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运行机制

协同运行机制（精选12篇）

协同运行机制 篇1

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改革。 《方案》提出,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相应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队伍和检验检测机构划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同时要求,改革后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作用。这实际上是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内部调整的同时,确定了社会治理的基本取向。

我国食品市场规范化程度低,情况复杂,监管难度较大,专靠政府监管很难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公共治理理论突破了单一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局限,强调政府与社会各种组织的合作治理( James,1992) 。从治理理论的角度而言,政府部门只是具有权威性的治理主体之一,多元共治更强调各种社会组织的共同治理( 陈季修和刘智勇, 2010) 。食品安全的相关制度安排需要考虑到各方的互动: 政府的管制、消费者的参与、生产者的服从等( starbird,2000; Henson,2001) 。消费者有效参与食品安全治理,能够起到弥补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不足、推动社会监督以及制约食品经营者等重要作用。有效的公众参与是食品安全治理的民主和公正基础( 王辉霞,2012) 。

目前对食品安全多元主体治理模式的研究较多,但对多元主体内在合作机制的研究还尚显不足。本文尝试从协同的视角,探讨食品安全治理各主体的内在合作机制,配合正在进行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以期构建新的食品安全治理格局。

一、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内涵及特性

( 一) 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内涵

协同学( Synergetics) 是由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该理论主要研究系统在外参量的驱动和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下,在宏观尺度上形成有序结构的条件、特点及演化规律。协同学基本原理包括协同效应原理、自组织原理、序参量与支配原理等。食品安全治理属于公共经济管理的范畴,亦可用协同学原理来解决。

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是指食品安全最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平等地展开竞争与协作,促使食品安全治理系统中各种要素有机结合,最终使系统由无序变为有序、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跃升的持续过程。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主体是最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第三部门、企业、消费者以及社会公众。政府主要是发挥 “掌舵者”职能,制定食品安全管理的标准和实施规则,提供食品安全治理的基本服务和基础平台,对整体治理状态进行监督和把握。第三部门是指独立于政府主体和私人主体之外的社会组织,以其独立、公正的地位,承担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风险评估、信息管理、检验检测、信用评估等职能,是食品安全治理的直接有效力量。消费者是食品安全事故的直接受害者,是最重要的利害相关者。消费者在食品安全治理中发挥着涨落触发器的作用, 因为食品安全事故多是由消费者提起。因而,消费者的积极参与是食品安全治理的关键。社会公众是指除了政府、第三部门、消费者之外的更广泛的参与人。社会公众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作用一方面是对政府、第三部门、企业行为的监督,另一方面是对消费者的信息通报。企业在这里主要指食品生产者、经营者本身和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在有效机制的作用下,企业的目标函数可以和社会的目标函数相一致,企业在食品安全治理中也起到积极作用。各主体在竞争与协同机制的作用下, 为实现食品安全投入不同要素,并获得不同回报( 如图1所示) 。多元主体的参与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单一监管资源上的不足,解决食品安全的市场失灵问题,还能减少政府的寻租腐败行为,克服政府失灵,符合治理变革的基本逻辑。

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运行不是靠外在的命令和组织,而是靠内在的沟通、协调、对话和利益诱导等机制。各参与主体均处于平等、能动的地位, 系统可以自行组织,自行演化,是自组织的方式。 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目的是实现食品安全治理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的演化。

( 二) 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自组织特性

协同学认为,系统的协同合作机制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由系统的自组织特性决定的。系统成为自组织必须具备开放性、远离平衡态、非线性、 涨落等条件,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拥有成为自组织的必要条件。

1. 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是一个开放系统

开放系统相对于封闭系统,是指与外部环境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系统,其在自然界及人类社会都大量存在。食品安全协同治理受多种因素影响,自然条件、工业化水平、高新技术、环境污染、消费方式、收入水平以及法律、文化、体制、道德等都对食品安全产生复杂的影响,同时, 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多元主体与外界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表明食品安全协同治理与环境有明显的输入与输出关系。

2. 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系统处于非平衡态

自组织的有序结构是 “活结构”,系统不断产生熵( entropy) ,又不断从外界引入负熵,使系统不断吐故纳新。食品安全问题就是食品安全治理系统的熵,各主体的协同共治就是向系统输入负熵。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层出不穷、 变幻莫测的有毒有害食品可谓触目惊心。食品安全治理存在的问题也较多,政府多部门监管依然存在矛盾和冲突; 实践中的 “运动式”执法效率低下; 政府的权力寻租现象严重; 政府部门之外的其他主体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程度很低,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食品安全公共品的供给与需求存在明显失衡。这些都表明我国的食品安全治理系统目前处于非平衡态。

3. 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系统内部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

非线性作用指的是系统内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等于各要素单独作用的累加,可能出现不同于 “线性叠加”的增益或减损。一个非线性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数量上要大于等于二,在性质上要相互独立且有相当的差异。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是多主体的共同参与,政府、企业、第三部门、消费者、公众等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竞争与合作,从不同的角度作用于食品安全治理,其在数量上、性质上都符合非线性的判据,它们之间的作用是非线性的。

4. 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系统存在明显涨落

涨落也被称作起伏,有时也被称为噪声和干扰,是状态量对平均值的偏离。涨落在自组织中起极为重要的作用。系统通过涨落去触发旧结构的失稳,促进新结构的形成。在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系统中,当涨落出现即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时,各治理主体会在非线性机制的作用下采取整体性行为, 通力合作,从不同侧面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促使系统回到有序的状态。

二、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动力机制分析

( 一) 食品安全协同治理动力机制的应然分析

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系统自我发展、自行演化的动力机制来自于系统内部的竞争与协同。竞争与协同是两种相反的状态和趋势,竞争反映事物的个体性与独立性,协同反映事物的集体性与合作性。竞争与协同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相竞相争和相辅相成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系统中,竞争和协同来自于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政府、第三部门、企业、消费者、社会公众等性质不同、职能不同,对食品安全治理的作用不同,构成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各个子系统。各主体地位独立,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产生竞争机制。同时,各主体又在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统一目标下进行合作、协调,采取同步行为,即产生协同机制。竞争与协同导致各主体间发生非线性作用,产生协同效应,能有效实现食品安全的目标,同时发生系统的涌现,如社会信任、民众自主精神等,并且伴随食品安全水平的不断跃升( 如图2所示) 。当发生涨落( 食品安全事故) 时,先由消费者或公众发现并提起,再由第三部门检验,然后由政府进行责任认定和处罚,在声誉机制和执法威慑下,其他企业进行自查和自我控制,最后由政府进行相关法规、制度的修改和调整。整个过程中,社会舆论在正反馈机制作用下,将涨落不断放大,引起全社会关注,促使各主体积极采取有效行为,使食品安全得以实现,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系统有序运行。

( 二) 食品安全治理动力机制的实然状态

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食品安全以政府监管为主,监管部门之外的其他主体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程度很低。实践中许多地方政府对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仍有抵触心理,重政府包揽、轻多方参与的现象非常普遍( 彭向刚,2012) 。虽然 《食品安全法》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和民事赔偿优先原则,提高了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积极性,但举证难却成为消费者维权过程中的最大障碍。《食品安全法》未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消费者要证明问题食品的缺陷以及问题食品与自已所受损害的因果关系十分困难,很难获得司法救济。同时,生产企业也常常无力支付赔偿( 吴凡, 2011) 。另据一份权威调查显示,消费者在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时选择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占17. 3% , 说明消费者通过行政途径来维权的热情也不高。 同时,我国的民间组织整体发育程度不足,缺乏自主性,行业协会也常被利益集团俘获,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媒体和公众虽起到一定程度的信息披露和舆论谴责作用,但对食品安全问题一般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因此,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参与主体不够,竞争机制和协同机制不足,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动力机制缺乏。

三、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分析

按照协同学支配原理,复杂系统的演化进程受少数慢变量制约和支配,这些慢变量就是序参量。序参量是通过各个部分的协同作用创建的,反过来又支配各个部分。食品安全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多重博弈过程。食品供给者( 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 之间、食品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 其他治理主体( 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等) 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合理的利益关系是引导各参与者坚持食品安全价值取向的支配力量。同时,各参与者的行为要有必要的约束,既针对食品供给者,又针对食品安全治理主体,这一约束需由国家的公权力来提供,表现为国家的法律制度。高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实现食品安全治理的又一支配力量。此外,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信息不对称,减少信息不对称会减轻委托人的劣势地位,通过发挥消费者选择机制来减弱市场失灵,故畅通的信息系统也是实现食品安全治理的支配力量。因此,从宏观尺度上说,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系统演化的序参量是利益关系的合理性、法律制度的效率性和信息系统的畅通性。由此可以得出,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包括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消减机制。

( 一) 食品安全协同治理实现机制的应然分析

1.激励机制:利益关系的合理性

食品安全问题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利益引发的, 因此合理的利益关系是食品安全协同治理得以实现的激励机制。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激励机制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各参与主体间的矛盾关系和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目的性。

( 1) 食品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食品生产者、经营者和销售者有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劣质产品生产的机会主义倾向,消费者处于信息的劣势,无法通过 “选择”或 “不购买”等理性行为来约束食品供给者,因此这一领域利益机制设计的关键是促使食品供给者自律。( 2) 食品供给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这一领域的利益关系设计主要是让供给者成为利益共同体,使其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共同对食品安全负责。 ( 3) 政府与食品供给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政府与食品供给者是行政管理的主体和相对人,这一领域的利益关系设计主要是切断二者的经济利益联系,摆正政府的位置,发挥政府的宏观管理功能。 ( 4) 第三部门与食品供给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一领域的利益关系设计也是切断第三部门与食品供给者之间的经济利益联系,发挥第三部门客观、公正的管理功能。 ( 5) 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一领域主要是合理界定政府与第三部门各自的职能范围,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2. 约束机制: 法律制度的效率性

法律制度作为食品市场的通用契约,对各参与者之间责、权、利关系进行有效配置,确定各参与者的行为边界,构成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约束机制。约束机制能否发挥作用受制于法律制度的效率性。效率性是法经济学评价法律制度的价值标准,强调经济效益与效率,同时包括公平的内容,“效率就是经济意义上最大的公平,效率还可以丰富公平的含义” ( 曲振涛,2006) 。效率性要求食品安全法律制度最大化食品安全公共品的价值,达到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各参与者通过自由谈判也能实现的效果。实践中,效率性是指食品安全法律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食品安全, 立法、执法、司法及其他制度有机配合,协调发挥作用的状态。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法律制度应包括食品安全治理主体法规和食品安全治理行为法规。 前者是规范各参与主体的地位、职能及责任,主要是确定政府和第三部门公权利的边界; 后者是规范食品安全治理的各种行为,包括食品安全标准制度、食品安全经营管理制度、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制度、食品安全赔偿制度、食品安全诉讼制度等。

3. 消减机制: 信息系统的畅通性

在食品安全治理中,有两个层次的信息系统: 一是食品安全治理信息系统,是系统自组织程度的表征,反映了食品安全治理的整体状况; 二是食品安全信息系统,是食品安全信息资源传递状况的表征,反映了人们搜寻、获取、公开食品安全信息的总体程度。作为食品安全治理自组织序参量的信息系统,显然是指第二种。畅通的食品安全信息系统既可保障人们有效获取与食品有关的种植、 生产、加工、流通信息,减少食品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又可为食品安全治理提供统一的信息平台, 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互通。信息系统作用于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源初,不断向系统输入负熵,增加确定性,是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消减机制。食品安全信息系统应包括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信息系统、食品安全追溯信息系统、企业信用信息系统、食品安全管理信息系统等。

( 二) 食品安全治理实现机制的实然状态

1. 扭曲的激励机制

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利益关系未能体现食品安全治理的最终目的和价值,形成扭曲的激励机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食品供给者之间。 食品供给者之间利益共享有利于在供应链上把食品安全风险降到最低,而目前食品供给者之间未能形成利益共同体。以奶业生产为例,由奶农、奶站、乳品企业组成的奶产品链是断裂的,乳品企业可以进口国外奶粉生产 “复原乳”而不依赖国内原奶,很少考虑奶农和奶站的利益,而奶农和奶站由于规模小且分散, 风险不易控制( 李静, 2011) 。二是食品监管者与食品供给者之间。食品监管者与食品供给者不存在利益关系才能保证监管职能有效发挥,而目前二者却存在直接利益关系。问题食品企业往往是当地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同时又是地方政府政绩的体现,地方政府在进行食品安全监管时更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食品安全的公共价值,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把问题产业当特色产业来扶持1。此外,信息优势和特供体系使食品供给者和监管者可以获得相对安全、健康的食品,阻断了不安全食品对其造成的潜在的威胁, 使其难以克服经济利益的诱惑而采取有利于食品安全的行为。

