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题审判庭

应用题审判庭（精选12篇）

应用题审判庭 篇1

据资料显示, 经验法则最早是由弗里德里希·斯坦在1893年提出, 在当时的著作当中, 经验法则被认为是“一个来源于确定性经验基础所形成的一般性法则” (1) 。时隔一个多世纪的今天, 经验法则已然成为法官认定事实的重要依仗。法官科学合理地选择经验法则认定事实, 已经成为内心确信或者自由心证正当化的基础。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2) , 以生活经验或者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表述与经验法则相似的含义。然而, 在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由于接触时间尚浅, 对于经验法则的含义依然存在不小的争论, 并进而影响司法审判的正常开展, 理论界定义争论反映到实务中就是经验法则的错用和误用。本文无意正本清源, 只是就这一概念及其应用作肤浅分析, 提出自己的一点建议。

一、经验法则的理论概述

经验法则又称为经验则, 从其词源的角度来看, 它来自大陆法的传统, 德语表述为Erfahrungssatze,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诉讼法学沿用了这一术语。在英美法系的著述中, 一般用law of general experience, common sense, experi—ence, general knoeledge表述与其近似的含义。 (3) 虽然无论是大陆法系抑或英美法系在案件事实上经历的是截然不同的发展过程, 但是都对经验法则给予了深厚的重视。

(一) 对经验法则的界定

1. 德国法系

以德国为例, 德国对经验法则的适用是由判例发展起来的 (4) 。最早的适用可以追溯到德联邦法院20世纪50年代的一份判决。在判决主文部分, 虽然并未提及具体事实, 但却指出表见证明不涉及盖然性证明, 而盖然性证明是对一定事实进行可反驳的推定的基础。德国学者认为, 所谓的经验法则是指在观察典型的实施经过的情况下, 总是可以一再地确认某些结果。也就是说, 经验法则是一种盖然性比较高的规则。受马克思·韦伯的影响, 哈贝马斯将知识划分为三种:科学、道德和艺术。在三大类范围之外, 又存在一些渗透到日常生活规范中的所谓的背景知识。 (5) 这些背景知识就充当着经验法则的作用。德国的普维庭教授将经验法则分为四类:生活规律、经验基本原则、简单的经验规则和纯粹的偏见。很明显, 普维庭教授是以盖然性的高低对经验法则进行分类, 他认为, 生活规律“一般属于已经得到数学上的证明, 或者符合逻辑或者不可能有例外的经验”, 因此, 最大的盖然性一般包括自然规律、思维规律、和一些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规则;而经验基本原则, 具有很高的盖然性, 但是却不能排除例外可能;所谓简单经验法则则具有较低的盖然性, 仅仅是一种认识的辅助工具。普维庭教授很明显是以盖然性的高低划定了经验法则的外延。与此同时, 在德国, 经验法则具有类似法条的功能, 只要还没有相反的经验法则出现, 以动摇前述的经验法则, 法院就会一直维持这一见解。 (6)

2. 英美法系

以英国和美国为例。在英国, 经验法则主要承担着两种作用, 其一, 运用经验法则推定某一事实的存在从而得以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早期, 英国学者将推定分为三种:不可反驳的法律推定、可反驳的法律推定以及可反驳的事实推定。而经验法则, 由于其推理的基础是人类的理性思维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此属于可反驳的事实推定。也就是说, 对于推定的事实, 只有在没有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 才能排除合理怀疑, 才能推定为真实。其二, 经验法则用于判断证据是否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根据英国关联性规则, 具有证明能力的一大标准就是与代征事实具有关联性。但是如何判断?就需经验法则来断定了。在美国, 美国学者认为, 经验法则用以推论某一事实或者若干事实与另外的事实或者若干事实之间的关系, 同前述英国一样, 经验法则对证据的关联性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法学家罗纳德认为, “证据关联性的认定受到审理者的社会阅历、出身背景和日常经验的影响”。在美国司法实践中, 适用经验法则产生的推定不发生心证责任的转移。 (7)

(二) 我国学者对经验法则的界定

我国大陆法学界对于经验法则的定义也是千差万别, 没有形成统一的主流观点。

有一种对经验法则的界定的有些过于宽泛。有学者认为经验法则是指人类以经验归纳获得的关于事物因果关系或性质状态之法则或知识, 其范围既包括日常生活一般常识又包括属于科学、技术以及艺术方面的专业知识。 (8) 还有的学者直接将经验法则定义为日常生活常识、生活经验、科学知识以及其他领域专业知识。 (9) 这种界定方法将经验法则的外延无限制的扩张, 不利于发挥经验法则这一大前提应有的作用, 因为大前提必要的客观性和广泛性上述并没有得到满足, 因之直接影响审判实践的效率和准确率。张卫平教授认为, 经验法则大致上可以分为五大类:第一类:自然法则或者自然规律;第二类:推理规则;第三类:道德法则、交易习惯;第四类, 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第五类:专门知识领域的法则。 (10) 笔者认为, 经验法则作为事实认定的工具, 自身的盖然性、客观性与广泛性必须得到满足, 但是高度的盖然性并不意味着有绝对的必然性。同时, 逻辑法则由于是关于思维的法则, 与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经验法则也同样应当有所区别。

还有则对经验法则界定过窄。例如有学者指出经验法则是法官依照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反映事物之间必然联系的事理作为认定待证事实根据的法则。○11这种定义, 直接将经验法则与客观真理相结合, 极大地拔高经验法则的精确性, 却忽略了由于本身的不可证伪性而导致的利用价值的缩水。同时, 经验法则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归纳, 由于归纳的不完整性, 真理的产量也必然是有限的, 出于满足实践需求, 我们也不可将经验法则局限于客观真理。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经验法则是人类以经验归纳之后获得的关于事物属性及其常态联系之间的可以证伪的一般性的知识或法则。具体地说, 经验法则是人类在长期生活生产中积累的, 以经验归纳和逻辑抽象后所获得的关于事物本质及事物之间常态联系的一般性知识, 这些知识是具有常识性的, 非个别人所能垄断的, 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不成文法则。源自人们的归纳的经验法则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因之而来的概括总结的不完全性在生活中其实是一种可能性的预期。司法实践中, 由于经验法则充当认定事实真伪的工具, 其本身必然要具有较高的可能性 (绝非必然性) , 及高度的盖然性。除此之外, 经验法则的运用还有提升司法权威, 增强司法公信力的效果。基于以上考虑, 经验法则必然要具有常识性, 要为大众于日常生产生活中所能接触并信守。专门领域的知识往往不能为大众所熟知, 将其视为经验法则并予以适用不便于大众所接受;客观真理自然法则由于特定时间的不可证伪性也有悖于经验法则的本质。因此, 在笔者看来, 经验法则一般分为以下几种:道德法则和交易习惯、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理规则。

二、经验法则在实践中的误用及其原因

在司法实践中, 经验法则作为反映事物本质属性以及事物之间常态联系的一般性知识一般在事实认定中发挥大前提的作用。然而不幸的是, 由于对经验法则的重视程度不够或者没有全面理解经验法则的本质内涵, 经验法则的这一工具性价值并没有较好的发挥出来。相反, 根据一系列社会调查, 在日常的司法实践过程中, 经验法则误用的情形比比皆是, 直接导致经验法则的实践困境。

(一) 经验法则被误用的类型

1. 弃之不用, 束之高阁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 由于司法缺乏权威, 当事人总是因各种各样的理由和方式来质疑判决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在这种背景下, 经验法则作为一种可以被推翻的大前提的适用必然会经历一个逐渐萎缩的过程。原因很简单, 毕竟, 经验法则不是事实, 对其的适用必然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特别是目前的法官绩效考核制度的实行, 法官更是不敢越雷池半步。与大多数国家一样, 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要求法官对经验法则强制使适用。但是, 一部分经验法则, 特别是具有较高盖然性的经验法则, 由于经过实践反复检验并被不断完善, 其本身已经相当接近真理, 基本上已经不会有反例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 除非有特别的依据出现, 不适用经验法则将极有可能导致不合理的结果发生。例如, 在出现证明责任分配或者证明困难的时候, 如果经验法则的适用能够帮助法官在认定某个事实的时候排除疑点并形成心证, 法官就不应当脱离具体的案情而一般抽象地运用证明责任来进行风险分配。经验法则的一大作用就是帮助法官排除合理怀疑并进而形成关于某项事实的心证, 如果在某种情况下, 法官排除适用经验法则, 直接生硬地采用自以为普遍适用的规则来进行责任分配, 事实认定的话, 非但不能很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反而很有可能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以及事实认定的有失公平, 并进而有损司法公信力的构建。实务中因为忽视经验法则导致的错误运用证明规则, 错误认定案件事实以及错误适用法律例子比比皆是。○12

2. 理解失误, 弄巧成拙

司法实践中, 错用经验法则的案例仅次于忽视经验法则。以南京彭宇案为例, 具体案情此处不再援引, 重点我们分析法院的判决。该案件的判决书中认定原告受伤系被告所撞, 其理由如下: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13本案事实认定过多次采用“情理”“日常生活经验”和“常理”, 可见该法官实际上积极运用了经验法则。但是不幸的是, 该法官却没有理解经验法则的真谛以至于错用这个经验法则。本案属于典型的错用违反公序良俗的经验法则。法官错误的认定社会里没有道德崇高之人, 每个人都是中规中矩, 都不会做这个社会的“活雷锋”。本案法官认为所有人做好事都应该是适可而止的, 都应该在一定限度内。一旦超过这个限度, 你就违背“社会情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了。先不说本案的经验法则所确定的逻辑到底符不符合实际情况, 法官恐怕忘记了审判案件还要考虑案件之外的社会导向作用。本案的社会导向是直接地否定真善美, 是一个典型的错用经验法则的案子。当然错用经验法则还包括错用盖然性较低的经验法则, 或者运用的经验法则违背了人们的生活习惯等。

(二) 经验法则被误用的原因

1. 经验法则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 经验法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 是对于事物之间常态联系的人为性归纳和总结, 由于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 对于事物之间联系的概括必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过程, 谁都无法保证经验法则必然准确。虽然美国学者说过“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的准确性而是经验”, 但是毕竟对于经验的适用是要冒着极大的风险。我们知道经验法则是按照盖然性程度不同贴上高低不同的标签, 盖然性越低就意味着经验法则适用的悖论就越多, 经验法则不适用并因之被排除的情况就越多, 强行适用导致错判误判的可能性就会越高。在适用经验法则之前, 我们无法明确地知晓具体经验法则的盖然性程度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没有预见未来能力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所要选择适用的经验法则到底是对是错, 该特定案例是否就是该经验法则力所不能及的适用情型,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 我们因为经验法则本身的不确定性而误用经验法则的案例比比皆是。

2. 法官知识能力的有限与适用经验法则时的主观随意性

虽然经验法则在内容上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客观性, 但是在具体适用的过程中则必然要依靠法官的主观思维。对于经验法则的选择适用, 必然与法官的人生经历、生活背景、知识水平以及思维方式息息相关。○14对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我国来说, 各种政治和司法资源的配置也是相当不平衡的。同时由于法官晋升机制的原因, 业务能力越强的法官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审判前沿, 而没有经验的新任法官则活跃于审判一线。这种司法资源的配置根本满足不了经验法则适用的需要。经验法则作为认定事实的重要工具, 其适用要经过缜密的考虑, 需要经验和业务能力的支持。

