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相关度

路径相关度（共7篇）

路径相关度 篇1

一、财务治理的内涵

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财权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安排, 由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权进行不同程度或不同内容的支配与控制以达到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均衡, 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的一套制度安排与行为规范体系。财务治理应包括两个方面, 静态财务治理侧重于制度安排, 以形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制衡与约束的框架结构;而动态财务治理则是在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时, 通过不同财权的安排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

二、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路径的静态选择

财务治理的静态路径选择, 应关注企业在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 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配置情况。本文主要探讨出资者、经营者、债权人和政府部门的财权配置问题。

1、股东的财权安排。

股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 享有对公司的一切重大问题决策的权利。具体表现为: (1) 重大财务事项最终决定权。例如股东可以通过股东会对董事、监事的薪酬进行表决等。 (2) 财务收益分享权。当公司有可供分配的利润时, 股东可通过表决通过或者否决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 (3) 财务监督权。当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决策违反法律的时候, 可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 撤销以上人员的不当行为。 (4) 财务信息知情权。不参与公司经营的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的账簿。

2、经营者的财权安排。

(1) 财务决策权。经营者通过董事会参与分享财务战略决策权, 这些战略决策对公司具有全局性、重大性和长远性的影响;经理层分享日常财务事项的决策权。 (2) 日常财务控制权。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 经营者有权对公司日常财务活动进行适时的控制, 以使公司财务和经营活动正常化, 确保公司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 (3) 财务收益权。经营者除了享有固定工资、奖金收入等财务收益权以外, 如果企业对其实施股票期权等形式的激励方式, 那么经营者将得到剩余财务收益分享权。

3、债权人的财权安排。

(1) 参与财务决策和监督权。从现实看, 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 也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因此银行介入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治理的理由是充分的。建立银行董事制度和银行监事制度是保证银行参与企业重大财务决策、监督企业财务行为的有效制度安排, 充分发挥银行在企业财务治理结构中的信息和人力资源优势。 (2) 财务收益权。

4、政府的财权安排。

(1) 适用于所有企业的公共财务管制权。为了正常行使这种权力, 政府可以通过提请以立法等方式对公司行为进行监督与约束, 例如, 制定《税法》并对公司进行税务检查。 (2) 针对公有企业的产权财务管制和财务决策监督权。为了体现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代表对国有企业财务行为的特殊的监控权, 政府应该制定针对国有企业的专项财务制度。

三、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路径的动态选择

财务治理的动态路径选择, 是指在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时, 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得到企业的财务控制权, 以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

l、出资者的动态治理。

当企业经营业绩下降或经营者有不良行为时, 出资者可先通过监事会加以制止;如果监事会无法制止, 就要采取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表决、“用脚投票”对并购行动给予支持等相机治理措施。

2、经营者的动态治理。

动态财务治理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监督和处罚经营者, 目的在于强化董事和经理人员的约束机制。我国的破产法只允许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企业整顿, 没有考虑经营者直接与债权人和解, 这是一大缺陷。建议企业重组过程中, 增加经营者收购的程序, 但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应注意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

3、员工的动态治理。

当企业经营业绩下降或经营者有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时, 员工可采取一定的相机治理措施。如要求董事会更换经理人员;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更换董事;提议召开临时职代会罢免经营者, 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工会起诉违法的经营者;以员工收购为基础的企业重组等。

4、债权人的动态治理。

如果债务人有偿债能力, 债权人一般不加以干预;一旦债务人出现财务危机时, 债权人就要申请破产。常见的债权人动态治理程序其实是一种破产程序。然而, 申请破产对债权人来说并非明智之举, 因为债务人的资产经清算后, 一般是难以弥补债务的, 破产对债权债务双方来说都存在不可避免的损失。

5、政府的动态治理。

当企业经营者违背公共财务规则和专项财务制度时, 政府要能依法给予惩罚。例如, 如果企业财务信息披露失真, 财政部门就要依据《会计法》对单位负责人给予罚款或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 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上市公司违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就要依法给予暂停或终止股票上市的处罚。

四、进一步的思考

基于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路径选择的目的, 在于将企业做大做强, 使企业这个蛋糕越做越大, 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创造更多可供分配的利益, 而不涉及利益如何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的问题。综上, 本文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 阐述了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路径选择问题。但财务治理本身毕竟是应用性比较强的课题, 尚需实践的检验。

参考文献

[1]、林钟高等.财务治理.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 45-51

[2]、李心合, 赵明, 孔凡义.公司财权:基础、配置与转移.财经问题研究.2005 (12) :17-23

[3]、沈向光, 宋效中.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问题研究.中国流通经济, 2009 (5) :49-51

路径相关度 篇2

摘要：学术道德是伦理学道德在学术背景下的产生的。科学技术和道德是彼此依存、彼此制约的，在这种相互作用下，科学技术决定道德发展和变化的轨迹，道德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结合中国传统儒家的“知行合一”思想，学术道德同样存在由“知”到“行”，即由“认识”到“实践”的转化过程，本文就学术道德知识转化为学术道德行为进行了阐述并提出若干途径：人本道德为出发点，职业道德为桥梁，建立健全学术监管体系。

关键词：学术道德；道德知识；道德行为；人本道德；职业道德；学术规范

学术研究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进步而形成的，学术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学术活动是科学技术和道德价值、道德关系相互渗透的产物。古希腊至理名言“科学既美德” 和我国的传统观念“知书而达理”都说明学术和道德相辅相成的关系[1]。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结合对道德的理解，学术道德即可理解为学术主体在从事学术研究活动中所特有的，由经济和学术关系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价值观来维系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注重“知行合一”[2]，唯物主义认识论也解释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二者都强调将“理论”转化为“行动”的重要性。由“知”和“行”两个主体构成了道德范畴在科技行为中的表现形式。学术道德中的“知”，即道德知识，属“认识”范畴；学术道德中的“行”，即道德行为，属“实践”范畴。只有将学术道德知识转化为学术道德行为，才能真正地在科学研究和学术工作中有效的践行学术道德，从而达到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在学术道德实践的途径中，结合学术道德的本质：“科学活动在伦理道德中的表达”，可以归纳为：以人本道德为起点，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以职业道德为桥梁，在健全的学术监管体系下实现自律和他律，从而实现学术道德知识到学术道德行为践行。

一、正确的人本道德观是学术道德实践的基础

人本道德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3]，依据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教育力量维系，以善恶、荣辱为标准，评价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态度和行为，它是调整这三种关系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

人本道德作为所有道德形式的基础，在学术道德的实践中起支撑作用。树立良好的人本道德观和价值观，可以避免有意识的学术道德失范现象，在学术道德实践路径过程中起到导航作用。

人本道德可以在学术道德实践过程中起到及时规范作用，在面对学术道德观的偏离时，首先要端正个人价值观，其次要增强学术责任感，坚定自己的学术道德信念，客观地看待成与败、得与失、名与利，为了学术发展敢于披荆斩棘、勇于直面困难、乐于无私奉献；增强学术诚信意识[4]。谨守立身之本、为人为学之道；要强化学术独立、学术公正意识，坚持学术独立和自我学术人格独立，秉持学术良心，坚持学术公平公正原则，学术研究中要公平竞争、平等和谐、友好协作，学术道德评判时要公正互信、尊重宽容、扬真匡谬；牢固树立科学精神，恪守严谨认真、求真求实、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学术品格和道德精神，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孔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左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人本道德约束学术道德行为，及时纠正迷失在“价值”和“学术”关系中造成的学术道德偏差。

二、职业道德是学术道德实践的重要环节

学术活动是一种职业形式，通过对知识的研究来促进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学术道德是基于学术活动而形成的，学术是社会文明水准的重要尺度，学者是社会良知和人类基本道德的守护者，所以，良好的学术道德是学者在探究学术过程中应该遵守的通则，也是学术道德实践的重要落地形式。

学术道德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职业道德内涵。早期学者的职业道德在于“传道、授业、解惑”；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道德在职业道德中的涵义更加广泛，不仅有科学研究服务的责任，而且有引领社会发展和为社会服务的责任，在这个层面上，学术道德在具备一般的职业道德要素的同时，更强调“责任”。学术活动这项特殊的职业是对科学，对社会，乃至对人类的责任。唐纳德·肯尼迪认为：“在谈论职业时，责任和道德两个词可以互换使用，以至于我们可以忽略它们的差别。”[5]

