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经济负担

居民经济负担（共7篇）

居民经济负担 篇1

一、引言

为了完善国民医疗保障体系,降低个人的疾病经济风险,我国分别于1998年和2003年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城镇就业人群和农村居民实施了基于国家、单位和个人参与的保障制度安排。到2007年为止,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人群为1.8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人群近7.2亿。但是,城镇未从业居民一直没有正式的制度安排[1,2]。2007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7]20号),决定从2007年10月1日起正式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并提出到2010年在全国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本研究正是在这种医改背景下,试图分析中国上述几种主要医疗保险对城镇居民疾病的经济负担的影响。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7年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评估入户调查。入户调查的对象是全国抽中样本住户的常住人口。通过系统性聚类分析,结合全国的行政区划选取了9个样本城市,分别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吉林省吉林市、浙江省绍兴市、福建省厦门市、山东省淄博市、湖南省常德市、四川省成都市、青海省西宁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而系统聚类分析是指将各城市的人均GDP、人均纯收入等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进行聚类分析,进而将城市分组进行抽样的方法。

本研究根据9城市2005年人均GDP水平与同年全国人均GDP水平的关系,将9个调查城市划分为发达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欠发达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依据这一标准,本研究中欠发达地区包括青海省西宁市和湖南省常德市,其余7个城市为发达地区。现场调查采用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PPS)方法,共在9个样本城市调查了42个区(县),100个街道(办事处),141个社区(居委会),成功入户11674户、32989人,其中欠发达地区8319人,发达地区24670人。

二、研究综述

药品经济负担属于疾病经济负担的范畴,而疾病经济负担是指由于疾病、失能和早死给患者、家庭与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为了防治疾病而消耗的卫生资源,具体又可分为直接经济负担、间接经济负担和无形经济负担[3,4]。综合分析国内研究疾病经济负担的文献,从研究角度来说可分为家庭、医院和社会。从不同角度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内疾病经济负担研究多集中在直接经济负担的测量与评价,具体研究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1)某种特定疾病的直接经济负担的评价[5,6];(2)某类人群疾病的直接经济负担的测量及其分布的评价[7,8];(3)疾病直接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分析,包括医疗保险等[1,9,10]。从研究方法上看,国内学者多采用疾病家庭经济风险度(FR),及对特定人群疾病风险采用相对风险度(RR)来评价人群疾病直接经济风险;部分学者采用二部模型法(Twostep Model)测算人群的疾病直接经济负担;还有学者利用回归模型分析疾病直接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10]。对于间接经济负担,文献中普遍采用人力资本法(Human Capital Approach)和意愿支付法(Willing-to-pay)进行计算。疾病的无形经济负担由于难于计算,学者们一直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但是,近年来,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s)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测量指标的出现,是疾病经济负担研究的划时代变革[11]。评价医疗保险对家庭药品直接经济负担的缓解作用,或者是评价医疗保险增强参保人群抗击风险能力的研究在国外并不少见,常用的方法包括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模型(ordinary liner square regression,OLS)、两步模型法(Two-step Model)和样本选择模型(Sample Selection Model)[12,13,14]。但是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多是描述性研究,并且多集中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领域[15,16];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观察医疗保险对药品直接经济负担的缓解作用的研究比较少见。

所以,本研究将利用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就目前城镇居民拥有的医疗保险种类,分析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职保)、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居保)以及其他医疗保险对药品直接经济负担的影响。我们假设的前提是医疗保险建立后能够较好地降低参保人群的药品直接经济负担。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利用门诊与住院费用中药品费用所占的比例,分析各种医疗保险对直接药品经济负担的影响,拟采用的方法是计量经济学里的OLS。

以城镇居民次均门诊药品费用和次均住院药品费用进行log变换后的数值作为因变量,城镇居民个人特征变量为控制变量,观察各医疗保险对年人均医疗支出占总支出比例的影响,即对药品经济负担的影响。模型如下所示:

Log outyao=α+β*1cbao(cju,czhi,cnh,cqt)+β2Х+ε式1

Log inyao=α+β*1cbao(cju,czhi,cnh,cqt)+β2Х+ε式2

logoutyao指城镇居民次均门诊药品费用进行log变换后的数值,loginyao指城镇居民次均住院药品费用进行log变换后的数值。cbao指是否有医疗保险,cju、czhi、cnh和cqt分别指是否具有城居保、城职保、新农合和其它医疗保险;X为其它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及健康情况等。

四、数据结果

(一)描述性研究结果

从调查城镇居民次均门诊费用总体情况观察,由于城居保和新农合主要保障住院费用,所以门诊自付比例较高。从门诊药品费用比例看,除城居保外,拥有医疗保险的人群次均门诊药品费用的比例比未参保人群低(见表1)。

注1:未包括门诊费用和门诊药品费用信息不完整的纪录。注2:本表次均门诊费用各指标是去除极端值后的费用。

从调查城镇居民次均住院费用的总体情况观察,由于城职保和其它医疗保险的筹资水平较高,其报销水平也较高,所以次均住院自付比例相对城居保和新农合低。从住院药品费用比例看,除其它保险外,各医疗保险覆盖人群与未参保人群差别不大(见表2)。

注1:未包括住院费用和住院药品费用信息不完整的纪录。注2:本表次均住院费用各指标是去除极端值后的费用。

(二)统计性研究结果

模型结果显示,总体上医疗保险能够降低城镇居民次均门诊药品经济负担,降低幅度为-0.154,在10%水平统计学显著。其中城职保能够降低城镇居民次均门诊药品经济负担,降低幅度为-0.470,在1%水平统计学显著;其它医疗保险和新农合虽显示出降低次均门诊药品经济负担的趋势,但是在统计学上不显著;城居保由于初试行,参保人群蕴含的需求刚刚释放出来,使得其保护疾病经济风险的作用不明显。