2. 低效的约束机制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方面的法规虽然数量较多,但运行效率不高。一方面,食品安全治理主体法规关于公共管理产权的界定不明确: ( 1) 监管部门间权责划分不明确。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繁多,机构改革前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有13个,改革后也还有10个以上,各部门的权责范围难免交叉重复。 ( 2) 政府监管部门权力的边界不清,政府未能准确定位在 “掌舵者”角色,行政垄断依然存在。 ( 3) 政府监管部门与第三部门间职能划分不清,第三部门未能发挥应有作用。这些都导致行政执法中过高的交易成本,为行政不作为、权力寻租留下了破口和空间。另一方面,食品安全治理行为法规标准偏低: ( 1) 食品安全质量标准偏低。 我国食品加工业采用ISO标准的只有40% ,采用CAC标准的只有12% 。同时,我国食品标准还存在 “内外差别”,食品内销合格率在90% 以上,而出口合格率保持在99. 8% 以上( 李晓萌,2011) 。 ( 2) 食品安全违法成本低。由于现有食品安全法规可操作性不强,对不法分子而言违法成本低而收益巨大,威慑力不足,常导致边罚边犯。例如, 贩卖病死猪、注水猪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就在于法院立案标准高而导致的违法成本低。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罪需要两个要件: 一是涉案金额达5万元,二是对人民生命健康造成严重损害。实践中贩卖几头病死猪达不到这个标准,难以受到惩罚。

3. 阻滞的消减机制

我国食品安全信息系统目前还存在许多结构性障碍,造成消减机制受阻,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技术上未能形成全程可追溯体系。可追溯性是农业及食品行业保证食品安全的基石。发达国家对食品的可追溯性有严格规定,而我国的农业及食品加工业生产分散、技术水平低,普遍实行全程可追溯体系具有相当的难度。第二,制度上对食品安全信息的人为阻断。在当前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下,人们获取食品安全信息依赖监管部门的发布,但受利益关系的驱使和制度的限制,监管部门有时并不能充分、及时发布信息。据2013年7月24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3 604名受访者中的83. 6% 的受访者认为监管部门对当前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得不充分。再加上在信息发布过程中还存在信息来源无权威、信息发布不统一、信息混乱等问题,导致其非但不能成为消减食品安全治理系统不确定性的负熵,反而易引起社会恐慌,成为增加系统不确定性的熵。

四、结语

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机制还存在较大问题,表现为动力机制缺乏、激励机制扭曲、约束机制低效、消减机制阻滞,这是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水平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基于此,本文认为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建设思路应当是: 构建动力机制,理顺激励机制,强化约束机制,疏通消减机制。

虽然本文尝试性地从协同的视角对食品安全协同治理运行机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但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框架,未来应进一步加强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一是构建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协同度模型,从定量的角度考察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机制的运行状况; 二是设计实现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政策体系。

协同运行机制 篇2

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运行管理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河南省高等学校协同创新计划的总体要求，为促进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协同创新中心）的运行管理，扎实推动协同创新中心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协同创新中心是由政府引导推动、高等学校牵头组建、国际国内创新力量参与，坚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重大科技三位一体统筹发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运转高效的协同创新体，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相对独立运行体。

第三条 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要紧密围绕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大科技需求，充分发挥高校学科、人才、资源的优势，按照“河南需求、国内一流”的要求，以体制改革和平台构建为重点，以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创新服务能力的显著提升为目标，通过政策和资金引导，着力推进高等学校与其它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

— 1 — 第四条 协同创新中心的主要任务是：

（一）根据我省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围绕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大科技需求，面向行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学科前沿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构建体现协同创新特点的平台与模式，建立适应协同创新要求的机制与体制，显著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创新服务能力。

（二）坚持“符合需求、高度聚集、开放共享、运行高效”的原则，以高等学校为实施主体，广泛联合政府（部门）、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有效集聚优势资源，有效开展协同创新，建成面向行业、服务需求、特色鲜明、相互补充、形式多样的协同创新模式。

（三）围绕协同创新，建立政府推动、政策引导的要素聚集机制；合同约束、利益共享的协同管理机制；面向中心、打通使用的资源配置机制；师资共享、协同培养的人才培养机制；优劳优酬、注重绩效的人才和科研评价机制。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充分释放人才、学科、科研等方面的活力，切实提升高校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四）发挥我省高校学科、人才、资源的优势，集聚和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积极承担一批重大科技任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成为具有国内国际重大影响的学术高地、高水平人才持续涌现的培养基地和学科建设上水平的主要阵地。

— 2 — 第五条 协同创新中心按照需求导向、全面开放、深度融合、创新引领的原则，坚持“唯一性、协同性、整体性、先进性、开放性、竞争性”的标准和不断优化、持续支持、滚动发展的竞争激励机制，使协同创新中心布局和建设充满活力，在动态管理中保持先进性。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第六条 协同创新中心坚持统筹、委托与自主管理相结合的模式。成立由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等部门参加的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管理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省教育厅，以下简称“省中心管理办公室”），统筹管理协同创新中心的运行。各高校受省委托管理牵头组建的协同创新中心。各协同创新中心依据章程实行自主管理。

相关管理机构的具体职责：

（一）省中心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责：

1．落实省高校协同创新计划领导小组确定的顶层设计、宏观布局、统筹协调、经费投入等重大事项决策；

2．受理并组织协同创新中心的申请、论证和立项； 3．负责制定协同创新中心的运行评价指标体系，组织协同创新中心的检查、监督、评估和验收；

4．负责办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和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等机构人员的备案工作。

（二）牵头高等学校是协同创新体的依托单位，主要职责是： 1．负责协同创新体的培育、组织和推荐工作；

2．指导协同创新中心成立后的运行管理，成立由学校主要领导负责、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同创新中心管理委员会，协调并解决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落实政策、资金及其他配套条件；

3．指导协同创新中心成立中心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委员会等；

4．根据中心建议，负责向省中心管理办公室报送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配合省中心管理办公室做好协同创新中心的验收与评估工作；

5．协调与各参与单位之间的合作等有关事宜。

第三章 运行与管理

第七条 协同创新中心采取相对独立的管理体制，制定的发展规划、计划和配套的内部制度等，报送省中心管理办公室和依托牵头高校备案。

第八条 协同创新中心应加强体制创新和运行机制创新，实行主任负责制，同时建立健全中心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委员会等机构，中心内部要建立综合保障、技术研发、市场开发和设备管理等部门，保证中心运行通畅。

第九条 中心理事会的组成及主要职责：

— 4 — 1．中心理事会由牵头和参与单位代表共同组成，其中：理事长1名，副理事长和理事若干名。

2．负责制订和完善中心管理章程，处理中心建设和运行等重大决策问题，协调与各方面的关系；

3．负责聘任和考核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

第十条 中心学术委员会的组成及主要职责：

1．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应是国内同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原则上年龄不超过65周岁且身体健康，应注意吸收中青年学者；其组成人员不少于9人（须为单数），牵头高校学者不应超过三分之一；其组成人员名单报送省中心管理办公室备案。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不得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2．中心学术委员每届任期4年，每届更换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一，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成员的产生办法以及换届、增补、民主表决程序及主任人选等事项，应在章程中作出明确规定。

3．负责审议中心研究方向及中长期发展规划；参与重大项目和其他开放研究课题的评审并提出资助建议；参与重大成果的评审鉴定工作；对重大课题经费的使用提出建议并监督；协调并处理协同创新项目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学术性争议问题。

第十一条 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由中心理事会聘任。双方须签订责任、权利、利益明确且具有法律效力的定期聘任合同，明确

— 5 — 规定受聘人的目标责任、管理权限、生活待遇、奖惩措施和政绩考核标准等。受聘者一般不超过65周岁，任期4年，连聘连任不超过2届。对任职期间连续出国或病（事）假3个月以上的主任应及时调整。解聘或调整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应报送省中心管理办公室备案。

第十二条 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的主要职责：

1．全面负责中心的管理与运行，落实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目标；实施协同创新中心委员会确定的发展规划；制定内部管理体制、管理制度并负责落实。

2．负责聘任副主任及以下专兼职研究人员及行政等相关工作人员。

3．负责筹集和批准使用经费。

4．负责向中心理事会和管理机构汇报工作。

第十三条 协同创新中心实行全面开放的人员管理制度。1．中心专兼职人员均须打破终身制，由主任按要求聘任，签订责任、权利、利益明确且具有法律效力的定期聘任合同。聘任合同应明确规定专兼职研究人员在受聘期间：⑴聘任岗位；⑵目标任务；⑶聘任时间、聘任方式（专职或兼职）；⑷受聘期间享受的待遇（含福利待遇）；⑸办公室、设备使用及其他保障条件；⑹研究成果权属和考核标准；⑺奖惩措施等等。

专兼职研究人员进驻协同创新中心从事项目研究的工作时间：校内专职人员每年不少于6个月，校外专职人员每年不少于 — 6 — 3个月；校内外兼职研究人员包括境外访问学者每年不少于1个月。受聘的专兼职研究人员所在单位应提供同意其进中心研究的有效证明。

2．为保证协同创新中心的稳定性和开放性，驻中心研究的校内专职人员一般不应少于7人，校外专兼职人员（即客座研究人员）不应低于校内专职研究人员数的三分之一。还要注意吸收学有所成的出国留学、进修人员回国参加研究工作。

3．为保证专兼职研究人员驻中心研究制度的落实，中心应建立相应的学术休假制度。

第十四条 牵头高校应将协同创新中心作为独立的研发机构同意其申报省级及以上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协同创新中心申报的项目应统筹基地、人才和资源情况，紧密结合社会和企业需要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第十五条 协同创新中心应定期向中心理事会和省中心管理办公室报告建设进展及运行情况，每年7月5日和第二年1月5日前，报送半年和工作总结、工作计划和有关调查统计报表等材料。省检查专项工作时，应如实提交相应资料。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十六条 省拨专项经费（以下简称“专项经费”）主要用于中心开展协同创新活动和协同创新机制管理运行直接相关的开支，包括中心运行、体制改革、人才引进和培养、学术交流等

— 7 — 方面，不得用于自设项目、购买设备、工程建设等。同时，注意发挥协同创新的聚集作用，广泛吸纳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投入。

第十七条 中心负责人应本着实事求是、精打细算的原则，编制切合实际的专项经费预算。中心牵头高校应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审核经费预算。

第十八条 中心经费预算包括来源预算与支出预算。来源预算包括用于中心运行的各种不同渠道经费，具体包括从省财政以及中央财政获得的资助、从中心牵头和参与单位获得的资助以及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助。支出预算主要包括中心运行、人才培养、专家聘任、合作与交流、学术会议等等。

第十九条 省中心管理办公室将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对专项经费预算进行评估，资助额度依据评审专家意见和相关的财政、财务制度审核后确定。

第二十条 省财政专项经费由中心牵头高校集中支付和管理，参与单位研究工作的开支须到牵头高等学校核销。

第二十一条 牵头高校应严格按照国家财政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将专项经费纳入本单位财务统一管理，实行专账核算，确保专款专用，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协同创新中心必须严格按照省批准的经费方案中核定的用途、范围和开支标准使用经费。

第二十三条 专项经费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 8 — 投资等项支出，不得用于各种福利性支出，不得用于国家规定禁止列入的其他支出。

第二十四条 省中心管理办公室定期对中心经费使用绩效进行考评。对中心牵头、参加单位或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视情节轻重分别采取约谈、书面警告、通报批评、减少拨款、停止拨款、追回已拨经费、撤销中心称号等处理措施。中心的牵头及参与单位应对情节严重的有关人员追究相应责任。

第五章 考核与验收

第二十五条 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期间，须保证中心负责人及内部人员的相对稳定。建设期间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连续半年以上不在岗时，应及时调整并报省中心管理办公室备案。

第二十六条 协同创新中心实行中期检查和期末验收相结合的管理方式，由省中心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或委托第三方开展，重点考察机制体制改革与实施成效。

第二十七条 协同创新中心在培育建设的第三年初，要对前两年的中心运转情况进行中期检查，重点检查中心进展和阶段性目标完成情况。中期检查时，凡未按进度开展工作并取得相应成效的要限期整改，对运行畅通、效益显著而又需要加大支持的，后期将加大支持力度。

第二十八条 协同创新中心在培育建设的第四年末，须向省中心管理办公室提请考核验收，考核重点主要包括目标完成、中

— 9 — 心运转、经费使用和质量效益等情况。期末验收时，凡未完成目标任务、质量效益较差的，将取消协同创新中心资格，收回支持经费，并限制该中心牵头高校申报其它协同创新中心；对提前达到预期目标者给予奖励，并对仍有必要持续支持的将在后期计划安排中予以倾斜。

第二十九条 协同创新中心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省将限期整改，并视情节轻重予以通报批评或中止立项：

1．未按规划和计划开展中心建设，体制改革无进展、机制改革无保障、政策措施未到位、中心运行不畅通者；

2．牵头高校在中心的机构设置、平台支撑、人才引进、项目申报、办公条件等方面支持力度较小，无明显改善者；

3．中心未按计划开展重大项目协同研究，或没有取得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4．牵头高校发生重大变故，中心建设承诺经费不能足额到位，中心难以完成建设者；牵头和参与单位有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专项经费等违反规定情况者；

5．无故不接受省对中心的检查、监督、审计和评估者；不能继续实施培育组建计划者。

第三十条 省对完成培育建设的协同创新中心实行动态管理，组织第三方对协同创新中心进行评估。对被评估为优秀和良好的协同创新中心，省将重点给予资金支持和项目倾斜，并择优推荐申报国家“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协同创新中心命名统一为“×××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英文名称为“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Henan Province”。

