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德哲学（精选3篇）
传统道德哲学 篇1
一、道德的哲学反思
道德在哲学理念中一直是广泛探讨的话题。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关于道德的讨论主要在于道德反思的属性。道德反思利用辩证性的思维表达出哲学思维的最高目标, 即追寻道德的最高境界。西方哲人们把道德作为最高的理性, 通过思维和理论的探究从而追寻道德最本源的特征以及实现永恒道德的途径。哲学中的道德与现实中的道德是不一致的, 哲学道德往往是抽象化的理念, 而现实道德往往归结到生活和习俗当中。杜威关于道德哲学的探讨将二者联系起来, 论证道德反思在哲学以及实践中的重要性。现实道德是以经验世界为其构建基础的, 从杜威的道德哲学中可以看出实践境遇并不是道德反思的低级阶段。道德哲学的根基其实就在于实践性的道德。[1]然而需要明确的是道德反思并不是要忽略道德理论的重要性, 两者是互相关联的。道德哲学的目的是让人们更加清晰和明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 道德反思以批判性的思维为主, 通过对道德实践的探索来为道德哲学的发展提供方向。道德哲学和实践境遇二者之所以存在明显的区分特征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道德的社会宗旨逐渐发生了变化, 社会对于道德的反映不再是盲目的, 而是朝着普遍的道德规范在不断演变。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实践哲学的发展, 社会普遍存在道德反思现象, 社会中的个体逐渐将道德反思作为内心的真正活动来看待, 更加重视道德实践在个体意识中的重要性。因此道德哲学将道德反思和实践境遇作为相互分离但又具有密切联系的两个主体。
需要注意的是, 二者并不是截然区分的, 许多西方哲学家容易将其明显地独立开来, 这是比较极端和绝对的做法, 因为道德哲学如果成为了某种绝对意义上的教条, 容易导致实践境遇出现偏差, 道德反思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只是相对而言的, 并不是绝对理性的产物。因此杜威将道德哲学和实践境遇的道德反思二者进行了具有相对性的区分, 从而避免了很多道德哲学的误区, 同时也方便了从现代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比较科学的解读。[2]由此可以看出, 道德哲学和实践反思二者是互为依托的辩证关系, 并不是很多哲学家所阐释的对立关系。因此道德与习俗的关系应是一种极具张力的辩证关系, 而非简单的对立关系。道德哲学和实践反思二者存在一定界限内的冲突是必然的, 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道德哲学也发生着变化。同时这种冲突又体现出一定的统一性, 因为道德哲学和实践性的道德反思是同步的, 二者的发展呈现出正相关的关联。具体的说, 道德哲学由理论高度上升为哲学高度都是道德实践反思的结果, 经验的积累转化为思想的精髓。
在社会实践中, 人们的日常行为和习惯转化为约定俗成的事物, 形成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 此时经过道德反思的作用就可以掌握其核心的价值, 及道德哲学的研究对象。实践境遇中的道德反思存在于人们日常的生活行为方式当中, 在逐步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道德标准, 反映出道德某一方面的特性。因此可以说道德反思来源于实践境遇, 而且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道德哲学由此可以通过理性思考的方式将其提升为哲学思考。道德实践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 原有的道德标准在动态的变迁中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 新型的实践境遇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稳定的状态。因此, 道德反思过程的实践理性会排除其他各项干扰因素, 找出道德实践当中的稳定因素, 为道德价值标准提供统一的固定的参考。道德反思会在社会行为中选择符合主流价值标准的模式, 重新构建新型的道德理论, 从而指导道德实践的发展。因此, 杜威阐释道德的实践境遇并不仅仅是实践行为的判断标准, 而且是道德价值的体现, 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3]现代哲学将这一理论概括为道德哲学的实践性反思, 对于促进现代道德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道德实践的情境化