3. 司法不被信任的社会背景

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 由于司法缺乏权威, 当事人总是因各种各样的理由和方式来质疑判决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在这种背景下, 经验法则作为增加司法风险的不利因素必然不会被法官所采用。同时, 结合我国现行法官晋升和考核机制来看, 根据错案比例淘汰法官更是增加了法官内心的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 法官是不会主动采用风险较大的经验法则。有学者指出, 法官对待经验法则运用的正确态度, 应该是既要充分发挥能动品格, 彰显经验法则的功能, 又要谨慎地进行心证, 保持适当的谦抑。○15但是在法官不被信任, 司法缺乏权威的当前, 司法实践中很难保证法官能够保持这种正确的积极的态度。法官因畏惧风险而表现出的消极的态度势必给经验法则的适用增加了阻碍。

三、经验法则的完善

经验法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经验法则适用的不尽如人意都敦促着经验法则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域外的经验固然可以效仿,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 经验法则, 作为偏实际重实践的司法工具, 对于其本身的完善必然要与我国的司法审判实际相结合, 切不可盲目追求域外的规定抑或经验而忽视了经验法则源于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总结与有限概括的属性。从我国司法实践出发, 完善经验法则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 提升司法权威, 增强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信力是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树立司法公信力是为了增强人们对司法的信仰, 而这种信仰对构建社会法律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强司法权威, 提升司法公信力要依靠公正高效的司法活动来实现, 靠廉洁清正的法官队伍来保证。法律只有被公正高效地适用, 才能得到普众的拥护与遵从, 才能真正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建立支持司法权威的现代司法理念, 加强司法宣传和建立权威的司法体制, 健全监督司法实践的体制机制是三种可以参考的举措。

(二) 锤炼经验法则, 增强经验法则确定性

正如前面所说, 经验法则的不确定性是困扰司法中经验法则准确适用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找到经验法则不确定性的根源在哪里。毫无疑问, 人类对于同类事件归纳和总结的能力以及被归纳事件发生的频率都导致了经验法则的不准确性。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 要想减少并进而防止实践中对经验法则的误用,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必须要做到利用新技术新手段不断对经验法则进行锤炼, 并进而限定出经验法则严格的适用条件, 同时再与盖然性程度较高的经验法则进行对比。

应用题审判庭 篇2

审监庭所审理的案件从受案范围上看有其自身特点，争议的事实疑难、复杂。案件来源是原审生效的案件，本院提起的再审案件，抗诉和中院指令再审的案件及我院发回重审案件，争议大、矛盾深、上访缠诉交织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范围上面积广泛，适用的均是普通程序，又不是最初的案件，涉及法律、法规界限较难把握的各类案件。根据上述特点，我们在审理每起案件时都注重做好调解工作，最大限度的使每起案件当事人息诉服判。案件受理后，要求每位承办人在各案审理上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不得调解的案件都应首先认真阅卷，研究案情，在各环节上努力找出做调解结案的入口，研究分析制定调解方案，通过什么途径，选择何种方式，能够达到什么样的调解效果，做到心中有数。对于矛盾较为激烈，抵触情结较大，虽然达不成协议进入判决阶段的，也在接待、调查事实、庭审前后宣判时，要有充分耐心，做好宣传法律的疏导工作，引导当事人依法行使权利，达到平息争议、息诉服判的目的。

其次，在调解方式上更多的注重学习，积累经验，掌握调解艺术和技巧，并根据各类案件性质、特点因人因案而宜。一是坚持严格掌握三个原则，即查清、分清事非原则、以自愿而不强行调解为原则和调解合法为原则。二是调动各方力量加强联系和沟通，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做好纠纷当事人思想工作，协调、配合是化解纠纷的有效方式。三是要把握时机，调解是用协商的手段使矛盾平息，不得是非不分无原则的和稀泥。对有过错的一方和无理要求的当事人要给予有理有据的批评教育，使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协议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自愿达成。因案件性质不同和纠纷当事人的身份不同，在各案中还应采用不同的调解方式。包括用宣

1讲法律的方式让当事人知法、守法、了解纠纷产生后如何用法律解决纠纷。对不同身份当事人据其情况分析其心理，对症下药。如***市***乡村民于***母女六人诉****乡政府人身损害赔偿一案，****的父亲生前为乡敬老院院长，在为敬老院运玉米杆时，从拖车上坠地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母亲为精神病患者，得知此事后，病情加重，经常一丝不挂，在大街上乱跑乱叫。老太太没有生活来源，没有儿子，只靠五个女儿轮流照顾生活。***乡政府在事发后为***的父亲支付了医药费、丧葬费27600.00元，无力再进行其他赔偿，审监庭的法官了解到具体情况后，考虑到即使作出判决，***乡政府暂无执行能力，***母女的合法权益也不会最终得到实现，于是从***母女的切身利益着想，多次到乐胜乡了解实际情况，考虑到***乡政府一次性支付现金有困难，可以分期分批支付。最后研究出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乡政府给付***母女抚恤金34000.00元，并每月给***母亲生活补助费200.00元，还为***母亲办理低保，使其以后的生活有了保障。这一调解方案，***乡政府能够接受并实际履行，也解决了于艳家的实际困难。双方都很满意，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东京审判》，审判了什么？ 篇3

1931年，75年前的9月18日，久驻中国东北的日本人终于按捺不住自己膨胀的野心。炮轰东北军，占领沈阳，开始了吞并中国的军事大侵略。

炮火纷飞中、尸横血溅中、呻吟哀痛中，弱势的中国被强横、野蛮、残暴的日本欺凌着、侮辱着、践踏着……

中国在流血，心在流血。肢体在流血……

中国在痛苦，在哀嚎，在怒吼……

博弈的双方已经疲惫不堪。在耗过了忍受的极限，中国将要同日本这个孤注一掷的强兽再做一搏时，强大的美国向日本一击，日本战争恶兽轰然倒下。

历史是那样的残酷，又是那样的无情。

历史是这样的真实，又是这样的荒谬。

血腥的双手还带着刚刚凝结而成的黑红血痂，杀人者已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善恶如何对弈?真相怎样表明?

人类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强大到能够扼住邪恶的头颈——让它低头：但，这还不够。还要用人类正义和智慧的灵光来照耀，照出战争恶魔的丑陋灵魂——这就是电影《东京审判》。在战争后的心灵废墟上，《东京审判》拨开历史的灰烬，冷静地反观半世纪前的中国和亚洲的疤痕，尽管依然疼痛。

《东京审判》以民间情绪和官方反映这两条并行的线索揭示了中心：不仅审判了过去给人类带来痛苦和灾难的战争罪犯，而且也以理性审判了人类的观念和社会秩序的现状。

《东京审判》审判了人类的正义和野心。广濑一郎为兽行的强奸涂抹人性追求快乐生理本能的脂粉，东条英机把侵略说成是兄弟相助的美好和温情。在日本侵略者的眼里，他们的侵略就是爱——他们因为“爱”而杀戮，为了“友情”而掠夺，所以他们是正义的化身，是普照大地的太阳正在发出灿烂的光辉——侵略就是正义!侵略者的逻辑使是非没有了界限，正义与邪恶的区分也荡然无存!愤怒的法官给予这些可耻的狡辩以无情的讽刺和严厉的驳斥。《东京审判》这样判决：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尊严、利益是不可侵犯的。无视别国和其他民族的独立、尊严和利益的共荣、关心与爱只不过是侵略野心的画皮。侵略违背正义而永远被谴责!

《东京审判》审判了思想的愚昧和专制。东京的战犯们虽然无可辩驳而低头认罪，但因为政府的愚民政策，使许多日本民众不了解战争的真相，不以侵略为耻辱，反因失败而羞怒，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我们不禁思考：日本民众为什么甘愿为公然侵略的天皇而献身？当他们像禽兽一样残暴而毫无同情心地屠戮中国、朝鲜以及其他土地上的愚氓时，是否怀疑过对天皇的信仰?

证人田中隆吉在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战争内幕时，正是对侵略者罪行的重击，律师广濑一郎“你是日本人吗”的喝问肯定令他恐惧和耻辱——为被排斥于自己民族之外的“背叛”而恐惧，为自己民族犯下的罪行而耻辱!当和田正夫把子弹射向弘二时，是对侵略战争最深刻的怀疑和坚决的反对：他酗酒度日，是他不敢更不愿清醒地面对这种痛苦的自我麻醉：他以长跪来赎罪，但一个人的正义力量到底有多大?当自己的心志在东条英机九死不悔的表白中彻底被击溃时。他以自己民族最古老和最决绝的自杀表明了自己对民族的绝望!他们还不曾泯灭人类的良知和自己的判断。他们为人类良知的丧失而痛苦，为自己正义的坚持而遭受心灵的折磨。他们在天皇专制下痛苦挣扎!

当美国把战火的余烬引到日本国土上时，日本人也用人类的公平法则为自己辩护：我们是平民，不应遭受战争的荼毒!但日本军人杀害了多少亚洲平民?他们可曾想过?愚昧的日本狂热青年已经丧失了人类的反思能力，面对着战争的鲜血和荒谬，已经无法平衡人类理性和良知下的爱恨感情，因精神撕裂而金石俱焚!北野枪杀了和田正夫和芳子，酒馆的老板娘也被人暗杀。政府的专制导致了民众的愚昧狭隘、自私冷漠、狂乱盲从。这是自我的毁灭，是对人类文明的毁灭!

《东京审判》审判了世界的公正与强权。没有公正就没有正义，而公正的获得需要努力和争取。虚弱的中国在搏斗后的鲜血和伤痛中艰难地站起来时，坐在勇敢者席位上的却是跪着求生的英国人。美国试图以自己的强大来排定英雄座次。中国法官代表梅汝璈适时提出抗议，梅汝璈的坚决斗争，使审判伊始就显得沉重和紧张。正如梅汝礅所说：伤痕累累的中国人，经历了日本铁蹄践踏的中国人。不是为了愉快而来，而是为了公正而来!公正是通过较量而取得的!他的义正词严和决绝的勇气。使公正的天平一时不再倾斜!“支那猪滚出日本”的辱骂和“我们是被美国人打败”的无耻叫嚣更让梅汝璈感慨不已我们不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侵略者，所以日本在失败后仍然肆无忌惮!在量刑的较量中。梅汝璈抱着必死的决心，以自己的生命和智慧为人类的正义作出诠释：公正自在人心!但公正也不是坐等而来，它需要努力，需要勇气、智慧、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

但东京审判绝对公正吗?检查官约瑟夫·季南在判词中宣告：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为了维持日本天皇的统治。——但，这个战争的罪魁祸首却在同麦克阿瑟秘谈之后，不予被起诉，逃脱了法庭的审判!美国以自己的利益和刽子手做了一笔不可告人的肮脏交易!这是对“最公正的英美法律体系”的最有力的讽刺！强权者规则在当今世界依然通行，但它不可能永远畅通无阻!公正是人类发展应坚守的坐标，它需要人类共同的道义坚持和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多方面的努力。

《东京审判》审判着人类的历史良知，并警醒那些还处在仇恨与爱的狂热中的人们：自私、野心和愚昧是把人带入痛苦的根源!如果不坚持以正义、宽容和公正之心来处理历史和现实，毁灭人类的战争恶魔还会卷土重来!电影灰暗和压抑的背景正暗示了人类争取光明征途中的挫折和艰难。

