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法律

部门法律（共8篇）

部门法律 篇1

改革开放后, 我国不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在政府管理方式、政府结构、行政管理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也出现了一些由单独的部门无法解决的公共事件, 这使得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合作成为了必要。在行政改革的过程当中, 英国、美国等国家都涉及到政府部门间协调机制的改革和完善问题。这些国家的政府部门间协调机制也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借鉴和经验。

一、典型国家的政府部门间协调机制

(一) 英国的“协同政府”

政府部门间的协调一直是英国政府改革中的一部分。真正开始将协调政府部门间关系作为政府改革核心的是在布莱尔工党政府上台执政后的“协同政府”改革。“在英国, 协同政府是被新的工党政府标志性地提上日程的”。[1]同中国一样, 英国政府的部门也是按照职能划分的, 英国政府在治理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碎片化”的问题。这种职能分工的政府部门结构也带来了政府治理的“碎片化”。因此英国政府一直做着针对不同层面抑制“碎片化”的努力。

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 英国政府公共服务压力增强, 一些社会问题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布莱尔政府开始大规模的推进“协同政府”的改革。协同政府意味着通过横向与纵向的协调, 消除政策相互抵触的状况, 有效利用稀缺资源, 使某一政策领域的不同利益主体团结协作, 为公众提供无缝隙的而非互相分离的服务。[2]英国通过横向的“超级部制”强化政府部门间的合作, 通过纵向权力运行机制的调整保障政府部门间的协调能够有效地推进。

(二) 美国的“联邦—地方”双层模式

美国实行联邦制, 联邦政府高于地方政府, 但是在宪法的框架内, 各州及地方政府有权处理自己范围内的事务。因此, 美国政府改革也分为联邦与地方政府两个层次。

欧美国家的协同政府, 是对上一轮行政改革遗留问题即政府的碎片化进行的克服。协同政府要求“确保政策制定的高度协调和具有战略性”。[4]“协同政府”的根本目标在于通过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建立一个便捷的现代服务型政府, 虽然我国的行政改革的进程和思路与欧美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是以建立便捷高效的现代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而进行的改革与欧美国家构建“协调政府”的改革是一致的。

二、我国政府部门间协调存在的问题

虽然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是政府在深化行政改革时的客观需要, 由于部门职权交叉、职责不清及机构设置不合理, 大量的行政事务都需要依靠协调来解决。但是在进行的过程中部门之间的协调效果并不理想, 经常会存在各种冲突和矛盾。以下就列举几种在政府部门间协调时存在的问题:

(一) 部门间协调的启动存在随意性

启动政府部门间协调配合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具备协调的必要, 即跨领域的公共事务存在, 单个机构无法独立完成而需要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二是协调过程中出现困境有依法协调的必要, 协调是达到合作并实现共同目标的最好办法;三是协调合作的要约, 即政府某部门因为各种原因难以完成自身的责任或目标而向其他部门请求协助而产生的协调行为。[5]但是在现实情况中部门间的协调往往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通过部门间协调机制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是行政性的, 而不是法律性的, 并且在原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的情况下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

(二) 协调过程中各部门的职责不明晰

一些行政事务虽然通过正当程序纳入了协调的过程当中, 但是由于协调启动的偶然性和随意性, 协调的法制化程度低, 导致一些部门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忽视法律、规章的效力, 利用政府的权威解决问题, 办事拖拉, 使协调的程序和内容违反政策法规, 造成协调结果的不确定性。

(三) 协调过程中的监督及追责的不完善

随着行政改革的深化以及面临的公共服务问题的复杂化, 政府部门间的协调也涉及多个方面、多个部门。不管是一开始问题的提出, 还是决议的执行, 都会涉及多个部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很多跨部门的问题被搁置或得不到解决, 更甚至有些部门以内部职能不牵扯而拒绝解决, 各个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 导致一些应该得到解决的事情最后被搁置。造成一些问题被搁置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协调之前或协调的过程中相关协调部门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和事后追责, 没有对协调部门间的权限争议进行处理, 没有在协调之后针对各部门在协调中应履行的义务承担责任。

三、关于政府部门间协调机制法律保障的途径

针对我国政府部门间协调存在的缺失与不足, 比较借鉴西方国家的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机制的长处, 取长补短, 希望能够建立和完善部门间协调机制, 以有效实现跨部门政府的共同目标。

(一) 完善部门间协调启动和协调程序制度

针对部门间协调存在的随意性, 可以设立有权部门管理部门间协调机制的启动。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属于有权部门的管理范围, 那么有权部门就应当处理解决。该部门需要与其他部门进行协调解决的, 就应该由受理申请的部门启动协调机制。否则, 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 要完善部门间的协调程序制度, 明确在协调的过程中协调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协调程序应当遵守的规章制度, 协调议决方案的法律效力, 协调的执行主体以及协调的依据与标准。

(二) 完善政府部门职责分工协调办法或规定

职责不明确、不清晰、部门职能分工存在交叉是政府需要建立大量部门间议事协调机制的重要原因。针对政府内部职能机构分工不清的现象, 在实践当中要进一步理顺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明确各部门内部的职责。另外要完善政府部门职责分工协调的办法或规定, 对部门职责分工的主体、权利义务、程序、责任方面作出规定, 以有效的解决存在的职责不明确问题。

