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精选12篇）

生产关系 篇1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同自然界的运动发展一样, 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活动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 批判以往的唯心史观, 认为它们的主要缺陷是:“至多考察了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 而没有进一步考究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和经济根源, 把社会历史看成是精神发展史, 根本否认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 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唯物史观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 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一直以来, 对于如何理解这一矛盾运动规律, 学界颇有争论。那么, 到底该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规律?

一认识社会规律要区别于认识自然规律

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 二者都有共同性, 即客观性, 也就是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对它只能加以认识和利用, 而不能人为地创造和消灭它, 但是, 它们有共同性的同时也有明显差别。主要表现: (1) 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 自然规律作用的发挥依靠的是一种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 而社会规律则是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活动发挥作用。 (2) 它们作用的范围、大小、程度不同, 自然规律只存在客观制约主观, 只要具备相同客观条件, 就可反复出现, 而社会规律却是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 更为不同的是, 它是历史的, 在不同的社会、国家、民族以及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这就决定了人们认识社会规律要比认识自然规律复杂得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规律作为社会规律, 也必然具有区别于自然规律的特点, 因此, 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解这一社会规律时, 不能仅仅简单地理解它作为规律的客观性, 还要深刻把握人作为社会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就是说, 既要考虑到它的客观必然性, 又要考虑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它的历史性;既要看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必然性, 又要看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只有如此, 才能够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运行的复杂性。

二认识一般规律要区别于认识特殊规律

规律按其作用的范围可分为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一般规律是在一切社会形态或一类社会形态中发生作用。它们是从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抽象出的最一般性的东西, 是对事物本质最一般和抽象的概括。特殊规律则是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或在某一个别社会形态中发生作用的规律。它是一般规律在具体环境下的抽象应用。社会发展规律源于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 并通过这些条件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社会生活及其发展有一般的条件, 也有特殊的条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就是同一般的和特殊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同社会生活及其发展的一般条件相联系, 存在着在一切社会中都普遍发生作用的一般规律, 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 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基本结构、性质和面貌的规律,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等等。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 是一般规律, 对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人类社会普遍适用, 但是这种适用是一般性的, 当具体到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发展阶段, 则有其发展的特殊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解这一矛盾规律时, 既要看到一般规律的普遍适用性, 又要看到特殊规律的具体指导性, 不能脱离了特殊规律, 而用一般规律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比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这种决定不是简单的、机械的, 不是静态的、孤立的, 而是复杂的、动态的以及相互联系的。它在人类社会运行中是作为一般性存在的, 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 是抽象的指导。用抽象的一般性指导具体的现实实践很容易出偏差。再比如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就十分复杂, “新的生产关系总体上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 但并不能排除它的某些环节或方面不适合生产力状况而阻碍其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总体上基本不适合生产力发展, 但也不排除它的某些环节或方面的调整和改变, 能够暂时地、局部地对生产力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要把握整体和部分以及长期和短期的关系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可分成整体和部分, 整体是由它的各个部分构成的, 没有部分就无所谓整体;部分是整体的一个环节, 离开整体的要素只是特定的另一事物而不成其为部分, 没有整体就无所谓部分。当然整体和部分的划分是相对的, 某一事物可以作为整体包含着部分, 又可以作为部分从属于更高层次的整体。

事物的整体及其各个部分都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 并且受到环境改变的影响。事物的部分发生变化会影响整体, 乃至破坏原来的整体, 构成新的整体;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其各个部分, 排除某些部分或吸引新的环节成为其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不是静态的, 而是动态的。整体和部分二者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 没有脱离部分的整体, 也没有离开整体的部分。正如人作为一个整体和各个组成部分诸如手、脚等, 虽然理论上我们可以对人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单个研究, 但是实践上人作为一个整体是和其组成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只脱离了人体的手, 虽然还可以称之为手, 但是已经不能发挥手的作用了。与此同时, 没有部分的整体, 也不会存在。苏格拉底曾指出, 脸把自己的部分——额、嘴、鼻、眼、耳、下颌、颈连成统一的整体。不管脸的这些部分在形成和功能方面多么不同, 也不管它们多么相似, 它们自身不会组成脸。脸是某种统一的整体, 它把部分联结起来, 包括进来, 组成独一无二的整体, 它具有新的、整体的属性。在两性的生物物种里, 无论哪一个单独的个体, 没有另一个性别的个体参加, 都不能繁衍子孙后代, 这不是过去分散属性的简单总和, 而是它们整体联合的结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作为一个整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二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就要求我们在讨论这个规律时, 既不能脱离前者谈后者, 也不能脱离后者谈前者, 而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谈, 不然就会容易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在此基础上还要注意区分长期和短期, 从长期看, 从人类社会整个发展进程来看, 一定的社会形态总是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那种先进的生产关系长期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之上的情况不可能持久, 二者的相互作用和反作用, 势必会使二者在长期内达到一个基本适应的状态, 当然落后的生产关系长期容纳先进生产力的现象也同样不会持久发生。但是如果从短期看, 从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某个阶段来看, 比如在一定条件下, “当不变更生产关系, 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情况下, 生产关系的变更就成为主要的决定方面了”。

总之,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一般的抽象概括, 是从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要比自然规律复杂得多。要想准确深刻地理解这一社会规律, 首先要充分认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充分考虑社会规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作用。其次要深刻领会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作用范围,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如果无视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差别, 生搬硬套地指导实践, 最终只会误入歧途, 导致失败。最后, 还要深刻把握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以及长期和短期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3]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生产关系 篇2

生产力简单的说就是人的创造能力，是人的客观性创新能力，包括人的能动性的方方面面，是在任何时候都具有的，并且思维是占首位的。人类能想的，能说的，能做的都属于生产力，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内部力量。

生产关系则是一个框架结构，是人的主观意志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又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在形式上表现为制度、法律、规定、计划、法则等等。

生产力与生产关二者是并存的，相互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二者之间矛盾的不断交替，对推动社会发展或阻碍社会发展的速度起着决定性作用，简单的可以这样说：生产力是人的实践活动能力，生产关系是人的思维语言能力，在实践活动中如果结合思维与语言表达，效率就会事半功倍，如果没有思维语言或思维语言不切合实际，则会功亏一匮，创业是如此，生活是如此，感情亦是如此。

如何能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人类从古到今以至走向未来一直在探索努力的问题。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二者又象是天平一样，有时左重右轻，有时左轻右重，人类需求的不断发展变化，使得生产关系要随生产力不断进步更新，而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的时间差的这段过程，便是阻碍社会进步速度的主要原因。更新生产关系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也需要出现更先进的生产力，并且新的生产力的能量要达到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极限时，生产关系才会重新组合扩大，来容纳这种新的生产力，其过程之时长没有定值，只能定向，只有在二者轻重相互相交的平衡点上，人类才能快步发展。平衡点维持需要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同时在生产关系上不断添加法码，而控制法码的便是社会政权的掌握者。

张浩：重构教育生产关系 篇3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10年以后，中国有更多优秀的人才愿意当老师，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这就是我作为一个80后，给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2015年12月9日，疯狂老师创始人张浩在首届创业社群大会上作了这样一番深情告白，也正是这段话，让张浩赢得了台下火山爆发一样的掌声。

疯狂老师创业项目由张浩在2014年底创立，2015年1月1日正式上线，线下试点始于合肥，6月，总部迁至北京中关村。它承载着张浩和许多老师的梦想——利用互联网手段，像三十多年前“包产到户”改变中国农村面貌一样，改变整个K12教育行业的生产关系结构，解放教师们的生产力，让好的教师拥有无限成长空间。同时，也期待能对传统教育模式产生触动，让其变得更开放、更灵活，沉淀知识、因材施教，更好地促进中国素质教育的发 展。

经过近一年的发展，疯狂老师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平台上活跃教师超过1万人，学生数超过10万人，在暑期补习的高峰8月份，来自疯狂老师平台的课耗（课程消费）金额达1.07亿元，8月份老师平均收入为27936 元。

传统教育的“黑盒子”与旧课堂

张浩对教师这一职业有着深刻的了解——在他整个家族里，出过十几位老师，他自己又在K12课外辅导领域创业十年之久，是我国南方最大的课外“私塾”——快乐学习集团的创始人。但就是这样一个阅人无数的“资深业内人士”，在给自己的孩子寻找钢琴老师时也遇到了困难：他需要与线下的一对一教育机构对接，老师都隶属于机构，但这个机构完全是一个不透明的黑盒子。

在教育行业，这种“黑盒子”已成行业公害，据《中国质量万里行》报道，2014年上半年，其收到教育类消费投诉976例，是去年同期投诉量的两倍，还呈不断增长趋势。

在硬币的另一面，老师们则只是课外辅导链条上的一个螺丝钉，他们不但完全听从机构的安排，授课收入的大部分也要被这个“黑盒子”截留。“以前在培训机构，我上一堂课两个小时，机构收400元，我只能拿到60元，连20%都不到。”疯狂老师成都分公司教师刘仕春说。这种损耗并非由于个人品性而是因客观成本结构决定的。曾任新东方总裁的陈向东曾经跟媒体算过一笔账：传统培训机构的日常支出中，包括20%多的营销成本、20%多的管理成本、20%多的场地成本，这样，只剩下22%～23%的支出可以作为工资发放给老师。

收入的分配不公仅仅是行业弊端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新一代教育工作者的价值观往往与传统教育体系格格不入。9月25日，上海《文汇报》曾刊登了一个教师的自述，主题是：“我为何要辞职离开体制内的好学校？”作者项恩炜曾是上海一所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老师和班主任，但当他考量学校生活，却有诸多无奈，一个投入百倍精力，不断创造适合每一个学生的教学方式的教师，他所获得的收入是与一个平庸的教师一样的，甚至于在论资排辈的情况下，还不如那些资质平庸的教师。

与之类似的，还有今年在网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写下“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10个字，辞别公立学校，独自上路的顾少强老师。

所有这些事例，折射出的是一个新时代来临时，旧有教育体制与一代新人的不相适应，传统课堂的边界已经成为新生力量生长的限 制。

张浩觉得，要想办法把这个让各方都不舒服的“黑盒子”给干掉，让家长能够公开、透明、便捷地找到老师，让优秀的老师备受尊崇，让教育的关注重点从“体制”回归人本身的成长。

