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解释（通用6篇）
多角度解释 篇1
摘要：市场经济体制下,国企既表现出国家性,又表现出企业性。国企利润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国企性质与国家行为,它作为国家租金的一种表现形式,因其国家偏好而成为国企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当国企利润与产出达到均衡点时,国企的国家性与企业性就能达到完美均衡,国企的自身发展与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就能达到最佳状态。
关键词：国有企业,性质,诺思悖论,利润
一、引言:两种体制下的国企性质
国企是指国家拥有、经营或控制的生产经营单位,它不仅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于市场经济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尔奈(1988)认为,国家与国企是预算软约束关系,国企是国家的附属物,受益是国家的,责任风险也由国家担着,国家依靠国企来完成产量、就业等各项计划指标,相互之间依赖性很强,是一种“父子关系”。小宫隆太郎(1993)则以日本企业为标准模式,以1984年来中国考察取得的资料为依据,对中国的国企进行了经验描述性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刘世锦(1995)就认为,中国国企是兼有生产、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管理多种职能的“社区单位”。林毅夫等人(1997)以新中国刚成立为分析的历史逻辑起点,认为传统国企的形成是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要求所诱致出的一种制度安排。国企建立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剥夺国企的经营自主权,控制企业的生产剩余。何帆等人(1996)认为,私有企业的约束条件是市场条件,而国企的约束条件则是国家行为及其结果,也就是边界刚性。边界刚性决定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的行为既不同于私有企业,也不同于市场经济中的国企,因此,边界刚性就是国企的性质。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之所以选择国企这种经济组织形式,是希望国企在实现既定的施政目标方面,比其他的经济组织形式成本更低效果更好。通常情况下,国家运用国企可以达到以下目标:(1)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意图。吕政(2003)就认为,国企可以被作为一段时期内实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或是改善一个国家的国际市场竞争地位的有效手段。各国政府除了市场化的手段之外,还会采用补贴或国有化的方式来救济其衰退产业或国际竞争地位日益降低的产业(钱津,2000)。(2)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与优化。国企可以被用于解决某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优化。这其中既涉及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涉及不同产业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3)防止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国企还可以被用作平抑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的稳定器。在和平时期,国企能够在不同领域发挥“蓄水池”的作用,当一个国家、地区或行业经济处于景气周期时,国企的边界可以适度收缩;而在经济周期步入低谷时,国企的边界可以适度扩张,起到稳定社会经济的作用(黄速建、余菁,2006)。
综上所述,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国企的性质差异较大。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是政府附属物,“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市场经济体制下国企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组织,既具有国家性,又具有企业性。
二、国企的双重属性:国家性与企业性
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国企的理由与目的不同,但都是国家的理性选择,具有国家性,又因其营利功能而彰显企业性。
1. 国企的国家性
(1)从国企产权制度来看国企的国家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的各项权利掌握在国家手中,产权制度是一种封闭的、单一所有权制,国企产权完全受国家束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企产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从投资来说,国企的投资,不论是企业未分配利润、政府拨款,还是政府规定的其他专项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尽管企业资产结构不同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如独资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国家参股企业);从国企重大经营决策来说,有些是由国企领导层决定,但是国企人事主要还是由国家控制的;从国企的收益与亏损(即经营风险)来说,国有企业的最终经营风险还是由政府承担(戴炳源,1999)。
(2)从国企的功能与作用来看国企的国家性。金碚(2002)认为,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整个系统中,国企总是居于特殊的地位,具有特殊的功能:第一,国企是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控制力量之一;第二,国企是国家战略性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主干力量;第三,国企是重要的民族产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少数;第四,国企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础设施的主要供应者;第五,国企是现实条件下非国企不宜进入的特殊产业的替代者。程恩富(1997)则指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国企)的基本功能有下列6个:基础服务功能、支柱构筑功能、流通调节功能、技术示范功能、社会创利功能、产权导向功能。国企的这些功能反映了国企的国家性。
