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公共性实践

传媒公共性实践（通用7篇）

传媒公共性实践 篇1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大众传媒如何借助自身在信息传播上的优势地位, 积极延伸其社会协调功能, 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 为促进社会公平, 构建和谐社会出谋划策, 奉献力量, 已成为一个对于大众传媒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具有高度现实意义的话题。

一、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成功实践

2011年11月2日, 《大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天冷了, 请环卫工进店歇歇脚吧》的新闻, 对郑州市环卫工清扫大街劳动中无处歇脚、无热水喝的困境做了报道。报道呼吁:“沿街的单位、商铺, 愿意提供‘爱心歇脚点’, 麻烦致电96211告诉我们。”

11月3日, 《大河报》发布消息:“本报发行中心愿意开放所属36个发行网点, 负责人表示, 只要看到‘大河报’三个字, 环卫工可以随时进来歇歇脚。”同时报道说“目前已有上百家单位、商家热烈响应”, 愿意尽力帮助环卫工。

11月4日, 《大河报》报道:“郑州市委书记连维良就此事进行了批示, 相关部门表示:将努力挤出地方, 增建一批环卫道班房, 以解决环卫工常年在路边吃凉饭、喝凉水, 无处更衣和存放工具等问题。”

11月8日, 《大河报》报道:“热水捧在手, 暖了俺环卫工的心。”报道说, 管城区市政部门设立了30个歇脚点, 环卫工有了热水喝。300块“爱心歇脚点”标牌已经制作完毕, 今起全市发放。

毋庸置疑, 这是一起大众传媒积极延伸自身社会协调功能, 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成功实践。和以往一样, 某些问题在舆论的推动下得到了尽快解决, 大众传媒的社会协调功能得到进一步验证和彰显。然而,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一案例, 发现其中呈现出的三个鲜明亮点:

一是提出新闻诉求。这一新闻报道没有停留在只是单纯传播信息的层面, 而是在发布信息的同时提出了明确的新闻诉求———暴露问题, 出谋划策, 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和办法, 并向相关方面发出呼吁。在这一案例中, 新闻诉求表现为“呼吁沿街的商家、单位向环卫工提供‘爱心歇脚点’”。

二是承担社会责任。“麻烦致电96211告诉我们”表明了传媒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和决心。把热线电话公之于众, 等于把传媒自身放在了一个汇集和沟通信息的中介位置, 从而担负起传媒在这一事件发展中的重要社会道德责任。

三是传媒做出表率。在提出明确的新闻诉求和承担社会责任之后, 传媒以身作则, 率先示范———“本报发行中心愿意开放所属36个发行网点, 只要看到‘大河报’三个字, 环卫工可以随时进来歇歇脚”。传媒用自身行动形成一种榜样和号召的力量, 同时也为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从提出新闻诉求到承担社会责任, 再到传媒做出表率, 这一连串的提出诉求、承担中介与实际参与, 最终促成了环卫工“喝点热水歇歇脚”这一问题的迅速解决, 进一步彰显了我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事儿虽不大, 却如一股暖风吹在寒冬到来之际, 让人暖暖地感受到人性的温情。

二、参与管理———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有效拓展与延伸

传播学理论认为, 大众传播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 能激励和引导公众, 抵御有碍于社会安定的各种不良影响和威胁;能形成舆论中心和议程设置, 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些事件上去;能传递和规范社会道德, 引领价值取向, 了解、反映和协调公众的意愿;等等。《大河报》关于环卫工“歇脚”问题的报道及其解决之道, 则是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有效拓展与延伸。按理说, 报纸传媒通过新闻报道把某一事实公之于众, 就算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职责。新闻本身自然可以反映部分社会群体的意愿和呼声, 自然可以引起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 自然也可以发挥大众传媒一定的社会协调功能。但是, 《大河报》并没有在传播信息, 引起社会关注这一传统职能上停留, 而是主动将自身置于社会问题之中, 先是提出新闻诉求, 公布联系电话, 承担汇集信息的中介责任, 然后又承诺开放发行点, 供环卫工“喝点热水歇歇脚”。这一系列行为已经完全跳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协调功能”的约束, 从激励引导、设置议程、传递规范、反映协调等一般性社会功能一跃而升至为“提出诉求, 承担中介, 以身作则, 主动参与”的高度和境界。而这一系列行为, 则使传媒无形中扮演了一次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角色, 大众传媒从社会协调功能朝着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和信息化社会的到来, 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也日益显著。大众传媒如果循着“参与社会管理”这一视线望去, 其社会功能的拓展延伸将呈现广阔的前景。当然, 这需要大众传媒具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足够的实力和能力。从通过传播形成影响到提出诉求谋求解决, 从反映意愿激励引导到置身其中充当中介, 从规范道德引领时尚到积极参与主动承担, 这种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拓展延伸,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赋予大众传媒的重要使命, 也是大众传媒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

三、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特征

社会公共事务是不必然依靠国家强制力解决的公共事务, 如教育科技、公共交通、医药卫生等。这类公共事务与全体或部分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具有较强的社会公益性。目前, 我国社会公共事务呈现出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手段多样化的特点, 正在形成以政府为核心, 各方多元参与的开放性公共管理体系。

费爱华博士认为:“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 大众传媒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也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角色意识、发挥着积极的社会管理功能。”这是因为, 大众传媒的社会性功能使它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性, 这种联系性正是大众传媒能够对公共事务管理产生影响的重要动因。而大众传媒与公共事务管理者在维护公众利益、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共同价值取向则成为二者发生联系的结合点。

在社会管理多元化时代, 大众传媒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地报道新闻事实, 不再满足于对民众意愿的一般反映, 而是要挺身而出, “见义勇为”了。它要参与、要担当、要管理、要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大众传媒的自身性质及特点决定了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多维性。大众传媒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和途径是多方面的, 可以利用自身在信息预警、议程设置、舆论监督、促进沟通等方面的多重功能, 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重要影响力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有时是发布信息引起预警, 以减少危害;有时是聚集社会热点, 引导舆论方向, 引发政府关注;有时是通过舆论监督, 暴露社会问题, 促进社会公平;有时是通过信息公开, 加强沟通联系, 加快问题解决。大河报在“环卫工歇脚”这一问题上的新闻实践, 主要通过其议程设置和促进沟通等功能, 引发社会各界和政府职能部门的高度关注, 最终促成了问题的快速解决。