同样,对于城镇居民次均住院药品经济负担的模型结果显示,总体上有医疗保险的人群次均住院药品费用比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低0.291,在1%水平显著;城居保由于初试行,未显示出缓解城镇居民次均住院药品经济负担的作用;城职保显示能够降低城镇居民次均住院药品经济负担,降低幅度为0.516,在1%水平显著;新农合以及其它医疗保险分别能够降低城镇居民次均住院药品经济负担,降低幅度为0.375和0.514,在5%和1%水平显著。为阅读方便起见,表3和表4只列出关键的医疗保险变量,其它控制变量系数详见附件。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注2:*-10%水平下显著;**-5%水平下显著;***-1%水平下显著。注3:本表未包括门诊费用和门诊药品费用信息不完整的纪录,各变量是去除极端值后的费用。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注2:*-10%水平下显著;**-5%水平下显著;***-1%水平下显著。注3:本表未包括住院费用和住院药品费用信息不完整的纪录,各变量是去除极端值后的费用。

五、讨论与结论

(1)参保人群与未参保人群的异质性需进一步控制。由于本研究所用数据为横截面数据,不能进行医疗保险实施前后的对比研究,只能比较参保人群与没有医疗保险人群之间药品直接经济负担的差别。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医疗保险,参保人群与没有医疗保险人群在各方面都差距甚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保障的是有正式工作的城镇居民;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障的是非从业的城镇居民,由于自愿参保原则,愿意参加保险的人很可能是健康情况比较差的人群,“道德损害”发生的概率很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同样也存在“道德损害”问题,并且城镇居民中拥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群通常是城市当中的流动人口或农民工。这些人群与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在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差距较大,尽管在回归模型中尽可能地纳入了多种影响因素,希望能够控制混杂因素得到比较准确的结果。因此可以考虑运用倾向得分法等更复杂的方法,控制参保人群与没有医疗保险人群之间的偏移。

(2)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拥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群的家庭药品费用开支比例高于没有医疗保险人群,这并不表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不具备降低参保人群药品经济负担的能力。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我们认为是由于采集数据之时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之初,参保人群的潜在需求由于拥有保险而被激发出来,导致了医疗费用的暂时上涨。所以,要想准确得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药品经济负担缓解的作用,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后再作评价。

(3)模型系数解释需进一步研究。由于药品费用并不是正态分布,不满足模型的前提假设,所以本研究模型应变量采用城镇居民次均门诊和住院药品费用进行log变换后的数值。因此模型拟合结果中的系数不能直接解释为药品经济负担变化的具体数值,而只是抽象地表示结果方向和程度。所以这种模型拟合上的正态变换为结果解释带来一定困难,需进一步研究与解决。

附件:次均门诊和住院药品自付比例模型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注2:*-10%水平下显著;**-5%水平下显著;***-1%水平下显著。注3:本表未包括门诊费用和门诊药品费用信息不完整的纪录,各变量是去除极端值后的费用。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注2:*-10%水平下显著;**-5%水平下显著;***-1%水平下显著。注3:本表未包括住院费用和住院药品费用信息不完整的纪录,各变量是去除极端值后的费用。

居民经济负担 篇2

一、美国高等教育收费与居民经济负担情况

(一)美国高等教育收费变化

美国高等教育的收费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了快速的增长,其中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20世纪90年代。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的学费增长速度明显不同,公立四年制高校的增长速度快于其他类型的高校。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5)

具体情况可以从表1中看出,公立四年制大学的学费1990—1991年度为2 206美元(以2004年美元价值计算),到2000—2001年度增长到4 243美元,20世纪90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23%,而私立四年制大学学费的增长率为6.95%。到了2000年以后,美国大学学费的增长率有所下降,公立四年制大学为8.66%,私立四年制大学下降的更多,为3.58%,四年制大学的平均学费上涨了5.83%。

由于高校的历史、声望、生源等因素,美国高等学校之间的学费水平有很大差异。2002—2003年度,公立四年制高校学费最低的不到2 000美元,最高的超过8 000美元,上下超过4倍。私立四年制高校学费最低不到5 000美元,最高的超过24 000美元,上下超过近5倍。不同学科专业之间也存在差别,由于不同学科专业其培养成本和学生毕业后预期的收入存在很大差异,所以美国高校热门专业的收费一般高于其他专业。比如耶鲁大学2005—5006年度建筑学院学费为30 880美元,音乐学院为24 700美元,较低的护理专业为12 865美元[1]。

不同地区之间的学费水平也存在着很大差异,2002—2003年度,公立四年制大学的学费平均为4 842美元,私立四年制大学的学费平均为14 983美元。在公立四年制大学中,最低的是西部地区,仅为3 074美元,而最高的新英格兰地区达到了5 484美元,高出西部地区约78%。在私立四年制大学中,最低的西南部地区仅为14 310美元,而最高的新英格兰地区达到了23 289美元,后者高出前者近63%[2]。

(二)美国居民对高等教育收费的经济负担情况

2000年以来,美国经济步入低潮,政府拨款减少,大学学费的上涨速度几乎是通胀率的3倍,布什任职的四年里,大学学费平均上涨了1 027美元,涨幅约为35%。美国高校基本按照生均成本的20%收取费用。虽然居民负担高等教育成本的绝对数很高,但是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却很小,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2001年美国四年制大学学费占人均收入的比重为33.1%,到2005年上升至35.7%,而学费占中等规模家庭收入的比重在2001年为16.6%,到2005年也仅上升至19.4%[3]。

美国各州高校还依据家庭收入水平确定不同的学费标准。美国把家庭分为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2001年,年收入低于16 200美元的为低收入家庭,16 200美元～75 100美元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家庭,高于75 100美元的为高收入家庭。1999—2000年度公立四年制研究型大学的低、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其平均学费分别为4 251美元、4 742美元和5 284美元。同年就读私立四年制研究型大学的低、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其平均学费分别为18 283美元、19 499美元和20 585美元[4]。