在学术道德的实践路径中，需要学者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以真理为标准，从小事做起，诚信地对科研结果进行记录，理性地对待研究结果的偏差，客观地评价研究成果，不夸大，不浮躁，不抄袭，并通过良好的职业道德把自己培养成真实的生命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6]。

社会建立健全学术监管体系，学者践行监管制度

学术道德实践路径中，除了有人本道德作为精神支撑，职业道德作为践行桥

梁，还需要社会层面学术监管体系的监督。缺乏有效的科研管理措施是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7]。好的科学研究必须有这样一些特征：完整的实验设计、真实和全面的报告、诚实的同行评议、公正地对待合作者和学生[8]。为使每一位研究者都遵循这样的规则，不但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提高研究者的学术道德意识，还需要制定规则和有效的惩罚措施。

过渡强调结果的科研导向是学术浮躁的重要原因。相对于过程来说，现在的管理者更重视结果，而学术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欲速则不达”，目的性太强的科研行为即会出现论文高产，实践成果偏少的现象，违背了学术“求真”的本质。

“学术乃天下之利器”，学术的本质是探索真理、发现真理为社会的进步发展指明路向。而当学术研究本身的目标成为博取功名或利益的敲门砖时，必然会导致学术行为的聚焦点转离学问研究本身，从使得研究偏离实践，在价值形态上予以解构。

因此，学术道德实践的路径中，需要社会层面的科研监督和管理，也需要学者的自我管理，只有在二者达到平衡时，才能达到学术的“求真”和道德的“向善”的统一。

总结

学术道德知识转化为学术道德行为一共有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是理性层面，即贯穿在学术道德实践中的学术道德精神；二是实践的层面，即把学术活动中应遵循的道德原则化为学术主体的自觉行为，诚信地对科研结果；三是社会的层面，也是最基本的层面，是学术道德规范和监管体系的建设，坚持将社会和学术责任感最为自身之本。

学术道德归根结底是道德和价值观的问题。在“知”到“行”的转化过程中，人是基本的要素，也就是人的道德价值观及道德素养。只有运用科学道德观的相关理念去剖析人的行为，启发人的思想，使人从他律走向自律，形成对科学的真正信仰，回复科学的、自然的人性观，才能最终让学术回归学术。

参考文献：

[1] 阮云志，卢歌黎.中外学术道德宣传教育实践模式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3，19：243-246.

[2] 李贵臣.儒家知行思想及其对中学德育意义道德探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 韩跃红.科技伦理-从学术道德到人本道德[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22（1）：27-29.

[4] 叶继红.科学家的社会责任[J].道德与文明，2002（5）：66-67.

[5] [美] 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6] 李志峰.学术职业的道德特征与学术道德建设[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20-23.

[7] 钟梅.学术道德与科研管理[J].中华医学可研管理杂志，2005，18（2）：67-69.

路径相关度 篇3

1定义

临床路径是指由医疗、护理及相关人员在疾病诊断明确后, 针对某种疾病或者某种手术制定的具有科学性 (或合理性) 和时间顺序性的患者照顾计划[1]。

2临床路径应用于临床的意义

临床路径是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 形成既能持续改进质量又能节约资源的治疗标准模式。在我国它的实施意义是提高医疗质量, 保障医疗安全, 促进医患沟通与信任, 合理控制医疗成本, 为病种付费做准备。

3临床路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纠偏措施

3.1医务人员的认识问题:部分医护人员认为, 临床路径的管理降低了医疗费用、减少医疗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自身经济利益的损失;部分医护人员还认为路径程序过严限制诊疗工作, 由于每个患者的个体差异与医疗资源的限制等原因, 造成变异率增高, 影响临床路径实施的宗旨;也有少部分医务人员认为临床路径工作额外增加医务人员的工作负担。

针对医务人员的认识问题采取了强化培训, 院科两级培训分步走, 双管齐下的方式, 工作由浅入深逐步深化的方法, 学习卫生部政策性文件, 学习临床路径的实施意义。由点到面, 首先做好各科室个案管理员的培训, 提高他们对临床路径工作意义的认识, 学习临床路径的工作方法, 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科室科主任牵头管理, 强化个案管理员职责到位, 逐渐深入开展临床路径工作。

3.2医院的具体情况与临床路径实施标准的问题:国家在临床路径的实施中根据医疗卫生的平均水准制定了300多种临床路径病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患者的性质与各医院具体情况决定如果照搬、照抄卫生部临床路径文本, 势必会出现一些与各医院的诊疗工作不符合的情况, 从而导致临床路径管理的效能下降[2]。

因此, 医院管理部门要求各科室结合本医院的实际情况, 组织科室医务人员认真学习标准, 分析标准落实的依据, 相关职能部门与临床科室通力合作, 对我院要实施的临床路径病种按国家卫生管理部门临床路径病种的标准进行适当修改, 制定了我院既遵循循证医学原则又符合医院实际情况与实际诊疗能力的本院临床路径文本, 这对于提高临床路径文本的可操作性、降低变异和退出率具有重要意义。

3.3临床路径标准的实施与医疗资源的问题:目前, 国家卫生管理部门临床路径病种的支付标准未完全出台 (极少病种出台了病种的支付标准) ;而且各地各级医院临床路径表单内容和标准不一样, 差异性很大;各医院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 医保支付能力、筹资标准, 不同险种之间的支付能力差异也比较大。因此, 确定医院的临床路径病种的支付标准有一定难度。医院现有的卫生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临床路径标准的制定。

对此, 医院进一步将入径管理引入临床路径病种的全成本核算, 以便科学确保临床路径费用标准。参照医保支付能力, 根据医院支付情况以医院路径病种的平均支付能力为标准, 也为今后开展“诊断相关组预定额付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奠定基础。根据医院现有的资源合理安排, 从质量、效率、成本三个方面着手, 最大限度的满足临床路径实施的需要。

3.4临床路径病种选择的问题:临床路径实施伊始, 由于医务人员对临床路径工作的认识不到位, 病种的选择具有局限性, 未完全按照病种的选择要求进行选择, 一方面对临床路径相关理论及实践陌生, 另一方面也有抵触情绪, 认为额外增加工作量、限制过严, 与长期以来形成的治疗习惯造成冲突。

随着临床路径工作的深入开展, 培训力度的加大, 医务人员的认识逐渐提高, 临床路径病种的增加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常见病、多发病;二是治疗方案相对明确, 技术相对成熟, 诊疗费用相对稳定, 疾病诊疗过程中变异相对较少;三是本院有条件能按路径治疗的疾病;四是卫生部提供的路径病种范畴。经过3年的实践, 有一定的收效, 实施临床路径的病种较未实施路径同比平均住院日缩短2.2 d, 住院费用较前持平, 变动幅度不大 (减低幅度不大主要原因是物价上涨因素、新仪器的使用等) , 临床路径的主要功能是在保证服务质量甚至提高质量的前提下, 减少患者的治疗时间和治疗费用, 但就目前情况看费用控制未有明显显现[3]。

4临床路径实施的前景

临床路径在医院管理中逐步被广泛应用, 它是一种质量效益型医疗规范化管理模式, 核心理念是实施标准化管理, 对医疗质量实时控制, 并不断改进医疗质量, 主要作用是有效控制医疗成本, 减少无效支出, 提高效率, 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是值得推广的医院管理模式。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 其实施效果已逐渐被证实, 现在已逐渐作为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 必将越来越受到关注, 管理范围将扩展, 服务对象将扩大, 管理将带动医院新行为模式。

摘要：目的 通过临床路径管理工作在临床的实施。方法 总结临床路径的相关理论问题以及遇到的困惑及解决方式。结果 以达到明确临床路径的实施意义、探索临床路径工作的管理。结论 展望临床路径管理的前景, 更好地开展医疗工作的目的。

关键词：临床路径,实施意义,管理

参考文献

[1]潘哲毅, 徐利民, 陈国军.论临床路径理论、实施及其意义[J].医院管理论坛, 2013, 30 (1) :29-30.

[2]陈天文, 刘磊.许四虎临床路径管理实践中若干问题探讨[J].中国医院管理, 2013, 33 (1) :46.

