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病

大城市病（精选12篇）

大城市病 篇1

“政府对智慧城市的需求无处不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童腾飞日前表示,现在政府部门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感受越来越深刻。

业界专家表示,智慧城市已成为医治“城市病”的最佳良药,是信息化向更高阶段智慧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智慧城市的本质是建设全新的城市“大脑”系统,通过信息产品的应用建立智慧系统,大量的智慧系统构建成智慧城市。如何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以大智慧统领城市发展,每个城市都要作出回答。

破解城市发展难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正面临新的挑战:人口膨胀过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交通拥挤不堪,交通拥堵已成为城市最为头痛的难题;环境污染严重,全球80%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城市;资源消耗过度,城市消耗了全球75%的资源和能源;安全隐患明显,各类事故不断发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各种“城市病”与日俱增,城市管理难度加大,集中考验着政府的城市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北京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徐祖哲认为,现在全球都面临着严重的城市问题,再加上人们生存空间狭小,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不断扩充每个人的活动范围,这种城市发展的矛盾就更加突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正处于城镇化急剧变革的阶段,从最近二三十年来看,生存空间问题带来了各方面的连锁反应,不仅存在能源方面的问题,公共安全、环境污染、水资源等问题也不容忽视。显而易见的是,很多的问题已经难以用传统的手段加以解决,必须借助智慧战略从更高的层面上加以梳理和改善。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教授钱志新认为,智慧城市为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已成为医治“城市病”的最佳良药,从传统城市走向智慧城市是大势所趋。首先,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向更高阶段智慧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智慧化将是城市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城市提升的新引擎。同时,建设智慧城市需要的智慧基础设施、智慧产品、智慧技术、智慧设备等将形成城市整体智慧产业链,由此带动智慧产业加快发展。

智慧城市大有可为

据世界银行测算,一座百万人口智慧城市的建设,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实施全方位的智慧化管理,将使城市的发展红利增加3倍。这意味着智慧城市可实现4倍左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引领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方向。

对于“智慧城市”,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曾指出,“智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城市。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持续创新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各城市都开展了符合自身需要的信息化实践,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增长、社会管理与服务方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城市各类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城市建设和运行管理不断完善。

钱志新认为,建设大智慧城市最重要的是做好顶层设计,科学制定智慧城市的发展规划,从智慧基础设施抓起,组织各方力量强力有序地推进智慧应用系统的建设和运作,使智慧城市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基础设施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下一轮城市基础设施的重心应该是智慧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海量数据库、新一代信息网络和云计算平台等的建设。

目前,四川省已全面启动智慧城市建设。未来5年,四川省将通过14个重点项目在市州和重点县级城市全面推广“智慧政务”、“智慧产业”、“智慧民生”三大工程建设,使四川智慧城市模式创新和标准化建设居于全国前列,智慧产业水平达到“世界知名、全国一流、西部第一”的目标。

广东省佛山市近日启动“无线城市智慧产业孵化合作平台”建设,将更多信息技术应用到政务、企业、民生等各方面。福建省政府日前与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签署了《共同建设数字福建智慧城市群暨“十二五”信息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国电信将力争用5年时间,投入600亿元,建成由10个智慧城市组成的数字福建智慧城市群,使福建成为全国信息化建设的标杆。

IT企业投身智慧城市建设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包括物联网、云计算在内的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极大地加速了全球化进程,使人们的沟通和联系越来越便捷,而且作为基础性技术,正在飞速地改变着传统城市的概念,并渗透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智慧城市渐行渐近。

业内人士表示,建设智慧城市,要着重在基础设施、应用创新和产业发展3个方面进行突破,投身智慧城市建设将为IT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据悉,IBM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与超过2000个城市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智慧城市项目的合作,而正是基于这种合作得来的经验,IBM日前推出了IBM智慧城市智能运行中心解决方案。IBM软件集团行业框架销售全球副总裁Meenagi Venka表示,所有城市都是由众多系统构成的,这些系统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智慧城市智能运营中心能够从整体上识别城市行为,使城市据此作出更协调、更及时的决策。2011年IBM中国将建设智慧城市的重点集中在六大领域,即安全问题、电力、医疗卫生、水资源管理、交通以及服务型政府。

中国电信尝到了建设智慧城市的甜头。根据福建省政府和中国电信签订的协议,“十二五”期间,双方将以全面提升信息化水平、做大信息产业、做强信息服务能力为目标,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智慧平台发展、完善智慧应用体系3个层面深入合作,共同推进六大领域50个智慧项目,力争用5年时间建成由10个智慧城市构成的数字福建智慧城市群。

神州数码则以“智慧扬州”相关业务为先导,带动智慧城市战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布局。今年4月27日,神州数码中标“佛山市禅城区睿智城市服务平台”项目;6月3日,神州数码中标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交易中心机房建设及软件开发”项目;7月1日,神州数码智慧城市的第一个系统建设和业务运营整体政府服务外包项目张家港市民卡,实现了城保医保系统一次性切换成功。目前神州数码的智慧城市布局已在全国57个城市展开,智慧城市战略初步取得领先优势。

大城市病 篇2

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镇，相关机构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有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同时，“十二五”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病的多发期，越来越多的人口威胁着水电、交通、环境及城市设施等关键城市系统，尤其是类似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型城市，拥堵、环境污染、就医难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一系列“城市病”的不断涌现，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深度考验着城市管理的应急和通变能力。综合来看，当前我国各类城市亟需解决的“城市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公共交通问题日趋严峻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动脉，近年来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大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城市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对于大中型城市来说，许多城市纷纷陷入交通困境：拥堵问题严重，高峰时段“举步维艰”，造成城市“肠梗阻”。以北京为例，目前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530万辆，市区交通拥堵时间已达每天5小时，交通拥堵范围正由市中心区向外围和放射线道路蔓延。高峰时段，所有环线道路、主要大街、交通枢纽等都会出现不同程度拥堵，市区晚高峰拥堵路段达到峰值，状态“惨不忍睹”。

此外，交通拥堵还引发了一系列城市问题。一方面是城市交通事故增多，另一方面因尾气排放导致的城市空气污染加剧，这不仅仅干扰城市功能的发挥，甚至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衰退。近两年，交通拥堵以及雾霾已经渐渐成为北京的代名词，严重影响了城市品牌形象和市民生活水平。除了一线城市，很多旅游城市以及二线城市的交通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例如宁波就提出城市交通拥堵是其当前最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2、资源不断枯竭，环境继续恶化，可持续发展成空中楼阁

在“人多地少”、“农民多市民少”的总体背景下，我国城市化面临的环境与资源压力不断增大。发布日期：2014-10-08 来源：鼎韬产业研究院

浏览次数：81 一是能源资源方面。在中国城市是消耗能源资源的最大主体，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却消耗着全球75%的资源。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也是能源资源消耗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近年来，能源面临的短缺和枯竭情况日趋严重，水荒、电荒、煤荒、油荒接踵不断，成为制约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同时，能源资源浪费现象在一定程度还广泛存在，例如部分城市过度追求“城市亮化”导致的电能浪费，城市部分照明温控设施常年不间断使用等等。

二是环境方面。城市的人口和产业比较密集，再加上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近些年城市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逐步凸现出来。首先是空气污染，因城市大气环境污染而引发的各类投诉不断上升。煤气燃烧污染、工业废气、工地扬尘、机动车尾气已成为主要污染源;其次是污水污染，我国城市污水排放量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严重污染城市水体。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是造成城市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水污染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引发了多种疾病，加剧了水资源短缺;再次是噪音污染，目前我国多数城市处于中等噪声污染水平，城市噪声污染投诉在各类环境污染投诉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最后是固体垃圾污染，城市生活垃圾问题已成为全球城市建设和人类生活最严重的公害之一。此外，雾霾天气、温室效应也越来越受关注，甚至“城市亮化”工程导致的光污染对人体伤害也极大，近年来有关光污染的投诉率不断上升。

3、城市居民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等问题突出

医疗服务是保障民生的主要领域，当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难点和问题：一是看病难，主要表现为对于城市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基本医疗服务难，对于高收入群体是特等医疗服务难，此外还存在挂号渠道单一导致的挂号难问题;例如苏州“看病难”、“看病烦”渐渐成为社会的热点和民众的痛点，二三级医院挂号需要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居民彻夜排队排一个专家号;二是看病贵，对于城市中低等收入群体而言，在治疗过程中医疗费用偏高，多数患者难以承受;三是医疗事故频发，进一步导致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和矛盾的激化。诸如治疗后身体不适、没有达到预期、甚至抢救无效死亡等等;四是服务差，医疗服务的及时性较差，医院服务能力以及标准化服务流程制度尚未建立，也是引起患者不满及医患纠纷的导火索之一;五是管控难，医疗机构对资源的利用不合理，医院“以药养医”，以“高科技检查养医”，存在很大程度的浪费。

4、城市管理低效，安全形势严峻

近年来，我国城市安全生产形势严峻，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一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给城市居民正常的工作生活带来负面影响;二是当前社会各类矛盾的存在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激化导致城市犯罪率高居不下。以中国敦煌为例，社会治安一直是政府头疼的问题，城市犯罪率较高，刑事案件由2008年至2011年每年递增18%，城市居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受到威胁;三是城市“快跑”过程中对自然灾害抵御能力的不足也令人担忧，城市灾害频发、类型多样、影响面大，例如城市干旱、飓风、地震以及暴雨导致的内涝等事件逐渐增多;四是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形势严峻，食品及药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例如毒胶囊、瘦肉精、台湾塑化剂事件、地沟油、违禁药物在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上的滥用等事件频发。

5、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功能缺失问题尚存在

当前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范围不全面，导致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是救助对象冒领错领，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核查五项社会保险待遇享受情况9041万人项，查出7万人冒领待遇11807万元，已追回11389万元;二是高失业率彰显了社会保障工作的缺失，2013年中国首次向外公开了5%的调查失业率;三是结算支付不便捷，无法异地和实时结算、报销，基本保障形同虚设，分散办理不方便;四是社保资金挪用和欺诈行为层出不穷，例如不清楚钱的去向，无法监控资金挪用，缺少严格的监管手段，欺诈防不胜防;五是政策不接地气，社保相关制度和文件的出台不能更好地结合本城市的实际情况，未经过一定的实际调查研究就仅凭经验作出决策，导致政策和条文成为束之高阁的花瓶;六是服务差，相关的社保服务热线用起来不方便，投诉无门，查询无果。有关社保的办事流程流程繁琐，救助不及时、不到位。

