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

公共性（精选12篇）

公共性 篇1

一、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含义

(一) 公共行政

关于公共行政的定义, 学界对此看法不一, 笔者综合各种观点, 可以归为狭义、中义和广义三类。狭义的公共行政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所实施的管理活动, 中义的公共行政是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内的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所实施的管理活动。在本文, 笔者主要从广义上理解公共行政, 公共行政是指以国家行政机关为主的公共组织, 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 对社会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维护公共利益的管理活动。因此, 公共行政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特性:首先, 它的主体是以国家行政机关为主的公共组织;其次, 公共行政必须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行为;最后, 它所涉及的对象是社会公共事务。

(二) 公共性

在行政学领域, 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德怀特·沃尔多于1955年在其著作《行政学之研究》一书中就已对“公共”发出追问:为什么是“公共”行政?“公共”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公共行政如何和一般的行政相区别?虽然在学术界关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 不同的学者对此看法各异, 但是从国内外的学术研究来看, 人们有着一些共同的认识:

第一,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表示在公共行政管理活动中, 进行活动的主体不是私人机构、盈利机构, 而是公共部门。

第二,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表示在公共行政管理活动中, 进行活动的对象是社会公众, 公共行政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第三,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表示在公共行政管理活动中, 进行活动的最终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体现社会公共精神, 增进社会公共福利。

第四,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表示在公共行政管理活动中, 进行活动的过程必须要有社会公众的参与, 公共行政活动是一个公开公正的活动。

(三)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是指以行政机关为主体的公共组织, 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时, 活动目的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 活动过程必须公开、公正, 活动宗旨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公共精神贯穿始终。

二、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意义

(一) 公共性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强调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 增进社会公共福利,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 公共性的出发点是从社会公众出发, 其最基本的行为是围绕社会公众进行, 这其中体现着以社会公众为本的行为理念, 是对“以人为本”的实际阐释。

(二) 公共性是对社会公平公正的追求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要求公共行政活动过程必须公开、公正, 社会公众可以平等的参与到公共行政活动中, 同时社会公众还可以对公共行政活动进行监督, 这种公共性是对民主、平等、公平和公正的回应, 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就是要求公共行政活动始终秉持公平正义,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三)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价值体现

从西方社会契约理论角度来看, 公共行政诞生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社会公共问题, 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假使公共行政活动无法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 那么公共行政活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正因为如此, 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就是为了解决社会公共问题, 处理社会公共事务, 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从而维护公共利益, 增进公共福祉。

三、提升公共行政公共性的途径

(一) 培养公共行政主体的公共性素质

从经济人角度来看, 公共行政活动主体和普通的社会大众一样, 他们也是理性经济人, 在执行公共政策, 进行公共行政活动, 面对公共利益和自我私利, 可能会为了实现自我利益而放弃甚至损害公共利益, 但是作为一名公共利益的执行者、公共精神的代表者, 他们理应而且必须维护公共利益, 因此, 必须加强对公共行政主体的公共性素质培养, 增强他们的公共利益意识, 促使他们在进行公共行政活动时, 将公共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二) 培养社会公众的公共参与素质

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基本要义之一就是社会公众对公共行政活动的参与, 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是否满足需求, 公共问题是否解决, 公共政策是否正确, 公共秩序是否有效维护, 这一切的直接体现者是公众, 只有公众才能切实的回答这些问题, 因此, 增强社会公众的公共参与积极性是实现公共性的前提之一。为此, 一方面必须培育公民的主人翁意识, 让公民自觉的意识到参与公共行政活动, 维护公共利益, 既是义务也是权利;另一方面提高公民的公共行政参与技能, 让公民知道自己该如何参与公共行政, 通过何种合法途径利用何种合法工具参与公共行政活动。

(三) 建立健全公共行政活动的法治性

公共行政的法治性意味着公共行政活动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法定的程序进行公共行政活动。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表示要建立法治国家, 合法性是公共行政活动公共性实现的基础, 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公共行政活动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公共利益, 增进公共福祉。为此, 一方面需要建立健全公共行政活动的相关法律体系, 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和公众对公共行政的监督, 促进公共行政活动依法进行。

参考文献

[1]翟娅娅.论当代公共行政的公共性[J].理论观察, 2008, 02:33-34.

[2]张雅勤.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思想回顾与研究反思[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1, 06:52-62.

[3]张俊选.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及其实现途径[A].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8年哲学年会论文集[C].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2008:3.

公共性 篇2

摇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 在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推动下， 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新一代领导人“中国梦冶的引导下， 自由、民主、文明、公平、正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 同样也为我国政府的执政和长期发展带来了挑战。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性， 其价值在于着重强调全民参与过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社会发展转型的新时期， 公共性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行政实践的主要推动力， 公共行政在民主制度发展状况下也获得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可以说，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价值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管理的进步， 在社会发展的大范围内真正实现民主、自由、公平、正义， 以及公民权益等方面的实现， 极具现实性和实践性意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后， 在公共管理方面也取得了长远的进步， 公民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保障， 公共性的`价值促进了现代化公共行政管理的进步， 极具现实性意义。虽然我国在公共管理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但其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中存在的问题

公共性的缺失是主要存在问题， 包括两个方面：

1、公共行政价值观取向偏颇公共行政的目的在于为公众提供更多便利， 最终实现公众利益的最大化， 但过于强调公共行政， 就会导致公共行政公共性的丧失， 偏离正确的价值轨道， 最终导致低效率行政结果的出现。政府忽略了对改革行政活动价值追求， 导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却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果， 降低了行政效率， 而片面追求行政绩效往往会造成虚假现象的出现。

2、政府机制还需调节

宏观调控功能是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功能， 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率。我国政府在实施调节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漏洞， 在市场不均衡的情况下， 政府失灵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政府失灵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 一是， 信息不完备， 信息量过大且掌握不及时; 二是， 成本、收益相分离， 政府活动在不受产权和利益影响下， 政府对市场价格缺乏引导， 资本及生产过剩的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资源浪费严重; 三是， 自然垄断环境下， 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者， 也是公共服务的维护者， 政府的供给地位有利于降低风险程度， 由于有效竞争机制的缺乏以及政府管理人员对企业管理概念的缺失， 在没有较好激励机制的情况下， 政府经营效率低下。

二、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的未来发展公共管理是民主实践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整个民主政治目标和治理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公共性是衡量政府基本价值和活动性质的工具， 在政府长远发展和目标的制定中占据重要地位。针对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的缺失， 笔者对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的发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 政府自身。从公共管理的必要性来说， 其以人为本的原则， 要求我国公共部门公共管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冶; 其公共服务的理念， 要求遵守“在服务中实施管理， 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冶的社会管理原则; 其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要求必须突出社会公平正义， 必须使全体人民共同受益。因此， 政府要树立起至上的服务理念， 在保障人民主权的前提下， 将公共管理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和作用， 树立让公众满意的服务理念， 将人民的利益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建立并完善政府化系统运作模式。二是， 加强公民公共意识教育。公共意识要想取得应有成效， 就必须将公共意识根植于公民的内心之中， 培养我国公民自觉形成公共意识， 自觉维护公共性， 为我国真正实现民主理论提供基础。公民教育的重点， 要将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相结合， 公民在知法、守法的前提下有效生活。政府要着重处理好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有效关系， 以培养公民健全人格为主要标准， 将公共性教育贯穿于社会化教育的始终， 增加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民主化程序的认知和了解， 提高公民参与的技能和要求， 真正实现公共管理的公共性，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三、结语

公共性是公共管理的特性， 它贯穿于公共管理的全过程。其概念标示的是最为基本的行政理念， 是整个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模式建构的出发点和原则。公共性的价值促进了现代化公共行政管理的进步， 极具现实性意义。

公共性流失的背后 篇3

摘要：一项设计完善的公共政策往往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了公共性的流失，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文章以保障住房政策为例分析了公共性流失背后的深层原因，即政府的多元理性使得这种差强人意的政策效果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

关键词：公共性；公共管理；多元理性

政府作为公共部门，拥有公共权力，承担着公共责任，需要实现公共利益。但事实上，社会利益是多元的，社会的价值也是多元的，这些利益与价值相互交织在一起，以实现某一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政策正式在这种矛盾冲突的环境中制定实施的，由于不能同时满足所有利益群体的需求，那么以实现某种公共利益为目标而制定的公共政策就有可能偏离其初衷，造成公共性的流失。本文以保障房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为例，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为政府作为公共管理部门其本身就是多元理性的。

一， 中央政府的多元理性

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承担了社会资源权威性分配者的责任。现代是一个急剧变革和多元发展的社会，社会利益是多元的，社会的价值也是多元的，而且利益和价值之间往往存在矛盾和冲突，公共决策往往是在多元的、甚至冲突的利益和价值之间进行平衡和作出抉择。因此，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治理的理性往往是多元理性（Multi-rationality），需要考虑各种利益和价值的平衡。任何单一向度的考虑都会导致不良的社会后果。

高房价问题不仅是房地产行业的问题，上关乎数万亿元的商业贷款和个人贷款政策，下涉及几十个相关的行业中间还夹杂着千家万户。虽然“民生工程”的旗帜名正言顺，政策制定者也不可能将人财物资源向这一“民生工程”彻底倾斜。近年来保障房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其作为政府“救房市”的措施之一。

中央政府在2008年前三季度对是否救市持谨慎态度，但一些地方政府已开始出台救市政策，主要内容是降低购房交易成本、增加购房优惠或给予财政补贴、放宽房地产企业所得税预征和土地款支付政策。2008年10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降低住房交易税费，支持居民购房，中央政府对救房市有了正面回应。10月22日，中央政府的救房市政策出台，规定从2008年11月1日起，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暂下调到1%（原全国税率为3%）；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地方政府可制定鼓励住房消费的收费减免政策等，救房市政策还要求加强廉租住房建设，加大实物配租力度，加大廉租住房租赁补贴范围，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并尽快发布城市低收入家庭资格认定办法，以规范廉租住房及经济适用住房保障以及其他社会救助工作中的城市低收入家庭资格认定行为。2008年11月5日召開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进一步确定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其一就是“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可以说，保障房建设是以经济危机为契机才大步迈开的。

另外，作为扩大内需的一种措施，棚户区的改造毋庸置疑改善了低收入者的住房条件，虽制定了远低于商品房市场的购房价格，却也花光了相当比例低收入者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的积蓄，还有一些低收入者需要借钱交房款。

保障房建设在滞后了多年后开始“急行军”，一方面是百姓的福祉，另一方面由于政策设计的疏忽，形成新的社会不公，导致公共性的流失。

二， 地方政府的经济理性

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土地一级市场是由国家垄断供应，地方政府则代表国家行使该项职能。地方政府通过一级土地市场获取的土地收入，为缓解城建资金压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在现行分税制的压力下，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明显下降，而财政支出的压力却又不断增加。当地方经济无法快速增长以获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时，土地则成了弥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直接而又迅速的渠道，地方政府也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

土地净收益一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在有的地方，已经达到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成为地方第二财政。据有关学者估计，廉租房的供给每增加5％，就会迫使房价下降3％一4％。房价下跌，土地出让金会跟着降低。这将直接减少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收入。因而，在中央对房地产发出调控指令时，某些地方政府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对调控政策态度消极，一切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导向，对房地产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地方政府作为利益最大化者，天然地选择地方保护主义，对保障房政策贯彻执行消极怠惰，这也致使好的政策却没有好的政策效果，地方政府造成了另一种的公共性流失。

