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恶搞文化（精选9篇）
网络恶搞文化 篇1
一、什么是网络恶搞
“恶搞”, 又称作“Kuso”, 是一种特殊的互联网文化。“Kuso”一词源自日本, 是日语“くそ”的发音, 原意为“可恶”、或“粪、屎”等意思, 是用于发泄不爽情绪时的口头语, 后来演变为“恶搞”的代名词。[例如, 1996年8月, 某美国公司制作的一款游戏在日本发售, 它的图像糟糕, 难度极高, 反而激发了某些玩家探索尝试的好奇心, 他们一边忍受着糟糕的游戏, 一边嚎叫“Kuso”以发泄情绪。“恶搞”类似“恶作剧”, 但基本没有太多恶意, 含有搞笑、夸张、颠覆之意。“恶搞”文化继承了“无厘头”的衣钵, 借助于网络自由参与的双向传播特性, 形成了一种以“戏仿”为主要行为特征的另类创作风格。
二、网络恶搞的类型和特征
网络恶搞有文字恶搞、图片恶搞、游戏恶搞和影像恶搞等多种类型, 由于影像恶搞的具体可观性和丰富性, 在网络上最为流行。在大众的理解中, 网络恶搞有时可以等同于影像恶搞。所以在接下来的分析中, 主要以影像恶搞为例, 来具体说明网络恶搞的娱乐性。一般来说, 影像恶搞借助于网络为载体, 通过各种策略与技巧, 利用人们比较熟悉的一个或若干个母本, 进行重新解构, 建构新的作品, 从而达到娱乐大众的反讽效果。如在胡戈的《春运帝国》中, 以周星驰的多部电影作品中的影像资料为基本素材, 融合流行和搞笑的元素, 塑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原有文本叙事逻辑的新文本。实际上, 影像恶搞利用了大众的集体记忆, 并利用网络传播的主体性和快捷性, 达到传播的搭便车效果, 减少了作者的运营成本。很多影像资料, 例如周星驰的多部电影作品, 已经作为经典烂熟于心, 而通过搞笑者的重新编排和整理, 无论在风格上, 还是在情节上, 恶搞后的文本形成了和原文本“形似而神不似”的剧烈反差, 大众在这种反差中满足了搞笑的心理体验。
总体来说, 网络恶搞继承了“无厘头”的衣钵, 借助于网络自由参与的双向传播特性, 形成了一种以“戏仿”为主要行为特征的另类创作风格。而所谓“戏仿”, 最早的定义来自于1598年撒缪尔·约翰逊的《牛津英语词典》:“模仿, 使之比原来更荒谬。”一般来说, 一部作品有很大的影响, 便会有人模仿。但模仿有两种, 一种是复制原作的套路, 另一种则是讽刺, 由此产生特殊的戏仿喜剧。“恶搞”属于后一种, 作者用借鉴、改造原作的方式模仿原作的同时又独立于原作, 形成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三、对网络恶搞的道德评价
1、恶搞的道德底线
恶搞是一把双刃剑, 尤其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 一些作品为了提高点击率, 内容非常低俗、恶俗, 甚至冲破道德底线。其一, 恶搞民族英雄挑战爱国主义精神。有些网络恶搞者全然不顾民族感情, 他们的恶搞对象不仅瞄准了红色经典中的抗日英雄形象, 而且瞄准了我们的民族英雄。如网络中出现的丑化抗日英雄的典型铁道游击队员的现象等, 这种以恶作剧方式颠覆几代人心中的英烈形象的行径, 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亵渎。其二, 恶搞道德典范挑战是非荣辱观念。有些网络恶搞者为了追求点击率, 早已把是非荣辱观念抛在了脑后, 在他们的眼中, 只要能引人注目, 什么都会去恶搞。这些混淆是非荣辱观念的恶搞已引起有识之士和有道德感的网民的强烈反感。其三, 恶搞中华文明, 挑战国民的归属感、认同感。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一切理应是中国人的骄傲。然而, 许多网络恶搞者抱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 恶搞《三国》、《水浒》、《红楼梦》, 有的甚至全盘否定我们的传统文明, 他们想要否定的不仅仅是几个人物和几本名著, 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维系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充斥着低级趣味的庸俗行为, 跨越了人们的道德底线, 对青少年价值观、荣辱观的确立构成了冲击, 不利于青少年树立公正、正义、科学、进步、诚实、守信的道德观。
2、防止恶搞道德失范的对策
防止恶搞道德失范的关键在于引导和规约。除了依靠家庭教育、学校德育外, 还要大力依靠各种大众传媒进行舆论引导和网络道德教育。第一, 加强网络主体道德修养, 培养网络主体道德自律精神。一方面, 网络传播主体或者网站的建设者要起到引导受众走向积极方向的作用和责任。开展以网络主体性教育为取向的网络道德教育是道德内化的有效手段, 形成良好的道德内化, 是网络道德自律的有效途径。由于网民多数是匿名在线交往, 因此, 不同国籍、不同地域、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人的交流会呈现相当的复杂性, 使得网络行为的控制更加困难。因此, 要切实加强对网上各种主页和网站的管理引导, 坚持正确的导向。利用技术预防、控制与打击利用现代科技, 监管上网行为, 利用有利的网络资源, 建立有效的网络规范, 打击和取缔违法网站, 创建健康的网络环境。这是对网络恶搞的一种流程控制。第二, 实行分级、分类的管理模式。把网络恶搞纳入社会规范视野, 按照其性质和恶搞程度划分被管理的归属门类和应受到社会规范的级别, 对不同的恶搞确定不同的标准和管理规范, 加强对恶搞作品的审查工作, 加大对不法网络恶搞作品的惩罚力度。建立堵与疏相结合的机制, 对网络恶搞区别对待, 对于那些单纯娱乐或带批判消极社会现象但没有触及公共利益的恶搞应予以准入, 相反对于那些诋毁社会主流文化甚至攻击人身、社会的恶搞应坚决予以技术和法律方面的封杀。
四、对恶搞的法律评价
1、恶搞应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
有些网络恶搞者抱着“法不责众”的原始理念, 认为只要是网民爱看的, 就“无所不能搞”。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的规范,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最起码的要求, 我们的社会决不能允许有超越法律的特殊人群, 网络恶搞者也不能例外。那些无视他人的基本权利 (如名誉权、肖像权、著作权) 的恶搞;那种无视国家的神圣标志 (如国旗、国徽) 的恶搞;那种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的胡搞;等等, 是不能允许的。
2、恶搞是否存在侵权行为
如何去追究恶搞者的侵权行为, 已经成了网民非常关心的问题。从众多的恶搞作品来看, 可能引起权益纠纷的主要集中在名誉权、肖像权和著作权几个方面, 在这些方面, 有些恶搞的确存在侵权行为。然而, 界定网络恶搞是否侵权还是存在许多盲点的, 网络维权也有一定的难度。首先, 界定侵权主体有一定难度。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明确规定: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 无明确被告则不予受理。恶搞侵权的第一个盲点就是难找恶搞者, 对使用固定IP地址上网的恶搞者来说, 其真正身份的界定并不难, 但对许多有意规避而使用公用计算机的恶搞者来说, 界定其真实身份就有一定难度。其次, 界定侵权事实有一定难度。以著作权为例, 如果作品用于介绍情况或者阐明一种观点, 适
当地或者少量地引用他人的作品, 这是《著作权法》所允许的, 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如果超出了介绍情况或者阐明一种观点这个前提, 大量引用他人的作品, 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网络恶搞往往是部分地借用恶搞对象, 它有自己的创意, 其做法是否侵权往往界于两可之间, 让人难以判断。此外, 被搞者往往无法证明自己受到的实际损失有多大, 如果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同样也很难证明。
参考文献
[1]郭林虎:《恶搞现象之法律透视》,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 2007, (1) 。
[2]赵新利:《“恶搞”文化:凸显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3) 。
[3]苏力:《戏仿的法律保护和限制——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切入》, 《中国法学》, 2006, (3) 。
[4]郑成思:《知识产权——应用法学与基本理论》, 人民出版社, 2006年。
[5]季卫东:《网络化社会的戏仿与公平竞争——关于著作权制度设计的比较分析》, 《中国法学》, 2006年。
[6]刘淑华:《试论滑稽模仿对我国著作权法的挑战》, 《电子知识产权》, 2006年。
网络恶搞拷问城管执法 篇2
