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效用（精选7篇）
临床效用 篇1
临床实训教学是医学模拟教学的重要实践形式,是采用适当的模具通过设计合理的场景,让学员学习技术运用技能,以达到提高学员技能的目的,是理论课堂与临床间的桥梁,但目前我国其系统化教材及考评规范仅处于起步阶段[1]。通常人们习惯以理论、操作或综合形式的学员考核作为检测课程实效及指导课程建设的重要客观评估手段[2],但当前在国际上,对课程体系的主观评估被认为是促进教学发展的重要方式[3,4],其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对教材教具等客观内容的评估[5],目前我国在该领域仍明显滞后。
作者所在医院从2011年起成立临床实训教研室,医学生作为主要的培训对象被分为实习前、实习后、研究生或基地轮转期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即实习前阶段是医学生从最基本的课堂学习开始进入临床的重要角色转换阶段。根据该院获得授权的美国心脏协会(AHA)基础和高级生命支持技术课程以及荷兰Erasmus大学医学中心急救创伤技术(Emergency Trauma Care,ETC)课程在主观评估方面的模式和策略,结合该阶段实训教学的特点,建立和完善了本次学员主观评估体系的建设,旨在探讨其对于临床实训课程建设的效用。
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评估主体:参加2012年-2014年度进阶整合式临床实训课程第一阶段实训的87名已经过临床见习但尚未进入实习阶段的五年制医学生,其中42人为留学生。评估客体:以选修课形式向学员开设进阶整合式临床实训第一阶段课程,评估学员对课程硬件和课程设置的满意度、时间安排的合理性、教师授课能力及态度、教师对学员的关注度、主观感受到的参课效果、学员自信心情况以及学员课前基础情况等。
研究内容及方法。研究着重讨论课程整体的考评体系,每一阶段的评估体系如图1所示。本文仅讨论学员评估中的主观评估部分(图2)。在学员的预评估中对基本资料、20项基础临床技能掌握情况、学员对课程的预期及需求、主要参课目的、对预评估的态度等方面的信息进行了采集。反馈评估中,采集了学员对于课程设置、软硬件配备、课程实际效果、教师情况、评估方案自身等方面的满意度及主观评价。
图1 评估体系三元素构架
研究采取书面无记名评估形式,并被进一步细分为闭合式选项、开放式问题及评分式量表三种形式。
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以EXCEL及SPSS13.0建立数据库进行分析。对学员的基本资料信息及各部分主观评估比例采用描述性统计,对培训前后各部分课程设置满意度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对评分式量表等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α控制在95%水平,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课前主观预评估
在所有受训学员中,78.6%的学员课前未参与过相关临床实训或技能培训,93.1%的学员认为所有医学生都应接受临床实训。从主观预评估结果来看,在学员的主要参课目(图3)中,提高自身的动手操作能力及临床应对能力为主要目的。
图2 学员主观评估结构示意图
图3 预评项目1:学员主要参课目的
学员的课程需求及主观课程选择意向如图4所示,其中病房基础及急救类技术最受学员期待。
图4 预评项目2:学员需求及期待的课程项目
根据20项预设操作评估内容,预评估学员课前基础操作能力如表1所示。
2.2 课后主观反馈评估
统计了学员对于课程设置的各项目的主观满意度,并将主观满意度与预评估中的项目需求及预期进行了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经检验χ2=6.076,P>0.05,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学员培训后反馈中对课程的综合情况进行了13项评分式量表评定,结果如图5所示,学员对于模拟实训教学的理念、课前对于此课程的知晓度及对器械模型的认可度相对较低,而课程内容的设置、课程有助于提高操作能力及有助于相关考核等方面获得了学员较高的认可。但若对第8第9项进行比较,t=2.538,P<0.05,两者存在统计学差异。
另外,从学员获悉本选修课程的渠道来看,46.7%的学员是通过医学院的通知,50.0%的学员是通过老师介绍,学员介绍、海报、网络等其它渠道的总和仅为3.3%。
表1 预评项目3:学员课前20项基础操作能力(%)
表2 学员对于课程项目在预评估及反馈评估中的期待度及偏好度(%)
对学员反馈评估中主观开放式建议和意见进行了归纳统计,结果如图6所示。
3 讨论
在一个完整的教学构架体系中,学员、导师、课程体系三要素同时为该构架的实施主体和受作用的客体,也只有各个参与方同时承担这两种角色才能使整个教学构架体系得到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在国内临床实训教学中以学员主观评估来指导课程建设的尝试并不普遍,本次研究将学员这一常被视作教学效用的客体作为评估行为的主体,来评价尚在建设发展过程中且需要符合目前临床教学需求的实训教学体系,使其自身得以规范化发展的同时真正符合医学生的切实需求。
图5 反馈项目1:13项综合反馈评分结果
图6 反馈项目2:学员开放式意见建议统计
3.1 学员基础情况评估对于课程内容设置的效用
为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临床医师队伍,中国教育部、卫生部提出了关于实施卓越医师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深化贯彻长学制医学教育基本原则[6]。目前,我国各大医学院校普遍并存着不同的长学制形式,而不同学制医学生临床课程学习又体现出不同的特点[7]。因此,通过主观评估的方式来判断学员的基础情况理应成为实训教学建设的必要内容。
近八成经过基础医学教学及临床见习的学员至此次培训前未接受过系统化的临床实训或技能培训,且大多数学员对实训都持有较高的期待及参与度,故可以认为,从学员主观层面实训教学受到欢迎。另外从统计数据来看,所有学员中至少50%的学员在实习前真正见到过的临床操作技能项目仅有戴手套、做心电图、止血包扎、消毒铺巾、测血压、胸穿腹穿、导尿术及缝合打结,仅占预设项目的40%,有实际操作经历的仅15%。而80%的学员能够在见习过程中获得操作机会的仅有戴手套和测血压2项,仅占预设项目的10%。
