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

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精选12篇）

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 篇1

银行业是一个严重依赖外部资金和公众信任, 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都十分突出的高风险公共行业, 而且其风险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 所以银行成为政府监管的重点。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 深化金融改革明显提速, 特别是现在银行业已经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 这不仅要求银行加强风险管理, 也对监管当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对有效商业银行监管的需求尤为迫切, 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现状却并不乐观。本文研究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具体措施, 以期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为提升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并保持金融安全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

一、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的含义

商业银行监管的实现过程充满了政府当局、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等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与冲突, 监管目标的实现程度如何取决于政府当局的监管约束、银行自我约束和来自社会公众的市场约束三大力量的共同作用, 其中, 银行自我约束和市场约束属于市场力量。所以, 实现有效商业银行监管, 可以归结为限定条件下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合理定位。如果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各自的发育状况存在缺陷, 或者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搭配不协调, 那必然会降低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二、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由于政治或经济原因, 许多国家商业银行监管制度演化中经历过严格控制性商业银行监管, 所谓严格控制性监管是指实行分业限制、利率管制、市场准入严格限制等, 包括德国、英国、美国, 以及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但是, 2 0世纪7 0年代以后, 经济全球化在金融领域的渗透日渐深入, 资本跨国流动的规模迅速扩大, 银行业经营环境更为开放, 跨国银行蓬勃发展, 同时, 各种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 使得严格控制性的监管制度开始表现出一些不适应性, 其所扮演的角色从维护银行业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措施转变为限制银行业发展的桎梏, 甚至成为银行业竞争能力低下和银行危机的根源。于是从此以后, 各国进逐步放松管制的以消除银行业发展的障碍, 给予银行业更多地获利机会, 释放受压制的市场竞争力量, 增加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 有利于提高银行业效率、促进其发展。

三、我国目前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的现状

1. 控制性的商业银行监管制度。

政府监管制度为了顺应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趋势, 实行严格控制性监管制度的国家纷纷取消各种限制竞争的监管措施, 逐步构建和完善审慎性的政府监管制度。我国银行业的政府监管也曾经实行过严格控制性监管制度, 且目前仍在实施某些控制性的监管措施。所以, 政府监管安排实现从控制性监管制度向审慎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过度, 是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程度的关键环节。

2. 从控制性商业银行监管制度向审慎商业银行监管制度过度。

1 9 9 8年以后, 政府监管进入从控制性商业银行监管制度向审慎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过度阶段, 它包括几乎同时进行的两个过程:一个是控制性商业银行监管制度淡出与变革;另一个是审慎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构建与强化。

3. 培育和发展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的各种约束力量。

市场力量的培育与发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使实现监管市场化成为我国有效商业银行监管供给的关键所在。为实现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 政府监管制度应从替代市场力量向互补和增强市场力量转变, 但是, 仅仅优化政府监管这种外部力量是不够的, 还需要培育和发展市场力量, 市场力量的发育状况良好是形成市场化监管体系的基础, 如果这一基础存在缺陷, 政府监管制度的转变也将难以实现。市场力量既包括银行的自我约束, 也包括来自各种市场参与者的市场约束。

四、我国目前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所存在的问题

1. 缺乏严格的监管制约机制。

监管制约机制包括对监管人员的制度规定及责任划分。监管人员在对银行依法监管的过程中无人对监管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管, 其是否秉公办事, 廉洁公正;是否利用职务之便牟取不正利益;在审慎银行经营行为时无人对其行为进行监管, 到目前为止, 我国尚未出台对监管者进行再监管的法律机制, 同时也没有制定出一套对监管者进行再监管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监管者的监管成效。

2. 对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的法律不完善。

我国监管法律法规不健全, 有的缺乏实施细则、缺乏操作性;我国两大基本法律对监管方法仅有原则性的规定诸如以何种形式和程序来实现现场、非现场的监管或者通过利用外部审计师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制度的不规范使得监管的主观随意性很强, 在监管程序上过分强调对银行新网点、新业务、增资扩股等方面的严格审批而在对投资人权益的保护方面则力度不够, 从而有可能导致银行业务范围狭窄, 不能较好的分散风险。原来《商业银行法》对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一直无实质性的操作规范。

3. 在商业银行监管内容上重合规性监管而轻风险性监管。

我国外资银行金融监管在实践中长期贯彻的是“重引进、轻管理”的监管方略, 监管主要集中于市场准人方面, 对于其业务经营的监管还很不够, 对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变化、资本流动性状况、经营政策、内部审计管理水平等都不太重视, 忽视了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对外资银行的检查也只注重是否符合法规的事后检查。缺少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检查, 致使外资银行的某些经营活动基本处于自由状况, 埋下了一些风险隐患。

4. 商业银行监管人员素质不高。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 面对是日益繁多的金融创新产品, 我国现有的监管手段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监管人员素质不高, 不能适应金融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理念不能很好的运用到监管当中, 缺乏对风险进行数据搜集, 分析判断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的复合型人才。商业银行监管人员除了精通银行操作的基本知识外, 还必须具备财务分析及风险分析能力。我国尚未制定出一套对监管者进行再监管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监管者的监管成效, 长期以来我国监管人员知识结构、业务素质、政策水平参差不齐, 严重制约了我国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

5. 商业银行监管信息化发展较为落后。

银监会成立后, 央行作为货币发行的专门机构, 对金融机构的发展及市场信息的了解相对较少, 因此监管信息提供的不完备性将会严重影响我国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监管机构掌握央行货币政策信息的不完备性, 同样制约了监管部门监管职能作用的发挥。在我国央行和商业银行之间对数据的搜集, 处理和共享还不完善, 信息数据的不准确性, 不及时性及不能利用信息系统对数据进行科学分析, 对风险进行的预测都影响了监管实施。

6. 没有明确的监管目标和技术指标。

现有监管只是一种传统粗放的监管方式, 对商业银行监管没有明确目标和理性指标。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监管还处于一种稽核式和行政管理式的监管方式, 监管人员在对商业银行监管的过程中, 不能利用科学的指标体系对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进行分析, 同时金融机构还未建立系统的商业银行风险评价模型和预警系统, 对银行风险的评价及建立在合规监控上, 没有对银行信用风险评级开发实质性的工作, 并对理性评价的结果向社会公众披露, 现行监管没有具体规定监管目标, 由于目标不确定性使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自觉地按照金融监管当局的要求去做, 而是想方设法绕过监管, 对银行风险没有起到早发现, 早干预的作用。

五、在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如何解决

我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 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 确立了市场经济、市场金融为本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目标。银行业应该采取如下的对策:

1. 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我国曾颁布《商业银行法》, 《经常外汇业务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 《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 《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等金融法规, 但随着金融业的发展, 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 这些规章已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对中间业务收费标准, 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扩大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 市场准入规则, 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从各国商业银行监管法的创新来看, 其一般是强化央行的货币政策的功能, 而将金融监管权进行分离。新法律的出台应具有瞻前性, 相关法律应大量吸取国际上监管法律的优点。

2.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监管队伍。

商业银行监管担任审慎银行经营风险, 发现商业银行薄弱点, 分析风险, 查找问题, 及时纠正的重要职责。因此监管主体中工作人员的素质建设也应上升到制度层面上来, 严格规范商业银行监管工作人员对金融业务知识和技能的掌握, 建立商业银行监管业务知识资格考试和职业道德评价等制度。监管人员要求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 能运用新方法, 新技术对商业银行金融状况进行分析研究, 在工作中依法办事, 行得正, 立得直, 能及时纠正银行经营中的违规行为。因此就需要我们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监管人员队伍。为适应金融全球化的需要, 还应选派一批优秀人才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监管理念和手段, 定期从国外聘任监管专家到中国工作, 努力提高监管工作人员素质是必要的。

3. 加强资本管理。

改善资本充足率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是银行防范金融风险的物质基础。长期以来, 由于资产增长很快, 盈利空间有限, 又缺乏有效的注资渠道, 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直偏低, 资本的补充远远没有跟上资产的发展。因此, 迫切需要采取多种方式, 优化资本结构, 多渠道多途径的补充资本金, , 迎接新巴塞尔协议给我国银行业带来的挑战。对此, 可以采取增加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 增加银行的附属资本和降低银行的风险资产权重等措施。

4. 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新巴塞尔协议强调, 随着金融向国际化、多元化的方面向发展, 当今各国银行业所面临的风险, 不再仅仅局限于信用风险, 法律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技术风险等都会对银行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针对我国目前的情况, 可以将银行面临的各种可能的风险归纳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对此, 我国商业银行首先要在风险管理的理念上突破单一信用风险的局限, 要充分重视对这些风险的管理, 综合考虑各种风险因素, 从单一的信用风险管理转向全面风险管理。

5. 加大商业银行监管力度。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针对目前我国银行业监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国应该树立与国际银行业相接轨的监管理念, 建立起以三大支柱为特点的资本监管框架, 建立银行外部审核制度, 提高监管水平, 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制定出适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的灵活全面的监管体系, 逐步完善我国银行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6. 逐步建立和健全我国银行业的信息披露制度。

规范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 加强信用评价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建设和沟通, 以上市和拟上市银行为先导, 逐步建立和健全我国银行业的信息披露制度。

7. 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互促互进。

在构建市场化取向的监管体系过程中, 无论是政府监管制度的变迁, 还是市场力量的培育, 都存在大量的障碍和困难需要解决, 都需要许多配套措施。审慎监管的构建和强化是市场力量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 政府监管制度的变迁进程应与市场力量发育程度相协调, 只有市场力量有了较好的发展, 才能真正实现审慎性监管对控制性监管的替代。所以, 既要给市场力量发展适度的空间, 又要避免对薄弱市场力量的过分依赖, 两者之间应互促互进, 以实现政府监管制度的优化和市场力量的强化, 逐步形成市场力量为主导的监管格局, 提高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各国都从自身国家利益的的角度出发, 全面发展本国的经济, 谋求经济利益, 保护国家利益。银行业尤其是政府监管的重点, 特别我们国家,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银行业的发展更是关系国家命脉。本文的论述, 深入分析了从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的历史渊源和现状, 既而找出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且就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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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 篇2

胡 松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博士后工作站，北京 100045）

摘要：商业票据市场是典型的受管制的可转让证券市场，也是货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介绍了国际商业票据市场的监管框架，重点对国际商业票据市场监管方式的最新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并深入探讨了这种变化对商业票据市场的重大影响，最后结合我国短期融资券市场的现状，提出了我们应当借鉴的经验和采取的政策。

关键词：商业票据；市场监管；信用评级；信息披露

作者简介：胡松，金融学博士，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研究员，研究方向：资本市场理论与金融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As a part of money market, commercial paper market is a typically regulated transferable securities market.This paper concisely introduced the international CP regulation framework firstly, then, put emphasis on analyzing the recently changes in the CP regulation field which are influencing the CP market’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tremendously.Finally, combined with our market, this paper put forward same policy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Keywords:

commercial paper；market regulation；credit rating；information disclosure

商业票据（Commercial Paper，CP）1是一种以短期融资为目的、由较高信用等级企业在货币市场上发行的无担保票据。现代商业票据起源于美国，崛起于在20世纪80年代。与货币市场其它工具相比，商业票据具有市场准入门槛低、风险较大、监管严格等特点，是典型的受管制的可转让证券（Regulated Securities）。正是这种在规范运行的特征奠定了商业票据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使其不仅日益成为各国货币市场中的一个重要子市场，商业票据利率也成为了各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指示器。根据BIS的统计，1994年全球商业票据未清偿余额为8029.99亿美元，随后一路持续增长，到2000年底时达到了20517.47亿美元。

然而，进入21世纪后，受美国能源公司违约事件的影响，国际商业票据市场规模急剧萎缩，各国监管部门根据本国实际，陆续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规范市场行为，恢复市场信心，商业票据市场的运行逐渐趋稳，市场结构和功能也开始发生变化。本文将通过对国际商业票据市场监管领域的最新变化进行归纳说明，分析这种变化对市场的深刻影响，总结国际监管的经验，以期为我国短期融资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国际商业票据市场监管的一般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前，现代商业票据市场只存在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2 [1]。在80年代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推动下，欧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美国创设本国商业票据市场，并逐步构建起本国的票据市场监管框架。

一、监管法律依据与监管主体

由于金融法律环境及其演进的差异，各国商业票据的监管法律框架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市场主导型国家一般将商业票据视为证券，由证券监管部门进行管理。如美国规范票据的文件是《1933年证券法》，监管部门是美国证监会（SEC）；英国的相关文件是1995年推出并于2001年修订的《证券公开发行管理条例》，监管部门是金融服务管理局（FSA）。而在银行主导型的国家，商业票据被视为货币市场工具，由中央银行来管理。在日本，监管法律文件是《证券交易法》，监管主体是日本银行；在法国，监管法律文件是《金融与货币法案1998》，监管部门是法兰西银行。

二、监管的主要内容 1．发行主体监管

一般来说，在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中，准入门槛较低，无论发行主体的性质和行业属性如何，只要符合免注册等规定，均可以发行商业票据，所以商业票据的发行主体有银行和各类非银行公司3等。而在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中，出于审慎目的，增加了约束发行主体性质的一些条件，如法国和日本规定银行不得发行商业票据。

2．信用评级与信息披露监管

信用评级是信息披露的重要环节，各国监管部门均要求企业发行票据必须进行信用评级。20世纪70年代之前，国际资信评级行业主要从事企业违约情况分析和长期资信评级，宾州中央铁路公司违约事件后才开始进行企业的短期评级。由于票据期限短，商业票据信用评级没有长期债务评级那样精细，评级机构更关注流动性便利和银行信用支持等第三方支持措施对企业偿债能力的影响。

