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解读

新历史主义解读（共12篇）

新历史主义解读 篇1

库尔特·冯内古特 (1922-2007) 是20世纪美国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然而,其文学地位却并非一举成名,自1950年处女作《自动钢琴》发表后便一直被看作科幻小说家,直到1969年才因《五号屠场》的发表奠定了其在文坛上的地位,纳入20世纪美国“黑色幽默”作家的行列。《囚鸟》是冯内古特70年代的作品,小说既没了科幻小说的天马行空,也没有黑色幽默的相视一笑,而仅仅是一部“一代人的自传”而已。在这部“自传”里,作者使用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将历史的真实性和小说的虚构性熔于一炉,揭露20世纪以来的美国历史,批判美国社会,形成了一部新历史主义的典型之作。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历史主义是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强调文学本体论的批评思潮的一种反拨。主张文学文本批评的跨学科性,让文学文本参与到其他文化文本的对话中来打破文学文本受保护的独立状态,使得文学批评从内射性转向外放性。文学和历史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新历史主义关注焦点之一。新历史主义指出文学与历史二者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前景“和“背景”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历史话语和文学话语之间的隔墙是不存在的,历史学家研究的不一定就是“事实”,而文学家所写的也不一定就是“虚构”,历史和文学从此等量齐观。小说《囚鸟》将文学创造的想象性和虚构性与历史事件的事实性糅合在一起,使得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同台表演,上演了一出“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美国历史大戏。

一、文本的历史性——作者笔下的真实历史

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文学与社会背景以及其他形式的各种文本是密不可分的,文本则是特殊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文学文本则是经过作家转化的文本符号,历史文本同样也是经过历史学家的转化后形成的历史文本符号,因而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此外,不断被完善修改的文本自身也成了一种历史文化事件,文本不仅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参与着历史建构。因而,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文本是具有历史性的。

《囚鸟》开篇“是啊——基尔戈·屈鲁特又回来了”,冯内古特明确表示过“屈鲁特其实并不存在。在我的其他几部小说中,他是我的另一个自我(《时震》;9)。”科幻小说家屈鲁特已经被公认为是冯内古特本人在其作品中的代言人,无形之中消解了整部作品的历史客观性,建立了主体化的叙述角度。小说情节由主人公,身穿灰绿色囚服的瓦尔特·斯代布克的出狱展开,随后作者缓缓道出了主人公斯代布克的跌宕起伏一生中的三次入狱,这其中作者巧妙的将虚构的主人公与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挂上了钩,从而勾勒出美国自20世纪以来七、八十年的历史。通过虚构的“库耶霍加大屠杀”,描绘出美国20世纪以来尖锐的劳资冲突 ;通过叙述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冤案——萨柯和樊赛蒂事件,表现了作者对只保护资本主义的美国法律的憎恨 ;通过对美国臭名昭著的水门事件的叙述,则无情的揭露了美国政府的虚伪面,讽刺了腐败的美国官僚政治 ;作者更是通过塑造拉姆杰克公司的老板——玛丽·凯瑟琳· 奥朗尼的这一形象挖出了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实质——只能是无止境的剥夺和压迫。在这一系列的虚虚实实的事件里,上到美国的上层建筑,下到经济基础,作者对其无一不进行了揭露和讽刺。所有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虚构的无迹可寻的小人物,还是响彻历史长河的大人物,都无法逃脱当时经济和政治势力的束缚,不得不被历史势力所左右。同时,作者在创作《囚鸟》时并没有将史书上的记载内容原封不动的照搬过来,而是在这些记载中进行取舍修改,让虚构的小说人物不经意间闯入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成为历史事实,小说最后作者竟堂而皇之的将作品中的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的名字清清楚楚的列出来,告诉读者哪些是历史真实的,哪些是作者自己虚构的,以示清明。作品中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经过作者笔尖的刹那都有了些许的变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作者的主观创作,而是作者在已有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添加一些虚构情节,使得历史事件和人物变得更为可信,作者清楚的明白所谓历史人物,也已经是对自身进行过虚构的人物了。

在《囚鸟》这部真实亦虚构的小说里,作者冯内古特在使用其惯用的一些后现代主义写作技巧之余解构了历史,使得人们明白“历史不再是赋予世界的一个连贯的故事形式,而是一个又一个不断更新着的认识层面,它将不断地激发我们对世界做新的思考(盛宁,1994 :260)。”

二、历史的文本性——作者笔下的历史

蒙特罗斯所提出的“历史的文本性”,是指批评主体是无法亲自去体验历史。如果没有流传并保存至今的文献,人们是无法对历史进行探索的。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总是无法避开主观对历史的理解,历史文本从而也具有了文学文本的虚构性。通过小说创作的文本和文化层面更清晰地表现出历史的文本性。

从文本层面来说,文学不是被动的反映历史,而是主动参与历史意义的颠覆和建构。主人公瓦尔特·斯代布克毕业于美国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从而成为了一名“哈佛大学毕业的上等人”,就在斯代布克认为政府里越来越多的职位由哈佛出身的人来担任合情合理时,却又发现原来许多“不入流”的人是来自哈佛的,而在监狱里,“哈佛出身的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稀罕的地方”,甚至是“许多坏事都可以追究哈佛的责任”。作者冯内古特显然将哈佛大学描绘成美国的缩影,改名换姓的去读哈佛的斯代布克则是所有放弃一切来到美国追梦的欧洲人的缩影,他们以为只要来到美国便会拥有一切,却原来不过是进了一所放大了的监狱,一个“屠宰场”。斯代布克不仅仅是那些来美国寻梦的人的缩影,也是美国最普通民众的写照。他同大多数美国民众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相信“和平、富裕、幸福总是能够想办法实现的”,然而最终他知道怀有这样信念的自己只是一个“傻瓜”而已。通过斯代布克这个缩影形象,美国旗帜飘飘所宣扬的资本主义的“民主、人权、平等和幸福”已经荡然无存了。而人们一直以来所以为的“美国梦”的美好的传统意识也完全被颠覆,建构了一个即便是在美国这么一个众所向往的国家里也会有不平等和压迫的意识。

从文化层面来说,小说的创作离不开作者所处时代文化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表现出的现实的不确定性、思想的不统一性致使人们产生了新的观念来看待世界。作为后现代主义作家之一的冯内古特,更是认为传统的小说模式已经不适用于表现后现代不确定的世界,不能有效地表现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囚鸟》是冯内古特后现代作品之一,小说的创作技巧带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特色。

小说“支离破碎”的情节便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常用的技巧——蒙太奇 (montage),是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有意识地结合,从而表现出后现代的一种“非连续性”的时间观。《囚鸟》第一章短短三页纸的内容里,读者仿若身处时空隧道里一般,时间和场景都在不断的变化着,从牢房床上的老头儿斯代布克,到欧克里德大街的宅邸里小斯代布克,镜头再一转看到年轻有为的斯代布克在罗斯福政府的农业部工作,最后又回到那个坐在床边、击着掌、唱着荒诞不经的歌的老头儿斯代布克。不难发现作品的每个章节似乎都在进行着时间和空间上的跳跃,情节似乎是断断续续、凌乱不堪,然而正是这些非连续性让人感到荒诞不羁。

此外,小说《囚鸟》主要取材于“水门事件“等美国历史上诸多真实事件。在小说中冯内古特反复使用大量如“要心平气和”、“天下真小”、日子照样过下去“等短句以及一些夸张、幽默的语句,巧妙地将一幕幕真实的和虚构的荒诞场景串联在一起,从而消解了历史的独立性,赋予历史以文本性。

三、结语

冯内古特作品背景多为别的星球或是异国他邦,谈论的多是后工业社会里机器给人带来的不堪影响。在他以美国社会为背景,以过去的历史反思美国社会发展的、带有新历史主义批评色彩的作品中,《囚鸟》当居其一。小说中作者虽然搬出美国历史上的名人事件,但并没有按史书纪实般的写下去,而是将他们放在虚构的人物情节中来想象他们的反应,对历史进行调侃和戏仿,却又不排斥对大的历史事件的描述。把历史成分引入小说框架内,将真实事件和虚构事件并置,将有案可稽的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混为一谈,完全突破了事实与虚构的疆界,将历史和文学等量齐观,最终达到文本历史化和历史文本化。由此,《囚鸟》不仅使小说中的瑰宝,其创作融合了冯内古特擅长的各种手法,更是将真实与虚构完美结合的绝佳的新历史主义代表作之一。

摘要：《囚鸟》,小说中的瑰宝,更被认为是作者最佳的作品,小说中作者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勾画出了一部“一代人的自传”。本文以新历史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这两方面来阐明小说中历史事实与文学文本的巧妙交叉和重叠,以期对这部成熟而富有想象力的作品获得更深层次的了解。

关键词：《囚鸟》,冯内古特,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

新历史主义解读 篇2

2010年11月09日10:30

在人们的期盼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公布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十二五”规划建议，对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有重要意义。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要科学把握发展规律，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与前两次规划相比，“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没发生改变，但所要努力的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个坚持。“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反映了我国是农村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我国是在一个农村人口大国中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必须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我国全面小康，没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我国现代化。

三个推进。首先，“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力。与“十一五”规划相比，“十二五”规划建议不仅提出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提出了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我国这几年自然灾害频发，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影响了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农业具有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所以必须提高农业抗自然和市场风险能力。

其次，“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了“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农民增收难，主要在外出就业难、务农效益低，必须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鼓励农民优化种养结构、提高效益，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而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扩大养殖、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绿色食品的生产，努力开拓农产品市场。”从开拓农产品市场到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体现了农产品市场化的方向，体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

第三，“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与“十一五”相比，“十一五”规划仅是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任务和目标，而“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按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这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规划先行，而且指出了要按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要求进行，既在城乡统一规划中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

两个亮点。在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部分中，有两个亮点。第一，关于农村土地改革。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了“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基础上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并且指出“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促进土地增值收益和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土地是农村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必须是流动的。农村土地必须流动起来，而且城市和农村要建立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这些标示着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还指出“按照节约用地、保障农民权益的要求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和宅基地管理机制。”在征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中更加重视农民的利益。

第二，关于农村金融改革。“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农村信用社改革，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以县为单位建立社区银行，发展农村小型金融组织和小额信贷，健全农业保险制度，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凡是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都可称为社区银行。2007年在我国开始村镇银行的试点。“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以县为单位建立社区银行。这说明我国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更好地为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除一个坚持，三个推进，两个亮点外，“十二五”规划建议还提出了“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建立多层级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对策。

新历史主义解读 篇3

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剧照

周星驰版《唐伯虎点秋香》诞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思潮盛行的语境下，对于该电影，人们更多的是从后现代理论的视角进行解读。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就正式出现在美国的文化界和文学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历史主义也随诸多西方文艺思潮进入大众视野，并于90年代初达到研究高潮期。