网络上对城管的恶搞事出有因。近年来,城管暴力执法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城管野蛮执法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暴力抗法程度也逐步升级,甚至出现海口恶势力团伙向摊贩收佣金帮助对付城管的事件。而那本《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中“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执法指导”,更令不少网民惊呼不已。
城管乱象根源在于没有真正做到依法管理
层出不穷的网络恶搞,矛头几乎全部指向城管,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到了城管的对立面。难道说我们的城市不需要管理吗?难道说我们喜欢生活在一个脏、乱、差的城市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设立的城管(执法)局,集中了市容环境卫生、强拆私搭乱建、城市规划、城市绿化、市政管理、环境保护、处罚无照商贩和无证导游等方面的行政处罚权,的确对治理急剧变革中城市的脏、乱、差的状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城管执法的“相对人”,多是靠摆小摊维持生活的小商小贩,城管阻止他们的经营活动,等于是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他们难免会抵死相抗。当小贩暴力抗法时,拥有多个部门集中执法权的城管却唯独没有警察的权力,再加上部分城管执法人员素质不高,于是城管的所作所为必然引出更多的乱象,招致群众的不满。网络恶搞城管的事例此起彼伏,说明城管的社会形象日益失色,群众对城管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而城管是代表政府对市民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如此乱象势必影响到政府的形象,令人误解政府建设和谐城市的良好愿望。如果说当年集中执法是我国社会发展转型的需要,那么现在集中执法的城管模式,已经不能担负起构建和谐城市的重任。
放眼世界,城管似乎是我国独有的政府执法机构。在美国,市政当局根据当地交通和周围民众的生活,以及街道往来的客流量,科学地规划和设置摊贩数量与地点,通过公告形式发布可供申请的摊贩数量和地点。所有的商贩都不能妨碍交通,妨碍市民居住生活,不然民众会投诉,警察也肯定会来予以取缔。美国没有城管人员,只有警察才有权开罚单。在我国香港,街市上管理小贩的也是警察,他们也只是开开罚单,一切是非上法庭去分解。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警察完全能够担负起管理市容的重任。结合我们的国情,现有的城管机构完成历史使命后,只有组建专门的市容警察,依法管理城市,才能重塑政府执政为民的形象。
执法困局呼唤城管立法
市容警察不能再像城管一样肆意妄为,要严格依法管理城市。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城管法,即使是现在所依据的《行政处罚法》在实践中也不易操作。例如其中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可是实践中,城管执法时往往做不到起码的告知处罚的事实、理由,既不告知小贩们可以到何处摆摊,更听不进小贩的哭诉,纠纷往往因此产生。如果这些问题还可以说是由城管人员个人素质不高造成的,那么,不规定暂扣财物和没收财物后需不需要给当事人开具清单,不规定对没收的财物该怎么处理,就不能不说是《行政处罚法》的重大缺失了。
香港在城市管理方面,有《噪音管制条例》、《公共卫生及市政条例》、《公共照明条例》、《废物处置条例》等法规,对执法主体都有清晰界定,有关部门各司其职,不得超越法律授权。违规倾倒垃圾,食环署负责查处;公共场所吸烟,卫生署责任在肩;乱搭乱建住宅,屋宇署依法处理,等等。此外,还有明晰的《警察条例》、《警察通例》、《警察(纪律)规例》等,为警察管理定下法律依据。除执行公务外,警察不得进入任何单位的办公楼;警察进入娱乐场所或者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必须付费;警察执勤必须要两人以上,并对事件经过逐一如实记录在册,等等。任何警察一旦违反上述规则,都要受到惩处,轻则警告,重则革职,这些也要记入档案,作为评价考核的参照。
执法观念要符合民生需求
组建市容警察,统一城管立法,根本目的是构建和谐城市。其实,小贩们是在依靠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谋得在城市生存的权利,与此同时也方便了市民。网络恶搞中民意一边倒地站在城管的对立面,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民众天生同情弱者,事实上市民的生活也需要有序摆摊的小贩。所以城管与小贩矛盾的根源,表面上看来是城市各阶层利益冲突的集中表现,实质上表明现有的市政公共服务设施不能满足市民生活的需要。
如果我们继续漠视城管与小贩之间矛盾的真正根源,不树立科学发展的城市管理理念,就不可能化解政府与小贩之间的矛盾。因为即使是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去终止小贩的生意,实质上还是剥夺了小贩的生存权,小贩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的。也就是说,如果继续以“猫捉老鼠”的思路来管理和阻止小贩,其结果往往是既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无序摆摊,还给城市的治安环境增加了不安定因素。
网络恶搞城管,折射出民意对城市管理真正的需求:以人为本。城市管理的核心,是“便民”而不是“治民”,即应该合理地规划城市的各个功能分区,让各种便民服务点多起来,让城市的各色人等安居乐业,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盲目追求形式上的简单明了、整齐划一,对什么都一刀切,固然方便了管理者,却让市民少了许多便利。如果以疏代堵,引导小贩规范经营,就能既照顾到市民生活方便,又为小贩们提供了一条谋生之路。
值得欣慰的是,党和政府已经注意到了网络恶搞城管所折射出的民生诉求。目前,全国城市管理工作者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民生大于市容。比如南京将对路边摆摊设点实行“有限度”的开禁。这一充满“人性化”的新《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已经通过,即将施行。未来的“城管”不仅是城市的事,大量城乡接合部也将被纳入管理。这部条例是11年来第一次大范围的调整,其中关于摆摊设点内容的规定在全国是首例。开禁后,包括早餐摊、夜排档、修锁修车摊、书报亭等在内的摊点,全市将达1万多个。这些摊点将完全合法化,除收取少量搭建大棚的成本费及卫生费外,原则上不收费。如果各地都能像南京这样,把小贩纳入有序管理,从卫生监督到商品质量都严格把关,并降低小贩的经营成本,满足市民的生活需求,还需要城管和小贩玩儿“猫捉老鼠”的游戏吗?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论网络恶搞及其文化狂欢 篇3
关键词：网络恶搞,恶搞文化,狂欢
对于恶搞文化自身而言,只有带着一种真正的娱乐精神来制造快乐,这种解构才能更富有生命力。恶搞同样可以在引人发笑的同时给人以思索和震撼。
网络恶搞现象的风起云涌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结果。2006年,以胡戈根据电影《无极》改编而成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为代表,一系列网络恶搞版本层出不穷,在赚足人们眼球的同时,也引发了舆论一片哗然。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态,恶搞文化开始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公众话题。而《大电影之数百亿》更是以看似荒诞的电影恶搞精装版为恶搞正名,从社会学意义上为恶搞找到了价值归宿。直到今天,网络恶搞浪潮依然风行。2008年1月28日掀起的“艳照门”风潮,又为恶搞者提供了新的“噱头”,他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绝技,将涉门明星们恶搞得天翻地覆。对网络恶搞现象及其文化的思索至今仍在继续。
一、网络恶搞及其文化的产生
网络恶搞是网络与恶搞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即是制作者通过剪辑一些视频片断或电影镜头,将之以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加以拼接黏合,借助网络进行传播。作为一种独特的互联网文化,网络恶搞实际上是人们宣泄内心思想情感的一种方式,表现为情绪的尽情释放。恶搞者往往通过采用一种突破常规、古灵精怪的行为方式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畅快。