在信息披露方面，各国规定票据发行必须发布发行招募说明书，在说明书中要详尽披露有关公司财务、业务发展的具体情况。由于许多发行企业也是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披露的信息内容大部分也涵盖了商业票据信息披露的内容，因此，票据发行招募说明书可能会很简约。为强化票据的信息披露，法国等国还制定了严格的定期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企业每月进行一次企业财务信息披露，至少每三个月作一次信息披露。

此外，各国要求非金融企业发行的商业票据必须通过银行或合格承销商间接销售，这就要求银行或承销商必须对发行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进行跟踪监控，从而能进一步有效控制商业票据的风险。

3．投资者行为监管

对投资主体行为的监管涉及投资范围、投资比例等。如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规定机构投资者投资的票据品种只能是“合格票据”，即发行人必须至少从两家全国认可的评级公司中获得最高的两种信用评级“P-1或P-2”之一。至少被两家评级机构评为“P-1”的合格票据是1类票据，1类之外的合格票据为2类票据。该法案第2a-7条还规定：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持有某家公司发行的1类商业票据的比例不能超过其资产的5%，持有某一家公司发行的2类商业票据的比例不得超过其资产的1%，此外，持有的2类商业票据的总资产不能超过基金资产的5%。

近期国际商业票据市场监管方式的新变化

进入21世纪后，以2000年中期至2001年早期的加利福利亚能源危机中两家大型公用事业公司——太平洋燃气和电力公司与南加利福利亚爱迪生公司的违约事件为起点，商业票据违约率不断攀升，各国国内市场规模急剧萎缩，更为严重的是非金融机构部门成为了本次冲击的重灾区。以美国为例，2000年非金融机构商业票据未清偿余额为2784亿美元，但从2001年开始，未清偿余额迅速下降，2001年到2003年，CP余额分别为1779亿美元、1199亿美元、848亿美元。鉴于这一严重情况，各国监管部门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改进措施。

一、促进信用评级技术的改进

信用评级机构一方面加强了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审核力度，在确保企业财务信息真实性的前提下，重点分析企业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关系，严禁企业过分依赖商业票据融资，同时也加强了对企业长短期评级方法体系的有效结合。以标普公司为例，为了整合长短期信用评级体系，该公司提出了信用观察理念。信用观察突出了短期或长期评级的潜在趋势，着重考虑那些置于分析人员监督下的重大事件和短期变化趋势，主要包括：资本结构调整、股东大会投票、政府管制和预期的业务发展情况。当发生了以上事件或出现了与预期的评级走势偏离的情况时，评级将进入信用观察，并需要进一步的信息对该评级进行重新考察，但这并不表明评级一定会发生变化。信用观察并不考察所有的评级，而且事件进入信用观察也不是评级改变的一个必要程序。“正面”的信用观察表示评级短期内可能被调高；“负面”的信用观察表示评级短期内可能被调低，而“待定”的信用观察表示评级短期内可能被调高、调低、或维持不变。信用评级方法体系的改进提高了市场准入的门槛，对商业票据的规模和结构变化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银行风险监管力度加大遏制了银行信贷承诺的过度扩张

商业票据的发展扩展了银行利润增长的空间，但监管部门担心表外业务会增大银行风险。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 Basel Ⅱ》文件规定，包括表外业务在内的银行各类业务风险均受资本充足率的约束，这就严重约束了银行表外业务的扩展。银行风险管理意识的增强使银行实施第三方担保行为更为谨慎，对企业商业票据项目的审核更为严格。银行收缩信贷承诺规模和调整授信标准必然会影响商业票据的规模和结构。

三、各国加强了对机构投资者行为的管理

最为典型的是欧盟推出了UCITS系列指令。UCITS（Undertakings for Collective Investment in Transferable Securities）是可转让集合投资计划的简称，凡符合指令要求的基金只需获得其中一个欧盟国家的核准，就可以在其他成员国销售和投资。其中，UCITSⅢ规定2004年2月13日以后认可的基金必须符合该指令要求。

指令明确规定了投资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资格与条件、基金的投资政策和风险控制等内容。就投资品种的规定来说，基金可投资于成员国或非成员国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的各类可转让证券。就基金的投资比例来说，基金投资于同一主体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5%；投资于同一发行人的货币市场工具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的10%；基金投资于一个主体发行的证券超过5%时，该类投资的总和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40%。就基金的风险防范来说，指令要求基金维持5-10-40%的投资比例限制（指数基金除外），并将此规则适用到货币市场工具，同时引入累积投资限制规则和集团的概念，强化整体风险管理。

UCITSⅢ指令不仅严格了对基金的投资范围、比例和风险控制的管理，而且也改变了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进而对商业票据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要求更加严格 2001年12月安然事件后，美国国会和政府加速通过了《萨班斯法案》（简称SOX法案）。SOX法案主要强调对会计职业及公司行为的监管，包括：建立一个独立的“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PCAOB)，对上市公司审计进行监管；通过负责合伙人轮换制度以及咨询与审计服务不兼容等提高审计的独立性；对公司高管人员的行为进行限定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以增进公司的报告责任；加强财务报告的披露；通过增加拨款和雇员等来提高SEC的执法能力。此外，法案也提高了对公司高管及白领犯罪的刑事责任。显然，严格市场信息披露要求必然会进一步提高商业票据市场的透明度，约束市场各类参与主体的行为。

监管措施改进对商业票据市场的影响

一、市场规模开始缓慢回升

近年来，为促进经济复苏，美联储多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这一方面不仅刺激了企业发行长期债券，减少了对商业票据的依赖（Pu Shen,2003）[2]，而且改善了银行资金的可得性，吸引了更多企业转向信贷市场融资。另一方面，随着商业票据市场的不断规范，低利率也刺激了票据发行规模的缓慢回升。根据美联储统计，美国非金融机构商业票据未清偿余额由2004年的1016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1171亿美元，而截至2007年9月6日止，美国未清偿商业票据总余额为2057亿美元，发行企业数量达到9453家。

二、资产支持票据和1类票据发行比例增加，市场风险明显降低

资产支持票据（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 ABCP）是指以发行企业获第三方资产作为抵押物而发行的商业票据，最早产生于1983年的美国。ABCP能够为票据发行项目提供稳定的流动性支持，阻隔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提高发行企业的信用评级等级。

近年来，美国商业票据市场中不仅1类票据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各类票据以资产支持形式发行的比例也在不断增长。2001年以来，各类商业票据未清偿总余额中绝大部分都属于1类票据，而资产支持票据无论从绝对规模还是从占票据未清偿余额的比重来看都在不断攀升，其绝对值从2001年的6458.57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底的9812.81亿美元，相应占比也从2001年的49.7%增长到2006年的56.37%，见图1（美联储网站数据）。

图1 美国商业票据未清偿余额（单位：百万美元）

2000000***************200512200612总额资产支持1类票据ABCP占比2类票据58.00%56.00%54.00%52.00%50.00%48.00%46.00%

资产支持票据的发行直接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资信等级略差企业进入商业票据市场。据穆迪公司的统计[3]，经该公司评级的P-2级企业数量从1989年开始一直呈上升趋势，进入21世纪后，这类企业的数量一直维持在高水平。P-2级企业数量从2001年到2004年分别是416家、453家、433家、437家，P-2级企业数量占比在2004年高达32.39%，相反，P-1级企业的数量从2000年开始大幅减少，从2000年的1024家降到2004年的779家，占比则从2000年的64.77%降到2004年的54.75%，见图2。这说明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否定了信用评级的风险识别与筛选作用，转而依赖更为现实的担保形式确保投资安全。

图2 经穆迪评级的美国发行企业资信等级

100.00%80.00%60.00%40.00%20.00%0.00%******9419972000P-1P-2P-3NP2003

资料来源：Short-term rating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commercial paper default, Global Credit Research,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1972-2004

三、货币政策指示器功能有所恢复 作为货币市场的一种重要工具，商业票据具有一定的经济预测功能，这种功能是通过票据利率与短期国债利率差异即票券价差（Paper-Bill Spread）的波动体现出来的：经济收缩时票券价差会增大，反之，会缩小。西方学者提出了四种解释：1）违约风险假设认为投资者预计经济收缩会限制企业获得必要现金流的能力从而增加违约风险，因此会要求一个更高的违约风险溢价。2）货币政策假设（Cooke，1981）[4]认为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借款人转向商业票据市场筹资，从而导致商业票据利率的提高。如果票据与短期国债的替代性不高，就会限制着两个市场的套利行为，商业票据利率就会随国债利率而上涨。3）现金流假设认为经济收缩会减少企业的现金流，迫使企业通过发行商业票据为增加的存货需求融资，从而增大票券价差；4）流动性假设（Jones、Ostroy，1983）[5]认为经济紧缩会导致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增加，从而促使投资者进行流动性结构的调整，如增加国库券的持有，减持商业票据（J.Peter etal.，1994）[6]。

上述假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商业票据市场得到了很好的验证。然而，进入80年代中期后，随着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和票据市场规模与流动性的变化，票券价差的变动不再具有规律性，相反，票券价差在不断扩大，经济预测能力明显下降。一些实证结果证明了这一点（Bernake，1990[7]；Friedman和Kuttner，1993[8]），他们认为其根源在于：短期国债的面额变小、流动性增强、税收优惠等变化和特点加剧了与商业票据的不完美替代性，资金更多地流入国债市场，扩大了票券价差；信用等级较差企业的增加扩大了商业票据市场供给，并导致票据质地下降，这必然压缩商业票据的需求空间而扩大其成本空间。

近几年来，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善，票券价差的预测能力有所恢复，以美国为例，从2000年到2002年，GDP的增幅由5.92%降为3.17%、3.37%，3个月票券价差却从45个基点降为25个、8个基点，与前述经济收缩伴随票券价差扩大的假设完全相悖。但从2003年开始，美国经济增幅加快，由2003年的4.69%上升到2004年的6.86%，票券价差从2003年的10个基点降为4个基点。2004年到2006年，GDP的增幅由6.86%降为6.35%、6.33%，票券价差则从4个基点上升到27、37个基点，见图3。显然，这种变化与票据质地提升对投资者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图3 美国非金融机构商业票据与国库券差价

8765432100.60.490.50.40.370.30.20.080.10.10.0400.560.540.430.250.******200420052006GDPCP-TB3

注：GDP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CP非金融机构商业票据3个月利率，TB国库券3个月利率，左纵轴表示GDP的值，右纵轴表示3个月票券价差的值，单位：% 资料来源：美联储网站

综上所述，各国监管部门通过实施改进信用评级技术、强化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监管、严格投资主体投资行为和信息披露要求等措施来不断提高商业票据质量，降低整体市场风险。

对我国发展短期融资券市场的启示

一、我国短期融资券市场现状

我国的短期融资券与商业票据相似。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曾尝试发行过企业短期融资券，但因各方面条件不成熟，不久便退出了市场。以200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短期融资券发行管理办法》为起点，我国短期融资券开始了崭新的历程。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规范的市场运行机制和众多的机构投资者群体为短期融资券的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发展势头迅猛。从2005年到现在，共发行了508支融资券，累计融资6637.3亿元，仅2007年年初到现在，就发行了187支融资券，发行额达到了2293.8亿元，到年底突破4000亿难度不大，见表1。

表1 中国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统计

年份 2005 2006 2007 合计 项目数（家）79 242 187 508 发行额(亿元)1424 2919.5 2293.8 6637.3

0.25 1 1 2

期限（年）0.5 5 15 7 27

0.75 13 29 15 57 60 197 165 422

A-1+ 33 52 85

评级结果 A-1 43 187 185 415

BBB+ 3 3 6

未评级 2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网。截止时间：2007年9月6日。

但是，我国短期融资券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见表1）。从短期融资券的期限结构看，期限延长的趋势开始显现。2005年发行的一年期融资券为60支，占总数的76%；2006年发行的一年期券有197支，占81%；2007年已发行一年期券165支，占8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短期融资券的换手率（流动性）不断降低，表现出期限延长而流动性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短期融资券市场风险有不断淤积的迹象。

从评级结构看，信用评级结果有趋同化的趋势。2005年获得A-1+级的企业有33家，占发行总数的41.8%；2006年获得A-1+级的企业有52家，占21.5%；而到了2007年除了为评级的企业外，所有企业均为A-1级。反差强烈的是，融资券的发行利率却呈现出由一致到分化的变化趋势。2005年发行的短期融资券利率几乎都是2.92%，无信用级别、所有制形式、行业之分。此后利率开始发生分化，今年以来利率最高为5.28%（广西水电集团），最低为3.34%（中国网通）。尽管利率差异增大综合反映了宏观经济环境、利率、流动性等因素的影响，却很难看出评级结果对融资成本的重要影响。显然，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并未发挥其应有的评价风险、揭示风险的作用。

此外，我国短期融资券的信用支持形式过于单

一、信息披露的内容过于简单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国外经验对我们的启示

商业票据本质上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筛选出一批市场敏感度高的企业，成为货币市场的重要主体，通过这类企业对市场信息特别是政策信息的反应来影响整个市场，并将这种信号迅速地传递到资本市场，达到完善利率体系、加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连动性、提高整个金融市场弹性的目的。国际商业票据市场监管方式的最新变化告诉我们，要保证商业票据市场健康快速发展，必须加强市场供需主体建设、大力促进以信用评级机构和商业银行等市场中介机构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以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的市场运行机制建设。