三 回归政府本分

在发展中国家，国家把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不遗余力地推动高积累和工业化，于是发展经济几乎成为这些国家的唯一目标，国家甚至为了发展不惜牺牲其他价值。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描述了一种发展观：为了发展国家必须硬起心肠，拒绝某些当下的诱惑，这包括，建立社会安全网以保护极端贫穷的人，为一般民众提供社会服务，处理民众困难时背离规章制度。政府的本分究竟是什么？GDP的增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世界瞩目的，但人均收入的数字是令人困惑的，经济理性已经成为政策制定者的思维惯性，这种思维方式是不是应该尽快转变过来？

公共政策偏离了公共性，不仅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而且还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平等。“住有所居”关乎百姓的生存权利，关乎政府的执政理念。在提倡市场化的今天，是不是应该慢下脚步反思一下，让公共性回归政策制定者的视线。

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浅析 篇4

一、公共空间的构成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1962年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 公共领域的精粹在於一种特定的“公共性”:公共意见的交换, 理性的应用。哈贝马斯认为, 所谓的公共领域, 指的是一种介于家庭与国家 (政治空间) 之间的对所有人开放的空间。国民可以在此交流思想、情感、意见。它不同于政治空间, 不是主权和法律强制的场所, 也不是纯然的私人领域, 纯然属于个体及其个人事务, 而是一个所有人均可参与但又不具有强制性的言论“广场”, 是所有人可以自由表达自身、交换意见的领域。因此, 所有能够为意见和思想提供交流环境的实体空间或媒体, 均可视为“公共领域”。如咖啡光、广场、沙龙、报纸、杂志等等。这些空间为市民的自由往来和交流提供了场所, 市民也可借由此地表达意见, 表达对国家或经济事务的看法。更重要的是, 这种空间中并有强制的统一化的强制权力, 不会对个体的意见形成压制或修正, 所以, 这里充斥的永远都是多种多样的话语和理论。

公共领域也具有抽象的意涵, 并带有强烈的规范性和批判色彩。哈贝马斯所谓的“公众”, 必须是具有集会、结社、言论、及出版等自由的公民, 在涉及公共事务时不会受到强制力影响。公共领域是提供舆论与公众形成的基地, 其要件是必须对所有公民开放, 人人都有参与或退出的自由选择权, 能够自由自主的结成公共团体。哈贝马斯归纳形成公共领域的三点要素:首先, 参与成员平等, 不受到个人身份地位、权力名望等条件限制或影响;其次, 讨论议题开放, 成员可以自由选择讨论与批评的主题, 而不存在禁忌的议题或批判对象;最后, 参与成员涵纳广泛, 由于现代传媒的发展, 文化 (尤其是高雅艺术) 已经远非某些特定群体 (如贵族、教士等) 专有的消费品, 而是能够为所有人分享或接受的对象, 这一变化使得群众参与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使得公共领域的范围和包容性也更加宽泛。

而且, 哈贝马斯对于“公众”的看法并非只局限于布尔乔亚的公众而已, 而是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像布尔乔亚公众拥有理性与沟通的能力, 透过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要求的讲理和据理力争, 协调说话行动中的社会条件, 从沟通行动中彰显个人的理性。哈贝马斯指出工业社会来临后, 人的思想被商品化, 同时由于实证主义思潮的扩张, 学术研究与一般人的思维被实证主义典范所主控, 阻碍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展自由意志与创造力。此外, 在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 少数精英凭借经济与政治的力量, 操控大众媒体。一般民众欠缺发声管道, 民意无法经由充分的开放对话论坛而上达。基于这些理由, 公共领域已不复存在。

二、重归私人领域

实际上, 公私领域之间的差异并非那么绝对, 特别是在当前的文化研究之中, 很多学者认为公共领域实际并非对立于私人领域的场所, 私人领域中的文化、思想恰恰是组成公共领域的要素;而另外一些学者则针锋相对, 他们认为公共领域中通过交流形成的文化和思想内涵, 才是私人领域自主性的来源。

对于强调公共领域优先地位的学者而言, 公共空间中的媒体、广播、电视等, 组成了现代社会中文化生产的重要源泉。所以, 他们重视的是这些空间中文化生产的内容, 以及这些公共空间如何避免被政治强权或媚俗文化影响, 在这种威胁下丧失其“公共性”。所以, 他们更强调要对这些公共空间加以引导或管理, 避免公共空间的庸俗化或单一化。再者, 公共领域虽然有其自身的独立性 (独立于家庭和国家) , 但它毕竟还处在一种政治体制之下, 当公共空间的公意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之时, 政治也必然会对公共空间有所影响。这就需要公共空间中的自主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尼可拉斯·葛汉 (Nicholas Garnham) 认为, 在英国政治之中, 各个党派很容易被其所支持或赞助的媒体影响。而由于英国传统的自由报业理论, 政治党派实际上无法与公共媒体 (空间) 产生有益的关联。所以, 尽管在理论上, 政治不应干涉公共空间的运作, 而公共空间也应当独立于政治存在——仅仅作为一个自由交流意见的空间, 但实际上, 政治应当在公共空间之中寻找自身的正确性, 而不是仅仅为公共空间的存在付出努力。而对于公共空间, 尤其是公共媒体而言, 更应当为政治以及公共生活负责, 是国家之后某种“公众良心”的体现, 是为公共谋利。

我们可以看到, 葛汉的理论世纪上与哈贝马斯的理论不谋而合, 只不过, 在具体的论述中, 葛汉更加是将其落脚点放在当今最受关注也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空间——媒体中来展开。其实, 在现代社会, 传统的公共空间如咖啡馆、广场、酒吧等场域早已不是公众日常交流的场所, 现在, 他们的阵地早已转移到了“线上”, 也即广播、电视、报纸等非实体的公共空间之中。所以, 公共空间研究相应地也该转换自己的方法和角度, 从新的方向拓展深入。很多学者早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他们将研究点从实体的空间建构转移到了空间之中的“交流”。在约翰·哈特利 (John Hartley) 这里, 公共领域不再是某种“空间”, 而是一种人类符号生活的集合。换言之, 公共空间不一定是单独划出来的实体场域, 以供人们交流, 而是反过来, 只要有人们交流的地方就有公共空间, 只要人们有机会自主表达意见, 交换思想, 就有公共空间。所以, 媒体, 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空间, 所有人的话语、所有人的意见都能通过媒体表达出来。基本的出版、言论自由实际上是在现代媒体中才得以呈现。公共空间实际成为了一个媒体领域。但是,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传统的公共空间理论也需得到修正——它不再是独立于私人领域的特定地带, 而是通过媒体与私人领域联系在一起的无固定边界的混杂空间, 或者说, 它永远处在于私人空间的碰撞与交融中。19世纪以来, 媒体从没有放弃过对个体私密的挖掘, 也从不避讳对各种下流、肮脏事件的乐衷。

所以, 我们还要将公共空间视为一个优先并独立于私人领域的事物吗?显然, 哈特利的理论对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公共空间研究者提出了挑战。公共空间如何坚定自身的独特理念, 在现代媒体社会中存在并发展下去, 应该是公共空间研究者最应关注的问题。洪美恩 (Ien Ang) 进一步发掘了现代媒体社会公共空间的变形。她的研究立足于美国和欧洲的商业媒体系统, 认为这些商业媒体处于盈利的考虑, 总会不断发掘最吸引听众的内容。正如其著作《拼命寻找阅听人》 (Despe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 中所指出的那样, 商业媒体所注重和开发的, 是一种作为消费者的阅听人 (audience) , 他们一方面是公共话语的生产者和组成者, 另一方, 他们同时也要消费这些话语, 消费思想, 消费媒体节目本身。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媒体的公共性和独立性是难以为继的。与此相比, 洪美恩眼中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广播则拒绝如此, 他们的听众不再是简单的消费者, 而是真正希望参与和聆听公共话语的公民, 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 知晓公共空间与政治机制的运行模式, 因而他们也是最能够在媒体公共服务中受到良好影响的人群, 并由此在公共空间中履行其应有的权利与公民责任。

通过洪美恩对作为消费者的阅听人以及作为公民的阅听人的区分, 公共空间研究实际上从其原有的空间研究进入了阅听人研究。以洪美恩为代表的这些研究者, 将公共空间研究的触角拓展到了其终点, 也即个体、私人领域, 从这个角度寻找现代公共空间运作的可能。这种研究也是对哈贝马斯等公共空间研究一元化倾向的反对。在后者那里, 公共空间虽然名义上是各种混杂声音的融合, 但实际上却成为了一种只关注主导话语或公意, 而忽视个体的境地。所以, 洪美恩等人的研究恰恰将这种视角转移到了另一个层面, 从最根本的层面出发探索形成公共空间的条件:即个体如何自主自愿的加入公众之中。

结语

在现代媒体社会, 公共空间的研究者已然发现了这一趋势:即公共空间除了原本就具有的公共性之外, 个体的私密性也越来越多地介入其中。媒体打破了原有的实体空间限制, 将公共空间完全整合在了一种纯粹话语的交流之中。所谓的公共性, 实际就是多种话语和思想的杂糅形态, 它不一定是存在于某个固定或独立的实体空间之中, 而是可以借由媒体在整个社会上空散步。无论如何, 现代媒体的快速发展已经打破了传统话语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 将即时、瞬间的信息流动带入了现代人的交流之中, 也打碎了截然对立的公共—私人两分法。

哈贝马斯曾设想在社会中出现一个完全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 媒体的出现使得这一设想成为了遍及整个社会的超级空间。但随之而来的, 也是无穷无尽的私人事件在公共交流中的混杂。如果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为所有人提供自由交流和沟通的社会空间, 那么, 媒体只不过为这种需要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媒体并非公共空间的全部, 它所带来的不过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两者的杂糅。个体以前所未有的便利和迅捷参与到了公共空间之中, 但也为公共空间带来了难以解决的私人化问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公共空间实际成为一个私人领域的延伸, 它在为这个社会提供交流机会的同时, 也在不断将自身的公共性损毁殆尽。

参考文献

[1]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第2页.

[2]Hoynes, William.Public television for sale:media, the market, and the public sphere.Boulder, Colo:Westview Press, 1994.p160.

