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医疗保险模式

2024-10-04

国家医疗保险模式（共8篇）

国家医疗保险模式篇1

新加坡的医疗保险制度主要包含三个层次:即全民保健储蓄计划、健保双全计划和保健储蓄基金计划。制度强调以个人责任为基础,对所有国民实行统一的医疗保健制度。1983年开始实行的全民保健储蓄计划是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的总供款率为雇员工资总额的40%(这一比例可由政府进行调整),其中工资的6%(雇员与雇主各负担一半)左右计入雇员的保健储蓄账户。这一计划对于那些发生一般医疗费用的患者来说是足够支付的,但对于患重病或慢性病的人而言则是不够的。为了弥补保健储蓄计划的不足,新加坡政府于1992年制定了健保双全计划。不同于强制性的保健储蓄,非强制性的健保双全计划具有社会统筹的性质,采用的是风险共担的社会保险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参加者支付大病或慢性病的医疗费用,是保健储蓄计划的补充,保费可从保健储蓄账户上扣缴或以现金支付。

1993年新加坡建立了由政府设立的带有救济性质的保健储蓄基金,为那些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穷人提供资助。目前新加坡也面临支付负担重的问题,但情况相对要好得多。总体上,新加坡的公积金缴费率是动态的,不断调整的。筹资的总体水平经历了一个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从雇主与雇员的分担比例看,调整的趋势是逐渐调低雇主的缴费比例,调高雇员的缴费比例,两者承担的比例趋于不一致。

(《中国医疗保险》2010年第5期)

国家领导人的特权医疗篇2

2013年新年伊始，美国前总统布什家碰到了一件添堵的事。德国著名媒体《明镜》周刊为仍然健在的老布什发布了“讣告”，宣称他已经去世。在“讣告”中，《明镜》的评价相当不客气，说老布什的一生是“一个沉闷无聊的政客”，其总统形象只有跟自己的儿子小布什相比较时，才会显得熠熠生辉。

导致《明镜》周刊误发讣告的原因，是88岁高龄的老布什因支气管炎入院接受治疗。2012年的最后一周，由于持续高烧致使病情恶化，老布什被送入重症监护病房抢救。

虽然“讣告”发错了，老布什仍然健在，但其健康状况欠佳，却是不争的事实。不光是老布什，刚刚过去的2012年对于很多国家元首、政要首脑来说都是难熬的一年，许多人疾病缠身，饱受病魔的折磨。

疾病缠身的政要领袖

在美国，受到病魔侵扰的可不仅仅是老布什。2012年12月15日，因感染肠胃病脱水后在家休养的国务卿希拉里突然晕倒，导致脑震荡，随后紧急入院治疗。

经过两个多星期的治疗，希拉里于2013年1月2日正式出院。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普·莱因斯介绍，医疗小组告知他们，希拉里在各方面恢复都很好，能够痊愈。

而另一位政要——委瑞内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早在2011年6月，因罹患癌症，他在古巴的哈瓦那接受了手术，从他的骨盆移除“一个棒球大小的肿瘤”。2012年12月10日凌晨，查韦斯登上了他的私人飞机，飞往哈瓦那接受第四轮的癌症治疗。不久后，委内瑞拉新闻部长发表电视讲话说，目前正在古巴接受手术治疗的总统查韦斯由于严重的肺部感染，引发了呼吸道疾病。

西班牙《世界报》报道称，查韦斯近期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依靠人工辅助系统维持生命，并且由于他的生命体征太过微弱，医生可能在“任何时刻”关掉延续查韦斯生命的呼吸机。

同样受到生命威胁的还有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和94岁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他们都在医院里度过了圣诞节。

正如英国《每日邮报》2012年12月15日文章所言，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官部长们看似位高权重，一呼百诺，实际上却是地球上最忙碌、压力最大的一群人，当代流行的一系列“白领综合征”，这些高官都可能染上，而且只会更重，不会更轻。人总会老，也会有病，他们也一样。然而这些手握大权的政治人物们又和平常人不一样，因为他们享受着不一样的医疗和保健特权。

特权医疗的不同标准

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唯一不实行全民医保的，医疗费却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在美国做一次阑尾炎手术就要2万美元，住院费一天要1500美元以上，是法国的三倍。一般美国平民要自己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但总统、各部部长和国会议员因工作需要，却可以享受职务医疗保险，其正常的体检费和诊费，都是由医疗保险支付的，换而言之，全部由政府支付。

总统就诊会进入特别病房，享受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并由特勤局提供全天候周密保护。总统们还会根据个人的喜欢选择中意的医院。

一般而言，出身行伍的总统喜欢去哥伦比亚特区及附近马里兰、弗吉尼亚州的军队医院，如原先在华盛顿、如今迁到马里兰州的沃特尔·里德医疗中心，就曾接待过西奥多·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老布什等总统，和麦克阿瑟、鲍威尔等高级官员就诊。平民出身的总统则喜欢去附近的民事医院，如乔治·华盛顿大学附属医院，就是众多美国高官经常前往就诊的著名医院。

法国作为福利国家，总统、总理和部长们原则上也享受福利医保，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家庭医生，生了大病、急病，则要去医院就诊，如巴黎笛卡尔大学附属的乔治·蓬皮杜附属医院，就是法国总统和高官们常去就诊的医院。

一些病重的法国总统会要求一些特别服务，从办公经费中拿出一笔钱雇佣家庭医生贴身陪伴，这些医生不仅要随同总统出访，还要负责清理治疗和生活痕迹等特别事务。

而对于那些本国医疗水平较低的国家领导人，往往会选择去国外就医。《耶路撒冷邮报》撰稿的资深记者卡勒德·阿布·托亚姆曾专门撰文称：“当阿拉伯领导人想要寻求良好的医疗救治时，他们清楚哪里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欧美国家的医院和医疗中心配有更先进的设备，也拥有世界顶尖的医护人员”。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已故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亚瑟·阿拉法特治病时没有选择距办公地点仅几分钟路程的拉姆安拉医院，而是远赴巴黎贝尔西军医院接受治疗，因为他相信那里的医疗水平更胜一筹。无独有偶，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也曾于过去数年中在法国受到过最好的救治。而去年10月因病去世的沙特王储苏尔坦身前也曾因健康问题多次出国就医，甚至在美国接受过4个多月的治疗。

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导人健康欠佳，会选择古巴的医院进行治疗。古巴也凭此成为世界上唯一通过“出口医务”换取石油和外汇的国家。

诚然，这些政府高官们确实享受着远超一般民众的医疗服务，但他们的保健“特权”更多还体现在健身和保密措施领域。

严密的病情保护措施

美国马里兰州有一个面积达52公顷的戴维营度假村，是总统专用的保健休闲胜地，自富兰克林·罗斯福后的历任美国总统都会前往戴维营度假休闲。而在白宫范围内，总统也有权在不超过法定预算前提下修建一些健身设施，如杜鲁门总统就修了一座保龄球馆，另一个保龄球迷总统尼克松又进行了修缮，白宫里还有网球场、泳池、慢跑跑道和健身房。不过也有些总统另辟蹊径，从事其他锻炼项目，如小布什总统痴迷PRECOR健身车，而奥巴马则经常跑到白宫特勤局的篮球场上，和特勤局的工作人员打篮球。注重健身令大多数美国总统身体状况较好，自小罗斯福之后，还没有哪位总统因病不能视事的。