应用题审判庭 篇4

众所周知,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条件之一是必须满足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条件中的第四项: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这一条件。由于环境问题具有流动性、累积性、群体性、综合性、隐秘性、受害对象的不特定性等方面的特点, 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往往是跨区域的, 而我国现行环境保护审判法庭的管辖划分仍以传统行政区划为基础, 导致跨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案件难以确定管辖, 许多环境纠纷案件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具体而言, 环境保护审判庭管辖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 各级环境保护审判庭设置不合理。某些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的地区未设置环境保护审判庭, 而部分污染等环境问题相对少的省市在诸多基层法院设立环境保护审判庭, 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如湖北省环保合议庭在省、市、县三级120多家法院已实现“全覆盖”。环保合议庭的成立有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 但在基层法院设立过多的环保合议庭, 基层环境保护审判法庭只能管辖其行政区划范围内的环境纠纷案件, 管辖范围十分有限, 受案数量不多, 导致环境保护审判法庭“庭多案少”。第二, 严格按照行政区划确定管辖范围, 阻碍了环境纠纷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由于水、空气等自然资源的流动性, 水、空气污染往往是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地不同, 严格的行政区划管辖会导致案件无法被受理。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可能导致各地方法院对案件推诿或争抢。确定案件管辖、解决环境纠纷需要考虑各方面因素, 需要各方的合作与协调, 传统行政区划管辖模式难以达到这一效果。

解决上述问题应采取跨区域集中管辖模式, 建立环境保护巡回法庭。跨区域集中管辖模式是指在确定环境纠纷案件管辖时, 打破传统行政区划管辖模式的限制, 将环境纠纷案件跨区域集中审理。其具体方案为: 取消基层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及其派出法庭, 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集中受理其管辖区域内的环境诉讼一审案件, 在环境污染案件不多的省份, 可指定一个或几个中级人民法院统一受理第一审环境诉讼案件。当事人不服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 可向高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提起上诉。

对于跨省的流域环境污染案件, 充分考虑环境纠纷问题的特征, 可设立专门的环境保护巡回法庭。设立环境保护巡回法庭, 可参照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制度模式进行设置。环境保护审判庭巡回法庭可依据流域将全国分为七大巡回区, 设立七个环境保护巡回法庭, 巡回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的派出法庭。巡回法庭的受案范围为: ( 1) 巡回法庭受理其巡回区内的针对环境纠纷提起的, 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行政、民事、刑事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 对巡回区内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刑事、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申请再审的案件; ( 2) 巡回区内跨省级行政区划第一审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民事案件, 资源保护、开发有关权属争议纠纷民事案件, 自然资源环境保护、开发、利用等环境资源民事纠纷案件; 实践中可以实地情况因地制宜, 做出调整。在某些地区可以设定试点区。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试点。

传统的按照行政区划确定管辖范围的模式, 在环境保护法庭确定管辖范围时, 会限制法庭管辖范围, 限制进入司法程序解决的环境纠纷案件的数量。为解决这一问题, 在环境保护审判法庭的管辖模式上, 可采取跨区域集中管辖模式, 取消基层法院设立的环境保护合议庭, 由中级法院管辖其区域范围内的环境纠纷一审案件, 实行案件集中管辖。对于跨省的流域污染等环境问题, 可以流域为基础设立环境保护巡回法院, 确定巡回区, 以打破传统管辖模式造成的地方保护等限制因。实行跨区域集中管辖模式, 有利于解决国家环境资源法治的统一性与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矛盾, 提高环境资源审判法庭的专业性, 完善环境司法制度。

摘要：受传统行政区划管辖模式的影响, 环境保护审判法庭管辖受到限制, 庭多案少, 环境保护审判法庭管辖问题亟待解决。针对环境保护审判庭管辖问题, 应实行跨区域集中管辖模式, 以流域为基础设立环境保护巡回法庭, 确定巡回区, 以打破传统管辖模式造成的地方保护等限制, 使环境纠纷案件通过司法途径得以解决。

关键词：地域管辖,跨区域集中管辖模式,巡回法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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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判庭庭长竞聘演讲 篇5

尊敬的各位评委、领导、同志们，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院党组搭起了竞争的“平台”，给了我一次“展示自已”的机会。我深知竞争上岗不是争权夺利，竞争是才能的竞争、品德的竞争、实绩的竞争。

结果并不重要，重在参与，重在我有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我希望通过这次体验，发现自己更多的不足。不论大家对我做出怎样的结论，都是对我的一种关心与帮助。我将在大家的建议下，不断完善自我，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我竞争的岗位是：行政审判庭庭长。（自我介绍）*法庭是我院基层法庭中地域位置特殊，审判任务较重的一个基层庭室。法庭受理案件类型较多，案件数量较大，辖区群众法律意识相对较强，在*法庭工作的五年中，我先后参与庭审逾*案，业务上也有了很多向老法官学习的机会，平日工作时，我积极参与案件讨论,大胆发言,不断地学习和更新法学理论和审判理念，使自己的工作质量、工作效率、办案水平均得到了较好的提高。法庭工作也让我学会了吃苦，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坚强。

*法庭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庭长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庭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近几年的工作成绩突出，多次被省、市、县法院表彰并奖励，我也在这个良好的工作、生活氛围中各方面得到长足的锻炼。因工作需要，*年*月我被调至行政审监庭。

基层法院行政审判庭主要职责包括：*、审判第一审行政案件，审查、执行行政非诉申请执行案件。*、依法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合理，依法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审理各类行政诉讼案件，对行政机关或其他权利人申请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定。防止案件超审限，杜绝违法审判。*、立足行政审判工作实际，针对行政执法中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促进行政执法的规范化。

如果我竞争到行政审判庭长的职位，我将带领庭室充分发挥行政审判特点，化解“官民矛盾”，使行政审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真正起到“减压阀”和化解器的作用。并始终坚持做到通过监督行政行为来保障民权，实现人民群众在和谐社会中享有的充分的权利。

我之所以竞争中层领导岗位，是因为本人具有以下三个优势：一是具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大学四年系统的法学教育使我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法学理论体系，加上这几年的基层实践，我积累了一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益经验。

二是学习到了一些管理方法。

在工作中，注意把握轻、重、缓、急，既抓住中心环节、又兼顾其他各项工作。学会了在以制度管人外，还把人性融入管理中，只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才能使全庭人员精诚团结，友善合作的宝贵经验。

三是经过基层岗位的实践锻炼。

悟出了一些履行自身职责的工作方法和策略，我在工作中，善于把握大的发展趋势，能够准确领会领导意图，及时而创造性地完成领导交给的工作任务。

如组织信任，同志们支持，让我担任中层领导，我将摆正位置，协调好关系，按照院党组的工作布署，围绕“以位促为”的工作思路，结合所在庭室的实际情况，继续推动行政审判庭的各项工作。

如果我争取到这个职位，我对今后的工作有以下初步设想：第一、完善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进一步优化行政审判司法环境。

第二、加大对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立案和执行情况，对于行政机关和权利人依法提出的非诉执行申请，尽可能缩短审查期间，及时审查，及时执行。

在掌握非诉执行的审查标准时，要充分考虑应对金融危机和服务“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特殊需要，切实保证行政效率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及时救济。

第三、加强对行政诉讼的宣传以期扩大影响。

目前城区和农村涉及土地、计划生育的纠纷较多，这些纠纷往往涉及民生，是老百姓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此类案件的审理中，要大力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加大巡回审判力度，起到审理一个案件，教育一片的作用。

第四、坚持每周定期集中学习探讨《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等实体法和程序法，进一步提高个人及庭室业务水平。

第五、畅通行政案件的受理渠道，注重保护当事人的诉权。

针对“不敢告、不愿告、不会告、光会闹”现象，积极引导群众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以维护民生和社会稳定。要防止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外，人为地给行政案件的受理设置障碍。

天以高闻名，是由于它无所不能覆盖；地以广著称，是因为它无所不能负载。我想，这次竞岗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以端正的态度容纳和承受，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参加竞争本身就是一个历练，就意味着一种成功。

应用题审判庭 篇6

[关键词]刑事审判；情理法；合法性

一、命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是对犯罪嫌疑人予以定罪量刑或者宣判无罪的司法活动，是关乎于其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等基本权利会被剥夺或得以保障的最重要的司法活动。因而公平与正义必然成为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与核心价值，是诉讼的灵魂和生命所在，诉讼公正包涵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两方面，实体正义一直是我国传统上所重视的，随着西学渐著，我国也日益意识到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但实体与程序属于不同的范畴，在具体案件的适用中必然会产生冲突；因而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两者如何得到平衡成为广大学者所争论的焦点所在。一部分学者片面强调程序价值为司法公正价值的内容，坚持以合法性为刑诉诉讼审判的唯一标准，但很显然该论断是理想主义的，人们之所以信任司法不仅因为它是代表国家来进行审判，更重要的是它所体现的是能够符合公民普世的善恶、是非的价值观念。因而刑事诉讼只有做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兼顾才能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可以说“依法而合情合理”才是司法的最高境界，才是符合我国法治进程要求的。

二、情、理、法含义之界定

由于我国是一个文明历史传承未曾中断的国家，情、理、法的内涵必然与我国古代的情理法具有内在的承接性，但更多的是在吸收西方先进法律知识的基础上融汇我国的本土国情，对情理法作出了新的科学性的认识。情，不是指儒家意识文化中的那种仁者同情心，也不是人际关系中做个人情或者送个人情的那种人情关系，而是指人之常情，与人性的概念相似，是社会整体中一般人所均具有的基本的价值认同，是一种民心或民情，外在表现为风俗习惯、传统等。理，不是儒家意识形态中的天命、天意或者伦理纲常，而是与西方的自然法观念相似的指宇宙中存在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正义或规律；同时理也指一种公理，是社会共同生存遵守的共同规则，在这个意义上理与情的含义有一定的交叉性。概而言之，情与理是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经验与行为规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最基本的伦理价值要求，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善恶观、是非观、价值观。我们在此所说的法，用的是狭义的法的概念，即指国家有权机关所制定的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行为规范，仅限于文本形式的法条，而不包括广义上的自然法概念。

刑事审判中，情理法呈现出相互交融、彼此交错的立体结构。

三、对质疑理法相统一几种观点的评析

（一）“容易导致人治”说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刑事审判中坚持情理法统一无疑是给了法官巨大的恣意裁量权，可以根据各人的情感与认识来裁判，这样法律就会沦落为法官个人的情与理的奴隶，那么我们一直追求与奉行的法治就会名存实亡，我们会重新回复到封建时代的人治时代，不同的是这里是以法官意志为准的人治。笔者认为，持这部分看法的学者一是并没有明白情理法相统一中“情”与“理”的真正含义，这里的情与理，不是指狭隘的个人的情感与理性，而是指长期为一个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同，并且至今还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些指导社会成员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经验与行为规则，即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善恶观、是非观、价值观。无论说与不说这些基本是价值观念都在每一个人心中。二是这部分学者片面夸大了“情”与“理”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把“情”与“理”当成了刑事审判的全部依据，而忽视了情理法相统一中的“法”，情理法相统一为审判依据讲求一切情理的适用都是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和前提下进行的，其基本要求依然是“以法律为准绳”来依法判案。

