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参与的战略选择

国民参与的战略选择（精选3篇）

国民参与的战略选择 篇1

摘要：本文从战略的意义来理解和研究国家的经济问题, 对一国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和战略模式进行了研究, 并结合了中国国情进行具体的分析。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发展目标间的相互关系及发展目标的选择、发展战略模式的选择研究。

关键词：国民经济发展,发展战略,发展目标,战略模式

一、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

本文旨在从战略的角度来理解和研究国家的经济问题。如果把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看成是一个完整战略体系的话, 战略目标则是这个完整战略体系的核心要素, 它是战略方针的具体化, 决定着战略重点的方向和具体战略措施的实行。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有生活水平目标、经济增长目标、科学技术目标和社会事业发展的目标。

生活水平是指在某一社会生产发展阶段中, 居民用以满足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社会产品和劳务的消费程度, 又称为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目标具体包括居民实际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居民的生活质量、劳动的社会环境和生产条件、社会服务的发达程度、教育普及程度和医疗卫生保健等等。

经济增长即社会扩大再生产所引起的社会总产出的增加, 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总产品, 即物质产品和服务生产总量与前期相比的增加量。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增长速度的标志。一个国家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是GDP和人均GDP。在现代经济中, 几乎每个国家都把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作为目标去追求和实现。保证经济持续的增长被认为是一个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重要条件。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 都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 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大的空间, 有力的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发达国家的1/40, 而如果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势必将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 从而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所以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

社会事业是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事业。具体而言, 社会事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 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社会事业不仅是关系到最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还是保障社会民主、公平和稳定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因此社会事业具有维系社会公正、体现社会公益性的作用。推进社会事业发展, 不仅是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任务, 更是统筹国民经济发展和协调社会进步的重要步骤。

二、发展目标间的相互关系及发展目标的选择

一般来说, 经济增长与科学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互相推动和互相促进的关系。根据生产函数理论, 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其中技术进步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科技进步可以大幅度提高各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第二、科技进步推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三、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综上所述, 科技进步会加速经济增长。而反过来, 经济增长同时会伴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增长为科技进步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一般情况下, 科技投入越高, 则经济增长越快。所以, 经济增长是科技进步的物质基础。

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学上把投资、消费和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内需是指内部需求, 即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不仅是经济持久增长的可靠保证, 也是拉动经济的重要内在动力。经济增长在一般情况下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分配公平合理的情况下, 经济的增长可以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经济增长的提质提速还会促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社会事业兼具公益、准公益和盈利的性质, 所以, 在我国社会事业的改革中, 政府需逐步转换既是投资者, 又是管理者、经营者的多重身份, 推进社会事业的社会化、市场化。政府同时需要对社会事业进行分类管理, 不断营造良好的环境,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的发展,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

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经济走上现代化之路的重要条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国民生活水平提高, 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等方面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但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进社会事业发展, 还可以给科技进步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从国家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如果某个国家在历史上经历经济快速增长而同一时期另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处于停滞或十分缓慢的状态, 那么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每个国家都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目标, 用来避免经济处于停滞或缓慢的状态。不过, 经济增长要受到各种资源条件的限制, 不合理的发展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因此, 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选择就是实现与本国具体情况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这里, 我们要强调科学技术在发展国民经济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进步会促进生产率不断提高, 无论劳动生产率还是其他要素的全要素生产率, 都呈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科学技术不只使经济在量上迅速增长, 也使经济发生质的飞跃, 在经济结构、劳动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发生变革。综上所述, 科学技术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目标选择。

三、发展战略模式的选择研究

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平衡战略与非平衡战略。二元结构中如何让将有限资本资源分配到各部门, 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属于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主张把资金投资于各个部门以谋求经济全面增长, 属于平衡发展战略;不平衡发展战略指的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平衡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本以及技术资源, 投资只能有选择地在若干区域进行, 通过区域间的扩散效应与产业间的联系效应来带动经济发展。

平衡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1943年, 罗森斯坦·罗丹在他的著名论文《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中, 系统的阐述了他的平衡增长理论。所谓平衡增长战略, 即工业或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进行大规模投资使工业或国民经济各部门按同一比例或不同比例全面增长, 以此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平衡发展论者认为, 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 市场调节作用有限, 即使市场机制作用较大, 要在短期内筹集到大量资金并配置到国民经济各部门, 也是不可能的。因此, 主张实现国家干预, 通过国家计划实现平衡发展。