6、人口老龄化时代来临，城市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养老问题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大民生难题，尤其是在当前人口老龄化来临的大背景下，再加上中国人口结构的复杂变化，导致这一问题更加突出。一是机构养老住不起，对于一些城市中低收入居民来说，尤其是退休金微薄甚至是没有的孤寡老人，住养老院对他们来说经济压力负担太大;二是服务不贴心，不能提供实时性、预防性、补救性、发展性的全方位服务内容，不能根据老年人实际需求提供一对一的个性化服务，导致服务满意度较低;三是不专业不规范，对于养老涉及的相关产业投入建设不积极，相关成本难控制。此外，还存在养老机构不实用、布局不合理、规模小、舒适度低等问题。大多民办养老院存在环境差，设施陈旧简陋，护理员专业知识缺乏、责任心不强、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四是服务内容少，在社会养老服务方面还存在资源不能有效整合导致的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等问题;五是不够用不实用，不够用主要体现在很多城市的公办养老院缺口数量大，存在“一床难求“和排队等床的现象，不够用还体现在专业护理人员的缺乏上。据保守估计，目前我国养老院的床位缺口数量在300万以上，专业的护理人员缺口也很大，全国所有养老院的护理人员仅有20余万人，而拿到护理证的只有两万多人。

在这一系列城市病的频发和拷问下，“智慧城市”建设理念应运而生，伴随着智慧城市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我们看到政策层面的积极导向，建设厂商和服务商的积极探索和实践，推行城市取得的良好成效，当然随着这一新事物的推广和实践，各类问题也逐步凸现。

纵观“智慧城市”发展历程，2009年9月由美国IBM公司首次提出;2011年9月中国工信部将“智慧城市”概念引入“十二五”规划;2012年12月5日，住建部向全国发出《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同时下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为中国“智慧城市”创建建立游戏规则。工信部数据显示，仅2012年，全国有320个城市共投入3000亿元建设“智慧城市”;2013年7月22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草案;2013年8月，住建部批准193个城市(城区)进行“智慧城市”试点;工信部公布的试点名单140多个，41个地级以上城市在“十二五”规划或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智慧城市，80%以上的二级城市明确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要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统筹城市发展的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利用，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还指明了网络信息宽带化、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等六个智慧城市的建设方向。

随着2014智慧城市落地元年的开启，伴随着智慧城市第二轮发展浪潮，将有更多地城市及区县加入到智慧城市的建设行列，各个试点城市的项目或将陆续落地，未来10年与智慧城市相关的投资有望达到2万亿元。同时信息的开放互联、技术的融合发展、管理的服务变革正在成为推动智慧城市有序发展的动力。当前众多国内城市把建设智慧城市作为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智慧城市建设成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发展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例如北京提出要实现从数字北京向智慧北京的全面跃升，加快向世界城市迈进;深圳把建设智慧深圳作为推进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突破口，打造功能完善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宁波提出把智慧城市作为提升科学发展水平的战略选择的动力和方向，重点建设六大智慧产业;上海提出云海计划，为上海的智慧城市建设所需的云计算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持。总体来看，对社会应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程度较高，在明确提出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的城市中，优先发展民生、城市管理等社会应用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占比72.7%，其他城市以产业或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为关注重点。

不能忽视的是，在智慧城市建设“高歌猛进”的表象之下，一系列的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引起了业界的广泛重视及讨论。一是许多城市对自身发展基础和现状认识不足，在未能透彻领会智慧城市内涵和精髓的情况下一哄而上，盲目建设和投资，或一味追求新概念，而成为虚有其表、相互攀比的“面子工程”;二是智慧城市项目建设目标及思路不明确，功能重复，同质竞争下导致的“千城一面”，在实际的使用中无法契合城市的实际及个性化发展需求;三是智慧城市项目建设模式和商业模式缺乏整体性及可持续性，一旦地方政府热情减退或资金断裂，项目就成为“昙花一现”的无源之水，一切都成为空谈;即便是政府投入巨资完成，也因为忽略了市场及市民需求而局限于“政绩工程”;四是智慧城市项目体系庞大，但是多数城市在实践中却缺乏项目管理机制，信息孤岛、技术支持和衔接、行政分割和管理分治等问题比比皆是。

伴随智慧城市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面对当前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智慧城市的争议越来越大，业界开始出现两批阵营及核心论调，即智慧城市万能论和无用论。而在日立咨询和鼎韬咨询联合研发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方法论》中提到，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单独谈“万能”或者“无用”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必须认清智慧城市不是“万灵药”，科学规划、适度发展才是正解。那么，究竟智慧城市这味药在哪些领域效用最大呢?通过深度研究国内外优秀城市智慧建设实践经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在解决部分城市病上具有奇效，如果城市管理者能够科学有序地加以计划实施，就能够达到为本城市发展中的难点和问题“把脉问药”的良好效果。下面以交通为例，说明智慧城市在解决交通问题上能够发挥奇效。

诸多城市的亲身实践证明，智慧城市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城市的建设过程中，针对交通问题取得的成效十分明显。首先，采用GIS、物联网、大数据、监控技术、智能分析决策等先进技术，研发的公路交通网络管理系统、营运车辆调度管理系统、电子站牌诱导系统、电子警察系统、仿真分析和决策支持系统、不停车收费系统、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系统等有效解决了“交通拥堵”这一问题。例如斯德哥尔摩的交通拥堵收费系统，采用交通拥堵收费、事故信息诱导、低碳环保检测等手段，从2006年开始试用智能交通系统，到2009年实现交通堵塞降低25%，交通排队所需时间降低50%，出租车的收入增长10%，城市污染也下降了15%，并且平均每天新增4万名公共交通工具乘客;韩国富川市推出的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系统，使交通量数据的精度从50%增加到90%，实时交通数据准确率提升了40%。

其次是交通事故频发难题，通过市内交通管理系统，营运车辆调度管理系统，缓解交通拥堵，提高车辆运营销量，降低事故发生率。智能交通信号系统，可以优化城市路口流量、平衡人车通行需求，减少高峰时段运行时间，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电子警察系统和仿真分析决策支持系统，有效规范了执法行为，优化交通环境，减少交通事件的可能性。例如新加坡推出的路边停车电子收费系统，让驾驶者可以直接通过安装在车内的车载读卡系统缴费，不仅节约了人力物力，化解社会矛盾和降低投诉时间，而且有效地降低了16%死亡率，7%的受伤率。

最后是城市交通污染问题，不停车收费系统的研发成功，利用车速感应、RFID、电子支付等手段实现自助扣费、不间断通行，改进了人工干预和停车交互的操作，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燃油，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例如浙江不停车收费系统使得2011年浙江省8万ETC用户共实现不停车收费900万车次，日均2.4万辆次，累计减少碳排放585吨，节省燃油消耗约27万升——平均到每辆车，每年能节约3.375升燃油，至少省下1小时等候收费时间。此外，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智能交通信号系统确保在交通流量最多时绿灯时间的最大化，并能在交通高峰时段根据具体需求调整交通信号的循环时间，使得6年减排15万吨CO2。

“大城市病”破解之路 篇3

“大城市病”主要“病”在哪里？如何破解“大城市病”？或许各国都有自己的方式方法。而我国在不久前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方便农民就近城镇化”。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常务副市长李士祥日前则向媒体透露，到2020年北京人口总量将控制在2300万。

根据国内外普遍经验，控制人口规模只是缓解“大城市病”的途径之一，除此之外，还需更好地规划与完善公共交通系统，重新调整产业布局，合理区分中心城与卫星城关系等。

汽车时代绑架了城市设计

1924年，勒·柯布西耶出版他那本影响了世界的著作《走向新建筑》时，并没预料到他所憧憬的汽车城市所造成的后果。福特公司1908年推出著名的T型汽车，1913年又以流水线装配生产，汽车价格陡降，不再是富人的奢侈品而走向大众。这样的汽车被柯布西耶写入《走向新建筑》：“我已40岁了，为什么不买一幢住宅？因为需要工具，我要买的是福特汽车那样的房子。”

房子要像福特汽车那样，就必须批量化生产，所以“必须建立标准。”

标准化生产的房子是塔楼。“塔楼之间的距离很大，把迄今为止摊在地面上的东西送上云霄；它们留下大片空地，把充满噪音和高速交通的干道推向远处。”柯布西耶作此畅想，“塔楼跟前展开了花园；满城都是绿色。塔楼沿宽阔林荫道排列；这才真正是配得上我们时代的建筑。”

老城市遭到了诘难。因“房屋密密麻麻堆积起来，道路错综交织，狭窄而充满了噪声、油烟和灰尘，那儿房屋的每层楼都把窗子完全敞开，向着破破烂烂的肮脏垃圾。”柯布西耶提出一个改建巴黎市中心的方案，主张成片拆除“狭窄的阴沟似的街道”，代之以大草坪和大塔楼。这个离经叛道的想法未在巴黎实现，却掀起一股思潮。

1933年，由柯布西耶主导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雅典宪章》把城市像机器那样定义，居住区、工作区、休闲区分布在不同位置，它们之间以汽车联系起来。《雅典宪章》提出：“实在需要一个新的街道系统，以应现代交通工具的需要。”这个新的街道系统，就是“大马路+大街坊”：“各种街道应根据不同功能分成交通要道、住宅区街道、商业区街道、工业区街道等”，“行车速率亦为道路分类的因素，以决定为快行车辆行驶之用或为慢行车辆之用”，“住宅区应计划成安全舒适方便宁静的邻里单位”。

“邻里单位”概念是1929年由美国规划师佩里提出的，他主张，为使小学生不穿越车辆飞驰的街道，街坊的大小应以学校服务的半径来确定，街坊内道路限制外部车辆穿行。于是，街坊变得很大，路网变得很稀。1942年，英国人屈普又提出城市道路按交通功能分级设置的理论。汽车时代的城市，就这样被武装到了牙齿。

中国城镇化避蹈美国覆辙

二战后，“邻里单位”和“道路分级”来到中国城市。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采用苏联标准。“邻里单位”在中国被称为住宅小区，面积一般在20公顷上下，边长约400米乘500米，内部道路曲曲弯弯甚至不能贯通，这样过境车辆就被排斥在外。“道路分级”即按等级划分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它们相互不能越级相交，除小区内的道路，其余皆被汽车主宰，路宽也按等级排列。

城市的商业功能被安排在两个地方：一是小区中央服务站，二是以点状分布的商场。满足日照成为第一法则，小区内楼座必须保持足够间距，它们只朝向阳光而不朝向街道，柯布西耶所痛恨的“两侧像峭壁一样的七层楼夹着的”街道消失了。一同消失的是沿街商业和逛街乐趣。尽管小区外侧的地段最有商业价值，可那里只有不连贯的楼房侧面甚至是围墙。那里被规定为宽阔的城市干路，人流被视为障碍。