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与村庄治理 篇5

熊易寒

社会学者张静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指出，当代中国村落政治的一大痼疾在于：利益政治支配人事变更，张三通过上访或选举取代李四，但之后一切照旧，依然是通过个人关系运作公共事务，“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始终无法建立一套现代的公共规则，导致公共服务原则付诸阙如。

张静的这一论断曾经让我深深地为乡村社会的前途担忧：村庄治理如何才能摆脱“低水平循环陷阱”，跃迁到一个更加理想的状态？当前的这种困局，是因为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还是因为农民的组织化方式出了问题？如果说公共规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那么，这种公共规则应该如何建立？是诉诸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还是依靠国家的“送法下乡”？

最近出版的两本关于中国农村政治的博士论文，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我的困惑。一本是美国政治学者蔡晓莉(Lily L.Tsai)的《中国乡村的连带团体与公共物品》，另一本书则是国内青年学者刘伟的《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两本专著从不同的视角回应或突破了张静关于“公共规则缺失”的论述。

蔡晓莉提出了一个非常“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在不存在西式民主的条件下，是什么机制促使中国乡村的公共机构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在当代中国的财政体制下，村内的公路、学校、卫生、排水、灌溉等公共设施主要依靠村委会筹资修建，各个村庄在这些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差异甚大。最初蔡晓莉猜想，村庄的经济发展程度和集体财产多寡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但经验观察很快令她推翻了这个假设：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江西，同样贫穷的两个邻村，一个村的道路宽敞洁净，而另一个村的马路则坑坑洼洼；而在富裕的福建沿海，同样是财力相当的两个村庄，一个村的公共设施一应俱全，而另一个村除了有气派的村委会办公楼，连条像样的村道都没有。由此可见，“不差钱”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治理。此外，在这些村庄，公共机构和制度安排也大同小异，都实行村民自治，基层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基本雷同，蔡晓莉的调查显示：村委会选举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并没有显著影响。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差异呢？ 在深入细致的质性研究与大样本的定量研究基础上，蔡晓莉发现并论证了一个新的解释变量：连带团体(Solidary Groups)。所谓的连带团体，主要包括宗族组织、社区协会、寺庙和教堂。蔡晓莉指出：即便没有民主或科层式的责任机制，只要当地官员属于某个希望他们提供公共物品的连带团体，他们便很有可能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也就是说，这些连带团体可以构成非正式的责任机制(Informal Accountability)，促使官员对民众负责。咋一看，这并不新鲜，完全是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路径，认为公民之间的信任、规范、合作与结社可以培育公民美德和共同体，提高政治参与度，进而提高政府的治理绩效。但是，蔡晓莉进一步指出：并非所有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资本对政府绩效和公共品供给都有正面影响。

只有同时具备两种结构特征的连带团体能够在功能上替代正式的责任机制：首先，连带团体必须具有包容性，即对当地任何人都是开放的；其次，连带团体必须是嵌入性的，它的成员要包括当地官员。当满足这两个前提时，村庄的治理边界就会与社会边界重合。村庄就超越了行政区划的意义，不仅仅是行政版图上的一个小圆点，而是由共享某种传统、信念或利益的人组成的社群。当村庄内部存在这类组织时，村干部的行为会受到道德义务的约束，更多地为村民谋福利，因为他们与村民同属于一个共同体，有共同的血脉、信仰或者利益，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责任和义务。村干部或许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地方性知识来“忽悠”基层政府，摆脱正式制度的约束；但如果有连带团体的存在，他们就必须给自己的族人或其他团体成员一个交代，否则他们在社群中将丧失道德地位，这就构成了一种非正式激励机制，促使村干部为村民提供公共物品。

通过向连带团体履行集体责任，村干部可以在集团成员中获得社会声望和道德地位。对于村干部而言，这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资源，能够帮助他们执行难以执行的国家政策，譬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如果不履行集体责任则意味着道德地位的丧失，他们就会被排除在团体活动之外，甚至遭到连带团体的抵制，日后便难以在村里开展工作。

蔡晓莉用三种类型的连带团体来说明她的理论：其一，村庙。小型村庙为人们提供烧香、宗教仪式、节日演出的场所，有时还组织体育竞赛和旅游。当某寺庙委员会要求村干部修缮学校或公路时，村干部会很快回应。作为回报，寺庙委员会将宣传村委会的好名声。当村委会与村民发生矛盾时，寺庙委员会协助村干部与农民协商解决。寺庙委员会兼具包容性和嵌入性，可以对村委会提供公共物品施加积极影响。其二，乡村教堂。政府允许基督教教堂存在，但严格规定党员干部不得加入。因而，乡村教堂不具有嵌入性，不能促进村委会对公共物品的供给。

其三、宗族或者说血缘集团。这是中国农村最常见的连带团体。当一个宗族把村里每个人包括在内，宗族的功能就与村庙类似。但如果宗族不覆盖全村，村民就被分成几个派系。嵌入某个宗族的村干部也可能组织一些项目，但这些项目可能只对他所属的宗族有利，全村却受益不多，这种情况往往会加剧村内的宗派斗争，不利于村民福祉的改善。

蔡晓莉的这个理论非常富有启发性，打破了我们对于公与私的传统认识。按照张静等学者的理解，宗族、家族、村庙等组织本质上是台湾学者林毓生所说的“私性社会”(Private Society)。林毓生认为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如行会、帮会、寺庙等）是以家庭式结构组成的，具有很强的“私”的性格，大多由血缘亲疏来决定的，以家庭为本位，是与“公民社会”相对立的“私性社会”，不利于形成一套普遍性的政治游戏规则，无法突显公民社会的“公共性格”。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转化成“公民社会”的现代组织。张静的设想与之相近，主张以公共规则取代公私混合的结构。

然而，蔡晓莉的研究表明：公共性就蕴含在“私性”之中。当行政村的边界与宗族、宗教的社会边界重合，“私性原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公共规则”的功能了，基本的公共服务也就有了保障。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乡村社会的公共性。

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与城市有着很大的差异，以我个人的亲身经验为例：去年年底，我祖母病危，按照乡俗，不能在城里去世，而必须回到乡下的祖屋里咽气，否则不吉利。但祖屋已经被我叔父租给了外乡的一个老太太。于是家里人找房客商量，是不是可以“借用”祖屋送终和办丧事，虽然这会给房客带来很大的不便，但对方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作为回报，我祖母丧事期间，房客老太太和她的小孙女跟我们一起用餐。到了出殡的前一天，“上人情”（付礼金）的时候，这位老太太还是坚持要上一百元的“人情”，众人怎么劝都不肯罢休，只好收下。事后，我们私底下以红包的方式将礼金返还给她的孙女，她才没有推辞。

这个故事可能是城市社会的逻辑无法理解的：首先，按照房屋租赁关系，这位老太太完全可以拒绝房东的“无理”要求，因为她已经支付了租金，我们不可以“染指”她对房屋的使用权；其次，这位老太太非常贫困，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她独自带着孙女租住在我家的祖屋里——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坯房，破旧不堪，家徒四壁——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完全没有必要给非亲非故的房东“上人情”。

但是，乡村社会不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乡村社会的产权关系、群己权界是相对模糊的，人们不习惯跟熟人算得太清楚，如果算得过于清楚，那就表示：我不打算跟你来往了。人们更倾向于通过人情往来的方式“相互持股”，你中有你，我中有你。这样一来，我们对彼此就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为什么，在乡村社会，礼物经济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一旦你退出礼物的循环，你就不再是游戏的参与者了，互不相欠，也就隔断了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正因为如此，在农村，丧事是集体的事情，几乎全村的老少都会参与其中，或帮忙，或出工（有低于市场价的报酬），最低限度也会出一份礼钱，吃一两顿饭。而在城市，丧事完全是一件私事，殡仪馆是一个封闭性很强的私密空间，一个社会成员去世了，甚至不会惊动他的邻居。

乡村社会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社会则是人造的、规划出来的。后者是一个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在那里产权清晰，几乎一切公共物品都依赖正式组织来提供：在小区，有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在小区之外，有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大大小小的单位。乡村社会没有那么多正式组织，也没有那么多的财政支持，不少公共物品都是由非正式组织来提供的，以私性的逻辑运作出公共的产品。

简言之，与城市社会相比，乡村社会具有更强的人情性质，群己权界不那么泾渭分明，公与私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向外看，是私，向内看，则是公。公私的界限是模糊的、权宜的、非正式的。在特定的条件下，“私”完全可能服务于公共性的目标。公共性的建立不必以抑制私性为前提，正相反，对私的尊重、对传统的尊重，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生成公共性。也就是说，公共性是有层次的，有“大公”（国家），也有“小公”（各类社群或集体），“小公”构成了“大公”与“小私”的中间地带，可以发挥缓冲和纽带的作用，促成公与私的重合。

但是，公与私的重合，毕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是每个村庄，都正好有一个兼具包容性和嵌入性的连带团体；更糟糕的是，正如蔡晓莉意识到的，过度依赖非正式制度可能会给将来建立正式制度造成困难。那么，如何处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呢？ 这就是刘伟的《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一书力图解决的问题。刘伟的逻辑起点与张静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农民并非缺乏“公心”，也不乏集体行动的能力，事实上，农民常常为一些公共议题而集合起来，形成各色各样的群体性活动，只不过，这些群体性活动往往“只开花，不结果”，他用“没有产出的政治”来描述这样一种结构性困境：围绕各种类型的利益，村民群体性活动往往可以迅速展开，但由于国家（主要是基层政权）对此缺乏回应，加之活动过程中精英/信任的缺乏（实质上是权威的缺乏），导致群体性活动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用政治系统的理论话语来说，就是只有政治输入（通过群体性活动进行利益表达），却没有政治产出（形成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规则或决议）。

基于这一经验事实，刘伟认为：国家仅仅在村落安排一定的现代制度并不能自然带来有效的治理，更为重要的，需要有一种力量和机制将现代制度嵌入村落并成为村民的生活方式和游戏规则。这似乎又回到了张静的问题。刘伟开出的药方主要包括两味药：

一是国家的合理、适度介入。在他看来，涉及公共事务的村民群体性活动客观上需要与国家的有效衔接，村民群体性活动之所以难以达成，除了市场化和家庭经营带来的利益分化、纠纷增多之外，国家的基层代理人对村落的介入方式也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的行政化干预；另一方面，又常常存在国家“不在场”的情况。国家时而“越位”，时而“缺位”。这样不仅损害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权威，也侵蚀了村落社会所剩无几的自主性。因此，国家需要以更加制度化的方式去积极回应村民的群体性活动和政治诉求。一方面让自生秩序在其应当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应调整其介入范围和介入方式，帮助村落重建政治共同体，从而在新的基础上与自生秩序相衔接，共同生成村落中的治理结构。

二是乡村精英与社会信任。在刘伟看来，“没有产出的政治”，其根源还在于村落政治共同体的解体。刘伟的研究虽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分析框架，但却极力避免这一研究范式的结构主义之弊，没有就农村而研究农村，而是把当代中国农村放置到城市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当今村落共同体的部分解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化的结果，因为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他们的生活重心已经转移到城市，其中的精英分子或在城市定居，或到县城和乡镇购房置业，这样不仅导致了能人的流失，更重要的是，缩短了村民的博弈链条，降低了彼此之间对于未来长期合作可能性的预期。博弈论早已证明：长期的重复博弈有利于人们选择合作，而短期的博弈则可能诱发欺诈与不合作。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当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或可能离开村庄，村民之间的合作也变得越发不可能。那么，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下，如何再造精英和重塑信任呢？刘伟指出，国家应该让渡部分发展空间，或是供给相应的资源，帮助农村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并展开相应的群体性活动。结合蔡晓莉的“连带团体”理论，我们在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时，应当使其同时具有包容性和嵌入性，一方面要向全体村民开放，但必须是志愿性的，不得使用强制手段；另一方面也不妨将乡村干部吸纳到顾问、理事会或监事会中来，但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能由乡村干部直接领导或控制。如果这些社会组织可以发挥连带团体的功能，那么，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将有可能大为改观。

由是观之，蔡晓莉之所谓社会边界与政治边界的重合，其实也就是刘伟所说的国家与村落的有效衔接。而刘伟所倡导的农村社会组织建设，若能取代村庙和血缘集团成为连带团体的主流，不仅能够改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且也有助于张静所谓公共规则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位学者的研究视角或有差异，但最终的理论关怀和现实指向却是高度一致的。

参考文献：

（《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对村民群体性活动的中观透视》，刘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九年版；Lily L.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张静著，上海书店出版社二○○六年版。）

