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法律（精选10篇）
农业保险法律 篇1
摘要：各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模式可以归结为国有化模式、市场化模式、国有化与市场化相结合模式及互助合作保险模式。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设需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和制度模式。未来的农业保险立法模式应该进行创新, 确立起综合模式。提出了农业保险立法的目的与原则、农业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和经营主体、业务经营规则、财税支持措施、法律责任等主要框架内容。《农业法》需要加以修改和完善。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法,制度构建,《农业法》
随着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深入, 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建设提上了日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国务院已将制定农业保险条例纳入其立法计划。学界对农业保险立法问题也多有探讨,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仍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拟对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问题进行探讨。
一、制度模式的选择与确定
世界上推行农业保险计划的国家都制定了农业保险法。这些国家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模式可以归结为国有化模式、市场化模式、国有化与市场化相结合模式及互助合作保险模式。
在国有化制度模式下, 立法中规定设立政府全资或控股的国有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私营保险公司不参与农业保险经营。发达国家一般规定农业生产者可自愿参加保险, 发展中国家则较多规定强制参加保险。这种立法模式被较为广泛地采用。加拿大、菲律宾、希腊、伊朗、毛里求斯、塞浦路斯、委内瑞拉、以色列、斯里兰卡等国家都采该模式。美国在1980年之前、智利1970年7月制定的《农业保险条例》也均属于此立法模式。
在市场化制度模式下, 国家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法律规定商业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的主要经营主体;政府出资设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印度、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是采用该模式的典型。摩尔多瓦《农业部门生产风险补贴保险法》除没有规定设立农业风险基金外, 实际也属于该模式。
在国有化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制度模式下, 法律规定设立国有农业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或再保险业务;私营保险公司可依法参与经营农业保险业务, 并可向国有农业保险企业分出保险, 获得财政补贴。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有1981年之后的美国、西班牙和墨西哥。巴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曾采行该模式。
在互助合作保险制度模式下, 法律规定设立不同层级的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农业生产者参加保险合作组织;基层互助合作组织直接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互助合作保险;上一层的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为下层组织提供再保险服务;强制和自愿保险相结合;政府提供财政支持, 其中包括补贴、再保险服务, 等等。日本是此模式的典型代表。韩国、[1]法国基本上也可归入此类。
我国目前各地方政府正在探索中的农业保险试点方案大体上可分别归入上述制度模式之一。
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模式应该如何选择, 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 在理论上有3种政府主导型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可供制度构建选择:政府主办并由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政府支持下的合作制农业保险模式;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模式;根据现阶段我国国情, 倾向于对由政府主办并由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2]有的学者提出建立“政府主导下的, 以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者参加的农业互助保险协会为主体、以商业性保险公司为补充的”结构模式。[3]这些观点虽不无一定道理, 但均未免失之偏颇。
笔者建议, 应兼采各模式之长, 兼容并蓄, 确立起综合型制度模式, 即应在强调国家主导作用的前提下, 法律制度中同时容纳国有化、市场化、国有化与市场化混合、互助合作保险等制度模式。
其理由在于:第一,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性[4]决定了国家应该积极介入农业保险领域, 并发挥主导作用, 而不是完全由私人部门按市场规则来供给。第二, 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差别较大,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差距, 不能也不应只采行同一种模式, 而应该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 由各省级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 因地制宜地选择确定适合本地需要的制度模式。立法应提供备选的制度模式。第三, 不同的立法模式各存在着其优点, 我们应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发挥各制度模式的优势。第四, 虽然从国外立法经验来看, 一般每个国家主要选择某一种立法模式, 但也并非变动不拘, 而是在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革。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尝试过不同的制度模式。制度变迁也要付出相应的改革成本。笔者以为, 我国与其在将来不断地探索、转换和构建不同的制度, 不如现在就进行制度综合, 即在同一制度平台上, 同时规划、整合和构建不同的制度模式, 以获取最大的制度创新效益。待将来法律实施后, 在不同地区可以同时实践着不同的制度模式。这也与我国目前各地分别探索不同的制度模式的现实相适应, 与满足了通过全国统一立法对各地的保险试点进行规范的需要。第五, 在同一制度平台上同时采行不同的制度模式也符合保险经营的“大数法则”。通过全国性的立法将不同的制度模式整合起来, 可以在最大范围内集中和分散农业自然风险。
二、立法目的与立法原则
根据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状况、农业生产的实际水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农业保险立法目的应确定为:对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遭受损失的农业生产者提供赔偿, 以支持和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稳定农业生产者的收入, 安定农业生产者的生活, 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有的学者主张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的目的应包括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性收入再分配手段。[5]笔者认为, 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尚不具备发展收入转移型农业保险的经济实力和条件。在现阶段, 立法中尚不能将农业保险作为实行收入转移政策的途径。当然, 不排除一些具备条件的经济发达的省、市可以进行尝试。
对于农业保险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学者们提出了一原则说、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和六原则说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 作为法律原则, 应是规定于或者寓意于农业保险法之中, 对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具有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的根本准则。就学者们的归纳来看, 其中有些原则实际并不属于法律原则, 而是属于经济原则, 或工作指导原则, 或业务操作原则, 或将目标当作原则, 或将某方面的原则当作整个立法的原则, 这是不科学的。
笔者归纳出四个原则:①国家主导与适度扶持原则。国家应承担起主导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及其他相关各项相关制度的职责;同时, 国家应采取各种措施, 对农业保险应予以适度的经济与行政上的支持, 保障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②基本保障原则。在农业生产者保费支付能力、保险人偿付能力和国家财政负担能力都不高的情况下, 现阶段进行的农业保险业务, 其保险标的、承保风险不能太多, 保障水平不宜过高, 要量力而行, 只能确定在基本保障农业生产者在受灾后可以恢复和维持农业再生产, 同时国家财力又能承受的保险水平, 使农业保险经营可以做到“自我财务平衡”, 农业生产者能够负担得起保费。③多种保险机制相结合原则。在农业保险领域, 需要建立和运用国有保险机制、商业保险机制和互助合作保险机制, 充分发挥这些机制在农业保险中的特殊作用, 并使其相互配合, 协同作用。那种只主张建立和发挥某一两种保险机制的观点是片面的。④不同主体利益统筹兼顾原则。农业保险计划承载着不同主体, 主要是国家、农业保险组织和农业生产者的利益。三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但各自也有相对独立的利益。制定和推行农业保险计划, 必须统筹兼顾三方的利益。国家通过农业保险计划实现其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 稳定农业生产;农业保险组织要做到财务收支平衡或略有盈余, 实现可持续经营;农业生产者能够买得起保险, 通过参加农业保险计划稳定生产, 保障收入。
三、监督管理部门和经营主体
确定国家农业保险监督管理部门的方案可以有两种:一是确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或农业部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部门, 并在该部委内设立农业风险管理局这一职能机构。二是设立由上述部委代为管理的独立的国家农业风险管理局。其职责是:负责研究、制定和组织实施国家农业保险计划;进行农业风险区划;确定保险标的和承保风险的范围;审批农业保险的新产品、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制定定损理赔标准;协调农业保险与其他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的关系;监督检查农业保险业务 (包括对参与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业务经营的监管) ;建立农业保险数据库;指导国有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的业务工作;制定相关行政规章;进行农业保险和风险的宣传教育;代表国家与外国政府农业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国有农业保险机构和有关国际组织进行农业保险的联系与交流等;负责对参与农业保险经营的商业保险公司的招标等。
国家农业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和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有权与政府其他部门共享有关数据资料, 其他部门应予以配合。法律应同时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和部门, 包括但不限于农业技术、统计、气象、民政、信息产业、商务、林业、水利水文、教育主管部门 (通过农业院校) 、动植物检验检疫、信息中心、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机构、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农业科研机构、基层乡镇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农垦系统、国有农场等, 应从各自的业务职能的角度, 对农业保险事业给予支持。
笔者主张设立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其设立方式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完全新设一家全国性的政策性保险机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该公司为独立的企业法人, 其资本金从财政支农资金中拨付;公司设董事会, 由有关部委办的代表、农业生产者代表和保险业的代表组成, 作为公司的决策机构。第二种方案是确定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担起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职责, 并适当增加其资本金数额, 适当转变和扩展其业务职能, 改革组织机构。该行同样设立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 其人员组成与前述一致。 (2) 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的业务范围主要是:为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办理分保和再保险;研究和制订农业保险条款、保险费率;研究开发农业保险产品;制订再保险合同;为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和农业生产者提供补贴;组织进行巨灾保险风险证券化试点;进行农业保险研究;指导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和农业生产者进行防灾减损工作;开展农业保险和风险的宣传教育;对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 (向国内外金融组织借款, 发行债券和借款净额, 不得超过其自身注册资本的若干倍) ;可运用部分风险准备金进行投资, 主要投资于国债和金融债券;分出再保险等。关于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的监事会, 适用国家的有关规定。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应追求精算的完善性。
