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校布局

2024-10-06

农村学校布局(精选12篇)

农村学校布局 篇1

近十余年来,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工作在各地相继展开。在具体的调整工作中,各地政府在撤并、缩减的原则指导下,在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办学规模及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支持下,将农村地区一些办学条件差、 办学规模小的学校撤销及合并。随着调整工作的深入,由撤并带来的争议及各种负面效应开始凸现,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出现了主张撤并与支持存留两派。因此,我们需要正确认知学校布局调整背后的争议,为未来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提供相关参考。

一、学校撤并:理由与依据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学龄人口的减少及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原来按照行政村办学的格局,开始出现了生源不足、办学条件日益而恶化等问题。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开始在提高教育质量、改善办学条件、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等政策之下, 开始大规模的学校撤并。

(一)撤并的理由

1. 提升学校的规模效益。规模效益,从经济学意义上看是指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导致平均成本的下降,最终提高经济效益。在支持撤并者看来, 教育是一项耗费社会资源的活动,如果长期任由学校规模过小,投入的教育成本就不能充分利用, 容易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通过撤并扩大学校规模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平均成本,最终产生规模效益。从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的实际状况看,我国农村教育经费基本上是来自国家财政及教育费的附加。在农村税费改革后,以县为主的办学体制基本确立,县级财政承担的压力陡然增大,一些财政困难的地方,尤其是一些贫困县,教育经费紧张的状况开始不断出现。如此一来,原有的“村村有小学、乡镇有中学”的学校布局自然就受到了冲击,加之农村学龄人口的减少,此时撤并一些规模较小、教育质量较低的农村学校就成为政府解决教育经费紧张、降低教育成本、提升教育规模效益的出路。

2. 提高农村学校教育质量。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学校的布局是按照农村地区人口分布状况, 采取在行政村建校、在自然村设点的办学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农村学校布局较为分散,有些地方为了解决偏远或人口稀少地区的学龄人口上学问题,这些地方一般也设立教学点。这些学校或教学点基本上是规模较小,办学条件有限,师资水平也不高,教师亦难以开展教研活动,导致了教学质量的下降[1]。在城镇化的推进中,为了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优化办学条件,对农村学校进行布局调整,改善相对分散的办学方式,集中有限资源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就成为学校布局调整的动因。

3. 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城乡教育的二元分割及发展不平衡一直以来就是人们对教育公平与公正性质疑的焦点所在。农村学校长期以来受制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其办学条件、经费投入、师资水平是无法同城市相比的,城乡教育普遍失衡。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发展,保证城乡基础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是解决教育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农村地区过于分散的办学模式,使得政府难以有效配置教育资源。因此,撤并学校,实行集中办学,就成为政府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手段。

(二)撤并的价值立场

1. 经济理性。经济理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我国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而经济理性的基本要求是在资源特定的情况下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资源最佳配置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对农村学校的撤并就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在农村学龄人口下降、学校规模过小的现实条件下,地方政府撤并那些规模过小的学校,扩大办学规模是实现经济理性的最佳途径。

2. 城市中心论。除了经济理性之外,城市化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在城市中心论者看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是现代社会的象征, 是发达的代表; 而农村化、乡土化是落后的,是需要被现代社会所改造的。于是,城市化的教育模式自然就会被移植到农村,而要实现城市化的办学模式,自然就需要撤并学校、扩大规模,在城乡一体化的浪潮中,农村学校本身的特色与乡土性则完全丧失,农村学校成为城市学校在乡间的衍生品。

二、学校存留:质疑与争论

(一)存留者对学校撤并的质疑

1. 撤并并不必然会产生规模效应。撤并者的主张是从规模效应经济学理论出发,认为撤并可以降低办学成本,在资源固定的条件下,通过撤并产生规模效应。但是,存留者认为,撤并方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相反的,存留者引用了美国学校撤并的例子来反证撤并并不能带来教育成本的下降。美国学者科林在研究美国学校布局调整中发现,学校撤并后,乘坐校车的学生比例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日益提高的交通费用迫使学校不得不减少其他方面的公共支出,而且在并校之后, 一些距离学校较远的学生的入学率在下降,入学率的下降导致了人口素质的降低,反而提升了社会教育的隐性成本,从而抵消了合并之后的有关节约费用[2]。我国学界尚没有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但是学校撤并后产生的校车问题、辍学率上升等问题还是普遍存在的,这同样说明了学校撤并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人们预期那样的节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

2. 撤并也不必然提高教育质量。撤并者认为将一些办学规模小、办学条件差、师资水平低的学校合并,是提高教学管理效率及教育质量的途径。 但在存留者看来,这是一种变相的经济中心论在作祟,是政府企图逃避作为资源攻击者责任的借口。现实中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一些小规模的学校对学生的成长反而是有利的,尤其是对于偏远山区的贫困儿童、留守儿童而言更是如此。还有学者从学校撤并与成绩提升方面做了实证研究, 无疑,成绩是衡量教育质量的指标之一,但学校合并后对学生成绩的提高没有必然的影响,也就说学校撤并后教育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3]。这表明,教育质量的好坏与学校规模是没有关系的,任何类型的学校只要办学措施得当,均有可能会成为优质学校。

3. 撤并更不能促进教育公平。撤并方坚持认为撤并学校是集中教育资源、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策略。但是,追求教育公平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除了办学条件、经费投入及师资水平,还有别的因素。只有当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公平有效地供给到每一个学生,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公平,教育公平与否的话语权在于学生。更有学者断言,在撤并大潮中,不但没有实现教育公平, 反而给农村学校带来了更大的伤害。

(二)存留的价值立场

1. 撤并农村学校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当学校被撤并后,距离学生家庭较远,将会增加学生在路上的风险与时间,尤其是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有学者分析,撤并后学生耗费在路上的时间更多,导致了学生睡眠的严重不足,有的学生害怕迟到,每天早起两小时,晚上放学摸黑回家,长期的睡眠不足势必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由于路途遥远,很多学生只能从家带饭, 或是在学校周边的小摊点买一些廉价不健康食品充饥,这些学生中患有营养不良或肠道疾病在日益增多,这种情况在西南山区尤其明显。此外,对于一些寄宿在校的中小学生,由于年龄小,个人自理能力不足,在适应陌生环境及人际关系方面存在着障碍,容易产生一些自卑、自闭、胆怯等心理问题。

2. 学校撤并损害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学校撤并后,改革成本转移到家庭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比如学校距离较远,学生上学需要支付交通费、伙食费,住宿的学生还需要购置被褥等,这些费用平均需要2000元,对一些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仍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此外,在农村子女帮助家长干农活已成为一种家庭劳务分担的重要方式,孩子离家寄宿,对农民家庭收入减少也会造成潜在影响。在很多存留者看来,政府以效益、质量等为口号的大规模撤并农村学校,实质上是对农村弱势群体利益的再一次剥夺,完全没有顾及农民的真实想法与实际意愿。

3. 学校撤并可能会导致乡村文化的衰落。对于农村来说,村里的学校是现代文明的代表,也是以文教化的阵地,对于贫困地区更是如此。随着学校的撤并,农村社区文化就逐步失去了其传承的载体,现代文明也逐步失去了影响途径,导致农村的精神生活更为匮乏; 而寄宿学生的增加,使得 “空巢”家庭生活方式在农村提前到来。可以试想,村庄里没有孩子们的琅琅书声,没有孩子们的嬉戏玩耍,没有代表乡村文化空间的学校,这对于农村社区而言,乡土文化就逐渐失去了传承的载体与动力。

三、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应有的方向

撤并方坚持经济理性为立场,强调农村学校撤并是实现规模效益、资源均衡配置、教育公平的途径; 存留方则以人本主义为中心,从社会、文化及政治多角度分析论证了撤并后可能会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对于农村学校是撤并还是存留,应该如何调整。笔者以为,二者的各自坚持均是较为片面的,在当前农村学龄人口减少的现实条件下,在新型城镇化急速推进的背景中,适当调整一些分布不合理的农村学校布局,是有必要的,对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及农村教育质量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在调整过程中,应该考虑到多种因素,要考虑到调整对农村家庭、孩子及乡土社会的综合影响。

(一)不能以经济理性为中心,强调规模效应

当然,教育资源的利用率,教育投入与产出的效益是教学决策与发展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但这并不是唯一因素。在我国当前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的背景下,为教育的长远发展提供支持是政府的责任与义务,各级政府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不能简单地唯“规模”与“效益”论,更不能注重短期的经济利益,要充分考虑到农民的意愿,综合权衡各方面的要素来进行调整[4]。从近些年的实际情况看,各地撤并学校的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这种冒进已经给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在调整工作中,地方政府应该基于各地的实际情况,全面综合考虑影响调整的各项指标, 稳步有序地推进农村学校的布局调整。

(二)学校布局调整必须考虑到教育的公益性

教育效果的最大溢出性就是教育的公益性, 教育是开启民智,是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手段,保障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权是各级政府的责任。而学校布局调整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权,学生应该是学校布局调整的受益者。因此,政府在推进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必须着眼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尤其是要关注那些贫困家庭、留守家庭的学生成长,保持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学校的布局调整在不损害这些弱势群体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撤并,必要时政府应该给予这些弱势群体一定的补偿,全面保证教育的公平公正。

(三)学校布局调整还必须考虑到乡村社会发展及城镇化的进程

农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社会,也不能脱离乡土文化,否则农村教育将会陷入无根之境地。 在进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时,如果即将被撤并的学校所在村落一时难以实现较高水平的城镇化, 或是在交通不便的山区,这样的农村学校就应该予以保留。如果贸然撤并,一方面将会增加这些地区农民家庭负担,难言教育公平; 另一方面,农村学校作为乡土文化的载体与象征空间,强行撤并不利于农村精神文化的发展。而对那些已经处于城镇化转型的村落,在保证教育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在学校布局调整中可以适当进行撤并。总之,当前我国正处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农村学校撤并必须在乡村社会发展、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考量,进行合理规划,科学调整。

农村学校布局 篇2

一、全区农村中小学分布及基本情况

(一)学校分布

目前,全区共有农村中小学21所,其中团林铺镇初中3所,小学7所;麻城镇初中1所,小学4所;掇刀石街道小学5所;白庙街道小学1所。

(二)学校现状

1、生源情况 见附件

2、硬件设施

全区农村中小学校园总面积415323㎡,校舍总面积90590㎡。各学校房屋大多数属砖混结构,还有极少数砖木结构,但抗震设防不达标。各校教室均基本满足教学所需,但功能室普遍奇缺,主要是美术室、劳技室、微机室、多媒体教室、音乐教室、理化生实验室等。部分学校缺少学生食堂和学生宿舍,相当一部分学校没有硬化的学生运动场地。全区农村中小学教学装备水平均不达标,部分村小根本没有相关装备。

3、师资队伍

全区21所农村中小学共有在编在岗教师597人,退休教师169人。597名在编在岗教师中,从性别情况看,男教师378人,女教师219人。从学历层次来看,本科244人,专科257人,中专52人,高中及以下学历44人。从职称情况来看,中学高级22人,中级361人,初级214人。从年龄结构来看,30岁以下32人,30-39岁282人,40-49岁175人,50岁以上108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问题

一是教师老龄化问题严重。全区14所农村小学(不含中心小学)226名在编在岗教师中,30岁以下的27人、占12%,31—40岁有41人、占18%,41—50岁有81人、占36%,50岁以上的有77人、占34%。数据显示,年龄在40岁以上的教职工所占比例近70%,特别是何场小学、普庵寺小学、雷集小学、谭店小学、斗立小学等学校,50岁以上的教师所占比例超过一半。这些教师由于从教时间较长,有一定教学经验,但其拥有的知识面较窄,教学观念相对滞后,教学工作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再培训可塑性差。教师年龄老化、结构断层的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二是专业教师缺口较大。一是小学英语教师紧缺。全区农村17所小学在编在岗教师中没有英语专业教师,全部由本校年轻教师经过短期培训后承担。二是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等农村小学专职教师紧缺。全区14所农村小学的信息技术、综合实践、体育、音乐、美术等学科都是由其他学科教师兼任,不符合当前学科教师配备要求,且教学质效不高。

2、硬件设施方面的问题

一是学校占地面积及校舍面积出现“薄”与“博”的矛盾。生源情况较好的学校占地面积和校舍面积不达标,如麻城小学、团林小学等,而生源情况较差的学校则是大量土地、校舍被闲置,如红星中学、普庵寺小学、蒋集小学、中山小学、雷集小学等。

二是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不达标。全区有15所农村中小学没有硬化的运动场地,如红星中学、蒋集小学、何场小学、张场小学、普庵寺小学、黄岭小学、中山小学等,遇到雨雪天气,学生根本无法进行户外活动。

