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批评（精选12篇）
新历史主义批评 篇1
摘要：本文从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影响谈起, 提出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不足之处, 并以吕俊教授的建构主义翻译学为参照, 建议把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的建构主义引入文学理论批评中来。
关键词：建构主义,文学批评,语言学转向
一、引言
建构主义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所谈论, 它最早被皮亚杰、维果茨基等人运用于教学研究中, 并用来指导教学。在国内也有许多学者谈论、研究建构主义, 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吕俊教授的建构主义翻译学。虽然建构主义愈谈愈热, 可是至今尚未出现在文学批评中。本文以吕俊教授的建构主义翻译学为参照, 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 从语言学转向谈起, 建议在将意义解构之后应该将其再建构, 即将建构主义引入到文学批评中来。
二、语言学转向 (the linguistic turn)
20世纪初,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在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打破了当时一统天下的“历时性研究” (diachronic description) , 提出了“共时性研究” (synchronic description) , 还指出能指 (signifier) 和所指 (signified) 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 即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 而是任意的, 然而语言学时代的到来, 不仅仅是由于语言学本身的突飞猛进的革命进程, 更主要的是由于在哲学、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里先后发生的“语言学转向” (冯寿农, 2003) 。
一直以来, 人们认为语言与所要表达的意义是一一对应的, 那么用语言描绘出来的世界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但是渐渐地人们开始对语言的表征能力产生了怀疑和否定, 语言开始出现了“表征危机”, 尤其是20世纪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的提出, 他指出, 人一降临到世界上, 就掉落在“先在”的语言怀抱里,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加入到一个语言的系统中, 别无选择。哲学家发现:人无法直接认识实在世界, 而首先要转向认识这个隔在人与世界之间的语言。于是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 (冯寿农, 2003) , 并且迅速波及其它人文学科。
“语言学转向”促进了文论、批评眼界的更新, 即出现了新的价值取向,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方法知识取向”, 二是“思想真理取向”。基于此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一条路是索绪尔对语言的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引发的“方法—知识之路”, 另一条是海德格尔对语言与存在的思考引发的“思想—真理”之路。在“方法—知识”之路上走来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文论流派, 在“思想—真理”之路上走来了存在主义等文论流派 (孙辉, 2002) 。
在语言学转向之前, 人们注重文本之外的研究, 如研究作者的生平、经历等可能会给作品带来的影响;语言学转向之后, 到了结构主义, 人们将注意力放在文本之上, 强调对文本“形式”的研究, 主体被排斥, 它强调主体的个性差异, 认为每个人对文本的解读都不一样, 意义的生成是无限制的、任意的。然而意义的生成真的是无限制的、任意的吗?
三、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
吕俊教授提出的建构主义翻译学在国内颇具影响力, 它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 否定了解构主义的翻译研究范式。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 但他不是简单地沿袭, 而是广泛综合当代西方解释学、语言学、实用主义、精神分析学等各派理论的成就,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 (韩红, 2005:2) 。交往行为主义认为:“达到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于相互理解, 共享知识, 彼此信任, 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认同以对可领悟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这些相应的有效性要求的认可为基础。……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表达;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彼此认可的规范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 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 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某种东西达成理解, 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另外, 交往行为理论还强调“复数主体”, 即社会主体的概念, 认为在个人的前理解结构中, 尽管有差异性, 但它不占据主导地位, 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人类知识的共性。它用卡尔·波普尔“三个世界”的理论阐明了这一问题, 即第一世界 (外部实存世界) 与第三世界 (个体主体精神世界) 没有能量和信息的直接交换关系, 它要经过第二世界 (社会群体世界) 才能发生关系, 也就是说, 正是社会对人类知识的归纳、总结、梳理、整合后才传授给个人的。这样就否定了个体差异在理解中所占的主导地位 (吕俊, 2005) 。
那么我们为何要提出建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它究竟比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好在哪里?
首先, 解构主义虽然打破了结构主义的完全确定性和自给自足性, 认为意义是在主体间对话中生成的, 强调主义的个性差异, 然而解构主义并没能把握好这个度, 使得意义生成缺乏制约, 反而成为它的危机。而建构主义强调“复数主体”, 它承认个体差异, 但由于社会对人类知识的归纳、总结、梳理、整合后才传授给个人的, 因此个体差异在理解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从而克服了意义生成的任意性的缺点。
其次, 建构主义对之前的理论采取的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 它不像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那样毫无保留地批判和全盘否定, 建构主义既保留了结构主义的语言构成具有规则性这一面, 又接受了解构主义的对话理论, 但克服了对话中意义生成的任意性的不足, 提出了制约性条件。
最后, 建构主义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 通过交往的合理化, 重建以主体性和理性化为核心的现代性, 对抗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消解, 在现代文化批评理论中能独树一帜 (韩红, 2005:2) 。
四、结语
解构主义在否定了结构主义之后, 并没能提出更好的理论来代替它, 结果却陷入意义生成的不确定性的危机中, 那么解构之后的重构任务必然要由另一种新的、合理的理论来完成, 那就是建构主义。它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 吸收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优点, 摆脱它们的缺点, 告诉我们意义的生成并不是无限制的、随意的, 因为社会对人类知识进行了归纳、总结、梳理和整合之后才传授给个人的, 从而克服了意义生成的任意性的缺点。
参考文献
[1]冯寿农.“语言学转向”给文学批评带来的革命[J].外国语言文学, 2003, (1) .
[2]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3]韩红.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深层解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4]吕俊.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翻译, 2001, (6) .
[5]吕俊.论学派与建构主义翻译学[J].中国翻译, 2005, (4) .
[6]孙辉.从语言到话语——当代文学理论品评两度转向之学理逻辑探析[J].暨南学报, 2002, (5) .
[7]阎嘉.语言学转向与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4) .
[8]张杰.批评理论的转向:从“形式”走向“认知”[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05, (5) .
新历史主义批评 篇2
李长中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诞生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欧美.关注所有女性的边缘化问题。多数女性主义认为我们的文化是父权文化：即以服务男性为主导。女性文学批评家尝试解释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权力因性别失衡如何被反映在文本中，或如何受到文本的挑战
主要从性别的视角对文学创作和批评进行研究: 1 以女性视角重新解读文学作品;
2 挖掘被埋没的女作家作品,寻觅女性文学传统. 3 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方式和表达方式.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一 诞生的条件 1 社会条件:
西方两次妇女解放运动:
(1)第一次浪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妇女获得选举权.
(2)第二次浪潮:20世纪60年代,争取女性再就业、教育和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权利.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2 学术条件:
(1)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更新和发展为女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思路和方法论的启示.(2)女性主义两个先驱:
弗吉尼亚•伍尔夫
西蒙•德•波伏娃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伍尔夫:
英国意识流小说家，
1929年《一间自己的屋子》,为女性主义批评奠基了基础. 主要思想:
肯定了女性文学传统.剖析了女性文学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现实根源-----经济不独立.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3 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思想:
柏拉图《会饮篇》
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个是男性的力量,一个是女性的力量,女性往往外柔内刚,男性往往内柔外刚,没有纯粹的男人和女人.
“双性同体”才是理想的人格形象.解构了男女二元对立观念.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法国的波伏娃:
《第二性》(1949年),被称为西方妇女的圣经.
著名观点:
“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二、女权主义批评的两大形态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沃尔特在《走向女权主义诗学》提出：
1、女权批评：（作为读者的妇女）关注文学现象的意识形态性。
对妇女形象的忽视和歪曲；
男性建立的文学史对女性作家的有意或无意的疏漏；
父系制度对妇女读者的控制和利用等。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方法：
打破男性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引入一种性别视角：
“我们第一次被要求作为女人去阅读文学作品，而从前，我们，男人们、女人们和博士们，都总是作为男性去阅读文学作品。”
肖瓦尔特的精神分析模型认为性别差异为心理的基础，以性别和艺术过程的关系为重点。强调女性差异是封闭合需要之外的意义的自由抒发。肖瓦尔特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女性主义关怀放在社会背景中的文化模式，承认阶级、种族、民族和历史差异，以及时间和空间对女性的决定因素
作为世界最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典型，哈姆雷特在剧中有父子冲突，以及在其两性之间的冲突，剧中妇女发挥了多种双重性。哈姆雷特抗拒着一个女性的身体，他的母亲的身体，反过来，他一直被那个身体反作用着。哈姆雷特认为性是邪恶的，这表现在他对克劳迪斯的厌恶和对自己母亲的厌恶，以及他对欧菲莉亚的残酷谴责，也同时表现在由于自己出自那个身体而产生的自我厌恶。他最彻底的仇恨源自他无意识中压迫着自己的性冲突感觉。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第一阶段，“女性化（feminine）”阶段（1840至1880年），在此期间，女性作家模仿优势传统；第二阶段，“女权主义（feminist）”阶段（1880至1920年），在此期间，女性主张少数群体的权利并进行抗议；第三阶段，“女性（female）”阶段（1920至今），在此期间，反抗，即揭示男性文本厌女症，被女性文本和女性的重新发现所取代。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如何获得女性视角？
“女性主义批评的第一个行为就是：从一个赞同型读者变成一个反抗型读者，通过这种拒绝赞同的行为，开始把根植于我们心中的男性意识祛除掉。”
女性阅读要保持一种独立而清醒的女性意识，以一种抗拒性的态度去阅读男性文学作品。
第八章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2、女性批评：（作为作家的妇女）
研究女性写作不同于男性写作的模式，追寻被淹没的女性文学传统。
父权制社会中，写作被视为男性的特权。
梅里美眼中的乔治·桑：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关键词：
1、“天使”与“妖妇”：
美国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 “天使”形象：温柔、美丽、顺从、贞洁、无
私、大度等。
实质是将男性的审美理想强加在女性身上，剥夺了女性形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附属品。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妖妇”形象：三类：
（1）失贞者：充满激情、缺乏理性、淫荡色情、是欲望的化身。
（2）男性化的女人：有男性智慧、顽强意志、野心勃勃、心狠手辣。
（3）悍妇形象：丑恶、刁钻古怪、泼辣凶悍、泼妇。
本质上是对女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厌恶，压制了女性的自我觉醒。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2、双声话语：
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解读女性人物形象，三类：
（1）在压抑中认同，完全屈从父权制的女性形象。
（2）在压抑中反叛，勇敢地反抗父权制的女斗士形象。
（3）在压抑和反压抑中导致人格分裂的疯女人形象。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妇女作家在男性霸权文化中深感身份焦虑，她们也在压抑和反压抑中进行创作，表现出“双声话语”：