路径相关度 篇4

一、高校古典舞教学概况

北京舞蹈学院作为中国舞蹈院校的“龙头老大”, 它是在1980年开始设立了古典舞教学, 从那个时候古典舞的教学进程才是真正的被打开, 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只有它才在古典舞教学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并且用实际的行动在不断建设和完善着古典舞的教学模式。在北京舞蹈学院的学者、专家的不断努力下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才将古典舞的中等教育转向了高等教育, 那个时期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古典舞教师, 为古典舞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是在这个“老大”的带领下, 越来越多的舞蹈学院也相继的设立了古典舞的课程, 现在的古典舞已经成为了高校舞蹈专业中的重中之重。古典舞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和表达形式在传达着中国人的智慧和美德, 它有着培养高素质舞蹈人才的使命。

二、构建高校古典舞教学的必要性

古典舞是我国古文化的传载体, 它体现不仅仅是肢体动作的展示, 它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古典舞本身就具有很浓厚的文化观念和舞蹈内涵, 它的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深意, 每一个舞步都在表达着人物的不同情感。古典舞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每一个舞者, 培养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舞蹈者。

三、构建古典舞教学模式

(一) 目前存在的古典舞教学模式

1.衔接型古典舞教学模式

衔接型古典舞教学模式是最为基础的一种古典舞教学模式, 它就是将艺术院校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进行一个衔接式的教学, 通俗的说就是具有中等专业教育基础, 能够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发展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学科建设完善, 师资队伍雄厚, 科研水平稳步提高, 学生专业素质较强, 教学成绩斐然等特点。

2.创作型古典舞教学模式

在衡量古典舞成果上主要的方向还是在古典舞剧目的创作和表演上, 这两点也是衡量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尺标。在这个发展的时代中, 只有永不停歇的进行创新才是时代的真理所在。高校的古典舞教学就是依靠着高校雄厚的资金, 不断的创新, 才能够获得平稳的发展。近年来我们又看到了不少吸引人注意的古典舞创作剧目, 它们在用一些独特的形式在不停地开发着编导老师的编排能力, 也在不停地训练学生形象表达能力, 让学生在人物形象的塑造, 情感的表达、文化的体现和时代不同风貌上都有很好的提升, 它们都在为古典舞的发展和创作添砖加瓦, 为构建古典舞教学模式和完善模式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3.风格型古典舞教学模式

风格型古典舞教学模式是通过不同地域的不同生活形态和生活习惯, 不同的舞蹈表达方式, 在结合高校自身的实际情况下, 去寻求探索中华民族中各民族之间的不同文化底蕴, 去寻找古代舞真正的精髓, 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遗存下的来传统, 经过艺术的雕琢然后发挥想象力创作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古典舞教学模式。

虽然从上面的古典教舞学模式可以体现出:现在我国的古典舞教学已经具有一定的成绩,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自身的不足。现在全国的大部分高校的古典舞发展速度还是较为缓慢, 他们依旧是以北京舞蹈学院的古典舞为教材, 没有适合于自身的古典舞的教学模式。

(二) 构建高校古典舞教学模式的路径

虽然现在的古典舞教学模式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模式, 但是针对于不同时代下, 不同的高校, 各自又有不同的差异和不同文化, 所以这几种模式并不是一直都适用于任何情况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的变化, 古典舞蹈也会不断地层出不穷, 所以各自高校首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从自身的文化特征和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新的古典舞蹈教学模式的研究。例如:山东的舞蹈学院就有很好的发展资源,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起源地, 儒家美学就可以融入古典舞中。儒家的思想更注重的是“礼乐之道”, 让新旧思想的碰撞和融合, 从而得到更为完善的古典舞教学模式, 让儒家思想融入到古典舞中, 让“谦恭揖让, 授受启呈”成为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得到发扬, 形成特殊色彩的古典舞风格。

四、结语

本文从古典舞蹈的概况介绍开始, 说明了古典舞在舞蹈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古典舞对我们生活和民族的历史作用方面说民明了构建高校古典舞蹈教学模式的必要性;最后通过古典舞现在存在的统一教学模式说明古典舞的发展需要靠创作和创新来进一步实践。要想构建和完善高校古典舞蹈教学模式最重要的结合高校本身的实际情况, 可以根据自身的所处地域和历史文化特点还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等为参考依据, 进一步发展和构建高校古典舞蹈的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1]史展.论山东高校的中国古典舞教学[D].山东师范大学, 2013.

[2]叶晓丽.汉唐古典舞与敦煌舞蹈教学体系研究[J].龙岩学院学报, 2012.02.

[3]王艳威.关于瑜伽舞蹈教学融入中国古典舞身韵的探讨与研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中旬) , 2012.12.

路径相关度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8年1月~2012年6月在广东省云浮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住院的患者20例 (38眼) , 其中男7例 (12眼) , 女13例 (26眼) ;年龄23~57岁, 平均40.2岁;病史4个月~12年, 平均22个月;单纯眼球突出12例 (60%) , 眼突合并复视3例 (15%) , 眼突合并压迫性视神经病变2例 (10%) , 眼突合并暴露性角膜炎、角膜溃疡3例 (15%) 。

1.2 病例选择标准

①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 血T3、T4及促甲状腺激素检测, 常规眼科检查及眼眶部CT或MRI检查等, 确诊为甲状腺相关眼病。②保守治疗后效果不佳, 突眼、角膜溃疡及视力受损等情况未能明显改善或视力急剧下降。甲状腺功能障碍性眶病突眼诊断标准依据Baranov (1977) 提出的3级分类法:Ⅰ级 (轻度) :眼球突出度<18 mm, 上眼睑退缩和瞬目减少, 眼睑及结膜充血水肿;Ⅱ级 (中度) :眼球突出度18~20 mm, 眼肌受累;Ⅲ级 (重度) :眼球突出度>20 mm, 角膜受累, 视力障碍。

1.3 术前检查

除术前常规检查外, 专科检查包括:①眼部检查如视力、视野、眼底、眼球突出度及运动度、角膜情况、有无复视等;②鼻部检查, 包括前后鼻镜、鼻内镜检查;③影像学检查, 鼻窦、眼眶 (水平位和冠状位) CT, 了解鼻腔、鼻窦解剖结构和鼻部重要的骨性界面屏障, 以及视神经和蝶窦、筛窦的相互关系。

1.4 手术方法

患者均在气管插管全麻下进行, 患者取头高脚低位, 鼻黏膜用麻黄素收缩血管, 双眼减压的患者一次完成手术。操作要点:采用30°鼻内镜, 用切吸钻头充分扩大开放上颌窦自然口, 用镰状刀沿钩突基部作切口, 用钳子将钩突全部摘除, 看到筛泡及前筛房, 以小的前开口钳从筛泡前部打开筛泡, 切除筛泡内壁、前壁、下壁, 充分暴露整个眶内侧壁。用骨剥离子将眶纸样板剥除, 暴露眶筋膜。平行内直肌方向纵向切开眶筋膜, 使眶内脂肪疝入筛窦腔内。用电动吸割器切除疝入筛窦的眶脂肪。必要时根据眼球突出情况和矫正需要, 可适当压迫眼眶外上、外下方, 促使眶内脂肪疝出便于进一步切除。对伴有压力性视神经变性患者, 行视神经管减压, 去除颈内动脉之前部分的蝶窦外侧骨壁, 然后切开眶骨膜, 以形成视神经管内孔部分的骨减压, 视神经鞘膜不切开。对创面进行止血, 最后眶筋膜复位, 眶内侧壁创面覆盖浸泡抗生素溶液的海绵, 并适当填塞鼻腔。

1.5 术后处理

应用抗菌素抗炎治疗1周, 术后24 h除去鼻腔填塞物, 在鼻内镜直视下清理术腔, 吸出术腔内的积血。术后1~2周行眼科检查, 与术前对比。术后定期清理、冲洗术腔, 防止鼻窦腔及眶腔感染。术后1年复诊情况作为术后结果。

1.6 观察指标

观察手术前后患者的视力 (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法) 、眼压 (眼压计测量) 、眼球突出度 (眼球突出计检测法) 及运动度、角膜情况以及有无复视和并发症发生情况。