三是学校功能室普遍奇缺。主要是美术室、劳技室、微机室、多媒体教室、理科实验室、音乐教室等,部分村小根本没有功能室,如普庵寺小学、中山小学等,导致无法开设相关课程。

四是部分学校缺少学生生活用房。如红星中学没有达标的学生食堂,麻城中学、团林中学均缺学生宿舍。

五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部分辖区内学生外流。

三、对农村义务阶段学校布局调整的建议

1.要用科学规划好全区农村义务阶段学校。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和“城区以建为主、农村适当撤并”原则,以及有关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精神,结合掇刀区人口变动、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形势,对全区现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进行调整。要充分考虑团林铺西南片和麻城东南片农村小学的布局。

2.调整过程中要分步实施,稳步开展,并做好撤并学校的班子成员和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确保教育大局的稳定,同时按相关规定妥善处理好撤并学校的资产。

3.加大对农村中心学校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投入,稳定和补充农村学校师资,努力提高农村义务阶段学校的办学水平。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影响及出路 篇3

关键词 学校布局调整 村小 就远入学 重建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学校逐渐扎根于乡村。这个过程始于政府对旧学校的接管和改造。1950年,政府公开宣称要在每个村庄建立一所民办小学[1]。“一村一校”格局之下的村小是嵌入在村庄社会当中的,在其中村庄和学校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机联系。我国自2001年起,开启了大规模的撤点并校进程,农村初等教育原有的“一村一校”格局被打破。2012年9月,国务院发文叫停撤点并校,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通过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农村教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教育发展的实质在于进一步清除学校教育当中的乡土特质。与“去地方化”相伴随的是,学校教育变得更加正式化和专业化——成为悬浮的孤岛[2]。从时间上看,乡村社会变化在前,农村学校调整在后;从发生机制上看,以外出打工为主要目的的人口流动被视为一个“自然的经济趋势”,而学校布局调整则是发生在制度层面上的、一项有计划的“结构调整”。具体来说,大范围的人口流动是理解学校布局调整现象的重要结构条件:宏观社会环境的变迁,导致教育的整体功能设定的转变,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导致乡村“空洞化”,教育机构的撤出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同时村小的危机又进一步成为取消村小的理由。相比于中心完小,村小在硬件和师资方面都存在差距,目前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又进一步扩大了这种教育差距。用“撤点并校”这一概念来描述村小和教学点消亡的过程,强调这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也可以用“村小的消亡”来强调这是一个客观、自然的过程。

通过学校布局调整,我国学校体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伴随着学校布局调整的不断深入,我国学校神经不断萎缩,学校层级的底端不断上移,与此相关联的便是就近入学成为奢望,我们在不断追赶过程中被迫地选择了就远入学,同时被动的标准化又急剧地使农村学校沦落。为实现农村教育长足发展,我们应从最基本的村小层面进行探索,重建以村小为始基的农村教育体系,实现底部攻坚。

一、学校布局调整对农村教育的深刻影响

1.学校布局调整带来学校神经末梢的萎缩

目前的教育体系存在着巨大的不稳定性,它是一个脆弱的系统。流动性和层级是它的基本特征。村小作为学校体系的底端,村小的危机主要来源于优秀生源与师资的不断外流,教育主管部门为了避免将自身陷入两难境地,而将取消村小作为缓解村小危机的最佳解决方案。通过取消学校的底端来促进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是难以为继的,因为在一个相对闭合的学校体系中,取消原有底端意味着新的底端的产生,不断对学校体系高端的追求,并不能有效地促进整体学校质量提升,反而会因为学校底端的不断上移而给学校发展带来恐慌,最直接体现就是不断成为底端的学校“图存”成为最重要任务,而非育人[3]。在这个背景下,追赶是永恒的主题,换句话说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心完小必然成为结构中的新末端。可以预见的是,追赶实际上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这种结构本身就存在高度的不稳定性,相对于外部世界,县城本身也处于层级的底部。就师资来说,县城的优秀老师在向上层流动,它从下层抽取新的资源作为补充[4]。事实上,现在的这种发展方式在取消村小的同时,不断地侵蚀着乡村社会的根基。教育发展逻辑也折射了整体社会的发展逻辑。乡村是整个社会试图取消的末端。取消末端其实就是在取消自身的存在。

2.学校布局调整带来就“远”入学

现有的整个教育体系是层级化的,按照教学条件以及师资配备,沿海发达地区的教育要优于中西部落后地区。很多家长把孩子带到打工地,希望他们接受更为优质的教育,但是现有的户籍制度仍然对打工子弟的教育选择施加了种种限制。尤其是高考与户籍的绑定,使得他们的教育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相比而言,让孩子在老家上学则保证教育过程的稳定性,也不必担心不同地区教育内容之间的衔接。学校教育体系内部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得家长需要为优质教育付出巨大的代价。

现有的教育发展路径使得教育变成一种抽离性的力量。农村家长需要在不同层级的学校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即便是处于底层的村小数量在不断减少,基本生态也在持续恶化。须认识到,“租房读书”现象的部分成因正在于学校布局无法满足“就近入学”的要求。这种从农村到镇上上学的教育安排,实际上是一种被动选择。而学校布局调整的另一面是教育差距的持续扩大,这又构成了家长主动择校的动因。一是促进了农村的社会分层,“重视教育”或者“有条件”的家庭离开,弱化了那些仍然依赖农业的家庭处境。二是加速传统的生活方式破产,与此同时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不断加强。在镇上上学直接意味着家长进一步脱离农业,这使得家庭经济对打工的依赖加强。

3.学校布局调整助推学校“被标准化”

大量的流动人口处于“城乡”之间,家庭经济功能与再生产无法在同一社会空间实现。事实上,乡镇社会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根源都在于整体的宏观社会结构。但在现实中,家庭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结构限制。无论是乡镇还是县城总体上都在不断与城市社会趋同。这种趋同具有双面性,一方面说明地方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带有发展的意涵,乡镇和县城整体基础设施在改善,生活和消费也逐渐与外部世界接轨;另一方面,趋同也意味着地方社会在不断丧失自己的地方特质,不断卷入外部世界的过程也可能消弱自身的主体性,从而沦为被动的从属者。事实上,农村教育发展与城镇化的逻辑具有很大的共性。国家对村小的改造表现为把村小从村庄社会当中抽离出来的过程,一旦学校和村庄相分离,村小就丧失它的独特身份以及支撑其运作的地方性资源。当村小被置于一个标准化的教育体系时,它的所有弱点暴露无遗。这也使得村小不再代表一种地方性的教育机构,而是成为教育体系的最底层。无论是教育还是社会意义上的底层,最终难免被抛弃的命运。

二、农村布局调整的出路——强根固本

学校布局调整是由盲目的发展主义所驱动的[5]。现有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在不断摧毁社会的根基。而要想通过教育来修复社会,首先要解决教育发展本身所导致的问题,只有作出根本性的调整,才能使教育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有关学校布局调整的讨论,最终要回答的不是“保留还是撤并”村小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明确村小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村小,又如何实现这种设想。

1.改造村小的必要性

学校在儿童教育过程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村小是嵌入在农村社区当中的,这种嵌入一方面表现在村庄与学校之间的功能互补上,另一方面则是在儿童教育问题上,学校是与社区和家庭共同协作的。事实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撤点并校”进程,共同破坏了原有的三位一体教育格局。一个现实的趋势是,农村儿童的农业参与在减少,农村的空洞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社区体验。并且,学校教育的不断壮大本身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趋势。相比于传统的村小时代,现在的农村儿童在学校度过的时间更长,学校教育对他们未来发展的影响也在增加,学校教育已经成为儿童教育的主导力量,很多家庭甚至自愿成为学校协助者的角色。面对这样的状况,村小必须作出调整,在教育内容和实践方式上进行改革。其实国家已经对村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试图引入新的制度和规范,但是,改造并没有对村小起到改善作用。同时,社会条件的改变要求学校作出相应的调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现实,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的生活经验正在不断趋同。总体来说,村小改造的最终目标是真正把它整合到教育体系当中,使它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教育机构。关键是确认村小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这样才能使教师安心在村小工作。当村小能够稳定地存在,并具有持续改善的前景时,它才有可能带动农村社区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2.村小重建的路径选择

传统的村小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所以这里所说的“重建”并不是要还原前一阶段的教育格局,也不是要让村小变回以前的样子。村小的重建依赖于教育发展理念的转变以及相关政策的调整。一系列的村小改造行动本意在于实现整体教育的提升,但是最终却以进步为名使得村小陷入全面危机当中。有关学校布局调整的话语中,师资和制度是教育提升的关键,因而现有政策首先从制度层面对村小进行了再造,但是地方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改善村小的师资。村小的危机反映了现有教育发展思路的内在矛盾:把资源投入作为最终解决方案,但是又缺乏足够的资源去支撑。最终,以拆解村小的方式来支持其他层级学校的发展。就横向比较来说,中心完小和村小之间的巨大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资源投入对学校运转的重要性。而从纵向比较来看,村小的设施、师资总体上得到了改进,但是部分村小的教学秩序却几乎陷于崩溃,这也说明村小的总体生态在不断恶化。根据这种诊断,我们将要讨论两种解决方案。第一,延续现有的发展路径,但是增加对村小的资源投入。第二,调整教育发展思路,引入地方化的解决方案。所谓的思路调整,也就是把现实状况纳入考虑,在现有的教育投入格局下,村小的资源状况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观。比如,全县普遍缺乏英语教师的情况下,教育部门总是会选择优先配置县城与中心完小。我们不讨论这种选择的对错,而是把它确认为村小所要面对的基本现实。我们所提议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向后看,也就是从村小的历史中寻找答案。一村一校时代的村小,资源状况远不如今天,但是它依靠社区纽带弥补了资源上的缺陷,成为农村社区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国家对村小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村小的处境。村小由“民”转“公”的过程,不仅意味着教育出资主体的转变,还使得村小的日常运行脱离了社区监控。政府为村小引入了新的教学管理制度,试图替代原有的运行逻辑。但问题在于,新引入的制度并没有能够有效运作,这才是村小整体涣散的根源。具体来说,原来村小的老师大多是本村人,他们会受到社区舆论的约束。但是,在新的制度下,村小老师缺乏有效的激励,这体现在他们的工作环境不如更高层级的学校,而在待遇与上升空间也同样处于劣势。更重要的是,当村小教师消极怠工、混日子的时候,也没有有效的约束手段。面对这种状况,很多研究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提高教师工资。可是,这个解决方案就又回到了资源投入的悖论当中去了。

就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来说,村小的消亡甚至是政策所追求的结果。我们已经论证了村小存在的必要性,所以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如何使村小重现生机的问题。我们所谓的地方化解决方案就是要把村小重新植入农村社区的土壤当中。具体来说,就是重建学校与社区的关联,借用地方性资源来弥补村小的资源压力。农村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村小也就意味着村小的生存危机得到缓解,当村小重新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机构时,它才有可能在社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这些设想需要以一个重要条件作为前提:谁来引入这样的新秩序?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回到制度层面,只有村小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得到确认,并且它不再是作为“需要取消的末端”,而是作为政府“积极发展的重点”时,村小才有可能吸引到年轻、有抱负的人才。

参考文献

[1]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 单丽卿.“强制撤并”抑或“自然消亡”?——中西部农村“撤点并校”的政策过程分析[J].河北学刊,2016(1).

[3] 单丽卿,王春光.“撤点并校”的政策逻辑[J].浙江社会科学,2015(3).

[4] 王帅,王祈然.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背景、形成、实施与启示[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3).