(3)从国企的社会目标看国企的国家性。黄速建等人(2006)认为,国企的社会责任中既有非经济目标的内容,也有经济目标的内容,但国企的社会责任更多的是着眼于非经济目标的实现。这是很多人都持有“国企应该比民营企业更讲社会责任”之类观念的原因所在。宋宪萍等人(2005)就认为,国企的社会目标有4个方面:一是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二是促使劳动力充分就业;三是促使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四是促进社会公平,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这就是说,国企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社会效用的最大化。
2. 国企的企业性
(1)从国企的经济目标看国企的企业性。国企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必然具有资本的共性即追求不断的价值增值。不管是国企与非国企之间,还是国企与国企之间,都存在着竞争,而优胜劣汰便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因此,利润目标是国企的一个主要目标,即国企企业性的具体体现。祝志勇(2007)认为,国企市场目标又称利润最大化目标,它是竞争性市场结构对市场里的所有企业(包括国企和私企)的一般性要求,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将其表述为:Maxп=Max R-Min C(п—利润,R—收入,C—成本)。国企作为企业来讲,是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寻求自身收益和利润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者。在这一点上,它和私有企业是一致的。
(2)从国企的规模与垄断看国企的企业性。刘小玄(2000)把产权结构变量纳入SCP的分析框架中,研究转轨过程中企业行为和市场均衡,得出如下结论: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国企的目标行为是以销售收入最大化为主要形式;在一般竞争市场上,则是以费用支出最大化为主要形式。她认为大多数“新型国企”还没有达到形态稳定和体制规范的程度,尚处在蜕变之中。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前国企所处的市场基本呈现出一种“泛垄断”形式的“市场竞争异化”,使得利润最大化目标更多的是以其掌握的若干超市场特权特别是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而实现的,从而必然具有损害社会福利的“行政垄断利润”的性质。
国企的国家性与企业性的同时存在无疑是矛盾的。一般来说,企业活动遵守的游戏规则是市场规律,其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国家活动遵守的游戏规则是政治原则,其目标是政治收益的最大化。两者目标有时一致,但要时刻都保持一致是不可能的。如果过分注重政治性去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必然妨碍企业利润的增长,导致人们对企业存在的怀疑;反之,如果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那么国企将削弱其所应承担的特殊职能,同样会导致人们对其存在的怀疑。然而,从更深层次上来看,两者是可以统一的,即统一于国家的性质中。国家具有广泛的社会经济职能,而国家执行这些职能必须以掌握国家资本为基础,凭借手中的国家资本(主要包括国企资本、国家财政资本和国家金融资本)来维护政治统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权衡统治者的内部利益,协调统治者与整个社会的冲突。
三、“诺思悖论”、国企利润与国企性质
对于国企性质的理解,不仅要从企业理论来理解,更需要从国家理论入手进行解析,而国企利润对于认识国企的国家性与企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1.“诺思悖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如同一般的“经济人”一样,是利己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它有两个最基本的目标: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以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国家一方面要使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要使社会总收入(国家税收)最大化,但两者并不总是一致。诺思(1991)认为,“从历史上看,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确立与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间存在着冲突,建立有效率的产权可能并不有利于统治者利益的最大化。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即“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这个提法被称为“诺思悖论”。
2. 国企利润:国家租金的一种表现形式
国家租金是国家依靠权力获取的收益,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作为暴力潜能组织所得到的合作剩余。如果我们将“社会产出”看作是在产权独立于行政权力、在市场议价机制中形成的;将“国家租金”看作是在国家以行政方式高度垄断生产资料的产权且人力资本产权残缺、以行政方式决定价格的情形下产生的,那么,在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情形下,国家更多地是以“租金”而非“社会产出”的形式索取收益。体现着国家政治权力、产权一体化的公有资产的行政性委托—代理制度所授予权力精英的公共权力,可以看作是“国家租金权力”。在这种委托—代理模式和“国家租金权力”下,国家通过保留对国企管理人员的任免权力来保持对国企的控制权,各级政府组织、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党的组织部门等实际上都有着自己的理由和渠道对国有资产管理产生影响(吴敬琏,2003),获取国企利润。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国家也并没有真正放弃公有经济的占有权,国家政治权力与产权并没有实现分离,国家自然也没有放弃对国企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国家公共权力依然可以继续以租金权力的形式索取国企利润,实现“国家租金权力”。
3. 国企利润的国家偏好:国企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