诸如:《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张进著);《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王岳川)，《什么是新历史主义》(赵一凡)等。作家、艺术家开始重新思考“历史”，一批创作者也开始了创作生涯的“历史转向”。“我们发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先锋派、寻根文学和新写实文学等汇聚而成的‘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活动以及‘重写文学史’的文学批评运动，都与新历史主义保持着某种精神祈向上同气相求的亲缘关系和方法策略上彼此彰显的通约性，即通过书写‘家族史’、‘村落史’、‘心史情史’、‘野史秘史’、‘外史异史’和‘民间历史’来‘重构历史’、‘调侃历史’、‘戏说历史’甚至‘颠覆历史’和‘解构历史’，进而实现对中国的启蒙现代性历程的批判性审视。”(《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张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5页)由此开启了新历史主义的中国本土化征程:如过于强调人的主体性，历史的偶然性。甚至出现戏说、调侃历史。同时注重“历史和文学的边缘意识形态化。”(《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前揭，5页)一些新历史主义小说、历史典故等被改编成影视，如电影《红高粱》(1988)、《霸王别姬》(1993)、《活着》(1994)、《西楚霸王》(1994)、《荆轲刺秦王》(1999)、《英雄》(2002)等，改编无不带有新历史主义的特征。同时在后现代语境下，影视作品中的叙事策略、意识形态、美学风格等都与传统的历史电影(“寓教于乐”、“托影载道”))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新历史主义电影就是在后现代思潮中，试图采用了游戏历史和消费历史的策略，以满足观众的视听消费需求，从民间历史的缝隙中寻找边缘的叙事，使时间与空间产生了错乱，从而制造不断出现的狂欢场景，以调和大众日常生活旨趣。”(左继华:《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历史主义电影》，浙江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13页)不难看出，“新历史主义电影为观众制造一个又一个的狂欢场景，从而满足他们实现社会认同的白日梦。历史成为影视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粉饰，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种调剂。历史与大众之间的价值关系由思想性转换为消费性，回避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抗争。”(王德胜:《娱乐化的历史》，载《当代电影》1998年1期)因而，《唐伯虎点秋香》所表现出来的电影叙事策略、美学风格等无疑构成对传统历史电影的一种超越和颠覆。故，该电影无疑是属于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历史主义电影。本文将对该电影进行具体分析。

一、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互塑对话

“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了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和共时统一的文本。”(《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朱立元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96页)旧历史主义把文学文本仅仅看作特定历史的被动反映。《唐伯虎点秋香》则带大众走入历史，融入历史;同时又在此过程中彰显观者的主体性，使阐释成为可能。立足于后现代语境基础上进行的一种阐释，该电影完成了一次“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间相互关系和作用的探索。

《唐伯虎点秋香》里，能看到传统的“对子”艺术的运用，书画的展示，还有功夫等。这些元素，在当下现实生活中也是不难见到的。而“点秋香”的故事，在经艺术化处理后，把观者带入一种诗意的世界。如电影展示的唐伯虎用祝枝山裸体作画的场面，唐伯虎有节奏的诗词吟咏的画面等。而该故事在民间也有多种版本流传。编剧最终把“点秋香”的轶事以目前这种文本记录下来，并把它搬上银幕。历史通过文本的形式保存下来，而文本又在后现代语境下，得到新的阐释。文本中历史是不能再原样复现的。于是，“点秋香”的故事就与原来历史真相出现了差异。而对于编导来说，阐释就成为了一种可能。差异的存在，使得历史向当下社会的敞开和被重新体验成为可能。《唐伯虎点秋香》里的人物及事件并不一定如正史里记载的那样，相反，编导对该故事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剧本并不等于历史著作。据考证:唐伯虎没有点秋香。这只是后人为迎合市民的口味杜撰出来的。虽同处明代，但从出生时间看，秋香在明景泰元年(1450)出生，唐伯虎生于明成化六年二月初四(1470)，小秋香20来岁。唐伯虎的仕途在经历徐经舞弊事件后，遂逍遥于山水书画之间，并自刻印章“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可知，秦淮河遇秋香实属不可能。编剧不过是根据伯虎的风流个性附会秋香，是一种合情理的艺术化处理。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历史与文本始终处于互塑生成的状态中，阐释只是所有可能阐释中的一种。

但是，新历史主义电影并非随意改写历史，唐伯虎与秋香都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人物，改编还是符合他们个性的。“三笑”的故事也经历了一个从“一笑”到“三笑”的过程，而“秋香”，在《古今谭概》、《情史类略》、《雅谑》、《花前一笑》、《花舫缘》、《文星现》里并不都叫秋香，其身份亦有养女与婢女之别。而点秋香的人，可是陈玄超、吉道人，也可是俞见安等。可见，新历史主义电影强调娱乐功能，非“寓教于乐”。正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所言，任何历史都是一部当代史。《唐伯虎点秋香》的重新书写反映的正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对“点秋香”故事的一种新的阐释。

二、颠覆与包容对“文以载道”的消解

后现代性理论体系否认永恒真理的存在。此语境下诞生的影视作品必然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表现出反传统、反权威及反中心的特点。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的协商》中提出一种“含纳”理论，即“陷入圈套模式”理论。“戏剧可以借助舞台进行讽刺，但讽刺所引发的笑声又冲淡了反抗的严肃性。”(《西方文论史》，马新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640页)从影片中可见出“含纳”效果:影片中所有的打闹对抗最终都消解在“抱得美人归”笑声中。一切不和谐的对抗效果消解在电影打造的戏谑化、狂欢的场景中。影视的娱乐功能亦在此中得到强化。

影视中出现各种戏谑、夸张、搞笑，各种无厘头，可谓雅俗共赏。如对联艺术在剧中的运用。对联艺术在中国是很讲究的，也是我国的民间传统，有趣的是，电影里的对联都贴反了。

唐府大门对联:名人宅畔五柳生辉，雅士门前三槐挺秀。

厢房对联:人间未遂青云志，天上已成白玉楼。

全然看不出对联艺术的严肃性。再如，唐伯虎与“对王之王”对穿肠之间的较量，借用对联的形式，相互攻击、取笑。

对穿肠:一乡二里共三夫子，不识四书五经六义，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

唐伯虎:十室九贫，凑得八两七钱六分五毫四厘，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

……

对穿肠:十口心思，思君思国思社稷。

唐伯虎: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

其间亦不乏很规范的对联:

对穿肠: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洽洽。

唐伯虎:雨雨风风花花叶叶年年暮暮朝朝。

最后，对穿肠无以对答，口喷鲜血不止，配合开头两人“惺惺相惜”的飞吻动作，娱乐效果达到无以复加之地步。当然，剧中亦不乏自嘲和洒脱: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这样，谐谑搞笑画面中就把华府与宁王之间的对抗性无声消解了。整个剧中的对抗性也都消解在唐伯虎抱得美人秋香归的结局中。

当今影视作品商业运作明显，历史在影视作品中的运用，更多的呈现为一种“被消费”的对象。《唐伯虎点秋香》取材本来就出于世人的附会。据唐伯虎与秋香的出生时间看，“点秋香”之事就不可能。而剧本又历经秋香“一笑”留情到“三笑”留情的流变，才固定为秋香“三笑”留情。对“点秋香”故事改编的过程本身就带有消费、戏说历史的味道。而《唐伯虎点秋香》文本产生的同时，通过影响读者进而又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这样就形成一种“互文”关系，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在这种关系中得到共鸣。这样，文化、文本、自我(主体)就处于一种互动生成的关系中。而明皇帝重文轻武，不难见出当时的秀才还是带有几许“轻狂”之气。唐伯虎本人生性就孤僻、自傲，这种性格，就给编剧留有了发挥想象的余地。如电影里唐伯虎吃鸡翅唱“鸡翅歌”、调戏“如花”、“文斗”对穿肠及介绍唐门毒药等都带有“调侃戏说”的味道。进而，才有唐伯虎“三笑”作用下追婢女秋香的事件发生。

以上可见，新历史主义电影并不确立正邪的二元对立，不彰显寓教于乐。那么，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仅仅是为娱乐大众吗?本文将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探析。

三、边缘历史文化因素中抽译出的人文关怀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偏重寻找处于边缘性的历史文化因素，即“共鸣性文本”。“‘文化诗学’批评策略就在于要千方百计地去挖掘和拾掇这些文化断片，来重新缀补成某种文化精神的指掌图，以其作为文学批评和阐释的参照。”(《西方文论史》，前揭，640页)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对唐伯虎与秋香历史故事进行了改编和重新挖掘。因为该故事不见于正史里边，只在民间这个边缘性群体间广为流传，故事本身就带有边缘性。其二，影片中人物大都是身处边缘性的小人物。秋香再漂亮，也只是个婢女。唐伯虎与祝枝山虽说归属于“江南四大才子”的荣誉下，但就古代讲究“学而优则仕”而言，他们并没有居于时代的主流。传闻唐伯虎自刻印章“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居士”等，可见这更多是文人雅客的一种自娱自乐。再有影片中“江南四大淫贼”来抢夺秋香一幕，表面看来有些粗俗，有失文雅，但是这无疑也是一个很“边缘性”的轶闻，人们对此却滋滋乐道。细想一番，事情就是另一番模样了。首先，唐伯虎和祝枝山都精通诗文，唐伯虎更是身藏一身高深武艺。“还我漂漂拳”、“回马枪”、“面目全非脚”等招式，花哨名称背后是对中国功夫元素的运用。再如各种戏谑调侃的对白后面是编导对传统“对子”艺术的彰显以及对文字的精妙运用，等等。正是这些元素架起了一座沟通当时的社会存在和影视文本外当下社会存在的桥梁，让大众走入其中并对历史感悟、体验的同时，又接通现代人的审美体验。二者之间的共鸣性就在于对一种文化精神的追求和体验，即: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金色笔记》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篇4

多丽丝·莱辛是20世纪英国文坛声誉卓越的女作家。出版于1962年的《金色笔记》被认为是莱辛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它为莱辛赢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色笔记》不分章节，由一个故事、五本笔记构成，该故事题为《自由女性》，主人公是安娜·沃尔夫（陈才宇，2009:80）。黑、红、黄、蓝四种笔记分别描写了安娜的非洲经历、政治生活、情感生活和精神危机轨迹，最后的金色笔记则是安娜对人生的一个总结。

一、莱辛与社会的协和

《金色笔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莱辛在这部作品中体现了各种社会问题如种族、阶级、女性主义矛盾，并通过描写这些社会争斗发挥作家的协和作用，表达与社会妥协的和谐意识。

《黑色笔记》描写了安娜作为作家在非洲的经历，展现了种族隔离与反种族隔离之间的冲突。黑色笔记由两个文本构成：小说《战争边缘》和安娜对自己在罗德西亚地区经历的论述，后者是对前者的丰富。安娜对自己经历的描写中主要涉及五个人物：保罗·布莱肯斯特、乔治、布斯比太太、黑人厨师杰克逊和杰克逊妻子。一方面，代表西方殖民者的保罗无视种族界限，和黑人厨师平等相处；乔治和黑人厨师妻子打破种族界限，相爱生下一子；黑人自身杰克逊被保罗唤醒后以平等的姿态与其交谈，并反抗加班；黑人妻子与白人相恋，并在被发现后公然去做了妓女；这些明显是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抗。然而，另一方面，保罗对黑人厨师并不是真切的关心，而是出于自身反叛世俗观念的自由个性；乔治的爱情完全处于喜欢黑人女性的癖好和给殖民地增加个半白半黑子嗣的特殊信念；黑人杰克逊一开始的自卑心理，称白人为“老爷”及在被布斯比太太辞退后的无奈；黑人妻子的全场失语；布斯比太太一直以来对黑人的厌恶及压榨都说明了他们的这些反抗都不足以撼动种族隔离制度，被抑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红色笔记》描写安娜的政治生活，即对左翼政治和右翼政治的态度。一方面，她早年积极参加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否定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追求能给人类带来希望与未来的社会主义。她相信共产主义哲学是人类的一个伟大梦想。然而，另一方面，力量强大的资本主义压制社会主义不允许它的存在，而且社会主义本身存在各种弊端：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出现残忍与丑恶的现象；共产党自身存在着腐败、堕落、虚伪等问题；在补缺选举中只得到少数人的支持。最后，安娜在极度失望中退了党。由此对红色笔记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莱辛的阶级主义立场，即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压制和自身的限制中，不可能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只能与社会妥协。

