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观念（共5篇）
社会性别观念 篇1
梅罗维茨曾如此评价20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 “女权主义运动已经取代了种族问题成为最主要和最有争议的‘整合’运动”。[1]女性主义运动的勃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现象,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代表着女性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而斗争, 更因为女性主义运动逐渐得到了男性的认同, 并促进了社会性别的融合。那么大众媒介在社会性别的融合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演化又对社会性别产生了什么影响?
一、媒介技术的演化与社会性别的融合
媒介技术的演化不仅逐渐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模式, 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便利性, 它还打破了社会场景中的藩篱, 为两性可以在平等的环境下共享观念提供了可能, 为社会性别的融合做了长期的准备。
(一) 媒介技术的演化增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便利性
1. 传统传播模式———“被禁锢”的信息
男性、女性作为一直以来社会中存在的两个“群体”, 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个成员。媒介对社会性别的影响, 主要在于媒介技术至少部分地使这两个“群体”在从社会场景中获得信息接触时存在了一定的差异。[2]而媒介技术的演变在潜移默化之中不断改变着人们对信息的接收模式, 以此改变着群体之间获取信息的差异性, 从而对社会性别的融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口语传播时代的信息具有易逝性, 无论人们是主动获取信息还是被动获取信息, 信息都无法长久地保存。通过口语传播的形式, 信息的共享程度也十分有限, 从长远来看, 非常不利于人们与他人分享自己获得的信息并获得认同, 这也限制了人们以群体身份的方式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
文字传播时代, 信息得以长久地保存, 但技术的限制使得信息不能被大批量生产。虽然此阶段人们多是主动获取信息, 但由于文字的复杂性, 只有极少数的特权阶级具有阅读文字的能力, 人们对于信息的获取是非常不平等的。
在印刷时代中具有代表性的书籍同样因为文字的特殊性将特定的读者“聚集”到特定的信息系统, 在各种年龄段内和群体间隔离了信息系统, 使能接触某个信息系统的人和不能接触的人之间出现了严格的区分, 所以书籍更容易被精英们用于仅属于他们之间或个人间的交流。印刷时代的书籍作为一个独立的有形物体, 必须被单独购买或借阅, 所以如果人们对某一领域的信息感兴趣, 就必须主动将自己需要的书籍找出来。
2. 电子传播模式———信息的“主动传播”
与书籍相比, 作为电子传播时代代表的电视则有较少的知识阶段和分隔, 电视把它的内容提供给所有人。电视不会帮助精英掌控对于文化知识的解释权, 也不会使交流系统处于被分隔的状态, 它不会被精英们用于仅属于他们之间或个人之间的交流。与书籍需要被人们主动获取相比, 电子讯息会主动出来接触人们, 电视节目是被动性的消息, 利于满足大众更一般化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看, 阅读常用来加强和纯化一个人内在的现实, 但电视更趋向于将不同阅读圈子的人或主动或被动地放进同一个公共领域并向他们传播信息。
李宇春自出道至今拥有了大量的“玉米”, 除了许多年轻人, 也有很多“妈妈们”加入了“玉米”的行列。“妈妈们”大都是在传统教育的熏陶下成长的, 她们大多都认为女性应该以柔美、纤细、温婉作为特质。李宇春的中性形象如果出现在传统的媒体上, “妈妈”们可能根本不会去关注, 但借助电视这一平台, “妈妈”们有机会或主动或被动地收看超女的节目, 关注李宇春, 以至最后也成为“玉米”的一员。可见电视大大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程度, 也为社会性别的进一步融合打下了基础。
(二) 媒介技术的演化使“场景”之间的藩篱最小化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名著《第二性》中指出,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 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 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 是整个文明”。[3]她也指出“永恒不变的女性气质”只是一个谎言, 女人想事情的方式、情绪、走路的样子, 并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 而是渐渐形成的, 是教育和日常生活的结果。而梅罗维茨认为“群体”的身份“是由群体成员共享而对外部群体保密的经历所支持的”。在社会性别的问题上, 他进一步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区别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对社会场景存在差异造成的, 男性和女性领地的隔离一度造成了社会化的不同角色”。[4]梅罗维茨将20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争取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女性主义运动称为“实际上是为了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的分界线最小化或将其消除”。[5]媒介技术的演化正是通过进一步消除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分界线而对社会性别的融合造成影响的。
1. 旧有的“场景”隔离———“模糊”的自我认知
许多年以来, 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的隔离是被明确告知和接受的宗旨:“两个场合的宗旨”。妇女的位置是家庭与居家的场合;她们的职责是培养和照料孩子, 保护家庭, 减轻有工作的丈夫的负担;她们的权利是确定家庭的道德规则, 塑造孩子的个性与行为, 以及指导她丈夫的道德行为。与此同时, 男人要进入公共场合, 挣钱供养家庭。他们的权利是自由旅行, 决定家庭的居住地, 并且领导家庭的公共事务。这样的传统观念把妇女从商业化的重担中解放了出来, 男人则从照料孩子和家务的负担中获得解放。妇女传统的形象是纤弱、胆小、富有感情、超凡脱俗, 以及需要男人保护的, 这与妇女同男性信息传统的隔离有很大关系。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社会差异不但是通过场合的隔离而得到强化, 而且也通过男人比女人对世界有更多的接触而得到加强。以往, 男人能够去绝大多数妇女能到的地方, 女性则不能去大部分男人能去的地方, 但女性的私人空间却常常有男人介入。
男人对各种社会场所的介入允许他们发展多重的社会自我, 练习从一个场景中解脱出来, 当他们在另一个场景中时, 并可以获得自己角色所需的距离和看法。相比之下, 女性在家庭场合中的隔离使她们很少了解关于社会和自己角色的状况, 因此女性获得的是一个更有局限性和模糊感觉的自我, 一位女性对自己经历的了解常常是个人的理解, 很少能得到群体共同看法的肯定。波伏娃指出, 女人没有历史、宗教以及共同的地点可以使她们结盟。“她们分散地生活在男人中间, 通过居室、家务、经济条件, 以及社会地位依附于某个男人———父亲或者丈夫, 其紧密程度远远超过与其他女性的联系”。
2.“场景”的去“藩篱”化———“群体认同感”的催生
在受到电子媒介使用刺激后的工业信息时代, 电视可能以几种方式攻击了男性和女性世界之间的分界线:它融合了传统上不同的性别信息系统, 模糊了性别的公开与私下行为的分界线, 破坏了物质隔离作为性别隔离决定因素的重要性。
当谈到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大变革时, 不得不提到发生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其时, 电视在美国的普及率已将近90%。或许可以说正是电视媒体使20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接触到了更广阔的社会资源, 帮助她们去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自我, 并使她们形成了共同的边缘心态, 其中的某些女性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她们在组织中发现了妇女团体的力量, 越来越多的妇女拥有一种新的权利意识和团体意识, 而且拥有一种用团体和政治的语言来描述个人经历的能力。由此, 女权主义思想得以复兴、发展、成熟, 最终独立引导了一场激进的社会运动”。[6]