社会的声音：表面的显性声音
自己的声音：深层的隐性声音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从“双声话语”理论来读，
主宰的故事：女性文本对男性主宰文化不得以模仿和利用的结果。
失声的故事：女性自己独特的生命感受，和男权社会文化格格不入。 如：《简·爱》
主宰的故事：灰姑娘的故事
失声的故事：追求女性的人格尊严和独立。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3、“身体写作”
女性主义批评的解构策略：
（1）解构男性中心主义文学史，追寻妇女文学传统。（2）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叙述视角，建构以妇女经验为中心的叙述角度。（3）解构男性中心主义语言权，建构女性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法国女性主义者提出“身体写作”：
就是让女性从专制的“文化彼岸”回到身体，用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来写作。
女性使用的语言与女性的肉体感受相联，它是反理性的、无规范的、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的语言，是女性表现自我体验的独特的“女人腔”。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四、个案分析：
1、《简·爱》的女性主义叙述声音
美国批评家兰瑟在《简·爱的遗产：单一性的权利和危险》：
塑造了一个“惟我独尊”的女性叙事主体形象，她的叙述声音贯穿了整个小说文本。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2、疯女人伯莎就是简·爱：
美国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
批评的“生态主义”者 篇3
一、作为方法的乡土中国与作为立场的土地哲学
作为70后批评家的一员，张丽军拥有70年代人相对复杂的生活阅历和社会体验。这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成长初期在农村的社会主义集体生存体验，与成长后遭逢的市场化转型及其城市生活体验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对照。在两段历史的错综纠葛和复杂关联中，通过对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中的连续性和断裂之处持续深入的反思，通过对当下文学的文化与社会功能的思考和分析，一种富有生态主义意味的文学批评观渐渐成形。
与同龄批评从业者相比，如果说很多人更容易被花样翻新的西方文学形态和理论流派吸引，张丽军的批评话语则呈现出对自己所依存的生存语境有更多的自觉体认。古老的乡土中国在懵懂和阵痛中进入现代以来，既充满苦痛与挣扎，也给20世纪中国历史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和动力 。从农村走出，对农村生活中痛苦和欢欣的铭记，对农民品性中质朴、善良、坚韧与愚昧、保守与短视等等因素复杂并存的体验，使张丽军对农村的记忆鲜活而具体；而对诸多优秀文学资源的接受和理解，对现代历史复杂内涵的认知，对知识自身生产属性的体味，又使得他对文学中的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反思更加客观而深入。当作为土地和农民之子的张丽军与批评家张丽军相遇，其对现当代文学中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看起来与其说是文学史知识问题的演绎，不如说更是从乡土中国的古老土地上顽强生长出来的思想和经验表达。
对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对农民形象的种种想象，张丽军并没有轻易接收，而是从自己的农村经验出发，立足乡土中国内在的现代性进程，对每一种想象及其衍生的知识生产条分缕析。无论是启蒙视域中的想象、文化人类学的想象、救亡视域中的想象、阶级的想象还是革命的想象，都不再是想当然的农民和农村空间的自然形象，而是被作为多种有着特殊立场和目的的知识生产纳入到整体的社会生产和转型过程当中，与论者思考当下乡土农村与现代社会转型之关联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由此，每一种曾经出现的对乡土和农民的想象，就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标签化的命运，从而呈现出更为本然的复杂性。比如，在鲁迅“国民性改造”视域中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压抑的乡村空间之外，《社戏》这样的“另类”想象的意义也被凸显出来，“《社戏》与以往的揭示‘中国病人’病因的‘国民性改造’系列小说成鲜明对比，是鲁迅对西方现代性思想认知图示的突破，成为鲁迅想象乡土中国和中国农民的另外一个重要精神向度。”更重要的，“以往的研究者……没有意识到《社戏》所描绘的物质简单、人际和谐、精神富足的乡土空间对新世纪新农村建设和当代乡土文学的启示意义。”又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其“文化人类学视域的延续和深化”，却也“提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对于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野百合花”问题，既要看到“野百合花”对农民主体精神呼唤的恒久价值，又要意识到“在革命时期，……对农民自主性和主体精神的倡导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了革命的凝聚力，分散了农民进行阶级革命斗争的注意力……”。
正是基于对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和农民形象的多重内涵的体认，赵树理的“为农民写作”文学观和对新乡村政治生态的审美思考就格外为张丽军所看重。无疑，与众多乡土中国书写相比，赵树理的文学实践从多个层面与乡村和农民实现了有效的接合。这一方面是因为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写作已经不仅仅是作家个体的文学想象，而以对解放区新农村政治与文化力量错综复杂关系和农民心理的洞察为基础，直接参与到新乡村政治生态的建构和农民改造与自我改造的进程中；另外一方面，“特别让人称道的是，赵树理在深刻地把握了中国农民心理的同时，还能够以农民的语言、农民的阅读结构、农民的思维模式把它讲述出来。因此，赵树理的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地地道道的为农民、说农民、演农民的农民文学……”。在我看来，也正是在对赵树理的认同和激赏中，张丽军自身的农村生活经验和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怀逐渐上升为一种文化自觉和知识自觉，虽然在赵树理之外，其他经典作家对乡土中国的审美关照也成为张丽军反身关照乡村的重要资源，但赵树理的农民文学方式和写作目的显然更与他的体验相契合。由此，能否有效贴近农民，能否有效揭示乡土社会中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缠绕，能否为农民主体的觉醒和农村社会生态的健康发展提供文化力量的支撑和积极引领，最重要的，不是居高临下的俯瞰和审视，而是自下而上的体味和把握，为具体而鲜活的乡村日常世界那恒久而坚韧的生长性赋形，成为用以度量新世纪乡土文学的标准。
新历史主义批评 篇4
弥尔顿（1608～1674）是英国文艺复兴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领军人物，无论在文学创作、思想领域以及政治活动方面，都毫无争议的代表了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群。尤其在文学创作领域，《失乐园》是与《荷马史诗》《神曲》并称的西方世界的三大史诗。弥尔顿的《失乐园》第一次在文学创作领域把通常意义上的反面人物撒旦（lucifer）作为主人公来塑造，一方面，颠覆了文学创作中通常描绘正面形象的传统风格；另一方面，旗帜鲜明的融入了自身的社会理想、反抗思想以及展现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而且用这样的人物形象激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共鸣，不能不说是文学创作领域的一枝奇葩。撒旦的形象来源于圣经，但是让撒旦从地狱中直冲云霄反抗上帝、反抗不公的人世并且能够屹立于人世之间为全人类所瞩目的，确是弥尔顿。撒旦反抗上帝、反抗人世的不公，正是弥尔顿生平最真实的写照，可以说撒旦便是弥尔顿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最渴望并且一直努力朝向发展的理想人物。撒旦不再是罪恶的源头，撒旦即是米尔顿的化身。
一、新历史主义视角下弥尔顿“撒旦”形象的创作思想来源与基础
新历史主义批评即文化诗学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于英美的一种注重考辨文本历史因素的批评理论流派。强调文化、历史、和其他相关因素决定了文本的意义。新历史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历史的文本化，文本的历史化。即文本是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对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必须联系文本产生的文化与历史的因素。弥尔顿对“撒旦”形象创作的思想基础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弥尔顿多舛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坚定的自由意志的思想观点，而这种自由观也正是弥尔顿在创造和构建撒旦这一人物形象时的基调与前提。
一般研究认为，弥尔顿的自由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宗教自由、家庭个人自由以及公民自由。作者特有的对于人的意志自由的自我反思与探讨，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改变。在《失乐园》中，尤其体现在“撒旦”这一人物形象的自我变迁与推动上。撒旦的早期是天堂光芒万丈的“天使长”，有着人人得以仰视的地位，无疑是自由的，但是此时的自由还是有局限的，局限于其对自身的认识，是一种受限制的自由、一种仅仅建立于“上帝”权威下的被人恩赐的自由，这一时期的撒旦正如同青年时期的弥尔顿，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建立在尚未深入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漩涡中去，仅仅只是旁观，感受到的仅仅只是文艺复兴和煦温暖的阵风；随着《失乐园》情节的继续发展，撒旦由于嫉恨神之子，嫉恨上帝的“不公”而铤而走险，站在台前为了自身的自由意志，反抗天堂诸神以及上帝，被打落天堂而其同伴也都全部永堕地狱深渊。可是即使遭受如此不公的待遇，撒旦仍未放弃自己对自由意志的追寻和抗争。他发表演讲，安慰鼓励同伴，告诉他们只要努力仍可重返天堂，于是全力以赴重建魔宫。长诗写到此处，撒旦一直都是长诗所描绘的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撒旦及其同伴正是弥尔顿以及同米尔顿一样革除社会弊病的清教徒战士的缩影，所以说弥尔顿对撒旦的描述和塑造，也是对其自身反抗精神与反抗意志的重塑。
以上所述《失乐园》史诗的前部分中，弥尔顿的自由主义思想暴露无遗，宗教抗争为的是争取宗教信仰的自由，投身革命反抗不公的社会压迫是为了追寻个人意志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靠他人施舍而来的“伪自由”，而是思想、言论、行动等等的真正的自由，鉴于弥尔顿的人生主要历程，这也是弥尔顿在撒旦这一人物塑造上前期形象的思想来源和基础。
二、“撒旦”——宗教弥尔顿
弥尔顿生活的年代正是英国宗教改革的时代，主张废除国教，建立新教的清教主义者们成为了新教运动中的主要力量。清教运动在形式上是人民对道德、纲常败坏的罗马教廷统治下的天主教的反动，但实质上又是拯救和实现了濒临破产的基督教及其教义的另一种形式上的复兴，其基本教义主张人的“原罪论”和“命定论”；思想上，清教主张自律和内省，对于清教徒而言，提倡勤俭节约，强调信徒平等，强调信仰的纯洁。诗人从小受到家庭教师托马斯·杨的教导和影响，拒绝信仰天主教、拒绝做天主教忠顺的奴仆。这些经历都影响了弥尔顿的宗教观，从而促使其成为一名具有坚定信仰的清教主义战士。从他在剑桥大学求学开始，其前期的作品，例如《快乐的人》和《幽思的人》无疑不体现了其作为诗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其作为一名清教徒的清教思想的融汇和摩擦。在英国革命爆发之际，弥尔顿毅然决然的站在极具革命精神的清教徒一边参加从教论战，发表支持清教徒革命者的小册子，如《谈谈涉及教会纪律的英国宗教改革》、《论教长政治的主教制》等小册子对清教徒的斗争呐喊鼓气，毫无疑问，弥尔顿是一名坚定地清教徒和清教徒式的革命者。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米尔顿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回顾《失乐园》中的撒旦，无论是其抗争上帝的勇气、失败后的不屈斗争包括在史诗后部的堕落，无疑不是弥尔顿对于清教徒所作所为的思考和自我反省，这也注定了米尔顿笔下的撒旦必然是一名清教徒式的叛逆者和斗争者。在撒旦与上帝的斗争中，无不映射出清教徒革命党人和王党和封建教会统治者的激烈斗争以及清教内部的分裂和斗争。撒旦的堕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清教徒们对自身追求的变化，对所坚守精神的变迁和由于王党复辟所带来的内部精神的迷惑和动摇。这样的撒旦，为读者留下了一个既有清教徒大无畏抗争精神而又被自身局限和社会影响所累的一个有着清教徒烙印的宗教人物。
结语
以上从新历史主义批评和阐释——接受批评分析了《失乐园》中“撒旦”这一人物形象的思想来源、主人公撒旦身上所体现的诗人的个人理想和精神映射及诗人的宗教观等，说明弥尔顿在创作这首长诗以及这个人物时，怀有以下几点目标：第一，阐述了自身对“自由意志”的理解；第二，描绘了他理想中的世界雏形；第三，剖析了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自身的缺憾；第四，为后代留下了革命的种子和借鉴，使后人能够最终实现自由平等的社会。
摘要：对弥尔顿《失乐园》中的“撒旦”形象分析历来都是评论家关注的重点。本文拟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角度分析“撒旦”形象的创作与作者和时代的关系, 并结合阐释——接受批评理论, 通过其创作的典型形象分析力图再现一个真实的弥尔顿。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弥尔顿,《失乐园》
参考文献
[1]、杜艳红《.失乐园》中撒旦形象的重新审视.青年文学家.2009年02期
[2]、赵青, 陈建平.试析《失乐园》中上帝与撒旦的形象塑造.飞天.2010年24期
[3]、赵燕, 武娜.黑暗中的斗士弥尔顿.作家.2008年12期
[4]、王凯.论《失乐园》中的清教主义思想.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5]、刘炳善.《英国文学简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6
略论党内批评的历史作用 篇5
【摘 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也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锐利武器。在党九十年的奋斗历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证明，能否正确掌握和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关系我们党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我们不但要继承更要发扬这一优良作风。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要充分认识新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现实意义，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创新方法，从而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关键词】批评与自我批评；历史作用；现实意义；实现途径
批评是指对别人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意见，自我批评是指政党或个人对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进行的自我揭露和剖析。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作风，是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的一大法宝，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有力武器，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不但要继承更要发扬这一优良作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抵御各种政治灰尘和腐朽思想侵蚀、纠正自身错误，解决党内矛盾、维护党的纪律的有效方法，也是我们党光明磊落、富有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全党同志必须正确运用这一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只有认真贯彻这一精神才能更好地实现党风的更大转变。