协同创新中心公布后，可根据省批复文件刻制协同创新中心印章。

协同发展需建立六大机制 篇3

作为国家行政中心所在，首都具有重大意义。首都经济圈以首都为中心，以承担复合型功能的城市为核心，带动其周边多个城市共同发展，是一种特殊的城市群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京津冀区域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增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但从目前状况来看，促进首都经济圈协同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区域发展的一根鱼刺

观看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首都经济圈都具备举足轻重的地位。巴黎都市圈是法国乃至欧洲的经济政治中心，以占法国2.2%的国土面积，集聚了20%的人口，贡献了30%的经济总量。

在英国，伦敦都市圈是其政治中心和核心经济区，以及众多国际组织的总部基地，以占全国18.4%的面积，集聚了60%的人口和80%的经济总量。

而在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东京都市圈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占全国3.5%的面积，集聚了27.5%的人口，贡献了31.7%的经济总量。

可以说，以综合性首都为中心，通过跨行政区资源整合和功能协作，形成首都经济圈，从而带动区域发展，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已成为全球化和区域化的重要标识。

而在中国，“首都经济圈”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制度性障碍制约了发展。

从区域行政壁垒来看，京津属于直辖市，河北各城市都是地级市，掌控的资源、话语权都不一样，无论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不对等，缺乏合作与对话机制。

从经济所有制结构来看，北京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天津是传统老工业基地，受计划经济思维的惯性影响较大，地区发展更多源自行政力量而非市场驱动。国有和国有控股占规模以上企业比重大，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欠发达。

从资源集聚看，北京的首都优势和天津的港口优势使资源进一步向北京和天津主城区集中，区域内巨大的经济落差、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加剧了首都经济圈发展不平衡。在河北省环绕京津的区域有24个贫困县、200多万贫困人口。

随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规划的顺利推出并实施，首都经济圈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一根鱼刺，如鲠在喉。

六大难点困扰区域发展

区域合作体制机制仍没有建立。都市圈概念频繁变动，规划区域涵盖范围不停调整，获得三方高度认可的规划和实施政策没有出台。各方频推盯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方案，如河北的环首都经济圈战略，天津的滨海新区战略等。

区域城市难以错位发展，竞争大于合作。京津两市产业结构雷同，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产业平台搭建和项目招商等方面竞争，也围绕生态资源、水资源等竞争，两市发展定位不明确，又都是直辖市，难以错位发展。

区域城镇体系失调，京津规模等级与经济实力独大。京津两城市空间距离太近，没有超过应有的辐射范围。而河北各城市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公共服务，都与京津发展差距过大，工业化基础薄弱，承接京津的产业与功能的能力也有限。

区域核心城市职能作用未能有效发挥。京津冀地区素有“发达的中心，落后的腹地”之称。京津产业结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区域的经济辐射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而河北作为区域经济腹地的建设明显滞后。

区域性基础设施网络尚未形成。区域性基础设施网络对首都经济圈的约束作用明显，特别是在一些区域性港口、机场、跨地区高速公路和城际快速通道建设中，缺乏必要的统筹安排，自成体系或相互倾轧。

区域内人口资源与生态环境压力巨大。京津特大城市面临严重的“城市病”。2012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面临着一系列城市问题，如人口过度聚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能源紧张、生产要素价格涨得过快等等。

构建力促发展的机制体系

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协同发展机制。首都经济圈既不同于市场化程度高、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趋同的长三角，也不同于处在同一省域的珠三角。需在更高层面推进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分工协作、功能互补、产业互撑、基础设施共享、统筹规划、利益补偿、制度法规等顶层设计。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建立共建共享机制。依托城际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合理确定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加强港口和产业分工协作，以及城市间功能互补和经济联系，形成分工明确、布局合理、功能协调的现代城镇网络体系。

以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为依托，建立倒逼联动机制。立足河流、湖泊、山峦等自然地理格局建设区域生态网络。妥善解决大气污染防治问题。加大监测力度，严格执法标准，转变生产方式，加大资金投入，妥善解决以细颗粒物超标为主要表现的大气污染防治问题，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以促进产业协调发展为抓手，建立梯度转移机制。切实调整产业结构，实施层次清晰的产业政策。要区分首都功能和北京功能。北京周边大中小城市在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约束的基础上，重在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适当接收京津产业转移，逐步夯实城市发展的产业基础。

以推动经济社会生态融合为目的，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对粮食生产予以补偿补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农民收入，重点支持大中城市周边乡村环境改善和生活质量提升，防止“环首都贫困带”扩大化。

协同运行机制 篇4

20世纪中期, 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始设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构, 重视跨学科多领域的交叉协同合作, 高校是推动协同创新的重要力量, 利用高校自身人才优势, 与产业协同, 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高校要实现协同创新, 需要新的体制和机制, 科学合理的协同创新制度是保障协同创新成败的关键, 要实现协同创新要素的有效兼容。

一、文献综述

创新 (innovation) , 即不断的变革和创造新的有价值的事物。社会学中的创新是站在社会学的角度, 创造出独特的、新颖的、匪夷所思的方法, 创造性地解决社会方面的问题。经济学中的创新是指技术创新的集合。

协同 (synergy) , 即联合起来行动。包括以下几个特征:首先, 协同效应应大于合作。要产生“1+1>2”的效应, 意味着不同的要素和机构, 要通过机制和制度有效兼容。其次, 协同需要黏合剂, 协同的结果是共赢。

集群 (cluster) , 在《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中, 意为在一起发育的相似的事物, 是对事物空间集中的一种描述。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认为, “集群是特定产业中互有联系的公司或机构聚集在特定地理位置的一种现象。后来, 又在《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中将产业集群解释为, 产业集群就是指以某个强势企业或某几个强势企业为龙头的一群既独立自主有彼此依赖, 既有专业分工又有资源互补的现象。它的核心内容涉及了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和竞争优势的发挥问题。产业集群的形成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协同创新模式方面。蓝晓霞 (2014) , 中国高校和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体现了梯度的特点, 合作研发模式使用频率较高 (83.2%) , 咨询服务和委托研发 (40%) , 衍生企业模式 (10%) 。美国咨询服务和委托研发 (25.1%) , 合作研发 (12.1) , 衍生企业模式 (66%) 。

在产业集群合作意愿方面。2007年加拿大统计局的《高级技术调查报告》中, 只有22.2%的产业集群倾向于与高校合作建立创新联盟。澳大利亚的类似调查报告也显示, 只有1.6%的产业集群倾向于与高校建立创新联盟。

在产业集群与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因方面。英国政府有关调查报告显示, 产业集群与高校协同创新的主导动因是获取高校的优势科研资源和获取高级人才, 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说明产业集群与高校协同创新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获取直接收益。从高校角度, 2008-2009学年, 剑桥企业研究中心对参与产业协同创新的高校科研人员调查显示, 大多数的研究人员参与协同创新的目的是增强科研能力而不是获取商业利益。

在参与协同创新的企业规模上。OECD的一份调查显示, 绝大多数OECD成员国中, 中小企业参与高校协同创新的比例不足10%。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调查结果也显示, 参与高校协同创新的企业当中, 年销售额在5000万加元以上的占比为81%。

二、研究方法

(一) 合作博弈理论

合作博弈也叫正和博弈, 与零和博弈相对。是指相互博弈、妥协合作后整体利益增加, 或者社会总福利增加。核心在于合作各方在综合博弈之后, 达成妥协合作, 实现共赢。

(二) 案例分析与实地考查

案例分析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解析案例、查找资料等手段, 最终表述、验证或是发现新的理论。实地考察是指选择受益于创新平台的企业, 实地考查他们开展创新活动的实际情况、社会效应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三) 文献研究

通过收集整理, 鉴别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 对国内外区域创新系统、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以及政府在高校与产业协同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做系统梳理。

(四) 规范分析与特色分析

高校与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过程中, 很重要的就是政府的政策引导。本研究将总结发达地区的协同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的特色, 再结合特定区域环境下协同创新的政府支持体系的影响因素、模式、重点和难点分析。

三、美国协同创新的模式、特点

模式是协同创新活动的实现载体, 决定了协同创新的最终成效。

(一) 美国的协同创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 大学科技园模式 (Research Park) 。

包括由大学组建的, 如“斯坦福研究园”。由企业组建的, 如“128号公路高技术园区”。由政府组建的, 如“北卡三角研究园”。

2. 企业孵化器模式 (Business Incubation) 。

大多数为非营利组织, 为中小企业和产品创新服务, 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咨询协议模式 (Consulting Arrangements) 咨询有助于加强高校和企业的联系, 是高校和企业的桥梁。

在美国有30%的高校教师从事各类咨询工作。此类活动具有自发性、分散性和趋利性的特点, 需要高校出台相应政策。

(二) 科研成果转化方式

1. 技术许可模式 (Technology Licensing) 。

大学要制定详细的专利许可扶持政策, 特别要明确专利收益的分成比例。如美国的《拜杜法案》。

2. 大学衍生企业模式 (Spin sffs) 。

即利用大学的科研成果, 从事产品生产和服务的中小企业, 虽然规模小, 但更具有成长性和创造性。

总之, 美国高校和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第一, 高校和产业集群的和合作关系源远流长。政府、高校、产业集群各方对合作的持续推动和重视, 使得合作的理念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 美国的许多著名高校建校伊始, 就把服务经济作为办学宗旨, 是高校的主动行为, 并不断探索合作的新路径。第二, 法律法规的有力保障。20世纪70年代以来, 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如专利法、技术创新法、拜杜法等, 推动高校和产业集群的合作研究, 推动建立高校和产业集群在协同创新发展过程中形成共同利益。而我国的法律法规大部分停留在宏观层面上, 缺乏技术层面的操作性, 除了2012年实施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几乎没有其他的高校和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扶持计划。

四、高校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内涵

在我国创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进程中, ”“协同创新”这一时代主题已经唱响。深刻解析高校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内涵与动因, 是有效推进协同创新的逻辑前提。在开展高校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过程中, 暴露出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需要我们认真的思考。

(一) 协同创新主体分析

高校和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不仅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更要追求合作整体的利益最大化。

1. 高校。

包括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封闭的环境下搞科研已经不符合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要求, 高校只有和产业集群合作, 才能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进程。何况高校也需要产业集群提供资金支持, 高校应该依托产业集群协同创新, 不断推进科技创新, 协同创新、取长补短。

2. 产业集群。

科研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 除了一些大型企业具有强大的科研能力外, 大多数企业自身的科研能力普遍不高, 已经成了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 企业方也愿意与高校协同, 完成科技创新, 投入市场获取收益。

3. 政府。

在高校和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不同阶段, 政府应该不断变换自己的角色, 可以是协同创新平台的搭建者、参与者和维护者。通过政策手段和财政手段推动高校和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良性发展。

(二) 协同创新

从经济学角度上讲, 创新是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和合理流动, 并以此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创新也成为高校、产业、政府的核心竞争力。创新离不开创新主体的相互协同, 要形成整个系统的统一和联合的作用, 深度合作、优势互补, 以达到创新的目的。协同创新也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机制安排。“2011”计划就是试图把高校、产业和政府作为协同创新的主体, 推动创新资源的开发与整合, 达到1+1>2, 或1+1+1>3的最终目的。

(三) 政府引导

协同创新过程中存在问题, 需要政府妥善引导。首先, 动力不足。协同创新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知识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的迫切需要, 以及利益驱动。但是, 利益分配的方式和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这就需要政府加以合理的引导。其次, 协同创新势必要打破机构和体制壁垒, 实现优势互补。但是存在各个创新主体各自为政, 创新项目重复建设的问题, 需要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予以协同。最后, 机制不完善。创新过程中存在配套政策不完备, 风险分担不明确, 创新激励不充分, 创新效率和效益难以评估等问题。严重挫伤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府要在机制和制度方面, 包括组织和管理问题;绩效评价问题;资源共享问题;信息沟通机制问题等, 加以妥善解决。

(四) 协同创新的类型和层次

高校和产业集群的合作主要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基础性的合作, 主要靠人才交流的方式推进, 一般应用性的大学采用这种方式。另一个就是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的合作, 一般通过合作完成项目的方式推进。以上两种方式具有阶段性、被动性的特点, 不具有可持续性。最好的方式是, 高校的学科集群和产业集群形成共同的发展愿景, 不是简单的1+1, 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产业集群或是产业升级。是在“共同愿景”下开展协同创新, 是双赢和可持续, 是体制和机制的不断完善。

五、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

高校参与到产业集群的创新联盟必须以学科集群的形态出现, 不能再以个别学科的形态出现。和产业集群相对接的是学科集群,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解决产业技术创新所面临的复杂的问题和高端技术难题。如城市的建设需要建筑、材料、交通、土木、规划和管理等众多学科的协作。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可以思维的启迪和碰撞。

这种模式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1) 明确了企业在协同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协同创新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协同创新的目标必须是企业的需求。 (2) 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的战略意义是提升整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为目标, 要可持续性地提高国家和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 (3) 协同创新要具有长效性和紧密型。这种国家创新能力层面上的结合, 不是短期性为, 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奏效的。所以这种协同创新必须是长效和紧密的。 (4) 学科集群和产业集群要做到良性互动。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激励, 具有1+1>2的效果。

学科集群和产业集群的结合必须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认识上的问题;二是机制和制度方面的问题。

在认识方面。在评价研究成果时, 往往以发表的刊物等级、论文的获奖情况为标准, 极少关注实践价值和应用情况。还有就是在组织课题研究时, 喜欢“单打独斗”。企业方面, 不习惯把企业放到整个产业、地区或整个国家中做战略性思考。