间接性。大众传媒参与社会管理的多维作用如上述议程设置、舆论监督、促进沟通等, 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而间接发生作用的, 社会管理的最后决策与直接实施还更多地依赖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只有在一些特殊事务中, 传媒才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直接参与管理和处理事务。虽然大河报在“环卫工歇脚”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把本报发行点提供给环卫工歇脚这一主动参与的“示范行为”, 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和一种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榜样引领, 难以解决所有环卫工的休息问题。最后还是政府出头, 决定“增建一批环卫道班房”, 才使问题得以彻底和圆满解决。如何使这种“间接性”变得虽然间接但却强烈、虽然间接但却有效, 应成为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

有效性。大众传媒参与社会管理往往能较快取得实效, 在我国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及历史条件下, 有些极端事件、社会难题一经媒体曝光就可以迅速得到解决。这种有效性甚至导致“媒治”的说法不胫而走, 成为网络热词和人们期待通过媒体管理社会的愿景。大河报在“环卫工歇脚”问题上的新闻实践, 从发布消息到促成问题解决只有一周时间, 再一次显示了大众传媒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性乃至高效性特征。社会问题需要借助大众传媒的参与才能较快地得以解决, 这本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体制还不健全、不完善、不高效的表现, 这其中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体制和心理背景与原因, 但无论怎样, 这都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正是基于这种“媒体一参与问题就解决”的社会现实, “媒治”才成为众多网民对改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美好期待。大众传媒需要自省的是, 传媒人是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和在我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支撑下, 才有了这种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性, 传媒人应当最大化地利用这种有效性, 更好更充分地发挥自身在保障人民利益, 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

有限性。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虽然有效甚至是高效的, 但其参与的领域和作用却是有限的, 在许多专业领域、特殊领域以及众多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上, 大众传媒还难以发挥更有效、更积极的作用。因为在现代社会管理体系中, 大众传媒只能作为社会事务合作管理的一个重要成员参与其中, 但它缺乏最终的决策权、裁定权以及执行权, 因此很难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角和“领袖”。“媒治”一词只是客观反映了大众传媒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和人们对传媒参与社会管理的美好期望, 但最终“媒治”必须也只能通过政府和职能部门的“法治”来实现社会管理。这种“有限性”特征将促使大众传媒清醒地认识自身的社会角色和位置, 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有所为有所不为, 既要主动参与, 又不越俎代庖;既要合理有度, 又不消极放弃, 积极拓展延伸传媒自身的社会性功能, 科学、合理、有效地参与社会管理。

四、结语

如何明确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定位, 合理发挥大众传媒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是一个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课题。大河报在“环卫工歇脚”问题上提出新闻诉求、承担信息中介、主动参与解决等一系列行为, 无疑为寻求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理途径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在这一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新闻实践中, 大河报关注的是社会弱势群体, 承担的是社会道德责任, 付出的是信息沟通的辛苦, 收获的是政府出面解决问题, 带来的是寒冬里人性的温情, 引发的是人们对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思考, 何乐而不为?

管理是一种行为, 行为需要谋划, 因此, 谋划是行为的前奏。出谋划策正是传媒人的强项, 通过大众传播暴露社会中的某些问题并出谋划策, 提出新闻诉求, 甚至以身作则, 主动践行, 已经远远超出了大众传播的一般意义和大众传媒的一般职责, 或许, 这正是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理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费爱华.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及其社会管理功能研究——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 2011 (5) :99-105.[1]费爱华.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及其社会管理功能研究——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 2011 (5) :99-105.

[2]曹丽虹.大众传媒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J].新闻爱好者.2011 (5) :4-5.[2]曹丽虹.大众传媒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J].新闻爱好者.2011 (5) :4-5.

传媒公共性实践 篇2

从客观性转向公开性:传媒公共性的凸显

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它的公共性。传媒的公共性, “指的是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它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传媒服务的对象必须是公众;第二, 传媒作为公众的平台必须开放, 其话语必须公开;第三, 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必须公正。无论制度层面还是新闻生产, 就理想层面而言, 中国传媒运营指向的根本属性和价值维度, 应该是公共性:以塑造传媒公共领域为期待, 以公共利益至上为目标, 以公共话语实践为行动。 (2)

无疑, 媒介的公共性是和公众的知情权、社会沟通的基本方式, 以及传媒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它最为突出的特色就是普遍的公开性、开放性, 从而满足人们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这个意义上说, 媒体的公共性首先表现为它能够为公众提供一种开放自由的空间。它的目的之一是促成传媒承担起社会服务的基本责任, 形成一个社会自治、合法、互动的空间。而这恰恰是《新闻1+1》等节目开办的诉求。“从时事政策、公共话题、突发事件等大型选题中选取当天最新、最热、最快的新闻话题, 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 力求以精度、纯度和锐度为新闻导向, 呈现最质朴的新闻”。从它的栏目宗旨和定位看, 无疑凸显了其传媒的公共性, 再看它的栏目清单, 如《公开不能‘躲猫猫’》、《公示, 还是暗示?》、《石首, 为何再度‘失守’?》, 以及最近的2010高考作弊系列节目《高考:“枪手”为何敢撞“枪口”》、《招商, 不能变成“招伤”》等, 其公开性、开放性在目前中国的电视新闻中可谓首屈一指。

过去, 无论西方新闻界还是我国新闻界一直强调新闻的客观性传统, 这也是新闻从业者信奉的职业规范, 但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西方公共新闻则对此提出了质疑, 他们重新审视其“中立的”、“超然的”、“客观的”立场, 反对新闻仅仅只提供事实、提供信息, 强调新闻是解决问题的行动者, 是公正的参与者。而这首先就要营造一个普遍开放的公共空间, 这不但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 更是公众得以进入公共议题进行讨论和进行政治参与的前提。

