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发展比较研究

中小企业发展比较研究（精选12篇）

中小企业发展比较研究 篇1

引言

截至到2014年4月, 谷歌开放图书馆收集到的比较企业绩效研究的文章有107164篇, 中国知网收录的比较企业绩效研究的中文核心期刊文章有1950篇。在比较绩效研究领域内, 这些文献关注的内容和解释的重点具有较大差异。根据文献记载情况来看, 最早吸引管理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进行比较研究的根本动因是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以生产效率和生产成为比较对象的研究是带动整个比较企业管理研究开展的最初动因。然而, 最初的企业绩效内容仅仅是指单位时间内企业能够生产出合格产品的数量和每单位产品的成本。可是,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增加, 企业绩效内容已经从迈克尔·波特 (2007) [1]所说的“企业效率”变成了罗伯特·卡普兰和戴维·诺顿 (2009) [2]所提出的“全面绩效”和“系统性绩效”。这种企业绩效内容的变迁不但反映了企业管理目标和内涵的改变, 而且也凸显了比较企业绩效研究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改变。虽然不少学者在比较企业绩效研究中对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调整, 但却导致该领域的研究出现了片段化和碎片化现象的出现, 使研究成果受到科学性和实践性双重质疑。这说明比较企业绩效的研究方法没有能够对企业绩效差异的成因进行合理的解释, 换句话说, 这些研究没有能够在企业绩效差异与成因之间构建出有效且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逻辑关系。为此, 文章试图从企业绩效差异成因的角度对这类研究文献进行历史性回顾, 理清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并为下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

1 早期比较企业绩效研究的重点

James Montgomery (1840) 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开始进行比较管理研究的学者, 他对英国和美国的棉纺行业进行了比较研究, 发现美国棉纺企业虽然原材料便宜, 而工资高于英国, 总的工厂成本高于英国。总体而言, 相对美国棉纺产品而言, 英国棉纺产品具有竞争优势。James Montgomery将这种成本上出现的差异原因归于英国棉纺企业的管理水平高于美国。随后, Thomas Hawksley (1870) 研究了美国与当时的巴西帝国在铁路施工和管理上的差异, 通过研究后将差异产生的原因归为铁路企业的设计和施工水平。同时, J.T.Harrison (1870) 和R.P.Williams等 (1870) 比较了美国不同路段的运营成本差异, 并将这种差异归为铁路部门的管理和调度不同。可以说, 这个时期的比较企业绩效研究是容易理解的, 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简单的。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个时期企业生产和管理技术是粗糙的, 早期企业主强调的是技术问题, 而不是管理上的问题, 管理只是局部问题, 技术才是企业全面问题。即使James Montgomery (1840) 的研究中涉及到管理问题, 这些管理问题也只是与工人操作调度和设备维修有关的问题。

对于比较企业管理研究中生产效率和成本差异的解释范围扩大, 是管理理论自身发展以后的事。泰勒 (1911) 在Robert Owen (1821) 的均衡投资、Charles Babbage (1833) 的利润共享和Andrew Ure (1835) 的工人价值观改造等理论基础上提出科学管理理论, 甘特 (1916) 结合生产技术和管理的计划与调度功能提出用于控制生产管理的、被称为甘特图的工具。法国的法约尔 (1916) 提出了一般管理与工业企业管理理论, 随后不久, 经过帕森斯 (1927) 的努力, 韦伯的作品传入到美国, 而从1924开始到1932年结束的美国西方电气公司的霍桑实验引起管理学术界和管理实践界的广泛注意。于是, 科层管理、科学管理、流程管理、工业心理学等管理理论在美国企业管理理论中得到融合, 在比较企业效率的研究中, 对效率与成本差异的解释才从技术范围真正扩展到企业管理范畴。

2 现代比较企业绩效研究的特点

当对企业绩效差异的解释从技术范围扩展到企业管理范围后, 对企业绩效差异的解释范围在出现迅速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解释的彼此分化。这些对企业绩效差异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企业组织和企业环境三个层面上。无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企业管理实践的角度来看, 这三类解释之间应该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契合性。但是, 这三类文献彼此之间的差距似乎是越来越大, 导致现有研究的解释范围出现不规律的扩张, 使各自的研究受到了极大限制和质疑。

2.1 基于企业内部的解释

在对企业绩效差异解释的范围扩大过程中, 企业技术与企业内部管理首先出现了融合。这种融合后导致研究者将企业技术、企业资源和企业管理进行部分融合来解释企业绩效差异。例如, 李随成和杨功庆 (2006) [3]对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比较研究中, 用企业技术和创新能力作为生产效率差异的解释。万阿俊 (2011) [4]对中国与印度的银行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 他用筹资价格、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产权结构、时间趋势和存贷比作为解释变量对二国间银行效率差异进行解释。彭轶丽 (2005) [5]对中国境内外资与内资工业企业生产效率进行的比较研究中, 用流动资产管理、成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资本使用率和技术效率来解释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异。齐金升等 (2008) [6]用人力资源短缺、管理水平和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来解释中国航空公司与其他国家航空公司之间的效率差异。通过这些文献研究可以看出, 这些比较研究对企业效率差异的解释是限制在企业组织内部层面中。这种研究视角是“封闭系统”的研究视角, 将企业管理及企业绩效与企业环境完全割裂开, 一般情况不具有现实操作意义。

2.2 基于企业组织层面的研究

有些研究人员摈弃了这种“封闭系统”的研究视角, 转而采用“自然系统”研究视角。这种研究视角是企业管理研究人员从生态学中借用过来的, 将企业视为一个受企业环境影响的独立行为个体, 从企业组织整体层面来考察企业绩效的差异。这种研究往往又分成二类, 前一类是将企业视为一种制度安排, 将交易成本作为评价企业效率的指标, 并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对企业效率差异进行解释, 例如高帆 (2007) [7]对企业交易效率测度的跨国研究、黄宪和王方宏 (2003) [8]从产权结构角度对中国与德国国有银行效率的分析, 严格来讲这类研究始于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管理之间的交叉领域, 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后一类是从企业组织结构的角度来对企业绩效差异进行解释的研究, 像张振华 (2003) [9]用企业组织结构差异来解释美国企业与日本企业的效率差异。但通过对这类文献回顾后可以发现, 这类文献没有能够在企业组织结构、企业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建立起应有的逻辑关系, 并且忽视了企业组织对企业环境的主动适应。这些缺陷限制了这类研究未来发展的空间。

2.3 基于企业环境的研究

考虑到上述二种研究视角的缺陷, 许多研究者采用了经济社会学的“开放系统”的研究视角, 将企业管理视为与企业环境进行互动的行为个体, 从企业内部要素和企业环境要素二个方面同时考察企业绩效差异的成因。例如, 在Tae Hoon Oum和Chunyan Yu (1998) [10]对全世界22条航空路线1986至1993年的运行成本进行的比较分析中, 他们用网络、操作条件、市场营销条件、调整的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差异来解释运营成本上的差异。解强和李秀芳 (2009) [11]在对西欧、美、日和中国台湾的保险公司效率的比较研究中, 用政府政策和保险公司运营体制来解释比较后的差异。Martin Eling和Michael Luhnen (2009) [12]用国家、组织形式、业务范围和公司规模来解释不同国家间保险公司的效率差异。Joaquin Maudos和Jose M.Pastor (2001) [13]用调整的环境、竞争强度、特定产品质量和税收来解释西欧、美国和日本银行之间的效率差异。Jung Woo Kim等人 (2006) [14]用私有化程度、经济规模和设备新旧程度作为解释变量, 对全球52家钢铁企业从1978年至1997年20年间的生产效率差异进行解释。程肖冰和于一 (2012) [15]对中国与日本钢铁企业的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 用钢材消费结构、资源回收利用率、成本消耗和管理体制对二个国家钢铁企业的效率差异进行了解释。

从研究视角本身来看, 这类研究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应该是最高的。但是,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出, 这类文献存在的缺点主要有二个。一个是这些研究中所选取的测量指标不一致, 另一个是没有能够对企业环境要素进行“宏观环境要素的微观转置”, 换句话说, 没有构建宏观环境要素影响企业微观行为的机制。例如, 在回顾全球绩效管理研究文献后, Nina Hellquist (2011) [16]构建了一个全球绩效比较分析框架, 认为宏观制度性因素和不同国家采用的管理图式是导致不同国家企业绩效差异的主要因素, 并建议应该将不同国家间企业绩效比较研究与不同国家间人力资源的比较研究结合在一起。

3 比较绩效研究的困境和出路

比较绩效研究的科学性和实践相关性是该研究领域是否合法的重要标志, 因此, 测量的目的、测量什么、如何测量、如何比较和如何解释等问题就成为比较绩效研究的科学性和实践相关性的基础, 并进而成为该研究领域保持合法性的根本。但通过以上对比较企业绩效研究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 有二方面的研究趋势使得该研究领域的合法性受到冲击。一个趋势是关于绩效研究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 从早期的比较生产成本和效率转变到全面绩效比较研究。换句话说, 以往管理理论研究受新古典经济学将偏爱视为外生变量的影响, 绩效的内涵只有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 而如今这种局面已经被打破, 绩效不单单是企业定义下的成本和效率, 而是市场偏爱定义的成本和效率, 特别重要的是要关注研究重点已经从金融观念向非金融观念的演化。另一个趋势是随着企业绩效内涵的变化, 比较绩效研究的解释变量已经从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向宏观层面转化, 并出现相当多的混合解释。根据Paolo等人 (2010) [17]的研究, 在学者研究公司绩效测量中频繁分析的关键词有:功效、数据交换协议、执行、平衡卡、系统、服务质量、绩效测量、框架、管理、战略、模型、产品发展、质量、顾客满意, 基准、运营管理、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定位、测量。这充分说明随着企业管理和企业环境的变迁, 比较企业绩效研究已经面临着一些困境, 通过文献研究来看, 这些困境基本上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 企业绩效测量和比较已经被认为对改善公司绩效是至关重要的要素 (Sharma et al., 2005) [18], 但比较管理学界并没有对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绩效测量方法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不同国家企业绩效测量的方法很多, 都有其产生的特定时空条件, 根据Paolo et al (2010) 的统计, 在1980年以前, 有关绩效研究的模型有四种, 而从1980年到2007年就增加了27个测量企业绩效的模型。而且测量内容和方法在不断变化。这说明目前的跨国比较绩效研究从根本上说还只是出于描述性阶段, 没有能够揭示导致企业绩效差异的真正因素。因此, 对现有企业绩效测量模式进行分类整合是必须且急迫的。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学术精力在企业管理、企业能力、企业环境和企业绩效之间构建起合理的逻辑关系, 是该研究领域形成正常的知识积累, 为将来的研究发展提供基础。

其次, 绩效测量和管理系统是一个平衡的和动态的系统, 要能够支持依靠收集、精心阐述和分析信息的决策制定程序 (Neely et al., 2002) [19], 而企业决策必须基于企业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因素及企业自身特定的发展历史来进行战略性决策。这就需要在比较绩效研究中明确界定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这些解释变量彼此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些解释变量是出于不同层次的变量, 唯有如此, 才可以保证有效地考察企业系统与企业环境系统之间的有效互动。

最后, 在研究结论方面, 这些比较企业绩效研究没有在研究结果与企业之间建立相应的平衡关系, 平衡的概念涉及到使用不同测量方法的需求和整合各种观点并给出一个关于企业管理的完整的观点 (Kaplan and Norton, 1996) [20]。企业绩效测量是改善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 如果比较企业绩效研究不能够在企业绩效差异、企业绩效差异成因与企业管理之间构建起应有的逻辑关系, 比较企业绩效研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总之, 开展基于企业组织与其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企业绩效比较研究是必须的, 这样的比较绩效研究才能够使管理理论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从企业与环境关系的角度来看待企业绩效产生的真正原因, 采取适当措施改善企业组织绩效。同时, 可以使管理研究者和管理实践真从根本上理解公司绩效指标、绩效测量框架、管理方式和企业环境共同演化的关系。

4 结束语

未来比较企业绩效研究的核心是比较企业绩效研究框架的整合与构建, 在这个比较企业绩效研究的框架中必须能够体现出绩效测量的目的、绩效测量的方法、企业管理与企业环境的逻辑关系。同时, 企业环境始终是处于变化之中的, 而作为开放系统的企业组织必须通过与外部环境进行价值交换才能够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此, 未来的研究必须还要解决“企业是如何通过绩效测量来完成任务”这个核心问题。也就是说, 比较企业绩效测量必须要解决企业是如何将绩效评价和比较的结果转化成企业任务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比较企业绩效研究的科学性与合法性。

摘要：企业绩效不但是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也是企业管理的核心任务所在。因此, 比较管理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对企业绩效差异的成因进行合理的解释, 并在此基础上找出能够提高企业绩效的管理模式。可以说, 以企业绩效提升为目标的比较管理研究是比较管理研究的重点。因此, 文章首先对比较企业绩效研究的文献进行一个历史性的回顾, 然后对近期研究特征进行归纳性评价, 最后对该类研究的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比较企业绩效,绩效差异解释,企业管理

中小企业发展比较研究 篇2

摘要:本文在实践调查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以阳朔西街与新西兰北部地区为对比案例,分别从企业发展概况,从业人员和企业经营三个方面对中外旅游小企业的发展特征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表明:中国的旅游小企业表现出与国外旅游小企业相同的特征;但是也存在诸多差异,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等。

关键词:旅游小企业 特征 对比研究 中外

近年来旅游小企业在中国发展迅速。在国外,旅游小企业的发展特征是旅游小企业的重要研究内容,许多学者,如Shaw and Williams,Cressy and Cowling等都曾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而在国内,旅游小企业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为此,笔者对桂林阳朔西街的旅游小企业进行了调查,并将调查结论与S.J. Pager等学者在新西兰北部地区所得出的研究结论进行对比,以了解中外旅游企业发展的异同,进而更好地理解中国旅游小企业的发展状况与特征,促进中国旅游小企业的发展。

案例地概况与研究设计

阳朔西街

阳朔县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管辖,是闻名中外的桂林山水的重要组成。阳朔西街则位于阳朔县城中心区,全长517米,宽8米。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街上就已经有旅游小企业产生。目前,阳朔西街已成为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知名度的旅游小企业的集聚地,享有“酒吧一条街”等称谓。此外,作为一种独特的景观,西街上旅游小企业的集聚也已成为阳朔旅游吸引的一个重要组成,因此完全可将阳朔西街视为中国旅游小企业发展的典型区。

研究于、在西街进行实地调研。据实地统计,西街上共有各类旅游小企业157家,占西街店铺总数的87.71%。成功对其中49家旅游小企业进行调查,其比例为31.21%。这一调查比率与海外学者调查比例相近(Thomas于在英国的调查比例为31%)。此外,为增强调查的可信性和科学性,研究者还从阳朔县相关部门获取部分企业的相关材料,与访谈信息进行对比检验。最终在对以上信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企业概况,从业人员情况以及企业经营三个方面对西街旅游小企业的特征进行总结。

新西兰北部地区

新西兰北部地区是新西兰国内休闲旅游和度假旅游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因此成为新西兰国内旅游中小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Murray North,1991)。

S.J. Page等学者于198月,以邮件调查的方式成功对该区域内297家旅游小企业进行调查(比例为37%)。学者们分别从“企业概况,人员结构,毛利人的参与,企业经营和企业营销”等五方面对该区旅游小企业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该区旅游小企业的发展基本特征(S.J. Page, )。

之所以选择新西兰北部地区这项研究作为对比案例的原因在于:在现有的海外学者的文献中,S.J Page的研究是关于旅游小企业发展特征研究中最为完整的研究之一;此外,在对阳朔西街旅游小企业的特征研究中,也借鉴了S.J Page的访谈问卷,采取了与此相类似的研究方法和框架。因此,二者更具有可比性。

发展特征对比研究

企业发展概况对比

就企业发展概况而言,中外旅游小企业在规模、空间布局方面都没有较大的区别,但在企业类型构成方面有一定的差异。

从阳朔西街的调查来看,西街旅游小企业主要的构成类型依次为:商品销售企业,住宿企业和餐饮企业。而S.J. Page的研究表明,新西兰旅游小企业的类型主要为住宿设施(40%)和餐饮设施(22%),而旅游销售企业较少,其比例仅为7%。(见图1)

从图1中可看出,住宿设施在两地旅游小企业都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这再一次证明住宿设施是目的地旅游经济的重要组成(Bull & Church,1994)。而中外旅游小企业类型差异主要体现在商品旅游销售企业。

中外旅游小企业在类型构成上的差异,则与目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游客类型有直接关系。阳朔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当地居民的经济能力、文化水平有限。由于从事商品销售所需的资金少,风险小,对企业主能力要求也相对较低,因此从事商品销售更简单。另一方面,海外游客一直是西街的消费主体。与国内游客相比,海外游客消费能力强,是国内过夜游客的2-3倍(宁士敏,2003);加之海外游客对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旅游商品,如陶瓷,山水画等商品有着极大的兴趣。因此,以上原因造成了西街旅游小企业中以工艺品店和丝织品为代表的商品销售类企业居多的局面。

从业人员对比分析

在对新西兰旅游小企业的从业人员的研究中,S.J. Page侧重对企业主的从业动机和从业人员的流动进行了调查。其研究结果与阳朔西街研究结果对比分析表明:

中外旅游小企业的从业人员都表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在新西兰案例中,S.J Page发现“淡旺季雇工人数差距较大”;而在阳朔西街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受调查人员中工作时间在3个月以内的约占35%,在4-6个月之间的为30%,在6-12个月的为30%,在1年上的为5% ,这说明中国旅游小企业从业人员也具有流动频繁的特点。

在员工招聘方面,国外小企业主更为规范。国外旅游小企业最主要的招聘方式分别为:口头广告,就业服务机构,刊登广告;而中国的旅游小企业多采用的是粘贴招工告示,口头广告和熟人介绍等。在访谈中,中国的旅游小企业主普遍认为,“通过职业介绍所和在报纸上登广告会花钱”,“在墙上粘贴告示,方便又便宜”。这反映中外企业主在观念和习俗上的差别。

企业经营能力对比分析

企业经营能力与目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关,难以单纯地从经营业绩进行对比,因此中外旅游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对比主要是从企业投资计划,经营障碍,新技术的使用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据对西街旅游小企业主的调查,国内的旅游小企业对企业的发展普遍缺乏规划。97%的企业主在创办旅游小企业之前没有进行详细的市场分析和可行性分析;84.6%的企业主在对未来规划一项的调查中的回答是没有。此外,87.3%的企业主在近两年都没有追加投资的计划或行动。与此相反,在新西兰43%的旅游小企业主在近两年内对企业增加投资,其主要用途包括:用具更新,设施的增加,环境的改造等方面,且大多数企业主(58%)对企业未来的发展都有一个详细的计划。

在企业的经营障碍方面,过高的租金、来自小企业内部和大中型旅游企业的竞争以及游客需求的下降是海内外企业主共同面临的难题。其具体表现为: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高租金、缺少相关的企业发展指引、当地同行与大企业的竞争、缺少有技术的员工、顾客量、政府政策、缺少资金等。