赫尔希曼在1958年出版了他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 指出了平衡发展战略的不可行性, 并相应地提出了“不平衡增长” (unbalanced growth) 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应当集中有限的资金和其他资源发展一部分产业, 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 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在投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应当暂时延迟对铁路、公路、通讯、电力、学校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集中投资于直接生产部门, 以尽快地获得投资效益, 增加产出和收入。然后利用直接生产部门先行发展所增加的收入及其所形成的“瓶颈”压力, 扩大基础设施投资, 从而诱致基础设施发展起来。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 经济发展就是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的对立统一过程, 任何将它们对立话的做法都将对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之间的关系:平衡增长是目标, 不平衡增长是手段。中国经济的成功启动, 是通过不平衡发展的方式取得的:从历史上看, 东南沿海地区最先接触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 而内陆地区相对比较延迟;从地理角度看, 自东向西呈现出不平衡的资源条件。由农村到城市、农业到工业、特区到沿海到内地, 最后带动全民经济的全面启动和发展。

最后, 我们要讨论的是政府主导战略和市场功能战略的选择问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与政府都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其中,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作用, 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经济职能范围就是固定不变的, 更不意味着政府的介入就一定可以克服市场失灵。现代经济背景下, 各国政府必须对其经济职能进行及时的调整和完善, 从而和市场之间形成有效的对接, 在平衡中实现资源的最优合理配置。

政府经济职能是指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经济社会环境的需求而履行的职责和功能, 它反映了政府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方向。政府应当在现代经济中承担什么样的经济职能,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中都有所不同。尽管如此, 各国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非常相似。从规范的意义讲,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政府的经济职能应该承担如下的功能: (1) 制定经济规范与维持市场秩序。制定经济规范与维持市场秩序主要是指产权的界定和保护, 保护竞争、防止垄断等; (2) 解决经济活动的“外部性”。现实经济生活中“外部性”的存在, 使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很难实现经济体均衡, 为提高效率, 政府必须进行适当的干预; (3) 提高公共产品和基础服务。政府直接兴办一些耗资巨大、投资回收期长的公共事业或基础设施建设; (4) 进行收入再分配, 实现社会公平目标。政府可以通过社会公共福利政策, 尽力缩小收入差距, 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5) 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政府可以通过宏观经济预测, 指引经济发展方向, 综合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 加强需求管理, 努力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政府还可以通过产业政策, 兴办公共事业等方法称为保持经济稳定的调节阀。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 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 (“无形的手”) 和加强宏观调控作用 (“有形的手”) , 这二者不可偏废, 单方面强调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如果强调“无形的手”, 仅由市场调节, 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浪费资源, 继而会导致经济社会不稳定, 发生经济波动。反之, 如果片面夸大“有形的手”, 难以反映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 造成市场主体缺乏动力和活力, 影响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由此可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只有把“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效、健康的运行和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如果我们从战略的意义来理解和研究国家的经济问题, 那么战略目标应该是一个完整战略体系的核心要素, 发展模式的选择应该是具体的战略布局和所需要采取的战略手段。党的十八大根据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 做出了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决策。并指出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要求我们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建设为重点, 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可见我们国家要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和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 就必须把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战略的高度去理解和把握。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4)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胡鞍钢:《中国大战略》,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韩康:《21世纪:全球经济战略的较量》,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王雅莉:《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与东北亚经济合作》,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国民参与的战略选择 篇2

2001年5月23日, 中国加入第一个区域性多边贸易组织, 正式成为《曼谷协定》成员。2006年中国商务部开始提出将FTA 提升至国家战略, 并陆续展开相关研究。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目前, 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单独关税区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主要包括:《曼谷协定》, 内地与香港、澳门CEPA, 中国与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秘鲁、东盟、哥斯达黎加FTA, 大陆与台湾ECFA。目前中国正加紧与海合会、澳大利亚、挪威、冰岛、瑞士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RTA谈判。同时, 中国与印度、韩国等双边自贸区以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正处于研究阶段。此外, 东亚自由贸易区 (含10+3, 即东盟10国+中、日、韩3国, 以及10+6, 即东盟+中、日、韩、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6国两种设想) , G20自由贸易区 (巴西、中国、印度等20个WTO发展中国家成员) , 亚太自由贸易区等概念也被政界提出并为学界热议。还有部分学者提出“上海合作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自由贸易区”的设想。