(三) 完善部门间协调的监督和追责制度

很多的跨部门问题被搁置或得不到解决, 更甚至有些部门以内部职能不牵扯而拒绝解决导致一些应该得到解决的事务最后被搁置。而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协调之前或协调的过程中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和事后追责, 没有对部门间的权限争议进行处理, 没有在协调之后针对各部门在协调中应履行的义务承担责任。协调制度需要监督, 监督能够保证事务的正确执行。各协作部门也应当互相监督, 建立共同监督小组, 使各部门在分工的基础上真正实现通力合作, 共同完成相应的目标。

四、小结

法律实施是政府部门间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实现政府间协调的前提和手段。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之中, 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非常重要。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 不同的利益诉求会需要不同的手段调整, 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 也要立足本国国情, 选择合适的政府部门间协调模式, 以实现政府部门间的协同发展。

摘要：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协同政府的发展以及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需要, 健全部门间的协调机制是行政改革的必要。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了政府部门间不同的协调机制模式和途径。再结合我国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以及我国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存在的的问题, 我们要立足现实, 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 构建适合本国政府的部门间协调机制。

关键词：政府部门,协调机制,协同政府,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Jonathan Davis, “The Limits of Joined-up Government:Towards a Political Analysis”,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87, NO.1, 2009, p80.

[2][挪威]Tom Christensen, Per Lgreid.后新公共管理——为一种新趋势的整体政府[J].张丽娜, 袁何俊译.中国行政管理, 2006 (9) :83-90.

[3][美]戴维·奥斯本, 特德·盖布勒, 周敦仁等译.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火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88

[4]徐超华.政府部门间协调机制问题初探[J].武陵学刊, 2010 (5) :35.

[5]李海峰.政府部门间协调机制的逻辑结构和具体制度刍议[C].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10年会暨“政府管理创新”研讨会论文集, 2010 (12) :19.

部门法律 篇2

第一条为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规范本企业法律部门合同审查工作，促进依法经营管理，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企业法律部门的工作人员，须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是由企业聘任并经注册机关注册后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企业内部专业人员。

第三条企业法律部门工作人员是企业领导人在法律方面的参谋和助手。其在合同审查中的任务是：对企业合法性进行审查，依法发布独立意见，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管理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四条本规定所称之合同审查，是指法律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按照企业安排，就其送审的合同进行法律专业判断，通过检查、核对、分析等方法，就合同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其他缺陷提出意见的专业活动。

本规定所称法律部门的各项法律审查工作，侧重于从本企业立场对合同审查进行描述。本规定所描述的工作内容，为本企业法律部门工作人员从事合同审查业务操作时的执业纪律，本企业法律部门工作人员应予遵照执行。

第五条 法律部门合同审查一般仅对合同中存在的问题基于法律的规定及法律专业人员的判断提供意见，并不进行条款的修改。除非是以纠正个别措词或笔误的方式提供审查意见，否则对于条款的修改属于合同修改业务。法律部门工作人员对合同的修改，须会同报送的业务部门或企业领导意见后进行并出具明确的修改意见。

第六条 合同审查应依据国家法律、国务院行政法规、国务院所属部门规章及相关地方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作出，以同时防范行政处罚或承担不利诉讼结果的法律风险。

审查无名合同，法律部门工作人员应结合《 合同法》 分则及《 民法》 中的规定作出公正中立判断，如有必要应咨询执业律师、法官、法学教授等专业人士，会同各方意见后作出审查结论。

第七条 法律部门合同审查结论必须结合合同目的、依据法律及事实作出。除非有明确法律依据及合同提交人提供的基本事实作为依据，不得主观臆断，得出武断结论。法律部门工作人员在合同审查中应勤勉尽责，查清与合同效力有关的相关法律，防止因工作失误或未能发现足以引起合同无效的法律瑕疵而导致合同或部分条款无效，借此防范企业经营的法律风险。

第八条 审查时发现合同中存在的对企业不利的条款，法律部门工作人员审查发现后应出具正式的书面意见，但是否修改前述条款应由企业领导决定。合同中的价格、质量标准、付款方式、履行方式、验收规范等商务条款，如存在不明确或明显不利于企业的情形，应提醒企业相关部门注意其中的不利因素，告知合同提交人自行审查。

第九条 接收合同及辅助材料时，应将来稿统一登记管理。法律部门有权要求合同提交人补充提交相关资料，合同提交人应予配合。

法律部门工作人员接收材料一般仅应接收复印件。如必须接收原件，应定工作人员签收。为便于保管与修改，应尽量接受电子文档。无论接受为复印件还是原件，法律部门任何审查工作均在复印件上进行。审查后归还文件时，应记录并由双方签收交接及归还情况。法律部门应保留合同资料以备查询。如提交资料为复印件，可直接在上面手写留底后向提交人回传复印件副本；如以电子邮件提交，应将电子文档存入专门目录进行管理。

接收合同文件时，法律部门应询间合同目的、主要问题所在、送审合同成背景、合同提供方在交易中是否强势等信息，以便于判断工作内容、重点。

第十条 法律部门接受的合同审查任务如涉及企业商业秘密，应由法律负责人亲自审核或指定专人负责。如果需要，应先签订专项保密保证书再开始工作。

第十一条 法律部门工作人员应以规范的校对符号等方式提交审查意见，将意见写在纸页的空白处，并注意防止原稿文字无法识别。如果需要，应在问题部位加注序号，并另用纸张说明各序号下存在的问题。

第十二条 对于合同中表述不清或用意不明的条款，法律部门工作人员通过问询并得到准确答案后，提供审查意见；也可以直接在审查意见中该条款或措词无法理解、语意不明等。第十三条 法律部门应从以下八个方面对合同进行法律审查：

