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生机制

2024-06-26

外生机制（共7篇）

外生机制篇1

1 前言

进入21世纪, 国际航空市场快速发展, 使得处于国家安全战略地位的我国航空工业获得了急速发展的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政府对航空工业的保护减弱, 行业保护逐渐弱化的严峻挑战, 尤其是长期的计划经济环境使得航空企业的内部管理运行效率低下, 缺乏市场竞争的战略思路, 在自成体系的航空工业系统科研、生产、市场分割运行的模式下, 航空企业缺乏价值链的整合能力, 难以有效配置企业内部资源, 获取更高的经济利润。

随着航空生产进入壁垒的打破, 航空企业和其他民品企业、民营企业处于同一竞争起跑线上, 而当今的企业生存与发展高度依赖科技竞争, 但是科技竞争并不完全是科技的前沿性和先进性的竞争, 更重要的是科技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的竞争。这一适应市场全球化的经济命题带给航空企业的思考不是停留在高精尖的技术创新, 而是如何整合科研资源, 放大研发效率, 将研发成果有效地转化为具有足够市场容量的新产品。航空企业要在新的竞争环境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必须解决好经济命题提及的研发效率问题, 而研发效率提升的机制构建是解决问题对关键, 本文在剖析航空企业研发部门运行现状的基础上, 借助国内外企业研发保障机制以及我国航空企业研发特点分析, 从内生与外生两个维度探讨提升航空企业研发效率的机制逻辑。

2 航空工业技术创新模式与问题分析

杨德林等 (2004) 用审计方法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体各个能力维度的强弱或大小, 得出了中国航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一般特征:企业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吸收能力较强, 使其在制定引进技术的策略如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方面比较成熟, 但二次创新的能力较差;航空企业的技术人员在进行R&D活动时, 充分地考虑了产品的可制造性问题, 将上游的开发和下游的制造环节进行了较好的协调, 但研究开发投入强度和工艺开发投入强度较低;企业与主要用户发展长期联系以随时反馈客户信息方面有较高的频度和效率, 但在按照客户需要和产品竞争目标对创新构思和消费者偏好进行筛选与测试的重视程度不够[1]。马曙辉 (2005) 对我国航天航空工业专利工作现状的进行了研究, 从“七五”到“十五”期间, 我国航天航空工业专利申请数量少, 说明该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低, 缺乏技术创新点;专利保护意识也差, 没有形成通过专利申请鼓励创新, 形成创新思想的良好氛围[2]。

顾诵芬等院士 (2005) 认为我国在先进作战飞机、航空发动机和大型飞机研制及其基础科学研究等方面, 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需要国家加大投入以解决基础研究、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3]。

皮成功等 (2007) 研究了我国航空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比较分析认为我国航空产品稍具竞争力的多是如降落伞、航空器发射装置及其零件等一些技术层次低、附加值较低的零部件产品, 而且多为国外航空企业的转包产品。在一些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如直升机、大中型飞机等整机产品上却基本上不具备国际竞争力, 表明我国的航空工业的整体科技竞争力与国际水平相比差距很大, 科技水平亟待提高[4]。

随着航空工业成为21世纪最具赢利的行业之一, 利益的吸引和国家对航空保护的弱化, 引致民营资本不断渗透并参与大飞机的研制, 以大飞机项目为例, 民企广东昌盛飞机设计有限公司正是集中了我国散落在社会上的20位民机设计精英参与大型客机的研发, 在国家尚未对大型客机的董事长、总设计师等人员任命前, 就进行并完成了飞机的顶层设计[5]。这一现象表明我们的航空企业还要面临来自国内新生力量的竞争, 尤其是科研院所大量的人才流失为民企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本保障, 一个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短短几年已流失了好几百个有经验的设计人员, 民企的设计效率令行业震撼。

学者们的研究与行业竞争动态反应了我国航空工业目前技术创新的模式是受国际航空工业引领, 以国内航空科研单位为龙头, 围绕应用技术研究, 缺少基础技术研究, 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仿制和跟踪的发展模式。随着国际航空工业发展注重技术领先与经济适应相统一以及实现寓军于民和以军转民的统一趋势[6], 说明我国航空的企业研发工作在整个航空产品产业链中的创新价值还不高, 停留在将研发技术转化为生产的工艺设计, 缺乏自主创新的氛围、激励机制和鼓励创新的专利申请保护制度, 还没有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部门, 更无法适应国际航空业的发展趋势, 这些都将成为制约我国航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3 航空企业研发部门运行现状分析

企业研发 (R&D) 能力是技术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企业研发能力不仅是企业长期进行研发所形成的, 研发能力的增强要求企业持续的内部积累和吸收引进外部知识, 它显示了对路径的较少依赖, 具有试错和探求的特征[1]。我国航空企业研发部门在一项新的航空技术从产生到实现商业化的研发链上的位置太靠后 (图1) , 很少或几乎不参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在目前航空产品需求旺盛的背景下, 企业的这种研发模式能够在市场中分到一杯羹, 但是一旦市场由供应主导转向需求主导, 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航空企业将面临生存与发展的障碍。

并且, 我国航空企业都存在着较严重的人员流失问题, 而这些人员很多是重要的技术人员, 在一些研发的核心部门工作, 他们离开原单位以后, 会有意无意地带走一些技术秘密, 有些甚至涉及到国家的核心秘密。在成果管理方面, 航空企业许多科技人员过分看重论文的作用, 忽视技术秘密的保护, 有了成果基于发表处理, 就有可能将航空企业千辛万苦研究出来的成果拱手让给别人[8]这就要求我们重新界定我国航空业的研发能力和研发范围, 航空企业要主动参与到航空技术研发的整个过程中去, 并将商业化的利润投入到基础研究中去, 形成一条正向的研发反馈环 (基础研究转化为商品获取高额利润, 再投入航空科学技术规律研发, 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能力, 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形成良性循环) , 推动我国航空研发效率和技术创新水平的整体提升 (图2) , 当然, 这个过程离不开管理机制的创新。

资料来源:根据姜燮生等资料 (2007) [7]整理改编

4 航空企业研发效率提升的机制逻辑

从前面分析看出, 我国航空企业处于机遇期也面临巨大的内外挑战, 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研发效率提升机制, 让研发处于航空企业发展的战略地位, 航空企业难以应对挑战。航空企业研发效率的机制提升必须建立在思路创新的基础上, 首先要从内部整合研发资源构建有效的内生机制, 同时也要依托外部的优势资源打造外生机制, 形成内部合作, 外部理顺的研发机制。

4.1 航空企业研发效率的内生机制

目前航空企业的研发还是以围绕产品生产来进行, 缺乏前瞻性的研发构思;军用民用研发分割, 导致低效率的研发模式;缺乏研发激励机制, 研发人员流失严重。以研发相关的要素构建有效的内生机制首先要构建专利机制以鼓励研发, 同时以市场筛选成果为激励机制设置基础, 同时以团队机制来实施常规研发 (图3) 。

(1) 设计航空企业内部研发分层激励机制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引入, 航空集团公司的组建, 各个航空企业都设计了激励制度, 但是普遍存在对研发人员以及研发成果激励不足的现象, 致使研发人员流失严重, 总是一些研发经验欠缺的技术人员来支撑研发部门的运行, 使得缺乏前沿领域的关注能力。首先要将研发的触角进行分类, 鼓励研发人员勇于渗透到基础研究领域, 捕捉航空领域前沿, 适应外包加工技术要求, 对这三个层面的研发激励措施要有针对性, 第一个层面的工作花时间长, 见效慢, 而一旦有成效就是突破性的, 可以辅以专利机制奖励, 在专利收益中给予专利发明人动态收益系数;第二个层面的工作费人力, 投入大, 但效果应用价值大, 可以将技术的外卖或与其他企业合作生产的收益按适当比例给予相关研发人员;第三个层面的见效快但是缺乏长期收益, 主要涉及技术转化为生产的过程, 技术人员数量多, 与生产联系紧密, 团队激励的形式比较有效, 既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 又可以发挥有经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打造有竞争力的研发部门已经成为航空企业迎接挑战构建竞争力的关键环节, 民企的人才抢夺战略迅速搭建了较高的研发平台, 威胁着现有航空企业的生存发展, 航空企业必须构建灵活的研发人才留用机制, 将散落在民间的研发人才重新以市场价格返聘回企业, 给予合理的薪酬待遇, 省去自己培养人才的时间成本, 也可以迅速组建研发团队, 补充研发智力, 提升研发效率。