诺思认为国家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组织。而统治集团的利益具有至上性,国家不可能超越各种社会利益集团而追求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和始终为社会提供有效的产权,即不可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即使对历史和当代世界作一般的考察,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无效率’的产权是常态而非偶然。”诺思对国家非中立性的揭示,其实可以理解为是对国家阶级性的另一种话语说明,因为阶级性同样是一种非中立性。这与马克思“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的观点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再加上国家目标的多元化、有限理性以及机会主义倾向等因素,以及对非市场需求与供给造成的扭曲因素诸如“政治过程固有的近视”等,导致了国家的短期行为,使国家通过“国家租金权力”获取租金。因此,国家追求“租金最大化”的原则优于追求“社会产出最大化”。
国企利益集团有着很高的组织程度和丰富的政府资源。国企系统是政府经营了多年的经济组织,国家与国企不仅有着组织、人事上的联系,更有着意识形态上甚至是感情上的倾向。国家对国企有一种特别的责无旁贷的负责意识和保护意识。这种“温情主义”、“父爱主义”驱使国家给予国企大额补贴、低息贷款,从而使国企的预算软约束化。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偏向国企,给予扶持和保护,使国家对国企的债务负起无限责任。而且,通过“诺思悖论”我们知道,国家追求“租金最大化”这一原则是优于追求“社会产出最大化”这一原则的,第二个目标框架不得不在第一个目标框架之内,并最终受其影响和控制,也就是统治者的选择偏好在国家租金上,即利用权力获得利益。国家身份的多重性与国企的国家性,使国家易于且乐于选择“租金最大化”,直接通过国企获取利润。国家的这种国企利润偏好成为国企“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内部人控制”、“外部人控制”等一系列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
4. 国企利润与社会产出的合理界限:国家性与企业性的完美均衡
国家对国企利润的过度偏好,国企利润的过度租金化,必定严重制约“社会产出”。特别是垄断国企超额利润往往是以剥夺国民和全社会的福利为代价的。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垄断行业(大多为国企)总是借助垄断权获得大大高于市场竞争的价格,以高额的行业租金形式,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转移给生产垄断部门,在其行业内部分享。很多垄断国企的职工平均工资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比如,根据中石油的2007半年报,中石油股份公司职工工资同比增涨了三成。不仅如此,由垄断及其他扭曲价格体系的因素,还会降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与总产出,造成社会净福利损失。有关研究显示,这些年来国内石油公司每通过涨价得到1元的利润,社会就为此付出7元的代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垄断国企除了增进自身福利外,并不能给普通百姓带来福祉,更不会自动增进社会的剩余。而且,垄断国企还会阻碍技术的进步,长期将会损害国家经济的竞争力。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一直是中国垄断国企受人诟病的一个因素。这是因为与在竞争中自然形成的垄断不同,中国的垄断国企一般主要依靠国家的特殊政策或资源优势而壮大起来,依靠行政保护或资源垄断过日子,从而造成国民经济在一个低水平积累(邓聿文,2007)。因此,国企利润与社会产出之间必须合理界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追逐租金最大化的意愿最强,也最具条件,最大程度可以达到a点(如图1所示)。但是,在这一体制下,国企的经营绩效不尽人意,且国企上交给国家的利润和国家从国企获得租金不断减少。于是,在财政压力下,在预期制度变迁的成本小于收益的前提下,一方面,国家在体制内选择了提高国企绩效的改革,希望获得更多的国家租金;另一方面,国家进行大手笔的体制外改革,即进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增加社会产出,获取大量税收。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O→B),国家从国企中获得的利润(租金)降低(最低点可为b点);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建立(A→B),国家通过国企攫取租金的方式发生变化。垄断国企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它们对国家行为与制度变迁具有重要的影响。垄断国企利润成为国家攫取租金的重要方式,最高程度可为c点。但是,随着反垄断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法制的逐步完善,统一、开放、竞争、和谐、有序的市场体系的不断建立,国企利润的国家租金化程度降低。理论上,可以达到国企利润与社会产出的均衡点d。在d点时,国企的国家性与企业性就能达到完美均衡。
四、结语
对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均在于能够解释现实和预测未来,如果一种理论和现实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就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了。中国当前所走的市场化的道路既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道路。当前,中国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例如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国企改革、贫富差距等,单纯地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都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门成熟的理论,都必须有一个相应的社会映像。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较为系统和完善,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分不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只有在有一套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式之后才能成熟和完善。但是也应看到,一个社会要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没有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做指导也是不行的。在引入了市场机制之后,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就需要不断地提出新的理论去解决这些社会现实问题。今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还应是生产关系,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态度,认真研究现实问题,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至于对资源配置这样微观层次的问题,我们应更多地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处理和解决。总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应有不同的侧重点,两者要相互补充,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多角度解释 篇2