公共性的政治伦理理解 篇6

可真实的情形却是,我们的确亲身感受现代政治生活的公共性,不仅是在形形色色的民主选举活动中,或是在法庭内外,而且在形形色色的名人隐私曝光事件中,或是在诸如孩子们的幼儿园里、城市乃至乡村川流不息的人流里。如果我们接受费孝通先生关于“公共领域”即“陌生人领域”的公共性解释的话,就不难理解现代人的这些公共性生活经验。可是,在这些迅速变幻着的现代公共性镜像中,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究竟可以“公共”或实际“公共”了什么?更确切点说,一方面,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经验并分享着现代人的“公共性”理解。如果我们认可现代人的一般“公共性”概念,将之大致界定为公开、透明、分享,或者还能接受阿伦特所强调的“复数”或“多样性”、“共同性”(commonness)的“公共性”特征描述,那么,诸如联合国辩论议事、规模和仪式越来越盛大的各种国际体育竞赛、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以及上至国际和国内社会民主制度(无论是组织的、选举的还是协商的民主制度)的不断推进、下至各种救灾减灾机制和公共健康体制的形成和演进等等,当然堪称现代社会之“公共性”的典型经验,更不用说现代人放言高论且正在经受的所谓“全球化”经验了。所有这一切都公开地摆在我们面前,仿佛一览无余,而且真的是“我们”(而非只是“我们”中的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正在“共同面对”、“共同分享”、“共同分担”这一切!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不禁要问:联合国的议事有多少达成了公共一致?又是如何达成公共一致的?其公共性程度究竟若何?即便是像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纯粹的体育竞技比赛又能有多少公共的经验分享?巴黎市长和萨科齐总统对于二○○八年北京奥运会的经验与北京人、中国人、非洲人的经验有多大的“公共性”?在最近发生的希腊火灾中,欧共体的救灾机制发挥了多大的公共作用?我们确实正在共同经受着世界金融危机的痛苦,可我们真的公正地分享了全球化带来的福利和喜悦了么?非洲人是如何体验经济全球化的?为什么全球化的光临非但没有减少民族国家的分解和国际冲突,反而使得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民族国家急剧增加而非减少呢?一次又一次此起彼伏的民族冲突事件究竟说明了什么?更值得我们多费思量的问题是:同样是面对民族冲突事件,为什么西方国家(从多数政治家到多数学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将他们自己国家的民族问题看成是文化问题,采取“去政治化”的立场,而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问题却采取政治化立场,将之强行而又简单地置于“民主”、“人权”、“民族正义”的概念框架内来大加讨伐呢?

看来,关于“公共性”的理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首先当然是一个政治问题,然后更为复杂的,它还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甚至根本上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罗尔斯、哈贝马斯等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如是观,尼采、阿伦特和施特劳斯等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家也作如是观。不过,即使在他们之间,公共性的政治理解或者对政治之公共性的理解却又如此迥异,仿佛在哲学家们之间也鲜有“公共性”!由此可见,即令在哲学观念这个最为抽象——注意:理论抽象常常被视之为人类致达所谓“普遍”、“家族类似”和“公共分享”的最后通道——的王国,“公共性”也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一问题的要害在于:作为事实陈述的政治的“公共性”实际远不等于作为价值评价的“公共性”的政治,因为人们对于政治的“公共性”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即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只有这样看,才能理解西方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对于发生在本国和他国非常类似的民族问题,会采取“去政治化”和“强政治化”这样两种明显相反的立场。

或许我们应该这样说,对于现代人来说,政治的公共性尚且勉强可解,可对于公共性的政治性却显得难以理解,甚至是故意淡忘。不幸的是,这一判断或许更切合当今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主流社会的普遍心态!

在“现代性”深入人心,以至于“现代心态”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常规心态或习惯心向的现代社会里,商业、市场、科技和行动的价值效应远远超过和掩盖了人们对公共社会和公共事务的政治关注,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出现的“投票疲劳症”和以此为基本症候的政治冷漠(罗尔斯将之形象地刻画为“袖手旁观”:“stand-off”)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再深入考察一下政治商业化(比如,金钱对选票和选民的左右、国际贸易中的经济利益交易等等)的普遍现象,就知道“选举筹款的多少决定选举的胜算多大”、“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一类的说辞是多么近似于现代政治的真理表达!孔夫子和古希腊哲贤注重的政治游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一种不可承受之重,以至于西方已有学者不禁感叹“政治(学)的终结!”

中国人对于政治一直有着特殊的兴趣,甚至有过相当过度的激情。十年“文革”期间,文化都被当成了政治,可以说创造了文化政治化的极端范例。教训当然深刻而又沉重!可“后文革”时代,经济成为中心,市场经济的洪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经济或者说市场已然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我们当成了政治,甚至是最大的政治,而真正的政治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转换成了经济或者偶尔被当成了文化。如果说,把经济当成政治还具有某种特殊情景下的政治策略的合理性,那么,将政治转换为经济就不仅很难得到正当合理性的辩护,而且还极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譬如说,让权力与金钱联姻并发生交易;让“金钱万能”不断浸润民众的思想意识,以至于最终成为多数人的日常行动指南;如此等等。就这样,我们对于政治的记忆在一天天淡化,而我们肩上的政治负担实际上却在一天天加重。

坦率地说,我们的确需要有政治和政治哲学,甚至需要阿伦特思想中的那种具有内在善恶特性的政治伦理。同大多数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不同,阿伦特所讲的政治不属于“现代性”的政治范畴,毋宁说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些古希腊哲学家们的古典的哲学化的政治,更近似施特劳斯(或许还有施密特、奥克肖特、昆汀·斯金纳等人)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信奉的政治和政治哲学,在约翰·罗尔斯的两部代表作即《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中有过典型的表达:基于经济权益的公平正义分配被提升为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正义分配问题,因而也是且根本上只是社会基本结构——即社会基本制度体系——的制度安排问题;进而,如果说这样的政治理解仍然给各种不可公共化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留下了太多余地的话,那么,《政治自由主义》告诉我们,通过寻求一种基于“重叠共识”的“公共理性”,来重建政治的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基本使命便被限制为寻求超越文化多元和政治差异的普遍政治原则——政治之“合法性”、“正当性”、“公共理性”的原则——和基于这些公共(普遍)政治原则的基本制度建构,仿佛惟其如此,方可确保国家政治获得足够自律的公共性,当然也就不难确保公共性的政治正当和政治合法了。

然而,这不是政治公共性或者公共性政治的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也不是阿伦特乃至所有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家所理解的政治,亦不是她所理解的政治的公共性!更不是斯特劳斯等更趋于保守的政治哲学家们所理解的政治和政治的公共性!阿伦特所讲的政治,是一种具有公共——即人格“复数”、行动多样(差异)并具有某种共同价值——意义的权力行动。权力只属于公共生活领域,因此,人们将政治腐败界定为公共权力的私有化或私人资本化,这一点似乎是所有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家们所公认的。阿伦特的贡献在于,她一方面指出了公共权力行动的多样性和共同价值;另一方面又郑重地告诉我们,政治行动的共同价值或公共性并不意味着任何意义上的同质化和平面化,因之并不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治制度体系或公共结构,恰恰相反,某一行动或人物之所以具有政治的公共性和共同价值,并不是他(它)体现了某种普遍认同的原则规范,而是因其表现出了某种卓尔不群的独特品质,一种彰显差别、优异和创新的政治美德。照此观之,马拉松的行动之所以被雅典城民视之为卓越的公共典范,正是因为他为了向坚守城池的城民们报告前方抗击侵略者的战争获胜消息而跑死城门,他的行动不仅展示了一种超越常态的武士之艰苦卓绝的英勇和不屈的美德,而且展示了一名武士为了保卫祖国和人民而顽强牺牲的爱国主义政治美德,这样的行动和这样的战士当然应该成为城邦的英雄楷模,值得所有公民景仰和学习。这就是政治的公共性典范!扩而言之,某一人物及其行动具有公共性,当且仅当他(她)及其行动具备卓越超拔的公共引领价值和公共示范意义。如此,奥林匹克竞技比赛中的竞标冠军,或者追寻卓越并表现优异的战争英雄和时代楷模,都如同那些具备开拓创举的政治领袖一样,具有公共示范、公共榜样和公共引领的理想(价值)意义。

显然,阿伦特看重的不是社会基本制度或政治结构性的公共意义,而毋宁是政治语境中的人及其行动的公共意义,仿佛这才是政治的公共性本质所在。因之,她凸显行动和行动者的政治意义,将之同诸如“劳动”、“工作”等一般社会行为严格区分开来。阿伦特指出,“劳动”本质上是以物质实利为根本目的的“私人性”价值行为,因而既不具备公共性的维度,也不具备公共典范的价值意味。“工作”较“劳动”更具有现代行为意义,它同特定的“技术”或者“技艺”相联系,具有技术“制作”和趋同于产业化的特点,但却不具备公共典范的价值引领意义,因而它同样不具有政治的“公共性”。唯有“行动”才具备超拔于一般“劳动”和技术性“工作”的公共典范意义。“行动”必然对一切既定的秩序产生新的影响,无论是革命性的还是创造性的,都具有公共示范引领的意义。真正的“行动”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行为”,更非发生在所谓“社会领域”中的“行为”——这恰好是对真正的政治“行动”的限制,世俗化、实利化了的社会生活领域正是造成现代公共(政治)生活领域日趋萎缩和沉沦的主要压力和根本原因之所在。阿伦特反复强调,现代世俗化的“社会领域”的恶性扩张,造成对政治行动和政治公共领域日益强劲的挤压,致使现代人的行动和行动能力迅速衰弱,“平庸的政治”之恶到处蔓延,仿佛已然成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不可承受之轻”!

阿伦特的政治美德见解让我们想起了孔子和柏拉图、尼采和海德格尔(乃至整个存在主义)、施特劳斯和施密特。当孔子和先秦儒家强调“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时,他和他的儒家先贤们所关注的,绝不仅仅是“正”或“正义”的普遍规范原则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作为公共人物的政治家们其正义行动的公共示范和引领之社会政治作用。同样,柏拉图广受诟病的“哲学王”理念其实不应被理解为哲学家的政治特权预定,毋宁说,他不过是在表达这样一种政治理念:只有那些最富于理智智慧和公正美德的人,才配当国家的政治领袖。在这里,同样是对政治行动和行动者的政治美德或政治优异的推崇和认肯,如果我们不想成为一个单纯的制度主义或者普遍规范主义的信徒,这种推崇和认肯就有其值得尊重的思想价值。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尼采的“超人”理论,任何过度狂热的个人英雄主义都会给人类及其社会生活带来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和道德遗害,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我们是否就因此完全转向某种“制度崇拜”?即便是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已然出现一种制度(规范)主义的“路径依赖”和“趋同化”、世俗化和实利化的行为主义风尚,仅仅满足于建构普遍有效的或者底线式的原则、规范、制度——借用罗尔斯的术语来说,就是“最大化的最低要求”——就足够了吗?这是一个政治哲学的当代主题,更是一个“现代性”的政治难题。事实上,现代人的“制度崇拜”并未真正摆脱人对自我主体性的自恋性崇拜,只不过将这种崇拜中介化、形式化了而已:因为无论是何种制度都只能是“人为的产物”,所谓“制度崇拜”,只不过是把人的自我主体性崇拜转换成了人对“人为化的产物”的崇拜罢了。

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再次陷于一种两难选择:要么,顾虑于现代社会的商业化、世俗化现实,选择让政治完全“适应”经济的世俗主义的路径;要么,坚持某种或者某些经过理论创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传统,不仅保持政治与经济之间应有的价值张力,并且保持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理想链接。然而,更为艰难和复杂的两难选择还在于:若取前者,则又有可能陷入一种更深刻的两难处境:一种单纯“适应”自由(市场)经济的政治如何实现民主?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此种状况下可能实现的要么只能是无约束的自由民主,根本无实质意义可言;要么只会是背离社会基本正义的不民主、甚至是反民主——很显然,资本恣意驱动下的市场经济及其由之产生的“自然秩序”必定是一种严重不平等、不公平的自由经济和社会过度差距的“自然秩序”,按照资本的自然逻辑或运动规律,拥有着越来越多的财富和资本的少数人或少数人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同那些众多的不断被资本运动边缘化、贫困化的普通民众公平地分享和行使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这样的政治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公共性”。中外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实践证明:现代民主社会真正需要和普遍寻求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经济政治学,更不能是经济伦理学!