在机制和制度方面。包括组织和管理问题;绩效评价问题;资源共享问题;信息沟通机制问题等, 必须妥善解决上述问题。

参考文献

[1]楚旋, 吴宏元.高校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内涵及制度分析[J].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12 (03)

协同运行机制 篇5

中研博峰咨询顾问 李慧

核心观点

电信运营商的营销目的与服务目的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借助合理的管理手段和健全的机制能够有效促进各自工作的融合，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营销服务协同；

营销服务协同主要表现为流程规范、过程指标及经验复用等三大不足，需要重点从这三方面进行机制优化；

营销服务协同机制的运行主要有工作组方式及流程化方式，两者各有利弊，适用于不同的商业环境；营销服务协同机制的实施，使电信运营商的管理效益及经济效益获得大幅提升。

营销服务协同指为了确保营销案的服务质量，通过实施相关机制或举措，控制营销案的服务风险，提升客户感知，以达到营销与服务效益双丰收的目的的协同过程。

在全业务运营时代，随着资本、技术与产品差距的进一步缩小，电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战略将从传统阶段的产品差异化向新阶段的服务差异化过渡，具体表现在产品及业务的研发、商用、营销案上，均需围绕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价值观开展，这也是业内在极力开拓的客户服务2.0模式的核心所在。本文聚焦于营销案环节，通过优化营销案的服务质量管控机制，推进电信运营商营销服务协同。

营销服务协同背景

3G时代对营销案的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通过高效无损耗的协同机制，向客户传递营销与服务高度融合的综合感知。

在３G时代，随着产品与业务丰富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营销推广的手段越发多样，从触点营销、大众营销、分众营销逐步向精确营销拓展，而营销案的职能也越发复杂，从以往的市场份额抢夺、业务产品渗透到现在的客户粘性增强、综合感知提升等，客户的感知在营销案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强。在多样的营销案中关注并提升客户感知，不仅需要通过营销案内容、产品质量，更需要通过服务质量的传递来达成。当前营销案的服务质量存在诸多问题，引发大量服务投诉，严重影响客户满意度。从一方面来看，运营商推出的营销案纷繁多样、数量庞大、覆盖客户众多，如很多移动省公司全年推出的各类营销案高达上千个，而大型的营销案的客户覆盖面动辄高达几十万、上百万，因此，营销案引发的服务问题对客户满意度具有放大效应，一点点小的服务问题都可能引发大规模投诉。

从另一方面来看，运营商由于先前过度追求营销案的经济效益，对营销案服务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服务质量管控环节出现纰漏，引发了较多营销案服务问题。以某省移动运营商为例，在某品牌套餐升级活动中，因强制给客户赠送数据业务并采用逆向定制方式，导致客户强烈不满，影响客户面高达50万。对于上述种种由营销案带来的服务问题及影响，运营商们深表忧虑。只有通过营销服务协同，降低营销案的服务风险，减少客户投诉，提高客户满意度，才能更大程度上发挥出营销案的经济效益。现存三大问题剖析

营销案服务问题引起了运营商的诸多思考，很多移动省公司为此逐步建立了营销服务协同机制，但仍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经过剖析，现在营销服务协同主要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营销案全流程的诸多关键环节存在服务隐患，流程的缺失导致规范的相应缺失。

在流程方面，营销案在营销案上线准备子流程、实施子流程、后评估子流程的诸多关键环节存在服务隐患，主要表现在上线准备、上线确认、实施监测、预警、预警响应、实施后评估以及生成经验库等方面存在优化空间。

在规范方面，由于关键流程缺失，其对应的关键服务规范也存在一定的缺失。规范的缺失，使得营销案服务质量难以管控。流程与规范的关键问题详见下图１，其中灰色表示缺失部分。

营销案实施缺乏过程性服务指标评测。

目前营销案服务质量考核主要体现在结果性指标上，如“营销活动客户满意度”、“渠道满意度”、“投诉满意度”等指标，缺少服务监测指标的综合评测，从而不利于营销服务协同工作持续性的改进和服务营销经验库的积累。

因此，过程性服务指标需要增补，结果性指标需要更细颗粒度的自测调研，并应根据结果动态优化过程性服务指标。过程性指标一般考核流程与规范的执行与标准，通过流程与规范的固化，培养营销服务协同意识，达成营销案服务标准共识，提升营销服务协同效率等。

经验数据库尚未进行常态化管理，经验复用缺乏相应的机制保障。

尽管运营商每年实施上千个营销案，营销案类别也不外乎几大类，即基础业务、３G业务、集团业务、数据业务、资费、终端、促销、服务及渠道营销案等，按理说，可复用的经验较多，但事实上，目前大多运营商尚未建立起常态化管理的经验数据库，导致经验复用缺乏相应的机制保障，不利于营销案服务质量的控制及改进。如营销案管理标准模板共享有待提高、服务营销案例管理平台有待整合、服务营销最佳实践应用有待提升等。

综上所述，营销服务协同主要表现为流程规范、过程指标及经验复用等三大不足，因此，需要从这三大方面着手，建立或优化营销服务协同机制。

闭环管控机制

营销案的生命周期包括营销案上线准备、实施、后评估三大环节，遵循的是事前、事中、事后闭环过程，其服务质量的控制也应该围绕营销案的生命周期开展，以下将对三大环节的营销服务协同流程规范、过程指标及经验复用给予优化。

加强流程的协同性与规范性，并开发相应工作规范。

在图１中提到，流程的协同性与规范性不足主要表现在：营销案上线准备阶段的预评估和确认环节、营销案实施阶段的实时评测和应急处理环节、营销案后评估阶段的服务后评估和经验积累环节。完整的营销服务协同流程应如图２所示，其中灰色部分表示缺失或不完善的流程。

流程是机制的载体，而规范则是机制落地、流程实施的核心手段。针对营销案三大阶段，主要开发三大规范：营销案服务预评估规范、营销案实施监测报告规范、营销案服务后评估规范。

第一，开发营销案服务预评估规范，用于评估营销案的实施准备是否充分，对服务因素的考虑是否周全，是否制定了完善的服务预案。

建立营销案服务预评估规范，需要全面挖掘营销案所涉及到的服务内容以及各类营销案的服务侧重点，分类开发相应的规范标准、服务预警以及预警相应方案，从而有效帮助市场、服务、后台、前台等相关部门对营销案服务规范建立共识，依照规范核查本职范围内的服务准备工作。通过研究，得出营销案涉及的服务重点内容及各类营销案的侧重点如表1所示。

第二，开发营销案实施监测规范，用于监控营销案实施服务质量，提高前后台沟通效率，关注媒体喉舌，及时解决规模化投诉等问题。

实施监测规范一般以前台日报和周报的形势呈现，日报是日志级，周报是统计级。可根据营销案预估办理量的多少，营销案的重要程度，确定是否需要日报，以及需要监测多长时间。一般来说，营销案需要每天监测，根据预计办理量等级动态监测2-4周不等，而大型营销案（预计办理量超过10万）监测6周以上。表２为实施监测记录的主要内容。

第三，开发营销案服务后评估规范，用于评估营销案服务管控效果，优化预评估的准确率，对服务问题形成管理经验值，为后续营销案的实施及管理提供决策支持。下表３为服务后评估规范重点。开发过程性评价指标，内化营销服务协同机制。

通过开发并考核过程性指标，可以加快营销服务协同机制的内化。但需要注意的是，过程性指标的考核是管理的重要手段，却不是目的，过程性指标是为结果性指标服务的，如果阶段性目的已经达到，则过程性指标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需要根据结果性指标动态调整过程性指标。指标的设置可参考如下：

（1）服务预评估指标

? 服务预评估时间；

? 服务预评估得分结果。

（2）实施监测指标

? 实施监测实施时间；

? 实施监测实施结果。

? 每天核查营销案的执行情况，以及往日问题的解决情况，每周统一研讨实施问题，问题发生后最晚在5天内解决。

（3）服务后评估指标

? 营销案后评估时间；

? 营销案后评估得分结果。

（4）其他标准

? 遵循营销服务协同流程及规范；

? 营销案发生的规模化投诉次数。

开展经验复用常态化管理，提供机制保障。

开展经验复用在于通过深度采集营销案的实施信息，为管理、评估营销案及指导后续营销案提供决策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加快经验数据的提炼及实现更大范围的共享，需要把经验复用内置于IT系统，并注重系统的智能化设置。表4为经验数据库的内容框架。

表4 经验数据库

营销服务协同机制运行

营销服务协同机制的运行方式总体上有两种，即工作组方式及流程化方式。从理论上来说，流程化方式利用功能组织进行管理，是比较理想的规范方式，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如果机制不够成熟完善，流程化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营销案的执行效率，而工作组方式的便捷特性能迎合营销案的灵活性与时效性，因此，两种运行方式各有利弊，可以相互结合开展。以下将简要说明两种方式的运行原理：

工作组方式：即组建营销服务工作组对营销案服务质量进行全面管控。工作组由市场部门、服务部门、后台部门、前台部门共同组成，市场部门负责营销案的发起与服务质量总体管控，服务部门负责监督与协调，后台部门负责系统支撑，前台部门负责营销案测试。在实际工作中，在完成营销案实施准备工作后，往往由前台部门对营销案进行测试并反馈预评估意见，按时提交实施监测报告，由市场部门与后台部门根据反馈意见对方案内容及系统进行调整，准备服务预案，由服务部门负责过程监督与资源协调。

工作组方式适用于营销服务协同机制尚未成熟的商业环境中，它的优点是灵活便捷，缺点是标准化程度不高。

流程化方式：即在IT系统中内置营销服务流程与规范，严格遵循营销服务协同标准，通过层层工作流，进行营销案服务质量管控。

流程化方式适用于营销服务协同机制较为成熟的商业环境，其优点是标准化管理，可控程度高，缺点是流程审批过程较为复杂，需要多重沟通与汇报，同时会给紧急的营销案带来不便。

营销服务协同应用成效

营销服务协同目前在较多省级运营商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虽然机制及方式各有差别，但无不例外都是为了深度培养营销案服务意识，降低营销案投诉，提升客户感知。在应用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大方面：

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技能。

在营销服务协同重要性的宣贯下，在过程性指标的约束下，业务发起部门、前后台部门的服务意识渐浓，与服务部门的主动沟通意识不断增强，并能主动传导、反馈有价值的服务信息。同时，由于服务意识的增强，各部门相关人员更主动去了解营销案，提升服务短板，把握关键环节，逐步提升服务技能。提升管理效率，加强部门协同。

在营销服务协同机制实施过程中，由于前后台部门、营销案策划与实施部门等对营销案存在的服务问题达成共识，形成“服务共同语言”，在实际工作中更聚焦地核查及解决一些问题，使得营销案管理效率大为提升，部门的协同也更为顺畅，具体表现在部门间召开例会的频率、时长均有所下降；而发现问题的水准与解决问题的效率及效果均有显著提升。

降低投诉率，提升客户满意度。

营销服务协同机制的运行对提升运营商服务效益也起到不小的作用，以某省运营商为例，2008年月均升级投诉同比下降75％，月均普通投诉比同比下降32％，且客户对同一项营销案的满意度在机制实施后有了大幅上涨。

金融创新的协同机制及实现过程 篇6

关键词：金融创新；创新要素；序参量；协同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1-00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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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创新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惟一出路；而创新过程所体现出的高度复杂性和风险性，要求企业必须具备系统观和动态观^[1]。协同学理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较好的解决方法。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相继探讨了协同机制在企业创新中的应用，但以往研究局限于部分创新要素协调关系的具体表现，较少涉及到序参量的选取及其役使作用，而它们对于协同机制的形成起着核心作用。因此，有必要对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协同机制进一步深入研究。鉴于金融服务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本文将着重探讨如何建立金融创新协同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一、金融创新协同机制的涵义

关于金融创新，学术界尚未统一界定。根据现有的研究^[2]，并结合银监会《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2006)的精神，本文认为金融创新是指金融机构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整体战略和创新战略的指引下，通过可行的开发阶段向现有客户或新客户提供的，包括从服务方式到服务产品等各种新颖的正式或非正式服务的开发行为，并最终使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能力得到不断的提高。可见，金融创新是由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的，表现为一个系统性的过程。

协同机制是指“自组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通过交互作用，产生表征系统宏观结构的序参量，而序参量又役使系统的各个部分，并引导系统向更加有序的状态发展”^[3]。在这个过程中，序参量通过役使作用决定了各要素的行为，使系统的自由度大大减少，即出现了巨大的信息压缩。因此，通过把握序参量的变动规律，我们就可以描述和了解复杂系统的行为。其中，自组织系统是指能够通过本身的发展和进化而形成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系统^[4]，而创新作为一个系统性的过程，也包含一定的自组织特征^[5]。因此，金融创新可以运用协同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引导和规范。

根据金融创新和协同机制的内涵，本文认为金融创新的协同机制是：通过对创新要素的分析，确定出能够表征金融创新宏观有序程度的序参量；从而建立起创新要素间的协同架构，降低分别研究多个创新要素所导致的复杂性；并借助该协同架构形成有序的创新运作机制，保障金融创新的顺利进行。