省级地方政府可根据需要设立由地方财政出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设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 由地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代表、本地区内的农业生产者代表、本地区内保险业代表等组成。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是:为本地区的农业生产者提供直接农业保险服务;进行农业保险研究等。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符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的业务, 可向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分保。
未来的制度要对建立和发展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做出规定, 包括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的类型、组织原则、组织机构、业务范围、成员的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等。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的类型可以包括农业保险合作社及其联合社、农业相互保险社、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等。农业保险合作社和农业相互保险社可以县为单位设立, 乡镇可设立分社, 联合社可以地级市或省为单位设立。合作制农业保险保险组织的设立应参照国际合作社联盟所规定的原则。要规定政府对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的设立和经营给予扶持、引导和规范, 提供部分创始资金, 但不得对其经营活动任意进行干预。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可向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进行分保。
应鼓励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参与经营农业保险业务, 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农业保险服务。采取招标方式选择确定参与农业保险经营的商业保险公司。对专业性农业保险股份公司, 应规定其每一营业年度中, 其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 的保费收入不得低于全部保费的60%。商业性保险公司可根据规定向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进行分保。
农业保险经营组织有义务为投保人提供减灾防损的指导和帮助, 有义务解答关于农业保险法问题的咨询。国家农业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应制定关于提出咨询的程序和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对咨询的答复期限。农业保险赔偿金必须及时支付。
农业保险条款应清晰明了, 通俗易懂, 直观性强, 便于农业生产者识记。
四、业务经营规则
根据保险标的和各地区实际情况的不同, 农业保险业务经营可分别采取强制保险、自愿保险、农业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统一投保、与获得政府提供的其他农业补贴和灾害救助相联系、与获得农业信贷相联系等方式。凡有资格的投保人提出投保要求, 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均不得拒绝。
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包括:作为农业生产者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都可以投保农业保险, 并成为被保险人。具体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经济组织、个人合伙组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者、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获得土地经营权者、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生产经营的其他经济组织、公民个人。
确定保险费率, 主要考虑以下因素:保险责任的范围、灌溉条件、土地地质、保险标的物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自然气候条件、不同标的物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生产者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损失的历史资料以及被保险人的支付能力和保险人的经营成本等因素。全国各地的保险费率不宜划一, 应体现出差别性, 可以确定上下限。
在农业保险计划开展初期, 保险标的主要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粮食作物和牲畜家畜, 包括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以及奶牛、肉猪等。根据农业保险计划实施的实际情况、各地区的生产状况和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 可以适时对保险标的进行调整。为了增强国家对农业保险支持的针对性, 提高有效性, 可授权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标的的目录, 并划分不同的档次, 适时进行调整、充实。对列入农业保险标的目录的农产品, 国家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
保险责任为多风险或一切险。种植业的保险责任主要包括:干旱、台风、暴风、龙卷风、冰雹、洪水、超量降雨、低温冻害、雷击、火灾、地震和农业风险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自然灾害;对牲畜的保险责任主要包括因自然灾害 (可包括火灾、洪水、淹毙、暴风雪、地震、地陷、崖崩、雷击、雹灾、爆炸等) 、疾病或意外事故 (可包括触电、摔跤、互斗、碰撞、窒息、野兽伤害、建筑物或其他物体倒塌等) 导致死亡或终身残废、发生疾病、为防止传染病蔓延而经政府命令宰杀或者掩埋被保险牲畜造成的损失及农业风险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在农业保险计划开始的初期, 可以只从几种最常见最容易导致损失的风险开始, 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 再逐渐扩展风险的范围。
关于保险金额的规定。对农作物保险, 可规定两种确定保险金额的方式:一是以直接生产成本为依据确定保险金额, 并根据不同地区的生产成本区别对待。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农业产业化水平高的地区, 可以适当提高保险金额, 以直接生产成本为基 础, 适当加成。二是按产量确定保险金额。先确定某一地区连续的前5~10年内农作物的平均历史产量, 其保障产量为该平均产量的40%~80%;再确定农作物的单位价格, 该价格不宜确定过高, 一般参考相同农作物市场平均价格, 由政府确定, 最低以国家保护价为限。价格与保险产量的乘积, 即为每亩农作物的保险金额。在与农业贷款相联系的情况下, 也可以是全部贷款额, 同时规定每个农业生产者的最高贷款额。对牲畜保险, 应根据不同保险标的的价值, 参照生产成本, 分别确定保险金额, 所确定的保险金额应低于价值。
农业信贷机构、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生产者的组织可以代收保险费。
在农业生产者获得农业信贷时必须参加农业保险的情况下, 农业信贷机构应负担一定比例的保险费。
农业龙头企业可为农业生产者支付部分保险费。
如果投保人连续若干年内没有提出保险赔偿的要求, 则应将已收取保费的一部分退还投保人。
五、财税支持措施
设立国家或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和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应免缴登记费用、年检费和税务登记工本费。国家财政应拨付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开办费。国家对新设立的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应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
应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要为参加保险的农业生产者提供保费补贴, 为农业保险经营组织提供管理费补贴, 为农业保险再保险提供补贴。其中, 政府提供的保险费补贴应占保费的一半以上。上述财政补贴, 由中央与省级政府按一定比例分担。对于农业大省和产粮大省, 中央承担的比例可适当高些, 对其他省区可各按50%分担;也可以按照被保险作物和家畜的类别分保确定分担比例, 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和具有比较优势的重要的粮食作物和禽畜, 中央承担较高的比例。对管理费补贴和再保险补贴, 由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财政各自承担一半。支持农业保险的财政资金要纳入中央和地方的预算。
对国家和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和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免除一切税收。对其他农业保险经营组织, 根据其从事的农业保险业务占公司全部业务的比例, 给予相应比例的税收优惠。对资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的龙头企业, 应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 但对农业保险合同均免征印花税。这些税收减免部分应用于充实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赔偿准备金。
建立国家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以应对巨灾风险。其资金来源可以包括:国家财政从支农资金中划出一部分作为起始资金;国家财政每年新增收入部分的一定比例;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专项支出中划归一部分;对经营农村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及农产品受益企业 (如棉纺企业、食品加工企业、烟草企业、粮食经营企业、农畜产品进出口企业乃至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等) , 以其营业税额为依据征收部分农业风险费用附加;动用国家粮食风险基金中的部分资金;部分国债资金;从世界银行获取支农“软贷款”;接受社会捐赠等。该基金设在财政部, 由财政部负责管理。该基金的使用范围可以确定为:增加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的资本金;在发生巨灾损失时, 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出现超额赔付的情况下, 由该基金为其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 以后再逐渐偿还或以财政拨款冲减, 或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核销;支付国有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巨灾超额赔付部分的损失。
为缓解在发生巨灾损失时国家农业巨灾风险基金资金的紧张问题, 可规定在发生巨灾损失时, 我国彩票业净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支付农业巨灾保险赔偿。
六、法律责任
完善的法律责任制度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保障。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制度中的法律责任包括经济法责任和援用法律责任。
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式包括资格罚、财产罚、精神罚、行为责任, 对这些经济法责任可根据情况或单处或并处。援用法律责任包括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对违反本法和其他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的个人和单位, 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对违反本法和相关行政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应根据情况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对违反刑法的个人和单位, 应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七、《农业法》的修改与完善
《农业法》第46条规定, 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 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该规定内容过于简单, 缺乏可操作性, 且有的规定滞后于农业保险的实践, 难以实现对农业保险关系的有效调整。且其中既有“农业保险”, 又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用语, 两者有何不同, “政策性农业保险”应该如何界定, 都不明确。
鉴于农业金融制度及农业保险制度的重要性, 有必要对《农业法》中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规定加以完善。建议在该法中单列“政策性农业保险”一章, 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加以规定, 包括确立综合性的制度模式, 规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组织制度 (商业保险公司除外) , 确定承保范围和基本险种, 明确国家的支持措施及监管制度等基本内容, 使其对下级立法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且使得《农业法》所规范的内容体系更加完整, 也使得整个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更加完善和谐。
参考文献
(1) 李向敏, 龙文军.韩国的农业保险[J].中国保险, 2007, (03) .
(2) 黄河等.农业法视野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制保障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3) 匡敦校.建立我国农业保险法制是应对农业灾害的根本措施[J].金融与经济, 2008, (03) .
(4) 李瑞.主要国家农业保险法制及其理论比较研究[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01) .