道德哲学需从实践中体现出来, 而社会个体的行为则是道德实践的主体。在道德实践中, 主体的行为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 影响实践行为的因素非常之多。对于此, 杜威做出了他自己的阐释。他认为实践境遇需要从社会生活出发, 详细地区分道德实践的价值标准, 即道德实践的好与坏之分。一般情况下, 社会主体的道德价值标准都是和主体意识相关联的。实践境遇的不同产生新的道德标准。杜威不主张将道德的讨论局限于哲人们的话题当中, 而是广泛地进行社会评判。道德实践的不独立性成就了其现实意义。社会主体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根据已有的道德标准对社会活动进行评判, 从而避免了道德反思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 能够给出相对稳定的评判结果。在杜威的道德哲学中, 实践性的道德评价是解决社会道德问题的相对途径, 并不具有很强的必然性。因此, 社会主体在道德框架内进行实践活动时往往存在一些矛盾的地方, 这是现代道德哲学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即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来统一规范社会主体的道德实践行为。具体来说, 由于道德标准不具有统一性导致道德实践的不确定性。这是传统以及现代道德哲学都面临的一个哲学话题。社会实践主体在实践中并不能够确定其活动是符合绝对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的, 往往某一实践活动当时看着是符合道德理念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证明当时的实践活动又是违背道德理念的。[4]关于如何寻求统一的绝对的道德标准, 哲人们的说法各执其词。虽然杜威对这一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但是他对于社会个体即人的实践性活动做出了明确的阐释, 这对于现代道德哲学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在某一道德实践活动中, 社会个体并不仅仅具有其独有的理性, 而且生活中在某一时空范围当中, 具有一定的情感。这里的情感所指并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因素, 而是概括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因素, 它与理性是相对的。[5]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个体都会在这两类思维方式中做出相应的道德评价行为。因此康德的纯粹理性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完全摒弃情感因素来进行道德评价, 因为如果只存在纯粹的理性, 人们的行为完全依靠理性来运作, 那么就没有道德方面的问题了。在纯粹理性中行为个体不会做出任何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 道德的存在没有其实际意义。从动物的世界观来说, 它们完全不存在道德和理性的问题, 因为它们唯一的行为标准就是本能行为。因此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道德现状是处于绝对理性世界和动物世界二者之间的一个范围。社会个体能够根据道德标准做出相应的道德评价, 但是同时又脱离不开一定的情感因素。[6]因此道德之所以能够在人类社会中显示出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社会个体处于这一尴尬的境地。杜威在其道德哲学中将情感因素作为个体道德评判的独立因素来看待, 以此客观地看待道德评价的合理性。
三、道德哲学的现实思考
西方的道德哲学发展到当今阶段, 已经逐渐显示出与传统哲学的特点。杜威在这一点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继康德的哲学以来, 道德哲学一直处于绝对道德的控制下, 道德一直处于概念和理想中, 任何道德实践都要经过绝对道德价值标准来进行评判。杜威的道德哲学则通过现实社会来对道德标准进行考察, 具有现实意义。评判道德行为的标准不再是等级的形式, 而是针对具体的实践境遇进行不同标准的道德判断。杜威在此做出的阐释是道德的理性力量不能干扰相对道德价值标准, 社会个体的道德行为需要根据行为的社会属性来评判, 理性力量只能够作为评判结果的实施。由此可以看出, 相对于传统的道德哲学中的道德理性, 杜威在这里所要阐释的是具体的历史的道德实践。杜威对此做了充分的说明, 他认为理性力量的实施需要以道德冲突为前提, 道德力量的发挥要体现在社会实践的矛盾当中。在道德反思的过程当中, 随着冲突和矛盾的化解, 新型的道德标准会在理性思维中逐步形成, 成为道德实践的新的规范。杜威认为道德理性并不是和道德实践相对立的, 真正存在对立的是道德实践所产生的冲突和原有的道德标准二者。
