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传播（精选6篇）
家庭传播 篇1
前言:家庭, 传播
家庭, 是建立在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之上的亲属共同生活的社会共同体。作为社会个体直接生存于其中的组织结构,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 它以家这个物理空间为物质基础, 为个体的社会生存提供安定的场所。由于学习、工作或者生存的需要, 个体在其漫长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 经常会发生空间上的位移形成个体化的流动。有时家也随着个体的流动而迁移, 倘若迁移者没有举家搬迁, 此时, 个体犹如一只放飞的风筝, 尽管飞得高远, 但总有一根线与远处的家相连, 无法割断。这一点, 在当下的中国表现得最明显的是流动的民工, 为了生计, 他们不得不抛妻别子, 走出农村, 千里迢迢进城务工。这些流动的个体可以离开空间意义上的家, 但始终无法摆脱家庭。
之所以如此, 家庭还包含了一项更深层次的内容。它是社会结构中的一种关系, 而且是个体生存所依附的根本关系, 构成个体日常生活实践的关系基础。当然, 作为一种空间关系, 就个体而言, 家庭远远超越一般的社会共同体。毕竟对于个体而言, 家是其最重要的生活空间和最早涉入的传播空间, 也是个体建立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起点。个体不仅在家中成长, 更是从家庭走向社会。
传播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手段, 是人类日常生活实践的主要内容之一。就个体而言, 传播不仅是个体社会生存的必要手段, 更是参与社会竞争的关键要素。既然个体的社会化生存总是始于家庭, 那么, 关注家庭中的传播活动不仅是研究个体的基点, 更是研究家庭和洞察社会的一面镜子。
一、家庭与传播的内在关联
作为人类日常生活实践的表现形式, 传播是社会个体之间形成和维系特定关系的前提, 家庭也不例外。我们的家庭是通过社会交往建构的, 家庭成员关系是通过传播活动维系的。人们如何在社会交往中建构家庭?家庭与传播存在什么样的关联?
家庭与传播的关联可以从家庭的建构和个体的社会化两个维度来理解。传播是家庭成员建立、维持和消解关系的媒介物。尽管从内容上传播是信息的传递, 但从社会个体角度, 传播是个体之间发生某种关系的媒介;对于彼此陌生的两个个体, 传播是彼此沟通走在一起的桥梁。传播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传受者之间关系的好坏, 反之亦然。以家庭为例, 组建新家庭总是从谈恋爱开始。婚前的恋爱始于传播, 谈恋爱, 重在于谈, 而后产生爱。谈的过程就是沟通的过程, 恋爱期间互动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情侣关系的亲疏远近。男女双方第一次见面后, 随着彼此的初步好感和互信的逐步增加, 约会的次数渐趋频繁, 交谈的内容自然由浅而深, 从公共话题转移到私密话题, 关系由生疏到亲密。只有交谈, 男女双方才会对对方有更多的了解, 有了深入的了解, 才知道自己与对方是否合适。如果双方首次约会的互动就不顺利, 彼此也就不会有继续交往的愿望。谈恋爱的过程是男女互动传播的过程, 实质上是家庭传播的婚前奏鸣曲。
随着互动的频繁, 男女感情升温, 开始明确为情侣关系, 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谈婚论嫁也就水到渠成。结婚后, 男女之间从陌生人结为夫妻成为一家人, 每日朝暮相处。此时的传播活动不同于婚前的谈恋爱, 因为知根知底, 彼此之间鲜有对对方未知方面作一步了解的传播动机。夫妻之间谈得最多的是共同的家庭生活的日常琐事, 这些程式化的家庭传播活动通常缺乏恋爱时期的那种探索异性的冲动感和新鲜感, 故而正常情况下的家庭传播是例行的、平淡的。在家庭日常生活中, 夫妻之间交流顺利, 没有传播障碍时, 自然传播效果良好, 表征在家庭中是夫妻关系和谐家庭和睦。反之, 就会出现传播的非正常状态, 或争执, 或冷战。前者是传播的过度行为, 后者是传播的停滞状态。无论争执抑或冷战, 这种传播的异常状态必然影响关系的和谐。在婚姻生活中, 传播被视为维持良好的夫妻关系和促进家庭和谐的润滑剂。一旦传播发生异常, 润滑剂失灵, 夫妻关系就会出现裂痕。
所以, 传播是婚后维系夫妻关系的媒介物, 互动的质量成为夫妻关系是否和谐的重要信号。当夫妻二人无法克服传播的障碍时, 不但传播质量差, 关系也随之变得紧张, 紧张到一定程度就致使婚姻的破裂——离异。不管导致离异的直接导火线是什么, 从传播学角度看, 夫妻二人在家庭传播上已无更多的共同话题, 也不愿意继续交流, 失去了彼此沟通的兴趣, 二人正常的家庭传播活动出现不可逾越的严重阻碍并难以为继, 无奈之下选择家庭的终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传播极度不畅可能会消解婚姻。当然, 传播是否畅通, 主要取决于作为传播者的夫妻双方, 不过, 各种外在因素也会影响家庭传播的质量, 此处暂不深入探讨外部因素对家庭传播的影响力度。
总之, 传播贯穿了家庭的全过程, 从婚前的谈恋爱到婚姻的解体, 无一不与传播密切相关。
前文提到, 家庭的建构始于社会交往, 传播是家庭生活的媒介物, 这是从家庭变迁的视角考察传播活动。在个体层面, 家庭传播对家庭成员尤其是对儿童的成长有着显著影响, 家庭传播是个体初步社会化经历的机制。
个体的生存离不开社会, 尽管成长于家庭, 但最终融入社会。家庭是个体社会化过程的起点, 个体正是通过对家庭成员的观察和与之互动学会了交流。个体在家庭传播中形成的规则很多时候同样适用于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 例如, 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 长幼之序是基本要义。晚辈与长辈存在一定的权力差距, 子女与父母等长辈之间的交流必须遵循父权制的礼仪规则:交谈话题有禁忌, 语言表达必须注意遣词用语, 乃至说话的语音语调都得显示作为晚辈的谦虚谨慎, 尤其在子女与父亲之间更是如此。在身体语言上, 晚辈见到长辈要作揖请安, 以示尊敬。这些规则对晚辈是种精神上的无形约束, 使得他们在长辈面前谨言慎语, 毕恭毕敬。相比之下, 兄弟姐妹之间在家庭中具有平等的地位, 无论是说话的内容、方式还是身体语言都更随意。个体在家庭中的传播活动必须遵守既定的家庭规制, 家庭规制是社会伦理规范的一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 家庭成为个体进入社会开展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先期试验田。
当然, 由于社会整体环境的变迁, 家庭传播的规则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现代社会, 随着封建父权制的式微, 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深入家庭。晚辈见到长辈不必请安作揖了, 只需语言上打个招呼表达问候即可。在家庭日常生活中,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交流也多了些亲情和温馨, 少了些威严下的心理隔阂。