二、金融创新要素的选取

创新要素是指能够引起、支配、或影响创新行为实现的关键性因素，在研究金融创新问题时，应着重考察创新要素的作用和协调等问题。

根据金融创新的特点和协同机制的要求，创新要素应符合如下原则：

（1）能动性原则。指创新要素应能够及时、低成本地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能动反应。金融创新过程是一个对外界环境变化进行创造性学习的动态过程，也是一个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不断沟通、协调的过程。创新要素具有能动性，是协同机制实现的前提。

（2）重要性原则。金融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各要素的作用和关系错综复杂。在选取创新要素时，应主要考虑对创新过程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以便于理清创新脉落、分析要素间的协同关系。

根据上述原则，本文选取以下创新要素：

（1）技术。指金融机构的研发部门运用相关的金融理论、经验开发新服务的能力，建立有效的创新业务支持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的能力，以及识别、计量、监测、控制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的能力。金融创新是一项程序复杂、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作，技术要素在整个金融创新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

（2）战略。指金融机构依据总体发展规划，由董事会做出的相关战略决策，包括金融机构发展方向的决策，以及金融创新方向的决策等。

（3）政策。指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相关监管政策。金融机构受银监会的监督和管理。因此，其金融创新行为应符合银监会的相关规定。

（4）市场。指客户对金融需求的动态变化。金融机构的营业部门应主动寻找客户潜在的金融需求，发掘金融创新的机会。

三、金融创新的协同机制

1.序参量的确定

在系统的演化过程中，部分慢变化参量完全确定了系统的宏观行为并表征其有序化程度，故称之为序参量。它通过系统各要素的协同作用而形成，同时又支配着各个要素的行为。在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变化中，序参量起着主导作用，决定着系统的自组织行为^[6]。根据协同学的观点，序参量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序参量是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出现宏观有序的重要标志，是描述系统整体行为的宏观参量。

（2）系统的各个部分确定甚至产生序参量；序参量同时又役使各个部分，后者合作确定各个部分的行为。

（3）序参量具备相对的稳定性。

对于金融创新而言，技术要素符合作为序参量的要求。

（1）技术要素的作用贯穿了金融创新过程的始终。随着金融创新工作的向前推进，创新过程表现为不同的阶段(如概念阶段、开发阶段、投放阶段等)，而技术要素的作用正体现了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如概念阶段，技术要素的作用体现于创新的产生和筛选；开发阶段，其作用体现在服务系统的设计开发；在投放阶段，则主要体现在金融服务的营销设计、维护和评价等方面。可见，技术要素表征了金融创新过程的宏观整体状态。

（2）技术要素是在国家政策、法规的框架下，金融机构出于对市场、自身整体战略规划的需求而产生的，体现了其它要素的要求，其最终发挥的作用反映了各创新要素的竞争和协调状态；同时，由于金融创新的复杂性和风险性，使得技术要素能够处于核心地位，并支配其它要素与之协同一致，完成金融创新的自组织过程。

（3）在特定时期内，金融机构相关研发人员的技术水平是确定的，这就决定了技术要素形成之后具备相对的稳定性。

由此可见，技术要素符合序参量的定义和特征，可以用来表征金融创新过程的宏观有序程度。

2.协同机制模型

根据上述分析，金融创新的协同机制可以表述为：金融机构在国家政策、法规的框架内，出于市场、战略规划的需求，设置了研发部门，它体现了技术要素的作用，是战略、市场等要素竞争和协调的结果，即一致裁决(Consensus finding)；同时，技术要素作为创新过程的序参量，支配着各非序参量要素的作用，主宰着整个金融创新的演化进程，最终实现金融创新的协同效应，即役使(Enslavement)作用（如图1所示）。

四、协同机制在创新过程中的体现

金融创新过程包含了复杂的交互作用^[7]，在不同的创新阶段和环节中，各创新要素的参与程度和任务均不相同，其协同关系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故有必要对协同机制在创新过程中的具体作用进行探讨。本文将金融创新过程划分为概念阶段、开发阶段和投放阶段三个阶段，各个阶段又细分为不同的环节，主要有市场、技术、战略和政策四类创新要素参与金融创新的全部过程，其协同机制的作用表现如图2所示。

1.概念阶段

（1）需求发起。在这一环节，主要考察影响金融创新产生的因素。根据触发源的差异，可以把创新分为问题解决型和新服务开发型^[8]。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客户推动型”，即金融机构现有的服务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于是前台的营业部门将客户的金融需求反映给研发部门，由其以客户需求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研究。二是“战略引导型”，即研发部门根据金融机构的总体战略导向，推出适宜的新服务。

（2）构思筛选。针对某种金融需求，可能会产生多种创新构思，但并非都具有可行性。研究表明，每58种金融服务构思中才会产生1种真正的服务产品^[9]，这就要求研发部门对所产生的创新构思进行筛选。筛选的标准分为两类：一是战略可行性，即金融创新应服从金融机构的战略目标和整体利益。研发部门应及时向金融机构董事会及高管层通报金融创新的构思方案。董事会应对研发部门的方案进行审查，确保金融创新与整体战略相一致。二是政策合规性，即创新项目应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金融机构的稽核部门应对研发部门的创新方案进行严格的合规性审查，准确界定其所包含的各种法律关系，明确可能涉及的政策、法规问题，研究制定相应的解决办法，切实防范合规风险。研发部门应针对方案中存在的缺陷进行修改、完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服务概念。

（3）概念检验。服务概念包括对客户需求的描述，以及满足客户需求的方式。因此，在客户需求与服务方式之间达成一致非常重要。研发部门应设计相应的调查问卷，通过营业部门邀请相关客户参与服务概念的检验。通过了解客户的反馈意见，研发部门挑选出可以进入开发阶段的创新概念，并及时进行必要的改进。

2.开发阶段

（1）商业分析。这一环节的任务主要是考察创新概念是否可以进行实际的设计开发，它包括两个方面的考察内容：一是财务分析，研发部门应对创新概念进行财务评估，包括投入产出分析、风险分析、以及投资收益率的预测等，从而判断其是否具有经济价值。二是战略分析，在财务分析的基础上，董事会应考虑金融机构现有资源能否满足新服务开发的要求，部门设置、运营机制和职能分配是否需要改进等方面的问题。

（2）设计开发。研发部门应根据创新概念所阐明的功能进行开发，对新服务的传递系统进行全面设计。在这一环节中，研发部门应与客户和营业部门进行必要的沟通，将客户对新服务的功能要求尽量细化，以便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内部管理制度和客户风险提示等内容。金融机构高层应协调好参与金融创新部门之间的关系，使其通力协作，确保金融创新的顺利进行。

（3）人员培训。由于金融服务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10]，金融机构的前台人员必须十分熟悉新服务的性能和经营细节，这对于金融创新能否成功极为重要。研发部门应向前台营业人员提供详细的理论和业务指导，促使其尽快掌握新服务的特点和业务流程，以利于与客户的沟通、交流。同时，前台人员应根据客户的行为特征和偏好，提出服务细节的修改意见，确保创新服务的便捷化和操作的人性化。

3.投放阶段

（1）市场测试。在这一环节，研发部门应制定多套营销方案，通过营业部门向潜在的客户群体提供新服务，观察他们在不同条件下对新服务的反应。这样，根据客户的反馈情况，研发部门可以对服务系统及其营销手段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同时，也可以为高管层最终确定营销方案提供决策参考。

（2）投放。在市场测试完成之后，新的金融服务即可全面投放市场。金融机构的营业部门应对新服务的市场动态进行全面监测，建立受理客户投诉以及建议的有效渠道，积极收集客户的意见，并及时反馈给研发部门。对于员工、客户提出的意见和改进建议，研发部门应及时研究和处理，以便不断提高新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3）后评价。这是金融创新的最后阶段。根据新服务投放后的反馈情况，金融机构高管层应对新服务进行全面评价，包括盈利能力、客户满意度、服务环境评价等，从而了解金融创新系统的运行状况。在此基础上，金融机构应建立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以便营造出鼓励金融创新的文化氛围，确保金融创新协同机制的高效运行。

五、结 语

金融服务的特征决定了其创新的复杂性，而协同学理论为这类问题提供了较好的解决思路。本文按照能动性和重要性的标准选取了技术、战略、市场和政策四类创新要素，构建了以技术要素为序参量的金融创新协同机制模型，并详细阐述了协同机制在创新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对金融机构建立创新协同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不同的金融机构，由于其业务范围、监管政策、机构设置、以及客户群体等方面的差异，协同机制在创新过程中的表现会有所区别，故实践中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 E.Peters.复杂性、风险与金融市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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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哈肯.协同学导论［M］.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84.8.

［7］ 蔺雷,吴贵生.服务创新［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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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魏江,陶颜.金融服务创新的过程模型研究［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6(6):52-59.

协同运行机制 篇7

一、研究现状

目前, 学者主要从运行体系和效用两个方面研究产业集群中的供应链协同商务。其中, 在产业集群中供应链协同运行体系研究中, Togar M.Simatupang, Alan G.Wright&Ramaswami Sridhara提出, 缺乏激励约束是集群中供应链协同实施失败的主要原因, 并试图引入约束理论, 克服供应链协同实施过程中的障碍, 使协同主体走出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不一致的困境[1]。Susan X Li, zhimin Huang&Allan Ashley, 研究了一条供应链上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博弈, 通过对比不合作与合作两种情况下的供应链整体收益, 得出协同创造更高供应链收益的结论, 并继续应用博弈论中的纳什讨价还价模型对供应链协同的利益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作了实证分析进行验证。许巨林剖析了武汉造船业协同系统, 提出创新精神、生产与市场开拓能力、管理能力和企业文化是武汉造船业系统的序参量[2]。张志勇、张悟移、金达仁, 则从概念切入, 运用波特五力模型, 剖析核心企业与供应商、分销商和零售商间动态协同、实时信息交换、资源共享、知识传播与创新等内容[3]。

在供应链协同对产业集群的效用探讨方面, Ellison, Glenn and Glaeser, Edward L以美国制造商流行硅谷落户为背景, 讨论工厂地域分布集中度问题, 发现这种集中组合模式的本质力量是本地化的地理范围和类似企业参与集中度, 而不是相同工厂累积[4]。IBM首席执行官帕米萨诺强调, 企业应该整合内部应用程序和业务流程, 实现与供应商和客户的端到端集成, 提升“On Demand”能力, 及时响应市场需求。国内学者黎继子等归纳出, 集群在同一区域形成完整或近乎完整的价值链, 能保证地方产业集群在与全球价值链耦合中获取高附加值和核心竞争优势, 促进地方经济升级[5]。叶孝明等也认为, 供应链协同管理可以整合产业集群, 加强成员企业间协同合作能力, 优化资源, 提高效率, 提升整体竞争力[6]。见表1。

由上表可知, 产业集群中供应链协同应用研究多是对现有典型实践经验和绩效总结, 鲜见系统理论研究, 更缺乏实证研究。对此, 笔者以湖南产业集群实践为基础, 全面深入剖析供应链协同商务在产业集群中的运行机制, 并通过案例分析进行论证。

二、体系设计与运行机制

波特五力模型告诉我们, 企业发展必须考虑竞争者、供应商、分销商、顾客以及潜在进入者和替代品五种要素。产业集群核心企业借助供应链协同把其他成员松散耦合成动态联盟, 形成采购、物流、分销等平台, 凝聚产业核心竞争力。通过回顾前人对供应链协同和产业集群的研究成果, 本文依托波特五力结构模型, 针对国内产业集群实践, 构建了产业集群中供应链协同商务运行体系。见图1。

产业集群中供应链协同商务运行体系是以全球市场需求为导向, 在核心成员主推下, 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和服务商等供应链成员, 会同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等支撑机构共同搭建协同商务平台, 共享信息、知识、品牌等核心资源, 并与顾客和地域文化深入互动, 创造外部性、网络性、创新性等协同效应, 提升企业随机应变能力, 增强集群整体竞争力。

(一) 体系组成

以供应链思想为指导, 产业集群可以看成是由核心企业、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支撑机构等通过横纵向联系协作形成的企业网络。供应链协同商务运行体系可以认为是以提升集群和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的, 由核心企业、成员企业和支撑机构三大主体组成的交互式网状系统。

核心企业是系统主导和协同商务平台的盟主。集群核心能力不是简单的企业核心能力的累加, 而是由内部协调能力、外部协调能力和成员核心能力构成。供应链集群一般有多个核心企业, 当它们存在自有核心竞争力时, 各企业就可能展开供应链内外间的合作。但只有有效协调, 信息、资金和服务才能自由流通, 集群内横纵向协作才可高效运作。

成员企业是核心企业在产业链内外部协调中的主要合作者。作为网络组织, 面对快速变化的动态环境和集群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 集群内外部协调至关重要。以产品组团、专业化分工和多级配套为基础, 供应链向上延伸到原材料供给、零部件生产配送, 向下延伸到产品展示、销售、售后保障、二手设备业务等, 包含供应商、分销商、售后服务商等。

支撑机构有助于提高产业集群自主创新和抗风险能力, 主要由政府、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等组成。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社会系统并受其制约。营造有利外部环境, 优化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条件, 离不开政府支持;依托金融机构, 健全投融资体系, 可以强化企业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进一步提高产业集群竞争能力。