于是,我们可以欲求的正当合理的选择路径只能是后者,即:保持政治与经济之间“必要的张力”,进而保持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理想链接。在这一点上,阿伦特的洞见似乎比那些自由主义——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见解更值得我们注意:只有保持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这种张力,阿伦特所谓的“社会生活领域”才不至于排挤和压倒政治的公共领域,确保公共生活领域的政治公共性不被世俗实利主义的经济市场所腐蚀;同样,唯有保持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理想链接,阿伦特所执著的“行动”和“行动者”的政治美德意义才可能彰显其优异,并较为充分地实现其公共示范和公共引领的“公共性”政治价值。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又不可避免地面临另一种如何理解政治及其公共性的理论两难:究竟是如罗尔斯、哈贝马斯等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论证的那样,政治的“公共性”只在于社会基本制度(规范)体系或社会交往行动的普遍规范等形式化的结构之中?还是如阿伦特(或许还有马克思、施特劳斯、查尔斯·泰勒、麦金太尔等人)所坚信的那样,政治的“公共性”更根本的在于行动和行动者的政治卓越或政治美德等实质性的价值理想之中?抑或,这两种理解原本就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合理理解政治及其公共性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向度?

现代人似乎大都更愿意相信普遍规范和制度结构的政治公共性,因而现代社会也大都着意于营建这样的政治公共性。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普遍的政治文化症候,很可能需要某种社会批判理论——当然,不仅仅是哈贝马斯心中的社会批判理论——来加以进一步诊断并提出政治理疗方案。在此情形下,重温阿伦特关于政治公共性的论述便显示了一种理论意义。当然,如果我们还能经此去进一步重温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政治哲学,比如,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多部《政治经济学手稿》,其意义便很可能不仅是理论的,还会有实践的。如此,我们便可以明确地回答本文开篇时所提出的问题:人民对于公共性的政治期待不仅仅是形式的、规则的公共秩序,更根本的是实质性价值的公共分享和责任分担,因而,任何关于政治及其公共性的理解也必定不仅是政治的,还必须是政治伦理的。惟其如此,一种新的政治及其公共性的理论与实践才可以合理期待。涂文娟博士的《政治及其公共性:阿伦特政治伦理研究》为我们揭示了重温阿伦特政治公共性理解的理论意义,余下的任务当是我们如何重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以便获得在当今社会的“现代性”趋于巅峰状态的非常时刻,重新赋予政治及其公共性一种新的、具有社会批判力和建设性的政治伦理理解。这是一项紧迫的理论任务,也是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对于政治哲学、特别是政治伦理的迫切吁求!

西元二○○九年初秋 北京西北郊悠斋

论我国公共管理的公共性 篇7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后,在公共管理方面也取得了长远的进步,公民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保障,公共性的价值促进了现代化公共行政管理的进步,极具现实性意义。虽然我国在公共管理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其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中存在的问题

公共性的缺失是主要存在问题,包括两个方面:

1. 公共行政价值观取向偏颇

公共行政的目的在于为公众提供更多便利,最终实现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但过于强调公共行政,就会导致公共行政公共性的丧失,偏离正确的价值轨道,最终导致低效率行政结果的出现。政府忽略了对改革行政活动价值追求,导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果,降低了行政效率,而片面追求行政绩效往往会造成虚假现象的出现。

2. 政府机制还需调节

宏观调控功能是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功能,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率。我国政府在实施调节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漏洞,在市场不均衡的情况下,政府失灵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政府失灵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一是,信息不完备,信息量过大且掌握不及时;二是,成本、收益相分离,政府活动在不受产权和利益影响下,政府对市场价格缺乏引导,资本及生产过剩的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资源浪费严重;三是,自然垄断环境下,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也是公共服务的维护者,政府的供给地位有利于降低风险程度,由于有效竞争机制的缺乏以及政府管理人员对企业管理概念的缺失,在没有较好激励机制的情况下,政府经营效率低下。

二、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的未来发展

公共管理是民主实践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民主政治目标和治理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公共性是衡量政府基本价值和活动性质的工具,在政府长远发展和目标的制定中占据重要地位。针对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的缺失,笔者对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的发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政府自身。从公共管理的必要性来说,其以人为本的原则,要求我国公共部门公共管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公共服务的理念,要求遵守“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的社会管理原则;其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要求必须突出社会公平正义,必须使全体人民共同受益。因此,政府要树立起至上的服务理念,在保障人民主权的前提下,将公共管理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和作用,树立让公众满意的服务理念,将人民的利益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并完善政府化系统运作模式。

二是,加强公民公共意识教育。公共意识要想取得应有成效,就必须将公共意识根植于公民的内心之中,培养我国公民自觉形成公共意识,自觉维护公共性,为我国真正实现民主理论提供基础。公民教育的重点,要将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相结合,公民在知法、守法的前提下有效生活。政府要着重处理好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有效关系,以培养公民健全人格为主要标准,将公共性教育贯穿于社会化教育的始终,增加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民主化程序的认知和了解,提高公民参与的技能和要求,真正实现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三、结语

公共性是公共管理的特性,它贯穿于公共管理的全过程。其概念标示的是最为基本的行政理念,是整个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模式建构的出发点和原则。公共性的价值促进了现代化公共行政管理的进步,极具现实性意义。因此,对公共管理中公共性的缺失及救治进行探究,也是当前我们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闫慧青.论我国公共管理的公共性[D].山西大学,2007.

[2]岳云强.论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与社会性[J].天中学刊,2006,06:69-71.

美国教育公共治理的公共性转型 篇8

一、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两个维度:多元中心治理和择校制

所谓教育公共治理改革,是相对于传统教育公共管理而言的,它包括两个维度:从治理结构上看,其主要改革框架是要在公立学校系统内突破教育官僚制结构,实现多元中心的治理;从机制上看,它在公共教育系统内注入市场因素,引入竞争机制,比如采取凭单制的形式为学生择校提供自由。

教育官僚制包括学校内部官僚制与外部官僚制。学校内部官僚制虽然也侵入了学校日常教学生活,但学校教育还是在科学训练与艺术性之间求得相对自治的空间,因为学校毕竟在教学上具有自己独有的专业领域。外部官僚制主要是指学校外部力量对学校治理形成的官僚制结构形态,它具有垄断性经营与生产的特点。教育外部官僚制结构的缺点在于,学校一旦“失败”,官僚系统内的治理力量很难实行自救;而且这样一种垄断性特点使得公立教育系统过于笨重,缺乏灵活性,不能回应学生的教育需求。

在公立学校系统内引入社会与市场的力量,突破教育外部官僚制,改进教育的公共治理,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各自在公共教育管理中的权力限度问题,实际上是个如何在相互合作与相互监督的关系中加强政府的主导、控制与监管的问题。特许学校就涉及到教育服务的提供者与生产者相互分离的问题,政府如何与学校经营者处理好关系是特许学校要重点研究的问题。此外,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兴建职业技术类或特色实用类的学校,关键也是要处理好各自的权限与职责,在此基础上谋求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

公共教育多元中心治理的结果存在两种可能性,它既可能导致公共性的衰退,也可能保障教育公共性。拥护与反对的声音都有。从公共行政理论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拓展“公共”和“治理”的内涵,认为“公共”不是政府的同义词,[1]它既不属于公共权力领域也不是市民社会领域,而属于一个超越私人领域之外的空间;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2]同时,学者们认为,公共行政的范式也需要转换。欧文·休斯认为,公共行政是与官僚范式、技术路线、服从、政治与行政二分、过程等范畴紧密相联,公共管理是与非正规组织、市场范式、技艺、责任、政治与行政相分离、结果等范畴紧密相联的。[3]治理理论想要突破的正是官僚制结构,寻求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治理主体不限于政府,还包括社会公共组织,市民社会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各组织形成相互协作机制,最终形成一个有别于官僚系统的自组织网络。教育公共治理也需要形成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三种力量之间的合作治理,它强调的是三种力量的互动关系及其形成的框架或模式。倡导者认为,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学校间竞争,可以改善效率;反对者认为,市场的力量会损害教育的公共性。后者包括,个人利益超越公共利益之上;[4]个体价值超越于教育的公共目的之上;[5]公共教育对培养公民精神与德性的公共责任的放弃;[6]强化种族分离。[7]

同样,对于公立教育系统内部的凭单制式的择校改革也有不同的声音。倡导者的出发点是在公立学校之间实行竞争,可以提高学校质量,也为学生提供择校自由,特别是为那些“失败”的学生或得不到公平的受教育机会的学生提供择校机会。反对者认为,自由择校的结果必然是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利益受损:普遍的凭单制方案只会加剧美国教育中存在的不平等,隐蔽与阻碍对平等的追求;[8]学校教育中的择校制,包括凭单制、特许学校和磁石学校使富裕的、白人家长和学生享有更大的特权。[9]

显然,改革教育外部官僚制,并非是要在公立学校系统内完全推行多元中心治理。以查布(John Chubb)和莫伊(Terry Moe)为代表的教育市场化改革倡导者认为,公共教育可以由政府供给,但不一定由政府生产;市场化的教育生产更能提高学校的学术成就。这样的说辞有它的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如果市场化的教育生产完全被证明更能提高学校的学术成就,那么,多元中心治理就完全有理由在公立学校系统内外全部推行,它就获得了政治上的正确性。事实上,教育多元中心治理的合理性在于:官僚制系统内的学校失败使得外部力量治理的尝试可以推行,所以它主要是充当传统公共教育的外围竞争物,改善了一些“失败”的学校,也满足了“失败”学生的教育选择需求。

同样,择校也并非是完全的择校。个体择校虽然来自于个人自由的理念,但这样的改革首先还是政治上的考虑。全面地推行凭单制必定因损害低收入者的教育公平而造成公共性的衰退,这是哲学上的考虑而不是政治上的考虑。

二、教育公共治理公共性转型的可能:政治的考虑与家长的需求

教育公共治理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前还没有成为一种理论话语,[10]在实践上也还不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换句话说,当教育公共治理成为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时,改革开始进行。20世纪80年代后,教育公共治理成为政治与社会的问题,即“失败”的学生和学校影响到国家的竞争力。当然这是一种政治的考虑。

通常认为,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与福利国家的失败有关。应当说,20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失势和新保守主义学说抬头的背景下进行的,或者说是在福利国家的失败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把教育公共治理改革放到公共服务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总体上说是对的,但是,它与其他公共服务改革的原因与动机还是有重大差别,虽然采取的形式基本类同。通过比较两者的差异,可以看出教育公共治理改革关涉到公共教育利益和个体教育利益。

公共服务改革主要是从经济效率上考虑的,着眼于缩减公共开支,教育公共治理改革则不同。其一,国家希望提高公共教育质量,增强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以满足经济竞争的需要。1983年《国家在危机中》的报告把美国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归结为公立学校的平庸和失败,一些公司也把注意力引向学校失败和经济衰退。于是,教育市场化取得了政治因素的支持。其二,个人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财富的向上转移,大公司对中层管理人员的大量解雇,信贷市场化加深出现了大量的个人债务,制造业转向工作时间长而报酬低的零售业和服务业,导致美国中产阶级的急剧萎缩。身份危机中的中产阶级放弃了对教育公平政策的支持,优质的公共教育成为首要资源。[11]