[5] 叶敬忠.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社会宏观背景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作者:曾炬(1965-),女,四川富顺人,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副教授,硕士。]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影响及出路 篇4

通过学校布局调整,我国学校体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伴随着学校布局调整的不断深入,我国学校神经不断萎缩,学校层级的底端不断上移,与此相关联的便是就近入学成为奢望,我们在不断追赶过程中被迫地选择了就远入学,同时被动的标准化又急剧地使农村学校沦落。为实现农村教育长足发展,我们应从最基本的村小层面进行探索,重建以村小为始基的农村教育体系,实现底部攻坚。

一、学校布局调整对农村教育的深刻影响

1. 学校布局调整带来学校神经末梢的萎缩

目前的教育体系存在着巨大的不稳定性,它是一个脆弱的系统。流动性和层级是它的基本特征。村小作为学校体系的底端,村小的危机主要来源于优秀生源与师资的不断外流,教育主管部门为了避免将自身陷入两难境地,而将取消村小作为缓解村小危机的最佳解决方案。通过取消学校的底端来促进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是难以为继的,因为在一个相对闭合的学校体系中,取消原有底端意味着新的底端的产生,不断对学校体系高端的追求,并不能有效地促进整体学校质量提升,反而会因为学校底端的不断上移而给学校发展带来恐慌,最直接体现就是不断成为底端的学校“图存”成为最重要任务,而非育人[3]。在这个背景下,追赶是永恒的主题,换句话说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心完小必然成为结构中的新末端。可以预见的是,追赶实际上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这种结构本身就存在高度的不稳定性,相对于外部世界,县城本身也处于层级的底部。就师资来说,县城的优秀老师在向上层流动,它从下层抽取新的资源作为补充[4]。事实上,现在的这种发展方式在取消村小的同时,不断地侵蚀着乡村社会的根基。教育发展逻辑也折射了整体社会的发展逻辑。乡村是整个社会试图取消的末端。取消末端其实就是在取消自身的存在。

2. 学校布局调整带来就“远”入学

现有的整个教育体系是层级化的,按照教学条件以及师资配备,沿海发达地区的教育要优于中西部落后地区。很多家长把孩子带到打工地,希望他们接受更为优质的教育,但是现有的户籍制度仍然对打工子弟的教育选择施加了种种限制。尤其是高考与户籍的绑定,使得他们的教育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相比而言,让孩子在老家上学则保证教育过程的稳定性,也不必担心不同地区教育内容之间的衔接。学校教育体系内部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得家长需要为优质教育付出巨大的代价。

现有的教育发展路径使得教育变成一种抽离性的力量。农村家长需要在不同层级的学校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即便是处于底层的村小数量在不断减少,基本生态也在持续恶化。须认识到,“租房读书”现象的部分成因正在于学校布局无法满足“就近入学”的要求。这种从农村到镇上上学的教育安排,实际上是一种被动选择。而学校布局调整的另一面是教育差距的持续扩大,这又构成了家长主动择校的动因。一是促进了农村的社会分层,“重视教育”或者“有条件”的家庭离开,弱化了那些仍然依赖农业的家庭处境。二是加速传统的生活方式破产,与此同时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不断加强。在镇上上学直接意味着家长进一步脱离农业,这使得家庭经济对打工的依赖加强。

3. 学校布局调整助推学校“被标准化”

大量的流动人口处于“城乡”之间,家庭经济功能与再生产无法在同一社会空间实现。事实上,乡镇社会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根源都在于整体的宏观社会结构。但在现实中,家庭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结构限制。无论是乡镇还是县城总体上都在不断与城市社会趋同。这种趋同具有双面性,一方面说明地方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带有发展的意涵,乡镇和县城整体基础设施在改善,生活和消费也逐渐与外部世界接轨;另一方面,趋同也意味着地方社会在不断丧失自己的地方特质,不断卷入外部世界的过程也可能消弱自身的主体性,从而沦为被动的从属者。事实上,农村教育发展与城镇化的逻辑具有很大的共性。国家对村小的改造表现为把村小从村庄社会当中抽离出来的过程,一旦学校和村庄相分离,村小就丧失它的独特身份以及支撑其运作的地方性资源。当村小被置于一个标准化的教育体系时,它的所有弱点暴露无遗。这也使得村小不再代表一种地方性的教育机构,而是成为教育体系的最底层。无论是教育还是社会意义上的底层,最终难免被抛弃的命运。

二、农村布局调整的出路———强根固本

学校布局调整是由盲目的发展主义所驱动的[5]。现有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在不断摧毁社会的根基。而要想通过教育来修复社会,首先要解决教育发展本身所导致的问题,只有作出根本性的调整,才能使教育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有关学校布局调整的讨论,最终要回答的不是“保留还是撤并”村小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明确村小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村小,又如何实现这种设想。

1. 改造村小的必要性

学校在儿童教育过程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村小是嵌入在农村社区当中的,这种嵌入一方面表现在村庄与学校之间的功能互补上,另一方面则是在儿童教育问题上,学校是与社区和家庭共同协作的。事实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撤点并校”进程,共同破坏了原有的三位一体教育格局。一个现实的趋势是,农村儿童的农业参与在减少,农村的空洞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社区体验。并且,学校教育的不断壮大本身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趋势。相比于传统的村小时代,现在的农村儿童在学校度过的时间更长,学校教育对他们未来发展的影响也在增加,学校教育已经成为儿童教育的主导力量,很多家庭甚至自愿成为学校协助者的角色。面对这样的状况,村小必须作出调整,在教育内容和实践方式上进行改革。其实国家已经对村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试图引入新的制度和规范,但是,改造并没有对村小起到改善作用。同时,社会条件的改变要求学校作出相应的调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现实,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的生活经验正在不断趋同。总体来说,村小改造的最终目标是真正把它整合到教育体系当中,使它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教育机构。关键是确认村小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这样才能使教师安心在村小工作。当村小能够稳定地存在,并具有持续改善的前景时,它才有可能带动农村社区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2. 村小重建的路径选择

传统的村小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所以这里所说的“重建”并不是要还原前一阶段的教育格局,也不是要让村小变回以前的样子。村小的重建依赖于教育发展理念的转变以及相关政策的调整。一系列的村小改造行动本意在于实现整体教育的提升,但是最终却以进步为名使得村小陷入全面危机当中。有关学校布局调整的话语中,师资和制度是教育提升的关键,因而现有政策首先从制度层面对村小进行了再造,但是地方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改善村小的师资。村小的危机反映了现有教育发展思路的内在矛盾:把资源投入作为最终解决方案,但是又缺乏足够的资源去支撑。最终,以拆解村小的方式来支持其他层级学校的发展。就横向比较来说,中心完小和村小之间的巨大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资源投入对学校运转的重要性。而从纵向比较来看,村小的设施、师资总体上得到了改进,但是部分村小的教学秩序却几乎陷于崩溃,这也说明村小的总体生态在不断恶化。根据这种诊断,我们将要讨论两种解决方案。第一,延续现有的发展路径,但是增加对村小的资源投入。第二,调整教育发展思路,引入地方化的解决方案。所谓的思路调整,也就是把现实状况纳入考虑,在现有的教育投入格局下,村小的资源状况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观。比如,全县普遍缺乏英语教师的情况下,教育部门总是会选择优先配置县城与中心完小。我们不讨论这种选择的对错,而是把它确认为村小所要面对的基本现实。我们所提议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向后看,也就是从村小的历史中寻找答案。一村一校时代的村小,资源状况远不如今天,但是它依靠社区纽带弥补了资源上的缺陷,成为农村社区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国家对村小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村小的处境。村小由“民”转“公”的过程,不仅意味着教育出资主体的转变,还使得村小的日常运行脱离了社区监控。政府为村小引入了新的教学管理制度,试图替代原有的运行逻辑。但问题在于,新引入的制度并没有能够有效运作,这才是村小整体涣散的根源。具体来说,原来村小的老师大多是本村人,他们会受到社区舆论的约束。但是,在新的制度下,村小老师缺乏有效的激励,这体现在他们的工作环境不如更高层级的学校,而在待遇与上升空间也同样处于劣势。更重要的是,当村小教师消极怠工、混日子的时候,也没有有效的约束手段。面对这种状况,很多研究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提高教师工资。可是,这个解决方案就又回到了资源投入的悖论当中去了。

就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来说,村小的消亡甚至是政策所追求的结果。我们已经论证了村小存在的必要性,所以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如何使村小重现生机的问题。我们所谓的地方化解决方案就是要把村小重新植入农村社区的土壤当中。具体来说,就是重建学校与社区的关联,借用地方性资源来弥补村小的资源压力。农村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村小也就意味着村小的生存危机得到缓解,当村小重新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机构时,它才有可能在社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这些设想需要以一个重要条件作为前提:谁来引入这样的新秩序?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回到制度层面,只有村小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得到确认,并且它不再是作为“需要取消的末端”,而是作为政府“积极发展的重点”时,村小才有可能吸引到年轻、有抱负的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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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丽卿.“强制撤并”抑或“自然消亡”?——中西部农村“撤点并校”的政策过程分析[J].河北学刊,2016(1).

[3]单丽卿,王春光.“撤点并校”的政策逻辑[J].浙江社会科学,2015(3).

[4]王帅,王祈然.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背景、形成、实施与启示[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3).

农村学校布局 篇5

导言

本文节选自浙江大学首届“策论中国”活动优秀奖作品《农村学校布局:效率与公平的权衡》,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王煌、邵婧儿撰写,由浙江大学/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金雪军教授指导修改成文。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展了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为目的的大规模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作为中部地区劳务大省,安徽省农村人口外迁现象严重,农村“荒漠化”随处可见,农村学校撤并已成为趋势。本文通过对安徽省部分市(县)的走访和问卷调研,了解安徽省农村中小学撤并的已有实践,分析其中存在问题,并在现有实践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一、安徽省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主要做法

(一)规划先行,提升布局调整的科学性

为统筹考虑城乡人口变动、学龄人口变化以及当地农村地理环境及交通状况、教育条件保障能力、学生家长经济负担等因素,安徽省政府要求各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正确处理好提高教育质量和方便学生就近上学的关系,稳妥、慎重、规范进行农村学校撤并,切实保障农村适龄儿童就近接受良好的义务教育。具体可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撤并基本要求。在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切实保障农村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统筹考虑城乡人口流动、学龄人口变化以及当地地理环境、交通状况、教育保障能力和学生家庭经济负担问题。二是保证就近入学。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农村小学1至3年级原则上不寄宿,小学高年级学生以走读为主,确有需要可以寄宿,初中生寄宿与否依具体情况而定,充分保证学生受教育权利。三是撤并程序规范化。县政府制定规划,报市政府审核后由省政府批准,学校撤并需按照“一校一议”的原则举行学校撤并听证会,以公开票决的方式形成是否同意的撤并意见。四是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突出问题要从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教育质量两个方面着手,解决学生寄宿、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大班额等问题。五是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各地方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存在以上四点共同之处外,要针对当地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规划以应对当地实际情况。

(二)广泛调研,加强布局调整的合理性

安徽省农村学校开展撤并工作前,都有对拟撤并的学校进行广泛调研、反复论证、充分考虑民众意愿,以保障布局调整的合理性。通过对宿松县二郎乡某小学所在村进行走访调查,78%的村民表示学校在被撤并前有说明;16%的村民表示没有说明;6%的村民表示不清楚。在对农村教师的调查中,100%的老师表示学校在撤并前,当地教育局、学校领导有开听证会汇报撤并相关事宜。由此可见,学校在调整前公开征求过群众意见,并通过各方反复斟酌调整,方将结果予以公布。

在撤并调整过程中,当地教育局、乡政府在充分考虑学校规模、服务半径、教育经费投入、学生食宿安全等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对于被撤销学校校产处理、教师的去向,合并后学校的扩建、基础设施的配套加强、教师的人事编制安排等都做了全面部署。以宿松县经开区为例,为了满足行政村调整和日益增长的开发区工作者子女受教育需求的增加,2012年拟在经开区建立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龙山小学)。通过前期充分调研经开区员工家庭分布情况,反复论证选址,最终决定了一个辐射范围广、方便快捷、满意程度高的地址建校。在建设过程中,充分筹集各渠道资金,加大教育资金基础建设投入,广泛吸收全县优质教师,2013年秋季学期一所现代化、标准化九年一贯制学校拔地而起。同时使经开区周边村的学生都能享受到县城里的优质教育,实现了教育机会的平等。对某村30位村民的问卷调查显示,有14位村民对撤并结果表示非常满意,8位村民表示满意,7位村民表示较满意,仅有1位村民不满意,总体来看,较满意以上村民占97%.(二)打造“学区一体化”,提升布局调整的效益

为促进义务教育全面均衡协调发展,安徽省2010年开始要求更新教育观念,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和谐发展,形成富有特色的“学区一体化”管理模式。所有的联校做到了统一课程总表,统一开齐课程,统一开足课时,统一工作计划,统一作息时间,统一教研教改活动,统一财务开支,统一共享资源,彰显出刚柔渗透和有机联动的特色。

洪桥学区在建立学区之前教师结构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高职称教师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特别是非统考课教师专业化程度低,知识相对老化;二是青年教师年龄偏小,教学经验不足;三是各校青年教师分布不均,部分学校老教师仍然担任语数教学重担;四是村小没有骨干教师,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带动难度大。

针对这些情况,肥西县采取学区教师资源“一盘棋”的发展思路,大力整合教师资源,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努力实现人尽其责,才尽其能。一是统一分课,统一量化工作。学区中心校根据课时计划及县教育局文件要求,在学期开学初,四所学校提前在中心校一起分课,一起研究教师工作量,一起调配跑课教师人选,严格要求校本部一人一课头,村小一人两课头,杜绝跨学科和交叉授课现象。二是发挥专业特长,促进专业成长,走特色跑课道路。洪桥学区自2008年以来,除语数学科教师以外,纯粹的非统考科专业课教师几乎没有,这些学科的教学一度处于停滞状态或由语数教师兼职,学生的综合性素质得不到提高和培养。通过采取“上下交互,共同进步”的跑课模式,即村小的专业教师到校本部跑课,校本部的专业教师到村小跑课。学区基本实现非统考课一体化、专业化发展,专业教师学有所用、学以致用、人尽其才,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三是整合学区硬件资源,加强学区教育设备装配、管理和使用一体化。开展多学科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运用,推进“班班通”建设进程,提供高效课堂教学服务。

