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发展

常态发展（共12篇）

常态发展 篇1

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 GDP增速只有3次连续两年低于8%:第一次是1979—1981年, 第二次是1989—1990年, 第三次是1998—1999年。这三次回落主要是受到外部短期因素的干扰, 每次过后又回到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上。2012-2013年, 我国GDP增速第四次连续两年低于8%, 为年均增长7.7%。这次是否又是景气循环周期的下行区间, 过后又会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答案是否定的。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一个重大的历史新时期, 中国经济可能要告别过去的高速度, 实现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 为更高水平、更小代价、更可持续的发展奠定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这一变化, 我们称之为“新常态”。

二、“新常态”的含义和主要特征

今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们要增强信心, 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 “适应新常态, 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进一步增强信心, 适应新常态, 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重大战略判断, 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随着上半年经济数据的陆续披露, 人们对新常态也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和感受。首先我们先来理解一下什么是新常态和其主要特征。

(一) “新常态”的含义

从字面上理解“新常态”, “新”就是有别于旧的, “常态”就是经常发生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 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 实质是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新阶段。

(二) “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1、中高速:

从速度层面看, 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回顾历史,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 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比如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 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鉴于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 各个经济单元能接续发力, 发展能量巨大而持久, 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

2、优结构:

从结构层面看, 新常态下, 经济结构将不断优化升级。在产业结构方面, 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3年, 我国第三产业 (服务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 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在需求结构方面, 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2012年,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在城乡区域结构方面, 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2011年末, 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 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 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在收入分配结构方面, 居民收入占比上升, 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据预测, 未来5年内, 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 超过GDP增速。

3、新动力:

从动力层面看, 新常态下, 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从过去35.6%降至12.2%。制造业的持续艰难表明过去靠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驱动中国“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局面需要改变。劳动力、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扬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 从做得快和多向做得优和省的新模式转变。

4、多挑战:

从风险层面看, 新常态下, 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楼市风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今年上半年,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6%, 对比过去房价“越调越涨”的火热情形, 当下楼市确实有点冷。随着经济增速放缓, 很多原来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风险开始暴露出来。在楼市下行预期下房地产企业会暂停购买新的土地, 导致以土地财政为重要来源的地方财力紧张, 地方债风险就会显现;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 银行的相关贷款就会埋下金融风险的隐患。

新常态, 新风景。总体看, 新常态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积极的, 有利于中国经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有利于就业充分、收入均衡、社保完善、增长平稳、物价稳定、质量提升。处在“新常态”阶段, 我们要科学认识新常态, 辩证看待新常态, 积极适应新常态。保持平常心, 积极主动, 开拓创新, 以改革开路,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 更好地改善民生。

三、“新常态”给物流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物流业作为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 物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稳步提升。总体来看, 我国物流业仍处于景气周期。2014年5月份中国物流业业务总量指数为55.2%, 显示物流活动较为活跃, 呈高位趋稳态势。预计后期指数将有所回落, 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物流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的基本态势。这种基本态势的几项特点蕴含其面临的机遇与相关挑战:

一是行业进入温和增长阶段。物流业结束了过去十多年20%以上的高速增长, 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到9%左右。预计未来一段时期, 社会物流总额和物流业增加值增速将维持温和增长。同时, 长期掩盖在高速增长下的一系列问题开始浮现, 倒逼行业加快转型升级。

二是资源要素进入高成本时代。物流用地依然紧缺, 燃油价格高位运行, 劳动力成本增加, 环保成本逐步显现。2013年, 国务院发布“史上最严厉”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极大地影响了城市货运车辆通行。资源要素成本持续走高, 依靠资源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式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三是内需成为增长主要动力。近年来, 与内需相关的社会物流需求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受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带动, 电商、快递、食品、电子、快消、医药、冷链等物流细分市场保持较高增长态势。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电商物流迎来重要发展机遇。未来一段时期网络购物对物流服务的规模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是整合与创新助推转型升级。物流业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整合, 这也是现代物流业与传统的仓储运输业的主要区别。当前, 创新驱动已经成为我国物流业的重要支撑, 领先物流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制度创新来打造战略竞争新优势。比如顺丰速运推出快递+电商协同发展模式使得线上线下资源实现共享。此外,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的信息技术, 给物流业带来了重大变革和新的挑战。

五是物流基础网络初步成型。到2015年, 我国综合交通总里程将达到490万公里。未来一段时期, 我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将基本完成, 运输结构逐步均衡, 为多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经过20多年的发展, 物流园区的建设有效推动了产业集聚, 引导物流节点布局,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国物流基础网络初步成型, 依托物流基础网络的创新将逐步加快。

四、适应新常态, 物流新发展

(一) 发展趋势一:电商物流

截止到2013年底, 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10.2万亿,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 电商物流业务呈现井喷式增长, 为电商物流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据统计, 2013年, 中国快递服务企业累计完成业务量92亿件, 市场规模升至世界第二位, 连续五年平均增长率达43.5%。与此同时, 电商物流发展中的问题也开始凸显:企业的物流服务水平参差不齐, 极大影响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城市配送成本居高不下, 运作效率低下, 电商物流频频陷入“爆仓”的尴尬;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安全问题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解决, 必须从科技创新、行业统计、标准制订、人才培养等基础性工作入手, 提升电商物流与快递业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集约化水平, 规范物流服务, 提高整体运行效率和效益。最近通过的《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中国物流业是个重大利好消息。其中提到的“着力降低物流成本”、“推进简政放权”、“支持兼并重组”等重点问题都对电子商务物流与快递业今后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二) 发展趋势二:一体化物流

从传统农业大省到新兴工业大省, 再到建设物流大省, 河南又一次实现了华丽转身。依托航空港、国际陆港建设, 郑州正奋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如今, 像阿里巴巴和富士康这样的“物流偏好型”企业, 正成批落户郑州。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围绕“建设大枢纽、发展大物流、培育大产业”的发展主线, 重点发展航空物流、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三大产业。今年上半年, 实验区共完成生产总值152.9亿元, 完成进出口总额136亿美元。初具多式联运物流枢纽雏形的国际陆港集公路港、铁路港、航空港、信息港“四港一体”, 是郑州市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和中欧铁路物流中心的核心载体。2013年7月18日开行的郑欧国际货运班列, 经中国新疆阿拉山口市出境, 途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波兰, 最终到达德国汉堡。目前每周开行2班, 目的地覆盖欧洲12个国家32个城市。预计到2020年, 集装箱年吞吐量达120万标准箱。

(三) 发展趋势三:向供应链转型

当前物流业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向供应链转型。环顾世界, 经济发达国家加大“再工业化”战略的推进力度, 依靠的就是对全球供应链的掌控和驾驭能力。2012年, 美国提出了《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 欧盟也在相关的规划中提出发展新的供应链体系。刚刚结束的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上, 通过了《建立APEC供应链联盟倡议》, 同意推动建设亚太绿色供应链网络。供应链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 原料采购、生产力布局、产品营销均要进行全球化, 这就要求企业加强关键物流节点布局和物流资源掌控, 实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 建立全球化的供应链体系, 与相关利益方构建协作共赢的战略合作关系, 掌控供应链的主导权。物流企业贯穿供应链上下游, 掌握各类渠道资源, 向供应链一体化服务平台转型具有先天优势。未来一部分物流企业将加快延伸服务链条, 提供供应链增值服务, 实现向供应链一体化服务商转型。

五、结论

适应新常态, 物流大发展。面对新的形势, 我国物流业在发展道路上正在寻找战略突破口, 培育竞争新优势。主要措施包括:一是以联动融合为突破口, 大力发展产业物流, 打造一体化竞争新优势。二是以城市配送为突破口, 做强民生物流, 打造个性化竞争新优势。三是以平台整合为突破口, 逐步完善物流网络, 打造集约化竞争新优势。四是以兼并重组为突破口, 培育领先物流企业, 打造规模化新优势。五是以区域物流为突破口, 推动开发型经济发展, 打造区域化、国际化竞争新优势。六是以科技进步为突破口, 加强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在物流业的应用, 打造智能化竞争新优势。在“新常态”带来的新机遇面前, 相信我国物流业定能通过自身的的创新与变革, 成功完成转型升级, 适应“新常态”获得大发展。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重大战略判断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 实质是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新阶段。“新常态”下, 中国经济结构将不断优化升级, 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 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物流业作为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受到国家高度重视, 物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稳步提升。“新常态”下, 我国物流业面临怎样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背景下, 物流业应采取怎样的措施进行变革, 才能适应“新常态“, 获得可持续发展?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 提出看法与建议。

关键词：新常态,物流业,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新常态”下物流业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新闻网2014-07-18

[2]河南郑州:陆空衔接货通全球中国公路网2014-08-20

[3]物流“新常态”开启正当时现代物流报2014-08-12

[4]我国物流业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中国工业报2014-07-07

常态发展 篇2

1.1物流经营理念及物流项目建设

煤炭物流经营理念有待提高:煤炭企业作为基础能源生产企业，在煤炭行业“黄金”有煤不愁卖，企业发展重心是获取优质煤炭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安全生产等，作为“第三利润源”的物流管理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投入不大，效果不明显。在煤炭行业步入“寒冰期”的当下，由于前期物流投入少，效能难以发挥，煤炭企业对通过物流管理降低成本、前移市场，进行产业链延伸和产品保值增值的物流管理理念认识不足，依然将煤炭物流理解为运输、仓储管理等业务，仍采用传统的营销手段，即通过产品“价格战”扩大销售市场，虽在暂时扩大了单个企业销售量，却使煤炭行业陷入了恶性竞争。煤炭物流项目重复建设严重:在国家出台《物流产业振兴规划》后，煤炭销售企业纷纷开始煤炭物流实践，作为基础设施的物流园区、交易中心等同质化项目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煤炭物流园区仅江苏沿江地区，有据可查的就规划建设有靖江、江阴、镇江、泰州、南通、扬州等多个煤炭物流园区，重复建设严重。同时，作为煤炭产业创新发展的电子交易平台，也出现了井喷式发展，到底，全国各地已先后建立起太原、大连、西安等30多家煤炭交易中心(或市场)，功能单一，交易模式重复。