【面试训练】
【法学专业面试实战演练】
最高人民检察院26号召开全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部署会议。会议强调：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研究确定追逃追赃的 主要方向和重点对象，集中优势兵力，综合运用引渡、遣返、劝返等手段，有计划、有重点、分层次地推进重点个案追逃追赃工作，力争在重点个案上取得突破。
文段中出现了“引渡”一词，请你从专业的角度进行解释说明。【面试点拨】
引渡是国际法出现的专业术语，是一国将处于本国境内的被外国指控为犯罪或已经判刑的人，应该外国的请求，送交该外国审判或处罚的一种国际司法协助行为。
引渡的主体是国家，引渡是国家之间进行的。引渡的对象是被请求国指控为犯罪或被其判刑的人，可能是请求国人、被请求国人和第三国人。在国际司法实践中，除非有关引渡条约或国内法有特殊规定，一般各国有权拒绝引渡本国公民。
对于可引渡的罪行，一般都列举和规定在引渡条约中，有些国家的国内引渡法也有规定。“双重犯罪原则”和“政治犯罪不引渡”是被一般接受的原则。双重 犯罪原则是指被请求引渡人的行为必须是请求国和被请求国的法律都认定的犯罪。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中，关键是对政治犯罪的认定权属于被请求国。国家法规定了一 些不应视为政治犯罪的行为，包括：（1）战争罪、反和平罪和反人类罪；（2）种族灭绝或种族隔离罪行；（3）非法劫持航空器；（4）侵害包括外交代表在内 的受国际保护人员罪行等。
引渡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引渡的程序一般根据引渡条约及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定进行。包括：引渡请求的提出和答复、负责引渡的机构、引渡文件材料的传送、移交被引渡人的条件方式等。
通过引渡，最终的目的是克服刑法的地域性或各国刑法的差异造成的法律漏洞，防止某种犯罪行为逍遥法外。我国于200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对有关引渡的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另外，我国还与一些国家缔结了引渡条约或司法协助条约。
多角度解释 篇3
关键词：哲学解释学；理解；儿童；成人
后现代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这种对理解内涵的深刻揭示，其实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不断凸显。儿童也是人，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理解。但在现实生活中，成人处处控制儿童、压制儿童的文化。我们应该从理解的内涵中得到启示，让儿童的理解有一片新的天地。
一、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理论
哲学解释学认为任何理解都依赖于理解者的前理解，“人绝不会生活在真空中，在他有自我意识和反思意识之前，他已置身于他的世界。他的文化背景、传统观念、当时的知识水平和思想状况等等一切，他一存在就为他所有，影响他、形成他”。海德格尔指出，“此在的意义——亦即整个世界的意义——不是说被理解后才呈现在理解者面前，而是随着理解被展开，不是说理解发现了这些早已存在于某处的意义，而是随着理解的展开‘生成’了意义”。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对话，一种在问和答的辩证过程中被揭示出来的东西，对话是理解和视界融合的途径。
二、哲学解释学的核心话语——理解
后现代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理解是人的生活的本源性的生活方式。海德格尔认为，人文科学的真理绝不是认识与对象之间的合乎一致。意义的本质就是存在的去蔽，存在的去蔽就是意义的生成过程，意义的生成过程即为理解过程。有学者主张“理解”与“学生生命”之间是水乳交融的关系，提出作为精神意义的生命而言，精神意义的生成过程就是一种理解过程，理解是学生精神生命的存在方式。儿童作为人，也有其主体性，也有其生活的世界，也有其理解。所以，我们不能忽视甚至贬低儿童的理解。
三、成人对儿童理解的态度
1.充耳不闻
4岁至6岁儿童提的问题很多，成人很烦，所以对儿童对世界的理解充耳不闻，不予以理睬，殊不知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做法，扼杀了儿童探索的兴趣和创造性。
2.随意糊弄
儿童有自己的理解，虽然并不符合成人的标准，但有它存在的价值，我们不能全盘否定，随意糊弄。我们要站在儿童的世界，把儿童当作世界的主体，更好地理解儿童对世界的理解。
3.极力压制
理解不是简单地获得“对象”的知识，它关心的不仅是真，而且还有善和美。过分的追求“客观知识”，压制实践理性追求的“善”，从而把儿童对世界的理解中的善和美给抹灭掉，忽视了儿童本身存在的意义，不利于儿童以后的身心发展。
四、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理解儿童的理解
1.尊重儿童的理解
从儿童对周围环境好奇、（出声或不出声地）发问、观察并对现象进行解释，这一过程被刘晓东博士称为“儿童的科学”。童年爱因斯坦对磁石的解释是泛灵论的。古代的科学与儿童的科学颇为相似。儿童的艺术是儿童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童年生命的律动。在儿童眼里，宇宙万物都是有生命、有感情的。
2.成人要“澄明”和“阐亮”
理解的前提是成见和传统。理解不仅是智力活动，理解还是人存在的一种历史过程，理解是人生命的本质和表现。成人对儿童的偏见，我们要“去蔽”，要“澄明”和“阐亮”。这要求师生之间作为平等的主体相互理解。特别是教师一定要改变“师道尊严”的旧观念，放下教师的架子，多一些宽容，少一丝苛责。
3.平等对话
在哲学解释学学者看来，人与物、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理解”与“对话”关系。在对话中，双方通过沟通理解对方的意义。通过对话，理解者与被理解者双方敞开心扉，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又倾听对方的观点，在认识自己与认识他人的基础上达成新的理解，生成新的意义。
参考文献：
金生鋐.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49.
从解释学角度看港剧的篇名翻译 篇4
电视剧既具艺术价值又具商业价值, 而片名英译是翻译实践中一个独特的领域。但译界至今缺少足够的关注和研究, 并没有专门的论著, 只有零星的论文探讨过此话题。本文试将解释学理论和片名翻译相结合, 通过案例分析, 归纳出符合片名功能的译名及翻译方法和“非法侵入”原文, 没有做出必要“补偿”的译名, 探讨港剧片名英译问题。
一、解释学理论在片名英译中的应用
剧名是剧本的名片, 好的译名让观众一眼便记住“芳名”, 进而吸引他们“一睹芳容”。那么, 如何翻译出好的剧名呢?
