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移民

网络移民（通用9篇）

网络移民 篇1

1 引言

人口向城镇集中是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特征, 劳动力的转移也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驱动力。然而由于体制机制问题, 我国过去空间的城市化并没能相应的产生人口的城市化。近年来新型城镇化理念的提出, 使得大量新移民可以在“户籍制度”破除的背景下实现迁移活动, 此时移民的流动也不再局限于从农村到城市, 并且移民的主体也不再局限于打工型移民。由于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逐渐增大, 城际间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教育型移民、投资型移民和创业型移民也占据很大比重。这部分新移民关注的不仅仅是城市中的生存权和居住权, 而是希望获得更好社会支持、职业地位以及资源配置。社会网络是成员间互动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 是为城市新移民提供可“工具性利用”的社会资源的渠道。因此城市新移民的自适应发展, 归根结底是受到其自身社会网络和融入行为交互影响的, 理清这一耦合演化机制对加强新移民在城市经济生活中的参与程度, 提升该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和社会适应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针对研究对象的概念内涵, 如王桂新等指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适应是其与城市社会和原居民双向互动和接收的问题, 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的融合。二是从宏观劳动力流动迁移的角度, 探索了新移民城市融入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任远的研究表明, 新移民的能力发展和社会参与才是城市发展真正的驱动力。三是基于新移民个体的微观视角, 探索其社会适应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如方大春等由公共品服务入手, 分析了医疗、教育、文化、交通设施等要素的供给对移民社会适应带来的正负效应。苏昕则聚焦于城市移民的公民权, 认为社会保障的缺失以及移民身份导致的社会排斥才是阻碍该群体城市融入的关键。但近年来随着社会变迁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二元体制引发的制度性困扰已逐渐减弱, 学者们开始关注于移民如何更好的在城市拓展生存空间, 续构社会资本, 重塑主体身份, 避免行为失范等新问题。上述研究领域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要找出移民社会适应过程中生活结构和决策的转变机制, 而Lin提出的结构行为理论则明确了社会网络是个人行为和群体交互的载体和基础。目前对移民社会网络的描述大都采用静态网络分析方法, 如孙秀林采用“拜年网”、“讨论网”等多种网络形式探讨了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合及公共事务参与。在国外, Lee也论证了宗教关系网络在韩国城市移民多样化文化融合中的积极作用。这些研究局限于实证数据, 只能测量现有的网络规模及特征, 却忽略了移民社会网络会伴随时空序列发生动态变化, 如环境的改变, 职业的流动等。然而Litwin指出城市移民的社会适应正是一个嵌入在其自身社会网络上的复杂动力学系统, 二者交互影响互为因果, 移民的适应行为会影响网络拓扑结构, 新的网络关系又反过来影响移民下一步的行为选择。Carley据此尝试将实证数据 (empirical data) 和计算机模拟 (computer simulation) 结合起来, 构建出动态网络分析 (dynamic network analysis) 框架, 但尚缺乏具体的技术路线。这一跨领域的理论方法是研究新移民自适应发展的核心所在, 是未来城市社会融合主攻的重点且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根据上述国内外研究评述可知, 以往关于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社会适应的协同研究都是沿袭社会学中的质化研究或实证研究方法。其实质上是利用静态的截面数据验证社会网络与社会适应之间的简单因果关系。但新移民在城市中的网络重构和融入显然是一个动态的非线性过程, 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量化衡量新移民社会适应程度?如何描述新移民社会网络断裂重构的微观机理?如何计算新移民在网络结构演化中适应能力的变化?这就必须在外界政策环境的影响下, 基于新移民的个人特质, 对其社会网络的建边机制进行精确描述, 尝试从系统论的视角理清移民社会适应和社会网络交互演进的具体路径。本文尝试突破单一方法的局限, 跨领域的将实证、动态网络分析和计算机仿真结合起来, 从“定性→定量”、“个体→群体”、“静态→动态”三方面开展了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框架研究, 并解决了跨领域方法集成应用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

2 研究框架

以往的对城市移民迁移和立足的研究, 要么从输入地角度, 对农村劳动力的来源、迁移目的、就业方式、行业职业、收入进行分析;要么从输出地的角度, 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原因、外出人员特征以及外出后对家庭和家乡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但这些大都关注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其动因在于“生存压力”和“经济驱动”。而在中国经济转型期中, 城市移民群体的组成有了很大变化, 由于驱动个体进城的动因发生变化, 随之而来的是新群体在城市社会适应结构的改变, 期望需求也相应的发生变化。此时新移民群体不再简单的关注于生存权、居住权等基本权益的保障, 而是在城乡二元体制破冰后, 关注其是否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好的职业发展等问题。而这些就不是经济政策等有形资本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需要更多的考虑附着在社会网络上的无形资本———社会资本。所以新移民在城市社会网络的重构是驱动其社会适应的关键, 社会适应程度又会反馈影响自身的社会网络演化。量化这一协同演化机制, 实现可视化的过程预测, 可以为制定城市新移民扶持政策提供最低成本下的决策支持。

从城市新移民个体决策和群体互动两个层面, 探讨如何用实证数据、动态网络分析以及计算机仿真来开拓新移民流动迁移研究的新领域, 以实现对新移民社会适应情况的精确预测和过程管理。本课题预计分三部分开展研究, 具体内容安排及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3 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结构及程度的测量

城市移民社会适应的内涵和外延极为丰富, 这使得该研究对象的边界十分模糊, 很难给出统一的量化标准。所以这部分研究分成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通过经典文献和理论的梳理, 找出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具体构成因素和影响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概念模型, 然后进行数据采集和假设检验。第二步是对原始数据集进行分析和挖掘, 由于社会学变量的模糊性, 在样本数据处理上, 可借鉴实证研究中常用的因子分析方法, 将测量条目视为显变量y, 各影响因素视为隐变量x, 再将量表得到的一系列离散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最后利用GEP (Gene Expression Programming) 拟合出移民社会适应程度与各因素间的非线性数学模型, 以此得出可测变量到移民社会适应现状的测量关系, 如图2所示。

4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的演化与重构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的演化与重构社会网络是新移民获得城市认同和社会信任的途径, 是其利用社会资本的载体, 所以探索其动力学过程就显得至关重要。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会使城市新移民的网络发生自组织演化, 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离散的阶段:原生网络的维护和新网络的选择。此处尝试研究时机条件变化下, 新移民社会网络的自适应调整机制, 包括内部关系节点的增减, 社会关系的重连, 结构洞等核心位置的易主, 空间联系和资源的变动、行动目的计划的修正等, 并将其应用到移民社会行为的活动态势监控, 移民社会资本运用的绩效评估上。

这部分研究可采用动态网络分析将过去的静态方法与人工智能联系起来。第一步先将新移民主体、原居民客体、政府、城市资源等定义为网络中的节点, 加权连接表示各种程度的交互联系;第二步将各主体的个性特征、认知能力、信息、事件等组成的概念化元网络嵌入其中;第三步根据差序格局构建移民的初始网络, 并设计其社会网络的断裂建边机制;第四步, 预测新移民未知或未来可能产生的链路, 运用ORA来探索这一多模社会网络的演化过程, 如图3所示。

5 实证驱动的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行为与社会网络的协同演化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协同演化形成了一个自适应系统, 个体适应程度带来不同的行为决策, 会影响到网络拓扑结构的分布。而网络连接的增减及强弱变化又会对移民拥有的社会资本产生影响, 从而又影响到移民下一步的适应行为, 如图4所示。这一动态演化的反馈回路必然自下而上形成一系列涌现性现象, 需要在整体层面实现上述新移民个体, 社会群体和政府政策调控的协同演化, 构建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协同体系的虚拟实验平台。

新移民的社会适应面向组织行为、决策科学、社会网络等多领域, 以及在个体群体等不同层次, 因此需要采用多领域建模方法。如用MATLAB开发移民社会适应程度的计算模型, 用ORA实现新移民群体社会网络动态分析, 最后采用AnyLogic来描述两者协同演化的涌现性过程进行集成研究。选择某一城市的调查访谈数据挖掘作为系统的输入, 调节系统参数来观察移民社会适应演进的微观机理, 开展过程化控制和优化决策, 如图5所示。

6 结论

新移民的社会适应的量化研究之所以困难重重, 主要是因为该领域存在行为主体人的异质性、关系网络的动态性、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行为规范的模糊性等一系列传统理论和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环境下, 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和城市融入是新移民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研究这一社会行为的过程机制和社会网络的扩展是保障新移民获得公平社会支持、良好职业地位以及公用品供给的关键。在社会网络环境下, 城市移民的异质性、交互性是影响社会行为及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 所以应该从群体和动态的角度对水库移民社会网络进行演化研究。从过程预测的角度, 对城市移民社会网络和社会适应进行阶段管理和精确管控, 而仿真模拟平台可以在节约管理成本的同时实现上述目标。

因此在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研究中, 必须实现宏观和微观相结合,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思路, 这就需要将社会网络分析、系统科学、计算科学等跨领域的理论方法集成起来进行研究。本文的框架研究将链路预测、社会计算、社会网络分析、社会心理学相互集成, 设计移民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入的协同实验平台, 实现了移民个体和群体, 社会网络和行为规范的有机结合。这一方法创新不仅能对融合机制进行微观、定量、动态化的研究, 为移民城市融入过程提供基于过程的精确决策, 而且也为数据、人文和计算机的平行发展做出了理论贡献。

摘要：在解决生存危机后, 城市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已成为城市新移民关注的焦点, 而实现该群体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理清其适应行为在自身社会网络上的交互协同机制。为此尝试通过跨领域方法的集成, 构建实证数据来驱动的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和社会网络交互发展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 从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结构及程度的测量,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的演化与重构, 实证驱动的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行为与社会网络的协同演化等三个方面设计了具体的内容框架, 并解决了其中涉及的技术难点和问题。

关键词：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社会网络,交互协同机制

参考文献

[1]王桂新, 武俊奎.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J].社会学研究, 2011, 26 (2) :28-46.