这样的安排更像中国北宋之前的城市——宽大的里坊以坊墙包围，四侧开门，如同住宅小区。里坊之外的街道禁止买卖，要买东西到集中供应的市场，如同购物中心。北宋时拆除了坊墙，坊巷与城市贯通，沿街开设店铺，便有了《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

最早的北京就以这样的方式从平地上建起，城内设50坊，坊内以等距离胡同贯通。胡同与城市混合使用，不像如今小区内的道路，街坊因此融入城市而不是孤岛，城市也获得了高密度路网。路网密度高，“金角”、“银边”多，商机也多就业也多。如路网被小区撑大，不少“金角”、“银边”就被吞没在400米乘500米“草肚皮”内。商业与就业作出这样的牺牲是为行车畅快——街坊越大，红绿灯越少。可堵起车来便无法疏解，因你只有一个方向。

目前，中国已是世界最大汽车消费市场。随着小汽车的普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呈现着美国超大规模“汽车城市”洛杉矶那样的都市景观。后者是在近一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内，以小汽车交通方式为主导，沿高速公路低密度蔓延。

美国虽有足够土地容纳洛杉矶这样的城市，却因这些城市皆是能耗大户而被深深拖累。仅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消耗了世界石油产量的26%。在美国南部各州，即所谓“阳光地带”，平均每个家庭每天至少要做14次汽车出行，每年至少花1.4万美元来养两辆车，一年有6个星期被困在汽车里，通常是因为堵；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约4.4万人，几乎与越战死亡士兵一样多。为确保石油安全，美国每年投入巨额军费到波斯湾，并急于寻找可替代能源。

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由2000年的30.2%上升至2014年的近60%，超过50%的国际警戒线。有业内专家预计，按现在增长速度发展，这个数字到2035年可能攀升至80%，达到非常危险的峰值。建筑与交通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60%左右，并呈现“刚性”结构。将城镇化模式纳入中国未来能源安全框架加以检讨，避蹈美国模式的覆辙，已事不宜迟。

未来发展：向老城市学习

事实上，柯布西耶所主导的《雅典宪章》1977年已遭到国际建筑协会《马丘比丘宪章》的修正，后者写下如此判词：“《雅典宪章》设想，城市规划的目的是综合四项基本的社会功能——居住、工作、游息和交通，而规划就是为了解决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这就引出了把城市划分为各种分区或几个组成部分的做法，于是为追求分区清楚却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构成。这一错误的后果在许多新城市中都可看到。”

上世纪七十年代能耗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已不断探索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城市规划模式。公共交通最能适应传统城市的高密度路网，并能刺激复合型街区发育，使城市更加紧凑、第三产业空间倍增、能源消耗大大降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规划界1996年出台了主张向老城市学习的《新都市主义宪章》，2002年出台了《明智增长的政策指南》，将发展公共交通、建设紧凑型城市、规划宜于步行环境、鼓励混合使用等作为城市规划的原则。

中国国土面积中，城镇发展不适宜地区占49%；较不适宜地区占29%；适宜地区占22%，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的东北平原、三江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四川盆地和西部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的河流冲积扇地区。

中国适宜城镇发展的地区有限，又与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高度重叠，其中的耕地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60%，这带来人地关系的紧张状况。中国用来养活人类1/5人口的耕地尚存18.2亿亩，不及全球耕地面积的9%。在中国不断蔓延的城市，已逼近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城镇化不能在高地耗车轮上横冲直撞。

可是，在这一轮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2000～20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64.45%，而城镇人口仅增长45.9%，城镇用地规模扩展过快，全国城镇化呈现低密度化和分散化倾向。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500人，2011年降至7700人。一些城市形成“摊大饼”式空间扩张形态，其背后皆与小汽车泛滥有关。

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提出：“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密度较高、功能混用和公交导向的集约紧凑型开发模式成为主导，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建成区人口密度逐步提高”，“将公共交通放在城市交通发展的首要位置，加快构建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城市机动化出行系统”，“把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全过程”，“合理控制机动车保有量，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改善步行、自行车出行条件，倡导绿色出行”。

这个规划在提出建设公交先导紧凑型城市时，强调发掘并传承城市历史文化资源，这给了我们丰富的想象空间——因为人性的尺度正是中国乃至世界城市最为重要的历史传统，虽然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它一度遭到严重背离，仍是人类城市健康发展最为宝贵的思想资源。

实践证明，老城市曾经存在的噪声、油烟和灰尘等卫生问题皆可通过技术进步改良，而其人性的尺度、紧凑的肌理、宜人的步行环境、迷人的街道生活，正可与公交主导的交通模式协调。向老城市学习，可望为中国城镇化揭开崭新一页，并为我们在21世纪——人类的城市世纪——创造可持续美好生活，提供强大的历史动力。

大城市病 篇4

一、城市病成因及其特点

城市病是指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由于大量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集聚,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涨与平民窟并存等一系列问题的统称,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不协调。

(一)城市病形成原因

城市病形成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1. 规模过大。

规模越大的城市越容易产生城市病。一个城市有合理的规模,规模过小形成不了完整的城市功能体系,规模不经济,但是城市规模过大,整个城市的管理、组织、运行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所以大城市容易产生城市病。

2. 空间失衡。

在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下,如果一个城市的空间布局合理,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很强,城市病产生的时间就会延后;反之,如果城市空间布局不合理,城市规模还没达到一定程度,城市病就会提前发生。

3. 城市贫困。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各种要素成本提高,政府各种福利支出和整个社会运行成本增加。如果经济体没有持续的创新能力,经济收益大幅减少,支出居高不下,入不敷出,这时社会问题暴露出来,会产生很多贫民窟和犯罪,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中,难以自拔。现在有很多国家的城市,如墨西哥城、巴西利亚等城市深陷城市病中,实际上是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后表现出的一种形态。

4. 复合原因。各种原因组合在一起,城市规模过大、人文精神失落、城市规划失调、社会矛盾加剧等。

(二)城市病的几个特点

1. 复杂性。

城市病往往是人口、环境、交通、居住、资源各种要素不能合理配置的一种综合性表现,原因复杂。

2. 阶段性。

城市病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不是永远持续的,在某个时期随着要素之间的失调而产生,随着治理也许会消失。

3. 并发性。

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在我国,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存。农村病是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着对于农村不合理的制度所带来的农村发展滞后现象。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剪刀差,广大农民被户籍制度束缚在土地上,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有了机会就会离开农村。一方面城市人口人满为患,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另一方面优质的农村劳动力都离开农村,留守老人、失学儿童、土地荒芜、基础设施失修等农村病显现出来。

4. 可治理性。

国际上很多世界城市都经历过城市病,纽约、伦敦、洛杉矶、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莫不如此,尤其在工业革命时期。经过治理,这些城市逐步解决了这些问题。今天北京面临的城市病不同于墨西哥城和巴西利亚,这些城市平民窟很多,犯罪率极高,社会治安非常严重,但北京也面临着令人揪心的很多问题———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还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蓝天难见、河水断流、地下水超载、地面下沉等。因此,必须下决心治理,不把难题都留给后人。

二、北京市大城市病之成因分析

北京城市病产生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及其所引致的人口过快增长是造成北京城市病的核心原因

北京人口增长过快主要是由于北京城市功能过于集中,背后核心是经济功能变得越来越强大。从全球来看,首都城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单一功能的首都,像美国的华盛顿、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加拿大的渥太华等,这些首都功能单一,以行政功能为主,往往通过“首都财政”来解决城市的运行问题,本身并没有发展经济的压力。第二类是复合功能的首都,像东京、伦敦和巴黎等,这些首都是在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基础上附加了首都功能,必然是行政、经济、文化、科教等各种功能集中的综合性城市。北京是复合功能首都,承担着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教育、经济等多重功能,尤其是经济功能过于强大。

近年来,北京常住人口增长很快,但是在人口增量中户籍人口增长只占到23.9%,外来人口增长占到76.1%。这就表明依靠原来的户籍制度和行政手段已经难以解决北京的人口增长问题。

北京人口增长的原因很复杂:第一,首都独特资源优势和行政权力中心的吸引。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尚未完成,市场经济还不完善,行政力量在资源配置当中的作用还比较大,因此很多经济主体在北京集聚。第二,北京教育、文化、科技资源很丰富,给人们创造了更多展示才能的机会,很多人怀抱梦想到这里圆梦。第三,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高,对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旺盛。北京有30万家政人员,但是保姆和月嫂依然难找。第四,北京与周边的发展水平落差大,这种落差越大,周边区域人口往北京集聚的动力越足。第五,住房改革滞后。从1998年底取消福利分房,整个房地产进入商品化阶段。在过去北京商品房不限购的情况下,“有钱就到北京”,一大批人到北京置业安家享受北京高品质的生活环境。

这些背后依然是经济问题。可以看到,北京近十年新增的外来人口80%都实现了就业,如果北京没有提供这么多就业岗位,这些人在北京难以持久的生存下去。北京提出了首都经济,要发展服务经济、总部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这个战略很正确,但是在现有的体制下,区县和乡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规模和质量、速度与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这些矛盾时,往往选择前者,所以北京经济发展方式还是比较粗放的,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依然艰巨。特别是发展了很多与首都功能不相适应的产业,比如近十年外来人口集中在批发零售、制造、住宿餐饮、建筑这四个传统产业,占到外来就业人口的2/3,尤其是批发零售增加值年均增长17.7%,不但超过了GDP的增速,也超过了第三产业的增速。2012年北京市批发零售创业人员达到124.6万,占全市总就业人口的11.6%。

(二)城市规划不科学、不合理,“单中心”格局未能突破

城市规划在引导城市由单中心格局向多中心格局演变中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不是发展跟着规划走,而是规划跟着发展跑,单中心格局没有突破。北京平原面积是东京的三倍,GDP却只有东京的1/10。北京的空间结构不合理,综合承载力太小,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郊区县得不到足够的发展。中心城区功能过多,城市六区平原面积占21.3%,经济产出占70%、消费占77%、服务业占80%。同时由于对特大城市发展规律认识不够,规划建设的边缘集团、卫星城距离中心城区太近,以至于成了“卧城”。2004年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2)的发展思路,但是没有抓住如何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的关键问题,中心数量过多,11个新城都要发展,还设立了8个功能区,这样将近二十个要重点发展的区域,多中心等于没中心,结果十年下来依然是单中心。东京发展是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经过多年呼吁,北京市委市政府才提出建设通州副中心发展战略。