新时期，新形势下，胡锦涛同志更加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他曾经指出：主要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带头讲真话、讲心里话，自我批评襟怀坦白，批评别人真情实意，做出好的样子，就会给下面以好的影响，带出好的风气。要做到讲真理不讲面子，讲原则不讲关系，讲党性不讲私情。每个领导同志都要经常想到自己的缺点、弱点和不足，养成严以律己，广纳善言的好习惯。这就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试图在简要总结一下党的历史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一下现阶段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的重要意义，并结合现实要求对新时期的党内批评的实现途径做理论上的探讨。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涵及历史作用
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党员素质是党的一贯做法，但对其内涵的认识却有个过程。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思想路线盛行，提倡“批评”，但没有“自我批评”的概念。而批评成为攻击个人、实行“残酷斗争”的代名词。遵义会议后，党的思想路线开始恢复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并认真纠正“左”倾思想路线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危害。抗日战争开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面临新形势，需要解决一些新问题。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需要有正确的方式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培养全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毛泽东在《矛盾论》这篇不朽的哲学著作中提出：“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
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之后，毛泽东多次反复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进步”。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他说，“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至此，批评与自我批评和他在1942年2月1日作的《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成为整风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中共七大上，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内容第一次被写进了中共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这标志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已用党内法规的形式在党内确立。
从此内涵可以看出，党所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纠正和解决党员和党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救人、爱护人和提高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的有效方法，而不是整人、斗人、笑话人。
从党的建设的实践来看，在党8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党为如何解决党内矛盾采取积极探索和创新的态度。经长期的努力和培养，产生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形成新的工作作风。回顾历史，作个评估，应该说有失误和错误，也有成功的范例。凡方法失当，效果就不好；凡方法正确，效果就好。从党的历史来看，凡是“左”倾思想路线占主导地位时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几乎都成为对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伤害党的团结，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展的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以及反“右”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演变成批斗、批判，这些过激、过“左”的方法，不但没有很好地解决党内矛盾，起到帮助同志的作用，反而伤害了一大批党的干部。当然，在党的历史上也有不少由于正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较好地解决了党内矛盾、纠正了错误、教育了同志、增强了团结、挽救了党、挽救了事业的有重大影响的例子。
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此会议对“左”倾军事路线展开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对博古、李德等同志“左”倾错误开展了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纠正错误，重新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被历史认为是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既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又避免了过去一开展批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既纠正了错误又团结了大多数。是一次成功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典范。
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而着重分析其犯错误的环境和原因，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既要总结经验教训，又要提高思想认识”的目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党由于比较正确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了自身的错误、缺点，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臶下，不仅实现了党内的大团结，还实现了与人民群众的大团结，赢得了民心，党内出现了朝气蓬勃的局面，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进行，从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上、政治上的坚实基础。
七千人大会。面对三年“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000余人。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
话。1月30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并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中央领导人带头认真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带头对几年来发生的问题作自我批评，使与会者解除了不少顾虑，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七千人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实质上是党内关系的一次调整。大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增强了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的信心。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以身作则，节衣缩食，形成了领袖与人民、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不畏困难的高昂精神状态。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经济调整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在领导全国的事业取得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如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并且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均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正如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所说的：“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
二、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现实意义
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健全党内生活、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的有力武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不断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切实运用好这一武器，对于更好的改造客观世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制、加强党内团结，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以及党员个人的成长进步，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造世界的客观需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两个方面。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就是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为了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就是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合乎客观实际，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修正自自己认识过程中的错误，这个修正的过程既包括主体自身的修正，也包括其他个人或社会团体帮助下的修正，其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其主要表现和实践形式。
（2）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需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陈云同志曾经在《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我要特别着重的说,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严重的损害群众的利益，党员违反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我们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事是绝对不允许的。再加上现阶段党中央高度重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能力，继续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势在必行。（3）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本质要求。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党的先进性是由每个党组织和党员先进性体现出来的。当前，在党员队伍中也存在着与保持先进性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集中教育活动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以解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防止党组织和党员思想僵化、防止党
员和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防止党员和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客观需要。保持党和党员的先进性，既要靠思想教育，又要靠制度保证；既要靠个人自觉，又要靠严格管理；既要靠集中教育，又要靠长抓不懈。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有效方式来落实。
（4）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实行党内监督的有力武器。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批西方文化涌入我国；新时期党的数量急剧增加，个人素质参差不齐，带入了一些旧习俗旧思想；权利的过分集中，干部制度不完善等导致了一些不良倾向，这些不良倾向严重腐蚀了党的肌体，败坏了党的名声，消弱了党的战斗力。为了抵制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腐蚀我们的党。就要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起约束约束机制，扩充党的制度资本，使党的各级组织乃至人民大众对党员干部实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党的肌体永葆健康和活力。
（5）积极开展党内批评是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加强班子团结的重要保证。一个强有力的班子、一个干事业的班子，必然是一个有凝聚力、团结统一的班子。班子的凝聚力和团结统一来源于对共同事业的追求，来源于相互之间的肝胆相照，也来源于相互之间的及时提醒和真诚批评。任何一个班子都会有矛盾、有分歧，只有通过积极正确的思想斗争，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分歧，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团结。批评之所以能增进班子团结，原因就是善意的批评是对同志政治上最大的关心和爱护。多数领导干部对“难得是诤友”都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都希望周围同志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特别是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及时提醒，即便批评得很重、面子上不好看，冷静以后也会意识到批评者的良苦用心。这样的批评，不仅不会伤害感情，而且会增进感情。