[2]任远.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研究[J].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4) :134-139.

[3]方大春, 杨义武.城市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J].财经科学, 2013, 57 (8) :75-84.

[4]苏昕.“城市新移民”公民权的缺失及回归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 2012, 28 (5) :46-50.

[5]Kim H H.Transnational ethnic networks and the creation of immigrant social capital:A multilevel analysis[J].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13, 50 (3) :349-358.

[6]Dai T, Liu X, Xie B.The impact of immigrants on host country crime[J].Economics Letters, 2013, 119 (2) :157-161.

[7]Lin N.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19-20.

[8]孙秀林.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J].社会, 2010, 30 (1) :46-68.

[9]Lee S K.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in ethnic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networks on Korean immigrant's 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14, (43) :289-303.

[10]马德峰, 李风啸.近十年来我国城市新移民问题研究述评[J].学术界, 2011, 26 (11) :220-227.

[11]Litwin H.The social networks of elderly immigrants:An analytic typology[J].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995, 2 (9) :155-174.

[12]张文宏, 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 2008, 23 (5) :117-245.

网络移民 篇2

多米尼加移民的价格是多少多米尼加移民移民政策有哪些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移民国外的不在少数，但移民去哪个国家都需要符合一定条件。那么，多米尼加移民的价格是多少？多米尼加移民不止一种移民渠道，移民渠道的不同才是真正决定多米尼加移民移民的政策的因素，所以多米尼加移民移民的政策有点复杂。现在就去关注下多米尼加移民移民的政策有哪些以及价格问题。

多米尼加移民移民的政策有哪些

多米尼加移民移民的政策之投资移民。多米尼加移民投资移民是近年来较受国人青睐的移民方式，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上百万的资金用于投资。通过投资多米尼加移民然后获得多米尼加移民的签证，有专业的基金管理人员为投资人管理基金，多米尼加移民的投资移民对于投资者的经商背景的审核特别严格，而他们的投资时间是在5年左右，而且他们的投资风险较低。

侨置移民投资

多米尼加移民移民的政策之技术移民。说到多米尼加移民移民的政策有哪些，技术移民是通过在对申请人的各种能力进行评分的，而这些能力包括语言能力，除了英语以外的第二种语言、工作经验、教育的程度以及在多米尼加移民的适应能力，并在多米尼加移民24种移民类型中达到六十多分以上的成绩就可以拿到多米尼加移民技术移民的签证。

如果申请人拥有多米尼加移民籍或者申请人的父母亲、兄弟姐妹或者是配偶有一方是属于多米尼加移民户籍的话，就可以申请亲属移民；家族生意需要雇佣国外的亲人，就是申请人的亲属在多米尼加移民的家族生意需要申请人去帮忙，那么申请人可以无条件的选择雇佣移民。

这就是多米尼加移民移民的政策的介绍，对于多米尼加移民移民的政策有哪些，由于不同移民渠道的移民条件不同，所以在这里没有很详细介绍多米尼加移民的条件。下面去看下多米尼加移民的价格价格问题。

多米尼加移民的价格是多少？

多米尼加移民魁省投资移民价格。魁省移民局要求主申请人和配偶名下160

侨置移民投资

万加元以上净资产，魁省投资移民有两种投资方式：全额投资80万加币（约为500万元人民币）投向多米尼加移民政府指定的基金，5年后无息返还；贷款投资22万加币（约为140万元人民币）直接支付给多米尼加移民政府指定的基金，无返还。

多米尼加移民省提名项目移民价格。关于多米尼加移民移民的政策有哪些，萨省投资移民要求申请人拥有30万加币以上的家庭净资产，愿意支付萨省政府7.5万加元的创业保证金。曼省投资移民要求申请人个人净资产至少加币35万元，投资至少15万加元至曼尼托巴省做生意。PEI省投资移民要求申请人合法资产达到40万加币以上，需缴纳10万加元的投资保证金（移民后若追加15万加元投资，则政府返还10万保证金）。

多米尼加移民的价格。多米尼加移民技术移民有多米尼加移民联邦独立技术移民和萨省提名技术移民两种类别，其中多米尼加移民联邦独立技术移民价格有政府价格（交移民局）主申请人C$550，副申请人550加币每人或150加币每人（如申请人小于22岁），登陆费每人490加币，22岁以下小孩免交；翻译费及公证费视申请材料多少而定；体检费约1450元/人。萨省提名技术移民的申请价格基本相同。

网络移民 篇3

关键词：关东都督府,关东州,爱川村,移民

在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权益后,如何经营中国东北便成为日本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 1906年,日本设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和关东都督府时,日本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就特别强调“: 若将很多日本人移民到中国东北地区,那东北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日本的强大势力范围”。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在其就职演说中进一步陈述:“ 满蒙经营的要点是实现满蒙移民集中主义。”[1]104至1910年,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在议会上正式抛出20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人的计划。

一、关东州移民方针的确立

为了贯彻经营满洲移民政策,在开始向关东州移民之前,日本关东都督府通过调查研究,制定了详细的《 关东州移民实行案》,从中可以了解日本政府向关东州移民方针的确立过程。

在《 关东州移民实行案》 中,日本关东都督府就移民的土地、资格、贷款、经费、保护等方面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阐述。 如日本关东都督府关于移民土地的解释:移民土地以适合水田为主,而根据土木技师的调查,在金州管内适合水田的官有荒地, 约有1176町步( 1町步约为9910平方米)。 其中,综合大魏家屯土地情况,如果全部供给移民使用,能开垦出800町步之多的水田,是一处完全可以成为模范村的地方。 唯有可惜的是,其中大部分土地已经商定了出租许可,剩余的可用之地仅有100多町步[2]10。 而且,如果使用这里的土地,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疏通河道,修建水利设施等问题,不然无法避免洪涝灾害,必将陷入经济困难之中。

二、爱川村移民的进行

爱川村,位于日据时期金州民政支署管内大魏家屯会( 今金州大魏家屯) 西部海岸的魏家屯河下流,南距金州4里20町( 1町约为109米),东距二十里堡2里15町[2]315。 爱川村所在地,是金州大魏家屯的一块官有荒地,原称为盐场,仅有1户农家在北部耕作,而南部地势平坦, 土地湿润, 杂草丛生, 成为附近村落放牧的地方。 1908年时, 担任金州大魏家屯警察所巡查的日本人桥本市藏在此地南侧开垦了一块两亩左右的土地来种植水稻,收获颇丰。 1910年时,几名中国人想要租下荒芜地而未能获得审批。 1911年时,当地人中传说此地适合开垦水田,由此掀起了大面积开荒。当时,租地开垦的主要有6人, 即大魏家屯会长王士经和日本人林伸原正雄、真田幸久、安永乙吉、福西真一、大久保五成,他们获得了275町步田地的开垦权。 同年,日本农商务省技师恩田铁弥来关东州视察果树情况,受金州署长远藤所托,顺便对大魏家屯一带土地进行鉴定调查,结果得出这里非常适合种植水稻的结论。

随着适合水田的消息风传,日本关东都督府都督福岛安正等官吏来此巡视,认为这里是适合国内移民前来移住的最佳地方,因此关东都督府立即勒令停止耕种,除王士经和真田幸久两家部分土地外,收回其他所有土地,决定以这里为移民第一候选地,实施“ 日本移民模范村计划”[3]。