杜威的道德哲学为现代实践哲学提供了良好的样本。但是许多西方大哲仍然在思考道德反思和道德实践二者的关系。一般认为道德的权威来自于理性的力量, 但是在杜威否定了绝对理性和绝对道德之后, 这一权威仍然存在吗?道德权威是否能够在社会实践的任何方面起作用?社会个体在触碰了道德底线之后才会收到道德标准的评判, 平时是不会显现的。道德的权威性到底从哪里体现出来呢?很多西方哲学家将道德的权威归结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完美理念, 或者归结于主观唯心主义的绝对理性。杜威的看法截然相反, 他将道德放置在动态的变化过程当中, 经验是道德标准的基础, 有了足够的实践经验, 就会产生相应的道德权威。但是很多哲学家质疑这样会降低或者消损道德的权威性。针对这一点, 杜威做出了其独特的阐释。他认为道德的权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通过在社会实践中得来的。这样就根本上否定了传统道德哲学中所认为的纯粹道德权威, 即超验性的道德观念。自人类社会存在以来, 一直是固定的道德标准, 人们对其已经产生了依赖性, 缺乏实践道德活动的经验, 认为道德标准不需要变化, 只需要遵守。而杜威则认为道德标准来源于生活中的经验, 生活环境发生变化, 道德标准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不能固守旧的道德标准。这给现代道德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道德观念需要在实际生活中不断改变, 道德标准需要根据具体的历史的实践行为做出评判。人们往往以为稳定的社会生活是固定的道德准则造就的。虽然这一观念具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根本站不住脚。对于永恒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共同目标, 但是其之所以如此广泛地被接受, 就是因为其不具有现实性, 是人们理想的诉求。人们的实践活动完全是依靠经验而运作的, 并不是固定的明确的道德准则。在道德活动和道德价值不断变更的社会实践中, 人们的社会活动才具有其真正的意义, 人们通过经验来理解和辨析实践境遇的种种关于道德的行为, 这一过程中人们并不是按照某一固定的道德体系来做出道德评判, 而是经验的结果。由此杜威坚决主张道德的标准和价值一直存在于生活当中, 并不存在于形而上的理念世界。人们的实践活动完全按照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进行是没有前途的, 制约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生活是道德的起源地,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活动决定了道德规范, 这正是道德标准的价值所在。离开社会生活来谈道德标准和规范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人们在实际生活对道德行为进行评判时不是考虑哪种道德更具有权威性, 而是运用理性的思考来选择道德评价的尺度。当然, 这种理性的思考存在程度的高低之分。人们一旦运用理性来思考道德行为, 说明传统的道德体系的根基开始动摇, 新的道德标准有了产生的契机。人们会根据生活经验来进一步推翻原有的道德标准, 建立符合当前实践活动的道德体系, 从而维持社会生活的稳定。之后又推翻这一道德体系, 社会生活在螺旋中发展。因此, 道德反思需要在社会实践境遇中加以思考, 不能够完全依靠纯粹理性来加工。现代哲学的实践是以生活和经验为尺度的, 社会中约定俗成的规范是现代哲学思考的主要对象。
在杜威的道德哲学中, 道德的价值存在其对社会生活的现实反映。道德的作用体现在实践的冲突和矛盾当中, 人们在解决现实矛盾的过程中主要依赖根据经验形成的道德标准, 而不是按照固有的陈旧的道德理念来评判事物。因此, 现代哲学的道德反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它解决了以往纯粹道德的弊病, 为现代社会生活实践指明了新的出路。西方的道德哲学并不是要将传统道德固化为社会生活的统一标准, 而是要将其作为探究社会生活实践的重要方法, 以此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道德行为。社会生活永远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当中, 道德标准不可能处于停滞的状态, 道德哲学也不可能是纯粹的理性的。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永远都是通过经验的积累来制定相对稳定的道德体系, 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 道德标准并不是道德行为的根本准绳, 而只是参照物而已, 道德权威是传统道德的产物, 放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是不成立的。虽然如此,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也要避免出现道德混乱的现象。杜威因此而提出道德反思, 这对于产生于经验的道德理念来说无疑是重要的补充。人类社会在经验中形成道德, 在反思中改变和完善道德, 这才是道德发展的真正方向。
四、总结
本文首先对西方道德哲学反思进行了探讨, 然后说明了道德实践的情境化, 最后对道德哲学进行了现实思考。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吸收了杜威的实践观点, 改变了传统的绝对道德观念, 提出道德是社会生活实践发展的产物, 道德权威是传统道德观念的产物, 现代哲学中的道德是人们经验的积累所形成的相对的道德规范。杜威对于道德建设性的理念构建为现代实践哲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成慧, 邓昊明.向实践哲学迈进——简析杜威的经验哲学[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 (01) :67-69.