一般公共服务的改革主要着眼于缩减公共开支,提高公共服务的生产效率,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实现政府的“善治”。教育服务改革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被期望是国家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手段,同时也与个体的教育需求密切相关,不过这种需求并非完全基于学业考虑。作为教育市场化的主要形式———公共投资凭单制,最初目标是瞄准低收入者,特别是黑人低收入者,其后扩展到在公立学校失败的学生和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最后扩展为所有家长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凭单计划。从凭单制的参与学校来说,起初是在公立学校内进行,其后扩展到私营学校,后甚至扩展到宗教学校。凭单制的推行从所有人到所有学校,表明教育公共治理改革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考虑外,即实现教育的公共性,解决教育公平,提升劳动力的经济竞争力,它还表明教育服务改革与个体的教育需求密切相关。

研究表明,择校制,尤其是跨学区的择校,对学校管理者并没有产生预定的影响,即学校教育模式并没有产生改变,学校的行为表现也没有得到改进,[12]对部分学校而言倒是减少了问题学生,降低了入学率。择校制的存在与家长的需求密切相关,然而,家长的择校需求并非完全基于学生的学业失败,学校的安全和种族歧视问题对家长的择校有很重要的影响。拉波斯基(Thomas Rabovsky)认为,家长的择校在低年级阶段主要基于学校的安全与种族歧视的考虑,而在高年级阶段才是基于学生学业失败的考虑。[13]所以,就择校制而言,政治的考虑与学校和家长的考虑是不相吻合的:政治上的考虑是基于学校与学生“失败”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但学校没有改进教育效率的愿望,家长则是基于学校安全、种族因素与学业因素的多种考虑。应当说,政治的考虑与家长的需求共同推进了教育公共治理公共性的转型。

三、在教育均衡政策与官僚制失败下的个体择校需求应对中实现公共性的转型

教育外部官僚制比较好地保障了教育公共性,较好地实现了教育公平,但是公平永远是动态的。教育外部官僚制的问题就在于,它可能存在学校教育的失败问题,其自身系统内难以迅速调整,缺乏回应性和灵活性。其在系统内的可能解救办法就是寻求外部力量,改革教育官僚制型态,实现多元中心治理。

同样,公共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即教育均衡和相对优质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按学区就近入学政策如何应对学生“失败”就成为一个问题。可能的解救办法是在公立学校系统内外推行择校制。

这两个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问题,即教育官僚制系统如何应对学校“失败”与学生“失败”的问题,这个问题因为它的政治性使美国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使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教育市场化或私营化会冲击政府垄断性生产教育下的公共性问题,因为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工具在形式上是中性的,而教育市场机制的运作过程也是中性的,缺乏对“公共性”的价值追求。因此,教育公共治理改革在教育的政治性与哲学性之间存在冲突。公共教育关切公共利益,而教育哲学则关切个体幸福。教育公共治理改革一方面要保卫公共性,但同时也需要避免呆板的教育均衡政策与公共性对个体教育需求的忽略。均衡化的教育政策与“失败”学生的择校需求之间总是存在矛盾。这就是美国教育公共治理在现代性社会中的境遇。

这种境遇实际上是现代性自身矛盾的体现。集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始终跟随着现代性自身。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议,除了各持自身的理论观点之外,至今没有也不会有同一化。现代政治哲学就是这样,“诸善共舞”,既要公平,又要自由。但正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ille)的深刻洞察,自由与平等往往是矛盾的。事实上,集体与个体的矛盾问题在卢梭那里就有了最为深刻的探讨。在卢梭看来,自然状态下的人是最为自由的,而人的社会化因为使人活在他人的认同中,从而使人失去了内心的快乐和真正的自由。当然,卢梭知道,人是无法逃避政治社会的,也不可能重返自然状态;卢梭的政治哲学也不是主张回到自然状态,而是要为政治社会的联结的正当性找到合适的方式,[14]为在人道的范围内朝向自然状态寻求最大可能性。对择校制的探索实际上在一个层面上保持了这种卢梭式的追问。

从终极上看,教育公共性与择校自由之间一定是矛盾的。作为问题的实际解决,教育政策必定是调和的产物,必定是在两种政治哲学———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和以家庭选择为中心———之内寻求平衡。有些学者试图调和这种冲突,[15]还有一些学者,如帕奎特(Paquette.Jerry)、[16]库克森(Cookson.Peter)、[17]库恩斯(Coons.John E)[18]等从治理结构上对择校制、凭单制、特许学校等提出了很多改进策略。比如,帕奎特主张在某些领域实施政府管制,为公立学校择校制提供平等框架;库恩斯主张实行有目标的凭单制(针对穷人和有特殊需求的学生)与普遍的凭单制。这些策略都希望找到一种新的治理结构以解决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矛盾,解决公共教育系统的低效率状况,既想保持学校教育的公共性功能,又想有限地满足个体的择校自由。

教育公共治理正是在这种价值冲突中、哲学的追问中实现了公共性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仅表现为治理结构上的转型,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公共性内涵的转型:既持守教育均衡,又尝试满足个体择校自由。在转型中对教育公共性丧失的担忧是对的。但是,从终极上看,多元中心治理与有限的择校是方向性的策略是必然的趋势,这是由教育官僚制的缺点所限定的。只要操作方法得当,它不但不是教育公共性的衰退或丧失,反而是教育公共性的提升。当然,多元中心治理与择校,只可能是某种限度内的突破,或者说它是教育官僚制的外围存在物,旨在给传统的教育官僚制解放出某些活力,弥补均衡教育政策下的对个体教育需求的反应迟钝。从根本上说,它并不想突破教育官僚制系统,也不会以个体的教育需求作为最高的指向。它的基本的政治逻辑是,始终要体现教育的公共性。

作为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主要政策成果,特许学校通过实现多元中心治理,为学校教育的成功奠定了外部力量的保障,弥补了教育官僚制的缺陷,既保卫了教育公共性,又在均衡教育政策下通过择校制回应了个体教育需求。它是对教育公共性内涵的重要拓展和提升。这种内涵的拓展与提升,可以解除我们对义务教育治理与政策的保守的认识:即认为教育的公共性意味着教育的政府生产与治理,意味着统一的就近入学。

四、对中国教育公共治理的反思

中国当下的教育公共管理改革(指义务教育阶段,下同)并不处在美国教育改革的阶段,因此,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对中国有多大的借鉴意义是值得反思的。多元中心治理与有限的择校制对中国并没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可能的借鉴在于,实行多元评价,推进教育评价机制改革。

当下中国的教育官僚制系统存在的问题与美国教育官僚制的问题并没有相似性,我们的问题并不是缺乏灵活性和回应性的问题,而在于我们教育官僚制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表现为教育质量普遍还不高、教育还不够均衡,自身该承担的职责还没有履行好。我们现在还不是引入外部力量实现多元治理的问题,外部力量无法改变教育官僚制普遍的效率不高(教育质量不高和不均)的问题;也不是推行择校制的问题,相反还需要杜绝择校制,因为教育不均衡的条件下更应禁止择校。

中国与美国的教育官僚制系统有一些共同点,比如义务教育的政府统一提供与生产;而差别主要在于,我们没有处理好教育行政与专业发展的关系。教育教学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艺术性都很强的工作,需要有自身相对自治的空间。美国虽然也有官僚制侵入日常教学领域的问题,但总体上对于行政与教学有一套区分的系统。教育官僚制有自身的优势,政府统一指挥、统一生产、强有力的教育质量监管,但统一指挥是指教育理念、教育大纲、教育监管的统一,而不是教育公共权力的高度统一。因此,教育的质量改进与均衡发展有赖于教育官僚制系统自身的改革,而不是靠引进外部力量。美国教育的多元中心治理,改变的是教育生产的主体结构,而不是改变教育模式;中国教育最需要改变的是教育模式,而不是谁来治理的问题。多元中心治理对我们当前教育问题于事无补。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主要策略,即教育多元中心治理和教育择校的有限尝试,是在学生学业“失败”上升为一个公共问题的条件下,因教育官僚制自身缺陷而必然采取的策略。它并不想整体突破教育官僚制和实现完全的择校自由,而是在持守教育公共性的前提下对教育官僚制缺陷的自我调整和弥补;它不仅仅体现为治理结构的改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卢梭式的追问中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公共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公共治理实现了公共性的转型。对教育公共性的内涵我们需要重新理解。

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公共性问题探索 篇9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公共性,创新性,意见

公共文化服务的构想早在2006年就提了出来, 从那之后公共文化服务就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文化是一个国家凝聚力的表现, 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所在。图书馆服务是社会文化服务的一部分, 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关乎社会公众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对公众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1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概念与组成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是指一个国家的公共图书馆独立的建立的图书馆服务的综合, 它主要是建立遍及社会每个公众的图书馆服务体系。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惠及每一个人, 它的存在能够更好的普及文化建设。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组成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看, 纵向主要包括中央、省、市、县、乡镇、村六个级别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而横向主要包括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与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两大组成部分。

2 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基本特性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基本特性主要有下面几个。

第一, 公共性。公共性是公共图书馆的第一性, 也是公共图书馆的一个要素。公共图书馆的核心在于它的公共性, 同时公共性也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统一目标。公共图书馆是开展全民教育的强有力的保障, 它为个人或者是全社会进行终身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它具有使每个人甚至整个社会都受益的作用, 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文化学习的氛围。

第二, 公益性。公益性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最基本的特性, 所谓的公益性就是指它对公众的开放是完全免费的, 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费用。公共图书馆的免费不仅仅是公民拥有免费借阅图书的权利, 还可以免费在图书馆场地进行不限时的阅读、参考资料免费查询、公共图书馆举办的一些关于图书节的活动和讲座面向民众都是免费的, 与此同时网络图书馆也是免费的等等。公益性更好的促进了民众学习的积极性, 活跃了文化市场。

第三, 平等性。平等性是公共图书馆公共性的本质, 图书馆要想真正的实现为民众服务的目的, 就一定要保障平等性的服务。所谓的平等性就是指图书馆面向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没有级别之分, 没有任何人有特权, 图书的借阅等等其它一切图书馆举行的活动对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人们对图书的选择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来控制对图书的选择。

第四, 公平性。社会生活中公平正义一直以来都是维持社会正常的原则, 在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公平性的原则同样也是维持图书馆正常运行的原则, 公平性的原则也写入了图书馆的规章制度中。在《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有“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享受图书馆服务的权利”的规定。公平不仅表现在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进入图书馆借阅书籍, 还包括享有公平的待遇。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应该公平的对待每一个进入图书馆看书的人, 不能因为身份、种族、年龄、宗教信仰或者语言的不同而有不公平的待遇, 不能歧视任何人, 对待所有的人都要做到一视同仁。

第五, 开放性。公共图书馆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场所, 它对每一个人都完全开放, 人们进入图书馆无需任何证件也不需要任何手续就可以自由的出入, 自由的借阅各种书籍。所谓的开放还包括图书馆的所有书籍都是对读者开放的, 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没有任何权利拒绝读者借阅书籍。

第六, 创新性。公共图书馆坚持服务创新, 观念创新, 管理创新。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3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在不断地建设和完善中。在建设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一是区域性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相对东部沿海地区来说比较慢, 城市与农村的发展的差距, 这些都影响着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不近相同, 也制约着人们的文化发展。发达地区的人相比较而言就比中西部和农村的人们文化素质和觉悟都过高一些。二是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规模的问题, 建设规模的大小不一, 对于同一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规模的大小不一, 就没有办法同一的执行决策, 一些比较小规模的公共图书馆相对来说就显得比较落后了, 而依靠小规模图书馆的人的文化发展也就受到了影响。三是农村的图书馆规范的问题, 好多的文化书籍由于受到各种复杂的因素, 无法进入到农村的公共图书馆体系中。四是如何借鉴外国的先进的管理公共图书馆的理念, 让其能够很好的为中国的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服务。

4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针对地区的问题, 政府要对农村的图书馆建设投入更多地关注与帮助, 对农村的经费投入要高于对城市的投入经费, 东部沿海发达的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因为单单靠经费的投入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要想从根部解决问题就要促进经济的发展, 只有经济发展了, 才能真正的带动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尽量统一图书馆的建设规模, 如果实在不行, 要积极地帮助建设统一规模的图书馆。还有就是要借鉴外国先进的管理理念, 发展多元化的图书馆, 积极地学习和创新, 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有所选择的进行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建设, 同时还要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进行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事关我国的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文化建设是我们中华民族长兴不衰的基础, 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是我国在世界地位的表现。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就是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公共图书馆建设不仅有利于人们文化素质的提升, 还有利于我国整体素质的提升。

参考文献

[1]严跃英.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广州为例[J].探求, 2011 (6) .