1.爱川村移民计划案。 在确定金州大魏家屯为第一移民地后 , 日本关东都督府先后三次制定了金州大魏家屯移民方案, 并编制 《 关东州移民便览》 来介绍移民地的人文气候与土地环境等,以确保移民的顺利实施。在1914年初,日本关东都督府制定出了第一次移民计划案。 在此计划案中,日本关东都督府首先确定用三周时间来详细考察金州大魏家屯移民地的居住地选定、水利、道路以及与之相关的资金费用;其次对移民地的出租费用列出明细;最后对移民迁来时间、迁来途径、农具来源、贷款事项等列出相关规定。 1914年5月1日,日本关东都督府制定了第二次移民计划。 本次计划主要阐述了第一期移民方案。方案主要包含四点,一是依据地质和水利, 先划定70町步水田和10町步旱田,另加6町步的菜园及住宅用地 ( 合计86町步) 用于移民土地分配;二是涉及水利、道路、房屋以及公共设施等诸多方面,关东都督府需经费26650日元;三是日本关东都督府预算了从1915年3月至1925年4月每个年度中每户移民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总结出十年中每户移民将盈利1139.5日元; 四是移民在水田、旱田和菜园等方面的收入情况,如按关东都督府预计,在第一年度,移民水田收入5280日元,旱田收入480日元,菜园等收入120日元,合计5580日元[2]28。 1915年1月10日,日本关东都督府制定出了第三次移民计划案。 此计划案的第一点是列出了供给移民使用的土地总面积,其中水田面积73町步5反步( 1反步约为991平方米) ,旱田面积10町步5反步,菜园及住宅面积5町步5反步,合计89町步5反步;第二点列出了第一年度土地可使用面积,其中水田42町步, 旱田10町步5反步, 菜园及住宅面积5町步5反步,合计58町步;第三点列出了第一年度的移民人数,共21户,合计61人[2]31;第四点列出了每户移民的土地使用面积,此点与之前的第二次计划相同;第五点列出了每户住宅和厩舍的大小;第六点列出了每户移民在前几个年度的收支情况预算; 第七点列出了日本关东都督府所需支出的费用;第八点列出了移民的收入分配情况,如同第二次计划,此次同样是预算了前三个年度移民收入分配情况。

2.爱川村的第一期移民。 关东都督府招募的第一期移民,原定为21户 ( 1914年12月10日前取得移住申请资格), 即山口县20户,新泻县1户,出发前又补入1户。 22户移民中,有3户因病未能获准出行,故实际来到大连的日本移民为19户。其中新泻县的小野塚定平夫妻已于1915年3月18日提前来到大连,另有1户则因妻子分娩而延期出发, 而其余17户移民则于1915年3月22日下午从山口县岩国新港出发,23日午后从门司出发,25日下午5点抵达大连。抵达大连后在大连商业学校受到日本关东都督府所派官员的接待,翌日在大连接受物资的调配,而后于3月27日上午9点半搭乘汽车前往二十里堡车站,到站后在木下道一技师带领下前往移民地,最终第一期移民于当日下午1点抵达金州大魏家屯。 第一期移民的移住所定在老虎山会的小盐厂,但日本关东都督府并未使用原名,而是准备对这具有特殊意义的第一块移民地进行更名,并准备了福岛村、中村、福中村、山口村等名字。后来,因为第一期移民除了1户来自新泻县外 ,其余18户均来自山口县 ,而且18户移民中大多来自山口县玖珂郡的爱宕村和川下村,故日本关东都督府取两个村字头, 于1915年4月10日将金州大魏家屯移民地命名为爱川村,并且,将命名日定为爱川村的纪念日。

3.爱川村的第二期移民。 当已经卸任归乡于日本东京府北丰岛郡高田村的原关东都督福岛安正得知1915年3月第一期爱川村移民失败的消息后,即于同年12月14日向关东都督府庶务课长黑崎拍发电报,意欲再次向爱川村移住10户比较忠厚的农民。经黑崎向现任关东都督中村觉汇报,日本关东都督府对爱川村的土地、水利等情况再次进行详细调查, 认为如果加大政府扶植和资金支持,搞好土地肥料的养护,修好水利设施避免旱涝,做好防虫,大面积开发水田,那么只要移民肯于吃苦,必将一改第一期移民之颓势,重新获得成功。 因此决定采纳福岛安正的意见,从日本国内长野县招募来10户移民, 加上当时普兰店守备队中的福冈县和新泻县的3户移民,最形成了第二期的13户移民,进入到爱川村。 而且,为了保证第二期移民的成功, 特委托由福岛安正推荐, 日本关东都督府提供旅费,长野县更级郡寻常高等小学校校长今井野重、训导员松岛笃、同富田贵三人为派遣员,来到爱川村进行实地考察。

三、爱川村移民失败的原因

爱川村移民,尽管是在日本关东都督府不断的调查、研究和大力的资助下进行的,甚至有着移民模范村的称号,但是爱川村移民并未达到日本政府早期的通过移民手段来经营满洲的效果。综观其前期计划及移民的实施,可总结其失败原因如下:( 1) 从关东都督府来说,对移民过于乐观,并且在移民过程中缺少深层次的辅助,大范围的调查研究后却并未对移民地的不利因素做出及时的休整。而移民携带的资金有限,因而在面临困难之时,马上难以为继。 ( 2) 随着 《 朴茨茅斯和约》 签订后日俄关系的和解,使日本主要基于针对俄国而向东北农业移民的政策,就显得时过境迁。 由此在经营满蒙的政策中,日本政府更侧重于通过铁路来扩大日本商业权利,以此解决战后经济困难,即便提倡移民政策的后藤新平,最终也是更注重于铁路的修建和扩张,而非注重于移民。

香港优才移民 全家移民入境须知 篇4

今天温莎姑娘（Windsor Consultancy温莎咨询）跟大家分享的是香港优才移民 全家移民入境须知。

有些香港优才移民申请人家庭情况较为复杂，对家人一起移民香港疑虑较多，可以先看看以下内容。

香港优才移民计划的申请人，可按香港现行受养人政策，申请携同其配偶及18岁以下未婚及受养的子女来香港，而根据香港优才移民计划获核淮人士或正在申请核淮的香港优才移民申请人，将成为其随同来港的配偶小孩的保证人。

成功获得香港优才移民计划批准的配偶、小孩的逗留期限一般会与其保证人的逗留期限挂鈎。

香港优才移民计划的申请人宜将其随行家庭成员的受养人签证 / 进入许可申请与其本人的申请一併递交。

延期逗留申请

获香港优才移民计划核淮人士及其受养人根据香港法例取得永久性居民身份前，其居港期受逗留期限的限制。如他们有意继续在香港居留，必须在逗留期限届满前四个星期内提出延期逗留申请。如有其它疑问，请联系Windsor Consultancy温莎咨询办理香港优才移民

网络移民 篇5

岩滩水电站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岩滩镇, 是红水河梯级开发的第5座电站。它是一座以发电为主, 兼有航运、养殖、旅游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该工程于1985年动工兴建, 1992年下闸蓄水, 1995年4台机组全部并网发电, 1996年通过竣工验收。在移民安置的过程中, 尽管原国家电力部和能源部先后两次对岩滩水库移民进行了追加投资, 但由于物价上涨, 投资出现较大缺口, 水库移民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随着城乡统筹的不断推进, 2009年再次对岩滩移民实施了《红水河岩滩水电站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处理规划》。

笔者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B县移民安置区的水库移民采用访谈、抽样问卷等方法进行实地调查, 并结合当地移民管理部门的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本次调查样本的抽取, 是按照10% 的比例从总体的样本户中进行的抽取, 调查问卷于2012年7月26日至8月6日共发放225份, 回收率为100% , 有效问卷211份, 有效率为93. 78% 。根据对安置区移民遗留问题处理前后跟踪调查数据, 对移民生计资本状况进行对比分析, 客观评价遗留问题处理对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 为该地区移民管理部门下一阶段的遗留问题处理提供科学的参考。

1 移民生计研究文献回顾

生计即谋生的手段和方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 Chambers等[4]认为生计“包括能力、资产以及一种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活动”。斯威夫特将生计资本划分为3类, 即投资的生计资本、储存的生计资本和有权要求的生计资本[5]。斯库恩斯借用经济学的术语, 将生计资本划分为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5]。20世纪90年代之后, 英国国际发展部基于斯库恩斯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 图1) , 该框架将生计资本划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5种类型[5,6]。

查阅有关文献资料, 目前国内关于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研究并不多。史俊宏等[7]从生态移民生计资本、生计转型过程等方面分析转型背景下生态移民的生计脆弱性, 并提出改善少数民族人口可持续生计途径的政策建议; 杨云彦等[8]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 认为外力冲击导致了移民生计脆弱性的形成, 通过前期化解移民风险和后期生计能力改造来解决移民生计脆弱性问题; 严登才[5]通过跟踪调查数据, 对水库移民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搬迁后水库移民的物质资本有了很大的提高, 而其他4项资本都受到了搬迁的负面影响; 傅春等[9]在对鄱阳湖退田还湖移民生计状况调查的基础上, 应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移民的生计资产的状况及其特点进行分析; 王沛沛等[10]通过对温州水库移民调查数据, 建立了移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 测算出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现状, 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生计资本对其创业的影响; 张华山等[11]通过对四川省阿坝州几个水电站的典型个案分析, 发现水库移民可持续性生计能力短缺, 是潜在的贫困社会群体, 并指出解决水库移民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战略层面分层逐步提升移民的可持续性生计能力。总的来说, 现有移民生计资本主要从它的脆弱性、影响因素、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从生计资本的5个方面分别比较岩滩水电站水库遗留问题处理前后的不同情况。