与国外旅游小企业相比,缺乏足够的资金是国内旅游小企业经营和发展的一个突出的经营障碍。这除了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更多的是与国内小企业主获取资金的途径过于狭窄有关。在中国,私人储蓄和向亲朋好友借款则是企业资金主要来源,而在新西兰,私人储蓄(67%),银行(42%)和投资公司(10%)是小企业主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

在以网络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运用方面,国外旅游小企业已经远远领先于中国的旅游小企业。S.T. Page的研究显示,在新西兰,计算机已经广泛用于服务预定,财务结算,顾客资料储存等领域,甚至可用于制定企业的相关商业计划。

对经营能力的对比分析表明,在经营能力方面国内旅游小企业主与海外旅游小企业还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与企业主的能力,经营理念以及相关配套制度有关。

此外,为了便于更好的理解中外旅游小企业的发展特征差异,在对海外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外旅游小企业的发展特征的异同进行了一个总结。(见表2)

通过以上对中外旅游小企业发展特征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就整体而言,中国的旅游小企业在从业人员结构,经营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与国外旅游小企业相同的特征;只是由于目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游客类型的差异,中外旅游小企业在诸如企业的类型构成,经营方式,经营理念等方面 有所不同。

此外,通过本文的研究,可得知相对于大中型旅游企业而言,由于旅游小企业明显具有投资小、门槛低、经营灵活的特点,并对当地居民参与旅游目的地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因此旅游小企业必将在未来中国旅游的发展,特别是西部旅游业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邓晓强. 阳朔天上人间旅游乡. 广西:广西美术出版社,

2.风笑天. 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第二版).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国内城市高铁商圈发展比较研究 篇3

[摘 要]商圈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聚集现象。高铁车站建成之后，大量关联密切的商业企业在高铁车站及其周边空间上的聚集形成城市高铁商圈。对城市高铁商圈进行区位、功能、规模、客流、业态和辐射力的动态性分析和比较，判断不同城市高铁商圈的发育程度，可以调整和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指导城市高铁商圈运营，从而促进城市高铁商圈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高铁车站；高铁商圈；高铁城市比较；商圈发育指数

[中图分类号]F57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3-0003-07

一、城市高铁商圈含义与比较指标体系

（一）城市高铁商圈定义

城市高铁商圈是指以一个城市的高铁车站所在地点为中心，沿着一定的方向和距离扩展，包括那些优先选择到该中心来消费的顾客所分布的区域范围。城市高铁商圈的中心地，是指商品和服务的布局场所，即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具有固定地理位置的各种商业组织，包括各种店铺、大型购物广场和能够产出聚集效应的大型综合性商业聚集区等。

商圈往往包括一条或多条商业街，但通常只有一条核心商业街。商圈的概念是商业街的自然扩展，商圈区域内的核心商业街（著名商业街）是该商圈得以形成和存在的必要条件；商业地标的存在是著名商业街形成和存在的必要条件，高铁商圈的发展往往来源于高铁车站这样一个集旅行客流和商业客流于一体的商业地标。值得注意的是，城市高铁商业中心是指在城市高铁车站一定范围内组织商品流通的枢纽地带。从城市的角度来看，高铁商业中心和高铁商圈是一个等同的概念。

（二）城市高铁商圈的商业地标

从空间载体的概念来看，商业地标通常是一个城市大型商业网点赖以存在与否的标志性商业建筑。城市商业地标是消费者对该城市商业的第一视觉、第一印象和第一记忆。对一个城市商业地标印象记忆的广度、深度和持久度是消费者能够形成购物天堂概念的最重要因素。商业地标是外地消费者来到该城市之后必去或必经的消费之地。可以说高铁车站是高铁商圈的首个商业地标，由此本文在选择国内30个城市作为目标分析城市的同时，将高铁商圈的商业地标等同于高铁车站。30个目标城市高铁车站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城市及高铁车站的初始排序按由北到南、由西到东进行排列。

注：占地规模除部分城市选用百度百科的数据外，其他城市高铁车站占地规模基本上是根据百度卫星地图利用测量工具度量后得到，建筑面积、车站等级和站台数量基本上来源于百度百科，到市中心距离利用卫星地图测量工具得到，地铁线路条数通过网络搜索得到，高铁或动车趟数通过查询中铁总公司网站或高铁网（http：//www.gaotie.cn/）得到，数据更新至2013年8月

高铁车站的占地规模、建筑面积、车站等级、与市中心距离、地铁线路条数、高铁/动车趟数等指标将影响高铁商圈的层级。通常而言，公交线路条数和长途客运线路数对高铁商圈具有重要影响，考虑到任何一个城市开通高铁运营，市区客运和长途客运基本上受旅客数量的限制，而高铁/动车趟数则与旅客数量完全正相关，因此我们并没有将市区客运和长途客运线路数量列入表1中。

（三）城市高铁商圈的比较指标

本文从商圈的区位、功能、商业面积、客流量和商业业态等方面的特征来构建高铁商圈的比较指标体系。

商圈区位指标用高铁车站与市中心距离除以城市半径的倒数来确定。若高铁车站与市中心距离大于城市半径，则表明高铁车站位于城市郊区地带，属于高铁新城范畴，其所在区域的商圈发育程度很低；若高铁车站位于市区以内，则其所在区域的商圈发育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

商圈的功能指标主要判断高铁商圈是否已经形成购物、餐饮、旅游、休闲、娱乐、金融、商务的有机集聚。通过给不同功能的成熟程度打分来进行描述，每项功能最高为5分，最低为0分，最后加总得到总分。

商圈的商业面积暂时用高铁车站的建筑面积和高铁车站区域建成面积比率来衡量。主要原因是目标城市的高铁车站很少有大型的商业设施运营，车站内已经开业的商铺面积难以统计；其次，区域建成面积越大，居住人口越多，用于商业用途的建筑物面积也就越大，面积以高铁车站周边3公里的建成区域来计算。

商圈的客流量用高铁/动车趟数和2012年该城市高铁日均旅客发送量来确定。商圈的商业业态指标与功能指标得分基本一致，通过对高铁车站区域的大型百货店、都市型购物中心、专业店、专卖店和餐饮娱乐等打分得到。

二、城市高铁商圈区位、商圈功能比较

（一）城市高铁商圈区位指数

由于一个城市的车站区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我们用城市半径除以高铁车站与市中心区的距离来量化高铁车站商圈的区位①（见表2）。

从城市高铁商圈的区位指数来看，西安北站等8个高铁车站距离城市的相对中心区距离较远，城市高铁商圈的发育程度较低，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高铁新城）；成都东站等10个高铁车站距离其所在城市的相对中心区距离较近，其所在区域已经形成一定的居民居住和工商业聚集区域，城市高铁商圈处于社区级阶段；北京南站等12个高铁车站比邻其所在城市相对中心区，城市高铁商圈处于社区级向区域级转型发展阶段，其中北京南站和天津西站所在区域的商圈发育程度离区域级商圈最为接近。

（二）城市高铁商圈区位的Kernel密度分布

将城市高铁商圈区位指数导入Eviews，得到其Kernel密度分布（正态分布）图（见图1）。可以看出，在单窗宽条件下，所有高铁商圈区位指数呈双峰状分布。其中，北京南站和天津西站处于高端拖尾；以2.0为界，可以将城市高铁商圈分成两类，成都东站等18个高铁车站为一类，北京南站等12个高铁车站为另一类。以2倍窗宽来看，双峰形状并不十分显著；而以3倍窗宽来看，则呈拖尾单峰。

中小企业发展比较研究 篇4

1 中欧贸易摩擦源于经济利益的博弈

从历史上看, 中欧贸易演进亦是波澜起伏的。自1975年中欧正式建交, 中欧经济贸易一直在朝着深入的趋势发展。到2013年, 中欧已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空前密切。然而, 在双边经贸合作的过程中, 贸易摩擦与贸易纠纷常有发生。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欧盟经济滑入了衰退, 贸易保护主义显著抬头, 2010年的“WWAN”反倾销调查, 2011年的铜版纸“双反”案件是著名的案例。

相反, 回溯国际贸易的发展史: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此消彼长, 贸易保护的手段层出不穷, 贸易自由化始终未能广泛实施。各国总是采取关税、非关税等贸易壁垒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 导致国际贸易领域的摩擦问题时有发生。理论与现实的偏倚, 触发了不少研究者思考贸易摩擦背后的原因, 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理论学说应运而生, 极大地丰富着后来者对于国际贸易现实世界的理解。比较优势理论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是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优势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构成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 并很好的解释了贸易所得。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自由贸易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全世界的福址, 但遗憾地是, 建立于自由、效率之上的原则, 并未成为各国政府贸易政策制定的准则。

2008年危机之后, 欧盟经济衰退, 中欧贸易有过一些摩擦。 (1) 有关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很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之处。在光伏贸易初裁决定上, 欧盟4个国家投赞成票。其中三个分别为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但仔细观察, 2012年末, 欧洲光伏装机容量上, 德国是27.8GW, 西班牙是11GW, 意大利是5.7GW, 法国是4.6GW。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三国总共的装机容量也才21.3GW, 还赶不上德国, 此外法国的能源供给中最大的是核电。对中国长期的逆差, 叠加欧洲经济衰退的大背景, 才是他们投赞成票的真正原因。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四国当中, 德国长期对中国保持顺差, 而法、意、西三国2012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分别为27.8亿、95.9亿、119.1亿美元。在法、意、西三国中, 法国的经济最强, 且近几年通过减少进口, 扩大出口, 对华贸易逆差迅速减小。法国于是乎可借贸易领域的强硬态度提升其在欧盟的话语权。当然, 中国对于葡萄酒反倾销调查, 亦显示出了极强的针对性。

这个案例表明, 贸易摩擦的背后实际上是利益博弈。博弈的理性结果是为获得更多的溢价能力, 进而交换利益。

2 中欧贸易正在步入良性发展的道路:世界经济新常态

未来中欧通过双向的贸易和投资, 更大的发挥潜力和互补优势, 是世界经济“新常态”下的必经之路。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 构成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 并很好的解释了贸易所得。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自由贸易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全世界的福址, 建立于自由、效率之上的原则, 将成为各国政府贸易政策制定的准则。

对中国来说, 内需低迷是最大的经济事实。08危机以降, 表征内需的主要宏观指标 (如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零售品总额等) 增速处于持续下行的境地。中国出口增速亦明显下台阶, 已由连续10年的20%以上跌到了连续三年的7%上下。出口引擎的萎靡, 让部分出口系产品的产能来不及转型, 加剧了产能的过剩。中国制造业亟需寻找新的出路。

对部分欧洲发达国家而言, 他们与中国存在技术、资源上存在优势互补。中国的高铁、高速公路、核电、水电、装备制造等领域已经积累了技术优势, 可向一些发达市场进行技术输出和基础设施输出, 与之形成互补。具体讲, 可建立“基建换资源、技术”的合作模式, 我方出资、出技术、出设备去建设, 建成后由途经国家来参与运营, 而我方将用修建高铁来置换当地资源或技术, 由此构筑起一个长效合作机制。以高铁为例, 不少发达国家铁路均有改造和更新换代的要求, 中国高铁低成本、高效率、高质量、硬技术的特点正好可迎合其需求, 以此换取俄罗斯的资源、德国的技术等。重要的是, 输出的中国高铁可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典范, 是中国的名片, 可带动相关产业的输出与就业。

2013年11月的第十六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发表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 宣布启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提出2020年中欧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的目标。这尤为引人瞩目, 表明未来7年, 中欧贸易要达到9%的年均复合增速增长。那何谓9%?对比了2000-2012年中欧贸易19%的复合增速, 未来7年9%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虽已较中欧贸易增长最快的12个年头的增长率下降了一半有余, 但中欧的贸易总额已经达5000亿美元以上, 保持如此的复合增长也是难能可贵的。这告诉我们, 在经历过欧债危机以后中欧贸易的下行之后, 中欧贸易将会重新走上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注:资料来源于新华网

欧债危机之后, 中欧贸易总体呈现出了非常显著的下滑态势, 2013年全年, 中国对欧洲的累计出口增速仅为1.1%。而最新统计数据 (截止2014年截止到9月) , 中国对欧洲的累计出口增速已快速升至11.9%, 具体见图1。

展望2015年, 进出口仍是稳定的进出口贸易增长。全球货币政策趋于分化 (近期美国退出QE、日本意外“放水”) , 使得美联储加息难以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意想不到的短期冲击, 2015年海外经济呈现弱势复苏的态势。

3 中国正在践行比较优势理论:高铁的案例

“制造大国”的称谓对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工信部2014年4月在全国装备制造工业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 2008-2013年我国装备制造产业年均增长率17.5%, 2013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居世界第一位, 占全球规模的三分之一强, 已突破了20万亿元。

在制造业产能过剩背景下,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高端制造产能不足。我国装备工业增加值率26%, 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6到8个百分点。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产值占装备制造业比重仅10%, 大幅低于《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的到2015年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值达到15%。“由大变强”已然刻不容缓。

进入2014年, 我国频频向外开展“高铁外交”。6月24日, 中国南车获签马其顿6列内燃、电动车组合同, 这是中国动车组首次出口欧洲, 也是中国城际动车组整车产品首次进入欧洲市场, 标志着中国的高端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赢得了欧洲市场的认可。10月13日, 李克强总理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签署《中俄总理第十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 这其中, 两国的高铁合作项目值得重点关注。备忘录显示, 中俄推进构建北京至莫斯科的欧亚高速运输走廊, 以此打造“莫斯科———北京”的欧亚高速运输通道。

随着“高铁外交”深化, 中国企业有望在铁路承建、动车组出口方面获得更多的海外订单。这对于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的意义举足轻重。 (表1)

经济学上如何解读?笔者认为高铁出海的背后是泛资本输出。这遵循了比较优势理论。

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 (用其他产品来衡量) 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 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按照典型的生产函数 (增长模型) , 生产要素不外乎资本、劳动与技术等。中国作为后发优势的技术模仿国, 在整个产业链中, “全面”的技术并不可能占优。所以, 劳动力便宜的背景下, 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是自然选择, 改革开放到08年我们抓住了这一比较优势, 向外输出以纺织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随着人口红利退去, 汇率制度下积累起来的资本禀赋渐渐成为了我们新一轮比较优势所在。数据显示, 截至2013我国政府、企业、居民储蓄存款已超110万亿;同时, 3.88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也冠绝全球。08年的危机尽管阻隔了初级资本品 (水泥、钢铁) 输出的步伐, 但资本输出依然框定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大方向。

与欧洲相比, 中国的一些资本品为何能体现出比较优势?这可归结于十年的中国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 其为基建类产品 (如高铁) 提供了天然实验场, 为高铁这类资本品积累下了“局部”技术上不容小觑的比较优势。这便是高铁能够输出欧洲的立足之本。

梳理现有资料, 不难发现高铁积累的技术优势是着实显著的:

a.完备的高铁的技术系统。目前我国高铁技术在高铁工程建设、高速动车组研发制造、系统集成以及运营管理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技术体系。高速动车组基本形成了时速200-250公里和时速300-350公里两个序列的动车组技术标准体系, 实现了国内设计制造。

b.中国高铁成本优势巨大。这一方面是性价比优势, 中国高铁技术成熟, 但造价远低于国外水平;从基建工程看, 造价约为发达国家的1/2甚至更低, 从动车组售价看, 也同样有50%的折价;世界银行2014年7月发布的《中国高速铁路:建设成本分析》显示, 中国高铁的加权平均单位成本为:时速350公里的项目为1.29亿元人民币/公里;时速250公里的项目为0.87亿元人民币/公里。而国际上, 高铁建设的成本每公里造价多数在3亿元人民币以上。另一方面是大型工程施工项目效率上的优势, 中国高铁出口一般采用基建, 加设备, 再加电气系统打包形式, 我国具备了完备的施工和制造经验, 施工效率高, 国外需要10年修完的京沪高铁我们只用了44个月完成到。 (2)

可以预见, 建立在优势互补基础上国际贸易合作, 是谋求共赢, 推动双边、以及多边经济共同发展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 促进中欧更加广泛和深入的贸易合作, 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争端, 是利益均沾的正确选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劳动密集型企业可顺势转型、或从“比较优势”入手进一步细化、锁定贸易伙伴, 高端制造业企业则可乘着这股“基建出海”的东风, 发展全球业务, 进而实现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房乐宪, 从中欧光伏之争看当前中欧关系[J].和平与发展, 2013 (4) .

[2]郝洁, 欧债危机下的中欧贸易摩擦新动向、趋势及应对[J].国际贸易, 2012 (11) .