(l）主体合格性。审查合同客户的营业执照、资质、许可等方面是否符法律规定。

(2）内容合法性。审查合同中的约定是否与法律强制性规定冲突、使用法律术语、技术术语是否规范、审查合同名称与合同内容是否一致等。

(3）合同实用性。审查合同中是否具备避免争议或明确权利义务的实用款。

(4）权益明确性。审查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明确，避免企业因权利不明而丧失权益或导致损失。

(5）合同对等性。审查合同是否有显失公平或欺诈条款，防止企业利益或合同无效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6）合同目的性。审查合同条款能否达企业交易目的。

(7）逻辑严密性。审查合同是否严谨、结构是否合理，防止因合同约定不严谨而产生缺陷或争议。

(8）表述准确性。审查合同文本语体风格、遣词造句是否规范明确。

第十四条 对关系企业利益的重大合同或企业领导作出正式要求的合同，法律部门应以正式的合同审查意见书方式提交审查成果。合同审查意见书应包括合同背景、审查要求、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审查结论、合同修改建议、合同履行法律风险防范建议等内容。

第十五条 合同审查意见书评述应客观公正，符合法律专业人员的执业规范及职业操守，对合同中存在的法律缺陷，应予客观评述而不应贬低；对于合同中存在的非法律问题，应以提醒、评述等方式指出，但不应予以修改．亦不作为合同审查意见的正式内容。

第十六条 法律部门工作人员由于引用法律错误等原因造成的工作失误．应承担相应责任。第十七条 对因时间紧迫无法及时回复或无法确认且该合同的履行可能给企业导致重大损失的法律问题，法律部门在审查意见中应予明示，不得主观臆断或隐瞒不报。

第十八条 法律部门应建立合同审查反馈跟踪工作制度。对合同审查工作应定岗定责。合同审查基本工作完成后，法律部门及相关人员应关注合同后期的履行反馈，发现履行中的问题应做好记录，并及时提供专业意见。

部门法律 篇3

关键词：义不容辞的职责；宣传教育；法律意识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8-138-01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名合格公民。遵守法律、履行义务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职责，那么如何更好的履行这个职责呢？如何更好的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呢？我将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详细的阐述。

一、宪法和法律的宣传教育是宣传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

首先，我们要明确思想意识，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得到全国落实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除了要有建立健全完善法律体系、科学合理司法制度、秉公执法的政治队伍，同时也离不开宪法和法律宣传普及工作，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自觉地学习法律运用法律、维护法律，使宪法和法律入脑入心，变成人们行为规范和自觉行动，所以宣传部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上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前，宪法和法律宣传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社会上增强两个意识。

1、要增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的的意识。宪法是法律的法律，是母法。它规定国家根本问题，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决不允许对宪法要求有任何损害，是依法制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根本法律依据。依法治国首先就必须依照宪法治国，严格按照宪法规定办事。

2、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仅需要在宪法和法律规范内活动，而且也应该加强执政党地位、维护并确保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我们的党政机关要自觉地做到依法行政、懂法、用法、守法、护法，使之成为全公民的自觉行为。特别是把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把法制与德治结合起来，在全社会树立诚实守信的良好风尚，使坑、蒙、拐、骗等欺诈行为没有立锥之地。

这些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培养树立，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中发挥重要作用。怎样培养和树立人们法治意识和法制观念，就是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江泽民同志指出一种观念的树立、一种意识的培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要充分认识法制宣传教育的长期性、艰巨性，并逐步使之制度化、规范化。

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挥宣传工作优势，做好宪法和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

经过十多年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宪法和执法知识得到普及，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自觉性不断地增强，公民法制观念不断增强，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是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宣传部门当然也做了大量工作，在今后宪法和法律学习宣传工作中宣传工作都一如既往、发挥部门优势，做更多工作。一是要加大新闻媒体宣传力度。电视、广播、期刊、网络等大众新闻媒体是最直接、最普遍、最有效的传播媒体，要发挥这些大众媒体对宪法和法律学习宣传中的作用。二是要进一步加大理论宣传、社会宣传的力度，理论工作要加强宪法和法律的研究，从理论高度阐述清楚宪法和法律公正性、合理性和权威性，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同时，社会宣传也要调动社会各界和亿万群众的积极参与，营造强的舆论氛围。三是积极探索宪法和法律宣传教育的方法手段。创新才能与时俱进，推动事业发展，普法工作必须跟上时代发展步伐，积极探索新宪法和法律宣传教育的方法手段，创新才能与时俱进，推动事业发展，普法工作必须跟上时代发展步伐，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法，新的工作思路，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以取得更大的成效。比如怎样把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同人民群众日常工作、学习、生活观察紧密地结合起来，怎样才能用群众最容易懂的语言和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宣传，以引起人们学法的兴趣和热情。

三、邓小平法制教育思想是法律意识教育的强大武器

邓小平法制教育思想是其他法制建设的重要部分，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分析了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的理论、方针、政策，为我国新时期法制建设确立了指导思想。

江泽民同志指出：“搞好法制教育，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制意识和法律观念，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加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今天党和国家决定继续实施法制宣传教育，就是继承和坚持了邓小平法制教育思想。我们国家正处于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要发展社会主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加强公民的法律修养、增强人民的法制观念，最终实现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识的目的。

邓小平法制建设及法制教育思想，为我们进行公民法律意识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法律营养，根据邓小平的法律教育思想的要求，我们在对公民进行法律意识教育时必须要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为最终目标。民为国之本，要贯彻好依法治国的国策，公民掌握法律知识的多少，对法的看法如何直接影响着法律实施的力度与广度。