家庭传播还影响个体的传播素养和传播能力。中国人常说孩子需要家教, 家教就是父母在家中对孩子进行社会规范的引导, 教会他们怎样尊重他人, 懂得如何与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沟通, 拿捏好说话的分寸, 明白行为的边界。孩子在与人相处时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 反映了自身的素养。在传统观念中, 中国人认为这个孩子有家教有教养, 实则是懂得人情世故, 为人处事合乎社会规范的良好标准。不过, 从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来看, 父母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告知孩子待人接物的社会基本规制, 是在为孩子社会化生存准备条件。因为孩子的传播能力影响了他们将来参与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活动, 从而影响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说到底, 个体的传播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交往能力, 而拥有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有利于参与社会竞争。
家庭传播还反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 折射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家庭既是一种关系, 也是一个存在关系的空间;用社会学的术语说, 它是一个具有差序格局的场域。布迪厄认为, 根据场域概念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思考, 所谓场域, 就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1) 在场域中, 占据了一些特殊位置, 就获得权力 (或资本) 的主动, 并在关系中起着优势支配地位。场域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主导者的思想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场域的运行规则。譬如, 在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中, 通常存在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在家庭互动中, 谁占据传播的主动权, 谁的话语权重更大, 谁拥有最终话语权。考量这些问题, 揭示的是家庭成员在家庭这个场域中各自所处的位置。家庭成员通过传播活动维持家庭的运行, 家庭传播活动必须符合家庭场域运行的逻辑, 这个逻辑就是社会的基本规范, 因为家庭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当然, 即使在同一时代的同一国度里, 不同的家庭其运行规制也有差别, 这就取决于家庭中作为主导者的父母的传播理念。
其实, 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相对稳固的传播机制。这个传播机制蕴含着一套自己的价值理念, 正是这套家庭价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个体的特质, 也区分了散落在社会角落的各个家庭。蕴含家庭价值理念的传播机制是隐形的彼此共同遵守的传播模式。它规约了每个家庭成员在家这个共同的传播空间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相互之间的权力差距有多大。当然, 家庭成员的宗教信仰、教育水平、经济收入乃至传统文化和政治环境等各种内在和外在的要素都对家庭传播机制产生显性或隐性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通过传播活动, 形塑了具体的家庭传播模式, 也最终建构了相对稳定的家庭关系。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比如, 家庭成员的年龄的增长, 职位的升迁, 收入的变动, 知识的积累等等都会影响到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角色变化和权力差距, 从而影响家庭传播模式的微调, 家庭关系也随之或多或少发生变动, 变动幅度的大小直接影响了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家庭传播机制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调试, 以适应内部结构调整和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
二、家庭传播的命题与范畴
家庭传播不等于发生在家中的传播活动, 在家这个空间中与家庭成员之外的人进行的传播只是普通的人际传播。何为家庭传播 (Family Communication) ?家庭传播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言语和非言语信息交换 (Epstein, Bishop, Ryan, Miller, &Keitner, 1993) 。它必须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 而不一定发生在家中, 尽管大多数情况下的确如此, 所以家庭传播是一种关系意义上而非空间意义上的传播活动。言语是家庭传播活动的基本工具。我们在与家人沟通时使用普通话还是方言, 正式语还是俚语, 长句还是短句, 疑问句还是祈使句, 海外华人家庭中是用母语还是外语交流, 与不同的家庭成员交流时的语音、语调有何不同, 这些语言要素都是家庭传播的研究对象。但家庭传播并不局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语言层面, 甚至于谈话时的手势、面部表情、身体姿势等非语言因素都得一一考量。进而言之, 家庭成员之间在日常生活中说些什么?怎么说的?何时说的?为什么说?产生何种效果?这些贯穿传播过程的各种要素也是家庭传播的研究对象。
家庭传播研究哪些问题?其研究范畴的边界在哪里?对此, Anita在《家庭传播手册》一书中有着详细的阐述。根据该书的描述, 家庭传播研究主要包括:家庭生活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传播活动, 例如, 婚前恋爱、结婚、初为父母、离婚、亲人去世等;不同类型家庭的传播活动, 例如, 完整家庭、单亲家庭、离异家庭、再婚家庭和同性恋家庭中的传播活动及其特征;家庭成员的关系传播, 例如, 夫妻之间的传播、父亲与子女的传播、母亲与子女的传播、祖父母与孙辈的传播、兄弟姐妹之间的传播、青春期的子女与父母的传播、婚后的子女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传播等;家庭传播过程的研究, 包括家庭中的隐私、家庭传播的劝服、情绪与家庭传播、仪式与家庭传播等;传播与当代家庭问题, 例如, 家庭暴力与家庭传播、大众媒介与家庭传播、吸毒酗酒与家庭传播、家庭互动对家庭成员健康的影响等。这些研究几乎涵盖了与家庭有关的所有方面, 大致归纳为家庭发展时间轴、家庭类型、家庭成员关系、家庭生活过程和家庭问题研究这几个层面。
过去, 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于家庭传播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家庭研究者关心家庭的发展变迁, 社会学者重在研究家庭中的社会问题, 社会心理学家关注家庭成员的心理层面, 而传播学者注重研究传播活动。在跨学科研究渐成潮流的语境下, 这样的研究边界逐步模糊。
三、家庭传播的研究缘起