1.2信息集成化程度及服务功能

新常态下 酒包装创新发展 篇3

一方面，把握酒包装设计方向。一款好的酒包装设计在保护酒品的同时，应给消费者留下“好感”，才能在货架上脱颖而出。如今，酒包装越来越强调个性化设计以及与消费者的互动，如何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定制需求，并将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元素与酒品自身蕴含的传统元素进行融合是酒包装设计的关键。例如，在传统白酒包装上添加祝福语、照片和纪念日期等元素，可以实现婚庆用酒、寿宴用酒、纪念用酒等个性化定制，目前五粮液、茅台、西凤酒等名酒均已开通相应的个性化定制渠道，为客户带来更多体验价值。

另一方面，保障酒品防伪安全。一直以来，我国酒类造假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影响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为此，酒包装印刷企业通过技术攻关，积极研发推出多项创新防伪技术，如基于智能手机识别的暗码防伪技术、可定制信息的全息防伪技术等。同时，在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有利形势下，很多知名制酒企业采取RFID、二维码等防伪溯源方式，很好地实现了酒品的防伪、防窜货，在保障商家利润的同时，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酒类消费市场新常态下，一些有战略眼光、有勇有谋的酒包装印刷企业已经做好积极的应对措施和业务调整，力争在创新中不断发展。

上海发展新常态研究 篇4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 隔东中国海与日本九州岛相望, 南濒杭州湾, 西与江苏、 浙江两省接壤, 上海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拥有深厚的近代城市文化底蕴和众多历史古迹。江南的吴越传统文化与各地移民带入的多样文化相融合, 形成了特有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属吴越文化, 上海人属江浙民系使用吴语。上海市已成功举办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大型国际活动。

上海话是上海开埠以后吴方言区各地移民口音在松江方言基础上自然融合而成的新型城市方言, 是吴方言区的共通语言。语音受移民中占优势的宁波和苏州两地影响巨大。吴语上海话是上海文化及气质的载体, 是海派文化的重要根基。上海话也和老洋房、弄堂、石库门、旗袍等一样, 成为上海风情的代表性符号。

老一辈上海人都非常有礼貌、讲传统, 扬名中外的名人也比较多。现在的年轻人中, 上海男人是有名的好男人, 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以脾气好、有礼貌、有见识、有能力闻名。很多人都知道, 日本男人和美国男人, 一个在家里脾气大, 一个非常张扬, 但上海好男人有苏州男人的温柔。上海女孩却截然相反, 可能受经济环境的影响, 往往感性的东西比理性多, 显得自以为是, 不懂做家务。她们在学校可能显得好些, 但结婚后很多人对家庭不够重视, 真正甘心做贤妻良母的女性越来越少, 很多人期盼成为女强人。好的女孩更多地会接受江南文化的熏陶, 而不是崇洋媚外。现代上海女孩应更多接受人文教育、传统教育和礼仪教育, 甚至到一定年龄要学做和肯做家务。男孩的教育除以往传统教育外, 增加商业经济管理教育也是必须的。

上海人教育与择业首先考虑本地因素。上海是很多著名高校的聚集地, 来上海就学的学生非常多, 上海人以包容的心怀接纳这些莘莘学子。在上海的职业发展中, 外来人口主要以开拓市场为主, 而上海本地人则以在机构供职为主。上海人在求学和求职上有更多的优惠。进入高校的上海人综合素质, 比如体育、艺术和语言表达能力较强。上海属于上海人, 也属于来沪工作的每一个人。它的建设需要由在上海工作的人共同完成。

上海外来人口日益增多, 很多矛盾和负面的不稳定因素, 特别是上海人与外地人因文化观念不同发生的冲突凸显出来。例如, 上海本地大学毕业生或符合择业标准的人多选择到机关和国有企业工作, 有些也会在一些单位做行政管理等办公室工作, 熬上几年, 在适当时候获得正规编制。政府或一些单位在选拔人才时, 大多注重是否有毕业证书或其他职业证书。有些单位认为本地人不太好管理, 也会聘用外地人, 以致造成很多上海人才因不被聘用或重用, 而对外地人产生厌恶感。有些外地人不崇尚上海文化, 不遵守上海人道德准则和上海地区制度, 或缺少文明礼貌教育的人随地吐痰、出口脏话更被上海人所厌恶。外国友人因语言差别和道德标准较高, 对上海人生活的直接影响比较少。外来人口到上海旅游、经商应自觉遵守当地风俗习惯、文化礼仪, 尽快融入这个大家庭。上海人与外地人友善相处, 大家共同努力, 才能建设好一个繁荣昌盛的大上海。

在世界城市人口密度排名中, 上海位居前10位。中国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上海市区人口密度是东京2.4倍、伦敦3.5倍、巴黎4.8倍。上海市政协近期就此进行了专题调研, 认为“十三五”期间, 必须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人口布局调控, 以保持人口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调研发现, 上海人口增长致使资源、环境等承载能力紧张。除人口规模本身带来的问题, 人口分布结构的缺陷也很明显。

二、关注上海未来发展的关节点

1.地铁

目前上海轨道交通共开通线路14条。2015-2020年规划中, 有5条线路延伸规划、4条线路新建计划。地铁在解决上海交通拥挤, 给市民和观光带来方便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 地铁里乞丐、小商贩、非法分子造成乘客身体伤害时有发生。建设部门除定期对地铁和地铁环境进行检测, 排除危险隐患, 给乘客带来安全、舒适和便捷服务的同时, 保障地铁安全, 进行安全教育和宣传也是重要任务。

2.高楼

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 高楼大厦鳞次栉比, 其中200米以上的建筑就有45栋之多。目前上海第一高楼是上海中心大厦。上海中心总投入达148亿元, 2014年竣工交付使用。资料显示, 2013年4月, 上海中心大厦经过4年多建设已突破500米, 高度超过同处上海浦东陆家嘴区域另两座摩天高楼——高420.5米的金茂大厦和492米的环球金融中心, 成为“上海第一高”、沪上游客乐于合影的新地标。上海浦东更是将这3座当今世界上排得上号的摩天高楼誉为“三柱高香”, 希望这道独特高楼风景线能保佑陆家嘴金融城繁荣昌盛。上海高楼前4排名:上海中心632米;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92米;东方明珠467.9米;金茂大厦420.5米。当然高密度地铁建设和高楼建设的规划必须体现安全性和可持续发展。

3.污染

上海是工业城市。由于城市的发展、 人口密集、消费量上升、建设加快, 特别是工业发展给上海环境带来一定污染。上海除了工业污染、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外, 工业噪声、交通噪声、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等的污染也较严重。特别是近几年, 媒体上时有雾霾污染、PM2.5浓度升高、空气质量指数上升、空气严重污染的报道。雾霾显著加剧心脏病和肺病患者症状, 运动耐受力降低, 健康人群普遍出现多痰咳嗽症状, 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除加强宣传, 比如让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肺病患者减少户外运动外, 市政府应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 使上海城市环境更美好、更适宜居住。

4.环境

上海四季分明, 气候正常, 人文环境和社会气氛名列国内前茅。上海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层出不穷, 国际知名展览或文化活动首站往往在上海。上海社会治安好, 民主程度高。在上海居住的外国人较多, 使上海呈现出时尚时髦各领风骚的风情。城市配套设施建设上, 上海医疗保健设施日趋完善。公园、健身、娱乐场所经过建设也比较到位。上海是中国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会展和航运中心之一, 2014年GDP总量居中国城市第一, 亚洲第二。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 是一个良好的滨江滨海国际性港口, 也是中国大陆首个自贸区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地。上海与江苏、浙江、共同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成为国际6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

5.水文化

上海的城市文明延续与河流息息相关, 孕育其中、繁荣其上。保护上海的水环境, 挖掘弘扬水文化, 是营造上海独特魅力的重要策略。上海所处的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最大的河口三角洲冲积平原, 漫长的历史造就了上海地域江、海、湖、河多种水系交汇的典型特征。江南水乡特有的泾、浜、浦、塘则使传统农业圩田渔耕文明的脉络显现, 组成了上海城市基本的水土格局。上海邻长江入海口, 具有显著的河海、陆海作用的地貌特征, 滩涂湿地、沙洲岛屿特色鲜明, 是世界级生态价值的地理要素。未来规划尤其需要重视保护并恢复沿海、滨江生态岸线, 系统性保护上海外围自然景观风貌。上海水系源于太湖。太湖及周边湖荡星罗棋布, 与传统村落、城镇空间融为一体, 具有典型的江南人文特色。未来规划应重视强化水系、绿网与地域文化交融的鱼米之乡的田园景观风貌。黄浦江、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 是上海城市文明的发祥地, 也是未来城市公共生活的核心场所。未来规划要重视城市整体水网梳理、保护与拓展, 水质系统改善和区域生态环境构建, 形成大上海城市与水土相和谐的自然环境。

6.教育

为适应国际大都市要求, 上海人不但学英语, 还学其他世界语言。在一味追求出国留洋条件下, 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双语幼儿园。由于很多孩子从小学习外语, 不仅上海沪语, 就连中文水平也开始下降。教育和培养上海城市建设的管理者是一大任务, 上海需要更多新一代人才, 需要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在规划好12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 加强年轻一代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础教育, 为上海后续发展培养更多有用之才。

7.智慧城市

2015上海国际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博览会11月4日至7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并指出,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央经济会议更进一步指出, 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 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智慧城市是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信息科技、物联网技术等) , 整合信息资源, 统筹业务应用系统, 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行的新模式, 是智慧地建设城市、智慧地管理和服务城市、智慧地推进城市可持续运行。