胡锦涛主席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高层论坛发言中指出:“我们将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好更快发展。”中国如何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成为目前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 虽然体现为优惠贸易安排和自由贸易区两种较低层次的方式, 并且中国已签署的RTA没有脱离亚太地区, 地域特色明显, 签署协议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不大。但是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潜在合作伙伴众多, 而且呈现出多层次性的特点: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也有发达国家;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主, 也有南美、大洋洲国家, 还在与欧洲国家进行谈判。这些合作模式有些是相对独立的, 而有些又相互影响。这都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增加了复杂性。

有学者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 对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六个不同类型样本综合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 得出结论:建立“10+3”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对中国最为有利, 将带动中国GDP年均增长1.1%, 出口年均增长9.5%, 进口年均增长19.1%。次优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是建立中日韩自贸区, 将带动中国GDP年均增长1.0%, 出口年均增长7.3%, 进口年均增长14.5%。第三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是中国与欧盟建立自贸区, 将带动中国GDP年均增长0.3%, 出口年均增长4.5%, 进口年均增长8.1%。第四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是中国与东盟建立自贸区, 将带动我国GDP年均增长0.14%, 出口年均增长2%, 进口年均增长4%。第五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是中国与澳大利亚建立自贸区, 将带动中国GDP年均增长-0.02%, 出口年均增长0.6%, 进口年均增长1.2%。第六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是中国与巴西建立自贸区, 将带动我国GDP年均增长-0.04%。出口年均增长0.5%, 进口年均增长1%。

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 确立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攻方向和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在确立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和规划时, 还必须考虑以下方面:

1.区分可能性与现实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 一个无论多么理想和完美的方案, 如果短期内没有实现的条件, 则只能从长计议, 不能揠苗助长, 急于求成, 也不能作为近期工作的优先选择。无论”10+3“ (以及“10+6”) 自由贸易区, 还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目前都面临若干错综复杂、难以协调的利益关系, 并且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从这个角度出发, 双边FTA的利益诉求易于协调, 应当作为近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的战略重点。

2.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不但要考虑经济因素, 还要考虑政治因素, 趋利避害, 综合权衡。

尤其是中国与周边国家, 以及最不发达国家 (比如南部非洲关税联盟的莱索托王国) , 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时, 政治利益的考量尤为重要, 有时甚至需要牺牲部分经济利益。再如, 俄罗斯对中国提出的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地区经济合作、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态度消极, 主要是担心中国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主导中亚。因此, 上合组织自由贸易区或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 面对俄罗斯方面的障碍, 短期内不具有现实性。

3.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寻求适宜的时机掌握战略主动权。

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不仅仅取决于中国的意志和利益, 还与合作对象甚至利益相关国或组织的态度密切相关。从而, 有些对中国十分有利的设想, 受制于其他国家的态度和国际环境, 暂时难以进入操作层面。但是, 国内外形势总是发展变化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倡议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 (EAEC) , 日本先是表示积极支持, 但后来因受到美国反对的压力而转为消极。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过后, 东盟与中日韩合作全面展开。彼时美国未再提出反对, 日本也没有退缩, 而中国赢得了由双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的转机。因此, 中国对暂时无法运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 也要组织和支持跟踪研究, “抱雄守雌, 静而待时”, 这样才能在时机成熟时掌握和保持战略主动权, 避免临事起意, 错失良机。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导权和主导地位问题

在多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 很多学者关注中国的主导权和主导地位问题。比如有学者提出:“中国应在亚洲区域经济中发挥自身优势, 争做区域经济主导, 以合作的态度参与一体化的区域经济, 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也有学者提出:“一旦有了‘主导地位’, 就可以在谈判中占据主动、在处理纠纷中处于有利位置。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一旦形成, 还要和东盟打交道, 东盟就可能借此机会扩大其势力范围, 所以中日对此都不会轻易让步。