从社会整体来说,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石。作为社会实体单位的家庭各具特色, 其主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由其成员的交往方式界定。家庭中发生的传播活动对个体的影响举足轻重。在任何家庭中, 父母之间的关系及对话方式、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频率及交流时所持的态度、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相处等等, 无一不对个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早在1926年,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Ernest Watson Burgess指出, 家庭是个性互动的统一体, 正是在家庭这个互动群体中个体形成了其早期性格和基本特征。故而, 相比较其它的传播类型, 诸如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 家庭传播是个体最早接触也是最重要的传播活动, 因为个体以家庭为圆心延生了广泛的人际传播 (此指个体与家庭成员之外的人进行的面对面的人际交流) 和组织传播, 个体进入社会参与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活动很难不受到家庭传播的深刻影响。
不过,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领域, 家庭传播被纳入到学术研究范围, 这是相对较晚的事情。早期的研究源于新兴交叉学科对人际关系研究的关注,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早期研究为家庭传播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前期的基础。前者注重人际交往中个体层面的心理学研究, 后者关注人际关系整体系统中社会系统层面的宏观分析, 二者的结合将人际关系研究转向个体和社会系统的关联上。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 影响家庭结构的价值观、行为和社会环境经历了巨大的变迁。Fitzpatrick和Vangelisti认为, 西方的家庭能够经受这样的变迁, 表明家庭本身具有可塑性, 可塑性得益于家庭成员的沟通方式。 (2) 起源于西方的家庭传播作为一门学术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展开。
早期的研究关注婚姻的调试 (Bochner, Krueger, &Chmielewski, 1982) 以及青少年与家庭成员及亲友之间的互动 (Rawlins&Holl, 1988) 。直至20世纪80年代, 西方的传播学者才加入跨学科的对话之列, 他们从人际传播和小团体传播研究出发, 进而拓展到家庭传播。起初, 家庭传播研究者们关注不同家庭类型中其成员之间传递信息、话语表达以及信息传播的过程, 他们大多把传播当作一个先决变量从信息传递模式上来研究家庭。
20世纪90年代, 家庭传播研究拓展到更为广泛的范围, 例如, 离异 (Graham, 1997) 、再婚 (Baxter, Braithwaite, Nicholson, 1999;Gissina, Cox&Bochner, 1990) 和同性恋父母 (West&Turner, 1995) 。 (3) 此时的家庭传播研究从关注家庭开始, 延伸到家庭的变动, 以及传播与家庭变动的相关性等。
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极大地帮助人们理解传播对家庭成员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他们描述了导致婚姻不幸福的传播模式 (Gottman&Krokoff, 1989;Heavey, Christensen, &Malamuth, 1995) , 明确了家庭中传播行为与特定人口变量之间的关联 (Conger, Ge, Elder, Lorenz, &Simmons, 1994;Conger, Rueter, &Elder, 1999) , 揭示了家庭成员交往中某些行为实践的意义 (Baxter, Braithwaite, &Nicholson, 1999;Leeds-Hurwitz, 2002) ;并向我们展示了上一代的传播模式如何影响下一代的行为 (Cummings, Goeke-Morey, Papp, &Dukewich, 2002;Goodman, Barfoot, Frye, &Belli, 1999) 。 (4) 在西方, 家庭传播研究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在研究广度上, 它从单一学科走向了跨学科研究, 这有利于吸纳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 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 同时开创了研究的多维度。在这种多元学科的背景下, 家庭传播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命题。不过, 迄今为止, 家庭传播依然只是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 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理论, 尚未上升到一门独立的科学层面。当然, 人人都生活在家庭里, 人人也都需要传播, 家庭和传播是个体必须面对的两个终生命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家庭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结语:研究家庭传播的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 家庭的和谐不仅事关社会个体的幸福感, 也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传播一方面参与了家庭发展的整个过程, 另一方面也对个体的社会化生存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家庭传播, 是研究家庭变迁和个体社会化的重要路径。当然, 对于正在兴起的中国传播学科来说, 从家庭视角研究传播活动, 开拓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
摘要：作为社会共同体, 家庭既是一种关系也包含着空间结构。家庭关系是个体最重要的社会关系, 家庭空间是个体走向社会前最早接触的传播空间, 家庭与传播有着天然的勾连。传播是日常生活实践的主要内容, 它贯穿了家庭从建构到消解的全过程。但就家庭成员个体而言, 发生在家庭中的传播活动是个体走向社会化的预演, 对个体的社会生存至关重要。研究家庭传播是研究家庭的新路径, 也拓展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家庭,传播,家庭传播,共同体,个体
注释
11 布尔迪厄、华德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中央编译出版社, 李猛、李康译, 2004年4月版, 第133页。
22 Ascan F Korner, Mary Anne Fitzpatrick:Communica-tion Theory, 2002 February, P70.
33 Kathleen, M.Galvin (2014) .The Family Communication Tree:Deep Roots, Strong Branches, 载于Lynn H Turn-er, Richard West, The SAGE Handbook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P2.