场景错配，互联网教育的难题

实际上，“让教育更透明”这种想法在互联网教育领域并不新鲜，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行业诞生的初衷之一。但是这些网站要么最终如学大教育一样，最终走上了线下服务为主的道路，要么如环球网校一样，选择了通过代理商卖课程的模式，然后被别人收购。

究其原因，这是PC互联网本身的特性决定的。相比移动互联网，PC互联网使用场景极为有限，与客户没有紧耦合，因此高度依赖流量。为了得到流量，可持续发展，许多教育网站因此放弃了最初的梦想，回归与机构教育合作，但这样一来，互联网也就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和透明性。

作为另一个解决方案，部分探索者引入了O2O模式，但线下运营必然涉及教学场地、组织管理等问题，市场推广、房租、人力这三大开支占据了机构大部分成本，事情又会回到原 点。

而且，在张浩这样的资深教育人士看来，过去许多出身互联网的创业者切入教育行业，想象的场景是错误的。

比如许多创业者以为能用IT的手段把家长、学生、老师的意见融合，形成一个大家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却不知道这三者之间的需求根本就是相互冲突的，家长想少交钱多上课，老师相反，学生则希望最好不上课，三者的意见只能妥协，却不可能大家都满意。还有的创业项目，比如已经被创始人龚海燕卖掉的91外教网，以及一些以“机器学习”、“自动生成习题”等为卖点的教育网站，认为可以通过设计课堂之外的在线学习方式，让用户得到很好的学习效果。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要求某人接受教育其实是一种“反人性”的设定，而在线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客户端几乎无任何强制性，用户可以随时地启动、终止服务或者走神、溜号，但当用户的学习效果未达预期时，他们会认为是网站的问题。因此，通过网络虽然可以短期内实现高质量教育培训的良好体验，却无法实施真正的结果控制，口碑自然无法形成。作为所有线下培训机构的起源，K12家教领域，尽管打掉“黑盒子”的刚需非常强烈，目前却没有一个成功转型互联网教育的案例。

传统教育行业的痛点，互联网教育的受挫，成为张浩创业的动力。

解决方案：走向重度垂直平台

张浩认为，互联网教育系统，不应该是一个需要你去专门学习使用方法的工具，也不应成为一个中介，它不是消费互联网而是产业互联网，产业依然遵循自身的逻辑，互联网则构建了产业的应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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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于教师世家，十年中开了三十多家分校，雇佣着1200多全职老师的张浩，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十分简单：把教育的责任交给老师，把移动互联网教育内容纳入现有的教育体系之内。

点开“疯狂老师”的APP，会进入所在城市的主页面。里面有老师的列表，这些老师有经过专门认证的不同等级。点击每个老师，可以看到相应的介绍，教学时间、家长评分、点击量等，还可以预约体验课，时间地点双方共同协商。从支付到沟通，是完全闭环的。实际上就相当于把原来由机构所做的商务沟通内容，下沉到每个老师身上，让每个老师成为一个商业主体，直接对接学生，它的应用场景其实就是现实场景。

当场景想象完成，接下来的问题就呼之欲出：你为用户提供的是尽可能多的选择，还是有限的好选择？

一些在线教育平台喜欢建设“大而全”C2C平台。就像电商中的淘宝，它把尽可能多的各个科目的老师汇集到平台之上，用户可以进入平台之内自由选择。

但是仔细研究之下，张浩发现这种平台有着难以克服的痼疾，那就是要求学生和家长具有较强的辨别能力，规模扩大以后的管理成本也会居高不下。当前的淘宝商家们对此想必颇有体会：在前期固然因为免费等原因很容易开店，但是到了后期，淘店铺的装修费、宣传费、管理费等成本相对于线下商场也不惶多让。与此同时，用户仍然面对着假货、水货等判断难 题。

教育不同于其他服务，用户的选择成本很高，家长无力承担平台试错的成本。因此必须进行更“重”的商业模式设计，解决背后的质量和信任问题。

按照重度垂直的理念，张浩的“疯狂老师”团队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整个商业模式围绕老师构建，一切设计都服务于优秀老师，放大名师价值。

张浩如此设计，基于两个底层逻辑：首先，特定时间内，老师是稀缺资源，他们决定着服务的最终效果;其次，抓住了优秀师资，就抓住了整个商业体系的核心。老师有了向上的动力，整个产业发展水平才可能向上走。

从前述判断出发，“疯狂老师”做了两件事：首先，建立一套前端评价体系，通过专家甄选，对每一位老师进行指导定级和初始定价。随后，每个老师的授课价格放开，由市场决定，对优秀老师的收入不设上限。在这种开放的平台上面，供求关系的变化会很快让一个好老师的价值体现出来。

除此之外，教育行业做重度垂直的方式其实与很多上门服务不同，因为一个学生选定一个家教之后，不太可能经常更换。因此，要想在教育领域形成重复购买，就不能把找到老师当服务的终点，而要穿越价值链的表层，深入下去，建立找到老师以后，师生、家长互动的长效机制。

从这一思路出发，在“疯狂老师”的应用中，努力建设一种多维社交关系。这种社交行为更易被家长接受，形成重复购买。疯狂老师通过成立由特级老师组成的评级专家委员会，确保每一位入驻平台的老师都是好老师，还组建顶尖名师社群、家长社群促进平台生态良性健康发展。

此外，疯狂老师还会帮助老师构建备课工具、作业提交、批阅工具等，方便老师在平台管理教学，记录每一次错题，沉淀数据，让教育者更了解孩子。与此同时，疯狂老师5.0版还推出“云教研系统”，老师可以在平台进行备课资料、教研资料的分享。而这些，也正符合了互联网+教育体系的建设初衷，用互联网承载学习轨迹，积累学习价值。

提供社交工具，建设数据平台，建设信用体系，使得疯狂老师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在线教育系统，而成为一个具有约束力的重度垂直教育平台。

从关注“知识”转向关注“人”

疯狂老师进入市场之后，很快给整个教育行业带来了巨大影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

首先，改变了教师行业的收入结构。今年9月9日，“疯狂老师”发布其暑期产品营收数据，8月课耗（课程消费）金额达1.07亿，是目前市场上在线教育领域最高者。8月份，疯狂老师平台上的老师平均收入为27936元，前30%的老师平均收入甚至达75423元，进入平台的许多教育工作者能够得到三倍于原来的薪资，好老师的收入提升了。

其次，是改变了传统教育的落脚点，从关注知识转向关注“人”。在传统教育中，教师只是知识的传播者、代言人，教师讲授的永远是正确的、标准的、必须让学生牢固掌握的经典知识。在这样的过程中，师生之间只见“知识”不见“人”。但是疯狂老师平台改变了这一点，首先让教学实现了时间上的自由，并让老师以独立教师的身份出现。利用移动互联网工具，教师将自己置身学习之中，把学生“代入”共同学习的状态，教师可以有情感表达，可以有态度立场，可以去质疑追问，更可以坦言自己的未知，甚至求教于“先知学生”。学生不仅仅是在选择课程内容，更是在选择一种价值认同，教师本身也成为最好的课程内容。

最后，这种新形式的互联网+体系使教育体系从原来封闭的圈子，走向开放，让好老师自由联结，实现智慧云平台上的教研。“独立教师”的专业发展不再受囿于传统的师徒制和传帮带，而会是一种双向选择的、优势组合的、需求相契的更加新颖的专业成长“合伙人”。教师之间从“带教”到“合伙”，专业发展告别论资排辈。

张浩认为，线下机构之所以中间赚取那么大的差价最后还往往亏得一塌糊涂，就因为它是一个负循环——老师被压抑、不满，提供的品质不高，家长的口碑不好，因此永远要花大力气进行市场推广。而“疯狂老师”砍掉了传统线下一对一机构的场地、咨询师和学管师成本，让老师的薪资直接提升2倍以上。

据了解，“疯狂老师”每到一地，都引起了当地传统教育培训机构的一阵龙卷风。在今年1～4月份，疯狂老师落地上海、福州、南昌、成都、合肥、青岛、厦门、泉州八个城市，5月份开通武汉、长沙，随后又连续开通北京、广州、深圳、杭州、天津、南京、太原、大连等各大城市并把总部迁到中关村。每个地方都有大量其他机构的老师转投疯狂老师平台。张浩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打下一百个城市，每个城市发展500名老师，重构生产关系。

9月22日的统计数字显示，“疯狂老师”21天内自然新增直接报名生源为12745人（不含体验课）。而据学大教育2015Q1财报，整个第一季度平均单月新增仅9000余人。上线仅8个月，“疯狂老师”就凭借淡季数据超过了已商业运作近15年的传统培训行业老兵。同时，“疯狂老师”9月体验课下单数，在22日已达6713单，平均单日体验课约300单。“疯狂老师”目前日交易量在国内K12领域第一，领先优势还在快速放大。

11月8日，因写下“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一“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而扉声全国的顾少强正式加盟疯狂老师，可以作为疯狂老师引起的这一波浪潮的一个小小注解。

生产关系 篇4

中国长期以来都把军队与社会看作是一种鱼水关系,军民一家、军民鱼水关系也常常形容于各期刊杂志,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不是过于简单了,所谓鱼水关系是我们良好的期许还是真的即使在物质关系上也还存在?军民之间是否也存在竞争关系?由于中国并非军人政权,而是由文人政府掌握着治理权,文人政府与民众的日常交往行为更多,如果治理共同体和民间社会之间存在着鱼水关系,比较而言,文人政府似乎更有优势,鱼水关系应该发生于文人政府和民众之间,文—民之间是不是鱼水关系或者更接近于鱼水关系?本文即旨在寻求对此问题的回答。