(二) 共享资源

集群成员借助协同商务平台, 共享信息、知识、品牌等核心资源, 相互深入互动。体系中资源具体内涵如下:

信息是集群内供应链成员间交流最频繁的资源, 涵盖集群战略, 企业产品生产、销售、物流等内部情报, 客户需求和竞争者详情等外部市场资料。

知识是指集群、行业和企业所拥有的技术专利和企业管理经验, 具体包括产品研发、生产技术及其专利, 相关科研院所科研成果, 行业知识, 财务、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品牌有集群品牌和企业品牌, 成员之间共享的主要是前者。企业借助产业集群或区域高知名度品牌, 树立良好客户口碑, 吸引顾客, 产生外部市场效应。此外, 集群内核心企业的高知名度品牌也具有外部性, 能给集群内其他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三) 运行效用

集群企业借助运行体系, 通过共享资源, 创造外部性、网络性、创新性等协同效用, 最终促使集群及其成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具体表现如下。

1. 外部性主要有创新外部性和市场外部性。其中, 创新外部性是指创新产品和创新技术逐步被其他成员掌握, 强化知识的公共产品特性, 导致创新利益溢出。市场外部性是指集群成员间可以共享市场行情, 节约信息费用, 减少市场风险。

2. 网络性是在协同商务平台框架下, 核心企业、成员企业、科研院所以及政府间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 构成多层次网络, 并以此推动产业集群中供应链灵活稳定运行。

3. 创新性指集群成员在统一战略目标下, 明晰定位和分工, 协调创新行为, 降低创新活动不确定性, 克服单个成员系统创新的能力局限, 有效预防产品雷同和恶性竞争, 深化技术交流和许可, 最大化集群整体创新能力。

三、案例分析

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以长沙中心城市为依托, 以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山河智能等龙头企业为核心, 是国内最有竞争力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之一。为了验证和深化结构模型, 下面将从结构和运行机制两个方面剖析这一典型集群中的供应链协同商务。

(一) 体系结构

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以中联集团、三一集团、山河智能为核心, 中南传动机械厂、长沙机电厂等众多小企业为外围, 聚集20多家规模以上工程机械生产企业, 涵盖数百家原材料生产、零部件供应及维修企业。按照生产上的垂直联系, 多层次承包和再承包相关配件, 实现市场细分, 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和产业价值链结构。其具体结构, 其见图2。

三大企业竞争力在全国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中处于前列, 是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基础, 是集群核心能力的主要体现。其中, 中联重科是国内最大的混凝土输送机械、起重机械、路面机械等工程机械重大装备研究开发和生产制造企业之一, 也是中国工程机械龙头企业;三一重工是一家以工程机械产品及其配件研发、制造、生产、销售为主营业务的民营上市公司, 是全球最大的长臂架、大排量泵车制造企业;山河智能是一家高科技股份制上市公司, 主营桩工机械、小型挖掘机械、现代凿岩设备三大门类。

成员企业主要是以外协加工生产标准件和普通零部件企业为主。其中, 中联重科主导产品零部件配套企业几百家, 三一重工主导产品主要零部件配套企业528家, 山河智能液压静力压桩机的配套企业达30家以上。它们为核心企业和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支撑机构以科研院所和政府部门为主体, 涉及湖南工程机械行业协会、会计法律事务所、国际贸易机构等。中联重科以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为技术后盾, 建有国家级技术中心, 技术攻关力量雄厚, 设计试验手段先进;三一重工研究院是国家级技术开发中心, 拥有300多项国家专利和50多项核心技术;山河智能则依托中南大学, 拥有数十项国家专利。

(二) 运行机制

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发展是集群中核心企业、成员企业, 政府、金融等支撑机构, 以协同商务为平台, 有效交流信息、知识和品牌, 深入协同的结果。

集群成员以协同商务平台为基础, 全面实现内部协同互动。首先, 中联重科等核心企业同中小企业进行纵向单链式供应链运作和横向跨链间协调。它们通过采用业务承包降低成本和精简机构, 专注市场开拓、新产品研发, 提高自身灵活机动性;中小企业也能保证生产任务, 可以倾力做精做专配套产品。其次, 成员企业与核心企业间存在有助于创新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有横向的, 如行业内技术、劳动力和市场的共享;又有纵向的, 主要是产业链上游企业对机械制造产业原材料的供应, 如省内湘钢、涟钢、衡钢等钢铁公司快速发展, 已成为集群核心企业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商。产业链下方的湖南建筑劳务经济也极大推动了集群发展。发达的物流产业同样给工程机械集群发展提供了便利, 星沙、望城坡、暮云、捞霞四大现代物流园区的规划启动, 湘潭德国工业园、九华工业园的建设都有力保证了区域物流服务。

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群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工程机械产业基地核心区域的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及株洲开发区确立了“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的产业战略, 对区内进行了空间规划布局, 形成合理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网络, 为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

产业区域内资本较快集中, 资本运作凸现“洼地效应”, 也促进了集群发展。湖南工程机械制造业内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并购重组频频出现, 有效推动了集群内产业链价值实现最大限度值。继增值特变电工承债式兼并现代集团、湘电股份并购省轻工机械厂、中联重科兼并湖南机床厂后, 国内工程机械领域最大的资产重组案中联重科与浦沅集团并购重组成为现实。同时, 行业内民营等非国有经济飞速发展, 涌现了三一重工、山河智能等一批国内知名民营企业, 都促进了资本快速注入和整合融通, 根本性刺激了集群及其成员发展。

结语

为了更好地发展地域经济, 中国产业集群特别是规模宏大的供应链集群必须充分了解自身发展现状和市场经营实际, 依据区域战略和客户需求, 强化内外部协同商务意识, 有效提升核心竞争力, 推动地区经济快速高效发展。

同时, 核心企业在推动协同商务运作中不仅要重视调节供应链内部, 也应关注供应链间企业发展, 融合支撑机构, 突破配套服务瓶颈, 构建适应集群和自身发展需要的外围体系, 全面主导供应链集群协同商务运行。

此外, 政府也应竭力增强区域经济宏观调控能力, 利用政策引导产业集群协同经营, 丰富和优化集群产业结构,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进而实现地域经济高速高质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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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巨林.用协同论构建武汉造船业协同系统模型[J].船海工程, 2003, (5) :53-55.

[3]张悟移.供应链管理方法在产业集群构建中的应用[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2004, 29 (4) :214-217.

[4]Ellison, Glenn and Glaeser, Edward L.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U.S.manufacturing Industries:a dartboard approac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7 (10) :889-927.

[5]黎继子, 刘春玲, 蔡根女.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地方产业集群的供应链式整合[J].中国工业经济, 2005, (2) :118-125.

协同运行机制 篇8

一、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概述

产学研是体现不同功能和资源的生产、教育、科研系统, 协同创新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 通过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产生出的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单独作用, 联合获得新知识新方法的过程与结果。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就是通过一系列条件、制度, 发挥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各个参与主体在技术创新、资金筹措、风险承担等各个方面的作用, 来促进高校科研、创新活动开展,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教师科研水平。

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以来, 高等院校科研与创新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首先, 与政府的沟通与合作使得高校科研项目更能适应国家与市场的需求, 其次, 与校企间的积极协作也使得高校教育工作与技术攻关活动得以顺利开展, 使得高校所培养的科研人才具备更强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但与此同时, 由于经验与指导理论的缺乏, 我国高校产学研系统创新机制在运行中也体现出一些弊病。首先, 创新成果推广体系不健全, 科技成果与企业、市场之间的沟通渠道不畅, 加之高校教师缺乏经市场推广与项目经营经验, 导致科研成果的推广相对缓慢, 影响了创新项目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 人才流动不畅。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中, 许多具备科研能力的高校教师受专业、职称等因素的限制, 在创新活动中的独立性较差, 不能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此外由于激励机制缺失, 一些高校教师承接创新项目的积极性不高, 科研活动的开展不够规范, 成果不理想, 影响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可持续性。

二、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特点

产学研协同创新与以往的产学研合作、校企合作模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其运行机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 目标高端化

与协同创新相比, 产学研合作更加注重技术的转移, 合作研究的高度、深度、广度相对不足, 导致知识创新和技术开发的前瞻性和战略性不足, 产业共性技术的开发运用难以解决,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产学研合作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 究其原因, 无非是产学研合作的主体———高校或企业等过分追求短期效益, 而忽略了长期效益。而产学研协同创新与之不同, 其目标的设立有着高端化、长期化的特点, 在积极追求短期效益的同时, 更十分注重创新活动的远期效益与社会效益, 因此,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中, 企业、高校、政府及其他参与组织, 更能做到群策权利、协调合作, 积极发挥自身在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来促进协同创新项目的进展。

2. 组织系统化

系统化的创新组织, 能够更好地对组织内所有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进行科学分配、调度、利用, 进而取得理想的科技创新成果。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通过促进企业、政府、高等院校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来实现强强联合、相互促进、优势互补, 。而高等院校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中, 由于突破了原来的单位、院系的壁垒, 能够对人、财、物进行统筹管理, 进而充分调动了创新主体的积极性, 为达成理想的创新成果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3. 成果易转化

由于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 研发体系从研发需求、研发资源、政策导向、科技成果转化、知识成果保护等方面考虑开展各项科研攻关活动, 打破了三大参与大单位之间的壁垒, 使科研组织上升到“共同体”的高度, 因此很好地避免了因参与主体独立性强, 沟通难、效益分配难等问题而造成研发成本、转化成本提高的问题。如此一来, 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所创造的技术转化成产品的时间大大缩短, 成本大幅度降低, 成果转化率显著提高, 进而使研究成果创造了更客观的经济效益。

三、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运行策略

为了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高效运行, 可采取以下措施:

1. 搭建公司化平台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中, 企业的攻关方向、科研动态无疑是以市场为导向的, 搭建公司化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对于使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全面面向市场需求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 一方面应突出校办企业的主导地位, 引导科技机构依托公司化平台申办业务资质和对外承接项目, 实行校科技服务机构、科技服务主管单位和协同创新平台三级业务管理。将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的申办、维护、使用、管理等工作交由科技机构负责, 同时将业务资质的管理与审批权限交由公司化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负责, 由其明确科技机构的申办条件、运行基础及其对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的作用, 对高校科研活动、人才培养、团队管理等方面的义务, 使科技机构、公司化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与高校、企业、政府等主管单位共同对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的运行负责, 进而达到最理想的管理与运行效果。

2. 优化人才流动机制

柔性的、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 对于充分发挥高校人才资源价值, 调动创新性人才的科研积极性, 以及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运行成效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 高校应首先打破校内身份、职称、职别的聘用限制, 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使那些理论知识扎实、创新能力较强、科研能力突出的教职工参与到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中去, 使其为高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科研攻关项目的开展发挥应有的价值。除此之外, 高校可根据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的内容与需要, 设计特聘岗位和兼职岗位, 敢于聘用校外外来高层次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为平台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最后, 为了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 高校应制定参与人员薪酬、经营目标、科研进展三者挂钩的绩效考核制度, 并由专业的绩效管理人员对科研人员的绩效做出全面而准确的评价, 给予其应有的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

3. 强化管控, 收益均衡分配

合理而均衡的收益分配制度, 对于协调好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各个参与方之间的关系, 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的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对此, 各方应就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的开展进行充分沟通协商, 在此基础上拟定项目合同, 逐级对合同进行审查, 并由各方法人代表签署合同。以明确高校、企业、政府及其他相关机构在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中的责任、义务、职责等等。除此之外, 应在政府、企业、高校各方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前提下对合同的规范运行进行监督控制, 对科研项目的进展与成果质量进行评价和控制, 同时通过强化合同文件管理、强化科研进度和项目推广、运营工作控制等措施来规避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的运行风险。创新项目取得科研成果并取得收益后, 应在各方协调沟通的基础上按合同规定的各方职能, 以及在活动中各方的履约情况、贡献大小、风险管控成果等因素均衡分配科研收益, 并对造成科研机密泄露、技术质量事故等影响科研项目进展和收益的主体追究相应的责任, 对造成经济损失的个人和机构进行经济处罚。

四、总结

综上所述, 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汇聚了企业、高校、政府等机构或组织的人才、资金、信息、物资、技术等资源, 是一个对知识、信息与技术进行集成、重构、创新的过程, 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进行准确定位和充分认识, 对于构建科学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和促进该机制的有效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 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相对于普通的产学研合作而言, 有着目标高端化、组织系统化、成果易转化的优势, 为了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高效运行, 我们可采取搭建公司化平台、优化人才流动机制和强化机制运行管控等措施。

参考文献

[1]赵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89.