二、中国高等教育收费与居民经济负担情况

(一)中国高等教育收费变化

中国的高等教育从1992年开始在大范围内推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到1997年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普遍“并轨”,中国高等教育全面实行收费制度。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学费有了较快的增长。1996年普通高校学生平均缴纳学费1 620元,与1993年的学费水平相比翻了一番。而到了1998年又翻了一番,达到3 500元。2000年比1999年上涨29.7%。直到2001年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发出《关于2001年高等学校招生收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2001年的学费、住宿费一律稳定在2 000年的水平,不得提高,2002年再次规定高校不得提高学费标准,学费快速上涨的趋势才得到缓解。具体变化(如图1所示)。

虽然近年来学费增长幅度有所降低,但总体上学费数额,即学费的绝对值还是在不断地增长。2004年各地公办高校普通专业学费一般在5 000元左右。目前,中国大学学费一般在5 000元～10 000元不等,住宿费标准规定在800元～1 200元之间。比起1989年,这个数字增加了25～50倍。

中国高校收费标准的绝对数由于地区和学校层次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根据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简章公布的各个大学不同专业和学科的收费标准来看,学费最高的是经济较发达的北京、上海地区,较低的是云南、青海、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5]。中国高等教育的学费一般反映了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和收入差距,但是也有部分地区的学费标准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经济较发达的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学费并不高,而经济相对落后的陕西省和甘肃省学费却较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落后地区政府资助高等教育的能力不足,而发达地区政府资助力度较大;二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均衡,有些经济落后地区的高等学校数量较多(如陕西省),而有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等学校数量较少(如浙江省)。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属地化后,落后地区大学面临的资金困难必须通过学费来弥补。

除地区间差异外,学费水平也因专业有所差异。以理工科为主的院校,计算机、信息和自动化相关专业的收费较高,而地质、矿产、农、林等专业收费较低。在文科专业中,金融、经济、管理、法学等专业收费较高,而汉语言、哲学、历史等专业收费较低。说明学费的差异受教育成本影响较少,而对市场需求的敏感性更强一些。

(二)中国居民对高等教育收费的经济负担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6,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6—2006。

从表2中可以看出,学费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在2000年都达到最高点,其比重分别为66.1%和184.2%。2000年以后出现了下降趋势,学费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05年比2000年下降了10.3个百分点,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重则下降了36.4个百分点。其原因在于:一是学费自2000年后增长趋于稳定,2000—2005年,学费平均增长3.4%;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保持了一个较快的速度,2000—2005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10.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7.7%。如果以2005年统计数据城镇户均2.96人,农村户均4.07人计,学费占城镇家庭年收入的21.87%、占农村家庭年收入的36.31%。

中国地区间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但大学的学费却相差不大。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安徽省的2倍多,但两省市的大学学费相差无几。由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属地化的原则,同一地区内部,虽然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差距悬殊,但承担的大学学费却是一样的。

三、中美两国高等教育收费与居民经济负担的比较

(一)中美两国的高等教育收费都是在持续增长,但是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

美国的高等教育学费在20世纪90年代增长的相对平稳,2000年以后四年制大学的学费年均增长率比2000年以前的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尤其是私立大学下降的更多。中国的高等教育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所以高校学费增长较快,但是从2000年以后,高等教育的学费基本维持在2001年的水平,略有增长。

(二)美国的高等教育学费水平处于居民的可承受范围内,中国的高等教育学费已经超过了多数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

美国近几年高等教育学费的绝对值增幅较大,但居民实际消费支出是平稳增长。2005年美国大学的平均学费与2001年相比,上涨超过20%,但是学费占中等规模家庭的收入比重仅上升了3个百分点。虽然美国地区间差距、阶层间收入差距也存在,但由于收费体系的健全和教育资助体系的完善,学费并未对家庭经济构成威胁,高等教育消费处于家庭承受能力范围内。从表2中可以看到,中国高等教育学费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开始逐渐下降,但是中国半数以上居民仍然对高等教育缺乏承受能力。2005年国家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城镇居民56 212万,占总人口的43%,农村人口74 544万,占总人口的57%[6]。2005年学费占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21.87%,有相当一部分家庭还是可以承受的,而学费占农村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达到36.31%,如果再加上学生在校时的食宿费用,这个比例会达到90%以上,这无疑是难以承受的。这表明中国高等教育成本的个人分担比例过高。2003年全国高等教育收费约400亿元,同期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700亿元,居民分担的高等教育年度投入比例达36%[7]。

(三)美国的高等教育学费标准制定更具弹性,而中国的则近乎刚性

美国各州大学学费的收取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承受能力,各州收费不一致。在各州内部学费按照本州居民、其他州的居民和外国留学生分为三个标准。以2002—2003年度为例,在四年制公立高校中,东部地区的学费比西部地区高出78%。一些社区学院学费则更低,这使得有读书需求的学生能够根据家庭和自身的经济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考虑到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承担高等教育费用的能力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高等学校依据家庭的收入水平确定了不同的学费标准。收入水平越高,收费也就越高。就读同一类型的大学,学费会因家庭的收入状况的不同有很大的不同。相比而言,中国各省大学的学费尽管也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而略有差别,但学费的差别远远抵消不了各地家庭收入差异带来的影响。

确立高等教育学费标准必须以付出费用的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为基础,不应超出居民平均最大承受能力。学费标准的制定和年涨幅的大小必须考虑到多种因素,如居民的教育热情、教育消费对拉动经济的作用等,但家庭年收入和可承受能力应是主要依据。在确定学费标准时,应综合中国学生的生活成本占家庭收入比重、学费占GDP的比例、居民人均储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收费标准增长速度之比等各项经济指标,将学费控制在教育部规定的占高校年平均日常运行费用的25%的水平上。

