇3

一、清政府教育制度改革

19世纪上半叶,当时的封建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清政府的软弱导致中国签订大量不平等条约,丧失各种主权,此时的清政府内忧外困,社会危机四伏,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此同时,清政府统治者也看到了西方的强大,当时清政府内的当权派李鸿章等人主张进行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提出了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的思想,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如翻译学堂、军事学堂等,派遣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可以说,洋务运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适应时代需要之人才,同时,也对清政府教育制度的改革起到了助推剂的作用。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李鸿章设立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民族危机加深,社会更加动荡,此时,清政府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提出实行“新政”举措。新政的重点是教育改革,大力发展新式教育,主张学习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与此同时,大量学生开始选择留学日本,企图通过自己的学识来强大自己的国家。

清政府的教育制度改革,不仅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新型实用人才,而且从洋务运动时期即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可以说,清政府留学资助政策的产生是伴随着清政府教育制度的改革逐步推进、逐步完善的。

二、清政府对赴美留学的推动

洋务运动之后,李鸿章等清政府的当权派主张通过洋务运动使清政府走向自强求富的道路,他们请求派遣学童留学美国,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期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清政府公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

当时,被派往美国学习的大多为十几岁的学童,留学时间为十几年,由于当时中国的封建思想根基依然浓厚,西学在中国并不为主流社会所接受,留学并不是一件受大家推崇的事情,所以,大部分家庭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远渡重洋,而且一走就要十几年。因此,被派往美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大部分来自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如广东等,但经济水平又比较贫穷的家庭。

赴美留学生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在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清政府规定他们不可忘记老祖宗的规矩,必须要在以中学为本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由于赴美学生的聪明好学,因此大部分成绩优异,很多进入了美国高等学府,潜移默化中,他们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渐渐地意识到中国封建礼教的弊端,因此不少留学生开始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并逐步抛弃中国落后思想,而这与当初清政府派遣他们留学初衷相悖,因此,在清政府保守势力的策划下,19世纪80年代,这批留学生被迫被召回国,仓促结束留美生活。

三、赴美留学生对清朝社会的影响

1. 培养新型实用人才,推动民族实业发展。

留美学生回国后,并没有放弃钻研科技知识,尽管当时清政府并没有特别重视他们,但他们依然利用自己所学的先进技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投身于社会的建设当中。回国后的留美生中,行业跨度涉及工矿、铁路、商界、政界等,虽然行业不同,但他们都为近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中国近代铁路工程师之父詹天佑,经受各种困难,提前完成京张铁路的竣工,着实让当时的西方世界惊叹。

2. 剔除糟粕思想,传播民主理念。

晚清时期,清朝虽然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但当时清朝思想仍然是封建残余思想,一般的民众对西方民主思想表示不理解,再加上清政府中守旧势力的阻挠,民主进程特别缓慢。但留美学生的回国为大家带来了新的思想,他们不仅掀起后来留学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的高潮,而且身体力行,用自己工作上的努力换来民众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认同,使民众对西方先进思想慢慢从认可到接受。

3. 积极投身实践,加速现代化进程。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清朝的入侵,导致清政府丧失主权地位,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当时的条件下,留学美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成为挽救时局的最佳途径。留美学生作为清政府最早一批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熏陶的人,他们不仅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学技术造福社会,而且积极普及西方先进社会理念,加速了我国现代化进程。

四、清政府对留日高潮的推动

1.20世纪初留日兴起。

清朝盛世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经典,然而当一个朝代走到后期,如果不与时俱进,及时完善各种制度、进步各种思想,那么这个朝代走向衰落是不可避免的。鸦片战争打开了清政府的国门,同时也把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暴露在世界面前,西方的坚船利炮让清政府无可抵御,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终于激起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当时的先进分子开始探索救民救国的真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富强之路,让清政府颇为震惊,日本的富强推动着清政府主动派遣留学生去日本留学,学习日本先进技术,以期走向富强之路,同时,一些先进分子主动去日本留学(如有名的女权运动者秋瑾)。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推崇的留学教育对日本的迅速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对清政府中一些大臣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若日本一小国可通过留学教育走向自强富裕之路,那我们何不学习日本成功经验,派遣学生留学日本,学习日本先进技术,推动清政府的进步。

留美的不可预期结果对清政府是一剂清醒剂,清政府虽然想通过留学教育推进社会进步,但它的根本仍然是维护皇权统治,所有的进步和自强都不可触动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既让日本走上了自强求富的道路,又维护了日本的皇权政治,因此,清政府对派遣学生留学日本颇为青睐。

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宣传对日留学的好处,通过经济和各方面的刺激鼓励学生留学日本,学习日本富强之道,并承诺他们留学回来后给予一定的官位,清朝新政中,清政府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留学运动,留日人数不断扩充,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因此,清政府开始鼓励地方政府以及一些财力雄厚的集团资助留学日本。当时极具进步的一个状况是很多女学生也开始主动留学日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的进步,一定程度上是留美学生推动的。

2. 留日学生对社会进步的推动。

(1)传播先进思想,促进民主革命到来。当时留日的学生中,不乏具有先进思想之人,如陈独秀、孙中山等人,他们在日本不仅学习了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日本组织了一些进步团体,学习日本先进的思想以及先进社会制度,从思想上改造自己,这些进步团体为以后新文化运动及民主革命的到来做了思想上的准备。(2)积极为国奉献促进,各行各业进步。留日归来的学生,不仅学习了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经受了先进思想文化的洗礼,回国后,他们投身于不同的行业中,发挥自己所学知识的最大价值,为社会作出很大贡献。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留日学生中大多数回来都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工作,他们把在日本学到的先进的法律理念,应用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中,结合当时社会状况,与社会实践相联系,在法律教育等各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3)认清社会本质,促进社会进步。留学生活让这些留学生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同时他们也更深地认清了清政府统治的本质,清朝的留日政策固然吸引人,但它的目的仍然是维护自己的皇权政治,所有留学归来之人都要为清朝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利益服务。

清政府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朝代之一,重视教育,视人才为第一资源,清政府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派留学的新风,并发布各种政策鼓励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谋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学成归来的学生利用他们所学的先进知识,推动了社会科技的进步,尤其是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到来做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是一件有利千秋万代的事业。

摘要：清政府历来重视教育,视人才为很重要的战略资源,自19世纪70年代起,因为兴办洋务的需要,清政府开始大批派遣学生出国深造,截至20世纪初,清政府已派遣大量学生出国留学。与此同时,广大学生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踊跃去国外学习先进技术与先进治国理念。

关键词：清政府,留学政策,资助

参考文献

[1]高宗鲁.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M].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

[2]梁赞勋.中国留美幼童的遗产[J].炎黄春秋,2004(11).

[3]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德国高等教育现行资助体系 篇4

关键词：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高等教育资助；德国

德国政府不仅向学生提供优厚的国家助学金（BAf？觟G），同时有来自不同机构的、名目繁多的奖学金。德国教育与科研部（BMBF）奖学金数据库[1]显示，仅在该网站注册的奖学金就有1350项，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中。除此之外，德国政府和商业界还向学生提供低息的学业贷款，以此补充国家助学金和奖学金留下的空隙。国家助学金、学业贷款和奖学金这三类资助共同构成了德国高等教育学生资助体系的框架。

德国大学生服务中心联合会（Deutsches Studentenwerk）的第20次社会普查数据（2012）显示，德国大学生每月平均可支配金额为864欧元。87%的德国在校大学生接受来自父母的经济支持，月均额度为476欧元；63%的大学生通过打工贴补生活，月均薪酬为323欧元；32%的德国大学生受到了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月均资助额为443欧元；5%的学生申请到了学业贷款，月均获得451欧元；4%的学生获得了奖学金资助，月均资助额为336欧元。[2]

从上述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德国大学生通常需有两个以上的经济来源，因为单一经济来源不足以维持他们的学业开销；其次，德国大学生获得最多的资助是国家助学金；最后，大多数的德国在校大学生都得到家庭的经济支持。这不仅是源于对教育的重视，也与德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有关。德国法律规定：即使子女已达到成年年龄，父母还是有义务资助子女完成他们的第一个就业资格教育（如本科教育）。[3]

除了家庭资助和勤工俭学两种经济来源外，国家助学金、奖学金和学业贷款是德国大学生的主要经济来源（见图1）。

一、国家助学金

德国国家助学金（BAf？觟G）于1971年由勃兰特政府通过立法确立，旨在保障来自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可以平等享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该助学金由国家津贴（50%）和无息贷款（50%）构成”[5]。这意味着学生只需在毕业后归还其中贷款部分，且无需支付利息，这无疑对受资助者是非常有利的，正因为如此，该奖学金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审核非常严格。申请人必须证明自己无法获得足够的用于大学学习的经费，申请者的父母、配偶以及他（她）本人的收入水平是申请成功与否和获得受资助额度的关键。如果申请人有较多兄弟姐妹，说明申请人父母的经济压力较大，这会提高申请人的成功几率和受资助额度。家庭经济困难是该助学金的唯一评审标准，学习成绩优势不在评委考虑范围之内。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改革，国家助学金的初衷从未变过，那就是帮助来自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的学生完成大学学业，以达到教育公平的目标。国家助学金的主体部分包含以下内容：基本额度、住房补贴、医疗保险补贴、护理保险补贴；此外，如果申请人有10岁以下的子女需要抚养，还可以申请子女抚养补贴。在住房补贴部分，助学金区分了与父母同住的申请人和不与父母同住的申请人，不与父母同住的申请人需要额外支付租房费用，因此会得到更多的住房补助。