表达莱辛女性主义立场的文本有两个：《自由女性》和《黄色笔记》。《自由女性》讲的是两个标榜自己为“自由女性”的安娜和摩莉的故事。他俩都是离异后的单身，不打算“仅仅为了让孩子有个父亲而再婚，都不愿钻进婚姻这个安全的避风港。”（陈才宇，刘新民，2000:12）安娜是个作家，靠稿费生活，并拥有情人迈克尔。表面上看，她是自由的。然而，这种生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相反地，她患上了写作障碍症，人格发生分裂。最后，安娜下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在《自由女性》的最后一节，便断定“结束这种状态需要一个男人：这是她为自己开的处方。”（陈才宇，刘新民，2000:684）安娜的好友摩莉是个演员，跟查理离婚后与儿子住在一起，她总是贬低查理。最后，这个爱说男人坏话的摩莉还是嫁了人。《黄色笔记》是安娜生活的影射。从以上描写可以看出，莱辛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认为男女都离不开对方应该和谐相处。

《金色笔记》写的是安娜邂逅美国作家索尔·格林后发生的一些事。莱辛在《金色笔记》中把人类历史进程比作一大群人推圆石上山，虽然总是滚落下来，但却会进步那么一小寸。由此可以明确表明莱辛在对待种族、阶级问题时的协和观点，即在颠覆与抑制中达到社会进步。同样，莱辛在女性问题上的协和观点表现在索尔和安娜互为对方未来的小说写了开篇的第一句，说明男女少不了对方，即双性同体观点。

二、莱辛的自我塑形

莱辛在创作《金色笔记》的过程中，发挥作家的协和作用，同时实现了自我塑形，即创作出安娜这个与自己有着类似经历的人物。这种自我塑型的实现是在两种作用力的影响下完成的：自我意识与他人力量。

自我意识作用力指莱辛一些个人经历的影响：莱辛早年的非洲生活，共产主义经历和两次失败的婚姻。莱辛生于伊朗，生在在非洲殖民地，目睹了自己所属白人社会对黑人的压迫；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加入英国共产党，积极参与殖民地民主运动与左派政治运动；50年代，因为共产党员身份被禁止回到中非和南非，1956年，退出了英国共产党；有过两次离异的婚姻，独自抚养儿子，在当时离异的母亲被社会主流所排斥。他人力量指充斥在社会中的各种政治矛盾和两性之间的矛盾。50年代的世界是一个疯狂、极不安宁的时代：广岛原子弹爆炸，朝鲜战场燃起熊熊战火；非洲殖民地矛盾愈演愈烈；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上台，召开了苏共二十大；冷战爆发，英国共产党开始分化、瓦解。随之，人们的信仰和信念也经历着波动，精神世界的秩序亟待重建。女性开始挑战男性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极力争取话语权。莱辛在这些内在和外在作用力的共同影响下完成了自我塑型。

三、人道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协和与自我塑形

20世纪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时代，人类不仅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冲突，而且同时遭到前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化精神的冲突与碰撞，遇到了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困惑。（衣俊卿，239）传统人道主义开始向现代过渡，侧重于挖掘人性深处的力量，尊重个体复杂的精神状态，要求推翻一切压抑人性的桎梏。同时人道主义作家深刻地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关怀人的命运和前途，重视人类心灵、情感和命运。

莱辛作为一名人道主义作家，其作品创作深受人道主义思想的指导。她的人道主义思想来源于自身对殖民地被奴役土著居民的同情，对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的感悟，对挣扎在爱情，家庭，事业中的弱势女性的关爱及来自于文学作品中人道主义思想的熏陶。所有的这些，促使他完成了《金色笔记》的创作，并实现了作家的协和功能与自我塑形。

四、结语

本文从新历史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了莱辛通过《金色笔记》体现的协和功能及自我塑形的实现，同时强调了莱辛人道主义思想的指导作用。由此格林布拉特的“协和”与“自我塑形”概念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同时丰富了解析《金色笔记》的理论视角，使读者对这部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理论有了更好地理解。

参考文献

[1]、Bloom, Harold.Doris Lessing[M].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74.

[2]、Brannigan, John.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M].New York:St.Martin’s Press, 1998.

[3]、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陈才宇, 刘新民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4]、陈才宇.《<金色笔记>阅读提示与背景材料》[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5]、石坚、王欣.《似是故人来——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美文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

[6]、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J].北京大学学报, 1997, (3) :23-31.

[7]、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8]、肖锦龙.从“黑色笔记”的文学话语看多丽丝.莱辛的种族身份[J].国外文学杂志, 2010, (3) :116-123.

[9]、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必须正视历史解读 篇5

２００７年７月７日，是“七七事变”７０周年的纪念日。

“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精心策划的行动，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而中华民族也由此开始了长达８年之久的全面抗战。

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把日本人民推进苦难的深渊。血淋淋的历史昭示人们，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反省和道歉。对此，我们给予积极评价。

纪念“七七事变”７０周年，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事情，我们也看到和听到日本有识之士的行动和声音。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７月６日在东京共同举行了“卢沟桥事变７０周年纪念集会”。７月１日出版的《日中文化交流》首页刊登了题为《第７０个７月７日》评论文章，作者是日本作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井出孙六。他在文中写道：我的故乡长野县有一段负面的历史，是第一个派出“满蒙开拓团”的县。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第一次武装移民５００人前往中国东北地区；１９３６年，广田内阁把１００万户５００万人的第二次“满蒙开拓计划”作为七大国策之一，在议会上获得通过……

７月５日出版的《日中友好新闻》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回忆过去，面向未来》的长篇文章。作者骏河台大学教授井上久士在文中指出，把过去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整体历史与“七七事变”分割开来，一味纠缠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实在肤浅。首先应该正视的是，当时在主权国家中国的北平附近已经驻有日本军队这一事实。日本却借口“满蒙权益”受到损害而需要保护，把自己说成受害者。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

其实，绝大多数日本人是能够正确认识那段历史的。把正视历史看作“屈辱外交”的只是日本右翼势力和少数政客。

新历史主义解读 篇6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种族歧视 互文

一、引言

《秀拉》是美国著名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作品。托尼·莫里森不仅是女性主义实力践行者，还是一位历史意识浓厚的真实作家。她的文学创作无不体现历史的掠影，从《最蓝的眼睛》、《秀拉》、《宠儿》到《所罗门之歌》、《柏油娃娃》再到《仁慈》始终有一条共同的主线—通过虚构历史重构真实历史。莫里森反对人为区分虚构和历史，她认为艺术家是最真实的历史学家。由此可见，她的文学和历史观与新历史主义可谓无需言明地默契相投。《秀拉》这部小说以黑人遭受的种族歧视为蓝本进行艺术加工和再创作，集中体现了莫里森的文学观和历史观。本文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解读《秀拉》，从小说的人物设置，叙事框架等，对《秀拉》与种族制度和歧视以及女性边缘化事实的互文性进行分析，揭示托尼·莫里森对黑人乃至人类命运的关怀。

二、 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篇前言中，第一次提到“新历史主义”，他被称为新历史主义之父。新历史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就是互文理论。

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Ъахтинг，МихаилМиха

Йлович）的对话理论和复调理论初有互文理论的瞥影。法国女性主义评论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首次系统地提出互文理论。[1] 她在她的著作中详细地解释了文学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她认为不同的文本可以把彼此当做一面镜子，相互嵌入、相互映照、相互吸收和转换，形成一张网状结构。互文理论最初就是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当互文理论进入到文化研究领域，尤其是新历史主义批评，互文理论的应用范围就从文本与文本之间扩大到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互文理论在历史领域的应用极大地扩大了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范围，由此引出了著名的“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2] 学者们把文学性由文本延展到了历史。互文就是以文学文本的形式表现历史，这对于互文来说，仿佛有个魔力，它把历史变成文本，把历史事件变成史实，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中的语言结构，把历史最终变成历史叙事。互文往往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解读和解释历史这个客观事物，最终消解，改变和重构真实的历史事件。[1]

三、《秀拉》与托尼·莫里森

托尼·莫里森是出生于美国东部俄亥俄州的非裔美国人。她的父亲是一名蓝领工人，母亲是白人家庭的一名仆人。托尼·莫里森在霍华德大学接受大学教育。从父母的职业以及她的个人生活体验可以看得出她对于非裔美国人的处境有着切身的体会。托尼·莫里森的作品大都关注黑人的生活以及美国的历史发展。按照托尼·莫里森的理解，小说应该发挥其作品的功能。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她是一位有着强烈历史意识的作家。她真切地意识到美国的黑人一直以来都想抛弃他们的黑人身份，他们想忘记黑人民族的传统历史。所有这些都因为他们不想再回忆和面对奴隶制。托尼·莫里森一直致力于重现历史，修复历史，并因其历史意识受到很高的赞誉。

《秀拉》是一部有浓厚魔幻色彩的片段化小说。主人公秀拉，是一位疯狂、反叛而又放荡的黑人女性。秀拉生活的这个黑人社区女性生活在男权社会压迫和种族制度的压榨下。秀拉不同于其他女性，童年时的秀拉就已经是个反叛独立的女孩。当社区里四个小男孩欺负她的朋友奈尔时，她选择主动面对而不是像奈尔一样躲避，她慢慢放下自己的课本、餐盒，用小刀割破手指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场，吓走了男孩子们。[4] 秀拉离家返乡后，她的着装打扮就像电影明星，她却只想成为自己而不成为其他人。所以她和好朋友奈尔的丈夫发生关系，把外婆送进养老院，以此来追寻自己的主体性，但是却受到白人和黑人的厌恶。本文将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解读和分析《秀拉》，挖掘小说中重构的美国历史，揭示美国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事情，揭发美国社会的奴隶制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压迫以及男权价值和经验下女性的悲惨生活和命运。

四、《秀拉》对种族制度的回应与互文体现

托尼·莫里森为小说设置了独一无二的人物，秀拉。这一类型的女性之前从未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过。通过秀拉和社区里人们发生的故事，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奴隶制背景下形象的社会生活图景。读完莫里森的小说，我们会发现每部小说里的一些共同之处，例如非线性叙事，线索明确的碎片化章节，在主线索之余，作者为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让读者找到隐喻的映射原型。像《恩惠》、《宠儿》、《最蓝的眼睛》，读这些小说的时候，我们往往因混乱的情节和章节安排而混乱不堪。但是阅读完整部小说以后，突然顿悟。因为非裔的这一层身份，托尼·莫里森使用了大量的非洲神话原型来塑造人物，使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有着矛盾的性格。像秀拉，她因“小鸡”的死如此自责，如此善良，但却如此无情地看着母亲被火烧死而无动于衷。