2 移民生计资本的对比分析

2. 1 自然资本的对比

自然资本 ( N) , 即移民生计的资源及其相关服务, 对移民而言, 最为重要的自然资本是耕地, 是他们生存的保障。一般来说, 反映耕地情况的指标包括人均耕地面积 ( N1) 和耕地质量 ( N2) , 前者通过数量形式表现移民占地规模, 后者考虑不同地形、灌溉条件、气候等因素的影响, 划分为非常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非常差5个等级, 分别赋值5, 4, 3, 2, 1, 通过移民自我评价方式得出。在实际调查中发现, 除了耕地外移民还拥有其他自然资本, 主要包括移民个体承包的水域和林场, 记为人均水域面积 ( N3) 和人均山林面积 ( N4) 。

通过对遗留问题处理前后移民自然资本对比发现: 遗留问题处理前后移民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变化不大, 主要是因为安置区耕地资源总量少, 耕地质量不高, 移民拥有的土地较为分散, 在短期内增加人均耕地拥有量, 提高耕地质量不现实。另外, 人均承包的集体水域面积和山林面积分别增加了0. 01 hm2和0. 02 hm2, 主要是由于遗留问题处理之后, 安置区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经济有所发展, 大部分移民不依靠种地为生, 规模养殖、外出务工、个体经商等成为移民新的谋生方式。

2. 2 物质资本的对比

物质资本 ( P) 是移民维持基本生计的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 包括住房情况 ( P1) 、家庭资产 ( P2) 和基础设施情况 ( P3) 。住房情况要考虑人均住房面积、建设年限和结构, 人均住房面积划分为5个等级, 分别为40 m2以上、大于30 m2小于等于40 m2、大于20 m2小于等于30 m2、大于10 m2小于等于20 m2和10 m2及以下, 分别赋值5, 4, 3, 2, 1; 住房建设年限分为5个时间段, 分别为5 a及以下、大于5 a小于等于10 a、大于10 a小于等于20 a、大于20 a小于等于30 a和30 a以上, 分别赋值1, 0. 8, 0. 6, 0. 4和0. 2; 住房结构分为砖混结构、砖木/瓦结构、土木结构、简易房和其他5类, 分别赋值5, 4, 3, 2, 1。假设遗留问题处理后移民的房屋为砖混结构, 住房建设年限为2 a, 人均住房面积25 m2。那么, 该住房指标赋值结果为4, 即1× ( 5 + 3) /2[12]。家庭资产主要是包括拖拉机、粉碎机、农用车、电风扇、冰箱、电视、手机等15种资产, 关于移民家庭资产的测算, 是按照被调查者所拥有自有物质资产的数量占15种自有物质资产的比值确定。基础设施情况包括交通便捷程度、用电条件、学生上学条件等11项, 基础设施情况测量采用里克特5级量表, 将移民对基础设施的变化情况划分为变得更好、比较好、没有变化、比较差和变得更差, 分别赋值5, 4, 3, 2, 1。

通过对遗留问题处理前后移民物质资本对比发现: 遗留问题处理后, 移民住房情况、家庭资产、基础设施情况都有所改善。遗留问题处理前, 移民住房中还有不少是砖木/瓦结构, 人均住房面积约为23. 2 m2。遗留问题处理后, 大部分移民住房都是砖混结构, 人均住房面积上升到29. 7 m2, 住房情况得分值上涨了0. 78。家庭资产方面, 遗留问题处理后移民自有资产普遍多于处理前, 在实际调查中发现, 遗留问题处理使得移民生活条件有所提高, 摩托车、冰箱、洗衣机等物品覆盖率有了明显的改善, 家庭资产得分值上升了0. 26。从基础设施情况满意度得分看, 遗留问题处理后得分值上涨了0. 83, 移民对于基础设施情况满意度明显高于遗留问题处理前, 人畜饮水、村屯道路、生活码头等项目的实施, 使得移民出行更加方便, 贸易往来更加顺畅, 为移民创收提供了条件和保证。

2. 3 金融资本的对比

金融资本 ( F) 是移民在消费和生产过程中为了取得生计目标所需要积累和流动的金融资源, 主要包括家庭收入 ( F1) 和融资渠道 ( F2) 两部分。家庭收入包括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和转移支付。农业收入主要指移民种地和养殖所获得的收入。非农业收入主要包括外出务工、企事业单位工作、个体经商 等形式获得的收入。转移支付主要包括征收耕地生活补助和每人每年600元的移民后期扶持补贴金。金融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融资渠道, 其受社会资本的影响较大。在这里同样采用里克特5级量表, 将移民对融资渠道的满意度划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比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 分别赋值5, 4, 3, 2, 1。

通过对遗留问题处理前后移民金融资本对比发现: 遗留问题处理后移民的收入与处理前相比有了较大的增加; 处理前收入为0. 98万元, 处理后收入为1. 35万元, 增加了0. 37万元。主要是由于遗留问题处理后, 移民生计方式有所改善, 从事大规模养殖、外出务工、经商的移民人数大大增加, 安置区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除此之外, 处遗规划实施后, 移民获得了征收耕地生活补助金, 缓解了移民生活压力, 但是补偿标准依然较低。从融资渠道的情况看, 遗留问题处理后移民对融资管道的评价高于处理前, 融资管道得分上升了0. 36。遗留问题处理后, 一方面, 移民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移民手中或多或少拥有一些资金, 融资难度减小; 另一方面, 由于不少移民生计方式的转变, 对于融资的需求和热情有所增加, 融资可能性大大提高。

2. 4 社会资本的对比

社会资本 ( S) 表示移民在追求生计目标的过程中所利用的社会资源, 主要包括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两大方面。在这里, 社会关系网络选择情感支持 ( S1) 、资金支持 ( S2) 和互助支持网规模 ( S3) 作为测量指标, 反映移民在面对可能的风险时获得他人支持的强弱和所能获得社会资源的多少。信任是人际交往的产物, 在社会科学中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 它基于理性决策和感情寄托, 从本质上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于移民来说, 与本村村民 ( S4) 和外村村民 ( S5) 两大群体的交往情况是重要测量指标。将移民交往频率划分为5个层次, 即非常多、比较多、一般、比较少和非常少, 分别赋值5, 4, 3, 2, 1。

通过对遗留问题处理前后移民社会资本对比发现: 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看, 遗留问题处理后, 移民的情感支持网规模、资金支持网规模、互助支持网规模均有增加, 得分值分别增加了0. 65、0. 81、0. 41, 这说明移民相处越来越融洽, 外部支持和帮助对于移民生活的影响在逐渐增强; 从信任的角度看, 遗留问题处理后, 移民与本村村民交往变化不大, 而与外村村民交往有所增加, 其主要是因为遗留问题处理后移民与外村村民交往的纽带增强, 一些移民因为谋生方式的转变, 走出本地区, 开始适应新的环境。

2. 5 人力资本的对比

人力资本 ( H) 代表着移民拥有的文化程度、劳动能力、健康状况、知识储备等, 它们能够促使移民追求不同的生计手段并获得相应的生计目标。在此选取移民的劳动能力 ( H1) 、心理状况 ( H2) 和社会适应 ( H3) 。移民劳动能力根据年龄和健康状况划为7类, 分别是15岁以下没有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15岁以下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15 ~17岁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18 ~ 60岁的成年人、61 ~ 80岁的老年人、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者, 分别赋值, 0. 3, 0. 6, 1, 0. 5, 0, 0[12]。心理状况分为非常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非常差, 分别赋值5, 4, 3, 2, 1。社会适应采用里克特5级量表, 划分为非常适应、比较适应、一般、比较不适应和非常不适应, 分别赋值5, 4, 3, 2, 1。

注: 表中数据来源于调查问卷整理。

通过对遗留问题处理前后水库移民人力资本对比发现: 遗留问题处理后, 移民的劳动能力、心理状况和社会适应的得分分别增加了0. 23, 0. 61和0. 66。主要是因为遗留问题的处理, 提高了移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 促使移民更加努力的工作, 同时, 移民的社会适应能力进一步增强。

水库移民生计资本对比详见表1。

3 移民生计资本综合评价

为了比较水库遗留问题处理前后移民生计资本整体水平的变化情况, 在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的基础上, 对水库遗留问题处理前后移民生计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指标的权重即指标体系中各层级指标相对于评价目标的重要性程度。一般而言, 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模糊聚类分析法、熵值法等[13]。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 本文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层次分析法, 权重值见表2。

由于在实际调查时获取的数据具有不同量纲、数量级和变化幅度, 因此需要对测量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极差标准化法公式得到水库移民生计资本最终的评价结果, 如表2所示。

