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桐城

和谐桐城（共7篇）

和谐桐城 篇1

我校地处农村集镇, 据我校2009年10月留守学生调查表统计, 本年度我校有学生2068人, 父母至少有一方在外打工有1325人, 留守学生近两年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尤其是父母双方在外打工在班级比例有增加之势, 由两年前的10%—20%左右至现在的25%—45%左右, 父母一方打工尤其是父亲在外打工已经占30%—40%左右。父母双方在外的留守学生以“隔代型”为主, 但近两年, “自管型”比例有直线增加的迹象。

从政教处处理违纪纪录看, 2009年度上学期共发生重大违纪事件9起, 受纪律处分共38人, 其中有8人重大违纪两次, 留守学生为35起, 政教处、团委利用心理咨询室平台, 针对留守学生问题突出的实际, 就留守学生管理进行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探索:

一、密切家校联系, 形成良性互动

学校开学伊始, 即建全做实档案资料, 通过学生简明登记表, 摸清学生家庭基本状况, 随即建立留守学生档案。起始年级更侧重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家长引导, 高二侧重于学习心理的家长引导, 高三侧重于高考期望值与学生自身努力能达到的水准的家长引导。

二、建立同伴互助制度, 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其一, 留守学生心理不稳定因素远远超过非留守学生, 但留守学生同样也有非留守学生的优点, 懂事、吃苦、有耐力、有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 同时视野相对开阔。因此, 本课题组尝试, 利用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 激发学生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兴趣, 从而树立留守学生的自信心。

其二, 通过心理咨询室对高一年级学习状况调查得知, 高一学生在学习生活上遇到了问题, 留守学生选择的第一求助对象是同伴, 比例为60.9%;第二为父母比例为20.7%;选择老师的比例为巧14.1%;选择亲戚的比例为4.3%。数据显示, 处于青春期的少年, 更愿意从同伴中获取支持的力量, 更信任同伴的信息传递。

因此, 在实际纪律处理中, 政教处有意识借助心理咨询室平台, 从高一年级有意识运用同伴互助的方式帮助教育违纪学生, 首先, 心理咨询建立特殊学生记录表, 重点跟踪, 其次, 要求相关班主任提供详细资料, 在开学一个月后对结成帮扶小组, 从寝室和座位给予一定的倾斜, 有意识让留守学生与非留守学生交叉, 同时班会课做大力宣传。实践表明, 同伴的提醒和帮助往往能够成为部分行为不良学生渡过难关的关键所在。

当然小组互助制度, 同样还存在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何大面积推广, 并保持质量, 是我们课题组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三、有意识利用陪读家长资源, 强化留守学生管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普遍发展, 家长们的文化素养也在不断提高, 同时多年的打工生涯, 让他们迫切需要文化知识的重要性, 因此学校周边不同程度地出现专职陪读家长的现象。政教处总结归纳出这样几种类型:

1.为高三学生服务, 父母担心学生体质不够好, 难以应付高三高强度的复习迎考工作, 同时为弥补多年成长不在身边的缺憾, 母亲从打工地返乡, 在学校周边租房, 以孩子的日常生活料理为主, 同时兼职打点零工。

2.家居偏远山区, 父母双方在外打工, 不放心老人与孩子, 干脆举家搬迁到本集镇, 或买房或租房, 老人主要以照顾孙辈生活为主;本部分各年级都较普遍, 以高一居多。

3.由于孩子长期离开父母照顾, 养成诸多不良习惯, 或是青春期叛逆严重, 在校多调皮不听管教, 父母担心学坏, 因此, 父母一方不得不选择在校外附近租房陪读, 多以专职为主, 常与校方联系。

针对以上现实情况, 课题组成员建议, 政教处、团委用足用好陪读家长资源, 因此, 本学期进行了以下几点工作:

其一, 以班级为单位, 建立陪读家长联系表, 同时召开陪读家长联谊会, 让家长之间互相熟悉, 彼此了解互相孩子的特点, 互相监督, 及时交换相关学生动向信息, 尤其是双休日孩子的去向, 堵住学生撒谎隐瞒家长的盲区。

其二, 政教处在每学期的班会课的安排上, 要求班主任适时请经历丰富、有口才的家长来班级做座谈, 祖辈重在谈两个年代的差异, 告诫学生要珍惜当今优越的读书生活环境, 父辈重在谈大城市生活的不易, 通过家长的亲身经历的演讲, 让学生理解生活艰辛, 理解父母在外的无奈, 懂得学习的重要性, 这种形式的班会课受到家长和学生的普遍欢迎。

其三, 在组织学校大型德育活动中, 积极邀请陪读家长参加。

上学期, 我校大型德育活动“感恩励志”专题教育活动中, 有几大环节请陪读家长参与, 如每周五下午活动课的全校性的才艺展示;邀请家长观看, 全校性的学生演讲比赛, 邀请家长旁听;最为感人的是青年演说家杨青松老师做感恩教育演讲, 让家长和自己的孩子坐在一起聆听, 这种活动密切了家校联系, 对调皮难以管教的学生身上有积极正向的作用。

政教处、团委立足本校实际, 针对留守学生不断增加的现状, 不断尝试调整, 在学校刚性管理的要求中, 积极主动应对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学情的变化, 做到以人为本, 帮助学生平稳理性渡过青春逆反期, 营造积极健康的心态应对学习生活。

清代桐城文化与桐城女诗人 篇2

历史文化名城桐城, 曾因桐城文派而名冠天下。除了涌现出大批名垂青史的男性文人外, 清代桐城女性诗歌创作盛极一时。

笔者根据傅瑛的《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稽考》、光铁夫的《安徽名媛诗词徵略》, 同时结合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徐乃昌的《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等文献, 进行汇总后共得有名姓的桐城清代女性诗歌作者165人 (含明末与民国初年) , 诗词作品近千首, 创作之盛可谓安徽诸县之首。

