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变革（共3篇）
功能变革 篇1
海洋功能区划 (以下简称“功能区划”) 是我国海洋综合行政管理的一项制度和法律, 对我国海洋保护、使用和管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我国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对世界海洋管理理论是一重大贡献。海洋功能区划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实施的时间还不长, 体系还不完善, 因此海洋功能区划理论研究对于海洋功能区划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实现海洋功能区划的目的和达到海洋功能区划的目标具有重要的价值。
1 “功能区划”及其几个主要概念
海洋功能区划是根据海域区位、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和开发利用的要求, 按照海洋功能标准将海域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功能区, 目的是为海域使用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用海保障。
“功能区划”概念中的主要概念有:
(1) “海洋”。
包括我国管辖的内水、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及其他海域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毗邻海域除外) 。
(2) “功能”。
自然或社会事物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具有的价值与作用。
(3) “海洋功能区”。
根据海域及海岛的自然资源条件、环境状况、地理区位和开发利用状况, 并考虑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所划定的具有最佳功能的区城, 是海洋功能区划最小的功能单元。
(4) “区划”。
是指将海域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功能区。《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 (GB17018—1997) (以下简称《导则》) 按五类四级体系设置;《导则》 (G/T17108—2006) 调整为十类二级体系设置。
2 海洋功能区划的问题
我国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是我国海洋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创新, 是我国海洋综合管理的一个成功尝试, 是对世界海洋管理理论的重要贡献。自建立以来, 在海洋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 在海域使用的规范化、合理化, 在协调各涉海部门的用海矛盾, 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循环型的海洋科学发展新局面, 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是, “功能区划”如同其他任何新生事物一样, 在其新生和发展阶段必然存在其不足和问题, 就是在其成熟阶段, 也会因其环境条件的变化需要进行不断的修改和调整。“功能区划”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功能区划”单一“功能”与海洋多重功能的矛盾, “功能区划”单一“区划”与社会多重需求的矛盾, “功能区划”的确定性与海洋事业发展性的矛盾以及“功能区划”的应用与其原则和目的的矛盾。
2.1 “功能区划”单一“功能”与海洋多重功能的矛盾
在不同的词典中“功能”的概念是不相同的。《新华词典》中定义为物体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 《辞海》中定义为能力、作用, 而《导则》中“功能”的定义是指自然或社会事物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价值与作用, 对“海洋功能区”则给出的是“最佳功能的区域”, 只有一种功能, 是单功能区。
从海洋的自然属性来看, 海洋的“功能”主要应该是资源功能和环境功能。其中, 资源功能包括空间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化学资源、矿物资源、旅游资源和海洋新能源等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价值与作用, 而环境功能包括海洋地球环境、海洋气象环境、海洋动力环境、海洋物理环境、海洋化学环境和海洋生物环境等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价值与作用。从海洋的自然属性可以看出, 几乎所有海域的海洋“功能”都是立体的、交叉的、多方位的、多重的和互相有影响的, 几乎没有哪个海域的海洋功能是单一的。
在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全国海洋功能区划》 (以下简称《功能区划》) 中将我国管辖海域划定10种主要海洋功能区:港口航运区 (包括港口区、航道区和锚地区等) 、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 (包括渔港和渔业设施基地建设区、养殖区、增殖区、捕捞区和重要渔业品种保护区) 、矿产资源利用区 (包括油气区和固体矿产区) 、旅游区 (包括风景旅游区和度假旅游区等) 、海水资源利用区 (包括盐田区、特殊工业用水区和一般工业用水区等) 、海洋能利用区 (包括潮汐能区、波浪能区、潮流能区和温差能区等) 、工程用海区 (包括占用水面、水体、海床或底土的工程建设区) 、海洋保护区 (包括海洋和海岸自然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海洋生物物种自然保护区、海洋自然遗迹和非生物资源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 、特殊利用区 (包括科学研究试验区和倾倒区等) 和保留区, 并确定了30个海域的重点功能, 主要包括:近岸海域、群岛海域及重要资源开发利用区。
显然, 《功能区划》中定义的“功能”与海域的实际功能是矛盾的, 是不全面的。
2.2 “功能区划”单一“区划”与社会多重需求的矛盾
在人类的早、中期, 社会对海洋的功能需求只是“舟楫之便, 渔盐之利”, 而到了现代, 社会对海洋的功能需求已经是全方位、立体化的。从大处说, 海洋是人类诞生的摇篮, 是人类发展的资源宝库, 是现代重大科学发现的源地, 是生态系统的调节器, 是国家的国土组成, 是国际斗争的舞台, 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从小处说, 社会和人类对海洋的资源功能和环境功能的空间立体性、时间同步性、种类多样性和发展持续性的需求, 无不体现出对海洋功能的多重需求, 尤其是在用海矛盾最为激烈的海岸带附近。
《导则》中给出了“最佳功能”作为“海洋功能区”的核心, 而忽略了“最佳功能”之外的其他功能。据此, 在《导则》1997版中, 海洋“功能”按五类四级体系设置, 分作开发利用区、整治利用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功能区和保留区五大类、18个子类、36个亚类和46个种类功能区, 在《导则》2006版中, 海洋“功能”调整为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应采用10个一级类, 33个二级类的分类体系。
在《导则》中提出了功能重叠问题, 给出一致性 (或可兼容) 功能重叠和不一致性功能重叠的处理方法。但是, 在具体的各地海洋功能“区划”中, 只在若干重点海域给出了海洋的多重功能“区划”, 而在一般海域的单一功能“区划”不能够体现海洋的多重功能特性。
“区划”的单一性不能满足社会的多重需求, 从而导致甚至加剧了“功能区划”与社会用海的对立矛盾, 导致海域功能的单一开发以及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的浪费。