(2) 军用民用一体化放大研发资源使用效率

美国的武器采购尽可能采用市场上已经有的部件和系统, 只有现有的产品不能满足军事需求是, 才可以研制新产品。而且美国的军工企业一般同时具有科研、生产与经营的能力。航空企业的科研任务主要是同具体武器型号挂钩的先期发展和工程研制工作, 同时承担生产任务。航空企业除通过科研合同承担国防部制定的科研项目外, 还按照自己的需要开展独立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积极参与军用技术的开拓性研究[9]。美国航空企业的研发模式有利于军工科研站在整个同类科研的前沿, 既降低研发费用, 也避免重复研发, 还可以督促科研人员关注行业研发动态, 有针对地进入前沿研究。而我国目前军民分割严重, 在同一家航空集团公司, 军品部和民品部是截然分离, 生产科研互不搭价, 人员待遇也相差很大, 致使民品人才流失严重, 无形中增加了企业人才培养费用, 降低了资源整合效率。必须站在提升研发效率的角度首先合并军品民品的研究开发, 把研发资源放到一个平台上使用才可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对于一些民用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的零部件, 直接从市场采购, 或者用外包形式合作, 将精力放在能够体现企业研发实力又能提升研发层面的一些关键技术和先进技术的研究开发上。同时, 一些军用技术研发成功后, 在不涉及保密限制的情况下可以应用于民品开发, 提升民用产品的市场影响力, 通过研发成果的军用民用互相渗透来提升研发效率。

(3) 专利战略构建研发支撑机制

专利战略已经成为企业经营战略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是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关键, 其内容涉及相当广泛, 主要包括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决策、提供专利情报和市场的分析及竞争对策、建立发明管理制度、运作知识产权等[2]。专利在世界各国和有影响力的企业都作为一个战略来考虑, 专利数量和质量反应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的能力, 也是一个企业研发水平的具体体现。在研发引领的航空工业, 企业必须构建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研发机构才可以提升竞争力, 研发机构的研发任务不能只是停留在产品生产的技术转化, 要前向渗透到基础研究 (专利战略引导) , 后向密切关注市场需求, 参与到研发链的各个环节。专利战略是企业支持研发的重要机制, 专利战略的实施不仅可以形成技术突破, 实现原始创新, 更是构建研发持续能力的必要支撑。

(4) 以市场为导向注重成果转化

前面主要提及的还是提升研发效率的过程机制设计, 研发效率的具体体现还是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所称的科技成果转化, 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 发展新产业等活动。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成果由知识性商品转化为供市场销售的物质性商品的全过程, 是一种带有科技性质的经济行为, 有其特定的性质和规律。

航空加强研发机构投入和激励, 意味着科技产出增加, 如果相关成果不能投入企业生产, 也不能申请专利, 就有被束之高阁的可能, 这样的研发成果控制在一定比例范围是任何企业都可以接受的, 而这个比例很高后, 就意味着企业的研发投入效率低下, 要改变这种局面, 必须加强成果的市场转化行为, 对于那些航空企业采用少或者暂时无法使用的研发成果, 尽可能寻找市场消化的路径, 一方面可以弥补企业的投入, 另一方面可以提升研发人员的智力投入补偿, 激发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将研发机构办成既为企业生产经营贡献智力, 又可以依靠智力获取市场价值的高效率运行机构, 避开过去前期研究等院所, 中期研究等外援, 后期开发等市场的现象。

4.2 航空企业研发效率的外生机制

社会的高度开放推动每个主体都要积极依赖社会中的其他元素生存, 自成体系的航空系统也不例外。在过去封闭的环境下低效率的运行削弱了竞争力的航空企业需要迅速建立广泛的外部合作, 尤其是提升研发效率必须依赖完善的外生机制。

(1) 缩短研发周期积极寻求合作开发

由于飞机制造是个系统工程, 涉及的部件多零配件无数, 一个新产品的研发周期至少是十年以上, 长的达到20年之久。研发周期长对实施研发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需求预测、新技术预测等等, 如果能够借助行业内研发智力的协同工作, 就可以缩短研发周期提升研发效率。合作的方式可以是常规合作, 即与具备一定领域长期技术研究优势的科研院所合作, 甚至可以把某些技术的研发放到大学院所内进行, 借助专业的研究智力保持在某些技术的长期研发优势;非常规合作是以项目牵头, 通过合作迅速提升研发技术, 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第一个层面是通过项目合作与国际航空企业进行合作, 以承担转包技术等形式获取进入新领域的研究资格;第二个层面是与国内同行合作, 把优势技术核心技术的研发放在企业内部进行, 而非优势技术通过同行合作完成;必要时进行第三个层面的合作, 即跨行业合作, 与非同一行业但是在某个技术方面处于先进行列的研发智力合作。

(2) 推行成果外部经纪人制度提升转化效率

科技成果经纪人是联系科技成果供需双方的桥梁和纽带, 其工作效率、质量直接关系着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幅度和深度。航空企业可以充分利用高校、专业经纪人市场、科研院所、政府管理部门等技术资本雄厚、人才资源优越、信息时效性强高等方面的优势, 建立起一支由具有市场意识, 了解经济规律, 有一定科研实力、多年从事科研管理的人员或具有经营兴趣和公关特长的社会人士组成外部经纪人队伍。为航空企业研发成果提供供需双方取得接触的最短路径, 降低信息搜寻费用和交易成本, 推动航空研发成果转化成功率的大幅度提高。

(3) 构建良好的政府协作机制寻求科技研发支持

科研资源在短时期内为政府拥有和配置的局面无法改变, 航空企业必须建立与地方政府良好的协作关系, 放下航空企业直属中央管辖的架子, 主动参与地方经济建设, 获取地方政府的认可, 从而获得政府科技投入的支持, 既可以解决研发经费短缺的暂时矛盾, 又可以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介入地方经济建设中, 将军用技术适时转化为民用技术, 推动研发效率提升和地方经济发展。

5 结束语

进入21世纪航空企业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研发能力成为航空企业在新时期新环境下获取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而我国航空企业在长期的体制制约下, 部门分割的模式严重制约了研发能力的全面提升, 依托已有研发优势, 整合行业内外研发资源成为航空企业提升研发效率的有效途径, 构建适合资源整合的内生、外生机制成为提升研发效率的关键保障。通过航空企业研发现状分析以及所处行业技术创新模式分析, 找到了内生机制与外生机制构建的路径, 通过分析也可以看出内生机制与外生机制是相互关联且相互影响的, 必须把内生机制有效与外生机制结合才可以构建完整的推动航空企业研发效率提升机制。当然, 这个机制的设计还是比较粗糙, 需要以具体的航空企业进行实证分析会更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杨德林, 刘方, 杨俊波.中国航空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J].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19 (4) :77-82.

[2]马曙辉.中国航天航空工业专利工作现状及对策[J].航空科学技术, 2005 (2) .

[3]顾诵芬, 庄逢辰, 程耿东, 葛昌纯, 等.建议将航空工业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高技术产业[J].院士与学部, 2005 (1) .

[4]皮成功, 江可申.中国航空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J].经济问题探索, 2007 (10) :47-52.

[5]http://www.p5w.net/news/cjxw/200709/t1227127.htm.

[6]林左鸣.现代世界航空工业发展特点及启示[J].国防科技工业, 2006 (7) :52-55.

[7]姜燮生, 周日新, 金击强, 归永嘉, 潘绪武, 孙礼鹏.中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路径的探索[J].航空工业经济研究, 2007 (3) :29-43.

[8]皮成功, 关于我国航空工业的高新技术产业化研究[J].航空工业经济研究, 2006 (4) :44-48.

[9]姚珊珊, 冯涛, 我国航空工业体制改革与航空产品成本问题初探[J].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 2007 (8) :3-4.