（二）“忽视程序正义”说

不少学者抨击在刑事审判中坚持情理法的统一会造成我国司法进一步地强调实体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使得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以来一直追求的避免盲目重实体轻程序的努力功亏一篑。他们认为只有坚持刑事审判以合法性为唯一标准，才能真正建立我国的程序正义主义，就如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件，即使全美99%的人都认为辛普森杀害了其妻子，但因为其取证的程序不合法而使辛普森无罪释放，而全美人民依然接受这一判决，这才是真正的程序正义的体现。可实际上，审理辛普森案件的法官之所以会认定取证程序不合法，正是因为负责办案和入屋搜集证据的主要警察证人福尔曼被证实有严重的歧视黑人的种族感情，并曾经公开多次使用“黑人”这一歧视性话语，最终使其证言和证据失效。其次，十二名陪审员中就有十名是黑人，与辛普森属于同一种族，谁能够证明说他们在讨论时没有潜意识或有意识地加入自己的民族情感在里面呢？难道说辛普森的谋杀罪最终的不成立仅仅是因为程序正义的结果吗？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可以说真正使辛普森无罪的是人们的民族情感在起作用。而这里的民族情感自然是本文所说的“情”的一种。再者美国与中国具有完全不相同的民族情感与社会文化传统，我们不能因盲目崇拜而忽视自己本土实际状况以希望“大跃进”式迈入法治发达的行列。而且情理法相统一，正是在以法律规定的前提保障了程序正义，以情与理的融入保障了实体正义，是真正能够实现我国法治建设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的目标的。

（三）“违背了法律至上的法治要求”说

坚持合法性作为审判唯一标准的学者认为，坚持情与理加入到审判依据中来，会违背我国法治理念中法律至上的基本要求。这部分学者认为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律高于其他的任何社会规范，任何人都应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任何组织或机构都不能凌驾于法律至上，而坚持刑事审判中情理法的统一会破坏法律的权威性，会导致情与理凌驾于法律之上，违背了法治的要求。可以说这部分学者并没有真正理解情理法相统一的内涵，实际上讲究情理法的统一虽然将情与理写在法字之前，但并不意味着要把情与理摆在法字的权威与地位之上，“情理法”的排序只是是依从与中国人处理事情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思考惯性的表达方式，情理法的统一要求情与理均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予以运用，并没有否定法律至上。相反在刑事审判中坚持情理法相统一，能够防止对法律的盲目崇拜而导致另一误区：当法律与事实之间存在矛盾时，就认为是法律规则不明确或者缺少法律规则，因而建议修改法律或者新增立法，当矛盾再解决不了时，就再要求立法，这样就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往复之中，不但造成了法律的冗杂而且由于法律修正过于频繁可能使法律缺失其應有的稳定性而丧失权威。坚持情理法的统一，可以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综合多方面的因素进行考虑以更好地解决矛盾，从而使法律免于陷入滥修滥补的泥潭，从而真正确立其权威。

四、坚持情理法有机统一的必要性

（一）情理法相统一是我国司法环境的必然要求

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悠久的情理法断案历史与深远的本土司法文化，我们在刑事审判盘中应该顺从本土的人性与理性诉求，而不应该“以舶来的法律理性拒斥本土情感”。[1]虽然我们在当下反复地强调规则的重要性，但是法官在面对特定纠纷的复杂性，如果不对症下药，仅仅成为“法律贩售机”，而规则本身是没有灵魂的条文难以应对具体案件的复杂灵活的情况，法官们因此很有可能陷入尴尬和窘迫之地，他们的判决就可能为世道人心所不容。正如我国是一个拥有多民族的国家，法官在审理少数民族的案件时必然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民习风情，而不能简单硬搬照套法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刑法明确规定了非法持枪罪时，对待一些少数民族同胞持枪而不判处非法持枪罪的原因所在。情理之中凝结了特定社会环境下解决人与人之间冲突的经验与规则，是司法审判实践过程的必然应求。

（二）情理法的统一是我国刑法体制和司法体制的必然结果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刑法是一部残缺的法，由于它的严酷性使得它不能肆意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能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由于它作为法律的本身属性，具有不可避免的相对性、滞后性和笼统性。因而我国刑法在制定中为了防止现实诉讼中合法却不合情理的局面出现，特在刑法条文中制定了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紧急出口”，以根据案件具体事实来量刑，以期实现审判的情理法的统一。此外，我国刑法条文中广泛出现的“情节严重”、“情节轻微”、“严重后果”等词语，及除劫机罪外每个罪名的多刑种选择和宽泛的量刑幅度，都是刑法对刑事诉讼案件具体事实的回应。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的诉讼制度，其内容是国家司法机关吸收非职业司法人员作为陪审员参加案件的审判，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具有同等的权利。我国的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及法院组织法均对该制度做出了相应规定，除依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外，均要保证一定比例的人民陪审员的参与。而人民陪审员作为非职业的司法人员懂法的几率很小，即使懂法也仅仅限于了解、知晓一些法律的规定，不可能像法官那种专业人员能够精通法律，更不论能够准确适用法律了。所以人民陪审员参与到审判中除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外，之所以赋予它以法官同等的权利，就是依据他们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常人，具有社会中的常情与常理，以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实现情与理在司法审判中与法律的统一，以达到最佳的审判效果。

五、结语

情理法在刑事审判中法运作可以说是一个判决合法性的构建过程，它要解决判决能否被一般民众特别是当事人接受的问题，它希望能达到的是被人们所信赖与信仰的目的。正如伯尔曼教授曾经所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2]刑事审判作为保障公民最基本的人身、财产、民主权利的司法活动，若背离情、理、法的统一，不能符合人们心中普遍的是非观、善恶观、价值观的评判，那么它将失去人们的信仰而形同虚设。

[参考文献]

[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法律出版社，2006：247．

[2][美]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06．

[作者简介]陈亦欣（1989—），女，湖南邵阳人，贵州大学2011 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刑法。

浅析海瑞的审判思想和审判原则 篇7

海瑞, 字汝贤, 又字国开, 号刚峰, 称为刚峰先生。他出生在一个官吏家庭。但由于父亲很早去世, 母亲独自抚养其成人, 海瑞对广大老百姓的疾苦有深切体会。他从嘉靖后期经隆庆时期到万历前期一直在朝为官, 曾先后担任南平教谕、淳安知县、兴国知县、应天巡抚和都御史等职务。世人对海瑞评价褒贬不一, 总的来说是“当时的人民说他好, 当时的大地主说他不好”。

二、审判思想和审判原则

海瑞一生中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为老百姓伸张正义, 在当时和后世都被推崇为清官, 得到了人民的称颂。明代以来的民间公案小说如《海忠介公居官公案》和《海公小红袍》等, 戏剧《德政坊》, 曲艺《白玉亭》等都对他的事迹有所记录。海瑞的审判思想和审判原则, 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 严格执法, 一视同仁

海瑞一生正直, 强调严格执行法律条规。对待贪污犯罪, 他主张要严格实行太祖时期的酷法。《明大诰》中规定处罚贪官污吏应施用重刑: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均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他严格要求遵守该法律, 并制定一系列的规章打击贪污官吏。在巡抚任上, 海瑞制订的《督抚条约》中就规定禁止迎送, 食费不超过三钱等等, 并在所治各府县公开宣布:“并一应本院行事, 敢有一事一字不遵, 一时一刻迟误者, 本院决不轻贷。”

为了严格依照律法办事, 保障执法公正, 他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反应海瑞的执法思想吸收了法家的观点, 主张小民与官吏犯法同罪。在《赠史方斋升浙藩大而参序》中, 他就宣称“惟法所至, 则小民同公, 不土故异”。如海瑞在任兴国知县时, 退休尚书张鏊的侄子张魁、张豹到兴国买木材, 欺诈百姓, 海瑞不畏权贵, 将两人依法治罪。

(二) 注重礼义, 教化百姓

尽管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而且严格执法, 但是作为一个受儒家经典教育的举人, 他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海瑞强调尊尊卑卑等儒家经典思想, 认为当时的社会之所以风俗日薄, 人心不善, 诉讼增多, 就是因为缺乏教化。他指出官员办案缺乏教化百姓之心, 只知道“上司每以未完责下, 下司维求完事以避责。感化之意微, 了事之情切”。因此, 海瑞设置里长老人一职时, 就要求做到“每遇里老人, 谕令劝各人户有子弟令就学, 为僉选社学师”。

同时, 海瑞在《教官参评》中要求掌管一邑教学的教官讲述儒家经书, “应将经、子、史诸集, 与群弟子朝夕讲习, 月日会课, 切磋琢磨, 使之义理明而心性醇”。这样, 百姓受到教化, 民风自然提高, 才能会减少繁诉和诬告。

(三) 重视证据

海瑞判案注重证据的取得, 不随意断案。他经常检验尸身, 进行逻辑推理, 以便做到公正断案, 不冤枉无辜的人。这种断案原则, 在他的人命参语中有体现。如在海瑞任淳安知县时就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情。该县有一百姓胡胜荣, 和兄弟胡胜祖、胡胜佑等与邵时重争夺一山。某日胡胜祖因病猝死, 而胡胜荣则谎称兄长是邵时重打死。为了防止检验尸体的时候露馅, 胡胜荣买了硃料涂抹在胡胜祖的身上, 并用火炽。但是海瑞仔细地检验了尸身, 发现被殴打之处的颜色不同, 从而查明真相。他的经验是:“凡人被打伤死, 其血凝聚, 多是隐隐骨中, 微见于外。重则血晕紫红, 谓之紫则兼带黑色, 轻则红色淡红色”。但是胡胜祖身上的红却太过于明显, 在阴暗之天都可见, 而且“后用瓷瓦刮之, 红去无踪”。由此可见, 这是骗术。

(四) 依据情理断案

海瑞判案效率很高, 一般不会拖延。对他而言, 明确的案件只要“两造具备, 五听三讯, 狱情亦非难明也”。而且, “昭明者十之六七, 两可难决亦十之二三也”。他判案首先是靠直觉, 所有诉讼, 十之六七, 都可立即判定, 只有少数疑案才有待斟酌。

处理疑难案件, 他推崇古代的“与其杀不辜, 宁失不经;与其失善, 宁其利淫”的方法。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自己斟酌的标准, 即“凡讼之可疑者, 与其屈兄, 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 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 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 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 与其屈小民, 宁屈乡宦, 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 与其屈乡宦, 宁屈小民, 以存体也。”依据这一标准, 我们不难看出, 海瑞要求遵守长幼观念, 兄伯高于弟侄;他赞赏正直的人, 认为愚直高于刁顽;他宁可屈乡宦也不屈小民,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百姓的利益。不难看出, 他的这一断案原则遵循的是儒家思想。

(五) 重视人命案件, 区别故意杀人和误杀

海瑞注重人命案件的审理, 他要求“今后府县有告人命, 速拘众证审问。狱贵初词, 稍迟而设计装词, 不可信矣。况人命, 狱之重者乎”!同时, 他对故意杀人和误杀区别对待。在淳安县时期, 他书写的《邵守愚人命参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件。邵守愚和弟弟邵守正共同继承祖上传下来的一口池塘, 轮流在池中养鱼。守愚养鱼的那年, 池塘经常发生偷盗案。一晚, 邵守正约了一名叫程週的人一起去池塘偷鱼, 而当日邵守愚则带着长矛去守池塘。结果, 守愚看到贼的背影, 不由分说, 用长矛连刺六下, 杀死了弟弟守正, 守正惨叫一声而亡。判案的知县认为, 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件, 兄弟之间有仇, 否则不可能连刺六下。如果按此判决, 守愚则依“同居卑幼引他人盗己家财物, 有杀伤者, 依杀缌麻弟律绞论”。但是, 海瑞认为此为误杀, “其连戳六鎗者, 盖亦未知其死与未死, 多戳可据, 亦势所必至也。”而且在深夜, 弟弟来盗, 是守愚所没意料到的, “不能就一痛声而辨其为兄弟他人”。