从单一灌输转向多元互动:话语民主的实现

社会多元语境下, 各种观点、意见似如潮涌, 因此, 过去单一的重事实、重报道, 轻主观、轻言论的传播范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和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要求, 也不符合电视媒体自身的发展规律。如何构建公共话语平台, 促进社会和谐、公平正义、政治民主进步是当前传媒领域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对此, 中央财经频道的《今日观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今日观察》的栏目宗旨为关注热点话题, 展现观点交锋。它以话语方式的创新, 构建了一个公共话语平台, 整合了社会优势资源, 从资讯时代走向观点时代。在节目形态上, 《今日观察》主要由演播室的一个主持人和两个评论员组成, 但视频延伸到场外专家, 网络延伸到普通网友, 突出观众的参与性, 强调节目的现场感。在栏目设置上, 《今日观察》更强调节目的互动性。以传播模式的创新, 第一次采取电视栏目的网络化传播形态,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传播。同时《今日观察》栏目在选题上追求大众的角度———以公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以老百姓最方便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在评论方式上追求平衡的尺度———用事实诠释新闻, 让多元达成和谐。在评论视野上追求全球的高度———呈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动态变迁, 既充当了“意见领袖”, 又实现了话语民主, 充分彰显了主流媒体的风范。

“对话”是人类最普遍、最基本的传播及交流方式, 言论自由是人权的重要表征之一。十七大以来,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公民意识的觉醒, 面对社会的不公, 公众要求沟通、表达、倾诉的愿望愈加迫切和强烈, 公民的参与意识、监督意识空前高涨, 而《新闻1+1》、《今日观察》无疑为公众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诉求并实施对国家政治权力领域和其他社会强权的批判、监督提供了理性沟通的平台, 同时也是公民参与权、监督权的具体体现。如2009年6月22日的《新闻1+1》播出的《公示, 还是暗示?》, 节目转述网民的留言, 质疑浙江教育考试网上公布的高考加分名单的不透明, 对高考加分的公平和公正进行监督。而2010年5月17日的《问题疫苗:处理“从重”难“服众”》, 同样大量引用网民资料, 对监管部门进行“问责”。在《一个法官的自我“举报”》一期节目中, 网民犀利的言论、深刻的洞察, 令人警醒和难忘, 的确, “使用权力入股, 再用权力分红, 权力虽好使, 公正却消失”。这是制度的缺陷还是社会的悲哀?通过节目公开完整地呈现, 观众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

媒体的发展是社会民主和大众民主的前提,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无疑, 网民的意见受到重视并得以呈现和解决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它标志着社会民主性、公民参与性和媒体公共性的成长。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本来意义上的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 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公共性, 每一个人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其个人倾向、愿望和信念, 即意见;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变成公众舆论时, 公共性才能实现。” (3) 的确, 借助传媒这一空间, 公众意见和公众理性得以汇聚, 公共话语得以建立, 公共精神得以传承, 进而培育了社会公众的民主意识、公共关怀和公共参与, 无疑这也正是现代传媒所追求的一种价值理想和责任伦理。

从“瞭望者”转向“批判者”:“第四权力”的伸张

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曾经说过, 新闻工作者是社会这条大船上的船头瞭望者, 他要随时瞭望环境、提示险情和直击需要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是正确的, 但现在处在一个风险社会和多元社会, 仅有这些已远远不够, 尤其作为“喉舌”的中国传媒, 不但要做社会的守望者, 更要做社会的批判者, 对社会一切丑恶的现象说“不”, 对一切“以权谋私”的现象举起批判的利剑, 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重任。康德认为, 批判的公共性是真理的试金石。立足于批判的“普遍舆论是立法的媒介和喉舌”, 只有通过公众舆论, 才能得到惩恶扬善的功效。“在公众舆论面前, 所有的权威都变得哑口无言, 所有的偏见都消失殆尽, 所有的特殊利益都得以清除。” (4) 传媒的公共性确保“公众能够进行监督, 其批判能力能够起到决定作用”, 全体公众构成了一个法庭, 比其他所有法庭累加起来还要重要。它囊括了一个民族的所有智慧和正义。的确, 从“许霆案”的改判、邓玉娇的无罪释放到“王帅案”的公开道歉, 我们看到了公众舆论巨大的威力。无疑, 对一切假、恶、丑现象实行“零容忍”, 对一切黑暗腐败势力“绝不宽容”, 这正是传媒应有的品格和风骨。在2010年5月20日的《新闻1+1》节目中, 《零容忍:不论“天上”与“人间”!》就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久违的舆论批判精神。节目对今年4月份以来北京警方查封包括天上人间在内的4家娱乐场所, 以及对北京警车也包括外省市到京的问题警车的查处这一后奥运时代北京警方的行动, 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和不一样的解读。节目中透露出的尖锐、犀利、深刻、理性, 让人为之一振。尤其指出这一行动挑战特权, 净化社会空气的重要意义及价值, 其态度的坦率、直言、大胆, 令传媒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大为提升。除此之外, 在《谁制造了雷人的官腔?》、《官不大事大, 煤不黑人黑》中对官本位的猛烈抨击, 《墙内:不是盲区, 更不是特区》、《公务接待, 为何难公开?》对公权、特权滥用的深刻揭露, 无不彰显了传媒的理性批判精神。哈贝马斯认为:“公众舆论作为批判力量或作为展示和操纵力量, 其含义是不同的;前者使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实施得以公开, 而后者则公开了个人与机构、消费品与供货单。” (5) 而监督权力, 正是传媒的天职和正义所在。

从现实判断转向价值判断:传媒正义的诉求

美国学者赫伯特·甘斯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中指出:“新闻从业者力图客观, 但无论是他们还是任何其他人, 最终都不可能离开价值行事。此外, 现实判断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价值。” (6) 的确, 新闻本身就是价值传播的方式之一, 价值是内嵌于新闻中的, 尤其是新闻评论, 更需要表明态度, 申明立场, 体现评价, 旗帜鲜明地亮明自己的观点。因此作为国家大台, 作为主流媒体的《新闻1+1》、《今日观察》不但需要引领舆情, 确立自身的话语权, 更要整合民意, 做最有价值观点的传播者。

毋庸置疑, 近年来, 伴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及“十七大”确立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执行, 中国的传媒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 从以前单一的“喉舌论”, 以正面宣传为主的传播模式, 正在转向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内容、以捍卫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的传媒话语实践, 并初步确立了自主开放、及时透明、平等公正等为原则的传媒机制。从过去的用“事实”说话到现在的用“观点”说话, 从“新闻立台”到“言论强台”, 新闻话语方式的深刻转型, 其背后的支撑动力正是新闻价值观的巨大转变及对建构一个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和谐社会的理想诉求。