典型港口物流发展类型比较研究 篇5

林靖靖 黄敬前

【摘要】对港口物流发展类型的研究和再认识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理论界和企业界的重要课题之一。作者对比分析了典型港口物流发展类型，总结出了港口物流发展的趋势与方向，对厦门港口物流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港口物流；发展类型；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F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2-3100(2007)02-0005-04

港口是空运、陆运和海运的节点；是整个运输链中最大量货物的汇聚点；也是汇集了大量货源信息、技术信息、服务信息的信息中心；又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服务基地和货流分拨配送中心。因此，在发展现代物流的过程中，港口物流成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主导和重点，世界上的各大港口都加快了港口物流的发展，特别加强了对港口物流的规划和建设，取得了很多经验与收获。本文从典型港口物流的发展类型以及取得的经验出发，探讨港口物流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发展厦门港口物流的对策建议。

1典型港口物流发展类型的比较分析

从港口物流发展的不同推动力来看，港口物流发展类型可以分为交通枢纽型港口物流、商业带动型港口物流、工业带动型港口物流和综合型港口物流四种类型。

1.1四种港口物流类型的含义

交通枢纽型港口物流：也可称作中转型港口物流，这类港口处于国际航线的交通枢纽地位，主要是为了国内外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以及运输服务的，是海运货物和旅客中转换乘场所；

商业带动型港口物流：也可称作贸易型港口物流，这类港口物流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商业、贸易的发展而带动起来的，港口物流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发展国内外贸易服务的，是海运和内河航线货物和旅客的起讫点；

工业带动型港口物流：也可称作加工型港口物流，这类港口或者附近发现重要矿床而成为冶炼基地的工业港，或者因为接近燃料、原材料基地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发展成为加工业中心的工业港，港口物流主要是为原材料、产成品、燃料等物资的进出港服务的，是供应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综合型港口物流：很多港口由于条件优越，港口不仅仅是货物周转的口岸，更是国际贸易中心和工业基地，综合型港口物流往往兼有多种类型港口物流的性质和功能，可以综合地为多方面服务。

1.2四种港口物流类型对比

1.3四种典型的港口物流

（1）新加坡港。新加坡港处于世界的十字路口之一，北与马来西亚相连，南隔马六甲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转运要道，借助优越的地理位臵，结合先进的管理理念，新加坡港发展成为世界 最大的货物转运枢纽，第二大集装箱枢纽港，为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和亚洲主要转口枢纽之一，是典型的交通枢纽型港口物流。新加坡政府使用全世界第一个全国性的贸易文据处理网络贸易通关系统，实现了无纸化通关；使用计算机集成的港口运营系统，使政府、港口自身以及各个船运公司、货主等都能从网上迅速了解物流的信息；致力于完善的物流服务，在港口附近的物流园区开展增值性服务，拓展港口功能；同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物流解决方案，协助客户简化物流程序，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成本。

（2）纽约港。纽约港/新泽西港位于美国东北部哈得孙河河口，东临大西洋，是典型的商业带动型港口物流。纽约市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便捷的交通、丰富的信息、即时的通讯、高质的办公设施，大大吸引跨国银行、跨国公司总部与区域分部落户。通过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实现有力的控制，能吸引腹地巨额的资金流入，促进贸易和投资，刺激商务的扩张、发展和多样化，形成了很好的腹地经济支撑。由于人口众多，又有着极强的经济消费能力。纽约港和新泽西港为强调专业性领域步调一致，1921年就成立了纽约港和新泽西港的联合港务局；1961年，纽约都市圈内三个州又成立联合交通运输局，这些机构是“具支配能力和规划能力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它们的出现有利促进了纽约港口物流的协调发展。纽约港为提高服务市场的效率，该港将到港的大部分货物运至位于港口区域的货物集散中心，而出港货物也在此集散中心进行必要的包装、加工和拼箱等增值服务。

（3）横滨港。工业临海分布是日本经济的一大特点，日本临海工业地带有东京区（东京—横滨）、大阪区（大阪—神户）、名古屋区和九州北部区四个最重要的工业区。东京—横滨工业区以造船、飞机制造、汽车制造、冶金、化学和轻工业最发达。横滨作为东京—横滨工业区的核心城市，重点发展港口海运业和临港型工业，横滨港是典型的工业带动型港口物流发展类型。横滨港口设施完备，有各种岸吊、集装箱吊、旋回吊、装卸桥、3 浮吊、门吊、牵引及滚装等装卸设施，专有输油管供装卸石油，还有大面积的仓库、货物堆场和木材堆场；横滨港附近建有多功能进口货物中心，提供包括配送、加工、展览、销售等一系列服务；横滨港具有完善的进出口通关手续，实行港口业务电子化、便利化和效率化，削减申报文件和申报项目，降低物流成本；横滨港区相继设立了金融特区、信息特区、促进创业型经济再生特区和大型化工物流中转码头。

（4）鹿特丹港。世界第一大港之称的荷兰鹿特丹港，是典型的综合型港口物流，它的年吞吐量超过5亿吨，被誉为“欧洲桥头堡”。它不但承担着国际货物和国内货物的水陆中转的任务，而且是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和工业基地，是港城一体化的国际城市。鹿港吞吐的大部分货物的发货地或目的地都是欧洲其他国家，大量的货物通过发达的内陆运输网进行中转，运抵欧共体各成员国。鹿特丹港近年来不断加快对集装箱码头的投资建设，并允许设立船公司集装箱码头；完善腹地交通，打造更有效率的集疏运网络；建设信息港，创造一个能满足未来IT需要的环境，并参与许多IT技术的开发；提供更有效的海关服务，包括集装箱电子扫描、整合EDI系统以及把物流公司作为简化增值税手续的“有限代表”等措施，以通畅快捷的海关服务确保港口货物的及时发送；大力开发建设配送园区，推销配送园区概念；加强物流专业人才的教育与培训，与大学和教育机构合作培训物流专业人才等。

2港口物流发展类型的趋势分析

从港口物流的发展阶段看，世界港口物流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港口物流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现代港口物流阶段；第三个阶段为港口物流供应链阶段。当前，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转型中，香港、新加坡、鹿特丹等港口在转型中走在前列，但仍未体现出第三阶段港口物流的全部功能，下面对未来港口物流供应链阶段的几个特征通过列 4 表的方式表现出来：

3港口物流发展类型的借鉴与启示

从国际经验看，港口物流正朝“物流技术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集成化、物流专业化、协同化、全球化、绿色物流”的港口物流供应链阶段发展，现根据厦门港口现状，提出适合厦门发展的港口物流的类型。

3.1厦门港口现状

（1）港口自然条件。厦门港是我国东南沿海的天然深水良港，地处东部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20.81℃，港区水域不冻不淤，属正规半日潮型，厦门深水港区有东渡、高崎、高屿、海沧港区等。

（2）港口区位条件。厦门港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位于我国南北航线中心，台湾海峡西侧，距日本、朝鲜到东南亚、西欧、北非国际主航道不足30海里，是我国连接国际海上通道最便捷的港口之一；位于香港、台湾、上海的中间地带，为我国东南海疆之要津，入闽之门户。

（3）内外交通条件。厦门港交通发达，已形成陆海空立体交通体系。铁路运输有鹰厦铁路为干线，省内与外福线、潭龙线、潭泉等铁路支线连接，厦门的公路通过高集海堤，厦门大桥和海沧大桥与全省公路联网，形成了以福厦、厦漳主干道为骨干的运输网；厦门的高崎国际机场已拥有国 5 内外航线75条，水运航线可通我国沿海、长江中下游和世界各港，内河可通九龙江干支流和乡镇码头。

（4）腹地经济条件。厦门积极拓展电子产业链、机械产业链、轻工食品产业链，争取建成全国最大的电脑出口基地，亚太地区最大的助听器和听力设备生产基地、民用飞机维修基地，世界最大的钨制品出口基地和彩色感光胶卷、相纸生产基地；泉州正以实施“大泉州”战略为契机，建设高新技术孵化、民生产品制造、石油化学工业、特色农业产业、生产要素集散五大基地；漳州正以推进“工业立市”发展战略为契机，建设年产值达百亿元以上的八大工业园区。

3.2促进厦门港口物流发展的思考

厦门港的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气温适宜，有深水港区；有通畅的内外交通条件；厦漳泉三角地加工业产业基础很好，有很好的腹地经济条件，因此厦门港应当属于工业带动型港口物流发展类型，厦门港在不断加强腹地经济的支撑能力，不断发展加工型产业的同时，要引导港口物流向数字化、合作化、智能化、服务化方向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1）统一规划、政策支持。做好厦门港口的整体规划，包括港口发展规划，具体企业发展规划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包括道路交通、通讯设施以及生活配套设施等；系统研究各种运输方式的有机衔接；改变腹地内经济供给相互分割、封闭状态，打破体制、地域和行业的束缚。厦门港计划、经贸、交通、口岸、信息等管理部门应统一安排、整体规划，理顺现有港口体制，合理规划沿海港口现代物流园区。

（2）完善港口物流投融资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港口投融资体制，要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投融资渠道，进一步调动不同投资主体筹措资金建设港口码头和经营港埠企业的热情和积极性。一是要有效利用政府间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二是国家要加大对港口的直接投入，建议国家建 6 设港口水下基础设施，即非经营性设施，包括防波堤、航道、公用锚地、护岸、非营业性的浮筒等；三是要吸引民间资本投资经营港口企业，投资港口经营性设施，包括港口装卸设备、仓库堆场等。

（3）建立港口物流信息系统。借助现有信息优势，搜集公司、海关、船舶等单位的综合物流信息，利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和互联网，为客户提供货物跟踪及货物动态，包括货物交接单证办理的管理，提单、通关、联运、仓储、船期预告、泊位使用、货运市场行情等信息管理，达到信息共享、提高货物中转效率的目的。同时开展电子商务，完成与货主企业、银行、税务、保险、商检、海关、兄弟港口等的联网，建立网站或网络平台，以标准格式支持数据传输与处理。

（4）加快港城一体化建设。设立连接保税区和港区的保税物流园区，充分发挥保税区的政策优势和港区的区位优势，重点发展仓储和物流产业；紧紧围绕畅通物流业务、降低物流成本和提高通关效率三个重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服务于区港联动、覆盖广泛、功能齐全的统一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对海关监管类型、外贸进出口权、出口退税和外汇等政策进行微调，规划并构建港口、保税区和物流园区联动发展的新框架，实现高度集约化和专业化的码头、物流园区与保税区的无缝连接。

（5）培养优秀的物流管理队伍。要大力培养和引进紧缺的国际市场分析、金融保险、信息、现代物流、法律等方面的人才，形成吸引人才的制度环境，防止人才流失和吸引外来人才是港口物流发展的最关键所在。培养与使用人才，吸引与留住人才同样重要，要加强本土人才的培养，制定防备人才流失的战略措施，又要扩大人才的遴选范围。现有管理者必须不断补充和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要具备较高的经济学、物流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且精通物流供应链中每一个学科，整体规划水平和现代管理能力强。

【参考文献】

中外家族企业治理的比较研究 篇6

关键词：家族企业 企业治理 比较

如我们所知，民营企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经济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家族企业却是民营企业中颇为抢眼的一道风景。中外都不乏优秀的家族企业，国外的诸如沃尔玛、福特、摩托罗拉等，中国则包括苏宁电器、盛大网络等。虽然都是家族企业，它们却在企业治理方面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一、中外家族企业治理现状比较

对比中外家族企业的治理状况，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存有差异：

（一）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关系

在企业中，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即企业中某个人授权给另一些人为他们的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委托人授予代理人一些权利，代理人代表委托人行使这些权利并从中获取收益。由此，使得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中外家族企业在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方面是不一样的。

1、中国家族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的高度结合

据统计，中国民营企业中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比重达到96%。家族企业的所有者不仅会紧紧抓住自己对企业的所有权，连经营权也要牢牢握在手中，使得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分离。这样可以减少代理成本[1]，避免不完全契约带来的一些弊端，但是这不仅限制了企业运用外部各种资源的能力，也阻碍了企业创新发展的步伐。

2、外国家族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的普遍分离

外国的家族企业是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成长的，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和民主特点，在企业治理时采取了两权分立的做法[2]。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的不一致，可能因“道德败坏”和“逆向选择”产生代理费用，但是这与其带来的利益相比，仍然是值得的。

（二）企业内部治理机制

由于市场发展的程度不一样，中外家族企业在内部治理机制上有明显差异。

1、中国家族企业延揽大权，决策机制欠缺

中国家族企业的股权大部分由家族成员控制，董事会决议代表的是企业主的个人意愿[3]。虽然在股份公司设有董事会和监事会，但是其成员的关系都不是很单纯，这使得企业的监督效率下降，决策多为片面性甚至错误的决定。

2、外国家族企业合理“稀释”股权，决策机制健全

早期，国外家族企业的股权也几乎控制在家族成员手中，但是随着经济和市场的成熟，民主意识和管理理念的深入，家族成员控制的股权比例正在逐步下降，大部分在临界控制权的水平。在组织的决策时，职业经理人会发动多方面的力量，听取各方的声音，权衡比较再做决策，往往这种决策的成功率也比较高。

（三）治理模式及其理念

按治理的主体来划分，企业的治理模式可被分为外部控制型、内部控制型和家族控制型。治理的理念也被形象地分为感性和理性两类。

1、中国家族企业的家族控制型治理模式和“感性”倾向

这一治理模式的特点是以家族为主导，家族成员的意志可以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不受其他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涉，比較封闭。在其决策过程中多为定性决策，感性胜过理性，“情”重于“理”。

2、外国家族企业的外部控制型治理模式和“理性”倾向

该模式的特点是以市场为主导，这与其高度分散的股权、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完善的法律体系相协调。在这个模式中，股东可以选择“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方式对管理者实施监督、施加压力。外国家族企业的决策多为定量决策，以证据和事实说话，比较开放。

二、中外家族企业治理存在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传统观念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家文化”非常浓郁的国家，家庭及其成员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4]，父母多习惯于为子女计划将来甚至设计人生，他们认为自己对子女的未来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使得中国的家族企业具有浓厚的“血脉情节”。中国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往往无法把家庭与事业分割开来，子承父业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父母有心里压力把自己的企业留给自己的后代，“任人唯亲[5]”便是他们的首选。

在欧美国家，人们普遍崇尚独立和自由，孩子们在成年时就会“脱离”其家庭，自己独立，父母不是事业的靠山。对他们来说，家庭和事业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他们不会期望因为家庭带来事业上的成就和个人的荣誉。因此，外国家族企业所有者没有把股权分给自己子女的压力，有条件做到“任人唯贤”。

（二）教育特点的影响

中国教育提倡学生尊重知识，对知识的要求大多只停留在“知”上，却实践得甚少。大部分学生对老师或者长者有着一种天生的依赖，很少自己做决定，对他人的信赖度也比较低。这使得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对股权和控制权非常敏感，他们不愿意承担“道德败坏”等可能性出现的风险。

欧美国家的教育提倡学生敢于向知识挑战，鼓励动手实践，学生与老师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学生们习惯独立思考，比起“文字”，他们更愿意用“数字”等量化的方法证明某项决定是否值得去做，是典型的“对事不对人”。因此，外国家族企业能够接纳外人管理企业，也愿意把共同分享一起创造的利润。

（三）成长背景的影响

中国家族企业对未来接班人没有一套相对应的培养计划[6]，很少会特意为其将来接班做充分的准备，所以继承人的素质和能力得不到保证，企业改革创新的希望很小。

外国家族企业的所有者若有意让自己子嗣继承企业，他们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进行有意识地培养，会有严格而系统的家庭、社会教育体系，直到继承人具备胜任的能力，这也是外国家族企业得以不断发展进步的原因之一。

（四）法制水平的影响

中国法律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是法律的封建性和重农抑商的特点，使得新中国的法制建设难度较大，经济法的逐步完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对中国家族企业所有者的“揽权”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外国一些国家（如美国）是没有封建背景的，在民主法律[7]的制定和执行上走在中国了前面。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有效制约了经理人（代理人）的行为，这样一来，企业在内部对这一风险就没有特别的要求，外国家族企业也就有条件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的政策。

三、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建议

通过比较中外家族企业治理的现状，分析产生差异的各种原因，笔者提出一些针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建议，以期促进其进步和繁荣。

（一）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采用现代产权结构，明晰权责，合理分配股权，降低家族成员的持股比例，推动企业资本社会化和管理科学化。

（二）引进人才、培养人才。敢于进行制度上的创新，在有效分离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同时完善监督机制，约束职业经理人的行为。使得经理人一旦采取有损企业及其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

（三）国家需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家族企业经营者或者所有者实施有效的外在监督，减少不透明、不公平、不公正的行为。

中国家族企业只有打破自身的发展瓶颈，积极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放弃“闭关自守”的观念，主动接受外部各种优秀的资源，建立其有效的监督机制，从各方面提高自身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1]张家明.我国民营企业家族式管理探讨[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5):第123-136

[2]李敏.中外家族式企业管理特征对比研究[J].经济师,2008(1):233-238

[3]王全喜.赵海强与曾美欧,我国家族式民营企业经营管理特点及现状分析[J].当代经济, 2011(12):52-53

[4]崔景茂.我国家族式企业文化建设的超越模式探索[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1(5): 27-29

[6]陆向兰.改善中小民营企业家族式管理的对策[J].北方经贸,2011(4):139-141

[7]熊学华.我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黑龙江对外经贸, 2011(7): 124-125

[8]史光起.家族企业的救赎[J].法人,2011(9):88-96

中小企业发展比较研究 篇7

美国移动广告服务商Mobclix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至2010年10月18日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中应用程序数量已超过30万，该数字包括所有可以提供下载的20.7万个收费应用和9.4万个免费应用软件。Asymco研究机构预测，到2011年6月，苹果App Store应用程序商店预计将达到140亿次下载数量(平均单次价格为0.29美元)。苹果与其SP三七分成，其SP将获得近30亿美元的分成。该案例是移动互联时代合作共赢的典范。“2010移动互联网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移动前董事长王建宙明确表示，对于中国移动来说，开放与合作是其经营发展的经验。只有开放才能出现尽可能多的创新应用。终端、操作系统以及规范等方面都应朝着开放的路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更需要加强开放与合作，坚持合作共赢。

二、研究综述

在研究综述中，主要就商业模式创新的概念、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力与商业模式创新的视角三个方面对相关理论进行了详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框架-案例分析-修补理论框架-结论的研究方法与解决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四个方面问题。

（一）关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概念研究

Afuah和Tucci (2000), Rappa (2004)认为商业模式实质是企业的一种“运作秩序”和“方法”。企业可以依据这种秩序和方法有效利用上下游企业资源，实现价值增值。Voelpel等(2004)指出，商业模式是在了解顾客需求及其变化的基础上，以产品(服务)为载体，配置企业价值创造和传递网络，提高运作效率，放大顾客价值的同时，确保利益相关者受益。

对商业模式创新的认识起源于19世纪末，洛克菲勒(Rockefeller)在对交易成本的认识上发现了商业模式创新的秘密，把生产经营活动集中在公司内以降低交易成本。Amit和Zott (2001)认为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创新的重要土壤，也是价值创造的关键，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主导战略重新定位的驱动力。Magretta (2002)指出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对任何一个成功的组织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Rothman (2001)的研究从侧面支撑了Magretta的观点，他发现，商业模式创新是改变世界的公司经营成果的关键所在。在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方面，欧阳峰和赵红丹(2010)指出，国内外对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主要遵循以下五条路径：探索商业模式创新的秘密、探讨商业模式创新的思路、注重商业模式创新的方法研究、转向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性研究和聚焦于同商业模式评估的结合。

（二）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力

众多学者探讨了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力，并认为商业模式创新动力是企业选择商业模式创新时机和途径的前提。Timmers (1998)、Amit和Zott (2001)等早期研究者认为，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是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动力。Willemstein等(2007)的研究也证实了企业内部技术的提升是推动生物制药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力之一。市场竞争与经营危机是迫使企业寻求创新机会的一个重要原动力，也是使企业实施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Venkatraman和Henderson (2008)深入研究了压力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方式，发现技术和经营方式的变化会给企业带来压力，当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或达到临界点)时，企业就会产生商业模式创新的需求。Linder和Cantrell (2000)的研究表明企业高管的创新精神是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动力。也有一些学者试图系统地解释不同创新动力的作用方式。例如，Mahadevan (2004)从价值创造的角度考察了不同因素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从系统视角说明了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

（三）商业模式创新的视角

商业模式的创新可以从产业链和企业价值链两个角度进行研究。产业链是各企业要素的连接逻辑，其本质就是产业链上各个企业的市场合作机制与合作中所缔结的商业模式，而价值链的分析视角则强调了上下游经营环节间的协调与互补对企业(产业)价值增值的重要性。合作共赢的商业模式将产业链上各企业的“能力”有机地整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对电信业务的个性化需求，从而形成“共赢”格局。Rabin (1993)指出，在经济活动中，行为者会根据其他参与者的行为方式来选择行动，以达到互惠或互损的结果。Salinas (2003)研究指出，行为者关注自身福利同时关心他人的利益，有助于行为者之间实现互惠和共赢。其他学者如Bersin和Barton (1996)、Vega-Redondo (1996)、Kolm (2000)、Dufwenberg (2004)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行为者的互惠合作进行了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共赢理论。