多数“功能区划”的屡屡修改, 导致“功能区划”的不严肃性, 出现了批中改、改中批的局面, 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海洋事业的发展。
2.3 “功能区划”的应用与科学用海的矛盾
《海域法》强调“国家实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 海域使用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 并规定了其使用范围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持续使用特定海域3个月以上的排他性用海活动”。这样, 也就把《功能区划》的问题带到《海域法》中。
在用海活动中, 用海者的用海行为往往是简单的, 对海洋功能的使用是单一的, 这符合现代化社会的标志。在现代社会中, 现代化标志的其中两个特点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 生产效率全面提高以及社会分化剧烈, 社会分工精细。在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 不可能要求社会法人成为大社会, 要求用海者承担综合用海、综合开发、科学使用海洋和持续发展海洋的责任和义务, 相反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是管理的责任, 是法律的责任。
在现行的、按照“功能区划”的要求所进行的海域使用管理和行为中, 海域使用者依《功能区划》中的单一功能, 借单一海洋资源使用的理由, 用一张“宗海图”形成对自海上、经海面、过海水、至海底的所有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全部占有, 取得对海域的“排他性”物权;海域管理者面对其他海洋使用者的海洋资源使用要求、而海洋其他资源又被弃用的双重局面, 却把整个海域 (从海面以上到海底以下, 从海洋资源到海域环境) 审批给单一资源使用者。这无疑极大地浪费了海洋资源和环境, 加剧了海域使用的矛盾, 失去了海洋资源、海洋环境的和谐与平衡, 尤其是在海洋经济比较发达和海洋事业发展较好的海岸带附近更是如此。
2.4 “功能区划”的确定性与海洋事业的发展性的矛盾
目前我国已进行的海洋功能区划主要是回答每个具体海域在客观上比较适合于什么类型的海洋开发 (或保护) 项目, 其目的是避免盲目用海。这里的“海域”和“项目类型”都是确定性的, 所设置的海洋功能区划也是确定性的。
然而, 社会的需求、国家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往往是根据局势、环境和资源的变化而变化。在前进的道路上, 不确定性因素非常多, 很难在之前能够预测和确定, “功能区划”也是这样。例如, 奥运会在我国的举办带来对北京环境和空气质量的要求, 使首钢搬迁、曹妃甸围海造地事件自然发生;世界石油天然气大幅涨价引发了我国沿海很多大型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和“LNG”建设;经济发展对电力工业刺激需求带来滨海电厂的迅猛发展;国家最严格的土地政策和沿海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引爆第四次围海造地浪潮等。很难想象, 在若干年前、由海洋界少数人研究的、确定性的和单一的“功能区划”能够适应未来的、变化的和全社会的对海洋全方位的需求, 也就必然导致“功能区划”与发展、变化的需求矛盾。
因此, 现行的、确定性的海洋功能区划与未来的、变化的和不确定性的海洋需求是矛盾的。
2.5 “功能区划”的严肃法律地位与塑性现实状况
我国海洋功能区划制度的目的是建立海洋综合开发、综合管理、科学使用、持续发展的法律保证, 国家给予了其较高的法律地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以下简称《海洋环境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以下简称《海域使用法》) 中都做了具体规定。
在《海洋环境法》中给海洋功能区划以明确的表述, 规定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的拟定者、批准者、使用者和使用范围, 规定了其与全国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重点海域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的关系, 尤其明确“功能区划”的概念。
在《海域使用法》中, 更加明确地将“功能区划”确定为由国家在海域管理方面实行的一项重要制度, 规定“国家实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海域使用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该法设专章明确《功能区划》的编制者、审批者、修改者以及编制原则和使用范围, 还特别明确了社会的知法权。
在国务院关于《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的批复中, 对“功能区划”进一步明确了其“法定效力”, 强调了其地位、作用和要求。
综上可以看出, “功能区划”本质上是一部关于海洋功能的区域规划, 经过国务院的批复和两法的支持和界定, 建立了“法定效力”和法律地位, 成为一部不是法律的“法律”。
但是, “功能区划”毕竟是一个首先由少数科学家或咨询机构起草的一个技术性较强的、涉及面较宽的和影响深远的规划, 必然存在理论不足、经验不足和技术不足等问题, 而我们所处的又是一个社会急剧发展的、陆地资源日益匮乏的和海洋供需矛盾突出的时代, 致使“功能区划”屡屡与社会、资源、环境和应用发生矛盾, 有的认为“功能区划”限制了地方的发展、行业的发展或经济的发展, 有的资源与环境已不能支持原区划功能, “功能区划”技术也不能满足现在的应用需要。由此演化了“功能区划”的“频繁修改”, 即审批中的修改、因项目而修改和因决策而修改和因领导而修改和因规划而修改等, 导致了“功能区划”的“面团”现象、矛盾角色和尴尬地位, 严重损坏了其法律的严肃地位。
2.6 “功能区划”的广泛性要求与推介性不足的矛盾
“功能区划”使用的广泛性在《环境保护法》和《海域使用法》以及国务院有关文件中都有明确规定, 这不仅要求海洋管理者和海洋使用者都清楚、明白并拥有“功能区划”, 还要求广大与海洋有关的民众都清楚、明白“功能区划”, 尤其是海洋开发咨询机构和咨询人员都清楚、明白并拥有“功能区划”的文本、图件和资料。实际上, 后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定的, 这主要表现在:
(1) “功能区划”的宣传不够, 广大涉海人员往往不清楚“功能区划”, 不清楚涉海要素的区划功能, 而仅仅停留在审批标准和管理依据的层次上是不够的。
(2) “功能区划”的电子图件分发不足, 海洋咨询机构和咨询人员很难得到;纸质图件分辨率不够, 使用效果不佳;区划资料获取渠道不畅, 降低了公众利益和使用效果, 从而影响了海洋使用论证和海洋环境评价的使用。
3 海洋功能区划的变革
从上面讨论可知, 从《功能区划》到《海洋环境法》和《海域使用法》到海域使用行为, 再到海域使用者, 科学用海、综合开发的思想和措施没有得到系列地、连贯地和充分地反映和体现, 只是在较大程度上强调了《功能区划》为“海域使用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用海保障”的功能, 忽视了科学用海、综合开发的思想和措施;强调了“人性”的海域“主导功能”, 而忽视了“海性”的“其他功能”和“潜在功能”;在海域使用中严格执行了功能区划的“肯定”功能和二者的“一致性”, 忽略了海洋功能区划与海域使用的“不矛盾性”其他功能;重视了“自上而下”的上层建筑的意识, 忽视了“自下而上”的经济基础的呼声;重视编制, 轻视推介。“功能区划”不适应未来的、变化的和对海洋全方位的社会需求, 在某种程度上必然束缚了经济基础的发展, 从而引发“海域使用”这一经济基础对“功能区划”这一上层建筑变革的要求。
“功能区划”的变革应该确立科学用海、综合开发的目的, 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结合“自上而下”的上层建筑的意识与“自下而上”的经济基础的呼声;在其“主导功能”之外, 重视“海洋自然属性”的“其他功能”和“潜在功能”;在“功能区划”中, 采取肯定性的“主导功能”和否定性的“禁止功能”并重方略;在“海域使用”中, 推行功能的“一致性”和功能的“不矛盾性”并行方针;维护《功能区划》的尊严和生命力, 引导其对海域使用的“精细”管理。