一、研究假设

本文假设整个社会存在着两大部门:治理共同体和市民社会,治理共同体即通常所称的国家。国家由两大部门构成:文官部门和武装部门即政府和军队。两大部门共同构成治理共同体,并与社会发生关系,对于这种关系如何衡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财产、物质关系为社会最为本质的关系,因此,对于各个部门来说这种关系用公共支出来衡量是再适合不过的了。鉴于在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整个社会完全由治理共同体主导,即一种威权主义国家,共同体除对国家的运作和维持外,也还必须要维持社会体系的存在,保持对社会的开支,所以,公共开支总的看可以分为国家支出和非国家支出即社会支出两大部分。国家支出包括对文官部门的行政支出和对军人部门的国防支出。社会支出包括科学、文教、社会卫生福利等支出。我们假设资源有限即总开支是有限的,那么,各类开支之间应该为替代关系:一类开支增加可能会造成另一类开支的减少。因为这些开支是各个部门的开支,那么如果存在替代关系,这些部门无论表面上关系多么亲近,它们在事实上都是竞争关系。并且,一旦存在开支上的竞争关系,这些部门行动者会实施竞争性行为,我们假定各部门都有汲取公共资源的能力,并最大化地汲取公共资源,直到它们的权力受到限制或者行动策略受到阻碍为止。又由于各部门支出不是一种可以自由交换的经济要素,而是政治选择、政治决策的结果[1～2]。在短期内,政策或者政治因素的作用也可能会使某两项或者某几项开支同时增长,但如果长期地看,必定会有其他部门开支下降,即形成替代关系。因此,军人部门与市民社会应该是竞争关系而不是鱼水关系。替代关系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 国防优先。

公共支出由治理共同体安排,武装部门又是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部门之一,出于治理者私性,对武装部门的支出即国防支出会被优先考虑。并且如果出现政治决策强调以国防为重心的情况,替代方向就会变成国防支出替代社会支出。

2. 社会优先。

由于政治决策的影响,优先发展社会而牺牲国防支出,替代方向为社会支出替代国防支出。无论以上哪种情况,国防支出和社会支出都是替代关系,武装部门与市民社会都是竞争关系而不是鱼水关系。因此,综合以上,我们可以提出一对假设:H0:长期地看,正如人们惯常认为的那样,国防开支与社会开支之间并无替代,军人部门与社会部门保持着鱼水关系。H1:长期地看,作为国家开支的国防支出与作为非国家开支的社会开支之间是替代关系,军人部门与社会部门为竞争关系。其次,由于中国并非军人掌握政权,军人部门并不与民众发生直接的日常关系,治理权由文人政府掌握,文人比军人更接近民众,如果治理共同体与民间社会存在鱼水关系,这种关系更有可能发生于文—民之间。于是我们又可以提出另一对假设:H10:长期地看,由于总开支总是有限的,文人政府支出和社会支出之间是替代关系,文人部门和民间社会同样也不存在鱼水关系而是竞争关系。H11:长期地看,由于是文人掌权,文人政府长期与大众社会交往,比军人更易接近民间社会,鱼水关系可能发生在文民之间。

二、文献回顾

鲁塞特(Russett)提出与“谁从国防支出中受益?”相反的问题:“谁为国防付费?”当国防支出增长,哪种公共和私人支出被降低了或是不能维持以前的增长率了[3]?由此,开创了国防支出与其他非国防支出替代关系的实证研究。他1969年的文章表明国防支出和社会类支出中的福利支出无替代关系。1982年他又进一步修正了1969年的观点,认为国防支出和其他两项社会支出即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也没有替代关系[1]。凯瑟琳·佩罗夫和玛格丽特·波多拉克—沃伦(Kathleen Peroff and Margaret Podolak-Warren),从四个不同的层次检验国防支出与健康支出的替代关系:(1)国防新项目开支和健康总支出的替代关系;(2)国防新项目开支与联邦级别的健康支出之间的替代关系;(3)国防支出和联邦健康研究及发展支出间的替代关系;(4)国防和私人健康医疗设施和技术投资之间的替代关系。结果表明国防预算与联邦健康支出没有替代关系[4]。罗伯特·E.卢尼和P.C弗雷德里克森(Robert E.Looney and P.C Frederiksen)早期的文献中,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检验表明拉美国家国防支出与非国防支出的具体类别的替代关系并不一致,存在着多种类型[5]。委内瑞拉国防支出和非国防支出项目中的公共服务支出、社会安全—福利支出、住房支出。巴西国防支出和住房支出、社区服务支出存在替代关系,无支出项目与国防支出存在正向关系;阿根廷国防支出与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存在替代关系;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们对12个中东、北非、地中海国家也作了实证研究,研究目的同样也是看,这些国家是否存在着一个部门受益伴随着另外一个部门受损的情况。研究结果认为,国防支出高的国家教育支出和国防支出并无替代关系,反而还会随之上升;国防支出低的国家,健康支出并没有受损,但是如果国防预算支出升高,健康预算支出很可能被升高的国防支出削减[6]。杰弗里·哈里斯、马克·凯利和普拉诺沃(Geoffrey Harris,Mark Kelly and Pranowo)在希克斯和库比希(Hicks and Kubisch)的数据的基础上,对亚洲12个国家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在国防开支和教育开支、健康开支上不存在替代关系。12个国家中,只有尼泊尔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印尼、印度、新加坡在国防开支和健康支出上存在替代关系,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国防开支和教育开支、健康开支之间同时存在替代关系[7]。皮特·赫斯、布伦丹·慕兰(Peter Hess and Brendan Mullan)对77个发展中国家的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关系检验中,分别用了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发现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没有竞争关系[8]。并且在控制了国民收入变量和国外援助变量后,发现国防支出高的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会倾向于升高。亚历克斯·明茨(Alex Mintz)将检验的对象作了颠倒。一般的检验是检验总的国防支出和具体的社会支出比如健康支出、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而他检验总的社会支出与具体的国防支出:军事人事支出、军事采购支出、运转和维持费用支出、军事研发之间的替代关系。实证的结果表明:在长期时段中,具体的国防支出和福利支出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9]。

达贝尔克和麦考米克(Dabelko and Mc Cormick)检验了国防支出对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的影响,认为国防的机会成本对于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都存在[10],即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为替代关系。威廉K.多姆克、理查德C.艾肯伯格和凯瑟琳·M.凯莱赫(William K.Domke,Richard C.Eichenberg and Catherine·M.Kelleher)以政治决策的时间类型将替代关系分为三种时期中的替代关系:长时期、短期以及不连续决策点。三人使用了联立方程组模型,并建立一个由三个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组,估计技术上采用了最复杂的估计技术———三阶段最小二乘。他们首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OLS)估计技术检验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四个国家支出的长时期中的替代关系,变量指标为各项支出占中央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检验证明:长时期中,国防支出和福利支出(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存在替代关系[11]。萨德特·德格(Saadet Deger)采集了50个不发达国家的数据对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之间的替代关系作了检验。他分别建立增长率方程、国民储蓄率方程、教育支出方程、国防支出方程四个方程,然后进行公式推导和计算,结果为: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为替代关系,国防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每提高1%,教育支出相应地降低0.8327%[12]。博比·E.阿波斯托拉基斯(Bobby E.Apostolakis)对美洲19个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国家军事支出和健康支出之间(四个国家例外)、和教育支出之间(一个国家例外)、和社会安全福利之间(六个国家例外)存在替代关系[2]。朱利德·伊尔迪里姆和塞拉米·赛兹京(Jülide Yildirim and Selami Sezgin),采集了1924—1996年土耳其各项支出增长率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修改了鲁塞特(1982)的变量和模型并增加了一个军事支出方程,检验结果发现:国防支出和福利类的支出之间有替代关系,但是在它的子项目上即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国防支出与健康支出之间是替代关系,与教育支出无替代关系[13]。奥努尔·厄兹索伊(Onur zsoy)使用土耳其1925—1998年的数据分析了国防支出和教育、健康支出之间的关系。他使用OLS估计的检验结果为: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为替代关系[14]。中文文献中,刘思琦、胡冰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进行过检验,使用的数据为1953—2009年的国防支出、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时间序列数据样本,两人的检验结果表明: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之间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二者是替代关系[15]。

然而从以上不难看出,这些文献都只是探究国防支出与社会支出的各项诸如健康支出、教育支出、福利支出等支出项类的关系,而没有把国防支出与作为社会支出整体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更没有把这对关系放置于与其他支出之间的关系结构中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真正揭示出各支出所代表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部门在支出关系中的政治地位,研究均缺少政治学的分析。亚历克斯·明茨的验证,虽更近一步,但也只是验证社会支出整体与具体的国防支出各项而不是与国防支出整体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

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为1950—2006年中央政府按照功能类型分类的财政支出数据,以及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8》。分析使用的软件为stata 11。

变量。本文使用各类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理由有两点:(1)用各类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表示变量,可以防止绝对量数据本身的不公正。(2)国防开支仅在国防政府(后勤部门)和文人政府(财政部)之间秘密商定,然后交由人大通过,社会支出各项则是直接由财政部做出,然后交由人大通过,财政项目支出的分配都是在官僚体系内部各部门之间进行,包括社会部门在内的各个部门都在既定的预算收入范围内展开支出分配的竞争,所以,在财政制度内考虑国家支出之以及和社会支出的关系,可能更准确地反映军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比重变量,分子和分母虽都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不予考虑也不影响数值的公正性,因此经济增长率不予考虑。但财政收入由于是作为比重数值的分母能直接影响数值,因此,本文引入财政收入增长率变量。

模型。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献中,理论模型主要有两种:单方程模型和联立方程组模型。从阅读的文献看,大部分使用的是单方程模型,阿波斯托拉基斯在其文献综述中也说明了这一点[2]。鲁塞特最初研究这一问题时,使用的是单方程的线性回归,后来在他1982年的文章中,他建立了分别以教育支出增长率和健康支出增长率为因变量的两个线性方程。哈里斯、凯利和普拉诺沃,在研究教育支出和国防支出之间关系时,使用的是单方程模型:E/CGE=a+bD/CGE+c GDP(E是中央政府的教育支出;CGE是中央政府支出;a是常数项;b是国防系数;D是中央政府国防支出;c是GDP增长率的系数,GDP代表GDP每年的增长率)[7]。多姆克、艾肯伯格和凯莱赫使用的是三个方程构成的方程组模型,估计技术为三阶段最小二乘。大卫·戴维斯和陈士骏建立了5个方程的联立方程组模型,其中两个方程用于检验军事支出的间接影响,其使用的估计技术也是三阶段最小二乘。奥努尔·厄兹索伊使用的理论模型为:YI=α0-α1X1I+α2X2I+α3X3I+εI[I=1、2、3……](YI=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α0=截距项;X1=国防支出占GNP的比重;X2=健康支出占GNP的比重;X3=年实际人均收入百分比变动;ε=随机扰动项)。伊尔迪里姆和赛兹京分别以教育支出增长率、健康支出增长率、国防支出增长率作为因变量建立了三个方程的联立方程组模型[13]:

GRED为教育支出增长率;GRHE为健康支出增长率;GRMX为国防支出增长率;GRTX为税收增长率;GRED是初中入学增长率;GRY是GDP增长率;DUM为虚拟变量;e为随机扰动项;n为迟滞期。萨德特·德格[12],赵黎明、陈炳福[16]等人使用的也是联立方程模型。考虑到财政支出本身是个加总变量,它除国防支出和行政支出还涉及经济建设费用支出、社会文教福利以及其他各项支出,并且这些支出所构成的各自的占比可能同时与其他多个因变量和自变量相关,因此,在模型上,我们认为联立方程模型和似不相关估计是合适的。加上联立方程模型擅长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和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所以,本文考虑建立联立方程组。联立方程模型的一般形式为[17]:

yg为(T×1)向量,Xg为T×Kg矩阵,βg为(1×Kg)向量。

将公式展开并以各项支出赋予变量并加入虚拟变量,可建立方程组

公式中:PED为科学、文教、社会卫生福利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的占比,简化概称为社会文教类支出;PEC为经济建设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PDE为国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PAD为行政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GFR为财政收入增长率;D0为虚拟变量,表示两大战略:“国防优先”、“社会优先”,D0=0表示“国防优先”的年份,D0=1表示“社会优先”。1978年以前国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基本都在18%左右,但1978年后国防支出持续下降,甚至出现不正常的萎缩[18]。因此,本文以1978年为界。μ为随机扰动项。

四、假设检验

本文对1950—2006年数据用上述的三个方程并使用似不相关回归分析,结果列于下页表(见下页表1)的三个纵列模型中:

注:***、**、*分别表示在0.01、0.05、0.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Z统计值。

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PED模型中,即第二个模型中,社会支出与国防支出存在着负相关,并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从长期看社会支出和国防类支出之间为替代关系,即军人部门与社会部门在财政支出游戏中是激烈的竞争关系,而非鱼水关系。因此,可以拒绝H0假设,H1假设成立。

在PED模型中,社会支出与经济建设支出是替代关系,社会部门和经济建设部门同样为竞争关系,但是与国防支出相比替代性较低,因此,国防支出不但与社会支出是替代关系而且还是社会支出的主要替代者,也就是说军人部门与民众社会不但不存在鱼水关系,相反竞争还最为激烈。在PED模型中,社会支出与行政支出为正相关,且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部门与行政部门并非竞争关系而是共同进退,相对于军民关系来说,文—民之间更可能是鱼水关系。由此,可以拒绝H10假设,H11假设成立。

五、讨论

本文的检验证明,长期地看,军民之间并不存在鱼水关系而是相反存在竞争关系,与军民关系相比,鱼水关系可能存在于文—民关系中而不是军民关系中,军—民的亲近程度低于文—民。

社会支出与战略变量呈正相关,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战略变迁为社会优先战略,社会部门的确会从中受益。但本文的模型中并没有反映出战略变迁是否与国防支出呈负相关,即出现一种使社会部门受益而使军人部门受损的情况,倘若如此,本文可以推论认为战略变迁会成为拉大军民鸿沟而使军民之间离鱼水关系越来越远。但各模型并未反映出这一点,因此,本文尚未找到什么因素会影响军民之间拉大竞争关系或者降低竞争强度去趋向于鱼水关系,本文的结论只限于战略变迁会有利于社会部门。

财政收入增长率在表1中,与经济建设费用支出、行政支出呈正相关关系,且非常显著,能通过1%的显著检验;但与社会文教支出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财政收入的增长长期地看会带来行政支出的增长,但会带来社会支出的相对下降。这表明,财政收入增长率会拉开行政部门和社会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可能是支出性地破坏文—民鱼水关系的因素。然而,囿于模型所限,我们尚不知财政支出增长会拉大军民之间的竞争关系还是促进军民之间朝鱼水关系的方向发展。

讨论至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本文结论所带来的启示。如果从物质关系层面看,军民关系并非我们惯常以为的那样是简单的鱼水关系,而是竞争关系。对于这种关系,我们已经不能盲目乐观,以鱼水关系自欺欺人,而需要认真对待。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对社会的投入正在大幅度增加;随着国家的快速崛起,中国军事压力也在增加,加快军队力量建设、加大对军队的投入,建设一支能保障国家崛起成果的军队也是迫在眉睫。而如何平衡这二者的关系,如何使军队支出和社会支出互益而不是互斥并在实质上形成军民鱼水关系,是我们今后要重视解决的问题。

摘要：习惯所认为的军民鱼水关系在实质的物质关系上并不存在,军民之间是竞争关系。与军民关系相比,鱼水关系反而更有可能存在于文人政府与民众之间。在物质关系层面,军民关系的亲近程度低于文民关系。对此,我们需要正视这一问题,不能再盲目乐观,而是要真正建设良好的军民关系。

B生产力生产关系 篇5

生产力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它由人的因素即劳动者和物的因素即生产资料构成。其中劳动者是决定性的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管理、信息等对生产力的作用与日俱增；但它们不是独立的实体，只有通过人和物才能对生产力发挥影响。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它是人们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决定了其它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直接的生产过程中、即物质资料生产四个环节中的“生产”环节中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广义的生产关系是指它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的全过程中、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部四个环节中所发生和结成的各种经济关系。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广义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为生产方式。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内容，生产关系是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关系变化的原因和新旧生产关系更替的依据；是否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是评判生产关系先进或落后的根本标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关系好，关系坏 篇6

比如“并”，，两个人齐齐地站在一起，行为是一样的，心思也是一样的。

“从”，，前面一个人，后面一个人，这种状态就是跟从、随从。那么人究竟要跟从什么呢？应该“从善如流”，人要跟从的是道义，而不一定是某个人。

“比”，，两个人前后相靠，靠近而行。瞧，这两个小人写得特别整齐！天涯若比邻，就是说不管路程相隔多么遥远，两个人的心始终贴近，就仿佛仍然彼此靠在一起。

这三个字从字形上能很容易辨别出字义，不过有些汉字因为字体的演变，我们可能猜不到它曾经也是两个人形，比如“化”。甲骨文字形是这样的，，两个人一正一反，代表着变化，所以“化”就是一种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不露痕迹，但内在已经在深刻更改的过程。

当两个人意见不一致，背对背的时候，各向一方，这就是“北”，。

有点不妙，好像关系开始不好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字：，猜到了吗？这是“争”字。甲骨文字形就像两只手在撕扯一个东西，到金文字形，，这个撕扯就更清晰了。什么叫争斗？就是说，两只手非要把一个东西给扯碎了，即使不能保全它，各自也都非要争到手里。

接下来就来看看“斗”吧。，这真像两个人在打架。

常跟“争”连用的另外一个字是“竞”，竞争嘛。，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小篆，这个“竞”都是两个头上插标的奴隶在搏斗。所以，竞争的“竞”跟兢兢业业的“兢”是同源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搏斗。

瞧，从两只手的“争”，到两个人打架的“斗”，再到两个奴隶搏击的“竞”，关系真的越来越不好了。

生产关系 篇7

一、劳动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要素中的关键因素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生产力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内容, 它表示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地说生产力就是指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和他们所使用的生产资料 (生产工具、劳动对象) 结合起来, 从而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力量, 也就是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征服和改造自然界, 并获得适合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力主要包括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在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 劳动资料中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 也是划分经济发展时期的主要标志。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科学技术被应用于生产过程, 渗透在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当中, 进而引起各个要素的变化, 产生出巨大的物质力量, 使潜在的生产力 (智力要素) 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因此, 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 并且被称为是第一生产力。但, 任何科学技术都是高素质的劳动者的智慧结晶, 而它的应用与能量的发挥是离不开劳动者的。因此, 在这种意义上来讲, 劳动者在生产力要素中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对于生产关系的理解, 我们都知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它反映的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它的具体内容包括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经济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 (生产资料归谁所有) 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一定的交换关系、一定的产品分配和消费关系) 。劳动者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对生产资料的拥有程度决定了他们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 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进而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虽然生产关系最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 在先进生产力的作用下, 必然要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生产关系。所以, 在这里劳动者素质高低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具有的能动的反作用, 也主要取决于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的地位问题, 也就是对生产资料的拥有程度。简言之, 一个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中, 劳动者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

二、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首要因素

当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提出的时候, 我们不能把作为生产力起主导作用的劳动者 (人) 这样一个最重要、最活跃的构成要素忽略在一边, 单纯地去强调科学技术的巨大推动作用, 忘记了劳动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这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史, 不难看出, 劳动者的整个生产过程构成了人类史, 所以,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劳动者是生产力要素构成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 任何科技的进步都不可能离开人的自觉能动性, 任何科学技术也都是靠人们去掌握和应用的。因此,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排斥“劳动者的因素第一”。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 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其实质就是强调掌握了科学技术知识和能力的劳动者是第一生产力, 这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统一的。尊重劳动者的劳动成果, 尊重科学技术, 才能真正意义上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 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走向繁荣富强。让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 成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 才能真正意义上调动劳动者的自觉能动性, 认识到了这一点, 一个社会它的科学技术就会取得迅速的发展, 生产力水平才能提高。

因此, 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是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首要因素。先进的生产力是劳动者智慧的结晶, 而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更需要有掌握了科学技术的劳动者。在我们的国度中, 尊重知识、尊重劳动者体现在国家制度与宪法中, 作为劳动者的我们有责任提高自身素质, 为社会的长足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高素质劳动者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协调发展

从劳动者的现代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等劳动主体的现代化素质能力方面去揭示先进生产力的内涵, 树立包括劳动者的现代化素质能力与物质生产力、人的思想道德与科学技术等多种现代化生产力要素相结合的先进生产力理念, 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生产力概念的创新, 也进一步深化了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内在矛盾和规律的原理的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变化过程, 是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在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告诉我们, 人类社会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生产力发展史, 而生产力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劳动者智慧的延伸史。人类社会的进步只能靠劳动者去实现, 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 既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我们劳动者的己任。