(三) 媒介技术的演化使在平等环境中的观念共享成为可能
电视将带有性别内容的节目带进家庭中时, 会以两种方式冲击传统的体制:赋予女孩另一个直接的角色榜样, 而对男孩则减少了男性世界的抽象性。从长期来看, 男孩和女孩都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接触暴露的男性和女性角色榜样, 他们共享同样的性别观念, 这可能会削弱传统中社会化模式的区别。
1. 观念的共享对传统的性别意识造成冲击———不同性别的“公开比较”
电视所展示的文化态度是女孩和男孩应当各自按照传统的性别意识行事, 但它也可能教给女孩男性的行为、教给男孩女性的行为。由于面向女孩和面向男孩的书中包含着不同的内容和理念, 过去男孩和女孩不同的社会化模式就会因为他们所阅读内容的差异, 以及由于缺乏对异性所阅读内容的直接知识而得到强化。比如:许多书籍和电影中描述的教训是, 为了赢得一个男人, 女性必须放弃与他竞争。这种体系实际上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 从儿童图书到学术论文, 都得到了强化。[7]但电视上的内容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影响, 因为无论男孩女孩都接受着这样的信息。无论其具体的内容如何, 共享的信息越多, 就越是难以维持行为和世界观的传统区别。
每个小孩都有新的选择, 他们可能采取异性角色的某些特征, 电视同样减少了“异性”的神秘。在相同的信息环境中包括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 使得两种性别的行为公开地让公众进行详察和分析。由于电视结束了文化了中“女性场合”的女性信息的隔离, 那么它的最大影响是女性对自己角色的认识。作为两性平等共享信息的平台, 电视改变了两性对社会性别的看法。电视使女性接触到与以往不同的“外部标准”并且告诉她们“事情如何进行”。男性也找到了放松自己, 不用一直维持自己强硬阳刚形象的另一个新方向。电视这个共享场景推动了以往被分隔开的男性和女性的公开比较。
2. 共享观念促进了群体认同感的加强———性别融合的“公开需求”
在现有的女性主义运动之前, 大多数的女性并没有将她们看成是一个“群体”。女性突然能够“看到”超越她们个人问题并对其表示关注, 亦能够获得外部的观点, 对全体女性问题有共同理解, 这与在平等环境中获得了共享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电视提供了有着男性话题、男性冒险和男性机会的男性世界的画面, 而女性却被禁止入内, 这使女性发现自己是“少数人群体”———被隔离在世界之外, 只能看不能进入的群体。电视对两性领地的不断暴露鼓励了男性和女性要求在所有的公共场合进行性别融合。
2010年因参加《快乐男生》选秀而家喻户晓的刘著, 人称“著姐”。因参赛时着烟熏妆, 穿蓝色丝袜和高跟鞋而引起社会关注。刘著凭借着出位的打扮, 女性化的表演, 出尽了风头。刘著的性别观从小就与其他男孩不一样, 但是他的家人也从未对他进行干涉, 对他的成长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在以前的社会是肯定不会被认同的现象。如今的刘著还是会着女装亮相一些小的选秀现场, 甚至还召开了自己的演唱会。通过《快乐男生》的平台, 刘著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 而他的性别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上一些人士的认同。且不说刘著自身的行为是否含有炒作意味, 但是在他身上发生的性别融合的现象及其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 的确值得我们关注。
二、媒介技术的演化催生了全新的“场景”的诞生, 促进了新的价值观的产生
著名的女性主义运动“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一下子在全国爆发。几乎没有任何男性或女性预测到它, 或者说甚至没有想到会那样。”社会意识中如此革命性的变化如何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是什么改变了妇女的意识, 是什么使得这些变化成为合理的———之后———对许多男性也是合理的呢?[8]在一代人之内如此大范围的人群中女性主义意识的突然兴起有力地说明, 在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时, 它们可能赋予了人们恰当性别角色的一个全新的观念。
(一) 社会“场景”的融合产生了全新的“场景”———性别融合的基础
社会“场景”的融合并不单纯是一个场景与另一个场景的简单叠加, 融合的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当两个场景彻底融合成一个场景或逐渐趋向融合时, 就会促使一个新的场景的诞生。梅罗维茨指出:“性别的适合行为的新观念并不是简单地从更伟大的意识中成长出来的, 而是从新的意识和新的价值观中成长出来的。”[9]
因为电视通过将外部世界带入家中, 打破了公共环境与家庭的区分, 它首要的和最强烈的影响是女性对公众男性世界的观念以及她们所处的地点或缺少地点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 电子媒介对家的入侵不仅使女性从家庭信息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而且倾向于将公共和家庭场景重要整合并且形成一个“兼有两性的场景”。
(二) 新的“场景”促使了新的价值观的诞生———性别融合的开端
妇女解放运动决不是简单地解放“受压迫的少数人群”。妇女对角色、权利和责任变化的要求也必然要求男性角色、权利和责任的变化。女性主义运动可以被看作是“性别解放运动”, 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在融合, 不仅仅是妇女变得更像男人, 而是两种性别的成员变得类似, 并且两种性别的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对方的互相认同。
希拉里·克林顿是美国曾经的第一夫人, 现任的美国国务卿, 她的经历可谓充满传奇色彩。她曾为了帮克林顿助选, 而改从夫姓, 又力排众议与奥巴马同时竞选美国总统, 甚至还曾经在竞选中一度取得过领先位置。而她的先生克林顿从美国前任总统转变为为希拉里助选的好好先生则恰恰反应了两性在社会角色中互相融合的趋势, 当男性与女性不再固守在旧有的社会分工和场景之内时, 一样可以取得非凡的成就, 并获得众人的认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性别融合”的未来提供了好的典范。
三、结语
媒介是大众传媒传播的工具, 不仅媒介所报道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意识, 媒介也通过塑造这些社会事务和行为交往的风格来影响着社会。社会“场景”之间不断地融合与撞击, 引起了对社会和政治行为重新评价。作为受传者, 我们如何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去鉴别信息的有益与否, 而作为传媒人的我们如何去挖掘传媒的潜质以服务社会, 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应是我们永恒不变的话题。
摘要：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演化, 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 并对社会成员的行为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 社会性别的融合现象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梅罗维茨的“媒介场景理论”, 着力从媒介技术的演化增强了信息获取的便利性, 使不同社会性别之间隔离“场景”的最小化, 促使了崭新社会性别观念的形成与共享三方面来探讨媒介技术的演化对社会性别融合的影响。
关键词：媒介技术,媒介演化,社会性别
参考文献
[1][2][4][5][7][8][9]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158-171.[1][2][4][5][7][8][9]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158-171.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 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309.[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 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309.