（6）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的中心环节。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员对党内民主生活的积极参与是党永葆生机、充满活力的力量源泉。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中心环节。刘少奇在《论党》一文中指出：“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历史已证明并将再次证明，哪个时代、哪个政党、哪个部门、哪个地方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会有民主政治，就会搞专制政治，最终会垮台。哪个政党、哪个部门、哪个地方能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有民主政治，事业就会兴旺发达。江泽民同志指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是极其宏伟的事业。……要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制度建设，切实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的意见、建议、批评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出来。对侵犯党员民主权利、压制党员批评的人和事，要认真查处。”
（7）积极开展党内批评是共产党员成长进步的内在要求。一个党员干部的成长进步，离不开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从主观上讲，需要有强烈的进取心，有自觉接受指点、提醒、批评的愿望，有听得进不同声音、逆耳之言的胸怀。如果讳疾忌医，拒绝批评，一触即跳，一批就倒，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事实上，任何批评包括严厉的批评，并不会抹煞一个人的优点和成绩，也不会影响其威信和形象。从客观上讲，需要有上级领导、周围同志的关心、帮助和扶持，这种关心、帮助和扶持既包括肯定、鼓励和宽容，又包括点拨、教诲和批评。那种认为“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是发展进步最佳环境的认识，既不现实也很片面。
（8）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内具有实践可能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党员经过了层层选拔和考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优秀的，但是人无完人，这些同志也会犯错误，有些犯错
误的同志的身上存在着“二重性”，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优点和成绩很突出，有羞耻心和责任心，对自己的错误深感内疚和悔恨，非常愿意并且急切地希望改正更错误，这就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提供了可能。
三、现阶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途径
现阶段，要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做到在思想上重视、在内容上深化、在方法上要创新、制度上完善等等，具体如下：（1）提高认识，引起重视，加强教育，营造氛围
我们要提高认识，认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研读我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正是由于我们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放在了关键位臵，才使我们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促进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党内是否具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氛围,是判断衡量党内民主生活状况是否正常健康的主要标志之一。同时批评与自我批评又是落实党内责任,监督和团结党员干部,增强党的办事效率的重要手段。我们要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需要和高度,教育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太多的赞歌包围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清党内批评的珍贵作用.倡导对待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和闻过则喜的正确态度,对经常发生的越级、匿名和言辞比较激烈的批评也应当予以宽容.推行开明政策,在传统批评信息表达、传递方式渠道的基础上,尽可能允许党员使用现代信息社会提供的一切先进技术手段,开展党内批评,活跃党内民主。我们应该要牢牢记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除了会失去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外,什么都不会失去,而得到的是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革命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加强学习和教育，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群众所拥护和满意为最高标准。只要真正站在党性的立场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就会自觉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不只是停留在表面上。
（2）把握方向，深化内容，扩大范围，创新方法
首先，应该把握方向，引导党内批评的深化。当前相当时间里，党内批评的内容会比较集中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尤其是贪污腐败等问题上。这些都是目前党建和社会生活不可回避的问题，党组织和党内同志对待党内批评万不可因而产生逆反和烦躁心理，应该站在一个堪当领导重任与历史重任的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高度，引导党内批评。
一是允许党内批评内容比社会批评更激烈更具体。党内批评有党的理想信念和事业基础，有广大党内同志对党忠诚品质和责任感，嫉恶如仇是正常现象。党内对党的无论是组织还是领导干部或者某些事务的批评应该打破客套，直指问题关键，允许党员在党内开展内容公开指向直接明确以及措辞严厉的批评。
二是引导内容的深化与扩展。教育引导党内同志，从思想理论政策和制度建设的高度着眼，避免和纠正泄愤式批评倡导和推动建设性批评。把批评内容从对笼统现象的批评，逐步深化为对具体制度机制缺陷的批评，下功夫做好批评后的工作，党内批评由此提升转化为对制度机制改革创新的研讨与强力促进。从而使但党内民主向着健康有序务实的目标方向发展，大大增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成效。
其次，破除禁忌，容忍对敏感对象的批评
党内批评的对象、范围和层次，只要是属于党内就不应该有所限制，如果在党内批评对象上受到限制有太多的禁忌和顾虑，或者只能上级批评下级，领导干部批评普通党员，普通党员则只能批评普通党员或普通的事，那就不是真正的党内批评，也就更谈不上有真正的党内民主问题了。在这里应该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应该专门就党内批评对象、内容、方式方法加以明确规定，使正常的党内批评不再有禁忌和顾虑。二是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对党内批评作出回应，以达到批评的目的。没有回应，不予理睬的批评会引起党内同志的失望和无奈，甚至于会引发更激烈更不理智的批评。因此，党组织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通过组织出面或允许党内批评对象自行对批评对出回复。具体措施根据需要，可以是接受党内质询、进行答辩，也可以是自我批评、检讨与道歉。
当前应当容忍和保证党内对党的各级组织与各级领导，尤其是对“班子”“一把手的”等敏感对象的批评。有这样的批评对象，才能增强党内批评的生动性和可信度，从而深化和扩展党内民主的内容，才有利于形成生动活泼的党内民主局面。
最后，应该积极研究和探讨新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思路新方法新形式。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最有效的方法。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方法新思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一要划清正确的批评和“打棍子”、“戴帽子”的界限，确立批评以是否符合党和人民利益为是非标准，是批评具有严肃性、原则性和准确性。二是要目的明确，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对方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所以一定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为指导，做到诚心诚意批评人、实心实意帮助人。批评者要有与被批评者同忧的情感，共同认识所存在的错误或缺点的思想基础，促进提高整改的自觉性，携手共进。三是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方式方法上要和风细雨循循善导，达到既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既不搞“和稀泥”也不搞“火药桶”。批评的内容要有根有据，不能捕风捉影，说话时要语气温和，不能以权压人、以势压人，做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四是要抓住主要矛盾。批评时要抓住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主要问题，不要拘泥于一些细枝末节，更不要求全责备、吹毛求疵。（3）健全制度，完善机制，保障权利，消除后顾
好的制度和机制具有很强的约束规范保证和导向作用.现在一些单位党内批评开展的不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于新形势相适应的制度和机制.加强对批评的硬约束,对开展党内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党章》和《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文件对如何开展党内批评都有明确的具体的规定,例如开民主生活会班子成员要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之间要开展积极的思想交锋等.但在有些单位,这些制度规定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敦促和保证这些制度的落实.进一步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是建立健全先进性建设长效机制的根本途径。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努力推进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化建设。
首先要建立党代会上的批评制度。党的代表大会是发扬党内民主及党员参与党内生活、开展党内批评最重要的制度载体.要在在会议议程的设计、大会发言的安排、党代表的权利和义务扩大会议的公开性方面做出相关的制度性规定,以有利于党内各种不同意见在会上自由讨论,尤其是使党内的批评性建议
在会上能够得到自由充分的表达.其次，进一步健全民主生活会、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民主评议党员、领导干部过双重组织生活、经常性地谈心等制度，建立起落实这些制度的效果评估、通报、监督体系，督促工作落实。坚持把党组织换届、干部提拔、发展党员、反馈谈话作为批评的重要时机，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纳入党员和单位党建工作目标管理及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作为评价党委班子、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要坚持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保障群众对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情况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最后，建立和完善党员权利保障制度，消除批评者的后顾之忧。从现实情况来看，有些坚持原则、有正义感的同志，由于提意见受到打击报复后得不到保护，所以就使一些人不敢批评，这是造成目前党内批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建立透明度高、可操作性强的党员权力保障制度，鼓励人们讲实话、讲真话，切实保障广大党员能够正确行使党章赋予的各项权力。对于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的，一定要及时查处、严惩不贷，决不姑息养奸，为营造一个良好的党内民主氛围提供制度保障。
总之，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发扬自己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才能抵御各种政治灰尘和腐朽思想的侵蚀，使党永远保持先进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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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批评 篇6
关键词：讽刺 张力 形式主义 新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简介
1 理论简介
新批评形式主义先驱英国诗人兼批评家T·S·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和批评家理查兹（I.A.Richards，1893—1979）提出一些根据语境来细察作品的特殊视角，发展了一种名为“本体论”的批评方法，人们称之为形式主义者。首先，艾略特反对感情外露的诗歌，提倡“非个性”诗论，要求诗人逃避感情与个性，去寻找所谓的“客观对应物”，即代表并且激发感情的“一套事物、一种形势、一串事件”——使之成为诗歌作品里的独立自足的象征体。正如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强调的：“诗歌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当然，只有具备个性和感情的人，才知道逃避它们是何意谓。”另一方面，他还主张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欣赏，不应该关注诗人，而应该关注作品本身；认为根据诗人意图和情感做出的解释，必然会损害艺术作品作为艺术的完整性。
新批评形式主义既不会通过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神话原型，或任何其他此类的视角分析作品，也不会关心读者反应与审美。任何关于历史、政治、时代信息，或作者生平都不会影响到作品自身的美和意义。该理论通过分析有机的整体、歧义、反讽、悖论、意象和隐喻、视角、表征等形式，探讨文本的价值与意义。
2 作品简介
美国最知名的幽默家之一詹姆斯·瑟伯的短篇小说《梦里乾坤》（又名“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于1939年3月18在“纽约客”上发表并大获好评。1947年被好莱坞改变为电影，由诺曼威尔麦执导，丹尼凯耶主演。故事的主角是一位中年的中产阶级——沃尔特·米蒂，故事从他例行的郊区生活到英雄征服的幻想与逃脱，塑造了一位爱做白日梦神经质的沃尔特·米蒂类型的美国人。其衍生词“Mittyesque”已经进入英语辞典，表示一个低能的、爱花更多时间做英雄的白日梦而非关注现实世界的人。在军界，通常是指假令戎马生涯的人。
故事采用了黑色幽默、碎片并置以及象征等后现代手法描绘了一段发生在一天内的平凡生活。沃尔特·米蒂与他的妻子每周定期购物，当他的妻子访问美容院时，他有五个英雄的白日梦情节。首先，他幻想自己是一个美国海军上将，在风暴中沉着指挥应战。很快他又成为医学界无人超越的顶级医生，拯救命悬一线的危重病人。然后他桀骜不驯地在刺客法庭作证。之后作为一个皇家空军（RAF）的飞行员，他大胆志愿地执行秘密的自杀任务，轰炸军火库。故事的结局，米蒂想象自己面对消防队，高深莫测。故事虽然充满幽默元素，却在纠结中将人在后现代生活中身份的迷失、信念倒塌、精神虚无表述得淋漓尽致。
二 从形式主义视角解读沃尔特·米蒂
虽然新批评形式主义对诗歌的分析更为有效，然而用其技术路线和理论结构分析其它文本不仅能够把握宏观主题和美学价值；更能从微观角度关注作品本身，从而避免损害艺术作品作为艺术的完整性。因此，借用新批评形式主义方分析小说，戏剧和其他文学作品大有裨益。新批评形式主义分析模式如下：
（一） 局部细读
1、叙事特征：情节与背景，文本结构，表征，语气，视角等；2、措辞：内涵和外延；3、诗学要素：比喻，拟人化，韵律，符号；4、矛盾，歧义，悖论，反讽，象征。
（二） 有机整体：找出总体张力所在，并解释张力如何在生成与消解中产生显著效果