然而与许多国家不同，不管是健康状况良好还是欠佳，美国总统一般会将其向公众公布，在克林顿、布什执政期间，都曾每年公开自己的体检结果。但也有例外，1893年，被确诊患口腔癌的时任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秘密地动了手术。但工作人员坚称，克利夫兰总统只是“拔掉一颗牙”。

和美国不同的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许多都疾病缠身，如乔治·蓬皮杜任期大部分时间都身体欠佳，1972年7月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1974年4月2日因痔疮引发败血症病逝任上；弗朗索瓦·密特朗14年任期内，“患有不治之症”的传闻贯穿始终，1995年两届任满卸任后不久便因前列腺癌去世。习惯上，法国总统不愿将病情公诸于众，因此他们往往采取特别手段。

一些法国总统会将家庭医生“御医化”、“专业化”，如居布莱医生在密特朗出国访问期间，就负责将其一切治疗痕迹和生活痕迹清除，医疗用品全部锁入密码箱带回国销毁，头发、尿液和生活用品也要清理干净，目的是不让政敌、小报记者和外国间谍弄清总统健康状况。

而负责中国领导人健康的中央保健局的所有医护人员均经过严格挑选，被认为是“思想上靠得住的”。这些人专门负责党政军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并成立专门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北京301医院），这一传统被延续至今。

曾长期在保健局工作的力伯畏回忆，保健局最注意保密，单是保守秘密一项就包括了一系列“不允许”。如要求担任首长医疗保健工作的医务人员，尽量不写信，更不允许在信件中提及自己的工作情况；不允许和与工作无关的人员来往；保健对象改变后，不允许私自再与原对象联系等。

国家医疗保险模式篇3

一、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及发展现状

(一) 国家助贷政策及发放情况

1999年5月, 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管理规定 (试行) 》, 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沈阳、武汉、南京、西安等8个城市进行国家助学贷款的试点工作, 2000年秋季开始在全国全面推广。2004年, 由于学生违约率太高, 国家助学贷款突然被银行大面积叫停。

在此背景下, 2004年6月, 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04]170号, 简称新政策) , 进一步推动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开展。新政策总结了国家助学贷款违约率居高不下以及银行积极性不高的政策设计和运行机制上的缺陷, 建立了以风险补偿机制为核心的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新机制。相对老政策而言, 有以下几方面变化: (见表)

新政策的实施对国家助学贷款业务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99年至2004年6月, 五年期间国家助学贷款仅发放了52亿元, 而2004年新政策实施后, 一年就发放了51亿元。 (如图1所示)

新政策实施后, 虽然贷款发放规模有较大提高, 但总体进展还是缓慢, 覆盖面还远远不能满足助贷政策的要求。

截至2006年, 我国高校在校生人数已达2 500多万人。按目前统计的贫困生比例20%计算, 一年就有近500万的大学生需要国家助学贷款资助。而截至2006年, 国家助学贷款覆盖面总体还不足5%, 尚有15%的贫困生即至少350万人无法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按每人5 000元计算, 一年贷款缺口就近175亿元。随着每年招生人数的增加, 贷款缺口随之扩大。

从图1可以看出, 虽然新机制实施初期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量有大幅度的提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量又逐渐趋缓, 助学贷款推行难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与此同时, 从全国整体范围来看, 国家助学贷款违约率一直居高不下。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负责人在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全国联网运行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 助学贷款违约率高达28.4%, 国家助学贷款已经逐渐成为商业银行的高风险贷款领域。

(二) 商业银行助学贷款的管理模式

商业银行在国家助学贷款发放及管理长期的实践中, 逐步形成了如下运作模式:助学贷款按照个人贷款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 归口各银行分行个贷部门管理, 并指定经办支行负责具体的实务操作管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准入管理 (助贷中心的招投标管理) 由分行个贷部门负责。贷前管理通过银校协议, 由高校初审后由经办支行审贷发放。贷中管理以经办支行与学生面签“还款协议” (还款计划书或还款确认书) 为核心工作。贷后管理主要是经办支行进行催收和贷款回收工作。

二、银行的借贷已成为目前国家助贷政策落实的瓶颈

(一) 银行的助贷信用风险不锁定, 助学贷款的覆盖率就很难达到国家助贷政策目标的要求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无担保的信用贷款。目前,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还十分薄弱, 国家个人征信系统才刚刚起步, 在信息收集、开放范围、配套法律制度的建立等方面都不尽完善, 对借款学生的诚信评价体系也没有建立。在没有信用等级评估的基础上发放贷款本身意味着较大的风险。再加上国家助学贷款具有某些政策性贷款的特征, 少数学生有故意拖欠国家贷款的侥幸心理, 一些收入状况转好的学生也不愿还贷。

由于国家助学贷款单笔金额小, 笔数多, 贷款学生点多面广, 信息变化频繁, 银行没有足够的人力去进行正常的贷后管理工作。同时, 助学贷款在银行的信贷规模中占比较小, 从经营成本的角度考虑, 银行并不会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去进行风险控制, 造成学生违约情况的加剧。风险补偿金的政策设计, 一定程度上消化了银行的坏账损失, 但如果学生违约率高于风险补偿金的比例时, 银行信贷风险则不能通过风险补偿金来锁定, 超出部分对银行来说属于不可控的范围, 银行将面临敞口的风险。银行信贷风险不能锁定, 与银行的谨慎性原则产生矛盾, 这就决定了商业银行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发放国家助学贷款。过高的违约率, 导致未参与国家助学贷款项目的银行止步不前, 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银行贷款发放积极性不高, 贷款发放率较低, 普遍无法达到当地助贷管理中心下达的发放标准。

(二) 助学贷款的高操作成本影响了商业银行开办助学贷款的积极性

国家助学贷款属于零售业务, 服务对象十分分散, 与一般性商业贷款相比, 单笔贷款金额小、收益低, 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经营成本大。在贷款审核和发放阶段, 从办理助学贷款申请到签订合同等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手续, 贷款的信用调查、审批和发放等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操作成本很大。随着分配制度的改革, 学生的择业面会更加宽广, 毕业去向也将更加难以确定, 而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 进一步加大助学贷款的贷后管理成本。据调查了解, 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家庭大多住在偏远的农村, 交通、通讯都很不方便。经济困难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占75%, 来自中、小城市的占24.6%, 来自大城市的只有0.4%。如果借款学生不主动还本付息, 银行根本不可能逐一上门催收, 即使实施追欠工作, 由此带来的到期贷款归还和催收工作将会耗费很多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 使风险管理成本加大。这就使银行的付出成本加上承担的风险与获得的收益极不对称, 极大地影响了银行开办此项业务的积极性。