(六) 规定常例, 禁诬以止诉

海瑞为了达到止诉目的, 规定了常例。第一, 规定判官要规范书写判书, 防止官员随意判案。他指出“刑部供案情节不遗, 词极简短”, 而且“每铺叙许多无用说话, 遂致吏书得以暗藏字面, 出入罪人, 官不能究”。因此, 海瑞主张“当止却官所判断语为供, 不用书手”, 这样才能防止官吏奸诈。第二, 规定官府少翻案。“县之判曰某曲也, 府翻焉”。如此, 官府判决有执行力, 不会让百姓轻易认为上诉就有赢诉的可能性。第三, 指出四六之分诉讼办法是错误的。四六之分是指“与原告以六分理, 亦必与被告以四分。与原告以六分罪, 亦必与被告以四分”。如此一来, 原告与被告, 对与错之间的曲直相差不远, 很容易反复。海瑞同时提出, 要想止诉, 必须禁止诬告。诬告之坏“不知矜此一人, 坏千万人, 不能治一人之诬, 必召千万人之诉”。官吏必须注意“凡民间小诉, 州县官俱要一一与之问理。若果无情尽辞, 虽小必治。甚则监之枷之, 百端苦之”。特别是对于人命案件要严格调查, 防止诬陷。他认为对诬告人命案件的人处罚过轻, 提出要用重典, “明系图赖者不可不加重刑, 以儆后也。须严审干证, 系真实后可检验。”同时, 在《督抚条约》中明确提出“诬告必加重刑……人命至重, 诬人以人命亦至重, 均之不可轻视也”。

三、结语

海瑞作为一名正直的官员, 在当时的社会得到了颇有争议的评价, 但他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的功绩是很值得肯定的。尽管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难免有局限之处。正如黄仁宇所言, “海瑞的一生经历, 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 个人道德之长, 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参考文献

[1]陈义钟.海瑞集 (上下册) [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增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论审判组织与审判权运行 篇8

法院作为司法机构,同时享有审判权和行政权两种性质的权力。审判权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属于专业权力,行使主体主要是从事司法决策的审判组织(独任制或合议庭)。行政权力则来源于法律和行政指令,权力主体主要是从事行政决策的审判、管理人员和执行指令的行政人员,发布整体行政决策或执行具体指令。

法院审判权和行政权的二元性造成法院的结构异质性:审判组织的平权性和行政结构的科层性[1]。从法院审判权的专业定位来看,独任法官、合议庭到法院审判委员会等之间是平权性结构,审判人员在审判事务上具有独立性,忠于专业知识、信守专业操守,依据专业决定、实现其专业职责。而从其行政权力角度分析,法院内的行政结构体现为从院长到庭、处、室负责人及行政人员的一个直线等级结构,行政活动正确与否的判断权属于上级。行政人员要忠于组织,在执行任务上,服从上级命令,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

行政是为了维系法院组织、服务于审判活动实现的目标而存在的,所以法院行政人员受到来自审判以及行政的双重指令和控制。审判权要求相互独立,行政权要求上下级隶属关系的存在。如何安排这两种权力,使之融洽地存在于一个系统当中,是法院得以高效、高质运行所首要解决的问题。

二、独任制与审判权运行

(一)独任制的适用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了以合议制审理为原则,独任制审理为补充的模式。独任制的适用范围如下:1.独任制只能适用于审理简单民事案件及一般非讼案件。2.独任制只能由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适用。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均不得采用独任制审理案件。3.独任制只适用于审理一审民事案件。4.适用独任制组织形式,只能由人民法院的专职审判人员独任审判。

(二)独任制的利弊分析

相对于普通程序适用合议庭来说,适用独任审判有很多益处:一是程序简单,人力、物力及时间的花费少;二是明确了独任法官对庭审活动的操控和对司法辅助人员的管理,独任法官拥有足以完成各种审判活动的全部职权,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法官的积极性;三是责任追究制落实到个人,增强了独任法官及审判辅助人员的责任意识。权责的统一有利于推动法院内部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2]。

与此有利因素相对应的是,不论从权利限制还是智慧结合角度出发,独任法官由于缺少必要的限制和制约,出现权力滥用和错误的可能性更大。以追求诉讼的效率来牺牲诉讼的公平和公正,无限制地扩大独任制的适用范围,并不值得推介。

三、合议制与审判权运行

(一)合议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合议庭审理案件,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名为合议、实为独任,一人办案、三人署名等违反合议制立法精神的做法,即合议庭全体成员共同参与、集体决策的表象下是案件承办人一人唱“独角戏”,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承办人的强大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承办人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包揽了绝大部分的实质性审理活动,包括庭审前阅读案件材料提纲,从事必要的调查、询问工作,指导书记员送达诉讼文书及开展各种审前准备工作;2.庭审时主持庭审工作,庭审后制作审结报告、判决书等各种文书。承办人对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在合议庭内存在相对最大的权威和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习惯上承办人负责提出初步审理方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最熟悉案情并且在司法实务中长期存在以承办人为责任主体。这种运作方式主要存在以下弊端:

一是缺乏严格的评议规则,尤其是缺乏细化的评议内容和操作性强的评议程序。合议庭的评议方式主要是围绕主审人的审理报告来进行,由于合议庭成员对案件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不尽一致,一般是在主审人的主导下进行评议,导致主审人的意见对合议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是在评议之后裁判文书制作这一环节中,从裁判文书采信的证据、认定的事实以及裁判的理由甚至主文的表述,事实上都是主审法官一个人思考的结果,合议庭的集体意志和智慧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和体现。

三是有时会出现案件的最终裁判结果与评议结果不一致的情形。裁判文书采信的证据与认定事实之间、认定事实与裁判理由之间也常常出现脱节或相互矛盾的情形。

四是责任追究难于落实。由于普遍实行承办人负责制,合议庭其他成员对案件缺乏关注,评议缺乏针对性。案件质量出现问题时又由于案件是由于合议庭评议,承办人责任又得以减轻。

(三)新合议制度构想

1. 明确合议庭评议的对象和范围。

将裁判文书也作为合议庭评议决定的对象。评议前主办人应做评议准备,应当提前一天将以下案件材料提交合议庭其他成员:裁判文书初稿(附有援引的法律、法规);案件审理情况的说明(包括案件的由来和审理经过、需要说明的问题以及其他不宜在裁判文书中写明的部分)。

2. 规范合议庭评议程序

主办人向合议庭陈述案件审理的基本情况后,由合议庭成员就此分别发表评议意见。评议的主要内容是:评价案件的审理流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否恰当,是否存在遗漏,是否应当将需要说明的问题直接写进裁判文书中[3]。合议庭针对主办人的汇报,按照评议范围和内容的要求对案件主体是否适格、所定案由是否正确、庭审程序是否合法,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保护,诉讼请求、诉辩的事实和理由归纳是否准确、全面,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裁判的理由是否充分、透彻,适用法律是否准确,裁判文书主文是否明确具体、完整全面,是否具备可执行性,以及是否有遗漏事项、文书格式是否规范等等进行逐项评议。评议后,由审判长归纳结论性意见。

四、陪审制度与审判权运行

(一)陪审员制度运作中的问题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由职业法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的法庭,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一起进行审判。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得以重视。特别是《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颁布和实施赋予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新的生机。但是,我国的陪审员制度存在以下不足:

1. 陪审员选任“人民性”不足。

首先,学历上的限制。《决定》第四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立法对人民陪审员的学历层次要求较高,法院亦强调陪审员的学历层次,并以此作为选任工作的成绩予以肯定。虽然为了保障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对于陪审员的学历作出一定程度的限制并非不可,但是既然陪审员从社会普通群体中产生,就应该体现社会普通民众的学历程度,高学历人群通常并不能体现社会的多数意见。其次,职业的限制。虽然在立法层面上对人民陪审员并没有职业要求,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法院往往更偏好公务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4]。这也和陪审制度的立法初衷相背离,不利于从多角度对案件作出审理和判断,发挥陪审员的作用。

2. 陪审员参审的案件数量不均衡。

我国在确定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时,多数的做法是由法院自行指定,导致一些法院将陪审任务固定交给少数陪审员,部分陪审员陪审案件过多。如此一来,人民陪审员制度除了能够弥补审判资源不足外,其自身价值将难以实现[5]。《决定》借鉴英美国家的做法,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这种做法相对公正也能大致保障陪审员参审案件的均衡性,但是由于陪审员知识结构的限制,有些时候效果并不理想。

3.“陪而不审”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

一旦涉及到专业性较强的陪审案件,人民陪审员囿于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的限制,难以形成独到的法律见解。在作出判决时,人民陪审员往往折服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知识,在表决时总是遵从职业法官的意志,没有体现陪审员的补充价值。对人民陪审员而言,独立适用法律较为困难,但事实认定主要依靠通常的生活经验和基本的生活常识,人民陪审员较之职业法官具有优势。因此,应规定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共同认定事实,运用陪审员的经验补充法官知识的不足。法律适用权则完全交由法官行使,法律是由代表人民的权力机关制定,由权力机关任命的法官执行,已体现了实质的民主,且由具备法律专业特长的法官去适用法律更能保证法律适用的准确性,体现司法公正。

(二)完善陪审员制度的途径

1. 落实陪审员的审判权

首先要选拔一些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富有正义感,在当地有一定威信的人到人民陪审员队伍中来,这是提高陪审质量的重要基础;其次要使选任的陪审员切实从思想上提高认识,认识到作一名陪审员的光荣感和使命感,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第三就是法院要在执行上提供保障,法官在开庭前要提供卷宗给陪审员查阅,庭审中要让陪审员主动介入,合议时尊重和考虑陪审员意见,让陪审员充分行使审判权,不断提高陪审质量。

2. 建立人民陪审员列席参加审委会制度

为了达到“兼听则明”的效果,让法更透明,把权力真正交给人民,在讨论一些疑难复杂的案件时,特别是在合议庭合议时人民陪审员对案件处理结果与审判员间存在不同意见,审委会对该案进行研究时,应当邀请人民陪审员列席参加审委会,让他们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适用法律等方面的观点说明,如他们的观点成立,必须采纳,发挥人民陪审员的职能作用。通过参加案件的讨论,使人民陪审员从中学到更多的法律知识,并且能更全面了解法院审理案件的全过程。

3. 尽快落实人民陪审员的经费保障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十八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而支出的交通就餐费用,由人民法院给予补助。有工作单位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无固定收入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由人民法院参照当地职工上年度平均货币工资水平,按实际工作日给予补助。”第十九条又规定“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应当享受的补助,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为实施陪审制度所必需的开支,列入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这些条文对人民陪审员的经费保障已作了非常明确的具体规定,但规定不等于执行,尽快落实这些规定,才是当务之急,人民陪审员才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陪审工作中。

摘要：审判权是国家拥有的审理和判决法律纠纷的权力。审判权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均具有不同的含义和范围。审判权作为国家的一项专门权力，其自身的特点是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本文通过对审判组织和审判权运行的研究，在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对优化审判组织配置，提高审判权运行质效提出了具体设想。

关键词：审判组织,审判权,行政权

参考文献

[1]梁三利．论法院的组织结构．法学杂志．2007，(六)：10．

[2]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庭模式运行研究．法律适用．2002，(12)：52．

[3]陈国庆．构建合议庭评议制度思考．人民司法．2006，(1)：28．

[4]李飞坤．人民陪审员主体资格相关问题研究．人民司法．2007，(1)：69．

应用题审判庭 篇9

1 最高院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

民事再审事由, 被视为打开审监程序之门的钥匙。民事裁决一旦发生法律效力, 即具有强制执行力, 不容轻易加以变更。但是, 在一些特定情形下, 如果对于判决存在的重大错误, 不加以纠正, 则有违正义之举。民事再审事由就是法定的这类“重大错误”。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再审事由成立即应裁定进入再审程序。1991年颁布实施的民诉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已被司法实践证明存在诸多缺陷。如“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期限和审查方式规定不明确”, 致使许多应及时再审的案件长期得不到审查;“由原审法院进行审查、纠错”, 客观上导致了当事人对原审人民法院公正性的质疑。综合了实务与理论界的各方建议, 我国于2003年12月将民事诉讼法的修订纳入立法案。