[6]何念.20世纪60年代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291-292.[6]何念.20世纪60年代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291-292.
社会性别观念 篇2
201210800034 物理学 黄莹
社会性别研究这门课程我们是第三周开始上的，通过这几周以来对这个内容的学习，我们不仅从理论上系统地对社会性别研究有了了解，也联系了生活实际，对社会性别有了更具体的感悟。以下就是我这几周以来从理论到生活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心得。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叫社会性别。社会性别理论是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现已逐渐发展成为西方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并逐渐形成了一些应用性较好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在很多项目和制定公共政策中得到应用。
社会性别是不用于生物性别，生物性别指的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男女，而社会性别是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表达了语言、交流、符号和教育等文化的社会标准。而性别作为社会性别的基础，由遗传基因和生物学因素决定的，不会自动改变，但社会性别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并且会因时而变。
在《性别社会学》一书中这样提到：性别的社会属性比性别的生物属性的内涵要丰富和复杂得多，负载了许多社会文化因素。社会性别是指社会对男女的社会角色，行为，道德，自我意识的建构和不同的期望。朱蒂斯鲁博认为作为个体的社会性别的构成要素，它包括了生理性别要素，社会性别身份认同，社会性别化的婚姻和生育地位，社会性别化地性取向，社会性别化的个性特征，社会性别过程，社会性别信念，社会性别展示等方面。
现在，社会性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具备的条件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在于社会性别具有学术性的意义，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二是研究对象是以人为本，二性关系与权力，制度的变动。三是社会性别的实质属性是其社会性。四是以性别视角审视传统社会中的文化、法律、政治、经济学，促进二性健康、和睦、均衡发展。
性别社会化的实现过程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人从出生到死亡，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经历着内容和手段侧重点不同的性别角色的社会化。
作为一个女生，我可以清楚察觉到自身的社会性别趋于成熟的过程。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并没有多大的性别意识，只是时常听大人说“女孩子不能那么调皮，应该要文静一点”，虽然当时也没有把这话听进去多少，但还是在心里植入了“我是女生”的种子。后来渐渐长大了，有了女孩子的爱美之心，总是缠着妈妈买漂亮裙子，这便是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趋于统一的表现。
我一直都是在家人朋友的呵护下长大的，所以没受到过什么性别歧视，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还是能隐隐约约感受得到“男女有别”。比如，小时候男孩子可以尽情地在泥巴里打滚，女生则要安安静静地呆着；选大学的时候，对于男孩子，大人会觉得出去闯荡一番成就事业比较好，而女孩子则是在离家里近的地方找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就好了。
虽然男女之间的差别不可能一下子就消失，但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女性成才障碍逐步消解，社会性别隔离逐被打破，女性的发展环境日益好转，女性成才意识普遍空前高涨，她们身上所潜藏的女性能力也获得了空间的激发与释放，从未来的方向看，她们的才能是非常值得期许的。
社会性别观念 篇3
关键词：消费观念,性别差异,经济发展,城镇居民
一、研究问题
消费和消费观念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消费观念是指消费者的价值观,它是消费群体对消费对象整体的价值取向或评价,通俗地说就是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产品或购买何种类型的产品最满足他的需要(杨魁等,2003)。黄世礼(1996)认为,所谓消费观念就是对消费的根本看法,由于社会地位、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人们对于消费有着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形成不同的消费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消费已经从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标准,发挥着启动经济、稳定社会的作用。因而,作为消费的一种主观表现形式,消费观念近年来在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李培林等(2000)认为,由于分配领域中双轨制和隐形收入的广泛存在,职业和收入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具有很大局限性,消费结构成为更能反映真实情况的分层指标,而消费结构的选择则依赖于人们的消费观念。还有一些学者对消费观念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比较分析,包括代际消费观念差异和城乡消费观念差异。其中,进行代际研究的学者以改革开放为切入点,对在计划经济并且主要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上一代人的消费观念和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的消费观念进行对比,并对代际消费观念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王子曦,2010);进行城乡消费观念差异研究的学者则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观念的差别进行具体分析,发现了解决城乡居民消费观念差别问题的方法(曹俊杰等,2004)。
虽然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国民消费观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探讨,但仍有许多不足。第一,大多已有研究停留在描述统计层面,缺乏严格的统计检验及更为深入的分析。第二,已有研究对消费观念的探讨过于宽泛,缺乏针对性。第三,已有研究缺少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众所周知,许多社会现象的性别差异非常普遍,因此性别因素是分析社会现象时考量群体差异及社会变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鉴于此,本研究立足于性别角度,着重对消费观念中的符号性或炫耀性消费观念进行统计分析,并试图回答城镇居民的符号性消费观念是否存在着性别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因城乡样本之间本身具有较大差异,本研究把着眼点放在城镇。
二、数据来源、研究变量、研究方法分析
由于本研究强调消费的符号意义,笔者区分了两种消费观念类型,一种是传统或保守型的消费观念,即消费和支出强调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不主张浪费或炫耀性、符号性的消费。另一种称作现代型消费观念,即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的消费。这里,对于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是根据凡勃伦1899年在《有闲阶级》一书中对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的阐述进行界定的(凡勃伦,1997)。他指出,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就是脱离具体生活活动来表现自己拥有权利和财富的消费。这种消费能显示消费者的身份和地位,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满足感,同时使其产生虚荣效应,其最主要的一个表征就是名牌效应。因而,本文从消费者追求品牌、潮流等审美偏好竞比入手,对其进行分类测量。当然,这种简单区分体现的是两种极端类型,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可能处于两者之间,因此从传统型消费观念到现代型消费观念之间是一个连续的图谱。