部门法律 篇4

王岩岫表示, 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概念范围非常大, 现在银行通过互联网平台从事金融活动, 另外就是实体经济通过互联网平台从事银行的延伸活动。互联网是一种创新, 我们抱着支持、乐观的态度观望其发展。

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周金黄表示, 渠道信息化和货币信息化导致互联网金融和第三方支付迅猛发展, 2013年第一季度商业银行非现金支付交易量超过370万亿人民币, 而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仅为3.3万亿人民币, 前者是后者的110倍。但从交易笔数来讲, 第三方机构的交易笔数已经达到了银行机构的64%。

大量出现的创新产品也给监管部门带来挑战, 周金黄认为, 第三方支付存在的风险尚停留在可控范围之内。

法律事务科部门职责 篇5

法律事务：

1、负责分公司法律事务管理，做好分公司风险防控工作，对各部门提供日常法律咨询；法律文书初审和法律文书审查及会签工作；

2、参与诉讼、仲裁及其他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等工作；为各项业务和管理活动提供法律支持和服务。

3、负责管理项目证据盘点清单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督促项目按规定收集项目索赔证据资料、建立健全证据资料目录台账、提供项目证据盘点清单，及时了解项目签证索赔的情况；

4、分公司发生有关诉讼案件及时录入系统，上交案件申报表；

5、负责项目的法律风险交底工作；

6、不定期举办法律知识培训；

7、处理公司交办的其他事务；

合同事务：

1、参加合同的谈判、起草、审核和盖章工作，完成合同评审的相关工作，对合同的履行进行监督，对合同履行中出现的法律问题给予及时解决；

2、负责合同模块的系统录入，每月及时录入合同模块中合同基本信息、合同补充协议、业主基本信息；

3、负责5000万元以上工程项目合同履行情况档案资料的收集工作；编制5000万元以上工程项目履行档案、项目经理诚信档案、合作方诚信评价档案资料。

4、合同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部门法律 篇6

登记部门的审核责任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从不同的角度看, 这个话题可以引申到“权利登记制与契据登记制”, “登记要件主义与登记对抗主义”, “实质性审查与形式性审查”等不同话题的争论。在《物权法》起草过程中, 登记部门对当事人的登记请求应承担何种审查责任就有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 登记机构仅对要件是否齐全负形式审查的义务;第二种观点认为, 登记机构不仅要对要件齐全进行形式审查, 还要审查要件材料的真实性;第三种观点认为, 登记机构仅做前两种审查是不够的, 还要审查物权变动依据的真实性。

对此问题, 《物权法》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物权法》第12条仅对登记机构应当履行的职责做了原则性规定, 规定登记机构在审查时应当尽到查验、询问、及时登记等职责。但《物权法》给登记机构的审查责任提供了一种方法, 即对登记机构应当履行的职责进行原则性规定, 登记部门履行了这些职责即为履行。《房屋登记办法》 (建设部168号令, 以下简称168号令) 继续沿用这一方法, 回避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的争议, 而是对登记部门履行的职责进行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要求登记部门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自己所能尽到审慎的审查责任。168号令对登记部门的审查的规定, 主要见于第20条。该条规定体现了“四个一致”的原则, 即申请人与依法提交材料记载的主体一致, 申请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的记载一致, 申请登记的内容与有关材料证明的事实一致, 申请登记的事项与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不冲突。作为补充审查内容的第22条, 即登记部门对是否存在不予登记情形的审查, 在实践中也有重大的价值。

但具体到操作环节中, 登记申请所涉的众多申请材料及相关事实如何把握, 实务工作人员仍可能心存疑虑。我们认为, 根据《物权法》和168号令的规定, 实务部门对登记申请人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的把握, 应当按照下列原则:

一是对合同等登记原因证明文件的内容真实性不予审查。合同基于的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合同是否有效, 涉及实体的法律关系, 登记部门不予审查。但登记部门对合同内容的完整性做基本的审查是必要的。合同应当具有成为合同的必要条款, 如当事人条款、标的物条款、价金条款等内容必须存在且清楚, 否则应当要求申请人予以补正。

二是对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做审慎的审查。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登记部门注意。一个问题是审查身份证明真伪的问题。总体而言, 登记部门要比一般人对身份证真伪具有更强的甄别能力。对于明显的伪造身份证没有审核出来, 登记部门的行为显然失当。二是身份证和申请人是否一致进行对比。但实际情况较为复杂, 由于提交的身份证明旧损、申请人外貌的变化、留存底案的模糊等原因, 往往会出现难以辨识的情况, 实务中因此而发生的纠纷很多。对登记部门在操作中把握的度确实难以把握, 但简单地说不予比对或者确保真实都是不现实的。登记部门对难以辨识的个案, 要结合询问、查档、提交补充证明等方式, 以审慎的态度履行审查职责。

三是对当事人提交的权属证书应当做真实性审查。当事人提交的原权属证书, 本来即为登记部门所发, 必须要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查。

另外, 办理处分性的登记是否要了解处分人婚姻情况, 也是登记部门关心的问题。对此问题, 各界认识和实际做法均差异较大。我们认为, 现行法律法规均未要求办理登记对当事人婚姻状况进行审查, 《婚姻法》的规定仅对处理实体法律关系有意义, 因此, 原则上不要求对当事人婚姻关系进行审查, 仅作一般性询问即为尽到审查职责。但考虑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实际, 房改售房考虑了夫妻双方的住房状况, 因此对于第一次上市的房改房, 应当要求当事人说明婚姻状况并提供相关证明, 但不要求对当事人提供的婚姻证明的真实性进行审查。