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在研究狂欢文化时曾指出,任何艺术体裁和艺术形式都有一个历史形成过程。恶搞文化也不例外。“恶搞”作为一个词语的出现是近几年的事,但恶搞文化在中西方文化史上却有着很深的渊源。恶搞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就是“笑”,通过各种诙谐、怪异的方式博得人们轻松一笑正是“恶搞”的初衷。人们总是创造各种节日来舒缓心情、制造快乐、尽情欢笑,其源泉就在于花样不断翻新的“恶搞”。从这一意义上讲,“恶搞”与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的“狂欢”具有相通性。
西方世界更重视人的个性及狂欢的品格,“笑”是“狂欢”的最高原则,在“笑”的戏谑与欢呼中一切的神圣与崇高统统消解,人们在笑声里体味对上层统治阶级的颠覆与征服,以此实现暂时的自由与平等。由此可见,西方的狂欢节也是“恶搞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恶搞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叛逆色彩,在各种思想交汇碰撞的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
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于西方,但中国同样不缺少恶搞文化,恶搞现象早已有之。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古代文化把带有恶搞色彩的痴狂看作一种智慧的表现,《论语》和《庄子》中都专门记载了楚狂接舆的故事,并将其行为视为超凡脱俗之举。那时所指的“恶搞”实为一种佯狂,体现了一种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的深层愿望。到了魏晋时期,恶搞则成为一种风度,文人士大夫以我行我素为荣,甚至做出惊世骇俗之举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进而获得心灵的解脱。魏晋以后,这种痴狂成了文人艺术家们生活的风格,追求脱俗、超然与无拘无束。
当下,各类恶搞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无论“戏说”还是“大话”,实际上都带有恶搞的意味,在嬉笑中消解了元文本留给人们的庄重、严肃甚至有些刻板的印象,赋予其新的诠释,带给受众一种颠覆性的快感。而新媒体的出现使恶搞文化的传播得以迅速蔓延,以致2006年的一个“馒头”不仅引发了一场“血案”,也继而引发了2006年至今一发而不可收的网络恶搞风潮。
二、“狂欢”在颠覆与解构之中
网络恶搞及其恶搞文化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在于网络恶搞是一种颠覆与解构,即将元作品的能指与所指打碎、撕裂,使原来的语境与寓意消散,进而以一种超乎想象的奇异景象呈现出来,迎合受众内心的新奇诉求,使之获得一种奇妙的乐趣。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不断涌入的今天,“娱乐至上”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受众渴望在传媒文化的消遣中获得轻松和愉悦,帮助自己从生活的负累中解脱出来。恶搞文化恰恰契合了人们追求娱乐的需求,通过拼贴、反讽、模仿等多种表现手法制造一种反常效果,在颠覆与解构中创造并享受着恶搞的快乐。网络传媒的大众化、娱乐化特质又为恶搞文化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广阔的天地。
恶搞的颠覆与解构是一种对传统的反叛,体现出年轻一代对传统话语方式的对抗。长期以来,中国老一辈受传统文化和思维模式的束缚和规范,话语方式过于严谨、刻板、正统,这与成长在现代社会的年轻人的话语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年轻人喜欢新鲜、追求新奇,渴望以一种轻松、娱乐的方式来感受这个世界,因此,他们必然会选择某种方式来打破传统话语方式的一统天下并与之相抗衡,从而尽情释放年轻的张狂与恣肆。而恶搞的轻松与搞怪恰恰满足了这种期待与需求,在解构传统、反抗传统的同时也使年轻一代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疯狂的石头恶搞版——谁拍了我的武侠》》等之所以走俏,就在于它们呈现出的极度夸张与搞笑,使传者与受者共同享受到颠覆的畅快淋漓。
三、“狂欢”能否继续?
“狂欢”不是无度地纵情恣肆,恶搞也不是“搞恶”,更不是肆无忌惮地讥讽与宣泄。“恶搞”的“恶”代表的只是一种夸张与搞笑,《情癫大圣》、《武林外传》等都是以一种时空的颠倒、情节的错位、人物角色的扭曲等重新架构,给人一种出乎意料的印象,令人忍俊不禁甚至捧腹大笑。这样的恶搞只是一种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娱乐方式的自然选择与呈现。现代社会的人们需要这样一种新鲜的方式来娱乐自己、娱乐他人,而网络恶搞的风行也是这个社会更宽容的接纳胸怀使然,恰如其分的恶搞无可厚非。
但是,游走在道德与法律边缘的网络恶搞同样是有底线的。任何颠覆一旦超出了“度”,一切的娱乐与搞笑都将成为众矢之的。当红色经典被恶搞时,恶搞文化一下子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当潘冬子、雷锋、黄继光、董存瑞、铁道游击队里的游击队员等一系列经典人物遭遇肆意恶搞的时候,人们开始重新反思恶搞文化的是是非非。对红色经典影片的肆意编造与重构拷问着世人的娱乐和道德底线,学术界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对经典所形成的固有传统进行批判,以解构手法赋予其新的话语模式和时代意义是一种有益的创新。但也有学者认为,对红色经典影片的恶搞已经跨越了文化、道德甚至法律的底线。当恶搞由通俗一步步走向庸俗甚至恶俗时,不仅会严重危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人格完善,而且也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公德意识和良知,是对国家尊严和民族情感的一种践踏和亵渎。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恶搞文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如正史之外有野史、经典之外还有杂著,恶搞文化就是一种不同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异构文化形态,对于正常的文化缔构是一种补充和陪衬或是一种试探性的拓展。正常文化对这种异构文化并不一味地排斥,而是在与之相比较和竞争中有所吸收和借鉴,人类文化因之而更加丰富多彩。
因此,对待恶搞文化不应一棒子打死,而应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容许其自由、健康地发展,一味地封堵、打击只会激发恶搞者们更强烈的颠覆欲望,甚至会诱发“恶搞”成为“搞恶”。
网络恶搞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娱乐至死。然而,恶搞不是肤浅,也不是低俗,更不是恶俗。超越自由、道德、法律界限的恶搞无异于将自己置身于雷区,随时处于崩溃的境地。所以,网络恶搞也应有底线。
对于恶搞文化自身而言,只有带着一种真正的娱乐精神来制造快乐,这种解构才能更富有生命力。恶搞同样可以在引人发笑的同时给人以思索和震撼。最经典的莫过于刘镇伟导演的《大话西游》和《情癫大圣》,影片在不断的解构中演绎着经典的爱情主题,让观者笑得撕心裂肺、笑得潸然泪下。刘镇伟执导的影片给疯癫搞笑以内在的感情支撑,在发展和升华了无厘头精神的同时,也使人们领略到另一种娱乐境界。
总之,网络恶搞的颠覆与解构不应是放纵,更不应成为庸俗,而应是一种创造、一种新的建构。只有这样,网络恶搞及其文化的“狂欢”才能真正继续。
参考文献
[1]、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董权辉:《网络影视恶搞现象出现的社会语境》,[J].《电影文学》2008-7
[3]、赵新利:《“恶搞”文化:凸显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7)
[4]、胡忠青、石华:《“恶搞”红色经典影片:跨越底线的颠覆与解构》,[J].《电影评介》,2007(6)
[5]、王振铎:《编辑学原理论》,[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
网络恶搞文化 篇4
失意中，他网络恶搞；
不得志，她渴望成名
女友被“凯迪拉克”接走了。这一幕看在哪个男人眼里，哪个男人眼睛都会喷火。2011年7月的一天傍晚，刘晟明像往常一样到女友公司门口接她下班，却亲眼目睹女友上了别的男人的车。刘晟明蹲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失声痛哭。
刘晟明出生在山东泰安，女友是江苏无锡人，两人在上大学时相恋。2010年6月大学毕业后，女友在无锡一家国企找到了一份文员工作；而刘晟明在无锡的求职之路异常艰难，直到2010年8月底才在老乡的帮助下，进入一家物流公司做业务员。
时光挑衅了爱情，现实磨灭了感情。在车子房子票子这些事情上，刘晟明对女友拍着胸脯保证“请给我时间，我会给你幸福未来”，然而女友回应他的是决绝离去的背影……