[2]万言明.杜威教育哲学的现实审视——从社会生活、道德、职业三个视角看杜威教育哲学及其现实意义[D].河南大学, 2011.
[3]高来源.论反思性道德的实践向度——对杜威道德哲学的实践性解读[J].道德与文明, 2012 (02) :63-68.
[4]吴建良.从实践哲学的视角看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转换及其意义[J].青海社会科学, 2009 (06) :124-127.
[5]高来源.实践境遇与杜威的道德哲学理论——从现代实践哲学的视角看[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2 (02) :89-92.
[6]姚明淑, 陈立影.论西方哲学的生活世界理论与马克思的实践的生活世界[J].湖湘论坛, 2009, (04) :48-50.
传统道德哲学 篇2
关键词：道德感情;哲学
一、道德情感的内涵
在康德之前，沙夫茨贝利、哈奇逊等使用过道德情感概念，他们把道德情感看作为判断道德的来源和标准，他们认为道德情感是天生的，它让我们拥有了分辨善恶的能力，而康德却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他认为道德情感不是道德判断的标准而是道德的动机。
那么，康德是怎样界定道德情感的内涵的呢?首先，康德把情感分为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感，前者是内感官接受外界刺激的“病理学的情感”后者是纯主观、不提供认识的，它的根据和对象都是理性的，换句话说，“尽管敬重是一种情感，它也毕竟不是通过影响而接受的情感，而是通过一个理性概念而自己造就的情感” 即敬重不能归为那种偏好或私欲的完全以外在的质料为对象的.“病理学上的情感”。
敬重遵循道德律，因而它会否定偏好、感性冲动，对道德律的敬重是通过智性根据起作用的情感，其实质是纯粹实践理性在拒绝了与它相对立的感性冲动后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道德法则取得了尊严。
其次，道德情感有什么作用呢?康德认为要使道德法则能够影响人的实践行动就需要一个强大一点的动机，因为很多时候理性是软弱的，敬重就是这种出于对法则的纯粹敬重而不需要其他欲求的决断，它作为道德法则向外实现的动机，能够让善良的意向“嫁接”到它上面来并予以认同，而感性的冲动则不会给人道德价值，但是敬重的道德情感却会培养人的道德意向，提升人的灵魂，发现人的价值，改善人的品格。
所以，道德情感在康德道德哲学体系中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
二、道德情感与崇高
敬重在《实践理性批判》里被康德看做是来源于纯粹理性的一种对道德律的尊重与服从的情感，崇高在《判断力批判》中被看做是对纯粹理性的理念的表现，二者在来源上、对象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就连让人产生的感觉也非常的相似，我认为崇高是对敬重的道德情感的升华和提高，崇高作为一种审美情感是以敬重的道德情感作为基础的，否则崇高则不可理解。
崇高与敬重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第一，都是先痛苦而后愉悦的情感，敬重是拒绝感性的要求而使人感到痛苦，在遵循了道德律后又瞬间意识到了道德法则的尊严，从而获得了愉悦的感觉，而崇高给人的感觉是“消极的愉快”，自然对象刺激你形成一个表象，但这个表象无法呈现直观到的自然，它以形体的庞大或数量、力量上的巨大给你造成恐惧的表象，而这时只有寻求理性去使感官表象与理念相符合，让理性去把握这种望尘莫及的对象，感性物的刺激引发了崇高这种绝对大的理念，其实质是对理性本身的认识。
第二，崇高与敬重产生的根本在于理性而不是刺激它的外物。
第三，都对道德有引领和奠基作用，前文说过敬重是道德法则实践的动机，康德说美是德性的象征，这里的审美，主要指美和崇高，但是康德更重视崇高，因为崇高比美更具有接近道德和绝对善的倾向，也就是说崇高比任何审美形态都要高一个层次。
因而康德更重视的是崇高对道德的启示作用，“智性的，本身自在的和目的善从感性上[审美上]来评判，必须不被表现为美，而宁可被表现为崇高，以至于它更多的唤起敬重的情感(它蔑视魅力)而不是爱和亲密的眷恋的情感。”