2 结果

采用鼻内镜下经筛路径眶内侧壁眶减压治疗术后患者随访1~2年, 平均1.5年。术后随访发现, 本组术后6个月与1年的眼征基本一致。视力明显提高23眼 (60.5%) , 轻度提高13眼 (34.2%) , 视力保持在4.3~4.9, 无变化2眼 (5.3%) ;34眼压降低0.2~20.6 mm Hg (1 mm Hg=0.133 k Pa) , 4眼变化明显;35眼 (92.1%) 眼球突出后退1~4 mm, 另外3眼无明显变化;术前23眼存在眼球活动受限, 其中16眼 (69.6%) 术后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7眼无变化;术前7例存在复视, 其中术后3例复视消失;除2例术后出现中鼻道出血行止血处理外, 其余未发生其他并发症。

3 讨论

甲状腺相关眼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据学者傅点等[2]指出, 甲状腺相关眼病相关自身抗原 (包括促甲状腺素受体、眼肌膜抗原、G2S、黄素蛋白、α-胞衬蛋白、葡萄膜自身抗原和肌集钙蛋白等相关抗原) 及对应抗体在疾病的发生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其发病可能与遗传背景和环境因素有关。也有学者认为是在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共同参与, 涉及了促甲状腺激素受体 (TSHR)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受体 (IGF-1R) 等多种可能的自身抗原, 免疫细胞与眶内成纤维细胞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相互作用下产生[3]。有25%~50%的Graves病会出现这种病征[4], 而王荣光等[5]研究认为, 患者体内的抗甲状腺球蛋白复合物与眼外肌膜结合, 诱发炎性反应, 由此导致眼外肌肉和脂肪水肿和纤维化。成纤维细胞显著肥大, 产生过多的黏多糖和胶原纤维, 黏多糖与水结合, 引起组织进一步水肿, 使眶内容体积增加和眶内压增高, 从而导致眼球向前突出。

甲状腺相关眼病的疾病进展过程常经历初始阶段、进展恶化阶段、部分缓解阶段以及稳定阶段。临床上表现通常有眼睑退缩、眶周组织和结膜红肿及眼球突出, 3%~5%的患者有剧烈疼痛、炎症、角膜溃疡、视神经压迫等影响视力的严重症状。据有学者研究认为, 甲状腺相关眼病不仅仅疾病本身对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和心理感受产生影响, 更重要的是外观改变容易造成患者产生自卑、抑郁等不良影响[6]。现在国内外对于甲状腺相关眼病的治疗方法众多, 孙丰源[7]认为, 只有进一步加强认识、规范诊治标准、重视个性化治疗、正确处理重症患者才能提高临床整体诊治水平。由于进入晚期的甲状腺相关眼病对内科治疗或放疗反应均很差, 眼眶减压术治疗是唯一办法, 但何时手术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 盛海斌等[8]研究认为, 当患者视力逐渐下降而保守治疗效果不佳, 或视力急剧下降而保守治疗起效慢时都应及时行眶减压术, 以避免视力不可逆性改变的发生。其中采用鼻内镜下行眶减压术是一种安全、微创的新方法, 越来越多人在临床中应用, 据报道, 目前采用鼻内镜下行眶减压术主要对眶内、下壁进行减压[9]。而有学者认为, 行眶下和眶内两壁切除效果稳定[10], 吴中耀等[11]对27例 (30眼) 甲状腺相关眼病患者进行眶减压术效果满意。鼻内镜下经筛路径行眶减压术较少采用, 原因是筛窦解剖复杂、变异大, 容易引起严重并发症, 如鼻泪管损伤、大出血、脑脊液漏、视力损伤、颅内感染、筛前动脉或颈动脉损伤等, 手术医师必须熟悉局部的正常解剖和变异, 具有良好鼻内镜外科手术经验和立体解剖概念, 才能降低并发症的发生[12]。

本研究20例 (38眼) 术后大部分患者的视力和眼球突出情况得到改善和提高, 说明治疗效果是好的, 本研究虽然无出现鼻泪道阻塞和复视等并发症, 因为缺少统一评估眶减压术的效果指标, 并不能说明这种术式是最好的。笔者的研究体会到, 患甲状腺相关眼病的患者不一定有鼻窦方面的疾病, 在行全筛窦切除术时不需要彻底的手术, 关键是保证能显露眶内侧板进行眶内减压术。为了降低手术的并发症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鼻内镜进入鼻腔不超过5 cm, 器械与鼻底角度不超过55°, 以避免损伤前颅底骨质。由于筛顶与筛板有一高度差, 加上前筛窦骨壁薄, 窦腔狭窄近额窦, 窦壁与硬脑膜紧密相连, 因而内窥镜手术清理前筛顶部气房时, 易损伤筛窦顶部内侧的筛板。二是清除后筛窦基板时, 要小心其后方的视神经管。三是由于前筛窦气房气化变异较大, 对于气房气化好的其鼻丘气房可以侵及泪骨, 并包绕鼻泪管, 在切除钩突时要注意损伤前上方的鼻泪管。为保证患者安全, 所有患者均应做鼻部CT扫描, 了解筛窦及其毗邻结构的解剖变异、病变范围及病变部位。亦有利于手术者熟悉筛窦及其毗邻关系的解剖结构, 保证在术中始终清楚手术器械所在的解剖位置, 认清手术标志尽可能避免手术并发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 鼻内镜下经筛路径眶内侧壁眶减压术治疗甲状腺相关眼病具有创伤小、视野清晰、安全有效的优点, 是治疗甲状腺相关眼病一种安全、有效的术式。

摘要：目的 研究经鼻内镜下经筛路径眶内侧壁减压治疗甲状腺相关眼病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方法 选择2008年1月2012年6月广东省云浮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住院确诊为甲状腺相关眼病的患者20例 (38眼) , 采用鼻内镜下经筛路径眶内侧壁眶减压治疗。观察手术前后患者的视力、眼压、眼球突出度及运动度、角膜情况以及有无复视和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术后视力明显提高23眼 (60.5%) , 轻度提高13眼 (34.2%) , 视力保持在4.34.9, 无变化2眼 (5.3%) ;34眼压降低0.220.6 mm Hg (1 mm Hg=0.133 kPa) , 4眼变化明显;35眼 (92.1%) 眼球突出后退14 mm, 另外3眼无明显变化;术前23眼存在眼球活动受限, 其中16眼 (69.6%) 术后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7眼无变化;术前7例存在复视, 其中术后3例复视消失;除2例术后出现中鼻道出血行止血处理外, 其余未发生其他并发症。结论 鼻内镜下经筛路径眶内侧壁眶减压术具有创伤小、视野清晰、安全有效的优点, 是治疗甲状腺相关眼病理想的术式。

路径相关度 篇6

城镇化发展模式下乡村社会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经济逐渐衰落, 人口大量流失, 乡村空间逐渐失去特色并走向衰败, 乡村活力缺失。为了让乡村空间重现活力并且得到可持续性发展, 当代建筑师在乡村中开展了以物质空间建设与利用为核心的建设实践, 希望通过建筑手段能够解决一定的社会性问题, 从而达到促进乡村再次发展的目的。这些手段在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同时其局限性也逐步显现:

一、中国的乡村普遍经济水平偏低, 缺乏人力物力等相关资源, 而政府持续性的公共税收资金支持有限, 公益组织与相关团体介入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 造成在大部分中国乡村很难实施一个具有控制性的可持续性的建设发展方案。

二、城市中执业建筑师进行的乡村建设项目, 往往其诞生并不与村民发生直接的关系, 它的出资、建造独立于其所在村子, 只是建成后归村民使用[1], 此种乡村建设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 由于其与当地居民真正的日常生活及需求缺乏必然的联系, 所以往往导致项目建成之后产生功能“异用”等问题。

而更多关注社会性的“策划性事件 (planned event) ”, 相对于资金投资的建设项目来说具有费用低、容易开展、形式灵活、风险小且具有潜在高回报率并且能够积极响应当地需要等特点, 成为 “城市复兴”策略中一个重要的手段, 并且在英国以及欧洲相关的城市及乡村复兴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2]。此外, 国外城市及乡村复兴进程中经过多年的理论及实践研究表明, 一系列经过策划的“事件”, 脱离对于物质环境有限问题的思考, 转而关注特定场所中人群的心理及社会文化因素, 具有针对性的策划一系列改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3]的“事件”, 从而达到重建邻里关系、社会组织结构, 增加社区凝聚力最终促进社区积极发展。