“十二五”期间, 上海市年均常住人口增长超过50万, 生活源、污染源排放量持续加大, 可能超过城市水体和大气环境能承受容量。

在调控人口分布方面, 要严格控制中心城区高强度、高密度住宅建设, 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倡导集约式发展, 着力安排人才公寓和公共租赁房建设。同时要把郊区新城、重点新市镇建设作为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核心动力。以促进产城融合为突破口, 推动教育、医疗、文化等优质资源向郊区新城延伸, 让新城成为 “反磁力”中心, 疏解和吸纳中心城人口。

上海市民为上海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促使这个城市展翅高飞。城市发展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本文提到的问题只是其中一部分。 希望上海市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时, 更多地考虑居民们的意见, 加大力度建设和改善, 使上海以博大的胸怀, 引领世界潮流更快地向前发展。

摘要：上海被誉为远东大都市, 是国家中心城市, 也是国际大都市。改革开放后, 经济建设得到飞跃发展。尤其是浦东新区的发展, 陆家嘴、自贸区的建设和世博会的举办都为它倾注了巨大的活力。上海要继续蓬勃发展, 需要找到具有先进性、地区性、灵活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解决问题的更多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上海文化,上海人,发展

参考文献

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篇5

摘要：认为要纵深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必须做好五点工作，即保持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平衡、简政放权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加快农业发展夯实农业基础、优化经济发展空间平衡区域发展、完善体制加强保障以改善民生。

关键词：新常态;深化改革;结构调整;市场活力;平衡区域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数越来越大，中国已经无法承受之前高速发展的负担，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已成必然。从劳动投入看，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出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渐放缓。同时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我国较大一部分储蓄将被用作养老，这促使我国投资的资本增长将放缓。可以预见，我国未来经济将进入新常态，增长速率将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并且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就中国经济未来所面临的问题，为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解析了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布置了今年经济工作，确定了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更加详细地总结了经济新常态的新特征，为我国未来经济中长期增长奠定了理论分析基础。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为克服困难，必须从八个方面入手，即注重满足人们需求、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我国在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的路径，同时也为我国20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提出了方向和目标。结合以上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为年深化改革的工作应该从五个方面入手。

一、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平衡

2015年经济工作的任务，首先应是努力保持经济增长，“要求保持增长和结构调整之间平衡，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拖地的总体思路”。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在顶层设计经济政策时，应权衡二者关系，协调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和谐发展，避免因一味依赖扩大投资拉动经济，而错过转型最佳时期，进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稳步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是实现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也是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初步核算如下图，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现比重约为10。2：42。8：46。0，第三产业比重近年来虽得以明显提升，但与国际比较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转变结构必须以平衡三大产业发展为目标，以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促进结构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为经济长久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永久动力。对于第一产业而言，必须以第二、三产业发展为基础，以生产资料资源流转为纽带，带动第一产业的发展，实现第一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专业化。第二产业则必须实现包容性、可持续性发展，其重在提高国家工业化水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着重发挥人力资源与软科学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迎接新技工时代的来临。而第三产业则需协调高低端行业的发展，利用中低端服务业吸收就业人口，解决就业难题，并以高端服务产业发展为重点，辅助其他产业转型，改变消费结构，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的有序、有效的改革。在促进产业转型、平衡三产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可以在每一行业中设立技术龙头企业，给予一定的技术、资金支持，力求以示范企业带动产业革新与转型。当然各级政府在注重平衡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关系的同时，应该着力发展科学技术这一“第四产业”的发展，力图通过科技带动其他三大产业的革新升级。

二、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再造市场经济活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5年第二点工作任务是积极发现培育增长点，“要求各级政府在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是必须依照‘市场要活、创新要实、政策要宽’的原则，激发我国的巨大经济增长潜力”。为此各级政府需优化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构建市场平台、实践人才强国。政府需通过简政放权，减少经济增长对政策刺激的依赖，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杠杆，以增加民间投资效率、刺激大众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减少对市场经营主体的干预，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增强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在市场中的独立经营能力，同时引导国企提升管理能力，加快国际化进程，以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在此基础之上，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手段，构建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平台。平等保护各类资本，发挥民企反应快速的有点，以加强民营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升民营资本投资效率。并且利用倒逼手段，迫使国有企业实行市场化改革，打破垄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当然在给予民营企业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各地区可因地制宜，发挥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各自比较优势，利用国有企业的实力与民营企业的活力激发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进而促进我国企业的战略调整与全面升级。人才强国的实践也是不可或缺，而本次经济会议也明确了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地位。目前，中央及各级政府虽然已制定了中长期的人才发展规划，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源是国家核心竞争力与综合国力的根本保障，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未能得到有效利用，未能深层次的挖掘人力资本的潜力，其发展严重滞后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还有一定差距。为深入践行人才强国的发展战略，应以调整与优化人才结构为目标，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发挥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构建科学、合理的招人、留人、用人体制机制，并辅以资金项目等政策制度上的支持，构建国家级、区域性的专业化人才交流中心，以增强对人才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解决农村“三农”问题

炼磨常态课,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篇6

关键词常态课炼磨专业发展

新课程实施以来，为促成教师在教学专业领域中的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教学部门投入大量精力，积极开展公开课、示范课、观摩课、研究课等一系列教研活动，使一线教师在专业发展上受益匪浅。此类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教育、教学新理念的种子不断播撒入教师的心田，可谓是新课改以来的及时雨，但其势如破竹的风尚并不能完全解释前沿教师在常态课上所遇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教师工作的性质具有长期性、创造性，仅凭听几节公开课、研磨课等是无法让教师即学即用、安枕无忧的，也是无法体现教师工作价值和质量的。在许多公开课难以转移到常态课操作时，大家的聚焦点又开始有所转移。“关注常态课”逐渐被教师们所认同。这种认识的转变是课改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教学观念的进步，这也正说明了教育者的高瞻远瞩。

如果说公开课、研磨课等是新课改下教师专业发展的及时雨，那么，炼磨常态课就是新课改下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片沃土。教育所依附的对象是学生，关注常态课便是关注学生的学习发展。只有课堂“常态化”，以“常课为本”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教学观念。

常态课指那种保持稳定状态的平常课，即教师独立上而没有听课者的平时课。常态课是完全按照执教者的意图设计的，借助必要的教学媒介，灵活自如地实施教学的全过程。

常态课与公开课在执教者心目中最大的区别在于：常态课比较自由，不在乎细枝末节，不追求课堂的完美，不必刻意精雕细琢，只需按骥素图，保持本色，以教有所获、生有所得为宗旨。因此，我们难以用审美的角度去追逐完美，只以自我评价、自我反思为本。

若教师以公开课的精力去备常态课，教师是难以承受的，难免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随性、自由主义。许多常态课都属于自由型，即不按照教案上课。迫于学校教学督导检查，备上一份、临场发挥一份。凭着自己的感觉走过场，上到哪，想到哪。使学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课堂随意性大。

2.拖沓、粗枝大叶。情况稍好些，预设了粗略步骤，但是如何做到前后照应，环节、步骤自然过渡等，却没有精打细算。致使教学过程呈现出衔接不良的现象，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要求相距甚远，孩子们不知老师要讲什么，讨论、思考等缺乏明确具体的要求，学生的学习节奏跟不上老师的拍子。

3.机械、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在常态课上，学生未卜先知，知道老师一贯的做法，每一堂课都重复着以前的戏，调子一样，节拍也无变化，久而久之，学生不仅觉得乏味，甚至会麻痹，对知识没有兴趣。

这样的常态课势必抹杀学生对知识的渴望。造就“师云亦云”的状况，让孩子失去个性的健康发展，更丧失主动积极思索问题的能力。若孩子得不到发展，又哪来教师的专业发展?

想要摒除这种懈怠的教学方式，使常态课真正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利器。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改善：

1.以生为本，做足准备。心中装有学生，是不能泯灭的师德之一。对学生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心里怀揣着从孩子们身上所看到的未来的希望之光，致力于将他们培养成为独立的具有鲜活个性的个体，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心存善意。这样，在我们备课时，就能自觉地思考得更多、更深、更远……放到备课里，也就是备上学生。实实在在为学生，踏踏实实作准备。

2.开渠引水，浇自己的园子。公开课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办法，引用公开课的长处，弥补常态课的不足。不仅如此，还要开渠引同伴之水，借鉴各具特色的教学方式、方法。在同伴经验、名师著作的引领下，把握每节常态课的机会，视其为自己磨砺的战场、成长的舞台。好好演绎、深刻反思，获得发展。创设出符合自身特点的教学模式，总结出可操作性强的类型多样的教学方法。

学习如何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使课堂成为学生乐学的场所；学习艺术揭题的方法，让学生产生悬念与探究心理；学习如何加强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围绕课题，让课堂的组织教学更为严密；学习教态上如何春风满面，充满激情，使常态课的学生精神也能焕发，与学生产生心灵的碰撞；学习如何运用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避免枯燥乏味、无波无澜的课堂；学习如何运用诗情画意的教学语言，为常态课注入语言的灵气……

3.将教学常规做到家。在公开课上，在回答老师的提问时，举手的孩子比比皆是，这与他们老师在常态课上严格的常规训练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如若教学常规没有把好关，教学质量将事倍功半。因此，在常态课上，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倾听、说话、提问、评价等习惯非常重要，这项工作是公开课上无法马上练就的。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是学生学习保质保量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新常态下银行转型发展研究 篇7

金融是我国宏微观经济发展的“核心”, 这就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会“催生”金融发展的新常态, 这就必然会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宏观层面来看, 我国金融发展的新常态主要体现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速“放缓”相适、金融结构优化与产业布局优化相适以及金融监管日趋“严格”等诸多方面。受到经济新常态、金融新常态发展趋势的影响, 商业银行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比如, 风险防控压力增大、不良资产频繁暴露、业务模式转型压力变大规模扩张能力有所减弱、信用风险增大等等, 这就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 对于商业银行的管理者来说, 如何尽快实现新常态下、金融新常态下银行转型发展的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新常态下银行转型发展对策

(一) 转变经营理念, 加快金融创新。

首先, 转变银行经营发展理念。新常态意味着新机遇, 商业银行应该转变经营发展理念, 主动适应新常态, 树立稳健型发展、差异化经营、精细化管理的理念, 坚持走规模发展与效益并重的“路子”, 注重保持收益与风险相平衡, 突破传统的惯性思维, 积极推进银行经营改革, 以为新常态下银行转型发展提供有力地思想保障。