无息贷款部分需要学生在毕业后的第5年开始偿还，每月最少偿还105欧元，也可以按季度偿还，20年内偿清。“另外，还有若干优惠措施：学生若能提前完成学业而且成绩优秀，可以减免一部分贷款；一次性还清贷款还能享受减免待遇；月收入太低有可能不需要偿还贷款。”[6]

2015年1月，德国《国家助学金法（第25修正案）》开始生效，这一修正案中有很多重大变化，其中学生受益最多的就是助学金将总体增加7%，最高资助额将从670欧元提高到735欧元，这是自2010年助学金额度调整以来的首次调整。具体额度变化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国家助学金额度有了全方面的提升，最高增长额度可达65欧元。此外，需要抚养10岁以下孩子的大学生所获得的子女抚养补贴也大幅增长，从原来第一个孩子每月113欧元，之后每个孩子每月85欧元，增长到所有孩子一律每月130欧元。值得注意的是，助学金额度的提高从2016年秋季正式开始执行。该修正案于2014年12月在议会获得通过，也就是在修正案通过20个月之后，学生才能享受到助学金7%的提升。对此，德国大学生服务中心秘书长阿西姆·迈亚（Achim Meyer）曾公开发表意见说：“回顾2010年至今的价格和收入变化，我们会发现：国家助学金的额度在2015年冬季学期就应该增长7.5%……”[8]。尽管国家助学金姗姗来迟，德国大学生还是普遍表示欢迎，毕竟这是6年以来第一次提高助学金额度，而且相较2010年2%的提升，7%的幅度可谓客观。

二、学业贷款

学业贷款是所有可用于学生学业贷款的统称，学业贷款又分为低息的教育贷款（Bildungskredit，以下简称教育贷款）和商业学业贷款（Privatwirtschaftliche Studienkredite）。

（一）教育贷款

教育贷款受到德国政府的支持，是专门发放给大学生的低息贷款，用以资助那些没有获得国家助学金或助学金不足以维持学业的学生，希望能够借此使他们完成学业，或者更快地完成学业。本科阶段申请人须在第三学期时方能申请，申请时需要提交前两个学期的成绩证明；硕士阶段申请人需要提交本科期间的学习成绩证明。资助的金额可以是每月100欧元、200欧元或300欧元，资助时长可以由申请人自由选择，但不得短于3个月或长于24个月，且总额不得超过7200欧元。在特殊情况下，申请人可以申请一次性支取3600欧元。教育贷款和申请人、申请人父母的收入与财产均无关系。

因为是低息贷款，所以需要学生在自获得贷款的第5年起开始偿还，每月偿还额度为120欧元，申请人也可以一次性清偿所有贷款，并不会因此支付任何额外的费用。此贷款的利率会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做出与市场行情相适应的调整，尽管如此，它的利率还是会远低于普通贷款以及其他学业贷款。以2016年4月为例，如果学生在一年内清偿贷款，利率为0.87%。当然，利率是随着市场变化浮动的，2008年时该利率一度达到了6.37%。

贷款运作流程如图2所示，首先由德国教育与科研部确定每年的可贷款额度，并制定资助相关的规定，然后交由德国联邦行政管理局（BVA）具体执行。德国联邦行政管理局接收学生的贷款申请，并根据教育与科研部的规定进行审核，并最终确定哪些学生获得贷款。申请人申请成功后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Bank）①签署贷款合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支付学生贷款，并在贷款到期后要求学生清偿贷款，其间由教育与科研部为贷款担保。如果学生到期不清偿贷款，教育与科研部则委托联邦行政管理局收回贷款。

（二）商业学业贷款

自2006年开始，德国7个联邦州的公立大学开始收取学费[10]，这使得大学生的经济负担骤增。很多商业银行或教育基金（Bildungsfonds）开展了学业贷款业务，目的在于给无法获得国家助学金或无法从家庭等其他途径获得足够经济支持的学生提供一个获得学习费用的机会。商业学业贷款和一般的商业贷款没有太多不同，主要区别在于贷款申请人通常不会一次性获得款项，而是按月获得，以供其支付学习和生活开销。商业学业贷款的利率往往是教育贷款利率的3倍或更高，每个商业银行或教育基金的利率均不相同，表2中列举了几个覆盖德国所有联邦州的商业学业贷款及其利率。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低息教育贷款，还是商业学业贷款，均须学生连本带息偿还。如果贷款获得者到期不能偿还贷款，则往往需要进入个人破产程序。低息是教育贷款的优势，只有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情况下才会推荐学生申请商业学业贷款，因为它们的利率要远高于低息教育贷款。随着2014年德国所有公立大学取消学费，学生经济负担降低，对商业贷款的需求也在减少，商业银行正在逐渐削减此类业务。

三、奖学金

德国政府、企业和第三方机构为大学生提供了数量众多的奖学金。德国奖学金可以分为三类：优秀人才奖学金（Begabtenf？觟rderung）、“德国奖学金”（Deutschlandstipendium）和其他特殊奖学金。

（一）优秀人才奖学金

优秀人才奖学金是由德国政府出资、经由13个基金会或资助机构筛选并颁发的全额奖学金。奖学金的额度与国家助学金相似，区别在于国家助学金中有一半是无息贷款，而优秀人才奖学金是全额奖学金，获得者无需偿还一分钱。除此之外，奖学金获得者每月还会额外获得300欧元的买书补助。申请者除了要通过由各个基金会和机构所组织的严格筛选程序外，通常也会被要求参加基金会和机构所组织的活动，并定期提交书面报告来汇报自己的学业进展情况。如果不能满足以上要求，奖学金则有可能被终止。

在13个基金会中，除了德国人民基金会以外，其他12个基金会和机构都有政治、经济或宗教的倾向性。各基金会的成立时间、倾向性和资助目标人群见表3。

上述13个基金会和资助机构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阿维森纳学习资助机构，该机构是德国最年轻的优秀人才奖学金资助机构，也是第一个亲伊斯兰教的、代为分发国家资助的奖学金机构。该机构成立于2012年，并于2013年获得了颁发国家优秀人才奖学金资格。这一方面说明了伊斯兰教在德国的影响在增强，另一方面体现了有着国家背景的优秀人才奖学金对德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民族背景的人群的全覆盖。

学生如果申请优秀人才奖学金，除了需要有优秀的成绩外，还需要展示出一定的社会责任心，并准备在毕业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尽管申请人的政治、宗教和经济倾向性不是申请的硬性要求，但是在审核申请时，基金会和机构会考虑申请人的态度是否与该组织的宗旨相符。宗教性质的基金会也会资助非该宗教信仰的申请人和非神学专业学生。

优秀人才奖学金获得者的人数占奖学金获得者总人数的47%，是各类奖学金中所占份额最大的一类。[12]

（二）“德国奖学金”

从2011年开始，有天赋或者成绩优秀的大学生可以向自己所在的大学申请“德国奖学金”，高校通过自己的评审程序来决定将奖学金颁发给谁。长久以来，德国的政府奖学金都是由政府直属部门或者受政府委托的基金会或机构来颁发的。尽管早在1981年，德国科学咨询委员会（Wissenschaftsrat）就曾经建议，赋予高校自主颁发奖学金的权力，在30年后，这一建议终于被采纳[13]。因此，“德国奖学金”对德国高校的意义非凡，大学终于有权力直接发放奖学金。这一变化被称为改变德国奖学金文化的创举。

“德国奖学金”不是全额奖学金，学生每月获得300欧元的资助，资助持续到规定学习时间为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德国奖学金”与其他类型的助学金或奖学金并不冲突，学生完全可以在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基础上再获得额外300欧元的资助，这对于成绩优秀且家境窘困的学生可谓一个好消息。其中一半的资助资金来自政府拨款，另一半来自私人资助者，他们可以是企业、基金会或者个人。私人资助者可以联系大学，提出资助意愿，但更多的情况下需要大学主动去寻找愿意提供资金的资助者。

根据德国教育与科研部的统计，2014年共有2.25万人获得了“德国奖学金”，总额达到2400万欧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4%。虽然2.25万人距离奖学金设立时的目标16万人（占在校大学生的11%）尚有距离，但奖学金资助总人数在保持稳步增长。[14]

“德国奖学金”给德国大学带来的不仅是颁发奖学金的权力，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工作负担。资助往往需要根据私人资助者的要求提出一定的限制性或倾向性，并因此引发了大学商业化的指责。

（三）其他奖学金

除了上述规模较大的奖学金和奖学金机构之外，德国还有着数量众多的针对不同人群的和不同来源的奖学金，按照它们的特点可以分为：地区性奖学金、专业性奖学金和特殊人群奖学金，以及专门资助与外国交流的国际奖学金。

德国有超过100个地区性的奖学金，这些奖学金多由地区性的基金会、城市或联邦州出资，用以资助来自特定地区的学生。判断是否获得资助的标准也多为学业成绩和需要资助的迫切性。各联邦州的奖学金在挑选受资助人时，还会考虑到本地区青年人才培养与引进的因素，借此增强本州在全国范围内的科研竞争力。巴登-符腾堡州的州立基金会（Landsstiftung Baden-Württemburg）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奖学金项目（NRW-Stipendienprogramm）就提供此类奖学金。