二、安徽省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取得的成效

(一)教师队伍结构更为优化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对教师年龄结构、学历水平等方面进行了优化。一是在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方面。学校布局调整后,教师年龄结构更加合理,中青年教师能够发挥主力作用。从本调研报告走访的宿松县、金寨县、固镇县、怀远县来看,初中、小学教师年龄多集中在25-45年龄段,比例达88%,20-25岁刚毕业的教师比例为7%,45岁以上教师比例为5%.而在撤并前,25-45岁年龄段教师所占比例仅为45%,45岁以上教师所占比例为55%,甚至某些地区45岁以上教师比例高达60%.二是在教师学历水平方面。在对学校规模进行调整时,将优质教师资源进行整合,被调整地中小学教师学历结构明显改善。固镇县现有小学153所,学校教职工共2229人。其中小学教师中、专科毕业的人数比例为70%,大学本科毕业人数比例为16%,中师毕业人数比例为14%.使得布局调整后教师的学历结构水平更高,专业化程度更高。

(二)教学配套条件明显改善

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由于学校资源空间优化配置,许多学校的教学配套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一是在学生营养保障方面。燃灯小学是由前燃灯小学与村集中教学点合并形成的一所完小,于2013年调整完毕。撤并前集中教学点的学生每天只能吃腌菜、豆腐乳,荤菜几乎是很奢侈的食物,撤并后随着“营养餐”补助计划的推进,学生的膳食结构更为均衡科学。二是在艺体类课程开设方面。许多村小都在集中修建操场、琴房、游泳池等场馆。现期他们的艺体类课程虽然没有条件召开,但随着撤并程度的深化,在今年秋季学期或是明年春季学期开学,学生将有机会开展专门的艺体类课程。

(三)教育资源利用率提高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不仅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而且有利于农村学校形成适度规模,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安徽省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学校总量减少,每所学校可支配的教育资源大为增加,教育资源利用率得到显著提高。学校的教育成本包括事业费和基建费所形成的总成本和生均成本都明显降低。尤其是在固定成本上,随着学生规模的扩大,在短期成本中,固定成本不会随着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学生人数越多,分配到个人的固定成本就会降低,资源利用率明显提高。调查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受访人员认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提高了学校的规模效益。而从安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前(2009年)与布局调整后(2013年)的学校平均规模比较来看,各级学校的校均在校学生人数都有显著增长。

三、安徽省农村学校布局中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学生上学路途变远

调研发现,学校撤并前后,某中心校上学距离在2.5公里以内的学生人数由61人增加到87人,而上学距离在6公里以上的学生人数由36人增加到57人。而在一般情况下,正常小学生行走6公里须要45分钟左右,这意味着小学生需每天提早一小时左右上学,况且在农村,交通方便,路况较差,尤其在雨雪天气,上学危险隐患较大。可见,虽然有部分家庭享受到学校布局调整的益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撤并后上学距离超过了6公里,撤并带来的上学路远问题凸显而出。

(二)家庭教育成本上升

考虑到学生的上学远问题,有的家长让孩子乘车上学并在外解决午餐,额外增加了交通费和午餐费的开支;有的家长购买家庭自行车或摩托车亲自接送学生,增加了额外花费和人力成本;还有许多家长只能选择让学生寄宿。尽管许多学校都尽量降低学生的住宿费用,但要为每个孩子都置办一套铺盖行头,加之伙食费等,这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来,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此外,部分家长不放心孩子独自在校生活,甚至出现了陪读现象。虽然税费改革及一费制的政策出台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但是从学校布局调整后实际情况看,每个家庭的教育成本相对都在增加。调查发现,有87.5 %的教师认为布局调整加重了家庭教育负担,有86.1 %的学生表示调整加重了家庭经济的负担,而访谈的家长基本上都认为布局调整加重了家庭教育负担。

(三)教师工作负担加重

农村中小学撤并后中心学校规模陡然加大,相应的班级班额突增,很多班级从 40 人增加到 60至70 人,甚至出现 80 人以上的大班额。班额的陡增首先给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带来沉重负担。优质学校中教师的任课数增幅明显较大。其次,由于目前中心学校大多实行全封闭式寄宿管理,教师要承担起管理学生和保障学生人身安全的重要责任。有86.48%的教师认为学校布局调整后工作负担增加,其中有77.03%的教师认为工作负担明显增加。此外,布局调整还给老师的生活起居带来诸多不便。撤并后中心学校的部分老师由于上班地点离家远,上下班花费时间多,不得不早起晚睡。有部分教师为方便教学,甚至寄宿于学校或者在学校附近租房子。

(四)资金投入不足

地方政府为了减轻财政压力,通过缩减学校数量、减少行政支出和降低生均教育成本,以达到追求教育资源利用率最大化的目的,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学校撤并数量过多、学校规模过大,相应的配套措施和资金没有落实到位等问题。资金投入不足严重影响了农村学龄期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和质量。

四、安徽省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政策改进建议

(一)多举措并举,妥善解决“上学远”、“上学难”难题

一是建立完善的校车管理制度。政府应将财政补助、立法、监管相结合,加快出台规范校车管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发挥市场作用,鼓励成立校车租赁公司,为无力独自购置车辆的学校提供租赁服务。制定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明确交通、教育、公安等相关部门职责,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二是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政府应保证寄宿制学校的建设用地,减免有关建设费用;加大对寄宿制学校的经费投入,按照一定比例给予寄宿制学校资金倾斜;落实发放学生生活补助和交通补助。三是适当保留农村地区教学点。建立中心学校带1—3个教学点的帮扶机制,以县乡级中心学校带动村寨教学点,通过远程“在线课堂”,实现中心学校与教学点同步授课;发展光盘教学,网络课程等多种形式课程,刻录名师讲课光盘,使学生在家中也能接受教育。在解决部分学生“上学远”难题的同时,提高教育质量。

(二)合理规划教育资源布局,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分配

一是加强对农村师资力量管理。通过建立县教育人才交流中心,统一全县教师调编、岗位设置、聘用程序、考核办法、待遇标准,完善“能进能出、合理流动”的教师集中管理体制,促进县域内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完善教师跑课制度;根据当地的教育发展规划、适龄学生数量变化情况和学校布局调整等情况适时增加农村教师编制,实行动态管理;完善教师定期交流轮岗制度,在城乡、强弱学校、超编校与缺编校之间进行定期交流。二是创新城乡教育资源布局模式。由城市名校托管农村完小,两个校区人、财、物统一管理,实现“城区名校+农村校区”的格局,在教学管理、教学研讨、教师培训、学生活动等方面可以互助交流,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建设“名校托管”、“城校村区”、“城乡教育共同体”等模式是实现欠发达地区资源共享的有效渠道。

(三)实施专项财政计划,加强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

农村学校布局 篇6

一、“后撤点并校”时期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重新反思

农村学校的“小微化”是城镇化进程出现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由于小微学校布局分散、规模小,带来办学成本高、学校教育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学校的撤并成为农村教育资源重组的必然结果。2001年国家颁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开启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撤点并校”的布局调整工程,这在当时对于整合农村教育资源、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效率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一些基层政府的功利主义,这种撤并逐步演变为追求政绩和效率的重要目标。据统计,从1999年到2012年,我国农村小学由468527所减少至155008所,减幅达66.9%,我国农村教学点由165374个减至62544个,减幅达62.2%。在政绩和效率的双重刺激下,有些地方政府过高、过快、过急地进行撤并,带来学生上学成本提高、家庭负担加重、路途安全隐患增多、辍学率上升,以及教育资源浪费等诸多社会问题。

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的意见》,标志着政府层面对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由鼓励撤并到叫停撤并的重要转变。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2012年后的恢复农村学校网点的行动,又沦为一场矫枉过正的政绩竞赛,撤并与恢复大起大落的现象背后,实质上遵循的仍然是政绩和经济效益至上的非理性逻辑,相当部分教学点恢复的背后,掩盖着当地功利化目的的推动。例如,为了解决农村小规模学校的运转问题,2012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对学生数量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为了获得更多的经费,对于那些现在仍不必要的教学点也不愿意主动撤并,却又恢复了一些本不该恢复的教学点。在有的行政村,多数村民并不愿意送孩子去教学点上学,当地村委会却对申请恢复教学点非常积极,甚至把教学点恢复当作政绩,导致一些完全可以撤并的教学点得以恢复。为了得到更多的公用经费,教育主管部门、乡镇学区(中心小学)仍然坚持保留了那些学生人数过少、很难维持正常运转的教学网点。从表面上看,这虽然保障了农村孩子就近入学的权利,但实际上造成了教育资源过于分散、难以保证教育质量等问题。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使这部分群体对好的教育的需求更加难以满足。

上述情况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一)学校布局过于分散会导致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

2012年的农村布局调整新政策是对以往非理性撤并行为的理性回归,但这绝非意味着学校布局调整就是完全否定“撤点并校”,更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归到以前那种资源分散且效率低下的乡村教育时代。教育不能追求规模效应,但是在教育资源总体不足的背景下,适度的规模仍是保障教育质量的关键。事实上,一个教学点不管人数多少,哪怕只有1个学生,至少也得聘请一位教师。以江西省为例,全省现有10人以下的教学点2635个,学生总数12205名,校均在校生数4.63人,师生比是标准数的5倍。中部某省的一个县级市,2014年10人以下的教学点共有178个,其中仅有“一生一师”的竟达14个。有的教学点随时可能因为没有学生而撤销,造成“建成即闲置”的状况。

(二)“托底”的农村布局政策显然已经不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

在一些地方经济发展和交通等公共设施落后的背景下,合理布局农村学校,保留一些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对于保障学生享受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利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当全国义务教育的入学普及率和巩固率均已超过90%的时候,教育公平更多地体现在普及高质量和高水平的义务教育上,人民群众的教育利益诉求从“有书读”转向“读好书”,也就是由“教育机会公平”转向“教育质量公平”。在办学成本过高、地方财政有限的状况下,“托底”政策的实施、低水平的维持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现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状态下,只能保证他们获得公平的入学权,而难以保证他们在教育质量层面享有公平权利。然而,保障这部分学生接受优质义务教育的权利,关系到义务教育城乡协调发展,关系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因此,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通过调整农村网点布局政策,改变农村学校过于分散的现状,应是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

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新思路

当社会条件发生改变,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内涵也应该与时俱进,绝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学校的撤并。“上学距离”“服务半径”“覆盖人口”等作为学校布局调整中的核心指标,一直是推动基层政府学校撤并的重要依据。但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农村交通、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决策者应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把握,绝对不能片面化、固定化地解读这些指标。学校网点布局本来就是一个动态过程,撤点并校只能是布局调整中的一种形式,绝不能将它与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完全画等号。在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中,任何“一刀切”的思维模式都是不适宜的。撤点并校本身不仅仅意味着学校撤和留的问题,而是应该包含学校的重组、新建、拆分以及改造等多重行为。应当超越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方式,顺应新型城镇化大趋势,统筹农村人口变化趋势、地理环境、学生身心发展需要等多重因素,坚持农村学校网点布局的动态调整,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适应新型城镇化大趋势,按照“适度集中”原则合理调整学校布局

从长远来看,随着农村学校生源的持续下降,农村小规模学校将是农村学校的主流。但是,规模过小,不仅存在资源浪费问题,而且不利于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生身心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要适应农村人口变化新趋势,合理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网点布局,确保学龄儿童就近入学;同时加大在交通便利、公共服务成型的农村地区布局义务教育学校的力度。这实际上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教育布局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我们应利用这一契机,引导学生向交通便利和服务成型的中心村、镇学校适当集中。尤其对于只有1~3名学生的微型校,除了有特殊原因确需保留的,应尽行撤并。针对可撤并的村小、教学点,在征得学生和家长同意的前提下,可由他们选择到中心学校或者邻近村小就读,让这部分“空心”小学自然消亡。同时,对撤并学校学生给予交通、家长看护等补偿,这既有利于学生的发展成长,又可以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

(二)允许部分地方进行试点,扩大学生公用经费使用范围

如何才能防止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演变为地方政府对于功利的追求,防止政府在撤并学校过程中转嫁成本,这些问题是决定学校布局合理调整的关键。在制度设计上,应尽量防止基层的功利主义和效益主义。为了避免政策变化带来的震荡,可以鼓励地方以县为单位开展网点布局适度集中合并的改革试点,并在这一过程中,做好被撤并学校学生的上学成本补偿工作。为了防止基层在撤并过程中因为教学点的公用经费而不愿意撤并的现象,可以按照某个年度(例如2014年)为准实行两不变,即学校网点数不变,财政对于所撤并的教学点公用经费拨款不变,让基层吃定心丸,解决因为钱而不愿意撤并网点的问题。建议省级政府、教育、财政、审计等部门部分调整有关政策,扩大学生公用经费的使用范围,允许公用经费用于补偿教学点学生因撤并到中心校寄宿,或租住房屋及管护,以及学生交通、低龄儿童家长陪读等产生的费用。如此既不增加学生家庭因撤并带来的上学成本,也可以遏制地方为争取教学点公用经费而不愿意撤并网点的问题。