目前关于价值链的研究有很多，Porter (1985)在《竞争优势》中正式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认为价值链是企业将原材料转变成为最终产品的一系列价值活动。其他学者围绕价值链的研究视野、范围与价值链的目标两条线索对价值链理论进行扩展与修正。在研究视野和范围的扩展方向上，Shank和Govindarajan (1992)指出，企业的价值链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价值活动，也应该涵盖从向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到向用户销售产品的整个过程。Gereffi (2001)则逐渐摆脱商品的概念，从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过程，构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在价值链的目标方向扩展上，Hines (1998)将原材料和顾客纳入到了价值链中，关注顾客需求在价值链中重要性。随后Waiters和Lancaster (2000)给出了更为广泛的价值链定义，指出价值链就是一个创造用户价值并实现链上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商业价值系统。

（四）理论框架的建立

本文在文献回顾、建立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初步案例研究进行对照检验，修改理论框架，用更为具体的案例研究对理论框架内容进行补充或修正，最终得出相应的结论。

1、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力。

多数学者都认同商业模式创新具有动力因素，但是对商业模式创新驱动力是什么要素则看法各异，一般认为有技术推动，需求拉动，市场竞争，企业家精神等。随着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的推进，人们发现单一视角有较大的局限性，系统视角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借鉴前人研究成果，我们把商业模式创新动力的五个视角都呈现出来。

2、商业模式创新的两个链条：

产业链和价值链。可以从两个视角(产业联动链、自身价值链结构)构造坐标系模型。在价值链理论扩展的基础上，强调用户需求是价值链起点;在客户价值方面，可以优化现有的客户需求，捆绑相关性高的需求。基于此，把产业链分为：上游价值链，企业内部运营价值链，下游供应链。价值链分为：优化现有需求，捆绑相关性高的需求，跨业开发全新需求。

3、产业链合作实现共赢。

运营商与服务提供商之间的价值关系的控制直接影响电信商业模式业务运行效率。交易成本的分析视角以及共赢的经济模型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关系分析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Amit, Zott2001;Snijders, Keren 1999)。

随着价值链的变革，原有产业边界的不断拓展，电信业务服务已经延伸到远程教育、电子银行等各个领域。面对来自各个领域差异化的消费需求，运营商必须要构建全新的商业模式替代原有的封闭产业链的“单干”模式，以进行业务运营和价值获取。对运营商而言，加强产业价值链上下游企业环节间的合作，将其自身的信息整合能力与其他参与企业的各种互补性资源紧密结合，构建和打造一个多方参与、互补合作的电信商业模式，已经成为运营商在新的产业环境下，实现自身发展，推动产业进步的必然趋势。本文基于上述所讨论的商业模式创新动力、商业模式创新链条建立如下模型，试图勾勒出电信业产业链合作共赢的理论框架(图1)。

（五）界定研究问题

基于理论框架和确定的研究主题，需要通过案例研究回答4个层面的问题：(1)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力源自哪些方面?(2)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可以从何种视角考虑?(3)移动互联网企业基于产业链的商业模式创新的具体内容?(4)移动互联网企业基于产业链的合作共赢有哪些好处?我们的研究目的是回答这4个层面包含的具体问题，主要包括10个方面的14个问题(见表1)。这些具体内容，不仅是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已有文献较少关注之处，也是其它行业可以借鉴的商业模式创新需要研究补充的重要内容。

三、案例企业研究

本文通过中国移动和苹果公司两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寻找产业链的合作共赢对不同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作用的异同。以中国移动案例为主体，苹果公司案例为参照。中国移动作为中国电信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十年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商业模式创新探索，其中与SP合作共赢的开放产业链的模式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移动的发展。苹果公司2008年推出了应用程序商店App Store，与开发者之间进行固定比率利润分成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开放产业链的例子。Yin (2003)强调案例研究要选择典型和极端的情形才更为合适。以上两个案例发展过程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符合Yin (2003)所说的“典型案例要使研究过程清晰可见”的特征要求。

（一）中国移动案例

关于中国移动的案例研究主要从中国移动商业模式创新的背景分析、开放产业链的起点即“移动梦网”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基地”模式创新、开放产业链与中国移动现行商业模式策略分析几个方面来进行。

1. 中国移动商业模式创新的背景分析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统计，1991年世界平均每100个人还不到1部移动电话;到2001年，全球移动电话用户数便突破了10亿大关，平均每6个人就拥有1部移动电话。2000年，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8526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仅6.7部每百人。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移动电话用户已经超过8亿。同时，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在2000年也仅为1690万，2010年底已经达到4.58亿用户，移动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3.03亿。

固定终端限制了传统互联网服务，内容单一的问题也一直阻碍着传统移动通信服务，需求与障碍间的矛盾，催生了将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结合起来的创新。潜在的需求拉动了创新，技术的进步则释放了潜在需求、让创新成为可能。进入21世纪以来，IT技术进步使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而随着移动通信网GPRS、EDGE、WCDMA、TD-SCDMA等高带宽传输技术的不断成熟，阻碍移动通信网向信息领域发展的带宽不足问题得以解决，为两网融合催生新的市场、新的商业模式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2. 开放产业链的起点——“移动梦网”模式创新

对于2000年刚刚成立，增值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到1%的中国移动来说，创新来自于需求拉动、技术推动，更来自于在刚刚起步的移动通信市场的竞争中拔得头筹的需要。成立伊始，中国移动内部就出现了一批具有远见卓识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他们从国际经验中预见到了国内移动通信增值业务市场的发展潜力，从而开始对增值业务进行规划。中国移动选择了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开放产业链、吸引上下游合作企业从而弥补自身不擅长运营内容的缺陷。

2000年末，中国移动创新地提出了“移动梦网”模式，即中国移动提供网络通道、代计代收信息费服务，SP带着内容开发产品、提供业务，进行自主营销宣传，并负责提供全程客户服务。在收费方面“移动梦网”借鉴了I-mode模式，即用户使用这些业务产生的通信费归中国移动所有，信息费由SP所得，中国移动按应收信息费的15%或实收信息费的9%抽取劳务费。“移动梦网”模式推出一年后，2001年共接入约200家SP。他们带来了一大批丰富多样和差异化的内容，解决了基础电信运营商没有内容的关键问题。仅仅一年时间，短消息和WAP业务就迎来了“井喷”式的增长(表2)。

“移动梦网”模式最大的贡献是打开了传统电信运营商的封闭产业链，在国内传统电信运营商中率先开放引入合作伙伴和合作分成模式，使各种社会资源，能够通过中移动的平台和通道，为用户提供丰富多彩的增值业务，从而增强了中移动的品牌溢价能力和网络粘性。

中国移动的增值业务在2009年收入为1314亿元，占整个价值链总收入的87.3%，在价值链中发挥了绝对的龙头作用。2010年，中国移动增值业务对公司当年收入增长的贡献(新增增值业务收入/公司总的新增收入)达59.3%，增值业务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达到31.2%(见图2)。

3. 持续开放、深化合作——“产品创新基地”模式创新

“移动梦网”模式成功推动了短消息等消息类业务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信息化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用户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单纯的短消息业务不可能成为长久的收入增长点。从2003年开始，中国移动大胆尝试创新，先后推出了彩铃、手机报、无线音乐俱乐部、飞信、12580、139邮箱、手机游戏、手机视频、手机阅读、手机支付等业务。

中国移动并不擅长内容提供，要开展这些多元化的业务并实现规模发展，必须在更广的范围内与专业合作伙伴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2006年中国移动创新推出了“产品创新基地”模式，即由一个省公司承担某项产品的产品规划、开发、试点、试商用、运营支撑等相关工作。“产品创新基地”模式首先在无线音乐产业获得成功，并随着无线音乐产业的蓬勃发展而被推广到各个领域。“产品创新基地”模式为“移动梦网”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产业链的开放得以持续与进一步深化。

4. 开放产业链，实现合作共赢

在产业链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移动通过一系列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聚集了上下游一大批合作资源。2003年至2005年期间“移动梦网”共接入不同行业的SP3000多家，移动提供的合作共赢模式促进了这些企业持续地提供新的内容、开发新的应用，提供创新的不竭源泉，形成有效的业务孵化机制，从而极大促进了整个市场的发展，整个价值链的市场收入规模由2001年的不足40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1504亿元。

然而从产业链的开放中获益的绝不仅仅是中国移动，SP和CP在这场与移动的合作中取得了辉煌的共赢。移动增值服务商北纬通信，通过短信、彩信、彩铃、WAP和IVR等形式为用户提供丰富多彩的信息和娱乐，参与经营了湖北、北京、云南等15个省市的移动168业务。早在2006年，北纬通信的月不重复用户数就超过了1000万，每年为中国移动贡献超过22亿条短信流量。如表3所示，在各大门户网站的收入中，通过与中国移动合作、参与产业链增值业务所获得的收入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而对于空中、灵通这样的企业，产业链的开放过程就是他们诞生、成长的过程(见表3)。

中国移动作为行业的领导者，其开放产业链的策略引起了竞争对手的纷纷效仿跟进，从而引导了整个行业的产业链开放。如图3所示，随着电信产业的崛起，移动增值SP在产业链的开放过程中实现了不逊于电信企业的高速增长。

5. 中国移动现行商业模式策略分析

通过“移动梦网”模式以及后续的一系列创新，中国移动在开放产业链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2000年成立元年中国移动年收入463亿元，十年后这个数字增长了10倍以上，达到了4852亿元。这种巨大的利益保证了10年来中国移动在移动通信产业中持续的领导地位：截至2010年10月底，中国移动用户数达5.7亿、占总用户比高达70%，而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则仅占20%、10%。针对中国移动长年来的垄断地位，国家正在或即将出台各种非对称管制措施以进行行业重组，会对中国移动的竞争优势造成负面影响。2008年12月，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成立“新联通”，并得到3G牌照。而在此前，2008年3月，中国电信连同母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共同出资1100亿元人民币，收购了中国联通CDMA网络资产和业务，组成“新电信”，并由此获得了移动业务的经营牌照。中国移动此时也兼并中国铁通网络资产。

三大运营商共同开展“移动+固网”业务，联通与电信在政策倾斜下的逐步成长必定会对中国移动产生前所未有的威胁，未来的竞争压力要求中国移动从现在就开始持续与深刻的创新。在此背景下，针对3G时代的来临，2009年中国移动推出了以“激情点燃梦想，G3引领生活”为主题的“中国移动应用商场(Mobile Market，简称MM)”。这是继“移动梦网”之后，中国移动面向3G时代整合产业链和商业模式的又一次创新。

（二）苹果公司案例

值得国有企业学习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开放产业链的例子是苹果公司的案例。苹果于2008年7月11日推出了应用程序商店─App Store (美国《连线》杂志评选出的2008年10大科技突破中高居榜首) 。评选理由为：苹果App Store不仅为苹果公司带来了业绩优良的销售收入，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种新的模式——App Store模式，即苹果公司做一个平台，由开发者提供内容，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可以把东西放在上面进行销售，苹果公司与开发者之间进行利润分成，其分成比例为3∶7。该比例是固定的，并不因为应用价格的变动而调整。

苹果App Store中的程序都是第三方开发的，开发者既有甲骨文这样的大公司，也有单打独斗的程序员。他们把自己的软件作品放到该商店中，供4000万苹果用户下载。每卖出一份下载，苹果公司会得到利润的30%，开发者得到70%。

Asymco公布了最新的i Tunes App Store市场数据，到2011年6月底，这个全球最大的移动设备应用商店将迎来第140亿次下载，它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越了i Tunes Music Store而成为苹果最大的赚钱引擎。数据显示，140亿次下载意味着苹果出货的每台i OS设备平均会安装多达60个应用，和其它对手相比，无论是增长的速度还是绝对值都是移动应用领域的王者(如图4、图5和图6所示)。

一个循环就此形成：创新应用刺激了消费者的需求，激发了大量的应用下载，下载的收费应用与免费应用之比越来越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又促使开发者不断创新。苹果公司通过App Store提供大量的应用程序下载，以刺激手机设备的销售。随着应用数量及下载量的增加，苹果公司的收益自然会逐步上涨。

苹果公司的2008财政年度报告称，其iPhone的销售量为1162万台，销售额达18.4亿美元。2008年，iPhone在全球智能手机销量中的占比达10.7%，比上年增长了245%。

解析苹果App Store，可以清晰地看到“内容+服务”运营模式的影子。显然，如同传统互联网一样，内容仍将是移动互联网最为宝贵的资源。有了内容，就能够吸引比内容更为宝贵的资源——用户。苹果与其SP三七分成，其SP将获得近30亿美元的分成。该案例是移动互联时代合作共赢的典范。

（三）中国移动案例与苹果公司案例比较

将上述中国移动与苹果公司的案例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二者的成功都源自于相同的战略选择——开放产业链，无论是“移动梦网”模式的创新还是移动MM和App Store模式的创新，都是希望通过开放产业链，与上下游企业实现合作共赢。

一方面，两家公司对“内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内容提供能力上的不足。因此都选择了开放产业链并利用自身优势进行产业链培育，借助他人的力量把“蛋糕”做大。他们所获得的利益不止是15%或者30%的抽成，“内容”的繁荣使得消费者在购买基本的产品时能获得更多的附加价值从而推动基本产品的销售以及客户基数的增长，增值业务产业链的开放给移动的其他业务带来了正的外部效应，对苹果也是一样。产业链的开放不仅给移动或苹果本身带来利益，也为产业链上其他企业提供了合作共赢的机会。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出两家企业成功经验的精髓——开放产业链、实现合作共赢。只有通过开放产业链，才能扩大市场、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增长;通过与产业链上其他企业的合作达到共赢，才能利用网络效应实现增长的最大化。

四、研究发现

通过对中国移动和苹果公司案例的详细分析，首先发现中国移动和苹果公司具有丰富的商业模式创新内容，一方面丰富了电信行业的商业模式创新理论，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案例选择的适当性。本文研究发现见表4。

1.中国移动十年来的“大象快速奔跑”得益于商业模式创新和对于传统电信运营商封闭建网、计划式业务开发、技术网络先进性决定核心竞争力”的旧有发展模式的首次突破，开放产业链、合作共赢使得国有企业在社会优质资源集聚和占有上获得了发展的外部动力，企业管理机制和市场反应机制也获得了极大的优化。基地模式既是商业模式创新的深化，也是国有企业在互联网战略下的企业管理机制和市场机制上的优化和寻求出路的探索。

2.国有大型企业应该改变发展模式，从追求企业内部利润最大化到协同效应和带动主导产业链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国有企业的要求。电信基础设施建设、通信和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发展、信息服务方式、手机的媒体化发展正在“移动改变生活”。电信业和其他行业的融合和渗透，交互边界正在模糊的趋势加剧，电信运营商应该比其他国有企业更多的担负共同发展和产业链开放、协同效应的使命。电信业需要开发产业价值体系，使多层次融合，实现各产业运营商在内容与应用上的广泛合作与竞争。通过培育产业链及与多产业合作，培育蓝海市场，坚持多赢的合作策略，达到共享收益，共同发展的目标。

3.开放和共赢的保障机制

全球范围内移动通信发展迅速，电信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行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2009年，欧洲市场的非语音业务领域比语音业务领域为创新和个性化提供了更多机遇。许多运营商已经扩展了他们的非语音业务产品组合。西班牙电信与旗下O2基于其在管理服务方面的经验决定进军英国的固定电话市场，这也代表了目前运营商想要专注于用户，稳定其运营和投资成本，将网络外包给经营批发业务运营商的趋势。全球电信业的运营模式开放是大势所趋，这也对中国电信商业模式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中国移动商业模式创新的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在需要证明的4个层面、10个方面的14个问题得到了验证，其中企业家精神和产业链的合作两个方面在部分年限得到验证(见表4)。

五、结论

通过中国移动的案例分析，笔者认为，当运营商注重于电信业务创新的总产出时，服务提供商的工作积极性将显著提升，促使其更加专注于生产性努力，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而当隐性激励存在时，服务提供商同样会选择一个更加有利于电信商业模式业务创新系统的努力组合，促使整个电信商业模式业务创新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产生协同和提升效率。过去10年的数据证明，合作共赢是中国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战略。

（一）产业链的合作共赢是移动互联网企业长期发展战略

在越来越强调开放和共赢的互联网世界，缺乏开放基因的闭门造车，摆脱合作伙伴模式灵活的决策优势，必然无法使产品跟上瞬息万变的时代，这会让中国移动这个拥有全世界最佳市场地位和最强大肌肉的巨人，失去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突破运营商“管道”宿命的机会。回顾过去十年，中国移动的数据及信息业务在不断探索和创新中前行，在不断完善和优化中蓬勃发展。作为新兴产业和新生事物，数据及信息业务的复杂性、不可预见性、创新性和风险性等鲜明特点，使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发展中的问题，包括SP曾经的诱导订购和恶意订购等。面向未来，数据及信息业务是3G (TD)的重点，也是公司持续增长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过去十年实践证明，数据及信息业务必须持续创新、合作共赢才有出路。

（二）从自上而下的“食物链”到循环共生的“生态圈”

电信生态圈包括四个核心要素，网络、内容、服务、设备。围绕这四大要素，产业链的参与者相互促进，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共存共融、共同发展的形势。为营造更有利的竞争态势，运营商必须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对上下游的产业资源进行整合，使产业链的各环节的参与者都能够赢利。

电信运营商应构造以业务与服务为核心的产业群居链，形成稳定的电信生态环境。在建立有效的价值链、开发新的增值业务过程中，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协调。这时的产业价值链上会有许许多多的贡献者和获利者，就像生态链中的寄生者一样。相互之间利益冲突日益凸现的同时依赖程度也在提高，要形成以运营商为核心的群居链，就要打通用户、ISP、ICP、运营商之间的产业链，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因此，未来运营商间的竞争绝不是现有的单枪匹马竞争，而是群居链间的竞争，是立体运动战。

（三）制度、契约、价格等机制策略对共赢价值关系的保障

借助中国移动过去十年的实践，我们发现，除了参与主体的自我约束之外，共赢价值关系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制度、契约、价格等机制策略来保障。通过设计契约、制定政策等手段建立公平的奖惩制度，充分调动服务提供商的业务设计和创新的积极性，进而实现两者之间的共赢。中国移动和其SP的共同经济利润增长也说明了这一点。对于用户与运营系统之间的共赢价值关系，可以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充分考虑用户的支付意愿，进而建立一套透明、合理、以及开放的定价制度，确保用户、运营商与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利益分享，从而在价值创造与价值分享两端保障电信商业模式的结构稳定、以及价值功能的性能与效率。

摘要：基于互联网企业案例的比较研究, 指出竞合战略是产业链共赢发展之路。在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概念、动力、视角的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对中国封闭移动产业链与美国“苹果”公司开放产业链的的案例进行了对比研究, 认为产业链的合作共赢是移动互联网企业长期发展战略、从自上而下的“食物链”到循环共生的“生态圈”、制度、契约、价格等机制策略是共赢价值关系的重要保障。