从现实角度出发:欧洲和美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 是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区以美国为主导, 其不遗余力地推动区域化向前发展;欧盟则是以法德为轴心, 推动区域化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军事和社会融合等各领域。亚洲与欧洲不同, 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经济融合的传统, 因而亚洲的经济区域化则是无人负责, 如同一串散落的珍珠, 缺少一根有效的主线将它们串连起来。正是由于缺乏区域化强劲的推动者, 亚洲区域经济整合进展不大。对东亚而言, 东亚地区具有不同于欧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一致的特点, 东亚地区如果要增强各国对区内贸易的依赖程度, 就必须有一个轴心 (HUB) 。但是,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需要参与方发挥主导作用, 与承认其主导地位和主导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前者强调的是贡献度和责任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践中, 许多区域合作倡议和设想都是由东盟率先提出的, 而且东盟在自身建设中已率先形成了一套符合地区实际情况、比较完整和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与规则。为此, 中国一向主张和支持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和地区安全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东盟作为一个较小的博弈方, 一方面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增长的顺风车, 另一方面又担心受到外界的控制, 所以一直开展平衡和纠缠的双重策略。如果中国改变原定方针, 必然令东盟心存戒备, 致双方产生隔阂, 成本颇大, 得不偿失, 不利于东亚自贸区的建设。而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问题上, 争夺所谓主导权对中国这样一个崇德尚义的国家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反而可能因与日方的矛盾无法调合而令自贸区计划停滞不前。因此无论日本方面的态度如何, 中国应当始终坚持公平互利、平等协商的原则, 促使日、韩两国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自贸区建设和磋商中。

三、中国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的立场和内容

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磋商、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和条款时, 只需保持平等待人的态度, 并不需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 而是应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因为谈判本身是合作也是博弈, 只要是与对方平等协商, 则不公平的条款当事方自然不会接受。双方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 经过反复博弈必会得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共赢结果。

例如对《中冰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有学者指出:据中冰自由贸易协定的三轮谈判内容来看, 都没有涉及知识产权议题。然而冰岛在基因工程、假肢技术的开发和利用等高科技领域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而这些技术也必将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为此, 两国应该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防止产品与品牌被伪造及假冒。重点加强对高新技术的保护, 对其效力、范围、使用标准等作出明确规定, 并将可能产生的知识产权争端纳入协定自身所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中, 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看, 中国总体上是一个技术和文化产品的输入国, 尤其是对高新技术的保护, 从规则看是对双方的平等保护, 但从实际运行效果看必然是对掌握高新科技成果较多的一方更加有利。实际上, WTO规则体系中的“TRIPs”协议已经对知识产权提供了比较全面的保护, 甚至有些被发展中国家认为是过分的保护。因此, 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洽商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时, 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可适用WTO的规则, 无需再对知识产权提供额外的保护。即使涉及知识产权议题, 也应多强调我国在知识创造和占有上较有优势的传统医药知识和民间文艺作品等, 而不是高新技术成果。

此外, 在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讨论中, 韩国无力发挥主导作用, 又反对日本充当领导角色, 因而更倾向于支持中国。但是, 知识产权问题对于日本是FTA的最终协商议题, 韩国考虑其对中国技术输出的状况, 在这一问题上与日本存在共识。中国在与日韩谈判知识产权议题时, 可能需要面对日韩联手的局面, 对此需有必要的准备。

四、重视对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析研究

近年来, 中国对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非常重视, 组织、资助有关领域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来自民间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中国政府和研究人员已经充分认识到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注意获取、分析对方国家和地区乃至利益相关国的立场和态度。

国民参与的战略选择 篇3

近年来, 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省市之间合作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部门之间合作更加紧密, 企业之间合作快速发展。《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也可能将在近期出台, 无疑将大大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但相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合作体制机制仍不完善。京津冀地区的国家区域规划指导和省市政府间高层对话机制尚未形成, 合作机构缺乏应有的权威性。二是区域互动发展机制仍未形成。缺乏区域整体发展的理念, 区域内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现象依然存在。区域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程度较低, 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缺乏有机衔接, 相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缓慢。三是区域产业分工、合作仍不协调。京津冀区域内部, 产业配套水平相对较低, 产业融合度不高, 合作范围局限于产业链的低受益环节, 很多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零配件在区域内没有形成配套, 科研成果也难以近距离扩散。