按照《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做好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标准定额核定工作、确保学校正常运转有关问题的通知》及财政部颁发的《中小学财务制度》中的相关规定,中小学校公用经费的范围包括学校维持正常运转所需开支的业务费、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和其他属于公用性质的费用等方面,不允许用于人员经费和基建投资等方面的开支。事实上,当前基层有相当部分公用经费被用作聘请代课教师的做法,已经不符合现行政策规定。与其默认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如从政策上予以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建议扩大公用经费的使用形式,允许其使用于补贴学生交通成本、学生家长陪读、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等方面。适当的学校合并,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现大量聘用代课教师的局面,减少教师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集中资源加强农村学校建设,增强其吸引力。

(三)加大乡镇中心小学的建设力度,完善寄宿制学校的设施与条件

农村学校布局 篇7

一、调查对象和方法

调查选取重庆市四所学校进行, 四所学校都是面临撤销的村校, 其中小学和初中各两所。调查采用班级整群抽样法, 共发放问卷300份, 回收277份, 有效问卷275份;回收率92.3%, 有效率99%。调查问卷分两部分, 共有26道题目。此问卷经过2次试测和修订后定稿。另外还对部分教师进行了访谈, 调查数据经过SPSS11.0进行分析处理。

二、结果与分析

1. 学生对“撤校”和“将来准备就读的学校”的态度和看法

调查显示, 约34%的学生对撤销现在所读学校和进新学校读书感到高兴, 约27%的学生反对, 近40%的学生无明显态度。调查中发现, 现在将撤销的部分村校甚至没有合格的操场, 更不用说图书室、多媒体教室和“班班通” (每班配备电脑和网络) 、新式教具等。这些教育设施直观地影响着孩子们对自己学校的印象。同时, 村校教师们对自身地位的悲观看法也影响着他们的敬业精神;村校生源质量也影响着学风和校风。诸多因素使教育质量的集中表现———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和升学率与周围其他学生较多的学校 (各级示范学校或城市学校) 差距较大, 这些通过社会传媒和教师及家长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对自己学校的情感和态度。此态度可从学生对“将读的学生更多的学校”的乐观看法反衬出来:教育设施比较完善, 学生更多更有趣, 教师的教育水平更高。撤校后使学生可能进入教育设施和教育质量更好的学校就读, 未来发展可能更有前景, 这是学生赞成超过反

筅重庆长江师范学院贺芬

对的根本因素, 也是政府撤校得到学生支持、得以实施的最合理原因。虽然学生们总体支持撤校, 但近80%的学生也希望政府能多考虑自己的想法, 并对交通费或住读费予以一定的优惠和帮助。

2. 学生对“撤校对学生未来发展的影响”的态度和看法

调查显示, 撤校后学生认为未来的学习生活受影响大的占48% (非常大占20.7%和比较大占27%) , 远高于没有影响的29.4%。撤校后, 学生去新学校读书最担心的依次是“不适应新学校的老师的教学方法”、“上学不方便”、“不适应新学校的同学”。认为将读的农村新学校上学可能会不方便 (“不太方便”和“很不方便”) 达到63.3%, 不方便带来的担心和影响依次体现在“上学所花的时间更多”、“上学更不安全”、“上学所需的路费更多”。和现在的学校相比, 绝大多数学生 (76.3%) 认为“去新学校上学所花的时间更多”;76.4%的学生认为“去新学校上学的路费”可能会增加。现代教育心理学和教育社会学认为, 学校环境对儿童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其中教师的教育素养和教学方法对缺乏自学能力和分辨能力的中小学生的发展至关重要。其次, 同伴群体也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情感、社会性和智能的发展。

3. 学生对“撤校后校车配备及其要求”的态度和看法

调查显示, 约47% (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 的学生赞同政府为学生配备校车, 而反对者仅11%, 可见由于撤校后学生去新学校上学普遍更远, 坐车上学无疑成为学生们的普遍愿望。以前没有校车, 社会车辆的种种隐患学生们体会深刻, 所以他们特别期望校车在安全性、费用、站点设置和车况方面具有社会车辆不具备的优势。校车费用方面, 以每月平均上学20天, 每天早晚共乘车2次来计算, 60%的学生希望每月校车费用在40元以下, 每天大约2元, 合1元筑次;约25%的学生希望每月校车费用在60元以下, 每天大约3元, 合1.5元筑次;约15%的学生愿意每月校车费用在60元以上, 每天超过3元, 合高于2元/次。由于该地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农村居民2011年收入人均5200元筑年[1], 可见家庭收入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车费的承受程度, 另外车费的多少也与孩子居住地离学校远近密切相关, 20~50元筑月属于大多数家庭和孩子的费用承受范围。

4. 学生对“撤校后在将读的农村学校住读”的态度和看法

调查显示, 约33%的学生赞同在将读的农村学校里住读, 约27%的学生不愿意住读, 两者相差不大, 而近40%的学生认为无所谓。进一步调查发现:“愿意住读的原因”选择最多的是“有老师辅导学习 (33%) ”和“上学不用来回跑路 (18.5%) ”;而对“愿意住读的学校的期望”最多的是“课余生活更丰富多彩”、“总体费用不高”以及“人身财产更安全”。“不愿意住读的原因”选择最多的是“舍不得离开亲人 (34.5%) ”和“学校没有好伙伴 (15.3) ”以及“学校管得不自由 (9.1%) ”, 选择“伙食 (住宿) 没有家里好”和“没有电视 (电脑) ”的也有一定比例。至于“父母愿意给予的住读费用”, 选择100元筑月以下、200元筑月以下、300元筑月以下的学生几乎各占1筑3, 另15%的学生选择300元以上。初中男孩子独立生活能力强, 他们愿意选择住读;而很多女孩子, 情感上对家人和玩伴的依恋更多, 对自己的人身安全顾虑较多, 所以不轻易选择住读。对有父母 (两个或一个) 在身边的孩子, 即非留守儿童 (约4成) , 他们对自己的父母相当依恋 (特别是对母亲) , 一般而言他们也不愿住读。

三、讨论与建议

1. 政府“撤校”政策审慎实施, 应充分考虑对学生的影响

“撤校”基本符合学生追求享受更高质量教育的愿望, 但支持者略多于反对者, 说明“撤校”的学生基础并不牢固, 尤其对小学生和女生而言。从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和学生就读便利性角度考虑, “撤校”政策应审慎施行。“撤校”最好从一年级停止招生做起, 待高年级逐一毕业后自然进行, 不宜中途过激实施。可以先从学生年龄稍大的初中做起, 衡量实施结果后再决定小学是否撤校。如果必须中途撤销, 若有可能, 可以尝试将学生和教师整班并进新的学校构成新的班级, 减少学生对教师和同学的不适感。“撤校”后改变学习环境对年龄较小、见识不广、适应能力较差的中小学生而言影响较大, 因而“撤校”时应充分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通过家长会、教师、学校等做好教育组织工作, 从物质、经济、心理、就读等方面给予学生足够的关怀、抚慰和照顾。制定充满人文关怀的“撤校”补偿实施条例, 对学生的车费、住宿费给予一定补偿, 对学生选择学校、选择班级尽量予以满足。在新学校应注重对转校学生的关心和教育, 防止其受歧视或被忽视, 防止其学习落后而产生巨大心理落差, 从而对“撤校”政策和政府产生埋怨情绪。

2. 政府为学生配备校车是大势所趋

政府为学生配备校车早已在发达国家成为制度。随着我国教育投入的不断增长和社会对教育的更加重视, 政府为学生配备校车也正呼之欲出。城市由于学校距离家较近以及公交系统相对发达, 所以相对而言配备校车的重要性远没有农村迫切。按照教育法律法规, 政府应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就近入学”。但“撤校”使孩子们“就近入学”的希望落空, 另外还增加了很多负担, 如入学时间、车费、住宿费、亲情甚至人身安全风险等;而“撤校”后政府缩减了学校数目, 减少了教育支出, 提高了教育效益, 节省的教育经费应该、也有能力给予学生和家长们一定补偿。既然教育具有公益性, 自然校车也应具有公益性, 因而费用自然应该比社会车辆低。站点设置方面, 尽量多设站点, 为学生乘车方便服务;车况方面, 力保做到整洁卫生、一人一座、宽敞舒适。如此安全、优惠、卫生、便利的校车, 学生和家长们没有理由不欢迎。

3. 审慎施行农村学校学生住读政策

从调查来看, 赞成住读的学生比例略高于反对的学生。但从理论和现实来看, 农村学校学生住读政策应缓行。由于近年来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长足进步, 如果有校车接送, 孩子在本镇或邻镇学校上学所需时间大部分能控制在30分钟内, 所以住读的必要性不大;其次对农村学校而言, 住读管理是新生事物, 管理经验和相应设施非常缺乏, 对于学生人身安全、丰富课余生活、伙食卫生等与城市学校成熟的住读管理相差甚远, 容易使住读的负面效应超过正面效应。国外研究发现, 年龄过小、心智不成熟的中小学生最好在家庭里随父母亲人一同生活, 这样更有利于孩子社会性和健全人格的发展。

当然, 少数初中高年级的学生 (如毕业班) 因为学习任务重, 可以遵循自愿的原则, 尝试住读管理, 以解决小部分纯留守儿童祖辈管理不力、学习无法辅导、上学过远等问题。一旦学生住读, 相关学生的生活、娱乐设施必须配套, 管理措施须细致、人性化并有专人负责, 以确保住读学生的学习、安全、生活和情感顺利发展。应借鉴城市学校成熟的住读管理经验, 避开住读管理“军事化”或“放羊式”的误区, 使住读政策真正促进孩子发展, 使家长们放心。

参考文献

农村学校布局 篇8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的调整, 从根上来说是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经济的不断发展, 党和国家与时俱进为顺应时代潮流, 适应经济发展而做的一项重大决策。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六条明确指出: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 并采取措施, 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 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和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的调整。时至今日调整后的农村义务学校如雨后春笋充满生机, 正在培育着一代代的天之骄子。在我们看到布局调整后的累累成果时, 却不能忽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随着调整的深入,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后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凸显出来, 已经严重制约着农村义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成为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瓶颈。当下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后带来的问题研究尤为重要, 只有联系当前调整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现状, 客观地分析调整后农村义务教育带来的问题。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提出切实有效地改善建议, 并为后来者提供经验。

一、问题产生的原因

翻阅近些年来的文献资料我们发现许多学者在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问题研究时, 多会研究引起农村义务教育布局学校调整的原因或者说农村义务教育布局学校调整的驱动力是什么, 却极少会从产生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问题的方向研究, 笔者希望结合相关文献和自己的切身实践来谈一谈农村义务学校布局调整后产生问题的看法。

问题产生于实践, 首先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的实践过程中政府缺乏科学统一的规划, 盲目的减少乡村学校, 甚至错误认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就是学校数量上的减少和学校规模的扩大, 资金跟不上, 缺乏相关制度支持, 使得学校布局调整问题百出。事情决策的不透明不民主, 在对农村义务学校进行调整的时候没能与当地学校, 群众进行很好的民主交流, 盲目进行指令性的改造。缺乏创造性, 有的地方根本不适合进行校布局调整, 但迫于国家政策压力还是进行学校的布局调整。其次学校盲目追求规模的大, 致使出现许多超大班的情况, 这严重影响教学水平。忽视对教师队伍的建设, 忽视对教师成长的关怀, 导致教师教学的积极性降低, 不利于整体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最后从当地群众来说, 虽然当地群众普遍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都不是很了解, 但对学校的调整还是比较支持, 因为他们普遍渴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能在良好的学校接受更好教育。但在农村义务教育进行调整的时候还是遇到了一部分阻力, 学校财产的归属问题、学校选址问题, 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利益纠纷。原本群众是支持学校布局调整的, 但因缺乏前期的沟通, 在调整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当地群众与调整学校的利益纠纷, 使得学校布局调整举步维艰。

二、产生的突出问题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整合了一部分落后的乡村教育资源, 改善了农村教育教学的质量, 极大促进了城乡教育公平。当今随着调整的深入, 愈来愈多的问题开始凸显, 并严重制约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