3.1 《功能区划》的思想变革
在《功能区划》的指导思想中突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 激励海域稀缺的意识, 强调海洋环境综合开发和海洋资源持续使用的目的, 督促、鼓励和倡导《功能区划》编制者的科学编制, 以及海域使用者和海域管理者对海域资源的科学使用和综合开发。
3.2 《功能区划》的依据变革
在《功能区划》的依据关系上, 在贯彻“自上而下”的“上层建筑”的思想的同时, 更多地关注社会的、经济的需求和海洋自然属性和环境特征, 寻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在海洋功能区划中的高度统一。
3.3 《功能区划》的功能变革
海洋功能应该是海洋资源与环境所决定的“全功能”, 即除主导功能外, 还应该包括其他各功能。在“功能区划”中, 给出其倡导的“主导功能”, 以引导海域的使用方向, 引导海洋资源的开发, 引导海洋产业的发展;更要给出其“禁止功能”, 以适应不违反《功能区划》的、广泛的、较长时间的、变化的海域资源和环境的使用要求, 增强《功能区划》的生命力和严肃性。
3.4 《功能区划》的区划变革
现行的《功能区划》只是简单的指定每个具体海域适用于什么样的海洋开发项目, 其主观性强于客观性, 其局限性强于适应性。为增强其客观性和适应性, 除在特别海域指定具体类型海洋开发项目外, 在大多海域上只规定其禁止何类海洋项目的开发, 而不反对其余海洋项目的开发。
3.5 《功能区划》的应用变革
海域使用是“功能区划”的重要应用领域, 在现行海域使用管理 (申请、论证、审批、监察) 中, 仅是对《功能区划》简单的、“八股”的套用和推行, 不能够进行海域使用的立体分割、科学使用、功能扩展和积极创新。《功能区划》的应用变革应在《功能区划》“主导性区划”的“一致性”条件下和“禁止性区划”的“不矛盾”条件下, 本着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的科学使用、综合开发、持续发展、尽其所能的思想和原则, 在海域使用管理中不对整体海域使用的可否进行论证和审批, 而是对具体海域、具体海洋资源和具体海洋环境的可否使用进行论证和审批, 即变海域的“粗放批发式”管理和经营为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的“精细零售式”管理和经营。
3.6 《功能区划》的推介变革
《功能区划》的编制是一项政策性、技术性和应用性非常强的工作, 涉及行业多、研究海洋要素多、耗费经费多, 只有让广大涉海人员了解、熟悉和使用才有价值, 才有效果。因此, 要真正做到《海域使用法》中要求的那样, “涉及国家秘密的部分除外”, “海洋功能区划经批准后, 应当向社会公布”, 包括其文本、说明和电子图件。
功能变革 篇2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以Web为代表的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使图书馆的内外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变革。网络极大地改变了用户信息搜索和使用信息的习惯，他们通过Google和百度等常用的大量搜索引擎即可轻松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作为信息保存与传递机构的图书馆的地位俨然已受到威胁与挑战，传统图书馆的功能已远远不能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信息环境的变化促使图书馆的角色必然发生转换。互联网的出现及网络服务的应用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信息生产、传播和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图书馆更要思考在整个过程中自己的角色定位[1]。因此，图书馆需要对自身的生存环境再认识，图书馆的功能定位也必须随着时代的风潮而改变。
2 图书馆功能定位的演变
图书馆功能，也称图书馆职能。两者含义是一样的，就是图书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所能产生的有益作用或推动作用。1975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在法国里昂召开的图书馆职能科学讨论会上一致认为，图书馆的职能主要有四种，即：(1)保存人类文化遗产;(2)开展社会教育;(3)传递科学情报;(4)开发智力资源。1978年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中，“图书馆”词条绪论指出：“图书馆出现以来，经历了许多世纪，一直担负着三项主要职能：收集、保存和提供资料。图书馆是使书籍及其前身发挥固有潜力的重要工具。”
图书馆的功能不是生来就有，而是通过人的设计由社会赋予的，并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调整[2]。从古代的藏书楼到近现代图书馆，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古代藏书楼以保存书籍为主要职能，重藏轻用。随着社会的发展，近现代图书馆已不仅局限于保存文献的功能，开始强调以“用”为主、藏用结合、以用促藏。人们希望能根据自己的各种需要，方便自由地利用图书馆。图书馆功能也在逐步扩大，以丰富的、多样化的、多载体形式的、经过精心挑选和长期积累的文献信息为物质基础，知识门类兼及古今、囊括中外、广博精深。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查阅到与本学科相关的文献，而且也可以接触到其他学科的各种资源，图书馆俨然已成为知识的宝库。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声像技术、网络技术在图书馆得到广泛应用，图书馆的藏书结构、服务手段、服务方发生了很大变化，促进了图书馆的发展和变革，其结果丰富了图书馆的内涵，扩张了图书馆的功能。图书馆此时已成为文献情报信息中心。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类已经进入了以知识的生产、利用为基础的新时代，图书馆用户对知识信息的需求不再是简单的文献传递，而是需要图书馆能直接解决问题的全过程，提供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的服务。作为知识集散地的图书馆，其传统的文献信息服务已不能满足人们高层次的信息需求。因此，以知识信息的选取与存储、知识重组与再生产、知识配送与输出为内容的知识服务功能进一步彰显。随着Web的出现，信息的产生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和学习方式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学术活动与社会工作、社群生活交织在一起。用户希望图书馆能够提供这样一种空间，由资深图书馆员和技术人员维护和支持的，为其研究和学习检索信息、传递信息、促进学术交流、创造合作机会、支持交叉研究的空间。此时的图书馆已演变为学习、研究、社交的场所，知识交流、传播、创新的场所。
图书馆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定位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就其基本功能而言，毫无疑问，网络时代的图书馆致力于人类知识文化信息的收集、整理、保存、服务的本质应该是不变的，我们要做的是：既要“守望”传统，又要拓展服务理念，成功实现功能转型。
3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功能定位的变革
3.1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功能定位的适变战略