13个优秀人才奖学金基金会和资助机构以及其他由公共财政支持的资助通常是没有专业限制的，企业和私人的资助机构则往往专注于一个或某几个特定专业，且这些专业通常与企业所在的行业或私人的兴趣有关。比如，西门子基金会（Siemens Stiftung）只资助理工专业的学生。根据德国基金会联合会（Bundesverband Deutscher Stiftungen）的统计，全德国有近2000家此类基金会，其中包括了很多大型的基金会，如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大众汽车基金会等[15]。除了大型跨国企业外，德国的中小企业也是企业基金会的创建者，给学生提供面向不同专业的奖学金，且数量多于大型跨国企业所提供的奖学金。

特殊人群奖学金主要针对弱势群体，比如有移民背景的学生和女性学生。近年来，难民是德国媒体的热门话题，该群体也日益受到德国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很多德国公共机构都专门开设了针对难民的服务，并提供经济支持。德国政界也制定了针对难民的高等教育资助政策，从2016年1月1日开始，容忍居留者[16]可以在德国不间断居留15个月后获得申请德国国家助学金的权利，此前这一期限一直为48个月。

除了上述奖学金外，还有专门资助与外国交流的奖学金，如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奖学金。近来，越来越多的德国大学鼓励或者要求学生到国外交流一至两学期，而国际奖学金可以帮助学生达成这一目标。除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外，欧盟的伊拉斯谟项目（ERASMUS Programm）也资助了大量的德国学生去到外国交流。

四、总结

通过总结，本文勾勒出了德国高等教育资助体系的轮廓。德国高等教育资助体系如图3所示，由三个支柱组成：国家助学金、学业贷款和奖学金。其中，学业贷款又分为由国家支持的教育贷款和由商业机构运作的商业学业贷款；奖学金则面向更广泛的人群，为那些家境尚好却又不是很富裕的学生提供一条通过勤勉学习获得资助的途径。这对原有的资助体系是有益的补充。

这一资助体系使得来自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可以申请国家助学金，家境尚可又努力学习的学生可以申请各类奖学金，而由于某些原因既无国家助学金也无奖学金资助的学生可以申请学业贷款。这样，就不至于有人因为经济原因而不得已放弃大学学业。

随着“德国奖学金”的确立，德国高等教育资助体系出现了由国家、学校和第三方机构组成的、多渠道资助发放模式。这给高校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权，也为学生创造了更多的资助申请渠道和机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仅关注对学生学业的资助，而对科研的资助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这也是如德国洪堡基金会等一些世界知名的基金会没有出现在本文中的原因，此类基金会只资助科学研究，不资助学生求学。

注释：

①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是德国国有政策性银行。

②根据各商业贷款产品网站信息制作，表中所列出的利率均为2016年4月20日各贷款产品网站显示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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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资助体系 篇5

一、关于政府参与民办高校资助的研究形式分类

据所收集的资料，我国政府参与民办高校资助，从内容上讲，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通过研究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资助私立大学的成功经验的描述，进一步提出我国政府应该如何资助民办高校的发展方面的相关措施。(如《美国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的管理与启示》、《日本私立高校经费筹措及其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启示》)二是通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发现我国当前民办高校政府资助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这样的论文形式在其他的论文写作中，也是常见的。在所收集的相关资料中，关于这方面的也有很多。(如《中美民办(私立)高校筹资比较研究》、《中日私立高等教育相关政策的比较研究》及《中美民办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主体的比较研究》等)三是就我国政府对民办高校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试图从中发现不足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如《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经费来源问题分析》，这方面的资料收集得比较少)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所收集的资料分为纯理论研究，纯实证研究和理论、实证相结合三种形式的研究类型。当然，纯理论研究和纯实证研究的资料不是很多，(根据所使用的查阅工具———中国知网)大部分论文都是采取理论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形式来进行相关主题研究的。

二、政府参与民办高校资助的研究成果

（一）经费资助的研究。

关于政府对民办高校的资助，据所收集的资料，主要有经费资助、法律政策资助两大类形式。其中，研究的较多的是经费资助这方面的内容。因为经费是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源泉。而当前民办高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仍是靠学生所交学费，经费严重不足的现状，使得许多学者都关注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很多较好的对策和建议。如张剑波博士在《论民办高等教育成本的政府分担》中，针对政府对民办高校的经费分担不够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设性建议和对策：选择合理的资助对象和资助项目;设立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基金;推行教育凭证制度;完善学生助学贷款制度;优化民办高校融资的制度环境。这些典型的措施，是在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和日本两国)经验的前提下，联系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政府经费资助的现状的条件下提出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进一步讲，如“选择合理的资助对象和资助项目”这条措施的提出，肯定了这样的前提，即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国家对教育总投入是不足的，且政府对公立高校的经费投资也是不足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政府大规模发展民办高校是不现实的，但是国外民办高校的发展，以及我国民办高校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又证明了在国内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有现实意义的。于是，张剑波博士提出了我国政府应坚持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指导下，资助部分办学质量较高、社会声誉较好的民办高校，逐步推动民办高校的发展。这样的措施的提出，是在本国国情和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这类的建设性意见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二）研究方法。

据收集的资料看，主要是理论、实证相结合研究方法。具体讲，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政府参与对民办高校的资助时，皆是将理论论证和实证资料相结合，这样的论证方法使得论文更有说服力。学者在进行理论论证时，主要运用了西方高等教育方面的经典经济学理论，如西方经济学家约翰·斯通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萨缪尔森的准公共产品理论，以及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这些经典理论本身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中去，被证明是科学的，如高等教育成分分担理论中的“谁受益谁分担”、准公共产品理论中的“准公共产品具有公共性、竞争性及排他性”等。因此，我国的学者将这些经典理论用来证明我国政府应该参与到对民办高校的资助中来这样一个主题，使其更加具有说服力，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另外，关于实证的运用，我国学者采用的是结合本国的相关资料和数据的统计，加之国外发达国家的数据研究这样一种方法。通过对比，发现了我国当前民办高校政府的资助不足，并参考国外经验来进一步提高本国政府对民办高校的资助水平。

这样的理论论证加之实证的具体数据统计结果的对照，可以更清楚地研究出当前我国政府对民办高校的资助水平达到怎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使所论述的主题更加科学、合理。

三、相关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

（一）法规政策方面的研究甚少。

据所收集资料发现，关于政府对民办高校资助内容的研究中，法规政策的研究很少。很多学者虽在论述过程中提及国家法规政策的资助，但只是略带一笔，且主要内容都是引用自《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中的内容。可见，在政府对民办高校的政策资助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要使我国民办高校能健康发展，就政府资助而言，不能仅局限于研究经费资助这点内容，应该扩宽研究范围，这样可以使政府的资助范围更广，力度更到位。

（二）统计数据陈旧，时效性差。

所有的资料在数据统计上，缺乏一定的时效性。具体来讲，学者们就政府对民办高校的资助方面的数据统计这样的实证研究，更多的是依赖少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进行的。加之很多实证性的研究成果都已经趋向陈旧，大部分都是2004年之前的研究成果，这样的一些数据的现实效应已经不像当时那么强了。这应该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

四、个人的创新对策和建议

（一）政策方面的研究也要重视。

据收集资料讲，主要侧重于研究的是政府对民办高校的财政方面的资助状况的研究。显然，经费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这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关于政府资助民办高校这样一个大的范围内的研究，只是局限于经费研究，的确是范围小了很多。我国政府的两个重要职能指经济职能和行政职能。因此，我们认为当前就本主题的研究，学者们也应该重视政府的政策法规方面的落实现状的研究，毕竟除了经费资助之外，政策对民办高校的保障也是很重要的。

（二）研究区域要趋向更小范围。

在选择研究范围时，要尽量缩小区域。因为当前相关主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这样一个大的范围内，(未考虑到各地间的差异性，如东西部、沿海和内地之间的经济等各条件的差距)这样过于笼统的研究，无法满足对地方个案的认识。当然，从全国范围去研究，可以纵观全局形势变化。但我们认为本主题应从微观方面去研究，这样更能发现问题，更利于找到对应的可行措施。而那些宏观的研究，虽提出问题和措施，比较有全国范围普遍性，但是这些措施的可行性比较差，更多的是口号性对策，这些策略在地方具体落实则较困难。因此，我们认为微观性的研究比较现实、可行，毕竟各地区间的差异性较大。

（三）研究数据要具有时效性。

据所收集资料可知，很多数据皆较陈旧且数据统计研究也很少。民办高校政府资助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更多地应以理论和实证研究为主，较适宜。在实证研究方法使用过程中，研究所需要数据统计是实证研究具有很强说服力的一个关键支撑点，但前人在研究过程中，并没能按此要求去做，很多论证所需的数据都是借用而来，过时的资料较多。我们认为，这样的研究只能算是在重复研究，并未创新(至少在实证研究方面没有一点创新)。当然，要统计相关数据并非不容易之事。所以，我们认为只有从某个地域范围作统计，才能使得出的数据较新，更好地反映问题，也比较有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剑波.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研究[M].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4, 第一版.

[2]潘懋元, 姚加惠.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困境与前瞻[J].中国高等教育, 2006, (8) .

[3]柯佑祥.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研究[J].江苏高教, 1999, (5) .

[4]张剑波.论民办高等教育成本的政府分担[J].大学教育科学, 2006, (6) .

[5]方勇.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经费来源问题分析[J].大学·研究与评价, 2007, (3) .

[6]邬大光.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分析——兼论民办高等教育政策[J].教育发展研究, 2001, (8) .

[7]阎凤桥.民办教育政策的经济学分析[J].教育研究, 2005, (9) .