1. 校园安全问题

教育部发布的2011年全国中小学安全形势分析报告显示, 在各类安全事故中交通事故占19.64%, 斗殴占10.71%, 校园伤害占14.29%。在冰冷的数字面前, 我们看到的是近年来校园安全问题的严重性。2014年7月10日下午5时许, 湖南湘潭市雨湖区响塘乡金桥村乐乐旺幼儿园所属园车, 在送幼儿回家途中, 途径湘潭市交界的长沙市岳麓区干子村时, 翻入水库, 此事故共致11人遇难, 包括8名幼儿和3位成人。这恐怕是近期内最严重的一起校车事故。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布局调整后变得更加严重。当今校车安全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后, 学生离家路途变远, 而学校财政有限, 无力承担校车费用, 这就导致私改车辆当校车, 报废车做校车, 校车严重超载等情况的出现。另外一些学校的选址布局缺乏宏观科学考虑, 建在一些有严重安全隐患的地方, 泥石流, 塌方等现象严重威胁着学生的安全。一些学校周围网吧, ktv等娱乐场所较多, 严重威胁着学生的身心健康。最后, 因为盲目的追求学校规模的扩大, 由于学校人力物力财力有限, 相应的配套设施个跟不上, 疏于对学生进行管理, 使得校园暴力事件, 校园踩踏事件频发。

2. 教师队伍建设

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加强调整后的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尤为重要。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调整后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在学校所需的设备、设施、仪器、等硬件方面有了极大的改善。但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令人堪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虽然就整个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来说, 调整后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学历有明显的提高, 但结合城乡来比较的话,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整体的教师学历偏低, 优秀教师多愿意到条件相对加好城市工作, 优秀教师流失严重。 (2) 教师年龄构成严重失调, 新生力量缺乏, 教师队伍老龄化现象趋于明显, 新生一代的教师大多不愿呆在乡村任教, 而老教师因长期超负荷工作, 体力不支, 这对教育教学带来不利影响。新生力量的缺失, 老教师传统的教学方式, 不利于调整后农村义务教育的长足发展。 (3) 教师学科结构不够合理, 体育老师, 音乐老师, 计算机老师数量较少, 学校中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学科”的老师数量极少, 有的甚至由别的非此专业老师兼任, 这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4) 忽视对教师成长的关怀, 对教师的安置明显不足, 使得教师工作积极性下降。

3. 校产的处置问题

随着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的调整, 一些地区将空置下来的校舍改造用于当地的文化中心, 运动中心或将其进行拍卖处理等。但对许多农村地区来说, 校产的归属问题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 由于普及义务教育的需要和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 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投入有限, 许多小学多数是由村民集资修建而成。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 校产的处置成为群众与当地政府及学校的矛盾点。由于校产的归属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 许多空置的校舍, 一些有用的教育资源在学校布局调整后得不到充分的利用, 被闲置起来。许多地方的教学资源甚至由于长久不用得不到维修, 已经报废。此外一些调整后的学校校产由于相关制度缺失, 一些相关负责人利用职务之便, 私自侵占学校财产, 或者低价变卖、转让学校校产, 使得调整后的农村义务学校资产流失较为严重。

三、相关建议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影响千家万户, 事关农村未来的发展, 搞好农村义务教育的调整工作, 减少或规避乃至消除学校布局调整带来的负面影响, 才能使调整后的学校发挥出最大的教育意义。国务院办公厅在2012年9月颁发的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明确指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 要适应城镇化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 统筹考虑城乡人口流动、学龄人口变化, 以及当地农村地理环境及交通状况、教育条件保障能力、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等因素, 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成长规律, 处理好提高教育质量和方便学生就近上学的关系, 努力满足农村适龄儿童少年就近接受良好义务教育需求。这是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总体要求。但在具体的落实中又该如何做呢?笔者希望能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

1. 政府要充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中充当着决策者的角色, 在统筹学校调整中既要做到民主, 又要做到科学的决策。具体来说, 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政府要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加以重视, 许多地方政府盲目追求当前政绩, 热衷于修路, 建厂房等, 而教育的投资是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工程, 短期内很难看到绩效。而历任政府都希望能在短期内取得成绩, 这就导致了历任政府在自己的任期内缺乏对教育的重视, 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其次建立明确完善的规章制度, 针对一系列现存的问题, 比如校园安全问题频发, 教师队伍建设不合理, 校产归属不明确, 政府需要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强制的手段促进问题的解决, 使得在学校布局调整的过程中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最后地方政府要敢于与创新, 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进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的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的调整不是死板的根据上级政策进行调整的, 而是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国家出台农村义务布局调整政策是为了促进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 不切实际, 盲目进行学校的撤并, 反而弄巧成拙不利于农村学校的发展。

2. 学校处理好内外部矛盾

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中, 学校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要调整的是学校, 而决策权却在政府, 学校的一些内部矛盾以及一些和当地群众在土地等方面的利益纠纷矛头却又直接指向学校。学校布局的调整有赖于政府在决策, 财政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同时在调整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却是学校无力解决的, 使得学校陷入两难境地, 一方面政府缺乏对学校的支持, 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直指学校。因此就学校内部来说在追求学生硬件配置方面, 更要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通过各种措施吸引年轻教师的加入, 优化教师队伍建设。建立良好的奖惩激励制度, 激发教师的创造性和工作积极性。在关注学生学习的同时, 注意学生人身安全的防护。将责任落到实处, 切实保证学生的安全。对外, 在布局调整后的学校在校产处理方面, 密切配合政府工作, 与当地群众做好沟通工作。对于校产的处理原则上遵循教育优先的原则, 将闲置的教育资源应用到调整后的学校。对于一些不动产比如土地, 校舍要根据本地情况, 遵循最佳利益的原则, 将其运用于村里的养老中心, 文化中心或将其拍卖等。对于争议较大的校产, 结合当地法律法规, 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3. 社会的广泛支持

决策于民, 决策为民,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旨在改善农村教育的办学条件,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因此社会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支持就尤为重要。在笔者的调查中显示, 大量的村民先期是不知道学校布局调整的, 当项目已经实施, 学校已经进行撤并的时候, 才知道学校布局调整的消息, 这使得在整个布局调整过程中遇到许多麻烦, 遭到人们的反对。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 要做好先期的宣传和动员工作, 通过电台, 报纸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 让大家对农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有充分的认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在进行决策的时候, 广泛深入乡村进行调研, 了解村民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调整的合理意见, 进行社会听证等方式民主决策, 实现决策的透明化, 并要加强社会监督, 最大限度上的争取社会的广泛支持。而社会团体本身更应该自觉地配合和支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 有能力的个人或团体可以对调整后有困难的学校进行帮助以促进学校布局调整的顺利进行。

阿里和京东快速布局农村市场 篇9

中国电商行业的两种经营业态的代表阿里巴巴和京东, 两年来投入巨额的人力物力布局农村市场, 不仅在网上购物习惯的推介导入上很下功夫, 还在完善物流网络和相关基础设施上颇费心思。同时, 他们正在借力国家的“电商下乡”等相关惠民政策, 抢夺购买力日益强大的农村消费群体。

保增长的压力

目前, 中国的大城市作为在线购物的市场正日渐成熟, 电商的新用户增长速度开始减缓, 营收的增长也随之开始出现降速的趋势。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 阿里巴巴营收增长速度是三年多来最低的。作为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京东和阿里的股东们不会容忍它们降低增长速度, 阿里股价在市场上的“腰斩”, 就是股东们的要求。这两家公司必须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来维持高速的增长。阿里和京东几乎同时将目光投向了农村消费群体, 因为中国目前的农村居民约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

农村市场潜力巨大

电子商务对中国的农村居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根据麦肯锡等机构的调查数据:目前能够上网的农民有大约三分之二从网上买过东西, 与之对应的, 城市居民的比例为72%, 数据非常接近。

同时, 调查表明, 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 有约四分之三的人们经常上网, 而在中国农村地区只有不到20%, 随着价格相对低廉的智能手机快速普及, 农村居民网上购物的群体很可能会有爆发性增长的趋势。

更高的利差诱惑

由于农村相对于城市的交通不畅、居民分散, 甚至地处偏远等因素, 中国的农村零售市场仍然停留在小杂货店+流动集市的阶段。所售商品质差价高, 日常生活用品的油盐等物甚至比城市贵50%以上, 3C类产品也要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在城市销售利润越来越细微的今天, 如此高的利差对电商企业的诱惑可想而知。

国家政策鼓励

京东和阿里巴巴开拓农村市场的战略与政府政策相吻合。在世界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之下, 政府希望提升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水平约为三分之一, 远远低于美国的70%。2015年, 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了鼓励农村创业的会议称, 中国政府将“帮助希望重返农村老家的外来工、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自主创业”, “鼓励农村地区的电子商务的发展。”

阿里巴巴和京东农村市场拓展方式

阿里巴巴和京东的目标提法惊人的一致, 都是在2020年以前物流网络覆盖10万个村庄。然而, 他们的市场拓展方式和发展速度却不尽相同。

阿里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 提出了三到五年内投资人民币100亿元, 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10万个村级服务站的商业计划。到2015年6月份, 阿里巴巴已建立了63个县级运营中心以及1803个村级服务站。

阿里宣称“淘宝农村服务中心也是阿里巴巴开拓农村市场战略的核心所在。在服务中心, 村民们可以轻松在线购买智能手机等商品, 支付水电费, 拿到他们在淘宝上购买的东西。阿里巴巴向服务中心提供计算机和显示器, 确保村民购买的商品能及时送到他们的手中”。按照阿里的计划, 首先会从家电和服装等产品的销售开始入手, 同时打造一个数字平台, 并逐步解决人才和基础设施的问题, 等到基础设施完备之后, 再帮助农民将农产品销往城市, 从而形成双向物流。

京东从2014年末开始拓展农村市场, 在近10个月的时间里, 已建设近600家县级服务中心且开业, 招募近10万人作为乡村推广员, 合作了1000家“京东帮”服务店投入运营, 其服务范围覆盖近30万个行政村。按“一县一中心”布局的县级服务中心负责招募乡镇推广员, 并为他们提供服务、宣传、物料支持, 由推广员负责建设乡镇推广站;“一县一店”布局的京东帮服务店与县级服务中心所面向的市场一样, 但只经营大家电等业务在物流、安装和维修等方面的服务要求。因此大家电业务不在京东县级服务中心的经营范围内。“京东帮”服务店与京东之间属于合作关系, 但其经营的是京东的自营家电业务。现已出现了月度销售额突破千万的“京东帮”服务店。

电商农村发展之路的前景

从上文看到阿里和京东在拓展农村市场上并没有大的差别, 同样都是先建立县一级的网点, 再经由其向下发展各村网点。仔细分析阿里和京东以往的经营模式和农村市场的拓展方法, 不难发现其中的不同。

阿里做的实际上是个平台化的电子市场, 并不实际经营更不涉及所经营商品的物流。阿里的农村拓展计划, 让人感到其更偏重于建立和普及农村消费者电子购物的习惯, 并拓展他们成为在线卖家经营其农产品。从2015年年初爆出的马云对京东的吐槽可以看出, 阿里不愿也“不屑”从事电商下乡的相关物流功能, 那么包裹的投递仍然要依靠“三通一达”等众多大大小小的快递公司来完成。依据目前的情况, 除了中国邮政之外, 其他快递公司大多数只能触及县一级城市, 只有少部分可达到镇一级。这些原因都会给卖家的快递选择, 与买家的就近提货带来较大的困扰。

京东快速扩张的过程中, 一直注重在物流体系建设上的投资, 从亚洲一号物流中心到青龙仓储信息系统, 再到各级配送车队。根据京东对外的消息:“截至2015年6月30日, 京东在全国范围内拥有7大物流中心, 在44座城市运营了166个大型仓库, 拥有4142个配送站和自提点, 覆盖全国范围内的2043个区县。”虽然这个体系中也不乏租用的库房合作的车队, 但毫无疑问这个自建的物流体系是京东的核心资产。依靠这个强大的物流体系, 京东每天都直接面对最终用户, 良好的用户体验“既是其杀手锏, 也是其生命线”。得易于这一物流体系, 虽然京东的乡村推广员与阿里的村淘代表一样属于联营性质, 但其能够提供的在县级退换货、货到付款等服务, 使得京东在农村渠道下沉的竞争中占得了一定先机。

笔者个人认为, 电商抢占农村市场的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 真正的贴身肉搏还未展开。应该说阿里和京东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电商类型代表都存在较难解决的痛点。阿里一向以轻资产、平台化运营而著称, 其物流活动是通过合作的第三方的快递公司完成的。几年来, 随着阿里交易额的快速增长, 客户对阿里物流问题的诟病也越来越多。阿里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着手进行了改进:菜鸟、云仓以及电子面单的诞生, 都是从系统改进快递公司整体的物流效率。对于阿里农村战略的推进, 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 阿里更需要与快递公司同心做大农村市场。让羽翼已丰的各快递公司放弃眼前的利益, 赔钱赚吆喝来开拓农村市场, 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对于京东来说, 不再抱定自建农村物流配送体系, 而采用招募农村推广员的联合之路发展农村的末端配送, 在现有物流体系的支持下, 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然而在农村市场上的快速发展, 必然带来对仓储运输的更大需求, 以京东现有的经营模式, 已有的物流中心和仓库存储能力和空间布局, 必然需要进行大幅的扩充和调整。是继续自建还是外包联合?前期大手笔投资传统零售业的永辉, 应该是京东给出的答案。