其次, 加快金融创新。新常态下, 银行业内部市场竞争方式逐渐由原来的价格竞争、数量扩张向差异化服务、质量竞争转变, 创新成为了促进银行快速发展、核心竞争力提升驱动型“引擎”。传统模式下, 我国银行业更加注重发展的规模、跨区经营活动, 金融产品的同质化现象十分的突出, 这就导致改革银行之间不得不采取价格竞争, 久而久之, 就对整个银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加快金融创新, 注重对消费者心理、市场需求的分析, 对出现的新业态、新技术保持“开放心态”, 积极、主动地与互联网金融进行融合, 提升银行企业的信息化程度, 建立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的银行服务体系, 这对于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促进新常态下银行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优化业务结构, 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比例。

首先, 优化业务结构。传统产业供过于需、新兴产业作用更加明显是新常态的主要特点之一,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占比例必将进一步增加, 而传统的制造业则会逐渐地向产业链上游、高端进行“转化”。因此, 银行业应该尽快实现从传统的过于重视房地产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行业向服务业、制造业的转移, 优化现有业务结构, 开发适合新型产业、服务业、制造业的金融产品, 为实现银行业务的持续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 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比例。当前, 我国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的放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全面推进, 银行业内部市场竞争程度变得更为激励, 这必然会导致银行“存贷息差额”进一步缩窄。面对目前严峻的挑战, 商业银行必须要加速收入业务结构优化, 重点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总收入”中的占比,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过程中去, 为优质客户提供直接、间接融资服务。新常态下, 企业生产集中程度大幅提升, 银行业可以积极开展诸如企业并购重组、财务咨询等在内的中间业务服务, 以达到优化银行自身收入结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目的。

(三) 严格把控“各类”潜在风险。

新常态下, 银行所面临的内外部发展环境、竞争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要实现银行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目标, 各大商业银行就必须要严格把控各种潜在的风险, 切实为银行的转型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实践中, 一是要坚决筑牢“三道防线”, 从客户资料审核、信贷审批以及后期风险管控等方面建立“三位一体”的风险防控体系, 将各种潜在的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注重信用风险管控, 强化银行从业人员风险意识, 严格落实负责人、各支行、各分行负责人的“职责”, 提升银行系统风险管控能力;三是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将表外、表内以及类信贷业务等全部纳入风险管理范畴, 按照“强化事前防范”、“注重事中控制”、“规范事后评价”的原则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切实做好银行系统风险管控工作。

(四) 优化组织结构, 推进精细化管理。

外贸发展必须主动适应新常态 篇8

一、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2014年我国外贸实现了稳中有进,成绩来之不易

2014年1—4月,外贸遇到了多年不遇的进出口和出口“双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国办发19号、49号文件等多项政策措施稳定外贸增长,推动外贸调结构、转方式。各个部门和地方以空前的力度抓好政策落实,取消了数以百项的进出口环节收费,加快出口退税速度,大力推动贸易便利化,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得到业界的充分肯定。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经过企业的艰苦努力、各部门的共同推动,全年外贸交上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如果剔除2013年部分月份异常贸易垫高基数的影响,2014年,我国进出口实际增长6. 1% ,出口实际增长8. 7% ,超过了年初7. 5% 左右的预期目标。尤其可喜的是,我国外贸在保持增长的同时,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进一步加强。其特点是:

1. 进出口增速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由于WTO统计滞后的原因,我们以2014年1—10月的各国贸易数字作对比可以看到: 在剔除异常贸易后我国外贸增速是7. 2% ,分别超出美国、欧盟、日本0. 4、 2. 3、5. 8个百分点,超过巴西和印度5. 2、8. 7个百分点; 我国出口增速是8. 9% ,超出美国、加拿大、日本5. 6、 4. 9、11. 7个百分点,超出巴西和印度13. 1、14. 7个百分点。

2. 占全球市场份额稳中有升。根据WTO统计数据,2014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是12. 2% ,高于2013年同期0. 5个百分点。我国将继续保持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占世界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提升。

3.市场多元化战略得到继续推进。从国际市场布局看,2014年我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比达到了45. 4% ,同比增长1. 6个百分点。多年来推进的市场多元化战略基本实现,下一步要积极提高质量。

4. 国内布局出现可喜变化。2014年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17. 6% ,对进出口增量贡献率达60. 3% ,首次超过东部。

5. 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从产品看,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达56% ,其中机电仪设备类产品占机电产品比重超过了94% ; 电力、机车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增速超过10%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成为最具活力和出口潜力的经营主体,增长10. 4% ,占出口总值的43. 2% ,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超过7成。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二十多年来首次出口过半,增长近11% ,占出口比重达51. 4% ,对出口的贡献度达87. 8% 。从新型的贸易模式看,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都在蓬勃发展,成为新的增长点。此外,从进口看,2014年原油、铁矿石、铜精矿等多种大宗商品进口量增价跌,客观上拉低了进口增速。但这对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进口效益和国际竞争力、促消费、惠民生、提升国民福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要深刻认识新常态

早在2009年,我们就以机电产品出口做过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没有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出口的高增速也是不可持续的。2002—2007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年均增速高达36. 3% ,从1570亿美元的高基数增长到7011亿美元; 而按联合国贸易统计,2007年德国机电产品出口7269. 5亿美元,美国出口6151. 4亿美元,日本出口4969. 9亿美元。即使不发生金融危机,机电产品出口继续保持这一高增速,那么到2012年时,我国的出口额将是德国、美国和日本出口的总和,分别是德国的2. 6倍、美国的3. 2倍和日本的4. 4倍,占世界机电产品贸易的份额将超过40% 。在我国产业与世界相比仍有明显差距的情况下,这样的规模显然是国际社会难以接受的; 而按照我国过去依赖要素成本的粗放式扩张,对比要获得这一数字而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值得的。

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深刻分析,从改革开放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30多年间,支撑外贸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主要体现在如下5个方面: 一是美国IT革命和金融创新,助推世界经济长周期繁荣。1979—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 4% ,世界贸易年均增长8. 2% 。二是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产业加速向我国转移。20世纪80年代后期,纺织、服装、家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亚洲“四小龙”向我国转移; 90年代后期,IT产业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开始从日韩和欧美向我国转移。大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形成出口能力,参与国际分工,带动加工贸易大发展。1981—2008年,加工贸易 进出口年 均增长25. 1% ,在外贸中占比最高达53% 。三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努力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四是我国具有低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成本等。1995—1999年,我国制造业工人年均劳动成本为729美元,是美国的1 /40,泰国的1 /4,甚至比印度还低。五是我国政府实施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的政策,做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战略决策,促进我国顺利承接了两次国际产业转移,充分利用了上述机遇和条件。

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在产业竞争力并未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对外贸易一路高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外贸高速 发展经历 了3个阶段: 快速增长 阶段 ( 1978—1990年) ,外贸和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5. 2% 、 16. 5% ,主要依托政策扶持、体制机制创新、劳动力成本低等内生因素。较快增长阶段( 1991—1999年) ,外贸和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3. 5% 、13. 6% ,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步伐开始加快,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外资企业 出口占比 逐年提高,从16. 8% 提高到45. 5% 。超常规高速增长阶段( 2000—2008年) ,外贸和出口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4. 3% 、24. 8% ,巨额增量主要来自外生力量,即国际产业加速转移。外资企业自2000年起成为最重要的出口主体,出口占比接近60% ,顺差开始逐年激增。

在五大因素长期的交互推动下,我国外贸形成了“两种方式、两种体系”的二元贸易结构。一般贸易属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主要依托国内产业,出口主体以内资企业为主,需要主动面对市场,不同程度地完成产业链的设计、生产和营销环节,主要出口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以纺织服装、轻工、机械、交通工具产品为主,长期来看进出口总体平衡。加工贸易基于产品内分工,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外生力量为主,出口主体主要是外资企业,主要承担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加工环节,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均由外方掌控,出口产品以IT等高技术产品为主,主要出口发达国家,带来巨额顺差。

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支撑过去外贸快速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国际需求看,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期,长周期繁荣已转变为当前的低速增长,总体复苏疲弱态势难有明显改观。

从产业转移看,跨国公司主导的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明显放缓; 发达国家转向大力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 尚未出现类似IT技术革命的产业,产业转移缺乏亮点、热点和支撑点。

从国际经贸关系看,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经贸摩擦政治化倾向抬头。涉及产品从传统行业向新兴行业延伸,发起国家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延伸,争执点从法律层面向政策和制度层面延伸。部分区域局势动荡,对外经贸关系更加复杂。

从传统竞争优势看,随着经济持续增长,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低成本制造的传统优势明显弱化。

从政策环境看,地方政府行为开始受到严格规范,不得自行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近几年来,我国外贸发展已出现国际产业转移放慢、 产业和订单向周边国家转移加快、贸易摩擦增多、企业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传统竞争优势下降的“一慢、一快、一多、一升、一降”的态势。外贸已经进入新常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从增长速度看,由高速向中速过渡。

从竞争优势看,过去外贸主要依靠拼规模、拼价格、 拼体力、拼汗水,现在低成本优势已难以为继,必须依靠拼质量、拼服务、拼技术、拼品牌。简单从事加工组装环节的车间型、工厂型企业日趋艰难,营销型企业竞争优势更加明显。

从出口支撑力看,过去外贸出口主要依靠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大支撑力。现在,一般贸易继续保持增长, 加工贸易明显走弱,对外投资走出去带动出口步伐明显加快,开始呈现三股力量“一强、一弱、一快”的新格局。 以汽车产业为例,目前,15家重点企业拥有海外工厂58个,产能达到85万辆,成为带动汽车产品出口的重要方式。

从贸易结构看,过去发达经济体是主要出口市场,现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比呈上升趋势; 过去外资企业占比过半,现在民营企业是出口增长主要拉动力; 过去代工贴牌的纺织服装、机电产品是主要出口产品,现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通信、铁路机车等产品成为新的增长点。