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人民群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 取决于自身素质的高低, 这是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既然劳动者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 而劳动者的权利地位也是取决于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 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 哪怕是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劳动者所有, 也不可能使劳动者真正意义上获得幸福与自由。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把先进的生产关系套用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制度, 最终成为这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桎梏。在超前生产关系下, 也曾经体现了劳动者自觉能动性与创造性所带来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 体现出劳动者在生产力要素中的决定作用, 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就会大打折扣了, 最终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所以,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 才能从根本上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 人民群众才能从根本上获得幸福生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也是要靠劳动者素质的不断提高来实现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必然会成为这个社会进步的助推力。

四、社会主义价值观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

社会主义价值观分为两类, 一是社会主义一般价值观, 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保证和行动指南。强调以人为本, 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构建和谐社会文化的根本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指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人们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 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及主体的行为对个人、社会的意义。所以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可以凝聚人心, 提高生产战斗力, 可以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的自觉能动性, 激发劳动者的生产潜能而成为强大的生产力要素能力, 成为征服自然创造社会财富的力量源泉。改革三十多年的历史, 充分说明了, 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下的劳动者, 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速度是其他社会制度之下难以想象的。而且, 也是人们生活水平、综合国力、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最快的历史见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府和人民共同为之努力奋斗的价值取向, 也就是共同理想。在我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立足基本国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理想, 为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实现社会共同理想的同时, 也是劳动者自身价值得以体现的过程。把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融洽地结合在一起, 只有在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过程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能是为人民服务, 国家服务于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人民的利益不只是物质生活的改善, 更重要的是保证人民充分享有基本人权、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权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以平等为核心, 逐步实现城乡平等、官民平等、教育平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 更有利于培养和教育劳动者, 进而真正提高劳动者素质。当然, 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绝非一朝一夕, 劳动者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认同也不是一蹴而就, 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经历了一些苦难之后的部分劳动者, 对物质生活的渴望和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望也是空前的强烈, 一时间, 为了满足物质欲望, 道德的缺失, 理想的迷失, 使得人们往往忘记了一些基本的要素。但是, 劳动者最终是要回归到历史前进的队伍中, 去寻找真正使大家能获得长久幸福生活的轨迹, 那就是要努力提高劳动者的自身素质, 提高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在这个意义上, 别的社会制度下的价值观都是无法真正让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俗话说的好, “锅里有了, 碗里才会有”。国兴, 家才兴, 社会主义价值观弘扬的就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因此, 社会主义价值观更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

摘要：提高劳动者素质是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客观要求, 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

关键词：劳动者素质,生产力,生产关系,科学技术,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生产关系 篇8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的阐述, 并未提及金融, 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 金融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 已“在使用价值或劳务生产过程中具备某种独特功能”, 已是现代生产力系统中密不可分的重要因素, 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尤其是金融业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市场主体———银行业, 作为现代经济中一个完整的产业, 在对现代生产力系统各项要素具有渗透性和超越性的同时, 其自身内部同样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这就是银行业生产力与银行业生产关系。

银行业生产力是银行业解决竞争与发展问题的能力, 涵盖了营销能力、创新能力、系统支撑能力等。银行业生产关系是金融业发展中各种内部关系的总和, 包括制度、机制、资源配置政策等。两者遵循社会生产两方面有机统一的原理, 银行业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 是银行业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

二、当前银行业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适应的突出表现

(一) 人的积极因素尚未真正发挥

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认为, 人是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第一要素。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坚持以人为本, 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要求。尤其在智力密集型的银行业中,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直接取决于人对事物认知和利用的水平, 只有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 营造相互尊重与信任、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良好氛围, 才能实现对解放和发展银行业生产力有正向推动作用的生产关系。

目前的银行业发展中仍然存在许多消极不利的阻碍因素。首先是没有为员工设计科学、明晰、个性化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导致他们的学识才干难以发挥, 综合素质难以提升, 逐步磨灭热情, 渐渐丧失信心。其次是分配机制不科学、不合理。突出表现为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好干坏差不多, 员工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得不到鼓励和珍惜。最后是权责利的不平衡矛盾较为突出。表现为少数领导干部官僚思想严重, 在享受高薪酬、高福利的同时, 承担的责任少、压力小, 而大部分基层员工奉献多、任务重, 却感受不到组织的温暖和价值的实现。

(二) 制度、机制已成为银行业纵深发展的桎梏

温家宝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定不移的“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 特别是要“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 加快建设现代银行制度”。说明目前制度和机制方面的束缚已经严重影响到银行业生产力的发展, 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目标选择的随机性、粗放型仍然严重, 管理层过于重视业务规模、市场占有率等指标, 片面求大不求精, 单纯求快不求稳;二是上下互通、部门联动的流程银行机制尚未建立, 针对客户需求的服务和创新受到人为地限制, 部门间相互推卸责任, 效率低下;三是科学精确的风险管理机制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既不能因为畏惧风险而放弃发展和退出竞争, 更不能无视风险盲目扩张。

(三) 创新与监管偏离度较大

面对日益开放、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 创新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银行业持续稳定发展, 提升综合竞争水平的不竭动力和重要保障。然而内部的竞争压力与外部风险为本的监管思维常常导致观念与事实、理想与结果的偏离。突出的表现为:一方面, 传统的金融产品创新不足, 盈利模式单一, 服务同质化严重;另一方面, 复杂的衍生产品、虚拟产品创新过快, 貌似低风险的资产组合, 实则隐含了巨大的资产黑洞, 最终引致连锁危机。

(四) 发展中社会职能有所弱化

我国经济结构和金融产业发展历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以银行业为代表的我国金融业,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除了追求最大化利润的经营目标之外, 还必须担负更为特殊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在扶持“三农”发展、助推县域经济腾飞、便利中小企业融资以及为社会广大弱势群体提供惠民金融服务等问题上, 目前的银行业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三、以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协调银行业内部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 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发展, 形成发达的生产力。落实到银行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部关系上, 就是要求我们对于目前仍然存在的不适应先进的银行业生产力和发展要求的落后生产关系, 既不能脱离实际地简单化的加以排斥, 也不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态度, 而是立足实际, 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 要在坚持以人为本思想的基础上, 解决好发展与制度、创新与监管、盈利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

(一) 坚持实施“以人为本”的战略

1. 努力构建和科学规划“一体多元”的文化体系, 为员工设立合适、明确、可执行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一体”是指要有一个统一规范的、以使命、愿景、核心价值和关键行为准则为核心价值观和关键行为准则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文化核心体系。“多元”是指在这个核心体系之下, 应当允许并鼓励多个子文化的培育、创造和个性发展。要通过提炼本行核心价值理念, 创造出“事业用人、待遇留人、情感聚人”的亲情化和睦氛围, 让“为我行献身的精神成为员工的自觉价值观”, 让他们在与企业同步成长的时时刻刻找到归属感, 体验成就感。

2. 合理推行“以激励机制为核心”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包括将物质激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实时性激励与阶段性激励并举、团队激励与个人表彰并重、多用正面的激励方式等。

3. 要注重领导者自身行为的垂范效应, 合理分配领导者与执行者的权责利。

4. 加强培训教育方式的使用。

一方面通过培训了解分析员工思想动态, 加强员工行为动态管理, 另一方面使其感受到被尊重和被重视, 激发爱岗敬业、积极向上的热情, 提升队伍整体合力。

(二) 解决好发展与制度的矛盾

为进一步释放银行业生产力水平, 有必要在内部制度建设方面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实现经营机制的重大转变。

1. 坚持以长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实行集约型、可持续的业务发展方式。

这就要求既不能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而采用降低利润率的方式恶性竞争, 也不能片面追求眼前利润, 不顾风险加大信贷投放。

2. 建立内部运作模式。

按照银行的运作模式重塑业务流程、组织流程、管理流程和文化理念, 形成全新的内部运作模式。新模式下, “以客户为中心”成为银行最根本的经营理念, 银行业从生产导向、产品导向彻底走向客户导向和服务导向, 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再造业务流程, 进而以业务流程为中心再造组织流程、管理流程和决策流程, 最终在市场末端和决策高端建立为客户“量身定做”、并提供“一站式服务”的业务和服务流程。

3. 建立防控和监测体系。

在科学发展的前提下, 对信贷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建立一整套更加严密、科学、有效的防控和监测体系, 为银行业生产力的发展把握航向, 保驾护航。

(三) 解决好创新与监管的矛盾

创新是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必要选择。银行业内部一方面要贯彻“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思路, 以灵活性、多样性、复合性、收益性为主线, 针对不同层次客户开发个性化金融产品, 提供各具特色的金融服务。同时进一步加强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金融同业的协调与合作, 在落实“规范与发展并重, 培育与防险并举”的原则下, 科学筹划、稳步推进, 开展差异化、多元化、国际化、纵深化、全能化的创新金融服务。通过科学的创新, 为解放银行业生产力水平, 提高盈利水平、改善客户结构、增强核心竞争力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

(四) 解决好盈利与社会责任的矛盾

正确处理好盈利与社会责任的矛盾, “寓义于利”, 不仅有利于银行业赢得广大客户对本银行的好感, 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还有利于争取到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认可, 获得更多的特许资源, 为深入合作夯实基础, 对银行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扶持“三农”经济, 支持中小企业融资, 提供“普惠式”金融服务, 既是我国银行业培育客户、做大市场的基础性工作, 又是发掘潜力客户, 深入了解客户需求, 实现厚积薄发、可持续发展的良机。

银行业作为金融业乃至经济社会的一个缩影, 其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规律,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正确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改造并实现适合的银行业生产关系, 对推动和发展银行业生产力, 及至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摘要：银行业作为现代经济社会中重要的金融产业, 在具备生产力特征的同时, 其内部也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特殊矛盾。主要表现为:人的积极因素尚未真正发挥;制度、机制已成为银行业发展的桎梏;创新与监管偏离度较大;社会职能有所弱化。以科学发展为指导, 进一步协调银行业内部关系, 应立足实际, 以人为本, 协调好发展与规范、创新与监管、企业盈利与社会责任之间辩证统一。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银行业,生产力,生产关系

参考文献

[1]丛树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推动大庆商业银行健康持续发展[J].大庆社会科学, 2010 (1)

[2]龚蜀雄.努力实现七个转变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对国有控股银行分支机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思考[J].中国金融家, 2010 (2)