1．大力发展评级事业，有效过滤风险

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信息生产的专业机构能够有效地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为投资者过滤掉大部分风险。目前，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存在着评级技术落后、评级标准不统一、机构独立性不强等问题，为此，应该借鉴国际评级机构的经验，从影响企业长短期偿债能力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入手，着力打造符合中国国情的评级方法和技术，统一评级标准。另一方面，要通过扩大评级范围和提高评级收费标准大幅增加评级机构的收入来源，提高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和自律能力。

2．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作用

我国商业银行由于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理念、风险技术等制约因素的影响，介入短期融资券市场深度不够。为此，我们要积极鼓励更多商业银行介入融资券市场，商业银行也应该转换观念，强化风险意识和服务意识，在推动优质大客户更多走向融资券市场的同时，用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手段塑造新型的银企关系，更深层次地介入短期融资券市场，稳步实现自身盈利模式的转换。

3．加强投资者建设，强化投资行为约束

强大而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群体是市场约束力（Market Discipline）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我们应该在继续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同时，允许其他基金进入货币市场，允许实力雄厚、经营稳健的企业或公司以适当身份进入，同时也要积极引入国外投资基金，丰富投资者种类，壮大机构投资者实力。此外，要借鉴国外做法，严格市场准入和投资行为约束，控制投资风险。

4．以提高市场透明度为核心完善市场运行规则

我国短期融资券的发行主体绝大多数都是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短期融资券市场的需要，但短期融资券市场信息披露要侧重于披露影响企业短期流动性的因素，完善定期披露制度；要进一步减少各种费用，降低收费标准，简化审批程序，实现企业的滚动发行，缩短发行期限；积极推动票据的回购和抵押交易业务，增强短期融资券的流动性。

注释

1商业票据可以分为金融机构发行的票据、非金融机构发行的票据以及政府公共事业部门和国际组织发行的票据，本文主要研究非金融机构发行的商业票据。2尽管此时已经存在另外两个商业票据市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市场，前者在20世纪60年前就已经出现，后者产生于70年代中期，但加拿大市场无论从发行企业的国别性质还是从以美元作为计价货币和市场运行规则等因素看只能看作是美国商业票据市场的子市场，而澳大利亚市场则因规模太小可以不予考虑。3在美国，非银行公司可以分为金融公司和非金融公司。金融公司包括三类：企业附属型金融公司（captive finance company），银行控股型金融公司和独立金融公司。非金融公司通常是各类实体企业。

参考文献：

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的思考 篇3

[关键词] 外资银行 市场准入 监管

2006年12月11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5周年。按照我国政府的承诺，我国将取消所有对外资银行的所有权、经营权的设立形式，包括所有制的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客户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据此，银行业将迎来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全面竞争的时代，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投资环境的改善、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国内商业银行的竞争以及公众的投资安全，是一个发展机遇。但是，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对外资银行的进入也应该有一定限制，而不是放任其与国内银行展开竞争。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从而正确应对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

一、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的内容

1.关于“外资银行”及相关概念的界定。根据2006年12月1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外资银行”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下列机构:一是一家外国银行单独出资或者一家外国银行与其他外国金融机构共同出资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二是外国金融机构与中国的公司、企业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银行;三是外国银行分行;四是外国银行代表处。其中，第一项至第三项所列机构，统称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

“外国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注册并经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批准或者许可的金融机构。“外国银行”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注册并经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批准或者许可的商业银行。

2.关于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市场准入制度是指一国的监管当局对拟设立的金融机构采取限制性的措施，是各国对外资银行进入的资格要求和其他限制，是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的第一道屏障。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对外资银行进入本国市场都有控制,只是控制程度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及一些自由贸易区和避税港型金融中心控制较松,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少数发达国家对外资银行的准入控制较严。

3.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的内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1)最低资本金和总资产要求。如法国政府规定外资银行在法国开业必须至少拥有资本或营运资金1500万法郎。新加坡规定的最低资本金是1000万新加坡元。外国银行在韩国设立一家分行，其实收资本金的最低限度为30亿韩元。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外资银行的最低资本限额,但其《国际银行法》授权货币监理署对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外资银行要求不同注册资本。(2)经营管理水平要求。如英国要求高级经理人员中必须有一人有在伦敦金融市场工作的经验。(3)开设机构的组织形式限制。外国银行在美国设立机构可以有三种形式:外国银行代表处、外国银行办事处和外国银行分行。而加拿大只允许外国银行以附属机构的形式进入,我国香港则鼓励采取设立分行的形式。(4)母国金融当局的有效监管。《巴塞尔协议》提出,如果外国银行未受到其母国金融监管当局充分有效的监管,东道国应限制或禁止其进入本国市场。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不同阶段的发展状况

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第一，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即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外汇业务;第二，加入后两年内向外国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第三，加入世贸组织五年内向外资银行开放中国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第四，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城市将逐年增加，每年增加四到五个城市;第五，加入后五年内，要全面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的同时，也要取消其他的非审慎性限制，从这种意义讲，是对外资银行真正实现国民待遇。从总体上看，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分为起步发展期、快速发展期、调整期、加速发展期和全面开放期五个阶段。

1.起步发展期(1979年～1993年）:改革开放之初,允许外资银行在一些城市设立代表处或营业性机构。截至1993年底,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共有76家,平均每年设立5家,资产总额为89億美元。

2.快速发展期(1994年～1997年）:1994年，我国颁布了规范外资银行管理的第一部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政策更加透明和稳定。截至1997年底，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达到164家，四年内增加了90家，每年净增加20多家;资产总额达到380亿美元，四年内增长了3.3倍，年增长率为82.5%。

3.进入调整期（1998年～2001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不确定性的影响，银行业开放进程有所减缓，我国出台了一些鼓励性的政策:如取消了外资银行总资产不得超过实收资本与储备金之和的20倍的规定等。截至2001年底，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为177家，四年内仅增加了13家，每年净增加不到4家;资产总额达到450亿美元，四年内增长了18%，年增长率仅为4.5%。

4.加速发展期（2002年～2006年）: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认真履行承诺，按照入世承诺时间表，逐步开放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范围和客户对象范围;根据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需要，稳步推进和深化银行业对外开放。加入世贸组织四年来，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增加到254家，平均每年增加近20家;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增长了95%，平均年增长率为24%;人民币业务发展迅速，人民币资产总额达到1860亿元。

5.全面开放期（2007年至今）:根据中国政府的入世承诺，我国将取消所有对外资银行的所有权、经营权的设立形式，包括所有制的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客户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首批9家外资银行获中国银监会批准将境内分行改制筹建为法人银行，分别是:渣打银行、东亚银行、汇丰银行、恒生银行、日本瑞穗实业银行、日本三菱东京日联银行、新加坡星展银行、花旗银行、荷兰银行。

外资银行在我国的业务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资产、存款和贷款的年增速均在30%以上。自1979年批准设立第一家外资银行代表处--日本输出入银行北京代表处以来，截至2006年6月，共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了183家外资银行分行(下设支行52家），法人机构14家，代表处242家。其中103家外资银行分行、7家法人机构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972亿美元，各项贷款余额518.88亿美元，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2％左右;外汇贷款余额339亿美元，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20％多。营业性外资机构分布在全国24个城市，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近80％集中在上海、深圳和北京三个城市。此外，共有27家外资金融机构参资入股了我国包括中行、工行、建行、交行、民生银行、上海银行等20家全国性、地方性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已成为我国银行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三、对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的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已经在加强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简称管理条例)、《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等监管规章,来实现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这与国际上系统性的市场准入监管存在一些差距,具体的改进措施有:

1.应加强对外资银行监管法规的建设，完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对于中国而言，既需要建立一套适应开放环境的市场准入法规体系，并根据市场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适时加以完善，同时也应合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金融服务协议中有关条款保护本国银行业的权益，为本国银行业的发展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全面清理法律法规，完善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统一中外资银行监管政策。

2.注重对外资银行的实质性审查。在市场准入方面,不仅要做形式上的审查,还要做实质性审查,对其总行的资本充足率、内部管理机制及拟定的主要管理人员的资格和管理经验等因素作出调查分析。

3.注重对外资银行的地区和国别分布管理。我国外资银行目前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集中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并适应我国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战略,必须从市场准入上对进入中西部的外资银行提供相对优惠的条件,如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批准等,以吸引更多的外资银行到中西部投资。同时，应当引进不同国家的银行,使其分布尽量趋于平衡,以避风险。注意大力引进符合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需要的外资银行,愿意向我国提供先进金融技术服务的外资银行,特别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资本雄厚的跨国银行。

4.在银行市场开放进程中，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促进中资银行到境外发展。目前，中资银行的境外机构有限，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内部管理的加强，资本充足率逐步提高，资产质量不断改善，我们将有一定条件在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双边贸易谈判中向谈判方提出要价，或要求对等开放，从而积极推动中资银行到海外设立机构，提高我国银行业与国际银行业的一体化程度。

参考文献:

[1]周道许: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2000

[2]周雪飞:外国银行机构进入及其威胁[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6

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 篇4

一、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 盈利能力降低, 经营风险上升

我国商业银行现在的经营利润主要依靠利差收入。利率市场化后, 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为了吸收更多的存款必然会提高存款利率, 而为了争夺更多的贷款客户又必然会降低贷款利率, 利率的变动可能会带来银行资产价值与收益相对于负债成本和价值的不对称变化, 银行会面对利差收窄风险, 主营业务利润受到巨大影响, 商业银行的竞争压力随之上升。

(二) 金融创新加快, 业务转型风险加大

利率市场化后, 商业银行存贷利差空间缩小, 经营压力进一步增大, 传统的业务结构已不能适应利率市场化的发展, 迫使商业银行打破原有的经营模式, 持续不断地研发符合市场需求的新的金融服务产品, 以金融创新来分散风险, 并保证盈利能力的稳步增长。但是业务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 新兴金融产品存在着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 使商业银行面临着业务转型的风险。同时, 对于内部监管而言, 又意味着监管范围的扩大和监管难度的增加。

(三) 资产负债变化, 流动性风险加剧

长期以来, 流动性风险都较为复杂、隐蔽且难以爆发。但利率市场化后, 存款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必将会被推高, 出于保值增值的角度考虑, 资金的流动性会更强, 在此情况下, 就容易引发存款“大搬家”和银行间恶性竞争的加剧。另一方面, 利率波动与热钱的跨境流动相互影响, 银行监管难度加大, 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 引起宏观经济动荡, 危及金融秩序稳定。

二、利率市场化下商业银行的内部监管建议

在实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 为应对利率变动带来的诸多风险, 商业银行必然会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 建立有效的利率风险管理体系, 提高存贷款定价能力, 加快完成业务经营转型, 强化流动性风险管理。因此, 利率市场化下商业银行的内部监管也必须跟上业务发展变化的步伐, 建立符合其自身发展状况的内部监管体系和监管模式, 以降低和控制利率变化带来的风险。

(一) 牢固树立风险监管意识, 强化宏观监管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 商业银行可能因经营失误而发生倒闭。如果银行内部不转变监管理念, 仍停留在以前的合规性、操作性、微观的单笔业务操作监管层面, 那将不足以抵抗利率市场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商业银行内部监管必须从合规监管转向风险监管, 从微观单笔监管转向宏观全局监管, 将风险意识贯穿于整个监管过程, 从宏观上加强对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监测和控制, 以提高抗击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二) 扎实推进利率管理审计项目, 做好微观监管

利率市场化后, 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主要包含再定价风险、选择权风险、收益率曲线风险及基差风险。为应对这些风险, 商业银行要提高主动应对能力, 内部监管部门更应起好指导参谋的作用。内部监管部门要将利率管理审计作为一项常态化的工作来抓, 重点审计利率管理部门岗位设置的合理性、利率管理信息系统的实用性、数据库建设的完整性、风险参数设置的科学性及风险模型设置的合理性等要素, 不断提高内部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 积极参与金融创新产品监管, 实施有效监控

利率市场化催生的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 使商业银行面临着业务转型的经营压力。建议银行内部监管部门积极参与金融新产品的研发过程, 了解和掌握产品属性, 加强产品风险监控, 有效识别金融新产品上市的必要性、风险与收益的对称性及各环节存在的风险点, 查处以创新之名规避监管或者打擦边球的行为, 及时提出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 避免对高风险业务的过度追求。

(四) 完善非现场监管, 转变监管方式

相对利率的频繁变动, 现有的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匮乏, 已无法对利率波动的风险进行及时的监测和预警。银行内部监管部门应建立对利率波动的高频度常态非现场监测体系, 并逐步健全对利率市场化后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分析和管理系统。对非现场监测发现的利率走势异常、存贷利差变化异常等相关风险预警事项, 内部监管部门可采取较为灵活的监管方式, 不拘泥于项目形式, 甚至可以一事一查, 及时地进行核实监管。

(五) 加强监管人员培训, 促进素质提升

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者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对银行内部监管人员也是如此, 但现有的内部监管人员擅长的还只是传统的信贷业务和财会业务监管。利率市场化后, 急需一批既了解金融市场化知识, 又具备识别、计量和控制市场化风险的复合型监管人才, 这就对监管人员的从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专业人才的匮乏, 内部监管部门应有针对性的加大培训力度, 建立专业人才库, 实施持续的专业技能培训, 使大量的监管人员成为利率风险管控和金融创新监管等方面的复合型监管人才, 以保证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银行内部监管工作的质量提升。

参考文献

[1]景红民.我国商业银行防范利率市场化风险的对策研究[J].经济与法, 2012 (14) .

[2]赖志坚.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如何提高银行监管的有效性[J].银行监管研究, 2012 (5) .