(1)要在服务理念上进行变革，努力建立面向用户的数字信息服务模式，如数字参考协作服务、学科门户集成、信息主动推送。另外，要改变唯有拥有才是馆藏的资源建设观，树立能够获取就是资源的观念，重视资源的共享。(2)做好数字资源的建设工作，包括加强数字信息资源的组织、整合和共享，重视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3)图书馆馆藏将继续存在，但存在的方式不同，重新思考空间的利用，物理馆藏将变为多功能的空间。知识管理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图书馆将向服务和支撑角色作根本性转变。(4)图书馆要打造知识平台，进行知识服务的提供和学习环境的构建。(5)网络时代，图书馆更不应该固步自封，要走出去，开展社会服务。(6)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便捷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并随时随地得到图书馆员的指导和帮助，以便学会如何把信息转化成知识，提高终身学习的能力，所以图书馆还要担当起情报咨询和信息知识教育的历史使命。
3.2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具体功能定位的重构
面对信息基础环境的改变，图书馆必须重新检视其定位与角色。数字时代图书馆既综合了早期的保存和传递文化的角色与功能，发展为学习中心和知识中心的角色与功能，又充分运用了现代技术与新环境的优势，发展成信息教育中心与休闲中心的角色与功能。
3.2.1 学习资源中心
由于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络的迅速普及等因素，读者对图书馆的使用需求转变，由静态的阅读趋向动态的信息寻求，需要结合新的信息环境和用户变化了的需求，建构动与静的空间，改革和创新图书馆物理空间的功能。图书馆角色定位应由传统的“藏书楼”或“信息中心”转型为所谓的“学习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简称IC)。IC是一个可以提高信息素养和推动研究与学习的动态的服务模式，它以用户为中心，把空间、信息技术、信息资源、设备资源、人力资源和服务等众多因素整合在一个相对无缝的环境中，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它既是学习中心，也是交流的场所。为了满足新时代读者的多样化学习与研究需求，信息共享空间通常都会配置参考咨询馆员和技术支持人员。学习共享空间的构建，最主要的是根据用户的学习与研究方式的不同，以及交流的需要，为用户提供一个满足其需求的学习与交流的物理和虚拟空间。物理空间主要有参考咨询服务区、小组讨论区、写作辅导区、文献资源区、个人学习区、多功能区、休闲区。虚拟空间构建了各种数据库资源、网络资源、网络课程和计算机软件。提供经整合的数据库、数字图书馆资源、开放存取的网络资源，从而保证用户一站式获取各种资源。
信息共享空间应更进一步结合学习层面的元素，提供更多面向学习的服务，例如在线随选教材、随选数字内容、在线咨询专家等数字学习服务，形成“数字学习共享空间”(E-learning Commons)[3]。无论是转型为信息共享空间或数字学习共享空间，都是图书馆在信息社会中必须扮演的重要角色。
IC“共享、共用、合作”的理念体现了以用户为中心和人性化服务的新思维，是图书馆服务的发展方向。建立IC为用户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源和更方便快捷的学习研究环境，有效提高了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深度与广度，拓展了图书馆作为学习和交流共享空间的功能，成为读者心目中理想的学习资源中心。
3.2.2 知识服务中心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一方面，用户获取的网络资源中常常篇幅多、资源庞杂、质量良莠不齐，使得希望获取的知识难以发现和利用。正如美国作家奈斯比特在其著作《大趋势》一书中曾指出的那样：“我们虽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但是却渴求所需的知识。”而另外一方面，作为信息获取的重要中介的图书馆，提供的只是简单的浅层次的信息服务而不是知识服务，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提到[4]，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正在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面临新的冲击与挑战，作为知识中介的图书馆，其传统服务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满足不了用户深层次的知识需求，所以要研究新的信息环境下信息生产与服务的特点，明确用户在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中对知识需求的特征，开展网络专题知识组织与个性化知识服务系统的开发研究，满足用户发现知识和创造知识的需求。图书馆要想更好地发挥知识服务功能，就必须实现从文献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转变。图书馆工作的对象不仅是文献，更主体的是知识，尤其是数字化的知识。此时图书馆的核心定位也必须顺应时代发生根本的转变，由“文献中心”演变成“知识服务中心”。图书馆今后的发展只有朝这个方向去转型，才会有更加光明的前景，也才能完成其从旧使命到新使命的变革。
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挖掘、利用和传播知识，为读者提供获取知识的入口，提供有效的知识共享平台。知识学习主要是促进学习，增长知识。因此，有必要构建专门进行知识的分享、交流、讨论的活动范围。知识空间的构建无疑是知识学习的良好平台。在知识空间里，问题的提出、分析、解答、协作创作、开展辩论、形成竞争，进行一系列的学习、知识创新活动。支持知识空间的应用主要有资源分享区、精华列表、FAQ等。在知识空间里，知识以更方便编码、存储、归类、检索的词条方式来组织与展示，以问题互动的方式进行知识交互[5]。
知识服务帮助读者在大量无序的知识海洋中，通过导航找到自己所需的知识。知识服务是一种高层次的信息服务，它以信息知识的搜集、挖掘分析、重组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根据用户的问题和环境，融入用户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提供能够有效支持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的服务。知识服务为用户提供的不是简单的知识堆积，而是经过加工创造实现知识增值的新知识，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知识服务的过程就是对信息进行取舍、整合、创新，成为可直接应用的知识，利用这些知识帮助用户实现知识创新。知识服务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过程，用户需求是受环境影响而不断变化的，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的馆员要自始至终参与解决问题的全过程，通过与用户的交流互动最终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
3.2.3 教育中心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图书馆所处的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也为图书馆教育职能的深化和拓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拓展教育职能所具备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丰富的馆藏资源。现代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社会信息资源极大丰富，同时也出现了信息过剩的局面，这给用户获取有效信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图书馆由于自身专业的优势，对分散在各个领域的各种信息资源有重点地采集、整合、开发和知识重组，通过网络向分布广泛的用户提供具有全面准确、完整可靠、系统化需求、高质量的综合知识服务，极大地提高了用户获取知识的效率。图书馆经过长期的搜集、整理，形成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体系，它不仅积累了大量的专业文献，还购买了众多电子资源，同时随着数据库技术和云计算等先进科技的发展，图书馆之间可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人们可以自由、方便、快捷地共享数据和信息资源，从而扩大整个社会获取知识及接受教育的机会，满足读者接受教育的需求。