44 Anita L.Vangelisti, Handbook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Mahwah, NewJersey, 2004, Pix.
麻疹家庭内传播干预措施效果评价 篇2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病例来自2014—2015年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报告的麻疹疑似病例,采集病例血标本和咽拭子开展检测,确诊麻疹病例。根据《全国麻疹监测方案》(2014版),麻疹实验室确诊病例定义为:(1)血标本检测麻疹Ig M抗体阳性者;(2)咽拭子标本检测麻疹病毒核酸阳性或分离到麻疹病毒者;(3)恢复期血清中麻疹Ig G抗体滴度是急性期4倍多,或急性期抗体阴性而恢复期抗体阳转者。
1.2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设计,参考美国CDC BUT-LER等
以家庭获得性病例家庭为病例组,社区病例家庭为对照组,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病例对照研究。按照中国CDC《麻疹疫情调查与处置技术指南》(2013版)对麻疹疫情采取隔离分居,3 d内应急接种、开窗通风、现场消毒、健康教育、个人防护等干预措施,对比干预措施实施后续发病例情况,评价干预措施效果。采用非匹配设计,对照组由病例组所在地区选择具有相似家庭人数和构成的社区病例按照1∶2比例纳入。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Excel 2010进行数据的录入和整理,SAS 9.0完成数据分析。非正态定量资料采用中位数(M)和四分位间距(IQR)描述,Wilcoxon秩和检验来统计分析;运用分类资料χ2检验比较不同率的差别;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干预措施效果OR值及95%可信区间(CI),逐步筛选法(Stepwise Selection)确定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
2 结果
2.1 天津市麻疹家庭感染状况
2014—2015年天津市麻疹监测系统共报告麻疹确诊病例3 022例,其中家庭获得性疫情32起(病例组),涉及病例68例,实验室确诊66人(97.05%)。病例分布在天津市12个区县,覆盖全市16个区县的75.00%。32起疫情中,30起为医疗机构网络报告,1起为疾控机构流行病学调查时发现,1起为社区居民主动报告。家庭获得性病例35例,占监测病例总数的1.16%;发病时间集中在1—4月份,占94.28%。家庭获得性病例与家庭首发病例出疹时间间隔M=11 d,IQR=8~13 d,见图1。对照组共纳入64个社区病例家庭,涉及病例64例,实验室确诊64人(100%)。
图1 2014—2015年天津市麻诊家庭获得性病例出疹时间间隔
病例组共有家庭成员121人,每家2~7人,M=3人/家庭,IQR=3.00~4.50人/家庭;对照组家庭成员206人,每家2~5人,M=3人/家庭,IQR=3.00~4.00人/家庭。Wilcoxon检验表明,两组家庭成员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8,P=0.04)。
2.2 干预措施效果评价
对病例组和对照组家庭实施疫情干预,干预措施实施情况见表1。
单因素χ2检验显示两组间干预措施仅隔离分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43,P=0.03)。多因素逐步回归logistic分析显示,只有隔离分居是影响因素(χ2=6.00,P=0.01),OR=0.27(95%CI为0.10~0.77)。病例从出现发热症状到医疗机构诊断报告的平均时间为4.75 d,从医疗机构报告到开展应急接种的平均时间为1.81 d。
2.3 隔离分居效果分析
病例组和对照组96个家庭中,77个采用了隔离分居措施,其中发生了21起家庭内传播(27.27%);19个未采用隔离分居措施,发生了11起家庭内传播(57.89%)。在77个采用隔离分居措施的家庭中,55.84%是居家隔离,44.16%是住院隔离。其中居家隔离发生家庭内传播的只有11.62%,住院隔离发生家庭内传播的比例达到47.05%,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02,P<0.01),OR=0.15(95%CI为0.05~0.47)。见表2。
3 讨论
2014—2015年天津市共收集到35例家庭获得性病例,仅占总病例的1.15%。调查发现32起家庭获得性疫情中2起患者发病后未去医疗机构就诊,表明目前实施的被动监测系统存在缺陷。病例发病后,为寻求诊断和治疗会主动去医疗机构就诊,但当家中出现同样的续发病例时,更有可能在家采用和首发病例一样的药物治疗。因此,天津市麻疹家庭感染状况应该被低估了。
表1 2014—2015年天津市麻诊家庭内传播不同干预措施[个数(%)]
表2 2014—2015年天津市麻诊家庭内传播不同隔离方式效果比较
按照国家《麻疹疫情调查与处置技术指南》(2013年版),发现麻疹暴发3 d内要及时完成应急接种,室内进行开窗通风、加强个人防护和健康教育。易感者接触麻疹病毒后72 h内,及时开展应急接种可以防止感染和诱导产生麻疹抗体,防御后续感染风险
患者隔离和个人自由是否冲突,是传染病控制面临的现实问题。隔离是一种有效的控制传染病蔓延的措施,当面对公众健康问题时,需要限制个人自由。2005年,一名巴西男子在马尔代夫感染麻疹病毒后,乘坐飞机回国,并在巴西又乘坐了4次国内航班,造成麻疹蔓延,最终73 282名密切接触者被应急接种