[3]郑科.利率市场化下的商业银行风险防控[J].商界论坛, 2012 (7) .

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 篇5

市场监管转变的思考

曾敏周立智

（江西省兴国县烟草专卖局）

摘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烟草行业提升“烟叶防过热、卷烟上水平、税利保增长”的重要时期，也是烟草改革发展不断深入、传统烟草向现代烟草和可持续发展烟草加快转变的关键阶段。做好新形势下的烟草工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全局理清治烟兴烟思路、着眼长远谋划治烟兴烟举措、与时俱进创新治烟兴烟机制，牢固树立危机意识，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加快推进传统市场日常监管向现代市场监管的转变，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关键词：专卖日常监管传统现代思考

新形势下推进烟草改革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治烟思路，围绕“烟叶防过热、卷烟上水平、税利保增长”的新要求，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新型机制，确保专卖市场日常监管由传统制约型向现代开放型的转变。

一、市场监管的重要意义

（一）是新时期行业发展的需要。

当前是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全行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卷烟上水平”，市场监管自然是专卖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全面建设“严格规范、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现代烟草的奠基石。

（二）是县级局专卖执法主体向规范化、信息化、日常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市场监管不单单是管理卷烟问题，更是县级局执法主体向规范化、信息化、日常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尤其体现在创建优秀县级局的具体工作中，为努力建设一支依法行政、文明执法的管理队伍、专业化的卷烟打假队伍、敢于和善于开展内部监管的队伍的坚强支柱。

（三）是完善现行专卖工作模式的有效尝试。

现行专卖工作模式，不但是市场净化率的问题，也是专卖队伍建设水平提升的问题。必须大力加强基础中队建设，抓好“一个主体建设”的部署，理清思路，制定措施，保障县级局专卖管理基础性作用的有效发挥，推动基层建设的深入开展，夯实专卖管理基础。必须开展专卖队伍培训，提高管理层次的责任意识、管理能力和综合素质，认真做好《县级局工作流程级规范》。必须加强专卖队伍作风建设，认真贯彻落实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严格执行《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改进专卖队伍工作作风。

二、传统市场监管存在的制约因素

（一）思想观念上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

一是服务意识尚未完全夯实。一些单位与个人受传统强势、管制思想影响，工作角色尚未实现由“管理员”到“服务员”的转变，“门难进、人难找、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依然存在；管理与服务关系尚未完

1全摆正，讲监管，就放弃服务，常以“管理者”自居。讲服务，就削弱监管，放任自流，机械地把监管与服务对立起来；

二是法治意识不够牢固。部分单位与个人“人情大于天”的人治思想影响比较深，依法行政氛围不够浓厚。单位功利化现象比较普遍，重处罚、轻管理现象时有发生。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准确、不科学，坚持过罚相当原则不到位，重责轻罚或轻责重罚现象时有发生；

三是创新意识不够强。基层中队开拓进取意识不够强，缺乏创新发展精神，习惯于用旧思维去想问题，用老经验去办事，用老办法干工作，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小富即安、小进即满。

（二）履职能力上的制约因素。由于基层干部主要来源于“枪杆子”和“笔杆子”等途径，队伍素质参差不齐，面对科学发展的形势任务要求，一是理解力不够强。学习掌握上级指示精神不够透彻，把握大局和中心工作不够准确，工作走弯路、工作效率差现象时有发生；二是执行力不够强。工作方法不够科学，烟草业务“看家本领”不够高，履行岗位责任不够到位，工作质量不够高，甚至造成工作失误而被责任追究；三是创新力不够强。工作特点规律把握不好,破解影响科学发展难题能力弱、点子少，一方面在推动发展面前无能为力，“有想法、没办法”，不会改革或不敢改革，工作循规蹈矩；另一方面改革思路不清、措施不力，眉毛胡子一把抓，“有姿势、没实际”，改革成效比较差，工作徒劳无功，创建意识不强。

（三）监管机制上的制约因素。监管模式上，仍然停留在突击性、专项性整治上，缺乏标本兼治长效机制，运动型比较明显，监管执法疲于应付；监管方式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比较普遍，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和前瞻性，重行政处罚、轻教育梳导，重事后监管、轻事前事中监管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监管手段上，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现代检测手段、现代统计方法和现代管理工具等手段，来对市场的准入行为、经营行为、退出行为实施全程有效的监管能力比较低，“一看二摸三闻”的经验式监管方法在基层单位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监管手段科技含量不高，方式方法简单，客观造成基层中队市场监管嗅觉不灵、查获案源能力低，目前查办案件线索绝大部分来自于无证经营。

三、完善现代市场监管的措施和方法

（一）创新监管服务机制，不断提高市场监管效能。一个机制的形成需要相关制度的相互关联、综合运行才能形成。创新主体准入、市场监管、消费维权等市场监管机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依法行政、统筹兼顾、注重长效”的原则，立足于实现市场监管职能到位的需求，建立相关规范、稳定、配套的制度体系，完善相关积极推动和监督制度运行组织和手段。当前推动优秀基层创建活动，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市场监管机制的创新：

1、以推进基层中队服务窗口改革为重点。通过依法查处无证经营行为、完善服务举措、规范窗口建设，提高依法行政工作效率；

2、以推行市场巡查制为重点，创新市场规范管理机制。推进市场监管向综合式、动态式监管转变，适应全面监管统一大市场的需要；

3、以加强12313行政执法体系建设为重点，创新消费维权机制。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消费维权体系，全力维护经营与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兴国烟草的和谐稳定；

4、以实行信用分类监管为重点，创新市场主体监管机制。建立诚信等级分类监管制度，推行网格化监管，增强卷烟零售户的诚信意识，推进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

5、以建立健全预警制度为重点，创新市场应急管理机制。市场监管突发事件时有发生的实际，坚持以加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业务学习为基础，以建立健全市场突发事件管理预警方案为重点，以开展内部监管体系为抓手，完善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机制，全面提高专卖部门市场监督能力。

（二）创新队伍管理机制，增强稽查人员的归属感。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和干部管理权限规定，科学划分各级干部管理事权，清晰界定层级管理和任免的审批、备案权限。特别是明晰基层干部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中队长的任免、管理、考核、调配权限，以及破格（越级）晋升资格条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健全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加大系统干部纵横交流力度，不断疏通干部成长进步出路，形成干部成长进步“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性循环；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

1、要创新用人机制。充分发挥专卖人员的潜在优势，使其在各自岗位上闪光是做好专卖工作的关键。一方面，管理者要善于观察身边的专卖管理人员，通过从工作，为人，生活，交往，言谈，性格等多方面入手，切实真正地了解每个人的优势与劣势，然后，将人才安排到合适的岗位，用在“刀刃”上，让他们大胆工作，不把人才当花瓶、当摆设，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如：把思想正派、业务精通、通晓管理，能“带兵打仗”的专卖人员充实到“指挥员”岗位上；另一方面，要优胜劣汰，为确保人才进出口关道畅通无阻，既要通过严格的考评实行末位淘汰，将一些业绩平庸，不能胜任专卖工作的人员淘汰出局，又要通过公开招聘将社会上的优秀人才充实到专卖队伍中，打破身份制，同工同酬，提高专卖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

2、要创新激励机制。要正面激励，运用先进集体或个人的模范事迹对员工进行引导和示范，使员工焕发出工作热情和干劲，对打造“精品案件”或“精品工作”的部门和员工记功授奖，并作为提拔重用、晋职晋级的重要条件；对于反面事例，要敢于真抓实管，敢于批评处理。可设立专卖管理奖罚专用基金帐户，专款专用，对“打假破网”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专卖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也可定期奖励在“争优创先”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当月典型”、“季度明星”、“年度先进”人物，掀起工作中“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竞赛高潮。

3、要创新考核机制。一是进一步细化和量化奖罚分明的专卖人员工作考核标准，使员工对自己的工作质量与效果有一个清楚的自我评价，变“要我做”为“我要做”，提高执行力；二是坚持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并重的原则，对员工进行类别划分，实行差异化绩效考核，实行异岗异薪、同岗不同酬的激约机制，加大考核力度，拉大收入差距，实施未位淘汰制，增强员工的危机意识；三是公开考评结果，一方面建立考核档案，详细记录考核中的每件事情及结果，为发放专卖人员工资、资金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按月张榜公布每名员工考核情况，使其对自己及他人的工作业绩心中有数；以此，考出成绩，考出干劲，考出实效，做到罚你有根据、奖你有办法，切实调动专卖人员工作积极性。

（三）创新惩防监察机制，促进队伍安全稳定。以构建烟草廉政文化建设为抓手，进一步加大廉政教育力度，构筑思想防线；建立健全行政问责机制，完善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制度、监督失察责任追究制度、推行重大事故领导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构建廉政“高压”防线；创新监督方式，建立领导班子成员述职述廉报告制度、基层中队长向监管服务对象述职述廉制度，健全义务监督员队伍、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

会团体、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设立行政效能投诉热线，完善内外监督机制，落实诫免谈话，形成规避廉政风险的“低压电”；创新行政效能监察手段，建立电子监察系统，对政务公开、审批时效、流程规范、收费合理等情况进行实时、全程和自动监控，使行政监察由事后监察为主转变为事前、事中、事后监察相结合，促进监督监察由软约束转变为硬约束。

（四）创新沟通调协机制，构建内和外顺的发展环境。公共关系，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生产力。良好、密切的内外关系，是促进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烟草部门队伍庞大、监管服务领域大、任务重，加强队伍建设、实现职能到位，离不开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与关心、离不开有关部门的密切协作与支持、离不开监管服务对象的理解与配合。要建立工作联席会议、情况通报、相互走访等制度，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形成对市场监管与行政执法合力；要进一步健全义务监督员队伍，积极推行基层中队长向监管对象述职述廉制度，加强与新闻媒体沟通协调，积极争取对烟草工作的理解与支持，营造有利于兴国烟草科学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五）创新构建“数字型向素质型”的人才转变，随着我国烟草行业改革的逐步深入，我们在卷烟专营方面已经实现了由粗放经营向规范经营的转变，建立了统一经营、专销结合、网络管理、电话订货、集中配送的经营模式。这种模式使行业的服务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落在专卖管理人员的肩上，把专卖管理工作推到了专销结合，以专为主的位置上。这种新情况、新问题对专卖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专卖管理工作如何与时俱进，适应这一要求，尽快实现由单一专卖管理向管理服务型的转变，是摆在我们全体专卖管理人员面前的一个突出而紧迫的问题。笔者认为提高专卖队伍的综合素质，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针对当前的实际，重点是提供服务意识、增强合作凝聚能力：

1、分清对象，区别对待。专卖管理、整顿秩序的重点对象是打击那些长期从事贩运、贩卖假冒卷烟和倒卖违规卷烟、搞黑批发的违法违规大户，而广大零售户是我们专卖教育团结、服务合作的对象。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就要区别对待。对违法大户要加大打击力度，死看死守，直至依法取缔，而对广大零售户则在依法管理、规范经营行为的同时，加大服务、团结、合作的力度，把他们凝聚到我们的卷烟销售网络内。即使查出了个别零售户有违规行为，也要依法管理，管在理上，以理服人，不伤感情，处理后能使他们入网订货，而且订货量增加才算成功。

2、放下架子，摆正位置。专卖稽查人员一定要放下管理者的架子，不能总是以管理者的面貌出现，进门就查，违规就拿，扣了就走。没有一点服务和帮助的意识是起不到好效果的，只能是越管越难管，越管对立面越多，与烟草的离心力越大。我们专卖人员要把自己摆在与广大零售户平等的位置，亲密合作伙伴的位置，不能高高在上，居高临下。行为要文明，讲话有分寸，态度要亲切，处理要公正。管理中体现服务，帮助广大零售户守法经营，规范经营。要经常主动征求零售户的意见和建议，对专卖管理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分析，对的加以改进，不对的耐心说服。对卷烟经营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也要认真记录，及时传递给经营管理部门，并把采纳和解决问题的情况反馈回去。只有这样才能使专卖管理起到服务、合作、凝聚广大零售户的作用。

3、掌握情况，主动服务。各级专卖管理人员都应对所辖区域内零售户的基本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要掌握公司卷烟品种及到货情况和价格变动，以便在卷烟销售上有针对性地提供主动服务，帮助广大零售户在规范经营的前提下扩大卷烟

零售的销量，提高经营收入。同时，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力争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如为零售户打扫一次卫生，摆放一次商品，提供一条信息，唠一次家常，宣传一次法律法规。通过这些活动，使专卖稽查人员增强服务意识，密切与零售户关系，树立专卖工作新形象。

四、当前几项加大市场监管的力度

一是加大对销售异常的卷烟零售户的监管力度。各专卖管理所向辖区客户经理了解目前各个品牌规格卷烟的投放情况，确定本辖区需要重点监管的品牌规格卷烟的销售动态。同时，对辖区卷烟零售户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清点登记各卷烟零售户的卷烟库存，认真分析各卷烟零售户销售卷烟的变化情况，仔细排查卷烟销量异常的零售户及其原因，分析零售户存在违法行为的可能性，确定需要重点监管和检查的对象。在明确重点监管的品牌规格卷烟和卷烟零售户后，制定详细可行的工作计划，细化每个工作日的工作内容，组织安排市管员有针对性地进行检查和监控，严查违法经营卷烟行为。

二是加大对重点区域的检查力度。各县级局在当地政府的组织领导下，抓住适当时机，联合工商、公安等部门对各城镇和周边毗邻的农村卷烟市场等重点区域进行突击检查，保持对卷烟市场强力监管态势。专卖管理所密切关注周边毗邻农村市场的销售动态，与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所协作，定期联合对周边毗邻的农村市场的巡查，防止外地卷烟渗透、蚕食周边农村市场。