[8]陈新民.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转型:动因、问题及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 2006, (21) .

政府资助体系 篇6

关键词：融资约束,政府财政资助,企业研发投入

0 引言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 企业只有依靠科技创新、加大研发投入才能增强自身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但是, 研发投入具有规模大、风险高和回报时间长等显著特点, 而目前我国股市正处于低迷阶段, 企业通过上市或增发从股票市场筹集资金进行研发投入的难度巨大。此外, 受银行项目贷款审批周期较长、债券发行条件较为严格等客观因素影响, 企业研发投入的外部融资渠道狭窄。因此除了将自身未分配利润投入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外, 政府财政资助也是企业研发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

企业研发投入不仅与政府财政资助有关, 也与其面临的融资约束环境相关。FHP (1988) 将融资约束解释为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条件下, 由于内部融资成本和外部融资成本之间存在差异, 因而企业倾向于使用融资成本低的内部融资而非融资成本高的外部融资。那么, 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呢?在不同的融资约束背景下这种关系是否会发生改变?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探讨。

1 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

1.1 文献回顾

政府试图通过财政补贴等政策增加企业R&D活动的资源配置, 但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 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两种效应:一是诱导效应, 即企业从政府获得资助后将激励其加大研发投入的力度, 以获得更多更好的产出。Hamberg (1966) 将405个样本企业分为八个行业, 通过实证检验得出政府资助与企业R&D投入正相关的有六个行业 (包括四个显著正相关的行业) , 另外两个行业为负相关但不显著。二是挤出效应, 是指企业用政府资助替代自筹资金, 政府资助不但没有促使企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 反而减少了企业原本计划投入的自筹资金。如白俊红, 李婧 (2011) 运用1998-2007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从效率视角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 政府R&D资助对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政府R&D资助可分为财政资助和其他资助。本文涉及的“政府财政资助”是指政府以财政收入在企业的新技术或新产品等研发项目开始之前对其进行资金补助, 包括由政府财政拨款直接补助企业科研项目的资金和由政府财政拨款给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并通过专项资金间接补助企业科研项目的资金, 政府的这种财政资助行为不仅从经济上对企业的研发项目给予支持, 而且以信号窗口的形式告诉企业这些研发项目属于政府重点扶持发展的领域, 也就是说这些项目受到政府的一种隐形保护, 其研发投入风险对比那些没有政府财政资助的项目而言更低, 从而增强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的意愿。因此, 从理论上来讲, 政府财政资助可以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行为产生诱导效应。为此,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无论是融资约束强的企业还是融资约束弱的企业, 政府财政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都具有诱导效应。

在强融资约束下的企业融资渠道少, 融资成本高, 为了满足企业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 企业不仅不会增加自筹资金投入研发项目, 而且更有动机将政府财政资助的资金挪用于非研发项目中去;面临弱融资约束的企业较容易从外部筹资, 对政府财政资助的依赖性不如强融资约束的企业, 因此政府对企业研发项目的财政资助将会真实地被投入到研发项目之中, 因此, 相对于强融资约束的企业而言, 弱融资约束的企业获得的政府财政资助对其研发投入的诱导效应更加明显。于是我们可推导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就政府财政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诱导效果而言, 融资约束弱的企业好于融资约束强的企业。

2 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以在我国创业板上市三年 (含) 以上的153家公司为研究对象, 选取2010-2012年为研究区间, 剔除数据缺失或具有极端值 (股利支付率异常高) 的样本后, 总共得到有效样本456个。本文使用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年报, 并利用聚源数据库和同花顺i Find软件对所需数据进行了筛选和整理。

2.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2.2.1 变量定义 (表1)

本文首先引入融资约束程度 (DUM1) 作为第一个虚拟变量, 旨在考察在不同的融资约束程度下政府财政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诱导效应或挤出效应的表现是否有所不同。然后再引入股权性质 (DUM2) 作为第二个虚拟变量, 以检验在不同的融资约束程度和不同股权性质下, 政府财政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诱导效应或挤出效应是否具有稳健性。

2.2.2 模型构建

模型一:RDt=α0+α1×Gt-1+α2×DUM1×Gt-1+α3×INTAN+α4×ROE+α5×LEV+α6×SIZE+α7×SALE+ui

在模型一中, 当融资约束弱, 即DUM1=0时, 如果α1为正, 说明政府财政资助有助于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如果α1为负, 说明在政府财政资助下, 企业减少了其研发投入。在融资约束强, 即DUM1=1时, 如果 (α1+α2) 为正, 说明政府财政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诱导效应;如果 (α1+a2) 为负, 说明政府财政资助会挤出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

模型二:RDt=β0+β1×Gt-1+β2×DUM1×Gt-1+β3×DUM2×Gt-1+β4×DUM1×DUM2×Gt-1+β5×INTAN+β6×ROE+β7×LEV+β8×SIZE+β9×SALE+εi

在模型二中, 当融资约束强且企业为国有控股, 即DUM1=1, DUM2=1时, 如果 (β1+β2+β3+β4) 为正, 则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是诱导效应, 反之则为挤出效应。当融资约束弱且企业为国有控股, 即DUM1=0, DUM2=1时, 如果 (β1+β3) 为正, 则政府财政资助促进企业自身研发投入, 反之则为替代作用。当融资约束强且企业为非国有控股, 即DUM1=1, DUM2=0时, 如果 (β1+β2) 为正, 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 反之则为挤出关系。最后, 当融资约束弱且企业为非国有控股, 即DUM1=0, DUM2=0时, 如果β1为正, 政府财政资助的增加会激励企业增加其研发投入, 反之亦然。

2.3 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股利支付率作为“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 拥有高股利支付率的企业我们认定其为面临弱融资约束的企业, 反之亦然。我们计算出每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三年的平均股利支付率, 再以样本中所有企业三年的平均股利支付率的平均数为区分融资约束强弱的标准, 高于该标准的企业属于弱融资约束的企业, 低于该标准的企业属于强融资约束的企业。

我们手工收集了2010-2012年连续三年的企业研发投入的数据, 该项数据主要来源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每年公布的年度财务报告的报表附注中的“研发支出”“研发投入”或“研发费用”等项目。从统计结果可知, 融资约束弱的企业无论是研发投入的最小值、最大值、还是研发投入的均值、中位数都大于融资约束强的企业相应数值, 这说明融资约束弱的企业可以从外部市场获得更多的低成本资金来满足自身经营需要和投入研发活动。

由于政府财政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我们用提前一期的政府财政资助来考察对当期的企业研发投入的效应, 我们手工收集了2009-2011连续三年的政府财政资助的数据。统计结果显示, 在2009-2011三年中, 融资约束弱的企业其政府财政资助强度的最大值、均值都比融资约束强的企业的相应数值要大。由此我们判断, 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 融资约束弱的企业的相关性可能比融资约束强的企业的相关性更大。

3 实证检验

3.1 多元回归分析

表2是模型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其中, 模型一只包含融资约束一个虚拟变量, 模型二则纳入了融资约束和股权性质两个虚拟变量。

由模型一的回归结果可知, 在融资约束强的背景下, 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正向关系, 但回归系数仅为0.42;相反, 在融资约束弱的背景下, 尽管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正向关系, 两者的回归系数却达到1.85。即无论融资约束的强弱, 政府财政资助对于企业研发投入都具有诱导效应, 不过, 弱融资约束条件下的诱导效应比强融资约束条件下的诱导效应更大, 这表明前述假设1和假设2均获得了支持。

3.2 稳健性检验

模型二进一步检验了不同融资约束背景和不同股权性质下, 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检验结果显示, 无论是国有控股企业还是非国有控股企业, 也无论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是强或者弱, 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均在5%的水平上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回归系数均为正) , 即前者对后者产生了诱导效应。其中, 融资约束弱的国有控股企业的诱导效应最大 (回归系数为3.71) , 融资约束强的国有控股企业的诱导效应最小 (回归系数为0.05) 。另一方面, 这种诱导效应在弱融资约束的企业中要比在强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大, 而且与企业的股权性质无关。这说明模型一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4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2010年 (含) 以前在我国创业板上市的152家公司为研究样本, 以股利支付率为融资约束强弱的衡量标准, 并引入融资约束虚拟变量, 考察了不同融资约束背景和不同股权性质下, 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 本文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 无论是融资约束强的企业还是融资约束弱的企业, 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即前者对后者具有诱导效应;第二, 与融资约束强的企业相比, 政府财政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诱导效果在融资约束弱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好, 且与企业的股权性质无关;第三, 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 国有控股企业的诱导效应对融资约束的强弱更加敏感。

参考文献

[1]白俊红, 李婧.政府R&D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效率视角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 2011, 6.

[2]杜文献, 吴林海.政府R&D投入对企业R&D投入的诱导效应——基于1991-2004年中国科技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7, 11.