首先要考察剧名的功能, 大体说来也和电影篇名一样具有四种功能, 即信息功能、表达功能、审美功能和呼语功能。信息功能决定了剧集的样式, 表达功能让人感受电影的整体基调, 因而审美功能运用声音效果和修辞手段让人有美感体验。而呼语功能则要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吸引观众锁定频道。因而让人一眼感受到作品的氛围, 读来又具有语音美感, 想让人一饱眼福的译名才称得上好的译名。
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 剧集的产量颇高, 这么多的剧集要想使每一部篇名都体现剧名应有的功能, 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 并非易事, 有的剧名也不尽如人意, 本文将在后篇论述。
斯坦纳认为, 翻译的步骤有四点:信赖, 侵入, 吸收, 补偿。首先, 在着手阅读和翻译之前, 译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历信赖这一步骤, 即相信原文是有意思的, 译者必须加以透彻理解。译者对于原文理解的角度和方式各不相同。电视剧题材多样, 类型各异, 译名基本要能看出样式, 而剧情、商业价值因素、美感体验决定了译名必须通俗易懂, 引人入胜, 和忠实不忠实原文的形式。
第二步是侵入原文。这种侵入可理解为译者直觉中两种语言之间, 两种思想形式之间的冲突。在语际翻译中, 对原文的理解, 认识和解释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侵入活动。在理解的过程中, 译者打破原文的外壳, 抽出原文的精髓, 然后带回去。“标题要等到别的翻译任务都完成以后再进行翻译” (纽马克1988:12) 。所以, 译者要在看完整部电视剧并完全理解这部电视剧的基础上再翻译电视剧的片名, 把握剧集的内涵, 在浓缩的名称中体现出原剧的精华。
第三步是吸收。原文的意思和形式被移植过, 译文语言的语义场已挤满了语义, 对于引进的成分, 会有各种各样的同化和应用。从原作中的引进总有可能搅乱或者重组译文语言的结构, 而丧失译文语言的本色。由于电视剧的翻译既不同于科技翻译, 也不同于文学翻译, 它融合信息性、艺术性于一体, 加之娱乐产业的特殊性, 因而翻译的过程会打乱, 通过变通来符合篇名的功能需求。
第四步是对于翻译过程中的走失进行补偿, 即把原有的东西归还到原来的地方。在第一步, 译者倾向于原文而失去平衡。接着, 译者在认识上侵入原文, 理解原文的意思。而后, 译者对原文进行索取, 给译语增进可能导致不同后果的新成分, 于是又一次失去平衡。因此, 译者必须做出补偿。虽然新奇、吸引人是剧名的要求, 但是过度改变原剧的思想, 导致失衡也要做出补偿, 以免离题万里, 晦涩难懂。
二、符合解释学理论和片名功能的译名
符合上述四个步骤和功能的译名分为直译法、意译法和另译法。
所谓“直译”是指依原文的字面进行翻译, 字句的次第也不更动。按剧名直译类, 或按剧集内容概括取剧名以名著改编剧和专业题材剧为多, 比如:以金庸的武侠剧改编的电视剧多采取这种办法, 《天龙八部》字面上是佛教用语, 指的是八种神道怪物, 因而Demi-gods and Semi-devils译出了字面意思, 也符合片中八个人物形象。一些古装武侠剧和警匪剧也采用直译法直抒胸臆。比如:《雪山飞狐》The Flying Fox Of The Snowy Mountain, 《妙手仁心》Healing Hands, 《鉴证实录》Untraceable Evidence等等。
这类翻译在“信”的基础上, 抓住要点, 掌握基本信息, 揭示内涵, 简单直白, 又贴切生动, 合理地侵入原文, 直接吸收。
乔治·斯坦纳在1975年发表的《After Babel》一书中写道:“翻译的正确道路, 既不应是直译, 也不应是模仿, 而是意译 (paraphrase) 。所谓意译, 就是‘译者有一定限度的自由, 他要时刻看到作者, 这样就不至于迷失方向, 但他主要是紧跟作者的意思而不死抠字眼, 他可以对作者的意思加以引伸, 但不能改变’。”TVB的译者掌握了这种自由, 译名可能与中文剧名没有关联但却是剧情主题的精辟概括。
《兰花劫》讲述的是三个亲生姐妹之间的恩怨, 为了私欲、地位, 她们互相利用与出卖, 导致感情决裂, 最后在监狱中反省过往。篇名为phoenix rising指的是凤凰涅磐, 凤凰每五百年就要背负着积累于人世间的所有不快和仇恨, 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自焚得以美好地重生。人自身只有通过凤凰涅磐的过程, 抛弃一切的恩怨情仇, 才能获得重生。
按剧集主题意译类, 比较抽象, 经典时装剧、古装轻喜剧大多采取这种办法:《金玉满堂》Happy Ever After, 《十万吨情缘》Ups And Downs In The Sea Of Love等等。
译者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 吸收并重组原文的语意信息, 通过变通吸收的手法把握剧集的精髓, 既有艺术价值又简单易懂。
另有一类好的翻译针对中英语言文字的特点, 删去外国人难以理解的文化信息, 化虚为实, 借用或改用已有的译名, 自然流畅, 贴近读者。如《和味浓情》这部剧, 译名为Wasabi Mon Amour Wasabi, 以前一部流行电视剧《广岛之恋》翻译为Hiroshima mon amour, 借用这个名字让人熟悉, 有利于提高收视率, 该剧讲的是日式餐馆里年轻人的恋爱故事, 把东京改为芥末调味料, 符合该剧的特点。《毕打自己人》的“毕打”取自“毕打街” (香港中环的一条主要街道) , 呼应剧集以中环为背景, 整个名称也是粤语“不打自己人”的谐音, 而本剧英文名“Off Pedder”则是改自位于毕打街的著名时装店“On Pedder”的名称, 虽不符合剧集的内容, 但巧妙地运用品牌效应, 让人马上想到故事的发生地, 感受到现代都市的氛围, off又暗含“不打”的意思。
这些翻译把握了语言的特点, 吸收的成分打乱了翻译的过程, 给原文增加的新内容导致了失衡, 所以译者进行了补偿, 和读者的已有经验联系起来, 唤起观众熟悉的思路, 便于理解, 不至于隐晦, 译名既创新又喜闻乐见。
三、非法侵入的译名