上述策划性“事件”在日本、台湾及中国大陆地区典型成功的乡村建设案例中不乏代表: 它们通过对于策划目的、事件发生场所以及参与人员等要素的精心设计, 达到了不同的社会性目的, 最终促进了乡村重现了可持续性的繁荣。本文选取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乡村建设案例[4]——日本古川町[5]、中国台湾宜兰后埤村[6]、河南信阳郝堂村[7]及山西和顺许村[8]的乡村建设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 总结四个乡村建设案例中不同类型“事件”所具有的社会性效应以及作用机制, 并根据其策划所需条件以及产生效果的不同探讨了不同事件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介入的时期以及它们的比例分配问题。

1.“事件”的定义与内涵以及案例选择

1.1 “事件 (Event) ”的定义

事件, 在不同学科 (例如计算机、生物学、哲学等) 中, 具有不同的定义。

本文对于事件的研究, 采用加拿大旅游学家盖茨·唐纳德 (Donald Getz) 对“事件” (Event) 的定义:“事件”是在特定的时间 (具有明确的起始点与终点) 及场所 (setting) 内, 经过事先策划 (planned) 安排并有效组织特定人群参与的“暂时性现象” (temporal) 。“社会性”是此种事件的主要特点, 目标人群是社会中的“公众” (people) , 而不是“个人” (personal lives) [9]。

这些事件根据其不同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共识性事件;2品牌性事件;3大型节事;4经济事件;5宣传事件;6私人事件等等。而针对这些事件功能的划分, 也不并不是具有严格界限的, 因为往往一个事件具有几种功能。

而本文所研究的乡村建设案例探讨的事件种类, 主要集中于前五种。

1.2 构成“策划事件 (Planned Event) ”的要素

这些经过策划的“事件”都带有明确的目的 (也就是“事件”的功能性) , 并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构成要素[10]:

(1) 时间 (Time) :

对于一个策划性的事件来说, 该事件发生的起止时间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一个地区的复兴计划中, 某一个事件的策划开始时期对于该事件的影响效果有很重要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该时期这个地区所具备的人员、人群文化心理及年龄阶段以及资金等因素作用的叠加。

(2) 场所[11] (Place) :

事件总是在特定的场所发生。经过具有目的性的事件策划, 通过重新建立参与者的经历与场所特性的关系, 达到引导参与者重新理解其自身与场所之间关系的目的, 从而重建场所认同感[12]。

(3) 参与主体 (Participants) :

对于一个策划性事件, 参与人的活动是核心要素, 同时人们的活动形式决定了事件的形式, 促使不同策划性事件产生特定效应需要使与之相关的参与者参与相关的活动。参与者自身心理文化因素[13]成为了需要考虑的内容。

综上所述, 针对一个策划性事件, 其所需要的发生场所、参与主体以及其介入地区建设的时间, 是其主要的构成要素, 影响着这些事件能否起到特定的功能。所以, 下文将针对所选取的四个乡村建设案例中的不同功能事件的上述策划要素特点进行简单分析, 具体内容如下。

2. 四个乡村建设案例中不同类型事件的策划要素

2.1 四个乡村建设中的主要事件

针对四个乡村建设过程中的主要策划性事件, 笔者选取了其乡村建设活动比较集中的一段时期, 对于每一个事件的起止日期以及先后顺序, 用图表作了简单的说明 (详见图1) 。其中, 古川町的乡村建设实践开始于1970 年, 并在1993 年获得了“日本故乡营造大奖”, 成为了日本社区营造成功的典范。因此对于日本古川町本文选取了其1970 年至1995 年这25 年间乡村建设实践中具有不同影响程度的代表事件。而对于台湾宜兰后埤村、河南信阳郝堂村以及山西和顺许村则选取了各自从乡村建设的起点开始直至2015 年1 月这期间在乡村建设中主要的策划事件为研究对象。

2.2 不同功能事件的策划要素

这些事件有些看上去似乎平常并且规模较小, 但却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文化及社会作用, 促进了这四个地区的发展。而这些事件所起的作用主要包括社会资本的重建, 具有地区标志性的象征符号, 宣传地区形象以及拉动地区的经济发展等功能。那么, 能够促使特定功能的事件产生特定效果的策划要素是什么呢?[14]具体内容如下:

(1) 共识性事件 (Hallmark Events)

对于重建地方共同回忆的事件, 可以称其为“共识性事件”, 如同唐纳德所说的“标志性事件” (Halmark Events) 。这种类型的事件往往与其所发生的社区主体具有紧密的联系, 其主要目的是增加社区邻里交流, 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重建社区的认同感。此类型事件的策划具有几点重要的特征:

首先, 响应特定的文化、场所、记忆、依靠地方特色:例如台湾宜兰后埤村“做中学”计划组织村民顺着社区旅行, 并讲述过去的历史及悲惨经历, 唤醒了大家对于村庄历史的共同回忆;其次, 对社区的居住者有益, 比如郝堂村的垃圾分类改善了村庄的居住环境;再次, 其可以提升社区积极的形象, 为本地提供竞争优势, 如同古川町的街道特色风貌保护事件, 不仅促进了邻里交流并重塑了当地文化, 从而激活了与之相关的文化活动及产业。

这类型策划性事件的发生场所, 主要集中于村庄中具有历史文化特征的村庄空间。这些场所的共同特点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村庄的发展历史及独特色文化。例如, 日本古川町的濑户川整治活动, 是围绕该反映该村庄典型地理特征的濑户川展开的。

其所需的主要参与主体, 则是以在村庄中生活多年的群体为主, 一般为老年人和部分中年人, 且其参与规模涉及了整个村庄范围内的居民。他们较长时间在村庄中的生活经历给予了这部分群体对于村庄发展历史的共同回忆, 和对于特定空间环境的场所记忆[15]。基于以上的因素, 他们在参与共识性事件中可以重建情感共识, 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从而改善社区关系。

(2) 品牌性事件 (Iconic Events)

这四个乡村建设案例中共同具有一类能够促进村庄在超出其范围内产生影响的事件, 并且形成了村庄的象征性 (symbolic) 符号的策划事件。

例如, 在古川町的乡村建设中, 濑户川鲤鱼池营造活动所捞鲤鱼之形象, 被观光海报、明信片加以引用, 成了古川著名的象征性风景。此点也如同荷花对于郝堂村的象征性。

这类型事件策划并不需要特别的场所以及参与主体, 并且有的也不一定围绕村庄空间展开。因为对于此类事件最重要是通过一定的事件, 将某一事物 (如濑户川的鲤鱼、郝堂村的荷花) 与村庄形象建立牢固的联系, 促使在村庄中的村民对其接受以及认同的同时对于宣传村庄形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一旦象征性成为其重要作用之一, 那么其参与主体天然地就与本地居民有关。但是, 针对事物进行品牌性的策划, 或多或少需要一些设计人员参与其策划过程:例如古川町聘请了一定的设计人员将其濑户川中的鲤鱼形象与纪念性产品——明星片等相结合, 促使其具有一定的艺术性。

(3) 大型节事 (Mega Events)

所谓大型节事, 其主要是相对于村庄的规模而言。这类事件主要以节日庆典、文化活动、体育赛事等形式作为主要内容。这些形式的事件, 往往因为其参与主体范围的广泛性而具有更大范围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其潜在效应是吸引一定量的游客[16], 拉动经济并促使村庄声誉得到很好地宣传, 扩大村庄影响[17]。

村庄中大型节事的主题, 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与村庄特有的民俗文化活动紧密相关, 比如古川町的飞驒古川祭, 是古川町一直以来的民俗节庆。另一类则是与村庄的发展主题紧密相关, 如同许村的国际艺术节, 是紧紧围绕“艺术村”这个主题进行的。此外, 对于以上两种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 也可以通过规律性地组织一些特色活动来形成村庄具有周期性的大型节事, 而体育活动则是该种事件较为有效且灵活的类型[18]:如同郝堂村的捷安特骑行活动, 很好地促进了年轻人的沟通与交流, 并且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该活动中来。