（一）隐喻：毫无人性的社会

秀拉的玫瑰胎记，在《创世纪》中是圣母玛利亚的象征。小说的开始，托尼·莫里森说道“无人知晓我的玫瑰，除去我自己……我有过极大的荣誉。别人却在内心里不需要那样的荣誉。”[6]这玫瑰是荣誉的象征，是耶稣复活的象征。对于秀拉，她的一生都在挑战传统。没有人接受她就像没有人接受耶稣，社区的人们因为她受惠，就要圣经里人们因耶稣而受惠一样。秀拉一直在践行耶稣的信条。人们为了逃避她的“恶”，社区里的妻子们开始爱自己的丈夫，母亲开始真心关爱孩子，年轻人也开始尊敬老人，社会安详和平静。但是也正是秀拉的死让社区又返回到之前的状态。托尼·莫里森笔下的这个黑人社区是个毫无人性，人吃人的社会，她认为这样的社会需要像秀拉这样的“恶人”存在来拯救和鼓励其他黑人走出困境。黑人民族需要这样的女勇士。玫瑰胎记也是挑战的化身。在奴隶制社会和白人价值观为导向的体制下，女性的命运生来就受到男权压迫和种族歧视，尽管黑人小心谨慎地求生存，但是无济于事。托尼·莫里森想用玫瑰的隐喻映射当时的残酷社会。奴隶制社会下黑人没有对自己的支配权。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底层。就像小说里的黑人社区，农场主说什么就是什么，违背约定给了黑人山顶上的贫瘠土地还指鹿为马地美其名曰“山底”。在现实社会中，白人掌管着社会，他们才有支配权。他们决定好坏和善恶的标准，黑人只能一步步失去主体性，“入乡随俗”。

（二）非线性叙事和矛盾人物：非裔美国人碎片化的生活

自从美国开始了黑奴贸易，美国的黑人一直过着悲惨的生活，处在社会的边缘。他们的生活因为没有自主性和受人支配混乱不堪，只有服务白人、服从、忍受、接受。黑人不能有财产，他们只能受命于主人。[5] 所以他们没有基本的人权，遭受压迫和侮辱。在国家体制的管控下，他们身心都受到重创。《秀拉》这部小说描绘了真实而生动的黑人生活。因为他们特殊的双重身份和白人文化的侵蚀，都经历了挣扎—改变—丢弃身份的身份之路。这部小说里，秀拉这个女孩天真勇敢但却无情冷血，狠戾绝情却又温柔重情。奈尔麻木困顿却又反叛勇敢，最终在秀拉的帮助下终于意识到男权的压迫，摆脱对男人的依赖，认识到姐妹之情和友谊才是当时社会背景下女性的依靠和唯一出路。通过这些虚构的故事和结构，我们意识到小说里矛盾的人物恰当地和现实社会中黑人身份的迷失相呼应。在当时的现实社会，黑人的性格十分复杂，由于白人和高层等级的影响，他们总是在挑战和退缩，勇敢和怯懦之间摇摆。通过这些虚构的故事，托尼·莫里森为黑人找到了一条出路，那就是挑战。这部小说和奴隶制社会的相互嵌入和映照为黑人指出，只有挑战才能让他们摆脱压迫，尽管结局过程很艰难，但是黑人民族需要这样的勇士，黑人有责任站起来鼓舞整个民族。

五、结语

小说中历史和虚构的相互作用清楚地反映了历史现实。新历史主义中现实或者历史和虚构历史或者文学文本的相互映照和嵌入就是互文。托尼·莫里森有着浓厚的历史观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她总是致力于表达黑人只有面对过去，面对历史才能真正从创伤中走出来，才能明白他们是谁，他们想成为谁。只有民族主体性才能让他们重新站起来。在《秀拉》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叙事方法，重构了美国奴隶制社会的历史事实。作者通过隐喻，在这部小说中表达出内心的想法，多维度地再现了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

参考文献

[1] 陆贵山.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解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5）.

[2]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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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胡允桓，译.秀拉[M].托尼·莫里森，著.北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新历史主义解读 篇7

作家张爱玲的童年并不幸福, 父亲身染鸦片瘾, 母亲对此深恶痛绝, 之后父母离异, 母亲多次留洋英国。父亲再婚后, 姐弟俩便一起在父亲和后母的监管下生活。但张爱玲并不喜欢新家, 后来逃离父亲, 搬去与母亲同住。然而之后与母亲亦矛盾重重。张爱玲的童年生活对其写作影响颇深, 她从周围没落、腐朽的大家族生活点滴中获取创作素材和灵感。“我们从小就生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 见到、听到的, 都是那些病态的人, 病态的事”一个人的童年对她的影响可见一斑。张爱玲观人入微, 笔锋犀利, 批斗封建遗老遗少们的生活毫不留情。这与她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

张爱玲的《金锁记》发表于1943年。一经发表便轰动文坛, 傅雷曾称此小说为“我们文坛最美的小说之一”。这部小说以一个出身贫寒的麻油店女孩曹七巧的人性沦落为主线, 用曹七巧一生的“小历史”描绘出作者说听所见所经历的历史, 唤起了人们对当时女性的生活状态的思考。

曹七巧本是麻油店的天真少女, 但因哥哥贪图钱财将其卖给姜家做二少爷的媳妇。表面上她是冠冕堂皇的姜家二少奶奶, 但贫贱的出身使得她在姜家毫无地位, 甚至连丫鬟也轻视她。文章开头就有两个丫鬟的对话。“……小双道 :‘告诉你, 你可别告诉你们小姐去!咱们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凤箫哟了一声道 :‘开麻油店!打哪儿想起的?像你们大奶奶, 也是公侯人家小姐, 我们那一位虽比不上大奶奶, 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小双道 :‘这里头自然有个缘故。咱们二爷……是个残废, 做官人家的女儿谁肯给他…’”

张爱玲以两个丫头的对话引出女主人公的身世和地位, 表现出她在姜家受到的待遇。显然, 倘若曹七巧是大家闺秀, 丫鬟婆子是断不敢如此轻视她的。这从侧面反映出在当时社会人分三六九等, 地位不同则待遇参差。“七巧自己也知道这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她”。她言语粗陋, 不似豪门小姐一般有教养。她没有爱情, 丈夫是个残废。她唯一的爱恋便是丈夫的胞弟姜季泽。尽管季泽平日寻花问柳, 但“玩尽管玩, 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没有地位、没有依靠、没有爱情, 她“只能抓住金钱这个欲望”, 给自己套上了一个重重的“黄金的枷”。在老太太和丈夫都死后 , 她积极分家, 想尽办法分得财产。分家后季泽曾上她家找她, 她“心里疑惑他是来借钱的, 加意防备着”。最后她赶走季泽, 为的是保住她的家财。她自愿走入那沉重的枷锁, 将自己紧紧锁住。

之后的曹七巧心理开始变得扭曲。“她只能抓住黄金并从此走上一条自虐与他虐的变态复仇之路”。她将一切都报复在儿女身上。为了不让媳妇抢走她生命中唯一的儿子, 她让长安几夜都陪她抽大烟, 冷落妻子, 不让她们有正常的生活。她给已经十多岁的女儿长白裹小脚, 后来又间接逼迫长白从新式学堂退学, 又干涉她的婚姻。曹七巧自己得不到幸福, 也阻挠儿女得到幸福。她的心早已枯槁, 长满毒瘤。她将自己的畸形人生强加到子女身上。曹七巧也从一个可怜的被害者变成了一个面目狰狞的害人者, 一个魔鬼。

小说并没有像史书一样, 直接描写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 只是轻描淡写地抹上几笔, 大多也只是以一种侧面的方式加以叙述。张爱玲就是截取大历史中的沧海一粟, 把一个个小片段有机地拼接, 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她眼中的世界。豪门斗争, 小人物的悲喜, 社会的动荡……一切都在一个家族的故事中若隐若现。看似隐身的社会大环境, 实际上已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她的小说人物……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

张爱玲的《金锁记》不仅从作者自身的视角阐释了她眼中的历史, 更是用自己的一笔一墨书写历史, 参与到历史的建构当中。“一方面, 文学是在社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 ;另一方面, 文学自身也对这种社会历史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学与历史具有‘互文性’, ……历史事件转化为历史文本, 历史文本转化为社会公众意识, 公众意识又转化为文学, 而文学又影响着历史事件向历史文本的转化结果”张爱玲的这部小说以自己的感召力呼吁人们关注当时的社会, 用曹七巧这样一个既可恨又可怜的女性形象呼吁人们关注当时女性的生存状态。曹七巧不过是社会的牺牲品。造成她畸形人生的根源是社会的扭曲变形。读者透过这个女人的一生, 窥探到当时社会的畸形扭曲。由此, 张爱玲就成功地将“历史事件转化为历史文本, 历史文本转化为社会公众意识”, 进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摘要：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 文学取材于历史又作用于历史, 形成一种循环互动的关系。本文就新历史主义的这种观点来解析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互文性,建构历史

参考文献

[1]杜昌宗.跨学科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文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任亚娜.“黄金枷锁中的凄美苍凉---试析《金锁记》中曹七巧人性泯灭的心路历《文化科研》.

[3]“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http://www.zkxww.com/PAPERS/lunwen/wenxue/dd/200903/90894.html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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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我国恐怖主义的解读 篇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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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卢荣辉.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斗争[D].苏州:苏州大学, 2005

新历史主义解读 篇9

吸取了后结构主义思潮和米歇尔·福柯学术思想的养分，新历史主义经历了诞生、成长、日益成熟的历程。综观其理论框架，主要代表人物有蒙特洛斯、海登·怀特和格林·布拉特。核心观点包括蒙特洛斯的“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和格林布拉特的“颠覆”与“抑制”理论。

什么是历史?如何看待历史?如何解读历史?历史与文学、文化研究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一系列的问题可谓一直困扰着历代知识分子。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知识界在经历了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一系列或激进或具有摧毁效应的思潮冲击后，处于一种理性反思的阶段，对于“历史”的定位，变得日益灵活多元;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在逐渐走向辩证与成熟。其实早在1946年，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R G.Collingwood)就发表了《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一书，畅谈了对于历史学及其研究的看法。书中指出：“心灵———它的自我认识就是历史，———不仅在它自身之内发现了历史思想所显示其拥有的那些力量，并且实际上把这些力量从一种潜在的状态发展成一种现实的状态，使它们成为有效的存在……历史并不以心灵为先决条件;它就是心灵生活的本身，心灵除非是生活在历史过程之中而又认识它自己是这样生活着的，否则它就不是心灵。”(柯林武德，318)以上论述，从一定层面上指出了“历史”这一看似客观的实体存在与历史学家的人为因素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不能说柯林武德持有的就是纯粹的唯心主义观点，但这段文字所蕴涵的强烈唯心主义色彩却是显而易见的。既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出现了对于传统史学观的质疑和挑战，那么在思想界日益包容、活跃的80年代出现以新历史主义为代表的学术流派就不足为奇了。代表人物之一的蒙特洛斯教授，把新历史主义的核心观点概括为“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中国社科院的盛宁教授对此作出解释：“‘文本的历史性’指的是一切文本(包括文字文本和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而‘历史的文本性’则包括两层意思：1.没有保存下来的历史文本，就无法了解真正的、完整的过去;2.这些文本在转变成‘文献’，即成为史学家纂写历史的材料时，它们本身会再次成为对其他文本进行阐释的中介。”(朱刚，325)如果说“历史性”在上述解释中已经概括为“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的话，那“文本性”这一概念似乎还不甚清晰。对此，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中的论述也许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在我们的第一个狭隘的政治或历史视域的狭小限阈内，‘文本’，即研究客体，仍然多多少少被解作与个别文学作品或表达的偶合……当我们过渡到第二个方面，并发现我们借以理解文化客体的语义范畴已经扩展而把社会秩序包括进来时，我们将发现，我们分析的客体本身已经被辩证地改造，已不再被理解成狭义的个别‘文本’或作品，而在形式上被重构成伟大的集体和阶级话语，而文本不过是这些话语的个别言语或表达。在这个新的视域内，我们的研究客体将证明是意识形态素，即是说，是社会阶级在本质上不相容的集体话语的最小可读单位。最后，甚至当一种特定社会构成的激情和价值不知不觉地由于整个人类历史的终极视域，以及它们各自在整个生产方式的复杂序列中的位置而被置于新的看上去相对化了的视角之中时，个别文本与其意识形态素都将经历最后一次改造，必须根据我将称为形式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来解读，即是由不同符号系统的共存而传达给我们的象征性信息，这些符号系统本身就是生产方式的痕迹或预示。”(詹姆逊，64-65)由此可见，文本及其解读本身就是一个内部充满张力和不确定性的多维概念。因此，与之相对应，新历史主义关于“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这一专题的讨论，也必然是内涵丰富、切入点众多的。总的来说，以蒙特洛斯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们认为，“历史性”与“文本性”相互依存，“只有当‘文本中内含的审美规则’和‘社会中施展的政治霸权力量’相互对应时，才能使受到文学秩序和社会秩序压制的‘边缘的失声的群体’凸显出来”。(朱刚，327)如果说这一概念的革命性意义偏重于抽象的理论层面，那么格林·布拉特的“颠覆”与“抑制”理论则更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在文艺批评实践中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具体来说，“颠覆是指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提出质疑，使普通大众的不满得以宣泄，而抑制则是把这种颠覆控制在许可的范围内，使之无法取得实质性效果”。(朱刚，327)无论如何，要想透彻理解上述两组新历史主义核心观点，最佳途径莫过于分析一个具体的文本。