当前消除麻疹阶段,出现麻疹病例时,在隔离的基础上,仍应推荐开展家庭和周围社区人群的应急接种。因为疫苗接种不仅为了阻止本次麻疹病毒的传播,而且可以提高此人群疫苗接种率,预防下次麻疹疫情。美国CDC推荐麻疹暴发控制中采用隔离患者、对无免疫力的密切接触者开展暴露后免疫等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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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传播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儿科门诊2001-2010年间所接收的112位患儿病历。其父母中至少1人HBsAg阳性, 其他家庭成员的HBV感染情况资料完整;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的应用情况、婴儿的免疫状态、婴儿在完整接受乙肝疫苗3次免疫后的H B s A g及H B s A b资料完整。
1.2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 非正态分布使用中位数或百分数表示。几何滴度应用K-W检验来进行比较, 然后应用U检验进行两两比较。计数资料使用卡方检验。相关性使用斯皮曼相关性检验进行计算, 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112名婴儿均接受了3次完整的乙肝疫苗接种。父母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情况:仅母亲阳性50名 (44.6%) , 仅父亲阳性57名 (50.9%) , 父母均阳性5名 (4.5%) 。乙肝免疫球蛋白应用情况:婴儿于出生后及时给予了乙肝免疫球蛋白110名 (98.2%) ;未接受足够剂量乙肝免疫球蛋白应用的婴儿1名 (0.9%) , 其HBsAb水平为100U/L;未给予乙肝免疫球蛋白应用的婴儿1名 (0.9%) , 其HBsAb水平为1 0 U/L。
2.2 血清学检测结果
婴儿H B s A b水平:≥1 0 0 U/L58名 (51.8%) ;10～99U/L 33名 (29.5%) ;<10U/L 21名 (18.7%) , 其中包括血清反应阴性的13名, 均进行了第二次完整乙肝疫苗接种 (3次) 。仅有1名 (0.9%) 婴儿在补充了乙肝免疫球蛋白以及完整的乙肝疫苗接种后仍旧感染了慢性乙肝, 其母为乙肝表面抗原阳性。HBsAb水平及血清阳性情况见表1。
由表1可见, 父亲H B s A g阳性组婴儿的H B s A b水平最高, 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两组性别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着血清学检测时间的延长, 抗体滴度呈下降趋势, 二者之间为负相关关系 (r=0.416, P=0.0001) 。
3 讨论
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 是针对父母中至少有一个是HBsAg阳性的健康儿童进行的门诊随访的功能分析。在美国, 对HBsAg阳性母亲所产婴儿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表明, 91%的婴儿接受乙肝免疫球蛋白, 有50%～85%的婴儿接受了免疫接种的全过程, 但并非所有的婴儿都是在正确的治疗时间内进行的免疫接种[1]。
尽管伴随HBV免疫接种的完成, 无论是HBV感染数量还是血清学检测都趋于乐观, 但由此更可引发对加强疫苗的重视程度的降低, 从而使儿童陷入危险的情况。部分研究表明, HBV高危新生儿接受完整及时的血清学检测并不多。有报道, 249名HBV高危婴儿中, 仅有33%的婴儿接受了疫苗接种后的血清学检测。Boot等[2]也报道, HBsAg阳性的父母所生的子女不仅需检测HBV抗体水平, 并且应及时检验乙肝表面抗原。
本研究组疫苗应答与以往研究一致, 都为88%左右。Healy等[3]报道, HBsAb水平在89%～97%之间。HBsAg阳性母亲所生的宝宝尽管进行了免疫预防, 仍有可能感染HBV。研究表明, 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母亲增加了婴儿感染HBV的风险, 围生期母婴传播也与母亲乙肝病毒承载量有关[4]。
本研究结果表明, 抗体水平与疫苗接种后的血清学检验时间之间为负相关关系, 随着时间的增加, 抗体水平呈下降趋势。在美国曾进行过的研究中, 抗体滴度水平在疫苗接种后4个月的时候比4～12个月时更高。在其他已报道的研究中, 婴儿接种时间≥18个月时, 抗体水平近于阴性。
综上所述, 尽管更多的儿童主动进行了疫苗接种和血清学检验, 但在接种后, 血清学检验不足。建议常规产前H B s A g检查及婴儿免疫计划筛选可减少婴儿H B V感染的风险。
为了广泛预防和治疗乙肝, 建议所有孕妇都进行HBV筛查, 并给予HBsAg阳性的妇女生育的婴儿24h内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 同时注射乙肝疫苗, 于1、6个月后注射两次加强疫苗。疫苗注射后要检验HBsAb水平以及HBsAg, 并于9及18个月后重新检验。HBsAg阴性且HBsAb≥10U/L的婴儿即有了血清免疫力, 无需进一步举措, HBsAg阴性且HBsAb<10U/L的婴儿须再次进行乙肝疫苗接种[4]。
参考文献
[1]Euler GL, Copeland J, Williams WW.Impact of four urban perinatal hepatitis B prevention programs on screening and vaccination of infants and household members[J].Am J Epidemiol, 2003, 157 (8) :747-753.
[2]Boot HJ, HahnéS, Cremer J, et al.Van Loon AM:Persistent and transient hepatitis B virus (HBV) infections in children born to HBV-infected mothers despite active and passive vaccination[J].J Viral Hepat, 2010, 17 (12) :872-878.
[3]Healy CM, Cafferkey MT, Butler KM, et al.Antenatal hepatitis B screening-is there a need for a national policy?[J].Ir Med J, 2001, 94 (4) :111-112.