2012年1月，公司新来了一名女文员，令刘晟明怦然心动。他想用新感情修复旧情伤，便暗地里追求这名新同事。岂料，新同事没有接受他的求爱，反而把他的行为报告给了领导。领导警告刘晟明“不要影响工作”。此后很长时间，刘晟明都没有从挫败感中走出来。
2012年5月的一天晚上，刘晟明闲逛网络，无意中看到了一条新闻：一名漂亮女孩应聘内衣模特，被自称经纪人的骗子“潜规则”，还骗走了20万元钱。他不禁感慨，现在的女孩虚荣心太重了。这么一想，一个灵光闪进了他的脑海：常被女孩耍，自己何不也耍耍女孩呢？
怀着报复和恶搞的心理，刘晟明在无锡的一个知名论坛上，化身为一家演艺公司的副总，发了一张招聘“车模”的帖子。帖子中写道：有无经验均可，一场车展酬劳2000元，应征者需要提供艺术照和生活照各一张。在帖子后面，他附上了新申请的一个电子邮箱。
没想到，帖子发出后，应征者络绎不绝。刘晟明决定再次恶搞，向这些应征的女孩索要裸照。他称公司正在接洽几部电视剧，选中的模特在做完车展后，还将拍电视剧，所以需要全面评估身材。
许多应征者没有了“消息”。有两名应征者回复刘晟明的邮件，骂他是骗子。可没想到的是，还真有一名应征者毫无防备地发来了一张裸照。
刘晟明通过邮件，了解到了对方的情况。女孩叫王娜，是安徽肥西人，时年24岁。从小就怀揣明星梦的她，考上了江苏一所大学的艺术专业。大学毕业，无奈进不了演艺圈，她只得接受现实，在无锡一家少儿舞蹈培训学校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
王娜的裸照像一面招魂幡，引诱了刘晟明的欲念。他给王娜打电话，告诉她通过了初试，通知她于2012年6月17日下午3点到石皮路上的一家快捷酒店接受面试。
刘晟明的电话，唤醒了王娜熄灭的明星梦。她在电话那端，激动得语无伦次：“谢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请老师多多指导我！”两次追爱失败的刘晟明听到这番毕恭毕敬的话，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甜。他觉得，男人只要有手腕，再漂亮的女孩也会“俯首称臣”。
2012年6月17日下午2点，刘晟明来到酒店开了一间房，将房号通过短信告诉了王娜。王娜会不会如约而至？刘晟明忐忑不安地等待。
下午3点，刘晟明听到了敲门声，连忙打开门，果真是王娜，眼前的她比照片上还要美丽动人。难道这是一个极易上当的漂亮女孩？
看到房间只有刘晟明，王娜在门口愣了一下。刘晟明赶紧解释：“公司刚在无锡设点，我负责无锡区域的工作，你是第一名应征者。”王娜信以为真，放松了警惕，走进房间。
随后，王娜进行了自我介绍，并谈起了自己的明星梦。刘晟明笑着说：“我们会对你进行全方位的包装，关键要看你是否聪明！”
王娜显然没有听懂刘晟明的“一语双关”，不停地点头和道谢，没有其他举动。刘晟明鼓起勇气说：“这个行业流行什么规则，你应该懂吧？所以，你要聪明些才行！”
王娜终于听懂了，满面绯红地说：“我……我还没有准备，让我考虑一下吧！”煮熟的鸽子岂能让它飞了？刘晟明要挟道：“你的照片在我手上，你就接受规则吧，不然我把你的照片发到网上，后果不堪设想！”
刘晟明慢慢地靠近王娜，惊慌失措的王娜猛地起身，冲到门边，一拧门锁，打开房门，随即冲出了房间。刘晟明哪敢去追，他迅速办了退房手续，逃之夭夭。随后，刘晟明更换了手机号码。
裸照把柄，她求交换；
手持把柄，他欲念长
刘晟明恐惧了几天，不见警察找上门来，悬到嗓子眼的石头才逐渐落下。孰料，2012年7月8日，他在印象城逛街时，竟偶遇了王娜。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王娜把他拉到角落里，哀求道：“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你能不能把照片从电脑里删除？”王娜羊羔般楚楚可怜的模样，令刘晟明邪念再起。刘晟明说：“再说吧。”王娜记下了刘晟明的新手机号码。
2012年7月13日下班后，在石皮路同一家快捷酒店房间里，刘晟明成功地将王娜压在了身下。完事后，刘晟明双手一摊，一脸愧疚地说：“对不起，照片我忘记删除了，改天再删吧！”王娜欲哭无泪，却又无可奈何。
王娜为何不报警？案发后，据刘晟明向警方交代，王娜曾对他说过，“这事闹出去，对你我都没有好处，希望咱们能私下解决。”刘晟明正是“掐住”了王娜的这个心思，才有了接下来一步步的举动。
交出身体却没有换回裸照，王娜给刘晟明打过几次电话，继续要求他删除照片。刘晟明一会儿说工作忙稍后回复她，一会儿说没在电脑里找到照片，总之就是不愿删除照片。
网络恶搞文化 篇5
关键词：网络恶搞,传统文化教育,缺失
一、引言
网络是当今社会工作、学习、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工具, 而青少年正处在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 这个时期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尤为巨大, 而这也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一代的健康成长。网络恶搞行为因其搞笑性、独特性、极大的可发挥性对青少年一代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我们认为, 网络恶搞行为表面看似只是简单的娱乐行为, 实际其背后是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重视儒家思想、天人合一的理念, 传统文化视角下是不允许类似“鸟笼山剿匪记”等恶搞红色革命剧情现象出现的。网络恶搞现象之所以受到青少年一代的青睐, 除了青少年自身叛逆个性的影响之外, 文化维度中的高权利距离、后现代主义思潮、过度消费倾向、对传统文化的颠覆都是促成网络恶搞行为的原因。
二、网络恶搞的由来
“恶搞”是一个外来词汇, 源于日语词汇くそ (Kuso) , 意为“可恶”“不善良的玩笑”, 指一些游戏玩家在玩一个很烂的游戏时可以更加开心的“花招”。随着时间的发展与网路的普及, “恶搞”这个词的意思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让人既头疼又无奈的“文化现象”。其实“恶搞”现象进入人们视野的时间并不长, 因为中国互联网普及时间并不是很长, 但“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随着消费主义文化正在以或多或少有些急促的步伐匆匆登上日常生活的前台, 世俗化正全面地展开其内涵与形式” (李虹, 2008) 。而随着跨文化交际的日益深入, 中国在走向文化国际化的同时, 资本主义文化促成了大众文化的平庸与伪民主化, 同时也造成了传统文化的“遗失”与核心价值体系的“无作为”, 网络恶搞这种现象便在这种形势下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从简单的照片PS, 将一些不匹配的人物形象进行嫁接, 到把一些视频、影视文件重新配音, 再到“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鸟笼山剿匪记”等将整个电影的剧情、配音重新编, 等等, 恶搞行为已经在技术层面上取得了很大“进步”, 而且这些恶搞行为, 居然能在网路上像病毒一般四处泛滥并广为青少年所青睐。这不仅仅歪曲了某些剧情、历史、文化, 甚至为此还引出了一些民事纠纷。
三、网络恶搞行为的表现
1.网络恶搞, 是一种背离传统文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对于青少年一代学习、汲取古代文学、文化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网络上时常会出现诸如“红酥手, 黄藤酒, 两个黄鹂鸣翠柳。长亭外, 古道边, 一行白鹭上青天。”“遥想公谨当年, 小乔初嫁了, 使我不得开心颜!”“踏破铁鞋无觅处,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等改装版的古诗文, 并且被许多人转载;语文考试试卷上会出现“左忠文公的名字是:左冷禅” (图1) 、“英雄宝刀未老, 老娘风骚犹存”等现象。这些与网络上故意用错别字或者生拉硬套某些诗句是有很大联系的。在恶搞行为中, 有些将革命时期模范人物雷锋同志的头像与网络流行人物“凤姐”的头像互换;将郭德纲出演的的影视作品剪辑、改编成2010南非世界杯主题曲;让三国中的许多名将谋士、才子佳人弹起电吉他、踢起“世界杯”, 严重颠覆三国文臣武将的传统形象, 而这些现象之所以被迅速接受, 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有着很大责任。
2.恶搞中对于权威的挑战, 对于政府行为的“调侃”、“讥讽”也都有其成因。根据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所长吉特·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中的权利距离维度 (Power Distance Index, 指社会成员对社会或组织中的等级制度或权力分配的容忍、接受程度。权力距离大的社会对等级制度或权力分配不公所造成的不平等现象的容忍程度高。社会等级阶层较为明显, 权威阶层拥有某些特别的权利) , 中国的权利指数得分为80, 属高权利距离国家。其中人们对权力距离的敏感与重视程度是比较高的, 现实生活一些青少年对于权威的不满与蔑视被压抑之后便在网络虚拟环境中进行所谓的“挑战”与“宣泄”。于是他们选择将某些国家领导人的形象PS成古惑仔或者舞女的形象;甚至有些将《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等红色经典进行所谓的“改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兰说:“很多年轻人根本不了解那些年给几代人打下的记忆烙印, 更不知道这些作品背后的时代含义和价值准则, 在无意中触及了神圣和权威, 你们这一代人, 以及以后的人不会再把某个东西当作惟一正确的了。”这种恶搞的风气会让人误以为对权威的挑战与叛逆行为便是自我个性的张扬, 严重误导青少年的价值取向。