由此可见, 银行较高的运营管理成本, 以及对学生信贷风险的忧虑, 与银行商业运作的营利性目标形成强烈的反差, 影响了银行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热情, 导致出现了各家银行在助学贷款上的惜贷局面, 制约了国家助学贷款的发展。

三、国家助贷体系中引入保险机制, 就是用市场化手段解决助贷瓶颈问题

在国家助学贷款体系中, 银行占据了主导地位, 银行对助学贷款的态度和重视程度, 决定了国家助贷发放的规模和国家助学贷款覆盖率。商业银行经营的特点决定了其对风险的谨慎, 虽然国家在助学贷款政策上, 给予了风险补偿金等优惠政策, 仍不足以推动银行积极发放助学贷款, 说明国家在助贷运作体系中, 助贷与银行的经营目标不统一, 业务类型不匹配。在上一部分, 我们分析了银行借贷是目前国家助贷政策落实的瓶颈, 借贷的原因是助学贷款的信贷风险高和助贷的工作量大。那么, 有没有办法来解决瓶颈问题, 推动国家助学贷款的发展呢?我们的答案是, 利用市场化的手段, 引入保险机制, 转移和锁定贷款风险, 矫正并促使助贷与银行盈利性目标统一, 业务类型相对匹配。通过金融分工, 提高金融效率, 通过多方合作, 实现“共赢”。

(一) 助学贷款引入保险机制, 可以通过金融分工, 提高金融效率

国家助学贷款是贷款期限较长, 信贷风险较高, 操作成本较高, 涉及的主体和环节较多的一个管理型产品。在助学贷款中引入保险机制, 实现银行和保险违约信用风险的互换, 将国家财政支付的风险补偿金转化为保费支出, 由专业经营风险的保险公司负责贷前审核以及贷后的管理和追偿, 学生违约的信贷风险转化为保险公司的赔款支出。“银行———保险”的合作, 合作双方都可以扬长避短, 银行专注于擅长的信贷管理, 保险专注风险管理。其结果是通过这种金融分工, 导致金融效率的提高, 实现了“双赢”。

(二) 学贷险锁定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有利于解除银行的后顾之忧

如果引入了保险机制, 学生违约的信贷风险, 就从银行转移到保险公司, 通过商业保险的方式锁定了银行信贷风险, 消除了敞口风险的担忧, 银行经营助学贷款就有了预期, 通过介入和扩大助学贷款, 银行在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获取稳定的信贷息差收入。同时, 银行以此为营销手段, 积极争取学校金融资产的业务和教师学生的银行卡业务等成为可能, 银行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动力就大大增强。

在这种制度设计下, 助学贷款业务不仅不会成为银行的包袱或“鸡肋”, 反而成为各家银行竞相争取的优质业务或重要的营销手段, 这将大大提高银行承办助学贷款业务的积极性, 有助于银行扩大发放学校的范围和发放规模。

(三) 助学贷款引入保险机制,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银行的工作量

助学贷款引入保险机制, 在国家助学贷款运行体系中增加了保险主体 (实际上是运作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到国家助学贷款体系中) , 虽然增加了投保和索赔的事项, 但由于分散到开办国家助学贷款的支行去操作, 同时操作的大量工作是采用电子数据传输, 因此工作量并不是很多。通过投保学贷险, 保险公司负责贷前审核以及贷后的管理和追偿, 一方面减少了银行在国家助学贷款业务上的操作成本, 另一方面又加强了银行对助贷业务风险的认识, 和保险公司共同加强对风险的控制。此外, 投保学贷险后, 通过保险公司的核保, 对贷款申请资料、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 实际上是对银行的贷款发放多把了一道关, 是对银行贷款发放工作的一次审核, 可以帮助银行提高贷款发放的规范性。 (见表2)

四、引入保险机制对国家助学贷款产生的深远意义

(一) 保险专注风险管理的结果将推动助贷风险的下降

保险公司在国家助学贷款体制中的角色定位是属于风险管理者, 按照银保的合作分工, 保险专注于风险管理。同时, 保险公司也是助贷风险的最终承担者, 在整个助贷的环节链上, 保险公司最有动力去做风险管控。风险控制的好坏, 体现了保险公司的经营能力, 决定了保险公司的经营业绩。只有积极参与风险管理, 降低国家助学贷款的违约风险, 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化解, 才能最终实现保险和银行的“双赢”。也只有在风险管控的前提下, 学贷险业务的经营才有生命力, 才能保持健康、长期和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可以预见的是, 在引入保险机制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后, 在各方的共同作用下, 助贷风险必然会在一定时间段后呈现下降趋势。

(二) 引入保险机制将会实现国家助学贷款的第三次提速

引入保险机制的国家助学贷款, 银行贷款风险得以转移和化解。在解决了银行后顾之忧的前提下, 贷款覆盖面将会进一步扩大, 贷款发放人数和发放规模将会进一步提高。通过保险主体的介入, 既能使国家助学贷款更加高效地运转起来, 又有利于推进国家个人诚信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最终实现国家助学贷款运行机制的良性循环。引入保险机制, 对实现国家助学贷款的第三次提速将会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云南省国家助学贷款在引入保险机制前, 商业银行因担心助学贷款违约率过高而控制了助学贷款的发放额度。《中国青年报》2006年8月发表的《云南2005学年约8000万元助学贷款未能按期发放》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在引入保险机制后, 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将2004年6月以来新机制下的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全部统一向保险公司投保了学贷险, 在2007年还新增了6所贷款发放学校。

黑龙江省国家助学贷款在引入学贷险后, 保险公司与当地商业银行——哈尔滨商业银行合作, 共同推进全省共60所高校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该行还专门为国家助学贷款业务成立了助贷发放支行。而在此之前, 该省助贷业务仅惠及24所高校, 且参与的几家银行已停止签订新的借款合同, 只对已签订的借款合同继续履行贷款发放义务, 致使该省助贷业务处于半停滞状态。引入保险机制后, 助学贷款覆盖面从原来的24所学校扩大到目前的60所学校, 新增助学贷款发放9 160万元, 惠及19 549人。引入保险机制的国家助学贷款, 充分调动了银行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 扩大了贷款覆盖面。

(三) 助学贷款引入保险机制, 可以实现多方“共赢”

在国家助学贷款体系中, 引入商业保险机制, 能够形成政府、教育部门、学生、银行、保险多方共赢的局面。对政府而言, 在不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的情况下, 通过机制的创新, 使国家助学贷款参与主体增多, 风险管控能力增强,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可以得到充分的落实;同时, 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和深入的诚信宣传, 可以增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 从而提高学生群体的诚信意识, 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对学校而言, 能够有效解决贫困学生拖欠学费的问题, 有效缓解学校教育经费的不足, 解除学校的后顾之忧, 能够专注于教学科研和人才的培养;对贫困学生而言, 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 也缓解了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 同时通过贷款的方式解决学费问题, 毕业后通过自己的劳动归还贷款, 有利于培养自立精神和诚信意识, 建立了良好的信用记录;对银行而言, 降低了信贷风险, 消除了对风险的担忧, 提高了业务质量, 扩大了业务范围;对保险而言, 体现了保险行业为国分忧的责任意识, 同时拓宽了业务领域, 培养了大量潜在的优质客户群。

摘要：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实施, 对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起到了推进作用。但虽走过了十年, 目前助学贷款的进展较为缓慢。因此, 针对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及发展现状, 以及目前国家助贷政策落实的瓶颈问题, 和提出在国家助贷体系中引入保险机制, 就是用市场化手段解决助贷款瓶颈问题。最后论述了引入保险机制对国家助学贷款产生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学贷险,国家助学贷款,商业保险

参考文献

[1]王佳.银行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业务所带来的风险与收益分析[J].金融视线, 2007, (3) :15.