(5) 冯文丽.中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
农业保险法律 篇2
内容提要:本文在对中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实施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对农户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政策推动下农业保险得到了发展,但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仍有待完善;保险补贴对农户购买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在目前的保费补贴水平下农户对保险保费补贴的期望越高则购买农业保险越少,反之亦然。
一、引言
我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单个农户更难抵抗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种植业和畜牧业又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为了抵御自然风险、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收入,客观上需要有效地利用风险转移机制,即发展农业保险。国际经验也表明,农业保险是最重要的非价格农业保护工具之一,WTO的有关协议也明确规定允许政府在财政上支持农业保险。
实践中,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仍面临许多问题,对政府实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也提出了现实要求。我国于2007年安排10亿元资金在6个省份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2008年又安排60.5亿元资金在全国继续实行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府的农业保险补贴理应能够提高农户购买保险的意愿,但有学者分析指出我国保险补贴试点地区农业保险补贴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而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施红,2008)。
现有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有对农业保险的外部性及农业保险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研究(冯文丽, 2004),有对农业保险及理赔、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分析(张跃华等, 2005)。二是关于农业保险险种和费率厘定、风险区域划分的分析(邢鹂等, 2006;陈妍等, 2007)。三是关于农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宁满秀等(2005)采用概率单位模型(ProbitModel)对影响新疆玛纳斯河流域部分团场和乡镇棉农购买棉花保险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张跃华等(2007)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进行了研究。四是关于农业保险补贴的定量分析。邢郦(2007)利用历年分省农业生产和价格数据模拟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和补贴方案对农民收入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并对投保前后农民收入差异进行了显著性检验;施红(2008)从保费补贴和交易成本两个方面剖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效率的影响因素。目前为止的相关研究中,关于现行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对农业保险需求(即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影响的实证分析尚属少见。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对中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实施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影响。
二、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实施现状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随后连续六个中央“一号文件”将农业保险列为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10亿元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2008年则安排60.5亿元保费补贴。继2007年打开政府补贴、市场运作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大门之后, 2008年中央财政将扩大农业保险补贴的试点范围,种植业保险品种享受补贴的省份从原来的吉林、内蒙古、江苏、湖南、四川、新疆6省份扩至全国主要粮食产区,补贴品种除原有小麦、水稻、玉米、棉花及大豆等,新增花生、油菜。中央财政补贴比例由2007年的25%增加至2008年的35%。表1为我国部分省份种植业保险及补贴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种植业保险及补贴政策所涉及的险种、保险金额、保险费率及补贴资金来源依据各地种植业特点而有所不同。各省在实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时对投保人所在地区或种植规模有一定限制.总之,我国新一轮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起步较晚,尽管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推动下,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迅速开展,但我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仍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
1.农业保险补贴内容比较单一,体系不够健全。我国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保费补贴,二是保险责任分摊,三是财政兜底(庹国柱、王国军, 2002)。其中,只有保费补贴在全国开展,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主要内容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2.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与其他支农政策结合不紧密。从国外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发展看,多数国家采取与其他补贴政策相结合的方式以保证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目前,我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并未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支农政策相结合。
3.种植业保险的补贴品种仍有限。我国种植业保险的补贴品种主要集中在粮食作物,如玉米、小麦、水稻、大豆等,水果、蔬菜等其他经济作物较少。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不足会导致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限制农业保险的覆盖面。
4.调查地密云县的农业保险采取政府鼓励和农民自愿参保相结合的形式。但是由于农民通过村里广播获知农业保险及保费补贴相关信息,对具体操作细则包括理赔情况等并不了解,从而影响农民做出购买决策。另外,部分村将保险理赔款进行平均分配不利于发挥农业保险的作用。农户在灾害不严重的年份获得略多于保费补贴的理赔款后表示愿意继续购买农业保险;当遇到严重灾害时农户所得理赔款不足以用来恢复生产,这种做法本身不符合农业保险的原理及作用机制。
此外,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方面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等一系列问题,影响到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三、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作用机制
(一)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作用机制
作为分散农业风险的一种重要工具的农业保险,可以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障农民收入水平,概言之,农业保险是集众人之资解一家之难。因此,农业保险的覆盖率显得尤为重要。而决定农业保险覆盖率的正是单个农户家庭购买农业保险的情况。从世界经验看,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在实施初期提高了农业保险的覆盖率,从实践方面说明农业保险补贴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有一定影响。
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一方面会导致保险公司的有效供给不足,另一方面会导致农户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对农业保险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通过保险形式转移农业风险,农户必须支付一定的风险费用即农业保险保费。然而,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导致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购买能力严重不足,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某些方式提高农户对保险的需求。政府通过保费补贴和分担风险责任的方式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运作。政府作为风险承担主体,使得农户转移农业风险成为可能。
如果将农业保险看作一种商品,则商品的价格是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政策相当于降低了农业保险的价格,从而提高农业保险的需求量。与此同时,政府对农业保险实施保费补贴政策意味着由农户承担的保费将减少,从而增加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理论上,农业保险补贴从这样两个方面会影响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购买。
(二)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影响因素分析
(1)户主的文化程度,文化程度较高的户主对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需求。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对农业保险的作用及补贴政策较为了解,购买农业保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2)农民对自然灾害严重程度的评价分析表明,被调查者认为自然灾害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越大则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越大;反之,认为自然灾害对家庭收入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的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较低。
(3)农户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预期。当农户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率的预期越高则在现有水平下购买农业保险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率的预期较低则在现有水平下购买农业保险的可能性越大。
(4)地区虚拟变量。农业保险及补贴政策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农民了解农业保险的主要渠道为村里的广播,由于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的人员也是村委会的人员,这样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的人向农户的宣传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地区虚拟变量对农民是否购买农业保险有显著影响。
四、主要结论
(1)近几年开始实施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在加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存在着农业保险补贴内容比较单
一、体系不够健全、种植业保险补贴品种有限等问题。
(2)农户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预期对购买农业保险有显著影响。当农户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率的预期越高,则在现有水平下购买农业保险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率的预期较低,则在现有水平下购买农业保险的可能性越大。
(3)农户在生产中遭遇的自然灾害严重程度对购买农业保险有显著影响。农户认为在农业生产中遭遇自然灾害越严重,则越倾向于购买农业保险;反之,则较少购买农业保险。
(4)农民的文化程度高低对农业保险的购买有显著影响。
保险背后的法律之门 篇3
说到保险与法律的关系，就一定要先讲到下面这个故事：律师和保险公司的绝顶表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美国。
有位律师买了一盒稀有且昂贵的雪茄，并为雪茄投保了火险。结果他在一个月内把这些顶级雪茄抽完了，然后便提出要保险公司赔偿的要求。
在申诉中，律师说雪茄是在“一连串的小火”中受损。保险公司当然不愿意赔偿，理由是：此人是以正常方式抽完雪茄。结果是律师告上法院，赢了这场官司。
法官在判决时表示，他同意保险公司的说法，认为此项申诉非常荒谬，但是该律师手上的确有保险公司同意承保的保单，证明保险公司保证赔偿任何火险，且保单中没有明确指出何类“火”不在保险范围内。因此，保险公司必须赔偿。与其忍受漫长昂贵的上诉过程，保险公司决定接受这项判决，并且赔偿1.5万美元的雪茄“火险”。
最精彩的地方是：律师将支票兑现之后，保险公司马上报警将他逮捕，罪名是涉嫌24起“纵火案”!由他自己先前的申诉和证词，这名律师立即以“蓄意烧毁已投保之财产”的罪名被定罪，要入狱眼刑24个月，并罚款2.4万美元。