家庭传播 篇4
关键词：娱乐,传播学,解读
全家参与——“接近权”的满足
由于娱乐节目的特殊性质, 注定其定位一定要体现“亲近大众、娱乐平民”的原则, 否则就难以让人“胃口大开”。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发展到今天, 满足观众表演欲望并为其提供舞台的参与性娱乐节目已渐渐成为新的收视热点。这不仅仅因为此类节目能够满足观众渴望认同的心理, 获得一种融入群体的力量感。而且从传播学角度看, 平民化道路最大限度地迎合了受众使用和参与媒体的需要, 实现了对受众接近权的满足。在当前青年选秀活动一片火暴, 《超级女声》等地方娱乐节目遍地开花的时刻, 上海卫视却另辟蹊径, 把触角伸进了家庭娱乐这一空档, 不愧为吸引观众眼球的明智之举。
从创意形式来看, 与央视巨头打造的《梦想中国》所不同的是, 该节目的设置上少了几分硝烟弥漫的火药味, 而更多了几分亲切与温情。节目以家庭为参赛单元, 在接近权上作了更进一步的探索。传播理论认为:媒介内容能否最大限度的满足受众需求, 是实现接近权的前提。受众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体, 他们和媒介接触都是基于特定的需求来“使用”媒介, 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 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 受众对媒介的需求已开始转化, 他们更希望能在媒介营造的虚拟空间中得到身心的放松与压力的缓释。《全家都来赛》恰恰抓住了观众的这种心理, 将轻松愉悦的家庭舞台搬上荧屏, 全家同台的欢乐、参与者独具创意的表演、滑稽的动作甚至跑调的唱腔、评委点评时的轻松用语, 一切都显得真实自然, 节目形式的轻松随意, 使它从一开始就同其他专业性的选拔比赛区分开来, 宛如一场规模空前的家庭盛会。
反观以往的娱乐节目, 受众群体都有被过度窄化的倾向, 邀请明星的精英娱乐, 吸引的只是追捧明星、追求时尚的年轻一代观众, 这使得节目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全家总动员》在这一点上作了大胆的突破, 号召全家参与、分享欢乐, 因此有效聚集了老、中、青三代家庭成员的目光。除此之外, 上海卫视也利用自己庞大的资源优势, 在全国九个赛区乃至全球范围内举行了400多场选拔赛, 利用大众传播的造势与人际传播的扩散, 将一种乐观、健康、积极向上的家庭生活观念传递给全国观众, 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场“健康”风暴, 扩展成了一场全民的娱乐运动。
自主创意——“话语权”的下放
近些年来, 随着人们价值观的变化, 受众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显著增强。面对媒体的自主意识不断强化, 广大受众不仅要求直接参与媒体的各项活动, 而且要求更进一步接近媒体, 在媒体上自由、公开地发表意见、表达观点, 即希望获得“话语权”。
受众的这一心理变化预示着:传统电视节目把受众当作信息被动接受者的“魔弹论”时代已经过去。要想获得受众认可, 提升收视率, 媒体就必须改变以往以“推”为主的单向传播模式, 用平视的眼光看待受众, 让受众地位变“配角”为“主角”, 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说话”欲望。以此为基点, 《全家都来赛》打破了传播者对话语权的垄断, 将其分配给了受众。这种分配, 既不同于某些谈话类节目把话筒交给观众的做法, 也不完全同于当前娱乐节目普遍采用的大众投票行为, 而是选择将创意权交给受众, 由参与者发挥想象、自编自演, 节目重在考验家庭的创意能力、协调能力以及默契程度。
可以说, 《全家都来赛》的舞台完全地交给参赛家庭, 由他们尽情挥洒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有参加比赛的家庭, 没有一个是专业的家庭, 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庭, 从地方选拔开始, 没有做过任何训练, 只是导演组在审节目时给了一些建议。这与其他很多娱乐、竞赛类节目相异, 如火暴一时的《非常6+1》的参与者也必须经过定期的相关培训、形象设计才能最后走上舞台, 参与者的自主创意权、话语权仍然受到限制。而《全家都来赛》显然具有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这使得参与者的自我表现需要得到极大的满足。
按照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 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当媒体、电视节目给了受众最高层次需求的满足时, 受众便获得了地位的上升, 同时也自然产生了对媒体、节目的认同感。与其他选秀节目相比, 《全家都来赛》最突出的特色是以家庭为最小参赛单元, 是以创意展示为主要特点, 而不是侧重才艺展示。这是《全家都来赛》区别于其它选秀类节目的最大特点。”
契合传统——“家庭观”的弘扬
电视传播者在采集、播出信息时, 要遵循一系列的选择标准, 即价值取向。而文化背景作为电视传播的环境因素, 也必然制约着传播主体的价值取向。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 传统道德观念根深蒂固。因此, 文化适应原则成为电视节目制片人、编导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方面, 中国社会结构模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社会根基, 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特点。《全家都来赛》很好地契合了重视家庭伦理道德这一传统的文化价值取向, 以家庭为单位参与节目在国内首屈一指, 它不仅通过电视这一辐射面广、影响力大的媒体展示了一家人同心协力、公创佳绩的比赛场景, 更重要的是, 它以电视这一独特的视觉造型手段描绘了一幅温馨和谐、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画卷。节目将竞争与伦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这让笔者不由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五好家庭”的评比, 那红彤彤的奖牌往家门口一挂, 引来多少羡慕与赞叹的目光, 并成为大家争相学习的典范。那种良好的社会风气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全家都来赛》不仅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弘扬, 更是社会良好风气的一种延续, 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人情淡漠、道德下滑的社会里, 它正体现了一种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因此, 节目创造出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广泛的影响力就在情理之中了。