其次，计算机技术在现代图书馆中的全面应用，尤其是联机远程服务手段的逐步完善使得多个图书馆或信息资源集合可资源共享。网络的出现、E-mail、文件传输等技术在图书馆服务中的应用，突破了传统的地域和时间等诸多条件的限制，不仅延长了为用户服务的时间，还能为用户提供各种远程教育，实现了教育方式的自主性、教育空间的无限性、教育手段的灵活性和效益性，成为信息网络时代最为便捷、最有成效的教育方式。
再则，图书馆拥有完善的网络系统、先进的视听、复制、传递等设备，以及多媒体教室、电子阅览室等现代化教育设施，为远程教育提供了硬件上的保障。
构建远程教育共享平台。网络环境下，图书馆要注重开发网络信息服务新模式，积极推进数字图书馆建设，为读者构建个人网上空间或专题文献虚拟参考服务平台。设立专门的远程教育服务部门，为远程学习者提供各种信息资源与专业化指导。借助信息化、网络技术学习课程为读者提供无限共享的信息化、数字化教学资源;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化服务体系，开展知识导航，加强网络资源的可链接性和交互性，注重与远程教育站点、远程教育中心及出版商的协作交流，拓展远程教育内容。积极发挥图书馆信息组织与管理的作用，充分利用各区域的经济、地理、文化等优势，将分散在不同区域、不同系统的独立资源实现共建共享，建立图书馆区域共享联盟，为自主式学习提供优秀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和环境。通过远程在线学习服务平台为读者提供虚拟教学，使图书馆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馆内读者，而是扩充到整个社会范围。
开展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要求人们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倡导终身学习。信息的及时更新决定着一个人知识结构的深度和广度。而具有传播文化、开展社会教育职能的图书馆，以其丰富的信息资源和现代化的信息服务方式，使受教育者可以长期地利用图书馆接受教育，实现自我提高，实现教育的社会化和终身化。此外，图书馆不受年龄、性别、职业、地域和阶层的限制，平等接纳，使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出入图书馆，获取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完成学校教育不能达到的继续教育的任务。
开展素质教育。由于馆藏范围的延伸，图书馆将兼有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功能。但与这些机构不同的是，图书馆除了保存功能外，更加重视藏品的利用。人们可以将其中的一些艺术复制品像图书一样，借回去欣赏一段时间，从中受到艺术的熏陶。从这个意义上说，图书馆还将成为重要的素质教育中心。
3.2.4 文化休闲中心
现在的图书馆，尤其是中小型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为读者提供各种文献资源借阅服务的机构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城市或社区的文化活动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当地或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图书馆搞各种专题展览：书法展、摄影展、画展、成果展等，举办各种知识讲座、视听欣赏、电子阅览、多媒体娱乐等等。实际上，这不是对图书馆功能的削弱，而是对图书馆职能的拓展。新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应该关注自身的文化休闲功能的发挥。作为一种内在精神需求，休闲服务同样体现了图书馆的人文关怀，但是需要正确定位，必须注意和谐有序地发挥图书馆整体文化功能，妥善处理发挥文化休闲功能与履行其他职能的关系[6]。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机构，毕竟不同于其他行业或组织，有其自身的特点，所开展的休闲服务也必须符合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和发展规律。因此，公共图书馆的休闲活动只能是一种文化休闲活动，满足公众对文化休闲生活的需要，所开展的休闲服务也只能是一种文化休闲服务。这是对图书馆休闲服务的基本定位[7]。
以上关于图书馆各种功能的定位，已不再是传统意义的文化教育功能，而是在社会文化服务体系中构建一种持久的文化形态，实现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形成的是一种文化场所与文化环境。读者在其中不仅可以学习与进步，还能进行文化休闲与娱乐才是新时期下图书馆的职责所在，也是竞争力和魅力所在[8]。
3.3 网络时代图书馆角色与功能的多样化
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里，图书馆不仅是人类文化的保存中心，而且将成为真正的知识教育中心。图书馆不仅藏有丰富的信息和知识资源，而且可以通过各种现代化手段和途径获取并传播人们所需要的各种馆内和馆外的信息和知识资源，从而成为各种年龄和知识层次的人学习和研究的最佳场所;不仅为馆内读者服务，而且还可利用现代化手段，在网上开设远程教育课程，提供远程教学服务，从而成为人们终身学习与终身教育的中心。
图书馆是社会机体的重要一部分。图书馆要拓展自身的社会功能，就必须主动地参与社会生活，在社会中扮演更加积极、更加具有创造性、更加有贡献度的角色。图书馆日益嵌入社会，逐渐成为读者中心，实现数字化获取、资源整合、馆际联盟、权威服务，回归其教育和文化价值。图书馆融入社会不仅要将自己的信息服务嵌入到社会发展的目标和规划中，而且要以人为本，与人们的生活方式融合。图书馆应成为社会信息环境的一部分，应积极利用以Google为代表的其他机构技术和市场优势，将之纳入到图书馆环境中。
数字时代图书馆的角色与功能定位已不单纯是在传统的某一方面，而是呈现出多角色和多功能的发展趋势。OCLC2005年11月出版的年度趋势报告《图书馆和信息资源观察》，分析图书馆与其他信息服务者的角色区分，认为在信息使用者看来，图书馆仍然是重要的学习场所，也拥有服务免费、场地舒适及提供信息内容可靠的优势。2007年4月16日，美国图书馆协会发布2007年《美国图书馆状况》报告，用一系列统计数据证明图书馆依然重要。2007年5月6日，OCLC负责人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大都市图书馆委员会年中会上[9]，报告了最新对全球数以千计用户所进行的图书馆利用专门调查，也证明图书馆仍是广大市民学习休闲的场所。可见，尽管新的角色与功能在不断增加，但原有的角色与功能仍然存在。
4 结束语
图书馆应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功能定位，只有定位正确才能彰显自身的价值。面向未来的研究与实践离不开社会的变化，学习型社会、信息化社会和数字化社会决定了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定位。一方面，图书馆要在未来社会与相关机构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必须保持其功能特色;另一方面，为适应复杂的社会必须重视功能的变化与新功能的产生，多元化是一个必然趋势。
面临新的信息环境，图书馆要积极行动起来，深入研究信息网络技术在图书馆应用的可行性并投入到实践当中来，化“危机”为“转机”。图书馆要走向新技术，积极与其他社会信息机构合作。它们之间也并不完全处于一种对抗状态，更多的时候，将互补互足，共同营造美好的未来。