外生机制篇2

税收作为一种有效市场化减排政策在许多国家得到了实施, 在面临控制传统污染性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双重压力下, 税收政策将是我国未来减排政策的主要选择之一。对排放征税, 无论是企业自行减排还是交纳税金都会增加其成本负担, 导致产品价格上涨和产出下降, 短期内对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税收政策实施的主要障碍 (Barde, 1997) , 为了避免行业国际竞争力过度受损, 有必要将排放税收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返还给排放企业; 但另一方面, 消费者因为购买产品支付了更高的价格而利益受损, 作为排放造成环境损害的最终承担者, 消费者也应该从排放税收入中得到相应的补偿。排放税收如何在减缓企业国际竞争力影响与补偿消费者间分配主要涉及税收返还机制, 其中关键是返还依据的选择和确定最优返还比例。排放税收返还无疑会显著降低税收政策的实施阻力。

Lee和Misiolek较早指出环境税收可以同时获得两种效率提升, 第一种是减排带来的环境福利增加, 另一种是, 如果将环境税收用于减少税收体制其它多于的税赋负担, 可以获得经济福利的增加, 这个被后来称之为“双重红利[1]。

“双重红利”学说为处理环境税收提供了理论支撑, 但具体研究中环境税的处理方式却不尽相同。Van Heerden等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 (CGE) 模型研究南非将环境税通过减少其它税率返还给家庭和工业部门时的红利问题时, 提出了三种减少其它税率的方式:直接降低劳动力和资本税、降低家庭的间接税和降低食品价格[2]。 Brenner等从碳税分配效应角度研究碳税对福利和政治经济的影响时将碳税收入一次性全部转移到家庭[3]。Liang等利用CGE模型研究如何减轻碳税对中国高能耗出口行业国际竞争力影响时, 建议对高耗能、出口密集型行业实施碳税减免政策, 而对其它行业实施碳税返还[4]。

由于征税会导致产品价格上涨和产出下降, 会削弱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如何减轻税收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实施设计税收政策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部分学者主张将税收通过一定方式返还给企业以减轻征税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过度削弱, Eskeland和Devarajan提出根据与排放有关的投入或产出活动征收排放税, 并依据可被企业证明的减排或采用了减排技术进行排放税收返还[5]。Sterner等提出根据产出返还排放税, 不仅可以消除依据历史排放量进行返还排放税时存在企业已经停产退出仍然可以得到返还的可能, 并且有利于新企业的进入[6]。Van Heerden等利用CGE模型研究南非将环境税通过直接降低劳动力和资本税的方式返还到工业部门。Johnson研究指出税收返还可以解决在利用市场化减排政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时存在两难困境[7]。Fischer研究了两种具体基于产出的排放税收返还机制, 认为固定产出补贴机制要优于基于市场份额的税收返还机制[8]。

应用博弈论的研究主要涉及税收最优返还机制设计问题。 Gersbach和Requate应用博弈理论研究了企业数量外生情况下、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基于市场份额的排放税返还机制, 研究表明, 在对称性市场结构下, 只有当排放的边际损失超过由于不完全竞争所造成产出水平降低所引起的边际扭曲时, 基于市场份额的排放税返还机制才可以实现社会最优结果; 当企业可以通过投资清洁技术获得短期减排机会时, 只有同时基于投资份额和市场份额进行返还的机制才能够实现社会最优结果[9]。 Cato改变了有关企业数量外生的假定, 研究了进入企业数目内生情况下基于市场份额的排放税收最优返还机制的问题, 研究显示包含排放税、基于市场份额返还以及进入许可费的联合减排机制可以实现长期的社会最优结果[10]。Cato在研究混合市场结构下的环境政策时, 提出根据补贴减排量的减排机制, 并表明该机制能够实现社会最优结果[11]。国内有关减排机制设计的研究较少。孟卫军研究了排放税外生时, 对企业减排研发分别实施补贴和鼓励合作的技术政策的效果差异[12]。胡乃武和周帅的比较不同了温室气体减排机制的安排对发展中国家福利水平的影响[13]。

从现有税收减排机制研究来看, 应用CGE模型和博弈论的相对较多。但应用CGE模型研究时, 一般假设税率及其返还比例是外生的, 只考察特定税率和返还形式对经济的影响, 但无法刻画政府与企业以及企业间的互动关系。虽然应用博弈理论研究税收返还机制时可以较好地刻画返还机制实施过程中各博弈主体的互动关系, 但现有应用博弈论研究排放税及其返还机制时, 主要对称性市场结构下, 较少涉及非对称性市场结构和减排目标外生情景。现实中企业通常是非对称的, 并且受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 减排目标通常由政府设定, 明确的减排目标可增加减排行动的可控性和有效性。

基于此, 本文构建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研究非对称市场结构下和减排目标外生情景下基于产出补贴的排放税及其返还机制设计问题, 重点研究在实现减排目标的基础上, 政府如何通过设定排放税和补贴水平实现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以及排放税及其返还机制的相关性质。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第一, 应用动态博弈方法对税收政策实施过程的参与主体的经济行为和相互关系进行系统分析和刻画, 克服其它研究方法比较静态分析的缺陷;第二, 从生产者角度建模, 研究不完全竞争非对称市场结构下的税收减排机制, 克服以往利用博弈论方法只研究对称性均衡的局限性;第三, 研究在减排目标外生约束时的税收减排机制, 更加贴近现实。

2 一般模型

假设在一个封闭经济体内, 政府采用排放税政策实现一定的减排目标, 从量计征排放税。假定在某高排放行业有n家排放企业, 企业生产同质产品并在产品市场上进行产量竞争, 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会带来环境损害。由于征税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负担, 可能导致该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损失过大, 造成新的产出扭曲, 从而影响消费者福利。因此, 为了减轻征税对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政府将排放税收的一部分按照产出补贴的方式返还给排放企业, 其余排放税收盈余, 将补贴消费者。

企业面临的市场逆需求曲线为P (Q) , 其中P表示价格, Q表示总产量, $Q = \sum_{i = 1}^{n} q_{i}$ , 其中, qi表示企业i 的产量。假定P (Q) 满足二阶连续可微, 并有P′ (Q) <0。假设企业具有相同的生产技术和不同的减排技术, 企业i成本函数形式为Ci (qi, ai) , 其中, ai表示减排量;假设成本函数满足∂Ci/∂qi>0, ∂2Ci/∂q $_{i}^{2}$ >0;∂Ci/∂ai>0, ∂2Ci/∂a $_{i}^{2}$ >0;∂2Ci/∂ai∂qi≥0。企业i的排放ei (qi, ai) 满足∂e/∂qi>0, ∂e/∂ai<0。用函数D (E) 度量企业生产过程中排放造成的外部环境货币化损失, 其中 $E = \sum_{i = 1}^{n} e_{i}$ , 假定该损失函数满足二阶连续可微, 即D′ (E) >0, D″ (E) >0。

政府通过征税实施减排是一个政府与排放企业以及排放企业之间的双重博弈问题。政府与排放企业之间的博弈主要体现在政府确定税率和返还比例时需考虑到企业的反应, 而企业则根据政府设定的税率确定减排水平;排放企业间的博弈主要体现产品市场上产量博弈。假定政府对企业征收统一排放税, 且为各排放企业的单位产出提供相同的补贴。博弈顺序是: 在博弈第一阶段, 政府设定排放税和单位产出补贴水平; 给定政府设定的排放税和补贴水平, 在博弈的第二阶段, 企业同时选择各自的减排水平和产出水平以最大化各自的利润。采用逆向求解该两阶段博弈问题, 并采用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作为两阶段博弈的均衡解。

在博弈的第二阶段, 给定博弈的第一阶段政府为实现既定的减排目标, 设定排放税t和对企业i承诺单位产出补贴为s, 企业i选择产量qi和减排量ai, 最大化下面的利润函数:

$π_{i} = Ρ (Q) q_{i} - C_{i} (q_{i}, a_{i}) + s q_{i} - t e_{i} (q_{i}, a_{i}) (1)$

以 (q*i, e*i, a*i) 表示企业i第二阶段均衡时的产出、排放和减排水平。

以社会经济福利函数表示政府的福利函数, 定义经济福利函数包含消费者剩余、企业剩余、排放环境损失和税收入盈余, 社会经济福利函数具体形式如下:

$W = \int_{0}^{Q} Ρ (z) d z - Ρ (Q) Q + \sum_{i = 1}^{n} π_{i} - D (E) + Τ S (2)$

其中, TS=tE-sQ表示税收盈余。将式 (1) 代入式 (2) , 社会福利函数化简为:

$W = \int_{0}^{Q} Ρ (z) d z - \sum_{i = 1}^{n} C_{i} (q_{i}, a_{i}) - D (E) (3)$

在博弈的第一阶段, 在完成外生比例减排目标r0和考虑到企业对政府减排政策的反应和基础上, 政府设定 (t, si) 最大化社会经济福利水平。政府的决策问题可以表述为:

$\begin{array}{l} \max W (t, s) \\ s . t . \frac{\sum_{i = 1}^{n} a_{i}}{\sum_{i = 1}^{n} e_{i}} = r_{0} \end{array} (4)$

由于受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 减排目标未必能够设定在社会最优水平, 当减排目标未达到社会最优时, 两阶段博弈到达均衡所实现结果为社会次优结果。均衡时次优排放税、次优补贴水平以及企业次优产量、次优排放量和次优减排量分别表示为 (t*, s*, q*i, e*i, a*i) 。此时排放税收中返还给企业的次优返还比例为:

$d^{*} = \frac{s^{*} \sum_{i = 1}^{n} q_{i}^{*}}{t^{*} \sum_{i = 1}^{n} e_{i}^{*}} (5)$

3 双寡头古诺时的排放税及其返还机制

为了进一步考察减排目标外生时, 排放税、补贴水平、排放税收返还比例的影响因素、相关性质及其对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 本节将指定企业的成本函数、需求曲线、排放函数以及排放损失函数的具体形式, 并利用双寡头古诺模型研究减排目标外生时基于产出补贴的排放税及其返还机制。

假定市场逆需求曲线形式为P (Q) =α-Q, 其中α表示市场容量;企业i成本函数为Ci (qi, ai) =q2i/2+γia2i/2, 其中, q2i/2为生产成本, γia2i/2为减排成本 (i=1, 2, 以下同) , γi是减排成本系数, 用以表征企业i难易程度;企业单位产出产生单位排放, 企业i的排放ei=qi-ai;排放货币化损失函数为D (E) =ηE2/2, 其中η是排放损失系数, 用以表征排放造成外部性的大小。

政府在第一阶段承诺的单位产出补贴 $\tilde{s}$ 和排放税 $\tilde{t}$ , 此时企业i的利润函数为:

$π_{i} = (α - Q) q_{i} - (\frac{q_{i}^{2}}{2} + \frac{γ_{i} a_{i}^{2}}{2}) + \tilde{s} q_{i} - \tilde{t} (q_{i} - a_{i}) (6)$

给定政府设定的减排政策 ( $\tilde{t}$ , $\tilde{s}$ ) , 第二阶段企业选择自己的减排水平ai和产出水平qi最大化各自的利润。博弈第二阶段的均衡解, 由下面一阶条件确定:

$\begin{array}{l} \tilde{t} - γ_{1} a_{1} = 0 \\ \tilde{t} - γ_{2} a_{2} = 0 \\ \tilde{s} - \tilde{t} + α - 3 q_{1} - q_{2} = 0 \\ \tilde{s} - \tilde{t} + α - 3 q_{2} - q_{1} = 0 (7) \end{array}$

以 ( $\tilde{q}$ i, $\tilde{e}$ i, $\tilde{a}$ i) 表示第二阶段企业i均衡时的产出、排放和减排水平, 联立上述方程组可以得到第二阶段企业均衡产量和均衡减排量: $\tilde{a}_{1} = \tilde{t} / γ_{1} ‚ \tilde{a}_{2} = \tilde{t} / γ_{2} ‚ \tilde{q}_{1} = \tilde{q}_{2} = (\tilde{s} - \tilde{t} + α) / 4$ 。

在给定行业比例减排目标r0, 在博弈的第一阶段, 政府设定 ( $\tilde{t}$ , $\tilde{s}$ ) 最大化社会经济福利水平, 政府的决策可以表述为:

$\begin{array}{l} \max W (t, s) \\ s . t . \frac{\sum_{i = 1}^{2} a_{i}}{\sum_{i = 1}^{2} e_{i}} = r_{0} \end{array} (8)$

求解这个两阶段博弈, 可以得到均衡时的次优排放税、次优补贴水平如下:

$\begin{array}{l} \tilde{t}^{*} = \frac{2 α r_{0} γ_{2} γ_{1}}{[3 + 2 η (1 - r_{0})^{2}] (γ_{2} + γ_{1}) + 2 γ_{1} γ_{2} r_{0}^{2}} (9) \\ \tilde{s}^{*} = α \frac{[1 - 2 η (1 - r_{0})^{2}] (γ_{2} + γ_{1}) + 2 γ_{1} γ_{2} r_{0} (1 - r_{0})}{[3 + 2 η (1 - r_{0})^{2}] (γ_{2} + γ_{1}) + 2 γ_{1} γ_{2} r_{0}^{2}} (10) \end{array}$

从式 (9) 、式 (10) 可以看出,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次优排放税随着减排成本系数γ1、γ2的增加而提高。因为减排难度增大, 企业自行减排的动力减弱, 企业更倾向于直接交纳排放税; 在减排目标给定的情况下, 政府只有提高排放税加大企业自行减排的激励力度才能完成既定的减排目标。

把均衡时的次优产量、补贴水平、排放税以及排放水平代入式 (5) , 可得次优返还比例:

$\tilde{d}^{*} = 1 + \frac{[1 - 2 η (1 - r_{0})^{2}] (γ_{2} + γ_{1})}{2 (1 - r_{0}) r_{0} γ_{1} γ_{2}} (11)$

从式 (11) 可以看出, 当1-2η (1-r0) 2≤0且[1-2η (1-r0) 2] (γ2+γ1) +2 (1-r0) r0γ1γ2≥0时, $0 \leq \tilde{d}^{*} \leq 1$ , 基于产出补贴的次优排放税收返还机制满足排放税收预算约束。排放税收中返还给企业的比例随着减排成本系数的提高而增加, 随着排放损失系数的增大而减小。原因在于, 企业减排系数越高意味着减排难度的越大, 在完成一定减排目标时减排引起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就越多, 政府提高排放税收中返还企业的比例有利于缓解由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而导致产出下降, 增加社会经济福利水平;而排放损失系数越大, 企业排放的外部性越严重, 造成的环境损失越大, 政府就越应该减小排放税收返还给排放企业的比例, 让企业承担更多的排放损失;同时加大排放税收入中用于补偿消费者的比例。

把均衡时的产量、补贴水平、排放税以及排放水平代入的社会经济福利函数, 社会经济福利水平为:

$\tilde{W} = \frac{α^{2} (γ_{2} + γ_{1})}{[3 + 2 η (1 - r_{0})^{2}] (γ_{2} + γ_{1}) + 2 γ_{1} γ_{2} r_{0}^{2}} (12)$

从式 (12) 可以看出, 完成既定减排目标时,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社会经济福利水平随着减排成本系数和排放损失系数的变大而降低。减排成本系数γ1, γ2越大, 完成同样减排量所付出的减排成本越高, 社会经济福利水平越低; 排放边际损失系数η的越大, 相同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损害越大, 社会经济福利水平越低。这体现了减排难易程度和排放外部性相对大小对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

同时, 随着外生减排目标的不断提高, 社会经济福利睡平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 外生减排目标的临界值为 $\tilde{r}_{0} = \frac{3 (γ_{2} + γ_{1}) η}{2 γ_{2} γ_{1} + 3 (γ_{2} + γ_{1}) η} .$

当 $r_{0} < \tilde{r}_{0}$ 时, 完成较小减排目标时, 减排引起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较小, 企业利润下降较少, 消费者剩余损失较小, 如果排放边际损害较大, 此时减排收益将大于减排付出代价, 社会经济福利水平随着减排目标的升高而上升; 而当 $r_{0} > \tilde{r}_{0}$ 时, 完成较大减排目标时, 减排引起的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 企业利润下降较大, 消费者剩余损失较多, 此时减排所付出的代价超过了减排收益, 社会经济福利水平随着减排目标的升高而下降。