在日常生活当中，法律是用来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如果试图钻法律的空子，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在我们购买和使用人寿保险这个金融工具的时候，同样是既要善于利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同时不要自作聪明钻法律的空子。下面我们就透过几个常用法律，来看一些生活中的保险案例：
保险法NOTICE
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不可抗辩条款
10月1日，新《保险法》正式实施，其中增加的“不可抗辩条款”格外引人注目。其实质就是保险合同成立满两年后，保险公司不得再以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解除合同。
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客户张先生在接到保险公司电话营销后，故意隐瞒患肝硬化的事实，投保了重大疾病险，结果三年后因患肝癌身故，其家人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保险公司派出专人到张先生接受治疗的医院调查，结果发现他投保前有多次治病经历。由于客户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依法拒绝赔付。那么按照新《保险法》。这样的案子是否就应该赔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因为新法在接下来的第16条第4款中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保险法》不公平条款
在保险理赔中，客户相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是弱者，因此《保险法》也是少有的包含不公平条款的法律。来看一个案例：某客户与保险公司签订个人意外伤害(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合同。合同有效期内，客户因交通事故受到意外伤害，经住院治疗，花费各项治疗费用共计7200元。客户就此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保险公司以客户已接受交通事故肇事司机赔偿为由，拒绝赔偿。
本案要解决的争议焦点问题是：客户在已经获得交通事故肇事司机赔偿的情况下。能否再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应否给予保险理赔。
法院审理认为：客户与保险公司之间签订的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应受国家法律保护。该客户因涉案交通事故受伤后，在已经获得交通事故肇事司机赔偿损失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再向保险公司主张医疗费用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应当给予赔偿。
《民法》追债故事
再来看一个案例：张先生20多年前经商办企业，外贸生意做得很大，陆续买了一些保险，困张先生和太太没有子女，他在这些保险单的受益人栏中，有些是空白，有些写上太太和两个外甥女的名字。天有不测风云，去年金融危机，张先生的生意一落千丈，陆续将家中财产变卖，想重振事业却无功而返，还在外面欠了几百万的债。最终张先生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家徒四壁的张家，可以变现、值钱的，就剩几份保单。因为按照保单的规定，张太太和两个外甥女，分别可以获得100万至200万元不等的保险金。
债主讲：要张太太、两个外甥女将保险金领出来后还给他们，否则他们要告到法院，要把张先生这些保险金都判给他们。
那么，这些保单依照法律的的规定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按照保险法的规定，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死亡，其生前指定受益人的，且受益人不存在丧失受益权和放弃受益权情形的，保险公司应将保险金给付受益人。并且，被保险人生前指定他人为受益人而在其死亡后由保险公司给付的保险金，其请求权和所有权均属于受益人。而受益人依照保险合同规定领取保险金是不能争议的。即使被保险人的债权人起诉到法院，或者向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由于这些行为都没有法律依据，因此，都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其次，张先生还有一些未指定受益人的人身保险，在张先生去世后，依保险法的规定，这些保险金就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而遗产的处理必须遵循继承法。按照我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因此，这部分遗产是应该首先用来清偿张先生生前留下的债务的。
《民法》NOTICE
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指基于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
健力宝巨额保险案
将人寿保险这一金融工具用于债务规避及财产冻结规避的法律依据则是《保险法》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来自人身保险合同的规定，故受益人获得的保险金不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既不纳入遗产分配，也不用于清偿被保险人生前债务。
《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行使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由此可见，人身保险金属于专属债权，即在债务人破产的情况下，债权人不能通过要求债务人退保其人寿保单而追索债务。
而前些天开庭审理的“健立宝四高层千万巨款买保险案”则属于对金融工具的不合法运用：原健力宝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经纬及杨仕明、黎庆元、阮钜源三名副总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购买巨额保险，仅李经纬一人的投保费用就达3318800元。无论他们的解释是公司福利还是心目中的初衷——转移资产，这种方式在一个并非完全私营的企业中运用，都会涉嫌违法。
《婚姻法》离婚保单
刚办理了离婚手续的李女士问：“去年前夫曾买了一份人寿保险，当时保险受益人是我的名字，离婚后保单被前夫拿走，现在我还是这份保单的受益人吗?”答案是：如果您的前夫更改了受益人，那么，您就不再是保单的受益人了。
现如今，保险作为一种储蓄性的家庭投资已为许多人所接受。夫
妻购买人寿保险，往往指定自己的配偶为受益人，离婚后一般又不愿意再让对方成为受益人。但受益人不会因为夫妻离婚而自动变更。保险合同的效力也不会因为离婚而丧失。
《保险法》第四十一条：“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在上述案例中，李女士为防止离婚后前夫将自己的受益人资格取消，或者变更为其他亲属，就应该用自己的名字做前夫保单的投保人。这样，即使离婚了李女士仍有权享受保险赔偿金。
《婚姻法》NOTICE
夫妻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2.生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5.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私房钱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女性客户说：我家里很有钱或者我存着私房钱呢。
其实这里存在一个误区：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上，没有私房钱的概念。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也就是说，如果丈夫在外面负有债务，妻子的私房钱是要拿去抵债的，无论这笔私房钱是存在银行还是投资地产等，都将被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当然，本文上一部分已经讲到，如果这笔钱是买了储蓄型的人寿保险，则可以另当别论。
《个人所得税法》保险金免税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保险赔款免缴个人所得税。但需要注意：分红保险的红利及其利息不具备“保险赔款”性质，保险红利与保险赔款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保险赔款免税”不等于“保险所得免税”。有些保险公司业务人员宣传寿险分红，以及万能、投连保险收益可以免税，则属于误导。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对购买商业保险产品的投保人给予税收减免，对一些投资、养老型保险产品实行递延税制度，正在被我国政府所借鉴。2008年7月，保监会在天津滨海新区启动，试点，企业为职工购买补充养老保险的费用支出在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8％以内的部分，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个人购买补充养老保险的费用支出在个人工资薪金收7k30％以内的部分，可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鼓励个人将储蓄转化为保险，完善社会养老体系，提升社会稳定水平。相信养老保险抵扣个税政策不久就会在全国个人险业务中普及。
购买养老保险税收优惠力度有多大?以个人缴费部分优惠为例。《遗产税法》
保单避税
2004年9月27日，台湾首富蔡万霖辞世，享年81岁。这位台湾金融保险理财帝国——霖园集团(原国泰人寿集团)的创始人，一位从一无所有到世界超级富豪的传奇人物，死后又给人们留下一个悬念：蔡氏后人到底应该拿出多少钱来为继承他的遗产买单。
根据台湾地区遗产税条例的相关规定，遗产在1亿元新台币以上的，适用税率为50％。即便是以蔡万霖死时被公认的身家财产46亿美元来估算，蔡家后人要缴交的遗产税将高达约782亿元新台币。
大多数人以为，蔡万霖可能是通过大量购买数10亿元巨额寿险保单来避税，实际上这种办法只是其中之一。何况台湾税收当局为打击偷逃遗产税，对8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寿险保单及受益人的权限作了种种限制。
其实，在蔡老先生还在世时就通过申设投资子公司名义。以及增资股票发行时，用面值转让给子女认购等方式将资产稀释。令人惊叹的是，据台湾地区税务部门人员初步估算，这位在世界享有超级富豪声誉的蔡万霖，其后人仅需交纳四五亿元新台币遗产税，与人们在蔡老去世后凭第一感觉应纳782亿元新台币遗产税相去甚远，甚或可以到了忽略不计的地步。
我们再来看台湾的另一位亿万富豪用猝死方式“回报社会”的故事。2003年12月7日，时年55岁的台湾最大的计算器制造公司英业达副董事长温世仁因为脑中风离世，身后留下160亿新台币资产。由于温世仁生前对财产没有进行合理规划，去的又突然，他的后人缴交的遗产税高达40亿新台币，创下台湾地区有史以来遗产税的最高纪录。
NOTICE
农业保险法律 篇4
关键词：文化产业促进法律,商业保险,法律制度
一、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与商业保险法律制度概念厘定
(一) 文化产业促进法律概念界定
文化产业 (Cultural Industry) 概念产生于1947年, 由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两位学者在于《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首次提出。[1]促进型法 (Promoted Law) 是指具有激励、推动作用, 蕴含促进激励措施, 采取柔性执法手段的法律类型。因此, 文化产业促进法律是指调整我国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及相关服务, 以推动经营性文化行业发展为主, 以监管文化产业市场秩序为辅,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法律体系, 包括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文件。
(二) 商业保险法律制度基本定义
保险法律制度属于金融法律制度范畴, 而金融法律制度属于经济法法律制度范畴。保险一分为二, 包括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险和由市场主导的商业保险。其中商业保险主要作用于市场经济活动:通过《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与科教文卫体领域紧密联系。因此, 结合我国《保险法》第二条对保险的定性, 可定义商业保险法律制度概念:是指基于保险合同约定, 调整投保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经济法制度体系。它不仅以专行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 也因为融入到其他法律法规中而形成了以该项法律法规为主体、商业保险法律制度为补充的样态。
二、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状与问题
(一) 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状
我国商业保险法律制度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体现:首先, 国家立法上, 仅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文化部关于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唯一部门规章, 其在文化产业保险市场、文化产业保险产品、文化产业保险服务、文化产业投融资上着墨, 回应了《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其次, 在地方立法层面, 《深圳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第十八条、《太原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条例》第四十五条均规定本市人民政府应对文化企业给予金融保险方面支持;安徽省《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强调结合地方实际, 发展文化产业保险市场。这成为未来文化产业促进法律融合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的现实探索。
(二) 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存问题
1. 暂缺文化产业无形资产保费定价机制。
2011年, 故宫博物院因7件临时展品失窃而震惊全国, 其仅可获赔30余万元, 这与文物的实际价值相去甚远, 引发了民众对文物保险价值的争论;与之相同, 文化企业的无形资产同样难以计算。在商品交易过程中, 合理的保费价格有助于降低无形资产的交易风险。但是, 每个人对同一文化创意可能估价不同, 这在著作财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市场尤为明显。因此, 法律可以建立专业文化保险机构准入制度, 构建商业保险法律定价机制, 推动无形资产保费定价机制形成。
2. 难对文化产业侵权行为提供保险服务。
商业保险能使受到侵害的文化创意、文化商品相关权益得到经济层面的补偿, 但因对其的侵权行为难以估算实际损失金额且难以取证, 导致保险公司不愿受理其投保请求。也有学者认为在旅游观光、出版印刷等文化产业领域中较为便于计算侵权损失额度, 因为其以履行合同的给付行为或者书稿实物为内容, 其计算方式更为直观。[2]这都需要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制定更为详细的商业保险侵权赔偿额度赔付规则, 并在具体实践中出台相应的保险赔付标准。
三、完善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