在翻译的过程中, 也有一些理解不到位, “非法侵入”的情况。如《义不容情》, 这部剧令人回味无穷, 情义男儿在无情、无义面前如何抉择。中文剧名很精彩, 而译名Looking Back to Anger, 让人匪夷所思。文化是“使用一种特定语言作为其表达方式的那个群体特定的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 (纽马克, 1998:21) 。如果译者不能意识到或者误解了这种文化内涵, 那就很可能会对片名造成误译。此译名没有再现原剧包含的思想:推崇大爱大义与邪恶斗争的价值观念。误译是对原剧理解的不透彻导致的。再如热播剧《巾帼枭雄》的译名为rosy business, 此剧突出的是女主人公的大智大勇, 大义凛然。译者偏离了原文, 造成不必要的走失。采取直译的办法便一目了然, 这样的译名反而令人费解。这是对原文的非法侵入造成的。有些译名可以归为此类, 比如《再生缘》eternal happiness, 《溏心风暴》heart or greed等。这些译名对原文理解不够, 没有抓住精髓, 过分偏离原文的形式和内容, 过于倾向译入语, 没有对原文走失的内涵做出必要的补偿, 草率译之。
四、结语
电视剧片名的英译有其特殊性, 不同于文学翻译和科技翻译。解释学的原理可以和此类翻译实践相结合, 译者应当掌握片名的功能, 在此基础上, 充分信赖并理解原文, 注意侵入的合法性, 去粗取精, 吸收时既发挥创造力又注意保留原文信息, 既注意译入语的特点又兼顾原文内涵, 必要补偿的过程要平衡两种语言。把握这紧密相连的四个步骤, 做到译名又好听又耐人寻味, 既叫好又叫座。
参考文献
[1]Jeremy Murd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y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Rout ledge, 2001.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刷馆, 2004.
[3]Peter Newmark.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5.
多角度解释 篇5
关键词：诗歌翻译,创造性叛逆,改写理论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领域里一个重要方面, 它丰富的内涵、优美的韵律在语际转换的形式和内容上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冲突, 因而成为翻译界争议最多的领域之一。诗歌的翻译实践证明, 诗歌是可以翻译的, 在翻译过程中适当地改写, 也有可能完美再现诗歌的美与其中的意境。
1. 改写理论与创造性叛逆的渊源
创造性叛逆最初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提出来的。他说:“翻译是创造性的, 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 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 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 而且又赋予它第一次生命。”在文学翻译的过程当中, 创造性和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割开来的。翻译者在某种再创作的动机驱动下完成某种创造性翻译性行为的时候, 通过发挥和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对内容和美学效果进行诠释和说明。
在翻译实践的过程当中, 有学者提出了“翻译即改写”的主张, 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是比利时裔美籍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他对翻译过程进行了客观的描述:翻译是操控, 并且在于受控制的社会, 翻译避免不了改写, 才能使源语文本得以跨越文化障碍;叛逆势必导致一定程度的改写, 所以改写就为叛逆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理论支撑, 由此, 创造性叛逆和改写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2. 改写理论是创造性叛逆的理论基石
翻译的改写理论是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安德勒弗维尔提出的。他的基本翻译思想是:把翻译研究中的着眼点从语言学派所最为关心的语言结构及语言形式对应问题, 转向目标文本与源文本在各自文化系统中的意义和功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勒菲弗尔把“改写”概念替换成了“折射”, 而文学改写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特定文学朝着某一方向发展。折射理论是在埃文·佐哈尔 (Even Zohar) 多元系统论影响下提出来的, 该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文学作品主要以折射文本的形式存在, 对特定文本的理解受限于特定的文学文化为背景, 折射文本是为了适应不同读者而对文本进行修改的结果, 最能体现这点的形式莫过于翻译了。在这一时期, 他重新审视和定位了他对文学系统的假说, 认为文学系统只是更大的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 增添了“论域”在“赞助人”、“诗学规范”、“自然语言”等范畴里。直到1992年, 勒菲弗尔对改写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 分析了诗学思想、意识形态、语言问题与翻译的关系, 从而使改写理论日趋完善。几年后, 另一位学者Jeremy Munday对改写理论作了相对明确的概述, 他宣称:勒菲弗尔后期有关翻译与文化的著作是标志着文学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的连接点。他认为翻译就是改写, 而改写的动机一般情况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或者是诗学上的需要。大致来说翻译在文学系统中的运作受到三种因素的制约:一是文学系统的赞助人, 即促进或者阻碍文学阅读, 创作和改写的力量。二是通过主流诗学, 由文学手法和文学功能构成。三是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 即批评家、教师及译者。