[2]林钢.探讨高校助学贷款的实施瓶颈与解决措施[J].教育与职业, 2009, (3) :46-47.

[3]康远志.国开行国家助学贷款与高校最优激励合同设计[J].新余高专学报, 2009, (1) :56-58.

国家医疗保险模式篇4

2013年12月12日, 国家医疗保险评估专家组组长、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王东进同志率专家组部分成员赴福建省开展评估调研, 听取福建省人社厅关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情况汇报, 并与福州、厦门、泉州等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同志进行座谈。

王东进同志对福建省医保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全省的医保工作重点突出, 特色鲜明, 扎实有效, 特别是在“三率”管理、异地就医结算、医疗服务实时监控以及精确化管理等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福州、厦门、泉州等市的工作各有侧重、各有特点, 特别是厦门市着力整合城乡医保管理体制, 鼓励民营资本多元化办医, 建立医保基金网上预警稽核监测平台, 健全医保公共服务信息化平台实现“随身社保”, 把严格管理与人性化服务有机结合, 制度建设效果显著, 值得认真总结, 供其他地方借鉴。

国家医疗保险模式篇5

1 社会医疗保险模式

欧洲国家依据各自医疗保障制度的历史沿革, 存在贝弗里奇和俾斯麦两大主导体制。贝弗里奇体系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 (N H S) 为代表, 经历了允许参保人选择初级卫生保健信托机构 (P C T) 、代表参保人购买公立医疗机构服务主体从P C T改由全科医生直接选择等改革, 加之商业补充医保持续增长, 医保竞争不断增强;在强制性社会保险的俾斯麦体制下, 竞争同样是近期医保体系最重要的现象, 市场竞争使得监管日显重要, 德国、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模式具有代表性, 具体分析如下:

1.1 集中管制型

管制型的社会医保表现为高度的统一性, 医保资金筹集、分配和待遇标准由政府部门统一制定, 政府还设立医保机构, 负责医保基金管理。瑞典是管制型社会医保的典型, 2000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对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医保绩效评估中, 瑞典位列第一, 这一类型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强制性全民医保。瑞典社会医保参保对象为全体公民, 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随父母参保。在瑞典工作的外国人和在国外工作不足一年的瑞典人均属保险范围。瑞典同时存在商业保险公司开发的补充医疗保险。

第二, 实行社会保险税。瑞典实行社会保险税, 个人按工资收入的4.95%缴纳社会保险税, 约60%用于医保;用人单位按单位工资的32.82%纳税, 近1/3用于医保;自谋职业者按收入的17%-30%纳税。

第三, 实施严格管制。在管理机构方面, 瑞典由统一的医保机构负责管理, 包括病假工资支付;在医疗费用支付方面, 实行严格的中央和州二级预算控制, 中央政府还对州预算设置封顶;在医疗服务提供方面, 公立医疗机构占绝对优势, 也是欧洲唯一实行药品由一家国营公司垄断经营的国家, 其药品价格低于欧洲其他国家约20%左右。

不过, 瑞典这种高度集中并且严格管制的体系, 也造就了政府的资金压力, 2010年其卫生支出占G D P的9.6%, 占财政支出的14.8%。由于体系缺乏竞争, 就医、手术排队现象相对突出。因此, 政府在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加大监督力度、提高服务效率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瑞典的医疗服务也开始引入竞争机制。

1.2 自治竞争型

自治竞争型社会医保突出表现为医保机构实行分散、自律的管理, 政府不能干预医保机构具体业务, 只起协调、监督作用。德国是俾斯麦模式的发源地, 较为典型地体现了社会医保的自治和医保机构间的竞争性, 可归纳为以下特征:

第一, 替代型的社会与商业医保体系结构。德国将年收入为4.8万欧元以下的人群纳入社会医保, 而高收入者及公务员则参加商业保险。2003年, 德国社会医保覆盖了近88%的公民;商业保险覆盖10%;其他特定领域的政府项目, 如军人, 警察等覆盖近2%的人口;0.2%的德国公民没有医疗保险覆盖。

第二, 从分散走向集中的筹资机制。德国《社会法典》明确社会医保的自治管理原则, 传统上疾病基金独立向雇主和被保险人筹资。2009年国家健康基金建立, 区域性保费收缴点代替疾病基金, 承担各险种筹资职能, 再按比例划分到各基金, 筹资职能被集中起来。

第三, 竞争性医保机构。德国医保管理由疾病基金会承担, 属于“受国家法律制约的私人公司”, 为非营利性机构, 其所需经费从基金中提取。1997年开始, 德国开始允许投保人自由选择医保机构, 通过竞争提高医保机构的经营效率, 因此, 医保机构经历了整合过程, 数量大幅下降, 截至2009年底共有各类疾病基金202家。

德国社会医保的竞争性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以及社会保险疾病基金会之间的竞争, 自治性主要表现为疾病基金会的治理结构和工作独立性。这种模式也带来了高昂的管理成本、投保人“逆向选择”风险和筹资公平性等突出问题。

1.3 管制竞争型

管制竞争型的社会医保表现为强制性参保、统一的医保筹集标准和标准化的社会医保福利包, 医保机构为私营保险公司, 但受政府管制, 参保者自由选择保险公司, 体现竞争性。比利时、荷兰属这种模式, 其差异是后者于2006年起由德国模式整合改革而成。这个类型有以下特点:

第一, 强制的全民医保。荷兰医疗保险法案规定所有荷兰公民都必须参加社会医保, 18岁以上的单位就业人员由雇主和个人共同缴纳, 灵活就业人员由个人缴纳;18岁以下公民由政府缴纳。比利时社会医保覆盖所有公民, 参保率约95%, 被赡养人随缴费人参保。两国同时建立了商业补充保险制度。

第二, 统一标准以集中为主的筹资。荷兰医保费包括基础保费和附加保费两部分。基础保费标准由政府决定、医保机构在标准基础上稍加调整收取。附加保费由政府医疗保险局按收入的6.2%筹集, 用于建立风险平衡基金, 调剂各医保机构的财务风险。比利时则与其他险种社保费一起缴给政府社保机构, 进行再分配。