总之，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多处提到崇高具有道德价值，因而由敬重到崇高的升华正好沟通了《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而两大批判要解决的是道德与审美的先天根据问 题，而《纯粹理性批判》考察的是知识的先天根据问题，我认为三大批判的指向是第二批判，对于康德而言，技术理性只是工具，需要实践理性的指导，技术理性可以对大自然形成知识，并为人类所利用，但如何使用要与道德、伦理相结合。
而审美作为德性的象征，我认为也是对自然概念的补充，审美能够通过对自然的感动和惊异来追问世界，通过诉诸道德情感将人指向了实践理性，邓晓芒老师还认为康德的自然目的论的终极导向是道德神学，总之，道德哲学在康德的三大体系中占有核心位置，而道德情感无论是作为敬重也好，作为崇高的基底也还，都对两大批判起到了沟通和中介的作用。
三、道德情感的培养
康德认为审美从根本上说就是对道德理念的感性化的评判能力，而这种能力必须建立在道德情感的较大的感受性上，所以“对于鉴赏的真正入门就是发展道德理念和培养道德情感，因为只有在感性与道德情感达到一致时，真正的鉴赏才能具有某种确定不变的形式。” 因此，道德情感有助于理性存在者道德性的完善，我们也就被赋予一种间接的义务去培养道德情感。
那么，如何培养道德情感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入手，一个是对自己的义务，另一个是对他人的义务。
对自己来说就要珍视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和自由，珍惜自己的身体，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要自杀也不要沉溺于性的享受，因为大自然赋予我们对性的爱是有目的的，就是繁衍后代，它是为了保存物种而规定的，而现在很多人利用性去满足自己低级的欲望，这在康德看来就是对自己理性和人格的侮辱和践踏，康德将这种把自己贬低为动物的行为称之为“性愉快上的自取其辱”。
因此人要时刻保持自己理性的清醒，因为德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很容易沉沦，人的每一次实践都是道德情感、良知和道德律的充分参与下才得出的，所以，我们要通过培养道德情感来滋养道德的心灵，每一次德性的练习都是对道德律的遵循与实施。
参考文献：
[1]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11年.
[2]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康德的道德哲学及德育观 篇3
康德的实践哲学包括“实践理性批判”以及与之相关的“启蒙”“永久和平”等“第四批判”。
一、康德的道德哲学
实践领域虽然像“空气”一样不纯粹(它对鸽子的飞翔构成了阻力)，但是，康德认为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纯粹理性而在道德领域显示出人的严峻的自由意志。
康德借用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展开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而在考虑“实践理性批判”时，康德延续了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包括身心二元论)和自由意志。
笛卡尔不仅认为人有天赋观念，而且进一步认为人有自由意志。
他将世界分为自然世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
自然世界(物质世界)像一部机器，它是有客观规律的，自然受客观规律的制约。
人的身体或肉体是自然的一个部分，因而人的身体也是一部机器。
但是，人的精神(心)却不受自然规律的约束，人拥有自由意志。
康德将笛卡尔的心物关系转换为现象与物自体的关系(或自然与自由、自然与自我的关系)。
现象界(自然)受因果律的支配，而本体界(物自体)是自由的，不受因果律的支配。
如果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讨论的重点是“先天综合判断何以是可能的”，那么，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讨论的重点就是人的纯粹的“自由意志何以是可能”。
自由以及自由意志是康德哲学的“拱顶石”，所有其他概念(上帝的概念和不朽的概念)都依附于自由意志及其道德学之上，甚至宗教也依赖于道德。
在康德那里，善良意志几乎等同于自由意志或自律意志。
康德对自由与道德的关系的解释与卢梭保持了一致。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自由意志虽然并非由康德首次提出，但康德为人的自由意志增加了不同的内涵。