公共性 篇10

关键词：公共频道,政府治理,对策研究

1 前言

“公共频道” 与它在国际上普遍的含义不同, 虽带有“公共”二字,却不是国际上通用的公共电视台,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商业利益的诱惑,忽视了公共性,而过多地强调公用性、共用性和商业性,使得公共频道发展过程中概念越发的模糊化,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

2 公共频道公共性缺失的现实表现

公共频道是我国特有的产物,虽说与西方的公共电视都带有 “公共”两字,但是不管是创立目的还是作用的发挥都是不同的,我国的公共频道对其 “公共”性的表达缺乏有力的支撑,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的问题。公共频道创立之初,其定位不明确,作用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公共频道要明确自身的问题,进行转变。政府和广电部门要制定有效的解决措施,对公共频道的发展提供现实可行的建议。

2.1 定位模糊化和综合频道节目设置相差无几

目前我国公共频道数量较多,然而各个公共频道各自为政,定位多样化。多数省级公共频道走的都是 “新闻+综艺+电视剧”或者 “新闻+娱乐+电视剧+法制”的模式。观众对公共频道的定位不清楚,这从受众接受的角度来看,公共频道的定位显得比较模糊,忽视了公共性的内涵。目前国内的各省公共频道都隶属各省广电集团,公共频道与同集团其他频道之间界限不清,没有形成特色,多数公共频道基本上混同于一个专业频道,与集团内其他专业频道进行同质竞争,造成媒介资源浪费,频道特色不明显、管理部门重视程度不够,收视率普遍偏低。

2.2 公共性节目时长短、形式单一

加大公共性节目的播出时长,大幅增加公益类节目,提高公益节目质量是广电媒体的长期目标。在总局节目政策的引导下,各级广电媒体或是加强公益节目创新,推出了一批公益、道德建设类节目,或在有关节目中植入大量的公益元素,节目的社会价值得到弘扬。中央电视台 《等着我》节目吸引了大量群体,其为普通百姓找到对自己有重要意义的人物,或是失散多年的亲朋好友、或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歌颂人间真情,触及人的情感深处,使人深受感动。该节目被网民誉为 “最具公益价值的节目”。政府和广电部门应该加大对这类公共性节目的制作投入,多创作出更具社会效应的节目,切实维护广大公众的利益,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帮助公众切实解决问题。

2.3 对弱势群体表达长期失音

在我国,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一些经济收入不稳定或是能力欠缺无法实现自我满足的农民、下岗职工、老病残退等人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弱势群体更加注重对新闻实时资讯的关注,将电视媒体置于获取资讯和头等渠道。然而在各台电视节目中,以农村、农民、老年人、残疾人、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栏目却很少,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重视度不够,他们很少能够通过电视节目获取专业的信息。同时电视娱乐化、同质化造成社会上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出现严重的道德价值危机。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的电视媒体有必要也有使命将更多的社会关注点投向这些弱势群体身上。

2.4 节目盲目跟风

以综艺节目为例,近年来我国综艺节目掀起了一股韩流热。目前我国电视综艺节目基本上都是地方卫视直接购买其版权,很少能够结合我国的国情,对其进行有效的创新。大多数都是照搬照抄,毫无新意,希望综艺节目能够得到有效的创新,节目制作部门能够创作出属于中国特有的优秀的原创的综艺节目,这样才能制作出真正符合我国电视传媒文化要求和满足中国观众精神生活要求的电视综艺节目。极限挑战是抄袭韩国无限挑战的设置,花儿与少年是抄袭韩国花样姐姐的类型。国内综艺节目同质化严重,谁先抢占先机谁就是赢家,虽不是完全抄袭,在播出过程中有一定的改动,但是严重缺乏创新。一旦某一类的综艺节目取得了高的收视率之后,就会疯狂的出现同一类的其他节目。2015 年综艺真人秀节目屡见不鲜,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偶像来了;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奔跑吧兄弟;东方卫视的两天一夜、中国达人秀、花样爷爷等。真人秀持续吃香,一线卫视家家都是大手笔。

3 我国公共频道公共性缺失的政府治理对策

3.1 政府要注重政策的导向作用

我国的电视媒体制度是国有经营,政府对电视媒体发展的大方向有着严格地把控。电视媒体传播的信息要符合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不能播出一些引起极大社会争议的内容。电视媒体拥有特有的政治功能,需要传播国家大政方针,对国家重要事件的发生进行有效的传播。如果电视媒体发展偏离了正确方向,就可能会对公众造成误导,甚至威胁社会稳定,所以电视传媒必须要在党和政府的正确引导下,才能健康地发展。政府要为电视节目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政策导向, 出台相应的政策, 鼓励和支持具有原创特色、发人深省的电视节目, 让题材健康、 具有较大社会效益的电视节目成为市场的主流。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政策手段指导电视节目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提升节目的质量。

3.2 政府加强对公共频道的制度化管理

(1)完善内容的生产监督和管理。中国拥有56个民族,各地区文化传统各有特色。所有公共频道在编排和设置节目内容的时候应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提供多种表达方式和渠道,让不同群体的利益得到有效的满足。电视媒体应该加大对过度娱乐化的节目的整改力度。大众需要深层次节目,应逐步加大对具有教育性、文化性、知识性、服务性的节目的播出。公共频道服务的对象是全体公民,不仅包括一些生活水平优越的人们,还包括一些中等或是贫穷阶层的普通民众,电视媒体应该制作一些能够满足不同层级的人们需求的节目,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多样性的社会平台,能够表达不同思想和意见的平台,听见不同阶层和不同职业的人们的声音。

(2)完善电视法律体系。在现代法治国家,权力需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如果无法得到有效的制约,就会出现很多权力的越位和失位的现象,就会出现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公平的事件。不仅商业电视需要法律监督,公共电视本身也需要法制机构实施法治化的管理。因此电视行业迫切的需要对电视法律体系的进一步监督和管理。中国公共频道转型过程中,也要逐步加大电视法律改革力度,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要加快推进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启动广播电视法立法工作。此外,还要高度关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以及网络领域的重要立法制定工作,积极反映行业诉求。各级新闻出版广电管理部门要落实内容审核、审查、审读等制度机制,严把导向关、播映关、出版关、发行关,引进关。

(3)完善电视节目评估机制。公共频道担负着维护公众利益、提供科教文卫各方面需求的重要责任。这类节目内容比较严肃,往往很难取得高的收视率,因此节目评估不能仅仅以市场为导向,仅仅以收视率论输赢,这对公共频道的发展是不公平的。对于教育频道、少儿频道、三农频道等公共性频道,经费主要来源于电视收视费用、政府拨款等渠道。要逐步加大对维护公众利益和满足公众需求为目标的电视频道支持力度。这类节目评估应主要侧重于公众利益的满足,以观众满意度、节目美誉度为主要评估指标,评估主体应该回归公众。公众对一个节目满意度高,才能够切实满足公众的需求。

医疗保障公共性流失及归因 篇11

【关键词】 医疗保障;公共性;流失

2010年2月23日卫生部等五部委联合颁布《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而言是国家和政府实施医疗保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医疗保障是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目前,医疗保障尚不完备,“看病难、看病贵”成为老百姓就医难的主要表现,要想解决好老百姓就医难的问题,必须深度分析医疗保障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医疗保障公共性的涵义

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实施社会医疗保险、公共卫生福利等手段对社会公众提供医疗服务,达到病者可医。社会医疗保险是指政府强制征收医疗保险费用形成医疗保险基金,当被保人相关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并引起经济损失时用以补偿的风险机制;公共卫生福利不仅包括医疗,还包括预防、保健等涉及公共卫生和人民群众身心健康问题的多方面内容。公共性是公共管理活动的根本属性,医疗保障在实施过程中坚持效率与公平并存,具体而言医疗保障公共性是指医疗保障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以及社会资源的使用,对于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有一定影响,并向全体成员开放,其结果为全体成员共享。

二、医疗保障的公共性表现

1.从医疗保障的目的和功能看。公共管理活动的目的是主要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和实现公共利益。医疗保障的目的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医疗需求,它主要是针对大众,而非个体;所涉及的是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而非私人自身利益。医疗保障的主要功能是维持社会稳定,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健康保障是安全上的需求,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中总存在不稳定的因素,由于环境发生的变化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人类的健康也饱受危险,健康保障也非常重要。

2.从医疗保障的公共精神来看。公共精神是指医疗保障公共性的价值观,医疗保障具有社会保障价值观,但又因其独特的性质,价值观也有特殊之处。首先由于社会保障价值观的根本特征是社会公平,医疗保障也具有社会公平的价值观,具体体现在公正、公平、正义、公开、平等、自由、民主、正义和责任等一系列价值体系;其次由于医疗保障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医疗机构,仅仅强调社会公平是远远不够,必须还要重视效率,否则医疗机构将无法在市场竞争中存活,也无法提供优质服务。应清楚地认识到医疗保障并不是追求个体的效率和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而是坚持为公众谋福利的价值取向。只有以公平的价值观来调整社会,才能使社会经济稳步发展。

3.医疗保障的主体。医疗保障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卫生机构(主要是医院),它们存在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少数人及其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在社会医疗保险中,政府强制征收医疗保险费;在公共卫生中,政府主要有三大角色:一是对重大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如结核、艾滋病、SARS等)的预防、监控和医治;二是对食品、药品、公共环境卫生的监督管制;三是相关的卫生宣传、健康教育、免疫接种等。不可否认,政府在医疗保障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医院是以向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为主要目的的医疗机构,在我国主要以公立医院为主,即由政府出资的医院。2007年底,全国卫生机构数达31.5万个,其中:医院19900个、卫生院4.0万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2.4万个、妇幼保健院(所、站)3007个。与2003年比较,卫生机构增加2.4万个,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卫生监督机构和医院有所增加,妇幼保健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变动不大,乡镇卫生院随着乡镇调整继续减少。关于医院性质的讨论,一直未停止过。但是在我国的医院性质中,公立医院占大多数,大多数学者认为公立医院应该是公益性,公立医院的改革也体现了坚持公益性,调动积极性的大方针,公益性是公平性的体现之一。

4.医疗保障的管理过程。在医疗保障的管理过程中,必须坚持公共性,即个人生活只能服从于公众意愿、公共目的,并服务于公共利益,个人价值必须获得公众认可并接受公众监督。前文提到医疗保障活动的主体不是纯粹的私人,产生的物品也是公共物品,在利益分配时,具有公共性。医疗保障的管理过程虽然复杂涉及项目繁多,但终将公众利益高于一切,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公共性。