1 语篇结构
瑟伯的《梦里乾坤》语篇特点之一是故事中的故事。主要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行为谦和却神思恍惚的男子（沃尔特·米蒂）驾驶汽车与他的妻子前往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每周定期购物，在此期间，他的妻子访问美容院。而他的五个英雄的白日梦情节又各自独立成故事。“大故事”与“小故事”非常微妙地被衔接在一起。如不仔细阅读，就会陷入混乱的感觉，不知其所以然。小说的线性叙事，英雄主题式的叙事传统完全被颠覆。情节安排过于零碎混乱，但正是这种安排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表达了现代人的迷乱与惶恐。事实上，形式的分裂不仅让读者无法使用经验和意识去判断目标，更关键的是，后现代主义打破了文学作品中的逻辑顺序，有意的颠倒、错乱时间顺序，现实以及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朦胧幻觉任意交错，大幅度的跳跃，以这种方式体现思维的真实性。
“大故事”与“小故事”微妙的衔接让人不禁要佩服瑟伯的巧取天工。连贯与衔接（coherence and cohesion）是Halliday系统性功能语法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是指连接文本元素之间存在的凝聚力。它既是语法手段，又是解释文本一个元素时赖依依存的另一个要素，涉及文本与读者头脑中统一性的知识和概念。而这种“共有的概念”使得语篇具有篇章性（texuality）。小说中詹姆斯·瑟伯虽然使用碎片并置揭露哲学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但他不是笨拙的拼凑，而是能巧妙地处理“共有的概念”与“矛盾张力”的关系。例如，在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的开端，米蒂幻想自己是美国海军船长，正在指挥应战风暴，并指挥部下加大马力全速通过险阻（full strength in NO.3 turret）。紧随其后的是他妻子的斥责“慢点，为什么开这么快？”（Not so fast！You are driving too fast），所以此刻“速度”构成了文本的“共有的概念”，促成意义的连贯。使得主人公自由地游离于现实与幻想之间。如果说“速度”使得沃尔特·米蒂从幻想回到现实，那么是“他开车去停车场途经医院”使得他再次走入幻想的世界。想象自己是医学界顶级医生，可妙手回春。所以，“医院”是第二处衔接手段。然而现实的郁闷总是打扰着男主人公沃尔特的美梦，一句停车场服务员的厉声责令让他又回到了完全与梦境不相符合的现实身份；当木讷的米蒂正在为忘了老婆大人交代的任务愁楚满怀时，耳边报童叫嚣的“沃特伯里大刺杀”的新闻，让他的神经再一次的兴奋，以至于幻想中自己成了对峙于法庭之上赫赫有名的神枪杀手，在与法官的唇枪舌战中引来无数为之倾倒，竟有女粉丝不顾一切地投以崇拜的拥抱。可梦中就有人提起了“宠物饼干”，才让黄粱一梦的米蒂突然惊醒，想起老婆交代购买宠物饼干的任务，可笑的是，梦里的英雄此刻神思恍惚、念念有词地重复着“宠物饼干”，招来的也不再是崇拜而是过路女孩无情的嘲笑。在故事结束时，永不言败的米蒂神秘莫测地面对着消防队。文章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达到语篇的衔接与连贯，将“大故事”与“小故事”安排得幽默却不失条理。
整体而言，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以幽默讽刺的语气描绘了现代社会中的混乱和虚无主义。人生活在漫无目的、绝望无奈、徒劳之中，身份迷失，虚弱无力。文章用生动的蒙太奇及碎片并置手法揭示了幻灭和扭曲的现代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幻想似乎成了逃避，是人借以保持尊严或寻找幻变身份的法宝。
2 叙述视角
从故事与叙述的关系出发，叙述通常有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的叙述，现代小说中也常有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以及戏剧性叙述视角，意识流与字符交换的叙述声音等特点。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后现代小说的叙述视角也呈现出不确定与多变的特征。如《梦里乾坤》的叙述视角不再是单一的人称视角叙述的分析，与故事情节和主题相统一，其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也是变幻不定的。总之，由于叙述视角的不同和转换，就可以使小说中同样的事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具有各不相同的意义。叙述的魅力正在于小说家能够选择不同的叙述视角来观察事物和讲述故事，表明自己对人物和故事的特定态度，并由此带来小说独特的审美效果。
很显然，瑟伯的叙事技巧是与其故事形式和主题以及人物的塑造相吻合的，小说《梦里乾坤》的叙事视角不再是哪一种单一的叙述视角，而是将各路技巧糅合。比如，沃尔特·米蒂的五个英雄的白日梦情节，每一个都是一部小电影，由故事人物的对话和独立情节的描述构成，采用会话式的第一和第二人称的交替视角，更有第三人称戏剧性视角。叙述不再是讲述而是展现了六个生动的镜头，并将它们并置在一起。其效果不仅令人捧腹，更能发人深思，幽默中总有心酸，搞笑不是它的目的，因为它有着非常严肃的主题。读者像观众般亲眼目睹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真实”，积极参与消息的解码。在此过程中，读者与文本及主人公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审美距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此叙述方式产生的叙述声音，即意识流与字符交会的叙述声音，之间又有直接引用会话作为衔接的手段，带给读者的是真实可信的感觉。瓦尔特米提解构传统单一的叙述，尽力揭露作品“真实性”。传统的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和作为参与者的第一人称视角，目的是想读者讲述“真实性”，却往往因为使读者丧失能动性二显得“真是虚假性”；所以《梦里乾坤》以变换交替的多视角，和变幻的叙述声音展示了一个个逼真的电影镜头，让读者相信米蒂的生活在现实和幻想之间的碰撞，在内部和外部之间极度不一致，现实是温顺、谦卑的，低能的；而幻想中的他强大果断，无所不能，幻想中的英雄正是他精神的逃逸。
3 矛盾，讽刺与张力
新批评派认为，所有的文本都存在着矛盾与张力，也只有矛盾才会产生美。罗基·福勒指出：在文学作品中，张力取决于上下文，它曾被用来表现浪漫派的感受力，在文学批评中用来分析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以及弗洛伊德的心理矛盾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能动对立等。《现代批评术语词典》指出：一般而论，凡是存在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突或意义的地方都存在张力。而作品尤其诗歌的意义就存在于它的张力。
首先，现实与幻想之间对立。现实之中，米蒂是一个行为谦和却神思恍惚，缺乏能动性的普通人。而且他的生活似乎总受悍妻的摆布，就连停车场的服务员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经常受到外人的嘲讽与指点，地位卑微。然而，每次的幻想却都是完全对立于现实的英雄所向披靡，强大而无所不能。这种矛盾对立充满了幽默讽刺，叫人在捧腹时，心头一酸。
其次，身份的对立。现实中唯诺的丈夫，幻想中决断的指挥官，大夫，杀手，飞行员。这些不同的身份是米蒂对抗虚无及迷失的手段，是他逃离主义的不同表征。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多面性以及软弱被动完全归咎于社会本身的矛盾或毫无意义。人类在现代社会的混乱中失真，传统和浪漫的英雄情结、精英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价值观的只能否定。这种黑色幽默张力让人深刻反思。
三 结语
本文应用形式主义方法分析《梦里乾坤》，从叙事视角、篇章功能以及矛盾张力几个方面探讨了瑟伯的叙事策略和艺术特征，尤其探讨了故事普遍透露的虚无主义主题，人类在现代社会的混乱和意义失真。人拜倒在物面前，把物作为自己的灵魂，这就意味着忘却了、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尼采称上帝死了，人从上帝的控制下解放而获得自由，现时代可以被规定为“人的创世纪”，即人本主义时代。然而，随着绝对人主体主义及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泛滥，人本主义逐步走向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最终导致自我解体。因此，随着“上帝死了”、“人也死了”、“偶像倒塌”。人们在社会上很难找到合适的身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和疏远，唯一的选择是逃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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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艾略特为例论新批评的历史意识 篇7
关键词：T.S.艾略特,新批评,历史意识,传统,文学创作
新批评 (The NewCriticism) 是一个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派别, 它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生于英国, 三十年代形成于美国, 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坛占据统治地位, 是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新批评”出现以前, 文学研究主要采用传记式和印象式的方法, 对文学作品从历史、心理学、社会学和思想史角度进行阐释。在R.韦勒克看来, 这种研究方式就是只研究文学的外部因素, 缺少对文本本身的关注和价值判断。“新批评”对这种研究方式持有怀疑态度, 并对其大加挞伐。这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把文学作品视为独立的客体, 注重对文本本身的内部研究。新批评派批评家曾建议使用“文本批评” (textualcriticism) 、“客观主义理论” (objective theory) 以及“诗歌语义学批评” (semantic criticismofpoetry) 来作为这种新批评派别的名称, 从这一点即可以看出新批评在文学研究上对文本的侧重。正是由于这一点, 新批评被认为隔离了文学与社会, 是非历史主义的。特里林 (LionelTrilling) 曾认为“新批评”“摈弃历史, 毫无往代意识”。针对这一点, 新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韦勒克就指出, 新批评从不否认历史的真实性。从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到布鲁克斯的《一部修改过的英国诗歌史札记》再到温特斯 (IvorWinters) 的《发现的形式》, “新批评”随时流露出的都是很强的历史意识。本文以T.S.艾略特为例, 对新批评中透露的历史意识进行阐释。
新批评的直接开拓者是美国-英国诗人和批评家T.S.艾略特 (T.S.Eliot, 1888-1965) 和英国美学家、批评家I.A.瑞恰慈 (I.A.Richards, 1893-1979) 。1915年至1925年是艾略特在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上最活跃的时期, 尤其是他于1917年发表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圣林》, 其中有几篇文章成为新批评的一些重要思想的源头。作为新批评主义的先驱, 在新批评派兴起之后, 艾略特从来没有赞同过新批评派的形式主义。这一点, 从1927年后其批评方式越来越倾向于从宗教正统出发进行道德文学式批评就可以看出。然而, 艾略特对新批评的产生仍然功不可没, 从他早期的作品上可以了解, 艾略特激发了新批评派的潮流, 而且他的诗作成为新批评理论付诸实践的样板。艾略特的历史意识可以从其对经典的评价以及对传统的态度得到。
一.对经典的评价:经典作品的创造和形成与历史传统息息相关
在阐释文学作品的过程中, 艾略特经常运用到他的历史知识。针对这一点, 兰色姆曾经在其作品《新批评》中称:“艾略特将他的历史学研究用于文学解读…将自己的学问恰如其分地用到了批评上”。他通常自称自己努力寻求的是一种规范的诗歌创作, 这种规范源自英国诗歌的主流或者“传统”---或者更大更权威的欧洲诗歌主流。对于这种诗歌创作是否符合这些“主流”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历史判断。由此, T.S.艾略特的历史意识首先就体现在他对古典这一概念的判断上。1944年在《什么是经典作品?》这篇文章中艾略特发表了自己对经典的看法。在他看来, 一个成功与成熟的文学作品后必然存在一个成熟与有序的历史。这个历史不仅是一摞手稿与著作, 同样也是语言在其自身范围内一种无意识但有序的自我发展与完善。
众所周知, 文学作品的产生非常复杂。现代理论家倾向于从教育、社会机制、权利分配等其他方面解释这一过程。福克曼认为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文学经典的结构和作用是对等的。在他看来, 所有文学经典都是由一组为人所熟识的文本组成, 这些文本由机构或者某些有影响力的个体挑选出, 而这些个体的挑选标准又基于特定的价值观、哲学观以及社会政治实践。福克曼的研究重心在于一个文学作品产生后如何获取广泛的社会认可并被奉为经典,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福克曼的观点可以代表当今经典研究的流行方法。
与之相对应的, 艾略特更加注重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是如何在第一时间形成的。在他看来, 经典作品的产生与其发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作家的辛勤努力相关。在其代表作品《传统与个人才能》中, 艾略特提到:“每个国家, 每个民族, 不但有自己的创作的也有自己的批评的气质”。在同一篇文章中, 他还提出:“传统是只有广泛很多的题义的东西, 它不是继承得到的。你如要得到它, 你必须用很大的劳力”。艾略特高度赞扬威廉·布莱克, 称“布莱克禀承了一种相当了解人性的能力, 对文字和文字的音乐有一种非凡的创新的意识, 而且有一种臆造幻象的天赋才能”。然而, 艾略特又提到, 布莱克仅仅是一个“天才诗人”, 阻止他成为像但丁一样的经典诗人的原因在于“环境无法提供这样一个诗人所需要的东西”, 在于“他所受的教育却被社会上授予一般人教育的一般步骤所妨碍, 而不是有所帮助…从而掩盖了我们到底是什么、感觉什么、真正需求什么, 以及究竟是什么真正激发了我们的兴趣等问题”。艾略特同样强调, 历史意识对于创造经典作用功不可没。这就意味一个作家必须理解历史并从历史传统中汲取经验和知识来创造经典作品。艾略特认为, 要获取成熟的智慧, 历史和历史意识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成熟的文学作品必须要有历史的支撑。这一点, 在艾略特对于莎士比亚的评论中就体现出。他赞扬莎士比亚“从普鲁塔克所得到的真实历史知识比大多数人从整个大英博物馆所能得到的还要多”, 所以“诗人必须获得或者发展对于过去的意识, 也必须在他的毕生事业中继续发展这个意识”。
二.对新文学作品的看法:传统创造新作并对其进行筛选评价
艾略特的历史意识同样体现在他对传统的态度上。在他广为人知的批评代表作《传统与个人才能》中, 艾略特阐释了传统与新的文学作品的关系:
传统是指要广泛很多的题意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你如要得到它, 你必须用很大的劳力。第一、它含有历史的意识, 我们可以说这对于任何人想在二十五岁以上还要继续作诗人的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 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 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 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人的背景, 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文学及其本国整个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 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意识就是对于永久的意识, 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称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 自己和当代的关系。