企业减排成本系数和排放损失系数对 $\tilde{r}$ 0的影响。当减排成本系数γ1、γ2保持不变时, 减排目标的临界值 $\tilde{r}$ 0随着η的增大而增大。η越大排放的外部性越严重, 排放造成的环境损失就越大, 减排的环境收益就越高, 只要减排收益不超过了减排的代价, 较高的减排目标对于整个社会仍然是有利的, 意味着政府有动机设定较高的减排目标。当排放损失系数η保持不变时, 减排目标的临界值 $\tilde{r}$ 0随着减排系数γ1、γ2增加而减小, 原因很直接, 减排成本系数γ1, γ2越大, 完成同样减排量所付出的减排成本就越高, 社会经济福利水平就越低, 政府会倾向于更低的减排目标。

4 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研究了减排目标外生和非对称市场结构下, 基于产出补贴的排放税收返还机制问题。

通过求解博弈模型发现, 均衡时存在最优的减排比例。但是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 往往不能发现或者不能实现最优的减排比例, 而通常的做法是, 由政府现行制定减排目标, 亦即减排目标外生。此时存在次优的排放税水平和返还机制, 基于产出补贴的排放税返还机制可以满足预算约束; 随着外生减排目标的不断提高, 社会经济福利水平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规律。次优排放税随着减排难度的增加而提高, 排放税收中返还给企业的比例随着减排难度的提高而增加, 随着排放外部性增大而减小。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 本文建议:制定减排税时, 要对排放造成的环境损失有尽可能合理的估计, 从而使得减排目标的制定尽量接近社会最优水平, 同时要充分考虑到排放物本身的特性和减排的难易程度; 如果考虑运用产出补贴方式减轻征税对行业国际竞争力过度影响时, 行业的市场竞争状态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节外生“枝”勿折枝篇3

“胸有成竹”镇上通知我上一堂语文公开课, 课题是《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起初我并没怎么放在心上, 因为去年上过该课。于是便把老教案翻出来稍作修改, 仍决定抓住“发愤”一词来串联教学。我自认为抓住这一词便抓住了题眼, 可以起到提领而顿、百毛皆顺的效果。围绕“发愤”一词可以引发学生质疑, 司马迁为什么要发愤?然后层层剥笋, 从“母亲河的熏陶”“古代英雄故事的感染”“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司马迁的人生追求”四方面, 体会司马迁忍辱负重的精神。通过紧扣“发愤”抓住关键词句品读感悟, 加强双基训练, 升华学生情感。修改完教案后便信心满满地进行了试教, 果如预设, 在授课过程中围绕“发愤”一词, “引发质疑”—“合作解疑”—“品读感悟”, 环环相扣, 一气呵成。教后评课时老师们认为这一堂课紧扣“发愤”一词, 层层推进, 教者教得轻松, 学生学得主动, 是一堂成功的高效课。老师们的评价更是增强了我的自信心。

“节外生枝”到了上公开课的那一天, 我自信地走上讲台, 在齐读课题后让学生分组学习, 提一个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分组讨论交流下来只有一个问题:“司马迁”在写《史记》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面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我心中一片慌乱, 这个问题我没有预设到, 况且书上也没有具体描写、叙述司马迁在写《史记》过程中具体遇到什么困难。怎么办?是强行把学生拉回到我原先的预设中, 还是尊重学生, 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我镇定一下微笑着说:“同学们, 你们真会提问题, 让我们带着问题去再读读书, 从中找出答案。”在学生再次读课文的间隙, 我迅速作出决定, 尊重学生的选择, 放弃原先预设。

“顺势而引”面对学生的提问, 我决定调整自己的教学思路, 从学生的问题入手, 解决学生的困惑。可怎么解决?在学生读课文讨论的过程中, 我发现课文中的插图是很好的利用资源。

【实录】

师:你还能从其他地方看出“司马迁”在写《史记》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吗?

生1:我从图中看出, 条件很简陋:只有一桌、一灯, 而且人还是坐在草上。

生2:我从他的衣服来看, 也许现在是深秋了, 他穿着还是那样单薄, 肯定很冷。

师:你发挥了你的想象, 想象司马迁在狱中度过深秋的日子!还有谁? (小手如林)

生1:春天来了, 百花齐放。本是赏花、饮酒的大好时光, 他却孤零零一人在冰冷的狱中, 奋笔疾书。

师:“奋笔疾书”一词用得好。

生2:夏天到了, 蚊虫叮咬, 又没水洗澡, 可司马迁却不改初衷。

生3:冬天到了, 他没什么取暖, 冷得直打哆嗦, 仍专心写作。

师:也许在写作过程中司马迁经历了更多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 但他面对困难, 退却了吗?

生:没有退却。

师:你怎么知道?

生:从图上看, 司马迁席草而坐, 神态专注, 他忘了一切。

师:他真的忘了一切吗?

生1:他不会忘记父亲的嘱托!

生2:他忘不了身受宫刑的耻辱!

生3:他忘不了他的追求!

师:同学们, 你们说得真好, 生活的简陋, 身体的疼痛, 心灵的创伤, 并没有挡住他写作的脚步, 用书上的一个词来说这就叫——

生齐答:发愤。

“节外生枝”也是景篇4

其实, 我们的教育不也是时刻充斥着这些瑕疵, 天天都有“节外生枝”发生吗?怎样才能让这些“节外生枝”也能成为校园里的一道美丽的风景呢?我开始了一次次的尝试:

前些日子在批改学生作文时, 被一篇题为《暑假减肥记》的文章深深吸引住了。该文的小作者取材新颖, 文笔简练, 形象生动, 语言诙谐幽默, 读后让人感到自然轻松, 诙谐一笑, 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我决定利用作文课朗读这篇优秀作文, 让全班同学分享这份愉悦。

我刚读完文章, 一位同学“唰”地举起手说:“老师, 这篇文章是抄来的!”他的话音刚落, 全班哗然。同学们议论纷纷, 并把目光投向那位抄袭作文的同学, 她羞愧地低下了头。

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 我经过短暂的思考, 立刻转换话题:

“同学们, 这篇文章写得好不好?”

“好是好, 可是……”

“我问的是这篇文章写得好不好, 不管其他。”

“太好了。”

“那就请同学们谈谈这篇文章好在哪里, 请发言的同学到讲台上来说。”

很多同学举起了手, 甚至站了起来, 大家高度评价了这篇文章。同学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 而且发言水平挺有新意。我便接着问:“同学们, 这样好的文章我以前读得不多, 可能同学们读得也不多。以后多给同学们推荐一些优秀的文章, 在班上宣读, 你们以为如何?”

“太好了!”众口一词。

“那么, 对今天第一个给我们推荐优秀文章的同学, 大家说应该怎么办?”

“谢谢!”“非常感谢!”同学们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我的用意, 齐声欢呼。

“从今天开始, 每周推荐一篇优秀作文, 全班同学轮流推荐。可以拿原文来读, 也可以抄写到自己的作文本上。不过, 别忘记注明作者和出处。”同学们会心地笑了, 那位抄袭作文的同学也舒开了她紧皱的眉头。

在此事发生的第二天, 这位抄袭作文的女生写了一则日记, 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当我听到同学指出这篇作文是抄袭的以后, 我的头脑‘轰’地一下, 立即陷入极度的后悔之中。我的脸‘腾’一下子烧了起来, 火辣辣地难受。我想, 这下全完了, 我把脸丢尽了。当时的我, 恨不能从地上找个缝儿钻进去。后来, 老师并没有批评我, 而是感谢我向同学们推荐了一篇优秀的文章。我的天哪!老师替我挽回了面子, 我真不知该怎么感谢老师。我将永远记住这次教训。今后我一定会认真写好每一篇文章。”

对于这次课堂的“节外生枝”:我不忍心让那个因抄袭作文被揭露而已经“羞愧得低头不语”的学生进一步再受伤害, 但也不能纵容学生的错误。因此融严格于宽容之间, 巧妙转换话题, 事实证明我成功了, 不仅让全班学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学习境界, 而且给犯错误的学生一个自觉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