在目前的培养模式中,医学生经过见习阶段后,大多数直接进入临床实习阶段,而在实习期间虽有上级医师指导,但对实习医生个人仍有着一定的医疗操作实践能力要求,需要必要的临床技能储备,而其中不少能力都需要在实践中积累。根据国际医学模拟教学的宗旨,本文作者团队提出了“青年医师的第一次临床实践不应该在患者身上完成”的教学理念[8],结合上述统计数据及学员的参课目的,可以认为,在实习前阶段针对性的辅以临床实训课程并推动相应课程的建设有着显著的必要性。
另外,研究也发现,一小部分学员对于许多基础技能项目甚至存在不知晓的情况,而这些学员全部为留学生,这可能与语言、适应性、心理等因素有关,因此在实训教学中应加强对留学生基础理论及基础技能的重视,必要时可通过增加师生配比、与非留学生混合编组等方式提高教学效果[9]。
3.2 学员主观评估对于实训课程项目内容建设的效用
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临床实训教材及课程体系,需要根据学员情况、教学团队情况、临床需求情况及硬件设施等现况进行调整,而根据学员的基础及需求适当调整课程比重或要点讲解也是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培训中常用的方式[10]。本次研究中所采用的教学内容设置在参考了教育部颁发的实习阶段必须掌握的技能外,还根据我院的实际情况,参考了实习生必经的临床路径,选择实用性操作性强、临床需求普遍、可能涉及患者安全隐患的内容。
从主观预评估的结果中可以看到,对于实习前学员而言,测血压、测血糖、处方医嘱的开具等病房基础(22.0%),创伤、急救类操作(22.0%),做心电图、导尿术、置胃管等基础操作是最受学员期待的课程项目,且该结果与课后反馈评估中学员对课程项目的偏好度保持一致。学员作为课程效果的决定主体之一,其积极性同样对课程效果有着重要的作用[11]。因此,除了对学员基础能力进行客观考核所确定的教学要点外,主观评估项目同样对课程内容的设定存在一定指导意义。同时我们也看到,预评估与反馈评估中个别课程项目的偏好度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与教学质量、课程编排、样本数量等因素有关。对课程内容的主观评估是促进课程建设的一方面,但也不可完全依赖,有些内容和价值需通过随访进一步体现,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证实。
此外,学员认为“课程有助于临床技能的提高”与“自身技能确实获得了提高”两项中存在显著性差异,而“时间安排问题”、“内容设置问题”也占了主观反馈问题的36.6%,这些也提示课程在时间及内容设置、软硬件建设等方面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及发展空间,从而使课程在获得学员认可的同时还尚未完全达到学员的预期,因此仍需进一步发展建设。实训课程较传统书本课程更为强调操作性、实用性和技能性,强调课程设置须与不同阶段学员水平相结合,所以通过主观评估可以更好地了解学员水平,从而选择更适宜的教学方式。
3.3 学员主观评估对于实训教师团队建设的效用
作为教学构架的重要组分,良好规范的教学团队是确保临床实训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实训教学有利于促进教师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的转变,提高教师的积极性和参与性[12],但由于实训课程的特点也决定了教师授课行为的不同。在系统化建设实训导师培养体系的过程中,学员主观评估同样是教学体系督导教师质量、促进教学团队建设和指导师资、教具等软硬件教学资源配备的重要手段。
从反馈数据中可见,“导师授课清晰有效”仅占13项评分式量表的第6位,而在开放式反馈中也有24.4%的学员提及教师的相关问题。任何先进的教学模式都离不开相匹配的教师团队,而良好主观评估体系的建立也有助于督导实训教学团队的建设。本期实训课中大多以操作型技术课程内容为主,强调技术的精准性,这是书本上按部就班的步骤所无法体现的,必须将教师的讲解与学员的演练相结合。因此,对教师授课清晰度的评估能直接反应是否达到教学目的,同时针对共性的问题,有助于教师在今后的课程中调整讲解的重点和方式。
实训课程强调学员的参与性,教师不再是“神坛上的圣人”,同样也是课程的参与者,其态度和耐心也影响着授课质量、学员对课程的兴趣及参与度。
另外,也可见,“器械模型充足良好”占13项评分式量表的第12位,在开放式反馈中也有24.4%的学员提及了学员模具配比及器械质量的问题。在国际上成熟的培训教程如BLS、ACLS中对于导师学员配比、模具学员配比都有着确切的要求,且对教具的使用寿命对培训效果的关联性也有相应的研究[13]。从反馈信息可以了解到,改善教具质量增加教具学员配比,是学员也是提高实训教学质量的客观需求。由于各医学院条件经费不同并受到医学生人数多的限制,在短期内可能无法有彻底的改观,但从长远来看,这部分内容的评估是一个教学机构建设完整评估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推进教学质量的整体改善能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持。
3.4 客观看待学员的主观评估
学员主观评估是完善评估体系构架的必要组分,在短期内可为提高具体课程的授课质量起到推进作用,同时也为长期监督教学质量提供数据支持。预评估中,学员与导师对于评估自身的主要作用在认知上存在差异,提示在实训教学中,导师需要更为了解同样作为课程主体的学员对于评估体系本身的认识,双方共同重视课程构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评估,以促进评估体系的完善。
另外从反馈信息来看,学员对于反馈评估的重视程度也要优于预评估,因此,为达到评估体系的建设与课程建设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导师应与学员充分沟通,使其了解预评估及反馈评估的作用与目的,从而更好地发挥其课程主体的作用。
研究也发现,设置学员自信心评估,有助于缓解操作过程中的紧张情绪,从而可能有利于今后的医疗安全。鉴于研究的样本有限,其实践指导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4 结论
学员作为实训课程构架的重要主体之一,其主观评估是临床实训教学考评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对于评估学员基础情况、促进实训课程发展、完善教学团队及软硬件设施建设、推动评估体系自身发展均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另外,鉴于研究所反映的学员实际需求,加强医学生实训教学并推进实训教学课程建设有着显著的必要性。
临床效用 篇2
1 靶区的设定和放疗剂量