(一) 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
商业保险公司具有融资功能, 其通过投资文化企业的债券、股权和参与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来实现运营。《意见》提出“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 为金融机构处置文化类无形资产提供保障”, 为保险公司充分发挥资金供给和投融资优势提供制度依据。因此, 商业保险公司可携手第三方的文化资产分析公司, 在符合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估算文化企业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 然后提供其相应的保险服务, 最终推动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的建立。
(二) 设立文化创意商业保险费率标准
面对侵犯文化创意的行为, 法律需要通过设立保险救济途径来实现对受侵犯权益的复归。其可以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设立贴近市场经济规律的费率规则, 建立文化产业保险风险数据库, 依照收益覆盖风险的原则确定合理的费率, 专门应对易受侵权的文化产业领域的风险。
(三) 扩宽商业保险法律制度适用范围
《通知》规定, 文化产业保险市场由人保财险公司、太平洋财保公司、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三家保险公司进行试点。人保财险公司鉴于故宫博物院文物失窃案, 适时推出了包括艺术品综合保险、文化活动公共安全综合保险及涉及演艺、动漫领域的多类险种。这类担保能力强、经营规模大的综合性保险公司可依据《目录》所鼓励发展的文化产业类型增加保险险种, 拓宽至网络文化业、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文化科技服务业等领域, 丰富其险种类型和拓宽其影响范围。
参考文献
[1]傅守祥.文化经济视野中的文化产业发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工伤保险新法律 篇5
2011年01月01日01:23正义网-检察日报关仕新我要评论(12)字号：T|T 本报北京12月31日电(记者关仕新)2011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等一批新法新规开始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在全面总结新中国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从制度创新、制度规范、制度保障的高度，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人民调解的性质、任务和原则，人民调解组织形式和人民调解员选任，人民调解的程序、效力等问题作出了规定。
《工伤保险条例》根据2010年12月20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工伤保险条例>的决定》修订，主要作了以下几处修改：一是扩大了工伤保险的适用范围；二是调整了工伤认定范围；三是简化了工伤认定、鉴定和争议处理程序；四是提高了部分工伤待遇标准；五是减少了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待遇项目、增加了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待遇项目等。
《中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旨在规范海关事务担保，提高通关效率，保障海关监督管理。该条例主要规定了三种情形下的海关事务担保。同时，为防止滥用担保措施，明确规定了不适用海关事务担保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出台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明确了涉台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规定指出，台湾地区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参与民事诉讼，与大陆当事人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平等保护。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著作权质权登记办法》等也将于1月1日起实施。
人民调解：让“东方文明之花”绽放
人民调解被誉为“息讼止争”的东方经验。
该法的一大亮点，就是进一步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和司法确认制度。该法明确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同时，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即对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该法进一步明确了人民调解员的任职条件、选任方式、行为规范和保障措施。该法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应定期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同时，人民调解员从事调解工作应当给予适当的误工补贴。在人民调解工作岗位上致伤致残或牺牲的人民调解员及其家属，可以享受国家救助和抚恤。
人民调解制度，西方人羡慕的“东方文明之花”，也将重焕新颜。
工伤保险：保障权利与分散风险的良方
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是制定《工伤保险条例》主旨所在。而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健全工伤保险制度，日前，国务院修订通过了《工伤保险条例》。
条例作了多处修改。最引人注意的，当属工伤保险适用范围的扩大。新条例施行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都需参加工伤保险。
在工伤认定范围方面，条例作了两处调整：一是扩大了上下班途中的工伤认定范围，将上下班途中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事故伤害，以及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都纳入了工伤认定范围，同时对事故作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定，这个限定意味着上下班不一定都算工伤；二是调整了不得认定工伤的范围，删除了职工因过失犯罪、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导致事故伤害不得认定为工伤的规定，增加了职工因吸毒导致事故伤害不得认定为工伤的规定。
程序得到简化，如：增加了工伤认定简易程序，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在15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明确了再次鉴定和复查鉴定的时限按照初次鉴定的时限执行；取消了行政复议前置程序，规定发生工伤争议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工伤待遇标准大大提高。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调整为上一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0倍。同时，为了避免工亡职工与伤残职工待遇相差过大，也适当提高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条例还作了其他保障职工权利的规定，让工伤者体会到更多的温情。◇海事担保：便民利民的举措
国务院：《中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
海关事务担保是海关法确立的由当事人以财产、权利向海关提供担保，承诺履行法律义务，海关给予其提前放行货物等便利的一项管理措施。《中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将在规范海关事务担保，提高通关效率，保障海关监督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使当事人获得快速通关、办理特定海关业务以及免予扣留财产等便利，《条例》主要规定了三种情形下的海关事务担保：一是申请提前放行货物的担保。二是当事人申请办理特定海关业务的担保。三是海关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担保，如海关发现纳税义务人在纳税期限内有明显的转移、藏匿财产迹象，要求纳税义务人提供的担保等。
为了防止滥用担保措施，《条例》明确规定了不适用海关事务担保的情形。
为对当事人办理海关事务担保提供便利，《条例》规定了免除担保和总担保等情形。
涉台案件：当事人受法律平等保护
为准确适用法律，确保涉台案件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促进两岸关系不断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出台了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
该规定明确了涉台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人民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应当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确定应当适用的实体法。这里所讲的实体法既包括两岸的法律，也包括其他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同时，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确定台湾地区法律为案件所应适用的实体法的，人民法院应予以适用。
规定指出，台湾地区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参与民事诉讼，与大陆当事人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平等保护。同时指出，适用该有关法律不得违反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著作权出质：登记才成立质权
著作权质押不仅是著作权人运用著作权的重要方式，也是著作权人进行债务担保和融资的主要手段，对于著作权的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意义重大。
根据物权法和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质押登记已从质押合同登记转变为著作权质权登记。著作权质权必须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才成立和发生法律效力。为使规章名称适应法律规定，于1996年实施的《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办法》也就需要相应修改为《著作权质权登记办法》。
办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国家版权局负责著作权质权登记工作”，但考虑到登记业务办理的历史情况以及国家版权局人员编制等具体问题，国家版权局已根据办法第二条规定，决定委托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办理著作权法权登记工作。著作权质权登记簿记载的内容应包括：出质人和质权人的基本信息；著作权质权合同的主要内容；著作权质权登记号；登记日期；登记撤销情况；登记变更情况；登记注销情况；其他需要记载的内容。
7古生物化石保护：走上法制轨道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明确了古生物化石的范围、保护原则和分类管理制度，指出要充分发挥专家在古生物化石保护中的作用，加强古生物化石发掘、收藏和进出境管理。
其中规定，未命名的古生物化石不得出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其收藏的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转让、交换、赠与、质押给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确因科学研究需要与国外有关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的；因科学、文化交流需要在境外进行展览的，符合条例规定的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经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出境。
农业保险法律 篇6
一、我国农业保险业发展过程
我国农业保险从1982年开办以来, 经历了20多年的曲折发展过程。
(一) 开启与波动发展阶段
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农业保险业务, 业务发展呈快速上升趋势, 1992年达到顶峰, 当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8.6亿元, 占全国保费总收入的2.16%, 农业保险深度为0.14%, 保险密度为0.96元;同时, 赔付率也大幅上升, 高达119%, 完全是亏本经营[2] 。随着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 特别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变后, 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2000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下降到3.87亿元, 2002年农业保险规模跌到20年来的最低谷, 当年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3亿元, 占全国保险业总保费的0.14%, 农业保险深度仅为0.02%, 农业保险密度仅为0.38元, 全国2.3亿农户, 户均保费不足2元[3] 。据统计, 1982-2002年期间, 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 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 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长期亏损, 各家保险公司相继取消了农业保险的经营。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仍有经营, 但品种很少、规模很小。可以说, 我国用了21年的时间, 得出了与国际农业保险同行相同的结论:农业保险不能实行商业化动作。
(二) 改革与升温发展阶段