从国内布局看,东部地区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中西部作用日益凸显。

从政策诉求看,过去企业普遍希望减税让利给优惠, 享受差异性优惠政策。现在企业诉求开始分化,一大批有实力的企业更希望政府侧重于制度规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而中小企业希望得到税收优惠和资金支持。

从经贸环境看,过去我国是国际规则的旁观者、跟随者,现在必须做参与者、引领者。要善于通过自贸区建设为我国企业营造稳定、可预期的环境,增强国际竞争力。 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以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 像过去那样,持续30年承接国外大规模产业转移,带动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发展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像过去那样,持续30年旺盛的国际市场需求,企业有接不完的订单,只要生产就不愁卖不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像过去那样,长期依赖劳动力、土地、 资源、环境等低价要素供给,企业没有品牌、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售后服务、没有研发能力照样可以接单赚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像过去那样,地方政府可以无约束地搞园区,发债搞建设,招商引资减税让利给好处,用“政策洼地”换取“投资高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像过去那样, 持续30年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涌入企业,员工牺牲家庭生活像战士一样工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三、要千方百计稳增长,坚定不移调结构,主动适应新常态,努力引领新常态,确保外贸持续平稳增长

2015年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据我们对30个重点行业的调研, 要实现2015年进出口6% 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仍然需要付出相当艰苦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外贸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有利条件。 一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均存在互补性,而且是长期、稳定的,世界市场对我国产品尤其是中低档产品仍有巨大需求。二是我国工业体系较为完整、 行业配套能力强、劳动力素质高,综合比较优势依然明显,并在较长时期内继续保持。三是我国已培养出一大批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和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队伍,为我国外贸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宝贵基础。四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外贸高度重视,出台多项政策措施,狠抓落实,推动外贸稳定发展,优化贸易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自贸区建设步伐加快,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范围扩大,“一带一路”等战略加快实施,为外贸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挑战,2015年,我们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商务工作会议的总体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主动适应外贸发展新常态, 紧紧抓住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这一主线,突出创新驱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完善扩大出口和增加进口政策,努力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努力保持外贸平稳增长,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努力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进贸易强国进程,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我们将大力推动我国外贸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努力实现五个转变: 推动出口由货物为主向货物、服务、技术、资本输出相结合转变; 推动竞争优势由价格优势为主向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 推动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转变; 推动政策环境由政策引导为主向制度规范和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转变;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地位由遵守、适应国际经贸规则为主向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转变。

2015年,我们将抓紧落实国办发19号和49号文件, 出台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政策措施,巩固传统优势,加快培育新优势,千方百计稳增长,坚定不移调结构、转方式,扎实推进“五个优化、三项建设”,完成好全年工作任务。

下一步具体要做好以下8个方面的工作:

1. 更加注重营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改进政府服务,创新政府监管模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推进贸易便利化,规范和清理进出口环节收费,积极主动应对贸易摩擦,加强外贸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大力规范出口秩序,加快出口企业组织结构调整。

2. 更加注重贸易与产业的结合。注重推进创新驱动,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从源头全过程多方位支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加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培育力度,创新加工贸易模式,稳步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沿海地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支持内陆地区有序承接。

3. 更加注重发挥“走出去”对外贸的促进作用。鼓励企业通过开展对外投资、国际合作和工程承包,带动中国装备、材料、产品、标准、技术、服务“走出去”,加快自主品牌培育和国际营销服务网络建设,提高国际竞争力, 培育跨国公司。

4. 更加注重培育新的商业模式。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在关、检、税、汇等多方面给予支持,营造符合其发展需要的环境。

5.更加注重实施积极的进口战略。鼓励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稳定资源性产品进口,合理增加一般消费品进口,鼓励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更加重视发挥进口对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促进外贸平衡发展。

6. 更加注重加大金融、财税的支持力度。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和覆盖面,增加险种,简化手续,适当降低保险费率,加大对品牌产品、成套设备、国际营销网络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推动解决出口退税分担机制问题, 调动地方和企业出口的积极性。

7. 更加注重提升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引领多边、区域、双边国际经贸规则制订,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贸区,加快形成以周边为基础、辐射 “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

新常态的解读及其发展之路 篇9

一、经济新常态的解读

经济新常态之所以“新”,自然是相对于旧常态而言,体现在经济增速方面,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际,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着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领跑全球。而随后,经济增速出现下降,到2013年,经济增速更是下降到8%以下,为7.7%,2014年进一步降为7.4%。在2015年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2015年的增速目标降为7%。

在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持续下降之时,全球对中国经济的质疑之声再次响起,中国经济这一以PPP (购买力评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2014年中国GDP为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见下表)已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超大型发展中国家,是否已辉煌不再?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纵观全球,远到工业革命后兴起的欧洲、近百余年引领世界经济政治的美国,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日本、韩国、德国,任何经济体在经历长达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速下降,但这并不代表经济出现疲软,而是经济学中所研究的“稳态”,即相对前期借助后发优势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在后发优势消失后,经济呈现增速相对下降但更加平稳的增长态势,即目前所说的经济新常态中的表现。对此,经济学家萨默斯近期也刊发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即经济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回到一个均值,即世界的平均增长水平,这一规律也被萨默斯称之为“趋中律”。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速表现,大抵可用此来解释。

因此,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速略有下降,大可不必恐慌。且当前我国经济各个层面所进行的“提质”改革,正在从注重技术创新、注重环境保护、解决产能过剩等多个层面进行推进,难免会影响到经济增速。而即使如此,在中国经济增速的绝对值方面,按照2014年7.4%的增长率来看,也明显高于金砖五国平均5.37%的经济增速,而其他金砖四国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俄罗斯统计局数据显示为0.6%、巴西央行预测增长率为0.15%、南非统计局显示为1.5%、印度统计部预测本国经济增长率为7.4%。即中国的经济增速仍明显高于俄罗斯、巴西、南非,只有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的印度与中国持平。而引领全球高速复苏的美国,其增速在2014年也仅为2.4%,明显低于中国。可见,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速仍可傲视全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

二、经济减速原因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仍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对此,笔者认为,研究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可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维度:内在维度是指从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来进行研究,外在维度是指从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角度来分析。而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是内因,同时内因决定着外因。即分析经济何以减速,首先要分析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要素,即资本、劳动力、技术三项,与旧常态时期相比是否发生了变化?

(一)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

本部分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诠释。

1. 资本形成率呈现逐年降低态势

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资本是其中的重要一项,而资本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又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形成资本的来源有多少,二是这些资本来源有多少能够形成有效的资本,即资本的形成率情况如何。在资本来源方面,我国持续多年的高储蓄率为资本这一要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中国的高速发展也吸引了大量外资投资于我国。2000—2014年间,我国保持了高达25%以上的储蓄率,以及较高的外资投资率,这是我国经济连续三十余年高速增长的重要保证。而在资本形成率方面,即我国的高储蓄率有多少能够转化为支撑经济增长的资本,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国高额储蓄率通过银行贷款和税收等形式,转化为支撑实体经济增长的资金、政府投资等,即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本,推动着经济的发展。但近年来,受人口红利消失、一次工业化进程结束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资本形成率正在趋于降低,在此,笔者运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这一指标粗略计算,可以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011年开始呈现下降态势,2012年降到20.67%以下,到2013年降到19.44%以下,再到2014年下降到15.33%,以此推算,2015年很可能继续下降。这使得资本这一要素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功效正在减弱。如图1所示。

2. 劳动力正在转向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产业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30年,我国处于工业化初期,大量劳动力处于第一产业——农业,且伴随着劳动力的大量闲置,在工业化推进的进程中,首先是大量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第一产业转向生产率最高的第二产业——工业;二是之前在第一产业中存在大量闲置的劳动力,包括农闲时闲置的劳动力和过剩的劳动力,均转向第二产业;三是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的科技化水平提高,以及家庭农场等集中生产的发展,也使得第一产业——农业的生产率得到提高。这都使得社会的整体生产率获得了提升。

但在我国工业进程趋于结束之时,我国也如美国等国,出现了相对于目前工业化发展阶段,劳动力生产率下降的局面。一方面是工业化进程趋于结束,同时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提升,推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使得很多对劳动力需求较大的低端制造业正在转向东南亚等国,挤出了大量处于低端产业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是伴随全球工业科技化水平的提升,对劳动力需求逐渐减少。这就要求将过剩的劳动力转向对劳动力需求较大的第三产业——服务业,而服务业又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的生产率相近,而消费性服务业的生产率则明显低于工业,这便使得劳动力在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之时,社会整体的生产率出现了降低。同时,中国的人口红利也在逐渐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呈下降态势,使得由劳动力推动的生产率出现了向下的拐点。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3. 技术创新仍有待提升

在我国之前的经济高速增长中,技术引进大多是通过吸引外资,进而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再进行学习加以模仿,最后再对外出口。可以说,中国将这一模式运用到了极致,遍及全球的中国制造可说是这一成功模式的明证。但在当前,这种模仿式的学习已进入了一定的瓶颈,即一是进一步学习模仿的空间有限,二是很多技术很难再学习获得。这就使得技术这一支撑经济的要素进入了瓶颈期。

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的崛起也是依靠这种模式——“拿来主义”获得巨大的成功,但随后,日本和韩国本国的松下、索尼、三星等知名制造业品牌打造了大量属于自身的知识产权,并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引领下,方才维持其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而我国,目前尽管有如华为、中兴等公司的各种专利数量在世界名列前茅,但大量企业仍在自主研发、自主品牌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且尚未打造出如苹果、三星、西门子等真正引领全球的技术,连一直引以为豪的高铁技术,其牵引、制动、自动控制这三大核心技术中,也有如制动这一技术需要从德国引进,尚未完全掌握。

因此,目前中国支撑经济发展的三项要素(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生产率均出现一定下降,这就难免会导致我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对此,选择何种方式加以化解,又成了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投资驱动呈下降态势