桐城女性诗歌的繁荣与桐城文化的促进作用是分不开的。桐城文化又对女诗人的生平及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桐城文化促进女诗人群体的繁荣

明初建都南京, 迁都北京后, 南京为陪都。桐城作为畿内, 经济和文化发展相当迅速。同时, 桐城秀美的自然风光有利于文学、艺术创作, 这些大环境都为女性文学繁荣提供了丰富土壤。具体而言, 清代桐城文化对女诗人群体的促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桐城文派崛起的客观刺激。

清代桐城文派谱写了近三百年辉煌篇章, 形成“天下文章出桐城”的文学奇观。清方东树曾言:桐城人文最盛, 故常列为列郡冠。成学治古文者综千百计, 而未有止及……日久论定, 海内翕然宗之[1]。

伴随桐城文派兴盛的还有桐城讲学结社、著述刊印之风。自明末起, 桐城诸多名士讲学授徒, 交游结社。例如钱澄之、方以智主持复社, 还有像泽园社、桐川会馆等。同时, 桐城文人著作如林, 数以千计。清四库仅桐城桂林方氏就收录文集四十七部。

这些学术风尚, 也会影响当地的知识女性, 像桐城最早的“名媛诗社”, 张姒谊、吴坤元、左如芬等的诗文结盟。女诗人们的诗文集很多, 像方维仪就有《清芬阁集》、《归来吟》、《宫闱诗史》等多部著作。还有像姚陆舟的《玉台新咏》、《凝晖斋诗存》等, 几乎人手一书, 举不胜举。

(二) 家庭文化的影响。

家族文化是桐城文化的一个亮点。像桐城的方、姚、张、吴这样的大家族都涌现出大批男性文人, 其中有不少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男性文人的文化活动和文化支持使得家庭里诞生了诸多才媛, 如桂林方氏中方以智的祖母姚氏、姑母方孟式、方维仪、堂姑方维则、母亲吴令仪、姨母吴令则、妻潘翟、妹方子耀、女儿方御、儿媳陈舜英、张莹、孙女方如环、方如璧、玄孙女方云卿、方宁都有诗名。方御在《文阁诗选序》中曾描绘了当时家中女性文学活动之状:当是时, 姚祖姑居清芬阁中, 余辈每就订正, 争妍竞胜, 不异举子态, 悬甲乙于试官也[2]。

其次是麻溪姚氏和吴氏家族。较知名的才媛像姚若蘅、姚凤仪及吴怀凤、吴坤元等, 有数十人之多。而且桐城母女、姐妹、婆媳诗人比比皆是, 像姚含章、张令仪母女, 左如芬、孙思姙婆媳、方筌、方笙姐妹等。这充分反映出清代桐城的家庭文化及女性文学活动中家族性的特点。

由于古代女性大多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 家内学习、唱和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桐城大家族间为了保持延续性和影响力, 往往互相联姻。这是当地文化的一大特色。这种联姻会形成因血亲、姻亲而构建的庞大家族体系。家族文化的覆盖面更广, 更有利于家族才媛间的文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 注重女性教育。

《桐城民俗风情》记录了这样一首民谣:“桐城好, 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还做客, 教儿宜古还宜今, 宵共补衣灯。”又道“吾乡宦游与远幕者, 十居八九, 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3]。

由于母教的重要, 就需要身为母亲的女子知书达理, 这对桐城女性的文化教育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桐城续修县志》载:邑重女训, 七八岁时以女四书、毛诗授之读[4]。让女性读书识字, 不仅有利于女性进行文学创作, 而且无形中为她们打开了一扇门, 让其可以有机会进入更大的知识领域和思想空间。例如张英的妻子姚含章:生平于毛诗、通鉴悉能淹贯, 旁及医药、方数、相卜之学, 而尤好禅学……康熙帝尝顾左右曰:“张廷玉兄弟, 母教之有素, 不独父训也。”[5]

(四) 好诗的风尚。

桐城好诗的风尚于明清极盛。姚莹曾道:“ (桐城) 诗道大昌。盖汉魏六朝三唐两宋以致元明诸大家之美, 无一不备。海内诸贤谓古文之道在桐城, 岂知诗亦然哉?”[6]道光年间徐趝辑《桐旧集》, 录桐城诗歌七千七百首, 诗人一千二百余人。女诗人的创作同样熠熠生辉。正如吴希廉所言:“吾桐自昔多性癖耽吟之士, 而闺阁中亦往然……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7]

好诗的风尚又往往与家庭文化及教育相结合, 一门风雅的现象相当常见。例如张瑞芝:在闺中时, 与妹玉芝、爱芝从父学诗。各手一卷, 讴咏不辍[5]82。方份:弟持师出联“桐子迎秋老”五字至, 未及对。份辄举唐人诗“桃花带雨浓”句应之, 父大喜, 谓工致蕴[5]97。再如姚德耀与丈夫唱随歌咏, 互相诗友, 不减梁、孟[2]216。左如芬从夫学诗, 一学即工[2]306。

诗歌能惠及女性与男性文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姚鼐就说:“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 余以为不然……言为天下善, 于男子宜也, 于女子亦宜也”[8]。正是男性文人, 尤其是父亲和丈夫将好诗吟咏之风影响了女性。

三、桐城文化对女诗人生平与创作的影响

(一) 遵从礼教。

桐城文派学术思想是恪守程朱理学。像刘大鏪就力主为文须明义理, 适世用。姚鼐亦言:“程、朱犹吾父师也。”[8]102这些思想反映在桐城女性身上, 最突出的一条是对封建礼教的遵从, 桐城女诗人也不例外。