二、登记部门的赔偿责任问题

这是一个交叉民法和行政法两大领域、充满理想与现实矛盾的问题。对此问题, 《物权法》第21条规定, 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又规定登记机构造成登记错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此规定不但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引出了新的争议。概括起来, 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研究。

一是, 如何理解《物权法》第21条的规定。《物权法》第21条第1项和第2项分别规定, “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 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从这条规定来看, 到底应该由登记部门和虚假申请人区分情况分别承担责任, 还是一律由登记部门承担责任, 其传达的意思是模糊且相互冲突的。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内容如何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得以解决, 在审判实践中如何协调, 是登记部门及各方面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认为还是应当明确责任, 把什么情况下由登记部门承担责任, 什么情况下由虚假申请人承担责任说清楚。谁造成侵害的后果谁承担责任, 也是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含义。当然, 考虑利益相关当事人举证的困难, 可以使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 由登记部门对自己登记是否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二是有关登记错误的界定问题。究竟何为“登记错误”, 是否登记事项的内容与实质性法律关系不符均属于过错, 《物权法》没有清楚地说明。举实例说明, 夫妻一方对房屋进行处分办理了转移登记, 另一方提出异议, 认为登记部门登记错误, 能不能成立;再如孪生弟弟拿着其兄 (真实权利人) 的全部登记资料申请登记, 各项登记要件齐全且真实, 仅仅是申请人与真实权利人不一致, 登记部门根据这些登记申请材料办理了登记, 是否属于登记错误。“登记错误”的内涵不清, 实践中就可能发生不同的法官因不同理解带来执行的不一致。当然, 会有一种理论认为, 这种情况下应当侧重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利益, 应当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由登记部门对真实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显然, 第21条没有忽略虚假申请人承担责任, 因此, 公平责任原则并不适用。另外, 对“登记错误”做泛化解释, 扩大登记机构承担责任范围的后果显而易见。一方面, 登记机构一旦遇到疑难情况, 以各种理由拒绝登记将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从总体上不利于不动产权利人的权利保护。另一方面, 相对来说, 一旦发生登记结果与事实权利不符, 权利受害人权衡追究虚假申请人和登记部门责任的难易程度, 也会把要求登记部门承担赔偿责任作为一种自然选择。

三是登记部门的赔偿能力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实际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我国的登记部门多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 维持工作开展的主要经费来源主要依赖于财政返还的登记费用。按照目前价格和财政部门根据成本核定确定的登记收费标准, 住宅登记费用为每件80元, 非住宅登记费用为每件550元。而一旦因涉诉被确定为登记错误发生赔偿, 一宗登记标的物的价值往往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更多。钱从哪里来?如果没有配套制度的支撑, 要么会导致登记部门的赔偿责任无法执行, 要么登记部门只有通过非正常渠道筹集资金履行赔偿责任。考察国外类似问题的处理, 要么在登记费用中包含一定的固定比例用于建立登记赔偿基金, 如德国;要么引入责任保险制度, 如美国。我国没有这些配套制度的支持, 即使规定了登记机关的赔偿责任, 也难以有效落实。

三、登记资料的查询问题

有关登记资料的查询, 理论上基于物权公示原则, 成文法依据见于《物权法》第18条的规定, 具体规定见于建设部门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相关规定。登记资料查询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 其制度价值毋庸置疑, 但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和解决。

一是利害关系人的界定问题。《物权法》第18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权利人查询自己房屋的登记资料当然没有问题, 利害关系人查询则必须讨论要否界定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及如何界定的问题。我们的观点, 首先, 利害关系人必须有一定的范围, 物权公示不意味着任何人可以随意查询登记信息。其次, 利害关系人必须有一个可以操作的标准。由于登记资料的范围较广, 主要包括登记簿的信息和登记档案的信息。对于登记簿信息而言, 查询应当分层次。能够查询登记簿全部信息的利害关系人一是经权利人同意的人, 二是经检察院、法院等司法机关确认同意的人。除此之外的其他人, 不应属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但从方便交易的角度出发, 登记机构应当允许其就房屋的基本情况和房屋是否有负担等有限范围进行查询。需要说明的是, 考虑到信息查询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 房地产权利人姓名以不公开为宜。对于登记档案记载的信息而言, 由于登记档案属于原始登记凭证, 且登记簿信息的公开已经能够满足维护交易安全的需要, 因此对其查询的范围要相对从紧控制, 原则上还是权利人或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方能查询较为妥当。

二是登记资料的查询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关系。有人提出登记资料应当属于所称的政府信息公开的范畴。我们认为,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 两者的理论基础及出发点不同, 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在于政府行为应当纳入民众的监督, 目的在于促进行政的公开透明;登记资料公开查询的理论基础在于物权公示理论, 目的在于维护交易安全。其次, 登记档案是登记资料的重要内容, 包含了当事人提交的申请表、合同、契据发票等资料, 以及登记部门在办理登记过程中形成的审批表、登记证书等材料, 也可能包括相关管理机关出具的规划许可、施工许可、有关政府文件等资料。对登记档案中包含的这些资料, 应当区别对待。属于政府文件等资料的, 当然应当作为政府信息处理, 根据当事人申请予以公开;对其他信息资料, 则不宜作为政府信息公开。