摘要：互联网的发展超乎寻常,给图书馆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图书馆急需在新的形势下找准自己的位置。本文提出了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功能定位的适变战略,重点指出图书馆应定位成学习资源中心,知识中心,终身教育、素质教育中心,文化休闲中心。数字时代图书馆角色与功能定位呈现出多角色和多功能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网络环境,图书馆,功能,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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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情情,魏闻潇,贾朝霞.我国图书馆定位研究综述[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8,(04):29-34.
功能变革 篇3
这次培训活动,收获很多,体会颇丰。今后笔者会进一步整理思考自己这次考察培训的观感和收获。在这里,笔者只从大学的功能随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并且对大学的组织方式和教学方式的冲击与改变,谈一些肤浅的感受、认识和思考。
一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界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如IT、互联网等)、教育全球化、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等现象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各大学都在未雨绸缪,制定各种战略规划,并且以不同的方式适应和应对这些新的挑战。
首先,知识的数字化和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方式。在IT和互联网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已经处在知识和信息的包围之中。大学的知识权威已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现在,人们不一定到大学学习,就可以获得知识。人们通过IT和互联网,还可以从知识产业和创意产业等许多其他地方获取知识。这不仅对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的方式以及学习方式形成了革命性冲击,而且开始有人怀疑大学教育的实际效能,即大学传递的知识是否符合当代社会的需要。
就大学外部而言,人们即使不到大学,也可以获得知识;在大学内部,传统的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的方式也已经变成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互动过程。教师从学习的组织者开始向学习伙伴的角色转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无论是墨尔本大学,还是悉尼大学,都在改造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室空间结构,力图构建师生互动、学生之间合作学习的网状空间方式,以适应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学习进程。再如,麦考瑞大学正在策划建设可以由机器人查阅图书的新型图书,进一步方便学生自学与合作学习。
既然学习可以在大学之外获得,也可以通过学生自学的方式获得,那么大学就应该把这种学习方式整合在高等教育之内,进一步优化教与学的方式,提高学习效能。例如,墨尔本大学对学生的学习也提出新的要求,即通过社会参与和合作学习,在促进知识学习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社会参与和社会领导力。该学校设立了“学生参与和领导力项目”(The Melbourne Experience:Student engagement&leadership programs),鼓励学生走出学校学习,加强与社区和公民社会的联系。
澳大利亚各个大学,都关注学生的国际经验。学校要求学生能够通过知识转移,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学会交流和获取实践性知识;提倡学生走向国际,增加国际性学习的经验,树立多元文化观念,做所谓“全球积极公民”。例如,新南威尔士大学提出的教育理念或口号是:“全球教育+全球联网=全球机遇”,可见他们对国际化的重视。
其次,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使整个世界的人员跨国流动成为一种常态。教育资源尤其是学术人才的国际流通和留学生数量的激增,不仅使大学师资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使各个国家的大学变成文化多样性的展示场地或空间,多元文化成为一流大学的常态。澳大利亚大学都非常关注他们的国际排名,其背后的动力就在于国际竞争以及教育资源与市场分额的争夺。
——大学的国际化最明显地表现在留学国外的学生数量大幅增加。在近几十年,到其他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越来越多。据统计,目前有250万人在其他国家留学,这其中主要接受国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主要集中在讲英语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而主要生源输出国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大学的国际化也表现在教师队伍国际间的流动明显加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学生到发达国家攻读学位,这就使许多人选择留在这些国家。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研究条件非常优越,另一方面也是考虑薪水和生活的因素。实际上,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面临人才流失的挑战,甚至连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也面临美国等国家的人才竞争。为了应对这种变化,他们也在采取一系列政策,吸引澳大利亚籍在北美获得博士学位且颇有成就的学者回国工作。
——年轻一代的学者,特别是有成就的学者,更愿意采取灵活和弹性的方式工作。他们不愿在一所大学工作一生,而是希望增加多样的国际化经历。有些学者采取半年固定在一所大学工作,另外半年到国际上其他大学进行研究和教学的工作模式;有的采取每一、两年就更换工作,在不同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流动。
——大学的国际化也表现在教学资源的跨国流动和传播,人们几乎可以同时共享同样的课程理念、教材、案例、教学方法。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是容易理解的,因为现在的远程教育和远程学术研讨活动,可以通过先进的网络视频加以实现;另外目前中国许多大学在直接使用国外原版教材,或把西方教材作为补充参考教材;许多人都在尝试双语教学,并且大胆尝试国外的教学方法。
第三,高质量教育的期待和大众对教育公平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学生数量的激增,使大学从过去精英教育的象牙塔变成了公众普遍需求的公共服务产品。一方面是社会对大学有卓越学术研究和教育的期待,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青年涌入大学。近年来,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23%,实际上,澳大利亚同样是在最近几十年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跨越,1956年,澳大利亚只有34,406名在校大学生,可是到2006年数量已经达到984,146人。