对于我国经济出现减速的外在维度,即从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出发来进行研究,而其中,投资无疑最为重要的一环。之前理论界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一直将其归结为以投资驱动的中国特色经济增长模式,因此,各界一直呼吁我国应降低投资比重,而相应增加消费的比重。对比经济史上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一是经济腾飞的案例,无一不是由投资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二是要提升消费的占比,首先要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而只有在投资驱动后整体国家经济发展,才能带动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在财富效应下,才能推动消费的增长。因此,各国一直注重投资的发展。

从国际比较来看,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投资在驱动投资,进而刺激消费方面的重要性。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复兴。欧洲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在战后可说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而美国为实现世界经济的平衡,以欧洲制衡前苏联,推出了马歇尔计划。对于美国,马歇尔计划实现了国内过剩产能和资金的输出,走出了大萧条的阴霾。而对于欧洲,借助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复苏,同时大量的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解决了战后大量的劳动力安置问题。劳动力的稳定安置,也使得广大欧洲人民获得了稳定的收入,财富水平逐渐提升,进而刺激了消费。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案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德国通货膨胀高企,国内失业率高达50%,魏玛政府无力挽救国内经济形势。而后,德国政府正是通过刺激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公路、铁路投资,进而推动工厂开工,解决劳动力就业,进而带动居民收入提升而实现经济迅速复苏,而德国工业的高收入历史,也是从此时开始的。但可惜,在经济腾飞后,德国走向了战争的错误方向,若非如此,德国足以作为经典案例来研究。

就国内的经济发展来看,“三驾马车”中,就投资而言,分析其支撑经济低迷的原因,可借鉴前面资本形成率分析及投资,尽管在持续增长,但增长率明显降低。而构成投资的组成要素方面,其中带动经济增长效果最为明显的房地产投资方面,可以发现,在2010年后,房地产企业计划投资总额也在明显减速。加之我国当前大量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在东部地区已经饱和,而投资经济相对发展滞后的西部地区,其效能相对弱于东部地区,也使得整体投资在推动经济方面的效能明显下降,影响了经济增速。如图2所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就消费而言,在投资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略显滞后,而经济的降速,也影响了居民消费的意愿和能力,这都影响了提升消费占比,刺激经济的效能。而进出口方面,尽管美国经济在缓慢复苏,但欧洲和日本等国经济的低迷,影响了我国出口的强大驱动力。同时,如前面劳动力要素和技术要素分析方面研究的,我国的出口制造业正在进行的转型升级,也使得我国传统的产业链下游出口模式受到了抑制,影响了其对经济的支撑效能,拉低了经济的增速。

三、开启新常态的发展之路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减速,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并非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只是因为“三期叠加”等因素造成的周期性下降。随后,还会出现增长率的回升,即回到之前的增长稳态,并列出了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经验。日本在1950年、韩国在1970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4年,人均GDP均相当于美国的21%左右,随后也均出现20～30年的高速增长。而当前我国人均GDP为7485美元,接近美国人均GDP的20%,按此规律,也会延续20～30年的高速增长。

但应当看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借助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马歇尔计划等一系列措施,在主导世界经济、政治的同时,也取得了高速的发展。而日本、韩国等国当时的经济体量相对较小,借助后发优势取得了飞速发展。同时,日本在20世纪50～20世纪70年代,亚洲各国的经济弱势和充足的原材料供应,也保证了日本经济的发展。而韩国、中国台湾等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增长,则刚好搭乘上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顺风车,得以延续高速增长态势。而中国,一方面经济体量已超越美国,0.1%的增长所带动的GDP绝对值增长都是巨大的。另一方面,美国尽管是经济危机后复苏最好的经济体,但其实仍未找到真正能够托起经济再次腾飞的新增长点。如今的美国已逐渐进入暮年,因此,拿当前的美国与20世纪的美国相比,也缺乏一定的可比较性。

因此,当前中国更趋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但正在逐渐达到稳态,并维持这一增长态势。而时下首先要找寻的还是新增长点,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过剩产能和资本转变为利润。

(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经济的三项要素中,劳动力的生产率下降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率高的第二产业转向生产率低的第三产业造成的;而资本生产率的下降,同样与工业有关。即在我国当前工业化接近尾声之时,资本形成率难以提高。在技术方面,无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还是“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一直是被提到最多的词。但在提升我国自主创新的同时,也应意识到,当前全球均面临着技术创新的问题。相较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内燃机等发明对生产率翻天覆地的提升,所谓互联网革命和大数据革命,其效果之实对现有资源更为精确的划分,而对于工业及其他产业生产率的提升有限。因此可以说,全球的生产率提升均遇到了瓶颈。

故而,对于技术创新和工业生产率提升的要求和导向,使得美国和德国分别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制造业4.0”,均将生产率提升的方向指向了工业,即将资本投入到产生更大需求的新型工业之中,寻找新的增长点,以提高资本形成率;使劳动力再次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中;而这一切又都需要技术对于工业创新的支撑,以打造中国的“工业4.0”模式。

(二)走出去——提升投资效率

中国当前的经济减速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来判断,应该说,需求并没有明显下降,但供给的过剩则对经济造成巨大的负担。这一方面使得过剩的产能难以消化,也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等。另一方面,供给的过剩使得相对之前同样的投资,其效能较低,生产率难以提升。

而供给的过剩又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三方面,这三方面的投资占到了中国投资总量的85%。而制造业的过剩又受制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笔者认为,因基础设施的投资可惠及多年,伴随经济的发展,目前的过剩日后则可能转化为必需。而房地产投资的过剩则只能是逐渐消化,切不可操之过急。且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增速正在下降,而这使得制造业的过剩无处释放,成为最大问题。

亚洲其他国家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在资金、技术和人力等方面,则相对匮乏,亟需支持。对此可效仿如美国的经验,美国当年在大萧条后,过剩的国内资本和产能正是通过投向欧洲,方才实现了与欧洲的共同复兴。中国若能有效运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将我国过剩的外汇储备和制造业进行适当转移,投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其他国家,既可解决产能过剩的困局,也能将资本、劳动力运用到生产率更高的地区,这对于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的共同繁荣,可谓一举两得。

参考文献

[1]王松奇.2015为什么不是中国世纪元年[J].银行家,2015(1).

[2]李扬.全面认识当前经济形势[N].经济日报,2015—03-04.

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 篇10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工作重心要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

进入新常态, 我国经济运行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增速换挡, 从2010年的10.6%回落到2015年的6.9%。与此同时, 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回落, 至去年12月已连续46个月下降;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亏损面扩大;财政收入增速放缓, 金融领域风险点增多。经济下行及由此带来的挑战和风险, 有外部性、周期性影响的因素, 但主要是内生性、结构性问题, 根本上是因为供需结构失衡、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侧看,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 持续近20年的“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正在悄然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转型升级。在2013年城镇户均达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拥有汽车超过100辆之后, 市场需求正在发生变化, 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至1.0%, 汽车产量增长降至3.3%。与此同时, 居民对消费品的品质和个性化追求与日俱增, 旅游、养老、教育、培训和各类生产性服务需求迅猛增长。

从供给侧看, 受到体制机制的制约, 过去一个时期“井喷式”扩张形成的庞大生产能力难以跟上市场需求变化的节奏。一方面, 煤炭、钢铁、油气、有色和建材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 市场需要的高品质和个性化消费品供给不足, 出现了到境外大量采购商品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 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侧变化, 无效供给过多, 有效供给不足, 供需结构错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可见, 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在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如果说过去在传统产能市场需求还有空缺的情况下仍能以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那么, 随着消费结构升级、传统产能过剩, 再沿用这套办法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 还会加剧矛盾、积累风险。因此, 必须将经济工作重心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 更加注重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失衡, 重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面对结构调整阵痛, 工作重心要从“铺摊子”转向“上台阶”

进入新常态, 伴随经济增速的阶段性转换和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 传统产业面临严重的过剩压力。以钢铁和煤炭为例, 2014年, 我国粗钢产能超过11亿吨, 但产量为8.23亿吨, 产能利用率仅为74.8%;煤炭产能约40亿吨, 在建产能约11亿吨, 但产量仅为38.7亿吨。从供需发展的趋势判断, 传统产业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结束, 再像过去那样圈地建工业园区、搞大规模产能扩张的路子越来越走不下去了。产业发展必须改变传统模式, 从“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 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产业发展“上台阶”, 核心是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应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向零部件和元器件生产与研发、设计、标准、品牌、供应链管理等中高端环节升级, 从生产低品质、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工业品向生产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中高端消费品、高新技术产品和先进智能装备攀升。只有这样, 才能满足市场对产品品质和质量的需求, 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再平衡。

产业发展“上台阶”, 需要实现资源优化再配置。这是指盘活过剩产能特别是“僵尸企业”沉淀的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 将之从已经过剩的产业领域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领域、从低效供给领域转移到高效供给领域。加大资产重组力度, 采取果断措施去产能, 就能扭转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和企业利润下滑局面, 进而促进市场预期发生积极变化, 增强企业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的信心。

面对发展动力转换, 工作重心须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进入新常态, 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 人口数量红利快速消失, 土地、资源供需形势发生变化, 生态环境硬约束进一步强化, 生产要素成本趋于上升, 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转向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个阶段, 制约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是创新能力不足, 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 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

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 最紧要的是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激发千千万万企业的创新活力, 关键是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实践证明, 创新生态环境比创新资源更重要。因为资源是可以流动的, 有了良好创新生态环境, 创新资源就会源源不断地汇聚, 创新潜力就会充分迸发并转化为强劲的发展动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 需要严格的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 透明的商业规则, 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完善的科技成果市场化激励机制, 发达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众筹等创新金融业态, 优质的教育资源, 充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人才供给。对地方政府来说, 应从过去依靠行政力量抓要素供给和项目建设转向培育良好创新生态、抓政策供给和创新服务。只要创新生态环境改善了, 创新型企业就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生长, 新的经济增长点就会不断涌现, 新的动力就会加快形成, 进而实现发展动力转换。