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相对较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认识上不统一。由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差异, 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过程中, 河北省的态度非常积极, 但北京和天津相对较弱, 制约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在这一情况下, 对于河北来说, 完善产业体系建设, 提升自身地位, 在参与区域合作中显得尤为重要。

二、金融危机对河北完善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

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看, 金融危机爆发阶段已经结束, 但影响依旧存在, 全球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 国际产业分工和产业体系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金融危机后, 第三次产业革命爆发式的技术进步阶段已经结束,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新技术产品已在全球普及, 新技术产品正从产品研发创新逐步进入生产工艺优化和满足个性化需求阶段。同时, 新技术已经充分应用于传统产业改造, 依靠新技术的运用提升传统产业生产效率的空间已经不大。因此,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优势必然会减弱, 新兴工业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将有所提高。

从河北情况来, 虽然金融危机对河北经济造成了很多不利影响, 但对河北省来说, 金融危机和国际产业分工变化带来更多的是机遇。

河北的钢铁、石化、装备制造业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也已经具有一定基础。从产业分工上来看, 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生产制造环节, 这一领域即将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的主战场和产业发展的重心。河北省凭借生产规模的优势, 依靠与生产环节相结合的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通过成本优势和产品的多样化可全面提升在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河北省支柱产业是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 在这些行业河北省具有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产业配套体系也比较成熟, 产业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今后, 随着传统行业对外生性技术进步的依赖减弱, 竞争将更多的依靠资源、成本、规模和配套体系等内生因素, 这对于河北省发展这些行业非常有利。尽管在创新能力方面, 我省排名还比较靠后, 但只要我们能充分依靠河北省已经形成的产业规模和产业传统的基础, 抓住产业创新主战场的转移的机遇, 借助军民结合创新体系的构建, 大力提升河北省的创新能力, 依靠产业传统与创新的结合提高现有产业的生产效率, 必将全面提升河北省的产业竞争优势。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河北参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

参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 充分利用“两环”优势, 可以促进河北省完善产业体系建设, 从而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同时, 金融危机后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新情况, 也为河北省参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新的机遇。根据这些新的情况, 河北省参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也要做出相应调整。

1. 总体战略——以竞争促合作求发展

在以往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中, 京津地区凭借其在科技创新、人才、交通、市场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 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产业形成了较强竞争力, 在京津冀区域合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河北由于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的不均等, 同一区域内河北省在吸引投资项目、人才和资金的竞争中处于下风。20多年来河北省一直比较重视环京津战略, 但事实上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究其原因, 主要是京津地区对与河北的合作重视不够。京津地区在科技创新、人才、交通、市场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突出, 在优势产业上, 虽然与河北省进行产业合作可以降低一些成本, 但与其自身具备的优势相比, 降低的成本在市场竞争中并不能显现出多少优势, 诱惑力不大。另一方面, 京津地区的郊区与市中心发展水平相差较大, 在劳动力、土地的成本方面与河北周边差距也不是十分明显, 京津两地优势产业的生产环节和配套产业大多建设在远郊的一些开发区里, 向辖区外扩散的较少。在这一情况下, 导致京津冀合作, 河北“一头热”的现象。京津冀产业合作缺乏, 京津冀地区的产业配套程度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金融危机爆发和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为河北省带来机遇, 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制造环节将成为创新的主战场, 规模、资源和完善的产业体系形成的成本因素将成为传统行业竞争的主要领域。河北省优势产业在产业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这使得河北省有机会提高自身在京津冀区域合作中的地位。

河北省要依靠自身优势, 抓住发展机遇, 采取自主发展战略, 以竞争者的姿态在多领域进军京津地区的优势产业, 以竞争促进合作, 在合作中求发展。

实践证明, 只有在市场竞争压力下, 发达地区的优势产业才会将一些生产环节转移到最适合产业发展的区域。例如, 在长三角地区, 上海市作为中心城市具备引领区域产业发展的优势。为防止产业扩散, 上海市在周边远郊建立了多个产业园区, 想通过产业在辖区内的分散缓解产业转移的矛盾。但实施效果却不理想, 这些园区经历一段时间后并没有发展起来, 产业还是转移到了苏南地区。根本原因就是上海地区优势行业的企业在市场中感受到了来自苏南地区同类企业强有力的竞争, 迫于降低成本的压力, 上海地区优势行业的企业不得不将某些生产环节转移到苏南地区。苏南地区通过与上海优势产业的竞争促进了上海与苏南地区的产业合作。