这几年,国内公众对高等教育的关注率明显增高,对大学事务的评价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在澳大利亚也存在。原因就在于,过去只有少数人读大学,大家对大学校园内的事情不怎么关心。可是,现在多数家庭都有子女在大学读书,学生读书是否“物有所值”就成为普通公众的话题。过去少数精英读大学,找到好的工作岗位没有问题;可是,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如何满足这些学子找到合适工作岗位的需要,就成为一种新的压力。因此,除少数一流大学之外,其他大学不得不考虑向更具有职业定向的培养方式发展。譬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等大学仍然坚持宽口径、综合化人才培养模式,甚至墨尔本大学进一步把近100个本科生专业归并为人文、科学、生命科学、工程、商业和音乐六个学位,以便进行通识教育和跨学科教育,发展通用和跨学科的技能(generic and interdisciplinary skill),而把学术和职业发展方向的教育延后到研究生阶段解决。但是,澳大利亚的其他大学大都已趋向于比较职业化的培养。
另外,学生数量的增加显然符合教育公平的理念,而且无疑也能够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但是,却使学校追求卓越的目标受到一定限制,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于较高的学术标准的要求,而且社会也不需要这么多纯粹以学术研究见长的人。各个大学都面临这种矛盾需求的压力。
第四,大学的组织方式也在通过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变革的冲击。西方大学有自治的传统,一直标榜学术自由。现在,科学研究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这引起公众对大学使用资金是否有效率的担忧,政府也因大额拨款而逐渐加强了对大学的监管。这就是说,公众对大学的运行及教育质量的关注越来越大,从而也引起政府对大学的监管和政策引导。譬如,教育质量一直是西方大学内部的事情,外部的影响也只是该大学的社会声誉问题。可是,澳大利亚政府最近相继成立了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障局(Australian Universities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和澳大利亚国家教学委员会(The Australian Council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加强对大学教学质量的规范、指导和管理。
另外,由于知识形态的改变,即社会不仅需要大学提供纯粹理论性的知识,而且更多地需要与实际行业发展相适应的实践性知识和本土性知识,因此,大学越来越多地聘请公司、银行、企业等方面的专家来学校从事教学活动。大学逐渐渗透进许多企业文化,甚至有些校长公开让教职员工接受一些企业精神,以提高大学的效率。行业和大学之间的鸿沟正在被填平或双方正在编织更加密切的互动关系。
教师队伍流动性的增加,灵活的聘用制度就应运而生了。悉尼大学新任校长斯宾塞就认为,可以让有些学者四个月在悉尼工作,而其余的时间可以到世界任何地方工作。
学生数量的增加以及学费的提升,都强化了学生的维权意识。学生越来越关心自己的权益是否得到实现,自己交的高额学费是否物有所值。因此,澳大利亚的大学现在都接受甚至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活动,如许多大学的学术委员会都有学生代表(一般是本科生1个名额,研究生1个名额)参与,而且他们与其他学术委员具有同样的权利。
最后,知识传播方式的改变,使大学的功能也发生变化。各个大学都无一例外地提出社会参与、全球联系以及通过知识转移服务社会的大学新功能。希望通过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实现双赢,并且通过互动激发知识的新发展,带来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方面的好处。
墨尔本大学提出大学的核心功能或活动,已经从原有的教学、科研的基础上,增加了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作为第三功能。该大学不仅增设了“知识转移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功能是宣传知识转移,联系和发展伙伴关系,向媒体发布知识转移的消息),甚至在教师晋级和提薪时,也从传统的考核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状态,增加了与社区、社会和国际的联系以及参与知识转移的第三项指标。知识转移的动机是:分享新思想、新观念,从而促进社会变化和技术发明;与非赢利组织合作,参与公共讨论和政策研究咨询;出售研究成果,将研究成果付诸于实践。学校认为,教师应该认识到对社会的责任,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创造价值的机会。墨尔本大学还新设立了“校长知识转移奖”:每年推选4位优秀奖,每人给予5,000澳元的奖励;每年设10个知识转移项目,5个访问学者项目,每项都是资助10,000澳元。评选条件如下:必须是知识领域的转移和社会服务,这种参与及知识转移反过来对教学有益处,对大学和合作伙伴都有益处,而且应该是长期、稳定、密切、持续的合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悉尼大学也成立了科研成果市场化研究所(Sydnovate),聘任一位以色列企业家作为主管。建立这个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知识、专利和咨询服务参与社会,为研究者和企业、研究成果和社会需求之间牵线搭桥,改善社会的经济表现、经济效二高率、健康和福利,参与公共争论,扩大学生的专业实践领域,为政府制订政策提供研究性咨询,提升文化生活。显然,这类似于我们提出的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
二
在当代社会,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与社会有着各种联系且拥有多重目标的复杂组织,并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当代大学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功能。也许,这些功能在大学一产生就都以或明或显的方式存在了。但是,对这些功能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看,大学功能的演化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只关注教学;第二阶段关注教学与科学研究;第三阶段,才认识到大学应该同时具备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功能。这些发展阶段,基本上与大学功能突现的历史相重合。
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大学的初创时期,这个阶段以意大利、法国、英国为代表,从中世纪修道院的基础上开始出现现代大学的雏形,由于最初的目的是培养合格的牧师,因此该阶段的大学主要的任务是进行教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以人才培养为主要特征。在这个阶段,学校主要的学科是神学、哲学,尽管也出现了某些应用性的学科,如法学和医学,但这个时候的大学主要任务是培养牧师和神学家。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殖民地国家,基本上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历程。譬如,建立最早的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开始都是从哲学、神学、法学和医学开始的。像澳大利亚的大学副校长(DVC)兼教务长(Provost)一职,权力比较大,所有学院(faculties)的院长都要对他负责,向他汇报。我感觉,这显然是从以教学为单一功能的第一阶段延续下来的,但这的确保证了教学的中心地位。这种组织架构仍然值得我们参考。