政府资助体系 篇7

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但是, 如何降低我国煤炭资源开采对环境的严重污染, 提高资源利用率, 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2]。要实现煤炭开采的“低开采、高利用、低废弃”的可持续化经营目标, 煤炭的绿色安全开采则是一条非常可行的途径。绿色安全开采是指在煤炭资源开采、加工、利用过程中进行绿色安全技术创新,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将开采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3]。煤炭绿色安全开采对我国煤炭开采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政府对煤炭绿色安全开采也进行政策引导和资金资助[4]。政府的引导和资助可以降低煤炭企业的投资风险并激发企业实行绿色安全开采的积极性, 引导和激励社会资本为煤炭绿色安全开采和技术创新进行进一步投资, 最终并带动煤炭行业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但是从目前现状来看, 煤炭企业实行绿色安全开采的动力明显不足[5]。绿色安全技术创新的资金和技术要求都比较高; 绿色安全开采项目周期长, 在技术、市场和政策各个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如何对风险进行正确的评估和管理, 政府如何合理的将有限的资源进行的配置, 如何更加有效的激发企业绿色安全开采的积极性, 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煤炭企业的健康发展、环境保护以及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分析框架

煤炭绿色安全开采主要面临技术、市场和政策风险。绿色安全开采主要采用减沉开采技术、煤与瓦斯共采技术、保水开采技术、矸石减排技术、煤炭地下气化等技术[6]。这些技术的开发、应用和创新都存在一定的风险。而市场风险主要体现在受煤质, 市场供求, 资本结构, 运输条件等影响的煤产品价格、运营成本、投融资等风险。政策风险是指经济体系和政策对不同矿区绿色安全开采模式的影响。

根据煤炭资源绿色安全开采的特点, 煤炭绿色安全开采分为建设阶段和经营阶段。煤炭绿色安全开采在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技术、市场和政策风险, 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的投资和政府的资助决策必须充分正确评估项目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 根据项目价值灵活做出投资和资助决策, 以降低风险并使项目价值最大化, 同时有效提高政府资助的效率。

在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投资评估中, 传统决策评估方法对项目所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和风险难以进行正确的处理。而在不确定条件下, 实物期权方法就能够有效的处理和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 帮助企业和政府在最适当的时机做出投资和资助决策。王涛等[7]运用实物期权理论, 建立了煤炭资源勘查投资项目评估模型且验证了其有效性。王文轲和赵昌文[8]对于研发投资建立了复合实物期权多阶段决策评价模型。吴树畅等[9]利用期权定价方法构建了未开发煤炭储备项目开发时机选择模型。 赖亮光等[10]建立了改变运营规模的复合期权价值计算模型, 为海外矿业投资决策提供了一种思路与方法。

在对煤炭绿色安全开采进行投入和资助中, 政府需要考虑如何进行资助资金的合理高效的使用和恰当的配置, 实现有效的引导和激励作用。这其中就存在政府资助和煤炭企业投入的相互博弈。龙如银和董洁[5]从博弈角度对如何激励煤炭企业实施绿色安全开采进行了研究。周忠科和徐亮[11]建立了我国煤矿安全管理中基于政府、煤矿和职工的三方博弈模型, 并给出了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和完善监管体制的建议。郭庆军和赛云秀[12]对绿色安全施工的竞争力要素进行了排序分析, 有助于提升施工企业建设水平。闫志刚等[13]对绿色安全施工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进行了研究, 结果有助于改善和提高建筑企业绿色安全施工和管理水平。

现有文献对煤炭绿色安全开采的重要性和政府对煤炭绿色安全开采的支持都做了一定研究。但是对如何有效进行煤炭绿色安全开采的管理以及有效指导政府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和资助, 这方面研究还不够。因此, 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互动的角度出发, 建立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价值评估的动态投资决策模型, 动态合理的安排投资时机和投资金额。同时建立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动态投资与政府资助互动博弈决策模型。为企业投资和政府资助煤炭绿色安全开采决策提供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支持。

2煤炭绿色安全开采及政府资助决策模型

由于煤炭资源绿色安全开采项目的建设阶段和经营阶段所面临的风险是不同的, 因此这两个阶段具有不同的收益率和波动率。设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其单位产出价格为P , 成本为C 。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价值和期权价值都是价格P的函数, 因此分别记为V ( P) 和F ( P) 。借用Dixit et al[14]的分析思路, 该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最终产出的价格服从下式:

d P = αPdt + σPdz ( 1)

式中, α 为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收益的期望增长率, σ 为项目收益变动率的标准差, dz为维纳过程增量, 且dz = ε槡dt 。其中 ε 代表从标准正态分布中取出的一个随机值。

利润流为 π ( P) = max[P - C, 0]。

假设建设阶段的成本为I1, 投产经营阶段的成本为I2, 无风险收益率为r 。κ 为投资收益, 为煤炭企业持有实行绿色安全开采项目的等待期权。

构造无风险投资组合并依据Ito引理结合约束条件可求得绿色安全开采项目价值为:

当P < C时, V ( P) = A1Pβ1

当P > C时, V ( P) = B2Pβ2+ P / k - C / r ( 2) 其中参数取值如下:

通过式 ( 2) 、 ( 3) 、 ( 4) 可以得出该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的价值V ( P) 和价格临界值P*。根据无风险条件并运用Ito引理, 在煤炭绿色安全开采的经营阶段, 绿色安全开采项目的期权价值为:

其中:

且P*是下面方程的解:

因此有: F ( P) = DPβ1P < P*

F ( P) = V ( P) - IP ≥ P* ( 8) 临界值P*是决定煤炭绿色安全开采的建设阶

临界值P*是决定煤炭绿色安全开采的建设阶段完成后是否进入投产经营阶段的判断依据, 并且P*决定了煤炭企业对于绿色安全开采项目最优的投资时机和政府的最优资助时机。取r = 0. 05 , k = 0. 02 , C = 1 , 通过数据处理可得 σ 和I与P*的关系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对于煤矿绿色安全开采项目而言, 如果绿色安全开采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 σ 相应增加、或者绿色安全开采技术的成本I不断增加, 就会提高煤矿企业对于绿色安全开采投入的临界值P1*和P2*, 使得企业推迟投资; 而此时政府也应该根据项目的风险和成本以及临界值的提升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控制风险并进一步提高政府资助效率。

3政府资助对于煤炭绿色安全开采的影响

对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的政策引导和资助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项目的价值, 最终影响企业对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的投资决策。政府资助的影响可以用泊松分布来描述。沿用Dixit et al[14]的思路引入泊松分布, 假设政府的资助会使项目价值以h的比率上升, 且服从参数为 λ 的泊松分布, 项目价值为:

d V = αVdt + σVdz + Vdq ( 9)

dq为平均到达速率为 λ 的泊松过程中的增量, 其他参数意义同前。根据泊松分布, 有:

dq = 0 , 概率为1 - λdt

dq = h , 概率为 λdt

根据贝尔曼方程及Ito定理求解可得:

可以得到执行投资期权的临界值为:

此时, 在政府资助下, 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价值为:

政府对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资助对项目价值的影响可以通过式 ( 10) ( 11) ( 12) 表现出来。在 β 为正时, 取I = 1000, r = 0. 07, α = 0. 03。得出得出V*随 σ 、h和 λ 的变化情况, 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 在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中, 政府资助的出现h以及出现资助频率 λ 的增加、 所面临的技术和市场的风险 σ 增加都会提升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的价值和投资的临界值。对于政府而言, 按照项目的投资临界值和投资特征对项目进行资助管理, 可以有效的控制风险并使资源配置更加优化。

4基于有限理性的煤矿绿色安全开采决策

在煤矿绿色安全开采决策中, 由于受到外部条件、自身的经验、知识水平以及个人风险偏好等因素的影响, 煤矿安全绿色安全开采决策者很难做出上述理性的判断, 因此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决策者的价值感受特征。而建立在心理学实验基础上的前景理论并没有作出类似假设, 前景理论将决策者的心理价值感受与理性综合考虑, 充分考虑了决策人的非理性特征。

经济心理学家Slovic[15]研究了有限理性的投资决策过程。依据前景理论决策者在构建决策问题后, 会计算每种选择在自我心中的效用值。个人效用由如下决策权重以及价值函数值构成:

V = v ( x) π ( p) + v ( y) π ( q) ( 13) 式中: v ( x) , v ( y) 为价值函数, π ( p) , π ( q) 分

式中: v ( x) , v ( y) 为价值函数, π ( p) , π ( q) 分别为对应的决策权重。决策依据是: V ≥ 目标。

根据上文的复合期权分析, 煤矿绿色安全投资成功和失败时的收益分别为:

前景理论采取如下价值函数:

式中, α 为风险态度系数, λ 为风险规避系数。 根据前景理论的标定, 当 α = 0. 88, λ = 2. 25时与经验数据较为一致。

对于煤矿绿色安全开采投资, 决策权重可根据决策者的决策偏好, 按照如下转换函数进行确定:

其中p为概率, γ, δ 为参数, 经过试验标定, γ = 0. 61, δ = 0. 69 。

通过前景理论的修正, 煤矿绿色安全开采投资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可以用式 ( 16) 的两个权重函数来分别表示投资“成功”和“失败”的决策权重, 其中的项目投资成功的概率p可以由煤矿安全项目风险的综合评估得出。将式 ( 14) ( 15) 和式 ( 16) 带入式 ( 13) 就可以求出有限理性情况下的投资效用。

5算例仿真实证

某煤炭企业A在政府政策支持下准备探索性小额初步实行绿色安全开采项目。假设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需要投资400万元, 建设阶段投资100万元, 大概需要两年的时间。经营阶段再投资300万元, 并在第三年产出投放市场。假设该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持有五年, 产品投入市场后每年可获得160万现金流量。

( 1) 应用本文模型进行项目管理和评估

取r = 0. 05, α = 0. . 03, σ = 0. 5, k = 0. 02, 对于投资总额I = I1+ I2= 100 + 300 = 400 。虽改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需投资400万元, 但是考虑到建设阶段较大的技术风险, 故调整项目价值为260万元, 则P = - 100 + 260 = 160万元, 将上述参数代入式 ( 4) 、 ( 5) 、 ( 9) 、 ( 10) , 根据模型计算可得:

β = 1. 1178, B2= 21216. 32, 则P1*= 123. 2

P = 160 > P*1= 123. 2

所以企业和政府可以在建设阶段完成后再继续进行经营阶段的投资。在经营阶段并且商业化投入市场, 则除了获得30万的绿色安全开采技术价值, 还可获得现金流为:

万元, 故选定P =389. 7 + 400 - 300 = 489. 7, 假设r = 0. 05, a = 0. 04, σ = 0. 68, k = 0. 01, 将以上参数代入模型可得:

β = 1. 04, P2*= 447. 45

由于P = 489. 7 > P2*= 447. 45 , 故企业可以实施改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 政府亦可对项目进行资助。

( 2) 政府支持对项目价值的影响

政府的资助对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价值具有极大的提升作用, 设 λ = 0. 1, h = 0. 04, 则根据式 ( 12) 、 ( 13) 计算可得:

β = 1. 095, V*= 1152. 63

可见, 政府的资助会极大幅度的提高投资的阈值, 进而提高项目的价值。

算例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模型的有效性。 显然基于复合期权的方法更能正确的评估传统方法无法处理的具有较高不确定性的分阶段进行的绿色安全开采项目价值, 同时能够正确分析政府资助对项目价值的影响。而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对政府合理配置资源, 进行有效的资助引导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6结论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 得出以下结论及政策建议:

( 1) 本文提出的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动态投资决策定量方法, 可以帮助企业和政府通过投资临界值对项目进行判断, 达到有效规避风险并实现利益最大化, 最终达到提高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目的。

( 2) 对于具有极大风险和很高不确定性的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而言, 企业和政府应根据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进展状况临界值实行分阶段投资和资助策略, 这种灵活性策略安排既有效的控制了投资和资助风险, 同时提升了项目的整体价值。

( 3) 对于政府而言, 按照项目的投资临界值和投资特征对项目进行资助管理, 可以有效的控制风险并使资源配置更加优化, 最终推动产业升级。

( 4) 从人的有限理性出发, 强调煤炭绿色安全开采决策者的实际心理感受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建立起了基于前景理论的煤炭绿色安全开采行为决策模型, 为煤炭绿色安全开采决策者科学地做出投资决策以提高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

摘要：从煤炭企业和政府互动的角度出发, 首先对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存在的技术、市场及政策风险进行分析, 针对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多阶段的内在特点, 建立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价值评估的动态决策模型, 在规避风险的前提下实现项目价值的最大化。同时, 考虑煤炭绿色安全开采中煤炭企业的有限理性, 建立了基于有限理性的煤炭绿色安全开采决策模型。对模型中参数进行了分析。模型全面、客观的对煤炭绿色安全开采项目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并对政府资助模式和决策进行了剖析。最后, 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为煤炭企业投资和政府资助煤炭绿色安全开采决策、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提供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支持。

政府资助体系 篇8

当前,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制定有关科技发展的法律和政策,设立各种基金项目来支持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公司企业等机构开展科学技术研发活动。我国政府也不例外,特别是近年来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用于资助和扶持国家的科技创新活动。如何提高政府资助科研项目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如何将科学理论成果进一步转化为具有潜在商业应用价值的技术成果,特别是专利成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胡朝阳 (2011) 认为我国政府资助科研项目的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的法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乔永忠和朱雪忠(2008)认为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的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及利益分配等问题在法律和政策层面的可操作性差,还需要细化和明确。袁晓东(2006)认为我国政府资助科研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政策促进了我国知识产权总量的增加,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但仍然存在缺陷。(齐欣和张继东,2008)认为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整性和政府本身的失灵,政府对技术创新行为的资助结果有时会事与愿违。特别是近10年来,我国各地政府为鼓励科技创新,纷纷出台专利资助政策,而学术界对这一政策却有很多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专利资助是国家和地方政府运用公共财政资源激励自主创新,促进专利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姜胜建,2006)。 但是有更多的学者认为直接对专利申请的资助存在很多负面效应。管煜武(2008)研究了上海的专利资助政策,认为虽然提高了上海的专利实力,但专利价值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张钦红和骆建文(2009)的相关研究表明,上海市的专利资助政策对专利质量有一定消极影响。郭俊华和杨晓颖(2010)对上海市专利资助的研究结果表明,受资助的专利质量难以保证,存在重复资助以及专项资助设定有失公平等诸多问题。张钗园(2012)对我国各地盛行的专利资助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分类型的泛化资助方式诱发了大量垃圾专利以套取政府资金获利,偏离了政府激励技术创新的目的。尽管政府资助科研项目成果的转化率和应用水平较低,并在制度和现实上存在种种弊端和大量问题,但一般认为,在短期内难以产生实际效益且今后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创新属于公共产品,目前还必须要由政府来主导和扶持。美国也是如此,出于国防需要以及保证在前瞻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战略考虑,美国政府对专利研发活动有大量资助。美国政府各部门主要是以项目或课题的形式,通过公开竞争来资助各大学和企事业单位进行研发活动,很多研究成果获得了专利授权。 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拜杜法案》颁布使私人部门有可能享有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受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大量转化为专利(彭学龙等,2005)。

二、美国政府资助科研项目所衍生的专利及其法律制度

美国是当前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拥有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政府对重大科技创新和研发活动给予了大量财政支持,并取得了大量专利成果。从实施美国科研财政资助的政府部门来看,主要包括国防部及其下属单位、国家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航空航天局等。通过国防军事、医药卫生、能源等领域的政府机构投入了大量科研经费。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国防、医学、能源和基础科学的研究与发展。获得美国政府科研资助并进而从科研成果中取得专利的研究机构,主要是美国的大学、政府部门、大公司和大企业,还有一些民间研究机构和极少数外国机构。特别是美国众多的大学和学院,其不仅承担了大量国家资助的科研项目,并把这些项目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专利,美国各大学也制定了保障发明人权益的制度,大多规定可将专利许可收入的1/3奖励给发明者,有些学校甚至将专利转让费的50%奖励给发明者个人。美国高校的专利措施极大地激发了科研工作者申请专利的积极性,促进了美国高校科研成果的商业化。为帮助科研工作者申请专利,很多大学还设有专利管理机构,专门负责专利的申请、许可和转让等事宜,这使得大学科研人员非常乐意将政府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专利以获取经济利益。美国之所以能够在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中产生大量的专利成果,取得卓越的成效,主要是得益于相关的法律政策和知识产权制度 (黄传慧等,2011)。在1980年之前,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活动获得的专利通常为政府所有,被资助的研发机构和个人无法获得专利的所有权和专利成果市场化带来的利益,因而没有积极性再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专利,使得大量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再者,有些政府资助的项目申请了专利,但是政府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将这些专利成果产业化,而企业和私人机构因为不拥有专利权也不能将其产业化,仅有5%的专利得到转化,大量政府资助专利无法得到社会应用,导致了大量的专利成果被闲置和浪费(张飞鹏,2008)。1980年美国政府出台了《拜杜法案》及其后的修正案,从根本上改变了利用政府资助进行科研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的权属标准。法案规定,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之内由政府资助的研发活动所获得的专利,其专利权可由政府让渡给受资助的研发机构,研发机构可自行决定其专利的对外许可收费,具有将专利市场化应用以及将专利收益分配给发明人的义务。美国政府的法律政策推动了美国大学等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工作, 大学所获专利数量大幅增长,极大地加快了美国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步伐(Scott Shane,2004)。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近年来,我国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但是大量学术成果都没能或难以转化,造成大量浪费。长期以来,我国的“863”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投入了大量经费,但是科研产出中主要是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等理论性成果,专利成果极少,更谈不上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例如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经费达50亿元,资助了近万个科研项目,发表论文近10万篇,但是仅获得数千项发明专利,而科研成果的利用和推广却只有数百项。怎样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将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和推广,获得商业应用,形成真正的生产力,产生社会效益,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政府资助体系 篇9

关键词：家庭困难学生助困育人思想政治教育资助体系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上学问题也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国家相应政策和资助体系陆续出台和完善，形成了“奖、助、贷、补、减、勤”等多种方式并举的多元化资助体系。2009年，我国共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527万人，国家对贫困学生的资助经费支出总额为369.65亿元，资助学生3106.04万人次。

国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面大幅度扩大，资助强度也不断增加，资助标准逐步提高，资助体系也不断完善，这些不仅促进了教育的公正公平，同时也激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努力学习，进一步优化了教育结构。

然而，在国家大力度的资助政策下，却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1)学生弄虚作假，通过开具假的贫困证明，以申请国家资助；(2)生活鋪张浪费，有些贫困生将助学金用在了奢侈消费或请客吃饭上；(3)恶意拖欠学费等。在解决学生家庭经济困难问题的同时，如何引导他们健康成长，使他们正确认识国家的资助政策，是目前在教育困难学生工作中，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必须坚持助困与育人并重，既从物质上资助他们，又要在精神上关注他们，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健康成才。

一、高校学生资助体系的资助理念分析

针对当前高校学生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高校资助工作要转变观念，防止资助工作中教育与管理“两张皮”的现象，既要把资助管理工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又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资助管理工作的重要辅助形式，实行资助工作中教育与管理通盘规划、统筹安排，使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资助管--理中，形成“助困”与“育人”相结合的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促进经济困难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一)合理配置，适度资助。