目前, 金融危机和国际产业分工变化已经给河北的产业发展带来机遇。交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对接的建设将使河北省在空间上缩小与京津地区的距离。随着城市面貌三年大变样的推进, 城市承载能力增强和公共服务环境改善, 使河北在地区发展水平上缩小了与与京津地区的差距。京津地区在交通、信息、科技和市场方面的优势已逐渐为河北所共有, 而河北在自然资源、产业传统方面的优势在京津冀地区却为河北所独有。因此, 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来看, 河北省在未来京津冀地区区域合作中将逐渐起到主导者的作用。

以竞争促进合作, 在合作中求得共赢, 应该成为未来河北省在京津冀区域合作中的总体战略。具体来讲, 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实行战略的调整:

2. 产业合作上变“产业链错位发展”为“产业链延伸竞争”

由于京津地区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 在高新技术产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所以, 以往河北省环京津地区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时, 一直实行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实施错位发展,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造环节。

国际产业分工调整将使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格局发生大的变化。在市场竞争中, 产品研发创新的作用将日趋下降, 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满足个性化需求将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重点竞争领域。这种情况下, 京津地区创新能力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优势将有所下降。河北省凭借高新技术产业制造环节的规模和产业配套体系, 在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将提高。另外, 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环节将成为创新的主战场, 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将更具体, 更多的与生产结合, 也使河北省自身的创新力量能更多的参与进来。河北省可以借助军民结合创新体系的建立大力发展自主创新力量, 通过自主创新与引入科技、人才要素结合, 通过制造环节的优势逐渐向研发渗透, 将产业链向上游延伸, 直接与京津地区在产业链的高端竞争。

3. 合作方式上变“产业转移”为“要素转移”

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方式上, 以往强调更多的是产业转移, 河北省也大都在承接产业转移上做文章。其实, 随着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产业转移的概念只适用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京津冀地区的合作, 而未来的发展趋势京津冀将是在同一区域一体化的产业分工上合作。

京津冀地区一体化的深入, 将使京津地区的信息、科技、交通等优势为河北所共有, 要素将在三地快速流动, 甚至很快就可以建立一体化的市场。因此, 在合作方式上, 河北考虑更多的应是如何吸引三地中资金、科技、人才等生产要素, 和如何更多的占有共同的市场。河北将与京津地区共同竞争这些生产要素。例如:北京地区的主要优势之一就是科技和人才的优势, 但在北京的大部分高水平研究机构、高校, 只是因为地利的原因更多的参与了北京的经济建设。在一体化的将来, 河北必将更多的与这些科研机构合作。

4. 区域发展上变“中心依附”为“中心替代”

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多年来河北省实施的环京津战略一直为依附战略。在产业上与京津地区“错位”发展, 发展京津地区优势产业的配套产业。在区域发展方面, 在规划、建设上也一直以京津地区为中心, 为京津地区服务。这样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京津地区的优势, 但客观上也增加了对京津地区的依赖性。

随着交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接轨建设, 将使河北更多城市进入京津地区“一小时”经济圈, 与京津的基础设施对接逐渐加强。从空间上缩短了与京津地区的距离。另外, 随着河北省城市面貌三年大变样的开展, 河北省的城市承载能力增强, 公共服务环境改善。在发展水平上减少了与京津地区的差距。这些条件的改变, 使廊坊、唐山等地区具有了与京津地区相当的投资环境。而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又使河北这些地区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

在这一情况下, 河北在环京津地区的发展上要实行战略调整, 变“中心依附”战略为“中心替代”战略。在唐山、廊坊和石家庄等有条件的城市发展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京津地区的优势产业, 凭借成本优势与京津地区开展竞争与合作。例如在唐山、廊坊发展总部经济、中心商贸, 在石家庄发展金融服务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等。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随后, 针对后金融危机时期京津冀地区区域合作出现的一些新情况, 提出了河北省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参与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战略选择。

参考文献

[1]王秀玲: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探析与思考[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6, (3)

[2]杨连云石亚碧: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考[J].河北学刊, 2006, 7 (4) :7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