艾略特用时间顺序来阐释如上的关系。他认为自己所讲述的是关于作家以及作家应有的传统概念。在这一段话中他详细解释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以及传统对于文学作品创作的莫大影响。换句话说, 任何有价值的新作品, 包括那些被誉为“经典”的作品, 都深深根植于传统之中。他更深入地提到:一个艺术家若是希望能够在文学领域拥有其独特的地位, 他必须忠于其作品之外的东西, 且对其加以热情。他认为, 诗人, 或者是任何形式的任何艺术家, 不能够独自具有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诗人的欣赏都基于对他和以往诗人和艺术家的比较欣赏之上。这就意味着对于艾略特来讲, 传统对于诗人和诗作都有评鉴的作用。
尽管艾略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传统主义者, 同时他也承认, 适当的顺应潮流也是必要的。一位新诗人不能仅从以往的诗人中摘取句子, 他必须要创造新作品。艾略特认为传统可以研究评估新潮流并且自己创造新作品。而诗人只需“消灭自己的个性”安心充当传统的秘书即可。他的这种观点, 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找到佐证:
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 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 整个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 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
艾略特在这里想说明的就是当新诗和以及以前创作的诗歌置于一起时会发生反应—即二者会相互调整改变。而诗人应当对此反应负起责任。艾略特在这里力图说服新诗人不要仅将追求新奇作为诗歌创作的唯一目标, 如果他服从于传统, 传统自然回对他给予回报。对于在文学批评上趋于保守的艾略特来讲, “适应”比“革命”显然更行之有效。他暗示想发起文学革命的作家:文学作品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改变传统的过程, 作家应当“不断地牺牲自己, 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因为“欧洲的心灵, 本国的心灵”比“他自己私人的心灵更重要几倍---是一种会变化的心灵, 而这一种变化是一种发展, 这种发展绝不会在路上抛弃什么东西”。
三.结语
很长时间以来, 文学批评界一致认为新批评强调共时性研究因此而缺乏历史意识。笔者认为, 新批评派虽然从未正式成立, 但仍然可以大致分为两派:一种以理查兹和燕卜荪为代表, 强调文本研究;另一派以艾略特为代表, 以韦勒克和布鲁克斯为领头人物, 在强调文本研究的同时, 不否认历史意识对文学创作的意义。艾略特认为文学传统对于作者个人意义非常, 他把文学作品置于历史之中, 得出只有把作者和历史上其他文学家相比较才能得出客观评价的结论。与之相反的是, 个别作家对文学传统的意义却相对较小。所以, 作家应当重视传统, 在创造文学作品时了解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这也与威廉福克纳在诺贝尔获奖致辞中的观点一致:“唯独他 (诗人和作家) 才能激起人类的心灵, 使他回忆起引以为荣的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和牺牲精神, 从而帮助他继续生存……”只有自我牺牲, 遵从传统, 作家才能够提高自我, 创造优秀的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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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批评 篇8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 而且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将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入手, 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范畴。
1 谈论文化热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 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 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的教义”[1]。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 首先, 在战后的西方, 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 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 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1]。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1]。这其中, 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外围”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
要回答上述问题, 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 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 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 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 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2]。这表明, 文学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2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形
2.1 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 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与其说是消除文学的文本性, 不如说是应当从文本性去重新看待一切社会现象。文学是同历史事实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 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中, 文学参与了历史的过程并对现实的塑造[3]。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是由许多声音、许多力量组成的故事, 不仅统治者、强者, 而且边缘人、弱者也在起着作用”, 所以, “不应忽视文学、非文学、社会文本的并列存在以及跨文化融合的方法”[4]。具体的批评实践则突出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泛文化解读之中。譬如, 在莎士比亚剧作中, 有不少对男女双方性暴力、欲求、力量关系的描绘, 莎士比亚就是把当代或过去的社会, 历史带进戏剧里去加以戏剧化, 以艺术的装扮、拨用、戏耍来重新界定和塑造文化。[4]
2.2 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从妇女的既是总
体文化的成员又是妇女文化的参与者的双重文化身分出发, 女性主义创立了自己的女性亚文化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妇女写作只能是一种“双重话语”的写作, 它永远要体现出两个团体———沉默的团体和统治的团体——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4]。文学标准的建构也“不仅仅是个人权威的结果, 而且还涉及到出版者、评论者、编辑、文学批评者和教师的非共谋文化网络”。[5]
从上述对新历史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看出,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 它已经广泛地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 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
3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特点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走向跨文化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诗学的过程中, 虽然方法各异, 却呈现出几种鲜明的共同特征。
3.1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性。
这种跨学科性是建立在跨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的, 尤能体现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取向。这种跨学科性是以解构的方式吸收多元理论达到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的。例如,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开始就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 它存在于现有学科之中, 又游离于现存学科之外, 曾一度被认为是“只有观点, 没有理论, 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八十年代出现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重点考察了种族和社会性别在双重文化与种族交往中的作用。
(1) 这种跨学科性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多元性。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充分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分析方式, 提出了自己的“女性写作”理论。这种理论一反传统西方视思想、身体和语言为一体的观念, 强调了女性欲望语言与男性欲望语言的不同 (前者重理性、逻辑性、等级性, 后者反理性、反逻辑性, 反等级性) 。跨学科的文化融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取向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 (2) 这种跨学科性还直接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品格。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认为, 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 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地位”。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 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对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
3.2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批判性。
这种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中。譬如,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 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包含着对它显见格局和核心价值的否定, 这种否定体现为对潜在的对立格局和边缘价值的默许, 由此, 每一种文化的真正整体格局都是在官方提供和官方反对的格局之间的功能性平衡中产生的。
而在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看来, 女性批评理论“是一项把女性文学本文与女性主义批评本文确定为‘修正、占有和颠覆行为的’以及确定为‘种类、结构、声音和线索’差异之总和的方案”。这种修正、占有、颠覆以及对差异的追求正是女性的政治反抗和文化挑战。L·布朗在其新著《帝国之末:十八世纪早期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和意识》中更明确提出:“我想重新确定十八世纪文学研究的方向, 建立融合各受压迫阶层的全面分析, 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推进女权主义的、反帝的、反种族歧视的自由政治目的……意识批评应成为再现过去进步观点的方法, 成为支持当代激进变革的基础, 而这是通过把有权者的文学改造使其为无权者服务来实现的”。
结论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践活动往往是诊断性的。“就象一位内科医生或精神分析医生为确诊一桩病例要快速检查病人身体或心理症状的细节, 以实施急需的治疗, 文化研究的实践者们则也时时飞快地检查作品的明显特征, 抓住其表现出的特殊文化的另一方面, 对其加以诊断。其阅读取向更多地关心的是文化而不是作品本身, 尽管每一文化的相异性原则是被承认的”。这种诊断性必然逻辑地延伸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更关注主题、意义、思想、语境、政治、社会而不是文本的内部事实如语言、结构、修辞等。由此可见,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范畴。
摘要：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 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本质, 经过论证, 得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结论。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化批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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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批评 篇9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 它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 有着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 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 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了猛烈批判;它探讨文学中女性意识, 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表达方式, 关注女作家的创作状况;它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压抑, 提倡一种女性主义写作方式。女权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改造和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 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女权主义批评大体上分为英美派和法国派。此外, 黑人和女同性恋的女性批评, 也以独特的内容丰富了女权主义批评。
同性恋批评理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美国形成的文化理论, 作为女性主义批评中女同性恋批评的理论延伸, 受到了七十年代“石墙暴乱”等一系列同性恋运动的巨大影响, 自成一体。进一步深化扩展和理论化的同性恋批评理论被称为“酷儿理论” (queer theory) , 它批判性地研究生理的性别决定系统、社会的性别角色和性取向。酷儿理论认为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不是“天然”的, 而是通过社会和文化过程形成的。酷儿理论使用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和性别研究等手段来分析和解构性别认同、权力形式和常规。
同性恋批评理论起初只能归属在女性主义研究范畴之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的同性恋批评理论依然广泛以“同性恋女性主义” (lesbian feminism) 自称。 (朱刚2006) 但是也就在这个时期, 同性恋文化与女性主义的隔阂越来越大。同性恋批评理论虽然与女性主义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已经异军突起成为了一门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同性恋批评理论的崛起归功于女性主义的普及和深入。因此, 女性主义批评和同性恋批评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和共同点。