高校的资助政策应该体现对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适度性原则，使经济困难学生获得与其困难程度相适应的资助。高校在资助工作中，应每年做好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同时合理分配经济困难学生的各项资助额度，除国家助学贷款外，其他资助实行总额“额度封顶”(不超过其在校的学习和生活费用)，避免资助款向少数学生集中，滋生“贫困生贵族”。

(二)有偿资助为主，无偿资助为辅。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办学经费困难的问题将长期困扰着高等学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使资助经费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使大学生资助工作持续有效地开展，就必须切实转变资助观念，实现从无偿资助为主向有偿资助为主转变。另一方面，无偿资助因为其无偿性，难以避免使经济困难学生产生“等、靠、要”的依赖思想；而勤工助学、国家助学贷款等有偿资助，由于其偿还性，使受助学生不得不将现在和将来、责任和义务联系起来，从而产生责任感并立志成才。因此，从对学生的教育功能看，偿还性资助更具积极意义，应成为资助主体。

(三)助育结合，在助困中育人。

对经济困难学生给予经济资助，使他们不至于因经济困难而学业受阻，是高校资助工作的主要目的。高校以育人为本，育人是助困的根本目的，资助工作理应成为育人工作的重要环节与良好契机。因此高校资助工作要转变观念，使“助困”与“育人”相结合，应利用资助工作这个有利抓手，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价值观，树立自信、自强、自立的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二、建立健全“助困”与“育人”相结合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

(一)在规范管理中育人。

1、加强政策引导，完善贫困生资助体系。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实际情况千差万别，而中央的政策只能宏观指导，否则降低了国家政策在不同地区的适用性，各地各高校只有在中央政策精神的指导下，再构建适应本地的、具体的资助政策，并且要有组织、有领导地按照各项政策组织实施，切实把解决学生实际问题和解决学生思想问题结合起来。因此要不断完善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的奖、贷、助、补、减多元化资助运行机制，要本着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从关心学生需求着眼，培养学生全面成才的工作理念，建立帮困助学育人的长效机制，从而统筹定位各种资助政策，逐渐建立“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勤工助学为辅的奖、助、贷、补、减”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以全面提升资助工作的整体水平和资助效益。

2、优化整合各种资助方式，增强资助的整体效益。

“奖、贷、助、减、补、勤”等资助方式有其自身的资助特点和育人功能。国家奖学金奖优不助困，鼓励公平竞争，利于典型树立；国家励志奖学金贫中选优，鼓励贫寒学子发愤图强，适合开展励志教育；国家助学贷款作为延迟性有偿资助形式，有利于资助金的良性循环，但制度运行成本过大，受制于全国信用体系的建立和社会范围内诚信意识的树立，强调困难学生的诚信教育；勤工助学，鼓励学生自助自立，通过劳动获取报酬，有利于困难学生自强自立精神及能力的培养；助学金、特困补助等无偿资助能雪中送炭，但容易造成困难学生依赖心理，有必要进行责任教育、感恩教育、社会回报教育。不同的资助方式育人的侧重点不同、单个效能不同，在保障学生基本生活条件前提下，必须科学配置各种资助方式的比例，整合育人功能，形成育人合力。一位学生拿很多助学金或奖学金不合理、助学金过多会让学生养成“依赖”的陋习，奖学金过高会让学生不懂得珍惜。资源有效配置才能在机制上保证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因此在资助过程中应对不同困难程度的学生进行分层次资助，规定其可获资助的方式。每学年初在对当学年度的经济困难学生的困难程度进行认定后，开展各资助项目的统一申请和评审，以避免资助重复或资助遗漏。

3、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确保资助政策顺利实施。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是开展资助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各高校必须根据国家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自己本校的实际，建立和完善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体系，以确保困难学生困难程度认定的相对准确性。要于每学年初开展每年一度的认定工作，之后才开展各类资助项目的申请与评审工作。

对不同系统在学校不同部门设立的奖、助学金，归口到一个部门(如学生助学管理中心或学生工作处)按统一的规定和程序进行申请和评审，这样既可避免资助工作的互相扯皮，又可避免学生重复申请和获助以及出现困难程度与资助额度不一

致的现象。

同时，开发和建立操作性强的学生助学管理系统，此系统应包括网上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各项资助项目的申请、审核、审批、修改、数据统计和查询等功能，并能够根据不同的获助条件对网上申请进行限制，从技术层面上避免学生重复申请和获助，从而使助学工作更加准确、快捷、高效。

(二)在实践运作中育人。

1、发挥奖、助、贷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

学校要注意在奖学金评选过程中，通过开展争先创优活动，以优秀学生的模范性，鼓励经济困难学生通过奋发学习，获取奖学金为自己解困；在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中，加强诚信教育，培养学生信用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助学金发放中，让学生实实在在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树立感恩回报社会的意识。

2、发挥勤工助学的育人功能。

在各项资助工作中，勤工助学的助困与育人功能结合最紧，因此，要特别注重发挥勤工助学的育人功能。一是让经济困难学生通过劳动获得报酬，心理上不再有被施舍的感觉，有利于其克服自卑感，培养其自尊心和自信心；二是通过勤工助学，让他们了解劳动的艰辛，体会到父母的不易，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价值观，增强其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自立、自强意识以及感恩意識；三是通过勤工助学使其融入到集体活动中，多与他人交往，促进其人际关系的改善和自信心的增强；四是通过勤工助学参与学校等用人单位的管理，强化其主人翁的责任意识，激发其主观能动性，培养其自尊、自强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五是通过勤工助学，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社会实践能力，为其日后走向社会就业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工作经验，增加其自信心。

3、激发经济困难学生的主体意识。

由于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制度原属于“发放式”性质，资金少，获资助难度大，因而获助学生基本上是由老师指定的、认为是学业成绩最好或家庭经济最困难的学生，学生基本上是被动地接受资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学生主动申请资助的积极性，容易使学生产生自卑心理以及“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因而在目前资助资金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学校要从物质上、思想上和心理上全方位地帮助经济困难学生，教育他们树立“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信念，增强承受挫折的能力、克服困难的勇气，建立对自我潜能的积极肯定认识，从而激发他们的主体性，强化他们的主体意识，引导他们根据学校的资助政策，结合自己的困难程度、学业成绩和个人特点来自主选择符合自己的帮困助学措施，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促进自身全面健康发展。

总之，高校必须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完善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和运行机制，建立一个统一、公平、科学、高效、操作性强的“助困”与“育人”相结合的资助体系，使学生正确对待国家的资助，要把“助学、励志、育人”作为学生资助工作的发展目标和工作原则，努力实现“济困助学”和“励志成才”相结合。

参考文献：

[1]张晓琴，“资助”与“育人”：助学指导工作的必然选择[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15

[2]赵贵臣，刘和，试析高校学生资助体系的育人功能[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1):132

[3]黄少玲，论“助困”与“育人”相结合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构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8):63

政府资助体系 篇10

一、加强制度建设, 保障规范运作

学院领导历来对资助贫困学生高度重视, 特别是新资助政策体系实行以后, 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对资助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明确强调要把学生资助工作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解决学生家长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工程来抓,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资助相关政策,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这一惠民工程得以顺利实施。五年来, 学院结合实际, 先后制定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暂行办法》、《助学贷款管理办法》、《国家奖助学金评定及发放暂行办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办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减免学费暂行办法》和《学生综合测评办法》等, 并编印在《学生管理规章制度汇编》和《学生手册》上, 为学生资助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运作规范。

二、建立完善资助机构, 加强资助工作管理

为加强学生资助工作管理, 经学院党委研究, 于2008年成立了以分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为组长, 学生、教务、财务、系 (部) 等负责人为成员的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及资助管理中心。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设在学生工作部, 由2名教师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在学院人力总体趋紧的情况下, 整合管理资源, 将助学贷款、奖助学金、勤工助学等工作统筹归为学生资助中心管理。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职责范围也由原来主要管理学生助学贷款扩展到管理学生资助。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建立, 保证了学生资助政策的有效落实, 为学生资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精心组织, 明确重点, 全面完成各项学生资助工作任务

(一)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是学生资助工作的基础, 关系到资助工作的成效。根据省教育厅、省财政厅文件要求, 学院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按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暂行办法》, 成立了院、系、班三级认定组织, 严格工作制度, 规范工作程序, 全面细致地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在此基础上, 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案, 同时实行科学、动态管理, 对受助学生既要每学年进行一次认定, 又要定期按一定比例进行资格复查, 及时对家庭经济发生显著变化的学生做出调整。学院各类资助项目也能有针对性的对已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

(二) 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

学院要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要熟悉并掌握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和金融机构的具体规定, 热情为学生服务。特别要向学生讲清楚签订借款合同的重要性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提示学生要详细阅读合同条款, 遵守合同约定, 告知学生带齐签订借款合同和划拨款项所需的证明资料, 争取申请贷款的成功。在工作中, 抓重点、讲实效, 配合县 (区) 资助中心做好贷款政策宣传, 在贷款经办银行落实的基础上, 认真把握每个学生的贷款额度, 指导学生按照“奖学金、助学贷款主要解决学费和住宿费, 助学金、勤工助学等主要解决生活费”的思路来申请贷款。在确定国家助学贷款对象时, 坚持以学生为本, 为学生着想, 充分考虑学生的现实需求和毕业后的还款压力, 认真审核申请贷款学生资格, 指导学生顺利办理贷款。