3.恶搞因为其风趣幽默的语言、叛逆荒诞的改编、古怪出奇的剧情等正对青少年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这促成了网络恶搞的“循环作业”, 逐步形成了“恶搞—网络发行—经济效益产生—恶搞动力获得—继续恶搞”的“产业链条”, 而恶搞奉行弗洛伊德所言的“快乐原则”, 随意解构、颠覆传统、权威、经典, 从而在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链条之后产生严重的影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恶搞毕竟源于生活, 如若不加强监管, 不从根源上切断其经济命脉, 在效益的驱动下恶搞将会更加泛滥。
4.恶搞对语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上面提到的古诗词改编:“美人卷珠帘, 万径人踪灭”、“两岸猿声啼不住, 惊起蛙声一片”“车辚辚, 马萧萧, 二月春风似剪刀”“借问酒家何处有, 姑苏城外寒山寺”等, 表面看产生了一些奇特的效果, 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但是严重影响了青少年一代古诗词的学习;另外将帅哥称作“青蛙”, 丑一点的女孩称作“恐龙”, 将微软公司的Windows XP系统称为“插皮”, 甚至还创造了一些新词汇如“脑残” (图2) 、“杯具”、“洗具”, 等等, “扭曲”了传统文化、文字的“新诗”、“新字”对于青少年一代的信息获取, 以及汉语的纯洁度的影响是巨大的。
四、网络恶搞行为的影响
1.网络恶搞严重歪曲了一些经典文化的形象, 深深地影响了普通群体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价值观念, 而诸如风靡网络的“凤姐理论”中的“爱因斯坦发明电灯”, “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 孔融让梨是“如果他吃大梨, 哥哥就会打他”, 等等, 让许多青少年误以为一些荒诞无稽的言论便是真理。
2.恶搞是有其原因的, “在很大程度上, 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造成了传统社会中那种鲜明而刻板、生动而单一主体形象的瓦解。在这个瓦解与重建的过程中, 主体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王建光, 2007) 。传统文化因其较为刻板且不容易被承认的原因被一些所谓的“捷径”娱乐行为所打败, 青少年一代沉浸在从一些恶搞视频、图片中得来的“刮目相看”、“啧啧称赞”, 以及自己的大作迅速传播所带来的快感之中, 再不愿意十年寒窗苦读《论语》、《诗经》这些经典, 更不屑于知晓“仁义礼仪”的传统文化。
恶搞迅速带来的快感与满足使他们迷失了价值取向, 歪曲了自己的理想与奋斗目标。正如万俊人所言:“理性主义的‘同调’ (homologie) 正被文化多元主义 (multiculturalism) 的‘悖论推理’ (pralogie) 或‘异调’ (heterologie) 所淹没;理想主义的‘价值共识’正在被‘彻底非中心化’ (radical decentralization) 的‘无公度性’ (incommensurability) 所打破……” (万俊人, 2002)
更有甚者, 恶搞已经涉及到传统文化的禁忌区域, 在记者对于红极一时的广州某小资报编辑“木子美”的访谈中, 其对男女性行为的语言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界限:关于频频更换性伴侣:“快乐呀, 当然, 还可以研究男人, 每个男人都有不同的内容。” (木子美接受媒体采访时语) 这种关于性的乱搞、恶搞言行, 以及对爱情与婚姻的荒诞取向, 无疑会让许多青少年树立下正确的情爱、婚姻观念。
这些现象是可怕的, 我们必须加强青少年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能行五春于天下, 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 (《论语阳货》)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已经倡导人们用修身、孝弟、宽恭等来磨练品行, 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在恶搞风气盛行的社会, 我们更应通过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来维护正统文化的领袖地位, 做好对青少年一代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引导。
五、结语
恶搞行为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 在社会转型期内, 青少年必须经历一个作出选择的时期, 如若不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 一些非主流文化、外来文化便会乘机而入, 而且恶搞之所以能够快速传播也有其原因。
“恶搞作为青少年宣泄个人感情的一种形式, 充分表达了青少年群体学习生活的某种心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这一年龄阶段特有的自主性、创新性、个性张扬的体现, 其语言文字不乏幽默风趣, 想象力丰富, 而且有些恶搞的内容是在调侃社会上的丑恶现象, 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 让人看了大呼痛快” (李虹, 2008) 。可见“网络恶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网络恶搞”是言路公开的一个有利渠道, 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广开言路的作用。通过“恶搞”作品的传播, 公众的内心得到了表达, 许多“恶搞”作品揭露了社会的险、丑、恶, 并彰显了社会应有的良心和正义 (陈如敏, 2007) 。
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强对青少年一代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与引导, 让他们在充分发挥、享受年轻的活力与创造力的同时, 对于历史、经典有更真实的了解, 让他们更加清楚自己的使命并树立正确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 也要积极推进互联万素养教育, 授之以积极的、有用的网络技能, 增强网络信息、文化的识别、欣赏能力。只有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 加强监管, 创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促使青少年一代形成正确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才能抑制“伪经典”恶搞行为的肆意传播, 才能弘扬社会正气, 才能逐步形成核心价值体系, 才能逐步消除使那些低速、恶俗的网络恶搞行为存在的经济基础, 才能使其彻底销声匿迹。
参考文献
[1]Greet Hofstede.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M].McGraw-Hill Book CO, 1991.
[2]陈如敏.“网络恶搞”的盛行与公众媒介素养的培养[J].理论观察, 2007, (3) .
[3]李虹.恶搞——一种消费主义文化病[J].中国青年研究, 2008, 06.
[4]郑智斌.网络恶搞与网民互联网素养[J].南昌大学学报, 2007, 05, VOL38, (3) .
[5]郭德纲大话版MTV南非世界杯主题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xMjYwMjI4.html.
[6]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141.
[7]王建光.“都市女孩”:后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景观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7, (2) .
[8]女写手用身体写作木子美性爱日记访问量激增:http://news.sina.com.cn/s/2003-11-11/02312109068.shtml.