协同运行机制 篇9

一、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基本内涵

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可追溯到协同学理论。协同学作为自组织领域的一个理论分支,发源于自组织又不同于自组织。自组织理论是探讨系统演化中协同过程和机理的理论,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和协同学是研究自组织过程的系统科学理论。这些理论以自组织系统为研究对象,试图解决系统有序与无序相互转化的条件与机制等普遍性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创新研究领域相继出现的创新网络理论、创新系统理论、三螺旋创新理论、创新集群及创新环境理论等流派,均强调各类创新主体的互动联结和集体创新等,这些理论为协同创新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协同创新的基本内涵

1. 协同创新的概念、特点与类型。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葛洛最早给出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定义:“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1]从微观的角度可将协同创新概述为,为实现共同的目标,不同创新主体(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之间相互配合、合作和整合,发挥各自的优势,获取外部性效应,产生“各种分散的作用,在联合中使总的效果优于单独效果之和”,即1+1>2的效用,从而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绩效。

从国内外实践看,协同创新多为组织内部形成的知识(思想、专业技能、技术)分享机制,特点是参与者拥有共同目标、内在动力、直接沟通,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资源平台,进行多方位交流、多样化协作。除组织设计和提供的制度支持外,对于现实或潜在的参与者,能够参加协同创新行为乃至项目的意愿,既与其创新实力有关,也与显性或隐性收益考虑和预期有关[2]。此外,协同各方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其共同目标是实现共赢,各主体之间是一种互补性联盟,各主体之间可以是契约关系也可以是产权关系等。

协同创新按实现途径的不同,可分为内部协同创新和外部协同创新两种。内部协同创新的主体是产业组织本身,其实现依赖于组织内在要素之间的互动;外部协同创新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产业组织与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3]。显然,这是对产业组织为主导的协同创新的分类。外部协同创新分为横向协同创新和纵向协同创新,其中,横向协同创新主要研究同一大类产业或项目中细分产业主体或项目主体间的协同,如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等;纵向协同创新主要研究同一功能链不同环节上的主体间的协同等。

2. 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的基本内涵。

高校协同创新是指高校内部各学科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以及高校师生与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研究者、生产者、管理者之间,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技项目,为解决行业关键和共性技术以及生产实际中重大问题,投入各自优势资源和能力,在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合作攻关,从而力求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上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的创新活动[4]。

高校协同创新类型多样,可利用其优势与多主体在多领域开展协同创新活动。按照合作主体分,可分为校校协同、校所协同、校企(行)协同、校地(区域)协同、国际合作协同等类型。按照协同领域分,可分为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科技研发的协同创新、学科交融研究的协同创新、产学研协同创新等。按实现途径不同,可分为高校内部协同创新和外部协同创新。其中高校内部协同创新主要是与其相关的核心要素和若干支撑要素(如学科、教学、科研、管理、师生等)的协同创新。同时,高校对外还可与科研院所、企业、国外高校及组织等协同创新。

(二)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基本内涵

1. 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特点。

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是指从各协同主体(如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产生组建协同联盟意愿开始,到协同利益分配结束全过程中涉及各环节的运行原理、相关制度及作用方式。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载体应具有结构性,即协同创新各主体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其内核应具有运动性,是在一定结构中诸要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其表现应具有功能性,即在特定结构中诸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特定结果。因此,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是协同创新过程中相关要素实现相互联系的动力、规则和程序的总和。它包括若干内部子机制,如协同创新动力机制、决策机制、选择机制、投入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

2. 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基本内涵。

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是指协同创新系统结构及其运行机理,即相关主体(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相关对象和要素(如科研力量、市场、技术、经费等)等在协同创新中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的动力、方式、功能、程序及运行原理等,包括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机制、决策机制、投入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高校在其主导的协同创新中主要承担事件的发起、制定协作流程和规章、分配和调控协同资源、协调冲突等责任。高校发挥高端人才荟萃、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基础雄厚等优势开展内外部协同创新,在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解决国家经济社会重大问题、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等方面能做出积极贡献。

二、我国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分析

(一)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分析

1. 高校为主导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基本内涵。

高校为主导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是指促使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源。高校协同创新的根本动力来自于高校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其动力既可来自正向激励,也可来自逆向激励。大体上讲,动力机制分为内部动力机制和外部动力机制。内部动力机制是指存在于高校协同创新系统内部各主体对合作产生的内驱力,主要包括自我发展需求、利益驱动、外部诱发转化成内驱力等三方面因素。而外部动力机制是指高校为主导的协同创新合作主体之外的,能对协同创新起推动作用的外部动力因素。这些外部动力因素能驱动或转化为合作主体的内在因素,推动协同合作。外部动力因素主要包括政策推动、社会心理、市场拉动。在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中,应对所涉及的动力因素的不同特点和相互关系采取相应措施,促使内外部各动力因素实现优化组合,发挥动力因素的积极作用,避免消极影响,以形成有利于协同创新系统健康运行的合力。

2. 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的问题分析。

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中,一方面,各学科间存在学术语言、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差异;另一方面,由于各主体处于不同的领域,存在观念、价值观、制度及管理等方面的差异,因此使得参与协同创新的各主体间存在着互补与互斥、竞争与合作,客观上造成协同创新的困难重重。但在实践中体制机制有效调节的缺乏,更使协同创新各方动力不足、活力不强。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

第一,缺乏坚实的协同创新思想认识基础。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看重学者在本领域中学术造诣的精深,对一些实际应用价值很强的跨学科研究往往持“不务正业”、“不入主流”的成见,导致学者们热衷于局限于本学科一味地深挖猛掘,不愿意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另一方面,为响应国家有关协同创新的倡导和争取重大项目,各院系或学者间虽然也制订协同创新计划,但实施中仍存在各自为政、貌合神离,缺乏实质性的多学科融合,使协同创新流于形式、浮于表面。

第二,缺乏合理的协同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研究者一向重视研究成果的归属性,在尊重知识产权的今天更是如此。然而一方面,由于以往情况特殊,对于某些重大攻关项目的成果总是功归集体,因参与单位和个人多,分工协作完成,不太好肯定个人的贡献;另一方面,在评定学者学术成就时,成果署名通常只有排名第一或靠前者才有效。这种简单化的管理政策,不仅不科学,且挫伤了科研人员从事合作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联合攻关。此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新本身就是高风险,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每个协同主体所承担的风险不同,应适当增加承担风险大的一方在利益分配中的比重,但实际上并未充分考虑各主体所面临的风险,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得协同创新利益分配中,要么简单化地平均分配,要么功归负责组织协调的最高领导,要么仅按投入比例分配,而忽略了创造性贡献等重要因素。这些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办法,严重挫伤了协同创新各方的积极性。

第三,缺乏科学的协同创新评价标准。首先,我国高校的教师评价体系中,职称评定的评价体系主要以学术水平为衡量标准,主要依据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的级别与数量,不太重视科研成果的应用。这就使得大部分教师和科研人员只顾埋头于自身专长的领域做研究、写论文,很少主动进行跨学科研究或了解企业的技术需求。其次,高校对学术评价往往过于“学院派”,重理论、轻应用,重学术上的精深严谨(学科本位),轻跨学科实际应用,这种评价导向挫伤了许多科研人员开展跨学科协同创新的热情、激情和创造性,使执意面向企业、面向市场、面向实际应用从事协同创新者要承担很大风险和压力。再次,一些高校及科研骨干因科研经费充足,在本学科领域项目多,不必自找麻烦开展协同创新,对主动服务企业和市场并不感兴趣。因此,无论高校内部学科和院系之间,还是产学研之间都缺乏基于利益驱动的自愿协同创新机制。

(二)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实现形式分析

1. 高校内部协同创新的主要实现形式。

跨学科研究协同创新是高校内部协同创新的主要形式。它是指把来自两个以上的学科或专业知识团体的理论、技能、方法等进行融合,以拓展知识领域,或解决那些用单一学科或研究领域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跨学科研究协同创新的具体实现形式主要有:(1)组建跨学科团队。其特点是拥有来自不同院系的教师,承担着不同的学术使命,各学科在思想和方法上相互融合。(2)设立跨学科研究新项目。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大科学前沿领域寻找交叉点,部署和建设大规模科学工程,以高校的优势学科或事关重大的学科为试点,或优先发展其科学基础前沿的相关学科等。(3)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跨学科研究院等。具体形式可根据跨学科研究任务的内容、时限等灵活选择,以此促进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的交流。跨学科研究是高校为主导的协同创新前提之一,目前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已把跨学科交融作为一种大学理念,渗透到大学全部活动当中,高校应充分发挥其人才云集、学科齐全、基础厚实等优势,找准跨学科的研究方向,为协同创新奠定良好基础。

2. 高校主导的外部协同创新主要实现形式。

高校不仅要自身内部合作,而且要与科研院所、企业等外部合作,瞄准国家急需的战略性研究、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公益性研究等领域协同创新需求,启动从资源共享、项目深度合作,到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或联合建立引导行业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研发的研究院[5]。

在高校主导的外部协同创新中高校既是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又是科技成果转化给产业、转化为商品并实现产业化的创新者;既是研发主体,也参与产销。具体表现在:以高校为主体,以科技活动及其成果为主导,参与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技术成果产品化、科技成果商品化,从产品设计到中试、投产,直到形成产业并占有市场的全过程。高校主导的外部协同创新典型实现形式有大学创办经济实体、共建大学科技园、联合培养人才等。

高校主导的外部协同创新要求高校应满足如下4个条件:(1)不仅具备很强的基础研究实力,而且具有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产品设计、工艺设计等技术实力;(2)不仅具备科学技术研究实力,而且具有新技术产品化、新工艺制造等生产实力;(3)不仅具备科研和生产实力,而且具有市场预测、产品销售等方面的营销实力;(4)不仅具备科研、生产、营销等实力,而且具有协调科研、生产、营销等方面的决策、控制实力等。

三、完善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对策建议

实施“2011计划”,积极推进协同创新,要求政府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高校要根据自己优势和发展定位,科学制定协同创新战略规划,妥善处理与其他创新主体的关系,积极构建协同创新平台,建立人才培养特区,突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构建全方位协同创新环境氛围。

1.树立协同创新新理念。高校要将“协同创新”理念贯彻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实践之中,突出“创新”在办学理念中的重要位置,强调“协同”作为办学思路的重要内容,依托优势学科群,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政府部门及国际社会等深度合作,建立“开放、集成、高效”的协同创新共同体,主动为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和重大科学问题、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贡献。

2.构建协同创新利益分配机制。首先,建立协同创新的风险互担机制。参与各方应在合作前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明确目标任务、各方责任与义务,制定考核指标,分层次、分阶段分解风险责任。其次,完善利益分配标准。在衡量风险时应综合考虑各方的投入强度与实际创新贡献,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要做到鼓励合作、支持创新,考虑到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和效益的延迟性,要大胆承认学者的个人贡献。协同创新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分配问题主要依靠参与各方协商和订立协议解决,但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也应积极为各方提供相应的保障服务和政策支持。

3.完善协同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第一,在考核评价上,要建立健全以创新质量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学术氛围,倡导求真务实、团结合作、协同攻关的良好风尚,形成有利于协同创新的文化环境等。第二,在规划和科研管理上,要提前谋划、精心设计协同创新项目并随时准备申报工作。第三,在资源共享平台上,搭建高校各院系、各学科享有共同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分享共同的教育资源,形成良性竞争。第四,在队伍建设上,要加快探索与国际接轨的、以任务为驱动的人员聘用和分配制度,增强对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第五,在学科建设上,要强化以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努力形成协同创新与学科发展双赢的良好局面。

4.优化协同创新实现形式。首先,构建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包括设立专门的协同创新管理机构等,使高校协同创新工作有一个正式的、专业的管理组织模式。其次,要完善协同创新的选择机制。具体表现在:(1)合作对象的选择上,坚持共同目标原则、优势互补原则和优良信誉原则等。(2)合作模式的选择上,参考以往成功的案例或根据项目和合作对象的不同采取所需要的合作模式。(3)合作组织结构的选择上,根据合作性质、各方力量对比及合作模式来确定合作组织结构,采用协议、合同方式组建规范化的合作组织,以形成自愿合作、目标统一、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公平分配、产权明晰、共同发展的协同创新体系。

参考文献

[1]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EB/OL].http://en.ikipedia.org/wiki/Collaborative_Inno-vation_network.

[2]张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意义和政策走向[J].教育研究,2011(07).

[3]熊励,孙友霞,等.协同创新研究综述——基于实现途径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11(14).

[4]李忠云,邓秀新.内外兼治破解高校协同创新困境[J].中国高等教育,2011(17).