(一)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核心是检验消费观念特别是炫耀性消费的性别差异。价值观的性别差异广泛存在,而且在中国文化里面有“男主外、女主内”的成分。也就是说,在家庭外部的事务中或者家庭之间的关系中,男性通常是一个家庭的代表,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表征,男性的形象通常也代表了家庭的形象,因此男性可能比女性更加强调外在的形象,其消费行为或观念更趋向于炫耀性或符号性。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消费观念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更加注重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
除了性别因素之外,消费观念也受到年龄、教育和职业因素的影响,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越年轻的人,越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
假设2b: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
假设2c:职业地位越高的人,越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
另外,笔者认为,年龄、教育和职业等因素对消费观念的效应,存在性别差异,即:
假设3a:年龄因素对男性消费观念的影响大于对女性消费观念的影响;
假设3b:教育对男性消费观念的影响大于对女性消费观念的影响;
假设3c:职业地位对男性消费观念的影响大于对女性消费观念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2010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0)。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我国城镇地区抽取7266个样本(年龄介于17岁至96岁之间)①。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的分析样本界定为居住在城镇的人,并将年龄限定在17~65岁之间,所有农村样本和年龄大于65岁的人群都被排除在外,本研究最终的有效分析样本为6174个。
(三)变量
1.因变量。本研究关心的是城镇居民消费观念的性别差异,因此因变量应该是指居民的消费观念。在CGSS2010数据中消费观念主要通过6个与消费观念有关的定类变量进行测量,具体为“有了多余的钱首先考虑是存起来”“买东西应该讲求实用,是不是名牌不重要”“我周围人有的名牌货,我也得有”“日常吃饭可以简朴点,但是穿着得讲究”“‘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透支消费很正常”“穿名牌,面子上会好看些”。其选项是对问题同意程度的五级划分,分别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这里根据上述对消费观念的界定,对6个变量重新赋值,将前两个变量的选项进行倒叙排列,其选项级别变为“非常同意”“比较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不同意”“完全不同意”。这样6个变量反映的问题就处于同一测量单位上,而后加总将其处理成为一个取值在6~30之间的定距定比变量,取值越大,说明个体消费观念越倾向于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反之则较为传统或保守。
2.性别变量。统计模型中性别是一个虚拟变量(男性=1)。
3.年龄变量。统计模型中年龄是一个连续变量。以往研究通常对年龄进行平方化处理,以检验年龄与因变量之间是一种曲线关系(U型或倒U型),但是此处笔者发现年龄与消费观念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因而没有对其进行平方化处理。另外,为了更准确把握不同年龄段个体的消费观念差异,在后面的回归分析中,对年龄进行对中心化处理。
4.教育年限。教育年限是一个连续变量。CGSS2010问卷资料中测量教育的指标是被访者的最高学历,分析过程中需要进行换算,参照惯例,换算方式是:私塾=2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职高、技校、中专=13年,成人专科=14年,大学专科=15年,成人本科=15年,大学本科=16年,研究生=19年。
5.职业地位指数。已有的研究通常使用“国际职业地位指数”(ISEI)作为家庭或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CGSS2010使用“1988年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ISCO88)记录被访者的职业类型,本文依此转化为ISEI(Ganzeboom,et al,1992)。由于数据中有一部分人的职业变量缺失,本文通过条件均值替代的方法对缺失值进行赋值,以教育程度作为分组取值的依据,分别计算出每种教育程度的职业地位指数均值,来填补缺失值。
6.控制变量。除以上变量,本研究还控制了收入、婚姻状况、政治身份和区域等4个可能影响消费观念或性别消费观念差异的因素。收入包括两类:一类是个体全年的收入,一类是个体所在家庭的全年总收入。本文对收入取对数,以便使其接近正态分布。婚姻状况按照是否处于婚姻状态,处理成为一个二项虚拟变量(处于婚姻状态=1)①。政治身份指被调查者的中共党员身份,是一个虚拟变量(党员=1)。区域变量是指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1)。
(四)统计模型与分析策略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描述统计分析,主要目的了解各分析变量的基础情况以及各关键变量之间的性别差异。第二部分,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各变量对消费观念的决定作用,同时通过性别变量与其他变量的交互作用,检验各要素效应的性别差异。
三、分析结果
(一)各变量的统计描述及其性别差异
首先,从表1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在消费观念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更趋向于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
其次,在个人收入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收入差异。女性的收入约为男性的48%,而且在0.1%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这一点与以往研究一致(吴愈晓等,2009;邓峰等,2012)。
再次,就教育年限而言,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女性,并在0.1%的水平上显著。这也说明性别间教育不平等,作为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Buchmann etal,2008)。对此,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男女平等,然而当政府关注经济和效益增长时常常以牺牲平等为代价(Lu etal,2008),因此性别间教育不平等受政府政策变动影响,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仍然存在。