四、建筑物区分所有情况下的登记问题

部门法律 篇7

一、学生缺乏实践能力是高校法学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央政法委员会、教育部2011年底联合下发《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是今后我国法学高等教育今后的教育指导与发展方向。两部委下发这一《意见》的原因显而易见,法律专业作为一个具有很强实践性的学科,也获得了很大发展,目前我国共有623所高校开设法学类本科专业,本科在校生数29万多人。“十一五”期间,我国高校法学教育累计培养法学类专业本科毕业生36万多人。[1]可谓规模庞大,也为推进国家法治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法律专业毕业生并未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具体体现为法治理念教育不够深入,各高校对学生的培养模式单一,本科阶段教育缺乏特色,同质化严重,学生侧重于法条的记忆和背诵,但处理问题和运用法律的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为此,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已经成为法学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

要完成这一任务,除了在校内强调法学理论的学习和训练外,加强与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建立高校与司法机关关于法律专业学生的实习与训练体制,是当务之急。

二、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合作存在的问题

加强与实务部门的联系是提高法律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当前适用法律的实务部门众多,如拥有执法权的政府各部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都可以作为学生的实习基础。这些实务机构中,政府部门按管理领域进行执法,所运用的法律相对单一;而律师事务所和法院、检察院是较为理想的法律专业实训部门。其中律师事务所可以接触到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案件,但缺点是律师办理案件大多是单个人进行,由于涉及律师本人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律师带学生从事法律实务实践的意愿不强。

从目前来看,最适合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实务是检察院和法院。检察院行使国家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其中又以公诉部门工作最为繁忙,除了公诉部门,其他各个处室也承担大量检察工作,法律专业学生的实习可以帮助检察院工作人员完成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减轻检察官的部分工作压力。法院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关口,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而法律专业的学生在法院进行实习,可以了解一个案件从受理到判决、执行的所有环节,通过实习可以熟悉案件流程和法官适用法律的基本思路,因此对提高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适用与实践能力尤其重要。

正因为上述原因,多数高校也在法院、检察院建立了实习基地,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但高校与司法机关合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改进,需要建立新的合作模

首先,法律专业学生还没有在司法机关形成固定的实习时间。到法院、检察院进行实习的学生大多数时候都集中在毕业实习阶段,而且具有很强的时段性。按规定,司法考试时间是每年的九月份,而参加考试的一般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在司法考试之前很少有三年级的学生进行实习,多数是完成司法考试后进入毕业实习,而此时的法院和检察院往往人满为患,实习的学生在办公室有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也有部分学生在大学四年级寒假的时候进行实习,甚至有的学生根本没有参加实习,而找某个单位盖章应付毕业实习的要求。

其次,法律专业学生在司法机关的实习模式有待改进。目前法律学生在司法机关多参加办公室事务的工作,如打字、复印、整理档案文件、日常接待等工作,真正参与案件办理的并不多。在基层司法机关因案多人少及案件性质的原因,部分学生还能参与案件办理,但到了中级法院或市一级的检察院,由于案件性质和保密的需要,法官或检察官往往不愿意让实习的学生接触案件的处理。因为这些原因,实习的学生往往感觉实习的收获不大。

再次,高校与司法机关的合作多数体现在学生到司法机关实习,但司法机关到高校对法律专业学生的指导还做得不够,交流的单向性明显。虽然部分高校也聘请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作为导师指导学生,但由于本身工作繁忙,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工作之余很难抽出时间对学生进行实务指导。

最后,高校教师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合作领域过于狭窄。因为缺乏协调机制,高校教师能够到司法机关挂职锻炼的人数还较少,而且由于司法机关案件质量与责任制的原因,即便高校教师在司法机关挂职,多数情况下也不从事真正的检察或审判工作,对案件流程与法律适用并不完全清楚。

三、卓越法律人才教育模式下高校与司法机关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加强高校与实务部门的合作,形成联合培养机制,而且这种机制不仅局限在国家层面,地方政府也应建立本级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机制。

(一)多层次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双向流动的重要性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法学师资队伍建设,建立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制度,支持实务部门专家到高校任教,高校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锻炼。从国家层面实施高校与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选派1000名高校法学骨干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时间为一至二年,这些教师通过作为实务部门工作人员参与法律实务工作,获得实际法律工作经验,这对于法律理论知识丰富,而适用经验较少的教师具有重要意义,其在工作获得的感知可以更好地,更准确地将法律知识传授给学生。同时,选派1000名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到高校任教一至二年,承担法学专业课程教学任务,这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实务部门专家可以为学生传授实然状态下的法律运行与适用,其丰富的案件经验将会使学生受益匪浅。

以往高校教师也有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的机会,但这种机会均等更多地是由组织部门选派,挂职人数较少,而实务部门到高校任教的专家更少。现由中央政法委和教育部牵头实施“双千计划”使高校与实务部门实现双向流动,最终受益的是高校法律专业的学生。但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列入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高校才适用“双千计划”,并未惠及数量更多的其他地方高校,为了使其他地方高校法学院系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各省级地方也应依照“双千计划”建立地方的法律实务部门和高校教师双向流动机制。《建立人民法院与法学院校双向交流机制指导意见》来自最高法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上半年,14个省、市、区的部分中基层法院,接收过数量不等的法学院校教授、业务骨干挂职副院长、院长助理、庭长助理。28个省市区的法院,有不同数量的法官被有关法学院校聘为兼职教师或研究生导师。[2]

(二)制定高校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双向交流程序

目前,高校与法院、检察院之间并没有任何合作的规定或条例,二者之间的合作完全是可有可无,可配合也可以不配合的,由于没有规范性义务的约束,不同司法机关对高校学生实习甚至旁听所持态度完全不同。目前高校教师与司法机关之间的人员交流主要依靠组织部门或政法委进行协调,组织部门和政法委也缺乏必要的长期计划进行协调,因此需要制定高校与司法机关之间双向交流的规范和程序。