我国经济面临历史性新机遇

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更高水平迈进必经的一个阶段, 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只是其特征之一, 另外两个特征是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仅就速度来说也并不是完全消极的, 因为从国际比较看, 我国6%~7%的中高速仍然是世界范围的高速度;而且这一速度有利于我国加快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更为积极的方面是,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历史性新机遇, 具体体现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

从“天时”也就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看, 作为处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很有可能实现三大历史性跨越。实现三大历史性跨越的现实基础在于:从制约潜在增长率的基本因素——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看, 只有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会对潜在增长率有不利影响, 但却并不会造成我国潜在增长率显著下降;目前我国工业化进入后期的冲刺阶段, 城镇化处于加速发展期, 将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强大推力。

从“地利”也就是我国区域经济结构布局及演变看, 从非均衡发展走向均衡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条件。地区间非均衡发展是经济欠发达的表现, 也是发展中大国必经的阶段。在这一阶段, 部分地区率先发展起来, 而后再带动相对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 逐渐向均衡发展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说, 当相对发达地区达到较高发展水平且增速开始放缓时, 相对欠发达地区有可能进入高速增长期。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呈现了这一梯度式推进特征。当前, 我国东部地区基本实现工业化, 增长速度相对放缓, 但其他未完成工业化的地区呈现加速增长趋势, 这为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拓展了空间。

从“人和”也就是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看, 尽管人口增速开始放缓, 人口老龄化趋势开始显现, 但我国人口至少能从两个方面支持经济持续增长。一是人口总量大, 占世界总人口的22%;二是城镇化加速带来人口结构特别是城乡结构的深刻变化, 既刺激着新的需求, 也推动形成新的供给。从需求看, 大量农村人口城镇化会使人们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形成市场性和发展性的新需求;从供给看, 城镇化加速将缩小城乡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 不仅会增加国民储蓄, 而且会有效刺激需求。

把机遇转变为现实的关键是培育增长新动力。为此, 既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又要注重需求侧管理, 关键是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需要强调的是,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 不能忽视对国内需求潜力的挖掘。

在培育新的有效投资需求方面, 一是适应新科技革命带动的主导产业升级要求, 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投资;二是适应我国经济开始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要求, 加大对现代服务业的投资;三是适应补齐短板和支持长远发展的要求, 加大对能源产业、生态环保产业等的投资;四是适应人力资本积累的要求, 加强对人的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等。鉴于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重要性, 人力资本投资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在培育新的消费需求方面, 必须注重改善供给。优质供给可以创造需求, 低质供给则会抑制需求。我国居民消费受到抑制的最主要原因是供给质量低, 医疗、食品等信息严重不对称领域的供给缺乏有效的质量安全保证。应加强质量监督, 大力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 通过创造有效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来扩大消费需求。

抓住创新这个“牛鼻子”

张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来自哪里?大体而言, 来源于三个方面:提高人力资本质量, 以自主创新逐步替代技术引进和模仿, 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动力;促进信息、知识、创意、制度等新生产要素不断产生, 让经济增长获得更多新增动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要素配置扭曲,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第一方面的动力来自科技创新, 第二和第三方面的动力来自制度创新以及系统创新。可见, 创新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提供核心动力, 支持创新、鼓励创新、引导创新, 就抓住了促发展、谋未来的“牛鼻子”。

提高人力资本质量, 增强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归根到底要靠人, 必须大力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不仅需要满足劳动者的一般生存需求, 而且需要通过发展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体育、信息服务等提高劳动者的健康素质和知识积累水平, 提高人的创新能力。这方面的投入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最为有效的投资。

消除要素配置扭曲, 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加快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 通过释放改革红利和完善调控政策等激励企业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利用市场的“清洁机制”清理“僵尸企业”, 鼓励创新性企业吸收、重组、盘活“僵尸企业”的存量资源。消除干预扭曲, 放松管制, 让市场更有效地配置资源, 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发展现代服务业, 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常态下, 我国开始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现代服务业的充分发展能够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当前, 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 主要原因是现代服务业主体中的大部分存在于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另一部分如电信、金融、铁路、航运以及大量的公共服务部门等存在严格的管制, 导致其对市场需求反应慢, 因而发展速度慢。只有积极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放松管制, 才能充分释放我国现代服务业存量、提升其发展水平, 加快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生成。

主动适应新常态下的外贸转型升级

张燕生

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2 0 0 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全球贸易持续不景气, 很多外贸企业感受到了经营压力。当前, 世界经济潜伏的矛盾、风险和不稳定性还在增加。一是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再工业化结构政策、“跨两大洋” (TPP、TTIP) 自由贸易区战略等, 都存在较强的以邻为壑、保护主义和转嫁风险的外溢效应。二是当前全球油价大跌、美元债务负担增加、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 表明世界经济风险在积累。三是当今世界经济已明显分成过度虚拟化的经济和以实体为基础的经济两个部分, 国际投机资本在缺少宏观政策协调的各国经济之间寻找机会, 伺机发起冲击。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情况下,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我国而言, 这是一个增速适度下降、转型升级加快的新阶段。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 我国对外贸易必然也必须加快转型升级。外贸企业把握这一趋势性变化, 正视困难和压力, 主动作出调整, 就能抢占转型发展的先机。

从“十三五”时期开始, 我国外贸发展进入攻坚决胜阶段, 将实现从汗水驱动到创新驱动、从代工到自立、从中国视野到全球视野的转变。

外贸工作重点将发生变化。在提升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效益的同时, 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在引资、引智、引技、引制的同时, 将更加注重“走出去”;在推进全方位国际合作的同时, 将更加注重扩大对亚非拉地区开放;在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同时, 将更加重视完善人民币汇率、利率、价格的市场形成和决定机制。

外贸方式将发生变化。近年来, 加工贸易在外贸进出口中的比重大幅下降。过去10年, 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已从55%下降到35%, 未来仍将呈下降趋势。一般贸易不仅从贸易逆差转为顺差, 而且在进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 已经达到54%。

外贸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2015年, 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外贸总值的比重达到37%, 这一比重将继续提高;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比重提高到57.7%, 同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总值占比则呈下降趋势。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 “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我国将加快“走出去”步伐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高水平双向开放。对外贸企业来说, 这当中蕴含巨大商机。

我国外贸进入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新阶段, 适应这一趋势的企业将获得更大发展。从国家政策导向看, 2001年, 国家鼓励企业发展境外加工贸易和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2006年, 国家鼓励外贸产品原产地多元化和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2011年, 国家鼓励企业创建国际营销网络、品牌, 重视当地民生和社会责任。“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 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这意味着我国将通过资本输出带动企业进行全球贸易布局、供应链布局、高端要素国际合作布局。

我国外贸进入扩大“一带一路”合作新阶段, 为外贸企业拓展发展空间提供了重大机遇。我国的对外开放正进入扩大对亚非拉市场开放的全方位合作新阶段。这要求我国企业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主渠道的全球综合运作能力;进一步增强掌控和化解国际制度风险、经营风险、市场风险、政治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发展普惠贸易、绿色贸易、合作贸易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在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和标准的同时, 构建有利于平等、包容、共享发展新规则的能力。

品牌经济：新常态发展的重要支撑 篇11

为什么需要打造品牌经济

经过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条件和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比较优势趋于弱化，经济步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新常态是质量效益进一步提升的阶段，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把品牌经济作为新常态发展的重要支撑和进取方向。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总需求不振。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而形成一批国际品牌是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的重要标志。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大部分缺少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微笑曲线”底部，是典型的产品大国、品牌小国。2014年全球企业最有价值的100个品牌中，美国有59个，日本有7个，韩国有3个，我国仅有华为入围，排在第94位。美国90%的出口额来源于品牌经济;一些欧洲国家人均收入靠前、生活富庶悠闲，也在于拥有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凭借品牌溢价功能获取超额利润。我国出口商品大量属于贴牌和代工，自主品牌出口比重仅略高于10%，赚的是“血汗钱”。这也是我国人民“勤劳不富裕”的重要原因。应当看到，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高中低端产品将长期共存，但每个行业都需要一批高端品牌来引领，进而带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新常态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增强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需要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因而品牌消费潜力巨大。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时，就进入品牌消费时代。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7000美元，加之互联网普及和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消费者对品质、时尚、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品牌消费日益成为消费主流。由于品牌经济发展滞后，目前我国多数行业低端过剩、高端短缺，高品质自主品牌供给不足，难以满足消费升级需要。去年我国旅游贸易逆差估计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国居民在海外的品牌消费。应主动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引导企业从产品经营转向品牌经营、从价格竞争转向提供价值服务，提振消费信心，满足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企业品牌与国家形象正相关，知名国际品牌是响亮的国家名片，对于提升国家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崛起的背后往往是一批品牌的强势崛起，韩国经济成功转型主要就是依赖现代、三星、LG等一批优势品牌。100多年前，德国产品被强制标记“德国制造”，目的是限制其低质商品进入英国市场。而今天，“德国制造”已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当前，中国企业具备产量优势，也不乏优质产品，能为众多国际品牌代工，完全有能力打造国际一流品牌。当务之急是坚定不移走品牌经济发展之路，树立强烈的品牌意识，追求精品，讲究诚信，不断提升中国品牌形象和影响力，发挥品牌经济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引领作用、对创新成果转化的驱动作用、对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作用，这是实现新常态发展的必由之路。