注:a 差异即为表内男性数值与相应女性数值的差;*、**、*** 分别表示在 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最后,在职业地位指数上,两性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高低差异。这里所说的职业地位指数,是指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也就是布劳和邓肯基于教育和收入两个变量估计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基本上与人们对职业声望的主观评价相一致(Blauet al,1967),这意味着收入和教育水平决定了人们的职业地位高低。按照此种推论,在本研究中性别间的职业地位指数应该呈现出显著差别,同时因为男性在教育和收入方面都占有明显优势,其职业地位指数也应该更高。然而,研究结果却不能证明这个推论。虽然我们不能因此怀疑布劳和邓肯基于教育和收入水平对职业地位的测量,但是在对中国人职业地位声望进行测算时,这种根植于西方社会的收入和教育决定论还是值得进一步考量和商榷的。
(二)消费观念的决定因素及其对性别效应的直接影响。
为了估计性别对消费观念的效应及这种效应如何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使用多元回归模型建立了4个模型。首先是涵盖了所有变量的回归模型,分析各变量对消费观念的影响,在接下来的3个模型中,分别对年龄、教育年限以及职业地位与性别进行交互,以检验关键变量的性别效应。
模型1中性别系数为0.636,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初步说明男性与女性在消费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控制其他因素后,男性在消费过程中更加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另外,个体年龄和职业变量对其消费观念的影响亦非常显著,个体年龄越大,消费观念越为传统或保守。具体为,控制其他因素后,个体年龄每减少1岁,其消费观念得分增加约0.058个单位;职业地位每增加1个单位,其消费观念得分增加约0.023个单位。这与常识经验一致。同时,在收入与消费观念的关系上,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个体收入本身对消费观念并没有影响,倒是其所在家庭的收入与消费观念有着很显著的关系,家庭收入越高,越倾向于炫耀性消费。因而,模型1的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假设2a和假设2c,但假设2b没有得到验证,即教育对消费观念没有显著的效应。
模型2~4中,本文分别对年龄、教育和职业地位各变量与性别进行交互分析。可以发现,年龄、教育和职业地位不仅对个体的消费观念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同时存在着显著的性别效应。以下将对这3个模型的性别效应进行详细阐述。
(1)年龄影响个体消费观念的性别差异。模型2显示,年龄对消费观念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首先,当两性年龄都处于平均水平时,男性的消费观念得分高出女性约0.65个单位,这说明此时男性的消费观念与女性相比,更加强调炫耀性或符合性消费。其次,就整体而言,年龄与消费观念指数之间呈现出一种反比关系,即年龄越小,个体的消费观念越趋向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但是,这种消费观念指数的年龄递减效应在两性之间存在差异。对女性而言,年龄每增加1岁,其消费观念得分下降0.05个单位,而对男性,降幅则为0.07个单位,说明这种消费观念得分的年龄递减效应对男性作用更为突出,尤其当男性年龄超过50岁后,其消费观念要比女性更加传统或保守。
(2)教育年限影响个体消费观念的性别差异。模型3显示,教育是解释两性消费观念差异的一个有力砝码,且教育对提升男性的消费观念具有更显著的贡献率。具体表现为,男性的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消费观念得分增加0.075个单位,更加趋向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而教育对女性消费观念的影响系数为-0.025,但不显著,表明教育对女性的消费态度没有影响。可见,教育会更加促使男性形成现代型消费观念,倾向于炫耀性或符合性消费。
(3)职业地位影响个体消费观念的性别差异。模型4显示,男性的消费观念得分随着职业地位的提高而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增长趋势。具体为,男性的职业地位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其消费观念得分增加0.035个单位,更加强调炫耀性符号性消费。而职业地位对女性消费态度的影响系数为0.008,不显著,表明职业地位指数对女性的消费态度没有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CGSS2010数据,从性别角度对消费观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这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我国城镇居民现阶段的消费观念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填补了前人研究的空缺,使本文对消费观念的研究有更加多维的比较视角和分析方向。本研究的结果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确实存在消费观念的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在消费过程中更加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因素。
第二,本研究发现年龄、教育以及职业地位均对个体的消费观念产生影响,而且这些影响还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效应。首先,对两性而言,年龄越小,其在消费过程中会更加倾向于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同时,消费观念指数的年龄递减效应对男性的影响更为明显,特别是当男性年龄到达50岁的时候,其消费观念指数开始低于女性,在消费过程中更趋于传统或保守。其次,教育的性别效应对消费观念有影响。对女性而言,受教育与否对其消费观念没有影响,然而对于男性,教育在改变其消费态度上发挥了很大作用,表现为男性的教育年限越长,其消费观念越趋向于现代型,在消费过程中更加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这为解释两性消费观念差异提供了证据。第三,职业的性别效应提供了另一个解释依据,即男性的消费观念随着其职业地位的提高而更倾向于现代型,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
社会性别研究的心得体会 篇4
授课学期2013学年至2014学年第学院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专业电子信息工程
学
姓号名冯巧华
任课教师
交稿日期
成绩
阅读教师签名 日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工部（处）制
社会性别研究的心得体会
摘要：社会性别理论是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现已逐渐发展成为西方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并逐渐形成了一些应用性较好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在很多项目和制定公共政策中得到应用。社会性别是不用于生物性别，生物性别指的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男女，而社会性别是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表达了语言、交流、符号和教育等文化的社会标准。而性别作为社会性别的基础，由遗传基因和生物学因素决定的，不会自动改变，但社会性别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并且会因时而变。
关键词：社会性别 ；女权主义； 社会交往
一、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性别研究
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看，性别分类是社会最基本的分类指标，但这种分类长期以来又常常被忽略或漠视，因为，人们认为，性别是自然天成，男女有两性的区别是毋庸置疑无法改变的。这种状况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第二波浪潮兴起后，受到了越来越深入的质疑与挑战。