生产关系 篇9

从20世纪40 ~ 50年代开始,亲子关系就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研究热潮; 到了20世纪60 ~ 70年代,对同伴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是初中阶段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从发展的顺序来看,亲子关系是最初发展起来的,伴随着儿童的入学,人际关系也随之发展。而且初中阶段是青少年人际关系行为发生转变的重要阶段,Wright关于儿童交往行为与年龄关系的研究表明,伴随年龄的增长,儿童与父母的交往次数逐渐减少,而与同伴的交往日渐次数增加。[2]研究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及其相互影响就显得极其必要。因此有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调查,结果显示,个体早期的亲子关系质量对其之后的人际关系 ( 包括人际关系、伴侣关系等) 处理策略等有密切的影响。[3]

但是,也有其他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的观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Judith Rich Harris的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4],该理论认为同伴关系在青少年社会化发展过程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家庭因素却没有对青少年社会化发展起到持久的影响。因此这也就否认了亲子关系与同伴关系等社会关系发展的联系。因此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本论文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在初中阶段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过程中,其亲子关系与同伴关系间在内在质量方面是否显著地相互联系。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从山东省济南和泰安市两所中学的初一、初二、初三年级随机抽取学生100人为调查对象,调查问卷收回后,经过筛查,没有回答不合格的问卷,最后保留有效被试100人,有效率100% 。被试年龄13 ~16岁,其中初一年级30人,初二年级31人,初三年级39人,男生合计53人,女生合计47人。

2. 研究工具

( 1) 《初中生亲子关系量表》。该问卷根据有关资料编制、修订,用以调查中学生父母的关系状况,主要内容包括四个维度: 亲子亲和、冲突、满意度、父母的支持和鼓励。问卷回答实行5级评定,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1 ~ 5分。

( 2) 《人际关系 综合诊断 量表》。是用以调查个体的人际关系问题,该量表包括四个维度: 交谈方面的行为困扰、交际与交友方面的困扰、待人接物方面的困扰、跟异性朋友交往的困扰。问卷回答两级评定,回答“是”记1分,答“否”不计分。

3. 研究程序

问卷实行以班级为单位的团体施测,施测前对主持人进行培训,统一测试要求,使用SPSS 17. 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及处理。

三、研究结果

亲子关系状况不同被试同伴关系状况差异:

把初中生亲子关系量表中“冲突”维度各项目实行反向计分,并与“亲子亲和”“父母支持和肯定”和“满意度”各项目的分数相加,得出亲子关系总分,对全体100名被试按该分数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序,从高低两端各取总数的27% 形成亲子关系较好组和较差组,各组人数均为27人,并与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亲子关系质量不同的被试,其同伴关系各个维度平均分差异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 t = 3. 91 ~ 7. 39,p < 0. 001) ,说明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有较明显的相关性。且亲子关系高质量组被试在同伴关系的“交谈方面的行为困扰”“交际与交友方面的困扰”“待人接物方面的困扰”“跟异性朋友交往的困扰”维度的平均分显著低于亲子关系低质量组被试,即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存在明显的正相关。( 见下表)

*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 双侧检验)

结果显示,亲子关系与被试年级交互效应没有达到统计学显著性,说明被试亲子关系与其同伴关系和被试的年级性别相互独立。而亲子关系与性别的交互效应差异显著,达到统计学标准,说明亲子关系与同伴关系和被试性别存在交互效应。

四、讨论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的相互作用呢? 首先,在亲子关系、同伴关系中,由于交往双方角色、交往时间、地位的不同,在关系的性质上也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亲子关系由于本身存在的家长与孩子间的代际血缘关系,是最早的人际关系,也是交往时间最长、最频繁、最为稳定的一种关系,因此影响较为深远。而同伴关系则是地位、年龄、心理发展水平等较为相近的关系,相对亲子关系具有明显的平等性,因而青少年更容易接受其影响。认识到这些关系的特殊性及其在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把握其相互关系。[5]

其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发展心理学的知识,个体最初父母对其的教养方式不同,对儿童的个性特征有很大影响。民主型的教养方式更容易形成良好的性格。而儿童自身所形成的性格特征反过来对亲子关系又产生不同的影响。儿童自身特征的稳定性,导致与同伴人际交往的不同倾向性。因此这对于父母教育婴幼儿,形成主要的教养方式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而且笔者认为,这对于我们进行初中生的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的相关性分析也有启示意义,即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全面的、系统的方式并结合青少年自身性格的独特性来分析其相关关系。

生产关系 篇10

一、家庭承包制面对挑战的创新

(一) 总结失误教训的正确论断

把握生产关系选择生产力的总体趋势, 是作为社会中心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但实践中, 政府对农村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适合生产力准确“度”的把握, 却相去农民甚远。农民以生产关系具体形式为实现生产活动的载体, 时刻都在直接体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 并且能够根据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实际, 自动组合和配置资源, 选择生产组织和管理形式, 即自然而然地创造出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毋庸证明, 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天然存在自动选择机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是总结新中国生产关系曲折发展历史经验提炼而成的经济指导思想。基于指导思想的历史矫正, 家庭联产承包得以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行家庭承包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 集体经营层次又名存实亡, 大批单家独户经营的农民长期难于摆脱贫困。目前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建设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 正是尊重广大农民自觉选择和创造, 生产力自动选择生产关系自然经济运动趋向集体化的实现形式。

(二) 农村生产关系创新的机理透视

马克思根据社会细胞内部矛盾运动规定社会发展趋向原理, 从剖析社会细胞商品入手, 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趋势。中国社会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社会细胞, 是农村家庭经济单元。经济社会最深层次的消费和生产矛盾, 在农村家庭经济单元内部, 具体现象为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人民公社体制下, 家庭经济单元生产功能的主要部分因为通过“队”的形式取代、实现而萎缩于自留地的范围, 多样性消费需求也主要通过“队”直接分配主要消费品化解。所以, 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矛盾由于政治强制外部支持, 在双向低层次水平上维持平衡。但多样性消费需求作为永恒的动力压而不逝, 普遍现象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倾向”, 只是在全方位的政治强制下呈隐形蓄积、伺机待发之势。此乃实行家庭承包制前农村生产力选择生产关系动态运动暂时定格之基本状态。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 家庭重新成为生产功能和消费功能统一的经济单元, 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成为家庭经济单元必须直面和解决的现实, 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驱使农民自发参与市场交换以满足多样性消费需求。农民参与市场交换, 迅速对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优势形成非理论的实践认识, 自觉推动家庭经营从“小而全”向一业为主的专业化转变。但家庭经济单元生产专业化程度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满足消费多样性需求成反比, 此辨证运动, 推动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发生连锁反应, 激化到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外化解决。农村社会细胞普遍参与市场交换而“化”, 自然而然地推动农村经济摆脱自然经济旧辄, 转轨市场化和社会化。但家庭经济单元“入市”, 如同“驾片帆小舟闯汪洋大海”, 受市场骇浪冲击和远洋巨轮挤压倾覆的概率极高。规律既存在于实践, 又是实践的指南。农民对集体生产力大于个体生产力原理同样有着非理论而直观的认识。面对“入市”进则兴、退则衰“入市难”的挑战, 农民自发选择走联合经营的道路。

(三) 破解“入市难”挑战的实践创新

家庭经济单元从被动到主动、从自发到自觉联合经营应对“入市难”, 历经专业户、专业村和商品基地, 形成“户”、“片”、“带”有机组合的规模化商品生产格局。其间, 应运而生的公司等经济实体, 居于链接市场和生产中枢, 一头连接市场, 拿回供货订单;另一头与覆盖范围的农户签订购销合同, 组织农户生产, 事实上形成以经济实体为核心的新型农村经济合作形式。其形如蝴蝶, 经济实体如蝶身, 市场需求和农户生产如两翼。冠名蝶型经济形式比较恰当。

二、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突破

蝶型经济形式在极为广阔的层面上, 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诸多突破。

(一) 开拓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发展创新和谐共荣道路

家庭承包制下的家庭经营形式, 是广大农民守可保基本生活, 进可创新发展的基础, 与现实生产力大体相适应而具有长期稳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凡家庭经营向市场经济转轨早、且转轨成功的地方, 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社会发展就快;反之, 亦然。事实显示,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创新, 是实现农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绕不过去的两难选择。所以, 创造既能实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又适应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 乃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新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形式既以家庭经营为基础, 又以保证产品销路的订单为纽带, 通过入户的系列化技术指导引导和资金支持 (主要是信贷担保) 等途径, 组合家庭小生产进入规模化商品生产经营序列, 实现家庭承包制稳定和组织化有机结合, 在几无震荡之下完成农村生产经营从分散向社会化生产组合的转变, 破解了稳定和发展二律背反难题。参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羊吃人”腥风血雨的小农经济强制改造史, 则更可见家庭承包经营无震荡完成从分散生产向社会化生产组合的转变, 对开辟小农经济社会化改造道路的创造性意义。

(二) 奠定构建生产和市场双向稳定机制的基础

虽然农村生产和市场需求双方都有内在的稳定要求, 但由于融会和统筹双方稳定要求的机制缺失, 双方的稳定要求事实上长期处于割裂和各自为政甚至对立状态。供求平衡主要通过付出巨大代价的生产和市场大起大落途径被动实现。蝶型经济形式将市场需求和农村生产统一于一体, 使双方的稳定要求构成“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倚”互动的利益共同体, 各自稳定的要求在对方稳定的基础之上实现, 构成互为前提的对立统一辨证运动系统, 既在沟通产销层次上奠定市场和生产双向辨证稳定的基础, 又建造了实现双向稳定的机制架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 蝶型经济形式按订单组织有计划的商品生产, 使其覆盖范围的农户生产进入销售安全保障系统, 在解除农产品销售难后顾之忧的同时, 不仅在极其广阔的层面上形成生产稳定进而支持市场辨证稳定的基础, 为普遍构造生产和市场双向稳定的良性循环机制, 提供了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模式, 而且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与市场结合理论的发展, 提供了实践支持。