根据评价结果, 总体来看移民5种类型的生计资本都有不同程度提高, 移民生计资本测量总值由遗留问题处理前的2. 079上升到遗留问题处理后的2. 739, 增长了0. 660, 遗留问题处理对水库移民生计资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体而言:

a. 自然资本提高幅度最小。遗留问题处理前移民自然资本的得分值为0. 273, 遗留问题处理后的得分值为0. 321, 上升了0. 048。自然资本得分值提高不多的原因在于安置区土地资源匮乏, 移民拥有的土地分散, 发展高效农业困难重重。因此, 当地政府应继续鼓励移民增加对集体水域、林场等其他自然资本的投入力度, 发展规模养殖、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 转变移民传统的生计方式。

b. 物质资本提高最为明显。遗留问题处理前移民物质资本的得分值为0. 526, 遗留问题处理后的得分值为0. 745, 上升了0. 219。据了解, 物质资本提高最为明显是由于当地政府实施了人畜饮水、交通道路、生活码头、居住环境改造等基础设施项目, 促使了地区经济长久发展。另外, 物质资本提升的原因还在于移民自身物质投资欲望增加, 投资力度加大。

c. 金融资本提高幅度不大。遗留问题处理前移民金融资本的得分值为0. 311, 遗留问题处理后的得分值为0. 374, 上升了0. 063。在调查中发现, 遗留问题处理后移民多了征收耕地生活补助金这一收入, 外出务工者的比例也有所上升, 整体来讲遗留问题处理后移民家庭收入上涨明显。但是, 移民之间贫富差距较大, 使得标准化后的家庭收入得分值不高, 影响了金融资本的得分值。另外, 移民手中余留资金日益增多, 融资热情大, 加上政府政策支持, 融资渠道提高潜力较大。

d. 社会资本提高幅度居中。遗留问题处理前移民社会资本的得分值为0. 390, 遗留问题处理后的得分值为0. 533, 上升了0. 143。通过比较遗留问题处理前后发现, 除了“与本村村民交往”1项得分基本无变化外, 其他4项指标得分值均有一定增长。其原因在于遗留问题处理后, 移民社会关系网络更为紧密, 有利于规避生计风险。同时, 对移民培训的社区组织出现, 提高了移民与外村村民的交往, 促进了社会整合。

e. 人力资本提高幅度较大。遗留问题处理前移民人力资本的得分值为0. 579, 遗留问题处理后的得分值为0. 766, 上升了0. 187。部分移民技术培训机构的出现, 提高了移民工作能力, 移民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满足感有所提高, 不少移民由非劳动力转变为劳动力, 社会适应能力增强, 充分发挥了人力资本的优势。

4结论与探讨

网络移民 篇6

在我国,因各种原因产生的移民现象及移民者的心理社会适应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三峡移民群体的移民行为具有政策强制性和政府介入力度大、移民规模大( 即村落/家庭整体搬迁) 和原住地不可回迁等特殊性。Hernandez等曾总结移民可能给个体带来的三方面变化: 社会网络、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文化,这些变化都会给个体的心理适应带来多方面的挑战,而个体所处的生命阶段也会影响其适应情况[1]。我国研究者大多以成人移民为对象探讨移民的心理适应状况[2,3,4,5,6],研究发现,移民比当地居民报告更多的心理症状,更高的应激水平和更低的社会支持; 个人因素( 包括年龄、教育水平、经济状况等人口学变量以及人格特点) 、社会支持以及应激水平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 移民的形式( 后靠与外迁) 以及移居地的社会文化经济状况也会影响其心理适应状况,后靠移民和移居地经济状况较好的移民适应也更好。

目前国内外有关儿童青少年移民适应的理论主要采用压力应对理论和社会文化学习理论的框架,两者分别强调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适应[7],前者多以包括抑郁、孤独感在内的心理症状或诸如自尊、认同感这类人格特点为评价指标[7,8],后者的评价则更为多样,可包括人际关系、适应环境、语言等不同维度。在影响适应的社会-心理因素方面,简华[9]回顾了国外相关的研究,认为大致可分为3个维度: ( 1) 个体因素,如年龄小、语言和应对能力强、自尊高的儿童青少年和男性似乎能更好地适应移民生活; ( 2) 家庭支持因素,如父母的抚养方式及其自身对移民的适应状况; ( 3) 社会因素,如移民前后的文化差异程度,新住地对移民的态度和社会支持程度等。

本研究主要以压力应对模型为理论框架,将移民经历视为一个潜在的压力来源,考察三峡后靠移民儿童对移民的体验和心理适应的状况。旨在对儿童移民体验和心理适应主题进行更多维而动态的讨论,并以儿童抑郁症状作为其适应的衡量指标,通过比较高低抑郁症状儿童青少年和其监护人的叙述,以期梳理出在移民适应过程中的个人、家庭和社会层面的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2010年5月—2011年期间,在重庆市三峡移民集中的万州和忠县三峡后靠移民最为集中的5所中小学( 中学3所,小学2所) 以方便取样的方式选取21对移民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主要监护人为访谈对象。儿童青少年的年龄11 ~ 17岁,平均年龄( 13.81±1.91) 岁,女生12人,男生9人; 移民年限3 ~ 14 a,平均移民年限( 8.38±3.26) a。监护人年龄37 ~ 71岁,平均年龄( 43.16±8.60) 岁。

1.2方法 ( 1) 访谈提纲: 访谈为半结构访谈,分青少年和监护人两个版本,均由基本信息和适应访谈两部分组成。青少年访谈内容包括移民在家庭和个人带来的变化,移民以后发生的重要的个人生活事件、目前的困扰、应对的情况和资源以及自我评价。家长访谈内容包括移民在家庭、个人和孩子层面造成的变化,移民以后发生的重要的家庭生活事件、困扰和应对及家庭资源,孩子目前的困扰和对孩子的评价。( 2) 儿童抑郁采用儿童抑郁量表( CDI) ,用于评价7 ~17岁的儿童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共27题,0 ~ 2三点计分。该量表由李旭修订中文版,信效度良好[10]。本研究参考Kovacs[11]的分级系统,将0 ~ 11分为无抑郁症状,12~18分为中等抑郁症状,19分及以上为严重抑郁症状。

由事先经过培训的6名心理咨询师作为访谈员。访谈员先向被访青少年和监护人说明访谈目的,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每对儿童青少年和监护人由同样2位访谈员访谈,一位主访,一位做书面记录。在访谈结束后,受访儿童青少年填写了儿童抑郁量表( CDI) 。

1.3统计分析采用类属分析对访谈文本进行3轮分析[12]。首先,研究者根据访谈提纲的问题,找出每个被访者文本中的关键词句并予以归类。以移民对家庭有何变化为例,先找出个体文本中描述移民影响的词句并进行归类,如“用当时发的补偿款买了现在的房子( Z4) ”归为经济影响; 然后反复阅读每个分类下的材料,看是否可进一步归类,如发现可按被访者态度和时间线索将影响分为“积极”“消极”和“影响随时间改变”三类。其次,以抑郁症状作为适应指标,在整个访谈文本( 包括人口学因素) 中按照压力应对理论的框架寻找潜在的风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的叙述,并进行归类,及比较高低抑郁儿童的结果。最后在上述两轮分析的基础上,以访谈对( 儿童-监护人)为单位,比较儿童青少年和监护人的分析结果,考察之前两轮分析中是否有遗漏或无法解释的现象,并进行相应的补充修订。

2 结果

2.1儿童及其监护人的移民体验有11名儿童并未明显知觉到家庭和自己因移民发生显著的变化,其中有7名表示因移民时年龄小而没有明显知觉到移民对家庭和自己的影响; 有4名和6名儿童分别报告对移民整体持负面和正面态度。在提及的具体家庭变化上,主要涉及到生活环境、人际关系( 与亲邻、同学及老师) 、经济条件和家庭氛围( 如父母关系) 4个方面,其中报告频次最多的积极变化是生活环境( 5名) 和经济条件改善( 4名) ,最多的消极变化是人际关系网络受损( 3名) 。少数受访儿童( 4名) 知觉到因移民给自己个人造成的影响,包括丧失原有同伴关系和他人歧视,身体健康改善以及因伴随移民的其他生活事件,如父母外出打工或父母健康受损而导致自己情绪变差。

受访监护人报告了移民给家庭带来的影响有生活和居住环境变化、亲邻关系变化、就业机会及经济条件变化以及家庭氛围和家人关系变化。其中报告积极变化最多的是生活和居住环境的改善( 7名) ; 报告消极变化最多的是因移民而丧失了原有的就业机会或补偿款不到位,导致经济条件下降( 10名) ,也有5名监护人报告因补偿款改善了经济和居住条件。6名监护人报告其明显知觉到孩子因移民而发生的变化,报告比例最高( 4 /6) 的是孩子因为移民导致和亲邻同伴接触变少,其次是学业环境改善( 3 /6) 、学习更为认真( 1 /6) 和因补偿款不到位使孩子情绪受影响( 1 /6) 。

2.2高低抑郁症状移民儿童的图景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未发现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19)=0.63,P> 0.05) ,男生得分为( 12. 70±9. 80) 分,女生得分为( 10.36±6.98) 分。