(四)美国高等教育有着相对完善的资助体系,中国应建立更加合理、完善的资助体系

为了保证所有适龄人口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缓解因学费上涨过快给家庭带来的压力,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学校、慈善团体对学生及其家庭提供了包括助学贷款、奖学金、助学金和工读机会在内的多种形式的资助方案。根据美国大学理事会的报告,2001—2002年度全美大学生获得的资助总额为900亿美元。与2000—2001年度相比较,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实际增长了11.5%。在全部的资助金额中,各种形式的联邦助学贷款为413亿美元,占总额的46.1%,助学贷款是美国最主要的资助大学生的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种形式的资助迅速增加,增长速度超过了学杂费和中等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以2001年不变美元价值计算,1991—1992年度至2001—2002年度,私立四年制大学学杂费增长了36.5%,公立四年制学杂费增长了37.1%。同期,一个全日制大学生平均所获得的资助却增长了117%。与1991—1992年度相比,2001—2002年度联邦政府提供的资助增长了103%。由于学生中获得资助的比例及数额增长迅速,扣除资助额后美国家庭实际承担的、子女就学时必须支付的高等教育费用并未明显增加,有些学校学生家庭的净费用还有所减少[8]。

在中国,为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国家和高等学校都制定和实施了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奖、贷、助、补、减”和“绿色通道”制度,对经济困难学生予以资助。但是目前的资助体系还不够完善,仍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奖学金重在奖优,一般学校规定只有20%成绩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范围较窄,同时也跟家庭经济情况无关,不能照顾到经济上有需要的学生;学费减免数额小、覆盖面窄,难以解决众多贫困学生的需求;勤工俭学一方面受制于学校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另一方面时间有限制,一般高校规定学生校内勤工时间每周不得超过8小时,勤工的收入有限。

作为资助学生最主要形式的国家助学贷款在开展时也存在着诸多困难。一方面,贷款的渠道还不够通畅,需求和发放相脱钩。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对大学贫困生所作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贫困生中,仅有51.5%的学生获得了国家助学贷款,有48.5%的学生没有获得贷款(2005:中国教育发展报告)[9]。可以看出,还有接近半数的贫困生得不到国家助学贷款。另一方面,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放款,既无担保,也无抵押,还贷主要依靠学生未来的还贷能力及其还款意愿。在目前中国的个人信用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信用贷款风险明显高于担保贷款风险。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还贷能力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加上学生毕业后流动性大,风险难以控制,银行对其失信行为束手无策,导致经办银行普遍没有积极性。所以,应该尽快完善以助学贷款为主的助学体系,减轻中国居民的高等教育学费负担,为高等教育财政问题的解决提供出路。

参考文献

[1]Yale University-University Tax Office.Undergraduate Tuition&Fees[EB/OL].http://www.yale.edu/tax/about.html,2006-01-30.

[2]The College Board.Trends in college pricing,2002.

[3]USA Statistics in Brief—Income[EB/OL].http://www.census.gov/hhes/www/income/dinctabs.html,2007-11-06.

[4]周保利.美国高等教育费用结构及特点[J].江苏高教,2004,(4):120-122.

[5]2006年全国各地高校学费标准[EB/OL].http://learning.sohu.com/s2006/gxxfdsb/,2008-10-25.

[6]2005年家统计公报[EB/01].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60227_402307796.html,2006-10-11.

[7]何智蕴,董乃.中美家庭高等教育消费不平衡比较[J].比较教育研究,2007,(5):13-17.

[8]文澜.美国高校学费越来越高[J].泰安师专学报,2003,(4):81-84.

山东居民家庭高等教育负担研究 篇3

关键词：高等教育,家庭负担

自从高等教育开始收费以来, 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逐年增加, 尤其是从1999年国家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以来, 高等教育负担成为了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 所以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具体到山东省的情况研究较少。

山东作为经济、人口大省, 也是教育大省, 因其受传统思想影响深远, 山东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尤其强烈。近几年, 山东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逐渐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并有所超越, 面对成绩的同时, 居民家庭的高等教育负担问题不容忽视。

1 山东生均学杂费全国比较

由表1可以看出, 全国各省份的生均学杂费集中在4000—5000元, 山东普通高等教育学杂费水平全国排在24位, 并不算高。并且, 山东对高校收费水平控制严格, 连续多年收费标准没变。但是, 从历年数据可以看出, 山东的生均学杂费水平还是有较高的增加, 这说明山东实际学杂费还是较高的, 也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学费总体较高 (见表1) 。

2 山东居民家庭高等教育负担分析

为了分析居民家庭高等教育负担状况, 本文引入高等教育负担系数这一概念, 计算公式如下:

家庭的高等教育支付能力=家庭年收入—家庭年必要支出

家庭年收入=年人均收入*家庭平均人口数

家庭年必要支出=家庭人均必要支出* (家庭平均人口数-1)

高等教育负担系数=高等教育支出/高等教育支付能力

由此公式得出表2, 从该表可以看出, 山东居民家庭高等教育负担沉重, 与城镇相比, 农村家庭的负担更加沉重, 高等教育支出已经超出了农村家庭的正常支付能力, 这势必会影响到家庭的正常支出, 所以, 为子女接受高等教育, 农村家庭不得不节衣缩食, 降低生活水平, 甚至为此债台高筑。并且, 本文仅以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为假设, 如果有一个以上孩子接受高等教育, 其负担沉重程度不言而喻 (见表2) 。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7

资料来源:山东统计信息网

3 山东不同地区城乡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山东统计信息网

从上表可以看出, 2008年山东17地市居民收入的城乡差距很大, 如济南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菏泽的近两倍, 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倍多。半岛地区的收入比鲁西、鲁南地区要高, 这说明山东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

综上所述, 山东的学杂费水平较高, 居民的高等教育负担较重, 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公平, 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4 减轻山东居民高等教育负担建议

4.1 差别收费政策

各地区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异很大, 相同的收费标准会加重低收入家庭的经济负担, 可能会因此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因而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由于不同层次高校投入的经费差别很大, 不同层次高校培养学生所需成本也不一样, 并且不同层次高校的毕业生获得的收益差距也很大, 因此, 相同的收费标准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4.2 增加财政投入

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的主要资金来源, 山东要想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 关键是技术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开发, 这就要求政府加大教育投资, 把教育真正放在超前发展的战略位置。另外, 山东高校以省属高校为主, 财政拨款主要来自省政府, 所以, 高等教育经费问题一定要引起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 下决心办好高等教育。

4.3 完善助学贷款制度

尽管山东已经建立了多项资助制度, 但还存在数量不足、机构不合理的问题。所以, 应加强宣传和指导, 积极介绍助学贷款计划, 对学生进行指导和教育, 建立方便可靠的信用体系, 完善还贷制度, 加强对银行和借贷者的管理。另外还要千方百计开源, 鼓励学生在生源地申请助学贷款, 以切实发挥助学贷款政策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倩.山东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模式研究[D].河北工业大学, 2008.