第三, 有管理的竞争性医保机构。荷兰法律规定社会医保由私营非营利性保险机构负责, 并按参保人数提取管理费, 参保人自主选择医保机构以促进竞争;实施有管理的竞争, 政府实行医保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准入、退出机制, 对医保机构进行支出预算控制与付费方式管理等。比利时也规定承办社会医保的医疗机构须属于5个医疗互助基金联盟之一, 参保人可以自由选择医保机构。

这种行政管制和市场竞争结合的模式, 旨在抵冲两者弱点, 平衡公平与效率, 荷兰从自治竞争转而采取有管理的竞争, 正是医保领域有限民营化的成功例子。

2 社会医保的行政监督

社保基金的管理体制具有很深的历史继承性, 其改革也总是小心翼翼, 而构建于基金管理之上的行政监督, 与管理体制改革如影随形, 还呈现明显的险种特点。

2.1 与传统社保行政监督的比较

传统社保行政监督以养老保险为背景展开, 依据社保基金管理模式及其市场经济发展背景, 养老保险行政监督大体可以分为积极型 (P r o a c t i v e) 和反应型 (Reactive) 两类。

积极型监督旨在防范可能出现的基金管理错误, 监督涵盖对基金管理机构各类管理活动, 具有详尽的制度规制, 监督或审计事项非常明确, 具有前瞻性特点。反应型监督基于基金管理者受到管理机制恰当的激励, 具有自我规制动力, 监督仅在激励机制失效时给予干预, 而这种监督方式下, 对基金管理人违反系统规则行为的惩处非常严厉, 监督以回顾性为核心。

从养老和医疗保险比较看, 国外养老保险行政监督研究显示, 管制体系倾向于积极监督, 包括事前审查、系统性监督、指令性整改和纠正错误等;而自治体系则倾向于反应型监督, 包括事后监管、基于异议的查处、协商沟通和以威慑为主的惩处等。在医保监督方面, 欧洲典型国家也存在医保行政监督与管理模式的关联性, 但有各类监督手段综合运用的趋势, 无论管制型还是自治型体系, 采用的行政监督手段呈现兼收并蓄的险种特点, 只是侧重点有差异。

2.2 竞争与医保行政监督

发达国家的社会医保总体表现为分散的管理体系逐步整合以降低管理成本, 较为集中的体系趋于分散以提高效率。而引入适度竞争以提高参保人福利贯穿于这个过程, 在增加医保筹资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严格制约情况下, 引入竞争成为改革措施的最佳选择。1990年代后, 德国、荷兰的社会医保引入了医保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尽管瑞典颁布了禁止风险选择的法律规定, 比利时则竭力避免社会医保市场竞争。然而, 商业补充医保竞争的加剧, 间接影响了社会医保, 竞争成为了医保行政监督绕不过去的现实。

综合上述国家实践, 竞争带来医保行政监督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医保机构为了扩张其市场份额, 采取变相降低保费的手段, 如引入官方与非官方保费概念, 以降低缴费吸引参保;同时, 扩大支付范围, 过度扩展政策解释, 如将非支付项目或政策规定已停止支付项目继续给予支付, 以较好的待遇提高竞争力。二是尽可能降低医保机构的管理成本, 如通过降低组织管理成本或顾客服务质量等, 竞争还促进了医保机构之间的整合, 如德国的医保机构数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三是在风险选择上, 由于法律禁止医保机构选择参保人, 因此, 他们采取市场选择和设立管理性壁垒等方法降低风险, 并通过向保单风险小的中介机构提供奖励等手段以规避风险。四是医保机构通过社会医保与补充医保支付边界的模糊地带寻求利益, 建立复杂的内部财务和组织安排, 造成管理缺乏透明度。

竞争大大改变了医保运行环境, 即便像瑞典这样集中管制的医保体系, 行政监督作用也日益强化。医保行政监督必须直面市场竞争环境可能驱使管理目标偏离制度目标的现实, 医保机构自身目标与社会医保公共目标间差异的张力不断增强, 迫切需要提升监督能力、提高监督效率、综合运用各种可供使用的监督手段。

2.3 社会医保模式与行政监督

由于在医保领域引入竞争是欧洲典型国家的共同发展方向, 对医保机构实施管理绩效评估便成为各国共同选择;同时采用风险调剂基金平衡不同医保机构由于参保人员疾病风险差异导致的基金风险。与医保行政监督具体策略选择直接相关的, 主要表现为管制与自治两个方面。

管制型医保模式采用相对较多预防性监督手段, 具有较为广泛的行政监督范围。以合法性监督为例, 合法性监督目的在于确保基金可承受、保障范围内的医疗服务可及, 保证医保质量和效率、基金管理行为与法律一致以及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等。医保机构的业务计划则往往须经监督机构批准后实施, 如比利时实行医保机构准入许可和业务合同许可;荷兰对医保机构向服务提供者支付未经正确登记或法律许可的费用, 将被强制纠正;瑞典对医保支付范围实施严格监督, 还发展了系统性基金管理审计。

自治型医保模式往往更多关注宏观监管导向下的医保机构、服务机构行业自律。例如, 德国医保机构和医生或医院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违背社会公德或一般法律准则属于行政监督范围。在国家实施总额预算控制和采用D R G s对医保机构进行成本核算基础上, 医疗服务合理性监管则交由医保机构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共同组成的委员会审核, 委员会采用系统性“超常检查”与定期“抽样检查”的方法自主管理, 但其他国家则采取法律手段进行约束, 纳入行政监督范畴。

3 结语

我国现行的基本医保基金行政监督, 主要按集中管制型的基金管理体系设计, 医保机构由政府直接设立。同时, 多层次医保体系, 尤其是商业补充医保处于建立初期, 医保竞争环境尚未形成, 基本医保基金行政监督以专项检查以及举报查处、基金要情分析及非现场监督等为主要手段。

但这种情况正面临变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政府购买服务将推广, 且凡事务性管理服务, 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 政府职责将转向以市场监管为主。因此, 无论是发展商业补充医保, 还是由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或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基本医保服务, 抑或对现有社保经办机构开展引入竞争机制的改造, 医保的竞争格局终将是一种趋势, 医保领域的行政监管压力将逐步显现。

欧洲国家中, 社会医保管理具有不同的形态, 多数国家承办社会保险的医保机构间存在竞争, 即使像瑞典这样由国家统一管理社会保险的国家, 由于商业补充医保的发展, 医保领域的竞争同样存在, 这些国家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加强医保行政监督的经验值得重视, 其提高监督效果和效率的思路和措施值得借鉴。

摘要：目前, 我国医疗保险体系正处于变化时期, 商业补充医保开始发展,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及加强市场监管理念逐步建立。本文分析欧洲国家在促进医保市场竞争改革进程中具有典型性国家的行政监督情况, 以促进我国行政监督更好地适应医保治理环境的变化。

关键词：医疗保险,管理体系,市场竞争,行政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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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疗保险模式篇6