奥古斯丁较早地讨论了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却主要是在消极意义上讨论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被视为人类原罪的祸首。
在康德这里，人可能因自由意志而作恶，人更可能因自由意志而坚守道德义务，成为纯粹的坚毅卓绝的“义人”。
正是凭借自由意志，康德构建了一种纯粹的道德哲学。
在康德那里，道德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获致幸福”。
他甚至认为“幸福道德”是“虚伪道德的典型”。
在他看来，“一切原则或者是经验的，或者是理性的。前者以幸福原则为出发点，以自然的或道德的情感为依据;后者以完善原则为出发点。”知性世界的活动以道德的最高原则为基础，而感觉世界的活动则以幸福原则为依据。
换言之，幸福原则是经验的，而道德原则是理性的。
幸福和道德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使一个人成为幸福的人，和使一个人成为善良的人绝非一回事。”另外，由于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必须依据理性法则行事，所以他不信任道德情感。
在儿童的道德教育中，他明确表示：必须防止儿童变得多愁善感。
“人们一定不要把儿童的心变得太软弱，即总是为他人的命运所感染，而是要使他们坚强，他们心中所应该充满的不是感情，而是关于义务的理念。很多人在现实中变得心肠很硬，正是因为他们此前曾经富于同情心，却常常觉得自己受了欺骗。”
一般认为，要想获得幸福，就必须有德性;有德性的人，必然会得到幸福。
然而，在现实中，在经验世界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幸福依赖于环境和审慎，而非取决于单纯意图和灵魂的纯洁性。
在尘世中，它们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偶然的和有条件的。”幸福和德性“两者之间不存在经验上的因果关系”。
事实上，幸福的人不一定有德性，有德性的人也不一定过得幸福。
换言之，在经验世界(感性世界)，德性是幸福的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反之亦然。
尽管如此，理性却要求二者有必然关联，即“要求幸福与配享幸福是成比例的”，“根据德性分配幸福”。
理性是可以提出这种要求的，因为理性原本就不受经验的制约，并且能为经验世界提供“范导性理念”，去影响人们的行为。
“理性当然有一个不可拒绝的感性方面的义务，要照顾到(这一)利益，并给自己制定着眼于此生的幸福，并且尽可能也着眼于来生的幸福的准则。”因此，“德福一致”尽管在感性世界中难以实现，但必须坚持“德福一致”的理念。
康德通过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实现了理智中的“德福一致”。
尽管康德赞同“德福一致”是一种美好的状态，但在道德教育中，康德主要关注的是“配享幸福”。
他认为“善良意志甚至是值不值得幸福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康德的意思是：不管事实上我能否获得幸福，但我务必使自己对得起(配得上)我可能会得到的幸福。
作为“道德人”，我所关心的不是“我究竟幸不幸福”，而是“我是否有资格享受幸福”。
而要获得这个资格，就必须拥有“道德之善”，使自己的行为服从道德律，服从“绝对命令”。
柏拉图认为，“有一种善，我们乐意要它，只是要它本身，而不是要它的后果。”康德是把柏拉图的这个观念推到极致的人。
二、康德的德育观
康德的德育观念直接源自他本人的道德哲学。
康德集中讨论教育的著作是《论教育学》。
根据自然与自由的二律背反的思路，康德将教育分为自然教育和道德教育。
“自然性的教育是关于人和动物共同方面的教育，即养育。实践性的教育或道德性的教育则是指那种把人塑造成生活中的自由行动者的教育。”康德强调必须把自然和自由区分开。
在康德看来，当一个少年到了性觉醒的时候，就进入接受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的关键期。
与卢梭一样，康德也认为性的成熟是一个重要事件(卢梭视之为人的“第二次出生”)。
性发育的成熟表面上是自然教育的问题，实际上，它提示了道德教育的关键期的到来。
在道德教育或实践性教育方面，康德主要提示了三点：技能、世故和道德性。