完成于1861年的《远大前程》 (1) 是19世纪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晚期一部较为重要的作品。这部融合了众多人生哲理的成长小说，拥有三大为历代读者津津乐道的话题：自然主义的心理描写方法，使故事情节显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环境对人思想的影响，突出表现为主人公匹普生活在平民阶层的姐姐家时只想当个铁匠，而到了富有的郝维仙小姐家，想成为上等人的梦想开始膨胀;小说主题揭示了上流社会的丑恶，把平民百姓想做上等人的梦狠狠摔碎。(薛鸿财，232-235)自从该小说问世以来，读者和批评家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分析解读的视角也随着20世纪以来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而日益多元化。这里，不妨就采用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以及“颠覆与抑制”理论来做一番深入探讨。

作为新历史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之间存在着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得研究那些处于文本边缘、长期受到压制的声音成为解读历史的一种新途径。外国文学研究者蒋承勇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中引述奥伦·格兰特的评价，指出“狄更斯小说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他是描写儿童的小说家中最杰出的”。 (2) (蒋承勇，195)在对狄更斯的心理原型与小说的童话模式做了详尽分析的基础上，蒋承勇认为：“狄更斯在深层的精神———心理上成了永远长不大的‘精神孩童’……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两重性特点：他见多识广，却又以儿童的眼光看事物。”(蒋承勇，198)以上的评论虽然着重点都放在对狄更斯创作心理的分析，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却也折射出该作家政治性 (3) 的重要特征。小说中有关儿童的描述或文中人物以儿童身份对世事做出的评价，无疑进一步丰富了具备参考价值的历史话语。具体来说，在《远大前程》中反复出现的出身低微、饱经苦难的儿童的声音(文中多以成年人回述的形式)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家庭生活和道德状况的一幅鲜为人知的另类图景。匹普，小说的男主人公，同时也是第一人称叙述者，这样回忆自己在姐姐家度过的童年：“就从我的内心来说，从婴儿时起我就受到虐待，所以，我姐姐就运用她一贯喜怒无常和狂暴肆虐的高压手段虐待我。我在思想中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虽说是她把我一手带大，但她没有权力运用打骂方式一手把我带大……”(狄更斯，67)而埃斯苔拉，小说中的另一女性主要人物，对自己与养母郝维仙小姐的关系也有如下评价：“假使从你的养女开始懂事的时候起，你就尽最大的努力告诉她世上有阳光这东西，但阳光是敌人，是毁灭人性的东西，所以你要她反对阳光;因为阳光摧残了你使你枯萎，所以阳光也会摧残她使她枯萎……成功不属于我，失败也不属于我，但成功和失败两者一起就造就了我这样的人。”(狄更斯，324-325)除此之外，匹普的姐夫乔、幼时女友毕蒂和恩主马格韦契都对自己的苦难童年有所记述。据此，可见标榜道德高尚的维多利亚社会存在着诸多邪恶与不公，甚至连家庭和儿童都无法幸免。

格林·布拉特的“颠覆”与“抑制”理论在《远大前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本人一生可谓历经坎坷。他出身低微，祖父母都是上等人家的仆役，个人童年也历尽艰辛，教育时断时续，家人曾沦落债务监狱，本人也当过都市童工，在他通过个人奋斗，饱尝世态炎凉，最终功成名就之时，他开始自我审视，并以擅长道德说教著称。(牟雷，35)正是这种以道德家自居的心态，使得狄更斯在出于情节精彩考虑而安排叛逆、挑战姿态的同时，最终又使之控制在一定的社会道德范围内，甚至最终走向隐忍和回归。这恰恰符合了新历史主义“颠覆”与“抑制”的辩证关系理论。《远大前程》中相关的事例相当丰富，就核心人物匹普和埃斯苔拉来说，两个青年都在人生的初始阶段对所处的社会环境做出挑战。匹普想成为上等人，而埃斯苔拉则渴望挑战男权。他们的做法，无疑对维多利亚时代稳固的阶级、政治、价值观、男权等社会权力体制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是，从狄更斯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发展走向是与他道德说教、为年轻人提供人生向导的初衷相违背的。于是，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浪子回头、回归正统成了不争的必然趋势。匹普的美梦破灭后，他到海外从商，通过个人奋斗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有为之人，而埃斯苔拉在经历了轻率选择所导致的苦涩婚姻后最终与偶遇的匹普携手余生，这个一度叛逆孤傲的女子也回归到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典型形象———温淑贤良，臣服于夫爱与家庭。如果要分析得更为具体些，不妨以小说叙述者匹普为例。就匹普而言，他希望凭借外力跻身上流绅士阶层的梦想威胁了维多利亚时期严格划分、相对稳定的社会等级;他渴望不劳而获，暴富后挥霍浪费，以及对待穷亲戚乔忘恩负义的冷漠态度都违背了当时的社会正统道德观念;而他接受逃犯马格韦契资助，后来策划帮助其出逃的行径也是与当时的政治法律规范背道而驰的。由此可见，狄更斯对于匹普早年的设计对于当时的社会体制和道德观念来说是极具颠覆性的。然而到了小说后半部，狄更斯试图将一切翻转回头。匹普成为上等人的美梦随着真相大白与逃犯恩主的最终被捕而化做泡影;漂泊海外的他自食其力、勤俭度日，与平民阶层的乔、毕蒂夫妇结为终身挚友;对于与逃犯恩主的瓜葛，他也坦然接受法律裁决，上缴了马格韦契的财产。从这样的安排不难看出狄更斯的良苦用心，一切的颠覆最终归于抑制，浪子最终成为良民。对于狄更斯的这种颇具典型性的说教模式，特里·伊格尔顿认为：“狄更斯的小说把自身的矛盾形式和内部不一致性展现为小说历史意义的一部分……被迫在后期小说里把社会的制度设施用作进行审美统一的形象，而这些制度设施本来是他批判的对象。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些冲突、分裂和矛盾系统反而为狄更斯提供了象征连贯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成熟作品的审美统一性并不是建立在‘有机群体’的神话之上，恰恰相反，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自我分裂的历史基础之上。”(伊格尔顿，31)然而，伊格尔顿只是提供了一条解读途径。从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此种矛盾的审美也恰恰符合“颠覆”与“抑制”并举之逻辑。循着这一线索，也许能为研究包括《远大前程》在内的狄更斯后期作品打开新的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新历史主义作为西方文艺理论流派中的一种，本身无所谓高明与否。其意义在于为文本解读与批评实践提供一种可能的方法与视角。从对世界名著查尔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之分析可以看出，该理论流派对于阐释较为复杂的写作手段以及发掘细枝末节的深层含义，都具有很大的启迪性。

参考文献

[1]Selden, Rama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Research Press, 2004.

[2]查尔斯·狄更斯著.罗志野译.远大前程.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等译.政治无意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4]蒋承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5]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6]牟雷.雾都明灯——狄更斯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7]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8]薛鸿时.浪漫的现实主义——狄更斯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新历史主义解读 篇10

新女性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是挑战父权制社会的标志。新女性的求知欲与追求事业教育的精神使她们成为新时代的标杆,本文通过依据贝蒂·弗里丹的新女性形象,旨在赞扬现代新女性为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努力奋斗的精神。

一、追求事业和教育

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阐述,女性沉浸在奥秘中,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起初她们感到舒适,安逸,快乐,但是慢慢的她们觉得空虚,烦闷,无聊。她们去看心理医生,但是说不出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就是弗里丹所叙述的“无名的问题”。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的压抑下,渐渐失去就自我,失去了追求女性价值的目标和动力,她们没有自己的身份,仅仅作为丈夫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存在着。弗里丹自己也经历这种状况,她曾经在杂志社当编辑,当孩子出世后,她被解雇在家做全职太太,面对内心的空虚无聊,弗里丹开始走访研究女性面临的问题。因此,她鼓励女性走出家庭,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做一份能体现价值的工作。

新时代的女性能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在社会上谋求一份职业,认真努力工作,通过在工作中寻找人生的价值和梦想。新女性认真负责,严格律己,在社会中努力奋斗,追求自己的事业。现代新女性外出工作,在经济上独立于男性,挣钱养活家庭,这是女性奋斗的表现,女性进步的表现,女性摆脱男性束缚的表现。女性只有外出工作,经济上独立于男性,才能在其他方面享受独立自主抉择的权利,才能在社会中和家庭中提高自己的地位。女性在经济上独立自主,挣得的收入能够使她们有安全感,她们能够更加自尊自爱,同时也会吸引男性和得到男性的支持和尊重。新女性的丈夫会对妻子的工作能力赞扬有加,对自己的妻子呵护有加。看到自己的妻子在社会上工作能力突出,自己全力支持并欣赏她们的工作态度。新女性追求事业,不仅代表现代女性的独立自强,巾帼不让须眉,也表现出社会对女性的鼓励支持,对女性的能力的肯定。新女性外出工作,自己的女性价值得以体现,女性不比男性的智力低下,不比男性的能力差。工作能带来收入,使人自豪和充实,工作也是自我能力的体现,它意味着女性在社会的工作得到了回报和成果,从而有利于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外出工作不可能是一帆顺利的,期间可能会遭遇同事的陷害,被迫辞职,然而这并不会击落她们继续工作的决心。她们可以换另一份工作,尽管从底层职员做起,但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杰出的工作能力,使她们能够很快得到升职。新女性的勇敢,创新的举措,在父权制社会没有几个女性敢于尝试。女性只有积极投身于社会建设,获得经济独立,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才能真正得到提高。面对竞争压力如此大的社会,一位女性勇敢自强,追求事业,独立自主,是值得赞扬的。