女性主义批判话语深受雅克·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影响，女性主义运用解构理论对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所造成的性别二元对立的状况、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以及女性历史话语权的缺失等问题,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社会秩序进行批判和质疑。女性主义在颠覆和解构的同时，创立了社会性别的概念，以此来分析女性的历史地位和生存状况。
社会性别概念强调，女性的性别意识不是由女性的生理状况所决定，而是由社会文化规范所塑造、所建构出来的，社会性别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分析范畴，社会性别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对女性问题及社会两性问题深层次思考的理论视野。
以社会性别的视野来关照目前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我们发现即便在社会主义理念中所涵括的男女平等思想在中国已经宣扬了几十年，但性别不平等的状况仍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被人们习以为常。
二、性别研究的起源
1.妇女运动与女性觉醒
（1）英国的玛丽·华尔史东1792年发表妇女发展史上第一部最有影响的著作——《女权辩》。其背景是，当英国的工业革命改善了妇女闭锁家中的境遇。大机器生产导致更多的妇女参与了产业劳动和各种社会活动。但女人们劳动环境恶劣，工薪低，工作没有保障。
一些有知识文化的中产阶级妇女首先觉醒起来。她们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首先展开了争取参与政治权利的运动。
《女权辩》就是讨论关于妇女权利问题。她认为，男女根本没有差别，女性之所以弱于男性完全是由于环境和教育所造成的。她还认为男女彼此相倚，任何一方的低落，都足以阻碍他方的进步。因此，必须给妇女同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使妇女成为有理性、有公民权的人。她痛斥了“男尊女卑说”。
玛丽·华尔史东被称为“世界妇女运动的鼻祖”。《女权辩》是早期妇女运动的经典著作。
（2）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该书常常被认为是妇女运动自我意识新浪潮出现的一份文献，是一种社会宣言，引起广泛的反响，成为妇女发展史上的经典著作。
书中提出的困惑是：为什么女人有了丈夫和孩子，有了家庭的幸福仍然感到不满足？作者作为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开始重新思考女性的价值、女性的自我完善问题，认为实现女性完美的奥秘在于自我发展。提出女人首先是应该独立的人，其次才是女人。
1991年美国苏珊·法拉弟在纽约出版了引起妇女界轰动的《狙击》一书，指出：过去十年间，铺天盖地的舆论无非是在炮制这样一个答案，即正是平等造成了痛苦。据说，恰恰是因为妇女自由了，所以就不幸福，她们终于成了自身解放的奴隶；她们得到了一只金耳环，却又失去了另一只；她们获得了生育的控制权，却又糟踏了自己的生育能力；她们追求和实现了事业上的抱负，但却丢弃了女人最大的幸福。一言以蔽之，妇女解放运动成了罪魁祸首！
这本书是对美国舆论界对职业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的种种责难的绝顶概括和生动描述。这些社会舆论是对社会进步、妇女解放的反动。《狙击》一书，实质上是在反狙击。
（3）女人认识到完美女性既需要事业又需要家庭，但这一追求并非轻而易举。社会要求传统女性，职业界排斥女性，女性面临的挑战不在于内部的不同理论派别，而在于性别岐视。性别岐视的根源是什么？
虽然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女人》揭示了它的文化根源，但没有再往前走一步，没有在社会的物质大厦——社会结构中找到原因。
在美国社会学界颇有影响的功能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刘易斯·科塞，在西蒙·波娃成就的基础上大踏步前进了。
1983年出版的作为美国高等院校社会学教科书的《社会学导论》是科塞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巨著。其中第十章“性别”，专门探讨性别为何不平等，阐明了他的妇女观。
科塞反对性别主义者的先天论，认为：性别差异虽然根源生理原因，但性别角色则是后天形成的。他引述著名人类学家米德对新几内亚部落的考察，转述米德关于“性别角色和生理没有必然的联系”的断言，指出：“男子气质和女子气质，都是社会化造成的差别”。“孩子生下来只有男女性别的不同，男女的气质只是后天才学到的”。“两性间最重要的差别是通过社会化这一过程得到的”。“所谓的母性本能显然是学来的，而不是天生的”。
科塞的结论是，“性别主义植根于把男女安排在不同的地位上的社会结构中，以及维护这种状况的传统价值观念中。
由此，科塞提倡“新型妇女”，“新型妇女”即“按照男性模式的满意的事业以及家庭职责。”
科塞提倡的“新型男子”就是“男子的解放”。“由于男性的身份如此取决于生活支柱这一角色，丈夫与父亲被套上了“家庭支柱的枷锁，”“同料理家务的职责对妇女一样有束缚性。”“传统的男女分工的规范要求他们成为具有强大进取精神的生活支柱，这使他们同妇女一样受到了压迫。”因此，“一些男子已经开始怀疑传统男子气质是否得多于失。”因此也要寻求男子的解放。
2.女性（权）主义理论流派
在后现代的背景上，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介绍。现在Feminism and Gender（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已经得到了较大的传播。
女性主义与后现代思潮有很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思想、观念、哲学上，这两者都力图摆脱传统的影响和束缚，并力图发展出一套新的社会批判范式。
（1）女性主义理论是与女性主义运动。中国近代的妇女运动是从办女学开始的。
在1844年就有外国教会办女学，后具有较大规模。中国人自己办的女学是1898年在上海的经正女学（经善元）。1900年蔡元培办了爱国女学。当时的女学集中在江南及上海。中国最早的妇女组织是“共爱会”，1903年在东京成立，有同盟会女知识分子200多人。秋瑾与1907年办《中国女报》，还有《中国新女界杂志》（燕斌），《女报》（陈佶芬）。“中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提出过九项纲领。袁世凯政府反对女性运动，其教育司长说女性的生理不适合参政，生育是唯一天职。还悬赏捉拿当时的女性主义运动的领导唐群英、张汉英。
（2）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从他们那里接受的思想主要有：第一，否定所有宏大理论体系（Great theories）。这点与后现代的观点一样，它反对和批判一切所谓说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主张分散、细小、局部的理论才是有效的。主张建立社区的政治、道德观念。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过去的宏大理论体系都标榜自己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和价值中立的，但是实质上都是以男性为其标准的，完全忽视了女性的存在。例如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就把前者当作男性领域，后者当作女性领域。第二，否定并根本上反对西方知识结构中最核心、也最根深蒂固的二分（二元对立）主义（dualism）。第三、赞同并推行“话语即权力”的理论。第四，运用福科“惩戒凝视”（disciplinary gaze）的观点，说明女性生活在怎样一种生活压力之下。第五，赞同福科关于“身体”（body）的理论，反对西方思想家历来轻视身体和身体感受的观念。第六，反本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认为自然的、本质的、普遍的也是可以变化的。
三、社会转型与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
影响男女大学生性别意识和态度的因素是十分复杂和多样的。高等院校大学生已经形成了一定性别意识和态度，这些既定的性别意识和态度，一方面源于以往学校教育的影响，以及社会职业和劳动分工的性别分化模式；另一方面，女大学生分配和就业的不利处境以及大学管理与大学生活动的性别倾向，也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性别态度；男女学生在学习兴趣、学习方式、闲暇活动、性格特征、职业和发展期待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相当多数人并认为这些差异是自然的、正常的；