摘要:中国电商行业两种经营业态的代表阿里巴巴和京东, 两年来投入巨额的人力物力布局农村市场, 电子商务对中国的农村居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京东和阿里巴巴开拓农村市场的战略与政府政策相吻合。电商抢占农村市场的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 真正的贴身肉搏还未展开。

农村客运站点布局规划方法研究 篇10

1 农村客运站点分类

不同的乡镇节点对客运站点的功能要求不相同,由于功能不同其规模差异也较大,为使农村客运站点功能层次更加清晰,更好地反映农村客运站点在功能上的差异,有必要对农村客运站点进行分类。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JT/T 200-2004)、广东省《关于进一步推进我省农村客运发展的若干意见》《广东省农村客运站亭建设规范》,结合广东省推动农村客运服务均等化的实际做法,将农村客运站点分为四类:

枢纽站:枢纽站是指干线与干线、干线与其它运输方式(城市公交、长途客运班车、出租车及轨道交通等)相衔接的站点,一般位于县中心区或中心镇,是长短途的结合点和换乘点,是与其他运输方式相衔接的接驳点,具有班线多、客流大的特点,具有售票、候车、停车、车辆检修等功能。

普通站:普通站一般位于普通乡镇,通常是干线与支线的衔接点,普通站发车班线较多、客流较大,有售票、候车、发车等功能。

招呼站:位于人口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如并镇前的乡镇政府所在地)或中心行政村,具有候车、发车功能。

候车亭:位于普通的行政村、自然村、农村干线公路或乡村公路沿线,具有明显的车站标志,可设置遮阳、躲雨设施,通常依托路边小卖部或公共场所建设。

2 农村客运站点规划特点分析

2.1 农村节点分布松散,客流组织难度较大

农村乡镇地域广阔,乡、镇、村等行政节点的分布没有统一规划,农村乡镇节点分布基本呈现沿着县、乡道而自发组织的分布结构,因此,在农村广为流传着“要想富、先修路”。农村乡镇多年的发展建设经验表明:农村公路对农村发展建设和土地开发具有强有力的引导作用。农村县、乡道路的公路网就像人体血管一样,主动脉分明、毛细血管纵横交错。农村乡镇节点的分布决定了人口的分布特点为积聚分散、分布不均衡,大的行政村人口在几百甚至上千人,小的自然村人口不过百人,甚至几十人。除了县域及部分中心镇区外,大部分区域没有形成稳定的客流,居住分散给客流组织增加了难度。

2.2 以满足基本服务功能为主,服务质量不高

相比城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消费理念、消费需求相对落后,农村居民不像城市居民那样过多追求客运服务质量、服务效率、服务环境等,农村居民关注的重点仅仅是“走得了”这一基本要求。因此,农村客运服务宗旨是使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客运服务,推动农村客运服务的均等化发展。农村客运站点的布局通常效仿城市公交线网站点的布局方法,以人口或面积覆盖率作为农村客运站点的布局规划目标。在规划中应当贯彻执行“站点布局均衡化、客运服务均等化”这一基本思想,解决广大农村居民的出行需求。

2.3 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注意城乡换乘衔接

推动城市客运向乡镇客运延伸,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是未来道路客运发展的方向。从当前各地的发展实际来看,城乡客运发展各自为政,资源相互独立无法共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是城乡客运资源共享,实现站场设施的资源共享是城乡客运资源共享的基础。为此,需要改变城乡客运枢纽换乘衔接模式,变传统的“城市边缘式”衔接为“穿越市区式”换乘衔接。在进行枢纽场站规划时,鼓励城乡枢纽站一体化规划或尽量实现短距离换乘,并允许农村客运线路停靠城市公交站点,同时,推动城市公交线路向周边乡镇延伸,逐步实现一体化发展。

3 农村客运节点的重要度计算

3.1 节点重要度计算

农村客运规划范围内的节点主要包括:县城中心区、乡镇、大型厂矿企业、工业园区、旅游景点、大型交通枢纽所在地。节点重要度是描述一个节点在区域内重要程度的相对指标,可以用来比较不同节点之间功能的相对性强弱。根据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人口、工农业总产值或居民日出行总量作为乡镇定量分析标准。节点重要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I为节点重要度;αi为第i项指标的权重,可通过专家法或主成分分析法确定;Pi为本节点的第i项指标值;P为区域内所有节点的平均值;n为选取的指标数。

3.2 计算指标的选取

3.2.1 指标的选取原则

相比城市,在指标选取方面,农村乡镇有其特殊情况:一是基础统计数据缺失或不全面,可参考的信息资料不足;二是农村乡镇聚集分散,开展实地调研存在困难。在指标选取方面应遵循一定的原则:

容易获取原则:数据的获取尽量选择乡镇统计资料中相关统计数据中的第一手数据,尽量避免使用通过调查后计算处理的二手数据;

突出重点原则:指标的选择应该“少而精”,能抓住关联性最强的关键性指标,尽量避免使用冗余、相似性指标;

操作简易原则:由于基层规划工作的软、硬件条件限制,尽量避免使用要求较高、专业性强、计算较为复杂的指标。

3.2.2 指标的选取

影响农村客运节点重要度的因素较多,归根到底是确定与节点客流集散规模相关联的指标,如人口规模、工农业总产值、交通条件、区位条件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节点在当地的地位。根据上述指标选取原则,建立了适合农村实际的节点重要度计算指标。

1)人口规模:该指标是与客流直接相关的指标,在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同一区域人们的出行习惯、生活方式基本一致,人均出行强度差异不大。因此,决定客流集散规模的直接关联指标是人口规模,人口越多其客运需求量越大。该指标属于一般统计数据,在乡镇统计资料中保存,获得较为容易。

2)工农业总产值:经济越发达,反映该节点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就越大。由于人们的出行需求是经济增长的一种派生需求,经济越发达、经济活动越频繁,出行需求就越大。可采用工农业总产值,反映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

3)交通条件:交通条件是旅客运输的基础和前提,一般来说交通条件发达地区拥有相对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其在区域中的重要程度相对较高。如县城的交通条件优于乡镇、中心镇交通条件优于一般乡镇。交通条件可用路网连通度指标来衡量。

路网连通度是指规划区域内各节点依靠公路相互连通的强度,路网连通度可反映出路网节点的连通强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C为路网连通度;L为路网规模,km;N为规划区域内节点数;A为规划区域面积,km2;ε为线网变形系数,对于地形条件复杂地区取1.3~1.65,对于地形条件较好地区取1.1~1.3。

路网连通度C代表节点间连接形态的参数:值为1.0时,线网为树状结构,各节点之间为二路连通;值为2.0时,线网布局为方格网状,节点多为四路连通;值为3.0时,线网布局为三角状,节点多为六路连通。

3.3 节点层次划分

根据节点重要度公式计算各节点的重要度,从大到小进行节点重要度排序,确定规划区域内不同节点的功能地位。考虑到节点功能的需求差异,将节点按照“特别重要”“重要”“一般”3个层次进行划分。通常进行节点重要度层次划分采用AHP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为简化节点层次分析过程,节点重要度层次划分采用德菲尔法,并结合县域城镇体系的总体规划进行划分。通过咨询专家和参考农村客运站点建设实践经验,一般将节点总数的20%纳入到“特别重要”类节点中,将节点总数的30%纳入到特别“重要”类节点中,其他节点纳入“一般”类节点中。

4 农村客运站点布局方法

节点重要度大小与该地农村客运站的建设重要性和建设规模关联较大,节点重要度越大,该农村客运站建设的重要性就越大,建设的规模也越大,农村客运站点布局规划主要是解决站点设置规模与选址布局,客运站点布局以节点重要度的层次划分为基础,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进行选址布局。

4.1 枢纽站与普通站布局

“特别重要”类节点:一般位于城市县城区、中心镇及重要的经济开发区或旅游景点集散地等,属于农村客运枢纽,其规模按照四级以上标准建设,其中县城区的枢纽站一般按照三级以上标准建设。

“重要”类节点:一般位于普通乡镇、客流集散量较大、工业厂矿等地,其客运站属于普通站类别,一般按照五级或简易站标准建设。

“特别重要”与“重要”类节点的农村客运站选址布局应考虑以下因素:

1)考察现有站场的可利用性,本着节约资源的原则,尽量利用或改扩建现有站场,可考虑与城市客运枢纽的一体化建设;

2)在满足当前需要的同时,要预留发展余地,便于将来扩建以满足发展需要;

3)站址选择要与环境发展相协调,尽量避免邻近居民区、学校、医院等需要安静环境的区域;

4)具备必要的地质、工程条件,方便与城镇的公用工程网联系;

5)客运站应尽量与乡镇出入干道相连,避免对市区交通的干扰。

4.2 招呼站和候车亭布局

“一般”类节点:该类节点主要指村级节点,一般以设置招呼站和候车亭为主,是农村客运站站点体系的主体。招呼站一般位于规模较大的行政村或中心行政村,候车亭一般位于有农村客运班线经过的一般行政村或自然村。候车亭和招呼站的设置要结合实际情况,征询当地居民意见,在对当地居民出行习惯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设置。

1)位于县道、乡镇公路主干道的行政村或自然村应“村村有站或亭”;

2)中心行政村或人口规模较大的行政村(500人以上)可以考虑设置招呼站,兼有发车功能,招呼站类别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对于多个自然村沿公路轴向密集分布,可以集中设置招呼站,或根据居民出行习惯设置多个候车亭;

4)对于两个以上自然村沿乡村公路横向分布,客运班线没法横向伸入的,可以在公路旁就近设置候车亭;

5)对于公路主干道两侧分布有多个村组团的,每个村组团设置一个候车亭;

6)候车亭的设置可以乡村小卖部或公共场所为依托。

5 结束语

本文以节点重要度法为基础,采用定量计算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节点指标选取、农村客运站点层次划分、规划布局等一套完整的思路与方法。提出的布局方法简化了传统站点布局方法的各个步骤,克服了传统节点重要度布局方法过度依赖计算机模型,且计算方法复杂的缺陷,操作方法通俗易懂、简单易行,符合农村客运站点的规划实际,规划布局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操作性。

摘要:农村客运站点是农村客运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乡镇因其特殊的地理形态、组织结构,客运站点的布局规划存在特殊性,而且由于基层专业人才的缺乏与技术手段的落后,使客运站点规划存在一系列问题。从农村客运站点分类、节点重要度计算、指标选取、节点层次划分等方面入手,提出基于节点重要度布局、简单易行的农村客运线网规划方法。

关键词:农村客运,站点布局,站点分类,节点重要度

参考文献

[1]赫志伟.农村客运站规划理论与实践[D].西安:长安大学,2007.

[2]张瑞琴.基于农村客运公交化对乡镇客运站建设规模研究[D].西安:长安大学,2013.

[3]王献香.公路客运站布局及功能定位分析[J].交通科技与经济,2014,16(3):88-92.

[4]蒋佩珊.农村客运发展规划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9.

[5]胡坤鹏.县域农村客运规划方法应用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4.

[6]张雪莲.农村道路客运站层次结构与合理规模研究[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4(3):147-148.