随着近年来“三农”问题的不断升温, 农业保险对“三农”的“保护伞”作用日益突出, 政策性农业保险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2003年10月21日,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2004年中央1号文件又提出了“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 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2005年中央1号文件还强调“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的试点范围, 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2004年中国保监会在上海、黑龙江、吉林等9个省区市启动了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2005年按照中央1号文件精神要求, 政府有关部门加大了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的力度。2006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稳步推进农业政策性试点工作, 加快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党和国家对农业保险的发展引起高度关注, 国家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农业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等组成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小组, 依托试点载体, 研究探索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 进展令人欣慰。可以说, 中国农业保险业发展的春天来到了。
二、我国农业保险商业性运营的困难分析
农业和保险业是我国两个典型的弱势产业, 而它们两个结合的农业保险则是弱弱结合的更弱势产业, 具有风险大、成本高、盈利低的规律特点。农业保险的对象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生命的动植物, 从理论上讲, 不具有“理想的可保风险条件”, 对这种“不可保风险”进行的保险, 自然存在高风险、高费用、高成本、预期利益有限的特点, 违反了保险业的“危险分散、大数法则”的原理, 决定了农业保险从整体上不具有盈利性, 其保险产品难以商品化[4] 。因此, 农业保险是保险业中的特殊部分, 商业性运营是行不通的。我国农业保险商业性运营已经进入了“供给不足、需求乏力”的困境。其原因可以概括为“四个矛盾”[1] 。
(一) 农业保险的外部性与商业运营的趋利性之间的矛盾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属性, 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外部性, 单一依靠市场机制的配置会造成市场的失灵, 要求政府履行其宏观调控和公共管理的职责。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作, 趋利性的目标追求, 偏低的边际收益, 会导致农业保险经营者以经济利益的回报程度来选择保险险种, 从而降低农业险种的投入和经营强度, 因为农业保险经营者不会主动为政府或社会承担外部性造成的经济损失。矛盾的结果, 必然是农业保险业发展、特别是外部性突出的农业险种发展的萎缩, 乃至消失, 农业保险供给不足。
(二) 农业保险的低补偿性与农业产业的高风险性之间的矛盾
农业产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产业, 由于产业的弱质性和农业生产经营设施条件的缺乏, 自然灾害对我国农业产业发展造成的损失非常大, 并且有逐步加重的趋势, 农业保险的赔付率居高不下。但作为农业产业发展的“保护伞”的农业保险业, 由于受自身收益和险种管理等因素的影响, 对农业灾害的补偿水平却很低, 远远低于实际损失的价值。据测算, 1998-2000年需要补偿的农业损失平均每年为168亿元, 而通过农业保险平均年补偿为4.5亿元, 仅占0.27%。
(三) 农业保险的高成本与农户家庭的低收入之间的矛盾
农业保险以大数定律为基础, 投保多则保费低、保障足。农业产业的高风险性、空间的分散性、时间的季节性、定损的复杂性, 造成了农业保险的高成本性, 农业保险需要比一般城镇保险付出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这就决定了农业保险实现正常运营必须要有高费率保障, 一些地区农作物保险的费率高达10%。然而, 由于我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不高、农民收入水平低下, 对农业保险的支付能力有限, 从而导致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严重缺乏。
(四) 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与法律制度之间的矛盾
受农业经营者自身属性、小农意识和低文化素质的影响, 加上法律制度的缺失, 导致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 监督控制成本难以降低。农业保险作为发展和保护农业的一种制度, 对相关法律又有相当的依赖性, 而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规定非常笼统。由于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制度的缺乏, 导致道德风险给农业保险机构造成很大损失, 更使得农业保险经营者赔付率居高不下, 这是造成农业保险陷入困境的最根本的制度原因。
三、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现阶段农业保险发展的可行之策
(一) 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
农业保险具有鲜明的两个特点即高赔付率和高保费率。高赔付率和高保费率这两个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保险, 而不能是商业性保险。首先, 农业生产面临着自然灾害和市场双重高风险, 这一高风险特点, 导致农业保险自身难以产生经济效益。据统计, 从1982年至1996年的14年中, 江苏省农业保险经营的累计赔付率达103.2%, 加上20%的费用率, 实际亏损率23.2%, 这与一般商业保险的经营目的严重背离, 从而使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保险领域[5] 。其次, 农业保险的保费率相对农业收入来说是偏高的, 按农业受灾率制定的农业保险费率一般占农产品产值的8%-12%, 甚至更高。农民虽有保险的强烈要求, 却没有承担高额保险费的能力, 从而导致农业保险的承担密度很低, 农业保险公司难以形成起码的规模效益。最后, 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又使保险基金自身不能积累, 因此单纯依靠农民保费收入的农业商业性保险业务是难以维持的[6] 。很显然, 农业保险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商业险种, 只能是政策性保险。
(二) 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已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农业保护措施之一
目前, 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农业保险制度。其中, 既有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 也有菲律宾、印度、智利、毛里求斯等发展中国家。各国根据自身国情不同, 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政策。如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 政府主办、政府成立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 政府补贴、社会组织经营的发展模式, 政府和金融机构主办、政府控股公司的发展模式, 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自愿互助合作经营的发展模式, 等等。但是, 不管采取那种模式, 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那就是针对农业风险的相对集中性、风险损失的相对严重性、风险承担者的分散性以及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 为弥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缺陷, 通过立法来强化政策支持, 提高政府干预和管理农业保险的能力。几乎所有国家的农业保险制度多建立在国家财政补贴的基础上, 实行低费率和高补贴的政策, 是典型的财政补贴型农业保险制度。例如, 美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 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个公司提供相当于其农业保险费31%的补贴;日本政府补贴农民水稻保费的50%-60%, 补贴麦类保费的50%-70%, 若遇特大灾害, 政府承担80%-100%的保险赔款。
(三) 实践证明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成效明显
我国北京、上海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 农业政策性方面的保险业务开展得比较好, 并取得明显成效。如上海农民在养殖业及蔬菜、水稻等种植业方面投保, 可获得政府25%-45%的保险费补贴。在2002年的3次台风暴雨灾害中, 受灾的上海投保农民都及时获得了赔款, 有效地化解了农业风险, 确保了种植业和养殖业收益。2004年北京市房山区开展红小豆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区政府拿出100万元补助支持5万多亩的农业保险, 结果红小豆丰收, 产品全部出口日本供不应求, 创汇800万美元。
四、推进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对策
(一) 深化对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必要性认识
一是要把建立和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列入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农村稳定大局的高度, 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要把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纳入我国农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加强领导, 狠抓落实, 实施优惠的税收、立法及资金补贴等政策, 真正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在农村经济中的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的职能作用。三是要加强对农业保险工作的宣传教育, 采取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保险机构开展宣传咨询活动等多种形式, 使广大农民群众充分认识农业保险对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保障农民增收、稳定农民生活的重要作用, 消除将农业保险视为“乱收费”、“增加农民负担”的错误看法[7] , 引导农民积极参加农业保险工作。
(二) 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规章建设
随着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亟需健全的法律体系予以保障。用法规形成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支持方式、经营主体应该享受的具体优惠政策、保险双方权利义务、业务经营范围、业务运作 (包括保险金额确定、费率形成机制、赔偿办法、会计核算制度等) 、财政补贴标准、农业再保险办法等, 形成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完备的法律、制度保证, 有利于规范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行为, 避免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 或因财政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并以此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当前, 一方面要尽快研究制定我国《农业保险条例》、《农业政策性保险条例》、《农业再保险暂行办法》等;另一方面要完善《保险法》中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村、农业保险业务的有关法律条款。
(三) 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扶持力度
对农业保险予以财政支持, 是WTO对农业扶持的重要绿色通道。国家保监会要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 争取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税收、再保险和农业风险基金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国家要增加农业风险基金额度, 要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对农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 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农业再保险提供经济支持。国家财政部门要实施优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政策, 在遭受不可抗拒的重大自然灾害的特殊情况下, 还可实施国家财政紧急援助政策, 促进农业保险为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四) 建立和健全农业保险的发展体系
针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实际, 要采取积极试点、稳步推进的办法, 探索发展途径, 建立和健全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体系。一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开展对高风险的农业保险业务, 实行非盈利性的政策性经营, 行使农业再保险机构职能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业的行业管理, 负责监管农业保险基金, 起草政策性农业保险法规, 指导农业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活动;二是建立互助合作保险组织, 作为政策性保险的必要补充;三是鼓励现有的商业保险公司 (如财保、寿保、太保、平保等) 开发农村和农业保险业务;四是引进外资专业保险公司, 加大对我国农村和农业保险的力度。五是建立我国农业再保险机制, 实施农业风险产业立体保持格局, 真正形成我国组织多形式、所有制度多结构、业务多层次、融资多渠道的农业保险体系。
参考文献
[1]新华社.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 2006-06-26 (1) .
[2]杜彦坤.构建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的基本思路[N].经济参考报, 2005-09-17 (6) .
[3]梁敏.我国应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障模式[N].保险研究, 2005 (12) :70-72.
[4]陈泰超.对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探讨[J].金融参考, 2005 (3) :13-18.
[5]唐金成.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J].金额理论与实践, 2005 (9) :66-68.