同时,北京轨道交通体系建设滞后。对于特大型城市,交通载体主要是什么,理论界争论不一,“步行系统论”“自行车系统论”“公共汽车交通优先论”等观点仍存在。“步行系统”、自行车都不可能成为交通主要载体,北京的空间尺度太大,短距离可以,长距离依然不行。“公共汽车交通优先论”没有抓住关键,无法满足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人员的高效移动。通过研究国际大都市公共交通建设经验,巨型城市必须要发展大容量、网络化、快速化的轨道交通体系,除此之外没有第二选择。

东京与北京的区别主要有两条:一是东京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把城市形成一个网络化、多中心的空间格局;二是形成一个密集的网络化地铁系统,整个城市2300多公里轨道交通。北京这两个方面发展都滞后,城市病治理起来难度就大了。换言之,如果北京是多中心格局,地铁很密集,城市病也不会这么严重。

(三)体制机制掣肘

体制机制掣肘是造成北京城市病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我们国家采取中央—地方分税制,以行政单位为组织经济发展的单元,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省市都要关注本地的经济发展。北京没有独立的首都财政,要解决这么大规模人口的城市运行和发展问题,就要发展经济,发展产业。而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集聚,人口集聚必然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公共服务需求增加、能源消耗加大,同时带来生态环境的压力。为了维持城市运行建设和环境治理,又需要更多的财力,需要发展更大规模的产业,这又会带来新的、更多的人口集聚,产生恶性循环。这样的体制不仅使北京市承受着这样的压力,而且已经延伸到区县和乡镇。区县、乡镇同样都在拼命地发展经济。财税体制倒逼条件下,这种发展经济的思路使我们陷入更大困境。

另一方面,北京要改变这种状态极其艰难,就要调控北京的各种资源。但是北京的资源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中央资源,包括国务院单位、中央军委单位以及国家级的大医院、大学、科研机构,北京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来调控这些资源是很难的,缺乏调控的通道和机制。另一类单位就是地方单位,虽然可以调控,但是在现有财税体制下,这种调控也很困难。区县发展经济的压力很大,动力也很足,这些发展从每个区县角度看都是合理的,但是站在全市角度看,这种发展结果就是使北京越发展越陷入城市病。

三、北京大城市病的治理思路

1.明晰城市战略定位,下决心做“减法”。解决北京功能过度集中的问题,核心是要明晰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要坚决克服“舍不得”的思想,对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要求的功能要下决心“减”,通过非核心功能的疏解,有效控制人口规模,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

2.调控产业、提质发展。现在直接调控人口缺乏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公平公正自由的社会道义,通过调控产业,特别是把一些不适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转移出去,进而调控人口。

3.优化城市空间,重心外移。要“疏堵结合”,建议将中心城区设置为“限建区”,暂时搁置开发。不是不发展,北京中心城区与东京相比开发程度并不是太高,但是,目前看已经不具备再开发的条件,未来在轨道交通进一步完善,城市综合承载力提高后,再进行开发。目前,要集中建设城市“副中心”,使重心外移,打破单中心格局。

4.补短板,加快轨道交通体系建设。一方面,中心城区加密,按照每500~1 000米能看到地铁口的密度把地铁路网加密;另一方面,要加快城际铁路建设。国际大都市经验表明,15公里(距离)以内核心区以地铁为主,15公里到30公里(距离)以快速铁路为主,大站停,30公里到70公里(距离)以市郊铁路为主,一站式到达。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等城市市郊铁路都非常发达,分别达到3 650公里、3 000公里、2 031公里和1 867公里,而北京的市郊铁路只有107公里,所以要加快市郊铁路建设,把短板补起来。

5.跳出北京,大尺度谋划,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与周边有很大的发展落差,原因多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京津冀地区有22个国家级贫困县,230多万贫困人口,这些贫困县和贫困人口基本都分布在西北部山区。这些区域自然条件恶劣,承担着京津冀区域生态屏障、水源涵养等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与长三角、珠三角肥沃土地的产出效率相比。二是市场化程度较低。长三角和珠三角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很活跃,但是京津冀地区民营经济落后,即使北京有技术,很多技术成果是“导弹式转化”,越过河北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转化。三是北京自身发展阶段。北京自身面积很大,中心城区的功能和产业还没有扩散到郊区,郊区县依然比较落后,跨越郊区直接转移到周边的河北地区难度就会更大。四是在我国现行财税体制下,各地区合作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制度的瓶颈。长三角地区也是如此,据调查,上海通过“飞地经济”、“共建园区”等模式将上海的产业转移到江苏,上海出项目,江苏出地,也面临着制度瓶颈,GDP核算和税收分成问题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总体上看,京津冀区域落差大,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由于北京行政资源过于强大以及市场发育不充分造成的。正是因为如此,北京外来人口中155.9万是河北人,占北京外来人口的22.1%,比重最高。同时周边产业结构相对低端,处在工业化中期,主要产业是钢铁、建材、化工等重工业,这些产业越发展,消耗资源越多,造成的污染越大。京津冀区域每年燃煤3.5亿吨,河北消耗占80%,北京占7%,天津占13%,但是雾霾扩散是不考虑行政区划的。因此,北京的“大城市病”、河北的产业转型,都要求京津冀必须协同发展。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价值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需要。中央把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位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解决北京大城市病,要通过在京津冀大区域内引导首都城市功能的合理配置,并发挥首都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京津冀区域转型发展,解决区域发展面临的环境困境。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打造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两极。但是,作为中国环渤海区域乃至整个北方区域经济增长引擎的京津冀发展却相对落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要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把京津冀打造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参与全球竞争,形成一个具有更大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协同发展也是国家创新战略的需要。从全球来看,创新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提出创新战略,要放大硅谷的创新效应,日本提出打造以东京、大阪等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国际战略综合特区”。我国经济粗放发展道路已经不可持续,必须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否则难有国际竞争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打造一个引领国家创新发展、参与国际创新竞争的核心区域。京津冀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集中了全国1/3左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超过2/3的“两院”院士,聚集了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代表的14家国家级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源头。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关村集体学习,希望中关村在中国创新发展中发挥重要引领示范作用。因此,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发展,不同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要把创新放在重要位置,要打造以创新为导向的世界级城市群。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有顶层设计

体制机制掣肘是京津冀难以协同发展的病根。因此,要加强顶层设计,建议做好下面几方面的工作:

1. 成立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调委员会。

建议由国家领导人担任主任,没有这样高规格的领导机制,这个区域的协同发展不好推进。在这个前提下,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推进机制,最好在国家发改委专门设立一个司具体负责推进工作。

2. 设立京津冀财税体制实验区。

在这个区域探索财税体制机制创新,比如探索成立“首都财政”,减轻首都发展的经济压力,给津冀承担更多经济功能创造条件。

3. 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引导基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空间结构调整不能依靠行政命令,要依靠市场化机制,可以设立引导基金,对于一些功能疏解和产业疏解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我们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退二进三”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工业企业搬迁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当时的思路是把总部和制造环节全部搬到郊区县或者外地,导致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的北京工业品牌,随着“退二进三”基本都消亡了。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是可行的,因为企业员工的户口、住房等都捆绑在单位。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择业自由化、住房商品化,如果不具备搬迁条件,企业的搬迁就意味着人才的流失,企业就会坍塌。首钢搬迁的成功,就在于总部留在北京,生产基地迁至河北。同样如此,如果强行命令一些企业总部、大学、医院迁过去,也会付出沉重代价,一流变三流,甚至消亡。因此,一方面要创造条件,硬条件就是加快城际铁路建设,形成便捷的快速交通通道;软条件就是消除北京与周边地区在高考制度、养老制度、医疗制度等方面的制度篱笆,实现公共服务的均衡化、一体化发展。这种落差都需要资金的投入,因此,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引导基金,逐步引导解决这些问题,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发展才会水到渠成。

(三)对河北的建议

1. 对接首都城市功能疏解,要整体谋划,重点推进。

河北对接和疏解北京城市功能,不是每个城市、每个县都能有所对接,一定要有重点,条件具备的先对接,比如现在廊坊、固安、涿州、北三县(3)这几个地方区位条件较好,可率先规划建设新一代卫星城,做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对接,为承接北京城市功能疏解做好准备。

2. 承接北京产业转移要强化区域差异化定位。

对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区域要进行深入研究,要根据各区域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条件,进行差异化定位,明确各自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重点方向,不要形成内部的恶性竞争。

3. 要严格控制要素价格的飞涨。

大城市病 篇5

欢迎加入池州政法干警考试交流群：24861220

1近年来，中国有些专家学者提出“禅修城市”的概念，湖北、江西等地一些地方政府已将其纳入本地城市发展规划中，准备建设“高大上”的禅修中心，甚至提出要打造中国乃至世界“禅修之都”。笔者认为，“禅修城市”的概念虽颇具创意，但并非城市建设和发展要务，需慎之又慎。

众所周知，一部人类现代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城市化的历史。它在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方便的同时，也对人们的生存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如人口膨胀、贫富分化、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以及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方式和人情淡薄、人际疏离的心灵境遇，等等——俗称“城市病”或“文明病”。

中国城市化起步晚，但体量庞大、速度惊人，目前人口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病”现象非常突出，“房奴”、“孩奴”、“卡奴”等现象，令那些跻身白领的年轻人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和心理压力。

在上述情况下，近些年来以调整生活节奏、培育宁静心灵为主的禅修活动，如儒学读经、道教养生、佛教打坐以及印度瑜伽之类的培训班、夏令营等，受到越来越多市民尤其是白领年轻人的青睐。就此而言，“禅修城市”的概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种试图满足市民禅修生活潮流的运思与洞见，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到底何为“禅修城市”，有无必要建设“禅修城市”，却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本质上看，禅修是个人提升心灵境界的工夫过程。与其说它与外部环境有关，毋宁说它的目的恰恰是要排除外部环境的诱惑与干扰，所以禅宗常说“挑水砍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是道场”，意思就是一个人凝神静气、心到意到，则生活之中无时无处不是修禅。就此而言，无论是修建“高大上”的禅修中心，还是打造“禅修城市”，都与真正的禅修没有太大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城市不能摆脱经济发展决定一切的唯GDP论，而社会又不能摈弃金钱至上的“拜物教”风气及其价值观，那么，通过大搞基础建设来打造“禅修城市”，甚至将其作为提升官员政绩和城市形象的手段，则不仅背离了禅修的真精神，而且会进一步加剧人们的精神压力，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从西方发展经验来看，不少国家都曾经受“城市病”困扰，为此还曾提出过建造“田园城市”的概念，类似印度瑜伽之类的禅修活动也曾风靡一时。然而，西方对“城市病”的治理，并不是着力甚至凭空打造“田园城市”或“禅修城市”，而是主要通过提高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分化、治理环境污染、增加就业机会和法定休息时间，以及平衡城乡发展、建设卫星城市、控制特大城市等途径。