乳腺癌接受保乳手术后的女性患者, 由于原发肿瘤已切除, 不存在大体肿瘤区 (GTV) , 因此只在CT图像上逐层勾画临床靶区 (CTV) 、计划靶区 (PTV) 及危及器官 (ORA) [1]。CTV即为乳腺实质, 外界:腋中线, 内界:体中线, 前界:皮下3～5mm处, 后界:紧贴胸壁[1,2,3,4,5,6,7]。PTV由CTV外放得到, 头脚方5mm, 不包括肺[1,2,3,4,5,7]。ORA:心脏 (仅为左右心室) 、同侧肺和对侧肺[1,2,3,4,6,7,8]。处方总剂量一般为50Gy/25次[1,2,3,4,5,6,7], 但李永恒等[8]的照射剂量为46Gy/31次。
2 靶区剂量分布均匀性
对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进行IMRT后, V95%可很好的覆盖PTV, V105%、V110%降低[1,2,4,6,8], 且靶区剂量分布均匀性指数 (HI) 更接近于1[1,6]。可见IMRT在保证靶区处方剂量的前提下, 使乳腺靶区剂量分布更均匀, 几乎无高剂量区。
3 危及器官照射剂量和体积
对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进行IMRT后, 患侧肺的V20和V30减少, 左侧乳腺癌患者的心脏V30和40减少[1,2,4,6,8], 曹远东等[1]的研究还显示患侧肺的V40、V50和左侧乳腺癌患者的心脏V50也减少。说明IMRT能显著减少ORA如心脏和肺的高剂量照射与体积, 更好地保护正常组织, 可能与降低心血管事件和放射性肺炎、肺纤维化等的发生有关。但是曹远东等[1]的研究显示心脏V5和对侧肺的平均剂量增加, 可能是由于IMRT技术的照射野较多, 正常组织卷入照射野的体积增多, 也可能由于存在较多的散射线或漏射线造成。
4 毒性反应与美容效果
毒性反应采用放射肿瘤协作组 (RTOG) 急性放射性反应评价标准, 放疗后美容效果评定标准使用Harris美容效果评定标准[5,8,9]。放疗结束后急性放射性皮肤反应多数为1级和2级, 少数为3级, 主要为急性皮炎、水肿和色素沉着及红斑等[7,10]。调强放疗患者1～2年的美容效果优良率达到80%以上[5,7,8], 医师和患者都很满意, 患侧乳房基本定型, 大小, 外形、弹性、皮肤颜色和乳头等的感觉基本同治疗前, 美容效果好。
乳腺癌保乳术后的患者采用调强适形放疗后, 乳腺靶区的照射剂量分布均匀, 对周围正常组织的损伤减少, 且急性放射性毒性反应减轻, 患侧乳房的美容效果良好, 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值得临床推广。但IMRT的远期疗效还有待进一步随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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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效用 篇3
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 或者说, 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中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西方经济学家强调效用的主观性, 认为某种物品是否具有效用及效用大小取决于消费者对该物品的主观感受。同时, 效用也可以理解为工作中的一种满意感、新鲜感、好奇感。学生一次听课就是一次精神消费, 而老师一次教学实际就是教师对学生提供的一次精神服务的过程。这个过程中, 学生所享受到的精神服务的大小就是效用的大小。边际效用是指消费者每增加一单位商品消费所增加的满足程度。当人们随着消费次数的增加, 每次消费的满意程度都有所增加时, 最后提供的效用即为递增现象, 反之则为递减现象。而老师要想提供其服务质量, 则就需要老师们提高教学艺术水平。
二、效用、边际效用在教学中的实际运用
(1) 效用、边际效用在批评学生违纪行为中的实现。很多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可能都遇到过各种学生违纪情况。学生某些时刻做出某些违纪行为实属学生不对, 在教学过程中的你又是如何处理的呢?破口大骂?还是不理睬?这些都不管用。笔者就在教学过程中的体会略谈一二。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上课时间嗑瓜子的现象, 有些老师可能遇到过。一般老师遇到这情况, 都是把课停下来先讲一会组织纪律。但这样不但影响老师的上课进度, 而且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情绪, 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效用在经济学领域可以理解为满足感、新鲜感、好奇感等。关于上课要认真听讲的一些大道理从小就耳濡目染, 这是典型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 好比我们平时吃某一种食物时, 次数多了, 有一种“吃腻了”的感觉是一个道理。这时我们可以利用效用的原理, 改变批评方式, 使课堂气氛充满着新鲜感、好奇感。于是, 当笔者再一次在教学中又遇到学生嗑瓜子的现象时, 笔者再也没有像以前一样把课停下来先讲纪律, 讲大道理了。此时, 笔者只是突然把课停下来, 并很严肃地讲道:“班上有老鼠。”此时全班同学望着我。“老鼠分两种, 一种是长耳跳鼠, 长耳跳鼠是国家法律保护的;而另一种是过街老鼠, 而过街鼠是人人喊打的。”“我们班的这只老鼠, 是哪一类呢?”听懂了的同学必然会回答“过街老鼠”。尤其是班上没有嗑瓜子的异性同学。笔者连忙解释说, “我可没说哦, 这是你们班同学说的。”此时, 全班一阵大笑。接着上课, 从此再也没有学生上课嗑瓜子了, 上课纪律明显好转。
教学中尽量避免直接点名批评学生。以前在教学中如有学生讲小话, 或者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情, 一般常以直接点名的方式进行批评, 但直接点名效果不佳。大学生都是成年人, 自尊心一般比较强, 批评的信息给学生带来的往往是负效用, 受到批评的学生心理上将有一种不悦感。尤其是当学生在课堂上从未受到批评时, 教师的第一次批评学生的印象最深, 伤痛感最大。如一个学生点名批评多了, 就会产生麻木感。故此, 笔者改变了那种直接点名的方式, 而是说出了那个讲话的学生的所有特征, 另加上一句“老师我批评学生从不点名批评”。此时全班只是一阵大笑, 随后又回到了宁静的课堂。
(2) 在女生较多的班级如何实现效用。很多老师都有同感, 女生多的班级讲小话的可能比较多, 但如何使这样的班级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改善, 又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话题。女生多的班级, 大多数学生还是认真的, 少数几个爱讲小话的女生可能只是性格外向, 这样的女生引导得当是大有作为的。于是, 很严肃地在讲台上狠狠敲了几下, 全班肃静了。此时, 笔者严肃讲到“这叫敲山震虎”, 尤其是男学生还玩笑似的把言下之意讲了出来, 使得全班一阵大笑。这样一来, 这几个讲话的女生也不讲小话了。