中小企业发展比较研究 篇8

比较优势理论是在Adam Smith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的学者主要分析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原理,进而分析参与贸易的国家如何获得比较利益。战后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方面。以Krugman、Ethier W.Helpman等人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分析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以及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等方面对比较优势产生的影响。20世纪后期,学术界开始分析要素增加和技术进步如何影响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变动,使得比较优势理论摆脱了静态分析的纯理论性质和短期分析的局限性[1]。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应侧重生产那些本国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可能来自“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也可能来自“要素禀赋的差异”或来自先进入某个行业而获得的“递增规模收益”)的产品,这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利可图的。同时,尽管各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和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某些国家可能在所有产品生产方面都处于优势,而另一些国家在所有产品生产方面都处于劣势,但只要每个国家都选择其比较优势最大(或比较劣势最小)的产品来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在市场上进行相互交换,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能从产业分工和市场贸易中得到不断增加的收益。此外,随着技术进步和要素变动因素的引入,该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摆脱“比较优势陷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比较优势理论虽然侧重于探讨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问题,但同样适用于产业内部分工和国内区际贸易。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结合我国国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讨论。林毅夫等认为,如果经济体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便具有成本上的竞争优势,可以快速积累资本,进而逐渐降低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富裕的程度,使其能够不断从国外引进较先进的技术以促使产业结构升级[2]。在他们看来,比较优势战略就是指要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选择符合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但一些学者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长期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参与国际贸易,会强化原有比较优势,从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3]。此外,也有人认为,比较优势原理更适合在一国范围内发挥作用,当把它应用到世界范围的时候,应当是有条件、有限度的[4]。

二是国家或区域比较优势的测量。研究者通常采用由巴萨特(Balassa)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由哈盖特(P.Haggett)提出的区位熵方法对地区比较优势进行测量。刘重力等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对开放以来(1978—1998年)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考察[5];许培源等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研究福建省1996—2005年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6];人民大学区域研究所课题组运用“区位熵”方法,衡量地区比较优势[7];章昌平等利用区位熵分析临安市的比较优势,确定该市具备竞争力的行业[8]。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方面,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收缩消费需求,直接影响了我国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国内劳动力供求结构的矛盾将推动劳动力工资成本持续上涨,削弱了我国低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促使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而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我国正面临着“产业升级断档”的风险[9]。

众所周知,我国幅员辽阔,交通便利,省际间技术水平、要素禀赋结构与经济政策均存在较大差异,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流动成本较低,技术、知识外溢效果显著,进而会加快各地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过程。

在后危机时代背景下,区域间资源禀赋结构调整逐步深化,考虑到错误的政策选择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经济扭曲[10],因此对地区比较优势的准确认知是我国产业升级路径选择的重要前提。浙江作为我国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外贸依存度高,受金融危机冲击也较为严重,存在产业升级内在动力强和外部“倒逼”压力大的特点,致使产业间比较优势变动加剧。而我国的产业升级,其实质就是要改变比较优势[11]。有鉴于此,本文在动态划分产业类型的基础上,测算了近年来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较优势,并深入分析各类产业的动态演变过程,为以后进一步探讨产业调整模式奠定基础。

2 产业类型的划分

目前,人们通常按生产中对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投入程度,将产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而技术密集型与前两类都可能存在交集。由于投入要素的密集程度在产业间具有相对性,且地区间与地区内部生产力发展的动态变化,使同一产业可能被归入不同类型。研究人员曾尝试二分法、四分法、判别法和聚类法等来划分产业类型,着力于解决要素密集型产业分类标准的模糊性难点[12,13,14,15]。本文首先采用二分法,分别将全国与浙江省的产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再将其划分为技术密集型和技术缺乏型。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1)和《浙江统计年鉴》(2004—2011)中我国和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各项指标,将工业企业劳均固定资产净值与全要素生产率(TFP)两项指标作为产业类型定量判断的依据。其中:劳均固定资产净值是由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除以该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参照指标为2003—2010年每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计中劳均固定资产净值(单位:万元/人);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假设下,用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水平。谢千里的研究中,采用生产函数回归法推导出TFP分配给资本的权重ak为0.381,因规模收益不变,所以分配给劳动的权重为(1-ak)[16]。但本文对资本、劳动产出弹性的测算采用前苏联学者切尔尼科夫从理论上提出的估计方法,即:

资本产出弹性=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人均资本率的增长率);

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则:劳动产出弹性=1-资本产出弹性。

然后,通过下面的恒等式测算各年份全国与浙江省每个行业的TFP值:

lnTFPit≡akln(VA/K)it+(1-ak)ln(VA/L)it (1)

其中:t代表某个时期,i代表样本中某个行业,VA代表平减后的工业增加值,K代表平减后的固定资产,L代表从业人员人数。

由于2007年以后的统计年鉴不再公布工业增加值,本文对2003—2007年数据进行了如下回归分析:

VAit/Vit=αit+β(pit+wit+tit)/Vit+uit (2)

其中:V代表工业总产值,p代表利润总额,w代表工资总额,t代表增值税与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之和,α是常数项,β是参数项,u是残差。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缺少2003、2004、2009、2010年的“按细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2003年和2004年虽有此项指标,但对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类并未细分),而《浙江统计年鉴》中没有此项指标,因此,全国2003、2004、2009、2010年各行业的平均工资通过大行业平均工资估算获得,浙江省的工资总额w则直接采用“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对全国和浙江省而言,分别在2007年和2006年R2值最接近1。因此,在估算2008—2010年全国工业增加值时选择α=0.145474、β=0.97579,估算浙江省工业增加值时应选择α=0.067312、β=1.027146。由于自变量中包含了利润和税金,因此,估算的工业增加值能够反映经济的周期变动。

通过计算,我们得到2003—2010年全国和浙江省各行业劳均固定资产和TFP值,并以此为基础将各个行业分别归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表2中可以看到,浙江省大部分行业的产业类型与全国保持一致,不过也有少数行业在全国范围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在浙江省却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也有存在相反情况的,如饮料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与此同时,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TFP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饮料制造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在浙江被归于技术密集型,在全国范围则属于技术缺乏型,而农副食品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行业在全国范围可划分为技术密集型,在浙江却归为技术缺乏型。此外,随着时间推移,同一个行业的产业类型归属也并非一成不变。

注:K代表资本密集型产业,L代表劳动密集型产业,T代表技术密集型产业

3 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较优势测算与分析

按照上文对于产业类型的划分,本文将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法和区位熵法分别对浙江省各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国内的比较优势进行测算。

(1)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法(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简称RCA指数)。

该指数法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于1965年提出,它是衡量一国产品或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最具说服力的指标,旨在定量描述一个国家内各个产业(产品组)相对出口的表现。通过RCA指数,可以判定一国(地区)的哪些产业更具出口竞争力,从而揭示一国(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本文对RCA的各变量进行了调整,用公式表示为:

undefined

其中:Xi表示浙江省行业i的出口交货值,Xt表示浙江省各行业出口交货值合计,Xic表示全国行业i的出口交货值,Xtc表示全国各行业出口交货值合计。

当RCAi>1时,意味着浙江省i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比较优势 (文中所表述的“相对比较优势”,是指浙江省各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相对于全国各行业的比较优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RCAi愈大,其优势愈强。

当RCAi<1时,意味着浙江省i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比较优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RCAi愈小,其优势愈弱。

当RCAi=1时,意味着浙江省i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比较优势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

(2)区位熵(Quotient of Location)。

区位熵首先由哈盖特(P.Haggett)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是空间分析中用以计量所考察的多种对象相对分布的方法,同时将分析结论体现为一个相对份额指标值,即区位熵值。公式定义为:

undefined

其中: Lj表示浙江省j行业的工业增加值,Lt表示浙江省GDP或浙江省各行业工业增加值合计,Ljc表示全国j行业的工业增加值,Ltc表示全国GDP或全国各行业工业增加值合计,LQj表示浙江省j行业的区位熵。

浙江省各行业区位熵(LQj)是指浙江省j行业在全省总产出中的份额与全国j行业占整个国民经济产出份额之比。它假定各地区总产出等于总消费且产出结构与全国相同,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当地区产出结构与全国产出结构存在差异时,则地区之间存在产品贸易。

当LQj>1时,意味着浙江省j行业的供给能力能够满足本地区需求而有余,可对外地区提供产品,其比较优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LQj愈大,其比较优势愈强。

当LQj<1时,意味着浙江省j行业的供给能力不足以满足本地需求,需要从外地调入产品,其比较优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LQj愈小,其比较优势愈弱。

当LQj=1时,意味着浙江省j行业的供给能力刚好能够满足本地需求,其比较优势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

通过对2010年全国与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出口交货值、工业增加值和GDP的计算,得到分行业的RCA和LQ,如表3所示。

注:1)LQ(GDP)代表以浙江省或全国GDP为分母的区位熵,LQ(VA)代表以浙江省或全国各行业工业增加值合计为分母的区位熵;2)数据来源于《2011浙江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3)计算过程中所采用的2010年各行业工业增加值仍为本文之前的估算值

从表3可以看出:

(1)在国际上,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对比较优势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纺织业、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占出口交货值较大份额的行业优势显著;同时,资本密集型产业处于相对比较劣势。

(2)在国内,浙江省劳动密集型产业LQ(VA)为1.06,具有比较优势,纺织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行业比较优势显著。而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资本密集型产业LQ(VA)为0.88,技术密集型产业LQ(VA)为0.87。

(3)2010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CA、LQ(VA)、LQ(GDP)三者比较显示(如图2),LQ(VA)明显高于LQ(GDP),前者平均约为后者的1.28倍,表明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发展滞后于浙江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原因有两点:一是金融危机下,国际市场需求减弱,我国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加大了开发中西部地区的力度,变相削弱了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全国同类企业中的比重;二是由于浙江省大量存在的中小微企业对GDP的贡献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RCA与LQ(VA)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约为0.77。

(4)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制造业的RCA=1,LQ(VA)>1,表示其在国际上相对比较优势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而在国内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采矿业的RCA和LQ的值都非常小,几可忽略不计,显示浙江矿产资源的极端匮乏;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但在国际上处于相对比较劣势,这主要是受地缘位置限制和水质的影响。

与此同时,本文也对浙江省各类型产业的区位熵进行了跨年度测算(如图2),发现浙江省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仍具有比较优势,但这优势却在逐渐减弱,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却在持续增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同时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但在2010年出现了转折,而这正是浙江省发布《关于浙江十一大产业转型升级规划编制情况的报告》的第二年。由此可见,浙江省产业升级规划的实行在短期内显著推动了全省整体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4 结语

目前,浙江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但在国内市场竞争力不足。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持续下降,资本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经过前期大幅下降后有反转上升的迹象。

2010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中,约85%由私营企业、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完成,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仅完成2.5%,其他类约占12.5%;而国内市场份额,浙江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16%,私营企业、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约占66%,其他类约占18%(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局《2011浙江统计年鉴》)。鉴于浙江省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国内市场比较优势具有较大差异的现状,可以看出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和其他类所有制企业,而这一类企业关注的焦点仍是国际市场。

然而,欧美需求的收缩已是中期趋势,同时我国正处于需求结构调整变化的重大时期,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必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浙江省如继续以出口为导向配置资源,脱离经济发展主干道的风险有增加的可能性。同时,浙江省技术密集型产业竞争力持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力资本增速相对减缓;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弱化,则是由于浙江省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这一类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美日企业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 篇9

企业的发展思想

在以个人主义作为主导思想的美国, 自由、竞争、平等的观念深入到社会各个方面, 在经济发展思想上更是如此。美国社会强调个体权利的合法保护, 这不仅体现在美国对私有制和政治权利的维护上, 也体现在个体的其他权利上, 如自由发展、平等竞争的权利等。这种个体不仅包括自然人, 也包括企业组织以及其他的团体或者组织。因此, 在美国企业的发展上, 这种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自由、平等、竞争的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被美国社会各界所认同, 政府对经济的发展的态度是自由放任的不干涉思想, 在这种经济模式中, 企业是独立的生产经营者, 其经营活动只要在法律的范围内, 政府是无权直接过问和干涉的。政府对经济主要起着服务的角色, 其主要职责是通过制定一些法律、政策来适当干预和规范市场行为, 尽量避免垄断对自由和平等竞争的破坏, 使弱小企业参与竞争的权利得到保护。追求自由发展的思想不仅体现在企业的发展上, 而且也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 如企业的员工管理。在美国, 对员工而言, 企业是其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载体, 通过自由竞争实现自我价值是员工为企业工作的目的, 员工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工作对象, 而企业则是利用员工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为企业创造价值, 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自由雇佣员工。

日本是一个讲求忠诚的国家, 实施的是集团主义管理思想。首先国家是一个大的集团, 这个集团是由各类组织或者个人组成, 包括企业、个人等。所有这些组织和个人必须对国家要忠诚, 满足国家这个大集团的需要。因此, 在日本, 国家和企业之间不像美国那样是完全自由放任的, 而是有着一定意义的上下层级关系。因此, 在日本企业的发展思想上, 企业的财产虽然属于私有, 企业完全可以自主的进行一切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然而, 在重大战略发展上, 企业需要接受政府的指导和调控。如早期的日本家族企业和政府之间存在着政商一体关系。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都愿意同政府的行政行为相结合, 表现出“御用商人”的性质。后期日本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这种政商一体化的关系在战后虽然弱化了, 但是在政府与企业间仍然存在着松散的结合, 在特定时期, 企业仍愿意主动接受政府的指导, 执行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尤其是在战时经济体制下, 企业的经营活动能被有机地纳入到一体化的统制经济中, 并与政府的行政管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样, 作为“下级”集团的日本企业也非常强调忠诚意识, 采取的也是集团主义管理思想, 采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制度, 把企业员工和企业紧密的集合在一起, 为整个企业的发展而奋斗。

企业的融资方式

美国大企业的融资以直接融资为主, 主要依赖于证券市场, 而非银行。美国对银行的业务有一个较为严格的限定范围, 并在1933年出台法律规定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必须分离, 禁止商业银行持有公司的股票, 并且规定银行只能经营短期贷款。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长期资本不能通过银行中介间接融资, 因此, 在美国, 企业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间接融资的比例相对较小, 企业与银行的关系不密切。而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规模最大的证券市场, 美国证券市场功能齐全、制度完善、结构合理, 具有很强的创新性, 这为美国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直接获取资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这两种直接融资方式中, 美国企业又以债券融资为主, 以股票融资为辅, 当企业需要资金时, 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在证券市场发行债券来获取企业发展的各种长期资金, 而靠发行股票来融资的比例相对较小。如在美国企业的融资结构中, 股票占公司筹资总额的30%, 企业债券占70%。

与美国决然不同, 日本企业的融资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 直接融资为辅;二是主银行制。日本的股市不很发达, 公司筹措资金的主要靠银行贷款, 这就使股份资本在资本总额中的比例下降, 企业自有资本率较低, 上世纪50年代为18%, 上世纪80年代为15.6%, 企业所需要的大量资金都是通过银行贷款筹集。另外, 在日本, 所有大企业都有自己的主要贷款银行, 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一般比较固定, 一旦结成很少变动, 这就是日本的主银行制。企业的贷款人可以是众多的银行, 但是主银行只有一家, 主银行不仅是公司的股东, 而且还是主要的贷款者, 一般把在某企业接受贷款中居第一位的银行称为该企业的主银行, 主银行除了为企业提供长期资金外, 还负责企业的短期贷款和账户管理, 当企业遇到危机时主银行必须采取救助措施。主银行制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选定一家银行作为自己主要往来的银行, 在其中开立基本账户, 并主要从这家银行取得贷款;二是银行持有企业的股份, 参与企业的财务管理;三是若干家以同一家银行为主银行的企业, 常常以该银行为中心, 成立企业集团。集团内企业不仅可以从主银行获得贷款, 还可以在主银行的协助下, 从其他机构获得融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和主银行制的日本企业融资方式, 把日本企业和银行极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使银行不仅成了企业融资的主体, 而且还成为企业事实上的监管者。

企业的股权结构

美国企业的股权结构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企业的持股以个人持股为主, 法人持股居次要地位, 股权具有高度分散性和流动性;二是机构投资者是美国公司的最大股东。美国的大公司基本都是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 以个人持股为主, 法人持股份额相对较小, 股权极为分散, 在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下, 当股东对公司的经营不满时, 就会“用脚投票”。因此, 美国股东一般不长期持有一种股票, 股票交易十分频繁, 股权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从股权结构来看, 美国公司最大的股东不是银行、不是企业等法人组织, 而是机构投资者, 如养老基金、人寿保险、捐赠工艺基金、投资信托公司、互助基金等基金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机构投资者拥有全美大中型企业40%的普通股和40%的中长期债权。而到目前, 机构投资者已拥有美国全部大公司50%以上的股权, 持股率在美国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居第一位, 相应地, 个人持股率由第一位降至第二位 (见下表) 。

与美国公司的分散的个人持股和机构持股不同, 日本公司的股权结构的显著特征是法人持股和交叉持股。在日本, 公司股票中个人持股比例很小, 绝大多数股票都被法人持有。如日本的松下电器公司, 在上世纪70年代, 松下家族持股仅占不到4%的股权, 到90年代, 更是降到3%以下, 其前十大股东全是法人股东。在日本, 企业的法人持股率高而且仍在上升, 二战前为30%左右, 二战后到现在升到70%左右。日本公司制企业的法人股东大部分是金融机构和公司, 日本六大垄断公司的股东中, 金融机构约占73%。而且, 在日本公司中, 金融结构和企业等法人股东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相互交叉持股的关系, 表现为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交叉持股, 企业集团内法人之间交叉持股, 金融结构之间交叉持股, 这种交叉持股关系把企业、银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形成一个个以银行为中心的企业集团, 对于集团内的一些公司来说, 很难分清企业到底是属于谁的。

企业的权力配置和监控

美国公司大多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企业治理模式, 所有者作为股东虽不直接参与经营活动, 但对经营活动却有绝对的支配权, 而经营者受雇于所有者并受其委托管理企业的各种经营活动。然而, 由于美国的公司股票高度分散, 而且流动性强, 这导致企业的股权结构很不稳定, 个人股东影响力小。机构持股比率虽然相对较大, 但是也较为分散, 而且机构只是为了投资收益, 对企业的经营不感兴趣, 对公司的经营也基本不能产生什么影响。因此在美国, 股东很难对企业形成直接而有效的控制, 美国的股东大会作用不强, 在企业里实际存在着高层经理控制的较为普遍的“内部人控制”或者经理人控制的局面。

但是, 美国企业的经理人并非完全不受控制, 由于分散的小股东难以承担昂贵的监督成本, 当股东对公司的经营不满时, 就会“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权利。美国的资本市场非常发达, 股东通过在股票市场上买卖股票的方式来评价经营者的绩效, 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 由此形成了美国以资本市场间接监管为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由于美国经理人市场也非常发达, 经营业绩的好坏直接会影响到经理人自身的市场价值, 因此, “用脚投票”这一方式可以较为有效的抑制企业内部监控效率低下的缺点。因此, 美国属于外部监控型的公司治理模式。另外, 在美国, 通过会计、外部独立审计、内部监督制度和信息披露的四位一体, 保证企业运作的高度透明, 也提供一个有效发现经营者滥用权力的外部监管环境。