女大学生对分配和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反感是情绪性的，个别化的，缺乏自觉理性和集体行动；
一部分男女大学生对大学生学术能力和成绩的认识，带有非常明显的性别刻板印象。
四、社会性别理论的意义
（一）现实意义
运用性别理论研究女性问题的实际意义在于:发现一些生活与工作中容易被忽略的两性不平等现象，防止两性不平等状况的发展，避免两性机会和权利上差距的产生和进一步扩大。以劳动就业为例，20世纪以来，尽管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妇女就业率不断上升，但是用性别理论来分析，我们既可以看到用工中的重男轻女现象，也会发现职业中的性别隔离也非常突出，还可以看到男女在劳动报酬上的差异。1980年，联合国哥本哈根大会曾提到:“妇女从事了世界上2/3 到3/4 的劳动量，她们生产了45%的世界食物，但她们仅获得 10%的世界收入，和仅拥有 10%的世界财富。”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的 10年中，妇女的工资每年大约增长1%，但妇女的工资仍只有男子工资的 60 —70%。目前，世界各国指标系统所划定的商品性生产的界限都把大量的家务劳动排除在外，妇
女的家务劳动从来不会在国家的经济统计数字、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里得到体现。妇女从事无酬劳动的现状及其结果，必然降低家庭教育女童的积极性，同时也扼杀了妇女的自信甚至生活自立的可能。因此有学者指出，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家务劳动成为对女性的束缚，且作为全球化理论指导的经济增长概念体系基本不包括家务劳动，这对于女性来说，无疑是极为不公正的。
（二）理论意义
1.它确立了一种新的视角，即性别视角。在社会科学领域，有许多观察研究问题的视角，如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而性别视角在以往的研究中是最受忽略的视角。社会性别理论将性别视角的引入，使人类对于自身的研究较之以往获得了许多新的发现，人的认识取得了新的进展。例如，女性重情感在以往常常被视为感情用事，性别视角则让人们看到了将感情用于工作和管理领域，将会营造一种关爱友好的气氛，有利于人际关系的相互沟通，有助于增进人们之间的亲和力。
2.它注意到了男女两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同利益与需求，并使一向受到漠视的女性价值得到了凸现。一方面它承认女性与男性的差异，但它强调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女性必须因此而依赖于男人，也并不因此而必然丧失人的尊严和权利；另一方面，它又肯定了男女两性的共性，认为女性与男性拥有共同的权利与尊严，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同样不可漠视的作用。在以往两性发展过程中，一直没有解决好两者的关系。社会性别理论对此作出的答复是:当女人拥有与男人一样作为人的权利与尊严时，她可以依然保持着女性的身份，而当女性展示女性的特征时，也不应当失去人的尊严与权利。换句话说，社会性别理论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法，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认为女性生来就应该是那样的命运。例如，家庭暴力问题，这个在以往看似平常的问题，在传统观念中并不被视为暴力，而被认为是合理的。但是，社会性别理论却将其诉诸了法律。
3.社会性别理论的建立，推进了妇女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长期以来，对性别不平等起源的解释一直是女性研究中的一个关注点。对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列维·施特劳斯都做出了不同的解释。社会性别理论则是通过对两性不平等关系的深入分析，揭示出隐藏在物质生活背后的性别制度，将“性文化关系”与“生产关系”、“经济制度”及“性的制度”区分开来，让我们在阶级的坐标之外又引入了性别这样一个观察人类社会结构的新维度。它的出现，使我们在发展与和平成为世界新的发展潮流的背景下，不能不注视来自社会的弱势群体——女性，不能不关注她们的发展，不能不倾听她们的呼声。也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社会性别渐渐进入决策、统计和学术界。
五、心得
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毕竟只经历了短短的几十年，而且由于它的发展队伍还不够强大，其理论架构还不是非常完善。它的主要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性别理论内容还无法统一。目前，关于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还很薄弱，其内容显得相当庞杂，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构建。如前所述，对社会性别概念的解释多种多样，没有统一的概念，要形成完整的社会性别理论体系就更难了，显然不利于女性主义理论纳入主流文化和知识体系。第二，受意识形态和历史条件、社会发展水平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社会性别理论也受到一些质疑。例如，它认为性别完全由社会文化建构的，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关系，有忽略自然的性别差别和贬低女性气质的色彩。它在研究性别压迫时忽视和
模糊了阶级压迫，认为男性中心的文化建构是导致女性从属地位的主要原因，片面归咎于社会文化和男性压迫。
尽管社会性别理论发展还不够成熟，但是社会性别理论仍然不失为分析性别问题的一个独特视角，是认识性别问题的一个有效工具。它不仅是一种崭新的理论观念，更是为改变两性不平等的权利关系而努力的实践。认真研究、借鉴、消化和吸收社会性别理论，结合具体国情发展本土化策略，是中国妇女理论研究面临的现实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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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反应预算概述 篇5
政府预算是分配国家资金的一个重要制度, 对于解决社会性别平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传统意义上的预算在制定政府预算的时候不考虑性别的差异, 是性别中性的, 若能在政府预算中恰当的考虑性别因素, 则基于预算的各项政府制度及经济政策将能缩小乃至消除性别不平等。社会性别反应预算就是从性别角度出发, 分析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共支出的。
一、社会性别反应预算的概念
社会性别反应预算, 是指在公共预测决算中, 充分考虑不同预算政策与决策机制所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 进而对社会性别问题做出积极的反馈与响应, 寻求社会性别因素和政府预算决策的契合点, 通过制度构建的方式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社会性别反应预算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层面的制度安排, 其核心要义在于, 聚焦于预算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性别敏感因素, 全面考查预算收支及其相关的公共政策 (公共项目) 对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 以致力于减少或消除貌似中性的财政预算政策对妇女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歧视。
二、社会性别反应预算的产生与发展
1984年澳大利亚的妇女预算报告书拉开了国际上社会性别预算的序幕。从1984年到1994年, 这10年是社会性别反应预算的萌芽时期, 在这个时期, 只有澳大利亚实施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性别反应预算, 而进行相关研究的国家还有南非、加拿大、菲律宾和英联邦秘书处。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形成的《行动纲领》中明确要求各国政府进行性别预算, 社会性别反应预算开始进入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视野中。从1995年到2002年, 是社会性别反应预算的推广时期, 这期间, 受各大型国际会议的倡导, 有更多的国家开展了社会性别反应预算。我国就是在1995年首次提出性别预算概念的。2001年3月12日, 时任九届政协委员的刘海荣在政协四次大会上发言, 建议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建立专门的性别预算。到2000年初, 国际上先后有4个地区的20个国家开展了性别预算行动, 而到2002年底, 世界上就有50个左右的国家开展了社会性别反应预算。