学院高度重视资助政策的宣传, 主动开展生源地助学贷款宣传工作, 按要求寄发《资助宣传手册》, 制定《国家助学贷款申请流程》、《国家助学贷款实施办法》, 加强贷前贷后管理, 并依托学院学生第二课堂素质教育活动, 开展形式多样的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励志教育等, 使学生资助工作逐步由单纯的“资助”转变为双重的“资助与育人”。

(三) 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和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代偿工作

按照高等学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暂行办法, 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 积极向学生宣传政府代偿政策, 讲明代偿资助申请和审查、材料报送、还款协议签订、资金的管理与支付等具体要求、规定, 确保符合条件的贷款毕业生都能享受政府的代偿资助。

(四) 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作

学院根据《国家奖助学金评定及发放办法》, 并按“资金落实到人、身份落实到学籍”的要求, 严格标准, 规范程序, 力争做到公开、公平、公正。首先, 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召开学生资助工作会议, 学习传达国家奖助学金评定办法和学院的实施细则, 公开分配名额;其次, 各班召开主题班会, 传达学院资助工作会议精神, 使学生明白评审的程序、条件等;第三, 由学生本人写出书面申请, 励志奖学金申请者并附村、乡 (镇) 、县 (区) 民政部门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由班级评审小组进行摸底、推选;第四, 由系评审小组进行初审, 确定出本系国家奖助学金的受 (奖) 助人选, 在本系范围内公示;第五,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各系报送材料召开专门会议,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复审, 确定候选人, 并在全院范围内公示, 无异议后报学院院务会议审定;第六, 学院审定后根据省教育厅的要求准备材料, 报省教育厅审批;第七, 省教育厅审批后, 向受 (奖) 助学生家长邮寄喜报, 并按时发放。

(五) 贫困学生信息资料管理工作

一是做好信息统计工作。学院建有校内困难学生信息资料库, 将学生的申请表、证明材料、审核结果和资金发放记录等有关材料按年度归档。二是做好资金发放管理。学院认真核实每位学生的申请, 详实核对信息, 核对受助学生人数, 从未有过弄虚作假、套取财政专项资金或挤占、挪用、滞留国家助学金的情况, 从未发生以实物或服务等形式, 抵顶或扣减国家奖助学金的行为。学院还主动联系当地农行为学生办理农行储蓄卡, 能按时、足额将国家奖助学金、学生各种补贴等发放到学生手中。三是做好资助报表数据报送。资助报表既是资助工作成果的体现, 也是财政分配资助经费的依据。学院高度重视资助报表和信息的报送工作, 安排专人负责, 以保证资助报表和信息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六) 学院资助工作

在认真落实国家奖助学金和助学贷款政策的基础上, 学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新资助政策体系为基础, 结合自身实际, 积极探索资助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 除了将国家的专项资金用于资助体系中相应的资助项目外, 学院按照政策从学院事业收入中提取5%以上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每位学生每月发放生活补贴22元, 同时以每生每月25元作为学院奖学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学生;每年以“先进班集体”、“文明宿舍”、“优秀个人”评选等形式发放奖励资金11万元;每年拿出10万元设立“特困学生补助”, 分等次资助家庭特殊困难学生。

(七) 社会资助工作

学院通过深化教学改革, 加强校企合作, 积极拓宽助学渠道, 争取社会资金, 设立多种形式校内奖学金和社会、企业奖助学金, 合理运用减免学费和特困补助政策, 不断扩大受益学生的覆盖面。2005年, 学院与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合作, 设立了“大北农助学金”, 每年3万元, 解决20余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困难问题;从2004年起, 何康农业教育科研基金会设立“何康助学金”, 支持涉农专业学生完成学业, 每年有11名学生每人获得2000元, 已连续资助了8年, 共计88人;从2007年起, 每年有10多人获得“深圳—甘肃”助学金, 每人每年1000元;2010年, 与北京伟嘉集团、陕西青松集团、山东威龙集团、兰州海宏、武威禾丰公司等签订合作办学协议, 设立相应助学金, 每年累计资助资金约10万元。同时, 为保障学生入学无忧, 学院认真落实高校新生“绿色通道”政策, 在寄发新生录取通知书时, 同时寄发助学贷款和资助政策的宣传资料, 新生入学时, 在新生报到处设立新生入学“绿色通道”, 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服务, 免费提供部分学习、生活用品和临时就餐补助等。为确保家庭困难无力支付学费的新生顺利入学, 对部分学生实施了减免学费和缓交学费等措施;2010年, 对发生泥石流灾害的舟曲籍56名学生减免了学费;每年缓交学费人数多达200余人, 确保了没有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八) 勤工助学活动

学院高度重视学生勤工助学活动的指导与管理, 保证学生的安全, 不组织学生参加有毒、有害和危险的生产作业及有碍学生健康的劳动, 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能及时、合理发放勤工助学金。对校外勤工助学活动, 学院十分慎重, 必须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 并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学院积极挖掘可以利用的工作岗位, 合理设置助学岗位, 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勤工助学创造条件, 让学生可以在课余时间能勤工助学。如在学生食堂、图书馆阅览室、门卫假期值班;学院猪场、鸡场、奶牛场、动物医院、实习工厂等设置岗位。目前, 在校内为学生提供的长期勤工助学岗位有200余个, 年累计报酬达30万元。学院与有关企业积极合作, 开展勤工助学工作, 2009年组织学生600人 (次) 利用社会实践 (周) 到武威威龙公司劳动, 每人每天30元;2011年与黄羊河集团公司、今麦郎食品、威龙民勤基地签定勤工助学协议, 安排学生开展勤工助学, 每人每天获报酬40元, 1000多名学生参加了勤工助学。

(九) 开展资助育人系列活动

通过开展以“四项思想教育”, 发挥“四种效应”为主题的资助育人系列活动, 逐步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励志成才、诚实守信、感恩回报、自立自强、责任使命等意识, 促进学生工作水平的不断提升。

1. 强化“励志自强”教育, 发挥典型示范效应

学院充分利用国家奖助学金的带动功能, 把国家奖助学金的评定作为改进学风的重要抓手, 教育学生热爱学习, 遵守纪律, 推进优良学风形成。大力开展“励志自强”教育和贫困生“自强之星”评选活动。五年来, 学院受助学生80%能够刻苦学习, 成绩优异, 遵守纪律, 生活简朴, 能积极参与各项活动, 是班级、学生社团等组织中的骨干分子。其中, 有500多人被评为学院“三好学生”;150多人被评为学院“优秀学生干部”;300多人被评为学院“优秀团员”;有200多人成长为中共预备党员。被励志奖学金资助的多名学生被评为贫困生“自强之星”, 并对优秀的典型学生的事迹通过网络、广播、事迹报告等形式进行宣传, 发挥了典型示范效应。

2. 强化“诚实守信”教育, 发挥信用资本效应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育人为本、诚信为先”。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 发挥信用资本效应, 对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对国家助学贷款的可持续开展具有现实意义。学院始终坚持把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际困难结合起来, 坚持把扶贫励志与学生的学习、文明行为、道德礼仪等学生教育有效的结合起来, 开展诚信教育。如通过开展受助学生“志愿者、读书月、公益劳动”等活动, 把受助学生的思想教育与学费缴纳、助学贷款偿还、诚信考试结合起来, 教育引导学生刻苦学习, 立志成才。

3. 强化“感恩回报”教育, 发挥资助循环效应

为使学生充分体会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学院抓住学生资助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对学生开展“感恩回报”教育, 发挥资助循环效应。在校内, 诸多受资助学生通过担当青年志愿者, 积极组织并参加学校的各项公益活动, 如公共卫生的打扫、校园通的管理、食堂和乘车秩序的维护等。在校外, 服务队还将爱心带进周围的社区、福利院和敬老院, 在社区开展科普、普法等教育活动, 提供义务家教服务, 利用周末到福利院、敬老院, 陪护那里的孤残儿童和老人, 给他们带去了欢乐和温暖。学院每年要召开“国家奖助学金颁发仪式及感恩教育大会”、受奖助学生座谈会, 并通过主题班会、学生“爱心捐助”、“关爱老人、奉献爱心”、“传承雷锋精神, 争做新时代大学生”、大学生消费调查分析等志愿服务和主题教育活动, 教育学生感恩国家、感恩社会, 激发他们勤奋学习, 自强不息的热情, 使他们在思想上、学习上、工作上得到锻炼和提高, 发挥奖助与育人双重作用。

4. 强化“责任使命”教育, 发挥主体意识效应

通过结合大一新生开展的入学教育和大学 (职业) 生涯规划活动, 要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预先制定每学期学习计划, 然后每学期末进行“学习成果与计划”的核实, 借以约束学生对自己负责;通过鼓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学期往家里写一封信的形式, 告知自己在校表现情况, 以培养学生对家庭负责;通过为敬老院做义工, 开展义务家教等活动, 帮助贫困学生树立关爱他人、为社会多做贡献的责任感等形式, 强化“责任使命”教育, 发挥主体意识效应, 实现资助育人功能。

摘要：落实好各项学生资助政策, 是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各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做好这项工作,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坚持“育人是资助的灵魂”这一核心理念, 努力构建“资助——育人——引导”三级工作模式, 逐步形成了“在资助中育人, 在育人中资助, 在资助和育人中注重引导”的工作局面, 真正做到了物质上帮助、精神上鼓励、能力上培养, 充分发挥了资 (奖) 助与育人的双重功能, 确保了国家各项资助政策落到实处, 实现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庄严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