[2]亓殿强, 陈培瑞, 刘延梅, 齐鲁.区域高等教育投入状况实证分析——以山东为例[J].当代教育科学, 2008.

[3]郭春华.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差别收费制度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 2008.

居民经济负担 篇4

1 住院基本情况

1.1 住院人次

调查显示,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享受住院待遇约1463万人次,较2011年增长74.2%,同期参保人数增长为22.8%。当次住院费用在1万元以下的1281万人次,约占87.6%,其中5000元以下的958万人次,5000-10000元的323万人次;当次住院费用在5万元以上的13万人次,约占0.9%(见图1)。

2010-2012年间虽然住院人次快速上升,但从各费用段人次占比结构来看,无明显变化(见表1)。

1.2 年龄结构

从居民参保住院患者年龄结构来看,主要集中在0-9岁儿童以及40岁以上特别是60岁以上老年人群。

从不同费用段角度分析,居民参保住院患者人次存在明显特征,随着年龄增加高费用段住院人次比例也逐步增加,年龄越大发生大额住院费用的几率越高。80岁以上老年患者当次住院费用在2万元以上的人次占6.0%,5万元以上的人次也达1.2%,高于平均的4.1%和0.9%(见表2)。

图1 2010-2012年各费用段人次数

表1 2010-2012年各费用段住院人次占比

2 个人负担情况

2.1 个人负担与住院费用

2012年住院次均费用5910元,其中基金支付3076元,占52%,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1813元,占30%,政策范围外个人自费费用90元,占15%,与2011年相比,没有明显变化。

从不同费用段来看,基金支付比例随着当次住院费用的上升而下降,5万元以上患者基金支付比例下降到43%。个人自费比例随着当次住院费用的上升而上升,5万元以上患者个人自费比例达到26%,较4万-5万费用段有明显提高。无论哪个费用段,个人支付费用占比均保持在30%左右,无明显变化(见图2)。

表2 2012年不同年龄各费用段住院人次占比

2.2 个人负担与居民可支配收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及WHO灾难性支出定义(超过当年个人可支配收入40%),计算不同收入人群灾难性支出费用(见表3)。

将当次住院个人负担费用按照不同人群灾难性支出费用进行分段,假设每个费用段内参保人群的收入结构相同,按人群比例计算出当次住院个人负担超灾难性支出人次(见表4)。

Pn为某费用段内住院个人负担,Xn为某费用段内住院人次数,Nn为某费用段内住院个人负担超灾难性支出人次数:

其中2608<P1<3286依次类推至25530<P8。

结果显示,2012年全国有超过100万人次的居民参保患者当次住院费用即超过灾难性支出水平。在个人负担达到全国平均灾难性支出水平9826元的时候,已有近60万人次出现了当次住院费用个人负担超过灾难性支出的情况(见图3)。

图2 2012年各费用段费用比例结构

表3 2012年不同收入人群灾难性支出费用

※注:困难户(5%)包含在最低收入户(10%)中。

表4 2012年当次住院个人负担不同区间住院人次及发生灾难性支出人次数

2.3 较高费用段个人负担主要构成

本小节仅选取调查数据中单个项目“政策规定支付比例”指标数据较好的部分城市,根据此项指标计算分析获得,不包含起付线及封顶线等政策因素,结果与实际支付有一定差异,且仅代表样本城市情况。分析显示,样本城市中当次住院个人负担费用超过全国平均灾难性支出水平的病例,当次住院次均个人负担11072元,其中个人自费费用5833元,占到52.7%,个人自付费用占47.3%(见图4)。

图3 2012年不同人群个人负担住院人次及灾难性支出人次

图4 2012年当次住院个人负担超9800元病例个人负担情况

表5 2012年部分城市当次住院个人负担超9800元病例个人负担构成

从具体费用构成来看,无论是自费部分还是自付部分,药品费用占比都在38%左右,要远低于全国参保患者平均水平(47.2%)。诊疗项目占个人负担的30.9%,也要低于全国平均的39.3%。而医疗器械占31.2%,远远高于全国平均的13.5%(见表5)。

3 结论与建议

3.1 2010-2012年间居民住院享受待遇人次快速上升,次均住院费用相对稳定,各费用段人次占比结构无明显变化。绝大多数居民住院医疗费用在万元以内,极少数(0.9%)在5万元以上。

3.2 年龄越大发生大额住院费用的几率越高,提示老年人容易发生大病风险。基本医保支付后,个人负担占比随着医疗费用上升而上升,个人负担绝对值提高更加明显。

3.3 虽然使用平均可支配收入,将部分有支付能力的人计算在内,而将部分低收入无支付能力的人排除在外,不能代表实际情况,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异较大,医疗费用灾难性支出构成复杂。对于贫困人群,一次普通住院就有可能形成灾难性支出。如果大病保险仅从医疗费用考虑,而忽略收入差异,将影响保障效率,难起到解决因病致贫的根本目的。

3.4 随着费用段提高,自费费用比例增加,自付费用比例相对稳定,提示一方面可能当前支付范围对一些高费用段疾病覆盖尚有欠缺,另一方面政策范围内的支付待遇也没有明显向高费用段患者倾斜。同时,随着费用段提高,药品对整体费用的影响大幅下降,而医疗器械特别是高值耗材的影响凸显出来,在考虑调整支付标准时除药品外也需关注这部分。

摘要：方法 :利用“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患者医疗服务利用调查”数据,分析城镇居民医保住院患者个人负担。结果 :2010-2012年间居民住院享受待遇人次快速上升。2012年,当次住院费用在5万元以上的有13万人次,约占0.9%,年龄越大发生大额住院费用的几率越高。个人负担占比随着医疗费用上升而上升,5万元以上患者的基金支付比例为43%。有超过100万人次的居民参保患者当次住院费用即超过了WHO设定的灾难性支出水平。个人负担较高的病例自费费用和自付费用对个人负担均起到重要影响,高值耗材费用的影响突出。

关键词：居民医保,个人负担,灾难性支出

参考文献

[1]冉密,孟伟,熊先军.重特大疾病保障研究综述[J].中国医疗保险,2013,59(8):19.