总之，与其说“禅修城市”是一个急需付诸实施的可行性概念，毋宁说是一种值得倡导的生活方式。它并不需要城市建设得多么“高大上”，而是需要城市如何变得更加宜居、更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品质和幸福指数

更多政法干警相关信息，敬请关注：

大城市病 篇6

专家表示，将北京从单中心模式变为多中心模式，解决人口拥挤、交通拥堵、公共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的困扰，是政府和社会近年来达成的共识。但作为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变化敏感而复杂。此次会议透露的信息意味着，北京真正在功能疏解方面实现历史性破局。

焦点一：如何把功能疏解出去？建设通州行政副中心以政府带动企事业单位外迁

7月11日闭幕的北京市委全会提出，北京将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将在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坊间传说多时的将通州建成行政副中心之举，终于尘埃落定。

一些专家指出，行政副中心的迁移，是北京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破解首都“大城市病”、实现功能疏解的关键和标志性动作。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华南城市规划院院长胡刚表示，这是落实好中央对北京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四个中心”定位的务实之举。将政府的部分行政功能从过度拥挤的中心城区疏解出来，不仅能够通过资源和服务的流动，带动远郊新的副中心真正建设起来;同时，在涉及巨大利益调整的疏解问题上，政府率先带头，也会给央企、事业单位等起到表率和带动作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表示，建设行政副中心要认真总结北京中心城发展的经验教训，一是进行前瞻性规划，把轨道交通建设提早谋划，做到规划引领人口产业布局，防止在副中心“摊大饼”，要留下永久的农田、绿地，预防新的“城市病”，而不是等人来了、资源到了再建设;二是尽快疏解北京公共服务资源，增强副中心服务能力，争取在2017年取得明显的进展;三是按照跨区域的战略思路，谋划通州行政副中心与燕郊、大厂、香河、武清、宝坻等河北和天津区县的联动发展。用一张蓝图，把通州打造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区、先导区。

此外，专家认为，要警惕房价先行炒作，影响整体大局。近期，通州不少楼盘单价已经从原来的2.5万元左右涨至3万元以上，燕郊近期有楼盘已经涨到单价1.8万元。近日，记者致电通州和毗邻的河北燕郊、大厂多个售楼处，均被告知目前“预售暂停”，称“接下来售价肯定要上涨，具体涨幅开发商还在研究”。

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北京周边的卫星城市房价肯定会有一定的上涨带动，但如果过度炒作上涨预期，把协同发展异化成借北京疏解大搞房地产开发，将会导致要素难以流动，削弱产业转移和人口流动的动力，又建成新的“睡城”，缺乏持续长远发展动力。

焦点二：如何把人口疏解出去？产业、教育、医疗资源向外疏解引导

北京市委全会表示，规划纲要中明确了23D0万的人口控制目标，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守住的底线。为此，北京将加大“以业控人”“以房管人”力度，城六区争取下降15%左右，使人口资源环境与首都城市战略地位相协调，让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更加便利。

事实上，近年来，尽管北京采取了全国最严格的落户政策，但从2DOO年到2013年，常住人口仍增加857万，年均增长超过60万。2014年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51.6万。专家指出，如果严守底线，在5年多的时间内，北京还有不到150万人的增长空间，换算下来，每年不到25万人。

赵弘表示，人口过多是“大城市病”的核心表现，尤其在北京这样的缺水城市，地下水超采严重，通过南水北调依然不能解决北京的用水矛盾，要考虑“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防止人口规模失控。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治彦表示，人口疏解是首都功能疏解的核心和敏感问题，光靠户籍制度和行政限制调节行不通，必须从城市功能设置这一源头进行引导。只有通过产业、医疗、教育资源的对外扩张，让住在北京郊区的人可以方便地就业、上学、就医，才能吸引人们外迁。

目前，北京在产业限制目录、城市改造方面正在加大力度。2014年，北京市已关停退出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392家，搭建了30个产业疏解合作平台，推进产业转移疏解项目53个，拆除中心城商品交易市场36个。西直河石材市场、动批市场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产业已经陆续开始搬迁，3月20日，长安街上的最后一根烟囱——国华北京热电厂熄火，全年还将再调整3D0家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

除此之外，一些中心城区内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业也在控制规模。东、西城区已严禁再增加医疗机构床位数量，位于二环的天坛医院将整体搬迁至丰台，而位于河北燕郊的燕达医院与北京天坛医院签署协议共建京东地区最大的脑科中心。同时，不少高校也在北京远郊和河北等地建设新校区，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都在良乡建设本科新校区，北京化工大学的秦皇岛校区也即将启动开工建设。

焦点三：如何破除行政区划“一亩三分地”？一体化不能“甩包袱”

“有的地方在前一天开会时还讨论要疏解人口，第二天又讨论怎么发展产业，铺摊子。”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高扬表示，这种思路还没有摆脱对传统产业的依赖，一方面经济发展要以人造城，以业兴城，另一方面人口臃肿又不得不因城限人。

专家指出，无论是行政副中心建设、人口调控还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建设，要落实好目标，最关键的是如何打破既有“一亩三分地”的行政区划，调动各方积极性，让协同真正见实效而不流于口号。京津冀一体化不能变成北京向天津、河北两地“甩包袱”的行为。非首都核心功能并不等于落后的产业和功能，一些高端的非服务首都的行业和企业都可以与天津、河北实现有序对接，相关部门在执行中要敢于“舍弃”。

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有聚集资源求增长的路径依赖，尤其是一想到增速、就业、财政收入等现实问题，就会不自觉地对如何发挥首都优势促进北京发展考虑多一点，而对怎样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首都功能的特定要求考虑就会少一些，思想深处确实有求增长的情结和舍不得的纠结。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和经信委介绍，2014年北京通过新增产业禁止和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全市范围内限制或禁止建材、造纸、纺织等一般制造业，燃煤发电，区域性物流基地等;包括东城区和西城区在内的核心区还要额外禁止建筑业、批发业，禁止新建和扩建高等学校、大型医院等。对于淘汰污染企业，也从“号召”变成“强制”。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做法，都体现了北京“做减法”态度之坚决。

而对于承接转移一方的河北，2014年从京津两市引进资金3757亿元，占引进省外资金总量的51‰

专家指出，要真正打破“一亩三分地”，还应在两方面加强突破。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教授王玉海表示，应该以产业地域集群为载体来推进京津冀的产业转移桥梁：研发可以放在北京，但生产制造和销售都转移出去，由此而来的税收分享机制下一步也要突破。如果没有利益共享机制，税收都在转出地，转移地只解决了就业，税收很少，会导致各地竞争大于合作。

“城市病”的症结与治理 篇7

一、城市病的表现

所谓“城市病”, 是对城市问题的一种形象说法。也就是说城市同人一样也会生病。它是存在于城市发展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和矛盾, 这种矛盾只有在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才会凸显出来。如今,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 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根据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06-2010 中国城市价值报告》, 六大城市病正给中国城市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 人口无序集聚、能源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居高不下、安全形势严峻等将是

“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 “城市中国”如何健康前行显得极为重要。城市化在让人类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 也使人类受到“城市病”的困扰, 全球城市化的迅猛发展更加重了“城市病”的流行, 使人类深受其害。目前世界城市人口的2/3以上居住在发展中国家, 他们中的贫困人口约有15 亿, 至少有6 亿人没有足够的住房, 11 亿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仅因饮水不洁每年就造成1000 万人死亡。

二、城市病的症结

(一) 城市病的罪魁祸首是“丁字形”城市化

我们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建设存在着误区。因为没有自己的经验, 基本上是在走其他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有关城市化, 人口流动的国际经验是:城市化率低于50%, 以从农村进入城市为主;超过50%, 以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为主;超过70%, 人口流动以从城区进入郊区为主。在城市化建设的初期,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由于小城市没有足够吸引力, 基本上是以进入大城市为主, 这是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一个先天不足。而当城市化率接近50%的时候, 甚至在超过50%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口流动都将“以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为主”, 这样一来, 大城市建设又要在城市化中唱主角。

所以, 从城市化建设之初到现在, 我们的城市化建设都基本上以大城市为主, 对小城市、郊区、周边农村的建设, 哪怕是进行一些还账式、补偿式的, 都被认为是逆城市化之举;城市化建设不仅把优势的公共资源集中到大城市, 就是大城市自身, 也对小城市、郊区, 以及周边农村形成掏空效应。农村大量人口流向城市, 一方面给城市的承载力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 另一方面造成了“农村空心化”。在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 教育程度较高, 能力较强的农村精英流向了城市, 造成农村人才匮乏, 甚至连合格的劳动力都短缺的现象。知识、技能的缺乏必将制约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的实施。

于是, 城市化建设就成一个“丁字形”结构:大城市很大, 而小城市、郊区, 以及周边农村很小;大城市人满为患,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而小城市、郊区, 以及周边农村因为没有优质的公共资源, 又无法分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丁字形”城市化结构造成的后果, 一方面是城市资源被大城市吸走, 下端的人享受不到城市化的好处, 另一方面是大城市出现城市病, 上端的人感觉不到城市化带来的幸福。

(二) 资源过度集中是“城市病”症结

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 城市发展战略上没有作出结构的调整, 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这就造成我国的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 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 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 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人们不断涌向大城市。尤其是那些渴望发展的高校毕业生, 即使没有户口、编制, 即使房贵路堵, 也要往前冲。因为只有一线城市集中了全国几乎所有优势资源———才是最有可能孵化年轻人梦想的所在。与个人事业发展相比, 与作为这座城市的居民所享有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相比, 交通堵不堵、房价高不高, 这些生活成本恐怕并不是最重要的, 也并不能削减大家对大城市的涌入热情。即便前一阵“逃离北上广”叫得很响, 涌入一线城市, 却依旧是年轻人的主流选择。

(三) 空间结构规划发展不合理

空间结构规划发展不合理, 是造成“大城市病”的直接原因。空间结构, 是决定城市发展潜力和发展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自身内部的空间结构, 二是对象城市所处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从城市自身内部空间结构来看, 合理的空间结构不仅可以改善环境, 还可以扩大城市容量, 有利于人口、经济增长。从对象城市所处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来看, 如果一个地区的城市体系发育比较成熟, 大、中、小不同阶层等级和空间网络分布结构比较合理, 各城市相互依存, 各司其职, 彼此之间的福利差异比较小, 就不易产生“大城市病”。相反, 如果城市体系发育不成熟, 核心城市“一城独大”, 优势明显, 而其他城市条件落后, 对核心城市形不成反“磁力中心”, 这样就难免加剧核心城市的“大城市病”。当年上海市民“宁要市区一张床、不要郊区一套房”的选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三、城市病的治理