对于哪些情形应当再审, 一直是解决“再审难”的重要环节。基于此, 重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 细化了法定再审事由, 被各界普遍认为这是立法修正的亮点。民诉法列举了十三项外加一款的再审事由, 在很大程度上让当事人明白了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行使申请再审权利。但是这些事由的表述中仍然存在不尽明确的地方。法定事由中一些关键词如“新的证据”、“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管辖错误”等, 这些概念在司法实践把握上, 仍然存在争议和歧义。

因此, “此次修正民事诉讼法并不是对审判监督程序作详细、系统的修改, 为确保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审判监督程序部分的顺利实施, 使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利进一步落到实处, 有必要尽快通过司法解释予以细化, 增强可操作性, 减少适用中的分歧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8年12月1日正式施行。这意味着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可操作性将明显增强。

2 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审判监督程序, 是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依法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时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法。审判监督程序是因有法定事由而提出重新审判以及人民法院径行新审判的程序。所以, 审判监督程序是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外的, 不增加审级的一种救济程序。

2.1 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

第一, 审判监督程序具有补救的性质。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审理每一个案件所必经的程序, 只是案件诉讼中的一种特别程序。

第二, 审判监督程序是由特定主体提起的。提起案件再审的, 有人民法院提起, 有当事人申请, 也有人民检察院抗诉。其他任何人、任何机关都无权提起再审。

第三, 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再审的原因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也只有当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并且发现确有错误的, 才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纠正。

2.2 审判监督程序与上诉审程序的不同

首先, 提起的主体、时间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由当事人提起上诉开始的, 而审判监督程序, 除了因当事人根据法定理由申请再审外,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提起和发动审判监督程序。从时间上说, 上诉程序规定上诉人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出, 超过上诉期限, 即丧失了上诉的权利, 而在审判监督程序中, 当事人也要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再审, 但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人民检察院发动再审, 则不受时间的限制。

其次, 程序的性质、提起的理由和审理的程序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 上诉审程序是当事人提起上诉后的必经程序。而审判监督程序不具有审级的性质, 不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

第三, 两者发起程序的理由不同。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理由没有限制, 而提起再审的理由则有限制, 必须有法律规定的事由才能提起再审。

2.3 再审案件的审判

第一, 裁定原判决中止执行。对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 而人民法院尚未立案决定再审的案件, 一般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停止原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 但是, 对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的案件, 如情况紧急, 可以先将中止执行的裁定口头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 但在口头通知后五日内, 必须发出裁定书。

第二, 按法定程序进行审理。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 应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 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 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 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3 原民诉法关于审监程序的规定存在的问

题

3.1 当事人申请再审难, 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申请再审”是1991年民诉法全新启用的概念, 其本意在于赋予当事人提起再审的法定权利。然而, 当事人对审判监督程序的选择与利用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反倒是法院及检察机关享有相当大的程序决定权, 形成了审判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冲突。

3.2 案件的反复再审影响了裁判的稳定性。

影响司法权威性的主要因素是裁判的公正和稳定。从再审的内在制度价值来看, 若一味追求所谓的裁判公正, 而不顾程序过程的公正性及裁判的确定性, 随时推翻法院已作出的生效裁判, 这非但不能强化和维系司法的权威性, 反而会削弱甚至破坏司法的权威性。

3.3 法律规定太笼统、难以操作。

由于生效裁判种类、内容和审级制度不同, 其是否可以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应有所不同。但是, 原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并不够明确、具体, 造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认为申请再审符合条件而法院不予理睬, 法院则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理由却一再申请的难堪局面。

3.4 审级安排不合理, 原法院不应再审本级

法院自身存在再审条件的局限性, 由原审法院自行再审在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体系中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而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纠正下一级法院错误的裁决, 在审判监督程序的实际运行中要远比原审法院要顺畅得多。由上一级法院再审能最大化地满足当事人的诉讼心理要求, 无论再审结果如何, 当事人都比较容易接受。

3.5 未审先定, 本末倒置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将导致专横。

我国再审制度赋予法院过大的提起再审权, 以原裁判有错误为惟一条件, 别无其他实体要件限制。这一方面等于先定后审, 不符合程序中立性的诉讼原则;另一方面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无客观具体的标准, 全凭法官的主观判断, 是诱发实践中“人情案”、“关系案”的重要制度因素。

应用题审判庭 篇10

“远程审判”,也被称为“网络审判”、“远程庭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其定义学界存在几种观点。笔者较赞成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远程审判所作的定义,即“指通过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建立的声音、视频图像传输通道及终端设备等,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与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分别在法庭及远程审理点同步完成提审被告人、接待当事人、开庭审理、开庭宣判等审理活动。”①该定义将远程审判所参与主体、审理方式、审理程序等进行了明确良好的归纳。

近年来,我国多个省份均对远程审判做出了有益探索。如2015年10月份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及人民检察院共同制定了《刑事案件远程视频庭审实施方案》《远程审判操作规程》《远程审判提押规程》和《远程审判技术保障规程》,对远程审判这种审判形式的适用原则、条件、工作流程、技术保障等作了具体明确规定。2015年11月份,中国首个跨省远程审判法庭———合肥法庭在沪揭牌,当日揭牌开通仪式现场,上海三中院(铁路中院)在上海的法庭、在合肥铁路运输法院的法庭以及设在看守所的法庭,通过先进的技术条件实现了互联互通。从我国远程审判的实践现状来看,在适用案件类型方面,在刑事案件的适用上占主要比重,特别是对于刑事二审案件,深刻表明这种审判方式在节约司法资源和保障刑事审判安全上具有显著优势。

二、刑事审判视角下远程审判的价值意蕴

运用信息技术构建远程审判模式,是司法工作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刑事审判而言有着传统审判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

(一)有利于提升司法效率,节约诉讼成本

在传统的刑事审判中,如果被告人被羁押的,需法警按1:2的比例投入警力前往看守所押解犯人到庭,然后由法官在审判法庭当场审理。这就带来刑事案件的高成本弊端。采用网络远程审判模式,只需要将犯人提押到看守所内的远程审判法庭即可进行审判活动,这样既节约了提押犯人到庭的在途时间,减少了交通费用的支出,同时大大节约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审判效率,成本优势凸显。

(二)有利于避免押解风险,保障二审质量

《刑事诉讼法》中对二审的审理方式有着明确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应该一律实行开庭审理;当事人上诉的案件的审理形式要实行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以调查讯问式审理为例外。但一般在现实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二审法院离被告人的羁押地点路途较远、押解途中存在种种不确定性的安全风险等问题,使得二审法院在选择上诉案件的审理方式上,往往主次颠倒,直接开庭审理反被“边缘化”。将网络开庭方式引入刑事审判中,有利于避免押解风险,确保刑事被告人的人身安全,真正使二审案件实现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以调查讯问审理为例外,保障二审审判的质量。

(三)有利于加快司法改革,贯彻落实司法为民

司法为民的实质,“就是要求司法过程对民众开放,保障和尊重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各项诉讼权利。”②在远程刑事审判过程中,依靠网络,社会公众可以便捷地同步旁听案件审理进程或观看案件实况转播,这就为人民群众有效监督司法活动提供了广阔平台,同时也向社会公众进行了一定的法制宣传教育。刑事远程审判是适应我国民主法制快速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为推进司法改革和制度创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也是增强司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落实司法为民的积极举措。

三、我国刑事远程审判的发展前景与制度建构

尽管全国较多的法院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已成功运用远程审判方式,但作为新兴发展事物,远程审判无异于一把“双刃剑”,其试行后赞誉声和质疑声不断。

(一)我国刑事远程审判发展面临的质疑与挑战

1. 是否具有合法性依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远程审判的方式。各地法院虽有大量的司法实践,但在适用对象、适用规则、网络平台的使用等方面,都没有统一的适用标准。所以缺乏合法性依据是远程审判适用过程中最大的诟病。

但探究《刑事诉讼法》第223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诉、抗诉案件,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可以看出该法律条文中隐含着对于便利当事人参与诉讼的审判方式的肯定与赞同。笔者认为,远程审判虽未被我国立法明确其合法性,但作为司法为民、便民的司法改革新举措,是符合诉讼法理念的。同时,司法实践和立法是相辅相成的,“法律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③,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远程审判形式运用的日益成熟化,将成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前提性依据和参考。

2. 是否违反诉讼法基本原则

一部分质疑者们认为,刑事远程审判有悖于刑事诉讼中的直接言词原则。在刑事审判中的直接言词原则包括以下几点内容:(1)“在场”原则,要求控辩双方必须都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法庭审判。(2)法庭审判过程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必须出庭作证,向法庭提供证言。(3)对证据的调查和采纳必须由法官亲自进行。该原则意在保障法官全面审查证据,法官可以通过对当事人及相关证人的陈述过程的观察,探究反映其心理状态的神态、语气等,借此形成审查证据的内心确信。

笔者认为,刑事远程审判的操作模式与直接言辞的刑事基本原则并不矛盾,并且在本质上是体现这一诉讼法基本原则的。首先,对于“在场”原则的问题,当事人参加远程审判并没有违背“在场”原则。“在场”的概念不应仅仅指位于空间上的同一地点,远程审判的法庭包括由网络技术实现对接的两个物理场所共同组成的,远程审判点可以理解为原审判点物理空间层面的延伸。其次,远程审判中,法官利用网络视频技术,对所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和认定,能够维护控辩双方平等的诉讼地位,确保审判公正进行。依靠网络技术,远程审判将本地庭与异地庭合二为一,仅仅是审判中法官与当事人接触媒介的转变,并未脱离直接言辞原则的精神实质,更谈不上存在截然对立的关系。

3. 是否弱化传统的司法公正权威

传统的审判方式具有强烈的仪式性和“剧场效果”④,强调在物理空间内进行审判所蕴含的神圣、庄严、秩序等法治氛围,从而对于法官、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形成一种精神约束。质疑者认为远程审判正是对这一传统审判模式的冲击,它切割了法官、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在物理空间层面的联系,当事人与审判人员分立于不同的空间,不利于通过法庭审判的威严震慑,达到严肃审判氛围、防止虚假陈述等不利于司法公正行为的目的。

笔者认为,当事人最终所需要的是案件的公正裁决,审判形式当事人一个平等阐述自己观点的平台。从根本上讲,法律的神圣和权威不是从庄严肃穆的法庭现场、精心设计的庭审程序以及法官的法袍、法槌等具有符号意义的物体中获得的,而是从正义的实现中获得的。如果远程审判方式最终能够实现结果正义,在经过长期的实践后,必然会赢得民众的信赖,进而确定其权威性。就目前司法审判实践来看,两地审判点法庭的规范建设并未对法庭威严造成多大损害,远程审判能为多数群众所接受,具有推广发展的可能性。

4. 是否过于依赖技术因素

相较于传统的审判方式,远程审判对于技术设备和互联网网络的依赖性比较强。可能会因为机器设备的故障、网络信号的不稳定性、感染网络病毒或者被黑客攻击等问题,影响庭审的顺利进行,同时伴随着相关的安全隐患。