和美国不同的是, 日本企业多实行所有和支配相分离的企业治理模式。日本股市不很发达, 公司筹措资金主要靠银行贷款, 这就使股份资本在资本总额中的比例下降, 股东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下降。法人股东中许多是企业间相互持股, 这样的交叉又使企业之间的影响因相互依托而抵消, 无法干预彼此企业的经营, 个人股东更少, 当然也更无法干预企业经营。由于日本大企业股权极度分散化, 基本上不存在“一股独大”的问题, 这就决定了日本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突出特点:最终所有者的控制被削弱, 形成经营者集团控制企业的局面, 从而实现企业的自主经营。所以, 日本公司制企业的决策权、支配权归经营者所掌握, 所有者被架空, 经营者行使决议权。在终身雇佣制、忠诚思想和集团主义思想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 企业成为一种经营共同体, 包括经营者、从业人员在内的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具有一种比较强烈而又相对封闭的集团意识, 经营者则成为虚拟共同体的代表, 自然就形成了经营者的统治地位。因此, 日本属于内部监控的企业治理模式。在这种企业模式中, 企业财产带有广义的社会性, 企业成员容易把企业视为命运共同体, 共同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因此, 在众多日本人的意识中, 普遍认为企业并不属于股东, 而是属于包括经理人员在内的企业全体员工。

企业与员工的关系

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 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也是市场化的, 员工把企业作为实现自身价值和自身目标的载体, 而企业把员工也作为实现企业利益的工具。二者能否很好的、长久的结合在一起完全视双方的利益和目标能否得到很好的实现。因此, 在美国企业与员工之间实行的是雇佣自由、快速升迁的雇佣关系。在美国, 存在着非常成熟的劳动力市场,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雇佣或者解雇员工, 而员工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频频更换工作, 为了能更好的体现自身价值, 如获取晋升或者提高工资, 雇员甚至高级雇员都会一次次的从一个企业投奔到另一个企业, 甚至负责协调企业全面工作的副总经理们也经常更换。由于多数人把能否获取快速晋升作为评价自身价值是否得到实现的一种标准, 一旦达不到目的便会辞职而另奔他处, 这就迫使公司必须采取迅速评价和晋升的办法。只有迅速识别人才, 突破年龄或工作资历的框框, 破格启用年轻且有抱负和有才干的人, 才能保持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因此, 美国企业在职位升迁方面, 实施的是快速评价和快速升职的政策。企业中所有雇员不论资历和年龄, 都依靠个人能力获取升迁的机会, 只要能力足够, 就能获得快速升迁的可能。同时, 由于劳动力的高度流动性, 美国企业员工不能依靠其目前的雇主来解决终身的就业问题, 只有维持高水平的专业技能, 才能适应其他任何公司的需要, 因此, 所有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的人, 都会在工作中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和美国企业员工高流动性完全相反, 日本企业中广泛实行终身雇佣制, 没有发达的劳动力市场, 员工往往一旦进入企业, 就终身为其工作。在实行终身雇佣制的日本, 企业绝不轻易解雇员工, 员工跳槽也是不被社会认可的。因此, 员工一旦进厂, 终身为家, 对企业的忠诚度高, 流动性低。和美国企业的快速晋升不同, 日本企业中员工职务晋升缓慢, 存在严重的论资排辈问题。为了鼓励员工与企业的长久雇佣关系, 日本企业一般都实行年功序列制, 将员工的工资待遇和职务晋升等与工龄相挂钩, 工作年限越长, 职位越高、薪金就多。另外, 和美国企业注重个人能力的发挥不同, 日本企业非常注重团队思想和团队意识。团队思想强调企业要在明确而统一的目标下, 既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才干, 更要重视整个企业或企业内各部门、车间、班组的整体的作用, 从而产生出比发挥个人才干所能得到的更大的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 在团队意识中, 个人能力的发挥是次要的, 集团的整体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摘要：美国和日本虽然都取得了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 但是二者在企业发展思想、融资和股权结构、企业权力的配置与监控、企业与员工的关系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别。如以自由、平等、竞争作为企业发展思想的美国主要以间接融资为主, 以个人持股和机构持股为主, 属于经理人控制的外部监控型的企业治理模式, 而以忠诚和集团主义思想为主的日本, 则是以银行直接融资为主, 企业的持股结构表现为法人持股和交叉持股, 属于所有与支配相分离的内部监控的企业治理模式。

关键词：融资方式,股权结构,权力配置

参考文献

[1] .胡健生.美国和日本两国企业管理的比较[J].国外社会科学情况, 1999 (9) :19-22.

[2] .刘建军.美国、日本和德国企业制度比较及其经验借鉴[J].生产力研究, 2009 (24) 104-106.

[3] .张余华.家族企业发展进程及治理模式研究[M].武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4] .马金平.权力之殇——民营企业公司治理[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1.

中小企业发展比较研究 篇10

(一) 湖南中小企业发展是湖南经济在中部崛起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 湖南省中小企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 不仅成为本地区市场化改革的重大突破口, 也日益成为推动中部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如2000年, 湖南省工业中小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数的99.93%, 职工人数占全部工业企业职工人数的86.45%, 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95.91%, 工业增加值占全部的77.14%, 上交税金占全部的68.59%, 资产总额占全部的63.59%。中小企业在湖南省经济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占据着本地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是湖南经济在中部崛起的主要载体。

(二) 湖南中小企业发展是解决制约湖南经济在中部崛起因素的现实选择

1. 三农问题。

湖南是农业大省, 农村人口占65%,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迟缓;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 2003年, 湖南省农业商品化率仅为62%, 而江西在1998年就达到了65.7%, 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只有0.7∶1.0, 低于全国0.8∶1.0的水平;同时农民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依然存在, 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仍需进一步加强。这些三农问题的存在制约了湖南经济的发展。

2. 工业化问题。

一般来说, 工业化是中部崛起的核心, 工业化应是湖南经济发展的基础, 但对湖南工业化来说, 目前, 基本上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 湖南中小企业在工业化中的困境主要体现在: (1) 产业集群尚未形成, 企业规模不大; (2) 产品档次不高, 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和产品比重低; (3) 市场地位不高, 竞争能力不强。而这些问题的解决, 都有赖于湖南中小企业的发展。

3. 城市化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 新世纪的中国面临三大挑战, 城市化进程居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也说过, 城市化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按照全国城市化发展的平均水平来比较, 湖南城市化发展水平仍然偏低, 如2006年全国城市化率达到43.9%, 湖南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2个百分点, 居全国第20位。在中部六省中低于湖北 (43.8%) 、山西 (43.01%) , 位居第3位。由于城市化水平较低, 区域性中心城市规模偏小, 其对周边城乡的示范带动效应不明显, 辐射周边城乡的带动能力受到较大制约,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 需要湖南中小企业的发展。

4. 市场化问题。

2004年《中国各省区市场化程度最新报告》对全国各省市场化程度总体进行了排序, 前10位全部都是东部沿海地区, 中部六省中安徽名列第14位, 而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山西分列16、17、18、19和22位, 由此不难看出湖南市场化水平在全国居中下水平。中小企业在优化市场结构、提升市场化程度等方面, 作用明显, 它的发展, 一方面能使市场主体多元化, 市场结构优化, 市场活力增大, 另一方面, 它可以协作大企业进行生产活动, 可以实现大企业、中小企业之间联动发展, 既丰富了市场主体又增强了市场内部的有机性, 使得中部市场化的程度和质量都得到提高。

二、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南中小企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分析

湖南中小企业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点多面广, 散落在三湘大地, 湖南统计信息网显示:目前湖南五大产业除农业外, 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批零贸易餐饮业四大产业中, 大型企业不到200家, 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9%以上。2007年, 湖南省中小企业产生的经济增加值为5 018.55亿元, 比上年增加947.67亿元, 是2000年的2.5倍。2007年, 全省中小企业产生的经济增加值增速创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达到18.4%, 比全省GDP增速快3.9个百分点, 比上年加快3.2个百分点。其中,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22.5%和17.8%, 同比加快4.6个和2.5个百分点。同时, 据相关资料测算, 湖南非农经济产业从业人员数为1 400多万人, 湖南中小企业就业人员数占95%, 吸纳了绝大部分劳动力的增量和存量转移, 缓解了就业压力, 可见中小企业在湖南省经济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是湖南经济在中部崛起的主要载体。

1.独特的区位优势是湖南中小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湖南是中部省份之一, 处于中部腹地, 北枕长江, 南临粤港, 东接沿海, 又是西进门户, 能够起到“承东接西、联结南北”的作用, 湖南境内有岳阳长江城陵矶通江达海的码头, 还有河运集装箱最大的湘江霞凝港码头;京广、湘黔、浙赣、湘桂、枝柳、石长等6条铁路干线, 铁路网贯穿东西南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突破1 000公里, 联结11个市;国际、国内机场各有2个, 湖南位于铁路、公路交通大动脉的交汇处, 水运居中部第一, 铁路居中部第三, 公路里程列全国第五, 中部第二, 机场总数和开通航线在中部排第二, 水、陆、空交通优势明显突出, 逐渐成为东西部经济合作的重要桥梁与枢纽, 区位优势十分明显。著名的经济学家萧灼基就直言不讳的指出, 湖南地处中国腹地, 是两大经济地域的连接带, 具有承东启西、贯通南北、辐射周边的重要中枢功能, 这种优势是全方位的优势, 与东部比, 湖南许多潜力尚未发掘, 具有后发优势, 相对西部地区, 湖南交通运输便利, 整体环境较好。

2.资源优势是湖南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基础。在资源上, 湖南素有“鱼米之乡”、“有色金属之乡”、“非金属矿产之乡”等美誉, 同时拥有着丰富且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土地资源。湖南山青水秀, 森林覆盖率达53.67%, 居中部第一, 是我国重要的林区和木材基地;水利、旅游和生态资源也具有特色;在世界已知160多种矿产中, 已发现141种, 储量全国前5位的有41种, 多种有色金属和非金属储量居全国之首。

3.人文优势是湖南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撑力量。中部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地, 也是中国人口数量较多和素质较高的地区。特别是湖南具有很强的人文优势, 在高等教育产业领域, 湖南普通高校数、在校大学生人数和研究生人数均列中部第二位, 一直以来, “先忧后乐”的人文情怀让湖南人在前行的过程中, 添了几分沉重, 但“湖湘文化”所具有的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特点, 在湖南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功不可没, 湖南人才、科技教育资源方面的优势, 为湖南中小企业发展的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三、中部崛起背景下促进湖南中小企业比较优势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1.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一是营造公平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政府部门应认真清理各种有关中小企业发展的行政法规和政策规定, 制定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要取消地方保护主义措施, 创造有利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减轻中小企业的收费负担。禁止一切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收费, 禁止各种摊派行为;对非行政事业性的收费, 要加强引导, 加强监督, 进行监控;三是及时妥善处理好工农矛盾。政府在外理工农矛盾时要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 依法调解, 及时化解纠纷, 决不能以加重企业的经济负担为代价来缓解一时的纠纷, 而给企业的工农矛盾留下更大的后患。

2.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府部门应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提高认识, 应把中小企业发展作为加速推进湖南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工作来抓。同时根据《中小企业促进法》规定, 加强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管理职能, 加强对各地市中小企业的规划、指导、监督、协调、服务, 研究各地市中小企业, 在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制定中小企业发展政策, 统一颁布有关信息资料,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加大政策性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建设力度, 切实缓解中小企业

3.发展地区优势, 培养特色产业。特色就是优势, 专长就是市场竞争力。特色经济和产业差异性是中小企业的生命力所在, 发展特色经济是实现地区资源优势向市场竞争优势、经济发展优势转化的重要途径。随着市场分工日益细化, 特色经济的优势也将日趋明显, 其结果就是形成自身优势突出的特色产业带。在湖南中小企业的发展中, 要避免各中小企业“各自为战, 自成一系”、片面追求“小而全”, 产业结构严重趋同的现象, 而应充分利用其以特色创品牌、构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湖南中小企业的发展要结合地域资源特色和历史人文优势, “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 以“拳头”产品的培育为突破口, 用特色来谋求发展, 突出重点产

4.加快工业园区建设, 实现企业集群发展。结合我省中小企业的实际, 按以下几种模式来选择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发展, 一是以特色产业为依托, 形成各平行、互补企业共同发展的特色产业群。二是大力发展与大工业配套协作型企业集群, 以大工业为龙头, 带动配套中小企业的发展。三是依托名牌产品集群, 使中小企业能有精力和能力的、在某一产品上下大功夫, 做到“小而专、小而精、小而优”。

5.重视人才培养, 促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第一, 各级政府要制定招贤纳才的人才优惠政策, 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利的智力保障。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类人才, 建立各种层次的智囊团, 通过各种渠道, 采取多种方式, 与国内外经济界、企业界、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广泛的联系, 为中小企业发展服务。第二, 针对目前有些地市工业企业高级技术工人, 熟练工人严重短缺的现状, 要以地方政府牵头, 充分利用国家有关对外出务工人员岗前培训的政策, 从城乡闲置人员中针对性地选择一批有一定文化程度且家庭经济困难的青壮年, 针对性的进行培训, 充实中小企业, 以缓解企业人才短缺的压力。第三, 中小企业要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 要鼓励企业大力吸纳和引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摘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任务;湖南中小企业作为湖南经济在中部崛起的动力和解决湖南经济在中部崛起制约因素的重要举措, 在中部崛起背景下加快湖南中小企业发展的意义重大, 对湖南省中小企业在中部崛起背景下发展的比较优势进行了系统分析, 并提出了促进湖南中小企业比较优势发展的对策性建议。

关键词：中部崛起,中小企业,比较优势,湖南

参考文献

[1]陈晓红, 彭佳, 等.基于突变级数法的中小企业成长性评价模型研究[J].企业经济与管理, 2005, (1) .

[2]张永康.创立湘西“三带”理论, 发展湘西特色经济[J].湘西财经, 2004, (4) .

[3]林汉川, 周晖.试论我国中小企业的行业结构与行业定位[J].改革, 2003, (4) .

[4]陈乃醒.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4, (12) .

中小企业发展比较研究 篇11

[关键词]《读者文摘》 《读者》 大众类文摘期刊

美国《读者文摘》曾被《华尔街日报》誉为“自圣经以来最成功的出版物”。这份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文摘类杂志，作为美国最老牌的杂志之一，曾是大萧条时期美国人最为珍贵的精神食粮和心灵鸡汤。迄今为止，它在60多个国家以21种文字出版了50个版本，全球读者约8000万，仍然高居美国期刊排名的第一。然而随着忠诚的老读者不断故去，新的年轻读者又被新媒体大量分流，《读者文摘》近年来一直表现不佳，2009年的发行期数从12期减少到10期，保底发行量也从800万份减少到550万份，2009年8月，这份拥有全球最大销量的杂志在美国正式申请破产保护。2012年10月，美国《读者文摘》总编辑利兹·瓦卡雷洛表示，该杂志已经展开了一场“数字转型”，到2012年12月，其数字版销量有望超越印刷版。恢复了少许元气的《读者文摘》再度成为关注焦点。事实上，《读者文摘》已经成为世界杂志出版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它的兴衰史，对我们思考中国文摘期刊的困境和出路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作为当今中国期刊“龙头老大”的《读者》创刊于1981年，是甘肃人民出版社主办的一份综合类文摘杂志。从创刊时月发行量3万册，到2005年4月份月发行量已达910万册，居中国第一，世界综合类期刊第四位。《读者》在海内外亿万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

一、《读者文摘》與《读者》的比较

1. 自身定位

美国《读者文摘》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的读者对象，因而其笔法显得更为中性。从华莱士创办第一期《读者文摘》开始，“知性”就根深蒂固地影响了其编辑模式。适用性、持久性和建设性这三个古老的原则时至今日依然散发着永恒的魅力，使得读者在阅读中受益匪浅。《读者文摘》的编辑选择文章定位于中产阶级，从《读者文摘》的整体风格来看，它更注重其在现实中的运用，更接近生活的本质和真谛。

《读者》则是一本定位于公民和大众的杂志，力求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提倡轻松阅读、快乐阅读。作为文摘类杂志，《读者》所刊登的文章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但无论是曲折感人的故事，优美隽永的散文，还是意境深远的诗歌、犀利风趣的评论，甚至是知识介绍性文章、漫画与幽默，其选择都力图以人文主义为标尺，以独特的人文色彩、深刻的人性关怀温暖读者的心。正如曾任《读者》主编的彭长城所说：“我们用持久的，人性的东西打败了时尚的、热点的东西。”

2. 编辑模式

美国《读者文摘》的编辑方针是“每月从一流杂志选出文章加以精简，务使文意紧凑，以保持永久可读性”。“浓缩”是其重要的编辑原则。为了确保稿源充足，读者文摘出版公司与美国35家杂志签署了独家转载协议，几乎涵盖所有美国名牌杂志。《读者文摘》编辑选择稿件时，遵循著名的“编辑三问”： 第一， 它是否值得读者思考和讨论？第二，它是否能引起大多数人关注？第三，它是否历经时间淘洗仍有阅读价值？

除了编辑的创造性，《读者文摘》还以其原创作品而闻名。20世纪30年代，《读者文摘》开始引进原创作品。最初的尝试是，《读者文摘》的作者或编辑写成的文章，先在其他杂志首发，再由《读者文摘》转载，作者的稿费和其他必需费用都由《读者文摘》承担，即所谓的“预刊”。到20世纪70年代，原创作品和预刊文章的比例达到80%，甚至取消了那些具有“文摘”风格的预刊文章，还其原创的本来面目。

有了原创文章，文摘杂志才能发出独立的声音。《读者文摘》通过两种方式来发出自己的独立声音：一种是“协议式原创”，《读者文摘》杂志向某位作者约稿，先把这篇文章发到一份发行量只有几千份甚至几百份的报刊上，然后《读者文摘》杂志再转载此文。与此同时，《读者文摘》杂志分别与作者、首发文章的合作报刊签订协议，通过严密的协议确保《读者文摘》杂志成为第一份发表此文的媒体；另一种是“专题式策划”，对于某一极具价值的事件或问题，《读者文摘》杂志把关于这个事件或问题的不同报道作为素材，整合成深度文章。

《读者》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步增加每期的原创稿，并创立了自己的原创版，但与《读者文摘》相比，原创作品数量尚少，质量也不是很理想。对于文摘杂志来说，原创作品必须是转载作品所不可替代的精品，引进才有意义。《读者》的原创文章确实都是佳作，但绝大多数仍是关于人生情感故事的散文，体裁单一、内容单薄，和其他转载作品没有本质区别，很容易被代替，读者也感觉不到它们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读者》（原创版）与《读者》相比，偏重于作家对社会、对生活的感悟、体验，故事性比较强，文学色彩浓厚。读者定位以年轻人为主，可能会吸引一些写作爱好者，读者面相对较窄。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绝大多数文摘期刊仍停留在原始初级的“原文转载”、“部分摘录”阶段。这种缺乏创造力的内容制作和编辑模式，使文摘期刊面临着一个“山重水复”的困境。从美国《读者文摘》的编辑模式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第一，引进原创作品，确保内容的独家性。个性是期刊的生命力所在。长期以来，原创刊物在萎缩，文摘刊物却在增加，需求越来越大而资源越来越少，导致大家对同样的出版资源进行拼抢。辗转摘抄，“一窝蜂”，内容“撞车”现象越来越严重。文摘类杂志的同质化倾向已成为突出问题，而引进原创作品是应对同质化的一个有力举措。