另一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 讲和合、重统一, 所以中国人自古就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和谐, 强调集体主义。因此, 《全家都来赛》一改许多娱乐、竞赛类节目崇尚个体竞争的模式, 而以展现家庭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集体创意作为节目的宗旨与定位, 才艺展示实际上已退居其次, 只是节目的表现手段而已。从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和集体主义观念出发, 《全家都来赛》显然比追求个人主义类的节目如《超级女声》等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从《全家都来赛》节目中领会其隐约提倡的一种开明的、宽松的家庭教育模式。因此, 该节目不仅树立了新“五好家庭”的典范, 对于孩子的家庭教育也富有积极的成效。
在高唱媒体产业化的今天, 中国电视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 正如当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必将经历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一样, 传播者终将走下高贵的神坛, 与受众同呼吸共命运。事实证明, 随着受众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自主意识的增强, 传统意义上把受众当作信息靶子的时代已经结束, 传播者只有尊重受众需求, 把握受众心理变化, 以受众为本位,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在这场电视传播者的革命中, 娱乐节目一直高举创新大旗走在最前沿, 哪里有需求, 哪里就有变革。
《全家都来赛》一改以往央视曲高和寡的贵族气质, 以真实、朴素的平民风格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球, 深刻诠释了“受众本位”这一传播理念。它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它引领着电视娱乐节目市场的渐变。当然, 《全家都来赛》能否在娱乐节目相互模仿、同质化现象严重的情况下走得更远, 还有待市场的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2]吴飞《传媒批判力》.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家庭传播 篇5
1 一般资料
1.1 基本情况
患者, 女, 30岁。已婚, 小学文化。家住山区农村, 交通不便, 家庭贫困。于2002年3月出现无明显诱因的疲乏、咳嗽、咳痰、嗜睡、全身皮疹、高热 (体温在39～41℃之间) , 伴明显消瘦 (体重由55 kg降至32 kg) 左右等症状, 于同年6月5日就诊于我县人民医院, 以“肺部感染”入住内科治疗。查体:T 39.5℃, 心率较快、无杂音, 肝脾未触及, 无压痛, 腹部平坦, 无压痛及反跳痛, 意识清楚, 身体极度消瘦, 面色苍白, 全身皮疹, 全身各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胸部X线片显示, 两肺有高密度阴影, 报告为“肺部感染”。住院期间给予抗菌消炎、纠正电解质紊乱、对症治疗后效果不佳。同年8月9日由山西省艾滋病抗体确认实验室检测确诊为艾滋病。患者知道情况后自动出院, 于2002年10月18日在家中死亡。
1.2 流行病学调查
经调查, 患者于1995年10月18日结婚, 1996年2月怀孕第一胎, 同年12月29日因胎位不正 (横位) 在我县某乡镇卫生院做剖宫产时, 因在手术中大量出血造成贫血, 术后输全血400 m L.经多次单独询问患者和其丈夫均否认有供血史、静脉吸毒史和性乱史。调查发现, 给患者供血的某有偿供血员, 在当时给其他几位需要输血的患者输血后, 通过检测这几位患者均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该有偿供血员已死亡。随后将患者丈夫及女儿的血样送山西省艾滋病抗体确认实验室检测, 确认两人均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经多次调查和知情人证实患者的丈夫没有供血史、静脉吸毒史、性乱史等高危行为, 同时患者和丈夫均说明夫妻性生活很少使用安全套。目前患者的丈夫和女儿已接受国家开展的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 效果较好。
2 讨论
2.1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可以认定患者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经过5年10个月的潜伏期, 免疫力大大降低, 因肺部感染而死亡。患者的女儿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 患者的丈夫因夫妻之间性行为而感染艾滋病病毒, 是性传播所致。这是我们首次发现在一个家庭内由3种传播途径而感染艾滋病的病例。
2.2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因不规范采供血而引起艾滋病的传播, 1998年10月1日《献血法》的实施, 我县切断了经有偿供血和输血的途径传播艾滋病。因艾滋病有7年～10年的潜伏期, 故近几年陆续暴露出经血液传播艾滋病的病例。近几年, 根据疫情的发展和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 性传播已经成为当前艾滋病进一步传播的主要方式, 同时伴随着母婴传播增多。随着我县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 丧偶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再婚现象越来越多, 使得艾滋病性传播和母婴传播已经成为我县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重点。
2.3 加强高危人群的监测、检测和筛查工作, 全面开展自愿咨询检测, 及早发现经血传播和经其他途径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 观察其行为变化趋势, 分析原因, 提出针对性强的干预策略, 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发生和发展, 这已经成为有效控制艾滋病的重要措施之一[1]。
2.4 在今后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要大力开展健康教育与行为干预工作, 加大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力度, 提高社会大众和高危人群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掌握科学有效的艾滋病防治知识, 同时加大娱乐服务场所高危人群干预工作力度, 推广100%使用安全套措施。特别是对于暗娼来说, 安全套使用率必须达到90%以上, 才能阻止艾滋病的传播[2]。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进一步蔓延。
参考文献
[1]汪雁鹤, 吕繁, 王岚, 等.中国艾滋病行为监测现状与建议[J].中国艾滋病性病, 2005, 11 (5) :371-373.