首先是节烈。像自杀殉夫的有方宁、张清华、潘志渊等, 自杀未遂抚孤尽孝或寡居守节的有方维仪、姚鉴含、姚陆舟等。有的才媛的节烈甚至到了令人惊愕的地步, 例如终身不嫁服毒自杀以全贞节的孙蘩姑, 劓鼻拒绝改嫁的孙氏等。她们节烈尊礼观反映在其诗歌作品中。例如方维仪的《求合墓诗》:自君别后苦伤情, 六十余年独守贞[2]156。方维则《感怀》:抱志松筠洁, 铭心金石坚[2]128。还有像潘志渊的《绝命词》、姚陆舟的《闺鉴》等, 不胜枚举。

其次是认可男尊女卑的性别地位和服从丈夫、服务家庭的性别角色。在这些女诗人中有为夫广蓄媵侍的吴令则、张莹、方若蘅, 也有丈夫别娶, 独自辛勤守家的潘翟、方子耀。更有自戕尸谏丈夫的张淑媛。她们虽为当时知识女性, 但依然被时代洗脑, 心甘情愿地受礼教束缚, 守着贤良妇道。

遵从封建礼教对女性文学阅读和创作是有限制和阻碍作用的。像栖梧阁吴氏就好读历代群史, 而艳词小说, 屏绝弗观[2]201。从父学诗、讴咏不辍的才女张瑞芝于归后, 皆弃笔墨不复习, 而唯从事于酒浆丝麻之女功[5]82。而那些烈女节妇们的诗歌往往思想性强而文学、审美性弱, 又因词主言情, 诗庄词媚, 故而桐城女性词的数量明显少于诗。

(二) 尊贤重德, 清正仁义。

尊贤重德是桐城文化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这里的“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重德在桐城女性身上体现出的是一种普象和共性。例如生平仁厚好施的姚文然长女姚氏, 办学济世的倪婉, 以孝道著称的吴坤元, 更有重义轻利的一代才女吴芝瑛。

就诗歌看, 典型的像左绍光《移居》:地僻心常远, 人微品自优。世道秋云厚, 淳风我自留[2]201。吴氏《示子妇》:立身贵简朴, 喜尔亦能知[2]202。姚陆舟《教子诗》:勿因闲长惰, 须以俭成廉。还有像左北堂《训诸子及孙曾辈》、姚凤仪《勉儿》等。重德思想在女性教子诗中突出反映, 此点又与桐城的母教文化相契合。

综上, 清代桐城女诗人群体及其诗歌创作是桐城文化中一道亮丽的色彩, 其兴起及特点与桐城文化休戚相关。与此同时, 这一群体又因其独特的家庭角色和作用影响了众多男性文人, 促进了桐城整体文化的形成。

摘要：清代桐城女性诗歌创作盛极一时, 桐城文派的客观刺激, 家族文化的影响及好诗重教之风促进桐城女诗人群体的产生与女性诗歌创作的繁荣。桐城文化中的封建礼教和人文礼教对女诗人的生平与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才媛,女性文学,桐城文化

参考文献

[1]沈培新.安徽人才现象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37.

[2]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稽考[M].合肥:黄山书社, 2010, 119.

[3]徐庶, 叶濒.桐城民俗风情[M].合肥:黄山书社, 2002, 168.

[4]胡必选.桐城续修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卷三.

[5]光铁夫.安徽名媛诗词征略[M].合肥:黄山书社, 1986, 53.

[6]徐趝.桐旧集[M].丁卯九年影印本, 民国十九年, 卷首序.

[7]吴希庸, 方林昌.桐山名媛诗钞[O].清嘉庆甲辰刻本, 卷首序.

和谐桐城 篇3

安庆与桐城均位于安徽省中部。 桐城市是地级市安庆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 安庆市2013 年的GDP是1500 亿,同年桐城市GDP 210 亿。 2014 年前三季度桐城的平均人均收入是28186 元,安庆人均收入是32747 元。可以看出安庆的GDP与人均收入均比桐城要高一些。 而桐城的边际消费水平却比安庆要高一些。 探究这种反常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对于扩充经济学的内容,城市建设,居民的生活均会产生一些影响。 在经济学中,一般情况下,经济越发达, 人均收入越高的城市应当消费水平越高,但在安庆和桐城之间却出现反常。 这种现象是由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的原因造成的。 针对这种现象,本文探究安庆市和桐城市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验证反差现象的存在,探寻背后的原因及影响。

二、已有文献概述

本文研究两个城市市区的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查找以往的资料,从西方古典经济学角度,研究消费与居民收入关系的。 最初有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人们的消费支出是由人们的当期可支配收入决定的;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增加,并且消费增加的幅度要比收入增加的幅度小一些。 凯恩斯(Keynes)把绝对收入当作决定消费的唯一因素,这很快就被证实是错误的,不断有新的理论对其进行冲击。 如杜森贝利(Duesenb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收入除了当期的收入,还有继承而来或者储蓄的收入,以及棘轮效应和攀比效应的影响。 但是相对收入假说同样不完美,弗里德曼(Friedman)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消费除了受以上所提到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决定于持久收入,即长期收入。这一阶段还有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居民的消费除了受收入的影响很大之外,还深受储蓄偏好的影响。 之后,霍尔(Hall)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关于预期对于消费的有关理论:当期消费受到人们对于将来收入的预期影响。 以上的理论和流派充实了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支持,包括自发消费和引致消费,消费函数也是本文理论的重要基础。

除了以上的理论支持,我国关于消费与收入的实证研究大多是从计量经济学的知识入手。 如李瑞瑞对安徽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关系研究,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又如辛永容,肖俊哲,对安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此外,消费除了受收入的影响以外,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富永健提出消费结构功能分析框架:影响消费的因素有社会制度、年龄、职业、学历、居住地域等等。 但是人们也发现,正如斯梅尔瑟所说,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影响消费的因素是比较困难的,由于人们很难去直接度量这些因素具体的影响程度。 因此研究消费的影响因素需要明确重点,并且综汇各种变量。 尤其当研究具体的某个或某两个地区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样本统计分析