这不禁让我想起泰戈尔在他的《飞鸟集》中曾写过这样的一句话“使卵石臻于完美的, 并非锤的打击, 而是水的且歌且舞。”教育究竟是什么, 我想一定不是那“打击的锤”, 而是那“且歌且舞的水”。我们都知道学生的学习是波动的, 它可能不匀速、有反复, 甚至会“节外生枝”。当他出现波动反复、甚至“节外生枝”的时候, 我们不能纵容, 但需要我们“上善若水”的教育情怀。我们的心要像水那样深沉, 我们的语言要像水那样真诚, 我们的行为更要像水那样待机而动。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的学生才能从内心感受到温暖和爱, 才能从心灵深处给予回应, 最终才能振翅高飞, 奋发向上。

节外生枝题外生智篇5

一、举一反三, 顺水推舟

学生在解题时, 往往碰到“陌生”面孔就无从下手, 这是思维单向或局限的表现.要培养学生思维的发散性, 教师可以在例题教学中学会“一拖三”, 拓展例题教学的深度和广度, 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例1如图1的三角形数组是我国古代数学家杨辉发现的, 称为杨辉三角形.根据图中数构成的规律可得:图中a所表示的数是___.

变式1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发现了如图2的单位分数三角形 (单位分数是分子为1, 分母为正整数的分数) .根据前五行的规律, 可以知道第六行的数依次是_____.

变式2意大利著名数学家斐波那契在研究兔子繁殖问题时, 发现有这样一组数:1, 1, 2, 3, 5, 8, 13, __, …… (根据以上规律在横线上填适当的数)

在完成例1的解法后, 顺水推舟, 补充变式1、变式2.两个变式题的充实, 在赋予加法新面孔的同时, 也挑战了学生已有的思维习惯, 培养了学生思维的发散性.数学史的无形渗透, 更有助学习兴趣的提高.

二、一题多法, 殊途同归

在很多静态问题的解决中, 往往可以从不同角度找到多种处理方案, 这就是所谓的“一题多法”.题海茫茫, 解题有径.与其交给学生很多所谓的“鱼”, 不如授之以渔.因而节外生枝地让学生发挥想象并证明他们的猜想, 是提高课堂有效性的又一途径.

例2如图3, 在△ABC中, D, E分别是边BC, AC上的点, 且BD=DC, AE:EC=1:2.连结AD, BE, 交于点P.求AP:PD.

题干中涉及的三组线段比BD=DC, AE:EC=1:2及AP:PD分别在三条直线上, 且数量之间缺乏联系的“桥梁”.为此, 需要添加适当的平行线构造相似三角形, 并在各组成比例的线段中探寻这三对线段的“中间比”, 以求问题的解决.在实际教学中, 学生往往可以较快地找到类似添辅助线DF1, DF2的方法完成本题的求值.此时, 只要给学生留有一定的时间, 学生就可以得到类似DF3的辅助线.如图4, 添F4G4, F5G5的解法也将呼之欲出.

通过对本题的16种不同解法的分析, 不难得到一般的规律:解决成比例的线段在一直线上类似问题, 可过任意已知顶点添任一平行线构造相似三角形, 以寻求各对线段间的“中间比”, 并利用相似及比例性质加以解决.16种不同的解法, 看似浪费了不少时间, 得到的方法也并非是一个比一个简捷, 但其中所蕴涵的化归、方程思想及对应用能力的培养远不是16个甚至是32个单一解法问题的训练所能达到的.

三、一题多变, 万变不离其宗

透过现象看本质, 找到题目中的关键词、基本图形是解决问题的主要策略.因而通过对不同题型的分析, 找到问题的共性并提炼出基本图形是提高复习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例3如图5, 广场上空有一个气球A, 地面上的B, C两点与点D在一条直线上, 在点B和C分别测得气球A的仰角∠ABD为45°, ∠ACD为56°, 又BC=20m.求气球A离地面的高度AD (精确到0.1m) .

变式1如图6, 一次函数y1=ax+3, y2=-x+3与y轴交于点A, 与x轴分别交于B, C两点, 且∠BAC=15°, 求a.

变式2如图7, ON表示某市在背街小巷改建中某引水工程的一段设计路线, 从O到N的走向为南偏东30°, 在O的南偏东60°方向上有一点A, 在A周围500m内为居民区, 沿ON向前走400m到B处, 测得BA的方向为南偏东75°, 请通过计算说明如果不改变方向, 输水线路是否会穿过居民区?

本例从三角函数的应用出发, 分别引入了方向角、一次函数和方位角.三个不同背景问题实质都是同一个基本图形 (图5) 的应用.看清了本质,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而在复习中适当地节外生枝, 让学生在变化的背景下把握问题的实质, 对提高课堂效率是很有帮助的.

四、多题同法, 以不变应万变

与“一题多法”相反, 在动点问题中常隐含着不变的关系和不变的量, 往往会出现“多题同法”.在这类问题的解决中, 引导学生把握变化中“不变”的量和关系是关键.

例4如图8, 直线l过等腰直角三角形ABC的直角顶点C, 过点A, B作l的垂线, 垂足分别为E, F.试判断线段EF, AE, BF的数量关系, 并说明理由.

变式1若直线l绕点C旋转到如图9所示的位置, 例4中的结论还成立吗?若成立, 请说明理由;若不成立, 则线段EF, AE, BF间应满足怎样的数量关系?

变式2若直线l绕点C旋转到如图10所示的位置, 试猜想线段EF, AE, BF间的数量关系.

通过对三种位置分析可知, 当直线l绕点C旋转时, 整个图形的形状发生了变化, 但等腰直角三角形ABC中各边和角的大小不变;AC=BC, AE⊥l、BF⊥l三个关系不变.在这两个不变的基础上, 还可以推出当直线l绕点C旋转的过程中, ∠ACE=∠CBF, △ACE≌△CBF始终成立.于是不难得到线段EF, AE, BF在图8至图10中分别满足EF=BF+AE, EF=BF-AE, EF=AE-BF.

由此可见, 一旦把握这类“运动”型问题中静止不变的量和不变的关系, 也就把握了解决问题的“命脉”.正可谓是“以静制动, 以不变应万变”, 从而也使这类“运动”型问题的解决变得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了, 有章有法也就有了智慧.

五、多题一线, 从量变到质变

节外生枝地把几个问题以一条主线串联在一起, 粗看似乎“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细看却是“拨云见日, 一目了然”.在节外生枝中, 学生不知不觉地既掌握了知识又发展了能力.

例5如图11, A, B为反比例函数图象上的两个不同点, 过A, B分别作x轴的垂线段, 垂足分别为D, C, 试判断△ADO和△BCO的面积关系.

变式1如图12, A, B为反比例函数 (k>0) 图象上的两个不同点, 且求△AOB的面积.

变式2如图13, 已知直线y=x与双曲线 (k>0) 交于A, P两点, 且点A的横坐标为1.过原点O的另一条直线交双曲线 (k>0) 于B, Q两点 (B点在第一象限) , 若由点A, B, P, Q为顶点组成的四边形面积为8, 求点B的坐标.

例5中, “判断△ADO和△BCO的面积关系”意在回顾反比例函数中类似三角形面积的不变性.变式1中求△AOB的面积, 学生往往会利用S△AOG-S△OBG, S△HOC-S△AHO-S△OBG, S矩形FEOC-S△AFO-S△BOC-S△AEB中的关系式求解, 学生一旦联系了例5就不难得到S△AB0=S梯形ABCD.此时顺理成章地出示变式2, 由反比例函数的中心对称性可知S△AB0=2, 于是问题转化为变式1.随着主线 (面积问题) 节外枝条越生越多的同时, 一个中考题的命制过程和解题思路就演绎的一清二楚了.