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以洪堡塑造的德国大学为代表,在这个阶段,大学把科学研究的功能与教学或人才培养的功能结合起来,建设了最早的研究型大学的雏形。其中,历史学家兰克所开设的研究课,不仅把历史提升到“科学水平”,而且成为全世界大学仿效的榜样。从此之后,大学不仅具有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两个功能,而且学科范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许多新兴学科应运而生,如电学、光学、工学、经济、金融、工商管理,等等。由此,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惟有具有科学研究传统的大学,才能培养出适应工业时代的具备现代科学知识的精英人才来。
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以美国的大学为代表,其显著特征是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增加了服务社会的功能。大学与政府、当地社区、非政府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这样一来,使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与社会的需要结合了起来,大学就具有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个功能。大学通过服务社会来寻找动力,社会也需要大学的服务而获得智力支撑。在这个阶段,大学如果不能很好地服务社会,就没有办法找到研究的领域和问题,因而其学术研究就无从谈起;如果不能很好地服务社会,那么人才培养也就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只有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大学才能做出适应社会发展的科研成果,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来,从而达到引领社会发展的目的。
既然当代大学已经成为一种拥有多重目标的复杂组织,所以只有有效地整合这些目标,才能有效地发挥大学的功能。从大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学的功能逻辑与其历史发展的逻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大学的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实际上一直存在于大学发展的全过程,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功能的方式并不一样。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功能,是大学存在合法性的基础,是大学永不腿色的底色。随着新的功能的显现,人才培养的功能并不是被削弱了,而是以不同的形式而得到加强了。譬如,科学研究功能走向前台之后,必须具有科学创新的教学才能满足人才培养的目标;社会服务功能凸现之后,只有加入服务社会的过程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科学研究是大学为保持人才培养的先进性所要求的条件,本身却逐渐成为大学的一个主要功能,而且一旦科学研究的功能凸显,那么其研究水三平也就深深地影响其人才培养的水平和影响力,同时大大提升了大学服务社会的能力。服务社会本来就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培养人才本身就是服务社会的基本要求,科学研究的成果最后必定也能够惠及社会。这个功能的凸现,使服务社会成为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力,既拓展了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的广度,也加深了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深度,强化了大学与社会的内在联系。
另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大学实际上扮演了这个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并且也深受这个进程的影响。在当前,国际化已经成为提升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品质和影响的重要途径和要素。大学学者国际流动和留学生的跨国流动不仅成为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而且也培育了可以自如地进行跨文化工作的人才,进而通过对各种差异文化的理性分析和把握,使大学成为各种文化冲撞的实验室,由此扮演了国际文化交流的推进器、文化冲突的减压器和文化融合的加速器。在文化冲突、选择、整合和创新的过程中,大学扮演的文化引领者的服务社会功能和文化使命越来越明显了。
三
社会变化和时代发展的新特征,给大学提出了新的挑战,但也提供了发展的新机遇。
首先,大学的组织方式和管理制度将可能变得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因此,传统的象牙塔式纯学院派的大学将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而能够多元整合公共资源和各种人力资源的大学将成为优胜者。大学的自治传统会受到公众和公共领域的评判和监督,大学与政府、社区、企业的互动将越来越频繁而深入。
其次,大学依法办学的传统依然是高等教育有序和平稳发展的保障,因此法制化仍然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之基:澳大利亚的大学的建立,政府的拨款,大学的组织架构,都是依照一定的法案实施的。大学的组织方式和管理制度无论如何变化,都会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或通过修正法案来突破原有的限制。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再次,大学的教与学方式将可能变得更加多样而富有挑战性,因此,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学的模式将演变成为教师、学生、社会各业有专长的人士之间的互动和信息交流,学生的学习空间将大大改变和拓宽。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反思,因为与西方讲英语国家的大学相比,往往仍然有灌输的传统或习惯。我们在授课时,往往全面而细致地讲解,而且往往把答案给学生阐释清楚,生怕任何学生不能理解每一个细节。这样做的优点是学生掌握的知识比较系统、全面,可是这也无意中剥夺了学生自己进行研究性、探索性学习的机会和动力。悉尼大学校长说,过去告诉学生答案并且将其讲清楚的教授是好教师,而现在决不告诉学生答案的教授才是好教师。
然后,大学发挥功能的方式将可能变得更直接介入或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因此,传统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功能将日益与社会服务的功能内在地联结在一起。教学与科研、教学与社会参与和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性探索之间的界限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由于这个进程实际上从美国开始而且以其为典型,所以,澳大利亚大学同样以美国为主要的学习和参照对象。悉尼大学采取措施从美国吸引人才,而墨尔本大学的所谓“墨尔本模式”也是以美国的理念为基础而设计的,而且他们都毫不掩饰这一点,甚至以此为荣。这让我们想起,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学者都到德国留学,且以此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