3. 诗学与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于原诗歌的意境和情感的翻译标准是我国传统译学思想构建的基石。从文艺美学角度来看, 诗歌翻译的理解阶段就是译者对原诗歌的审美感知和把握阶段, 而表达阶段这是使诗歌的美再现的过程。
诗歌之所有会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是因为其优美的韵律和节奏感。在韵律问题上, 译者们普遍认为:第一, 诗歌翻译中的格律的审美价值和功能是客观存在的。第二, 译者应该尽可能地在翻译的作品中体现出诗歌的节奏感。中国新诗派诗人戴望舒有他自己的看法:“诗歌的翻译应该是脱离了音乐的成分, 但是把华丽动听的辞藻组合在一起不是诗歌的特点。”诗歌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 而是在诗歌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 也是就我们所说的诗情的程度上。诗情才是最本质的东西。对于译者而言, 只要译者把作者的创作目的和意境表达出来并具有艺术气息和灵感, 赋予诗歌的形式,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成功的翻译。在诗学规范里, 译者应采用相应的文学手法以期实现预期的文学效果。译者在翻译实践中, 都希望通过翻译的作品能够展现自己的诗学思想, 而这正是译者创造性叛逆中个性化翻译的根源。
4. 诗歌翻译中改写理论的必要性
尽管有人认为诗歌翻译是一种背叛, 但这并不表明在跨文化交际中诗歌不能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其实, 这一目标的实现就是对诗歌的改写。诗歌的改写所强调的文本, 是译者作为诗歌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庞德的译作《神州集》 (Cathay) 就是一部经过改写的翻译作品, 它曾招致严厉的指责, 同时也赢得了极度赞誉。这是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欣赏作品的主体不一样, 意识形态、审美观和价值观的差异造成了对同一作品天壤之别的评价。客观地说, 从内容上, 诗集呈现出了自身特定的鲜明主题, 虽然丢失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异域风味, 但是诗歌在心境、情感氛围等方面却得到了重奏和强化;在形式上, 诗集呈现出了一副新的面孔, 语言口语化, 节奏自由跳跃, 从而使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把内在的情感爆发出来。可以说, 诗集中有着很明显的模仿、增删、保留, 而正是这种“叛逆性”的、“创造性”的改写, 使诗集具备了自身独特的文学实体性。
结语
改写理论涉及的意识形态、诗学规范等的因素是译者进行创造性叛逆的客观条件, 而译者的主体意识则是创造性叛逆的内在动因, 在内外动因共同作用下, 兼顾主体性与宏观文学、文化语境的协调, 从最大程度上获得最佳的翻译效果。
参考文献
[1]谢天震.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2]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 2003, (5) .
[3]潘炳信, 李正栓.翻译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多角度解释 篇6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在目前经济飞速增长、人们超前消费意识觉醒和银行严格贷款政策的背景下,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大幅增加, 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也大量涌现。
民间借贷中蕴含着浓烈的情感色彩, 常常出现情感和金钱交融的情况。有时债权人将金钱借给债务人不仅是一种金钱之债更是一种情感之债, 所以民间借贷中不仅存在金钱借贷的纠葛, 还蕴含着情感纠葛, 而债务人为了感恩债权人的借款行为, 偿还所谓的“情债”, 会选择逃避法律规定自愿达成其他的内部协议来弥补债权人。例如笔者在司法审判中遇到的一民间借贷案件, 两被告系母子关系, 原告借款给母亲, 母亲向其出具了借条; 后原告向儿子追讨, 儿子又再次就同一笔借款向原告出具借条。原告用两张借条向法院起诉, 只要求一笔款项。这类同一笔借款出现两张借条的情况, 债权人不以两张借条分开起诉获得更大的利益的原因在于情感的因素在作祟, 诚实信用原则由此的体现。
一、民间借贷中存在的问题