因此, 大型节事的特点主要两个: 一个是具有固定以及鲜明的主题性;另一个则是具有规律的周期性。前者能够促使特定的活动事件成为村庄的特色, 后者则使其影响更加广泛以及深远。

往往村庄中的外部空间成为此种策划事件的最佳选择:一是大型节事的重要作用之一则是通过特定主题活动, 让更多人关注承办大型节事所在的村庄从而重新认识村庄的发展潜力;二是除了村庄中的村民参与此类策划活动以外, 还有相当数量的游客以及与其主题相关的人群, 其人群规模导致了对于较大空间的需求。如同在古川町的飞驒古川祭、许村的国际艺术节以及郝堂村的捷安特比赛活动中一样, 人们的活动范围涵盖了整个村庄的外部空间。通过这样的活动策划, 让人们在参与过程中慢慢体味着村庄独具魅力的村庄空间以及人文特色。

所以, 此类型事件也是参与主体最为多样的一种:主要以村庄村民作为主体, 并且同时尽可能多地吸引不同人群的加入, 从而达到其推广村庄形象、增加关注度的目的, 同时也为村庄发展带来了多样性的可能。

(4) 经济事件 (Cause-related Events)

专门针对市场消费所策划的以拉动村庄经济为目的事件, 被定义为经济事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其他几种类型事件同样具有拉动经济的作用。而这里所提的经济事件, 则主要指对于村庄现有资源进行改善或者重新诠释而让村庄形成具有固定收入的相关策划事件。

与村庄休闲旅游业相关的策划性事件, 在乡村建设中则成为了这类事件的典型代表之一, 古川町通过特色风貌建筑的修缮以及街巷空间的打造所带动的休闲旅游收入已经成为了村庄经济支柱。此外, 利用村庄现有资源为村庄形成新产业打下基础也是此类事件的另一种情况, 比如宜兰后埤村则通过“鱼池”修复促使村庄特定范围内的盐化地成为“社区净水”的实验地点。

由于更多地强调拉动经济的作用, 导致其策划场所围绕村庄现有可利用资源的所在地展开。由此可见, 经济事件对于场所的要求并不是很高, (比如郝堂村由老人成立的合作社所展开的内置金融, 并不需要特殊的场所, 只要是为供该事件的商讨以及处理提供一定的场所即可) , 而更多地是结合市场需求对于村庄现有的空间场所加以有效地利用。

同因其强调拉动经济的特点, 其所涵盖的参与主体主要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获得收入的村庄村民;另一部分则是目标消费人群。然而, 由于村庄不断地发展, 入驻人群的多样化 (许村中的艺术家、郝堂村中经营咖啡厅的周边城市青年等) 也会最终导致前者主体性的多样化。

(5) 宣传事件 (Media Events)

这类型事件总是能够吸引人群甚至是媒体的关注而带有一定程度的“作秀”成分。它们往往借助展览、展示等方式, 对于村庄特定事物进行宣传。宣传事件总是围绕着村庄的特色文化、特色产业展开, 以期通过其宣传作用, 让更多地人了解以上内容从而增加更多的关注度。而关注度的增加, 也意味着给村庄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以及经济收入。

在本文所探讨的乡村建设四个案例中, 都十分注重这类型事件的策划。

日本古川町飞驒工匠馆的建立, 作为特色文化的展览馆, 通过在馆内对于村中木匠所用工具和木工作品的展示, 以及传统工艺体验区的设立, 吸引了不同人群前来参观体验, 从而将古川町木材产业、传统技艺上升到文化产业的地位。许村对于每年国际艺术节参展艺术家展品的长期展览也同样起到了吸引游客、促进许村艺术产业宣传的作用。而宜兰后埤村老人们在长青学堂中利用代表村庄捕鱼历史的漂流木进行小工艺品的加工, 也同样成为一种吸引物。

由于在本文所研究案例中, 此类型事件主要以对特定工艺品、艺术品展览体验为主要形式, 因此其策划场所则是与特定展示内容具有相关性的场所。此外, 由于需要承载一定展览展示功能, 而村庄中原有民宅尺度规模又相对较小, 所以, 利用村庄具有文化特色的老房子加以改造利用, 或者通过新的空间营造来承载这类型事件活动的发生则是此类展示场所最为普遍的一种选择。

至于其参与主体, 由于所展示内容一般以村庄的特色手工艺或者入驻村庄的艺术家创作作品为主要形式, 所以促使村庄中的老艺人以及入驻村庄的艺术家显得尤为重要, 而艺术家以及工匠本身也是挖掘乡村休闲旅游潜力的重要吸引物。

3.“事件”介入乡村建设的路径

3.1 不同功能事件的介入时间

基于前文的策划要素分析, 加之五种类型的事件在乡村建设中不同的作用, 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特定功能事件能够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有效发挥其作用的介入时期及前提条件 (如图2 所示) :

其中, 共识性事件往往是村庄建设的起点。在活动中增加村民的相互接触及情感交流, 并通过能够改善村民对其所居住的乡村地区认知的改观, 重塑乡村认同感和自豪感。此类策划性事件作为村庄建设的启动项目, 一般持续于整个乡村建设过程, 为其他事件的策划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品牌事件作为一个渠道展示了一个地区不断改善的新形象, 不仅是村庄全面复兴的促进因素, 而且是村庄群体自豪感和社会认同的焦点, 在提高村庄声誉的基础上激发地区的自信心。在村民对于村庄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一定的认同度以及参与度之后, 可以进行品牌事件的策划, 用以进一步的唤醒人们对于村庄特色的重新认识。

然而, 在乡村建设进入到初中期阶段之后, 便应在原有村庄历史文化特色整合重塑基础上通过工匠手工艺展览、或者一系列体验策划等方式, 进行村庄宣传类事件的策划。通过唤醒不同人群的意识, 使其认识到在衰败落后的村庄中的发展潜力以及对村庄文化及产业等各个方面所具有的内在价值, 从而吸引不同人群到访, 为村庄带来发展契机。

同时, 以上相关手段为村庄产业的发展打开了市场, 从而适度促进策划与村庄产业发展相关的事件。

3.2 乡村建设中事件的介入路径

因此, 在一个乡村建设的过程中, 这些事件介入的结构性主线, 表述了以“事件”作为主导的乡村建设的综合方向, 其简要路径如图3 所示:

概括来说, 一个成功的乡村建设过程, 需要这五类事件分别从不同的功能角度, 在对于村庄现有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改善的同时, 唤醒人们对于村庄空间以及历史场所的场所记忆, 重建对于村庄的认同感以及自豪感。其中以共识性事件作为贯穿村庄建设整个过程的内在主线, 以经济事件作为主要的内在动力, 配合品牌事件、宣传事件, 以及大型节事在村庄形象、地区自豪感以及村庄邻里关系及社会影响力方面的促进作用, 共同推动村庄不断地发展, 重现村庄活力。

3.3 五种类型事件介入的数量比例

那么, 这些事件每一类型在乡村建设中应该策划多少件, 换句话说, 应该分别占有多少比重呢?在本文的四个乡村建设案例中, 各个事件的所占比重如图4 所示:

其中, 共识性事件与村庄在进行乡村建设之前的社会资本状况有关。宜兰后埤村在进行乡村建设之前, 村庄生活条件困苦, 老龄化严重, 村民关系较为疏远, 中青年人均背丼离乡外出打工。因此, 对于该村庄来说, 重建村民关系纽带以及村庄自信是极为重要一环, 所以此类事件占到了乡村建设中较大的比例。

然而, 品牌性事件以及大型节事与村庄发展状况并不存在很强的关联性:其在四个村庄建设均只有一件。此点主要由于这两类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符号性以及地区象征性的特点所致。

而经济性事件以及宣传类事件的比例取决于村庄的发展目标与发展方式。郝堂村的乡村建设中经济事件所占比例较其他案例更多一些, 主要是由于其发展方式主要依靠经济提升带来的动力性。而其他三个乡村建设案例中, 经济事件的比例较为相似且并不占有很高比例, 其与它们更加注重文化历史在乡村建设中的促进作用有关。

以上五类事件的划分并不是具有严格的划分界限, 同时, 一些策划性事件所具备的功能也并不唯一。因此, 上文所阐述的它们在乡村建设中的介入路径及比例, 也更多地强调这些策划性事件的不同功能性而非实际的事件形式。