第二，增强策划意识，提高文摘的鲜活度。要提高编辑的策划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比如，结合具有时效性的社会热点话题，主动地、有意识地采集信息，提炼主题，编选文章，融合多种资料，甚至进行原创。同时，编辑要有敏锐的时尚感知力，善于包装新信息。美国《读者文摘》副总裁、全球主编佩姬·诺思罗普说：“当我们用google对一个问题进行搜索，可以得到上千条信息。而消费者真正需要的是，有人带着他们穿越问题看到本质，给予他们洞察力，给他们简单的易懂的信息。我认为，杂志在新信息的包装方面是最好的。”

nlc202309010546

第三，培养编辑团队，增强自身竞争力。“杂志是主编的影子”，编辑素养决定了杂志的水准和兴衰。美国《读者文摘》的编辑力量曾多达200多人，其特约编辑和作者中不乏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的加盟使杂志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我们应该意识到，想要办好一本文摘期刊，使其在同类期刊中有竞争力，仅靠几位编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培养社内编辑人员，还应考虑联系和建立社外作者队伍，培养各个领域、各种专长的荐稿人、特约编辑、签约作者等。

3. 品牌打造

立足于强大的品牌价值，《读者文摘》进行了有效的品牌延伸和多种经营。除了英语原版，《读者文摘》在美国出版了包括西班牙语版、大字体版、盲文版和录音版在内的多种版本。另外，《读者文摘》还推出了公司网站和各杂志网站等，不仅提供数字版本让读者下载阅读，通过电子邮件和互联网推销杂志，与读者在线交流并提供服务，还延伸到音频、图片、文本、视频领域，也包括用互動讨论加强读者参与度。读者文摘集团在20世纪末，扭转了一个杂志包打天下的单一经营模式，开始逐步扩大自己的阵营，并收购了雷曼杂志出版集团。除了《读者文摘》，还出版有27本杂志，其中7本杂志的发行量超过100万份，内容涉及食物、家居和语言、学习、旅游和健康等。读者文摘集团充分利用《读者文摘》庞大的读者数据库和杂志内容资源，开发出多种符合品牌形象、编辑理念和市场认知的特殊兴趣出版物。

《读者》初步形成品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为品牌成长期，21世纪以来为品牌升值期。在《读者》品牌形成、成长、升值的各个阶段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内容的高品位、高质量，在这方面，《读者》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并由此大大提升了品牌的美誉度和用户忠诚度；二是由巨大的市场份额所产生的广泛知名度，《读者》的月发行量一直占据全国首位，在世界综合性期刊中也仅排在美国《读者文摘》《国家地理》《时代周刊》之后，列居第四位。

与《读者文摘》相对应的是，《读者》利用自己的品牌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建立了一系列的子刊群，其中包括：《读者》（乡土人文版）、《读者欣赏》、《读者》（原创版）、《读者》（海外版）以及《读者》系列丛书。此外，还有《读者》（大字版）、《读者》（维文版）、《读者》（繁体字版）等适应不同类型读者需求的版本，充分体现出杂志对市场变化与需求的敏锐嗅觉，对市场细分的把握。而《读者人文读本》又是专门为学生量身定做的，被誉为“中学生的心灵鸡汤”。在基础教育越来越注重学生的人文思想和素质的今天，将文学性和人文性完美统一的《读者人文读本》可以说是急教育之急，想教育所想，成为最受中学师生欢迎的课外读本之一也就理所当然了。所有的这些子刊都与原有的品牌很好地连接在一起。她们虽然有着各自的定位、不同的读者群，但都秉承着《读者》的人文个性与风格，互为补充。《读者》这种人文关怀的精神不仅影响了旗下的诸多版本，并且延伸开去，成就了“读者出版集团”的强势品牌。

二、“《读者文摘》寻求破产保护”带来的启示

1. 坚持内容创新，不断培养新读者

《读者文摘》此前申请破产保护，导火线是金融风暴压力下广告量的减少，实质原因则是一味地沿袭传统办刊方向，读者流失严重，使它难以应对互联网出现所产生的挑战。据统计，《读者文摘》的中坚订户主打年龄层在52岁，超过广告客户青睐的18至49岁，导致广告收入下跌，让这本杂志陷入经营困难。在今天这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时代，审美观念在变、语言环境在变、阅读习惯在变、期刊市场在变……因此，期刊也必须随之不断改变。在很多人眼中，《读者文摘》是“用持久的、人性的东西打败了时尚的、热点的东西”，然而，温情脉脉的回忆终究无法抵挡阅读习惯改变的大势。

为了让杂志变得更年轻、更活跃，《读者文摘》曾尝试着根据青年人的口味来设计杂志的内容和形态，但原来的读者已经老化，而新的读者又没有及时培养起来，一些尝试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正是看到《读者文摘》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读者》一方面提出“与读者一起成长”这一口号，以贴近的内容和贴心的服务稳固老读者；另一方面，提出“伴随着《读者》成长的孩子是不会变坏的”和“高考的风向标”这两个口号，通过全新的内容打造和精心的内容选择培养新的读者群。此外，为吸引年轻的读者，《读者》还开辟了新的发行渠道，比如，积极开展《读者》进高校活动。

2.重视培育新媒体，加快数字转型步伐

新兴媒体的迅速崛起也是造成《读者文摘》衰落的必然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文摘类期刊摘选其他媒体文章，其实是一种“信息整合”，作用是帮助读者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选取更为有价值的阅读内容，但是网络媒体和电子阅读兴起以后，网上信息不仅更为丰富、更新更快，其信息整合能力也更加强大。读者想阅读某类作品，完全可以通过专门频道或搜索引擎自由地读取，还能够在阅读中感受互动性。这是文摘类杂志所无法企及的。在此情况下，传统期刊要想满足读者的需求，进而赢得市场，就必须培育新媒体，加快数字化探索步伐。

美国《读者文摘》总编辑利兹·瓦卡雷洛不久前宣称，该公司正在努力创建自己的“全球在线品牌”，为新用户和已有用户提供强烈吸引力的在线体验。《读者文摘》目前是亚马逊Kindle Store中第二畅销的杂志；苹果也向其透露，该杂志也是同类产品中收入最高的应用。《读者文摘》在社交媒体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已经在脸谱（Facebook）上吸引了115万次Like按钮点击量。瓦卡雷洛让每一名全职员工都同时供职于数字版和印刷版，还对数字版的内容进行了调整，以便充分发挥平板电脑的优势。《读者文摘》的书评和节选得到了很多平板电脑读者的好评。

令人欣慰的是，国内期刊也开始积极向“新媒体”转身，制订适合各自发展的新媒体战略，加快了媒介融合的步伐。一些期刊与广播、电视、移动媒体等相结合，丰富和提升读者的体验。《读者》杂志的网站设立了各具特色的栏目，不但有《读者》系列刊物和系列丛书的内容及信息，还有满足不同读者口味和需求的频道。读者出版集团于2010年成立了数字出版中心，全面启动数字出版工程，2012年7月还推出了名为“悦读”的平板电脑，使用最新的安卓操作系统。与一般平板电脑相区别的是，这款平板内置了《读者》杂志30年期刊的电子版本。《读者》还要推出自己的手机。这些数字化新品将利用《读者》杂志的“云图书馆”项目，不管使用者身处全球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进入“云图书馆”下载由《读者》杂志提供的数字出版内容。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对于传统文摘期刊来说，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正应了这句话。新媒体既是一种严峻的挑战，也是做大做强的有力武器。一切皆在于文摘期刊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选择自己的道路，把握自己的未来。

[1]叶新.《读者文摘》的品牌拓展之路[J].传媒，2007（1）：49-50.

[2]董妍.25年《读者》中国期刊第一品牌[J].国际广告，2006（10）：20-21.

[3]周琴.从《读者》看文摘类期刊的风格困境[J].传媒观察，2006（4）：24-25.

[4]杨润秋.从美国《读者文摘》看中国文摘期刊的出路[J].编辑学刊，2007（5）：53-56.

[5]赵晨.《读者文摘》破产传统与新兴媒体的博弈[N].经济导报，2009（33）：43-44.

[6]林伶，郁金香.耄耋之年，期待涅槃——《读者文摘》将有新动作[J].出版参考，2007（11）：38.

中小企业发展比较研究 篇12

企业作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主体和现代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组织和制度形式, 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西方企业理论发展到现在可谓学派众多, 异常丰富, 主要是因为企业本身是一个多面的实体, 从不同角度观察常常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各理论学派对企业的多种不同定义往往取决于研究者的兴趣集中在企业性质的哪一方面。企业边界与企业的性质有关, 是企业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企业边界理论自科斯以来不断发展, 新经济时代新型经济组织层出不穷的条件下, 现实已对企业边界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必须对企业边界研究进行新的理论认识和理论反思。

1 企业理论的几大流派

企业理论按照观点的不同可以细分出十多个理论流派。作者认为, 虽然不同企业理论的观点不一致, 但一些理论的出发点和观察企业的视角却是相同或接近的, 本文以此来划分企业理论的流派, 以便后面更清楚地梳理不同企业边界理论之间的历史与逻辑联系。

1.1 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观点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价格机制和市场均衡, 由于没有深入到企业内部, 一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并没真正的企业理论, 作者将其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观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运用边际分析方法, 在完全理性和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条件下进行企业经济行为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当作一个生产函数, 企业内部的运行被视为一个黑箱, 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 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企业为了实现最大利润, 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单一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决策。

1.2 基于分工视角的企业理论流派

企业是一种分工协作的组织。古典经济学最早从分工角度研究企业问题。亚当·斯密认为, 分工导致企业的出现和扩张, 专业化和分工会带来规模报酬递增, 从而会导致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著名的斯密——杨格定理进一步指出, 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当市场规模一定时, 企业分工协作的规模也大致确定下来。

马克思分析企业问题时也是以分工为基本出发点的。马克思指出,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 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在马克思看来, 企业是社会分工与协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在吸收斯密分工思想的基础上, 对分工展开了更深层次的具体研究, 他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两方面展开对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分工的全面分析。马克思区分了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内部分工, 更加注重分工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此外, 马克思更强调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 “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个人生产力, 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 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马克思认为, 企业的出现和扩张正是这种“集体力”的体现。

杨小凯、黄有光 (1994) 提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延续了古典经济学强调的专业化和分工思想。杨小凯认为, 专业化和分工才是经济组织的最基本问题, 他指出, “从分工分层结构的观点看来, 企业的本质可能是组织分层结构适应分工分层结构的必然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市场、企业以及企业内部管理层系的各个层次正是分工分层结构的各个层次”。杨小凯和黄有光借助于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 (内生和外生) 、交易效率等模型和范畴, 提出了一个关于企业一般均衡的超边际分析模型。他们沿用个人最优化和市场均衡的分析方法, 论证了劳动分工内生演进的基础是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选择。杨小凯的分析由于结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 而被称作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1.3 基于契约视角的企业理论流派

基于契约视角的企业理论流派在现代企业理论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一流派最初由科斯开创, 之后经阿尔钦和德姆赛茨、威廉姆森、克莱因、詹森和麦克林、罗斯、张五常、格鲁斯曼、哈特和摩尔等学者加以拓展。基于契约视角理论流派的内容尽管各不相同, 但它们的共同点是将企业看成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 (Nexus of Contracts) 。科斯 (1937) 最早揭开了新古典理论的企业“黑箱”。通过引入“交易费用”的概念, 科斯指出, 企业的出现是通过管理协调来替代市场协调以节约交易费用的结果。企业是一种靠行政命令来指挥协调资源配置的契约组织, 以一个长期契约代替了一系列的市场短期契约。张五常 (1983) 发展了科斯的理论, 认为企业的本质是用要素市场的契约取代产品市场的契约。科斯之后, 契约观点的企业理论流派沿着两条线索发展, (1) 基于企业是“完全契约”假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团队生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 (2) 基于企业是“不完全契约”假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

阿尔钦和德姆赛茨 (1972) 的团队生产理论认为, 企业的实质是团队生产, 企业的特征不是拥有优于市场的权威权利, 而是企业对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的计量能力以及对内部机会主义的监督能力, 企业被看成是一个“监督装置”。由于团队生产中个人的贡献无法度量, 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难以避免, 为此, 必须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格鲁斯曼和哈特等人 (1983) 发展起来的委托——代理理论将企业契约关系中的当事人分为“委托人”和“代理人”。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冲突, 委托人需要设计某种契约安排激励代理人尽可能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 契约设计的目标是在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的同时, 最大化委托人的利益。可见, 完全契约观点的理论假设, 在当事人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 总是可以设计出一个最佳契约, 该契约将所有可预见到的或然事件涵盖其中, 是一个不需要再谈判的完全契约, 并且能够无成本地被第三方执行。

基于“不完全契约”假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在现实世界中, 有限理性的当事人不可能预见到未来的种种或然状况, 即便预见到, 要以双方同意的条款写入契约, 成本会太高, 因此双方缔结的契约必定是不完全契约。以威廉姆森 (1975, 1979, 1980) 、克莱因 (1978) 等人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 (TCE) 认为, 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和资产专用性是影响交易费用的主要因素, 不同性质的交易或契约与不同性质的治理结构相匹配, 最优治理结构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事前和事后交易费用的治理结构。以格鲁斯曼、哈特和摩尔 (1986, 1990, 1995) 等人为代表的产权理论将企业视作一种物质资产的集合。格鲁斯曼和哈特将契约权利分为“具体权利”和“剩余权利”, 并指出只有资产的所有者应该拥有剩余控制权。产权理论通过GHM模型, 分析了一体化的成本和收益, 强调在不完全契约下, 物质资产的剩余控制权或所有权的配置, 会影响当事人的事前专用性投资激励, 并且分析了不同资产属性的企业之间的最佳所有权安排。产权理论建立起更加正式的数学模型讨论企业的一体化行为, 从而弥补了交易费用理论的不足。但GHM模型把重点放在事前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激励方面, 忽略了交易成本理论强调的事后交易费用。

1.4 基于能力视角的企业理论流派

基于能力视角的企业理论流派从企业内部知识和能力积累的角度讨论企业的成长和竞争行为, 主要包括“资源基础论”、“核心能力理论”、“动态能力理论”、“企业知识基础论”等。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强调企业的成长是内生性的, 企业的内在条件 (资源、能力和知识) 是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基于能力观点的企业理论流派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体系, 缺乏规范的经济学分析, 但对现实中企业的竞争行为和战略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企业资源基础论是在彭罗斯 (1959) 的企业成长理论的基础上, 经沃纳菲尔特 (1984) 、巴尼 (1986) 等人发展而成的。资源基础论认为, 企业拥有不同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 这些资源可以转变为独特的能力。资源在企业之间不可流动且难以复制, 难以复制和替代的独特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 (1990) 提出的核心能力理论认为, 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是企业的核心能力, 而不是单纯的企业资源, 企业的核心能力是组织的累积性知识和各种技能与技术流的有机组合。企业的核心能力具有不可分割性、不可模仿性、独特性和能为顾客创造特殊价值等特征。

蒂斯 (1997) 等人提出的动态能力理论认为, 企业的核心能力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很容易表现出某种抗拒变化的“核心刚性”, 核心刚性的存在使企业很难在动态复杂的环境中做出重大的变革。因此, 为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企业需要的是应对环境变化的动态能力。动态能力是一种企业整合、建立和再配置内外部能力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 是更新企业能力的能力。

企业知识理论认为企业是知识的集合体。格兰特 (1996) 认为, 知识创造是个人的活动, 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是将存在于许多人中的专业知识进行整合, 然后将整合的知识转化成产品或劳务, 管理的任务是建立知识整合所必需的协调机制, 企业是知识协调的机构。斯宾德 (1996) 将企业视为一种动态的、演变的和半自治的知识生产和使用的系统, 是一种基于知识的活动系统。野中郁次郎 (1996) 从知识管理的角度研究企业知识的问题, 他将企业视为知识创造的机构。一个组织不是许多个体知识的总和, 组织可以通过个体在组织内的互动学习来创造知识。野中郁次郎强调隐性知识和知识环境对企业知识创新和知识共享的重要性, 提出了描述企业知识进化的“知识螺旋”模型。

需要指出的是, 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观点也非常强调企业的知识和能力性质。温特 (1988) 将企业看成是生产性知识的储藏室。纳尔逊和温特建立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用“惯例”表示企业组织演化中所形成的生产性知识和能力, 企业的演进过程实质上是打破路径依赖和企业适应性调整的统一, 是惯例和“调适”共同作用的结果。

1.5 基于企业家视角的企业理论流派

企业家是企业背后的决策主体, 尽管企业家在主流企业理论的分析中并没有显出重要的地位, 仍然有不少学者强调企业家的重要作用。熊彼特 (1911) 最早提出了著名的企业家创新论, 认为企业家的基本功能就是创新, 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把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引入生产系统。不确定性理论的代表人物奈特 (1921) 则将企业家视为风险的承担者。最推崇企业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将其放在核心位置的是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将市场理解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推动者就是企业家。市场中永远存在不易发现的利润机会, 只有具有足够机敏才能的企业家才能发现这些利润机会 (科兹纳, 1973, 1979) , 企业家是创造均衡的人。

2 企业边界理论发展几阶段

企业边界问题是各种企业理论流派关注的焦点之一, 不同的企业理论下可以推演出关于企业边界的不同理论观点。本文将企业边界理论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4个阶段。

2.1 企业边界的早期观点

尽管在科斯 (1937) 发表那篇著名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之前, 企业一直作为“黑箱”而存在, 人们几乎没有正式讨论过企业边界的问题, 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仍然可以看到关于企业边界的一些早期观点。古典经济学强调企业的出现和扩张与劳动分工有关, 而劳动分工又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 这里隐含了企业的规模边界受市场规模限制的观点, 市场规模的大小决定了企业规模的大小。新古典经济学则将企业视为一个生产函数, 在完全信息, 市场出清和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下, 企业为达到利润最大化目标, 企业的最佳规模产量由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那一点决定。因此, 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 利润最大化目标是企业规模边界决定的基本原则。

2.2 企业边界主流研究范式的形成

企业边界主流研究范式的形成在科斯、威廉姆森等人开创了交易费用理论之后。科斯指出, 由于存在交易费用, 企业是市场的一种替代, 由此人们开始了对企业边界问题的关注, 沿着科斯的思想, 人们对企业边界的理解自然而然地成为“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要么购买要么自制”成为企业边界的决策问题。不过, 尽管科斯1937年就发表了那篇经典的文献, 直到19世纪70年代, 产业组织理论始终以企业定价和产出政策的研究为主, 强调寡头之间的相互作用, 企业契约惯例的分析和企业边界决策问题并未进入主流产业组织理论的视野。1971年, 威廉姆森发表重要论文《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思考》, 从此开始建立起以资产专用性为核心的交易与治理结构的企业边界分析框架。80年代, 克莱因 (1988) 、马斯腾 (1984) 等人利用契约范式, 对美国汽车行业和航空工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进行了案例研究, 从此, 企业作为契约组织的研究文献开始大量出现, 企业边界决策和经济效率关系的研究逐渐进入产业组织理论的视野。沿着威廉姆森等人开创的分析传统, 企业边界主流研究至今仍然以企业纵向一体化为主要研究对象。