笔者认为,病毒、黑客等危害技术安全的因素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可以研究相应对策予以解决,不能因为存在危险发生的可能性而拒绝进步。比如:通过加强法院的数字法庭硬件建设;推行法院专网建设,逐渐将专网作为远程审判的唯一渠道;提高法院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综合运用网络安全防御手段,保障网络平台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二)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完善远程审判

要使远程审判方式在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发挥强大的生命力,就必须结合当前实践现状,对远程审判进行正确定位,科学设计其适用范围、适用规则、配套保障机制等,有针对性地弥补不足发挥优势。

1. 及时出台法律法规,加强对刑事远程审判的法律支持

首先,为了使远程审判有法可依,有效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确保程序正义的实现,笔者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远程审判的合法性,进而针对远程审判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出台相应法律法规或政策规章予以规制和修正。

其次,统一适用范围。由于受现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相关制度缺失的制约,远程审判作为对传统审判方式的补充,仍需谨慎地控制适用。在刑事审判领域,主要适用以下几种情况:(1)简易程序的刑事案件;(2)普通程序但事实简单或被告人认罪案件;(3)事实清楚的刑事二审案件;(4)死刑二审、复核案件。而对下述类型案件,则不适用远程审理。包括:(1)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重大疑难复杂案件;(3)多名证人出庭且陈述可能存在相互矛盾的案件;(4)诉讼参与人存在视频交流障碍的案件。

2. 构建技术保障规则,强化对刑事远程审判的技术支持

构建符合《人民法院审判法庭信息化建设规范》的远程审判系统的技术保障规则,不仅有利于保证远程审判的庭审效果,也进一步提高了远程审判系统的可靠性。比如建立完备远程审判设备的事前检验、实时验证和事后整体流程的核对制度。合议庭和技术人员在远程审判开始前,需要仔细检验好设备的适用性与操作性,一同对远程审判设备实时进行监控;远程审判进行过程中,需要随时监测设备是否正常运营,防止技术性突然错误;远程审判结束后,要及时对传输的信息进行核对。除此以外,需明确规定出技术故障的处理规则,以便及时解决问题。当由于技术原因、意外因素等造成视频中断一时难以恢复时,要确保中断前的庭审记录保存无误;达到障碍排除后,庭审仍能有序进行;庭审结束后,依靠无缝对接的技术将中断前后的庭审录音录像合二为一,保持庭审记录的完整性与连接性。

3. 提升专业人员素养,保障刑事远程审判的顺利实施

采用远程审判方式审理案件,一方面对法官的庭审驾驳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庭上观测整理能力、归纳总结能力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对我国法院数字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正对我国当下司法资源现状,远程审判的展开,一方面是要求法院审判人员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庭审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慢慢熟悉远程审判方式,解决远程审判障碍,从而提高在远程审判下对庭审走向的掌控能力;另一方面,各地法院特别是发达地区法院应当积极探索培养审判人员关于远程审判的专业知识,发掘一批具有远程审判专业特长、可以高效有序完成审判的专业人员,并积极引进储备一批既具有较高的计算机专业技能又具备法律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为远程审判的开展排除障碍。

将网络开庭方式引入刑事审判领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方向。特别是现在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网络远程审判解决了技术障碍,学界及司法实践也应当跟随时代步伐,适应技术发展情况,通过理论和实践探索,为远程审判提供理论支持。虽然围绕远程审判还有诸多操作性层面的问题亟待研究,但笔者相信,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跨省跨境纠纷众多的今天,要求纠纷解决更加经济、高效的需求也会不断推动着远程审判向前发展。

注释

1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案件远程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2008年11月19日经审判委员会第42次会议讨论通过).

2屈新,何显兵.论司法为民与现代司法理念[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4).

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26.

《东京审判》 篇11

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主流史实大片，《东京审判》首度揭密了那段跌宕起伏、震撼人心却不为太多人熟知的历史，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电影题材从打击日本侵略者向审判侵略元凶的飞跃。

就像一篇影评里说的：“在这个电影江湖里花拳绣腿大行其道的时代，拍这样一部片子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块硬骨头。”虽然电影本身无法承受历史和现实之重，但不能否认，《东京审判》让我们再一次正视了一段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历史。

—Tracy

The Asian²⁾equivalent of Europe’s³⁾Nuremberg

Trials gets a ⁴⁾rare screen workout in The Tokyo Trial, a largely ⁵⁾absorbing attempt to put the ⁶⁾POW on the Chinese war field on the post-WWII ⁷⁾kangaroo court. Specialized content and ⁸⁾spin, plus a ⁹⁾melodramatic out-of-court story that runs¹⁰⁾parallel, makes this of interest mainly to the Asian audience who recognize many of the star cast. However, especially in its¹¹⁾judicial scenes, the¹²⁾pic has an elemental, cinematic¹³⁾sweep that makes first-time feature director Gao Qunshu a talent to watch. The $3.75 million production¹⁴⁾went out Aug. 15 in China, on the¹⁵⁾anniversary of Japan’s¹⁶⁾surrender.

The Tokyo Trial¹⁷⁾recounts the¹⁸⁾court proceedings against28 top Japanese war criminals at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after the war.

Director Gao Qunshu claimed it accurately¹⁹⁾portrays how a Chinese judge²⁰⁾swayed opinion on the international²¹⁾panel of 11 judges to²²⁾narrowly²³⁾avert a “²⁴⁾miscarriage of justice?

“The film reviews the war as well as those responsible. The Chinese judges averted a shameful miscarriage of justice,?Gao said.

“I aim to tell the²⁵⁾incontrovertible truth of history,?he added.

The Tokyo Trial comes23 years after the making of²⁶⁾Tokyo Saiban by Japanese director Masaki Kobayashi, which was criticized for²⁷⁾misrepresenting history.

In a 1985 review of the Japanese version, New York Times film critic Drew Middleton wrote: “[The movie] is visually satisfying, but historically empty. Masaki Kobayashi, the director, himself a prisoner of war, has²⁸⁾interspersed the trial scenes with bits from World War II²⁹⁾archives that, gran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ial itself, seem largely irrelevant.

“Moreover we get little about Japanese³⁰⁾atrocities such as the³¹⁾Bataan death march or the Nanjing³²⁾massacres after the Japanese Army took that city in its campaign against China. We do get the³³⁾atom bomb attacks on³⁴⁾Hiroshima and³⁵⁾Nagasaki. The message, to me, was that the West was worse than the East in terms of atrocities.?

It’s an opinion shared by³⁶⁾septuagenarian Chinese director Xie Jin, who was honored last year with a lifetime achievement Golden Rooster in the country’s³⁷⁾premier film awards. “The movie totally³⁸⁾confounded right and wrong.?

?The Tokyo Trial is the first film I had paid to watch in more than a decade. It’s praiseworthy for the tru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I hope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audiences can watch it, because too many young people don't know this period of history,?he said.

A poll published by³⁹⁾Asahi Shimbun Newspaper on May 2 showed 70 percent of Japanese respondents did not know of the content of the Tokyo Trial, and17 percent had never even heard of the trial.

⁴⁰⁾Veteran female director Huang Shuqin complimented the balance of historical seriousness and personal passion in The Tokyo Trial. “The movie shows history peacefully without a personal viewpoint, and it stirs the audience.?

The movie ⁴¹⁾evoked ⁴²⁾patriotism and a ⁴³⁾pursuit of peace, instead of stirring hatred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aid Mao Shi'an, a movie critic in Shanghai.

The small-budget film boasts a star-⁴⁴⁾studded cast. Hong Kong veteran Kenneth Tsang plays a Chinese prosecutor and Damian Lau a judge. Taiwan starlet Kelly Lin plays a Japanese girl who falls in love with a Chinese journalist, played by Taiwan ⁴⁵⁾heartthrob Ken Zhu.

American and Japanese actors also have a part in the film, including Broadway actor John Henry Cox who acted as the chief prosecutor.

“Cox was unaware of the history at the beginning, but after learning of the Japanese war crimes, he gave a strong emotional performance,”Gao said. “I was worried about the Japanese actors at the beginning, but they were quite responsible and cooperative.?

Gao, previously a successful director of TV drama series, makes the most of the ⁴⁶⁾splendid main set, with the camera ⁴⁷⁾swooping over the courtroom and music bringing a raw power to emotion. Smart ⁴⁸⁾editing keeps a large cast in the audience’s eye, and period design and costumes look spot on. Documentary footage is ⁴⁹⁾sparingly used throughout. He said he expected the film’s box office to reach 50 million yuan .

二戰后，中国战场上的战俘被带上了一

个裁决不够公正透明的法庭，进行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审判，这场审判的历史地位绝不亚于欧洲的纽伦堡审判。最近一部难得的电影《东京审判》再现了当年的审讯实景。特定的故事内容和叙事角度，加上相关的戏剧化的庭外故事使得整部电影备受关注，特别引起了亚洲观众的极大兴趣，他们一眼便能认出那豪华的明星阵容。同时这部电影本身，尤其是在那些审判场景里的震撼人心的磅礴气势也让人们对这位首次执导电影的导演高群书刮目相看。这部耗资375万美金（约3000万人民币）的大制作于今年的8月15日（二战日本投降纪念日）在中国公映。

《东京审判》描述了二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进行的一场针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法庭诉讼。

导演高群书宣称这部电影真实再现了一名中国法官是怎样改变由11名各国法官组成的国际陪审团的初衷，从而避免了一场险些酿成的误判。

“这部电影回顾了当年的那场战争，同时也重新评点了那些对战争负有责任的人。一群中国法官们扭转乾坤，改变了一场不道德的历史误判。”高群书说。

“我的目标是讲述那段无可争议的历史真相。”他补充道。

这部《东京审判》是继23年前日本导演小林正树执导的《东京审判》后的又一部有关这段历史的影片，当年那部电影因歪曲历史而备受批评。

美国《纽约时报》的电影评论家德鲁·米德尔顿在其1985年对这部日本电影的评论中写道：“这部电影在视觉上是令人满意的，但在历史描述方面却是空洞乏味的。本身就是一名战犯的导演小林正树，在那些审判场景中夹叙着一些零散的二战历史资料。而这些本该强调审判本身重要意义的资料，却显得相当离题。

“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再获知更多关于日本暴行的历史，比如巴丹死亡行军或者日军在侵华战争时攻占南京城后进行的南京大屠杀。在这部电影里，我们看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影片传达的这个信息对于我而言，只是一个提示——在实施暴行方面，西方国家比东方国家更残酷。”

中国导演谢晋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这位古稀老人去年在中国最权威的金鸡电影节上获得了终生成就奖。“那部电影简直是在颠倒黑白。”

“十多年以来，我买票进场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这部《东京审判》（编者注：此处指的是高群书执导的电影）。在反映历史真相方面，这部电影是值得称颂的。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观众都能看看这部电影，因为太多的年轻人不了解那段历史。”他说。

今年5月2日的日本《朝日新闻》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70％的日本受访者不了解东京审判的内容，17％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审判。

资深女导演黄蜀芹对于《东京审判》在历史严肃性与个人感情之间的平衡把握，很是赞赏。“这部电影没有夹杂个人观点且不失偏颇地冷静陈述了历史，对观众的感染力很大。”

上海电影评论家毛时安说，这部电影唤起了爱国主义以及对和平的追求，而并不是激化中日之间的仇恨。

这部低预算的电影众星云集。香港资深演员曾江在剧中饰演一名中国检查官，而刘松仁则扮演一名中国法官。台湾的当红女明星林熙蕾饰演一位日本少女，她爱上了由台湾人气小生朱孝天扮演的中国记者。