2003年至今, 是社会性别反应预算总结探索的新时期, 在总结和评价以往经验的基础上, 国际社会对社会性别反应预算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截至2007年, 世界范围内已经有73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社会性别反应预算, 分布在除南极洲以外的六大洲, 但是主要集中在非洲和欧洲。
三、一些国家的主要实践
不同的国家实施社会性别反应预算的方法是不同的, 但是都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一)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最早进行性别预算的国家, 其基于的基本分析框架是三类法, 这一分析方法是将公共支出分为三类, 即与性别相关的支出、公务员平等机会支出和其余的对性别造成影响的一般性支出。这一分类方法说明如果只关注分配给第一类别的有限资金, 就会迷失性别预算实践的目标。另外, 与政府官员合作时, 这一方法也可以强调政府应该将关注点从给女性公务员提供的机会 (第二类别) 转移到政府支出给公众带来的影响 (第三类别) 。
澳大利亚的女性预算产生于政府内部, 是一项官方措施, 多数州政府的报告是以政府预算文件的形式出版的。政府会向女性通告报告的结果, 并且公布政府对实现性别平等和促进女性参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
澳大利亚女性预算是围绕“女性”而非“性别”展开的, 容易使人混淆“女性”与“性别”的概念, 误导分析过程, 不一定会推动性别公平。
(二) 南非。
南非有两种不同的性别预算, 一种是非政府组织和议会参与的, 另一种是由财政部领导的在政府部门内部实施的预算。第一种方法取得的成效更加明显, 这种方法基于的基本分析框架是五步法:分析女性、男性, 男童和女童的状况;评估政策的性别敏感度;评估预算分配;监测公共支出和服务提供;评估结果。
在实践的过程中, 第二步评估政策的性别敏感度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 它需要搜集大量的数据和事实, 否则预算内容会显得空洞。这一方法相对于澳大利亚的三类法来说, 是围绕“性别”展开的, 考虑到了性别和其他原因造成的不平等。
(三) 菲律宾。
菲律宾政府在1994年采纳了“社会性别和发展”预算政策, 后来逐步扩展到地方政府层面。菲律宾的性别预算起初将重点放在关于妇女的项目上, 但是在提交报告的机构中, 很多根本没有达到当初要求的政府每个部门在性别与发展方面的投入不得低于5%的目标, 而且社会性别与发展所获得的预算也低于总预算的1%。
(四) 英国。
1989年英国成立了女性预算小组, 预算小组的大部分工作并不是围绕支出项目进行的, 而是围绕税款和救济金进行的。预算小组的成员包括可以用政府官员能理解和交流的专业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人员, 而且他们采取的研究方式符合政府的“证据型”政策分析, 使得他们可以通过高层政府官员和大臣来影响政策的进程。
(五) 印度。
印度的性别预算工作有多种模式, 这主要是由该国的规模、从事性别预算工作者具有多样性、预算工作在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进行决定的。印度政府内部的性别预算开始于1997年到2002年的第九个5年计划中。2004年财政部成立的专家组对性别预算提出了一些建议, 建议成立跨部门的性别回应预算委员会, 而且对各部门的工作结果进行跟踪监控, 并分析年度报告中费用支出流向人员的情况。经过几年的发展, 现在印度有50多个部委和部门都设有性别预算单位。
四、社会性别反应预算的作用
目前, 虽然社会性别反应预算还没有很完善的机制, 各国取得的效果也不尽相同, 但是它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一) 有利于促进性别平等。
社会性别反应预算所追求的核心目标就是提高妇女地位, 促进男女平等。但是, 它并非就性别问题单独编制的一份预算, 更不是在预算分配中机械地强调男女两性获得相等份额的预算资源, 而是指在公共预算决策中充分考虑不同预算政策与决策机制, 所可能产生的不同社会性别影响, 进而对相关社会性别问题作出积极的反馈与响应, 进而寻求社会性别因素和政府公共预算决策契合点, 通过制度构建的方式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 有助于改变妇女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 也有助于改变女童在受教育等方面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二) 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
根据一些国家的调查可知, 经济效率低下及人类进步缓慢也有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原因。若能让妇女有机会拥有更多的资源, 那将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戴安娜·埃尔森认为“认识到社会性别不公正是导致效率低下的问题之一, 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把妇女视为用来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源。而是说, 如果妇女自己能够对资源有更好的把握, 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将可以获得更多。但是, 如果社会性别不公正依然继续, 整个社会就仍然会遭受损失”。
(三) 有利于增加政府决策的透明度。
乌干达议员温妮·拜恩义玛 (2000年) 指出“社会性别预算计划反映了政府的管理系统向着更开放、更多参与和更多反馈的方向转变。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应该给处于贫困中的和被排斥的人更多的政治声音, 并影响公共资源的分配能够更有益于他们。民主不仅仅意味着参与和包容, 同时也意味着消除贫困”。
开展社会性别敏感预算能够提高妇女关注、保护自身利益的意愿和能力, 经过培训和学习之后, 能够对预算的全过程进行监测和评估, 增加了预算的透明度, 有利于预算的有效实施。社会性别反应预算也可以让更多的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参与到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辩论这个重要的区域, 使政府的决策更加民主, 加强了经济管理能力。
(四) 有利于加强政府的政治责任。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召开, 会议上通过的文件, 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到2000年为提高妇女地位前瞻性战略》,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行动纲领》,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五周年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成果文件》, 联合国千年峰会上签署的《千年宣言》,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会议签署的《亚太地区“北京+10”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大紫皮书》,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会议通过的《北京+10宣言》等等文件, 表明各国政府在“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主流”方面取得了共识, 在对保护妇女人权和实现性别平等等方面做出了政治承诺, 要践行这些承诺, 就要在经济和财政政策上体现出来。运用性别预算分析政府的活动, 可以确保政府将自己做出的承诺付诸于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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