贫困人群经济承受力和健康状况较弱, 对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可得性和可及性差, 无力承担医疗费用,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贫病交加”的现象时有发生, 有病不能就医或就医后家庭无力承担的状况往往导致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发生, 因而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 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问题会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制度安排。医疗救助制度是整个医疗保障制度的最后一道安全网。

2003年11月, 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 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正式开始实施。2005年3月14日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从此, 我国开始探索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在实践中逐步改善。中共中央、国务院2009年3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9]6号) (简称新医改方案) 。新医改方案提出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共同组成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分别覆盖城镇就业人口、城镇非就业人口、农村人口和城乡困难人群。

从开始探索到现在不到7年的时间, 我国城乡医疗救助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借鉴国外成熟国家的医疗救助制度及其经验就显得具有实际价值和意义。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 才能促进城乡医疗救助工作顺利实施, 提高贫困人口的健康水平, 构建城乡一体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2 国外典型国家的医疗救助制度

2.1 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体系

英国的医疗体制被称为国家卫生服务体系 (National Health System, 简称NHS) , 这种体制主要由政府提供医疗保健, 公立医疗系统提供的服务覆盖99%国人。英国1946年《国民健康服务法》规定, 无论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 无论个人支付能力的大小, 都可以得到免费的全方位医疗服务。国家办医院, 雇用医务人员, 免费提供门诊医疗, 住院医疗和药品, 贫困人口一般只能在国立的医疗机构接受服务。国家卫生服务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家税收和国家税收保险基金。

英国的救助政策详细规定了享受各种资助的资格条件, “NHS低收入方案”可以为低收入者提供相关NHS自费费用资助, 资助数量取决于申请者的收入状况和应付费用, 有费用全免和部分免除两种形式, 如果家庭有成员享受收入救助、养老金补助或待业收入津贴则可以全部免除 NHS相关自费费用, 其他情况则部分免除。经常需要支付处方费者还可通过购买预付凭证节省费用。英国医疗救助有严格的审批机制和约束机制, 一旦查出弄虚作假者, 将处以费用5倍的罚款。英国医疗救助政策的总原则是:有能力承担费用者必须自己支付, 没能力承担费用的可以获得救助。人们的支付能力的标准除了收入等经济指标外, 还考虑居民的健康状况, 需长时间在家卧床护理的患者可享受救助的资产上限最高, 老年人其次, 其他人最低。

这种模式医疗保障水平高, 资金来源稳定, 管理方便, 服务提供的范围广。但这种模式要求国家较强的经济实力, 如果国家投入资金有限, 就难于满足低收入人群的基本卫生服务需求。由于低收入者在接受卫生服务时选择性较小, 与高收入人群相比, 公平性存在一定问题。这种高福利的政策缺少卫生服务机构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 容易造成由于资源的浪费而出现的供给不足。

2.2 新加坡的医疗保健储蓄计划

新加坡于1984年实施医疗保健储蓄计划 (Medisave) , 成为其中央公积金制度的一部分, 所有新加坡公民和永久性居民及其雇主都必须缴纳公积金, 在他们的公积金账户下均单独设立一个医疗储蓄账户, 其一定比例的公积金供款 (目前为6%) 存入这一账户。1990年实施的健保双全计划也被称为大病保险计划, 是一项低保费医药保险计划, 目的是帮助公积金存户支付顽疾或重病所带来住院费和指定医药费。采用自愿参加原则, 按照共付线和共付比例制, 对投保者住院及部分门诊费用给予偿付。

新加坡建立政府补贴和医疗基金制度相结合的医疗救助制度, 以保障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新加坡医疗保障体系以个人健康储蓄账户为主, 是试图规避福利体制下道德风险以及市场失灵的一种尝试。但使用个人储蓄应对疾病风险实质是一种风险自留, 不存在社会互助, 应对能力有限。新加坡政府对低收入者到特定医疗机构和特定级病房的就医行为予以补贴。公民到政府建立的18个联合诊所接受门诊医疗, 只需支付50%的医疗费用, 儿童 (18岁以下) 和老人 (60岁以上) 只需支付25%的费用, 其余部分由政府补贴;如果在C等级和B2等级病房接受住院治疗, 政府补贴80%和65%的医疗费用。新加坡政府建立医疗基金作为医疗保障的最后安全网。新加坡于1993年专门建立了医疗救助制度, 即保健基金 (Medifund) , 为没有能力负担医疗费用的穷人提供专门的医疗援助, 以发挥医疗保障安全网的作用。保健基金是一种信托基金制度, 由政府不定期从财政预算中向该基金拨款, 其利息用于医疗救助。

新加坡是采用医疗储蓄保险国家的代表, 医疗保险储蓄建立在公积金制度上, 以个人责任为基础, 筹资主要采取个人自我积累方式, 大大提高了人们对自身健康的责任, 增强了个人的自我保障及费用意识, 可以激励人们合理利用医疗服务, 减少浪费, 避免了医疗费用代际转移问题。

2.3 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

德国对于低收入群体和其他特定群体的医疗救助采用政府资助其参加强制医疗保险计划和在其就医时减免自付费用相结合的方式。社会医疗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 由雇主和雇员按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 建立社会保险基金, 用于雇员及家属看病就医的一种医疗保险制度。德国医疗救助主要针对加入医疗保险有困难的人群, 采用的形式是由政府资助其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如失业者的医疗保险费由劳动局支付, 养老金领取者的医疗保险费由养老保险机构承担。雇员的子女和无工作的配偶不需要交保险费, 也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救助一样, 德国的医疗救助主要对一般低收入家庭和特殊困难家庭, 对高龄、残疾、生育等特殊需求者, 救助标准比一般标准高 50%。投保人的收入一旦超过一定水平, 就将其从原来的救助名单中排除。

对于失业者和退休人员, 保险费用分别由联邦就业中心和养老基金为其缴纳。对于儿童则由政府财政预算资助, 因为儿童被认为是国家的财富, 其健康应由国家来负担。对于艺术家和学生, 联邦政府承担应缴费用的一半。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一个人缴费, 则家庭中不工作的家属自动被纳入到医疗保险中来, 享受同等医疗保障待遇。德国自付费用的多少与个人的收入相关, 政府要求疾病基金在低收入者接受医疗服务时, 为其免除自付费用或设立自付费用的最高限额。这里的自付费用是指由于起付线、共付额和共付比例的设置, 而只能由个人承担的费用。在德国, 全额免除自付费用的人数比例由1990年的10%上升到2001年的47% 。

德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强调社会的团结与平等, 德国有统一的疾病基金最低福利标准, 患者只需支付很少的分摊成本。德国法定医疗保险投保人缴纳保险费主要取决于经济收入, 而享受的医疗保险服务却不因缴纳费用的多少而不同, 从而使得健康人与患者间、高风险者与低风险者间、单身者与有家庭者间、年轻与年老者间、高收入与低收入者间互助共济, 充分体现社会医疗保险的公平性。