美国和日本的演员也参演了这部电影，比如来自美国百老汇的约翰·亨利·考克斯在电影里就饰演首席检查官。

“刚开始考克斯不太清楚这段历史，不过当他了解到日本的战争罪行后，他投入了强烈的情感来演绎。”高群书说道，“刚开始我比较担心日本演员的拍摄工作，不过他们还是很负责，相当配合。”

高群书曾是一位成功的电视剧导演。他充分利用壮观的主场景，让摄影机在审判庭上空突然俯冲，同时借助音乐带动起一种强烈的情感。巧妙的电影剪辑使庞大的演员阵容尽现观众眼底。在这部电影里，观众还可以领略到那个时期的特色建筑和服饰。整部电影还谨慎地穿插了一些文献记录片的片段。高群书说，他预计这部电影的票房能达到5000万人民币。

应用题审判庭 篇12

一、医疗纠纷审判组织呈现专门化趋势

根据《法院组织法》,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 由合议庭进行;简单的民事案件, 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因此,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医疗纠纷案件, 既可以由合议庭进行, 也可以由审判员一人进行。

不过, 由于医疗纠纷具有相对复杂性, 大多数人民法院选择由审判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 并且一部分人民法院开始设置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例如, 2001年3月,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成立全市首个“医疗纠纷合议庭”。2003年6月,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在西站派出法庭成立“医疗事故纠纷审判合议庭”。2012年8月,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成立全市首个“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除此之外, 少数人民法院设置了医疗纠纷巡回法庭。例如, 2011年12月,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成立驻南昌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医患纠纷巡回法庭”。2012年10月,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成立“医疗纠纷巡回法庭”。另有极少数人民法院设置了正式编制的医疗纠纷专门法庭。例如, 2011年11月,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成立“医疗纠纷法庭”, 海口市今后所有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和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审查确认将统一归属美兰区人民法院管辖, 由医疗纠纷法庭集中审理。 (1)

二、医疗纠纷审判组织专门化的创新与不足

(一) 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 合议庭是人民法院的基本审判组织, 成员相对固定的, 应当定期交流, 因此人民法院设置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 符合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而根据《法院组织法》的规定,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 合议庭既可以由审判员组成, 也可以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因此, 第一审人民法院设置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 成员可以不限于审判员, 也可以包括人民陪审员, 尤其是在审判员缺乏案件相关医学知识的情形下, 合议庭应当由审判员和医学专家型人民陪审员组成, 专家型陪审员可以对认定案件事实、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等发表医学专业性的意见。

根据《法院组织法》, 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诉的案件, 合议庭只能由审判员组成。因此, 第二审人民法院或再审人民法院设置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 其成员不能包括医学专家型人民陪审员, 而此阶段医疗纠纷的审判恰恰更需要医学专业性的意见。从这个角度来说, 第一审人民法院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能够更好地发挥解决纠纷的功能, 但是第二审和再审人民法院医疗纠纷合议庭依然迫切需要具备案件相关医学知识的第三方辅助。

(二) 医疗纠纷专门法庭

根据《法院组织法》, 基层人民法院可以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和经济审判庭, 中级及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其他审判庭。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可以设立若干人民法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 人民法庭的设置和撤销, 由基层人民法院逐级报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因此, 医疗纠纷专门法庭不属于人民法庭, 基层人民法院设置独立于民事审判庭之外的医疗纠纷法庭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上述海南省海口市将本市所有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和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审查确认, 统一归属于美兰区人民法院, 实质上属于对本市其他区县人民法院医疗纠纷案件地域管辖权的变更。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 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 原则上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尽管根据《民事诉讼法》,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 不能行使管辖权的, 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而所谓特殊原因, 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人民法院的全体审判人员均需回避;二是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2) 因此,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市其他区县人民法院医疗纠纷案件指定由美兰区人民法院管辖, 也不符合指定管辖法律规定。

(三) 医疗纠纷巡回法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意见》, 巡回审判是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立足现有司法资源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的重要途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 人民法庭根据需要可以进行巡回审理, 就地办案。因此, 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对医疗纠纷进行巡回审判符合法律规定, 是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继承和发扬, 能够方便医患双方进行诉讼。

上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在辖区的医患纠纷调处中心设置医疗纠纷巡回法庭, 实际上并不符合巡回审判具备的流动性特征。另外, 巡回审判追求“就地立案、就地开庭、当庭调解、当庭结案”, 但是由于医疗纠纷往往矛盾尖锐、对抗性较大、是非责任难以划分, 因此巡回法庭并不适宜审判重大、疑难、复杂的医疗纠纷案件。此外, 医疗纠纷巡回法庭为了克服“在开庭秩序保障、法官人身财产保障等方面相对较弱” (3) 的缺陷, 必然走向医疗纠纷专业法庭, 但是这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三、医疗纠纷审判组织专门化对审判专业化的意义

(一) 有利于提高医疗纠纷审判人员的专业素养

无论是设置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 还是设置医疗纠纷专门法庭或巡回法庭, 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都需要将审判员和陪审员的成员相对固定, 定期进行交流。由于医学纠纷通常涉及医学相关专业知识, 通过审判组织的专门化, 医学专家型陪审员可以对不具有医学背景的审判员答疑解惑, 具有医学背景的审判员更容易与医学专家型陪审员进行沟通, 能够促成法学与医学复合型审判人员共同体的形成, 实现专业优势互补, 提高司法裁判准确度。

(二) 有利于指导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

根据《法院组织法》, 基层人民法院除审判案件外, 并且处理不需要开庭审判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 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根据《人民调解法》, 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 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因此, 医疗纠纷专业法庭和巡回法庭可以在受理医疗纠纷案件前, 引导医患双方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根据《人民调解法》,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 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 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因此, 如医患双方向人民法院申请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 专门化的医疗纠纷审判组织将在调解协议的审查和确认上更具专业性。

(三) 有利于促成医疗纠纷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信赖

医疗纠纷审判组织专业化以后, 尤其是医学专家型陪审员的介入, 无论是医方还是患方在审判过程中都可以对高度专业性的医学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并且受到具有医学背景的审判人员的倾听, 从而可以在审判组织和案件当事人之间形成充分有效的沟通交流。因此, 医患双方就医疗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事实认定问题, 更容易被审判组织交叉运用法学、医学知识而说服, 即使不能被完全说服, 医患双方也会在保留自己意见的同时尊重审判组织的裁判结果。

四、医疗纠纷审判专业化对审判组织专门化进一步的

要求

(一) 医学专家型陪审员的选任

1. 任期。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 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 缺额依法定程序增补。人民陪审员任期届满后, 人民陪审员职务自动免除。至于人民陪审员是否可以连任, 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但是,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的决定》 (草案) 第八条曾规定, “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 可以连任, 缺额依法定程序增补。”因此, 究其立法原意, 应为不鼓励人民陪审员的连任, 防止“编外法官” (4)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管理制度》, 基层人民法院有权根据审查结果及本院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确定人民陪审员的人选。因此, 基层人民法院在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陪审员的确定上, 应当避免连任现象。

2. 选定。

根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 应当在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 特殊案件需要具有特定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的, 人民法院可以在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范围内随机抽取。因此, 基层人民法院应当扩大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陪审员范围, 从而为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的组成创造条件。

3. 回避。

根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人民陪审员的回避, 参照有关法官回避的法律规定执行。在组成医疗纠纷合议庭时, 应当事先征询具有医学相关知识的陪审员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自行回避的事由, 同时应当向医患双方充分告知合议庭中陪审员的姓名、单位、职称等信息, 告知具有申请陪审员等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 从而保证陪审员能够保持客观和中立的立场, 促使当事人能够确信案件审理符合公平和公正的程序。

(二) 法学医学复合型审判员的培养

1. 必要性。

根据《人民陪审员管理制度》, 公民可以在征得本人同意后被推荐担任人民陪审员, 也可以直接申请担任人民陪审员, 但是须限定在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因此, 基层人民法院在辖区医疗机构、医学教育机构欠缺的情况下, 选择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公民担任陪审员就存在一定的困难。另外在医疗机构专业合议庭中, 如果审判员自身对医学知识过于欠缺, 会影响到与医学专家型陪审员的沟通交流, 这也要求人民法院自身能够培养一部分既精通法律又熟悉医疗的审判人员。

2. 可行性。

法学与医学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大多数审判人员不具有医学背景, 而通过自我学习来增进医学知识是非常困难之事, 因此人民法院在审判医疗纠纷案件时经常需要依赖医学鉴定。在审判组织专门化的趋势下, 人民法院应当在招考审判工作人员时注意吸纳具有交叉学科背景且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的考生, 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理工农医科院校开设法学专业, 选择优秀的医法复合型审判工作人员的渠道越来越广泛。

除了招考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考生外, 基层人民法院还应当充分重视对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陪审员的法学知识的培训。根据《人民陪审员管理制度》, 人民陪审员培训分为岗前培训和任职期间的审判业务专项培训。通过培训, 陪审员不但能够提高自身的审判业务能力, 而且能够在无形中提高对审判业务工作的兴趣, 这将促使其在陪审员任期届满后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可能的选择包括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资格考试并进入审判工作岗位。

(三) 医学专家辅助人的引入

1.必要性。由于第二审人民法院或再审人民法院在组成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时, 不能包括人民陪审员, 因此合议庭往往欠缺具备医学知识的审判人员。在此情形下, 为了解决专业合议庭可能不够专业的问题, 可以考虑引入医学专家辅助人进行协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 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因此, 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可以通过对出庭的具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员的询问、医患双方申请的医学人员的对质, 以及医学人员对鉴定人的询问, 从而增进对案件相关医学知识的了解, 作出正确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

2.可行性。在审理重大、疑难、复杂的医疗纠纷案件时, 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可以在开庭之前向当事人释明, 医患双方均有权申请具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以证明本方的主张, 如任何一方不能就本方提出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充分的说明, 可能要承担不利后果包括委托医学鉴定、延长审理期限等。不过, 患方在申请具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时, 可能面临向该专业人员支付出庭费用的困难, 为此可以考虑通过拨付财政资金设立医疗纠纷专项基金予以先行垫付, 待法庭调查结束后依法在医患双方之间进行费用的分配。

根据《法院组织法》,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法医。法医为审判人员解决民事纠纷提供了科学依据, 对保证办案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因此, 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法医的积极性大为削弱, 给审判人员带来了寻找“科学依据”的不便利。为了弥补这一缺憾, 2012年10月,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聘请省内外108位医疗卫生专家组成了省法院司法技术鉴定库, 从专业角度为法官提供咨询, 增强法官审查判断能力。

(四) 省会城市、直辖市中级人民法院医疗纠纷法庭的设立

1.必要性。省会城市、直辖市一般聚集了为数众多的大中型医院, 每年医疗纠纷的数量较多、类型丰富, 并且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为此, 在该类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独立于民事审判庭的医疗纠纷法庭, 具有必要性。

2.可行性。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医疗纠纷法庭符合《法院组织法》的规定, 并且能够从众多案件的审理中总结审判经验, 也便于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实地调研考察, 形成适用于整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医疗纠纷审判指导意见。

另外,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 “基层人民法院对它所受理的刑事和民事案件, 认为案情重大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 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因此, 基层人民法院在受理第一审医疗纠纷案件后, 如医疗纠纷专门合议庭认为案情重大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 可以请求移送中级人民法院医疗纠纷法庭审判, 从而建立起省会城市、直辖市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在第一审重大医疗纠纷案件管辖上的合理分工。

注释

11 何海东.我省首家医疗纠纷法庭揭牌[N].法制时报, 2011-11-1 (4) .

22 江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100.

33 郭祚辉.巡回法庭之规范探析[N].人民法院报, 2010-6-16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