家庭传播 篇6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上海市黄浦区2014年4月—2015年2月流感监测哨点医院中报告的流感确诊病例的家庭。
1.2研究方法采用1 ∶ 2成组病例研究的方法。
1.3病例组与对照组定义对流感确诊病例家庭跟踪14天后进行随访,了解家庭内流感续发的情况。根据家庭内是否出现流感续发病例建立病例组家庭与对照组家庭。
病例组家庭定义:在确诊的流感病例的家庭中出现续发病例。续发病例的定义为:1家庭内其他成员出现流感样症状;2续发病例发病前7天没有与家庭外的发热及呼吸道感染症状患者密切接触史。密切接触判定标准:共同工作学习,或其他近距离接触情况。 3续发病例需与首发病例发病时间间隔≥24 h。
对照组家庭定义:在确诊的流感病例家庭内无续发病例。无续发病例的定义为:无任何发热及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对照组家庭在所有随访符合选择条件的家庭中进行随机抽取。
1.4调查内容采用调查问卷对流感病例家庭进行调查,包括家庭的一般情况、发病就诊情况、家庭居住条件、生活卫生习惯、流感疫苗接种史等。
1.5统计学分析采用描述分析方法对统计资料进行描述,采用 χ2检验、t检验的方法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 数据录入软件采用Epi Data 3.0,统计分析软件采用SPSS16.0。
2结果
2.1基本特征病例组家庭共53户,家庭人数最少为2人,最多为5人,平均成员数为(2.68±0.73)人。对照组家庭共106户,家庭人数最少为2人,最多为7人, 平均成员数为(2.94±0.73)人。
2.2单因素分析对病例组和对照组进行单因素分析。2组的家庭人数(t=1.667,P=0.097)、家庭居住面积(t=0.836,P=0.404)、人均居住面积(t=0.157,P=0.857)、 通风时长(t=- 0.7,41,P=0.46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他影响因素用 χ2检验进行分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2.3多因素分析以是否发生家庭内传播为因变量(病例组为1,对照组为0),以研究的危险因素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变量代入方法采用直接进入法。自变量赋值情况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开窗通风每增加1 h,流感家庭内传播的影响降低0.81倍;从不使用口罩的家庭内首发病例较家庭内经常使用口罩的病例,出现续发病例的风险增加9.13倍。见表3。
3讨论
流感作为一种呼吸道传染病影响范围广泛。由于其具有强大的传播能力和致病性,往往易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方法,但在目前疫苗接种率不高、保护力有限的情况下,其他控制手段在阻止流感的传播流行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家庭内是流感传播的重要场所,对家庭内流感传播的危险因素进行控制对于减少流感在家庭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病例对照研究,我们发现家庭内流感的首发病例从不佩戴口罩较经常佩戴口罩的家庭发病危险性增高。开窗通风时间长的家庭,比开窗通风时间短的家庭发生二代病例的可能性降低。
个人的防护用品可以减少流感的传播,主要是减少对流感病毒的接触,降低被流感病毒感染的可能性。 口罩为流感的传播提供了物理防护屏障。有研究显示, 流感病例通过打喷嚏、咳嗽等排出的流感病毒会在空气中形成飞沫或气溶胶[4,5],而病例佩戴口罩可以成为物理屏障阻止流感病毒进入空气[6]。在家庭内首发病例发病后的36 h内,佩戴口罩,可以减少二代病例的发生率[7]。本次研究结果也提示家庭范围内,首发病例经常佩戴口罩能减少流感在家庭内发生二代病例的可能性。虽然现在关于口罩与预防流感的微生物或者实验室证据还比较缺乏,但不可否认口罩的使用是有效防护流感可靠和简便的方法。
注:a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
开窗通风可以去除室内空气中含有病毒的气溶胶和飞沫,对一些呼吸道疾病诸如流感、肺结核、麻疹等的预防控制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流感可以通过密切接触或近距离的飞沫传播,但是通过气溶胶进行较远距离的传播也是传播的主要方式。因此,通过通风加强空气流动,减少或稀释室内空气中携带病原体气溶胶的数量,以达到减少健康人被感染的目的。相关文献显示,室内通风对空气传播的传染病的控制具有很好的作用[8]。合适的通风可以预防空气传播疾病的传播, 通风情况不良是空气传播的传染病在家庭内传播的危险因素[9,10]。
自然通风和佩戴口罩是所有流感防控手段中最具有成本- 效益的方法[11]。在上海,流感高发的冬季与夏季,室内空调的使用时间较长,造成家庭内开窗通风的时长显著缩短,大大增加了流感在家庭内传播的可能性。同时本次研究显示,患者患病后在家中经常使用口罩的比例只有5%。口罩由于需要去药店购买以及长时间佩戴的不适感,是造成使用比例较低的原因。因此, 在流感流行季节,需要加强流感防控的健康教育宣传, 提高居民对流感传播的意识,在家中出现流感患者时能够采取最简便有效的方法进行预防,减少二代病例的发生。
但是我们也需注意到,流感如何从一个家庭成员传播到另一个家庭成员造成感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流感病毒的感染往往不是通过一种途径,而是多种途径同时作用。流感的单一控制手段可以减少感染发生的可能性,但不能完全排除被感染。就如佩戴口罩的防控方式,无论口罩滤过性和密封性多么完美,但是也要和其他防控手段共同作用才更为可靠。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摘要：目的 通过分析家庭内流行性感冒(流感)传播的影响因素,提出科学的防控措施。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选取上海市黄浦区2014年4月—2015年2月的流感确诊病例,发病后14 d随访,根据家庭内有无续发病例分为病例组与对照组,病例组与对照组的选取比例为1∶2,共选取病例组家庭53户,对照组家庭106户。进行问卷调查之后,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开窗通风时长(OR=0.811,95%CI=0.717~0.917)是家庭内流感续发的保护因素,病例从不使用口罩较经常使用口罩(OR=9.128,95%CI=2.966~28.095)是家庭内流感续发的危险因素。结论 家庭内开窗通风与病例口罩佩戴情况是家庭内流感续发的影响因素。家庭内如有流感病例,应加强开窗通风,流感病例尽量佩戴口罩,减少流感在家庭内传播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