(三) 完善和延伸宏观调控系统

面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市场化条件下的农村经济, 国家宏观调控的对象主体分散成为千家万户, 有效抑制农户短期行为冲击的载体部分缺失, 调控措施难以进村入户, 以致调控目标屡屡失灵。蝶型经济形式中的“龙头”, 通过市场订单与农户签订产销合同, 变“看不见的手”成为“看得见、抓得牢的手”, 在其覆盖范围借助共同利益驱动和法律保护, 与农户之间实际形成密切的调控和被调控主、客体关系。又依托组织化程度高的优势, 规模化推行科学技术, 经营效益一般远远高于农户各自为政的经营效益, 农民为比较利益驱动摒弃传统经营方式, 所以能够有效抑制农民自发的短期行为。蝶型经济形式中经济实体和农户之间确定的调控主、客体关系, 使农村经营主体由千家万户集中成为相对集中的经济合作组织, 从而使国家宏观调控农村经济的对象, 从“散沙”聚合成为“集成块”而直面范围大大缩小, 并借助蝶型经济形式具有的调控机制, 弥补国家宏观调控进村入户的缺失部分, 事实上构成政府-经合组织-农户式农村经济调控框架雏形, 使国家宏观调控延伸、达到进村入户, 从而提高宏观调控政策到位率, 达到覆盖农村经济末梢———农户的生产经营, 国家宏观调控成为更完善的体系。

(四) 拓宽农业集体化的发展道路

但实行家庭承包制后, 实现农村集体化的依托何在, 路在何方?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形式如下。

第一, 将各自为政的经济单元组合成为小农户、大生产社会化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以户为基本经济单位基础上创造出了新型集体经济构造。

第二, 将分散的家庭经营组合、纳入产销一体化序列, 进行有计划生产形成形散实合的生产经营, 使得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层次事实上进入集体化序列, 无疑是实现农业集体化新型模式, 从而拓开了农业集体化的新途径。

第三, 大规模的专业化商品生产经营发展, 催生农村经济内部分工快速发生, 各种类型的专业化组织和专业协会普遍产生并稳步协调发展, 从各个专门方面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合力, 形成专业化生产发展推动分工, 分工促进联合的良性辨证循环。

第四, 组合家庭小农生产成为大规模商品生产形成的集体生产力, 产生“1+1>2”的推动农村社会层次全面提升乘数效应。随着经济实力增强, 公益事业建设在“民营”层面范围实现了突破性进展, 不仅发达地区而且欠发达地区, 相当批量 (绝非个别典型样板) 的农村出现了“旧貌换新颜”的历史性变化, 使农业集体化重新崛起于存亡危急之际, 实现了否定之否定发展。也证实了邓小平早在包产到户初发的预见:只要生产发展了, 农村的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 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 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

综上所述, 选择和创造生产关系具体形式, 首先是现实的经济运动。农民既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又直接置身于生产关系具体形式之中, 所以最先知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适应与否, 实验地创造出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长期困惑政要和学问家们的历史性难题, 已被农民破解了, 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道路多方面的重大突破。但是, 应当清醒地看到, 农村经济已经实现的重大突破, 主要集中在发展的前沿板块, 农村经济存在的器质性问题———农民收入水平低, 并没有普遍的根本解决。世界发达板块的经济实践证明, 我国近30年来农村生产关系的创造和发展道路的拓开, 确实铸就了继续前进的机制载体, 但是随着国民经济层次的整体提升, 使农村经济组织原本早就存在的挑战, 变得更加严峻。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再度洗牌, 实现新的突破, 业已成为现实存在的势所必然。

三、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势所必然

近30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 发展规模经营是推动农民致富的有效途径。

(一) 现实呼唤规模经营

目前, 在我国耕地的保有量目标18亿亩, 农户大约2.4亿多万户, 每户平均耕作面积大约7亩情况下, 基于粮食种植业低投入、高产出的基础, 再加国家免税减费等惠农政策的支持, 在无特大灾害情况下, 维持温饱当无所虞。但户均经营7亩耕地维持温饱, 既非广大农民之所愿, 又非改变农民收入低现状革命性变革的最佳选择, 更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定目标。而且在全局经济出现不测之时, 比如扩大内需, 拉动消费, 很难有所作为。现实迫切要求对农村经济经营规模形式进行适度调整, 组织规模化经营。世界人口密度最大国家之一的以色列, 早已普遍地实现农业经营规模化, 近30年来我国不少地方农业规模化经营稳步快速发展的事实, 都证明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必须的、可能的和可行的。毛泽东早在1943年就透视指出:“一个处在封建社会的被剥削的农民家庭, 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七口、八口, 只靠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事是很普遍的, 这样的一家, 不但要维持自己的生活, 而且要付出百分制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税给他人”。据对我国河西灌溉农业区的调查, 在使用架子车等手工劳动工具条件下, 每个农业劳动力足可承担经营15亩耕地的作业量。每个劳动力经营15亩耕地的农业小型规模经营, 在国内不少地方已经成为了事实, 且类似“点”、“片”在国内分布很广。事实说明, 发展类似规模经营, 并非天方夜潭。但根本改变“家家都种田、户户小而全, 温饱不困难、富裕差得远”, 则必须统筹发展规模经营, 使粮食种植业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最可靠的途径。

(二) 适度规模经营“度”的两大边界限制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势所必然, 前景十分诱人, 但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度”, 存在严格的两大边界限制:

1、农村人口离开耕地转移的限制

假如, 每个劳动力经营15亩耕地作为适度规模经营最低“度”界限;普遍实行适度规模经营, 那么在全国人均1.3亩耕地条件下, 就必须有90%的农村人口脱离耕地。这在实践操作中, 几乎是天文数字, 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显然不具备普遍的现实可行性。显然这是两难的选择。所以, 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提法极其慎重———“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和“适度”则是刚性边界, 必须极其慎重的加重警示。

2、城市吸纳农村失地人口容量的限制

目前, 各类城市都存在就业一员难求现象。但一员难求现象实际只存在没有稳定保障的临时就业领域。凡稳定就业领域, 普遍都是, 一职难求。一方面数百万大学生不能就业, 另一方面大批大学生还在不断拥出校门加入待业行列的事实说明, 城市稳定就业领域吸纳自身劳动力都十分困难, 大量吸纳农村进城人口的能力十分有限。虽然大学生就业、老城市人口就业和农村进城人口就业存在层次差别, 但对城市吸纳农村进城人口的能力, 不能估计过高。近年来我国土地征用规模达到了每年300万亩。按人均征地1亩地推算, 每年大约有300万失地农民。各地普遍采取征地后一次性支付补偿金的方式, 然后让农民自谋职业。大量农村失地人口进城、不能稳定就业而实际游离于城市, 必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巨大隐患。将会引发多方面的严重后果。2006年发生的巴黎骚乱就是警示。

3、拓开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景

发展规模经营边界限制如此严格, 是否前景无望, 就此止步?答案是:发展艰难、前途广阔。

(1) 从户籍管理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农村人口现在有9.4亿。从现实的居住地统计, 农村的农民大概是7.5亿左右。而现实真正长期留守农村的人口, 大约有2亿农民由于劳动就业的流动以及行政区域的变化, 实际上已经不在农村了 (其中相当批量未达到稳定就业程度) , 这种发展趋势目前还在继续。

(2) 城镇化水平提高加大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我国城镇化水平1990年为26.4%, 2000年为36.1%, 2004年为41.8%, 2000年至2004年期间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约为1000万左右。发展城镇化是既定的国策, 将加快农村人口离土离乡, 带动农村规模经营发展。

(3)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进程加快, 农村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幅度提高。比如, 经营1亩粮田需要18工日, 经营1亩果园需要80工日, 经营1亩日光温棚蔬菜需要150工日, 用工量分别提高340%和730%。早在10年前, 目前, 许多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发展快的地方, 已经出现了较大面积的 (临时就业) “雇工难”现象。目前, 这种现象的存在范围正在稳步扩大, 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前景比较广阔。

综上所述, 农业规模经营展所现出的综合发展态势, 已经提供宏观决策依据的实践基础。

四、结论

近60年来, 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选择与改造小农经济紧密相连, 历经曲折的发展历程, 尤其农业集体化的发展更是经过大起大落后, 创出了农民自愿选择、政府正确引导、平稳快速发展和农业规模经营前景广阔的道路。历史唯物论不仅仅是理论, 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运动。人民群众不仅是革命运动的主体, 而且是生产力选择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经济运动的主体。树立坚定的唯物史观, 尊重人民群众的选择, 支持其实践中的创造, 农村经济社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是完全可能的。这是新中国农村经济改革60年最深刻的教训和最重要的经验。

摘要：家庭经济单元内部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的外化解决, 推动了生产专业化、催生了农村经济市场化, 形成了市场和生产一体化的新型经济形式, 从市场与生产结合、构建双向稳定机制、奠定宏观调控机制基础和再造农业集体化等方面, 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突破。现实提出的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既是再度突破的必然, 又是必须统筹推动、稳步发展的系统工程。

生产关系 篇11

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是任何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就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反之必起阻碍作用。旧中国之所以衰败落后，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资料掌握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手中，生产关系完全违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压得亿万人民透不过气来。推翻旧制度，把生产资料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把被长期严重束缚的生产力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前提。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标志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没有条件建立单一的公有制，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产生，表明主要生产资料被剥削者占有、与劳动者分离的状态已经结束，创造和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重新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可以掌握自己命运而不再任人摆布和宰割的主人。公有制为主体的性质，决定我国的社会人们之间占主体地位关系的性质。这就是主要生产资料由创造和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共同占有， 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分工合作，共同劳动，按劳分配，消灭剥削，共同享受自已的劳动成果。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既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标志，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的源泉。失去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社会主义性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去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制度也就不存在了。

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的和最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共同点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剥削，共同致畗，因而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生产资料为部分劳动者共同所有，代表集体所有制劳动者局部范围的集体利益；后者生产资料为全国人民共同所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并由此岀发办亊。囯有企业作为双层经营联合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也讲究利润，但不像私有企业那样把追求利润作为唯一目标，而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国有企业的性质和职能决定了，它存在和发展的目的和根本任务是为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服务的。在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的时侯，企业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囯有企业获得的利润，也归囯有，用于企业和社会扩大再生产和改善全国人民及企业职工的生活。

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对整个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要求和国有经济应有地位和作用的重要表现。国有经济在关系囯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才表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我国的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国有企业才能在整个囯民经济范围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行使自己的职能和作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这种作用是公有制的主体作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也是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核心作用。它至关重要，不可忽视，也不可模梭两可，可要可不要；它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否则，这些都会变得有名无实。