1、宏观数据分析

(1)数据来源。 安庆是安徽省西南部的一个地级市,桐城是安庆市下的一个县级市。 根据经济学原理,收入越高,消费也越高,而随着收入的增长,边际消费也会下降。 表1 是历年来这两个城市之间的收入与消费进行的对比分析。 数据来自两市统计局统计公报。

在表1 中,我们看到了历年的安庆与桐城的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和人均年消费。 对他们进行分析。 从宏观数据对安庆和桐城的收入和消费反差现象进行验证。

(2)计量分析。 在安庆的每一年的收入都比桐城高的情况下,按照边际消费递减的规律,桐城的边际消费应该比安庆要低,这才是符合一般的收入与消费规律的。 然后我们来验证一下两个城市的边际消费。 分析软件为eviews 5.0。

假设模型为:

其中,Y为居民的月消费,X为居民的月收入,c,β 为回归系数,用表1 样本进行回归:

安庆:y=0.6641x+464.6(1)

桐城:y=0.6734x+737.1(2)

首先,我们对模型(1)的显著性水平进行检验:

假设H0:b=0

显著性水平α=0.005

样本方差=0.017,运用t检验

所以在99.5%的显著性水平下,H1 成立。 即该回归模型成立: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预期安庆居民年平均收入每增加1 元,安庆居民年平均消费将增加0.6641 元。

同理,可以证明模型(2)

所以,在99.5%的显著性水平下,H1 成立。 即该回归模型成立: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预期桐城居民年平均收入每增加1 元,桐城居民年平均消费将增加0.6734 元。

2、进行协整检验

(1)进行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安庆的两个时间序列居民收入y和消费x进行平稳性检验: 同样运用eviews5.0。

首先发现y和x均不平稳:安庆Adf检验结果:x10%的显著性水平低下,滞后一期,一阶差分平稳;y10%的显著性水平低下,无滞后期,一阶差分平稳。

同样的对桐城的两个时间序列居民收入y与消费x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x与y均不平稳:桐城Adf检验结果:x5%的显著性水平低下, 滞后一期,一阶差分平稳;y5%的显著性水平低下, 无滞零期,一阶差分平稳。

这样,4 个时间序列都平稳了。

(2)进行协整检验。 在时间序列经过差分都平稳的前提下,对分别对安庆和桐城的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式进行残差的adf检验:

可以看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成立。

同时,在模型均成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安庆的模型y =0.6641x +464.6, 桐城的模型y =0.6734x+737.1,回归系数b2>b1, 对比安庆, 桐城的居民年平均收入每增加1 元,桐城居民的年平均消费增加的更多。

(3)虚拟变量分析。 用虚拟变量对两市的收入和消费的反差现象进行证明。 虚拟变量模型:由于探究的是两市消费倾向上的差异,用的是乘法的虚拟变量模型:

带入样本数据,得:

安庆:y=0.6556 x+586; 桐城:y=0.6866 x+586,5%的显著性水平下,β2 显著,所以两市消费对收入的差异显著。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1)当预期居民年平均收入每增加1元,居民年平均消费的增加额桐城的0.6734大于安庆的0.6641。说明桐城的边际消费大于安庆,即收入增加时,平均的桐城居民会消费更多。与此同时,桐城每年的居民平均收入却大幅低于安庆,这和上述的原理2“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是相违背的。

2)经过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我们可以得到两市的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确实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本文所建模型可以反映出这种均衡关系。

3)除了边际消费倾向,我们可以看出,在虚拟变量模型中的截距式里,当两市消费倾向相同时,桐城居民平均的绝对消费比安庆要多364元。在斜率式里,当两市的截距项相同时,桐城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比安庆居民多0.031。

因此,虽然桐城的绝对收入水平比安庆低,消费水平却比安庆要高。 宏观分析我们可以验证安庆与桐城消费与收入反差现象的存在,同时对于反差现象也进行了微观的分析。

3、微观数据分析

(1) 数据来源。 样本均来自安庆市区与桐城市区的居民。 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在两市的市区进行以一对一,面对面的问卷调查为主,访谈为辅。 发出问卷548 份,收回问卷540 份,其中合格问卷441 份, 有效问卷435 份。 问卷内容涉及居民收入、消费、饮食支出、人情往来、 教育程度、返乡消费、工作类型、理财类型的等信息。 以下将展示经过整理后的信息。

(2) 收入与消费基本情况

如表8,可以看出,在2015 年的随机抽样调查中,安庆居民的月收入平均值是8250.00 元人民币, 略高于桐城居民的月收入平均值8177.97 元。 而同期的消费情况,安庆居民的月平均消费是4315.89 元, 略低于桐城居民月平均消费水平4450.56 元。 这与微观经济学中 “收入越高,消费越高”的一般观点有着相悖的现象。 同样用eviews5.0 进行相关性分析,由于分析方法同上文一样,所以省略。

单位:元

得到的样本回归模型为:

安庆:y=1613.494+0.338x(3)

桐城:y=675.258+0.462x(4)

同样进行显著性检验,(分析方法同上文一样,此处省略)检验通过。

结论:以上微观样本中同样出现了宏观样本所反映的反差特征,因此可以用作研究素材。

4、反差现象原因探究

这种消费与收入的反差现象可能是多种不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前文提到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政治制度、消费习惯、社会文化、学历等等影响,用上述样本进行研究:

(1)收入类型假设。 桐城与安庆的区别以及两市收入结构上的差别,如表9:

在工作类型上,从我们的微观调查中可以看到,安庆的创业型工作者比例27.13%要小于桐城的29.38% , 而领工资型比例72.87% 要大于桐城的70.62%。从中推出桐城的经济可能较安庆而言,会更加有活力一些,创业的人更多。因此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为了事业可能花费更多的钱。而安庆领固定工资的人更多,则可能平时开销更加保守一些。