第一, 同性恋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都坚持“反本质论”。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反本质论” (anti-essentialism) , 即反对个人身份由某些固定不变的“本质”所决定, 反对把由千变万化的社会因素构成的人化约为由某些生来具有的生物因素控制的人。后现代主义认为, 所谓人性既非固定不变, 也非普遍相同, 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而有很大差别。后现代女权主义对此有很大共鸣, 他们反对人们总是强调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其对女性特质所形成的影响, 反对生理决定论和本质论, 反对那种以为性别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思想。她们不认为女性就应该必须具有抚养性, 就应该受保护。法国著名女权主义者维蒂 (Monique Wittig, 1993) 认为, 女人并没有任何“天生”的成分, 女人并非生来即是女人, 而是社会建构造就了这一概念与类别。
同性恋批评也牢牢抓住“反本质论”, “解释”同性恋在各个历史阶段如何被异性恋所强行定义, 性正常/性变态如何被生产出来并服务于统治阶级, “揭露”异性恋社会所“自然化”的种种性“偏见”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神话, 是政治控制工具, 以还其社会属性。
朱迪斯·巴特勒应用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提出“表演理论”, 解构了本质论和传统的固定的社会性别身份。她认为, 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固定不变的, 而是不确定、不稳定的, 表演性的 (Judith Butler, 1988) 。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行为都不是来自某种固定的身份, 而是像演员一样, 是一种不断变换的表演。在巴特勒看来, 没有一种社会性别是真正的社会性别。社会性别也不是一种天生的性身份的表现。对于巴特勒来说, 根本不存在恰当的或正确的社会性别, 即适合于某一生理性别或另一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 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生理性别的文化属性。她认为, 与其说有一种恰当的社会性别形式, 不如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的幻觉, 而它正是异性恋将其自身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天生化和自然化的结果。她认为, 异性恋的性统治是生理性别的强迫性的表现。
第二, 同性恋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运用相似的语言表述和主张。女性主义 (尤其是法国的女性主义) 对语言的关注使同性恋文化受益匪浅。 (朱刚, 2006) 拉康关于语言的论述似的女性主义得以区别“自我” (selfhood) 和“主体” (subjecthood) :如果说自我尚有某种稳定的常态, 主体则是语言的产物, 是社会符号建构的结果, 因此时刻处于变化之中。 (刘文, 2006)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尤莉娅·克里斯蒂娃曾说, “如果妇女可以发挥作用, 这种作用只能是否定性质的:拒绝现存社会里一切有限的、明确的、结构化了的、充满意义的东西” (戴雪红, 2007) 。
在对自我身份的界定中, 同性恋理论采用了和女性主义几乎相同的语言表述。同性恋理论比女性主义更加需要否定性, 并把它作为自己身份的特征, “酷儿理论”中的“酷儿” (queer) 就被解释为“任何反、非、抗 (contra-, non-, anti-) 异性恋”的表述, 挑战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 包括那种仅仅把婚内的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观点。
第三, 在实践上, 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一同评判男性话语。1970年, 米丽特在《性政治学》一书中引入了“父权制” (patriarchy) 这一概念, 从此这一概念被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这一观点认为, 男权的统治不仅限于政治和有报酬的工作这类公众领域, 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 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 例如家庭和性这两者都是父权制统治的工具。 (Kate Millett, 1985) 激进女权主义认为, 父权制在所有的社会中运行, 其力量远远超过了正规的权利制度, 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限。它在人们的童年就开始以社会教化的形式灌输给他们, 通过教育、文学和宗教这些手段的强化, 使人们将其内化在心灵深处。因此, 在这种父权制的男性话语语境之中, 连男性所谓的解放女性策略, 比如性解放、性自由, 也不过是对女性另一种名义的奴役和控制。 (李银河, 2003) 女权主义者借用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 提出“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我们所要求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
因此, 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在实践上, 为被迫害与强奸的妇女设立了救助中心, 为遭受暴力的妇女提供庇护所, 建立各种社会救援机构对受害女性提供帮助。他们活跃在和平、生态、生育权利、反对淫秽色情品以及同性恋权利运动等方面。
综上所述, 同性恋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二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性恋批评 (“酷儿理论”) 尽管最初脱胎于女性主义批评, 但如今已经成为与之并驾齐驱的“性别研究”理论的重要部分。本文对同性恋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二者之间渊源的归纳, 希望可以提供理解两种理论的另一种角度和入口。
摘要：女权主义批评和同性恋批评作为性别研究的两大主要理论分支, 二者存在一脉相承的理论内涵。该文就其理论渊源进行分析, 以便更深刻地理解性别研究理论的特点。
关键词：性别研究,女性主义批评,酷儿理论,西方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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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与女性主义批评 篇10
哈姆雷特有一句名言,“弱者,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第一幕,第二场,146行),“女人”在哈评史中确然处于“弱者”的地位。首先,女性形象批评这一领域在哈评中长期处于从属的地位。《哈》剧中的两位女性欧菲利亚和葛楚德被视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小人物,只有与哈姆雷特有关时才有意义,因此有关她们的论述在正统的《哈姆雷特》批评史(简称哈评史,下同)中极为罕见。其次,女性批评在哈评史中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尤其是早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大爆炸”的“前女性主义时期”的女性哈评。一大原因就在于女性莎评家往往更加关注剧中的女性人物,奥菲利亚和葛楚德在她们的批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鉴于此,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爱莲娜·肖瓦尔特在1979年的论文《走向一个女性诗学》中就提出,在“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que)即女性作为读者批判男性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之外,更要建立“妇女批评学”(gynocritics)即女性作为作者建构妇女文学的创作历史和理论框架(469)。就哈评而言,不但要关注女性读者对剧中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批评,更要紧的是开展对女性批评的批评,重建女性在哈评史上的文学传统。
肖瓦尔特1980年的论文《再现奥菲利亚:女人、疯狂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职责》正是对她自己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实践。她通过回顾奥菲利亚在舞台上被女演员表现和在舞台下被批评家对待的历史,把二者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她以瑞士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1959年在《哈姆雷特》精神分析研讨会上的发言为例,指出,男性批评家向来对奥菲利亚这个人物本身不感兴趣,除非是把她作为一个男性欲望的客体。同时,肖瓦尔特提出一个广义的女性主义批评的概念,认为不仅女性批评家的文字阐释具有批评意义,女演员的表演自由和女性文学家的创作也属于这一范畴。
作为一部被表演得最多的莎剧,《哈姆雷特》的批评史和表演史无法截然分开。女演员在舞台上对《哈》中人物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影响批评者对剧中人物和该剧本身的评价。
伊丽莎白时代,女性人物由男童扮演,奥菲利亚和葛楚德也不例外。1660年在法国流放多年的查理二世复辟,引借法国舞台的先例,女性才被允许登上舞台。当时古典主义趣味流行,《哈姆雷特》被认为违背了“三一律”和“诗意公正”等新古典主义原则。以至于在十八世纪前期,《哈姆雷特》的表演陷入了低潮,出现了三十多年(1709-1742)的低迷期。是女性哈评实现了《哈姆雷特》在舞台上的复活。一方面,1664年,最早的女性莎评家纽卡塞公爵夫人,玛格利特·卡文迪什(Duchess of Newcastle,Margaret Cavendish,1623-1673)写出了第一篇正式的莎评,为莎剧人物的真实性辩护。另一方面,女演员对奥菲利亚的逼真表演不仅证实了莎剧人物的真实性,而且激发了后来的女性批评家对奥菲利亚性格的研究兴趣。
马丁夫人,海伦娜·富赛特(Lady Martin,Helena Faucit,1817-1898)是十九世纪中期最优秀的莎剧女演员之一,她应亲朋好友所请,在通信中阐述她作为一名表演者对剧中人物的看法,出版后受到批评界的好评。在第一封信中,富赛特谈的就是奥菲利亚。富赛特的批评与当时其他女性哈评一样,注重对奥菲利亚的性格分析,但她的舞台经验使她对奥菲利亚认识具有独特价值。她相信莎士比亚创造的女性人物不是为那些还没长出胡须的男童准备的,而是他高瞻远瞩,预见到必有一场女演员登台的戏剧革命的结果。
十九世纪女性哈评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奥菲利亚身上,对于葛楚德的批评相当罕见,即使有也是负面评价。1887年,女性莎评家康斯坦丝·奥伯瑞恩(Constance O'Brien,1876-1912)在其对《哈姆雷特》的评论中把葛楚德描述成一个美丽温柔然而耽于享乐的人,从来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愿作道德上的反思。这一观点与男性批评家的评价如出一辙。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女性哈评开始颠覆葛楚德的传统形象。1925年女演员康斯坦斯·克利埃(Constance Collier)不再把葛楚德演成一个“软弱”的女性,而突出她性格中“坚强”的一面,使观众大为震撼(哈里斯,斯哥特,第二十一卷,157)。1924年美国女作家丽丽·布封·切斯·外曼(Lillie Buffun Chace Wyman)的小说《丹麦的葛楚德》推翻了对葛楚德的传统认识,把她描绘成一位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伟大母亲。1957年,卡洛林·黑尔布朗(Carolyn Heilbrun)开始在其论文《哈姆雷特母亲的性格》中重新审视哈评史上对葛楚德的评价,并从崭新的视角对其作出阐释。黑尔布朗把葛楚德看成是一个拥有正常欲望的女人,而且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妙的语言能力。到了1992年,加拿大女作家玛格利·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其短篇小说《葛楚德的反驳》中把她作为女人和母亲的两个方面结合了起来,使葛楚德这个人物显得更为完整。
女演员的反串传统在《哈姆雷特》表演史中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哈姆雷特是莎剧中由女性扮演次数最多的男主角。从萨拉·西登斯(Sarah Siddons) 1772年第一次反串哈姆雷特开始,有很多女演员成为这一戏剧反串传统的继承者。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法国女演员萨拉·本哈蒂特(Sarah Bernhardt)在1899-1900年间的演绎。她把哈姆雷特演成一个精力旺盛、生机勃勃的人物,正跟当时以亨利·欧文(Henry Irving)为代表的男演员表现的“女性化的哈姆雷特”形成鲜明的对比。维多利亚时代女演员反串哈姆雷特形成了一种潮流。女性在反串男角时往往特意掩饰自己的女性气质,而代之以相对的男性气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绅士对这一潮流大为不满,以至于他们建议女子学校的女生在演出哈姆雷特时要穿上裙子,不忘自己的性别身份。
女性反串的哈姆雷特引起了二十世纪的莎评家对人物心理和性别身份的关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和“恋母情结”的理论正是最显著的反应。通过对女性心理的研究,弗洛伊德理论提出,女性反串男性角色和对男性气质的模仿是出于她们的“阴茎嫉妒”和“阉割情结”,出于她们对自己性别身份的否认。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强调哈姆雷特的“恋母情结”,弗洛伊德理论不仅结束了女性反串哈姆雷特的传统,而且成功地恢复了舞台上哈姆雷特的男性气质。在银幕上,从劳伦斯·奥利弗(Lawrence Oliver) 1948年经典版到1996年肯尼思·布拉纳(Kenneth Branagh)的完整版,无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演绎。
新历史主义批评 篇11
在新媒体时代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离时代和读者的期望越来越远。既有的批评话语概念化、形式化以及冗长繁复的表达方式更是遭到了网络时代的具有民主意识的读者大众的广泛质疑和批评。相较文学创作领域，当下中国文学批评陷入困境。当代文学批评如何扭转局面，重新赢得市场和读者，批评家们亟需反思自身，改变僵化的批判模式，吸纳各种知识理路，在理论冲突中寻找平衡，建立新的文学批判范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遇春的批评著作《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此书着力建构自己的文学批评学，整合“形证”“心证”“史证”三种研究方法，把形式分析、心理精神分析、历史分析相结合，提倡新实证的文学批评。该著作考察了从革命年代到变革年代的文学史现象，在宏观上研究了随时代变化而演变的文学史话语，在微观上分析了作家个人写作话语的转变，不仅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实证精神，更是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学的自我建构。
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困境与出路