三是加大对卷烟销售大户的监管力度。各专卖管理所根据已掌握有违法经营记录或者有可疑经营迹象的销售大户的基本情况，合理安排人员，加强对销售大户经营场所、仓库、运输车辆及人员进行监控，现场发现违法经营卷烟行为，立即予以查处，掌握有重大违法经营证据线索的，及时向稽查部门负责人和分管领导汇报，由稽查部门接手经营案件，妥善处理好“露头就打”与案件经营的关系。四是加大清理无证经营卷烟的力度。各专卖管理所充分掌握辖区市场动态，仔细排查无证经营摊点，采取堵疏相结合的方法，区别对待。对符合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办证条件，有依法经营意愿的商户，责令其先停止经营卷烟业务，劝导其办证后再经营。对不符合办证条件的，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五是加大对卷烟零售户的宣传教育力度。在日常检查过程中，市管员积极向卷烟零售户宣传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对违法经营行为举报途径和举报奖励政策，通报典型违法案例，提醒卷烟零售户务必守法经营、诚信经营。专卖管理所组织召开卷烟零售户自律小组会议，进一步对卷烟零售户进行宣传教育。

五是加大网上监管力度。各级内管部门随时掌握辖区卷烟货源分配办法、品牌投放策略，使内部专卖监管更有针对性。内管人员每天从内管信息系统上的预警排查出可疑订单，及时发现卷烟零售户订单总量、单品牌规格卷烟数量异常情况，采取电话与实地抽查相结合方式，或通知专卖管理所实地检查，了解掌握零售户订购卷烟销售的真实去向，防止烟贩子套购、倒卖卷烟。

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 篇6

(一)搞好市场监管“三化”建设，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迫切需要

市场监管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以下简称市场监管“三化”建设)是适应形势任务发展，创新监管模式，全面提升工商市场监管水平，提高监管的实效性和有效性的需要，也是向社会展示工商依法监管市场的新形象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消费安全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推进商业文明建设和提升城市整体形象。营造公平竞争、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既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目标，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大力开展市场监管“三化”建设，进一步创新市场监管机制，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交易行为，有效遏制经销假冒伪劣商品、侵害消费者利益等突出问题。使四川市场的发展更加健康、市场交易更加有序：各类市场主体和上市商品质量得到全面有效监管：让人民群众对市场消费和商品服务，更加放心，更加满意。

(二)搞好市场监管“三化”建设，是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需要

商品交易市场是一个地区物质文明的缩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和窗口，折射着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也是展现市民素质和城市投资软环境的一面镜子。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四川省商品交易市场体系建设有了长足发展，目前已有6700多个商品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市场大省，但还不是市场强省。这是摆在全省工商干部面前既复杂又紧迫的现实问题。搞好市场监管“三化”建设。不仅促进工商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变革，监管效能提高。同时，也推动传统市场向新型的、现代化市场转型，努力构建具有现代流通特征的商品交易市场体系，建立良好的市场运行机制，增加国家税收、扩大城乡就业、搞活市场流通。实现从市场大省向市场强省的新跨越，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搞好市场监管“三化”建设，是提升工商监管水平的迫切需要

目前，各地工商部门市场监管的机制制度、标准手段、方式方法还不完全统一、规范化程度高低不一。工商监管市场做了大量工作，但也不同程度存在人员看不到，监管标志不明显，人民群众对工商工作不知情不知晓等问题。开展市场监管“三化”建设，就是要改变以往传统的监管机制，整合工商机关内部资源，探索和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具有四川特色的有形市场监管新机制、新模式，全面提升工商监管市场的水平，提高工商处置市场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增强监管的有效性、规范性和科学性，促进工商职能到位。

(四)搞好市场监管“三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开展市场监管“三化”建设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加强指导和规范的需要，是实施监管和执法到位的需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不办市场不等于不指导市场，不等于不规范市场。开展市场监管“三化”建设既是提高商品交易市场整体素质，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工商部门强化监管力度，促进职能到位的全新管理形式，更是树立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又发扬传统道德美德的社会窗口形象的具体举措。

二、市场监管“三化”建设的内涵

市场监管“三化”建设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部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党委和政府工作的要求，适应勤政为民的要求，对商品交易市场监管开展职责到位、管理有序、监督有力的市场监管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建立责任清晰、制度完善监管到位的市场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执法水平和效能，维护公平交易、平等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让党委政府满意，让人民群众和广大经营者满意。

市场监管“三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标准化，即监管程序、内容、市场标识和政务公开的标准化，讲亮证亮照、监管文书、监管公告公示、监管场所设置、监管软件开发、监管网络建设等方面的标准化。通过监管标准化，推动市场基础设施标准化。力争店招广告统一、市场设立要求统一、市场举办者责任统一：达到坐商归店、行商归市、商品归区、车辆归位、垃圾归桶：实行生熟食品经营分离、鲜活商品经营分离、自产自销商品经营分离。

制度化，就是要按照“放而有度、活而有序、管而有法”的原则，健全市场规则，规范市场行为，制定和完善《市场举办者第一责任人制度》、《重要商品备案制度》、《市场交易商品准入制度》、《不合格商品退出制度》、《市场商品质量查验登记制度》、《市场商品经营者信用承诺制度》、《市场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联络制度》、《市场预先赔付制度》、《市场商品交易索证索票管理制度》、《市场安全管理责任制度》等有关制度，并公示于众，监督到位、落实到位。通过实施制度化来提高市场监管能力和水平。

规范化，主要是规范市场主体和主体的经营行为及工商自身监管服务的行为。对市场主体的规范，要依法登记，确保市场举办主体和市场经营主体资格规范：要依法监管，严厉打击经销假冒伪劣商品等各种违法行为，确保市场交易行为、退市行为规范。对工商自身来讲，要依法行政，廉洁执法，监管执法行为规范，服务市场主体规范。

开展市场监管“三化”建设，宗旨是“以管助办、以管促兴”。带动市场全面“三化”建设，引导市场从传统营销方式向现代营销手段转变。市场监管“三化”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是党委重视抓，政府支持抓，工商主动抓，部门配合抓才会取得真正的实效。要促使各类市场从简单依靠政府优惠扶持向规范竞争和信用支撑转变，从价格竞争向完善服务、依靠品牌竞争转变，形成有四川特色的市场监管模式，推进商业文明建设，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完善市场体系，实现从市场大省向市场强省的转变。

三、进一步推进市场监管“三化”建设，推进市场监管方式新跨越的对策

(一)把握一个原则，积极稳妥推进

市场监管“三化”建设要立足长远，狠抓当前。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狠抓当前，一是先抓好城区有形市场的“三化”建设，今后再逐步建设农村市场。二是抓好示范市场，不能盲目铺摊子，要有规划，成熟一个推出一个，切实起到示范效应。既要重点抓好城区有形市场的三化建设，又要针对乡镇和农村市场的特点，做好日常巡查，重点规整农村市场的交易环境，严格监管上市交易的食品、农资等重要商品的质量，严禁假劣食品、农资流人广大农村地区。

(二)抓好三大环节，实行全程监管

各地开办各类市场，要以达到本地城建规划或市场建设地方标准的

要求为条件，切实做好市场举办主体企业法人资格的审查和依法登记注册工作；以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加强商品质量监测、健全消保维权机制为重点，切实抓好市场运行的监管：以贯彻国家工商总局的要求，创建信用规范市场等活动为中心。切实抓好市场评价体系建设。一是抓好举办环节，提高准入质量。实行市场企业法人登记，规范市场设立行为。确保市场主体合格、合法。二是抓好运行环节，确保市场繁荣有序。三是抓好信用规范市场创建环节，有力推进以诚信为核心的现代商业文明建设。

(三)坚持四个结合，提高市场监管效能

一是与推进12315行政执法网络体系建设相结合，增强市场监管执法力度。要健全12315维权机制，充分发挥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网络、农村打假维权网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名优企业联手打假维权协作网络的作用，为群众参与市场监督提供通畅的渠道，建立健全市场自律、社会监督与工商监管执法“三位一体”的机制，提高工商对市场秩序的控制力。二是与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工作相结合，营造诚信消费环境。三是与信用分类监管相结合，努力创构“信用规范市场”。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大力推进连锁、超市等现代营销方式，开展多渠道经营，为“放心肉”、“放心禽蛋”上市提供便利。要实行信用信息披露制度，依法公开市场举办者和经营者违法行为记录，并对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反响强烈的典型案件予以曝光，强化各类市场主体的诚信意识。四是与围绕“三个一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市场监管“三化”建设要紧紧围绕以发展农村经济组织为重点，大力培育发展发展农村经纪人。鼓励和支持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搞活一方农村经济；以实施农产品商标战略为重点，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现代农业市场体系建设，带动一方农业产业：以开展“红盾护农”行动为重点，加强市场监管，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村市场秩序，保护一方农民权益，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作出新贡献。

(四)构建五大机制，建立健全市场监管体系

建立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是加强市场监管的治本之策。要突出抓好市场预防、市场诚信、市场整治、市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和市场监管责任追究五大机制建设。争取通过几年的努力，建立起依法行政、诚信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的市场监管体系。要全面建立经济户口，前移市场监管关口，实行市场监管警示制，全面推进市场监管巡查制，建立“以防为主、防打结合”的市场预防机制：要加强对市场经营主体信用的监督，完善信用激励与惩戒制度，建立“守信褒奖、失信惩戒”的市场诚信机制：要依靠政府领导，加强部门协作，建立“条块结合、协调配合”的市场整治机制；要加强系统协调配合，完善系统监管网络，实行监管资源共享，制订完善市场应急预案，防止因突发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造成的肉类、禽蛋等重要商品供求关系突变导致价格异常波动和商品脱销问题的发生，建立“反应灵敏、处置有效”的市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要强化市场监管责任追究。明确市场监管责任归属，建立“权责统一、违法必究”的市场监管责任追究机制。

(五)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强大的部门合力推动市场监管“三化”建设

要继续坚持“三个不变”。即：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不变：紧紧依靠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的支持不变；加强与有关部门配合协作的良好关系不变，合力推动市场监管“三化”建设。工商牵头带动“三化”建设，要给党委、政府做好汇报，提出“三化”建设的可行方案，主动争取党委政府的领导，争取他们对市场监管“三化”建设的理解和支持。

(六)齐抓共管，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

要认清市场全面“三化”建设与市场监管“三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市场全面“三化”建设涉及工商、规划、建设、商务、卫生、城管、环保、税收、公安、质监、畜牧等很多职能部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要积极主动加强同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联系、沟通，做到互通情况，形成合力，提高应变能力，不断改进工作，共商发展大计。要建立健全稳定有效的横向合作机制，及时可靠的信息通报机制，坚强有力的联合执法机制，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形成部门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保障市场监管“三化”建设顺利实施。

要调动市场举办者的积极性，使之自觉参与市场“三化”建设。2006年以来，全省各地市场监管“三化”建设试点市场呈现“三明显、三提高”的局面：市场内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与2006年同期相比明显下降，消费者纠纷和消费者投诉明显降低，不合格商品率明显降低：市场举办者举办市场的积极性提高了，经营者诚信经营、服从管理、主动缴纳税费的自觉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提高了，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的充分肯定。

(七)强化教育培训，积极打造新时期市场监管队伍

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 篇7

关键词：银行监管,巴塞尔监管合作模式,评判权

21世纪初这几年, 对中国金融业来说也是个多事之秋, 自2002年爆出中国银行在纽约的分行因重大违规和违法操作行为而受到美联储重罚以来, 中银的海外机构频频出事, 2005年,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频发腐败大案, 使“信任危机”的问题成为中国银行业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些案件的暴露不但折射了中国内地银行监管当局在银行监管上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同时也使我国的监管能力倍受其他国家的怀疑, 而这种对监管当局能力的怀疑, 将对我国银行进入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造成消极的影响。

一、评判权的法理基础

由于目前对于巴塞尔协议的性质问题, 各国争议颇多, 因此协议的内容很难对各国银行监管当局发生直接的法律约束力, 即使协议的缔约国, 也往往不认为协议具有国际条约的那种国际法的性质, 因而它并不能彻底解决有效银行监管中存在的冲突。尽管如此, 巴塞尔协议倡导的双重许可的监管合作模式在国际银行监管中仍然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

依据这种监管合作模式, 在东道国和母国监管机构都能认识到对方没有能力监管外资银行或不能获知全面的监管信息的情况下, 他们有权通过阻止银行在东道国建立机构或关闭在东道国的现有银行而避免监管失败的风险。但是, 当他们不能认识对方的无能, 或彼此都不敢承认自己的无能时, 这种巴塞尔监管合作模式自然很难起作用。巴塞尔监管模式所采取的双重许可制度, 授予了东道国和母国相互客观地评价对方监管的完善程度的权力, 一方面, 这种制度看似使跨国银行受到更严格的监管, 另一方面, 也导致东道国的“单独监管”和母国“并表监管”的重合, 即当东道国当局认为母国监管机构不能满足《最低标准》时, 其可以取代母国监管机构的监管责任, 独自对在其境内的母国的外资银行实施监管。

而GATS的规定对于各个缔约国来说, 具有了巴塞尔协议截然不同的法律效力。众所周知, GATS下的各个条约, 都是国际条约, 当然就具有国际法的法律效果, 即不论各国是通过直接将条约的内容纳入国际法, 还是直接适用条约, 它对成员国发生直接的法律效力, GATS对于各国的银行监管活动是有法律约束力的。