(3) 在鼓励学生参与教学中体现效用。在教学过程中, 我们可能遇到过对老师的提问很沉默的学生。对老师的提问不理不睬, 使老师觉得是在唱独角戏。作为一名老师, 我用何种方式使学生答问更加积极呢?有一次, 笔者故意喊起一批学生来回答问题, 全班一大半站在那儿, 黑压压一片, 都不回答。于是, 笔者感叹道:“班上的刘胡兰真多。”“刘胡兰真多?”学生好奇了忙问道:“老师这是何意?”笔者笑答:“刘胡兰面对敌人的质问坚强不屈,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看你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学生笑了, 也连声讲, “老师不是敌人。”笔者借此机会和学生沟通了, 老师不会像敌人一样对你们严刑拷打逼供的, 回答正确老师只会表扬你, 错了也没有关系, 以后大胆回答就是。从此以后, 该班也活跃了。
三、在教学实践中实现效用、边际效用的意义
经济学中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旅游产品具有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 一般用“效用”表示人们从消费产品和服务中得到的满足。就像我们用度量衡来衡量质量, 用摄氏度来衡量温度一样, 人们用效用单位来衡量效用的大小。如果人们到一个地方出游, 出游次数用n表示, 当人们第一次到该地方旅游时得到的好奇感、满足感是最大的。随着次数的增加, 总效用到最大时, 边际效用为零。就好比一个在地震中困了三天三夜的人, 当救出以后吃到的第一个面包效用最大, 有充饥和救命感。随着面包个数增加效用到最大, 但边际效用为零, 因为那面包救命感完全消失, 这就是边际效用。因此, 旅游经营者就应考虑到这些问题, 不断开发出新产品, 提高吸引物的品味来满足人们的需要, 吸引游客。让他们来了第一次还想来第二次, 甚至带动更多游客。
在讲述这一内容时, 笔者插入了这样一段内容:正如大学生在学校谈恋爱, 自大学校园不反对也不提倡大学生恋爱以来, 如今大学几年中没有谈过恋爱的学生比较少。当他们在校园中发现自己心动的女孩或男孩开始追时, 那般热情和干劲是最足的, 也就是效用逐步增大的。但其中也包含了边际效用递减的道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享受爱情的同时, 其中也发现了对方不少的缺点, 如果在这几年里不去完善自己, 不注入新的血液来维护这份情, 那么当大四毕业之时正是要收获最大效用出校后为自己组建小家庭而奋斗之时, 也许就会走向感情的边缘。正如2010年6月湖南电视台对毕业大学生做的一次调查:我们一起毕业了, 一起失恋了。这改变了单一的教学模式, 将学生生活中的敏感话题穿插进来, 学生兴趣极其高涨。
教学工作是神圣的, 同时也是艰巨的, 我们应该在教学中随时让其充满着效用的最大功效。只有这样, 才能使自己更受学生欢迎, 也使自己价值得以体现。
摘要：有的学生由于高考的失利走上了自学成才的道路, 而这批学生在老师精心培育下是可以成才的。对于这批学生的教学, 需要老师花心思, 在教学上实现突破, 以满足这部分学生的需要。作为一名高校教师, 尤其是要做一名受自考学生欢迎的教师, 实属不易。那种只顾教学不注意学生心理变化, 不讲方法策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教师在提高自身素养的同时, 更要与时俱进地在教学中体现时代的特色。如何在教学中研究一套符合自考学生心理的教学方法是我们教育界一个永恒的课题。本文在教学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 结合经济学中效用的基本观点, 旨在总结效用、边际效用在教学实践中的功效, 以期提升教学质量。
关键词：效用,新鲜感,运用
参考文献
[1]陈奇, 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谭元发, 谭境佳.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6.
临床效用 篇4
近日,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相关人员透露, 政府正在酝酿对汽车征收排污费, 目前处于论证阶段, 预计在十八大后实施。并且, 征收汽车排污费政策很可能先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作为试点, 逐步推广到全国。事实上, 汽车排污费并非首次走进公众视野。早在1998年,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环保总局 (现为国家环保部) 联合发文, 在杭州、郑州、长春三大城市进行总量排污收费试点工作。当时, 对小型车辆征排污费每辆300元/年、中型车辆每辆500元/年、重型车辆每辆600元/年, 摩托车、助动车50元～100元/年。费用收取到2003年6月30日。2009年, 主管部门再次传出将有可能收排污费的消息。但在成品油费改税等其他因素影响下, 迟迟未能推出。如今, 征收汽车排污费风声再起, 似乎离落地之日越来越近。在此背景下, 本文旨在利用经济学中间接效用函数来分析开征汽车排污费的情况下, 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 并提出了两种征收模式, 通过定量分析来比较不同征收模式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 从而选择对消费者效用影响最小、能够保证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一种征收模式。
二、间接效用函数模型的选择
首先引入间接效用函数v (p, y) =max u (x) s.t. p×x≤y。其中p表示价格、y表示收入、x表示对某种商品的消费量, s.t. p×x≤y表示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消费不能超过其收入水平。
其次, 把间接效用函数具体化, 设效用函数u (x1, x2) =x1×x2, 这里效用函数的选择对分析的结果并没有影响, 因为虽然不同的效用函数表达式之间绝对量的计算没有实际意义, 也无法进行比较, 但对于同一个效用函数表达式, 如果一个结果使效用的数值大一些, 而另一个结果使同一效用函数的数值小一些, 则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前一个结果效用更大, 更为可取。