单位:个

注:这里的创业型指的是包括个体户、合伙人和开公司型。 领工资型则是指固定工资工作者。

(2)消费结构假设。 由前文,收入水平无论是摘自《统计年鉴》的宏观数据,还是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都是安庆市大于桐城市,但是消费结构却显示出了不同:

由表10 可以看出, 虽然之前的数据显示安庆居民的收入更高,但是由家庭饮食月消费占家庭总消费的比例,即恩格尔系数表明:桐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比安庆市居民系数要低一些。 也就是说,桐城市居民可以花费更多的钱在其他方面的消费上。 通俗的说,桐城居民要更加富裕一些(虽然两市的比例都在40%-50%之间, 即都处于小康阶段)。这种富裕对比着桐城市较安庆市更低的收入,表明桐城居民的贫富差距比安庆大。

单位:元

(3)消费观念。 从第一点得出的消费结构的不同指向了两市的消费观念也许存在差异, 然而消费观念这种心理、文化因素很难数据化。通过一些与当地居民的对话了解, 桐城居民对于人情往来似乎格外重视,为此,特别在问卷中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我们可以看出, 桐城居民在人情往来的消费上,绝对数945.2 元大于安庆的865.31 元。 相对数上,桐城的21.24%的比例也大于安庆。 虽然这个百分比的差距不是很明显,但是人均多100 元左右还是比较客观的一个数字。 这与桐城居民的消费观念密切相关,桐城人一直就比较注重礼节与排场。 而这种重视人情往来的观念可能与桐城的文化:桐城人好客,喜爱大排场,好热闹,人情味浓;还可能与桐城的企业文化,与桐城与安庆在工作类型上的差异分不开。

单位:元

(4)理财类型。 在理财类型上,这里对安庆和桐城居民每月结余的去向进行了调查,如下表:

从理财类型中,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结余的选项差异是不太明显的。 而安庆相对于存款、理财方面相较桐城要发达一些,安庆居民的月结余用于理财的29.19%。 而桐城居民的月结余用于理财的仅17.99%。 安庆这种更善于理财的思路也有可能使得安庆的消费比桐城低一些,这样更利于安庆居民的理财。

单位:个

注:这个问题是多选题,所以和大于样本数

四、结论

基于宏观的计量分析和微观的问卷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其一,安庆与桐城两市之间确实存在反差现象,桐城市的收入水平比安庆低,消费水平却比安庆要高。

其二,这种现象由收入结构、消费结构、消费观念、理财类型四个不同的方面引起。 结合上述分析:对比安庆市,桐城市的居民更加偏好创业,贫富差距更大,更加注重人情往来,同时理财观念较差。

其三,结合上述分析,桐城市政府应该就本市的情况,大力支持创业者创业。 大力建设桐城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贫富差距。 同时注意倡导节约,减少不必要的人情往来。 最后鼓励居民进行日常的理财。

参考文献

[1]马阳荫.社会学视角下影响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的因素分析[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4.

[2]吴礼红.安徽省城乡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02).

[3]刘莹,陈坤权.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M].中国市场,2011.

[4]吴圆圆.安徽省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N].企业导报,2012.

[5]孙海琴.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对比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4,(34).

[6]李瑞瑞.安徽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关系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10).

近代文学中桐城派的史学意义 篇4

一

近代桐城派指清代中后期以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桐城派, 其理论与创作是在继承先辈思想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展, 融入了新的时代内容, 对现代文学的产生深远影响, 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学意义。

从理论角度考察, 近代桐城派的代表人物, 像梅增亮、曾国藩、姚莹等人, 提出了“文章莫大乎因时”的文学发展观, 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 经世致用;并且, 注意文学的“真”和表现作家的艺术个性;最重要的是, 在散文艺术和美学风格上打破了桐城三祖的许多清规戒律, 主张散文的气势宏伟, 骈散皆用和珠圆玉润, 在美学风格上提倡雄奇、昂扬的壮美。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和林纾的《春觉斋论文》, 系统地总结了有关散文创作的艺术经验, 大大地丰富了散文艺术的理论宝库。

从创作角度考察, 近代桐城派散文中出现许多表现反帝爱国思想的作品, 如梅曾亮的《崔与陆立夫书》、《上某公书》、姚莹的《再与方植之书》、《上邓制府请造战船状》等;其次, 近代桐城派作家比较注意而向现实, 写了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像反映贫民开山种田间题的《书棚民事》、赞扬刚正不可、不惧权贵的《谢御史》, 其中还有一些散文对于旧社会还具有很强的揭露力量, 比如梅曾亮的《炙蒋念亭家传》, 就是一篇饱含着血泪的记叙文。第三, 近代桐城派作家还写了很多游记, 文字优美、意象明丽, 状物写景, 很见功力, 许多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梅曾亮的《钵山余霞阁记》, 吴敏树的《君山月夜泛舟记》, 张裕钊的《游虞山记》等, 均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第四, 语言方面, 近代桐城派散文主张骈散相间, 从而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 增强了音韵美。古文语言中开始出现新事物、新名词, 如化学、光学、舞会、议政院、马力、煤气等。这种新名词的嵌入, 使桐城派古文的语言逐渐发生了变化。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以介入新名词为特征的新体散文的源头。

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 桐城派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文学运动不是突然产生的, 它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它的产生, 与桐城派的盛衰密不可分。桐城派对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这样评价桐城派“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 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 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 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 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 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 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 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1]首先, 桐缄派诸人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改革, 以古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 确实对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一定贡献, 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桐城派虽然在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这一目标上完全与时代背道而驰, 但并未完全与时代脱节, 黎庶昌、郭嵩焘等人在以桐城派古文向国人介绍西方政教风俗、生活方式的同时, 还将大量西方新名词引入古文,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文体的变革。新名词、新事物, 使桐城派古文的语言呈现出新的色彩, 他们的努力也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的窗口。同时桐城派对西方作品的翻译介绍西学著作的广泛译介与传播, 是促使近代中国文学观念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原因。桐城派对西方作品的翻译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其中以吴汝纶的理论建设、严复、林纾的翻译实践最为引人注目。总的来说, 桐城派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变革与翻译西方文学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作出了一定贡献, 为新文学运动的展开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二