让“节外生枝”成为课堂亮点篇6

案例:九年级思想品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教学片断

师:同学们, 进入了历史新时期后,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但台湾问题悬而未决, 始终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块心病,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请同学们谈谈自己的看法。

生1:我认为可以与台湾进行谈判, 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法来解决, 因为我们已经成功地收回了香港和澳门, 我们对此充满了信心。为了两岸同胞的最大利益, 为了地区的和平稳定, 我们提出用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并辅以最宽厚的条件: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生2 (稍沉寂后喊) :谈判?多麻烦!中国 (大陆) 这么大, 台湾这么小, 发射几颗导弹不就搞定了吗? (学生大笑)

师 (微笑后) :这位同学有点像布什, 喜欢用武力来解决问题!那么, 对于台湾问题, 我们究竟是使用武力好呢, 还是用和平统一的方法好?请同学们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生3:我认为是武力解决好。因为台湾自陈水扁上台后, 就一直在搞“一中一台”的活动, 现在虽然他下台了, 但这股“台独”势力依然存在, 这很危险, 我们祖国是不能分裂的。

生4:我也认为是使用武力好, 速战速决, 免得夜长梦多。

师:你们都很有自己的见解, 其他同学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生5:我认为台湾是祖国的一部分, 都是炎黄子孙, 何必骨肉相残呢?现在我们政府为了加强两岸人民的往来和促进两岸的交流, 做了很多的努力, “三通”也实现了, 相信光明就在不远处。

生6:我认为是和平统一的方法好。现在我们国家日益强大, 以后台湾会自动回到祖国的怀抱的, 香港、澳门回归最根本的原因不就是这个吗?所以我认为台湾也不例外。

师:以上同学都发表了自己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老师也认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针。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海内外同胞热切盼望祖国统一, 台湾岛内的主流民意是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国际社会普遍期望海峡两岸和平稳定。再说, 我们在前一阶段刚刚学习过,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它也适用于台湾问题。但我们也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分割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不能容忍的。我相信中国的统一大业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在这个教学片段中, 应该说学生1的回答很准确也很符合教材内容和教师课前的预设。若没有学生异议, 就准备进入下一个教学环节。可是学生2的喊叫, 使课堂产生“意外”, 教师微笑后及时抓住了学生2的“节外生枝”, 调整教学思路与策略, 把问题抛还给学生, 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学生从不同角度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观点, 教师又对学生进行了正确的引导, 使新课程改革所提出的三维教学目标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得以精彩生成。由此启示我们对于类似“节外生枝”要慎重处理。

一、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和理解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事物的复杂性, 学生的差异性, 使每个学生对知识意义的建构是不同的。学生是活生生的个体而不是知识的容器, 他们带着自己的经验、思考、灵感、兴致参与课堂教学, 从而使课堂教学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学生由于个人经验、认识方式的不同, 会对教材以及教材所反映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在理解和解释上发生差异, 这往往会打乱教师原先的教学预设, 出现“节外生枝”的情况。对此, 教师应具备强烈的课程资源意识, 千万不可给以当头棒喝或轻描淡写一语带过, 搪塞过关, 而应充分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和理解, 发扬民主, 积极引导学生思考, 鼓励学生发言, 机智灵活地调整自己原先的教学预设, 给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探究空间, 使课堂生成更为有效、精彩。上述案例中, 教师不再死扣原先的“预设”, 而是保持冷静的头脑, 顺着学生的思路, 适时抛出问题, 使学生的积极性被唤醒, 智慧被点燃, 情感被激发, 创造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二、有充分又科学的教学预设

“生成”是新课程倡导的一个重要教学理念。在生动的情境中学习是新课程课堂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它体现了“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实际, 关注学生学习兴趣和经验的意图, 从而培养学生对学习的情感和态度”。初中生以形象思维为主, 对于那些具体的、直接的、新鲜的事物最敏感, 而对那些抽象的、理性的事物却感到乏味, 甚至厌倦。上述教学案例中, 教师正是在学生基于平时台湾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基础上, 等待学生异议。至于是什么样的异议, 则是较难估计的。这就需要“预设”, 要有“弹性区间”, 而且预设应该是多维的、灵活的、开放的, 而不应该是单维的、严密的、封闭的。教师为学生的主动参与留出时间与空间, 对过程要多作假设:学生会如何说?我又该如何引?不妨多模拟些情境, 多估计些情况, 使预设更有深度和广度, 在横向、纵向相结合的预设中追求课堂教学的精彩, 追求预设与生成的平衡。

三、要具备足够的课堂教学机智

社会的发展, 使学生获得信息的渠道多了, 他们自身的知识也更丰富了, 视野也更开阔了, 在课堂上做出的举动、提出的问题更是五花八门, 甚至刁钻古怪, 令教师防不胜防。教学机智在这个时候尤显重要。教学机智就是教师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能力、技巧等处理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偶发事件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教学素养。正确地运用教学机智解决课堂中出现的突发事件, 会使课堂上的一次次意外转变成教学中的一次次精彩, 给课堂带来意外的生成。当然, 有效的教学机智的形成, 它不是与生俱来的, 也不能一蹴而就, 它有一个过程在里面, 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平时做一个有心人。首先是要有恒心学习, 用源源不断的知识“活水”来充实自己, 从而拥有浓厚的知识背景和开阔的教学视野, 成为一名智慧型的教师。其次是对学生要有爱心。育人之道, 爱心为先。在平时的教育教学过程中, 那些生出“节外之枝”者, 不仅仅是善于动脑、善于提问的学生, 更多的是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只有教师用真诚的爱心去对待他们, 才能避免“暴风骤雨”式的断喝, 用“和风细雨”的方式去开启和诱导他们, 才能获得意外的教学生成。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的技巧并不在于能预见到课堂的所有细节, 而是在于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 巧妙地在学生不知不觉中作出相应的变动。”对于教学过程中的“节外生枝”, 教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机智和课堂驾驭能力, 把它转化成一种积极的教学资源, 让学生学会知识、学会学习、学会创新。

参考文献

[1]新课程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浙江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

外生机制篇7

影响审计风险的因素包括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内生因素直接作用于审计风险的高低, 审计风险产生的主体是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 由于他们采用了不恰当的审计程序和方法或是非故意的错误理解与判断, 导致审计结果与审计对象的经济状况不相符, 最终可能误导信息使用者。理论界对于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业道德与操守的研究由来已久, 而对于不直接作用于审计风险的外生因素的研究比较有限。

本文研究的影响审计风险的外生因素主要包括: 中国审计历史发展遗留问题、执业环境、审计对象的经营理念与投机心里、审计期望差距。其中的职业环境包含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技术环境。

二、影响审计风险的外生因素分析

(一)中国审计历史发展遗留问题

中国现代审计的发展从1982 年开始,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 次会议依据《宪法》,规定设立审计机关,并实施审计;1983 年开始恢复政府审计, 国务院下设审计署;1988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条例》,同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 这标志着中国审计工作的管理从政府财政部门的直接管理变成了间接管理;1998 年我国进行了审计法人的机构改革,审计法人从政府独立出来,如今上市公司和国企的审计全部交由民间的会计师事务所。从中国审计历史发展来看,我国的审计是从官办官营发展而来的。脱钩改制后,民间审计的发展时间很短,而且存在一些遗留问题,比较凸显的就是政府干预和脱钩改制并不彻底,这其中的原因还是利益。对于事务所来说,挂靠政府部门能带来更多的业务,在特殊行业甚至达到地区垄断,竞争压力小、议价能力强的现状使其不愿与挂靠的政府部门完全脱离;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事务所业务收入也相当可观,同时很多政府官员在事务所中担当职务,一人任数职,名利双收。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事务所脱钩改制的过程极不彻底, 政府的干预还是如影随形,加大了审计风险。

(二)执业环境分析

1.经济环境。影响审计风险的经济因素很多,这里我们主要谈论全球化对审计风险的影响, 这也是审计业务发展趋势所在。全球化具有两项基本特征: 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国际贸易的频繁出现与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对审计业务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一些国内企业的经济业务中包含很多国际贸易,这就可能涉及到货币的转换、不同的税收政策、甚至是不同的法律法规的限制。如何判断企业正确核算了这些业务?如何辨别企业的账目真实反映了经济实质?要求审计人员对于涉及国际贸易的经济业务拥有足够的认知度,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审计风险。其次,关于跨国企业在国内上市的问题就更加复杂, 事务所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国际化服务是其承接相关业务的必要前提。再次,对于国内企业跨国上市可能涉及到我国的会计准则是否能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和我们的审计结果能否被国外相关部门认可的问题。以上这些都对审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审计风险。