最后, 建立分析模型, 设x1为消费者对汽车的消费量, x2为对其他产品的消费量 (假设x1、x2包括了消费者所有的消费品) , 则效用函数为u (x1, x2) =x1×x2, 其含义表示选择汽车消费品和其他消费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值。
三、间接效用函数与汽车排污费征收模式的结合分析
首先, 需要找出保证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x1和x2的消费量, 由拉格朗日乘数法, 可以得到:
max u (x) =max x1×x2 ; s.t. p1x1+p2x2≤y
→L= x1×x2+λ (y- p1x1-p2x2)
→函数L对x1 求偏导= x2 -λp1=0
函数L对x2 求偏导= x1-λp2=0
函数L对λ求偏导=y- p1x1-p2x2=0
三个等式联立解方程组得出
x1 =y/2 p1 x2 = y/2 p2
此时, 间接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v (p1 , p2 , y) = (y/2 p1) × (y/2 p2)
=y2/4 p1 p2
现在引入汽车排污费的概念, 假定汽车排污费的征收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从消费者收入中扣除一部分所得作为征收的汽车排污费, 其性质类似于所得税, 以下简称所得税性质征收模式;另一种是在消费者购买汽车时, 把汽车排污费作为价格的一部分, 也就是把汽车排污费转移到汽车价格上去, 即视为是一种价内税, 其性质类似于商品税, 以下简称商品税性质征收模式。
现在假定p1=1, p2=4, y=8, 则把x1 =y/2 p1 和 x2 = y/2 p2代入函数u (x1, x2) , 就会有v (p1 , p2 , y) = (y/2 p1) × (y/2 p2) = y2/4 p1 p2=82/4×1×4=4, 其现实意义表示不征收汽车排污费的情况下, 消费者购买汽车和其他商品的最大效用值是4。
现在考虑第一种征收模式, 所得税性质征收模式, 即从消费者收入中扣除一部分所得作为汽车排污费。这种情况下, 如果政府要征收2元的汽车排污费, 则消费者收入y会从8元降为6元, 代入x1 =y/2 p1 x2 = y/2 p2 , 及效用函数u (x1, x2) =x1×x2得出效用值为2.25, 意味着开征2元的汽车排污费会使得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值从4下降到2.25。
而对于第二种征收模式, 商品税性质模式, 即把汽车排污费视为一种价内税, 转移到汽车价格中, 作为价格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下, 如果政府仍然要征收2元的汽车排污费, 则汽车的价格p1会从1元上涨到3元, 这里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 就是以这种方式征收汽车排污费, 能否保证政府最后征收到2元的排污费, 由于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时的x1 =y/2 p1, 如收入y=8元不变, 则p1从1元上涨的3元后, x1 =4/3, 政府取得的排污费总收入4/3×2元=8/3元﹥2元, 这说明以商品税性质模式征收汽车排污费, 不会造成由于汽车价格上涨, 需求下降, 使得政府最后征收不到或者不足既定的汽车排污费的问题。有了这个前提, 就可以继续分析这种模式下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由于价格p1从1元上涨的3元, 代入间接效用函数v (p1 , p2 , y) = (y/2 p1) × (y/2 p2) = y2/4 p1p2=82/4×3×4=4/3, 意味着开征2元的汽车排污费会使得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值从4下降到4/3。
通过比较两种征收模式对消费者效用值的影响, 可以得出结论:在采用所得税性质模式, 即从消费者收入中扣除一部分所得作为汽车排污费的情况下, 消费者的效用值为2.25;而在采用商品税性质模式, 即把汽车排污费转移到汽车价格中的情况下, 消费者效用值为4/3。显然, 前者对消费者来说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用, 因此,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所得税性质征收模式, 从消费者收入中扣除一部分所得作为汽车排污费, 可以减少对消费者效用的负面影响, 更具有可取性。
四、分析结论在现实中应用需要注意的问题
如上所述, 整个分析的过程有几个基本的假设作为前提, 在实践中应用是需要注意的:首先是运用效用函数只是分析了汽车排污费在不同模式下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 至于汽车排污费开征的可行性并不是分析的目标, 也就是在假设开征了汽车排污费的前提下进行的分析;其次, 假设了消费者只消费“汽车”和“其他商品”这两种商品, 也就是说用其他商品代替了消费者可能消费的除了汽车之外的商品, 并且假定汽车排污费的征收并不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再次, 把汽车排污费开征的模式限定在了“所得税性质模式”和“商品税性质模式”, 这里没有考虑其他类型的征收方式;最后, 效用函数分析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而不是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考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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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玮.汽车排污费征收虚实[EB/OL].博锐管理在线, 2012.10.
思危的管理效用 篇5
“居安思危”一直是用来告诫从政者最常用的一个词, 出自《左传》。
春秋时期, 有一次, 宋、齐、晋、卫等十二国联合出兵攻打郑国。郑国国君慌了, 急忙向十二国中最大的晋国求和, 得到了晋国的同意, 其余十一国也就停止了进攻。郑国为了表示感谢, 给晋国送去了大批礼物, 其中有著名乐师三人、配齐甲兵的成套兵车共一百辆、歌女十六人, 还有许多钟磐之类的乐器。晋国国君晋悼公见了这么多的礼物, 非常高兴, 将八个歌女分赠给他的功臣魏绛, 说:“你这几年为我出谋划策, 事情办得都很顺利, 我们好比奏乐一样的和谐合拍, 真是太好了。现在让咱俩一同来享受吧!”