在2011年,当时的最高院院长王胜俊便提出,人民法院要加强与政法院校的人才和业务交流,充实审判力量,提高司法水平。[3]根据《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全国今后的10年内将选派1000名法学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每名专家的挂职时间为一至两年。最高法院为了实施这一计划,所下发的《建立人民法院与法学院校双向交流机制指导意见》中提出,经组织部门同意,各高级人民法院可定期选派2至3名优秀专家、学者到本院或下级人民法院挂职锻炼,担任相应领导职务,参与法院的审判或调研工作,具备条件的可列席审判委员会。该指导意见虽然由最高法院下发,但如何执行由各地法院自行决定,更重要的是,这是由法院单独下发的,没有组织部门的配合,该意见仍然无法顺利实施。检察院系统也还没有类似的指导意见,因此解决高校与司法部门之间的协调最好的办法是在国家层面的中央政法委、中组部、教育部、最高法、最高检共同制定并发下高校与司法部门人员双向交流的程序与内容规范,确定各方工作职责与义务,以便交流得以顺利进行。

(三)建设卓越法律人才实践教育培养基地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计划提出要依托“本科教学工程”,支持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重点建设100个共享共用的示范性法学实践教学基地,其中20个左右为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这是政法委与教育部在国家层面的基地,需要专家委员会对各高校申报方案进行评审,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再根据评审意见,确定参加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高校。

通过推动实践基地的建设与优化,法律专业的学生在这些实践基地实习过程中,通过担任法官和检察官或者律师助理,在这些具有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指导下,接触案件材料,参与讨论、协助起草判决书、起诉书或其他法律文书、接触商务谈判、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庭审过程,从而熟悉法律实务的各种流程,不断的实践操作将可以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理论,锻炼其法律职业技能。

据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有关负责人说:全国100家公开示范法院都将允许法律专业学生自由申请实习。法院面向法律教育研究机构公开,这是促进司法公开的一次契机。[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表态,列入公开示范法院的这些单位对方便学生实习并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大有帮助,在此需要思考的是,除了这100家法院外,因为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局面,全国的其他法院也可以,更需要为法律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和锻炼机会。

事实上,全国高校众多,能够进入100个人才教育培养基础的高校多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得到照顾的部分地方院校,对于为数众多而无法进入100个实践教育基地建设的地方高校,无疑失去了国家层面的政策与财政支持。但实践教育基础又是必要的,所以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鼓励各地各高校结合实际,建设相应的法学实践教学基地,但这需要地方教育部门与地方政法委相互协调才能使地方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按国家层面的政策模式共建实践教育基地,获得必要的政策支持与经费保障。

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较早的是江苏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2年11月4日与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六所高校在南京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启动“合作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江苏高院制订下发了具体实施方案,并向13家“示范性法学实践教学基地”授牌,还确定了高校教师和法官双向交流的名单。[5]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对于提高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实践能力极其重要,相信也是法学院校之间的一次洗牌,被列入计划的高校无疑获得了一张通向与司法机关固定合作的强大通行证与财政支持,而师资与学生质量相对较差的地方高校更不应自行排除在培养计划之外,各地政府应按国家层面的模式应加强对这些地方院校的支持,否则国家资源将集中于少数的部属高校,将无法促进落后地区的法制建设。通过各个层次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所建立的实习基础、双向交流机制,高校教师、学生、司法机关和其他实务部门都将获得共同进步的机会。

参考文献

[1]找准人才培养和行业需求结合点.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485/201104/116454.html.

[2]袁定波,郭文清.最高法详解双向交流指导意见出台缘由.法制日报,2012-8-14,(第005版).

[3]郭少峰.三名高校法学专家挂职最高法不脱离原教学岗.新京报,2012-12-30.

[4]袁定波,郭文清.最高法详解双向交流指导意见出台缘由.法制日报,2012-8-14,(第005版).

部门法律 篇8

一、调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法律的适用———以人权保护理念为视角

李步云先生认为人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 要认识人权概念则必须从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上作多视角研究。人权从本来意义上讲是“应有权利”, 即人按其本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法定权利是“应有权利”的法律化、制度化;实有权利是指人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真正实现的人权。[1]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 阐明了人权体系的主要支柱, 即自由、平等和休戚与共。[2]人权象征着人类价值的永恒。人类文明基本精神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人权的概念和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发展。人权的前提、基础和核心是平等, 因而具有普遍性。和谐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首先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 尤其是利益关系的平衡和协调。无论是科学发展观思想还是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都体现出了人权保护的理念。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 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 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 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为公安交警部门调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2004年颁布并实施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2009年1月1日起施行《公安部发布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公安部104号令) 。除此之外, 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均相继出台了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办法或规定, 如《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2006年通过, 2009年和2012年两次修正, 以下简称湖南省《办法》, 本文探讨的对象主要是2009年修正中的)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等等。

但是, 前述法律、法规中关于交警部门调处赔偿纠纷的规定较为原则, 缺乏专门性的法律规定, 特别是缺乏调解的指导原则, 调解的方法和法律依据不够妥当、健全, 甚至有的当事人对调解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例如, 在调解阶段, 因部分当事人往往难以提供完税证明、劳动合同和暂住证或居住证等, 容易产生因受害人农村或城镇的身份而“同命不同价”的问题, 有的误工费、营养费等也难以得到支持, 如果涉及保险公司, 则保险公司多认同人民法院的裁判, 一般不参与或认同公安交警部门的民事调解, 如此调解难度则更大;对于赔偿比重较大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调处时一般也不予支持;有的义务人不履行调解协议书, 权利人不得不提起民事诉讼, 这就增加了诉讼成本, 等等。由此, 我们建议在人权保护理念的框架下, 构建交警部门部门调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的指导思想, 健全调解方法和法律依据,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和调解机制创新。