探索农村产业布局和调整 篇11

我国现代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进入一个比较滞后的阶段,需要寻找发展的新契机,而今的其他增长点又明显地体现在了中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上,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三流城市、县及乡镇,但是由于缺乏财政支持,缺乏先进的管理经验,生产仍停留在手工工场阶段等方面,但是由于企业规模小,投资少,见效快,资金周转也比较快,所以,我个人认为,我国现阶段国家企业改革应该侧重于中小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是各具特色的企业,因地制宜,便于发挥地方优势,能够最大限度地上带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如何进行发展和改革,我主要从工业布局和调整上简单解释一下。

工业布局和调整,既不能影响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又要与农村建设、土地开发进程相协调,要考虑企业、职工在调整中的承受能力及可能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同时还要考虑企业生产经营的连续性,针对不同企业或行业的性质和特点,采取边建设边生产,或先建设后搬迁,或增量先行、存量逐步到位等多种方式和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样才能确保布局调整工作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同时可以与国家现有政策相结合,使乡镇企业布局和行业分配更合理,比如,粮食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同时可以在不同地区建立其他性质的企业,比如,纺织业、化工行业、医药行业、畜牧业……使其向社会化、商品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完善服务行业,如,学校、医院、电力、生活和娱乐等设施,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以规范社会和市场行为。与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不同,我国乡镇企业多数都是带有两面性的生产经营模式: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中间产品不能完全从本地获得,其产品也主要不是供给本社区消费。所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与社区以外的大市场进行产品和要素的交易。

近几年来,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的产业结构和行业内部亟须调整,人员分配过于老龄化,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亟待调整。因此,乡镇企业在此方面可以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1.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发展很快,同样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也引发了不少农民积极向往城市生活到回乡种地的一次回流,从而也使农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农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农民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未定生活,同时也促进农村人口的迅速增加。但是由于国家经济总体的快速发展,农村现有的经济发展亦缓慢下来,并且迅速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因为随着物价、劳动力、教育、卫生等生活成本的迅速上升,促使农民不能再单一地去依赖土地维持生存,而是如何进一步能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所以,近年来又引发了一场农民工进城热流,大量的青壮年涌入城市,大批老年和妇女儿童留守农村,导致农村许多土地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用,利用率和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使农村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因此,土地调整亟待进行。

2.农村乡镇企业发展滞后。由于农村缺乏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导致乡镇企业失去活力,只是形式存在,并没有成为地方基层的支柱产业,大多数地区是如此的,尤其是农业大省。因此乡镇的工业布局成为缓解农村经济发展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影响了国家城镇化建设。

3.农村产业布局需要国家和地方共同努力。我个人认为,农村工业、信息产业、人才劳动力商品市场、服务设施和机构等必须在农村实现合理分布,使资源合理有效地利用和分配,使其更具活力和可持续性。

4.加强城乡结合。城市发展虽然迅速,但是已经出现了问题。问题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性加剧。从国民收入、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物价、房地产业以及信息行业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已经出现很大的不平衡性,而且不能够协调发展,

从而制约经济发展。

总之,要有效促进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并不是建立一两个“乡镇工业园区”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关键要调整农村的产业布局,使农村的产业结构进一步提高,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企业合作的制度环境,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才能保证企业集中布局所带来的城镇集聚效益得以充分发挥。在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的情况下,任何试图依靠行政命令实施的企业集中或村庄合并都只能是一相情愿,因为这涉及产业链的方方面面,否则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作者单位 河北省郑口中学)

农村学校布局 篇12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本研究以江西省D镇1所中心小学、14所村小学及10个村教学点为研究对象。为方便调研, 本研究选取该镇唯一的一所中心小学为样本, 对原有村小学及教学点撤并后进入该中心小学就读的部分学生家长进行了无记名问卷调查, 问卷的设计参考了范先佐等著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结构研究》[1]中的有关内容。共发放问卷150份, 回收126份, 回收率为84%, 实际有效问卷121份, 问卷有效率为96.3%, 问卷调查的目的在于从家长的角度了解当地农村小学布局调整中存在的问题及对学生和家庭所产生的影响等, 以利于把握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真实动态。问卷调查的数据经过SPSS19.0统计处理。同时, 本研究还与该中心小学的副校长、教务主任及个别任课教师、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 以从学校层面了解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现状、存在的问题等;与县教育局个别领导也进行了深入交流, 以从政策层面对当地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实施有宏观的把握, 为本文探讨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未来走势奠定了基础。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1. 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动因

每一项政策的出台必有其预期目标, 农村中小学校撤点并校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整合农村教育资源, 优化学校布局, 提高农村中小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效益。在与调研地相关人员深入交流之后, 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的动因推动着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进当地农村小学的布局调整。

(1) 缓解财政压力, 提高教育规模效益

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 农村中小学校教育投入主要来源于乡镇, 即教育附加费、教育集资和县乡财政拨款。由于县乡财力薄弱, 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2001年我国开始实行“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和管理体制。[2]“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由乡镇级上移至县级政府, 这一改革给许多县级政府及教育部门带来了很大压力, 尤其是那些财力薄弱的县。本调研地D镇所在的县原为国家贫困县, 县财政压力一直较大。据相关领导表示, 每至年底, 县里经常向临县财政借款, 否则教师及很多公务员的工资都难以下发。在此情形下, 试图通过压缩县内农村小学校的布点, 进行集中办学和管理, 以实现教育的规模效益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同时缓解财政压力, 就成了当地政府进行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初始动力。

(2) 出于方便教育管理的需要

在“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和管理体制下, 县级教育管理的难度和成本均大大增加。面对数量庞大却又布局分散的农村小学和教学点, 特别是大量交通不便、地处偏远的小学和教学点, 县级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的管理难度可想而知。从这个角度来说, 对部分学龄人口偏少的农村小学和教学点撤并, 进行集中管理, 客观上减轻了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压力, 提高了管理效率。

(3) 提高教育质量, 实现均衡发展

由于原有农村小学及教学点布局分散, 散落在各个村庄, 规模大小不一, 教学设施简陋, 师资力量薄弱, 因此严重制约了当地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从调研中不难发现, 当地政府积极推动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最终目标在于提高当地小学的教育质量, 并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

由此可见, 不管是出于现实困境的考虑, 还是发展教育的内在要求, 当地政府积极开展农村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动因都很明确。

2. 农村小学布局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初衷与现实之间是否存在差距?撤点并校的政策能否经得起现实的拷问?这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亦是本研究的重点任务。根据调查及整理的数据, 本文将D镇农村小学布局调整中存在的问题呈现如下。

(1) 学生上学的安全问题

原本可在本村就近上学的学生, 在撤点并校后需到临村小学就读, 但这并不一定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就近入学。中心学校的服务半径过大, 有些家住偏远地区的孩子上学单程要走10公里以上, 这对于低龄的小学生而言无疑增加了安全隐患。调查显示, 有72%的家长认为撤点并校后孩子上学不方便, 为了方便孩子上学他们不得不在学校附近买房或租房居住。面对孩子要进入新的学习环境, 家长们存在各种顾虑, 但最担心的还是孩子的安全问题, 这一比例高达44%。其次是孩子的学习、生活及家庭的经济状况等问题。

(2) 学生的受教育成本上升

撤点并校后, 由于上学距离的增加, 给居住分散的农村学生带来不便。因此, 有的家庭只能让小孩寄宿学校, 但住宿费和生活费陡增, 给一些低收入家庭带来了较重的经济负担。有的家庭为了孩子上学安全, 同时也为了方便照顾孩子的生活, 选择在学校附近购房或租房居住, 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家庭的生活成本。学生受教育成本的上升让有些困难家庭生活无以为继, 儿童辍学率较以往增加, 辍学率的上升也是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受非议的地方。问卷调查表明, 与原来的就读学校相比, 有68%的家长认为花在子女教育上的费用增加了。此外, 有34%的家长感到负担孩子上学的住宿费和生活费有困难。同时, 在原来的村小学或教学点撤并后, 为了方便孩子上学, 有40%的家长在孩子就读学校附近租过房, 还有22%的家长选择了就近买房。这是去镇中心小学上学的孩子家长采取的措施, 可预知, 诸如其他去临村小学就读的学生家庭, 买房或租房的可能性会小很多, 但寄宿学生数量则会增加。

(3) 原有的校舍资产处置不当

农村小学的广泛撤并必然带来被撤并学校校舍资产的处理问题。从调查的结果来看, D镇被撤并小学或教学点对于校舍资产的处理较为灵活, 既有作为村文化活动中心的, 也有出租或继续作为教育场所, 或是拆除以作他用的。但令人担忧的是, 闲置的校舍数量更为庞大, 调查显示, 多达52%的校舍处于闲置或荒废状态, 仅有2%用作教育场所。政府在力图通过撤点并校实现教育资源优化整合过程中, 对原有校舍资产的不当处理又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另一种巨大浪费, 因此应当引起当地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

(4) 村民对撤并的不支持态度

农村小学布局调整涉及每个就学儿童的切身利益, 地方政府在开展撤点并校工作时, 应积极地宣传动员, 充分考虑民众的意见和当地的实际情况, 而不能单纯以政策压人, 强制开展工作。对于这个问题,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 有86%的家长认为当地在进行小学撤并过程中并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只有少数干部或者教师身份的家长知晓此事。强制政策也引来了家长的不满, 有高达58%的家长表示不支持本地小学或教学点被撤并, 为此, 32%的家长对恢复当地小学或教学点的设想持支持态度。因此, 在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如何取得家长的支持与配合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5) 中心学校面临的压力较大

由于村落小学及教学点的被撤并, 中心学校的班额陡增, 原来村小学或教学点的班额少则十几人, 多则三十几人, 教师的管理较为简便, 而今中心学校的平均班额超过45人, 明显增加了教师的工作负担。据D镇中心小学的教学管理人员和老师反映, 接收被撤并村小学的学生, 使得中心小学的住宿条件、后勤设施、教学设备、财政经费等一时难以跟上步伐。寄宿学生的增加使得中心学校的管理难度加大, 编内教师数量不足, 只能让教师们既对学生的学习负责, 又要承担起管理学生和保障学生人身安全的重要责任, 无疑增加了教师的压力和工作负担,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三、讨论与建议

1. 目前政策的可着力点

农村小学布局优化和调整的初衷毋庸置疑, 但据本研究的调查显示, 这一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与预期的政策目标尚有距离, 并凸显出了一些问题。本文认为, 各级地方政府及教育管理部门可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努力弥补撤点并校带来的“后遗症”。

(1) 合理确定学校的服务半径

2012年9月份,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国办发 (2012) 48号】要求各地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体力特征、道路条件、距离远近、自然环境等因素, 合理确定学校服务半径, 尽量缩短学生上下学路途时间。那学校的服务半径多大才合适呢?调研中家长们大多认为当地农村小学生上学距离以不超过2公里为宜。否则, 无论学生走读或寄宿家长都不放心, 让家长接送则极大增加了其负担, 而且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家庭来说, 也不具备条件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在被问及“您认为解决孩子上学路程过远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什么”时, 有30%的家长赞成恢复原有的教学点, 有28%的家长选择自己接送孩子, 还有些家长选择让学生住校或者学校教师、班车接送等。因此, 当地政府可深入各村了解实情, 据此确定学校的服务半径, 有必要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恢复小规模学校, 切实保障山村孩子的受教育权益。

(2) 努力增加教育投入, 提高对困难学生的补助

尽管公共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在不断增加, 但在“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下, 县级教育财政的现实压力仍然很大。地方政府应充分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捐资办学, 努力拓宽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渠道, 增加教育投入, 保障各地小学的基本教育经费, 同时扩大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补助范围, 加大补助力度。调研中, 有48%的家长认为目前农村小学布局调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配好各门课程的教师并提高教师水平”, 有24%的家长认为应该“增加对困难家庭学生的补助”, 此外还有18%的家长认为要“改善学生的住宿条件”。这些诉求的实现都要求当地政府有足够的教育财力投入, 因此, 如何设法增加教育投入是目前当地政府急需着力解决的问题。

(3) 加强对被撤并学校校舍资产的规划利用

被撤并学校校舍资产的大量闲置相对于原本就紧张的教育资源来说更是一种浪费。对于这些资产, 各级政府可灵活处理:对于状况良好的教室可直接改为村委会、文化活动中心或作为幼儿园等教育场所;出租或出售给村民经营;比较破旧、不宜使用的可拆除, 用以修建农村基础设施等。对于各类所得可作为保留教学点或其他学校的教育经费, 这就提高了原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益。

2. 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未来走势

农村小学布局调整是农村小学学龄人口减少的客观要求, 是农村税费改革后的自然选择, 也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 因此, 在中央政策的引导下, 各级政府纷纷响应, 积极推进。如今, 尽管中央政府要求各地重新审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过程, 并叫停盲目撤并农村义务学校, 严格规范撤并程序和行为, 有些地区也积极做出调整。但本文谨慎地认为, 在中央政策的号召下, 各地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推进措施将趋于理性与合理, 停止撤并或恢复学校及教学点或将只是一阵风潮, 最终撤并的发展趋势将难以逆转。具体原因如下:

(1) 学龄人口减少的客观趋势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落实, 农村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 加之城镇化的发展, 农村小学学龄人口下降已成为普遍现象, 有些村落小学或教学点总在校生也只有几十人。在这种现实面前, 效率和公平博弈的结果通常是“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为了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 一些就学儿童数量过少的村小学或教学点被撤并就成大势所趋。

(2) 城镇化趋势的不可逆转

在我国, 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小城镇大量涌现, 城市化率大幅度提高, 农村向城市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村办小学也必然受到这种趋势的冲击。若按行政村办小学, 则有很多地方的适龄人口根本不足以办一所完整的学校, 因此, 按人口规模和转移的趋势重新规划学校布局是必然的选择。[2]

(3) “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

“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给县级政府及教育部门不仅造成了较大的财政压力, 也增加了教育管理的难度, 提高了管理成本。因此, 压缩校点, 集中办学和管理, 提高教育规模效益是一种自然选择。

参考文献

[1]范先佐.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结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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