从某种程度上说, 传媒正义是社会正义的象征, 也是社会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 媒体和传播系统是创造社会正义和人类幸福方面的一种最好的系统, 它提供了人文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它本身也是对民主的参与。” (7)

大众传媒作为公众意见的载体, 最为主要的现实功能就是通过有效的方式将公众的意见表达出来, 形成舆论的力量, 促进社会向公平、公正发展。尤其是目前中国正处在利益调整、结构分化、社会失衡、贫富加大的社会转型期, 传媒对社会种种不公现象的批判, 对一个个贪污腐败的揭露, 对公众意见的真诚关注, 对完善社会制度的理性思考, 就是在捍卫社会的正义, 就是在体现社会的公平, 就是对法律尊严的维护, 就是在对民主政治的追求。这点在《新闻1+1》节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们从节目的选题和内容中就可以看出, 如《收入:多并公平些》、《户口贬值平等升值》、《公共服务“为公”靠什么?》、《人民公仆还是“人民币”公仆》、《公路:公民的路》, 等等, 可以说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医疗改革、高考改革、房地产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民生问题的持续关注是《新闻1+1》节目最大的亮点。而针对垄断行业高收入、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的日益凸显, 社会财富应当怎样分配更公正?怎样破解分配难题?《今日观察》也做了“聚焦收入分配公平”的系列节目。的确, 作为公共话语最重要的承担者, 新闻媒体理应以全社会共享的规范、价值体系、目标和利益为其自身的价值诉求, 但只有这点还远远不够, 作为一种公共机构, 新闻“必须要支持对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维护;它必须找到公众能够互相表达的途径, 它必须提高关于诸如得体的行为和真正的社会平等对话的质量, 以发展和维系公共空间” (8) 。无疑, 作为社会沟通机制和公共话语平台的电视新闻话语正在践行和实现着传媒的公共性, 传媒正义和社会正义的互为支撑, 双向建构正在成为并且将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

参考文献

[1][7]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美]:《传播革命》,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年版, 第2页, 第198页。

[2]潘忠党:《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08年, 第六期, 序言。

[3][4][5]哈贝马斯[德]:《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第252页, 第117页, 第283页。

[6]赫伯特.甘斯[美]:《什么在决定新闻》,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49页。

大众传媒与农村公共产品供应 篇3

关键词：大众传媒,非均衡传播,农村公共产品

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的经济,市场信号是指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者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这个市场信号定义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定义,它不包括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它仅指市场经济中供需双方的行动。西方宏观经济学主张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政策干预,这种政府的宏观政策干预行为不是竞争者的行为,但它是一种市场信号。本文以为市场信号是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主体所采取的对经济的影响行为。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三类。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主体所采取的任何行为可以概括为两类:价格行为和非价格行为。相应地,市场信号也就分成价格信号和非价格信号两类。市场信号是引起人们关注的公开性市场信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供需双方在全球范围内采购,市场信号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大众传媒就成为市场信号传播的主渠道。

一、大众传媒在城乡之间的非均衡分布和传播

现代的大众传媒一般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五类。它和学校教育的区别在于:学校一般是传播系统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场所,是培养劳动力能力的场所,它一般不传播系统的市场信号。而大众传媒则是系统传播市场信息的主渠道,并随着电视大学、网络大学的兴起而成为传播科学、技术和知识的重要渠道。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五类大众传媒中,计划经济体制使报纸和广播成为城乡居民获取信息的主渠道,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电视和互联网则日益成为中国城乡居民获取信息的主渠道。

1. 最近五年来,随着家电下乡过程中政府实行财政补贴政策,电视在城乡分布的差距正日益缩小

表1是2014年中国城乡居民每百户家庭平均拥有彩色电视机的状况:表1显示出2014年彩色电视机在中国城乡家庭的拥有量已基本实现均衡分布,全国城乡每百户家庭拥有的彩色电视机平均已超过百台,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成就。与报纸、杂志、网络的城乡不均衡分布相比,电视在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农村与农村之间的分布差距日益缩小。2003年,全国城市每百户家庭拥有的彩色电视机已超过百台,全国农村每百户家庭则只有67.8台;2004年全国农村每百户家庭彩色电视机则上升到75.09台;2005年为84台;2006年为89.43台;2007年上升到94.38台;2008年上升到99.22台;2009年全国农村居民上升到108.94台;2013年则达到116.7台。彩电在农村得到普及,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缩小,而是国家家电下乡政策的扶持和电视传媒比广播、报纸、杂志更具有视频优势。其它大众传媒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分布差距甚大的最主要原因则是没有这种扶持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广播曾是农村信息传播的主渠道。随着电视的兴起,广播的功能正在弱化,作用也日益减小。

数据来源: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

但是,电视机的普及并不等于广播电视资源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已实现均衡分布和传播。就内容来说,电视主要是面向城乡的。2009年,全国电视的套数已达到3337套,而专门为农村服务,面向农民的节目套数不到100套。体现区域特色,地方特色的有线广播电视因在城乡分布的差距仍然巨大。以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为例,2009年,中国的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为17523万户,其中城市为10760万户,农村为6863万户,农村的有线电视入户率只有27.77%,也就是说还有72.23%的农村居民家里还没有有线广播电视。2009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为5.6亿人,而农村为7.6亿人,城市的5.6亿人拥有10760万户有线电视,农村的7.6亿人拥有6803万户有线电视,它明显地展示出有线电视在城乡之间分布的不均衡。这种城市与农村之间有线广播电视的不均衡分布至今也没有完全改善。

2. 从各地区2009年和2013年城乡居民每百户家庭平均拥有电脑来看,电脑在城乡分布也存在着不均衡现象

如表2和表3所示。

数据来源: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家用电脑是互联网的家庭使用终端。通过对各地区城乡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的家庭计算机的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1)2009年城市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的家庭电脑是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脑的9.23倍。它表明大众传媒中的互联网在中国城乡严重的分布不均衡。

(2)大众传媒的主要类型互联网在城市之间也严重分布不均衡。东部发达地区城市居民拥有电脑多,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少。