网络“恶搞”现象探析 篇6
一、网络“恶搞”的定义和特点
2006年8月10日, 《光明日报》下属的光明网对“恶搞”现象作如此界定:“恶搞是当前网络上流行的, 以文字、图片和动画为手段表达个人思想的一种方式, 完全以颠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无厘头表达来解构所谓‘正常’, 说白了, 就是不好好说话, 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一种新的表现形式。”[1]如果仅把来自日本卡通的“Kuso文化”视作恶搞的最初来源就难免过于狭隘, 事实上, 具有“恶搞品格”的文化在许多国家都是由来已久的, 中国也不例外。周星驰在《大话西游》中的无厘头表演就是对古典名著《西游记》的恶搞, 以及之后出现的《大话三国》、《大话红楼》等许多大话系列可以说是网络恶搞的前身。恶搞迎合了人们在消费社会中“浅性阅读”的消费心理需求, 表达了个人对于社会的一种自我认识和自在态度。
从总结各种网络恶搞现象来看, 恶搞大致有如下五个特点, 第一, 恶搞文化具有某些后现代性, 它是对精英文化、经典话语和宏大叙事的解构和颠覆。2002年《大史记》三部曲得到网友的热捧, 片中出现了很多熟悉的电影片段。这种嘲弄经典、影射现实的恶搞作品得到网友的热捧, 恶搞视频开始在民间规模生产。第二, 通过采取戏仿拼贴等手段, 恶搞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再创造”。如《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它运用拼贴、移用等手段对原有的作品进行二次加工, 隐藏着对《无极》这个“母本”意义和空间上的多重杂糅。第三, 网络恶搞对互联网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从技术上看, “恶搞”文化流行有赖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数码相机、视音频剪辑技术创造出一个纯文字作品所无法比肩的视听空间。从传播渠道看, 网络的虚拟性使人与人之间可以匿名交流, 个性化得到展示, 而网络传播的广泛性则有助于恶搞作品最大范围内传播。第四, 恶搞的根本出发点是娱乐性。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 人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较大, 这就需要一些轻松幽默的消遣作为减压阀, 而恶搞的娱乐本质契合了大众心理。第五, 网络恶搞题材的日常生活化。大多数作品反映的是大众生活经验或耳熟能详的事件, 如《春运帝国》把民众在春运中的遭遇和无奈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样的作品拉近了与大众的距离, 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不太压抑的心理空间。
总之, 网络“恶搞”的内涵大致如此:恶搞者多以文学经典、文化经典为母本, 以当下社会现实为背景, 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对母本进行复制剪辑, 通过戏仿、夸张、讽刺等艺术表现形式创造出自娱、娱人的信息文本。
二、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娱乐符号
恶搞是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模式, 它体现了新的消费群体的价值观。21世纪以来, 消费文化的兴起, 人们可以自主地选择各种类型的精神产品。消费社会的多元价值观, 使人们认为不能成为消费品的许多东西都成为了可以代沽的商品, 如网络游戏。可以说, 网络“恶搞”也是文化消费的一种模式, 它以视听的形式冲击着人们的视域。伴随着电子媒介的介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娱乐以及心理活动方式都较以前发生了改变。鲍德里亚曾断言:生产的无限制发展, 最终会带来符号消费的兴盛。当前最主要的消费就是“物”的符号消费, 恶搞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新的消费模式, 它的消费群体为其寄予一定的希望和寄托。
恶搞是一场民间的狂欢, 它体现出大众意识的解放。“恶搞”的精神内核是对人的自由存在的追念, 是对人的日常生活中森严的秩序感以及无处不在的压抑感的颠覆。恶搞的符号学意义就是创造一个“与严肃的官方的 (教会的和封建国家的) 祭祀形式和庆典有着非常明显的, 可以说是原则上的区别。它们显示的完全是另一种, 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看待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的文化空间[2]。在此空间内, 人与人形成了新的亲昵关系, 人们用乐观的笑和幽默的态度将矛盾排出, 从而获得一种心灵的超越和心理的满足。普通网民可以自由的发言, 并通过网络的传播和接收获得一定的反馈或确认, 很多来自底层的话语得以自由的抒发, 网络成为民众自由交流的平台, 这与传统媒体被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长期独霸形成鲜明对比。恶搞是一种来自民间的笑声, 是“草根”们的自娱形式, 只是网络相比较传统的媒体它的参与性互动性更强, 因而恶搞成为网络文化中一抹新的色彩。
恶搞是读者审美期待发生转变的一种症候表现。在网络时代的信息阅读中, 读者与恶搞创作者之间不会再有以往传统阅读中的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比较大的审美距离和差异。这是由于网络恶搞本身表现的就是通俗性和娱乐性为主的作品。在轻松欣赏恶搞作品的时候, 不会觉得文本与自身的心理期待有明显的鸿沟, 更多了一种读者与作者的消解鸿沟的精神共鸣。比如恶搞作品《春运帝国》, 以通俗调侃的叙述口吻对广大民众在春运中的无奈和焦虑很真实的在现出来。其次, 对于经典和精英文化的大众接受造成了文化传播的一个生产障碍, 读者在快速阅读网络恶搞作品后即可产生审美转变, 而面对经典, 特别是纸质文本, 在当下读者和作者、文本之间存在有某种“经典焦虑”, 这是因为经典的审美接受是建筑在比较高的审美层次, 在生活之上建立起的美学世界, 与经典文本不同的是网络恶搞文本缺乏经典文本对于读者的心理距离的目标要求。
三、辩证看待恶搞
面对网络上形式多样的恶搞作品, 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首先, 它来源于大众对于现实生活的某种意义上的批判, 体现着草根们对庙堂文化的对抗, 也表现出大众的文化自觉, 合理使用可为观众带来新的审美娱乐享受。但网络恶搞仅作为一种个人行为的宣泄是需适度引导的。网络恶搞对原创作品的刻板复制挪用决定了它的深度和艺术价值不会太高, 尽管某些作品碎片的叠加会带来形式上新奇感, 但内容乏味经不起细读, 因此它仅是文化大家族的一个丑角。未来发展的趋势还有待于提高创作水平和精神内涵。其次, 某些题材粗俗浅鄙的恶搞作品也说明了我们的文艺批评家需要更科学对网络恶搞行为进行有效的理论引导。恶搞的初衷是轻松娱乐的使大众在网络上进行快乐消费, 而不是任由某些低俗的作品肆意流传。最后, 创作者要合理使用恶搞, 更多进行经典文化和原创作品的创造。网络是个缺乏严谨的过滤机制的文化场, 因此, 需要文化工作者率先自律, 坚守职责。面对网络恶搞的风靡, 我们需要理性的看待, 通过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影响呼吁继续发扬精神守护的自觉意识, 文艺批评家应努力为大众通俗文化的健康生长构建和谐的文化对话氛围。
摘要：凭借广泛的网络传播渠道和独特的民间“狂欢”精神, 网络“恶搞”现象形成了一种亚文化, 给中国的文化界带来一处时尚的文化景观。在消费文化语境中, 本文结合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对网络恶搞这一现象进行美学和文化方面的双重阐释, 有助于人们更清醒和更理性地认识恶搞现象。
关键词：网络恶搞,狂欢化,消费文化
参考文献
[1]陈旧.娱乐至死, 恶搞成疯[J]新周刊, 2006, (17) .
网络恶搞的传播效果研究 篇7
网络恶搞是指网民利用网络这一传播媒介,针对一些有影响的人、事物、事件或作品,用各种方式手段炮制出来的,违背常理、让人啼笑皆非的网络恶作剧。网络恶搞是一种大众娱乐方式,通常以讽刺或嘲笑为手段,以热点新闻事件或名人为目标,进行解构或是颠覆性解读。它充分利用图文、音频、视频等丰富的信息元素,采用诙谐、调侃的方式表达对事物的认识和感受,借此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
2 网络恶搞传播模式
2.1 网络恶搞的“把关人”
在网络恶搞的传播中,每个人都是“把关人”。在网络恶搞传播中,绝大多数人都置身于恶搞的娱乐性里面,充其量他只能充当自己的把关人,但他不能对网络恶搞的传播起到终止的作用,这就否定了“把关人”在传播中的绝对统治地位。
网络恶搞的网状传播模式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是传播者、受众和“把关人”,网络传播的多元化与快捷增加“把关”的难度。恶搞传播的内容涵盖的信息多且杂乱,长期处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意识难免会被潜移默化的改变,以致对信息的甄别能力逐渐丧失。“把关人”渐渐被弱化,不能担起自己应有的角色地位。
2.2 网络恶搞的“意见领袖”