[2]2012年全国医疗生育保险运行分析报告[R].北京: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2013.

癌症疾病经济负担综述 篇5

国际卫生组织(WHO)发布的《全球癌症报告2014》显示,2012年全球癌症患者和死亡病例都在快速增加,新增癌症病例有近一半出现在亚洲,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在肝、食道、胃和肺等四种恶性肿瘤中,中国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均居世界首位。[1]2012年中国癌症发病人数为306.5万,约占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的1/5;癌症死亡人数为220.5万,约占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的1/4。[2]在发达国家中,男性和女性的所有癌症发病率都比欠发达国家要高出2倍,但死亡率却高出8%和15%。对发达国家及欠发达国家来说,癌症是个巨大的社会负担。根据GLOBOCAN 2012评估,在全球范围内,2012年大约有1410万例癌症病例和820万死亡病例。多年来,癌症的负担已经转移到欠发达国家,目前他们的癌症发生率约占全球57%,死亡率约占65%,而这些比例将在2025年进一步增加。[3]

2 癌症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又称疾病费用或疾病成本(cost of illness,COI),主要指由于发病、伤残以及过早死亡带来的经济损失和资源消耗的总和,包括直接负担、间接负担和无形负担。由于癌症治疗的持续性和高精确性,癌症经济负担不仅对个人造成经济上的重创,同时通过生产力的损失作用,严重影响各国家经济发展。有研究表明,患癌青年面对难以承受的治疗费用,其药物治疗以及后续治疗都会受到影响,造成难以预计的社会损失。[4]而恶性肿瘤作为老年人的常见慢性病之一,2005年我国经济负担高达39.78亿元[5],并且这个数据还在不断增加[6],甚是堪忧。

2.1 国外关于癌症经济负担的研究

在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常见的癌症为女性的乳腺癌及男性的前列腺癌等。针对这些发病率较高的癌症,国外的学者已经就各个疾病做出了专门的研究。Max等人的研究表明,200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乳腺癌造成的经济负担为19.1亿美元。[7]Stokes等人认为,前列腺癌已对美国医疗保健系统造成严重负担,其相关负担约占人均寿命总负担的31%。[8]Kim等人估计2005年韩国恶性肿瘤造成的经济负担为14.1万亿韩元,其中死亡成本最多,为7.4亿韩元。[9]

2.2 国内关于癌症经济负担的研究

我国相关研究多为分地区进行。郭晓雷等人的研究表明,2006年山东省因恶性肿瘤导致的总经济负担为180.57亿元,占同期GDP总量的0.83%。[10]毛宝宏等人认为,兰州地区农业人群中肝癌、肺癌、胃癌和食管癌四种恶性肿瘤造成的直接经济负担巨大而且日益加重,但其造成的间接经济负担远大于其直接经济负担。[11]杨琛等人认为恶性肿瘤的发生与年龄关系密切,老年人更易获得,且2002—2005年上海市浦东新区65岁以上人口年龄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将对浦东新区造成较大的经济负担。[12]李海燕等人对甘肃省金昌市某医院调查后,得出住院天数、治疗结局、医疗付费方式等是恶性肿瘤疾病经济负担居高不下的主要影响因素。[13]

2.3 我国癌症经济负担现状

我国恶性肿瘤的高经济负担主要产生于住院患者,而这些患者普遍存在以下特征:人均住院费用均超万元,疾病经济负担重普遍存在;对于同类肿瘤,拥有医疗保险的患者的住院费用、住院天数、药占比等明显高于自费患者;恶性肿瘤住院患者治疗的整个过程多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集中,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并未发挥其功能等。恶性肿瘤的直接经济负担重已经成为普遍现象。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发生,这部分的经济负担只会不断上升,并为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压力。

3 减少癌症经济负担的建议

税收负担与经济发展研究 篇6

近年来, 江苏省积极应对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挑战, 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的态势, 增速总体平稳。2014年江苏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51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8.7%, 占全国GDP的11%, 在全国范围内排第二名, 人均GDP为81980.87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3634.3亿元, 比上年增长2.9%;第二产业增加值31057.5亿元, 增长8.8%;第三产业增加值30396.5亿元, 增长9.3%,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938元, 增长9.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78元, 增长11.1%, 可见江苏省不仅是绝对值而且从相对值来看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高, 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前列。

税收负担, 简称“税负”, 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各项税收收入总量与经济产业总量之间的比值, 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税收能力的体现, 用公式表示为:

。2014年, 江苏省国税收入达到5699.7亿元, 同比增收557.3亿元, 增长10.8%;省地税收入共计7846.55亿元, 比上年增长10.4%。其中税收收入517.28亿元, 增长10.3%;社会保险费收入2266.65亿元, 增长11%, 江苏省的税收负担具有总体增长速度快, 但各县市间税收负担不均衡的特点, 经济较为发达的苏南地区占全省税收总量的56.1%。

税收负担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敏感问题, 一方面影响着国家集中财力的多少与宏观调控能力, 另一方面影响着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学术界普遍认为税负的高低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或地区, 其承受税负的能力越强, 税负的上限水平越高;反之经济越落后的地区, 其承受税负的能力越弱, 税负的下限水平越低。2014年我国的税收总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大关, 达到了103768亿元, 现阶段我国税负高低与否的问题, 是否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2 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2.1 税收负担与经济发展相关分析