2.3 企业边界研究范式的二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如何建立竞争优势成为企业界和理论界关心的主要问题, 基于能力的各种企业理论观点应运而生, 使主流企业边界的分析范式受到了挑战。蒂斯指出, “企业的边界在于能力的适用边界”。企业将根据自身的能力制定竞争战略, 决定纵、横一体化和多元化经营。这样, 企业的边界自然由其积累的核心知识和能力决定。Argyres (1996) 在对制造业企业的研究中发现, 企业的相对能力是企业一体化行为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Jacobides和Hitt (2005) 在对抵押银行业企业边界演进的验证中同样发现, 企业倾向于将拥有更高生产能力的某个生产阶段内部化, 而将缺乏能力的生产阶段进行外包。能力理论的逻辑是, 企业通过相对能力的评估过程进行自制与外购的边界决策。当企业的相对能力①发生转变, 企业的边界就会随之发生改变。能力理论流派的出现, 显然给企业边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尽管基于能力观点的企业边界分析没有主流的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企业边界分析那样规范严密, 基于能力的分析框架在解释90年代以来企业采取的各种竞争战略行为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因而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自此, 企业边界的研究形成了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和基于能力理论的两个分支方向, 企业边界的研究范式呈现二元化趋势。

2.4 企业边界研究的综合趋势

近几年来企业边界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是, 学者们开始尝试综合运用多种理论研究企业边界问题。例如关于交易费用理论与企业能力理论相互融合的探讨。Argyres (1996) 发现企业决定是自制还是购买既取决于能力又取决于交易费用。Jacobides.M.G.和Winter, S.G. (2005) 指出, 能力的差异是垂直专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只有价值链上的能力是异质的情况下, 交易费用的节约才会导致专业化。Carter和Hodgson's (2006) 发现, 验证TCE假设的大部分经验研究可以同时用能力理论的观点进行重新解释。Argyres和Zenger (2007) 又更进一步指出, 那些提高市场中交易费用鼓励一体化的交换条件恰恰是那些能够促进企业能力发展的。企业特殊能力的根本原因包涵了企业必须的专用性投资, 正是这些专用性投资创造了企业独特的能力。企业边界的交易费用理论与基于能力的理论并不存在有意义的区别, 只有去分析二者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才能够为企业边界的研究提供更为清晰的思路。Anne Parmigiani (2007) 的研究中第一次试图从交易费用、新古典经济学, 企业能力3种理论的综合视角来研究“并行资源获取”② (Concurrent Sourcing) 问题。Anne Parmigiani通过经验研究发现, 3种理论都有助于解释企业资源获取形式的决策。交易费用理论可以从资产专用性、绩效的不确定性来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则可从需求的不确定性和范围经济的角度来解释, 而企业能力理论则可从专业性程度和技术不确定性的角度来解释。上述学者在综合企业边界研究的多种理论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

3 企业边界不同理论的历史与逻辑联系

关于企业边界的理论观点各异, 但多数学者喜欢按学派或发展时间展开梳理。除了按时间维度展开, 作者认为找出企业边界不同理论分析中的共同线索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前面的介绍会发现, 企业边界的理论观点基本沿着“分工”、“契约”和“能力”三大范畴为主要线索展开。同时沿着时间维度和3条共同线索的梳理, 可以清楚地看到企业边界不同理论的历史发展与逻辑联系 (见图1) 。

从分工视角研究企业的传统源自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马克思在吸收斯密分工思想的基础上, 对企业分工展开了更深层次的具体研究。杨小凯等人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在对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方法进行批判的基础上, 继承了古典经济学重视分工的分析传统, 建立了超边际分析框架。杨小凯等人的分析框架中同时采用了科斯、威廉姆森提出的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 从而将分工线索与契约线索联系起来。

将企业视为契约观点的研究源自科斯。科斯之后, 沿着完全契约的假设发展出团队生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两种理论都认为, 由于契约能将所有可预见到的或然事件涵盖其中 (完全契约) , 所以总是可以设计出一个最佳契约安排实现监督和激励的目标。沿着不完全契约的假设发展出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产权理论关于不完全契约的观点延续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早期研究, 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都把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作为共同的分析基础, 并将企业纵向一体化 (企业的边界) 问题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不同的是, 交易费用理论强调事后的适应性治理, 产权理论则强调事前投资激励机制的设计;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种治理结构, 产权理论则将企业看成是一组物质资产的集合;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的边界由交易费用决定, 产权理论认为企业的边界由产权决定。有学者指出, 由于两种理论有着相同的研究基础, 尽管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 最终会有机地融合起来。新制度经济学下沿着契约线索的各种企业理论分支不仅众多, 而且取得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从而成为公认的主流企业理论。

以能力为线索的企业理论基本按一条直线展开。其发展逻辑是从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开始, 到纳菲尔特、巴尼资源基础论的提出, 再到普拉哈拉德和哈默核心能力论, 之后蒂斯等人在核心能力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动态能力论, 最后发展到知识基础论。

4 企业边界不同理论对企业性质的理解

企业的边界问题直接与企业的性质有关。企业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企业理论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企业具有的生产功能, 但并未对企业的生产性质展开深入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强调企业是一种分工协作的组织, 指出了企业由于分工协作在生产方面产生的优势, 对企业的生产性质做了最基本的解释。新制度经济学下的各个企业理论流派尽管观点不同, 但都将企业看作一种契约, 强调企业的契约性质。企业能力理论流派关注的是企业的生产性质, 并从资源、能力和知识的视角对企业的生产性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企业具有异质性的生产能力, 生产性是企业区别于市场的核心特征。不同的企业围绕生产建立和积累不同的资源、知识和能力, 是其区别于市场所具有的功能和其他企业能力的关键。

可见, 契约性质和生产性质是企业的两大基本性质, 不同的企业理论要么强调企业的契约性质, 要么强调企业的生产性质。杨小凯和马克思则是例外。在杨小凯看来, 企业既是基于专业化分工的生产性组织, 又是能够节约交易费用, 提高交易效率的契约性组织。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巧妙地将企业的两大性质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也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中不仅认识到企业具有生产性, 还认识到企业具有契约性。对企业的契约性质,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雇佣劳动契约关系, 并揭露出资本主义企业契约所具有的特点是形式上的自由性和平等性, 而实际上的剥削性。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分析中甚至包含了对契约的不完备性的描述。不过马克思只分析了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契约关系, 没有论及资产所有者与管理者等其他契约关系。

尽管所有的企业理论基本围绕企业的契约性质和生产性质而展开, 但不同理论对于企业的具体观点仍有所区别, 还可以将其进行细分, 不妨将它们加以概括 (见表1) 。

5 企业边界传统理论分析的局限

5.1 “自制与外购”决策分析缩小了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视野

科斯开创了企业边界分析的先河, 科斯后来的跟随者沿着 “企业是市场替代”的思路自然地将企业的边界理解为“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界限, 企业的边界问题也就成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之间的选择问题。威廉姆森发展了科斯的思想, 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交易费用理论分析框架, 并将“企业边界”的抽象概念具体化为对企业垂直一体化行为的研究。企业要么通过市场“外购”, 要么通过垂直一体化“自制”, 这样, 企业的边界问题就转化为“自制与外购”的决策问题。威廉姆森的理论框架的确为企业垂直一体化行为提供了比较完美的解释, 后来的研究者一直沿着这一思路进行, 现实中企业大量的一体化行为也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案例。因此, 在大多数研究者那里, 企业边界问题等同于“一体化”和“非一体化”的选择问题, 或者“自制与外购”的决策问题。

无论科斯、威廉姆森, 还是后来的跟随者对企业边界的研究, 显然并没有脱离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这是将企业边界问题完全等同于“自制与外购”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 既然企业边界等同于“自制与外购”决策, 为什么不直接用“自制与外购”, 而偏要用“企业边界”的概念?显然, “企业边界”的概念比“自制与外购”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按照科斯的观点, 企业边界涉及的是企业的性质问题, “自制与外购”决策不过是企业面对竞争时的一种战略选择, 是企业对其边界的一种划定, 并不能代表企业边界问题的全部, 更不能反映出企业全面的性质。从这一点上讲, 将“自制与外购”决策等同于企业边界问题似乎也违背了科斯的初衷。而且, 传统的企业边界分析只是对企业“自制与外购”决策在某一时点上的比较静态分析, 仍然没有深入到企业组织内部, 传统分析过于重视企业的“契约性质”而忽视了企业的“生产性质”。事实上, 如果不深入到企业组织的内部就很难看清企业的性质。将企业边界问题等同于“自制与外购”虽然使企业边界研究有了具体的落脚点, 但是却大大缩小了企业边界研究的视野, 这使得围绕企业边界的研究很难获得更为广泛的成果。

5.2 传统理论分析中对“企业边界”概念的片面理解

系统理论认为, “边界”是异质系统的间隔, 或者说是将系统与外部环境隔离开的屏界。科斯等人的企业边界指的是企业与市场的间隔。显然, 在科斯那里, 企业与市场是两个异质系统, 市场就是企业的外部环境。从这一点上讲, 科斯等人的理解并没有偏离系统论的定义。然而, 传统理论分析中将“企业边界”定义为“企业与市场”的界限显然是有局限的。企业外部环境中的异质系统并非只有市场。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有边界, 企业与政府等其他组织之间也有边界, 经济学的研究, 不仅要分析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也要分析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以及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企业与异质系统的边界问题。

传统理论分析中“企业边界”定义的局限还体现在对企业性质的片面理解上。从“企业是市场的替代”这一性质出发, 可将企业边界定义为“企业与市场的间隔”。然而, 根据多种理论视角对企业性质的不同挖掘, 也可得出企业边界的其他定义。例如, 财产所有权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组资产的集合, 那么企业的边界就可用企业所拥有的资产边界来定义。能力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力的集合, 企业的边界就应该是其能力的界限。企业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多重性质的实体, 企业的边界与企业的性质总是息息相关的, 但它所反映的绝不应该仅仅是“企业是市场的替代”这一单一的性质, 它应该能反映出企业更多方面的性质, 从这一点上说, 从更广阔的视角对企业边界的进行重新界定, 对企业问题的研究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3 传统理论分析中对企业边界功能和影响的忽视

传统理论分析不仅对“企业边界”概念的定义上存在局限, 传统理论分析也并没有很好地应用“企业边界”这一概念, 一个主要的表现是对企业边界自身所具有功能和其产生的影响的忽视。企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边界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边界既提供隔离功能, 又提供桥梁功能, 它们既将企业与环境隔离, 又将其与环境联系在一起, 企业通过边界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 自身发生着不断地变化。企业边界将企业和环境通过的输入输出方式相互联系起来, 形成了企业与环境之问的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 这种关系决定了企业的结构、功能和行为的变化和发展。Jacobides和Billinger (2006) 的研究发现, 边界的设计是企业组织设计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组织边界的设计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组织绩效的实现。现实中, 很多企业通过重新划定其边界成功地应对日益激烈的外部竞争。然而, 大多数企业边界的研究文献中关注的是企业一体化行为的研究, 并没有关注到企业边界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事实上, 企业边界的变动不仅会改变企业内部的连接结构, 也会改变其外部的连接状态, 改变了企业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改变了整个产业组织的连接结构。企业边界的改变会促使产业组织自发地向更高级的组织形式演进。近年来, 很多研究开始关注产业边界的演化以及中间市场是如何出现的问题, 同时也开始研究产业边界的性质如何影响产业能力的演化及其特征 (Cacciatori & Jacobides, 2005;Jacobides & Winter 2005) , 这些都离不开对企业边界的研究。此外, 企业边界扩张或者缩小, 从产业层面看, 意味着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改变, 进而也会影响到市场结构变迁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然而, 尽管企业边界的功能和影响如此重要, 对企业边界的功能和影响的分析研究由于对传统企业边界概念理解上的局限被忽视了。

5.4 传统理论缺乏对企业边界历史演化过程的分析

企业组织的演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 由低级到高级的历史阶段。企业的边界随着企业组织的演化不断地发展变化, 企业边界的改变是企业组织演化所表现出的特征之一。从企业边界的历史演化过程所表现出的特点可以了解企业组织演进的客观规律, 从而把握影响企业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 甚至可以预测未来经济组织的发展趋势。然而, 由于传统理论分析对企业边界定义和使用的局限, 关于企业边界的大量国内外研究文献中很少有对企业边界历史演化过程的分析,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其实, 从钱德勒的企业史研究中, 已分明能够看到企业边界历史演进的影子, 他实际已揭示了现代企业组织和规模边界迅速扩张的主要过程和影响因素。不过, 企业边界的演进远不止组织和规模扩张那样简单, 企业演进过程中, 企业多方面的特性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这些变化能从企业不同边界的变化中反映出来。从技术进步与制度演化的视角展开企业边界演化的历史分析, 无疑将为研究企业这一重要的经济组织的发展规律提供帮助。

6 新型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对企业边界新解释框架的呼唤

6.1 新型经济组织的出现对企业边界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之后, 特许经营、虚拟企业、战略联盟、企业集群、网络化组织、模块化组织等新名词不断跃入人们的眼帘, 这些新型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企业的生产与组织形式, 其所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对传统企业边界的颠覆。新型经济组织的出现使企业与企业间的边界不再清晰, 企业与市场的边界不再清晰, 企业开始完成着市场的功能, 市场也在完成着企业的功能。这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状态使科斯“企业是市场替代”的命题开始让人质疑, 相对而言, 理查德森“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握手”命题似乎更让人信服。很多学者将这些新型经济组织称作“中间性组织”或“混合组织”, 中间性组织或混合组织显然介于企业与市场边界的模糊地带。一个突显的问题是, 既然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模糊了, 企业还有边界吗, 对企业边界的讨论还有没有意义?我们可以肯定的回答, 企业的边界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企业作为经济系统中的基本生产单位, 社会物质财富创造的主要承担者, 其实体边界永远都不会消失, 与传统企业不同的关键是, 新型经济组织可以使企业在实体边界保持不变甚至缩小的情况下, 功能边界得到极大的拓展。虚拟企业的出现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虚拟企业可能没有实体边界, 却可以很好地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的功能。新型经济组织形式的共同特征是能够使企业在运营组织成本没有增加的情况下, 其生产能力和竞争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这可能正是这些新型经济组织形式近年来逐渐盛行的原因。可见, 新经济条件下, 企业边界依然存在, 但企业边界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特点, 审视企业边界的视角必须发生新的转变。

6.2 新型经济组织的出现对企业边界传统分析框架的挑战

建立在交易费用理论基础上的“一体化与非一体化”、“自制与外购”边界分析的传统框架, 对于企业垂直一体化行为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两次大范围的企业兼并重组浪潮也为传统边界的分析提供了大量的案例支持, 使企业边界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 随着新型经济组织形式的不断出现, 传统分析框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对企业边界的分析远非“一体化与非一体化”、“自制与外购”那样简单。除了企业和市场之外, 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性或者说混合组织在经济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企业边界的传统分析框架应将中间型组织纳入其中, 转变为以市场和企业为两极的连续分析框架。威廉姆森曾提出治理结构的交易成本由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大维度决定, 他同时指出, 如果将市场协调的交易视为一端, 将企业协调的交易视为另一端, 那些兼有这两种特点的交易就处于中间地带。威廉姆森认为, 出于中间地带的交易才是普遍的交易形式。既然大多数交易处于中间地带, 这些交易就应该采取混合 (Hybrid) 的治理形式, 也就是中间性组织治理形式。按照威廉姆森的框架, 似乎将三维变量置于坐标轴的中点就可以解释中间型组织的存在。这种解释显然过于简单, 它便于笼统地解释中间性组织出现的原因, 却不利于分析中间性组织的具体特征。各种新型经济组织的特征是有所不同, 它们在威廉姆森三维变量决定的坐标上究竟处于哪个位置是十分模糊的。由于一体化始终在企业边界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 对新型经济组织的研究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证方面都有待于更进一步地展开。

6.3 多样化的新型经济组织呼唤新的解释框架

尽管新型经济组织的一个共同特征是, 它们兼具了企业和市场的功能, 使企业的边界日益模糊化, 然而在现实中它们却表现出多种形态。近年来, 许多学者分别对各种组织形态进行了研究 (如专门针对连锁经营的研究, 针对虚拟企业的研究和战略联盟的研究) , 这些研究的视角各不相同, 显得零星而分散, 缺少一个统一的框架。我们希望新建立的框架不仅能够解释这些新型组织形态出现的原因, 更能够解释各种组织形态的区别与特点以及对经济发展的不同贡献。笼统地将这些组织形态作为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特殊契约或者中间性组织的经济学解释, 虽然能较深层地触及其本质, 却未必会有太多的现实意义。人们真正所关心的问题是, 多种形态的新型经济组织在新经济条件下各有什么样的优势?这些组织形态对构建企业的竞争力有什么帮助?为什么一些组织形态集中出现在不同的行业?行业的技术特征与经济组织的形态有关系吗?新经济组织形态与当今社会的技术进步有什么联系?对企业而言, 新型经济组织形态的采用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创新, 企业边界新解释框架分析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能为现代企业提升竞争力提供参考和借鉴, 新框架只有注重经济学和管理学视野的结合, 才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7 对建立企业边界新综合理论框架的思考

L.Araujo等人 (2003) 指出, 企业是一个多面的实体, 企业边界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目的和视角。从这个角度讲, 企业有多种不同的边界, 它取决于我们的兴趣集中在定义特征的哪一方面。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必须能从多个视角透视企业, 并能够兼顾到企业的外部和内部。P.Garrouste, S.Saussier (2005) 指出, 建立综合的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回答三方面的问题: (1) 关于企业性质和边界问题, 为什么有些交易内部化, 而有些外部化, 还有一些既内部化又外部化? (2) 关于企业的内部结构的问题, 企业是如何组织的?生产是如何组织的?什么是激励、控制和内部层级? (3) 企业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企业事实上真的是市场的替代吗?企业的局限性是什么?建立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一个统一的企业理论必须既能够解释组织内部的选择又能够解释组织外部的选择, 而且还要假定这两种选择之间具有互补性。传统的企业理论常常缺少对企业内部组织方式的研究, 例如缺少关于组织的结构以及在组织内部通过收集信息来解决问题的方式的研究。建立统一的企业理论必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间合作的问题, 企业边界的综合理论除了要回答制造与购买以及生产内部组织方式的问题, 还应该回答企业如何组织与其他企业间的合作。企业、合作和市场看上去是相互替代的, 有时候它们又是互补的。战略联盟、虚拟企业、模块化组织等新型的经济组织大部分是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合作形式, 综合的理论框架必须对这些合作形式做出较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