协同运行机制 篇10

关键词：政校合作,政校合作模式,高校管理体制

一

“政校合作”是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和延伸, 但是, 传统的产学研工作机制是基于高校与行业、企业的零星合作, 缺乏整体的规划, 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地方高校及地方高校所属的科研机构、二级学院与企业互不隶属, 相互合作的管理格局呈条块分割, 政校合作的运行机制显然不能翻版传统的产学研机制。“政校合作”运行机制创新, 要借鉴传统产学研的经验, 努力从沟通载体、资源整合和观念更新的角度, 建立高效的运行机制, 而建立政校双方“共商共决、联动协同”的工作机制是实现运行机制创新的关键。

“共商共决、联动协同”机制就是高校与政府通过对话平台, 参与双方在科技创新、产业规划、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与决策, 并按照平等互利、合作双赢的原则, 代表科研机构、二级学院和行业、企业, 确定合作项目, 并通过构建“联动协同”的工作机制, 分工协作, 互利合作, 有重点地推动或者整体推动项目的进程。其基本内涵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重大事务的衔接和磋商。在政校合作中, 政府在重大事务上保持与高校的衔接与磋商, 可以充分发挥政府和高校在区域经济社会建设中的优势和作用, 进一步有效整合资源, 使高校科技优势、人才优势与区域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对接与互动。同样, 高校在重大事务上加强与政府的衔接与磋商, 可以准确把握地方经济社会的需要, 充分利用地方资源, 促进高校的发展。

二是重要领域的交流和协商。事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重大科研项目是政府工作关注的重点内容, 也是地方高校学科建设、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方向。通过重要领域的交流和协商, 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学术优势和人才优势, 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 如:基础教育、科技服务、创业就业、文化产业等多方面展开合作以提高地方的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同样, 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 高校可以明确自身办学定位和服务面向, 从而确立学科建设的核心和高校发展的目标。加强重要领域的交流和协商是高校依托地方, 形成自身特色, 发挥比较优势的最佳路径。

三是重点项目的对接与会商。高校利用自身的科技优势与人才优势主动承接关乎地方社会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的重点研究项目, 政府按照政校合作协议框架, 主动将重点项目交由高校完成, 并配套相应的资源。但是, 政府与高校作为管理者而言, 并不是具体的项目执行者, 重点项目的对接与会商是高校与政府组织所属的科研机构、二级学院、企业以及政府职能部门, 围绕项目的实施, 进行对接, 并通过会商的形式, 明确各自的职责分工和权利义务。重点项目的对接与会商有利于促进区域高校、政府的优质资源整合, 提升政校合作的效果, 从而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后劲。

二

通过“共商共决、联动协同”的工作机制, 创新政校合作的运行机制, 关键是要完善运行的组织机构、运行程序和管理制度。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而言, “创新运行机制的建立需要建立起一套成熟的、规范的流程和方式, 不让创新成为个别人兴之所至的偶然活动, 而要把创新变成为一个有组织的、规范的群体活动, 才能保证创新持续、稳定地进行”[1]。“共商共决、联动协同”作为政校合作的运行机制的创新, 基本的要求是建立规范的程式, 使政校合作的运行常规、有序和高效。

一是健全基于契约的运行组织机构。建立在“共商共决、联动协同”基础上的“政校合作”运行机制, 前提是要有通过“政校合作”协议建立运行的组织机构。在公平、公正和平等、协商原则上, 建立“政校合作”契约, 实现“双赢”的目标是激励政校合作的保障, 围绕契约所形成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建立“政校合作”运行组织机构是“政校合作”运行的前提。地方高校在组织政校合作组织机构的构建上, 可以通过将原有的校企合作组织延伸, 成立“政校合作委员会”, 总揽“政校合作”运行, 通过设立“双主任”制, 建立双方高层对话平台, 以形成大事、实事共议共办和要事、急事共决共商的工作机制。

二是形成基于科学的运行流程方式。“政校合作”运行方式实质是对高校与政府的资源的配置与调控, 是一种对“政校合作”的动态管理过程。从“共商共决、联动协同”的要求出发, 这种流程方式包括:政府和高校针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高校的定位与发展目标, 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政校合作”组织机构根据高校与政府的技术、人才和财政资源, 确立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高校与政府落实所属的科研机构、二级学院和行业、企业具体承担解决问题的职责, 并提供相关的资源;“政校合作”的成果按照协议进行利益分配, 实现“政校合作”双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政府与高校之间通过合作流程, 不仅发挥中介桥梁作用, 而且作为参与主体, 规范所属组织与个人的行为, 从而配置与调控资源, 实现“政校合作”持续、稳定和有效。

三是完善基于规范的运行管理制度。“政校合作”较之以前的产学研合作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 要通过运行制度建设, 充分发挥制度的“约束功能、协调功能、指挥功能、激励功能和导向功能”[2]。“共商共决、联动协同”工作机制要求“政校合作”组织着重构建政校双方大事协商、要事共决、急事联动的制度, 这些制度对政校双方以及所属的科研、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有一定的约束力, 保证合作运行过程的有序以及工作目标的明晰。

三

良好的“政校合作”运行机制能够使“政校合作”在正确决策下持续不断地高质量、高效率运行, 在运行机制建设方面, 政校合作组织还必须构建基于“共商共决、联动协同”运行模式, 以使参与合作的部门及人员成为一个有机协调的整体。借鉴市场经济下企业运行机制创新模式, 政校合作运行模式,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结合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 采用线型模式、交互模式和综合模式。

线型模式是依据“政校合作”项目的推进过程, 针对不同环节的前后继起, 依次协调联动, 开展合作。线型模式适用于“政校合作”微观层面具体的重大项目的合作运行, 例如, 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因科技发展而要解决的支柱产业技术更新的开发与研究;因社会发展需要和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而要解决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的技术问题;策应国家重大方针的出台而要解决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际问题, 等等。线型模式是合作的基本模式, 政校双方围绕既定的项目, 进行调研、解剖、基础研究、实证研究、具体运用、解决问题等一系列依次递进的流程, 在每个环节中, 双方进行“共商共决、联动协同”, 整个合作过程有序规范。但是, 线型合作模式一般用在既定的“显性”合作项目, 双方合作有明确的方向、重点、步骤和目标, 对于一些不确定的“隐性”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 则需要通过政校双方的交互, 才能成为政校双方合作的运行项目。

交互模式是“政校双方”立足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针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与宏观经济发展环境, 针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高校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改革问题, 以及事关政校双方重大利益问题, 而进行的前瞻性的合作模式。所谓“交互”就是双方通过“共商共决、联动协同”, 实现人才、智力和财力等资源的整合, 通过不断的对话、协作, 实现双方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的一致, 共同面对、协同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交互模式对于地方政府确立适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对高校明确发展方向、确定办学定位和凝练办学特色具有导向意义。

综合模式是把两种模式加以整合, 通过宏观合作与微观合作相结合, 促进“政校合作”的全面展开。综合模式的前提是区分“政校合作”运行过程的两个层面, 即:政府与高校的合作宏观层面和“政校合作”双方的科研单位、二级学院、企事业单位合作的微观层面, 分工明确, 权责分明。宏观层面确定合作的重大事项和重点项目, 微观层面从事具体的合作研究, “共商共决”更多的是在宏观层面进行, 而“协同联动”更多的是在微观层面完成。一个良好的“政校合作”运行机制是在基于线型合作模式和交互合作模式的综合合作模式。

“政校合作”在运行机制上, 究竟如何设计, 才能保持合作良性的、可持续的运行, 主要是依据上述三种模式, 进行机制创新。而合作运行机制创新的关键, 就是高校与政府在现有的运行制度框架内进行体制与机制的创新。

参考文献

[1]金开好, 等.现代市场营销创新[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6.

协同运行机制 篇11

如何打牢校企双主体参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基础，不断健全制度、形成深度融合机制，提高合作成效，实现学校、企业、学生多方共赢局面，是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重大任务。 就职业院校而言，校企合作是职业院校谋求自身发展、有针对性为企业培养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举措。对行业企业来讲，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优质制造”“精品制造”的转变，只有通过与高职院校的合作互动，才能得到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从而提升核心竞争力。可以说，校企双方核心价值的契合和目标指向的一致，成为深化校企合作的基础。在实践中，应遵循市场和教育规律，以人才、技术、效益为结合点，逐步形成产学联合的循环加速机制。关键点在于专业建设，实现专业设置与行业企业产业优化调整的对接，甚至适度超前。核心点在于人才培养，表现为教学科研与企业技术开发、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结合。院校理论教育与企业顶岗实践教育的结合。校企合作的动力，源于高质量人才和高质量产品，通过共同育人，使双方利益形成交汇，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校企深化合作的关键是模式创新。强化引校进厂、引厂进校、前店后校等校企一体化的合作形式。模式的创新应结合实际，遵循市场导向，以目标一致、育人共赢为原则，确定最适合的实现方式与途径。深化校企合作、强化校企协同育人，是一个不断探索与实践的过程，体现着现代职业教育的类型创新，体现着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智慧。校企双方唯有站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站在将对方视为影响自身利益的重要因素和合作伙伴的高度，才能不断创新机制、深化合作，实现发展共赢。

协同运行机制 篇12

1 收益共享机制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之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本质,是维系农业产业化经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程度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蔡荣,2007)[6]。在农业产业化背景下,小农生产与大农经营要实现有效结合,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他们的结合能否产生合作剩余; 二是合作剩余如何分配[7]。如果“公司 + 农户”的结合能够产生合作剩余,那么,如何分配合作剩余就成为二者结合的关键。对于农户来说,不但要承担专用性资产投资风险,在与龙头企业的利益博弈中也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农户与龙头企业要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供应链协同的关键就在于利益驱动与利益分配的合理性。要实现农产品供应链的协同,就必须要建立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的收益共享机制,要把简单的买卖关系变成利益调节关系,使二者之间形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对于农民来说,其收益不仅可以来自于农产品生产,还可以来自于农产品加工或销售中返还的一部分利润。

2 信任机制

信任机制是供应链管理中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和关键。在双方合作关系中,信任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积极预期,通过观察了解对方 的言行,相信另一 方不会采 取机会主 义行为 ( Robbins,2002) 。对于农产品供应链来说,供应链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对于实现供应链的协同尤为关键。只有通过信任合作双方才能达到透明化,才能进行充分的信息共享。我国农户数量庞大且分散,任何企业与大量小农户的联结都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龙头企业较农户有更强的市场驾驭能力,农户由于缺乏组织性且信息不灵通,在与龙头企业的谈判中经常处于弱势地位,而龙头企业凭借组织、规模、信息等优势侵占农民利益,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双方均采取对策性行为, 相互之间无法建立信任。在现实情况中,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较低,订单农业中违约率相对较高。Vink ( 2002) 通过对南非农村农产品生产者与销售者的订单履约情况进行研究,提出合同双方的信任关系比正式的法律制度在保证合同履约方面更有效率。农产品供应链信任机制的建立需要供应链成员的了解与熟悉,依赖于相关的有限的过去经历,需要经过相应的发展阶段[8]。单纯的建立在威慑基础之上的信任往往不能达到促进供应链协同的作用。许多“公司 + 农户”案例的失败是因为公司与农户之间只建立了基于威慑的信任[9]。在“公司 + 农户”模式中,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的信任应是建立在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之上,二者形成收益共享、风险共担、信息共享的利益共同体。

3 协同决策机制

处于供应链中的任何企业决策模式应该是基于开放信息环境下的群体决策模式。供应链管理实践中实施合作规划、预测、决策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农产品供应链来说,包括农户、龙头企业在内的供应链成员决策信息的来源不再局限于其自身,而应是在开放的信息网络环境下不断进行信息交换和共享,通过供应链协同决策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效率和绩效。协同决策的内容涉及上下游节点间的需求预测协同、生产计划协同、物流协同、库存协同和销售与服务协同等。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性和市场环境的复杂性,造成了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交易的不确定性,出于对利益的追求,双方均有较强的违约动机,采取追求短期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协同决策机制,加强农户在农产品供应链决策中的参与程度,可以有效克服农产品供应链中双重边际效应和信息不对称,从而实现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效益最优化。在具体操作中,龙头企业可以通过召开培训会、座谈会和重要事件发布会等形式,与农户共同商讨合作中的机遇、挑战、优势与劣势,寻求双方认可的决策。

4 信息共享机制

信息共享是农产品供应链协同的关键因素,信息共享有助于减少投机性行为,促进预测、库存、供应及配送情况等各项信息的自由流动,平衡供应链供需,有利于质量控制。在农产品供应链中,农户的数量非常大,且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直接关乎农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对整个供应链的竞争力有着重要影响。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方式仍是以大量分散的个体农户经营为主,面对快速变化的农产品价格和品种信息,个体农户应接不暇,有关具体品种的种植情况、销售渠道、价格发现、讨价还价等的信息非常匾乏,很多信息对农民来说是不可获得或不可确认的,或者获得与确认所需费用非常高昂( 刘凤芹,2003)[10]。农户对市场信息有很高的需求,但由于单个农户信息设备和文化素质等方面的限制,制约了农户信息的获得与共享,因此对农户的信息共享成为实现农产品供应链协同的关键。为此,在农户方面可以建立农民合作组织,发挥农民合作组织在获取信息上的优势,并使其成为农户和其上下游企业实施信息共享的重要中介; 对于龙头企业来说,要建立其与农户之间的信息流通渠道,适时发布客户需求信息、每种产品的生产配送和销售信息,还可以与农户分享公司发展的短期与长期计划,甚至分享公司经营的成本与收益情况。信息共享机制是农产品供应链实现协同的基础,有利于农户与龙头企业理解对方的决策与行为,进而信守合作愿景,建立长期合作导向,提高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

5 沟通机制

沟通对协同的影响非常显著,在协同运作中有战略性的作用,信息共享倾向于具体运作过程,而沟通更侧重于组织及人员间的 关系上。沟通 不良是导 致冲突的 最主要原 因 ( Thomas and Schmidt,1976) ,因此合作双方必须进行有效沟通。对于农产品供应链来说,沟通可以提升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人际关系水平,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促进信息共享, 增进相互信任,有利于形成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由于农户经营分散,信息获取成本更高,且理性程度比企业更为有限, 因此在“公司 + 农户”模式中,有效沟通的主导方只能由企业担任。陈灿等( 2010) 认为,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较强的互动, 会使农户对龙头企业表现出各种正面情绪,包括感恩、想回报、承诺程度更高等[11]。龙头企业应与农户共同商讨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长期合作导向; 多渠道收集农民意见,及时主动与农民化解矛盾; 与农民分享企业生产经营和市场信息,就共同发展目标达成一致意见。通过有效沟通,获取农民信任,建立长期稳定的供应链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