可是, 魏绛谢绝了晋悼公的分赠, 并且劝告晋悼公说:“咱们国家的事情之所以办得顺利, 首先应归功于您的才能, 其次是靠同僚们齐心协力, 我个人有什么贡献可言呢?但愿您在享受安乐的同时, 能想到国家还有许多事情要办、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 有备无患。”魏绛这番具有远见卓识而又语重心长的话, 使晋悼公听了很受感动, 高兴地接受了魏绛的意见, 从此对他更加敬重。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 居安思危和忧患意识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很重要的政治经验。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孟子的“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说的也是这种忧患意识。纵观中国历史, 在居安思危的管理者统治的朝代, 也一定是比较昌盛的, 反之则衰、则败、则亡。
翻开历史长卷,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国家如此, 企业更是如此, 在现代企业管理方面, 企业也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因为无论企业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都要对未来可能遇到的风险作出预警方案, “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 有备无患”对于企业来说, 也有深刻的哲学意义。
“青蛙效应”
在管理学中有一个很知名的管理故事, 叫作“青蛙效应”。
“青蛙效应”源自十九世纪末, 美国康奈尔大学曾进行过一次著名的“青蛙试验”:他们将一只青蛙放在煮沸的大锅里, 青蛙触电般地立即蹿了出去。后来, 人们又把它放在一个装满凉水的大锅里, 任其自由游动。然后用小火慢慢加热, 青蛙虽然可以感觉到外界温度的变化, 却因惰性而没有立即往外跳, 直到后来热度难忍而失去逃生能力被煮熟。
科学家经过分析认为, 这只青蛙第一次之所以能“逃离险境”, 是因为它受到了沸水的剧烈刺激, 于是便使出全部的力量跳了出来。第二次由于没有明显感觉到刺激, 这只青蛙便失去了警惕, 没有了危机意识, 它觉得这一温度正适合, 然而当它感觉到危机时, 已经没有能力从水里逃出来了。
“青蛙效应”告诉我们, 企业竞争环境的改变大多是渐热式的, 如果管理者与员工对环境变化没有疼痛的感觉, 最后就会像这只青蛙一样, 被煮熟。同样, 一个企业如果只满足于眼前的既得利益, 一味沉溺于过去的胜利和现在的繁荣之中, 而没有忧患意识, 对危机的逐渐形成麻木不仁, 最后肯定会像这只青蛙一般在安逸中死去。
柯达公司的破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胶片年代、柯达公司达到了最鼎盛的发展期, 全世界各个地方几乎都有柯达洗印店, 可是就因为公司的决策层对未来没有前瞻性的思考, 没有忧患意识, 认为数码时代还距离很远, 没有对企业进行变革和创新, 结果一个昔日的商业帝国在瞬间就倒掉了。中国的很多企业也是如此, 最早的春都集团和光明集团都是因企业没有忧患意识而倒掉的。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有一句名言:“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企业要避免“温水煮蛙”现象, 首先要求最高管理层具备危机意识, 企业才不至于在战略上迷失方向, 不
经意间滑入危机的泥潭中。
波音的“虚拟倒闭”
危机管理并非只是企业最高管理层或某些职能部门, 如安全部门、公关部门的事情, 而应成为每个职能部门和每位员工共同面临的课题。在最高管理层具备危机意识的基础上, 企业要善于将这种危机意识向所有员工灌输, 使每位员工都具备居安思危的思想, 提高员工对危机发生的警惕性, 使危机管理能够落实到每位员工的实际行动中, 企业才会做到防微杜渐、临危不乱。
20世纪90年代初, 波音公司产量大幅下降, 为走出经营低谷, 波音公司摄制了一部虚拟的电视新闻片:在一个天色灰暗的日子, 众多的工人垂头丧气地拖着沉重的脚步, 鱼贯而出, 离开了工作多年的飞机制造厂。厂房上面挂着一块“厂房出售”的牌子。扩音器传来:“今天是波音时代的终结, 波音飞机公司关闭了最后的一个车间……”画面反复播放。
这则企业倒闭的电视新闻使员工们强烈地意识到市场竞争残酷无情, 市场经济的大潮随时都会吞噬掉企业, 只有不断进取、创新、拼搏, 企业才能在经济大潮中乘风破浪, 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 虚幻的模拟倒闭就会成为企业无法避免的事实。
这一充满忧患意识的片子播出后, 波音公司的员工们每个人都充满了危机感而变得更加努力工作, 企业也不断创新, 员工人人都真切感到“末日即将来临”, 以此激发员工的忧患意识和不懈奋斗的精神。终于, 企业迎来了大发展, 以后波音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商。
“华为的冬天”
在中国最著名的民营企业之一华为公司, 总裁任正非在华为大发展时期却写出了著名的《华为的冬天》一文, 用忧虑的口气来告诫员工, 华为可能马上要进入“冬天”, 以此来增加企业和员工的忧患意识。正是任正非的居安思危管理理念, 才使华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 成为真正国际化的通信供应商。
北京宽带新政效用有限 篇6
首先, 《意见》中要求通信运营商“免费改造”、“免费升级”, 对此产生的成本皆由通信运营商承担, 尽管此类改造对于通信运营商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 但该项目的投入毕竟不在小数, 任何通信运营商都必须慎重规划。
其次, 小区通信管道建设投入的方式不尽相同, 但其中存在的利益“纠结”却是大同小异。对于通信运营商自行投资的通信管道, 如果向其他通信运营商开放应如何给予合理的补偿或交纳合理的租金?对于小区开发商或小区物业自建的通信管道, 又如何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开放?这些关键问题在《意见》中都仅是轻描淡写的带过, 缺少实操细则。特别是涉及利益问题, 拒不遵照《意见》执行的通信运营商或小区物业应当如何处罚, 在《意见》中也是不着笔墨, 令人不禁疑惑这样一份只“提倡”不“处罚”的《意见》推行效果究竟如何?