网络恶搞传播的网状模式使得受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可以反馈信息给传播者,或者通过网络工具传播给其他人,从而自己充当传播者角色。在网络恶搞的传播过程中,受众对网络恶搞的评论并以此影响到他人参与恶搞传播,这就充当了“意见领袖”的角色。网络传播中,“意见领袖”对舆论引导和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由于不同人的不同社会环境和学历、生活阅历,对待事物的看法不同,在传播中为他人提供的意见、信息也就不同。
网络传播存在的虚拟化和参与的匿名化,但其并不影响“意见领袖”对恶搞传播信息发表自己真实、独到的见解。从某种程度意义上说,这反而彰显“意见领袖”的作用。越是在恶搞传播中活跃,越是具有影响力的人,越是能发挥好“意见领袖”的引导作用。
3 网络恶搞的传播效果
3.1 网络恶搞的“使用与满足”
在传统媒介传播的年代,受众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是在被动接收,是媒介想让受众所了解的信息,以实现其引导舆论的功能。网络媒介为受众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发表个人意见的平台,使受众在传统媒介传播中难以达成的表达权、监督权得以实现。受众在使用传统媒介时能自主却不能“自我”,而网络恶搞倚靠的网络媒介不同,它所散发的信息更平民化,更具有“草根”性,受众不仅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信息,同时能通过网络媒介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实现一种使用媒介的满足感。
受众通过网络媒介接触网络恶搞作品,在消费这些网络恶搞作品的同时,也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利用网络媒介传播它们,他们在接受者和传播者角色之间不断循环,“扮演”着不同的身份。在这种从受者到传者的转变过程中,大众通过“地位”的提高来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在网络恶搞作品传播中,不管是制作者还是传播者,他们通过发布、分享、转载到各网络平台的恶搞作品的高点击率来寻得具有“共同语言”的他人,得到他人的认同,并以此实现自我认可,获得一种心理满足。
3.2“培养分析”理论下的网络恶搞
在媒介社会,人们的现实观形成与媒体所营造的“虚拟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网络恶搞传播的内容所包含的信息就在创立着某种“虚拟现实”。网络恶搞多以焦点话题为基础吸引受众关注,通过对某种事物、事件、现象的调侃、讽刺让受众对社会形成一定的认知,受众会在此基础上构建初步的社会现实印象,形成自己的观点、见解。而网络恶搞对受众不断地加深某一观念的传播,便会在受众的潜意识里面形成一种“默认效应”。
网络恶搞传播具有强烈的冲击感,让受众很难将其创造的“虚拟现实”与现实世界区别开来,会将“虚拟现实”当作“客观现实”,从而在人们心中形成的“主观现实”就会背离客观实际。在这种虚拟与现实的差异之中,网络恶搞传播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人们正确现实观的形成。这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浸润”过程。网络恶搞传播营造的许多“虚拟现实”让受众形成的主观现实是与客观现实想违背的,许多原本微不足道的观点、现象,经过不断地“强调”,形成与主流相违背的“共识”,轻则会造成不良现象,重则引发青少年犯罪,甚至影响社会的整体性。
3.3 网络恶搞中的“创新扩散”
网络恶搞的“革新者”制作出恶搞作品,开创了这种新的表达形式,就会有受其影响并跟进的“早期采用者”。这些“早期采用者”在网络恶搞创新扩散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类似于“把关人”和“意见领袖”角色,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地位,有着在发现网络恶搞的创新后,要么对其大力宣传,要么自己投身于网络恶搞创作中,竭力使这种新主张扩散出去。在“早期采用者”通过网络恶搞获得一定关注,获得一定的成果后就有更多的“追随者”先后加入网络恶搞的行列中来,这些“追随者”是在有“早期采用者”的尝试之后才敢去实行网络恶搞。而在网络恶搞的传播中,那些保持态度、行为不变的人群算是“滞后者”,他们看不到网络恶搞的创新,也不会因为网络恶搞采取任何行动。
网络恶搞的创新传播过程是“S”曲线,最开始的时候“早期采用者”很少,相应的“跟随者”也会很少,网络恶搞创新传播就比较缓慢。随着制作网络恶搞的“采用者”增多,扩散迅速加快步伐,“跟随者”人数亦会剧增,会有更多的人参与网络恶搞制作,用网络恶搞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表达自我,完成自我实现和满足,这就产生了网络恶搞盛行的状况。当网络恶搞几乎达到饱和状态时,扩散的速度也随之变得缓慢。
摘要：从网络恶搞的传播模式着手,分析网络传播中的“把关人”和“意见领袖”存在的问题,同时从“使用与满足”“培养分析”“创新扩散”三个方面研究网络恶搞的传播对受众形成的认知层面、心理层面和行为层面的效应,旨在为网络恶搞的健康发展提供帮助。
网络恶搞的生产与消费 篇8
网络恶搞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突出现象,有学者这样定义恶搞:“恶搞在狭义上就是对以前作品的影像、声音、文字、图片等的语言颠覆性表达。广义上的‘恶搞’就是指包括狭义的‘恶搞’在内的,以戏谑、嘲讽为手段的不同于主流话语的一切话语的言说方式。”恶搞是一种与后现代主义密不可分的表现形式,在后现代的话语中,“他们迷恋于解构自己所碰到的一切论证形式并使之非合法化”。由于大众对传统传播方式的规训感到压抑和厌倦,网络恶搞的大部分内容是对于原有作品话语的拼贴、嘲讽乃至解构,对主流权威叙事进行颠覆与消解。
在我国,对网络恶搞的后现代研究大多着眼于其产生的社会语境,主要论述当下转型期社会的结构性压力在网络上带来的折射反应,强调网络恶搞的现实批判性。有一些研究者对于网络恶搞进行了消费主义视角的研究,论述了网络恶搞带来的符号消费的快感。
2 网络恶搞的生产与消费方式
互联网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信道呈几何级数地扩展,大众既是网络信息的生产者、发布者,也是其消费者。网络信息生产者的增加以及草根大众的网络消费,使得网络符号生产比传统形式的信息生产更为迫切,于是“这些人掳掠使用各种传统与文化,目的是为了生产新的符号商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于电影《无极》的无厘头地消解,《大史记》对电影作品的串烧式恶搞都是对原作品各种符码的使用和再生产。
由于网络发布的匿名性特征,网民表达时的自我审查较少,移动时代微博等发布平台可以在平板电脑和手机上即时发布,恶搞变得可以随时与人分享,网络恶搞的生产更加随意和戏谑。
后现代的语境中,本雅明所说的“光韵”的消失在网络传播中反映出一种生产的大众化,高雅和大众文化在这里没有了生产方式的区别,对原作品的戏弄和过度娱乐化使得话语的意义大多被从影视作品中剥离出来进行个性化表达,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代替了宏大叙述性知识,信息交换中的编码与解码变得更加多变,符号的流通以话语语境的消解为代价,意义一旦被确定下来,就立即开始自由漂移。从“甄嬛体”和“元芳,你怎么看”的病毒式传播到很多帖子将名人诗词进行歌曲串烧式的组合,网民进行的是一种集体狂欢式的恶搞生产。
从信息消费层面来看,网络信息消费不同于其他消费形式的特征,正如鲍德里亚提出的消费主义的概念: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言之,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网络信息生产消费不同于物质资料的消费,其货币是受众的注意力,其需求可以是巨大的,却是需要被建构和塑造的。后现代消费在生活中更多地体现为体验性的,而这投射在网络文化的消费中也体现为对大量碎片化的、无固定意义的话语的需求,在对历史感的消解和裂变式文化消费的体验之中,大众获得一系列的短暂快感。
3 消费背后的新话语方式
就像《启蒙辩证法》里所说:“文化是一种充满悖论的商品。它完全遵循交换规律,以至于它不再可以交换;文化被盲目地使用,以至于它再也不能再使用了……语言越是在公开声明中完全丧失掉自己,作为意义载体的词语就越会受到贬低,成了毫无意义的符号。”同时,这是一种创造性解构,网络传播中“文化的循环”与“信码”的共享不再依赖于长期的意义建构过程与文化背景的相似性,而更加取决于在网络符号流通中的当下,符号交流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相应降低,在每次对于原作品的消解性使用时,话语中的对话双方都会心领神会,也就是“你懂的”,这是一种意指实践的深刻转型。
无论对于原作品进行怎样的解构与再生产,这些都是网络传播环境中粘合性大众所发起的,符合网络原生状态的。这种恶搞的文化特质既是消解性的,又是在网络语境中对话语的一种重构。非原创性、交融汇通和重新解读形成网络语言生产的特征,这是一种快餐式的适合网络传播大众化消费的生产方式。甚至可以说这种网络恶搞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审美范式”,在这种范式之下,大众以“后现代部落”成员的形式暂时地聚集在一起。”
参考文献
[1]许全亮,单新宇.透视恶搞——关于网络恶搞产生的分析[J].电影评介,2008,(19).