(3)大众传媒的主要类型互联网不仅在城市分布不均衡,在农村分布也不均衡。东部农村地区居民拥有的电脑多,中部农村地区次之,西部农村地区最少。

(4)统筹城乡大众传媒发展,一是要缩小大众传媒中的互联网在城乡之间分布的差距;二是要缩小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三是要缩小农村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不能把统筹城乡发展单纯看成仅是缩小城乡差距。

以上是大众传媒在城乡分布存在巨大差异的实证分析。大众传媒是市场信号传播的主渠道,这在前文已经论述。既然它是市场信号传播的主渠道,本文就把它看成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大众传媒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农民收入也就越高,用于大众传媒的支出也就越多。反过来看,大众传媒分布越不均衡,市场信号传播也就不均衡。市场信号越弱的乡村,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就越低。

二、大众传媒在城市和乡村的分布和传播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

1. 城市是信息源聚集的区域,农村则是信息接收区域

自从城乡分离,城市产生以来,城市就逐渐成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市不仅聚集着现代工商业,而且集中着财富,集中着科学技术知识和各种信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五大类大众传媒一般都是在城市产生,从城市发出各种市场信号。市场信号的传播一般借助于交通和通讯网络。无论是通讯网、广播网、电视网、互联网的建设和区域覆盖都需要技术和资金,而资金和技术的聚集与分布是从城市向周围农村递减的。各种网络的建设一般也是先城市、后农村,先建信息库、信息源,再逐步扩大传播范围,这是大众传媒在城乡不均衡分布和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城乡收入差别

大众传媒的传播载体是商品,使用它是需要付费的。无论是购买报纸、杂志、收音机、电视机还是家用电脑,都需要一定的货币支出,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2009年,全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为17174.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为5153.17元。而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3980.44元,购买一台家用电脑,一般需要3000元~5000元,较好的家庭电脑需要支付上万元,互助网的年使用费也需要500至800元。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全国平均只有5153.57元的低水平下,许多地区农民不可能将一个人全年的纯收入用来购买家用电脑,也不可能用上百元钱来订购一年的报纸。这是大众传媒在城乡分布不均衡的主要原因。

3. 城乡受教育程度的差别

按照第五次人口普资料,中国城乡每万人中拥有的研究生数量、大学生数量、高中生数量和初中、小学生数量存在巨大差别。阅读报纸、杂志需要一定的阅读能力,使用家庭电脑需要一定的科技知识,由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给大众传媒在农村的普及和广泛传播带来一定的困难。

4. 制度与政策因素

大众传媒应当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商品?哪些大众传媒应当是公共产品?哪些大众传媒应当是私人产品?在理论界和实践当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播被看成公共产品,因而在中国城乡,只要技术上能达到的地方就能履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了“村村通广播”工程,政府规定了各省区的广播电视覆盖率,实际上使广播电视成为了公共产品,因而城乡差别缩小很快。但国家对报纸、杂志、互联网并没有规定它们在城乡人口中的覆盖率,也没有明确把它们规定为公共产品。这三种大众传媒在城乡分布和传播的差异很大。制度和政策因素对大众传媒的非均衡分布和传播能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综上,知识和信息在城乡的不均衡分布和传播是造成城乡差异的基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和信息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中国的农村存在着巨大的、持久的信息需求,但是信息供给严重不足。解决这一信息供需矛盾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大众传媒对农业现代化作用的认识水平,将农村需要的公共信息纳入公共产品,将大众传媒在农村的传播率纳入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通过政府推动,市场主导来帮助农民和农民工获得其发展所需要的大量信息。

三、将大众传媒公共信息纳入公共产品

中共的十七大提出了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方针,中共的十八大提出了信息化、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城乡统筹发展指出了科学的途径和方向。大众传媒在信息化、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领域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能将“四化”统一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促进“四化”协调和同步发展。

从信息化方面来看,大众传媒本身就是信息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大众传媒产业是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媒产业对其它产业的影响本质上就是信息化对其它产业的影响。大众传媒越发达,信息化程度也就越高,大众传媒在城乡的传播差异越小,城乡的信息化程度差异也就越小。互联网既是信息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又是大众传媒的新形式和主要平台。

从城镇化方面来看,中国要走的是新型城镇化道路。传统的城镇化道路是以人口集中、工业和服务业集中、城市土地扩张、城乡差别扩大、生态环境损害为特征的,而新型城镇化则要以城乡一体、城乡统筹、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特征,以人为本、以智慧城市为方向。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镇的方针、政策和对环境的管理需要大众传媒来传播,农民和农民工向哪座城市转移需要大众传媒来引导,城市的形象和风貌需要大众传媒来展示。

从工业化方面来看,我们已经处于信息化时代,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点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必须大力发展互联网。互联网在新型工业化过程中,不仅可以传播政府关于工业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还可以传播政府的产业规划,引导工业生产要素如人才、资本、土地等要素的流动,发布产品供求信息,从而引导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从现代农业方面来看,中国的农业信息化水平还非常低。这不仅表现在互联网对农村的覆盖率低,每百户家庭使用电脑的人还非常少,而且还表现在农村的电子商务活动还非常稀缺,农村还缺乏城市企业那样的现代经济组织,大多数农民不能通过互联网获得发展现代农业的信息。中国的许多地方政府由于受财力限制,还未将大众传媒公共信息列入农村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通常被定义为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它包括八类(见表4)。

在上述公共产品供应中,由于前7类是有形的物质设施或具体的有形服务,而第8类农业发展公共信息是无形的产品,常被忽视。加之,互联网具有产业属性,依附于互联网的大众传播公共信息就很难满足农民的需求了。农业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的,是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农业生产条件和手段会象工业一样,农业经营主体会逐渐变成现代企业组织,农业管理会实现现代化,农业劳动生产率会达到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农民收入会大幅度提高,城乡二元结构会消失。

为了定量地反映农业现代化的程度,许多专家、学者设计了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下面是有代表性的一种指标体系(见表5)。