民间借贷纠纷作为一种独立的案由, 有着其独特的法律关系。在民间借贷中, 大多数属于有亲戚关系或者其他关系之间的熟人借贷, 存在着金钱与情感的交融问题。借款不仅是一种借贷行为同时也蕴含着一种情谊行为。正因为民间借贷中的情与法的交融从而使得民间借贷纠纷变得亦真亦假, 难以辨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民间借贷纠纷的处理, 进行了审判实务当中的顶层设计, 给民间借贷纠纷的审理提供了有力的司法解释保障。该司法解释中特别突出了民间借贷纠纷中存在的三个重要问题, 一是民间借贷合同的实践性; 二是民间纠纷存在虚假诉讼; 三是民间借贷纠纷中存在高利息处理问题。从正面体现出了民间借贷中存在有过多的借款金额与实际借款不一致, 借贷双方运用借条转移资产的虚假诉讼, 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盛行问题。仔细分析以上三类问题, 实践性合同和禁止虚假诉讼都是为了防止民间借贷中情感因素对于借贷本身的影响, 而防止高利贷是为了从法律的角度破除借贷双方的利息约定, 用法律的诚实信用原则来矫正不正常的诚实信用 ( 即借贷双方对于高利贷的约定和履行) , 并开创性的提出了利息超过年利率36% 的部分可以要求返还的规定, 更大程度的保护了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二、民间借贷的现状及原因
民间借贷纠纷问题的主要存在以下现状: 民间贷款变相为高利贷、银根收紧, 资金链断裂风险加大、无资质机构变相揽存放贷、纠纷集中隐患大。产生该现状的原因主要有风险防范意识薄弱、制度缺乏、制度监管缺乏、银行限制贷款政策、借款凭证的随意性、民间借贷中的情感与现金的交融。
三、解决民间借贷中存在的问题的方法
( 一) 发挥民间借贷合同实践性的效用
在民间借贷纠纷中, 借条作为债权凭证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它不仅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于借款的意思表示的合意, 更是见证该笔借贷关系成立的重要依据, 但是它仅仅是债权凭证而已。因为在民间借贷中通常会出现情感与金钱交融的情况下, 所以会出现很多的不合常理的借贷方式, 例如将高额的利息写入本金当中, 或者打虚假的借条以转移财产或者以借条的方式虚构债务等。所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借贷关系生效为接收到金钱之日起生效, 属于实践性合同, 也是为了突破唯借条主义, 更好地解救深情款款、饱含负罪感未及时还款的债务人。民间借贷合同的实践性, 可以从公正客观的角度解决情感交融的问题, 金钱之债与情感之债分开, 将其区分对待。这样可以更清楚明了的解决民间借贷法律问题。实践性合同, 也就是处理其金钱之债的重要手段, 当债权人无法证明其实际履行了放款或者足额放款的义务时, 法律只会按照其所能举证证明其实际交付的本金来认定借款合同的标的额, 从而将含有情债或者内部约定的利息转化本金的约定全部不予保护。让金钱之债由金钱来进行偿还, 让情感之债用情感来还。抛开情感和所谓的内部诚实信用来处理民间借贷这也是顶层设计的高明之处, 也是分开原则的完美表现。
( 二) 遵守高利贷不等于诚实信用
诚实信用原则是中国人一直秉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 民间借贷中, 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也存在着诚实信用, 他们之间对于利息或者转移财产等达成意思表示一致, 也是一种诚实信用的表现。但是假如其约定违背了法律的规定或者故意逃避法律的话, 法律将不予保护。就像部分民间借贷属于高利贷的范畴, 借款双方约定了超过法律规定的利息范围。可能对于借款双方而已一直信奉的是以双方的约定为准, 这才是一种诚实信用和道德的体现, 但假如起诉到法院, 一方提出按照法律规定的进行偿还的话, 由于双方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情感纠纷, 就会对其双方私下的民间借贷的诚实信用进行了不好的评价, 所以在很多民间借贷中, 为了保护所谓的私下的诚信, 借贷双方会直接将利息写入本金, 逃避法律的规定, 债务人也违心的承认债权人的诉请, 这也是民间借贷中之所以难以处理的原因之一。但就法律而言, 债务人的该种行为是一种及其愚昧的行为, 是一种违背法律上的诚实信用原则, 其并不能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权利。法律上的诚实信用是宏观上的诚实信用, 是为了社会的民间借贷和诉讼秩序出发的, 客观公正的维护借款双方的权利的; 是一种借贷的规则, 借款双方任意超越该规则, 本来其权利就不应该受到保护, 既然是一种非法行为那么何来遵守之必要呢, 维护一种非法的行为不是一种诚信的表现, 而是一种不诚信的表现。
( 三) 限制借贷利息防止高利贷
民间借贷仅仅只是资金融通的辅助手段, 主要原因是民间借贷很多情况下约定了高于金融借贷的利息。在银行限制贷款的情况下, 别有用心之人为了谋取高额的利息, 开始约定高昂的借款利息。在以往的民间借贷纠纷中, 观点是按照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 只有当约定的利息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4 倍利率的部分法律才不予保护, 但是超过部分仍旧为自然债务, 使得民间借贷市场的高利贷问题成为了民间借贷不可治愈的顽疾。但是在2015 年最高院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 一改之前的民间借贷的自由态势, 运用司法解释的功能提出了分段保护法, 对于约定为年利率24% 以下利息予以保护, 年利率24% 至36% 之间的已经支付的不再返还, 超过年利率36% 的利息已经支付的可以要求返还或者折抵, 这从顶层设计上禁止了高利贷行为。使得民间借贷市场的高利贷在利息只能在合理的期间予以约定。
( 四) 全面审查防止虚假诉讼
由于民间借贷自身性质原因, 导致民间借贷只需要借款双方签字确认即可, 不需要相关部门审批或者备案, 除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外, 其他人无法知晓借款关系是否真实存在, 使得其成为虚假诉讼的重要源泉。为了更加规范民间借贷市场, 防止其成为虚假诉讼的根源, 那就得对于民间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综合判断, 即使债务人承认该笔借款, 债权人仍旧得提供证据证明该借贷事实的发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