3 对完善我国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有益经验

3.1 制度设计层面的总体经验

尽管各国的医疗保健制度和医疗救助模式不同, 但是上述国家在医疗救助责任承担、救助对象、资金来源等方面存在着共同特征:一是政府承担医疗救助的主要责任, 负责医疗救助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 救助标准的确定和救助对象的审核, 医疗救助的服务机构的选择和医疗费用结算等。二是医疗救助的资金多数来源于国家财政预算支出, 在多数情况下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分担。救助对象一般不承担任何医疗费用或少量承担一部分医疗费用。三是医疗救助对象主要是社会弱势人群, 资格核定一般与救助对象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四是医疗救助方式主要是通过国家举办的医疗机构直接给救助对象提供医疗服务或由政府购买私人医疗服务提供给需要医疗救助的人群。五是医疗救助不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提供医疗保障, 而是按照规定对符合条件的特殊人群提供医疗保障。六是保障水平是满足救助群体最基本的医疗需求。

3.2 以保证医疗服务的享有为目标

各国的医疗救助计划都以保证医疗服务的最终享有为目标。各国医疗救助计划采用对低收入群体提供免费服务或费用减免的方式, 尽量减少低收入者由于收入不足影响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可能性。新加坡对在C等级病房就诊的病人提供80%医疗费用的减免的基础上还提供医疗基金的援助, 使个人自付费用降到最低。英国、德国对符合条件的受助人群实行自付费用的上限限制和减免。德国在政府资助低收入者参保之后, 还通过疾病基金免除其医疗自付费用, 全额免除自付费用的人数比例一度达到就医人数的50%。在2005-2006年, 英国约有54.25万人享受到完全免费的医疗服务。

3.3 大多采用事先救助方式

医疗救助按救助时间分为两种。一种是预先确定受助者, 在其遭遇疾病时由医疗服务机构同相应经办机构直接结算的事前救助方式。另一种是受益者在接受医疗服务时, 事先垫付全额医疗费用, 然后再向医疗救助机构报销的事后救助方式。事后救助方式较事前救助方式在医疗服务可及性上要差。从实践上看, 上述各国医疗救助计划除新加坡外多采用事前救助方式, 在疾病风险发生前, 依据收入水平或其他条件确定被救助者群体, 为其提供相应的证明, 该人群患病时直接在医疗服务机构享受相应的服务待遇, 产生的费用由医疗救助计划直接与医疗服务机构结算。同时, 这种事先救助的制度也有助于医疗救助机构通过身份准入方面的审核来控制医疗费用。

3.4 费用控制以控制供方为主

医疗保障制度为控制道德风险引致的过度医疗服务消费, 往往对供需双方进行费用控制, 对供方的控制手段主要是监管和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 对需方的控制机制主要为起付线、封顶线和共付保险。但是, 如果医疗救助计划使用需方控制机制, 低收入者就诊时产生的自付金额将降低其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这与医疗救助机制期望减少低收入群体出现自付费用的可能性的目标相悖。英国、德国等国的医疗救助制依附于主流医疗保障制度, 故多采用供方费用控制机制和身份准入机制相合的方式。对需方主要通过严格控制医疗救助享有资格的方式控制医疗费用。在美国, 采用综合医疗费用控制机制, 包括针对受助者的严格甄别, 提高共付份额和缩小医疗救助福利包, 通过管理型保健组合理利用医疗资源等多种方式。但有证据表明, 这种比主流医疗保障制度更为严格费用控制机制有损于医疗服务质量。

3.5 关注边缘群体

边缘群体指家庭收入高于相应的医疗救助资格线, 但却高出不多的人群。这部分人群虽收入稍高, 但仍难以负担高额的医疗自付费用。从各国医疗救助实践看, 部分国家也对边缘群体提供相应的医疗救助计划, 保证其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德国要求如果低收入者不满足免除医疗费用的条件, 则对其自付费用进行最高额限制, 一般是经过扣除后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变化, 城乡之间和内部的收入差距拉大, 形成了城乡贫困人群, 为保障贫困人群的健康, 国家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为更好地解决该制度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分析了国外典型国家的医疗救助制度, 并结合我国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发展提出了若干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英国,新加坡,德国,医疗保障,医疗救助

参考文献

[1]郭威.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 2007.

国家医疗保险模式篇7

1 总体情况

三所医院共派出19支医疗队(北京协和医院6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6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7支),派出医务人员131名。医疗队在18个省份的35个县(其中包括革命老区县16个、民族自治县4个、陆路边境县3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2个)开展了医疗服务、临床带教、健康教育、专题调研、捐赠等活动。每支医疗队连续工作1个月,共诊疗病人3.5万人次,开展手术800余台次,参加会诊及疑难病例讨论2000余次,教学查房近2000次,学术讲座近800次,培训人员2万多人次,并向当地捐赠价值80余万元的医疗器械、药品和医学书籍。既给“老、少、边、穷”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带去了实惠,又给各地工作树立了榜样,还发挥“宣传队”的作用,沿途广泛宣传医改惠民政策,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2 实施情况

2.1 统一部署积极协调

2011年2月21日,卫生部印发了《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工作方案的通知》(卫办医管函[2011]139号),对国家医疗队的安排、组织实施方式、工作任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医疗服务监管司及时召开3所医院和巡回省份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参加的协调会议,指导制订工作方案,通畅联系渠道,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并多次赴巡回地区调研,看望队员。

2.2 各方重视精心准备

各医院高度重视本项任务,北京协和医院等3所医院领导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医疗队的组派工作,指定职能部门承担任务,专人负责,建章立制。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制定国家医疗队管理办法,明确医疗队员在职称、职务晋升、享受待遇等方面给予的政策倾斜。有关省份与3家医院积极配合,根据当地需求,从医疗队员的选派、巡诊路线确定,培训课程安排以及器械、药品和物资准备等方面,都做了精心安排。根据卫生部安排,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首先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工作。了解到当地急需儿科、妇产科医生的指导和帮扶,该院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妇产科医院取得联系,邀请到4名妇儿科骨干加入到国家医疗队,满足了巡诊工作的需求。

2.3 宣传医改示范带动

国家医疗队是首次以国家的名义命名,为“老、少、边、穷”地区提供高水平医疗服务的巡回医疗队。国家医疗队要在做好“医疗战斗队”、“医疗工作队”的同时,更发挥了“医疗宣传队”的职能,注重发挥示范作用,带动各地普遍开展巡回医疗活动;注重体现党和政府的关心,让老少边穷地区群众感受到医改带来的实惠。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健康报、解放日报、人民网等媒体多次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还对国家医疗队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巡回医疗情况进行了跟踪报道,社会反响热烈。巡回地区媒体也积极报道,配合宣传,如广西《贺州晚报》对国家医疗队的帮扶工作作了题为《大爱无疆》专版报道。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还在医院网站专门设置《国家医疗队专题滚动报道专栏》,及时刊登国家医疗队工作动态、感人事迹、工作感言等。