再次, 通信运营商之间在宽带业务上存在明显差异, 即便解决了小区通信管道使用的问题, 由于城市管道施工的种种困难和限制, 经常出现通信运营商想要接入某小区却由于施工限制而导致望“区”兴叹的现象。要想最终实现充分自由的宽带业务竞争, 通信运营商、特别是处于非业务领导地位的通信运营商还需要更多的“绿灯”。
期望效用理论浅述 篇7
关键词：期望效用理论,效用函数,投资组合优化
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社会财富的创造转化为了对人的经济活动的边际效用分析。经济学被重新定义为“快乐和痛苦的微积分学”。以主观效用为基础的微观经济理论体系使经济学从马尔萨斯时代的“沉闷的科学”变为了“幸福的数理表达”。20世纪中期诞生的期望效用 (Expected Utility, EU) 理论将效用的分析从确定性环境带入了不确定性环境, 成为了理性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决策准则。
一、期望效用理论 (EU) 简述
(一) 风险与不确定性
期望效用理论描述理性人在风险或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消费 (投资) 选择。“风险”及“不确定性”二词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相互替代使用, 但有些经济学教科书也讨论了二者间的细微差异。风险与不确定性均用于描述一个决策的后果由于缺乏充分信息而并非确定获知的情况。若一个决策是在风险下做出的, 则意味着决策者能够列出该决策可能产生的所有后果及其相对应的可能性 (概率) 。如果一个决策是在不确定性下做出的, 则意味着该决策产生的所有可能后果或其可能性是无法预测的。以统计学的观点来看, 风险意味着决策者对于决策结果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 而不确定性则相反。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 EU理论讨论的是决策者在风险环境下的选择。
(二) 效用函数与期望效用理论
微观经济学中, 效用函数用于衡量消费者在不同消费束中获得的满足感。从任何消费束获得的效用取决于其对应的特定状态。比如人们从一把伞中获得的效用取决于当时的天气, 晴天带伞对多数人来说是累赘, 而暴雨天的一把伞却是大多数人的“救命稻草”。金融经济学中的效用函数U (w) 则被用于度量投资者在不同财富等级上的相对偏好。效用理论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公理化发展来自于Joh nvon Neumann和Osk ar Mor genster n (1944) 提出的期望效用函数理论。此后, 理论界普遍使用该理论为投资者的资产选择方式建模。将博彩定义为一项有风险支付的资产, 一种特定的博彩方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概率有序集P={p1, p2, …, pn}, 其中∑ni=1pi=1, 且pi≥0。令>, <和~分别表示对不同博彩方式的偏好和无差异。如果投资者的偏好满足下面的五个公理, 那么它们就可以用定义在给定博彩概率之上的期望效用函数V (p1, p2, …, pn) 来表示。
1.完备性公理。对于任何两种博彩方式P*和P, 只存在P*>P, P*<P或P*~P三种情况。完备性公理表明理性人能够在任意一组博彩中发现自己的偏好, 并能够对其排序。
2.传递性公理。如果P**≥P*, 并且P*≥P, 那么P**≥P。这表明理性人的选择具备逻辑性和一致性。
3.连续性公理。如果P**≥P*≥P, 那么存在某个λ∈[0, 1]使得P*~λP**+ (1-λ) P。连续性公理表明理性的决策者不仅具备逻辑性和一致性, 而且该属性 (逻辑性和一致性) 应该是完美的。
4.独立性公理。投资者关于两种博彩方式的偏好独立于其得到它们的方式, 对于任何两个博彩P和P*, P*>P, λP*+ (1-λ) P**>λP+ (1-λ) P**。
5.单调或占优公理。令P1表示复合博彩λ1P**+ (1-λ1) P*, P2表示复合博彩λ2P**+ (1-λ2) P*, 如果P**>P*, 那么有P1>P2, 当且仅当λ1>λ2。公理1、2、3描述理性人在确定性环境中的选择逻辑, 与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理论的偏好公理完全一致。公理4和公理5则是对前三条公理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的运用的扩展。
对于每一个简单赌局G={p1w1, p2w2, …, pnwn) |pi>0, ∑ni=1pi=1}, 其中W={w1, w2, …wn}为结果集。如果效用函数U (W) =U (∑ni=1piwi) =∑ni=1piU (wi) , 则称U (W) 为von Neumann—Mor genster n (VNM) 期望效用 (EU) 函数。EU理论认为, 假如决策者选择风险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符合上述五条公理, 那么他一定是选择期望效用值最大的那项备择方案。期望效用值可以用备择方案的结果发生的概率与该备择方案所对应的效用值的函数来表示。期望效用函数在金融经济学里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它能够用于判断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对于某个行为人, 如果u[E (W) ]>Eu (W) 她是风险厌恶的, 其效用函数具有凹性特征;如果u[E (W) ]<Eu (W) , 她是风险喜好的, 其效用函数具有凸性特征。如果u[E (W) ]=Eu (W) , 她是风险中性的, 其效用函数具有线性特征。根据VNM效用函数的假设, 投资者大多是风险厌恶的。判断投资者的风险态度的另一种方法是找出其绝对风险规避系数 (ARA) 或相对风险规避系数 (RRA) 。如果U (W) 为一连续且二阶可导的VNM效用函数, 则定义为投资者在财富水平为w时的绝对风险规避系数。则定义为投资者在财富水平为w时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当投资者是风险规避者时, 绝对风险规避系数与相对风险规避系数都大于0;当投资者是风险偏好者时, 绝对风险规避系数和相对风险规避系数都小于0;当投资者为风险中性时, 绝对风险规避系数和相对风险规避系数都等于0。
常见的效用函数可归纳为以下六种形式:
二、期望效用理论的一个简化应用
作为现代资产定价理论的基石, EU模型在投资组合优化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在金融经济学中, 投资者的目标并非最大化自己投资组合的价值而是最大化投资组合产生的期望幸福感, 换言之, 投资者追求的是自身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因此做出最优资产组合选择的关键在于设计一个投资比例使其令该投资者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假设投资者的风险态度符合对数效用函数u (w) =ln (w) 的描述, 初始财富值为10000人民币。假定她有两种选择, 投资x元于风险资产 (如股票) , 则其留存的财富值投资于无风险资产 (如固定收益证券) 并获取5%的年化收益率。现考虑以下两种风险资产的单期损益情形, 第一种情形下投资者的风险资产价值在一年后会增值50%变为1.5x;第二种情形下投资者的风险资产价值在一年后会损失30%至0.7x。那么在上述两种情形下, 投资者一年后的财富分别为