自西方先进教育制度传入中国以来，学科分类、学术分流使“专门化”人才成批生产出来，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致使文学内部也存在学科壁垒和学科等级制，文学批评被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压制，著者提出打通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消除学术偏见，为文学批评正名。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因理论崇拜致使主观阐释之风盛行，学术界的浮躁更是助长此风。拿西方理论资源套用中国文学实践，不仅导致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而且使批评家丧失思考和创造能力。以理论套实践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文学批评需要立足文学实践，在文学现象的基础上提炼理论。
针对这种现象，李遇春提出了新实证文学批评精神与方法。“中外文学批评史上，倡导实证的文学批评方法由来已久”{1}，西方文艺理论的繁荣正是得益其科学的实证方法，中国古代文论中实证传统从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论可窥一斑，著者由是倡导一种贯通古今，结合务虚的“心证”和尚实的“形证”与“史证”的新实证批评体系。
《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一书所收文章以实证的文学批评为立足点，以老实人的手笔触及当代文学史和当代作家作品里的各种现象，并以从容不迫的柔和笔调向读者娓娓道来，舒展的文笔和浑厚的行文风格不仅与著者极为深厚的学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融为一体，也与著者立身处世的个人姿态和原则密切相关。李遇春常在闲暇时手抄佛经，佛法的熏染有益个人心性的磨练和自我涵养的提高，更有助于启发个人对社会现象的透彻观察与感悟。对明心见性境界的追求过程需要持续且深入地思考，以“悟”的方式体味人生、洞悉世事，这是他“实证批评”的思想源泉。而近年来策划出版《新文学评论》季刊则体现了李遇春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问题的积极思索，这是他倡导“实证批评”的行动方式和实践平台。李遇春作为睿智的真理追求者，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意识和忧患意识，他有意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范式并引为己任，并坚信这是当代文学批评致力的方向而努力前行。
二、聚焦“转型”
《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中首要的关键词是“转型”，著者采用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考察了从文学史现象到文学创作个例中的“转型”问题。卷一主要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话语演变情况，包括土地话语、文革叙事话语、移民叙事话语等，以史学眼光为基础，辅以文学批评理论，发掘随着时代转变而变化的话语模式。“土地”在不同时代成为不同的符号，选取不同时代的有关土地的经典作品来考察土地叙事的历时演变情况，土地从政治符号发展为经济、文化符号再转变为诗性符号和消费符号，分析土地“能指”与“所指”的裂痕是如何逐渐扩大的，发出土地走向没落的叹息；对1960年代初历史小说中杜甫形象的考察是著者对文学史现象的一瞥，特殊时代的话语模式带有强烈的革命印记，但著者深入发掘文本，指出看似单一的文本深处也常常隐含作者个人心迹和生命体验，人文精神和现代意识虽弱如烛火但从未熄灭；新时期以来对“文革”时代的追忆难以回避政治视角，在对各作品的批判与反思中，著者认为突破政治和文化视角，以生命体验和对存在的拷问入手可以深化叙事；同样，著者在对移民叙事演变过程的探究时，透过各作者个人化体验发掘文本背后华裔的文化心理结构；最后一节对文学“史前史”建构的思考，体现了李遇春教授在整本书里强调的实证方法和精神，“文学编辑口述史”作为珍贵的“地下”历史资料可与作家、批评家提供的资料相互阐释，去伪存真，这是把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的一个途径。
卷一从宏观角度把握随时代发展而转变的文学现象，卷二、卷三则选取革命年代和变革年代的九位作家，从微观角度入手，探讨作为个体的写作话语随时代变化而转变的现象。在卷二中，著者首先对丁玲和何其芳两位启蒙精英作家顺应时代大潮向“左”转，投身革命文学遵命写作后的坎坷遭遇和文本里隐含的双重话语进行解读，他们作为现代启蒙知识精英在“小布尔乔亚”话语范围内挥洒自如、游刃有余，然而转型为红色革命知识分子后，无论是积极向红色文学话语靠拢为集体发声的丁玲还是迷惘到“失声”了一段时间的何其芳，都在转型后的作品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取了话语“防御机制”，隐晦而婉曲地传达了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道德焦虑，使得红色文本呈现出超越时代、超越红色话语秩序的蕴含丰富的状态。其次，著者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贺敬之诗歌创作的转变过程，他早年的作品为个体抒情诗和现实批判诗作，《讲话》发表后转向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不同于丁玲和何其芳，贺敬之认同革命文艺规范并自觉深化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但他也在自己的诗作里融入了个人创作喜好——主观浪漫主义情怀。李遇春在分析这三位作家的创作转型时采取了“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将作家人生轨迹、思想发展脉络、个人秉性等方面和作家作品结合起来进行思考，也运用心理分析法探究作品里隐含的作家的心理无意识机制，这证明著者更多地关注表层文本之下的深层文本，逸出话语规范的另一种叛逆话语才是特殊时期的作家内心深处的声音。在共时的革命年代里，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来的面貌并不是千篇一律的“红色话语”，而是与作者的个性密切相关，这些偏移出红色话语规范的自我表达展现出耐人寻味的“反抗”与“防范”的心理机制。
卷三是卷二的延续，著者将目光移向改革开放后直至新世纪这段变革时期。探索张一弓、成一、格非、乔叶、张欣五位作家的创作流变情况。著者认为“探讨一个作家的话语范型转换问题有助于准确地判定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2}，这也是作为实证的文学批评需要采取的研究策略，即为将时代发展因素、作家生活与创作经历和作品风格转变脉络综合起来研究。对一个作家的评价不能片面、静止地截取其一段时期的创作，而要综合、动态地捕捉作家的创作历程，尤其要探索作家话语模式转变的因由，创作风格的转型在作家整个创作生涯中十分关键，需要批评家们格外留意并深入挖掘。故而仅抓取一部或一时期的作品进行形式分析只会使理论更加空洞，也可能导致偏离作家创作动机并流于虚妄，甚至陷入过度阐释的危机。
三、关注“底层”
如果说前三卷的文章是从时间上考察文学史和个人创作的流变，那么第四卷就是以空间维度考察文学宏观和微观上的底层书写状况。这一卷所收文章集中探讨新时期湖北作家的底层叙述。首先以文学史视角观察文学鄂军底层叙事，分为三个高潮期：1980年代后期以方方、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文学浪潮；1990年代刘醒龙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文学；21世纪以来新老作家携手壮大文学鄂军底层书写阵势。著者将底层书写形态分为四种：喜剧形态、荒诞形态、伦理形态和悲剧形态。同时，著者也指出底层叙述中存在的症候：喜剧精神的泛化和伦理精神的泛化，前者会削弱作品严肃氛围和深刻意蕴，后者会导致美化乡村、妖魔化城市的倾向。李遇春不仅指出底层书写的两个“泛化”倾向，还探究了其背后隐藏着的文化原因：儒释道的传统文化精神、民间江湖气的市民文化、湖北当代文学惯有的轻喜剧风格、传统文学里的道德伦理精神等。这同样是实证批判的一种实践方法。
这一卷里提及了湖北作家刘醒龙、陈应松、邓一光、林白、晓苏，前三位作家的底层叙述在后殖民语境下展开，林白也放弃了“女权写作”走向“民间写作”，晓苏的小说题材除了乡村系列以外还有大学系列，他将创作焦点放在大学校园里被“圈套”勒紧的高校知识分子身上。第四卷中研究具体作家底层叙述的几篇文章也如第二、三卷一样考察了他们的创作演变情况，例如邓一光的“兵系小说”中的英雄形象的演变：从身上的农民情结重于军人情结的“父亲”形象（《父亲是个兵》）到身上的军人情结浓重而农民情结受压抑的关山林（《我是太阳》），再到完全失去农民情结而军人情结至上的桂全夫（《我是一个兵》），这三位主人公形象的塑造都源于邓一光心中对“英雄主义”的追求，然而作家的理想破灭了，塑造出来的英雄都是“破碎”的英雄，于是邓一光痛定思痛，转向了乡土平民情结浓厚的“稼穑”（《远离稼穑》），主人公四爷成为“穿军装的农民”，著者认为这一系列的创作转变与“（反）英雄主义”的时代话语和邓一光对生命和灵魂的探寻密切相关。另外，著者透过文本联系历史背景和作家心理动机，具体落实“形证”“史证”“心证”相统一的实证批评方法。
四、建构新的批评学
在本书卷尾中，李遇春重申了自己的文学批评主张，即“实证是文学批评有效性的基石”{3}。介入式批评能对社会产生效应但不一定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一些学院式批评也能够产生社会效应并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故而介入式批评与学院式批评不是区分文学批评有效性的标准。著者认为这一标准是“实证”，应该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客观分析”{4}找到通往真理的道路。“实证”的文学批评重对现象的客观归纳而非主观阐释，更反对将理论直接套用于作品上。“实证”的研究方法是向“文史哲”三位一体的传统文学批评形态的复归，是对中西方文学理论的融会贯通。李遇春有意将“实证”研究方法建构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新理论范式，并将其视为自己的使命，他力图将实证精神引入文学教育实践中，“系统的实证性的学术训练”可以“培养和塑造成了健全的学术人格”{5}，并期待它将扭转文风、净化学风、引导世风。
这种立足本土又吸纳西方，贴近现实又彰显人文关怀，具有实证性与学理性的批评实践必将为中国当代批评趟出一条新路，也必将对进行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②③④⑤李遇春：《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第182页、第322页、第323页、第18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新历史主义批评 篇12
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延续, 生态主义体现了社会与文化的批判精神, 它手持反逻各斯主义这一武器, 展开了对现代社会机械文明的强烈声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随着生态主义的蓬勃发展, 生态主义批评不再仅仅聚焦于父权男性主义对女性压迫和支配的批判上, 而更多地关注工业机械文明对自然的破坏, 直接将矛头指向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思想, 痛斥了其将自然和女性这两者贬低及割裂开来的社会现象, 挖掘出这种社会现象背后的二元对立体系。总而言之, 生态主义的目的在于将“妇女运动与保护自然相结合, 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 把争取男女平等与保护生态环境这两个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 目的是改善两性关系, 恢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二、劳伦斯与生态主义
劳伦斯喜欢亲近大自然, 他认为只有大自然才能使他的心情轻松愉快, 因此, 在他的诸多小说中都少不了对美好自然的描写, 同时他也表达出自己对自然生态的渴望, 对因机械工业而造成的环境污染表示出极大的愤慨。正是在这一困惑和迷茫之中, 他开始思索现代人类所该有的精神出路, 即男女平等、人与自然的和谐。劳伦斯的人生经历极大地解读了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
劳伦斯是二十世纪杰出的现代主义小说家, 被公认为“现代主义高峰之一”。在劳伦斯看来, 西方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在工业机械与自然、人类本性之间的冲突。人类的本性和心灵受到工业机械的压抑和迫害, 这加剧了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欲望解放、复归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 “崇尚人性的复归, 相信血的意识, 赞美肉体的魅力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不仅体现了劳伦斯创作思想的核心, 而且也构成了其现代主义小说的基本内涵。”
三、人与自然和谐
劳伦斯孩提时住在乡村, 那里有清澈见底的溪水, 纯净湛蓝的天空, 清新扑鼻的泥土味和质朴善良的农夫, 所有这一切美好的时光画面给了他全新的感受, 令他无限向往与热爱。在他眼里, 人类从自然孕育而来, 被自然赋予了生命, 所以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息息相关, 只有交融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才能源源不断地从其中获取代代衍息的活力。正是对自然的这种热爱之情, 劳伦斯的作品中无一不流露出对美好景色的向往。在《儿子与情人》中, 对花鸟等自然景色的描写经常出现在文中, 而且篇幅之大, 令人吃惊。这正是因为劳伦斯强烈的自然意识, 使他不厌其烦地在描写自然风景的基础上解析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这部作品中, 自然景物的描写和主人公心理活动的相互穿插, 寓情于景, 令读者回味无穷。在劳伦斯的写作风格中, 一个重要的叙述方法便是用景物反射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 为情节的发展打下伏笔。
《儿子与情人》中描写了在十九世纪时英格兰诺儿汉一带的煤矿区。“从席尔贝和纳塔尔往下的河谷接连开发新矿, 不久这一带就有了六个矿井, 铁路从纳塔尔出来, 顺树林环绕地势很高的矿岩地下行……六个矿就像几枚黑钉分布在乡间, 由一条弯弯曲曲的细链——铁路线接起来。”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自然生态在工业文明的破坏下的乡野之景。一面是工业机械的蓬勃兴旺, 而另一面却是土地、空气、森林、能源、生物等逐渐衰竭, 人类陷入到恶性循环当中, 与之息息相关的生活环境在严重的污染中日益恶化, 在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的同时, 付出的却是生活环境日益衰竭的代价。纵观人类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史, 不难看出, 在工业文明对生态破坏这一问题上, 劳伦斯是有先知先觉的。
四、实现性别和谐
劳伦斯的创作主题始终围绕着男女关系, 探索性别的和谐, 美满婚姻的构建。在劳伦斯的眼中, 和谐的男女关系应该是“我们就像一朵玫瑰, 我们满怀激情要成为一体, 同时又要想分相离这是一种双重的激情。”工业机械文明的破坏不仅仅表现在对自然上, 还体现在对人性的摧残上, 它不仅异化了自然, 更异化了人类。在这部小说中, 主人公夫妻关系的不和谐间接导致了畸形的母子关系, 两个儿子都带着心理疾病, 即所谓的恋母情结。正是由于工业机械文明破坏了自然, 抹杀了人性, 人们生活在现代及其工业的巨大阴影之中。劳伦斯曾说过,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兴盛时期, 有钱阶级和推动工业发展的人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是:他们将工人投入到卑贱和凌乱的生活环境, 投入到丑恶的劳资关系当中。
作为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小说家, 劳伦斯揭露了工业文明对人类、对自然的无情压抑和掠夺, 探寻和建立和谐的男女关系和美满的婚姻生活, 他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在作品中一览无遗, 并时刻告诉我们, 现代人类的唯一出路是建立男人与女人,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摘要：本文站在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角度对劳伦斯小说《儿子与情人》进行分析, 以探索如何在男权主义和工业机械文明的双重压迫下重新构建男女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关系。
关键词：二元对立体系,生态主义,机械文明
参考文献
[1]布莱恩·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曾建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
[2]陈明, 肖庆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及其文学探究.文学语言学研究,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