3 成效

3.1 名医荟萃为群众提供高水平医疗服务

国家医疗队代表国家形象,名医荟萃,实力雄厚,医疗队员学历、职称、规格为历次医疗队之最。北京协和医院派出多名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参加;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每支医疗队均由一名院级领导担任领队,一名临床科室主任担任队长,一名具有临床背景的行政管理干部担任副队长,队员绝大多数具有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有9名科室主任,9名教授、16名副教授参加。他们到达巡诊地后,针对当地医院的医疗条件,为当地群众提供了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使“老、少、边、穷”地区病人在家门口得到了国内著名医院专家的诊治,得到了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3.2 因材施教积极开展业务培训和技术指导

国家医疗队在巡诊地区,一方面通过门诊、手术、查房、会诊等方式直接为当地群众服务,开展对疑难重症的诊治工作;另一方面采取多种方式,帮助提高当地医院和医务人员能力水平。一是开展教学查房、手术示教等,规范诊疗操作,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在湖北省红安县巡诊期间,针对当地医务人员手术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为当地开展了20余台示教手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在云南怒江僳僳族自治州巡诊期间,通过学术讲座、疑难病例讨论和手术示教等形式,对当地医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二是根据当地疾病谱分布情况,推广应用适宜临床技术,创造了诸多当地“第一例”:青海格尔木第一例“无痛胃镜”、“宫腔镜手术”,新疆新源县第一例“脊柱微创手术”、“规范的肿瘤化疗”、“腹腔镜妇科手术”、“膀胱镜检查”等。三是认真做好“传、帮、带”,培养骨干力量。根据当地医院科室的实际情况,手把手地教学示范,强化培训骨干人才,通过骨干成员带动当地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的水平提高,达到了“人走技术留”的目的。西藏林芝地区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通过培训,已能顺利开展口腔颌面手术和显微外科外周神经损伤手术。江西省石城县人民医院已能开展多项泌尿系统、微创外科等新技术。四是按照实际需求制定培训计划。如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近年来医疗实力不断提高,但是在开展高水平临床科研工作方面仍相当薄弱。医疗队员就临床科学研究的方法、转化医学研究以及如何撰写和申报科研基金等方面进行了专题讲座。并结合临床帮扶工作所发现的问题,就赣州市人民医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合作交流、中心实验室和临床数据库的建立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3.3 走村串户传送党和政府关心

国家医疗队在驻点医院开展工作之余,克服交通极为不便的不利条件,经历了滚石、塌方、地震、高原反应等考验,深入到最基层、最需要的地方,为广大群众直接服务,传播党和国家的关怀。在新疆,国家医疗队登上了海拔3000米以上的那拉提大草原空中牧区,转战毡包,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体检;在云南,向“索道医生”邓前堆一样乘坐“溜索”穿越怒江大峡谷,来到偏远的泸水县大兴地乡义诊;在西藏波密县玉普乡,义诊当天人数就超过400人。

3.4 建立联系合作共赢

通过巡回医疗活动,国家医疗队与当地医院建立起了通畅的联系渠道,受援医院将此看作是一个迅速提升自身医疗能力的契机,而承担国家医疗队派出医院将此看作是锻炼队伍、输出医院文化和品牌、扩大医院影响力、体现公益性的平台。双方立足于“智力援建”。目前3所医院已开始接收巡回地区医务人员、管理人员进修培训,举办了专题培训班,部分医院已签订长期支援协议。下一步拟在扶持受援医院建设若干个当地有一定水平的特色专科,定期和不定期对帮扶医院进行具体指导,在人员进修培训、双向转诊、远程医学会诊和综合管理能力提升等方面予以支持,持续开展帮扶工作。

3.5 勇挑重担完成当地政府交办任务

国家医疗队在做好医疗工作的同时,出色完成当地政府交办任务。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疗队在甘肃省陇西县发生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中积极参与危重病人的抢救和治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国家医疗队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政府委托,对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总体卫生医疗资源和妇幼保健情况深入调查,参与了《关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特少民族儿童健康情况的汇报》的起草工作,并对怒江眼科相关疾病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医疗队为福建省永定县的人民子弟兵举办“灾难现场救援知识和技能”培训,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

4 体会

4.1 医院领导高度重视

医院领导将该项工作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一定要克服医院医疗、科研、教学等任务繁重的困难,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动员和鼓励医务人员积极参与;同时,及时与巡诊省份和巡诊地区卫生行政部门联系沟通,并与巡诊地区医院联系,了解当地需求,选派适宜的医务人员参加医疗队。如复旦大学中山医院了解到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需要儿科和妇产科医生而本院并无相关专业医务人员时,积极与复旦大学儿科医院和妇产科医院联系,选调医务人员参加医疗队,满足了当地需求。

4.2 医务人员积极参与

北京协和医院等3所医院的医务人员积极报名参加医疗队,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参加巡回医疗的100余名医务人员在巡诊期间,无人请假、早退,在巡诊地区克服环境和身体的不适,加班加点,为当地医务人员授课、查房、手术带教,为远道而来的病人诊治等,表现出良好的医德医风,受到当地群众的称赞。

4.3 巡诊省份积极配合

在巡诊的18个省份的卫生行政部门接到任务后,与医疗队及时联系沟通,确定最佳的巡诊路线,医疗队巡诊医院积极配合,热情接待,为队员们的工作和生活创造便利条件,受到了队员们的称赞。

4.4 注重新闻宣传

无论是在2011年4月11日的出发仪式,还是在巡诊期间,国家巡回医疗队非常注重新闻宣传,邀请中央电视台、东方电视台、解放日报等新闻媒体报道医疗队工作情况,卫生部派员全程陪同中央电视台到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采访活动。19支巡回医疗队在巡诊期间,充分利用当地的电台、电视台、报纸和广播的新闻媒体,加强舆论宣传,扩大影响,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由于各方的努力,2011年的国家巡回医疗队任务圆满完成,2012年3月2日,卫生部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召开会议,对国家医疗队2011年的巡诊工作进行了总结。会议充分肯定了国家医疗队在巡回医疗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并结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药卫生系统创先争优活动提出了要求。各家医院纷纷表示,愿意继续承担任务。

5 建议

组建国家医疗队,到“老、少、边、穷”地区开展巡回医疗活动,符合深化医改的要求,既可以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又能帮助当地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开展好此项工作,离不开国家支持、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医院参与、当地政府的积极配合。今后,国家应继续给予经费支持,充分发挥部属(管)医院管理、技术、人才等方面优势,卫生部继续组织部属(管)医院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同时,适当扩大范围,组织有能力、有影响、有意愿的大型医院承担国家医疗队任务,争取把这项工作长期持久地开展下去。各地可参照实施方式,组建本地区三级医院开展巡回医疗活动,服务一方百姓。

摘要：为贯彻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精神,充分发挥部属(管)医院在技术、人才及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带动各地医院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体现党和政府对“老、少、边、穷”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心,根据2011年公立医院改革安排,卫生部委派北京协和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组建国家医疗队,赴内蒙古自治区等18个省(区、市)开展巡回医疗工作,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