上述指标体系是国内地方政府在发展现代农业中普遍参照和采用的指标体系。但是这一指标体系有一根本缺陷,就是缺乏反映农村信息化程度的指标,缺乏大众传媒在农村普及的指标。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农业生产条件的现代化,而且是农业管理的现代化,农业经营组织的现代化和农民素质的现代化。无论从上述哪一个方面看,大众传媒中的电视和互联网都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正因为在认识上没有把农民的信息需求看成公共产品,没有把发展农业的公共信息列入现代化指标,因而才产生了农村信息的巨大供需矛盾。发展互联网既是解决大众传媒在城乡不均衡传播的基本途径,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要条件。互联网具有双重性,它既有为大众服务的公益性质,又有按市场规律运行的产业性质。因此互联网的发展既要靠政府推动,又要靠市场来推动。从国外的实践来看,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在通过大众传媒缩小城乡差别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这一基本经验就是政府通过公共财力在乡村将大众传媒普及和信息化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大众传媒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分析 篇4

1. 大众传媒影响公共管理的方面及表现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综合国力日益提升, 人民生活水平也在短期内得到了快速发展, 然而随之而来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 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等问题也日益突出 (1) 。基于此, 社会公共管理问题面临着严峻挑战。倘若公共管理继续坚持原有的理念和决策方式则无法满足社会各阶层人们的需要, 必须打破传统, 为人民和政府创造更多的机会和途径。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人民知识水平逐渐提升, 其政治意识也不断提高。为此, 政府管理部门要积极转变观念, 畅通民众自身利益的表达渠道, 不断缓解社会压力而导致的各类危机。尤其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 公共管理更应积极转变观念。大众传媒影响公共管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大众传媒影响了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方式。受到传播方式和影响, 在大众传媒出现之前民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大多停留于口头交谈, 这种交流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难以实现大范围的传播。而在互联网产生之后, 对于大众传媒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们通过QQ、微信等方式实现信息交流, 既快速又便捷, 能够起到重要的影响公共舆论和政府公共决策的重要作用 (2) 。

第二, 通过大众传媒能够实现信息多对多的交流。在大众传媒还未普及之前, 人们的观点很难传播给多数人, 需要通过电视、报纸以及书籍等传统媒体才能实现。然而, 现今微博、论坛等的兴起为民众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提供了比较广阔的平台。很好地实现了信息多对多的传播与交流。根据调查显示, 微博是政府进行政府宣传的主力军, 并且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内容的不断发展, 这一运营水平逐渐成熟, 微博问政等服务能力逐渐增强。

2. 大众传媒与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

2.1 时代背景要求大众传媒与公共管理具有一定的联系

一直以来, 大众传媒隶属于时代发展的产物, 在其发展过程中, 需要与政府、公众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因此, 大众传媒的中介作用促使信息在政府、民众以及利益团体之间进行传递, 通过对问题的及时反馈为公共管理制定了相应的策略。 (3) 其次, 大众传媒具有良好的舆论引导功能。大众传媒能够实现在短时间内将各类社会现象进行及时有效的传播, 通过积极整合各方利益, 从根本上对公共管理的整体效果产生影响。再者, 大众传媒充当了公共管理的监督者角色, 能够确保公共管理朝着更加和谐稳定的方向发展。

2.2 大众传媒直接影响了公共管理功能的要求

公共管理对大众传媒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这种制约功能带有一定的消极性, 也是当前公共管理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大众传媒制约了公共管理的目标和对象, 从根本上推动了公共管理获得有效发展。与此同时, 大众传媒作为媒介体系的代表, 促使整个公共管理体系更具计划性和组织性, 对公共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3) 。

3. 大众传媒对公共管理带来的影响

3.1 有助于公共管理政策的制定

在政府公共管理的过程中, 其首要环节就是制定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主要由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围绕生活的某个方面问题所指定的政策目标, 其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和原则。因此, 确定政策目标是制定公共政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政府必须在充分考虑公众意愿的前提下才能最终确立政策目标 (4) 。尽管传统媒体在公众舆论表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其表达渠道依旧较窄, 并且百姓在期间的话语表达权较弱。通过网络公共舆论, 能够有效改善这一现状, 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 为政府制定出公平民主的公共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2 有助于公共管理政策行为的执行

政策的执行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核心, 执行过程能否最终达到预期目标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涉及信息、执行人员以及资源配置等方方面面。宣传是政策执行的核心环节, 它关乎公众对社会公共政策的认知程度。而政府以及其他公共管理机构能够利用公共网络实施舆论导向, 不断扩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网络公共舆论, 能够倾吐民众对政策表达最真实的意见。通过网络公共舆论的交互性原则, 能够有效实现与网民进行沟通, 政府向网民认真解读各类公共政策, 从而为政策的执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 有助于政府政策行为的有效执行。与此同时, 当民众通过网络公共舆论发现政策执行存在不合理之处或者明显的漏洞时, 则可以及时向政府部门汇报, 从而确保政策的执行能够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 促进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 (5) 。

3.3 有助于公共管理中的舆论监督

政府公共管理同样离不开监督的作用, 公共管理监督主要通过监督部门和主体对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工作成效进行监督。政府公共管理中的监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内部监督, 二是外部监督, 而实施媒体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是进行外部监督最重要的手段。媒体监督主要反映了政治以及精英媒体人士的意见, 社会公众监督主要反映社会普通大众的主要观点和看法。由于媒体自身的公信力, 其监督比较容易实施, 而社会大众在监督上存在着较多难以实现的地方, 很难实现普通大众的看法和观点。 (5) 基于这样的现状, 媒体监督和社会监督存在着较大局限性, 必须借助更加有力的监督手段, 而网络舆论监督就是一种重要的方式。网络监督实现了每个个体均能积极参与到组织的公共管理过程中, 通过借助计算机技术, 引导网络舆论的形成。网络舆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为此公共部门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必须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要坚决杜绝官僚主义工作作风, 每一个人都要将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 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 这样才能提升公共部门管理水平 (6) 。

注释

11蔡春艳, 黄镕.论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0, 07:65-67.

22 聂静虹.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大众媒体功效研究[D].武汉大学, 2009.

33 郭志峰.大众传媒对公共管理的影响探究[J].新闻战线, 2015, 07:202-203.

44 包玉青.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基于公民参与的分析视角[J].新闻传播, 2011, 11:76-77.

55 项冰.大众传媒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价值取向分析[D].黑龙江大学, 2010.