根据GATS下《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一》第2条第1款之规定, 成员国可以基于审慎原则而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干预金融活动, 至于审慎措施的范围, GAST及其金融服务附件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义, 这就给东道国评价母国的监管水平提供了国际法的依据。应该指出, 东道国所享有的对母国监管质量的评判权, 一方面使东道国可以确保在其境内的外资机构可以受到比较安全的监管, 从而不会对国内的金融市场造成过大的影响, 但是, 这项权利往往会产生一些消极的效果。首先, 东道国可能会滥用该项权利, 违反其缔结的条约之义务, 限制外国银行进入本国的金融服务领域或者设置不合理的进入障碍。例如在日本DAIWA银行丑闻发生之后, 由于大藏省和DAIWA银行的重大隐瞒行为, 美国以此为契机, 将DAIWA银行逐出美国金融市场, 并最终导致日本贴现 (Japan premium) 的产生。其次, 尽管东道国在确信外国银行在其境内经营不能得到有效监管, 有权取消或限制对外国银行的授权。但是, 银行毕竟不同于一般企业, 不能像对待一般企业那样可以随时予以终止, 跨国银行的活动遍及多国, 对其采取行动要求更加慎重, 所以这项权力实施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二、评判权对有效跨国银行监管及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及解决

尽管从法律性质上看, 外资银行是东道国的法人, 但实质上, 一旦东道国发生经济动荡, 外资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 往往会选择资本外逃, 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了突出表现, 在东道国的角度, 外资银行是外来者, 其并没有当然的义务对其进行援助。另外, 由于跨国银行对于一国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双重作用, 所以东道国对于跨国银行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以我国为例, 依照承诺, 至2006年, 我国将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 那么, 尚属于相对幼稚期的国内银行将要和世界金融巨头一拼高下, 国内银行会在一定时期内处于劣势。入世对于我国来说, 一方面要求我国放松监管, 而放松监管则要求的是逐步利率自由化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 另一方面又要求在放松监管的基础上强调有效的银行监管, 这对于我国银行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同样地, 对于母国来说, 跨国银行的海外机构的业务活动尽管往往处于国外, 游离于其视线之外, 但是海外机构经营状况却往往及于该跨国银行的整体运营, 而且这些机构参与高风险的竞争的可能性比单纯的国内银行高得多, 其风险的传染性使得母国不得不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对在本国领土之外的活动进行监管, 这也对母国的有效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当今国际银行体制下, 海外银行机构和其母行有着紧密的联系。越来越多的东道国监管机构发现, 仅仅考察处于自己管辖之下的海外机构本身是不可能分析其真正的经营状况的。如果没有母国监管机构提供的并表基础上的监管信息, 东道国监管机构是不可能有能力对其境内的外资银行单独实施监管的。而且, 现实中, 即使东道国和母国维持着正常的监管合作, 母国监管机构也往往不愿意与东道国监管当局全面分享信息, 无论是在银行设立的许可阶段, 还是在母行发生了重大问题时。在DAIWA丑闻中, 日本大藏省在其获知DAIWA银行问题时起的六个星期内, 未向美国联储局通报有关情况。所以, 我们可以设想, 当母国的监管能力不被东道国所信任, 将被东道国排除出监管位于东道国境内的该母国海外机构时, 或者东道国的监管能力不被母国所信任, 将会导致母国对东道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这种相互的不信任往往是导致监管无效, 并最终导致银行出现危机。

大多数东道国在允许跨国银行进入本国境内时, 都设置一定的条件, 其中, 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是否完善, 是否遵循符合国际性的监管标准和具备相应的监管能力是东道国批准设立外资银行的重要条件。另外应该注意的是, 大多数国家作为东道国并不充当外资银行的最后贷款人, 当外资银行出现危机时, 母国仍然需要承担其保护性监管的职责, 东道国监管当局往往要求其总行及其母国监管机构予以援助, 东道国在授权外国银行时亦应当把行使监管的母国应当有最后救助能力作为一项授权条件。

在美国, 其银行法要求外国银行在美分行必须接受其母国全面统一的监管, 《K条例》还就确定外国银行是否受到全面的、统一的并表监管提出了考察的综合因素, 以对母国的监管力度进行评价。然而怎样认定“接受母国适当机构统一全面监管”, 在缺乏统一监管标准的国际机制的情况下仍显困难。巴塞尔协议试图通过要求母国和东道国相互评估对方监管质量以确保监管标准的充足性。所以, 只要东道国认为在其境内经营的银行之外国母行存在监管不足问题, 东道国就应该制止或禁止该外国银行在其境内经营, 东道国也可以对该银行的业务活动施加专门限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双重许可的监管合作模式更注重银行经营的稳健性, 而要使这种模式发挥其预期的效果, 必须有趋同的市场监管标准, 这就要求制定为各国所认可的共同的监管准则。为此, 1992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监督国际性银行集团及其跨国分支机构的最低标准的建议》 (简称《1992巴塞尔最低标准》) , 提出了银行监管的最低标准, 确立了监管国际银行的四个基本原则, 即 (1) 所有国际银行和银行集团都应受到有能力实施并表监管的母国监管机构的监管; (2) 跨境银行机构的设立必须事先得到东道国监管当局和银行或银行集团的母国监管当局的同意; (3) 监管机构应该有权从银行的跨境分支机构中获取信息; (4) 如果东道国当局认为这四个最低标准中的任何一个未被满足, 其可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以符合与这些最低标准相一致的谨慎监管的要求, 包括禁止外资银行的设立。

然而, 进行有效并表监管的障碍依然存在。首先, 缺乏一套制度来评价东道国和母国的监管。一方面, 东道国没有共同的标准来评判母国是否有能力实施有效的并表监管;另一方面, 母国也缺乏一种机制评价东道国的监管标准。其次, 空壳分行、放松监管所产生的监管漏洞仍然威胁着任何银行不应逃避监管的原则。第三, 银行保密法依然影响着母国当局为实施并表监管而收集所有信息的能力。为解决上述问题, 巴塞尔委员会于1996年10月发表了《跨境银行业务的监管》, 提出了29条建议作为对《最低标准》的补充。《跨境银行业务的监管》要求东道国在母国不能通过其他监管手段获得信息时, 有义务向母国监管机构提供必要的信息;在必要时修改阻碍母国监管机构收集有关存款者信息的立法;协助母国监管机构对其境内的外资银行实施现场检查或代表母国监管机构实施现场检查;确保对空壳分行的有效监管。对于母国监管机构, 《跨境银行业务的监管》要求其必须保证银行总行递交的有关定性和定量信息的准确性;对境外外资银行实施现场检查;如发现银行有严重违反母国法律的行为, 应通知东道国监管机构其对此所要采取的行动;如果有合理理由怀疑银行总行的管理、内控制度、业务有问题或银行集团的全球性状况有重大不良变化时, 应立即通知东道国当局。

巴塞尔监管合作模式所采取的双重许可办法, 使东道国和母国监管机构在有理由确信对方没有能力监管外资银行或不能获知所有监管信息的情况下, 有权通过阻止银行在东道国建立机构或关闭在东道国的现有银行而避免监管失败的风险。但是, 这种巴塞尔监管合作模式在双方无法相互信任的情况下, 能起到的作用就相当有限了, 而这种相互不信任在东道国和母国之间是普遍存在的。因而, 尽管这种制度看似使跨国银行受到更严格的监管, 但另一方面, 也使得母国监管机构采取“监管伸延”策略, 即在母国认为东道国不能有效监管东道国境内的母国银行的海外机构时, 可以将其监管权限适用于该银行的海外机构, 这又导致了监管权力的域外适用问题的产生。

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 篇8

一、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的现状

在国际上, 对外资银行的主要规定有:世界贸易组织的GATS、《金融服务附件》、《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书》及各成员方在该协定下所作的具体承诺和豁免清单;巴塞尔委员会也专门针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文件, 如《银行外国设立的授权程序》、《对国际银行集团及其境外机构的最低标准》、《跨境银行监管》和《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

对比国际的法律文件, 我国主要有下列法律法规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进行规定:《商业银行法》及《公司法》中有部分条款对外资银行准入进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是入世承诺过渡期后所颁布的法律, 该条例对外资准入采取开放原则, 又有一些新制度规则、新组织形式来对外资银行准入我国市场进行监管;此外, 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及《条例》等。

由上述法律法规可以看出, 我国现行关于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法律法规比较欠缺, 规定也比较笼统。

二、自由贸易区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的规定

要了解自贸区内外资银行的相关政策, 首先要对什么是自贸区有所了解。

(一) 自由贸易区的内涵

自由贸易区 (以下简称“自贸区”) 是指划在一国关境以外、国境以内, 准许外国商品免税自由进出的区域。一般而言, 自贸区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货物进出自由。进出自贸区的货物不会因为关税壁垒或其他壁垒而有所限制, 只要是符合国际惯例, 都能够进出畅通, 不存在国别的限制。

二是投资自由。因为不受国别、行业和经营方式的限制, 所以可自由进行投资、雇佣、经营及人员自由出入境等, 投资十分自由与方便。

三是金融自由。在自贸区内, 由于政策比较宽松, 可以自由进行外汇兑换且资金转移自由、经营自由, 因此没有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的区分, 对金融自由是非常有利的。

四是自由贸易区成员经济体之间无共同对外关税。一般而言, 自贸区各经济体成员间会制定一个协议, 协议内容包括关税, 通常会指出成员之间的自由贸易不会影响其对非自由贸区成员采取的其他相关的贸易政策, 相反, 往往会对成员之间的贸易更有利。

(二) 自由贸易区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的规定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2013年) 》 (以下简称“负面清单”) 以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2011年修订) 》等为依据, 列明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 (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 对外商投资项目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采取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准入措施。

对于外资银行在自贸区的市场准入相关内容, 主要将其列在了负面清单J金融业, 限制涉及的方面主要包含投资银行、财务公司、信托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投资保险公司等五类。从这个负面清单可以看出, 其对外资银行如何准入未做任何详细规定或限制。

三、自贸区给外资银行带来的机遇及外资银行对自贸区的影响

(一) 自贸区给外资银行带来的机遇

只要外资银行所涉及的业务不危害到国家安全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就可以从事, 这就给外资银行提供了一个与中资银行共同竞争的机会。虽然我国入世五年的过渡期已过, 按理外资银行在业务范围上能够从事与中资银行一样的业务, 但事实上, 外资银行仍然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

以分支结构还是法人机构进入自贸区, 在目前的负面清单中未规定, 完全由外资银行根据自身的资本管理架构和其市场策略所决定。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现行负面清单的规定, 外资银行在自贸区的业务准入门槛将会被降低, 涉及的范围和要求比以前要更加宽松。以第一批被允许在自贸区内设立开展业务的几家外资银行为例, 如汇丰、渣打、东亚, 其除了在自贸区内设立网点之外, 坦言不排除设立独立法人的可能。深化改革通过开放来倒逼, 再以开放来促进改革, 这是改革开放的逻辑必然。以目前银行业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形势来讲, 利率市场化或汇率的深化改革甚至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在自贸区的先行试验, 都能够促进外资银行得到最大限度的公平竞争, 从而使我国经济焕发新的活力。

(二) 外资银行对自贸区的影响

自贸区不仅取消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而且也加快了人民币自由兑换和人民币其他业务的发展, 使人民币能够走向国际, 增强我国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然而, 在自贸区内, 外资银行虽然可以自由发展, 但若任其无拘束地发展则可能会对我国银行金融系统产生剧烈负作用, 主要会有以下方面的影响。

1. 自贸区的建立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 降低了银行业的风控能力, 因此有必要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做必要的监管。自贸区对外资银行准入没有做任何规制, 我国现行法律对此规定也很少, 这样虽然可以带动竞争, 但是随着外资银行的资本流入自贸区及跨境资本流动可能造成国内银行的货币错配风险, 进而使国内银行的风控能力大大减弱。因此, 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进行监管, 不仅能够很好地促进竞争, 而且也能够使我国银行业稳步发展。

2. 自贸区会带来很多热钱, 冲击中国金融和银行业。中国历来都受到很多国家的关注, 尤其是拥有很多热钱的国家。中国在世界贸易进出口市场中占有很大的份额, 同时也在消费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市场越大, 就越容易吸引热钱炒作。所以, 中国自贸区的建立无疑给热钱炒作提供了很大的市场, 这些国际热钱不可能放弃中国这个具有很大潜力的市场。另外, 由于中国正处于改革和转型期, 法律法规等各项监察制度都不是很完善, 所以很多热钱炒作会利用这些漏洞对我国金融和银行业造成冲击和影响。热钱作为以牟利为主要目标的投机手段, 一定会利用各种可能存在的漏洞力求利益最大化。

(三) 自贸区内外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相关政策对比

1. 在注册资金方面, 根据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 自贸区外外资银行最低注册资本提升到10亿元。与之相比, 自贸区内, 放开准入门槛限制, 取消资本金限制, 让银行可以自行决定海外融资额度;同时三部法律取消或暂停实施后, 外资设立银行将采用类似香港的方式, 完全取消注册资本金要求, 银行可在实际运营过程中根据运营情况设定投资额度。

2. 在注册周期方面, 外资银行在自贸区外注册的周期相对于自贸区内较长, 需要通过各种繁琐的手续和审批, 耗时较长。

3. 在提交材料方面, 外资银行在自贸区外需要按照三部法律的规定及相关政策的要求, 提交较多的材料以便审批。但是, 在自贸区内, 这些材料大大减少, 根据自贸区的政策即可。