这里的技能指的是精深的技能(区别于通过自然性教育已获得的肤浅技能)。
“世故”这个词在这里并没有贬义，它指一个人在待人接物、处理人际关系上的成熟。
“世故指的是那种把我们的技能施之于人的艺术”;“世故意味着人不能轻易动怒，但也不能太无动于衷。因此人一方面是不要过于激烈，另一方面仍要积极……世故的养成是为了培养性情。”康德所谓的“世故”接近洛克的“绅士教育”中的“礼貌”。
但是，三者之间，康德真正关心的是人的道德性。
他认为人类的存在始于道德行为，绝不是知性使人与动物有区别，“只有道德才使人成为人。失去道德，人将变成动物。”
康德在《论教育学》中讨论了儿童道德塑造的要点。
康德把“义务”视为道德教育的重点，包括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
对他人的义务则是指要懂得敬畏和尊重他人的权利。
康德强调道德“义务”已经接近宗教。
反之，康德的宗教哲学也是一种道德哲学。
“康德的宗教哲学是直接和他的伦理学相衔接的。”在他看来，宗教就是我们心中的法官所颁布的法则。
康德所谓的“上帝”，就是良心，即人们自己“内心的法则”。
康德的“上帝”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自由意志”。
在道德领域讨论的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康德已经接近马基雅维利在政治哲学中讨论道德与政治的关系。
“宗教就其内容及对象来说，并不在任何一个方面有异于道德，二者的区别仅仅是形式上的。”也因此，康德反对宗教仪式中的敬拜，他认为虔敬而屈膝和跪拜是“违反人类尊严”的。
这样看来，康德的“神”离传统的神学很远，离斯宾诺莎主义的“自然”很近。
康德曾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中写道，“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悬置所有知识，这里“知识”仅仅是指有关经验的知识。
而这里的“信仰”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是与自由意志相关的纯粹理性和道德实践。
康德始终不变的追求是斯多葛主义式的纯粹的理性和纯然的善良意志。
康德直接讨论“启蒙教育”的著作是《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其实康德的整个批判哲学几乎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康德开篇就提出：启蒙就是人从“受监护状态”走出。
他认为，人之所以不愿意走出受监护状态甚至喜欢受监护状态，主要因为人的懒惰和怯懦，不愿意承担自由的责任。
由于受监护状态的确给人带来某种不操心的舒适，人因此而宁愿做一个幸福的奴隶。
问题还在于，那些监护人也从他的监护人那里获得操纵的欢乐和权欲的满足。
康德的呼喊是：在可以公开运用理性的地方，就应该敢于理性地思考，“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
不过，康德的“启蒙”很快就受到他的朋友哈曼(J. Hamann，1730～1788)的反驳。
哈曼认为，在康德那里，这么多人没有成为“成年人”，这么多人需要“他人”引导，这本身就说明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安然无恙之中，原本不需要启蒙。
而且，康德一边指控“监护人”导致了人的未成年状态，而康德本人却不知不觉地担任了大多数人的“监护人”。
这说明康德的启蒙哲学是一个悖论。
哈曼出身卑微、籍籍无名，虽然一度得到邻居兼朋友康德的支持(他与康德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他却“尽其余生与康德争论”。
在伯林(I. Berlin，1909～)看来，“有一个人给了启蒙运动最沉重的打击，启动了浪漫主义进程，启动了整个反叛启蒙理念。”这个人正是哈曼。
康德使笛卡尔以来的先验哲学几乎达到顶峰，不过，这个哲学的顶峰后来受到两股相反力量的冲击。
比较奇妙的是，冲击康德哲学的这两股力量在康德哲学内部就可以找到各自的源头。
或者说，康德哲学本身就可以派生出这两个哲学的方向。
在冲击康德哲学的两股力量中，一方以哈曼、赫尔德(J. Herder，1744～1803)、费希特、谢林等人为代表，他们以浪漫主义的方式重点发挥康德哲学中的自由意志。
康德哲学所隐含的主体主义已经孕育了浪漫主义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