[6]陈穗红.寻找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突破口[J].财经界, 2005 (3) :100-105.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法律效果分析 篇7
对于保险合同来说,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法律效果, 就是合同解除后对解除前的行为是否具有溯及力, 即实质上就是溯及力的问题。溯及力主要体现在保险费的返还和保险金的返还上。如果保险合同的解除具有溯及力, 那么在保险合同法定解除之后, 保险人应当返还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同样地, 投保人也应当返还保险人已给付给其的保险金。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后是否具有溯及力,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否定说认为, 保险合同的解除应当是没有溯及力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的理由是合同法理论。合同法规定, 对于继续性的合同, 原则上应当无溯及力, 原因在于继续性合同已经进行的使用或收益不具有返还性, 而保险合同是继续性合同, 因此保险合同解除后, 是没有溯及力的。[1]
肯定说则认为, 保险合同解除后应当是有溯及力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保险合同虽然是继续性合同, 但是它和其他的继续性合同在性质上是明显不同的。对于保险合同, 合同解除后溯及力的有无主要涉及的是保险金与保险费的返还问题, 保险金与保险费不仅仅是可以返还的, 而且, 如果不返还对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是极大的不公平, 也无法保障保险业的正常健康发展。[2]折中说赞同现行保险法的规定,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 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有无溯及力应当根据合同履行的情况,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
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 比如认为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是否应当具有溯及力, 应当区分是违约责任还是非违约责任等等。
二、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法律效果的法理学依据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 立法者建立法律制度, 总是通过预设违反该制度的法律效果, 从而对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进行规制。法律为社会生活提供了一般的行为模式, 使社会秩序能够得到维护。但是一旦行为人违反了法律为其设置的行为模式, 违背了社会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时, 法律会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管制与矫正, 而这种管制与矫正也正好符合正义的要求。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的设置, 是保险法通过预设当事人违反保险法所规定的义务或者是当事人约定的义务时, 对保险合同解除后的利益进行分配, 以矫正因投保人违反合同义务或者是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导致的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失衡, 实现对保险法律关系的规制与维护, 实现公平与正义。法定解除制度的设置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是行为模式, 一是法律效果。其中, 法律效果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法律效果设置的科学与否, 将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功能的实现与否。法律效果规定地科学, 将不仅仅可以矫正并且恢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期待的利益格局, 而且可以实现对利益的再次分配, 完成对公平的第二次分配。同时, 也可以对违反义务一方的投保人进行警戒和惩罚, 使其在预想违约之前考虑到违约的后果, 从而对其行为有一定的规制。
具体来说,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剥夺所得的利益和进行惩罚。从剥夺所得的利益来说, 剥夺投保人对保险合同所享有的全部利益, 换句话说, 就是保险人既不用承担保险责任, 也不用退还保险费用, 而且对于已支付给投保人的保险金, 保险人也有权利要求返还。此设计是具有合理性的, 原因在于任何人都不能从自己过错的行为中获得利益, 否则, 将严重的损害社会公平与正义。进一步从风险承担的角度来说, 由于投保人没有履行法定或约定的义务而导致了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所预期的利益没有实现, 那么由违反合同义务的投保人进行承担这种不利后果, 也是合情合理, 符合公平正义, 也是最有效率的公平。从进行惩罚来说, 对投保人进行惩罚, 就是对投保人的违约行为所采取的措施应当足够的严厉, 从而实现对违约方违约的阻止的客观效果。
三、关于法定解除法律效果的完善建议及理由
现行的《保险法》就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后的法律效果没有做出统一的规定而是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应当看到其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即在加强灵活解释能力的同时也丧失了法律确定性的特征, 这实在是得不偿失。
本文认为, 我国的保险法应当确立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的一体溯及力, 即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应当具有溯及力, 但是同时也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中的非人寿保险 ( 即人身保险中的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具有典型的补偿被保险人损害的功能, 因为投保人的过错而导致保险合同解除的, 保险人可以不返还投保人保险费。保险人不返还投保人的保险费, 是作为对违约投保人的警戒和“惩罚”, 并不是否认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有溯及力。对于人寿保险中的人寿险, 理论上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应当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 这是因为人的年龄越大, 死亡率越大, 保险人承保的风险也就越大, 因此投保人所缴纳的保费应当与被保险人的年龄增长呈正比。但是在实践中, 由于人的收入与人的年龄的增长成反比, 即人的年龄越大, 人的收入能力越低。此时为了解决人的收入能力、保险费用、承保的风险三者之间的矛盾, 保险人就采取了均衡保险费用的方式去计算保险费用, 即将整个保险期间应当缴纳的总保险费用, 平均地分配到各个保险期间, 这就使得每一期的保险费用都是一样的, 从而也就避免了人在年老、低收入的时候缴纳更多的保险费用。这样, 在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用高于保险人实际的保险成本的时候, 对于那“高出保险成本的”部分费用就“存”了起来, 具有了储蓄的性质, 对于此部分费用和其产生的利息, 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寿险保单的责任准备金, 投保人对此责任准备金是享有权利的。在保险合同生效的期间, 由于某种原因被解除或者是被终止时, 保险人应当从保险责任准备金中去除退保手续费用, 剩余的退还给投保人。此时保险合同的解除也是具有溯及力的。
第二、保险人因为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解除保险合同时, 保险人仍然是有权利收取从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保险合同解除之日时期间的保险费, 这也是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具有溯及力的体现。这是因为,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具有溯及力, 所以保险合同解除之后应当恢复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根据“危险承担说”, 保险人的义务并不是从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开始计算, 而是在整个保险期间都有保险义务。保险人对在保险事故发生前的危险承担, 也是免除了投保人很大的经济忧虑和精神忧虑, 此与投保人给付的保险费具有对价性, 同时也符合利益平衡的原则, 兼顾双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此外,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具有溯及力即恢复原状, 可以有多种的方式来实现。不仅仅包括返还原物这种最基本的状态, 而且也包括给付以替代物返还或者是作对等的补偿等其他方式。所以因客观情况的变化导致保险合同解除的, 法律效果仍然是有溯及力的, 保险人对保险合同解除之前所承担的危险责任, 通过收取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保险合同解除之日止的保险费来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
参考文献
[1]姜南.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法律效果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2 (1) :90-92.
[2]方芳.保险合同解除权的时效与溯及力[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2 (6) :42-47.
[3]仇春涓.论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溯及力问题[J].职业学院学报, 2012 (4) :5-8.
[4]赵俊俊.我国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的反思[J].现代商业, 2013:56-70.
虚拟财产保险的法律关系探究 篇8
虚拟财产, 对于许多人尤其是网络游戏玩家来说是相当熟悉的, 但对于虚拟财产保险, 我们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个比较陌生的概念, 甚至没有考虑过它存在的可能性, 基于此, 本文试图将其作如下界定。
1.1 虚拟财产
由于目前网络游戏的盛行, 虚拟财产在很大程度上被广泛的认为是指网络游戏空间存在的财物, 包括游戏账号的等级、游戏货币、游戏人物拥有的各种装备等等, 这些虚拟财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现实中的财产。
1.2 虚拟财产面临的风险
我们将虚拟财产所面临的风险归纳为以下几种:1、盗窃风险, 包括传统的密码盗取和木马程序进行的盗窃活动。2、欺诈风险, 分为线上欺诈和线下欺诈。线上欺诈是指通过网络系统, 在网络上对其相关信息的骗取和盗用。线下欺诈是指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接触产生的欺诈。3、民事损害责任风险。游戏玩家和网游公司存在着合同关系, 需要承担合同对应的相关责任。4、技术风险。虚拟财产存在电脑上是由电磁波记录的。
1.3 虚拟财产保险
基于以上对虚拟财产的定义和所面临的风险的分析, 我们将虚拟财产保险分为了虚拟财产损失险和责任险。虚拟财产损失险是指投保人将在游戏中的装备、游戏币、游戏号等资产作为保险标的, 当发生损失时, 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以及损失情况进行赔付的险种。虚拟财产责任险是指网游公司和玩家存在有偿的合同关系时, 网游公司因为游戏设计存在漏洞以及对账号保管不慎等原因而造成玩家损失而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网游公司可以将这种民事损害责任通过风险转移的方式由保险人承担, 当被保险人发生民事损害责任时, 由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规定对玩家履行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2 虚拟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存在的法律关系
虚拟财产保险中存在的法律关系主要包括保险合同所涉及的投保人、保险人以及保险标的所包含的法律关系。在虚拟财产保险中, 保险合同及保险合同当事人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与实物财产保险基本相同, 因此我们主要对于争议最大的虚拟财产标的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讨论。本文认为, 虚拟财产实际上涉及到双重属性, 即既具有涉及物的属性, 又涉及债的属性。其之所以同时涉及这两种属性在于这两种属性对应了不同的主体, 即虚拟财产相对于游戏玩家具有物的属性, 对于网游公司又具有债的属性。
2.1 从债权角度分析虚拟财产保险标的的法律关系
网游公司和玩家之间具有债权关系是因为从玩家开始参与游戏的过程来看, 游戏运营商发布网络游戏下载、赠送或销售游戏光盘构成一个要约:玩家在电脑上安装客户端, 注册账号或支付点数卡等进行承诺, 这样就在双方之间达成了一个服务合同。在实践中, 在玩家进入并使用虚拟环境之前, 运营商通常会以一个格式化的标准合同文本 (即“注册协议”) 的方式和用户就进人该虚拟环境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分配。从保险的角度分析, 可作为保险标的的是网络游戏运营商对玩家账号所付的责任。玩家与网游公司之间存在一种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的保管合同的服务合同, 玩家退出游戏后, 相当于将自己的虚拟财产交给网游公司进行保管。从保管合同方面分析该服务合同:《合同法》第365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 并返还该物的合同”。因此可将网游公司的责任看作为保管责任。由于众多网络游戏需要进行金钱的投入, 可以认定网游公司的保管行为是一种有偿行为。作为有偿保管的网游公司有必要对于玩家的虚拟财产承担法律责任, 在玩家的虚拟财产遭受侵害时排除妨害或进行赔偿。虚拟财产保险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对该责任进行承保, 是责任保险, 在此称之为称为网络游戏责任险。