打造品牌经济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做大与做强的关系。企业大而强固然好，但大并不必然强。经济发展既需要“航空母舰”，也需要专精特新。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把精力和导向放在做大上，以做大代替做强。当前，我国已从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市场竞争已由过去以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为主转向以质量型、差异化为主，不能再简单地把做大规模等同于做强，应认识到大而不强就是虚胖。规模经济效应是市场竞争的产物，不同行业有不同规模要求，适度规模是最佳选择，盲目扩张只会导致规模不经济。实践证明，只要在细分市场做到极致，产品竞争力强、市场占有率高，即便是小企业也能创造大品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德国制造90%来源于中小企业，其秘诀就是在细分市场达到最佳规模、成为高端品牌。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技术创新居于品牌内涵的核心，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如果不能在技术创新上持续进步，就很难持久发展。很多知名企业的衰败，根源就在于技术路线落后，进而技术创新和应用落后于时代发展。企业内部结构改造、产品质量提升、服务水平改进，都有赖于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的应用。但只有技术创新还不够，还需要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转化为产品竞争力。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技术水平的产品，有的是国际品牌，有的只能低价销售的根本原因。特别是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商业模式创新成为培育品牌的重要途径。据统计，目前美国企业60%的创新是商业模式创新。服务领域的国际品牌尤为重视商业模式创新。阿里巴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营造了集合消费者、渠道商、制造商、服务商的完整产业生态，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只有持续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施具有自身特色的品牌战略，才能培育更多国际知名品牌。

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关系。品牌是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是财富创造的“倍增器”。在经济工作中，既要重视物质生产发展，更要重视品牌资产积累。品牌既可与实物资产融合，又可独立存在，二者也能相互转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兼并重组是常态，跨国并购往往既包括物质资产转移，也包括品牌资产转移，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收购品牌而收购企业。一个时期以来，很多跨国公司通过并购方式进入我国市场，虽然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也导致很多民族品牌被收购甚至“雪藏”，这值得警醒和深思。在国际企业兼并重组中，必须把品牌作为宝贵资产来保护，防止一个企业被收购导致一个民族品牌倒下。

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关起门来搞品牌是没有前途的。越是打造民族品牌，越要注重引进国际知名品牌以及相关的研发、设计、营销等核心环节和高端人才，形成国内外品牌竞争发展的“鲶鱼效应”。只有这样，才能既提供必要的竞争刺激，又满足提升品牌竞争力的需求，不断提高品牌管理理念和运营水平。同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开展战略合作和品牌并购，传播企业精神和民族文化，增强中国品牌的国际认同度，在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中培育一批国际品牌。

如何有效打造品牌经济

实施品牌战略，以品牌经济增强核心竞争力，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市场是培育品牌的根本机制。打造品牌经济，必须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使追求质量效益、创造知名品牌成为各个企业、各行各业的价值追求。但是，仅靠市场机制自发作用还远远不够，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导向作用不可或缺。这方面，国际上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设立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通过国会立法、总统颁奖，推动质量品牌提升。

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迫切需要把品牌战略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促进品牌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融合互动，在经济布局、产业政策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形成强有力的政策激励。一是把打造品牌经济摆上国家战略位置，在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品牌工作推进机制，把中国质量奖与中国科技奖一并作为提升质量品牌与创新能力的国家导向。二是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营造优势品牌生存发展的法治环境，破除地方保护壁垒，加大反不正当竞争力度，完善外资并购审查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三是把品牌战略作为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与市场配置资源有效结合，着力畅通品牌与金融结合渠道，为打造品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四是增加政策有效供给，制定完善的品牌培育、发展和保护政策，增强消费者对民族品牌的信心和忠诚度，强化品牌维权机制，加强品牌企业监管，形成重视品牌、创建品牌、保护品牌的浓厚氛围。

打造品牌经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要抓住新常态下的新机遇，系统部署、狠抓落实，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方向、持之以恒，努力建设品牌强国。其中应特别重视文化的作用。文化是品牌的灵魂，没有文化内涵的品牌缺乏生命力。应大力倡导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管理理念，融合现代工业文明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全社会形成以诚信为核心的商业价值取向，不断提升中国品牌的文化内涵。

常态发展 篇12

早在2001年7月, 河南范县“范县—濮阳”线路上的客运车主们对所有辖区内参加营运不合格的客运车辆进行了更新, 并率先成立了客运协会, 实行“联营统管”。十几年来, 范县发往濮阳的所有参营营运车辆车况良好、车容车貌整洁, 并彻底整顿了车辆争抢客源、乱停乱放、沿街兜圈揽客及途中甩客、倒客、宰客和不按许可线路、异地驻点经营等扰乱客运市场的经营行为, 制止了乱抬、乱降票价等现象。

如今,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的新常态, “互联网+”席卷着传统行业。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 在整个道路客运行业发展不景气的大环境下, 道路客运运输企业该如何作为呢?笔者认为, 必须摒弃传统的“规模冲动”和“速度情结”, 研究和推进降本增效、节能减排的转型发展思路, 力求向管理要红利, 力创质效齐升新阶段。为此, 笔者专门走访了濮阳市汽车运输公司三分公司, 看看他们是如何面对这些新挑战的。

濮阳市汽车运输公司三分公司位于河南濮阳市范县汽车站, 主要提供省际班车、省际包车、市际班车、市际包车、县级班车、县级包车、县内班车、县内包车等客运产品和服务, 日进站车辆达到120辆, 公司名下客运车辆70辆。其中“范县—濮阳”客运线路的“联营统管”就是他们做得好的经营模式。笔者将以“范县—濮阳”客运线路为例, 看看运输公司如何来降低成本实现增效。

一、大胆引进LNG车。2015年春运前夕, “范县—濮阳”线上的首批LNG客运车辆投入使用, 对该线路上该更新的车辆全部进行了更新。截至目前, 该线路上的29辆, 已更新21辆, 剩余的8辆也将在2016年全部更新完毕。新的LNG车, 车内宽敞、起动平稳、噪声小, 细节方面也非常精致—干净整洁的车厢、温馨的提示标语、门轴上精心包裹的隔离层, 这些都让乘客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馨。这也是范县道路客运业首次引进LNG客运车辆, 意味着范县不仅开启了高效清洁环保经济的客运新模式, 也正式开启了清洁能源时代。

据了解, 更新后的LNG车是33座客车, 相比过去的17座, 仅此一项就增加了近一倍的运力。车主给笔者算了一笔简单的账, 更新前, 17座的车跑一个班次要花费80至100元的油费, 而更新后的LNG车跑一个班次只需要花费40元左右的气费, 节省下来的都是纯利润。运力增加了, 运营成本反而降低了, 还能大幅降低汽车尾气污染物的排放, 比汽油、柴油更安全。

二、利用“互联网+”, 充分利用GP监控车辆。所有更新的车辆都安装了GPS, 调度室和监控室可以进行实时监控, 哪一辆车在哪个位置, 什么时间到达哪个地方, 都能一清二楚。全程监控从车辆一出站就开始运行, 路上超速还会自动发出警告, 不仅提高了服务质量, 还提高了车辆行车安全。

同时, 通过运输过程中的“定位监控”功能, 实时获得车辆运输过程中的关键信息, 如车辆位置、行驶速度、运输路线、周边环境、车辆信息、司机信息等。通过信息透明和实时共享, 实现信息的快速交互, 改变之前调度依靠电话等单方面的信息提取方式, 转为信息平台的短信息数据群发, 不仅数据传递快速, 也可以保证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准确性和公平性。

还能通过约束停车时间保障运输时效。俗话说, 不怕慢就怕站, 停车是影响时效的最重要因素。全程监控能有效防止司机在运输过程中的随意停车, 对保障运输时效有直接作用。运输过程中设定车辆停车标准时间, 对于超时停车, 详细进行记录, 并报警提示, 另外报警还需要推送到监管部门, 做到停车过程透明, 实现对司机停车行为的透明监控, 约束司机随意停车以保障运输时效。

三、把安全生产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安全生产不可小觑。安全生产是客运企业工作的生命线, 安全责任重大, 实现安全生产就是最大的降本增效。濮阳市汽车运输公司三分公司把安全生产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平时加强职工思想教育, 强化安全意识, 引导驾驶员、乘务员转变观念, 改“要我安全”为“我要安全”, 杜绝习惯性违章, 路上不开英雄车、疲劳车, 主动参与安全隐患的查找与整改, 不断完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有力地保证客运企业安全形势的安定稳定。

四、客运协会通过对市场调研、预测来决定每天投放市场运力。譬如:“范县—濮阳”线上是每车每天6个班次, 采取“一大一小歇班制”, 以“一周”作为一个单位时间进行循环轮歇, 这样就能保障所有参营客车每天有一辆歇2个班次小班;还有一辆歇一天大班。如此一来, 车辆就有时间进行日常维护、保养, 充分保障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确保运行安全。而在“黄金周”和春运期间, 会根据运量增加程度临时决定加班, 保障人民群众走得了。

五、严厉打击随意压班压点及超载运输行为, 严禁客车超载出站, 落实准点发车、安全法人负责制和层层责任制。“范县—濮阳”线上的30部客车实行“联营统管”, 采取的是“三定四统一一完善”的管理办法, 即定线路、定班次、定站点, 统一票据、统一售票、统一发车、统一结算, 完善营运车辆手续证件。该办法有效解决了“范县—濮阳”线路上客运市场存在的违规、违章经营、无序竞争、服务质量低等问题, 营造了和谐的道路运输经营环境, 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出行, 受到广大乘客的欢迎。

2015年春运前夕, “范县—濮阳”线上的首批LNG客运车辆投入使用, 对该线路上该更新的车辆全部进行了更新

因为“联营统管”模式利润平均化, 多拉一个人或少拉一个人, 都不会影响经营者的利益;这辆车不拉, 下一辆车拉, 不论哪一辆车挣的钱每个经营者都有自己的一份, 经营者自然就不多拉了, 都自觉遵守行规行约。以前可不是这样:每见到一个乘客, 车主也不管超不超员, 就会吆喝:“向里挤挤, 让他上来, 不知下一班何时来呢?”现在呢?“这班满员了, 下班几分钟就来了, 您就坐下一班吧!”说话也客气了, 服务态度也好了。

六、协会组织积极配合运管部门整治“黑车”现象。实行“联营统管”以来, 协会组织积极配合运管部门, 提供举报“黑的”、“黑车”线索, 使运管部门治理起来得心应手, 对“黑的”、“黑车”进行查扣,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给予处罚, 有力地维护了客运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 客运协会降低票价, 也使大多数“黑车”措手不及, 客运车辆打破了“黑车”价格优先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