新女性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但是她们选择最多的应该是教师职业。父权制社会里,女性被剥夺教育的机会,局限在家庭中,学习家庭管理方面的知识与能力。照顾丈夫和孩子被认为是女性最大的责任和义务,把家里打扫的一尘不染,收拾得整洁干净的女性被男性歌颂为家中的“天使”。而拥有独立思想,喜欢读书写字,反抗男性的话语的女性被称为“魔鬼”。贝蒂·弗里丹指出,女性必须接受教育,在教育中实现自我。教育可以提高女性的自信,提高女性的生存能力。作为现代知性女性,她们用知识武装自己,立足于社会中,服务于社会,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实现自己的价值。社会现代化呼吁新女性的知识化。知识素质的提高,不但能够女性的工作能力而且能改善女性的心理素质,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具备足够的知识,是女性追求解放的基础,将会给女性带来自信、能力、幸福和美丽。女性的知识素质与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是密不可分的。社会的不断发展要求女性所具有的知识水平与之相适应。“女性要实现广泛的社会就业,获得与男子同等的社会地位,就必须以文化科学知识的提高为前提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女性的文化知识水平越高,其社会地位就越高,女性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就必须致力于提高女性的知识素质。”[1]新女性的知识结构,知识素质,体现出了现代女性的知性美。如果女性没有文化,缺乏知识素质,那么女性自身将得不到全面的进步和发展。弗里丹说 :“女性的奥秘使得高层次教育对于妇女来说,似乎是不可信、无必要,甚至是危险的。然而我认为教育,唯有教育,才挽救了、并且能继续挽救女性,使她们从女性奥秘的极大危险中脱身出来。”[2]只有当女性追求教育,而且是先进的教育,提高自身的知识素质后,女性的解放和发展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因此,现代知识女性是值得赞扬和学习的。

二、重视家庭与爱

贝蒂·弗里丹第二阶段的女性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家庭的重视和男女两性构建和谐的关系方面。弗里丹在第一阶段鼓励女性追求教育和工作,走出家庭,鼓励了女性重新找回自身的价值和追求解放。但是,女性开始排斥家庭,抵制男性,把男性当做敌人,这种思想不利于女性身心健康的发展,不利于家庭的和谐,更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弗里丹,鼓励女性重新拥抱家庭,关注家人,与男性携手并肩,创造美好的生活,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把家庭作为女权运动的新阵地,在广泛的背景下处理女性最关心的基本问题,通过男女两性的联合来达到争取妇女权益,改造社会的目的,最终实现社会人格的平等”。[3]

新女性不仅事业有成,而且关爱家人,重视家庭的和谐关系。现代的新女性是时代进步的表现,新女性不仅会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在工作中取得成就,而且能够把家庭打理得舒适美满。“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应该是对女性的最好的评价和表扬了,新女性在家庭中是一位关爱女儿的好母亲,照顾丈夫的好妻子。能够做出拿手的好菜,把家里打扫的整齐干净,这是维多利亚时代家中的“天使”形象,是每个男性心中的理想妻子,是孩子心中的好母亲,更是婆婆心中的好媳妇。家庭,是人们掌握自己名媛和充满希望的领域,是满足最基本的人性需要的领域,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领域。因此,女性不应该只顾自己的工作,忙于事业,也要关爱家庭,拥抱家人,家是人们的港湾。新女性的知识修养使她们可以心平气和地与男性商谈,采取最适宜和优化的方式解决彼此的间的矛盾,一家人依然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爱,让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是爱组成了这个家庭,同样是爱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家庭是获得各种需要和满足以及休养生息的场所,是人们追求事业的后盾 ;如果没有家庭,不仅现代社会要走向崩溃、毁灭,而且妇女抚育生命的美好天性也不能得到发展,家庭对人类的贡献体现了妇女的家庭价值。”[4]弗里丹,指出男女两性应该携手共进,努力维持家庭关系。男性不能再把女性看成是他们的附庸,女性和男性一样有能力在社会中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男性同样在家庭中也应该分担家务活,只有男女两性共同合作,才能创造出和谐的关系,才能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发展。

现代新女性,可以自由选择人生的幸福之路,自由决定人生计划,拥有追求爱和幸福的权,只要不违反社会法律和道德的规定。在父权制社会,女性局限在家庭中,足不出户是对丈夫忠诚的表现和对家庭爱护的体现,面对丈夫的责骂挨打,不能反抗,女性在家中的地位极其低下,归根结底是强大的父权制社会的影响,同时也是因为那时候的女性没有生存能力,没有经济基础的来源,只能依赖于男性来生存。现代的新女性,独立自强,自力更生,拥有决定自己幸福的权利。现代新女性既摒弃了传统妇女的顺从,软弱,无助,被动和依赖,又剔除了激进女性主义对男性的抵制和敌意。新女性追求教育和事业,高尚的人格和知识修养使她们立足于社会中,是社会中流砥柱的新力量。弗里丹后期的女性主义思想倡导男女两性应当相互尊敬,相互爱护,携手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她们在工作中获取成就感的同时,不忘家庭的重要性,家庭给予人们温暖和力量,她们能够在生活中平衡事业和家庭,拥抱幸福。

三、结语

用数学解读历史 篇11

当我们学习历史时，发现历史学家对很多历史事件的解释总是五花八门，从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比如对于罗马帝国的衰亡，在史学界就有超过200种的解释：一个历史学家在对意大利沙漠化的历史进行研究后认为，罗马的灭亡源于农业的衰落，由于土地沙漠化、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等问题，最终使得帝国走向毁灭；另一个历史学家则通过对一种红杉树年轮的纹理进行研究，推断出公元4～6世纪降水量不足是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又有历史学家另辟蹊径，在研究了诸多拉丁文的墓志铭之后，发现其上所记载的奴隶名称多是希腊人名，于是他判定罗马曾被希腊和东方奴隶入侵，后来这些入侵者取得了罗马的公民权，有90%以上的罗马公民是外族血统，这样一来，罗马帝国上层发生动荡，导致了帝国的灭亡……

每一位历史学家给出的解释都是有理有据的，从他们研究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似乎都是正确的，但是借用名侦探柯南的一句话，“真相只有一个。”在这么多的推断中，到底哪个解释才真正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呢？除非有人真的能够穿越到古代，否则很难得到答案。怪不得科学家总是认为历史学没什么科学性。

如今，一些数学家对历史产生了兴趣，他们要用数学的方式寻找历史的规律。历史和数学看上去似乎是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学科。历史学家致力于在时间的长河中找寻那些不甚清晰的波痕，并希望借由它们推测还原出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人们的生活；而数学家研究的内容则要抽象得多，他们整天与数字打交道，并通过使用和创造一个个或简单或复杂的公式解释宇宙间的现象。数学家跑到历史领域插一杠子，靠谱吗？

但是数学家们可都是自信满满的家伙，他们觉得数学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既然历史事件有规律可循，那就一定能用数学模型把这规律找出来。这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美籍俄裔数学家彼得·图琴。图琴原本是用数学模型研究生物生态问题的，当他着迷于历史后，就开始收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运用他熟悉的数学分析方法来尝试解决历史学上各种各样的问题。

东西方帝国兴起的一致性

经过对大量数据进行数学建模，图琴教授对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1500年间欧亚大草原上帝国的兴衰进行了数字分析后发现，在工业化之前，大型的帝国都是在多种文化接触频繁，且战争特别激烈的地区兴起的。不同社会间文化差异越大、交战越激烈，这一地区就越容易形成超级大国。因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激烈碰撞，能激发一个社会最大的能量，最终推高社会的治理水平，使一个复杂帝国的管理成为可能。这个不断碰撞和战争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从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我们从罗马帝国兴起的历史来看一看。公元前510年，罗马人在内战中驱逐了国王，结束了罗马王政时代，建立了罗马共和国，之后罗马开始了自己的征战之旅。自公元前5世纪初开始，罗马先后与近邻的一些城市交战并获胜，使自己的国土面积翻倍，继而征服意大利半岛土著和希腊人城邦，终于成为地中海北部的大国。此后，罗马与周边的高卢人、迦太基人和马其顿人发生了多次血与火的战争，在战争的锤炼中不断发展壮大。后来罗马又进入内战时期，最终在内战中，罗马共和国时期结束，走向了帝国时期。

如果我们将罗马共和国看成是罗马发展中一个较低的层次，而罗马帝国则是其“升级”后的较高层次，那么这次“升级”无疑是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和厮杀中获得成功的。从之前罗马王政时期到罗马共和国时期，同样伴随着无数的鲜血与牺牲。但这一切却成就了罗马辉煌的历史。可见越是战斗频繁、与周边文化差异大的社会，越容易诞生“超级文明”。

这个数学模型适用于古代欧洲历史，那么是否同样适用于古代中国历史呢？

说到中国历史，我们不能不提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六国统一之前，中国大地诸侯林立，天下主要被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割据。从文化上看，这些国家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比如秦国的“法治”、楚国的“神治”以及齐国的“人治”就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治国方针，由于战国七雄除秦国外基本都是毗邻而居，因此当时不同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都非常频繁，这种交流使得各国间的文化有了碰撞的机会。同时，这七个大国间的地缘摩擦随着交流的加深而变得不可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侵略、兼并等战争如同家常便饭，战国之所以称为战国，正是因为当时战乱不断。统一的秦王朝正是在“各国间文化差异较大”和“各国间激烈战争频繁发生”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再来看看曾经辉煌一时的元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蒙古族属于游牧民族，其文化与农耕文化迥然不同，与西方的海洋文化也有着天壤之别，随着各国间贸易往来的增加，不同文化有了越来越多的碰撞机会。当时，金国是蒙古的宗主国，随着金国的衰落和蒙古实力的增长，两国间的摩擦日益加深，终于爆发了战争，1234年，蒙古成功消灭金国，随后蒙古开始了自己对外侵略扩张的征途，在与西夏、吐蕃、大理、南宋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连番征战后统一中国，建立元朝。

以此看来，这个数学模型还是具有相当高的准确性的，越是庞大帝国的建立，越是符合这个模型。

国家兴衰恰似正、余弦曲线

既然帝国的兴起可以用数学方法来判断，那帝国建立后的兴衰是否有数学模型与之匹配呢？答案还真是肯定的。数学家将古罗马帝国、欧洲中世纪以及中国汉朝的历史数据全部搜集起来，并按军事、文化、宗教等历史元素分门别类，构建出一个新的数学模型，用它进行运算后得出了一个令人大感意外的结论：处于农业社会中的国家，其兴衰表现类似数学函数中的正、余弦曲线，每200～300年都会经历一个政治不稳定时期，而这种不稳定往往出现在持续的人口增长高峰之后的下降期。

为什么政治不稳定不是发生在人口增速飞快的上升期呢？按理来说，人口的激增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矛盾，增加社会管理的难度，理应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吧？但是，由数学模型推算出来的结果却并非如此，原来，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使社会矛盾持续积累，埋下了民众不满的种子，但同时，劳动力的持续增加使得农业经济能够保持稳步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社会矛盾，因此社会动荡和民众暴动的几率不高。而当人口在一个增长顶峰开始缓慢下降时，由于劳动力的减少，社会整体消费能量下降，引发了全社会经济的萧条，这时，人口增长时期被掩盖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大规模爆发，于是，社会的动荡和战乱也就随之而来，社会进入了一个不稳定期。

这个数学模型的推演以及解释到底准不准呢？古罗马帝国、欧洲中世纪以及中国汉朝这三个处于不同时空的社会，其兴衰的规律真是如此一致吗？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中世纪欧洲兴衰的数学线索