[2]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网络恶搞文化 篇9
“恶搞”是通过对历史、文化、思想等各种元素颠覆化、虚拟化、反传统化的呈现, 以实现一种带有夸张、趣味表现方式的行为。究其本质, “恶搞”是“搞笑”的另类延伸, “恶作剧”的崭新诠释, 与“恶俗”截然不同。
从镜头的剪辑拼接到音效的搞怪制作, 从历史经典的重构到未来世界的畅想, 从身边现象的揭露到社会热点的调侃, “恶搞”文化已经渗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而网络的双向传播使得“恶搞”文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受传者。在“恶搞”文化的影响下, 广告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都实现了突破性的飞跃, 娱乐消费的引导性和制作成本的低廉性让“恶搞”广告逐渐成为投资商的新宠, 在新的领域掀起了广告发展的新热潮。
一、“恶搞”文化影响下的广告发展特点
在“恶搞”文化的影响下, 广告主要呈现两个发展方向, 一是以“恶搞”理念为核心的广告再创作, 二是运用“恶搞”元素实现的广告创意设计。前者在“恶搞”文化形成早期就广泛传播于网络, 后者则是在“恶搞”文化发展较成熟后出现的广告创作新革命。
(一) 以“恶搞”理念为核心的广告再创作
这类广告是通过夸张、戏仿、反讽等手法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二次编辑与加工, 或移植拼接电影片段等素材, 或重新配音表达个人思想, 或利用PS技术开展平面改造, 或通过特效进行夸张呈现。其通常不具有直接的商业利益, 而仅属于网络虚拟空间中的边缘文化。相较于商业宣传, 其更多的是对于公众事件的正负面反馈和对于部分商业品牌、社会现实的讽刺、调侃和嘲弄。
这类广告破坏了母体作品的原有意义, 在母体作品基础上添加各类元素, 融入个性化的价值观反馈, 呈现传播者的思想主张和情感诉求, 存在明显的寄生性特点。例如前文所提到的《我的洗发水》, 就是对成龙所代言的曾被工商部门打假的霸王洗发水所进行的“恶搞”广告再创作;同样, 网友以《我的滑板鞋》作为配乐, 并配合歌词进行广告词的独特组接, 让广告背后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丝戏谑与讽刺的意味。当时, 正值房祖名出狱, 一贯以英雄形象出现的成龙也在无形之中被贴上了“不合格父亲”的标签, 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二) 运用“恶搞”元素实现的广告创意设计
在“恶搞”文化的影响下, 广告设计不再只是业界精英挥斥方遒的舞台, 大众草根也获得了平等的话语权与传播权, 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幽默感无疑给创意濒临枯竭的广告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恶搞”元素的运用让广告创意设计的发展实现了新的突破, 有别于前文所提到的广告再创作, 这类广告不再局限于对已有作品的二次编辑与加工, 而是通过“恶搞”的形式, 选取创新元素进行重组, 实现广告初级产品的设计, 从而体现作者的原创思想和独特观点。相较于以“恶搞”理念为核心的广告再创作, 这类广告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和更长远的发展前景, 目前已成为广告商争相拓展的新方向。
运用“恶搞”元素进行广告创意设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对历史经典的改造, 即对历史人物、民间传说、童话故事、影视经典等进行颠覆性的改造。例如:天纳广告公司通过对美剧《神探夏洛克》进行创意颠覆, 为New Balance打造了微电影广告《少女夏洛克》, 将夏洛克与华生的伙伴关系大胆设想为情侣恋人, 通过两者的求婚过程全面展示了New Balance574系列产品。
第二, 对虚拟人物、事件或情景的反逻辑化呈现, 即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 改变大众的逻辑习惯, 以逆向思维呈现广告内涵, 通过对虚拟事物的形象化表现, 在广告中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让观众耳目一新的同时留下无限遐想。
第三, 对客观事物的艺术化、夸张化处理, 即通过对客观存在的事物进行艺术夸张呈现, 突出其独特之处。例如, “千手”用于凸显食品的美味, “水管”用来代表人的肠胃等。
二、“恶搞”广告存在的合理性
(一) 蕴含巨大的商业价值
“恶搞”文化的盛行体现的是年轻一代的张扬个性, 而“恶搞”广告正是通过迎合其文化偏好, 以达到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目的。随着现代商业营销理念的不断创新, “恶搞”广告实质上演化成为一种披着娱乐外衣的营销手段。广告商通过在商业广告中灵活运用“恶搞”手法, 创新广告的制作方式, 增强广告的传播效果, 把握注意力经济的方向, 挖掘“恶搞”广告中所蕴含的巨大商业价值。
(二) 拥有广阔的社会功能
“恶搞”广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娱乐大众, 呈现直接而迅速的娱乐。对于在快节奏生活中充满压力的人群来说, “恶搞”广告所带来的会心一笑虽然短暂, 却是一种精神状态的放松, 有助于排解不良情绪, 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此外, “恶搞”广告有着批判、监督社会的功能。传播者试图通过这种另类的艺术形式针对某种社会现象表达不满, 同时又有别于传统严肃的新闻评论, 以轻松、反讽的状态让受众主动地接受信息的传播。例如:针对三鹿奶粉事件, 其品牌广告的台词被恶搞为“作为孩子的后妈, 选奶粉当然要挑剔, 三鹿后妈专业婴幼儿奶粉, 包产结石, 品质有保证。”
(三) 提供崭新的价值视角
“恶搞”广告的表现方式具有颠覆性、反传统性的特点, 与主流价值观有所不同甚至对立, 乍看之下也许荒谬、不可理喻, 但细细琢磨便会发现新的价值视角。这种新的价值视角有助于突破惯性思维的局限, 减少传统价值观带来的束缚, 提供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就像“善良”不一定就是好的, “虚伪”也不一定就是坏的。对于亟须创新思维的群体而言, 新的价值视角有助于更好地思考世界。
三、“恶搞”广告存在的危险性
(一) 威胁主流价值体系
“恶搞”广告的零门槛, 使得某些无限制、无禁区、超出道德与法律底线的作品层出不穷。尽管绝大多数人的初衷仅是为了娱乐, 但过度“恶搞”往往会侵犯他人的利益。侮辱、诽谤甚至是对生命价值和社会道德的蔑视, 色情和暴力等恶俗内容的植入将对主流价值体系造成破坏。
(二) 污染民族传统文化
悠久的文明历史、深厚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的瑰宝, 正因如此, “恶搞”广告的创意设计往往会呈现许多传统文化元素。通过“恶搞”篡改历史文化经典的同时, 将重新塑造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历史人物与事件, 如果掌握不了其中的尺度, 便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怪圈。某些“恶搞”广告对诗词歌赋歪曲解读、对古人圣贤无礼亵渎、对民族英雄变相丑化, 表面上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实质对其中的深刻内涵造成了破坏。
(三) 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恶搞”广告是否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笔者认为, 对广告的“恶搞”加工, 或多或少都会给他人的知识产权带来损害, 造成作者著作权、改编权、汇编权等权利的缺失, 打击原创者的积极性。但若是指责这种行为构成侵权, 其中的“合理范畴”很难界定, 同时也会对大众的言论自由产生极大的束缚, 需要好好商榷。
四、“恶搞”文化影响下的广告发展策略
(一) 坚守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恶搞”广告体现了年轻一代不走寻常路的个性以及对自由的追求渴望, 但凡事皆有限度, 如果这种个性演化成伤害他人的工具、损坏国家和民族的武器, 那便是失去了底线。“恶搞”文化影响下的广告只有在基于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上进行创作, 才不会丢失本心。因此, 法律知识的普及就显得尤为重要。“恶搞”广告不能仅仅只是追求广告效果, 更要时刻尊崇道德和法律。亚文化不能替代主流文化, 核心价值观不能丢失。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历史经典, 不论是宗教信仰还是风俗习惯, “恶搞”广告都必须要坚定地守住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更好地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 准确判断广告题材的“恶搞”适用性
“恶搞”广告有特定的适用范围, 例如美食、旅游等感性诉求的题材可以大胆地运用“恶搞”方式, 而对于理性诉求的题材则要谨慎选择, 否则将弄巧成拙, 使消费者失去信心。不同产品的目标人群不同, 其对广告风格的接受程度也不同, 年轻人喜欢求新求异, 老年人倾向传统保守。因此, “恶搞”广告的创作要基于目标人群的需求和偏好, 才能既具创意又有效益。至于涉及英雄人物、民族气节和中华文化主旋律的广告, 不宜使用“恶搞”手法进行创作。无论是大众草根还是业界精英, 都必须培养专业眼光, 准确判断广告题材的“恶搞”适用性。
(三) 力求体现广告作品的原创性
目前虽然没有法律文件明确界定“恶搞”广告是否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但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二次编辑与加工, 或多或少会造成作者著作权、改编权、汇编权等权利的缺失。“恶搞”广告的创作应脱离初级形式, 运用“恶搞”手法, 选取创新元素进行重组, 实现广告初级产品的设计, 从而体现作者的原创思想和独特观点, 以具备更高的商业价值和更长远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王淑兰.网络“恶搞”不能越界[J].传媒观察, 2006 (11) .
[2]张媛.从“Duang”的走红, 看新媒体环境下的文化跨圈层传播[J].新闻研究导刊, 2015 (5) .
[3]朱正涛.浅析恶搞广告传播之成因[J].东南传播, 2007 (7) .
[4]汪永奇, 汪永吉.浅论恶搞现象对广告的影响[J].2007 (4) .
[5]谭文若.广告遭遇“恶搞”文化[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3) .
[6]张辉.“玩”在广告圈——专访天纳广告公司总经理王铮[J].市场瞭望, 201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