选取3名鉴别为重度抑郁和1名处在临界值边缘的儿童( CDI= 18) ,入选者均为女性; 同时选择来自同地区、年龄相近、性别相同但未报告有明显抑郁症状的4名青少年,将两组文本分析结果进行比对。从人口学变量来看,除家庭结构( 包括留守的情况) 外,两组并无差别,高分组非核心家庭情况更多。在移民影响方面,高分组报告更多负性态度,更少正性态度。在低分组中,一位受访者报告了自己在移民后重建人际关系的适应过程。

保护性因素方面,高分组相比低分组报告了更多家庭重大生活事件和个人生活事件; 在个人困扰上,高分组大部分青少年报告了学业方面的困扰( 3 /4) ,仅1人知觉到自己有积极的资源; 而在低分组中,绝大多数( 3 /4) 都提及自己的学业成绩出众及社会支持较好。

就监护人而言,高分组报告了更多的消极生活事件; 报告了移民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消极影响,更少的积极影响。在家庭资源方面,高低分组的监护人大都提到家人关系较好,但从访谈中得到其他与家庭关系相关的信息中,高分组都提到了更多负面的家庭关系相关的信息。

3 讨论

本研究着重从儿童和监护人双重的视角下考察三峡后靠移民儿童对移民经历的体验和心理适应的情况,其中的主要发现之一是两个视角的异同。首先就差异性而言,呈现出儿童的“无感”对比监护人的“消极感受”,这可能和多数受访儿童在移民时年龄较小,并未很清楚体验到任何变化,或移民时间较长对当时的记忆已比较模糊,也可能是因为受访者处于青春期早期至中晚期,移民作为其中的一项应激影响可能被“淹没”在其他青春期本身的应激和适应要求之中。正如有一位受访儿童明确表达,自己出现的变化和移民无太大关系,而是成长带来的。监护人更为消极的移民图景一方面是因为作为成年人,对移民的体验有更清晰的认知,且就移民可能给家庭带来的负性应激而言,监护人也是最直接的承受者和应对者。儿童和监护人对于移民经历的知觉差异也可能具有一种积极意义,即监护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起到了一种保护伞或缓冲垫的重要作用,以缓冲移民带来的应激对儿童造成的直接影响,这本身也是监护人能正常行使其自身功能的一种表现。

在监护人报告的更为消极的移民图景中,最为突出的是经济方面的消极影响。近一半的监护人报告因移民导致就业机会丧失或因补偿款不到位导致家庭经济状况恶化,考虑到三峡移民乃是政府主导的非自愿移民行为,报告有消极影响的监护人普遍体验到了更深的被剥夺感和失控感。而就相似性而言,儿童和监护人更一致的体验是生活环境的改善和人际网络暂时受损,这也是伴随移民最常见的变化之一[1]。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并非是唯一使得受访儿童青少年的家庭人际网络和自身人际网络受损的影响因素,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留守问题。本次受访者中有42.9%的儿童“缺失”至少父母一方,在访谈中也发现,尽管并非所有的留守都是因为移民造成的,但有受访儿童报告父母因移民而丧失原有的工作机会( 如失去耕地) 或因开支增加而外出打工,从而造成家庭气氛变差,亲子关系冷淡。这种移民和由其产生的留守问题可能是本研究样本中具有的一种较特殊的情况。

本研究也以抑郁症状为切入点,发现家庭结构不完整、负性应激( 包括移民和其他生活事件) 以及女性是高抑郁症状 的高风险 因素,和前人研 究结果类似[8,12,13,14,15,16,17,18,19]。其中就移民而言,最突出的消极影响表现在家庭的总体经济水平降低,这意味着家庭容易面临更多的应激源,同时又常常缺乏足够的资源; 另一方面,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而导致其遭到同伴的歧视和疏远。在保护因素上,本研究发现,除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之外,学业成就也是非常重要的保护性因素。学业成绩出众在儿童群体中往往意味着能得到来自老师和同辈更多尊重、喜爱和褒奖,在同伴中有更高的地位和声望,因而,这些儿童青少年会有更高的自尊,也能体验到更多的成就感和自豪等积极的情绪。从这一点来看,为儿童创造能让他们体验到自我价值感和积极情绪的机会也会降低出现严重抑郁症状的风险。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作为针对三峡工程后靠移民儿童移民体验和心理适应的质性研究,因其特殊性和样本量有限,加之受访群体的移民年限普遍较长,并不能很好反映移民体验的早期心理适应过程; 但另一方面,作为非自愿的移民群体,本研究对于移民体验和心理适应也有其独特的贡献。

摘要：目的 从儿童和监护人的视角考察三峡库区后靠移民儿童的移民体验和心理适应情况。方法 在重庆市后靠移民最为集中的万州和忠县5所中小学采用方便取样对21对移民儿童及其监护人,分别进行半结构个体访谈,儿童在访谈后填写《儿童抑郁量表》。结果 52.4%的儿童并未知觉移民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明显影响,而47.6%的监护人报告消极影响。对比有严重抑郁和无抑郁症状的儿童和监护人的访谈发现,更消极的移民体验、经济条件欠佳、家庭内应激源多、高学业压力的青少年表现出更严重的抑郁症状,而社会支持和学业成就则是消除抑郁重要的保护因素。结论 后靠移民经历对儿童造成的影响和其心理适应是其面临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动态作用的结果。

网络移民 篇7

办事方便住得舒心

“原来居住在山里, 办一个农医报销手续要走10多公里山路, 如今搬进新区, 有便民服务中心, 走几步路就能搞定。”说起搬进新区的益处, 住户郭建芹有着说不出的喜悦。

灾难突袭后, 德胜镇没有单纯求快, 而是聘请浙江大学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专家实地调研后, 按照“起点高、功能全、便服务、可拓展”的建设理念, 对新区进行规划设计。在建好安置房的同时, 规划建设了镇政府综合办公大楼、中小学、卫生院、派出所、法庭、社区居委会、商业街等行政及公益服务项目, 大部分项目已于去年竣工并交付使用。并且整合资金2000余万元, 做好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完成了与小城镇配套的路网、供水、供电、排水、路灯、绿化、景观造型等建设项目。在做好基层设施的同时, 新镇区还不断完善服务功能, 设立了居委会、便民服务中心、自来水公司、环卫所、计生等公益服务站所, 抽调镇里一批业务骨干负责新区的日常管理工作, 大大方便了居民办事。

门口就业过得安心

走进新镇区村民创业园——江永根的服装加工厂, 只见20多名工人正忙碌地赶订单。作为最早一批入住的地质灾害移民, 江永根说:“原来住在德胜镇茅店村最偏远的百家畲村小组, 全家人一年的收入就一万多元。现在搬到新区, 自己办了个服装加工厂, 不仅收入翻了几番, 还带动几十个妇女就业。”

为让农民“迁得来、稳得住、富得起”, 该镇在新区规划建设之初, 就为商业、金融、餐饮等产业的发展预留了用地。新区的小餐馆在短短时间里从无到有, 常年经营的有六、七家。同时, 针对移民搬迁新区后, 大批40岁至60岁留守人员赋闲时间多这一实际, 全镇在大力加强招商引资的同时, 利用德胜集团的原厂房建立村民创业园, 鼓励村民发展家庭作坊式的小规模生产加工, 吸引在外务工能人回乡创办企业, 破解新区居民劳动就业难题, 促进其增收致富。镇里还出台了系列扶持政策, 对新创办的企业, 给予资金扶持。目前, 全镇已引进鞋服、农副产品、竹木加工等乡镇小微企业12家, 带动创业、就业2000多人。

健身娱乐活得开心

每当华灯初上, 随着新区广场的音乐响起, 饶碧秀和姐妹们便开始翩翩起舞。这支100多人的队伍中, 大多数是刚变身社区居民的农民。饶碧秀说:“以前搞活动没场所, 谈不上精神生活。现在住在新区, 有广场、有路灯、有音响设备, 晚上姐妹们一起健身, 相互交流, 心情舒畅多了!”