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爆发了三场看似毫无关联的战争，分别是英法百年战争、捷克农民起义和英国内战。

1337年～1453年，英国和法国之间爆发了一场世界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战争——百年战争。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英国王室与法国王室之间的王位之争，之后夺位之争逐渐演变成为英国对法国的入侵，法国人民为了将英国人驱逐出国境，被迫与其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战争，最终将英国人赶出了自己的家园。

就在英法百年战争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捷克人民为反对德国贵族和德意志皇帝的最高权力而进行的农民战争也敲响了战鼓。这次战争发生在1419～1434年间，德国贪婪的封建主觊觎捷克丰富的土地资源和矿藏，开始向捷克大规模移民。而捷克国王为了增加国库收入，不仅不对德国移民加以阻止，反而还给予了德国人许多特权，在捷克国内形成了一个德国教俗封建主、城市贵族和矿山主的特殊社会集团，不堪重负的捷克农民发起了一场起义，为宗教独立、政治独立而展开斗争。

紧随着这两次战争而来的，是英国的一场大规模内战。1455～1485年间，英王爱德华三世的两支后裔为了争夺英格兰王位而进行了一场战争。双方在30年的斗争中损失都极为惨重，从战争酝酿阶段到战争结束，至少有约50个家族在英国的历史中消亡。

从性质上看，英法战争是反抗入侵者的保卫战，捷克农民起义是反抗外国宗教和封建压迫的战争，英国内战是国内不同势力间的夺位战争；从空间上看，它们一个发生在法国，一个发生在捷克，还有一个发生在英国。这三场战争也就是在时间上比较接近而已，但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或许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它们只不过是三个在时间轴上坐标比较接近的历史事件罢了。但在数学家看来，这几场战争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在13世纪欧洲人口快速增长之后的下降期发生的。13世纪是中世纪欧洲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欧洲人口出现爆发式增长，直接从5800万人增长到了7900万人。但好景不长，14世纪之后，欧洲人口增长趋势消失，战争开始频频爆发。从13世纪初到15世纪末，欧洲社会经历了一轮从稳定到不稳定的循环。

16世纪之后欧洲的社会演变同样符合这个数学模型。16世纪初，伴随着新航路的成功开辟，欧洲开始了自己殖民扩张、进行原始积累的征途。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欧洲人口在这一阶段再一次出现激增，16世纪末欧洲的人口约有9000万之多。到了17世纪，人口的增长到达瓶颈，开始出现停滞和下降，而与此同时，欧洲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战乱：1618～1648年，神圣罗马帝国开始内战，最终演变成一场由全欧参与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即所谓的三十年战争；紧接着，1648～1653年间法国爆发内乱；英国也不甘寂寞，在1642～1651年间，英国议会派与保皇派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武装斗争及政治斗争；之后不久，在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又发动了“光荣革命”。

全球历史事件的印证

你是否感觉到这个公式的神奇之处了呢？如果你还是有所怀疑，我们不妨再用中国的历史来测试一下它的准确率。

我们就以汉朝为例。西汉建国之时（公元前202年），人口约在1500～1800万之间。随着政权的稳固，再加上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到汉武帝前期（公元前130年），人口上涨了近一倍，激增到3400万左右，汉朝的繁荣也达到顶峰。但从此之后，随着人口的缓慢下降，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也如期而至，40余年之间，汉武帝倾全国之力，发动了对匈奴的15次远征，彻底击垮了匈奴，但汉朝的国力也大为衰落，再也不复“文景之治”时的兴盛。

其实不止是汉朝，之后的王朝兴衰也一直遵循着图琴总结出的200～300年大周期，就像是坐标轴上的正、余弦函数，按照一定的周期起起伏伏，虽然时间上肯定会有些出入，但基本的走向却是完全吻合的，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叹，数学家的公式真是神乎其神。

这时让我们转过头再来看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就会发现其实罗马帝国的命运也早被注定了。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人口快速增长，到3世纪末期，达到鼎盛的近8000万人。之后，罗马的人口增长开始停滞下降，根据数学公式的规律，接下来的事情就自然而然了，果然，在经过一系列的战争之后，罗马帝国最终走向了灭亡。

在对古代史进行研究之后，图琴又开始研究工业革命前后，以及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的历史。他发现自己的公式并不需要进行太大的改动，因为公式中的元素对于20世纪全球范围内的动荡仍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只不过替换数据后，图琴发现，农业社会时期兴衰变换的200～300年的大周期，到了工业社会，变成了50年的小周期。

事实上，这个公式预测历史事件的准确率高达65%，对于全球各地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奇迹般的数字了。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就需要好好准备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的人口增长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由建国时的5亿人增长到了如今的14亿人，但现在，我国的人口增长即将进入停滞期，并会出现人口的下降，这或许意味着我们也将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挑战。不要以为这是在危言耸听，看看今天欧洲所面临的困境，我们就知道问题的严峻了。在2005年时，欧洲已经出现了人口下降趋势，而现在，一系列诸如欧债危机、国家破产等问题接连爆发，这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我们最好未雨绸缪，将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否则随之而来的苦果很可能让我们“伤不起”。

人类智慧大爆发时期

20世纪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轴心时代”命题：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里，人类精神文明有了重大突破，世界各地的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这些精神导师们在自己的国度中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其影响一直到现在也未曾消失。乍一看这些文明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只能算是历史的偶然，但是当我们将其与人类历史的U型曲线综合在一起看时，就会发现这些“巧合”其实都是必然的。

数学家们在研究人类古代史的数据时发现，如果以“专制程度”为对象，以人类进化史为时间轴来画一条曲线，那么轴心时代之前的人类历史将会呈现出一条完整的“专制U型曲线”，或者说是“不平等U型曲线”：在类人猿时期，我们的祖先群体中实行的是高度不平等的专制统治；接下来，到了采集与狩猎为特征的小规模社会时期，这时人类祖先的社会模式却变成了高度平等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规模的不断增大，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伴随着权力、地位和财富的极大不平等再一次出现。

在轴心时代即将来临时，U型曲线的右端持续上升，也就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状况越来越严重，这一时期全球各地文明普遍具有两大特色：神赋王权以及普遍的大规模殉葬。比如在我国，从商朝开始，一个奴隶主死亡就要有几十个奴隶为其殉葬，王侯的殉葬者更是多达成百上千人，即使到了周朝及之后的春秋战国，这个习俗也没有消失。在两河流域苏美尔早王朝和古埃及第一王朝，也同样有着大量的人殉现象。这些都显示出当时阶层间的极端不平等。

而到了轴心时代，由于这种不平等达到了顶峰——U型曲线的右端上升到最高点，即使是在精英阶层的人们也开始对此产生了一些不安的情绪，更遑论底层受压迫民众了，国家政治统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时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先知人物”开始通过对现有的社会和政治情况进行苛刻地批判，为当时的权力机构制定了道德标准，而这些先知正是佛祖释迦牟尼、希伯来先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道家、儒家诸子等人，聚集在他们身边的拥护者就成为了其教派或流派最初的信徒。

分散在世界各地、互不相通的人类文明为什么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大飞跃呢？历史学家的解释五花八门，而到了数学家这里，将繁杂的历史数据输入一个数学模型，历史的脉络一下子就清晰起来了。U型曲线还可以接着解释轴心时代之后的历史——此后人类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U型曲线，西方的宗教和东方的儒家学说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不平等状况，U型曲线的左端开始下降；经过一段“U型”底部后，随着社会规模再次扩大，新的矛盾开始积累，U型曲线的右端开始上升，直到启蒙时代前，人类社会不平等状况再次达到高点。随后，西方社会迎来了启蒙时代。

新历史主义解读 篇12

一新卢德主义对新时代的独特界定

K.塞尔 (K.Sale) 是新卢德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人物, 他一方面细致地研究发生在18世纪上半叶捣毁机器的老卢德运动, 著书立说、躬身实践地为老卢德运动辩护, 替贬义的“卢德意象”正名。他直接对新技术时代特性进行了自己的理解和阐释, 为自己所投身的新卢德运动进行合理性辩护。为了其理论和实践斗争的需要, 塞尔对技术时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把蒸汽机时代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 而把1971年芯片和微处理过程完善化带来的计算机数字化技术, 及由其作为主导技术而引发的一系列众多的新发明以及计算机数字化技术对生活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1]205就第二次工业革命何时开始的问题, 塞尔也说是很难回答的, 他也列举出几种不同的答案, 有从1945年原子弹爆炸算起的, 有从1949年美国人发明了带有新帝王概念的“不发达”一词, 并发起一场所谓正义的运动, “让科学发展和工业进步有益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 还有的是从1951年洲际电视广播的出现, 随后光缆的发明以及1976年第一个传播卫星的成功发射;或者1970年第一次基因重组开始, 1971年第一次的基因工程细胞, 直到1973年的重组DNA。塞尔承认, 每一种划分都有合理性, 都揭示了不同技术领域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性成就。塞尔还指出, 给出确切的日期或者确切的技术作为时代划分依据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看某类技术变化对我们的生活、工作、思想、政治、市场、文化、休闲带来怎样的影响。[1]206-207作为新卢德主义者, 塞尔之所以要明确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何时和因何来临, 是因为他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了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相似的、令人警惕的特征, 这些特征包括:①使人强迫接受新技术;②摧毁传统;③国家支持技术, 技术反过来为国家服务;④人类经历痛苦的考验;⑤人的需要是制造的结果;⑥自然遭到毁坏。[1]205-236塞尔认为正是技术发展到当下, 一种新的技术形态和技术时代的特征出现了, 这些特征需要新技术时代的人认真关注, 深入思考, 积极行动,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正是基于新技术时代的明确定位, 新卢德主义者深入阐发了他们对新时代的技术特性的分析。我们看到, 新卢德主义者塞尔所理解的新技术时代类似于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Z·布热津斯基所说的“电子技术时代”和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

二新技术时代的技术特性

J.曼德尔 (J.Mander) 是新卢德运动中的激进左派, 他认为, 现代技术不是偶然地出现, 每项技术也不是单个地发挥作用, 只有从技术系统的视角分析技术, 才能从整体上抓住现代技术问题的根源。

K.塞尔和J.曼德尔两位新卢德主义者对新技术时代的技术特征分析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 技术是按照自我逻辑演化的巨系统

曼德尔通过分析技术的连锁反应阐明了技术是按照自我逻辑演化的巨系统。他指出, 一项技术与另一项技术相互促进又产生了新一代的机器, 想拆散它们几乎不可能, 技术的发展就是这样, 相互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 越来越难以分离。比如, 没有计算机就不会有卫星、核能、基因、空间技术、军事探测器、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因为计算机, 所有这些技术又相互纠缠。如果想把他们看作是分离的、具体的技术是不可能的。计算机是这些技术的基础, 嵌入到每一项技术中, 也嵌入到管理和组织控制中心。整个复杂的系统之网之巨大超过任何时候, 可以说它包围了整个地球, 并能连续地与每部分交流与沟通。[2]189

复杂的技术巨系统是如何出现的呢?曼德尔作了如下分析:人们最初并非要设计建造如此庞大的相互制约的技术实体, 但在每个技术发展阶段, 人类总是跟随技术演化的逻辑, 用原有技术催生并产生更多、更强有力的新技术, 这样就越来越加强了技术之间的相互联系, 其中隐而不露的逻辑就是要扩大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技术演化导致了技术自身的新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提供的可选择性非常小。比如, 计算机的发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超级计算机的发明, 其能力将扩大上千倍, 将影响更多的技术, 进而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的、政治的后果, 这时, 人和机器都处于技术工程之中, 要说有“共谋”的话, 也只是技术形式自己的“共谋”了。这样发展的结果, 就是世界范围内技术创造物把人类自己作为其功能包含其中:人的思想方式、人的构想、人的选择方式、人所想象的好坏的观念都成为了这个巨系统的功能。[2]189