国有经济解决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的全社会范围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代表着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打破了恩格斯所说的迄今为止人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椐一个共同的计划来发展创造的历史”<<致符·博尔吉乌斯>>，第一次有条件能够根据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和社会發展客观规律的要求来创造自已的生活了。

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

我国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在宏观调控下由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首先是与公有制相结合。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起主体、支柱、控制和决定性作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是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他们的设备原材料来自市场，生产面向市场，产品送到市场上销售。公有制企业之间不仅相互交换，而且与非公有制企业相互交焕，在全球交换，是在生产和交换中发挥主体支柱作用。囯有企业的控制、支配、主导作用，既表现在投资、发展战略、发展方向、生产方式和生产内容上，也表现在市场交换中，最终是通过市场导向完成的。所谓“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完全无视亊实，是站不住脚的。

对国民经济起宏观调控作用是囯有经济控制力和指导作用的重要表现。社会总供求平衡是社会生产力健康发展的条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局部不平衡可以由市场进行调节，全局平衡它则无能为力。全局平衡唯有国家来行使，而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是国有经济。国家通过制定方针政策和计划规划，制定全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通过货帀信贷关系和财政政策，调节经济运行；国有企业通过投资建设，调节经济结构，等等。这些都是市场旡法完成的，唯有掌握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这样的条件。

国有经济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根本保证。只有建立强大的国有经济，才能有强大的国防和国家安全；只有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才能有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冶安全，才能切实维护民族利益。从这次应对西方金融危机可以看出这一点。2008年以来西方发生经济危机，漫延世界，影响我国，我国之所以能够从容应对，将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就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居主体地位，有强大的国有经济作支撑，迅速决断，采取重大措施，扩大投资，扩大内需。我国金融体系比较健全，具有宏观调控能力。我国四大国有银行拥有的资产量和营业额都高于美国银行集团、英国汇丰、法国巴黎银行或瑞士瑞银集团，且资产质量比它们高。当西方各大银行一个又一个破产崩溃，被弄得手忙脚乱的时候，我国四大国有银行巍然不动，能拿出巨额资金，支持扩大投资，应对抵御风险。我国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与这些年来国有经济利润上升，上交财政大幅度增长有直接关系。巩固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掌握和控制带全局性关键性的东西，才能掌握全局，指挥全局，发展全局，否则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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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也是支持、鼓励和引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根本力量。我国不少非公有制企业是由公有制经济转化而来的，原有的发展为它奠定了基础；新发展的和已发展的非公有制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公有制企业为它在资金上、技术上、原材料上、设备上、人才上和市场上提供支持。公有制越强大，国有经济的主导和支柱作用发挥得越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和引导作用越大，非公有制经济才能发展得越健康越好。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可以使公有制经济集中力量发展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关键产业、关键产品，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为公有制经济提供零部件、原材料、技术和市场，促进公有制经济更好地发展。削弱囯有经济， 公有制为主体变为私有制为主体， 不仅非公有制经济难再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和得到徤康发展， 社会主义经済亊业也会有名无实。

国有企业的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上述情况说明，我们不能从一般意义上看囯有企业，也不应就囯有企业论国有企业，而应该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上看国有企业，从是否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上看囯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不仅仅关系到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量变为质， 而且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关系到我囯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

要看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都必须从这一实际岀发办亊，否则就会犯超越阶的错误。但是不仅初级阶段会向中级、高级阶段发展， 而且初级阶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不断根据新的情况，深化攺革， 调整生产关系， 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现实情况告诉我们，支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发展壮大囯有企业， 是我国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切不可重视一个方靣，而忽略另一个方面。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就是怎样看待公有制的比重。衡量一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既要看质，又要看量，应把质与量统一起来看待。量与质比较，质居第一位，但量也不能忽视。因为质与量是难以分开的，而且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没有一定的质就没有一定的量，而没有一定的量也谈不到质。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质变，而质变，又会带来量变。所以，把握其中的度十分重要。对于国有经济的量，不能只看绝对量，还要看相对量，即看它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绝对量表现达到的水平和规模，相对量方能显示它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只是绝对量增长，而比重下降了，就意味着非公有制經济增长得更快，国有经济的实际地位降低了。

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掌握控制经济命脉，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物质基础在整个社会经济关系中居主体，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必须控制经济命脉，公有制的数量和质量在国民经济中必须占主导地位。如果国有经济的比重严重下降，那只能意味着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削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在削弱。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取消公有制主体地位，就是取消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情况必须引起高度警惕，不应允许继续下去。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诉根本原则。”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小平同志的这句话。

生产关系 篇12

从2004年开始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对种粮农民按面积实行直接补贴, 当年全国有6亿农民从中直接受益, 平均每个农民因此一项增收19.3元。种粮直补 (即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 是国家为保障粮食生产、减轻农民负担而实行的一项惠农政策, 实施至今已有8年, 但笔者从一名基层农技人员角度来看, 此惠农政策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扶农惠农作用, 但在我国南方丘陵农业生产区, 对稳定粮食生产、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大。

1 种粮直补发放程序及标准

1.1 种粮直补申报程序

每年底省、市、区县逐级下达次年种粮直补资金额度和申报办法, 再由基层社、村统计种植面积经公示等民主程序后填报给街镇, 然后由街镇汇总报区县财政审核后进行拨付。但在实际申报过程中, 社村干部为平衡本社社员, 一般都是按第二轮土地承包面积扣减退耕还林等不能重复享受的面积外进行上报, 对是否耕种或撂荒并没有很好的进行实地检查。

1.2 种粮直补对象

种粮直补的对象是种植水稻、玉米、小麦等农作物的种粮大户和农户, 但从走访了解到由于种粮的成本增加和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 现农村的撂荒地越来越多, 实际耕种面积急剧下降。但各级在填报种植面积时为保证稳定, 于是不管是否种植都予以上报, 上报的数据中虚数较大, 很多未种植农作物的土地所有者依旧获得了国家的补助, 这样使国家资金被套取严重, 国有财产严重受损。

1.3 种粮直补标准

2011年重庆市对种粮直补标准分为对种粮农户进行直补和对种粮大户进行补贴。种粮大户实行2个档次的补贴标准, 种粮1.33 hm2以上 (含1.33 hm2) 至6.67 hm2以下 (不含6.67 hm2) 的种粮大户, 农资综合补贴137元/667 m2, 粮食直补3元/667 m2, 合计补贴140元/667 m2。种粮6.67 hm2 (含6.67 hm2) 以上的种粮大户, 农资综合补贴197元/667 m2, 粮食直补3元/667 m2, 合计补贴200元/667 m2;种粮1.33 hm2以下的一般种粮农户, 农资综合补贴102元/667 m2, 粮食直补3元/667 m2, 合计补贴105元/667 m2。对一般农户的补贴, 区、镇街、村社各级根据农户上年粮食实际种植面积和2011年统一的补贴标准, 按“自下而上”的程序核定到每个农户, 并将每户农民的补贴面积和补贴资金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发放。转包、转让、租赁等形式流转土地种粮的, 补贴资金原则上兑现给耕种农户, 如转让双方对补贴有约定, 按双方约定意见办理。村社集体机动地种植粮食的, 补贴给种植农户。

2 两点思考

2.1 种粮直补对象和范围的广普性

现行的种粮直补政策针对的是广大的农村农户, 不管种植面积多少均按“自下而上”的程序进行核定。在大力提倡精简人员的情况下种粮直补就无形当中增加了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且容易滋生基层干部的贪污等不良作风。这样形成“普惠”政策, 变相成为国家对有承包地农民的一种福利。

2.2 种粮直补对稳定粮食生产所起的作用

在南方大部分地区人均耕地均没超过667 m2, 种粮直补资金也只有100元左右, 对大多数农户家庭来说对其家庭总收入影响也不大。在国家末减免“农业税”以前, 农户的承包地要向国家和集体缴纳一定的税费, 有部分农民对耕地的价值不是很看重, 但在国家减免“农业税”后农户保留现有承包地就能得到国家发放的补贴, 加之中国农民的“恋地”情节, 造成有意愿和有能力种地的人没有地来发展农业, 即使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取得土地的使用权, 因土地原因导致经营成本过高是造成很多农业业主“夭折”的主要原因。所以, 在南方现有人均耕地少, 耕作成本相对较高地区种粮直补对稳定粮食生产作用不是很大。

3 五点建议

3.1 制定好农业生产发展规划

近年来由于统筹城乡发展和城镇化建设需要, 不可避免地造成城市发展和耕地面积减少之间的供需矛盾。为解决生存与发展的矛盾问题, 建议以区县为单位按本地区人口发展规划确定好本地区农业生产区并以立法形式至少保持20~30年不能改变, 同时按市场需求和生态环境适宜区来制定好本地区农业发展的规划, 经营业主只能按制定好的规划来进行生产经营。这样为农业生产和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3.2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根据本地区制定的农业生产和发展规划,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1) 农业生产要实行规模发展。在农业生产区域进行农业生产的企业或个人要求达到一定的规模, 个人农业生产者至少3.33 hm2以上, 农业企业至少20 hm2以上, 同时生产产品要符合农业发展规划要求。这样才能对农业生产产品进行规模生产, 产品成本才有可能降低。 (2) 农业生产者实行准入制。对农业生产区域进行农业生产的企业或个人要实行准入制度。对进行农业生产的个人由区县农业主管部门核准其农业生产资格;对进行农业生产的企业由区县农业生产主管和工商、税务等部门进行资格审查并按生产规模由企业准备农业生产发展储备基金, 对农业生产发展储备基金管理由区县成立专业机构实行专款专户管理, 以便在农业生产环节为企业提供资金担保。这样为农业生产提供人员的物资保障。

3.3 集中财力物力进行扶持

农业生产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但农产品的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生产过程中依靠的气候等环境等因素存在不确定性;在销售环节受国际大环境影响也较大, 属于弱势产业。所以, 国家可以参照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发展经验, 集中财力和物力对农业生产企业和个人进行扶持, 以稳定农产品生产,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3.4 加大监督和检查

各区县农业生产发展规划由各省市汇总并报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备案, 同时由国家成立独立的专业机构利用先进科技手段 (如卫星遥感等) 对各区县在农业生产和发展中各环节进行监督和不定期检查, 对违反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一律严处直至追究其法律责任。

3.5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