2.2 从物权角度分析虚拟财产标的的法律关系
网游公司提供了网游软件、处理器等载体。玩家通过注册的方式获得账号参与游戏, 产生债的法律关系, 而相对应部分的虚拟财产的所有权则归玩家所有。玩家通过时间和金钱的投入使该虚拟财产具有了使用价值和价值, 具有获得利益的权利, 同时对其排他性占有。所以我们认为玩家与虚拟财产之间具有物权关系, 玩家对其所占有的虚拟财产具有所有权。
3 虚拟财产保险主体所包含的法律关系
虚拟财产保险中涉及到的法律关系主体包括保险公司、网游公司、网游玩家以及侵权第三方。
3.1 虚拟财产保险合同主体涉及的法律关系
在经过上述从物权和债权分析虚拟财产保险标的法律关系时, 我们看出, 对应虚拟财产涉及的双重属性, 虚拟财产保险则包含虚拟财产责任险和损失险两个险种。在虚拟财产责任险中, 投保人为网络运营商即网游公司, 保险标的为网游公司基于债权产生的对于玩家虚拟财产保险的保护责任, 受益人为玩家。在虚拟财产损失险中, 投保人和受益人均为玩家, 保险标的为其所排他占有的虚拟财产 (或虚拟财产所对应的现实价值) 。在实际操作中, 网络游戏责任险与虚拟财产损失险可以在一张保单下以主险和附加险的形式出现;或可以分成两个不同保单, 例如将网络游戏责任险开发成具有高投保率和低保障率的险种, 若玩家想要具有较高的保障程度, 还需自己投保虚拟财产损失险。
3.2 虚拟财产保险主体间其他法律关系
由于虚拟财产保险本身的特殊性, 保险公司与网游公司间除了由网游责任险决定的合同关系外, 还存在合作协议方面的法律关系。虚拟财产保险, 因其标的物的特殊性, 在虚拟财产损失险和网游责任险中, 均存在保险公司不能单独进行风险防控和理赔实现的问题。因此, 我们设定保险公司与网游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来解决这一问题。网游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一为技术上的需求, 指的是网游公司的消费者----网游玩家由于网游公司有技术上的过错发生侵权损失, 需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一种需求。二为竞争上的需求。有时, 网游玩家产生损失是由其自身的疏忽导致的, 若此时网游公司仍能为玩家提供一定的补偿, 则这种补偿就是一种附加值服务。网游公司可以通过增加其附加值服务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因此构成竞争性需求。对于保险公司, 从理论上讲, 网游责任险和虚拟财产损失险的道德风险均很高, 保险公司考察网游公司和玩家履行最大诚信原则的难度均很大。特别在虚拟财产损失险中, 若无网游公司的协助, 保险公司将很难控制玩家投保此险种的道德风险, 这样就为此险种的核保和理赔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因此, 为有效控制风险, 保险公司有这方面需求和意愿去签订保险合作协议。
4 法律政策建议
虚拟财产在法律界定上还属于空白, 而虚拟财产保险更是一个新事物。为了能更好的开展虚拟财产保险, 使得虚拟财产保险在操作上有据可依, 我们对其提出了以下相关的法律政策建议。
4.1 扩大现有法律解释
定义虚拟财产及其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 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由于虚拟财产目前在法律上还是空白, 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讲虚拟财产还不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这就使得虚拟财产保险不可保。但纵观世界的发展趋势, 网络游戏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会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仅中国地区, 2009年游戏产业总产值将超过910亿元人民币。其中, 网游企业的数量已达750家, 总收入将达250亿元为国民经济的贡献达到了4000亿元以上。所以, 我们建议通过对现有法律的扩充解释, 来对虚拟财产进行法律上的认定。我国可以通过对《民法通则》第75条中“其他合法财产”做扩大的司法解释来扩大“财产”的外延。将虚拟财产归为其中之列。《合同法》是用来保护双方合法权利、义务关系的。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是玩家和网游公司合同中的重要内容, 关系到玩家的胜败。我们可以用《合同法》来保护虚拟财产。玩家玩游戏是需要偿付一定资金的, 所以也可认为玩家对于网游公司来说是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用于保护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
4.2 国务院保险管理机构制定规定
4.2.1 国务院保险管理机构批准虚拟财产保险业务。
《保险法》第九十五条中对保险公司业务的经营范围包括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业务。虚拟财产目前不属于现有的财产保险业务, 保险公司如要开展此项业务, 那么需要在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下才能进行。所以, 我们建议将虚拟财产保险向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报备或报批, 从而能使保险公司能够依法的在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范围内从事虚拟财产保险经营活动。
4.2.2 国务院保险管理机构将虚拟财产责任险设定为强制性保险。
我们建议保险管机构将虚拟财产责任险设定为强制性保险, 要求运营商必须购买此类险种。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1) 维护玩家的利益。 (2) 维持社会秩序。
虚拟财产保险, 虽尚未在实务中进行运作, 但研究其潜在的可行性和发展趋势却因近年来网络和网络游戏的盛行而显得极其重要。本文在给出虚拟财产以及虚拟财产保险的相关定义的基础上, 详细阐述了虚拟财产保险中存在的法律关系并给出立法建议。我们希望通过虚拟财产保险法律关系的研究和完善来进一步推动此险种的可行性, 从而更好的保护网游玩家的利益、稳定社会秩序, 并同时丰富中国保险市场。
摘要：网络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对网络上利益越发重视, 同时也寻求更多手段来保护自己在网络上的虚拟财产, 虚拟财产保险这一险种便被提出。由于虚拟财产保险尚未在实务中出现, 本文主要通过对其若开发可能涉及的法律关系进行分析, 为今后虚拟财产保险的出现寻求法律上的支持。
关键词：虚拟财产,保险,法律关系,立法建议
参考文献
农业保险将覆盖农业全领域 篇9
今后, 农业保险发展在横向上, 会尽快覆盖农林牧渔各主要产业;纵向上, 要与农业产业链加速融合, 逐步建立覆盖直接物化成本、完全成本, 甚至基本收益的保险服务体系。对此,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 农业保险在功能作用上要与政策目标的转变相适应, 从基础的经济补偿向防灾减灾、社会管理、扶贫开发等综合功能拓展。
据了解, “十二五”时期, 我国累计为10.4 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6.5万亿元, 向1.2亿户次农户支付赔款914亿元, 2015年我国承保农作物品种达189类。
我国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篇10
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核心的一环, 人权作为社会保障立法的理论基础, 也必然地成为养老保险立法的理论基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法国法学家卡雷尔·瓦萨克提出了“三代人权”思想:第一代人权思想是以“自由权”为中心的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第二代人权主要包括就业权、劳动条件权、失业救济权、社会保障权、物质帮助权等。第三代人权指的是国家和民族的集体权利, 又称连带权利或者国际集体人权。[1]第一代人权为近代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提供了基本的法哲学理论基础。第二代人权为现代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基本法哲学思想和理论基础。从19世纪中叶起, 古典自然法学遭到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的挑战和批判。但二战之后自然法学说随着它本身的演变再度复兴, 并以抽象的社会正义、个人自由等名义。[2]此时社会权应运而生, 社会保障权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权, 归属于社会权。其对自由权构成了限制, 但这并不表明社会权排斥自由权。养老保险制度一般被认为起源于德国的社会保险立法, 1883年至1889年间德国先后颁布了《疾病社会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老年和残疾社会保险法》。从此至二战时期, 生存权虽未在社会立法中被予以明确规定, 但却成为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立法之内在指导思想。在二战之后, 生存权作为基本权利被世界许多国家所认可, 很多国家都对宪法进行修改, 将生存权的内容补充规定进人权规范中。
第三代人权为当代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法哲学来源和理论基础。根据公民和国家的关系, 瓦萨克认为第三代人权为连带的权利 (the solidarity rights) , 其实质是为了从第二代人权的“福利抑或发展”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寻找既利于社会安全、社会保护, 又有利于社会生产与发展的政策与制度模式。社会连带思想把社会当成一个有机体来研究, 指出社会与别的有机生命相同, 每个部分之间一定会有某种联系, 因此组成了有序、连带的整体。养老保险体系是基于人类的社会理性所实施的社会互助活动与体系计划。
二、我国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在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方面, 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也存在着多种问题。包括养老保险立法滞后、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层次较低、养老保险制度筹资模式争议大、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不完善等问题, 在养老保险法理基础的研究之上, 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意见。
(一) 出台养老保险专门立法。
在对我国养老保险的立法建设之初, 我们就应作出系统的计划, 使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尽量从开始就迈入社会保障法制体系建设的正轨。[3]今后在制定《养老保险法》时, 就制度的整体设计, 我国养老保险的立法应当遵从权利与义务统一、公平与效率相结合、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几项基本原则, 并且应当把养老保险的多元化体现在养老保险立法中。
(二) 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层次。
统筹, 即统一筹划, 应当是在独立的事物之间谋取一致或通盘考虑, 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问题在《社会保险法》是针对养老保险的基金而言的。我国的养老保险应坚持广覆盖的原则, 避免在制度上形成省级差别而需要实现全国养老保险金的统筹, 对于实现全国统筹的时间和步骤不概括地授权国务院规定, 应当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一个实现的期限, 并且不宜过长。并且缴费率和待遇水平也影响着养老金的统筹层次, 只有将统筹层次逐渐提高到省级或全国, 缴费比例才可能趋于统一。
(三) 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模式。
目前就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而言, 现在被认可的是部分积累制, 即社会统筹部分通过现收现付制来提供最低养老保障, 而个人账户方面通过单位与个人的缴纳基金积累则既有利于激励个人工作积极性又利于提高社会储蓄率。它通过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的结合, 将社会公平与效率、社会互济与自我保障, 保障基本生活与鼓励努力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
(四) 建立有效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督管理机制。
因此, 为了合理防范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失, 建立有效的养老保险监督管理机制, 我们应当在借鉴国外的经验基础上, 建立完全独立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社会保险银行, 或者在国家开发银行内设立独立核算的“社会保险分行”。同时在下一步将要制定的我国养老保险法律中明确规定完全独立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 或者是扩充某一监督部门的编制和职权, 进而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监督的力度, 切实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效率, 最终保障整个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
参考文献
[1]李步云.人权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36.
[2]沈宗灵, 黄楠.西方人权学说 (下) [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