(一) 确立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理念

“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这是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题词。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首先, 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就不要偏差, 要清楚城市是为谁而建, 为什么目的而建的。我们的城市发展是否就是为了经济增长为了GDP?城市有两个基本功能, 一个是经济功能, 另一个则是生活功能。如果过分看重经济功能, 那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GDP, 怎么赚钱怎么做。在一味单纯追求发展的前提下, 城市的生活功能就会被忽视。公共绿地越来越少, 房子越建越多。我国有很多城市就是这么做的, 为了招商引资, 不惜一切代价。这样作, 人们是否还有幸福可言?城市的发展是为了让人们生活更美好, 如果由于城市化而导致居民的生活痛苦指数增加, 或者由于发展汽车工业而导致居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 为购买住房付出更多的代价, 那么, 这样的城市化不是中国追求的目标。在我国, 进入21 世纪, 人们开始认识到人是城市的主题和核心, 城市发展的最高也是最终目标, 应该是安全、健康、方便、舒适等多个方面综合提供优良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成为培养人、塑造人、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美好家园。

(二) 制定科学的城市发展规划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许多城市都在爆发短视的、透支子孙资源的、杀鸡取卵的野蛮开发冲动, 以牺牲人的生命健康和长远利益为代价, 换来昙花一现的经济繁荣。进入现代社会, 自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改造的那天起, 城市开发始终没有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一直是在一个低级的水平上重复和模仿, 这也导致了城市越庞大, 越是疾病缠身。坚持科学发展观, 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是城市发展的思想和灵魂。

1.要注重集约和环保,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 没有发展, 一座城市就缺乏可持续的基础。发展又必须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环境、生态, 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比如, 中国香港陆地总面积1104 平方公里, 采取紧凑型、高密度发展模式, 在过去100 多年的开发建设中, 只占用了24%的土地, 而66%的土地被森林、湿地和郊野公园索保护, 还有10%是水体。根据香港的规划, 到2030 年只需要增加2%的建设用地就能满足发展需要, 未来发展的空间巨大。中国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 依照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 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建设决不能走城市蔓延的路子, 应采取更加紧凑的模式, 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

2.要注重文化传承, 充分展示城市特色与历史。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是浅薄的。历史反映了一座城市的特色, 更是她的宝贵财富。好的城市建设不仅要展示她的存在, 而且要能够让人走进并回味她的历史。法国与中国一样拥有非常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从法国每年接待超过7000 万的游客这一比法国总人口超过1000 万的事实来看, 历史文化遗产在法国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

3.完善城市化布局与形态, 发挥中小城市的作用。治理“城市病”不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而应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从源头上减少“城市病”的发病率。中国人口众多, 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大城市发展的道路。中国城镇化应该是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即以大城市为依托, 以中小城市为重点, 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政府财政要加大对中小城市的投入, 通过对中小城市和城镇基础设施的改善、城市建设的加快, 努力实现全国各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均衡发展, 而不是唯北京等大城市论。

参考文献

[1]向春玲.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及其治理[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14 (4)

[2]陆铭.重思“城市病”[J].中国经济报告, 2013 (2)

当前我国城市病问题及其治理 篇8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病,治理

当前我国进入工业化加速推进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作为集经济、社会、生态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在“两化”过程中承担者重要作用。但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同时，城市发展本身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就业困难、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犯罪率上升等，统称之为城市病。对此，“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预防和治理城市病”。这是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治理城市病问题。城市病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相伴而生的，具有普遍性，只有厘清并牢牢把握其内在客观规律，才能实现有效预防和治理。

城市病是随城市化进程相伴而生的普遍现象

城市病不是某一国家所特有的，也不是某一经济体制下所独有的，它随城市化进程相伴而生的一种发展阶段性现象。尽管各国城市病表现症状不同，程度不一，但具有普遍性。总体来说，它在城市化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特征：

1. 城市化起步阶段，即城市化水平低于30%

在这一阶段，农业经济依然占主导地位，工业化发展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城市化进程极其缓慢。城市规模小，数量少，城市布局形态呈零星的点状结构，且城市系统较简单，功能较单一，总体运转正常。因此，城市病尚未显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过程发展缓慢，历时较长，容易导致城市管理者管理模式僵化、规划理念落后，为以后发展留下隐患。

2. 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即城市化水平大致在30%～50%

随着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也为城市工业积累了大量资本，由此推动城市化加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使城市人口剧增，规模骤大，而先前的城市功能无法短时间内适应城市规模急剧扩张的需求，导致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同时，生态环境建设滞后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重。至此，城市病开始显现。

3. 城市化基本实现阶段，即城市化水平大致在50%～70%

这一时期是城市化进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阶段，它标志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城市产业结构也发生重大转向，以第二产业为主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此时，城市系统更加复杂化，城市功能更加多样化，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城市病症状集中爆发。此时有两个问题需要高度重视：一是城市管理者囿于僵化落后的管理模式，面对集中爆发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束手无策或疲于应付;二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城市居民消费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原来的城市基础设施、住房、环境条件已远远不能满足其需要。两方面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严重者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4.城市化完全实现阶段，即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上

这一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基本上被城市吸纳或实现了城镇就地转移，城乡发展由城乡融合进入一体化发展阶段。城市功能比较完善，经济、社会、生态等子系统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同时，区域内大、中、小城市分散布局，相互分工，功能互补，形成以城市群为首要形态的城镇体系。此时，城市病得以康复。

城市病的内涵及主要表现

城市病一词最早发端于工业革命后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迅速膨胀，出现了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大城市人口呈爆炸式增长，环境遭到毁灭式破坏，失业严重，犯罪率上升等等。当时的经济学家哈孟德把城市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负面问题称为“迈达斯灾祸”。学术界关于城市病的定义没有较为统一的说法，但其内涵基本比较明确。在这里，笔者将城市病界定为：城市病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因城市管理理念与手段等落后于城市发展进程，从而使城市发展突破其自身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而造成的一系列明显影响到市民生产与生活的负面社会问题。

从各国发展实际来看，城市病表现各异，程度不一，但有很多相似之处。总体来看，往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膨胀：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城乡人口布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城市面临前所未有的拥挤。目前，上海浦西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3.7万人/平方千米，北京、广州城区人口密度分别高达1.4万人/平方千米和1.3万人/平方千米，远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城市。

交通拥堵：虽然城市道路建设发展很快，但始终赶不上机动车辆的增加，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机动车辆呈井喷式增长。同时，公共交通发展依然滞后，满足不了广大市民的出行需求。另外，城市布局不尽合理，中心城区人口过度集中，郊区道路建设跟不上，造成工作地与居住地之间增加了交通量。

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受过去先污染后治理观念的影响，我国城市发展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片面追求GDP总量增加，不惜牺牲环境代价。因此，绝大多数城市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据统计，我国660多座城市中，约2/3的地下水遭到严重污染，有接近200座严重缺水，流经城市的河流中有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大城市上空悬浮的固体颗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不但造成酸雨严重影响农业，而且直接威胁到广大市民的身体健康。

另外，我国城市中还存在就业困难、住房紧张、抑郁症、青少年犯罪、流浪乞讨等问题，各种问题交织，更加大了城市病的复杂性和治理难度。

我国城市病的产生原因与治理对策

1. 我国城市病产生的原因

从客观方面来看，城市病是由于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城市发展规模失衡造成的。城市资源供给在很多方面存在刚性约束，意即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一个限度，这就客观上要求人类需求与资源供给之间保持一个比较适度的、稳定度动态比例关系，一旦人口膨胀和城市的盲目扩张超过这个度，就会产生负面问题。从主观方面看，城市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管理落后于城市化进程。一是对问题认识不足，即城市管理者追求城市规模扩张，而忽视了城市品位和内涵的提升，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观念必然会造成城市规模突破其承载能力限制;二是管理理念的落后，即城市发展缺乏具有前瞻性的、统一的科学规划，待问题出现以后各部门又相互掣肘，往往导致问题积重难返;三是管理水平的落后，科学技术进步赶不上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需要，导致管理水平落后。

2. 治理思路与对策建议

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首次超过50%，从发展规律来看，城市病将由开始显现阶段进入集中爆发阶段，因此必须将大力预防和治理城市病提高到战略高度，避免出现其他国家曾经出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预防和治理城市病”。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城市病主要还是指特大城市病、大城市病，而总体思路应为全面治理、重在预防。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理念，积极引导公众参与社会决策。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宏观背景下，城市公共产品供给要改变以往单向的政府决策为社会公众参与决策。提高决策的透明度，积极引导普通市民逐步参与社会决策，使政策的出台真正体现市民的需求，以提高公共产品的使用效率，进而提高城市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和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例如，可参考国外经验，设立簇状多用途步行生态社区，即住宅建筑式样与户型适合于不同收入阶层、不同生活方式;通过营造绿色空间来隔断噪音和视线;利用天然河流与湖泊就势连缀成永久性绿化带;鼓励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方式等等，从而建立一种城市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角落。

第二，通过科学统一规划，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强化城市系统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发展的内涵。城市是一个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等特点。因此，城市发展要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计算机信息处理系统来综合评价并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通过人口、交通、环境等方面的统筹，强化城市系统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内涵。以交通为例，应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引导城市交通结构合理化。比如在城市土地开发过程中应采取公交引导的土地开发政策，在大城市外围及周边地区修建新的轨道或快速公交，然后在交通沿线布置新建居住用地和新的就业岗位;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运用燃油税等经济手段遏制小汽车过度膨胀势头;深入开展环保型汽车研发等。

第三，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力度，并向郊区、农村腹地延伸。按照“五个统筹”的总体要求，打破城乡分治局面，加强郊区及农村腹地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向农村配置，壮大县域经济，将大城市从“资源高地”的高压态势中解放出来，让符合条件的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通过有效减少农民来推广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从而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共同繁荣。

第四，转变城市发展模式，调整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构建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城镇体系。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看，城市群是多中心结构，有利于防止城市功能过于集中于一个超大型城市而带来的城市病，也可以有效避免城市过于分散而导致的重复建设和土地浪费。因此，城市群日益成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比如美国五大湖城市群、大纽约地区、大洛杉矶地区、日本大东京地区、大阪神户地区等。我国正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为代表的城市群发展模式是今后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1].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R].2010-10-18.

[2].周加来.城市病的界定、规律与防治[J].中国城市经济, 2004, (2) .