网络移民 篇8

《移民条例》的实施, 对于以往开展的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工作而言,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工程设计周期难以控制。这主要是因为《移民条例》的实施要求有多项控制性节点,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实物指标调查工作开始前, 工程占地和淹没区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发布通告, 禁止在工程占地和淹没区新增建设项目和迁入人口, 并对实物调查工作作出安排, 即发布“停建令”;②由项目法人编制移民安置规划大纲, 按照审批权限报省人民政府或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审批 (即审批移民安置规划大纲) ;③项目法人根据经批准的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编制移民安置规划, 按照审批权限经省人民政府或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审核后, 报项目审批或核准部门, 与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目申请报告一并审批或核准, 即移民安置规划先审核后核准。

这些工作程序的完成, 存在着设计单位无法控制的诸多外部因素, 并且都对可行性设计报告的最终完成进度造成影响。毋庸置疑, 今后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更需要设计单位加强与项目法人的沟通和交流, 以争取制定合理的设计周期。

《移民条例》实施后, 除上述设计周期难以控制外,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在可行性规划设计中还遇到了其他一些问题。笔者结合DL/T 5064—2007《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2]等系列规程规范的有关规定, 总结探讨了几个工程可行性规划设计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归纳提出了体会、认识及建议, 以期抛砖引玉, 为更好地实现移民安置目标, 使征地移民设计工作者们对《移民条例》及其根据条例制定的系列水电工程规划设计规范实施效果和现实操作层面做进一步思考, 并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相应的规程规范以及相关实施细则提供参考。

1 征地移民规划设计与主体枢纽其他设计深度不匹配问题

《移民条例》第七条明确规定:“实物调查工作开始前, 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发布通告, 禁止在工程占地和淹没区新增建设项目和迁入人口, 并对实物调查工作作出安排”。 2007年7月4日, 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发布了水电规科[2007]0036号文《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施工总布置规划专题报告编制暂行规定》, 其中规定:“大中型水电工程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应开展施工总布置规划专题研究, 编制施工总布置规划专题报告……审查通过的施工总布置规划专题报告是工程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发布禁止在工程占地和淹没区新增建设项目和迁入人口通告、开展实物指标调查和移民安置规划设计等的主要依据。”

从设计流程上而言, 开展施工总布置规划设计的施工规划专业是上续专业, 征地移民专业是根据确定的施工总布置规划开展工作的下续专业, 施工用地范围的调整必然导致下续的征地移民专业被动地相应调整该项目的建设征地处理范围。而建设征地处理范围的确定是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工作的基础, 建设征地处理范围的调整势必导致实物指标、移民安置规划、补偿费用概算等规划设计成果的调整, 因此, 施工用地范围的调整应慎重对待, 不能轻易变化。《移民条例》明确了建设征地处理范围的重要地位。《移民条例》颁布前, 在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中施工规划专业经常调整施工总布置方案。这种调整主要受限于现有相关设计规范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设计深度, 即施工布置的上续如地质、水工等专业的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深度, 以及施工规划专业自身的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深度;《移民条例》实施后, 根据DL/T 5064—2007《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之后为移民安置实施阶段, 移民安置实施阶段直接涉及移民搬迁、移民安置、费用兑付等具体实施工作, 如果范围调整造成移民身份重新认定、征占用土地重新划定等问题, 则将会给地方政府的工作造成很大难度, 使项目业主在履行合同时必须履行重大设计变更的程序。另外, 目前水利水电工程主体枢纽设计在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之后为招标设计阶段和施工详图阶段, 往往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之后, 绝大多数专业在招标设计阶段会进行相应的设计优化, 从而导致用地范围存在不同程度的增减。由此可见, 可行性研究阶段征地移民专业规划设计和主体枢纽各相关专业规划设计深度不匹配, 《移民条例》实施后, 可行性研究阶段征地移民专业规划设计的深度得到了增加。

综上所述, 《移民条例》和DL/T 5064—2007《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的出台, 降低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用地范围发生调整的可能性, 减少了重复工作量, 降低了设计成本, 缩短了设计周期。但是, 这无疑对施工专业及其相关上续设计专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并且使整个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主体枢纽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提前。因此, 《移民条例》实施后, 建议水利水电工程主体枢纽设计尤其是施工规划应在可行性规划设计中统筹考虑, 高度重视范围的确定, 必要时适当加深与用地范围相关的设计深度, 同时建议征地移民单位主动参与施工用地范围的确定, 各部门之间多沟通, 共同赴现场踏勘, 努力实现施工用地范围一次性确定。

2 林地分解到户操作问题

《移民条例》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搬迁费以及移民个人房屋和附属建筑物、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青苗、农副业设施等个人财产补偿费, 由移民区县级人民政府直接全额兑付给移民。”该条例明确了搬迁费以及移民个人财产补偿费的兑付方式。由于个人财产补偿费包括了青苗、零星树木和林木等地面附着物, 要分清个人财产补偿费, 实物指标外业调查时也就必须查清影响范围内的土地附着物, 因此必须使得耕地、园地、林地分解到户。关于土地分解到户工作的职责分工, 在DL/T 5377—2007《水电工程建设征地实物指标调查规范》[3]中有明确规定:“地方政府根据移民安置工作的需要将承包耕地、园地、林地等指标分解到户”。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道路用地范围难以确定、林种的确认存在分歧等原因, 使土地尤其是林地分解到户操作比较困难[4,5]。

a. 道路用地范围难以确定。新建施工场内道路受地形地质条件的制约比较大, 不确定性因素很多, 一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侧重于方案的比较, 线形和走向基本得到确定。根据走向, 现场调查可以基本明确涉及的行政村, 而道路两侧涉及的具体范围要明确到户, 现场必须埋设界桩, 但是水电工程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对于界桩的埋设却没有相应强制性规定。DL/T 5376—2007《水电工程建设征地处理范围界定规范》[6]规定:“根据实物指标调查需要, 提出临时界桩布置技术要求, 必要时可进行永久界桩布置设计。” 实际上公路用地征地数量 (通常大部分是林地) 往往较多, 由于道路界定范围比较困难, 加之相应规范没有明确规定, 使得土地分解到户现场操作实现难度仍然比较大。

b. 林种确认存在分歧。建设征地实物指标调查工作采用的是1∶2 000土地利用现状地形图, 而林地承包发放林权证时, 林种的确定是依据1∶10 000比例尺地形图并以主要林种 (即优势树种) 作为该区域的林地种类, 数量和种类的确定相对比较粗放。因此, 这两种方式认定的林种不同, 精度也不同, 前者准确度高更符合实际, 而后者的林权证具备法律效力, 受法律保护。通常在林地分解到户工作中, 一般采用将前者的调查成果逐级向下分解的方式, 在落实到承包人的过程中, 由于林种的差异导致各类土地面积无法落实到户, 并且承包人之间易产生纠纷, 尤其是对于经济价值较大的林种会存在更多的争议。

c. 与当地长期的习惯做法冲突。据调查, 在浙江某县, 当地林地主要是毛竹林, 林权证发放时采取的习惯做法是:将地面上的毛竹实际株数登记在册, 并作为保底基数进行发包, 承包户全部保底基数之和占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保底基数的比例, 即为该农户的承包份额;承包户不单独砍伐毛竹, 而是由集体统一选定专业队伍砍伐并统一出售, 以利于降低成本又避免相互压价;承包期间承包户每年的收益根据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商品毛竹的纯收益按承包份额进行分配, 承包期间承包份额根据人口的自然增长在小范围内得到调整, 承包期结束后增长出来的毛竹株数归个人所有。这是一种林权承包到户但仍带有集体属性的承包方式。工程建设占用该区域林地, 如果单纯地将地面附着物暂归为集体经济组织或承包户一方, 都显得不尽合理, 并且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户都担心将来对方不认账而不同意这种简单归并。若采取逐块清点增长量的方式调查地面附着物, 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户均易于接受, 但这样操作的工作量较大, 耗费的时间也比较长, 很难满足项目进度计划的要求。

综上所述, 林地分解到户中存在的问题可能最终导致出现以下情况, 即地方政府为争取项目尽快通过审查、核准, 而采取权宜之计暂时将林地分解到户, 项目实施时再实地逐块核对分解。如此操作显然不符合群众的意愿, 使群众的个人财产难以得到保障, 并且还会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复耗费。

笔者建议在《移民条例》实施细则制定中应明确土地分解工作要结合各地实际, 原则上规定承包耕地应分解到承包户, 而园地和林地只需分解到集体经济组织, 以利于项目可行性规划设计的实际操作。

3 安置区居民关注的调地标准问题

《移民条例》保障了移民安置规划编制中移民和移民安置区居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移民条例》第九条和第十五条明确规定:“编制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应当广泛听取移民和移民安置区居民的意见;必要时, 应当采取听证的方式……编制移民安置规划应当广泛听取移民和移民安置区居民的意见;必要时, 应当采取听证的方式。” 可见, 就移民安置方案和移民安置规划征求安置区居民的意见, 已成为可行性规划设计中必备的工作内容和程序。

由于我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大多数都是农民, 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生产技能单一, 因此, 农业生产安置方式仍是农村移民安置的一种主要方式。根据DL/T5064——2007《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 在农村移民安置后, 应使移民拥有与移民安置区居民基本相当的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这里的“基本相当”指的是与安置地集体经济组织相比, 所调剂的土地在数量和质量上基本相当。

通常, 土地价格是以县城为中心向外围递减, 水电工程大多地处偏远山区, 区片综合价相对偏低。为使移民的生活达到或者超过原有水平, 移民安置规划工作组在选择外迁移民安置点时, 往往会优先选择一些自然环境条件较优、有较丰富的可开发土地或可调整的耕园地资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安置点, 同时这些安置点也容易被外迁移民接受[7], 因此, 往往出现工程区的征收耕地价格低于安置区的征收耕地价格的矛盾。在生产安置规划中, 安置区调剂土地只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不是征收土地。目前, 《移民条例》对征收耕地有明确规定, 即耕地补偿补助费为前3年产值的16倍, 但对农村集体土地调剂 (流转) 的标准并无相关规定。基于此, 在征求安置区居民意愿座谈会上, 安置区居民最关心的就是调剂土地的标准问题, 并且普遍存在这样的心态:获知本工程的相关调地标准后再进行权衡, 如果划算, 则愿意调剂土地, 若不划算的话, 就不愿意调出土地或只调出耕种不便的部分土地。另据调查, 除少数居民漫天要价外, 绝大多数居民都有个适当的心理价位, 它主要来自于当地或附近区域其他类似建设项目的征地标准、务农的收入、补贴以及期望, 这个心理价位同时不低于工程建设征地区的补偿补助标准。