塞尔同样主张新技术时代技术是自主发展的。塞尔指出, 并没有人为这次革命中出现的新技术和新机器投票表决, 也没有人解释新技术将会对人、对社会和环境带来何种影响, 更没有人对其带来诸如贫穷、失业、污染等毁坏性后果负责。这场革命只是在无法抗拒的、强有力的工业创造的浪潮中“发生着”, 其后果比人们能够想象的更为深远。塞尔具体分析了技术自主发展的原因, 他指出, 从表面看技术是人的决策, 其实并非如此, 技术的发展是技术命令的结果。新技术时代的技术有其自身特殊的无法逃避的逻辑, 比如自动化技术就是计算机化、机器人技术和服务于取代人力的技术装置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其发展过程中, 技术化的和去人性化操作的人卷入其中, 其共同的结果就是不可避免地导致简单化和程序化。[1]210

(二) 技术具有非中立性

新卢德主义者驳斥技术中立性假说并揭示其危害。曼德尔认为技术存在决定了社会的一切方面, 技术有明显的连锁后果和政治效应, 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3]43他指出, 技术中性论是一种幻想, 技术是中立的观念本身就是非中立性的, 因为它引导着人类对自己前进最终方向缺乏判断力, 直接服务于技术路径的提倡者。技术价值无涉的观念确认了一种强大的前技术的思想模式, 在这种思想模式的作用下, 使得人对技术图景已失败并且技术在将来一定还会制造更多问题的消极事实缺乏判断力。[2]35-36曼德尔正是依据其技术非中立的主张展开对电视的猛烈批判。曼德尔指出, 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持技术中性论观点, 这种观点影响下导致把电视仅仅看作是获得认识、观点和现实的窗口或通道, 认为看电视具有启蒙功能, 对民主进程是有潜在益处的。他认为关于电视以及其他技术是中立工具的观点是彻底错误的。他还指出, 在工业社会人类处于一种技术漫游的状态, 造成这种状态的一个原因就是技术中立性假说。“没有什么比技术不包含内在政治偏见的观念更能完全确认技术梦游症。从政治的左派和右派、从公司到社会行动者, 听到的就是一个声音:问题不是技术本身, 而是我们怎样使用它, 谁控制它。如果这种观念不是这样广泛被接受, 不是这样的危险, 那么它就是荒谬的。”[3]43-44“相信了这些, 人就不去分析技术实际上的偏见而任凭技术的发展, 然后却非常吃惊于某项技术发明后人的使用状况, 仅仅有利于社会的某部分。人或组织, 并不服务于整个社会。通过技术, 每一项新技术都是必然地驱使社会朝向某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方向, 每种新技术都是与特定政治后果相互协调的, 绝大多数的技术都是那些在思想中保有某种特殊后果预期的人的发明。”[3]43-44

新卢德主义者在驳斥技术中立性的同时还深刻分析了技术负载着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塞尔认为, 技术不是中立的工具, 有时还是非常有害的。[1]261-263技术发展承担着产生它的工业系统的目的和价值, 永不停止地遵守实现其目的的规则。工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是资本征募科学为其服务, 今天这一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技术总是为某种利益服务, 而在各种利益中首要的是工业系统的经济利益。同时, 塞尔还关注工具背后的文化价值, 他认为, 原来的工具总是保护关于“过去”的历史, 表达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但西方文明是一种征服的、暴力的文化, 尤以美国为甚, 这种文化注定产生征服的、暴力的工具。这种工具必然导致对“过去”历史的毁坏, 也是对特殊文化的毁坏。在塞尔看来, 技术会摧毁过去有价值的东西。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国的工业主义转向推进农业工业化, 这不仅是一场对土地的战争, 带来了大量生物物种的灭绝, 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 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 更使原有家庭观念和社会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塞尔正是基于技术的非中立性, 技术负载经济利益, 也负载文化价值, 使塞尔为老卢德的辩护才成为可能。

(三) 技术具有广泛渗透性, 并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曼德尔分析了技术系统所具有的广泛渗透性。社会生活系统与技术系统的有机联系是那么紧密, 一旦某种规模的技术被引入使用, 技术就有效地成为人的意识的环境。曼德尔说, 人可以想象没有X射线的生活, 但人不能想象没有汽车或者没有电的生活, 技术已经是如此普遍存在, 以至于技术会把其自身在人的意识周围传播, 人被技术包容其中, 正是由于技术的最普遍存在从而使得人看不见技术了。电视是这种普遍存在性和禁闭性的特别例证。电视不仅变成整个人的外在环境, 电视也把自身透射到人精神之中。电视被包装并进入人的精神, 大多数人已很难记得仅仅几代人之前根本不存在叫做电视这样的东西。[3]350-351

新卢德主义者指出, 技术对人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塞尔看来, 技术对人的影响表现在:

1.人被机器所控制。

技术问题首先是技术具有的统治性。由计算机技术及其一系列发明正在验证这“技术是鞍, 人被骑”的说法, 塞尔批评控制论计算机科学真就意味着“机器负责”, 这就是“控制”的命令, 无论是就国家还是就制度而言, 这都是计算机化的决定性特征。计算机化的基本材料就是信息, 对信息的控制就是权力的控制。

2.技术给人的生活强加一种中介经验。

由于技术的存在, 人的生活与其他物种、自然系统、季节性的和区域性的模式的联系越来越少, 而人的生活与技术领域、人工的和工程的构造、工业模式和工业过程直至人工激素、基因、细胞和生活形式的联系越来越多。

3.技术革命带来空前的失业问题。

在过去二百年里, 技术对就业的冲击在所有工业国家都是严重的,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所发生的就业问题不再是暂时的循环性的问题, 而是一个持续性的结构性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就是由技术带来的。西方最后的25年里一直就处在这种由更加复杂的自动化技术所带来的劳动替代的持续的结构性失业状态中。虽然在制造业和农场里大规模减少了劳动力, 而在非生产性领域的就业机会的确增加了, 不过这样的工作通常工资较低、具有暂时性和不稳定性。塞尔批判那种认为技术消灭了一些工作但一定时间以后又会出现新工作的理论, 他认为事实上这个理论从来没有被验证。

4.借助技术手段带来了消费主义。

塞尔指出, 资本逻辑的顺利运行首先依赖广告, 广告服务的消费至上主义则依赖于激发人的需要, 实现广告激发人的消费需要的最重要的操纵中介就是电视, 电视宣传完美、快乐、道德、有力等诱惑人的美好生活。电视延伸到世界各地, 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推崇一种商业化的生活, 电视的全球效果是把全球带入单一的文化模式中。

5.新技术时代的全球社会具有不稳定性。

塞尔指出, 不平等是工业主义的内在后果, 目前世界的不平等达到前所未闻的水平。西欧、北美和东亚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却拥有世界85%的财富;其他更多的人只占有世界15%的财富。贫富差距拉大, 这样巨大的不平等是无法避免混乱的, 战争、暴乱、冲突、内战、分裂随时可能发生。

三批判分析

现时代的特征之一是科学-技术-社会一体化, 其中技术与社会互动而呈现的一体化表现为新技术的时代特征与技术的时代特征两个方面, 可以说这两个方面是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相互嵌入的复杂关系。新卢德主义者对新技术时代的技术特征的认识正是基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考察技术、展开其技术哲学思想的。

新卢德主义对新技术时代的技术特性的分析, 充分表明其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思想特征。技术是自主的还是社会建构的, 是中立的还是价值负荷的, 技术本身与技术应用是否要加以区分等等, 在这些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 纵观新卢德主义对新技术时代的技术特性的分析, 新卢德主义的立场观点是鲜明的, 属于人文主义的技术批判特征。他们的思想与芒福德和埃吕尔两位技术哲学家思想尤其相似。事实上, 不仅是曼德尔和塞尔, 新卢德主义的其他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中也都多处引用了芒福德和埃吕尔的观点, 可以说包括曼德尔和塞尔在内的新卢德主义者的技术批判思想继承了芒福德和埃吕尔的思想传统和立场观点, 芒福德和埃吕尔是新卢德主义最直接的思想先驱。

由于新时代出现了技术新形态和新特征, 具有人文主义技术批判色彩的新卢德主义思想又有超越前人的独特贡献。尽管运用系统思想来分析技术并不新鲜, 把现代技术看做是巨系统与芒福德的“巨机器”也似曾相识。但是, 我们要看到, 曼德尔对技术系统的连锁反应导致技术系统自我发展的思想, 具有某种深入技术系统内部分析技术的工程主义技术哲学特色, 这种技术连锁反应的分析超越了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对技术一般的抽象分析思路, 在这个意义上, J·曼德尔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其思想先驱。再有, 在分析技术具有广泛渗透性的问题时, 新卢德主义者非常重视对现代大众媒介技术发展带来的媒介环境的分析。尽管埃吕尔分析过技术环境, 指出技术环境是人所创造的, 却把他自己完全包围起来的环境, “这意味着人类已不再生存于原始的‘自然环境’, 人类现在生活在一个新的人工环境中。[4]”埃吕尔批评技术造就的人工环境割断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新卢德主义不仅继承更主要是拓展了埃吕尔对人工环境批判的思想。因为诸如电视等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影响, 现代媒介技术带来的媒介现实问题已是现代人无法逃避的存在状况, 因此, 对电视影响的批判性分析构成了新卢德主义批判思想的独特领域, 这一点明显超越其前辈的。新卢德主义对电视媒介的批判在当代媒介社会对于思考人的存在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媒介现实源于客观现实但不等于客观现实, 媒介世界是人们直接接触的世界;正如美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评论家李普曼认为:“我们的身外世界 (即实性世界) 越来越变得广阔而纷杂, 如今人们已很难直接去感知它、把握它、理解它, 诸如关税、贸易、财政预算、战争与和平等众多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都远远超出人们直接接触、亲身感受的范围。因此,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身外世界实际上已是‘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5]可见, 媒介世界已成为人们直接接触的世界, 而传媒对事物的表征对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当然, 新卢德主义者具有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的特征, 自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一方面, 他们批判现代技术的自主与失控, 另一方面他们又倡导对技术的积极的反抗, 陷入了矛盾, 必然导致其对出路思考的孱弱无力。同时, 他们主张技术是非中立的, 把技术与技术的应用混同起来, 必然又将带来对技术应用主体思考的缺位。我们主张要确认技术的中性和技术应用的非中立性, 这对明确政府的科技政策选择和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是有益的, 同时对明确发明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是有益的。如果技术本身就有善恶或是非中立的, 技术应用的不良后果就可以由技术负责, 就没有任何人或群体需要对技术不良后果负责任了。

参考文献

[1]Sale K.Rebels against the Future:The Luddites and theirWar on the Industrial[M].New York:Addison-WesleyPublishing Company, 1995.

[2]Jerry Mander.In the Absence of the Sacred:the Failure ofTechnology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Indian Nations[M].SanFrancisco:Sierra Club, 1991.

[3]Jerry Mander.Four Arguments for the Elimination of Televi-sion[M].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77.

[4]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ystem[M].trans.Jooachinm Neugroschel.NewYork:Continuum, 1980: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