4. 在准入方面, 外资银行准入自贸区外需要经过商务委的审批, 限制相当严格, 一旦不符合要求或有瑕疵, 就不能通过审批。然而, 根据负面清单, 对于外资银行在自贸区内的市场准入则无严格限制, 采取的是比较宽松的管理方式。

四、对自贸区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的建议

针对自贸区外资银行可能对我国银行业带来的挑战,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相关的市场准入监管。

第一, 根据自贸区的特点, 从实体法方面逐步建立系统而健全的外资银行监管体系, 实现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首先, 应该逐步建立独立而完善的《外资银行法》。通过完善的《外资银行法》来对自贸区内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进行说明或细化相关规定, 与负面清单配套, 使自贸区内外的外资银行准入制度在一个法律范围内进行统筹规定, 而不是分散在各类法律法规中。鉴于现实情况的限制, 可以先以《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为基础, 制定相应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然后再着手制定统一而独立的《外资银行法》。此外, 还可以通过银行自律组织来构建健全的行业自律体系。由于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的差异比较大, 所以可以在银监会的指导下要求并协助自贸区内的外资银行成立相关的自律组织。从整体出发, 在自贸区内通过以自律性的条款形式对外资银行准入方面进行相关监督, 交流信息, 推动外资银行的发展, 防止货币风险等问题的产生。这样, 从外资银行在自贸区市场准入角度监管, 可以使得货币错配风险大大降低, 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

第二, 结合自贸区的特点和要求, 加快建立和完善外汇管理体制, 尽快制定出台相关的制度与政策。这样既能够为外资银行进行跨境融资等提供便利, 也能有效避免热钱通过外资银行跨境融资等进出中国。对进入自贸区的外资银行进行严格筛选, 不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决不允许进入自贸区。还要对进入自贸区的外资银行每年进行行为评估, 凡是存在违规行为或为热钱进出提供方便的外资银行, 坚决清除出自贸区。进入自贸区的外资银行必须完全符合相关的金融法规、外汇管理要求及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违规行为。否则, 要禁止进入。

第三, 从程序法角度对我国外资银行在自贸区市场准入进行监管, 限制对我国银行业不利的外资银行涌入, 从侧面提高银行的议价能力。首先, 在自贸区可以增设规定核准修改和撤销方面的程序规定。因申请人的申请及其核准可能会发生错误或因事实、环境发生变化而导致核准不符合实际, 所以核准的修改和撤销是必要的。其次, 规定申请拒绝程序。因为现存很多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基本是不适用的, 一旦申请者过多, 则可能会导致拒绝的情形也过多, 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规制。同时, 在自贸区中, 由于现在只是以负面清单作为主要的政策和法规依据, 这方面更是需要进行细化。

五、结语

随着利率和汇率自由化的发展, 外资银行在开拓新的项目产品时, 即便是面对产品的风险, 也会在价格上呈现, 而且对客户的选择也有一定的程序, 从而拉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 自贸区实际上是一个金融的拉动器。将自贸区的优势发挥最大, 使外资银行倒逼我国国内银行的发展, 从而存进我国经济的多元发展, 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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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谭浩俊.自贸区须防热钱冲击[J].商周刊, 2013 (21) .

商业银行监管博弈分析 篇9

一、商行的监管博弈模型

1、模型假设

在监管博弈中, 有两类局中人, 银监局与商行。首先, 假设参与博弈的局中人都是完全理性人, 对其他局中人的行动策略具有完全的了解, 且局中人的行动有先后, 但因局中人相互观测不到, 因此可以看成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对于商行来说, 具体的假设如下: (1) ) 它有两个行动策略, 一是违规经营, 包括超标发放贷款、未能严格审核贷款项目等;二是合规经营, 通过资本盈利提高抗风险能力。 (2) 当它合法经营时, 假定其尽一份职责的一份报酬, 收益为0;当它违规经营时, 所需操作成本及隐含的风险记为cb, 若银监会选择不监督, 它将会降低标准发放贷款给某企业而获得企业所给予的额外收益M, 总收益为M-cb, 且M>cb, , 否则银行将没有动机去违规经营。 (3) 当它违规经营时而且如果被银监会查处成功, , 将会被处罚款-F (F>0) , 此时收益为-F--cb。

对于银监局也有3个假设: (1) 银监局有两个纯策略是严格监管与不严格监管。。当它严格监管时, 它需要投入人力财力来增加监管的力度, 将花费成本cs, 此时若商行不违规, 其收益为cs。 (2) 它的严格监督行为也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成功发现银行信贷业务存在的问题与风险, 它将获得罚金F, 及成功查处之后的正效用U, 包括通过上级监管部门的考核与奖励, 声誉的提高等。二是未能发现商行的违规行为, 效用为-U。 (3) 若它不严格监管, 商行也违规时, 它将会因判断正确而节省监督成本, 收益为cs。

2、博弈分析与求解

根据上述假设, 可以得出该博弈双方的支付矩阵如下:

我们假定银行的混合策略为δb= (θ, 1-θ) , 即银行以θ的概率违规, 以1-θ的概率选择不违规;同样设银监会的混合策略为 , 银监会严格监督时查处成功的概率为ps, 不成功的概率为1-ps.

银行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对其求偏导得到商业银行最优化的一阶条件是:

监管者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最优化一阶条件为:

因此, 在混合策略均衡时, 如果商行违规的概率小于 , 银监会的最优策略是不进行严格监督;如果商行违规的概率大于θ*, 银监会的最优选择是进行严格监督, 如果商行违规概率等于θ*, 银监会将随机地选择严格监督还是不监督。在商行违规的均衡概率θ*的表达式中, θ*与监管局的查处成本cs成正比, 与监管成功概率ps、银监会查处成功所获收益U、惩罚成本F成反比。因此, 如果要降低商行违规的概率一方面监管分局就要努力提高监管效率, 加大惩罚力度, 减少监察成本, 另一方面, 上级监管部门也要适当增加对查处成功时奖励。

如果银监会的加强监督的概率小于 商行的最优选择是违规经营;如果监管的概率大于γ*, 商行的最优选择是不违规经营;如果监管的概率正好等于γ*, 商行将随机地选择是否违规经营。同样分析监管分局的最优监督概率γ*, 可知随监管查处成功概率的增大、罚金的提高可以使银监会的监督概率降低, 减轻工作量。

另外, 上述均衡的另一种可能解释为在全国的商业银行中, 有 比例的商业银行进行违规经营, 银监会随机的抽选比例为 的商行进行违规情况检查。

二、银监会派出机构与银行合谋寻租-设租的博弈分析

现实中, 银监局通常有派出机构地方银监局 (简称银监局) , 因此上述博弈中的局中人是银监局与商业银行更为合理些, 此时由于商行大部分都是收购原有的信用合作社而建立起来的, 政府是其中的最大股东, 因此许多商行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有政府直接任命, 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 可能不顾风险代价利用商行的资金违规操作为地方企业提供贷款, 因此与银监局的执行人员之间或许有着因利益而相互勾结的可能与动机。下面将根据上述模型考虑地方监管局与商行合谋寻租的博弈分析。

进一步, 我们假设严格监督时未查处违规问题的原因是由于银监局监督技术上的不足, 商行的应对策略而非人为意图, 从现实角度考虑这种假设也是合理的, 银监局如果想要合谋就没有必要去浪费监督成本去监察但却装作查处失败。因此, 如果二者想要合谋他们一定会在博弈矩阵的右上角进行。

假设商业银行将其违规所获利益M按t比例的上交给监管分局, 其中0U是一定成立的, 否则他不会有动机去勾结。那么具体什么条件下, 银监局会同意与商行进行合谋呢, 或者如果银监局想设租时, 他将开出怎样的条件t呢?

当商行违规时, 银监局进行严格监督的期望收益为:

该条件即为银监局选择合谋的条件。

反过来考虑, 从银监会设计监管制度角度来说, 使 , 这一约束条件成立才会控制银监局与城市商行之间的合谋, 而由于M是外生变量监管者无法控制, 那么如果它希望减少合谋出现的机会, 就要增大违规查处成功的概率ps, 增加罚金F, 增加银监局查处成功的正向激励U, 努力降低监督行为的成本。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 银监会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着一种混合策略均衡, 二者将努力估测对方采取某种策略的概率, 进而确定自己的最优选择。并且, 在现有的监管体制下, 银监会的派出机构银监局与商业银行之间由于利益的驱使, 当某一条件成立时, 二者确实可能达成合谋设租-寻租的协议从而给存款者和社会带来福利损失。根据文中的结论, 本文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

1、提高监管部门人员的从业素质

银监会对商行的监管水平的提高, 最根本的在于监督人员素质的提高。因为再健全的制度、再完善的机制也需要有人来履行, 来付诸实践, 否则罚不责众, 规章制度的真正约束力和效力都将是有限的因此国家对监管人员应该是严格从业资格培养职业荣誉感, 通过定期学习培训等方式提高其对风险的测量、评估的能力。

2、改变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 使其成为市场主体

商业银行应考虑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改变地方政府一股独大的局面, 避免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直接干预, 从而减少银监局与商行之间的勾结寻租行为可能性, 这样对商行来说可以提高自我约束能力, 在有效监管的情况下, 更加关注商行的长期利益, 有助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3、制定银行机构市场推出的法律法规

从文中的分析我们知道, 要减少商行违规的情况的出现一定要奖惩分明, 但是由于目前商业银行出现风险时往往会以广大存款者的利益为要挟, 要求中央政府和银监会对其实施救助。因此, 应尽快建立银行推出机制, 将一些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的银行淘汰出局, 从而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 使其自觉的实施审慎的资本管理, 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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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葛新权, 王国成.博弈实验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我国商业银行监管探讨 篇10

一、商业银行监管形式

商业银行监管形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从央行金融调控、货币政策角度看, 银行监管是指监管机构由于金融业对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稳定有巨大影响所采取的某种法律约束行动。

2、从银行的现场检查角度看, 银行监管是指银行检查与银行审计。

3、从银行法律和规则角度看, 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管理即对银行经营活动加以法律与规则的约束, 也包括显著影响银行业运行的所有规则, 或是有系统地进行管理控制, 使其遵守规则或符合标准。

4、从银行非现场检查与监管角度看, 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监督是指报表监督和指标管理, 促成一个迅速、准确反映商业银行经营状况的信息系统。

综上, 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监督与银行管理, 包括对货币政策与银行合规情况监督、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督、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银行准入与退出的全部流程。

二、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目标定位及状况

随着银监会的成立, 我国逐步形成了与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框架。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首次得到了明确区分, 解决了长期以来人民银行既承担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宏观职能又负责保护存款人和消费者利益的微观职能的双重监管目标冲突问题。作为我国银行业的专业监管机构, 银监会的成立使得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目标获得独立化, 使得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得以凸显, 有利于存款人的利益得到切实保证。

银行经营中对存款人或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利益侵害, 由于商业银行经营的高负债率和经营者过度涉险的机会主义行为, 也就是在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吸收存款等负债业务取得经营资金并实行有限责任的条件下, 对于其股东与经营者发放贷款或从事某项投资而言, 如果放贷或投资成功, 可以取得几乎全部的收益, 而如果放贷或投资失败, 则只需承担极小部分的责任。因此, 在缺乏必要的债权人监管的情况下, 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存在过度涉险的激励, 从而威胁到存款人资金的安全性等。

同时, 保护存款人和消费者的利益, 最为根本的是要提高其自我保护能力。考虑到我国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金融发展滞后, 金融深化广度还不够深, 市场规则及相关知识尚未完全建立并深入人心, 居民缺乏必要的金融风险意识, 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因此, 作为监管者, 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考虑, 还有一个重要职责便是“要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和相关信息披露, 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产品、服务和相应风险的识别和了解”。商业银行要及时向公众公布与之相关的信息, 监管者要对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可靠度作出判断, 并纠正公众对一些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误解。

最后, 由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系以及法制建设还未健全, 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难以完全避免。因此, 为从根本上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 作为监管者必须严密监管商业银行的活动, 通过加强监管, 建立起防范金融犯罪的机制, 有效减少金融犯罪。同时, 通过严厉打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 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 最大限度地减少资金损失, 进而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

目前, 银监会的目标定位从根本上来说是保护存款人利益、增进市场信心、提高公众金融意识、减少金融犯罪等四个目标都统一于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这一最高目标, 前者是基础与根本, 后者则是其的具体化, 四者共同构成我国银行监管目标的有机体系。而在影响广泛的国际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改革新方案巴塞尔协议Ⅲ出炉之际, 中国银行业监管者已未雨绸缪, 巴塞尔协议Ⅲ中国版本已在酝酿之中, 这主要涉及资本要求、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四个方面。

近期监管部门刚召集商业银行讨论在新的资本监管框架下, 如何改善和提高银行监管, 即在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之下, 监管层对国内商业银行各层次资本充足率, 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和超额资本充足率均有明确要求。

按照巴塞尔协议Ⅲ要求, 所有国内商业银行各层次资本充足率均作统一要求, 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总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6%、8%和10%, 这一要求分别高于巴塞尔协议Ⅲ的4.5%、6%和8%。再加上超额资本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最高要求或达15%。

三、对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探讨

根据巴塞尔协议, 结合我国国情, 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可以考虑以下方面:

第一, 借鉴国际商业银行监管先进经验, 完善监管制度体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监管机构在商业银行监管中的职责、意义以及具体监管建议等内容, 这为各国完善商业银行的监管制度提供了良好的指引。我们应以此为借鉴, 构建完善的监管制度体系。对于我国的银行监管而言, 当前过分地强调行为监管和合规监管在本质上是偏重于监管者的监管规则而忽视了金融市场本身具有的游戏规则的限制作用, 忽视了市场机制对银行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监管功能, 其结果是导致市场规则可能无法存在。所以, 顺应我国金融业市场化改革潮流, 当前应缩小行为监管和合规监管的边界, 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银行监管中的作用。

第二, 商业银行监管机构应该明确自己的监管职责并认真落实。董事会应该为有效治理银行负责。监管机构应提醒董事会和管理层重视监管中发现的问题, 监管机构应评价银行集团架构的影响, 向银行发布有关稳健公司治理和积极到位的做法的指引。在我国, 由于银监会一直关注银行资本风险, 按照“资本质量和资本数量并重的原则”持续加强资本监管, 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结构较好, 国内银行资本实力显著增强。

第三, 监管机构应特别注意完善相关的评价机制, 以便真正实现有效监管。具体做法有: (1) 监管机构应评估银行审计和控制部门的工作质量。评价银行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履行监督责任方面是否具有到位的有效机制, 包括内外部审计、风险管理部门以及合规部门。有效的内部控制不仅表现在政策和程序要有明确定义, 而且这些政策和程序要得到恰当地执行; (2) 监管机构应评价银行集团架构的影响。监管机构应能够获取有关银行所属集团架构的信息。有关集团架构的信息应能评估母公司的大股东及董事的资格和条件, 以及集团内部监督流程的充分性, 包括银行和集团层面同一职能部门的协调性。

在银行业目前的风险还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 监管当局应该把握好实现巴塞尔委员会资本监管改革一揽子方案的时间和中国银行业安全发展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 维护金融的安全和稳定, 实现银行业的可持续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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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 篇11

关键词：美英银行；监管体制改革；启示

一、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银行监管改革

2009年6月18日， “金融规制改革新基石”的金融改革方案正式颁布，这是为了消除次贷危机中所暴露的监管漏洞，稳定金融体系，此改革法案被业内评为是自美国30年代金融危机以来最彻底，影响最大，规模最广的金融监管改革。下面是其中针对银行监管的内容：

（一）新增监管机构，调整银行业监管格局。金融改革法案组建新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包括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证监会主席等，委员会主要的职能是负责及时监控识别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为其他金融监管机构提供及时的信息和意见，构建各监管机构间的合作桥梁，弥补了原先监管体系中存在的空白。

（二）扩大美联储监管权限。改革法案的重点是强化美联储的监管权限，根据法案，美联储被赋予对一类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并表监管的权利，对于在美国境内直接或间接从事金融服务的公司，在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诸方面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标准。

（三）弥补银行机构监管漏洞。《银行控股公司法》规定：互助储蓄控股公司、工业贷款公司、信托银行等不作为银行控股公司，可以豁免接受并表监管，这使得一些投资银行，如雷曼兄弟等逃避了银行控股公司法的管辖，避开了并表监管。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恰恰表明这种监管松懈加大了体系的风险。因此改革法案规定：凡控制参保存款机构的公司，无论其组织架构如何，都应该接受美联储的并表监管，同时受到《银行控股法》对非银行活动的限制。

（四）提高国际监管标准与加强国际协作。改革方案要求构建新的银行资本充足要求，引进补充性杠杆比率，即银行在经济繁荣期增加超额资本充足要求，以备在萧条期应对资本不充足的情况，并且呼吁增强对信贷衍生产品和其他场外衍生产品的监管，同时加强G20成员国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以促进全球金融稳定。

二、金融危机以来英国银行监管改革

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英国实行“三方监管体制”，即由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管理局共同监管金融业，但在危机面前，三方监管体制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此，英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金融改革，通过了《2009年银行法》，明确了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核心地位，并对危机进行反思，认为金融服务局作为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权力过于集中，在金融系统性风险识别上具有滞后性，下面是英国金融改革中针对银行监管的内容。

（一）转变原本的“全能银行”的制度，将银行业务分为零售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英国政府认为这将商业银行与外部金融风险进行隔离，在金融危机情况下有利于保护大部分居民的利益，有助于监管机构实行有效监控。改革方案要求被隔离银行将不允许从事与支付和放贷无关的活动，这样如果只是高风险的批发银行业务出现问题，将不影响零售业务，监管部门容易进行处置。

（二）监管体系重构。英国的《金融服务法2012》将FSA拆分为两个机构：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局。审慎监管局的职能是促进被监管公司的平稳运行，主要监管对象是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而金融行为局侧重对消费者的保护。

（三）增强了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监管的职能。英格兰银行拥有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双重职能，宏观审慎监管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防范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委员会来运行，而微观审慎监管更加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定。

三、美英银行监管改革的相同点

（一）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在监管理念方面，要求金融监管部门更加注重系统性风险，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某个金融领域的风险，这样才不会出现监管空白、遗漏等现象。次贷危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单个银行风险指标合格，并不能代表整个行业不存在风险。

（二）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按照惯例我们把金融体系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核心机构，如大型银行等，另一个是非核心的机构，包括对冲基金、影子银行等。而现在非核心机构发展迅速，资金的规模很大，很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管。在这次改革中，美国和英国都提出要对包括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公司、影子银行等进行监管，使金融监管的范围扩大。

（三）加强国际间银行监管的合作。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国际流动性很大，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已经成为常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的共识。而目前美国已经把提升国际监管标准和加强国际合作定为改革的核心目标，我国银监会也先后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31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当局就双方在银行监管信息交换和监管行动展开合作。

四、我国银行监管的现状和趋势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还处于发展时期，主要实行分业监管的模式，银监会主要负责对我国银行业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只负责按照规定监管金融市场（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等），发布金融业的统计数据和法律法规等，监管权力较弱。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中国银行业也有从分业经营走向综合经营的趋势，并且已经涌现不少混业经营的银行集团如光大、中信等，必将要求监管体系也做出必要的调整。

五、政策建议

美英两国的银行监管改革都对我国监管体制有借鉴作用，但是照搬照抄他国任何一种模式都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国需要在综合两国经验的基础下，建立一种中国特色的银行监管体制。以下是我对建设中国特色的银行监管体制的建议。

（一）减少行政监管，健全监管法律体系。我国金融市场的政府干预较多，容易出现寻租现象，所以要借鉴美英两国的银行监管体制，健全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监管的透明度，合理划分监管职权和责任，同时加强行业自律组织在监管中的作用。

（二）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目前我国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缺乏有效的措施和必要的关注，我国消费者的地位处于劣势，所以急需出台保护消费者的法案，其中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我国当下的主要任务，这不仅是出于保护公众利益的要求，也是中国金融监管国际化的必经之路。

（三）建立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是风险监管的必要补充，便于监管部门及时发现问题，进行现场检查，达到防控风险的作用。我认为我国信息披露制度应该借鉴美英两国的经验，采用法律的形式，对银行信息的形式和内容，信息披露的原则和标准以银行的义务进行明确。同时，不同监管部门之间应展开合作，进行信息互享，从而降低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四）调整监管模式，加强监管机构的协调。我国银行业目前实行分业监管模式，存在美国伞形监管的弊端，容易产生监管的空白和漏洞，所以我建议在分业监管基础上，设立一个综合监管部门，负责协调现有监管机构的职责，控制和监管系统性风险，同时应该处理好监管与创新的关系，金融创新不能脱离金融监管，而金融监管要适度，为创新预留空间。通过这两种措施，对混业经营的银行集团实行并表监管，以逐步适应银行发展的需要。（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陈静.美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对及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10（9）

[2]于亮.中国银行业监管问题与对策研究[D].吉林大学金融学博士论文，2014

商业银行杠杆率监管研究 篇12

金融部门的高杠杆在银行体系表现为大型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出现了较大程度的背离。2008年危机期间, 银行体系的快速去杠杆化不仅削弱了其信贷中介功能, 表使信贷成本大幅上升, 而且导致其他金融机构、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的进一步去杠杆化, 放大了危机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 传统的杠杆率监管又重新回到了监管当局的视野。

杠杆率是用来衡量杠杆程度大小的。一般意义的杠杆率主要是指资产负债杠杆率, 即资本/资产负债表内总资产。巴塞尔协议III中引入了简单、透明、不具风险敏感性的杠杆率, 明确了其监管标准。将杠杆率定义为:一级资本和其主要形式/表内外风险资产总和。巴塞尔对杆杠率的定义更准确真实的测量了杠杆率。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4月1日起施行《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 (修订) 》中说明中, 杠杆率是为有效控制商业银行杠杆化程度, 维护商业银行安全、稳健运行。杠杆率, 是指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有关规定的一级资本净额与商业银行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商业银行并表和未并表的杠杆率均不得低于4%。

二、各国杠杆率监管的实践

早在1988年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I》之前, 杠杆率就被广泛作为微观监管工具。银行业发展早期, 监管当局使用资本对存款比例来衡量资本充足性。20世纪30年代后, 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 存款人挤兑对银行的威胁大大降低, 监管当局意识到银行损失主要来自资产方而不是负债方, 开始使用资本对总资产比例代替资本对存款比例来监管银行的资本充足性。但随着1988年巴塞尔I出台, 银行加强了对风险资产的监管, 资本充足率监管逐渐取代了杠杆率监管。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2009年12月, 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巴塞尔协议III》, 确立了微观监管和宏观审慎相结合的新金融监管模式, 大幅度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要求。

其主要内容为:一、核心资本本充足率从4%调到6%。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2%调到4.5%, 总资本充足率仍为8%。三、建立2.5%的“资本防护缓冲资金”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区间。四、引进无风险权重的杠杆率指标, 规定杠杆率不得低于3%。第四条对银行杠杆率的要求是为了控制高杠杆带来的银行风险。杠杆率是作为资本充足率指标的补充, 这样就兼顾了风险敏感性和无风险敏感性两种监管需求。

三、美国商业银行的杠杆率监管实践

《美国银行控股公司法》规定银行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要运用一级资本杠杆率评估, 这一杠杆率定义为一级资本与表内总资产之比, 适用于并表资产大于5亿美元和并表资产虽然低于5亿美元, 但满足一定条件的银行控股公司。其他银行控股公司的最小杠杆率为4%, 大型银行控股公司和使用规定的风险资本方法对市场风险测度的银行控股公司的最小杠杆率则设定为3%。虽然美国1991年颁布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 以银行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杠杆率为依据, 对银行的资本水平划分了五个等级。但是, 表外资产没有包括在美国的杠杆率指标之内, 所以杠杆率指标由于大量表内到表外的风险转移行为而变得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四、加拿大商业银行杠杆率监管实践

加拿大的杆杠率主要采用的是杠杆倍数, 加拿大杠杆率监管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 表外资产和附属资本都包括在了资产和资本项目中。加拿大杠杆率是表内资产和特定表外资产之和/经调整的一级与二级资本之和。表外资产主要包含贷款担保、回购协议、和交易和贸易有关的或有负债等项目, 其占表外资产总和的75%。

(2) 银行不同杠杆率标准也会有所差异。加拿大金融机构监管局在考虑到各个银行的情况各不同, 因为不同银行的经营管理经验、资产资产类型和多样化程度以及风险偏好等都不同。二十倍是其上限, 但是这一上限对具体银行有所降低。如新成立的银行杠杆率的上限为10~12, 比许多小银行杠杆率的上限要低。2000年之后, 当银行没有不恰当地集中风险, 并且将资产限制于一些低风险业务的情况下, 盈利情况也比较优秀的话, 可以相应的提高杆杠率的上限。

(3) 处罚杠杆率未达标的银行, 保留“杆杠率缓冲”的措施。当一家银行资本充足率经风险调整后还是低于监管部门规定的最低标准, 监管机构就会调低这家银行的杠杆率上限, 这家银行在下面四个季度的运营都需参照较低新杠杆率。这会让银行突破杠杆率上限的机会成本大幅增加, 所以银行需要在超越杠杆率上限的盈利和所要付出的代价间做出抉择。加拿大的银行通过采取, 使得杠杆率与其上限之间有可调节的空间。

五、对我国杠杆率监管的启示

美国对表外监管的放松, 高的杠杆率使得美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以及不良贷款率上升, 引发金融危机, 造成全球金融经济的波动。杠杆率作为一种微观审慎监管工具, 能够为银行在紧急情况下提供资本保护, 起到吸收损失、缓冲风险的效果。

一, 对银行的杠杆率进行约束, 可以使银行对资产负债规模进行控制, 用以规避流动性风险。二, 当资产负债规模受限时, 杠杆率监管会使银行更加合理优化的配置资源, 使风险性和盈利性达到平衡。三, 杠杆率并不涉及风险模型, 因此风险测度过程中周期性误差不会影响杠杆率。四, 杠杆率监管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补充, 能够对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

我国应结合自身经济发展实际状况来定义杠杆率, 使得杠杆率监管能够达到吸收损失缓冲风险的效果。在传统的存贷业务利差逐渐缩小情况下, 商业银行着力于加快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的发展, 不断的进行各种金融产品的创新的同时, 应该注重业务的独立性, 加强对母子公司关联交易的监管。除此之外, 我国应该统一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则, 将风险较大的表外业务纳入到常规监管中, 用以更好控制风险, 逐步达到巴III关于杠杆率监管的相关规定并且做好维护金融稳定的工作。

参考文献

[1]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1年第3号:《商业银行杜杆率管理办法》.

[2]巴曙松, 朱元倩等.《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3]中国银监会课题组.建立杠杆率监管标准弥补资本充足率的不足[J].中国金融, 2010 (3) :6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