2.政治环境。政治环境对于审计活动的影响是由来已久的, 前面已经分析了中国审计历史发展的遗留问题,这里主要分析一下对国有企业的审计。在实践中,国企每年都要接受委托审计,由国资委或是自己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国企进行审计。 “2004 年国资委对会计师事务所做出的181 家中央企业的财务报告进行突击检查后发现,120 家企业有相当部分的财务状况没有进入财务审计报告;30家企业的财务审计报告不全面或者不深入;13 家企业的财务审计报告结论与事实相反; 还有13 家的审计报告存在技术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究其原因,大部分国企都是地方政府的纳税大户,有时地税部门甚至会为了国企的地域划分打得不可开交,所以在对国企进行审计业务的过程中,政府的有关部门会对事务所施压,变相保护国企,这致使审计业务失去了独立性,审计风险大大增加。

3.法律环境。法律环境是对审计活动的有效保证,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保证审计结果的可信性。 1995 年开始实施的《审计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审计工作的地位、任务和作用,规定了审计工作的基本准则,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缺乏完善的审计法律体系,比如不同经济业务的具体准则、专业准则及其操作指南还不健全, 致使很多问题无法可依或者是虽然有了规定但是缺少详细的处理罚则;对一些新型的经济业务,由于立法跟不上经济的飞速发展, 现实中遇到问题时找不到权威的判断标准,这极大增加了审计风险。实践中很多企业和注册会计师铤而走险钻法律的空子,结果呈现两个极端,不被发现的享一时之快,一旦被发现、查处,审计人员难以逃脱法律责任。不完善的法律环境对于审计风险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

4.技术环境。企业信息化从本质上来讲,是企业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和计算机技术的创新性结合。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成为重要的经济要素。信息化带来的是不可预测性, 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言:“这是知识的本性,变化快,今天的必然成为明天的荒谬。”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会计电算化的应用与普及。首先电算化的软件多种多样,它们的格式与程序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每个软件都有属于自己的模块和数据处理模式, 而且容易受到“黑客”的入侵和 “病毒”的侵袭,如今计算机和互联网的犯罪案例层出不穷。其次,固有风险加大,计算机系统不像手工系统,它提供的数据是处理后的结果,不易辨别和追溯,可能因为软件更新换代或是电脑故障使得在录的财务数据发生改变和遗失, 为被审计单位不留痕迹地篡改财务信息提供可能。再次,控制风险加大,实现电算化后企业的内部控制主要表现为对机器的控制, 这就需要审计人员对软件开发商嵌入程序当中的内部控制软件进行测试, 这对于审计人员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5.审计对象的经营理念与投机心理。据统计,世界500强的企业的平均寿命在41 岁左右,欧美企业的平均寿命为12.5 年,《日经实业》报道称日本企业的平均寿命在30 年。然而国内企业的管理者多抱着投机心理, 在经营理念上与卓越的企业存在差异, 我国企业的管理者偏爱短期获利的投机经营理念, 在融资上市的过程中诱惑审计人员使其出具干净的审计结果为其迅速融资铺平道路, 这样的结果是导致审计风险百分之百。企业是事务所的衣食父母,然而社会审计又是企业的监督机构,这就出现了奇特的经济关系,导致现实业务中各个事务所都有其妥协性, 即使是国际出名的事务所也逃不出这个怪圈,如“安然事件”。

6.审计期望差距。审计期望差距即社会公众对审计的需要与审计人员对审计目标认识之间的差距。存在这种差距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审计人员自身能力的不足造成的,还有就是公众对审计职业的认识不正确造成的。这里主要分析后一种原因。审计师的责任是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的合法性和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 审计人员提供的合理保证并非绝对保证。如前所述审计风险的加大,被审计单位的内控固有局限性以及非抽样风险的存在, 决定了审计人员能够并且只能够提供合理保证。而财务报表的使用者则认为只要是接受了审计人员审计的财务报表, 就绝对不能存在任何舞弊、错误与非法的记录,即被审计人员鉴证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必须是绝对正确的。这样审计人员与社会公众就形成了认识上的差距。

从社会公众这个角度分析, 造成产生审计期望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任何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从投入与产出的量化指标来看, 所有的理性经济人都在追求最小的投入与最大的产出。社会公众从自身经济利益角度出发,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 他们希望从审计人员手中得到尽可能多的并且绝对正确的信息,从而为自己的决策提供支持。当企业存在财务造假,给社会公众造成经济损失时,社会公众会自然地认为是审计人员的过错, 然而自认为无辜的社会公众其实并没有为这样的信息付过账。其次,事务所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想尽可能少投入多产出,如果想全面了解企业经济业务势必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详查, 有时甚至可能超出审计费用,社会审计不是慈善机构,它只能按照最大可获利方式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工作, 审计期望差距由此产生。

最后还要谈到“深口袋理论”,它也是产生审计期望差距的始作俑者之一。深口袋理论即任何看上去拥有经济财富的都可能受到起诉,不论其应当受到惩罚的程度如何。现实中,因为企业经营失败导致破产,投资者与债权人蒙受经济损失,为了降低损失,他们要求出具审计报告的事务所和审计人员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迫于社会压力,法院在判决的过程中会倾向于加大审计人员与事务所的法律责任,从而达到保护弱势群体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深口袋理论,它加大了审计期望差距,从而也使得审计风险大大增加。

三、面对审计风险的应对策略

在分析了产生审计风险的外部原因基础上, 下面从不同的方面提出降低审计风险的策略。不论是宏观方面的政策与法规,还是微观方面的公司治理,都和降低审计风险息息相关。这些不同的方面也反映出影响审计风险的因素是整体的且不可分割。

(一)政策与法律的支持

法律的效力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因此加强立法对于降低审计风险具有极强的规范作用。我们要尽快建立起完善的法律体系, 特别是对具体处罚和规范的详细规定,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完善《证券法》和《注册会计师法》及其实施细则,对不确定规定给予统一标准,并且秉承与时俱进的立法原则, 对于新出现的经济业务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及时制定相关法规。很多学者认为应该尽快规范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从而有利于投资者的经济赔偿,也能更好地规范事务所的行为。同时可借鉴判例法的优势,加快立法进度,从而尽量消除深口袋的影响,在保护弱势群体的同时也能公正地维护审计人员的利益,真正做到法律的公平。

地方政府对于审计业务的干预有百害而无一益, 因此要禁止政府的越位干预,同时要加强国家审计的力度,两者要各有分工、扬长避短。

(二)审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我国必须加快审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步伐, 这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以及国际监管组织,包括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金融稳定论坛、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等,也都强调全球资本市场需要高质量的、统一的准则, 并提出各国会计审计准则应与国际会计审计准则趋同”。随着资本的国际化流动,越来越多的投资人需要审计人员提供国际统一标准的审计服务,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中注协必须秉承加快趋同步伐的原则尽快出台具有可比性的审计准则,为迅速发展的经济业务提供服务。趋同并不是等同,在中国这个大市场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特别是对于中小型企业, 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也是我们考虑的因素之一。应该分步进行和区别对待,只有科学地加快趋同步伐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

(三)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的关键不在于方法和内控, 而是公司的文化和理念。正像前文对于经营理念和投机心理的分析,我们的企业必须在建立之初就建立起长远发展的目标, 尽快改变短寿企业的现状, 只有在根本上改变短期获利的恶习才能真正改变公司的治理环境, 其他内部控制等手段才能有效实施。首先,国家要出台各种政策法规对于投机经营者给予惩戒,而对于长久持续发展的公司给予优惠的政策扶持;其次,加强立法促成良性竞争环境,应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完成优胜劣汰的进程; 对于商誉一类的无形资产国家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保护,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立法;鼓励企业走出去,一定程度上促成国外优秀的企业走进来,在国际竞争中重塑中国企业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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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春华,胡忻.审计风险的探究与防范[J].商业会计,2014,(18):81-83.

[3]蒋锡元.会计电算化下的审计风险与防范措施[J].中国管理信息化(综合版),2006,(5):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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