二、关于湖南省《办法》第三十七条的正确理解和适用———以人权保护理念为视角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2009年修正) 第三十七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不能及时了结的, 有赔偿责任的当事人或者事故车辆所有人应当提供有效担保;不提供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的需要扣留有关事故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妥善保管被扣留的事故车辆,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针对该条规定 (2009年修正前为第三十五条) ,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规工作委员会和湖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专门作出了释义。以供省内交警部门执法适用根据该释义, 对于扣车的目的和时间是如下阐释的:

(一) 扣车的目的是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或者已经实现, 如出现提供担保或者双方协商一致并支付赔偿金等情况时, 没有必要再扣车,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依法及时发还车辆。应注意的是, 这里的扣车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扣车目的不同。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扣车, 目的是为了收集证据。因此, 至勘验、鉴定完毕, 应及时发还。

(二) 按本条规定的扣车, 扣留多长时间, 不能统一规定, 扣车截止时间应以交通事故是否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了结”作为界定标准。所谓“了结”, 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的处理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完自己的法定职责, 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收到事故认定书后, 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共同申请损害赔偿调解, 这时,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已经履行完毕,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最后一日仍未提出调解申请的, 即可视为“了结”;二是当事人收到事故认定书后, 在法定期限内共同提出损害赔偿调解,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主持调解达成协议或调解终结, 达成协议或调解终结即可视为“了结”。交通事故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了结后, 即使没有提供有效担保,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也不应再扣留事故车辆, 而宜及早告诉受害一方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 通过法院的裁决继续扣押事故车辆而达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3]

前述释义为正确理解和适用该办法第三十七条提供了必要的指导, 也体现了对人权的切实保护, 特别是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但是, 下列情况中, 如果交警部门错误地理解和适用该条款的规定, 极有可能导致对人权的侵害:

第一, 赔偿纠纷的当事人收到事故认定书后, 如果在法定期限内均未交警部门提出调解的, 即交警部门对该案的法定职责已经履行完毕, 也就是说本案已经“了结”, 符合解除扣留措施的条件, 不应继续扣留车辆。如需财产保全而继续扣留车辆, 应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交警部门则无此类职权。

第二, 如果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则表明该案进入了司法程序, 也就是说交警部门在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之时就丧失了调处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纠纷的基础和法律依据, 此时不应继续调处, 并立即解除扣留车辆的强制措施, 否则, 交警部门就将自己当做了人民法院, 任意地将行政权扩大至司法权, 侵犯当事人的财产权利, 这完全与依法治国和“法治湖南”的宗旨和精神背道而驰。

三、湖南省《办法》 (2009年修正) 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合法性质疑

该办法属于湖南省的地方性法规, 该办法第三十七条的立法宗旨和内容是交警部门基于交通事故调处的需要而可以扣留有关事故车辆。但是, 该规定是合法性是存在质疑的:

(一) 扣留事故车辆是属于限制他人财产权的行为, 应由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和实施的法律来做出规定, 根据《立法法》规定和原则, 该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应当根据上位法规定来制定;而作为地方性的法规内容的第三十七条在立法上并未得到上位法的授权和许可,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扣车, 目的是为了收集证据, 并未对为了处理交通事故赔偿纠纷而扣车进行授权和许可, 纵观《道路交通安全法》, 不管是在伤者抢救治疗期间还是交警主持调处期间, 都没有规定交警部门可以扣留事故车辆 (因收集证据需要另当别论) , 其它一些地方也无类似规定。该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也与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相悖。

(二) 该办法第三十七条授权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有赔偿责任”一方的事故车辆, 此与《道路交通安全法》法律规定相抵触。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 公安部门的职责是“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这是一种行政管理职责, 是一种行政权。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 当事人对于交警部门的调解和提起民事诉讼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该《办法》第三十七条授权交警部门调处交通事故赔偿时扣留事故车辆, 极有可能使得交警部门主持下的当事人之间自愿调解变成了事实上的强制调解, 这显然违背了立法本意。

同时, 交警部门在主持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处过程中, 法律未赋予其扣留事故车辆以便调处争议的行政权力。因此, 湖南省《办法》规定交警部门在当事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存在争议时扣留事故车辆的权力超越了法律的授权, 实际上就是以行政权取代了司法权。

因此, 湖南省《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合法性是存在质疑的, 难以作为执法依据。交警部门以此规定来作为限制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 是执法效力当然也是令人质疑的, 也是非常容易侵害人权的。

四、结语

我们应当把人权保护的理念和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理念贯穿到交警部门调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的全过程。如何切实地保护人权?体现人权保护理念的法律和依据则是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 正确理解和执行法律则是有力的保证。2012年3月31日, 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按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根据该决定, 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三十七条修改为:“发生交通事故的, 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 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的需要, 可以扣押事故车辆, 但是应当妥善保管, 以备核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不能及时了结的, 有赔偿责任的当事人或者事故车辆所有人应当提供有效担保。”此时明确了扣留车辆的目的, 即“收集证据的需要”, 这将有效避免在实践中交警部门为了调处交通事故纠纷而无限期的扣留车辆的错误做法, 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同时规定“有赔偿责任的当事人或者事故车辆所有人应当提供有效担保”, 也彰显了对受害人的人权保护和关怀, 但何为“有效担保”、担保为何种类型、担保期限如何等问题仍然是围绕人权保护而展开的问题, 值得我们继续探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