传媒公共性实践 篇5

一、媒体的基本功能——提供社会公共服务

目前,国家给予广电行业部分税收免税或优惠政策,从而大力支持广电的发展,这说明了广电行业具有公共服务性质。其主要是传播一些与社会公益密切相关的内容,并为社会群众提供公共性的服务。强化广电的传播以及公共性的服务功能,有利于广电媒体在媒介一体化过程中保障公众的利益,并更好地建设广电媒体的服务体系。建设好的服务体系,需要有比较完整的媒介体制和规章制度作为重要保证,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由电视台的公共服务部门给公民带来优质的服务,满足群众的视听需求。以山东广播电视台为例,其电视台推出的“民生直通车”新闻报道节目,以“民生无小事,今日多关注”为核心理念,关注公众发生的小事、实事,在节目最后还会详细讲述一些需要帮助的孤寡老人、残疾人、小孩子的故事,传播温情,收获爱心,发扬公益事业职能。

二、增强广电媒体服务功能的意义

增强广电媒体的服务功能,是掌控社会舆论主动权的主要方式之一。传统广电媒介的价值在于运用生产内容和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为政府等事业单位宣传政策体制,引导社会舆论,实现这个公共平台的公益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思想宣传工作的对象是人,思想宣传的重点就是人多的地方。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网民有将近6亿,其中手机网民占了大部分,现在大部分人都通过手机互联网、电脑等途径获取国内外信息,只有极少数关注主流媒体。广电媒体必须认识到这一现状,加大资金、技术等投入,争当舆论的主导者,否则就会逐渐脱离社会主流。在媒体融合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息传播平台,增强广电媒体的服务功能,有利于在网络信息时代下重新建构广电媒体的主导地位。齐鲁频道是山东地区播出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强的一个地方电视台。这个电视台倾力打造了一系列关乎民生、民情的节目,如《小溪办事》。《小溪办事》播出的新闻都是老百姓的身边事,体现了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关注各种侵犯老百姓权益的事情,急民众所急,反映群众的声音,突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每一期的播出内容中,以民生、民情为主题的内容达到整期的90%以上,重点关注不合法占用地皮、各行业乱收费、医疗事故、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与群众密切联系的新闻,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另外,《小溪办事》以固定的新闻节目时段播出,搜集齐鲁大地普通百姓的生活情况,以故事的形式进行宣传,关注平凡的人,通过普通人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看到不平凡的光辉,体会到人间的真情。

三、增强广电媒体服务优势的有效方法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由从传统媒体获取信息转向以手机、电脑作为接收信息的主要途径,传统媒体的观众逐渐减少,地位受到威胁。在互联网的帮助下,网民可以不受传统媒体在时间以及节目内容上的限制,通过互联网搜索感兴趣的节目、信息,自由掌控所需的媒体内容,同时还可以在网络上进行互动、评价等社交活动。为了更好地发挥传统媒体的功能,必须增强广电媒体的服务优势。传统的广播电视台应该注意转变创新思维,向互联网企业学习开发市场的能力,增强用户的主体地位。传统媒体可以通过增大其开放程度、塑造互动平台等方式,将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追踪用户,从而重新获得主动权。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山东电视台是省级主流媒体,其旗下的公共频道是一个贴近民生的频道。公共频道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打造出《民生直通车》《新闻女生组》以及《民生三人行》三大节目,受到群众的热捧。以《民生直通车》为例进行分析,其办台宗旨为“为百姓办事,替政府分忧”,这个节目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固定观看。同时,节目注意加强传统电视媒体与群众之间的互动,调动群众的参与积极性,提升电视台的社会影响力。此外,《民生三人行》以挖掘地方趣味性事件为主,将事件以故事化的形式进行制作,再通过“拉家常”的形式,让整档节目充满地方特色,并且能够体现节目的亲近性,扩大了节目的影响范围,不但推动了电视台的发展,而且实现了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节目。节目增强了传统媒体的服务优势,更好地实现了其服务价值,从而不会在互联网的潮流下被埋没。

四、结语

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以广播电视为主体的传统媒体应该坚守自身的公益性和公共服务性质,强化自身的服务优势,与互联网完美结合起来,重新获得社会舆论的主动权。广电传媒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致力于打造平台的开放性以及互动性,更好地充当党委、政府部门的宣传窗口,搭建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实现自身的服务价值。

摘要：媒介一体化的趋势给广电传媒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其公共服务方面的内容提出了一些要求。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广电传媒虽然受到了网络的冲击,但就存在价值而言,广电传媒的价值是为人们提供公共服务,其本质是公益性的。增强广电传媒的服务功能,不仅仅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市场的要求。

关键词：媒体融合,广电传媒,公共服务

参考文献

[1]吕宜梁.媒体融合背景下《重庆商报》微信矩阵的发展[J].新闻研究导刊,2016(09):298-299.

传媒在公共空间中的社会意志表达 篇6

关键词：传媒利用,公共空间,社会意志

哈贝马斯认为, “在一个健康的民主体系当中, 公众所关注的事物是由公民社会的边缘传递到政治的中心地带, 以便在此进行审议和讨论, 采取合适的行动”。按照这个观点, 传媒在这个过程中肩负着这一职责, 因为媒介的功能就在于将边缘化的信息引入集中化的通道, 或者说是加快信息边缘化向集中化转变的一种催化剂。媒介的公共性建立在社会的公共性之上, 这种公共性不在于媒介传播的广泛性和受众的聚合性, 而在于对媒介利用的程度和方式。媒介可以被个体利用, 这种利用是个体对信息的索取与接受;媒介可以被社会利用, 这种利用构建出媒体在公共空间中的地位与作用, 呈现着媒介的社会属性。

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要想获得自身的权益就意味着要表达自己的意志, 这种表达意志的过程其实就是社会意志汇集的过程。表达分为多个方式和层级, 个人人际表达和人群聚合表达的社会信息集中度显然远远低于对媒介的利用, 媒介是现代社会将意志集中化表达出来的最有利的实现工具。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各种传媒技术的不断成熟,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 这些传媒不但延伸了人们本身的视觉、听觉等功能, 同时也扩大了人们表达的范围, 放大了参与社会表达的群体。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感受到传媒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的话语权、实现社会意志的表达和呈现推进民主化进程的意愿。于是, 社会意志表达被赋予了更高的期望值, 媒介对于社会构建的功能性获得提升。