1.5x+ (10000-x) (1+0.05) =10500+0.45x (情形一)
0.7x+ (10000-x) (1+0.05) =10500-0.35x (情形二) 。
假设两种情形发生的概率相等, 则其期望效用可表示为
Eu (x) =0.5u (10500+0.45x) +0.5u (10500-0.35x)
=0.5ln (10500+0.45x) +0.5ln (10500-0.35x)
一旦得出期望效用函数的显性式, 该投资者则可以通过选择风险资产投资份额x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为此, 我们仅需对上式一阶求导并令其等于0 (1) , 即
解得x≈3333.3, 与之对应的期望财富E* (x) 为10666.6, 期望效用E*u (x) 约为9.27。
在上一节中, 我们简要回顾了效用函数的六种常见形式, 了解到了对数函数的绝对风险规避系数随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为常数1, 不随财富的增减而改变。下面我们通过本例来考察上述性质的直观含义。假设初始财富减少50%至5000, 投资者的期望效用函数则可定义为Epooru (x) =0.5ln (5250+0.45x) +0.5ln (5250-0.35x) , 令
解得x≈1667, 与之对应的期望财富E*poor (x) 为5333.35, 期望效用E*pooru (x) 约为8.57。假设初始财富增加50%至15000, 则可定义投资者的期望效用函数为Erichu (x) =0.5ln (15750+0.45x) +0.5ln (15750-0.35x) , 令
解得x=5000, 与之对应的期望财富E*rich (x) 为16000, 期望效用E*richu (x) 约为9.67。
由此可见, 当初始财富减少50%至5000时, 投资者的最优风险资产投资数额从3333.3减少到1667, 降幅为50%。当初始财富增加50%至15000时, 投资者的最优风险资产投资额从3333.3增至5000, 增幅为50%。因此, 在本例中, 投资者初始财富的减少使其减少对风险资产的投资数额, 初始财富的增加使其增加对风险资产的投资数额。此外, 我们还发现, 投资者对风险资产的投资增加 (减少) 比例恰好等于初始财富的增加 (减少) 比例, 均为50%。以上结果印证了风险偏好理论的两条结论:令X为风险资产投资额, W0记为初始财富——— (1) 如果投资者的绝对风险规避系数随财富增加而递减, 则随着财富的增加, 投资者会增加投资于风险资产的财富数量, ; (2) 如果投资者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为常数, 则随着财富的增加, 她对风险资产投资的增加比例等于初始财富的增加比例,
对比初始财富变化对期望财富与期望效用的影响, 我们还发现因此在本例中, 初始财富增减相同的比例会使满足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期望财富呈同比变动, 但是其对应的期望效用的增减却呈现非对称变化———初始财富减少引发的效用损失远远大于初始财富增多引起的效用增加, 这说明风险厌恶者从自身期望财富的增加获取的满足感远远不能抵消相同程度的期望财富减少对其造成的失落感。此外, 初始财富增减带来的期望财富增减比例同样远远大于与之对应的期望效用增减比例, 微观经济学中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在此例中表现地格外明显。
三、EU理论的缺陷
尽管EU理论自提出以来便一直被奉为理性人在不确定情况下的行动准则, 然而正如两位创始人所言:“要把效用这个东西界定清楚并加以应用是非常困难的, 要将其描述为一个数字则更为困难。”对EU理论的一个经典质疑当属Allias (1953) 悖论。给定两组试验, 每组试验包含两个选项, 试验者面临的支付矩阵归纳如下
大多数受验人在面临试验一的时候都选择了拥有肯定收入的A选项, 按照EU理论的逻辑, 选择A选项的受验人在面临试验二的时候应该选择C选项, 因为既然U (1, 000, 000) >0.10U (5, 000, 000) +0.89U (1, 000, 000) +0.01U (0) , 就能推出0.11U (1, 000, 000) +0.89U (1, 000, 000) >0.10U (5, 000, 000) +0.89U (1, 000, 000) +0.01U (0) 即0.11U (1, 000, 000) >0.10U (5, 000, 000) ,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大多数受验人在试验二中选择了D选项, 这表明0.11U (1, 000, 000) <0.1U (5, 000, 000) 。以上结果与EU理论中的独立性公理相矛盾, 独立性公理认为人们对选项A/B与C/D的偏爱不应受到由0.89的概率所产生的共同结果值的影响。直观理解就是:如果两个行为的期望效用值的大小关系为Eu (A) >Eu (B) , 那么在这个不等式的两边同时加上共同的值对于原不等式依然成立。抛开人们行为上的选择偏差,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 独立性的公理之所以被违背还在于它忽略了商品间的互补性或替代性。比如对于一台任天堂3ds游戏掌机和一台索尼PSVita游戏掌机, 笔者更偏好前者, 但如果对于一台3ds加五盘PSVita游戏卡带的组合与一台PSVita加五盘同样的PSVita游戏卡带的组合, 笔者肯定更偏好后者。
EU理论的另一争论点在于其假定决策者具有完全理性。在面临不确定环境时, 决策者能够通过其掌握的信息, 分析出每种可能的结果并计算出相应的概率。然而, 在现实环境中, 决策者受到自身心智的限制而很难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环境下设想出各种行为后果, 更缺乏对客观概率的估计能力。现实生活中, 信息的搜集本身就具有高昂的成本, 意图掌握完整的信息本身就是不理性的。此外, 经济学家 (Kahneman&Tversky 1979) 还发现, 当行为人同时面对两件对其财富产生损益的事件时, 人们会单独衡量每一事件, 并认为收益的重要性远远低于损失———哪怕两件事情的组合会增加他们的总财富。有鉴于此, Kahneman和Tversky (1979) 用价值函数去代替传统的效用函数, 将效用函数里唯一的自变量———财富, 分解为收益与损失两个自变量, 并使用主观决策权重去替代客观概率。
简言之, 正如EU理论的批判者所说, 现代主流经济学将行为人在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论之上, 但大量的行为或选择悖论却证明建立在数理逻辑上的先验假设与现实中的行为人选择并不一致。但是, 从经济学发展的脉络来看, 期望效用理论的产生促成了金融学理论特别是资产定价和证券组合选择的大跨越。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的传统金融学说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并被不断地修正与扩展以解释不完全信息及有限理性条件下的真实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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