“城市病”成因及其治理研究综评 篇9

关键词：“城市病”,成因,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近18%上升到2015年的56.1%,城镇人口从1.7亿人增至7.7亿人(国家统计局,2016)。但毋庸回避的问题是,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正在遭遇严重的“城市病”困扰。

1“城市病”成因国内外研究综评

“城市病”是国内外理论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从城市经济学、生态学、城市规划等学科立场解释了“城市病”产生的原因。城市经济学认为,城市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其内部的土地稀缺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高密度,城市的外在性、街区效应和市场失灵引发了交通堵塞、污染、种族隔离及公共财政等问题(P.Mieszkowski,1987)。生态学家Richard Register (2002)认为人类的城市设计、建设和管理活动对自然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呼吁人们在汽车城和生态城、机械城和人性城之间做出明智抉择。国际建筑协会1933年发布的《雅典宪章》将城市拥挤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归因于缺乏分区规划;1977年发布的《马丘比丘宪章》进一步指出,无计划的城市化进程和对自然资源的滥加开发,使城市环境污染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国内学者从城镇化、人口集聚、城市规划、城市规模、体制机制等角度解释中国“城市病”现象。

一是从城镇化的角度,认为中国的“城市病”与“过速”型城市化、“虚胀”型城市化等不恰当的城市化道路与模式有关(吴冕,2011)。陆大道和樊杰(2012)指出,虚高和冒进的工业化、城镇化导致产业的重复建设和城镇的无序蔓延,导致资源环境的代价过大。大多数城市都偏重用地规模的外延扩张,出现了“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侯永志,2013),引发“城市病”。王俊和李佐军(2014)认为城市化进程应该与工业化进程匹配,如果城市化超前将出现所谓的“鬼城”,如果城市化滞后,将出现城市过度拥挤。基于此,解决“城市病”问题的关键在于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樊杰等,2013)、规范控制城市空间开发秩序(李国平和谭玉刚,2011)、推动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发展(陆根尧等,2011)、改变“人随地转”的城镇化模式和路径(张强,2013)、打破城市群高产出、高污染的困境(张学良、杨朝远,2014)、用“生态红线”的法治思维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秦静、周立群等,2015)等。

二是从人口集聚的角度,认为大城市吸引人口过度集聚是“城市病”的直接原因。大城市较高的经济水平、所能提供的“综合机会”、密集的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等,使其具有中小城市和农村无法比拟的优势,驱使人口大规模跨地区流动,向大城市集聚(于涛方,2012;张强和周晓津,2014;祝尔娟,2015),印证了金凤君(2014)关于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按照“趋利”的本质特性游离在空间中的观点。其结果是特大和大城市目前大多已相对超载(戚伟和刘盛和,2015),人口资源矛盾凸显。“城市病”还与特定时段人口流量过大有关,表现为缺乏社会保障的流动人口增长带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压力,与行为有关的流动人口增长带来城市交通资源的压力(穆光宗,2012)等。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国实施了城市人口规模差别化调控政策,特大城市严控人口规模,中小城市加快放开落户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特大城市简单地用行政手段控制所谓低素质流动人口,难以达到控制人口规模的目的,还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叶裕民,2015)。

三是从城市规划建设的角度,认为中国的“城市病”的症结在于城市规划不科学、不合理或落实不到位。胡兆量(1986)指出,出现大城市规模难以控制、人口潮汐交通等问题,原因在于我国比较侧重于行政控制手段,对于经济杠杆手段和规划手段注意不够,规划工作不健全。王格芳(2012)认为,重地上建设轻地下建设的建设理念导致许多城市“急功近利”,“华丽而羸弱”。秦红岭(2013)认为,不适当的城市规划会给城市生态造成人为干扰,助长城市与自然系统之间的不和谐。正是由于城市规划不科学、不合理以及城市规划执行不力,缺乏连续性和严肃性,不少城市难以摆脱“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和“单中心”空间格局(赵弘,2014),一些城市甚至陷入城市增容、扩建道路与交通拥堵之间的恶性循环(刘晓星,2013)。

四是从城市规模角度,探讨“城市病”是否是城市规模扩张的必然产物。向春玲(2014)认为,城市的集聚规模越大,拥挤效应越明显,“城市病”发生的概率越大。曹建海(2014)提出,当中国城市的规模达到450万人、人口密度达到约8000人/平方公里时,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正面影响不再显现。中国人口千万以上的超大城市,表现出更加严重的城市病,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埃森哲,中科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2013)。但“城市病”不能简单归咎于集聚规模和城市扩张,更不能因此否定城市化以及大城市的价值(孙久文等,2015)。肖金成(2007)指出,城市规模偏小,不仅城市的规模效应和城市对周围腹地经济的带动作用难以发挥,而且会造成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的加重并难以治理。王小鲁(2010)提出,市场调节下的大城市合理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资源合理利用,尤其是节约土地资源,我国未来还需要成百座中小城市发展成为大城市。事实上,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相互排斥,中小城镇的发展以大城市的发展为基础,并受其辐射带动(许政等,2010)。“城市病”的根源并不在“大”,而在“大而不当”(许志峰、成慧,2014)。

五是从体制机制角度,认为城市建设与组织管理相关体制机制落后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赵作权(1997)提出“不可持续发展源于管理分化”,许多政府部门管辖的社会经济活动不同程度地引发各式各样的环境问题,但相互分割、相对独立的部门管理使得环境问题难以解决。孙久文等(2006)将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使得征地与供地之间存在巨大利润空间作为中国“城市病”的一个重要原因。连玉明(2016)指出,“城市病”的累积和发生,是城市的治理体系不科学的后遗症,是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缺失的综合并发症。林家彬和王大伟等(2012)从干部选拔机制和政绩考核体系、财税体制、土地管理制度、规划体制机制、上下级政府关系等角度分析,考察了中国城市病的制度成因。安虎森(2013)研究了“半城市化”现象,将其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农民工的流动受到户籍制度、城市偏向的公共政策、农村土地制度等因素的制约。曹建海(2014)指出,中国城市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既有土地制度改革落后的问题,也与顶层设计中的片面追求保增长、GDP考核机制以及地方政府约束机制缺失有关。

2“城市病”治理国内外研究综评

国内外学者将可持续发展理论运用到城市层面,来规避和治理“城市病”。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城市复杂系统的视角进行综合研究,统筹考虑城市经济、社会、人口、生态、环境、文化、制度等多个方面,体现系统性、整体性,但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难分主次,可操作性不强,对实践的指导性不足。另一类是从单一视角来研究,比如生态城市侧重研究城市发展中人和环境的关系,海绵城市关注新一代雨洪管理理念和技术在城市中的运用,智慧城市关注信息化与城市化融合发展等。这些单一视角的研究对某一方面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对实践有较强的指导性,但又缺乏综合性和整体性,往往只能对“城市病”的某些方面予以治理或缓解,难以从根本上彻底治理“城市病”。因而,这两类研究的理论成果虽然丰富,但转化为政策设计并付诸实践的比较少,对治理“城市病”未能产生实质性助益。

3研究展望

当前“城市病”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发达国家的一些城市曾经经历或仍在经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许多城市也普遍遭遇“城市病”困扰。以下问题,依然是今后理论研究的热点:“城市病”为什么会普遍化,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造成“城市病”的共性原因、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如何找到治理“城市病”的有效政策路径?

参考文献

[1]J.J.Lin,A.T.Yang.Does the Compact-city Paradigm Foster sustainability?An Empirical Study in Taiwan[J].Environment&Planning B Planning&Design,2006,33(3):365-380.

[2]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16.

[3]安虎森,皮亚彬.半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3(3):5-10.

[4]肖金成.城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J].城乡建设,2007(7):50-52.

[5]吴殿廷,吴昊,姜晔.碳排放强度及其变化——基于截面数据定量分析的初步推断[J].地理研究,2011,30(4):579-589.

[6]魏后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两极化倾向与规模格局重构[J].中国工业经济,2014(3):18-30.

大城市病 篇10

报告同时指出，近年来有关部门和地方不断加大市政设施建设，市政设施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2011年，城市人均道路面积达到13.8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1.8平方米，城市用水普及率、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97%、83.6%。

“但一些城市依然存在交通拥堵问题严重，食品药品等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加剧，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等外来人口聚集区人居环境较差等问题。”徐绍史说。

如何免疫“城市病” 篇11

病症一 城市化的“负效应”

1.生态危机

近日,好友Isa发来打油诗:北京欢迎你,用沙尘暴埋葬你,买头骆驼来骑一骑,你就是五环上的买买提。

而她幽默的就是这次席卷全国的沙尘天气。据环保部发言人介绍,此次最强沙尘天气侵袭全国16个省份,约有2.7亿人遭受沙尘侵扰,给许多城市空气质量造成明显影响(中度以上受污染城市达到18个)。导致强沙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西部地区气温回升过快,土壤解冻比历年提前,冷空气频繁,使得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无法抵御短期大风降温等极端气象影响。

强沙尘的爆发,不是偶然现象。近期西南大旱,又将人们视线转移到“缺水话题”。前拥后挤凸显城市处在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之中。除此之外,城市垃圾和电磁辐射污染都成为新的威胁。

2.环境危机

温室效应、高碳排放是很多生活在大城市人的心病。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容纳更多的人口,伴随着高层建筑拔地而起,过密的建筑装饰出了“混凝土峡谷”,排放的废热也制造出“热岛效应”,促使地区居住环境适度随之降低,城市环境恶化,影响人文生态。

另外,交通拥挤也是很多大城市日趋严重的课题。空间资源低效配置,道路与管理设施建设落后,静态交通设施严重不足,时间资源极度浪费。试想,贴面舞似地坐1个半小时地铁挤到公司,你还有精力上班么?