衡量税收负担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如果税收负担过高则会制约经济增长。本文以2005年~2014年的时间数据为样本, 以《中国统计年鉴》和《江苏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为准, 对江苏省的税收收入和税收负担水平进行了统计。如表1所示。

从表1中, 我们可以发现, 江苏地区的GDP从2005年的18272.12亿元上升到2014年66814.16亿元, 江苏省的税收收入呈现逐年递增的状态, 由2005年的2754.53亿元飙升到2014年的13554.7亿元, 税收负担逐年增加, 由此可见, 江苏目前的税负水平并没有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产业结构现状决定了税收负担结构的复杂性, 数据调查显示, 江苏省的第一产业生产效率较低, 税收收入较少, 税负与总税负水平的差距逐年增大, 第二产业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最大, 对总的税收收入贡献率较大, 税负水平与总税负水平之间的趋势逐年拉近;第三产业税收收入增长最为快速, 逐渐成为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 与总体税负有逐年拉大的趋势, 呈不断上涨状态。

2.2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以巴罗的模型为基础, 采用税收收入、税收负担、物价指数和政府支出四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其中经济增长率用Iny表示, tax表示税收负担水平, Intax为税收收入的对数, Inp为价格指数, zc表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 μ代表随机误差, 构建如下模型:

利用《江苏统计年鉴》中所得到的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 详细结果如下:

对模型进行整理可得到如下结果:

通过以上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 江苏省税收负担水平对经济增长有着反向的影响作用, 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当税收负担水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率则下降0.239个百分点。

3 结论

通过对江苏省税收负担和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江苏省税收负担水平相较于全国和发达省份是偏高的, 经济是影响税收负担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 因为江苏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发展结构, 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保持和提升外贸大省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2014年经济总量连续突破5万亿元、6万亿元, 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 因而经济的运行质量较好,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可以提供更多的税源。 (2) 江苏省各地区税收负担水平和经济增长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 根据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 江苏自南向北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经济片区, 这三个经济片区之间的发展并不均衡, 其中苏南地区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优势, 发展最为迅速, 苏中次之, 苏北居末, 苏南超省平均水平, 苏中超全国但低于省平均水平, 苏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税收负担水平的不平衡。 (3) 江苏省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基本协调, 江苏省GDP增长率与税收负担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 且互为因果关系。江苏省科学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 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 第三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

4 促进江苏省经济与税收协调增长的对策建议

4.1 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提升经济总量

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税收收入, 江苏省要把握经济发展与税收负担的关系, 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 积极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黄金效应”, 大力发展旅游、物流及金融等现代第三产业, 大力培育消费热点, 完善消费政策, 改善消费环境, 着力扩大居民消费, 结合江苏省自然资源, 推出近郊游、乡村游等多元化的假日旅游产品, 积极发展高铁旅游、城铁旅游、自驾游、湖泊游等新业态, 以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 积极扩大有效投入, 优化投资结构, 促进投资与扩大消费、改善民生相结合, 抓好重点项目建设, 加快建设一批事关发展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一批带动作用强的重大产业项目、一批成效明显的重大民生工程, 以航空物流、港口物流和铁路物流为方向, 大力发展冷链物流、专业市场, 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走健康、绿色、优质、高速的发展新路。

4.2 优化产业结构, 培育税收主体

加强地区平衡, 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 协调苏南经济发达市、县与苏北经济薄弱县实行对口挂钩协作, 加速苏北工业化进程;利用新一轮沿江开发的契机, 建设苏中以长江为轴的新型国际制造业基地;鼓励苏南主动参与长江三角区域分工合作, 主动与上海及国际经济接轨, 提高经济国际化水平, 形成长江南北联动开发, 三大区域优势互补、互利互赢、竞相开发的新格局。加快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探索有利于创新的新政策、新机制、新模式, 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努力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试验区和区域创新一体化先行区。加强苏中、苏北创新能力建设。

完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服务经济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 调整产业结构, 化解产能过剩, 培育新兴产业, 寻求优质项目投资作支撑, 以高新产业增长为驱动力, 加快构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服务经济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 坚持高端引领, 主攻高端技术, 发展高端产品, 突破高端环节, 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物联网、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海洋工程等十大新兴产业发展,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4.3 推进和完善相关税收制度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调控经济、调节分配的重要手段, 我国现行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存在着突出问题, 为此要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持续推进纳税服务工作, 充分发挥国税、地税各自优势, 推动服务深度融合、执法适度整合、信息高度聚合, 着力解决现行征管体制中一些突出的和深层次的问题, 不断推进税收征管体制和征管能力现代化, 降低征纳成本, 提高征管效率, 增强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 进一步扩大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范围, 让纳税人充分享受改革红利。

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是个人所得税的首要功能。研究发现江苏省2005年个人所得税征收税额为3500元, 到2014年个人所得税税额为4500元, 江苏省要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 降低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负担, 特别是要降低3%~20%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幅度, 实现精准减税, 降低工薪阶层税收负担。

摘要：税收负担作为涉及国计民生的敏感问题, 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近两年来, 受外部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下行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了新常态, 税收收入呈现超常增长, 有关税收负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再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以江苏省为切入点, 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具体分析税收负担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关系。

关键词：税收负担,经济发展,江苏省

参考文献

[1]刘海庆, 徐颖科.我国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全国30个省级单位的Panel VAR模型[J].兰州学刊, 2011 (2) .

[2]吴卫红, 姜松, 李畅.经济增长、税收收入与宏观税负——基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 2012 (2) .

[3]邸欣然.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的税收负担问题[J].经济研究导刊, 2012 (18) .