从文学理论、创作实践及对现代文学的影响等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桐城派的成就和贡献, 这些我们是应当肯定的, 但桐城派也有一些明显的局限。

桐城派作家固守卫道立场, 他们重视“文统”, 往往主张文学的目的在宣传教化, “正人心”, 坚持程朱理学, 具有较浓重的封建色彩, 且在创作上具有较大的保守性。在社会思潮领域, 维新派要求变革封建专制政治的主张, 使惯于载道的桐城派古文渐渐失去了魅力。吴汝纶作为这一时期的桐城派领袖, 为了避开新思潮的冲击, 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作了稍许变通。他首先削弱了桐城派古文的政治色彩, 在文章内容上回避程朱义理, 明确表示不宜将“义理施之文章”, [2]但在文章形式上仍然强调古文语言的“醇厚”。[3]他同时主张以古文译介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种西学著作, 使桐城派古文在绍介西学的浪潮中仍能占有一席之地。吴汝纶的努力使晚清桐城派在维新变法思潮中还有所作为, 使其勉强渡过了维新思潮的冲击。维新运动失败后, 革命民主主义思潮走向高涨, 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推翻清王朝, 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反对封建伦理纲常。革命派还大量创办白话报刊, 以通俗的白话文宣传革命。桐城派所坚守的程朱“义理”成为革命派猛烈抨击的对象, 文言文受到“俗语文体”、文学革命更猛烈的冲击。革命派与“旧学界”判然两立的姿态, 使晚清桐城派不可能在革命民主思潮中有所作为。当社会思潮的发展危及到桐城派存在的时候, 桐城派末流失去了变革的勇气, 他们关上晚清桐城派“因时而变”的大门, 表现出强化古文文体与程朱“义理”的倾向, 使晚清桐城派改造桐城派古文文体, 以及为迎合新思潮的不懈努力付诸东流。桐城派末流由于对桐城派文统、道统的重新强化而与时代失拍, 逐渐走向新思潮的对立面。

辛亥革命后, 以文坛正宗自居的桐城派仍抱着封建思想不放, 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历史是不容倒退的, 文学也必然顺应时代潮流而向前发展。在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浪涛中, 桐城派逐渐销声匿迹了。

摘要：桐城派在具体文化的各个领域也曾一度领时代之先, 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但因其自身的局限, 对古文言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固守, 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主流相背离, 成为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直接对象, 受到学术界的长期批判与冷落。

关键词：桐城派,成就,贡献,局限

参考文献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2]吴汝纶:《答姚叔节》,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 (三) , 黄山书社, 2002年版

和谐桐城 篇5

1.1 试验材料

参试中籼稻品种共9个:金色农华1号、金色农华2号、金色农华3号、金色农华4号、协A/W81、滇优7号、TH3008、扬6系列、新两优6号, 以新两优6号为对照 (CK) 。

1.2 试验方法

试验小区面积200m2, 株行距为13.2cm×29.7cm, 区间及四周走道宽0.5m, 四周设保护行, 旋耕机耕作, 不设重复。试验地位于长枫村中屋组, 地势平坦, 能排能灌, 肥力比较均匀, 土壤为砂壤土。播期为5月11日, 移栽期为6月14日。大田基肥施40%振风复合肥300kg/hm2、尿素225 kg/hm2、20%有机无机复合肥375 kg/hm2;分蘖肥施75kg/hm2尿素、穗肥施尿素75kg/hm2、氯化钾112.5 kg/hm2;粒肥施尿素60kg/hm2。试验田除草2次, 耘草1次, 打沟搁田1次, 防治稻蓟马、条纹叶枯病、纹枯病、稻曲病各1次, 防治稻纵卷叶螟3次, 防治稻飞虱2次。水分管理按常规大田生产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由表1可知, 参试品种生育期在132~154d之间, 金色农华1号、滇优7号生育期偏长, 分别为152d、154d;金色农华4号生育期偏短, 为132d;其他参试品种的生育期均较适宜。

2.2 主要农艺性状及抗性

由表2可知, 株叶型较好品种有金色农华1号、金色农华3号、滇优7号、协A/W81, TH3008、扬6系列、新两优6号株型松散, 其他品种株型一般。参试品种群体整齐度较好, 杂株率均较低。抗倒性强的有金色农华3号、协A/W81、滇优7号;抗纹枯病、稻曲病强的为金色农华3号。

2.3 产量

由表3可知, 参试的中籼品种均较对照新两优6号减产, 减幅为0.71%~23.26%。其中金色华农3号、金色华农4号、扬6系列产量相对较高, 分别为9 849.0kg/hm2、9 192.0kg/hm2、9 037.5kg/hm2, 其他参试品种产量相对较低。

3 结论

金色农华3号产量、抗性在桐城市发挥较好, 可扩大示范种植面积;金色农华4号产量水平较好, 但抗倒伏性差, 可进一步试验;其他品种不适宜在桐城市推广种植。

摘要：桐城市2008年中籼稻品种对比试验结果表明:金色农华3号综合性状较好, 产量较高, 达9 849.0kg/hm2, 抗性强, 生育期适中, 可推广示范种植;金色农华4号产量较高, 但抗倒伏性差, 可进一步试验;其他参试品种不适宜在桐城市种植。

和谐桐城 篇6

为了优化资源配置, 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经营, 该公司在范岗镇杨安、铁铺和沥岗村租赁流转土地700 hm2, 涉及66个村民组、2 480余户, 人口1万多人, 年租金6 000元/hm2, 租赁期限为10年。该片耕地用于实施无公害优质稻产业化综合开发, 兼营小麦、绿色蔬菜种植、良种繁育和生猪、肉鹅养殖, 实现生态环保和链式滚动发展。