4. 结语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 如何建设真正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留得住乡愁的乡村是我们前需要不断反思的问题。基于中国乡村类型之广、现状问题的复杂多样以及资金人员等匮乏导致策略的推广, 以及可持续性等问题, 需要我们超越建造范畴去思考真正能够解决社会问题、起到真实效应的乡村建设的路径。笔者提出的由一系列具有特定目标功能的策划“事件”主导的乡村建设策略, 仅仅是一种初步的思考探索, 而并非是针对乡村建设提出指导, 而是通过对提出“事件”主导的乡村建设的优点的解读, 来提供一个我们乡村建设方式思考的新角度, 从而不断修正我们的乡村建设实践。

以策划“事件”主导的地区复兴, 一方面, 其策划手段与方式以及目标作用效果的达成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律性, 是可以进行把握以及控制的。但另一方面, 此种策略由于是基于人的活动激发地区的活力, 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个地区在人群的社会文化因素紧密相关。因此, 怎样让策划的“事件”更加贴近当前乡村地区中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不同“事件”展开的时期节奏, 从而促使我们在具有明确建设目标控制下同时达到小的投入而获得十分良好的收益, 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摘要：文章从现象解读层次对日本古川町、台湾宜兰后埤村、河南信阳郝堂村以及山西和顺许村四个乡村社区建设实践中针对特定人群策划的具有社会价值及人文关怀的策划性“事件”进行了阐述。并结合加拿大旅游学家盖茨·唐纳德对“事件”的定义归纳总结了以上四个案例中的五种主要类型的策划性事件在乡村建设中达到其特定功能效果所需要的场所、特定人群。此外, 基于每一类型事件的策划特点、介入乡村建设的阶段等因素初步总结了由以上五类事件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路径。

路径相关度 篇7

基于不同区域[1,2,3,4,5]、不同旅游类别[6,7,8]、不同学科背景与实践目的[9,10,11,12,13,14,15,16,17,18],学者们对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较多的探讨与研究。值得强调的是: 一是生态旅游的概念虽然存在泛化的趋势,但其遵循自然环境与文化敏感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原则的核心不会发生改变[13,14]。随着旅游业发展的体验化、综合化趋势,旅游产品呈现复合化、体系化的特征,纯粹的生态旅游者的标签意识也趋于淡化。笔者认为,生态旅游应当作为一种旅游业发展模式或旅游业发展判定标准,不能过分强调其在旅游业研究中的类别属性。生态旅游概念的扩展正是旅游业实践进步与研究深入的体现,故本文研究过程中未对敦煌市旅游景区进行自然与人文类别的筛选,而是对敦煌市的生态旅游发展进行综合研究。二是当前生态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聚焦于对生态旅游参与者的职能定位、产业发展趋势分析、当地社区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的参与模式和政府的调节政策,多将生态旅游参与者对生态效益的诉求视为被动,整体上缺乏在参与者利益结构关系解构的基础上进行生态旅游发展的主动性研究。

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社会角色要多于其他产业,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旅游业、生态旅游的研究与实践工作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0 世纪60 年代英国与美国在公司治理模式的探索中发展起来的,是一次由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向需要各种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转变。该理论要求公司应为利益相关者服务,股东只是其中之一并非全部。利益相关者理论自提出后趋于完善,其中关于利益相关者如何界定的探讨,“多维细分法”与“米切尔评分法”是研究的突出成果[19,20,21,22]。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与生态旅游研究领域研究始于20 世纪90年代前中期,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及分类,旅游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24,25],国内研究集中于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定性分析与描述[26]、利益相关者的界定[27,28,29,30]、基于不同角度对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结构关系的分析等方面[29],总体上缺乏对生态旅游领域中利益相关者的实证分析与界定,以及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生态旅游发展路径的深入探析。

本文首先基于学者工作进行敦煌市生态旅游发展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层次分类,以核心层利益相关者为目标对象,为反映利益相关者在生态效益诉求的主动性现状,基于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方法得出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效益期望,以半结构式访谈与文献分析等方法提炼各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生态旅游利益关注点,在此基础上进行利益结构关联分析,总体上设计出有效发挥与提升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效益诉求的主动性,深入挖掘利益共同点、协调利益矛盾点、改进利益关联闲置的生态旅游发展优化路径,并以敦煌市为例,提出区域生态旅游发展的建议。

2 研究方法

2. 1 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层次分类

借鉴现有旅游业以及生态旅游业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成果[23,24,25,26,27,28],并基于对生态效益的首要追求及区域尺度的特征,界定政府、旅游地居民、旅游企业、游客、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及相关科研机构、媒体、特殊利益团体( 摄影爱好者协会、宗教团体等) 、学校等教育机构9 类利益相关者( 表1) 。

注: 问卷与访谈时所对应的问题采用王纯阳、黄福才所采用的方法。即要求被调查者与访谈对象对列出的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进行排序,统计分析得出某一利益相关者在该属性下的平均排名,进一步对所得结果做倒数处理得表中数值结果。以主动性为例,数值越高,表明其认为该利益相关者主动性越强。

借助相关利益者研究中已趋于成熟的“多维细分法”和“米切尔评分法”,结合王纯阳[28]等人在利益相关者界定的实证研究成果,对敦煌市生态旅游发展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实证分类。为进一步明晰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生态效益方面的利益诉求,笔者从“主动性”、“重要性”和“紧急性”三方面设计调查问卷,对所列举的利益相关者并邀请旅游规划专家参与此次调查。在与相关利益者代表进行回访的过程中印证中所得的利益相关者的层级分类( 图1) ,尤其是生态利益核心相关者的划分得到多数不同类别的受访对象认可。

注:G为当地政府,L为旅游地民民,C为旅游企业,T为游客,M为媒体,N为非政府组织,S为特殊利益团体,A为学术界及相关科研机构,E为学校等教育机构。

层级划分结果与宋瑞[26]在全国尺度上对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层级的划分基本一致,但核心利益相关者层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位序存在差异,前者在核心层的利益诉求排序为: 当地社区> 旅游企业> 保护区> 游客,而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得出的核心层利益诉求排序为: 当地政府> 旅游地居民> 旅游企业> 游客,当地政府为敦煌市生态旅游发展的第一利益诉求对象。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利益相关者的层级划分在不同的区域尺度上具有不同的表现。本文认为,可能是旅游地居民、政府官员、游客群体结构差异等因素带来的影响,但具体因素与各因素所占权重需要进行新的研究。本文认为,在具体区域单元内进行利益相关者层次划分的工作中,只有进行实地调研工作才可能更为准确地对区域旅游业生态发展的相关利益者进行界定与分类。结合王纯阳等人[28]在以经济为主要利益诉求的传统旅游中,利益相关者分类中的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表明在不同的利益诉求目标下,旅游行业各利益相关者对利益诉求会发生较大变化。

2. 2 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效益期望调查

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效益的主观诉求度代表了利益相关者在生态旅游发展工作中的主动性强弱程度,是了解生态旅游发展现状的重要基础。依据问卷统计结果获得的数据对游客、旅游地居民、政府人员、旅游企业对生态效益期望值分析处理( 图2) ,整体可知敦煌市游客对旅游活动中生态效益的期望值最高,旅游地居民与政府次之,两者的期望值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而企业处于较低水平。问卷调查中对各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效益的期望划分了五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划分为三个值区,可知,游客中70% 对生态效益高度期望,30. 2% 对生态效益中度期望,1. 9% 对生态效益期望值较低; 旅游地居民、政府、企业的数值分别为49. 1% 、34% 、17% ; 62. 3% 、20. 8% 、17.2% ; 34% 、58. 5% 、7. 5% ,表明游客与政府在高值区存在较广泛的分布,旅游地居民值区表现相较于其他三者较为均匀,高值区的分布较少,而企业高值区的分布数量最小,且在中值区出现的概率最大。

根据调研结果整体可知,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效益的期望水平强弱排序为: 游客> 政府> 旅游地居民> 企业。游客与政府对旅游地的生态旅游发展中的生态效益有着更为强烈的诉求欲望,而旅游地居民对生态效益的诉求则呈现较高的差异特征,利益诉求程度在旅游地居民中分化严重,而企业对生态效益的诉求整体并不强烈,处于中下水平,表明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生态效益诉求主动性弱。