农村寄宿生经济负担的调查 篇7

为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 笔者几乎走访了麦溪小学服务半径的所有村组, 了解了70%寄宿生家庭的收支情况, 统计了近三年来麦溪小学寄宿生的经济负担情况, 分析了“一补”惠民政策的“深度和广度”, 发现了因寄宿制形式变化造成的小学生家庭之间教育负担严重失衡的现象, 并形成了较为准确的调查结果, 希望本次调查结果及有关建议, 能为有关部门出台农村寄宿生补助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一、调查结果

1. 学生住宿的成因调查。

麦溪小学属岚皋县四季乡中心小学, 所在的四季乡有9个行政村, 67个村民小组, 总人口6250人, 全乡总面积133平方公里。近8年来先后经历了3次布点调整, 撤并了15个教学点, 现在生源分别集中在麦溪小学和四季小学就读, 其中麦溪小学服务于7个行政村的5000农业人口, 服务半径为8公里。每平方公里47人的人口密度, 决定了麦溪小学学生的就读形式以寄宿为主:全校201名小学生, 有136名寄宿生, 占学生总数的68%;寄宿生从家里到学校最远里程为8公里, 最近里程为2公里, 平均里程为3.2公里;寄宿生家与交通主干道里程最远的3.6公里, 最近的1.5公里;寄宿生家庭居住海拔最高的1200米, 最低的700米;为方便学生就读, 保证学生上下学的安全, 全校寄宿生均实行周日上学和周五放学家长接送、其余时间全由学校监管的制度。

2. 寄宿学生经济负担情况调查。

笔者查阅了麦溪小学寄宿生近三年来的伙食收支账目, 以2008年秋季开学寄宿生经济负担为例说明。调查显示:一名寄宿生学期总负担为750元。其中:住宿费90元 (学校收取, 用于宿舍设备添置和维修) 、生均交通费110元 (学生自行支付) 、伙食费550元 (由110元早点费、340元每日两顿正餐费、每周星期三的一顿大肉加餐费和100元炊事员工资构成) 。麦溪小学寄宿生伙食费除食堂饭菜加工工资进入成本外, 采购、保管和就餐管理等工作均由学校安排教师完成, 不计入生活成本。学校所在县教育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 对学校代办费实行严格的成本监审, 本着“不得盈利、多退少补”的原则, 进行全程动态管理。

3. 寄宿生家庭经济状况调查。

经过对110名寄宿生家庭经济状况的调查, 被调查家庭因其孩子实行寄宿制而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超乎调查者的想象。2007年底四季乡年报统计显示:该乡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80元。但是, 政府统计的收入口径, 与农民家庭的实际可支配货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以四季乡茶棚村郑久凤家庭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郑久凤全家四口人, 系一母带三子的家庭。2004年9月, 其夫杨存友在河南矿难中身亡。大女儿在县城一家餐馆打工, 还有两个孩子分别就读初中和小学。郑久凤以种养为业, 支撑着这个家。2007年其家庭全年收入为:收获各类粮食折主粮1500公斤, 折合2100元;自产畜禽肉150公斤, 折合3600元;自产蔬菜2000公斤, 折合1200元;生产并出售鲜蘑芋500公斤收入900元;孩子打工收入5000元。按政府的统计口径, 郑久凤家庭全年收入为12800元, 人均收入3200元, 远远高于全乡人均收入1980元。但这12800元中, 真正货币形态的可支配收入只有卖蘑芋款和打工两笔5900元, 其余的农产品仅能维持日常生产和家人生活的需要, 无剩余产品变现。千百年来, 贫困山区农民“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短期内还无法有大的改变。虽然政府千方百计引导农民发展主导产业以增加农民收入, 但受制于资金、技术、规模、市场等多种因素, 真正让农民口袋里有钱尚待时日。该年郑久凤家庭的支出为:购买籽种、农药、化肥、农具和畜禽幼仔等生产性费用为2100元;一个初中生、一个小学生上学支出4000元, 全年货币性支付6100元, 收支相抵缺额200元。也就是说, 像郑久凤这样的在山区农村还算较好的家庭, 即使在无重大疾病、无大型家庭建设、老小终年不添置服装、不参与礼尚往来的情况下, 全年收入都很难满足生产生活和孩子上学费用的支出。正是由于这种收支矛盾, “吃饭靠种养、用钱靠打工”便成了贫困山区农民家庭典型的经济结构特征。正因为如此, 包括郑久凤丈夫在内的许多山区青壮年劳动力, 不得不背乡离井、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矿井作业。在震惊全国的2002年山西省繁峙县“6·22”矿难中, 仅茶棚这个不足千人的村子, 一次竟有6名青壮年家长遇难, 他们给子女换来的是仅仅5万元的骨灰钱。

4.“一补”惠民政策实施情况的调查。

“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 让农村寄宿生家庭看到了“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得起学”的希望。然而, 这项惠民政策的普及程度, 在麦溪小学显得“僧多粥少”:全校136名寄宿生, 只有20名学生享受生活补助, 仅占寄宿生的15%, 加之相对普遍困难的寄宿生家庭来说, “贫困家庭寄宿生”的界定还相当困难。就岚皋全县而言, 2008年上半年全县寄宿小学生生活补助名额为594人, 不足全县实际寄宿生的15%, 用“杯水车薪”来形容补助范围之小再恰当不过。

5. 走读变寄宿产生的深层矛盾透视。

调整学校布点, 兴办寄宿制学校, 无疑有利于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但是, 由此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问题:实行“两免一补”后, 走读生享受到了几乎全免费的义务教育, 而寄宿生则每年新增出1500元的经济负担。相对于走读生来说, 寄宿生家庭生存生产条件本来就相对落后, 于是便出现了在贫困山区“最贫困的家庭是教育负担最重的家庭”的不正常现象, 造成了学生家庭之间的教育负担失衡, 这极不利于“教育公平”的推进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调查建议

根据调查所显现出来的问题, 采取切实措施, 减轻寄宿生的经济负担, 是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的大政, 应列入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请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时考虑如下建议。

1. 对贫困山区寄宿生生活补助实行全覆盖。

2. 客观准确测算寄宿生的实际经济负担:如伙食费、饭菜加工工资、住宿费、洗浴费、取暖费、上下学往返交通费等等。

3. 建立从中央到学校的资金管理信息直通车, 像公安部门对公民进行身份管理一样, 随时可以核查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学校对寄宿生生活补助费的管理和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