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为先进农业机械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空间。2009年是该项目实施的第1年, 新天地农资公司提前谋划, 在水稻生产的各个环节全部实行机械化。在耕作方面, 该公司购买了大型轮式拖拉机5台、手扶拖拉机2台, 农机具 (旋耕机、耙、耖) 的配套比达1∶3。为解决泥脚过深引起的机械沉陷, 该公司又购进了永丰系列机耕船2艘。在播植方面, 购买了九阳2BD-6D型精量播种机4台、久保田VP6型高速乘坐式插秧机4台、久保田SR-501C自动电动播种机 (用于工厂化育秧) 2台、土壤粉碎机1台, 建成育秧室500 m2, 购置育秧硬盘2万余张、软盘5万余张。在植保、排灌方面, 该公司购置了2.94 k W汽油植保机械10台, 电动喷雾器30台, 蓄能高压喷雾器50台, 机动排灌机组30余台 (套) 。在收获和收获后处理阶段, 该公司拟购半喂入式联合收割机、谷物烘干机、低温循环式谷物干燥机等。此外, 该公司拥有运输机械10辆, 机库700m2, 农机具总数达到120余台 (套) 。

和谐桐城 篇7

清嘉庆三年 (1798年) , 姚椿随父居蜀, 游历各地, 深知民间疾苦, 颇有匡时济世之志。年十八岁以国子监生赴京应顺天乡试, 但屡试不中, 每日与洪天吉、杨芳灿、张问陶等知名学者诗酒高会, 一时才名大起。在求仕无门、求用无途时, 他绝意科举并受学于桐城派姚鼐, 自此屏弃夙习, 一志求道, 潜心研读宋儒之书, 专攻程、朱道学, 并兼学农业、水利、兵防等实用之学。

姚椿在南埭筑有藏书楼, 上悬匾额“古照堂”, 由其恩师姚鼐所书。他的书斋名樗寮、养气居、晚学斋等。作为姚鼐的第一代弟子, 姚椿遵父命师从姚鼐学习古文法整整五年。在姚鼐死后, 姚椿还潜心为其整理出版遗著。

清道光元年 (1821年) , 姚椿被府县举荐为孝廉方正, 本可以此身份参加保和殿考试, 授以知县等官。但他不改初衷, 辞谢不就。后却跑到镇海, 登招宝山, 作《吊同归域文》, 遥祭葬于海岛的明末抗清志士, 一腔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从清道光四年 (1824年) 起, 姚椿掌教河南开封夷山书院, 并主讲湖北荆南书院和松江景贤书院, 以实学勉励诸生, 颇多造就。

姚椿喜欢博览群书, 在掌教各地书院的同时, 极重搜求藏书, 凡遇从未见过的书必一一抄录珍藏, 他所藏之书中的精本也都经自己亲手校勘。光绪《松江府续志》称:“郡中藏书, 嘉庆时以姚椿为最富。姚氏积书数百万卷, 椿尤多手校本, 近经兵燹, 亦多散去。”[1]

清道光十八年 (1838年) , 姚椿应湖广总督林则徐之聘, 到湖北荆南书院掌教, 前后有七年, 和林则徐结为好友。姚椿虽是一介布衣, 但他有经世之才, 曾提议从四川贩米解救两江、两湖灾民的粮食问题。林则徐读了姚椿的文章后, 写信表示赞同, 称赞为恤民一长策也。

清嘉庆初年, 姚椿“乃以方伯公命, 从学于桐城姚先生鼐。姚君语先生曰:‘子之业几成矣。然亦尝从事程朱之学乎?’先生未有以对。姚君作色曰:‘南宋以后之人, 类乃程朱留下者, 毋忽视焉。’先生退而遍发濂洛关闽之书, 读之, 爽然, 如有所失。已复欢然如有所得”[2]。姚鼐逝世后, 姚椿于嘉靖二十二年得读朱泽澐 (字止泉) 之书, 以为其“学有渊源”, “造诣纯备, 卓然醇儒”[3], 其书“多有可以裨补世教者”[4], 遂亦私淑之不已。总之, 姚氏一生行世之学, 可曰是“亲炙桐城, 私淑止泉”[5]。其于桐城乃是“终身服膺弗失”[6], 治经论学, 均折中之。其“论文必举桐城所称”[7], 认为:“文之为用, 不外四者, 曰明道, 曰记事, 曰考古有得, 曰言辞之美。”[6]其文亦多“雄深简洁且饶经济” (《通艺阁文集跋》) 之作, 不仅“体之也至, 择之也精”, 而且言和懿而周愼, 音韵旷邈而深长, “其浩然自得之心, 忧世觉人之隐衷, 常使人憬然自悟于文字旣尽之余” (《书通艺阁文集后》) 。史家谓姚氏之文“得桐城之正绪”[6], 是为确论。作为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作家, 姚椿不仅长于创作, 还操持选政、综辑清文, 积半生之力编成《国朝文录》。《国朝文录》共八十二卷, 以文体为次, 延续《湖海文传》的体例, 以“明道”为先, “考古有得”为附;强调“纪事”, 要求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讲究“言辞之美”。这对保存一代文献, 传播桐城文法, 具有重要价值。姚椿在《国朝文录·自序》中言:“其意以正大为宗, 其辞以雅洁为主。”[8]