由于建设项目的各类补偿补助标准尚未审定, 座谈会上, 移民安置规划工作组无法告知具体的调地标准, 只能承诺按照国家和省里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 实事求是地进行补偿。这样的原则性答复无形中影响了安置区居民调地的积极性, 因此, 最初的响应度往往不高, 需要地方政府从支持国家项目建设角度开展多次宣传, 需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尽管生产安置方案最终得以规划, 但是工程原本有限的设计进度往往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笔者建议, 《移民条例》实施细则应对安置区调剂土地的标准进行明确, 同时, 从保障安置区居民和移民利益, 利于安置区调剂土地, 以及安置后移民与安置区居民融洽相处等角度综合考虑, 建议安置区调剂各类土地的标准与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的同类土地补偿标准相同。

4 资金平衡分析单元及补偿范围问题

关于资金平衡分析, DL/T 5064—2007《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有明确表述:“农村移民生产安置规划投资应与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进行平衡分析”。土地征收费用包括集体所有的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和其他农用地等农用地以及荒草地、滩涂等未利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资金平衡分析的分析单元为集体经济组织。《移民条例》中涉及的补偿范围主要指建设征地红线范围内的各类实物。

在建设征地红线范围内, 各个集体经济组织涉及的土地分布数量通常都不相同, 土地类别分布也不尽相同, 因此, 各集体经济组织之间最终获得的土地征收费用也完全不同, 有的甚至相差比较悬殊。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分析单元, 补偿费用出现在设计报告中的这种差异容易造成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攀比, 可能会给地方政府实施工作造成被动或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笔者建议《移民条例》实施细则应明确以村民委员会为投资平衡分析的分析单元,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这样有利于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协调。

在补偿范围方面, 对于建设征地红线范围以外的各类实物, 《移民条例》只对远迁移民且属于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房屋等实物进行了相应的补偿, 而对剩余土地资源的处理尚未交代。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的实际情况看来, 剩余土地资源尤其是林地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尽管土地承包权受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保障, 不会因搬迁而随之失去, 但是, 移民远迁后, 这些土地资源后续管理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客观存在, 通过何种方式或途径使外迁移民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提高其生活水平, 是项目业主、地方政府和设计院三方应重视的问题。

5 结 语

在《移民条例》实施后, 我国征地移民规划设计除存在上述问题之外, 还存在房屋装修具体如何调查、实物指标公示及复核程序如何开展以及相应增加的现场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如何计算等问题。

由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关系复杂、影响深远的系统性工作, 而《移民条例》及相关的水利水电工程系列规划设计规范中规定的各项条款原则性较强, 没有细化到具体工作的各个方面,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够, 容易引起项目各方理解上的偏差。笔者建议尽早出台《移民条例》实施细则, 进一步补充完善相应的规程规范、技术标准, 以便统一认识, 正确把握移民安置的政策精神, 促进我国大中型水利水电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摘要：结合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规划设计的实践, 从征地移民规划设计的角度, 分析了《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存在的问题, 着重阐述了设计深度不匹配、林地分解到户、安置区调剂土地等问题, 并提出了工作体会和建议, 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相应的规程规范以及相关的实施细则提供参考。

关键词：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条例,规划设计,征地移民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EB/OL].[2009-10-20].http://law.baidu.com/pages/chi-nalawinfo/7/85/f03aca71cb8f68460f1df320564fc52e-0.html.

[2]DL/T5064—2007, 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S].

[3]DL/T5377—2007, 水电工程建设征地实物指标调查规范[S].

[4]李波, 余文学.关于浙江SX水库移民非农安置选择的几点思考[J].水利经济, 2007, 25 (4) :78-80.

[5]陈艳, 陈绍军, 王松.水库移民社会风险评价[J].水利经济, 2005, 23 (2) :62-64.

[6]DL/T5376—2007, 水电工程建设征地处理范围界定规范[S].

网络移民 篇9

1 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征地补偿主要政策依据

1991年2月15日颁布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条例》(74号令),是我国水库移民工作的第一个法规,它标志着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工作开始了有法可依的新阶段。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等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这对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1991年制定的条例暴露出补偿补助标准偏低、移民安置程序不够规范等问题。2006年7月温家宝总理签署了修订的移民条例(简称“471号令”),新的移民条例于2006年9月1日正式实施[1]。

2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征地政策变化对移民概算调整成果分析

2.1 工程移民安置概况

某工程位于新疆某河一级支流T河的中下游,是T河干流规划中的控制工程。工程开发任务以灌溉为主,兼有发电、防洪等综合效益。2002年12月按照1991年国务院74号令批准工程初步设计概算投资31 328万元,2006年9月移民已全部迁出库区,共搬迁移民2 214户10 824人,分别安置在新疆特克斯、巩留、新源和察布查尔4个县的9个安置区和12个插花安置点;生产安置共开发土地面积3 913 hm2 (58 700亩),其中生产用地3 619 hm2 (54 280亩),居民点建设用地295 hm2 (4 420亩)。

2.2 移民概算调整的必要性

本工程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执行的是国务院74号令的有关标准,即耕地补偿标准按照5倍批准执行。在实施过程中,移民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新的政策颁布实施,提高了耕地补偿标准至16倍,补偿倍数应在国家政策规定框架内正常执行,造成历史性欠账,使尚未落实的生产开发项目尽快实施,需要及时调整概算。其次,在实施过程中急需优化完善移民安置规划方案和单项工程设计工作,例如原报告对安置区原有农牧民,仅按照移民的生产用地标准,在安置区开发一定数量土地提供给原有居民使用,而未计列原有居民地面附着物拆迁及复建的补助费用等类似涉及老百姓实际利益的问题。再次,实施阶段由于物价上涨过快、移民建房方式变化等原因造成补偿投资出现了较大的资金缺口,必须通过修编调整概算来解决。

2.3 概算调整的原则和依据

本工程以移民“达到或超过搬迁前的生产、生活水平”为目标,以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为原则,以2002年12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核定的工程初步设计概算投资为基础,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移民安置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和伊犁州人民政府的有关批复文件,对本工程移民概算进行合理调整。具体如下:实物指标核定以2002年国家发改委核定的工程初步设计实物指标成果为基础,变化部分以项目建设单位、监理、地方人民政府共同复核认定的实物指标为准;政策性变化的部分按照调概期间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制定的其他政策性文件,分清征地移民实施项目和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和自治区制定的其他政策性文件的时间效力及时序逻辑关系,根据征地移民项目发生的时间分别进行调整;设计变更及设计漏项项目区分初步设计阶段审定的移民新址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场地平整、道路、排水、供水、输电、通信等工程量和费用,以及扩大规模、提高标准后增加的工程量和费用。扩大规模和提高标准的征地及其相关费用不列入修编概算中;对于物价变化按照建设高峰时段的物价建设的高峰时段2004年第四季度,移民单项工程、移民建房和搬迁的单价以2004年第四季度的基础价格作为参考依据,进行分析、调整。

3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征地政策变化对移民概算调整影响分析

3.1 各阶段政策法规对征地补偿、补助倍数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已颁布多年,《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没有再次修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1年颁布的《关于公布实施自治区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新国土资发[2011]19号),征地补偿倍数一律执行年产值的25倍,而国家投资的项目仍按照471号令即16倍执行,确实存在国家水利工程征地补偿和自治区征地补偿政策不一致的情况,不利于工程实施和征地移民社会稳定,造成补偿标准执行难的被动局面,严重影响了新建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工作的顺利开展。3个法规的补偿倍数详见表1。

3.2 征地补偿标准应逐步市场化

依据现行法律和政策,水库移民安置中征地补偿费用是按征地补偿标准的倍数计算的,采用的是不完全补偿原则,而安置区土地补偿也是以淹没区土地征收补偿款为基础,因此,目前通过市场机制,调配土地安置移民缺乏法律和经济基础。今后应通过逐步实现征地补偿的完全补偿,实现安置区土地补偿的市场化,即征地补偿标准实现按照市场交易价格来补偿,有利于移民用获得的征地补偿款在安置区通过土地流转获得与被征收前等质等量的承包地。通过以上调整,可实现移民的农业安置,也确保了安置区土地获得足额补偿,并可通过价格杠杆吸引更多的安置区居民流转承包地,进一步保障移民的“以土安置和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4 结语

本文以某水利枢纽水库移民安置区的政策调整对概算影响为例,通过对移民安置社会、经济、环境和自然资源等诸多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分析与评价概算调整的必要性、调整的原则和依据。结合移民政策变化对概算影响分析,最终通过概算资金优化使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使移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达到或超过安置前平均水平。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