3.人文危机

来自于成都的唐唐,至今在上海打拼,她的内心却时常不安。“我父母说到了上海后,人变得冷漠而世俗,缺乏对别人的信任感,脑子和计算机一样,盘算着每个人和每件事,功利无比。”

城市的文明与财富,吸引着大批满怀“淘金梦”的人们。但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每个城市人都能感受到从读书到就业过程中所存在的激烈而残酷的竞争,幸福健康有时候变成一个艰难漫长并且渺茫的过程。

治疗方法

了解你的个性品质,找个和你相匹配的城市

心理学家说人的性格有五个方面:开放型、勤勉型、外向型、容易相处型和神经质型。城市和人们一样,也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生活在和你个性相适应的城市,更容易开心满足。比如开放型更倾向于聚集在让人兴奋的地区,这里有着众多集体活动,频繁交往和交流成为生活主题;而勤勉型和容易相处型则更适合在维持传统的区域,和家人、亲戚朋友生活在一起,在踏实的生活中富足自己;开放型和神经质型的人比较适合体验型城市,在独来独往中寻找生活的意义。

了解你的人生阶段,理性周到考虑

按照真实居住需求,人生可以分为“大学毕业生——年轻职业人士——拥有孩子的家庭——空巢家庭——退休人士”五个阶段。

毕业的大学生,刚刚独立进入社会,希望能够开拓事业、结交朋友、尽情施展自己,更可能选择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或者前往大城市“淘金”。而“年轻职场人”拥有个人事业,有资源购置房屋,渴求稳定。“有孩子的家庭”则更会选择“家庭之地”,那里有良好的教育,安全舒适的环境,户外设施方便。有趣的是,新一代“空巢家庭和退休人士”除了继续居住在原地,他们也会选择和子女靠近的区域,或者选择具有亲切感和便利设施的城市。

了解你的工作和职业发展

很多工作机会都集中在某些固定城市,所以在选择前,深入了解这个地方如何同你的短期及长期事业发展相匹配,是非常重要的。

选择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最贴近的地方

哪些兴趣爱好和生活情趣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那些地方就是你最佳选择。一个朋友喜欢江南水乡,虽然生在西安,上学在东北,开始工作时,几乎都在江苏浙江各大城市游走。对她而言,能看到西湖、太湖、苏州河这样的景致,就是最好的生活。

意识到距离家庭和好朋友近,非常重要

有英国学者研究表明,每天能见到朋友和亲人的价值,几乎比6位数的额外收入还要多。

知己也要知彼,在深入分析自己之后,我们还要从五个维度了解你要选择的城市:

经济机会和个人保障程度

最佳宜居城市评比和最佳机会城市评比,结果可以成为你的参考。根据自己职业所处的阶段,去寻找适合你的工作机会。当然不要忘记生活花销,最好根据实际消费水平来判断你可有的实际支配能力。

基础服务满意度

教育、医疗、可支付的住房、以及交通等等,都是考虑的内容。如果确实无法承担特大城市的房价,以自己可支配收入,找一个可以安居的地方也是不错选择。

城市文明建设程度

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规范守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文明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开放程度

开放度是指社会对多元文化的宽容程度和接受程度。人群的宽容程度越高,社会幸福程度就越高。当个性表达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时,开放度很关键。

审美情趣

包括物质环境的美观、公共设施以及其他文化设施的齐备。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人们被更美观的事物吸引,也愿意为此支付更多的钱。人们对社区的外观环境、休闲设施及其风景评价越高,对社区满意度越高。

病症二 都市人自身的心理疾病

除了抑郁症、强迫症等都市流行病之外,都市人还有许多处于“亚健康”的表现。

1. 边缘化

大都市里竞争激烈,为了赢得一席之地很多人不懈奋斗。奋斗没有错,但如果这个过程中总是伴随着焦虑和不安,那就是很“摧残”心灵的事情。 长此以往,在其他的环境下容易出现冲突和不适应,成为“边缘人”。

2. 路怒症

大城市有着更丰富的人才资源,职场竞争也相对更加激烈。由于怕“输”,焦虑和恐慌都压抑到了内心中。这股力量并不会因为压抑而消失,而是一定会找到出口喷涌而出的。在路上开车,是发泄的合适时机和场所,而大城市拥挤、喧杂的环境,也为点燃这些情绪“推波助澜”。

3. 星期一综合症

情绪有着“左右摆”的特征,如果向左摆得幅度很大,那么会以相同的振幅摆到右边。紧张的工作让人压力大,一旦到休息日,人们就渴望彻底地释放。当极度的放松和兴奋过后,很多人就摆到“低落”状态。再加上过度释放压力导致的体力消耗,疲惫感出现了。周一往往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惫、烦躁等状态。

4. 工具化生活

所谓的“工具化”生活,就是忽视了内心中的很多情感需求,把做某件事情,当成是实现一个目标的简单工具。偶尔打破那个固定的程序,就会感觉到不安、慌张、自责,而只有按照那个程序来做,才可以找到安全感,才觉得挣钱有希望。

治疗方法

做一次心灵体操

管理压力:适度的压力会提高人的工作效率,激发斗志。而压力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压力的多少,也在于我们对压力的管理方式。就好比同样一间屋子,会收拾的人,使得屋内的空间很大、井然有序;而不会收拾的人,可能使得屋子无落脚之地。因此,学会管理压力,是都市人必修的功课。

第一步:寻找到压力源。不要以为你和家人发火,压力就在于家人,而是能面对内心,找到真正的压力源。

第二步:接受压力,并看到它带给你的价值。就像是面对一堆杂物,如果能看到它发挥过的价值,你就会心平气和地收拾它,如果把它看得一无是处,就会火上心头。

第三步:妥善地安置压力,这就好比把杂物放在特定的位置。比如,工作的压力就放在单位,而不是带回家。为了做好一步,不妨利用一些仪式。比如回家后,换掉工作时的装束;不把单位的工作带回家;在家门口的时候提醒自己现在已经下班了。

第四步:疏导不必要的压力。这就好比清理那些无用的杂物。运动、听音乐、冲热水澡都是疏导压力的好方法,关键是你感觉到压力的时候,能有意识地运用。

放慢生活节奏:虽然都市的整个节奏都呈现出快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缺少把控力,就会像被卷进旋风里的鹅毛,迷失了自己,失去了重心。所以,做自己的主人,就要学会把控生活。当然,这里的“慢”,不是磨蹭、拖拉,而是能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中,体验乐趣,酝酿感情。

不妨从日常小事做起。比如,放慢咀嚼的速度,细品饭菜的清香;放慢走路的脚步,感受路边花草的芬芳;放慢说话的速度,感受倾听带来的愉悦感;放慢呼吸速度,感受新鲜空气抚慰五脏六腑的感觉……每天有意识地为生活融入一些“慢”元素,生活会变得更充实,更有滋味。

从心寻找安静:内心的安静是真正地安静,可以抵制都市的喧嚣,也可以让心灵更加自由。冥想是让心安静的好方法。语音冥想法是在瑜伽中常用的冥想方式,简单易学。

大城市病 篇12

城镇化规划今年或出台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城镇化进程取得了巨大成就, 数据显示, 2012年中国城

22镇化率达到52.57%, 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Development小城镇建当土地。, 在但成多数为年量城的巨市城大建镇的设化新中进市不程民可中群或, 体缺几在的亿城主农市力民中军走的。出生of设活质量却并不尽如人意。他们受教育程度、small工作类别以及户籍的限制, 始终难以真正融cit入城市生活, 更难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ies同等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利。

&启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成为解决这一问

tow

ns题的决策选择。

从2010年底,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已经开始会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14个部门启动城镇化规划编制工作。随后, “城镇化建设”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 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一起, 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

2012年12月16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 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从此, 城镇化更是成为舆论的焦点。

新一届政府如何规划城镇化道路, 为世人所关心。在经历种种猜测与传闻后, 6月26日,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中透露, 国家城镇化规划目前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并抓紧修改完善中。

这份报告首次明确了城镇化的道路, 户籍改革成为报告的最大“亮点”。报告称, 要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 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 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报告还表示, 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覆盖城镇常住人口。

同时, 对于城镇化建设中最为敏感的土地制度, 报告指出, 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 按照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的原则, 创新土地管理制度,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合理满足城镇化用地需求。

业内人士透露, 国家城镇化规划或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出台。2013年, 或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破题之年。

“城市病”问题日渐凸显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在起步, 但中国目前有2.6亿农民工, 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的城镇化进程, 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在当下的进城务工的农民中, 第一代中很多人还眷恋着土地和田园生活, 期待着在城市打工几年衣锦还乡。而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 早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 不愿再回到家乡“面朝黄土背朝天”。但在硕大无朋的城市找到他们的立足之地, 却各有各的为难之处。

他们可能会在城市中找到一份薪资可观的工作, 或做些足够养家的生意,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们却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 享受到公平的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和教育资源等。而这些资源, 很多都以户籍为门槛, 将身在城市的农民工划到城市居民之外。

因此, 户籍改革对进城农民的意义绝非一纸户口而已, 是否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随迁子女是否有平等的上学机会, 都是影响他们是否安心留在城里的后顾之忧。专家指出, 新型城镇化并不是简单地让农民“洗脚上楼”, 如果不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新型城镇化建设注定将是失败的改革。

与此同时, 北上广等超级大都市的承载能力日趋饱和也是不争的事实。交通拥堵、大气污染、水资源匮乏, 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很多公共设施都将难以承载。面对新增城市人口的到来, 部分城市“土著”居民时常感到生活质量受威胁, 又造成他们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各种摩擦。

当前,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非常不平均, 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巨大, 这也就造成人口流向的单一化。“如果不是因为行政资源向高等级城市汇聚, 也不会造成目前大城市的人口数量猛增的情况。”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战略策划部副主任郑明媚表示。

不过, 简单增加城市容量绝不是解决人口数量猛增的正确方法, 有的甚至易造成更加恶劣的后果。比如, 近年来, 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 因为城市扩容而产生的征地、拆迁矛盾屡见不鲜, “贪多求大”的城镇化建设也导致一些“空城”诞生。

用“城市群”治疗城市病

虽然前进道路面临着诸多挑战, 但城镇化仍是目前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必经之路。而如何科学、合理地实现城镇化, 则考验着高层决策者和各级政府的智慧与执行力。

针对当前可预知的城镇化困境, 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表示, 接下来, 国务院将围绕四大战略重点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由于当前中国大中小城市、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一刀切”放开或者不放开城市户籍, 都是不现实的。

发改委的规划就表示, 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的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 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这就在解决进城农民户籍问题的同时, 有序缓解特大城市的承载压力。这样就针对大中小城市当前的特点和困境, 有层次地放开或限制户籍准入门槛, 用政策杠杆调节人口数量。

而“城市群”的建设, 会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 彼此之间又能相互补位, 弥补不足。“解决城市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建设城市群。”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指出, 现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都有已经建好的城市群模式。这样的城市结构, 为未来其他地区发展提供可切实有效的参考样本。

以长三角为例, 上海周边有镇江、南通等中等城市, 他们下面还有更小的城市, 江浙地区的一些镇也具备了小城市的规模。高铁、动车等现代轨道交通将城市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居民可以方便地往来与大城市和它的卫星城, 这就能够实现人口的宜居和城市的产业发展“鱼和熊掌”兼得。

发改委的城镇化规划报告中指出, 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 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 将成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新型城镇化建设, 要理顺相关不合理的管理体制, 让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优势都发挥出来。”郑明媚说。

“以人为本”是本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在通过户籍政策改善农民社会福利的同时, 改变城市低收入群众生活质量, 避免城市内部二元化, 也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务之一。而棚户区改造, 或将成为重要突破口。这既可以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 也能降低城镇化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