5.价值取向和行动能力。从价值取向上看,公共性是医疗保障政策的价值向度和核心目标。医疗保障政策必须以公共价值为基础,以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合理分配为目标,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其效果的衡量标准,始终把政策过程的各环节置于公共性的视角之下。

6.从医疗保障的成效和实施效果来看。医疗保障超越了个人的限制,其面向的对象是社会公众,医疗保障的成果对绝大多数人开放,具有社会共享性,医疗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公民个人的利益需求,也是为了实现具有社会共享性的公共利益,而且通过医疗保障,人民的身体得到了保障。

三、医疗保障公共性流失

公共性流失是指通过集体的方式寻求更大的善被个人的计算、功利以及成本和利益所替代。虽然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在各方面都有提高,但是在医疗保障市场中公平和效率是一对始终存在的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一旦少数人追求自身利益,偏向效率及其他因素,就易导致公共性流失,这极大地损害了公众利益、阻碍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1.医疗保障公共性公共精神的流失。现时代行政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对于公共行政“公共精神”的忽视乃至衰微。这种忽视乃至衰微在医疗保障领域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在进行管理时的非公共倾向,在医疗领域遇到问题时往往试图寻找既适合私部门又适合公共部门的一致性法则。二是基本价值的偏差,往往将效率作为最终目的。公共精神的丧失并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而是一直存在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些词语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国人对不属于自己责任的事情不感兴趣,然而缺乏公共文化的培养,是无法产生公共精神。只有真正的在公众意识中将公共精神扎根,而非一些表面的工作,才能逐渐培养起公共精神,使人们“不在其位,也愿谋其政”。

2.医疗保障主体缺陷和公共性流失。政府在医疗保障中是制定政策、提高资金、社会调控的部门。在医疗保障中政府在参与医疗保障的管理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同样存在着失灵,政府活动不受产权和利润的约束,易导致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政府失灵意味着公共性的偏失。公立医院是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是体现公益性、解决基本医疗、缓解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困难的主体。由于国家资金的有限,公立医院不免陷入以创收为目的的误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弃大众利益不顾。在现实中,治病救人成了口号,“创收指标”却极易被量化,更直接与利益相关。于是,在“创收指标”的驱使之下,医院治病救人的目标被遗忘,也就不足为奇了。

3.医疗保障的管理过程缺乏公共性。2009年卫生部发出通报,强调严禁全国各级各类公立医院向科室下达创收指标,严禁将医务人员收入与科室经济收入直接挂钩。同年,政府进行医疗改革,颁布《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成效却不尽人意,究其原因,医疗业内的潜规则不易被打破。一般来说,院方给科室下达经济指标,医生要靠科室创收来挣工资、奖金,已经成为业内的潜规则。医院对于医生的诱导需求没有严厉的制度规范,有些时候也不愿规范,卫生部也没有完善的政策了规制医生的行为,致使医院和医生更多的重视个人的利益,而非公众利益,导致公共性流失。

4.医疗保障的效果与目的偏离甚远。医疗保障以满足社会公众的医疗需求的目的。但是,实际效果如何?看病难、看病贵是我国现在医疗市场的现状,看病难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由于医疗广告漫天飞舞,患者不具有从中选择合适的医院医治,导致的后果是误诊;二是挂号难、挂专家号更是一号难求,多年来,“挂号难”成了百姓就医的心病,也是许多大医院难解的顽症。为了缓解挂号难,近几年兴起了预约挂号,又遇到了放号医院不多,假冒网站出现及挂号枪手的出现。现在医药费用相对太贵,2009年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154元,上涨5.1%,涨幅下降2.5个百分点;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5,775.5元,上涨5.7%,涨幅下降4.2个百分点,导致看不起病现象的出现。

5.医疗不公平现状是对公共性价值的严重挑战。从起点来看,各地的医疗水平有很大差异,现在地区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尤其是医疗水平在地区之间的发展是极为不平衡的,很多高技术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县域以下的尤其是乡镇医疗资源很贫乏,居住在大中城市的市民往往可以享受到较好的医疗服务。那些贫困地区的人们则往往只能享受简陋的医疗设备,由于地区间的医疗水平的差异,往往导致医疗服务的过程和结果并不公平,医疗的不公平现状也反映了医疗保障公共性的流失。

四、政策建议

1.树立公共精神,加强正确价值观的教育。公共精神是以利他方式关心公共利益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为了增强公共精神,国家和政策采取了很多方式,如表彰见义勇为人士和劳模等,在社会公众还是并没有因此而具有公共精神,只是小范围或表面的一些措施,不具有普遍性。为此,政府应该从小做起,从教育入手,在义务教育过程中开设公共精神教育内容,并且倡导国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只有将公共精神扎根于国民心中,才能说明公共精神的存在。

2.规范医疗保障主体行为,使主体职能清晰明了。在医疗保障中,主要的医疗设备器材都是由政府出资的,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医疗保障能否达到目的的最关键因素之一,政府必须加大公共医疗的投资比例,并且在资金投入时应注重地域间的平衡,将重心放在那些贫困地区。

3.加强医疗服务的监管,完善监督体系。只有加强监管,完善的制度和法律,才能避免医院的创收行为,才能真正体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公立医院的改革,尽管,困难重重,但是政府应坚持实施,并且结合实际试点情况,补充完善。公民应承担一定的监督责任,这样对于打击医院“收红包”、“挂号黄牛”等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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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09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简报[EB/OL]

试论公共政策中公共性的实现途径 篇12

一、公共性在公共政策中的体现

从公共政策的基本涵义可以看出, 公共权威机构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社会公众是公共政策的主体;而公共利益的调节和分配是公共政策的目的。由此可见,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 , 是公共政策目标的价值取向。只有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政策制定者才能明确公共政策的利益指向 , 合理协调各方面利益 , 保证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实现, 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政策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实现 , 使政策能够顺利、有效的贯彻执行。

公共政策中公共性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公有性、公治性、公享性、公平性、公正性和公开性六个部分, 即公共决策的权力来自公众的授予;公共政策的实施由公众共同参与;公共政策的结果为公众所共享;公共政策的信息向公众公开;公共政策的制定既要有法律依据 , 又要合乎情理 , 应该维护社会公平 , 体现平等原则。

二、公众参与是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要求

从理论上分析, 一项公共政策能否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利益, 取决于该政策是否正当和有效, 而公共性则是其正当性和有效性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 ,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源自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接受 , 只有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时 , 它才能拥有较高水平的正当性。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来源于公众的参与, 公众作为基本的政策对象 , 对政策的执行及其效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它能够促进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 , 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是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要求。

三、我国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实现——公民参与现状

在我国, 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 我党所倡导的群众路线, 让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及公共决策活动, 参与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实质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是他们的意志和要求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为人民合法的政治权益提供了充分保障, 也为我国的民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 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顺利展开, 公众的民主意识日益提高, 参政议政的要求强烈, 对于公共政策的关注也与日俱增。但是, 我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得现实中的民主化程度并不尽如人意, 公民在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中, 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矛盾和问题 , 阻碍公民参与的扩大和发展。

(一)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度化缺失

制度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我国的基本社会制度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根本保证 , 但关于规范公众的参与行为、畅通公众的参与渠道、保证公众的参与实施的制度却不够健全 , 致使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多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出现 , 从目前来看 , 参加投票选举、听证、信访等是公民参与的主要方式 , 这离程序化、组织化、标准化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 政府有关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与公民的利益表达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

(二) 公民的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过窄

参与渠道是否通畅 , 是否具有自下而上的参与渠道 , 是影响公众参与水平的重要因素。目前, 我国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正式渠道有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辅助渠道包括党和政府开设的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各种不定期的座谈会等, 这些渠道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 , 克服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官僚主义作风而开设的 , 并不能使公众广泛地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来。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能够直接参与的机会太少 , 人民群众表达自己意志和愿望的要求难以充分及时的得到满足。

(三) 公民的参与能力不足

我国公众整体文化素质不高 , 参与公共政策的观念薄弱, 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 以及理性化程度较低。在现实生活中, 就会出现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热情不高 , 公民的参与行为具有从众性的现象。另外, 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 ,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呈现出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的趋势 , 由于公民的自身素质 , 对政策的理解及对政策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和途径的认识等因素的影响 , 使得现实中公民参与的能力与参与要求不符 , 参与效率低微。

(四) 公众参与缺乏信息资源

公众参与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资源是信息资源 , 它是公众政策参与的前提。从理论上讲 , 我国公民享有对政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议政权 , 有权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法规了解重大公共政策产生和执行的机制 , 并进行监督。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 , 绝大多数政策议程都是由政治领袖和权力精英所创立, 公众作为真正的政策主体, 不仅被排斥在政策制定的范围之外, 而且对政策的评价往往具有被迫的客观导向性。

四、公共政策中公共性的实现途径

(一) 构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度体系

制度是实现公众参与价值的保证 , 它能为公众参与提供在一个有效的 , 有保障的途径。要规范并扩大公众参与, 必须不断加强公众参与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 完善相关的制度体系, 使制度化参与成为公众的内在认同和公众主动的追求和默认的行为模式。公众参与的制度体系不仅包括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还要有政府的反馈机制, 政府的回应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有效性的保证, 所以对于公共政策执行的后期效应的监督和管理是十分重要的, 这种反馈不仅仅是程序化的行动 , 更应该体现在实际效果上。同时, 鉴于目前政策制定缺乏监督和行政权力的扩张的现象, 政策监督和行政责任追究机制也是公众参与制度体系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 二 ) 营造鼓励公众参与的社会环境 , 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水平

倡导服务型和聆听型政府, 完善公共政策的信息传播机制, 全面推行电子政务制度。电子政务是借助电子信息技术 , 开启了全新的政府管理方式, 有效提高了政府运行效率 , 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 也使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推进电子政务建设能够促进公共政策信息向公众公开, 成为政府与公众互动的重要方式。电子政务能够将公共政策的信息及时地传递给公众, 保证了公众的知情权, 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众有效行使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 政务工作的透明化 , 会得到更多公众的信任, 公众通过公共政策信息的公开 , 能更好地与政府协商、合作, 保证了公共政策的执行力和执行效果。电子政务使公众关心的问题成为公共政策的解决对象, 使公共政策的对象更具公益性, 避免了公共政策偏离公众利益 , 出现“设租”、“寻租”现象 , 使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的参与失去了热情和兴趣。

( 三 ) 公共政策中公共性的实现途径

加强公众参与组织化建设, 积极探索公众参与的有效渠道。尝试建立围绕公共利益、价值、目的的非强制性行为集体, 包括所有为了特定社会需要和某些公共利益而活动的公民性组织。公众的利益诉求在公民性组织中凝聚起来 , 它将公众的个人力量汇集为较大的、足以影响政策过程的合力, 通过公民性组织向政府施加作用 , 影响公共政策, 政府也通过公民性组织向公众回应。应该大力发展公共媒体和社会团体 , 充分发挥民间团体缓冲作用 , 培育公众参与文化, 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 为公众参与提供发展的平台。

小结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 公共政策借助于互联网、移动通讯工具等信息化手段 , 使其公众参与的范围逐渐扩大, 公众参与成本大幅下降 , 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空间的及时性、去中心化等特性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广阔前景 , 大大增加其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从而促使人们去思索、探讨统筹、协调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最优方案, 防止决策的片面性和利益失衡。计算机网络替代了决策监督反馈的中间环节 , 避免了反馈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真, 充分发挥了公众监督作用 , 形成强大的监督网络 , 规范公共政策过程。

参考文献

[1]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2]陈振明.政策科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