一、姚椿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继承

(一) 明道

姚椿是桐城派的重要作家, 其古文理论继承了桐城派前辈的学术思想。他提出文章之用“明道”, 即是对桐城派古文思想的一贯继承。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梁启超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 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 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9]桐城派的文章, 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 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 尤其是程朱理学。桐城派的“明道”理论来自于唐宋的古文运动思想。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 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唐宋古文运动是由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所引发, 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之核心是“文以明道”。古文运动的主张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 也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明道”是作文的目的, “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 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 为了复兴儒学。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 (《争臣论》) , “愈之为古文, 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 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 本志乎古道也” (《题欧阳生哀辞后》) , “然愈之所志于古者, 不惟其辞之好, 好其道焉耳” (《答李秀才书》) , 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儒家道统和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 使古文成为参与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古文主张, 倡导古文运动, 主张文章要像先秦两汉散文那样言之有物, 要阐发儒学之道;反对六朝以来单纯追求形式美、内容贫乏的骈体文;语言要新颖。由此可见, 桐城派的“明道”和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的“以文明道”一脉相承。桐城派的“载道”思想, 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 因此长盛不衰。姚椿古文理论首先提出“明道”, 与方苞、姚鼐等桐城派古文前辈以义理为归的主张一脉相承。所谓“明道”是明桐城派所推崇的程朱理学之道。因此, 姚椿说:以朱子为法, “循之则理, 拂之则乱”[10]。又说:“后之人遵其说而行之, 虽百世而无弊可也。”[11]将程朱理学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较桐城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 考古有得

“考古有得”是姚椿在姚鼐“考据”的基础上提出的, 这一提法受到了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 考据学同所谓汉学是密切联系的, 是汉学家所使用的治学主要方法。汉学是对宋学的一种反动, 滥觞于明末清初, 大盛于乾嘉时代。由于清代政治的原因, 很多文人志士为避免政治灾祸, 埋头从事于古籍文字的整理与考据之中, 所以清代考据学甚是兴盛, 姚椿及其桐城派也深清代学术思想影响, 所以才有姚鼐的“考据”之说。继而, 姚椿提出“考古有得”。如《国朝文录》选录的考证之文有刘子壮《制科取士之法考》, 姚鼐《郡县考》, 钱塘《三代田制考》《三江辨》, 汪中《释三九》等。桐城派既尊崇程朱理学提出“明道”, 又受清代考据学的影响提出考据。考据学是18世纪中国学术的主导, 康熙时期备受尊崇的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之学, 在乾隆时期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属于宋学范围的桐城学派试图在受到挤压力求自我调整以站稳脚跟。姚鼐继承下来的古文传统, 在考据之风袭来之际, 已呈颓势, 因此姚鼐顺应时势做了相应的调整, 一定程度上认同考据学的主流趋势。姚鼐不死守桐城先辈家法, 顺应时势, 对乾嘉考据学所代表的学术思想尽量吸收, 不仅理论上吸收考据之学并把它付诸写作实践中。姚椿师从姚鼐, 受其影响, 也继承了姚鼐的学术思想, 提出“考古有得”。

(三) “雅洁”论

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 讲究义法, 提倡义理, 要求语言雅洁, 反对俚俗。“雅洁”是桐城古文家对散文语言的整体要求。郭绍虞曰:“桐城文素以雅洁著称, 惟雅故能通于古, 惟雅故能适于今。这是桐城文所以能成为清代古文中坚的理由。”[12]“雅洁”不仅是桐城文章的独特风格, 亦是其精髓所在。最早提出“雅洁”一词的是方苞。方苞提出“义法”说, 论文讲有物、有序、法与义相结合, 又提出“雅洁”作为“义法”的标准。他认为只有清真雅正、谨严朴素、“澄清之极, 自然而发其精光”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方苞对于文章, 要求的是“雅洁”。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 他的古文主张, 在提倡“义理、考据、辞章, 三者不可偏废” (《古文辞类纂序》) 。姚椿继承了桐城先辈的论文思想, 在《国朝文录·自序》中指出:“其意以正大为宗, 其辞以雅洁为主。中间小有出入, 要必于理无甚悖者, 然后辑焉。凡综录之文, 一曰明道, 一曰纪事, 而考古有得与夫辞章之美, 因以附见。”[8]“雅洁”是桐城派论文与作文的一贯标准, 姚椿也不例外。

二、姚椿古文理论的创新

(一) 纪事

姚椿提出的古文功用之一“纪事”, 即是要求古文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在《国朝文录》选录了许多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等内容的文章。如《制科取士之法》《论宋免役之法》《救灾议》《防海》《惩贪议》《劝廉祛弊疏》《陈奏广东缉盗安民疏》《理财三策疏》《兵制》《弭盗》《水利》《水利备旱疏》《三吴水利略》《治河策》《东南形势论》《流寇议》等。所纪之“事”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录》选取文章内容涵盖科举、吏治、经济、兵制等, 对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问题都作了深入探讨。这种选文特点反映了姚椿对古文“纪事”功能的要求。他认为, 文章应该和社会民生密切相关。姚椿受当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在其古文理论中提出了文章的“纪事”功用。清嘉庆、道光年间, 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 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 主张实行改革。嘉道年间经世之风直接影响了姚椿的古文思想。“纪事”指文章必须关注反映国事, 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 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 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姚椿正是受这一时期“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的影响, 提出文章的“纪事”功能, 要求文学发挥其社会功效, 服务现实政治, 这是对桐城派先辈古文理论的创新, 也影响了其之后桐城派理论的发展。与姚椿同一时期的姚莹和之后的曾国藩在强调经济世务、经世致用这一点上和姚椿的纪事思想都有相通之处。

(二) 言辞之美

姚椿所谓“言辞之美”, 既要求文章在体现“明道”“纪事”的功能之外, 还需讲求文采之美。他本人“少时好为俪偶文字”[13]。虽然桐城派前辈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辞章, 三者不可偏废”, 但是姚鼐没有明确提出“言辞之美”, 只是要求语言“雅洁”。姚椿在姚鼐辞章的基础上提出“言辞之美”, 更进一步提出对文章词采的要求。姚椿认为, 只要在讲究“义理”的前提下, 不妨与言辞并举, 而其风格表现则以雅洁醇厚为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