3 结果与分析

3. 1 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分析

笔者以座谈等方式分别对游客、当地居民、政府、企业( 主要为酒店、旅行社) 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记录并筛选出被大多数同类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生态旅游发展的主要相关点( 图3) ,并基于利益相关点进行游客、当地居民、政府、企业的利益关系分析。笔者认为,基于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利益共同点及利益矛盾点的分析解构,可对敦煌市旅游业发展中利益机制的体质基础、症结完成“由标及本”的“望闻问切”。相较于传统生态旅游发展研究中对资金投入、环保意识、环境现状、自然条件等现状的经验类描述,本文可对制定更加高效的政策,编制更能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的发展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政府: 政府的生态旅游利益相关点主要表现在职能上,生态旅游发展在区域上的层次主要具体表现在不同职能部门制定的法律规划、开展的开展建设项目、建立的管理体制、配备的人员专业技能素养均对生态旅游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政府制定的生态旅游政策、总体规划直接作用于旅游者、旅游企业和旅游地居民等其他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即政府是生态旅游发展的框架设计者。敦煌市生态旅游的发展在区域层次上包括了环保、建设、林业、农业、国土、文化、旅游、发改委等众多部门,不同部门在生态旅游发展中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在访谈中发现不同职能部门对生态旅游的利益关注点与所在部门的职能紧密相关,表明传统生态旅游研究中基于政府职能分析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信度。本文对利益结构分析中政府的利益点在访谈的基础上又结合政府部门的职能进行了整合。

游客: 游客是生态旅游发展的主体。游客对旅游的生态效益诉求的出发点是获得高质量的旅游经历。结合对游客生态效益期望的分析和现场访谈,笔者发现敦煌的游客构成大多具有较强的生态意识,对市区与景区的环境保护具有责任感。笔者认为,可能是敦煌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位导致敦煌游客客源呈现出该特征。为进一步表征游客的利益诉求,本文对游客的旅游体验中与生态效益发生关联的部分做了进一步的解构,将旅游六大要素中的“住、行、玩”纳入利益关系分析中。

旅游地居民: 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既是核心层的利益相关者,同时是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重要部分,也是生态旅游影响的高度敏感者和直接承受者[23]。除了当地居民的角色,很有可能扮演着旅游业经营者的角色,尤其是在敦煌市等旅游城市。当地居民将尽可能参与到旅游业的生产活动中,敦煌市生态环境脆弱敏感、环境承载力低,旅游地的环境易受到冲击,而当地居民则为主要受体。此外,旅游业发展将带来公共设施改善、城市景观主题改变、社会文化开放度提高等。总体而言,当地居民在生态旅游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其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对生态效益诉求直接关系到自身的生活质量。

旅游企业: 旅游企业在生态旅游的发展中对生态效益的利益诉求并不清晰,然而旅游业生态化发展的表现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旅游代理商的市场战略与经营策略。依据对敦煌市各类旅游相关企业的走访,笔者将当地的企业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与资源管理部门合作或由其衍生出的旅游企业,如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点开发商; 另一类是投资者直接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如提供食宿的星级酒店。这两类企业在参与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所占有的信息等资源存在差异,为获得经济利益所提供的服务类型业不同,进而导致他们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点。尤其是在旅游开发中投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企业,拥有在景区发展规划等重要决策中具有重要发言权( 以第一类企业为主) 。而目前旅游企业基本都对自然资源和文化方面的成本不承担直接责任,当前对于企业生态范畴的研究与实践集中在如何进行强制的约束和有效的激励,多将旅游企业视为生态旅游发展中的生态效益实现的阻碍者,而基于这种方式的实践不可避免在执行上存在较大的阻碍,实践效果甚微。故如何解析出旅游企业与其他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结合点,将旅游企业内化在生态旅游发展系统中,提升旅游企业在生态旅游中的主动参与度对生态旅游的优化发展极为重要。

基于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 图3) 可知,核心层生态旅游发展中对生态效益诉求关联中以利益共同点为主,如良好的市容环境对旅游地居民的优质旅游环境、游客的良好住宿环境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在政府对自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游客在单位时间内可以浏览到更多的景点存在利益矛盾、旅游地居民对市内交通的诉求与游客对良好交通条件的诉求存在利益矛盾。值得说明的是,旅游企业对绿色、低碳品牌游客认可度存在较高的利益诉求。在当前的利益关系中,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生态效益追求点并没有与其存在利益共同,笔者将其归纳为利益关联闲置。通过利益关系的网络分析可知,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内部发生利益关联最弱的是旅游企业,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旅游企业生态效益期望较低的原因; 政府与其他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存在较多的利益联系,表明他们在生态旅游发展中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利益矛盾关联的另一端点均为游客,作为旅游活动的主体,这一现象更强调了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的关键性,故围绕游客进行生态旅游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3. 2 敦煌市生态旅游发展的优化措施

以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效益期望水平为基础,基于利益共同点与利益矛盾点、利益闲置等分析,对敦煌市生态旅游优化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①旅游地居民对生态效益的诉求呈现较强的差异特征,在不同的人群中对生态效益会出现较大不同的特征,因此应采取灵活措施来提升旅游地区居民的生态效益期望水平。如可选取对生态效益有较高追求的“社区红人”进行整体带动,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型媒介建立有关生态宣传的自媒体账号,整体上进一步确保旅游地居民的主体意识。②旅游企业对生态效益主观诉求较低,结合对生态利益网络的分析可知,在生态旅游发展中旅游企业的利益诉求点与其他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效益诉求点关联少,且存在利益关联闲置,故应重点解决他们被其他核心层利益关联者忽略的利益关注点。如针对“绿色、低碳品牌游客认可度”被忽略的问题,可允许被“绿色酒店”等品牌认证的酒店推出“一人一换”与“一天一换”等供游客自行选择的业务,发放“绿色住宿”的贴签令游客在行李箱上选择黏贴等,使其利益关注点设计为可被游客直接感知。③加强利益相关者应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如要实现上文中提及的旅游企业针对业务内容从细节上创新,灵活思考,从而设计出令游客直接感知的利益关注点,若存在政策冲突,就必须与政府部门进行业务对接。如四星级酒店的标准为“每日必换床单与枕套”,政府可对该规则基于生态旅游的角度进行修正,令酒店可推出“一人一换”可供游客自行选择的业务,进而对业务附以不同的价格梯度。④针对利益矛盾点,应当优先协调多方利益,实现双赢。政府对“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诉求与旅游对“浏览更多的景点”诉求存在着利益矛盾。如在雅丹地貌地质公园、莫高窟等景区均存在该冲突,出现该状况本质上是由于游客量过大对景区承载力产生冲击。这里可以借鉴莫高窟博物馆建设的经验。莫高窟文化博物馆在对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画佛像进行复制的基础上并对其艺术文化内涵进行揭示,一方面使游客对莫高窟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景区的旅客因此得到分流而减缓客流量过大对景区维护带来的压力。⑤生态旅游发展为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博弈,为实现区域生态旅游的高质发展必须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性”,基于区域现状形成圆桌会议等由各利益相关者构成的谈判与共同决策的形式,提高利益相关者在旅游规划等重要措施的参与度。这也是“持股者”向“利益相关者”概念转变的基本要求。

4 结果与讨论

本文基于研究的高聚焦度与实践的针对性考虑,重点对区域生态旅游发展中核心层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值得说明的是,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应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统筹考虑,盘活利益关系网络,如提高当地旅游居民的生态效益期望在紧抓政府等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工作的同时,更需要媒体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介入。本文认为,在具体某一区域中进行利益相关者的分类中,只有进行实地调研工作才可能更加准确地对区域旅游业生态发展的相关利益者进行界定与分类。

游客、旅游地居民、政府人员、旅游企业对生态效益期望值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不同值区内的分布也存在较大差异,把握区域内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效益诉求特征对生态旅游的快速高质发展尤为重要。通过对利益关系的网络分析可知,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联存在利益共同、利益矛盾、利益关联闲置三方面的特征。内部发生利益关联最弱的是旅游企业,同时解释了旅游企业生对态效益期望较低的原因,政府与其他核心层利益相关者; 存在较多的利益联系,表明他们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发生利益矛盾的端点均为游客,表明围绕游客进行生态旅游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