社会意志表达有多种方式和众多的路径, 媒介的社会意志表达是其中的一种。但媒介与其他表达方式的根本区别是非常显著的, 媒介使人们更加容易地接触并参与到了社会公共活动之中, 不同程度地表达着对社会公共事物的态度。对于现代媒介来说, 大众传播时代的开始就是从原本只有社会精英阶层表达向社会民众表达的演进过程。媒介被社会精英阶层所利用的比重显然一直高于社会民众对其的利用, 社会精英阶层表达的含义大部分在社会意志表达的范畴中。尽管如此, 媒介被社会民众更广泛地利用, 社会意志表达的结果要优于阶层表达的结果。普利策用“瞭望哨”来比喻媒介对于防范社会风险的社会责任, 但“瞭望哨”的建立者不应该只是社会的某个群体, 而应是整个社会群体, 或是能够代表整体社会意志表达的那些精英阶层。

今天, 网络媒介的利用方式完全颠覆了传统媒体的利用方式, 我们将此定义为话语权的转变, 其本质是对于媒介利用方式的转变, 媒介作为公共品在表达社会意志时从精英阶层扩延到了草根社会。网络之所以成为社会舆论监督的利器, 首先得益于民众利用媒介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的社会意志表达, 并上升为社会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 党的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路线的恢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不断完善, 人们观念的更新与思想的解放, 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在网络媒介利用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充分利用传媒进行的民主监督与国家监察部门进行的监督是截然不同的, 它是社会民众通过新闻传媒实现的社会监督的有效方式, 也是社会意志表达的路径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 网络媒介带来的新闻舆论监督推进了社会民主化进程, 给予媒介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的社会意志表达更大的自由度。

媒介功能与社会公共意志是一个共存体, 表现为相互支撑、相互利用、取得共同发展的目的关系。传媒不仅仅是单向推动了社会意志表达, 社会公共空间结构的转变对传媒也有间接的影响关系。传媒要想获得自身的发展, 制造传媒自身的影响力, 就要争取的受众更多, 即提高自己的关注度和社会地位。因为传媒拥有的受众越多, 就意味着它的认可度越高, 它的社会地位也越高, 传媒进而就能够吸引更多的适合自身发展的条件来维持并壮大自己。

传媒的社会功能和传播内在动力决定了媒体在公共关系中对构建社会关系的意义, 另外, 中国媒体的发展变化中最为明显的是对社会关系构建的重新思考。近十年来, 媒体管理理论终于认真地从只研究媒体的社会性转入研究它的经济属性, 而在研究它的经济属性时又反过来对公共空间进行再认识。因此, 媒介在公共空间中的表达倾向, 以社会价值为参照, 其根本是社会意志的表达。

传媒只有满足受众的需求才能吸引受众、才能达到扩大自身影响力等目的。在这一动因的推动下, 其实传媒在不知不觉中制造出了一种满足社会表达进程需求的公共领域。实际上, 这个由传媒制造出来的领域给民众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场所。那么这个场所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早就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个理论, 他认为在这个公共领域内, 不受种族、民族、文化层次、社会背景的限制, 可以任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虽然这一理论所描述的是一个相对理想的领域, 但是人们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公共领域力量的波及。

传媒一直有意识地让自己成为公共领域的“操纵者”, 利用对传媒的可操纵性来建立一个看似社会意志表达的公共领域, 来吸引更多的受众。传媒尽可能地为每一类读者群体提供相应的内容, 不论其阶层、性别、政治、宗教背景如何。它们的报道往往倾向于揭露违反公共利益的事件, 尤其是滥用国家权力, 犯罪行为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侵权事件, 进而把传媒塑造成了为人民利益而无畏的战士和公民利益的捍卫者之类的英雄形象。如此一来, 人们更加相信传媒就是能够实现自己意志表达的代理者, 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最有效工具, 甚至对传媒产生了一种“英雄式崇拜”。传媒的认同感越是强烈, 对传媒本身的发展就越有利。传媒也正是通过这种被利用的关系, 来提高受众对自己的认同并壮大自己。可以说, 这个进程推动了媒体、壮大了媒体, 传媒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们对社会意志表达的追求。

媒体是在主动与被动中实现社会意志表达的。传媒与社会表达的这种良性互动 (互相利用) 使得一些重要的民主形式得以实现, 同样使得一些传媒得以生存并发展。传媒可能是追逐利益的, 但如果失去了在公共空间中的社会表达, 它在社会公共空间中将无法立足, 其存在的理由也就会消失。

在现实生活中, 各种原因导致了传媒不能按照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去推进社会进程。从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国家的逐渐形成起, 就已经打破了原始部落时代那种人人平等的理想状态, 造成了人们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不平等, 致使所有的社会人群不可能平等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麦克卢汉看来, 人类社会将会经历三个阶段:部落时代、非部落化时代和重回部落化时代。这里所提的重回部落化时代是传媒技术在起作用, 是发达的传媒技术拉近了人们的距离而不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从表面上看, 网络的表达方式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人们可以实现“面对面”交流, 但是人们能否真正回到最初部落时代的那种民主还是一个未知数。原因很简单, 就是传媒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这个制约即如何表达社会意志, 媒介公共空间该如何构建是关键因素之一。

人们认为, 由于传媒技术的变革与发展, 使得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从“全景监狱”式转变成了“共景监狱”式。与“全景监狱”相对, “共景监狱”表现了一种反向的效果, 人们不再受到来自“高塔”的监视, 而是对其展开凝视。其实不然, 福柯所提到的“高塔”是社会管理者, 媒介技术的变革削弱了社会管理者的优势。不幸的是, “高塔”的主人却正在变为传媒的管理者, 由于传媒与人们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致使传媒仍然处于主动地位。卢因的“把关人” (gatekeeper又称“守门人”) 理论认为, 传媒在信息传递过程中, 有重大的过滤功能。传媒受到高位主体、本位主体和所处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也影响了传媒把关决策的最后结果。因此, 传媒要想尽可能地减少信息传递的不对称现象, 就要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 采用合适的方式表达社会意志。媒体应该尽最大可能去摆脱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尽可能保持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完整性, 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人们推进社会发展进程的动力。

传媒功能与社会公共空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学界持续不断的话题。传媒有着培养受众的功能, 传媒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引导、增强人们对社会的态度, 提高人们的社会意识。从积极的角度看, 追求社会平衡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传媒作为有力的沟通和信息传播渠道, 在社会公共空间中为社会意志的表达担负起天赋的使命, 必然会在建立平衡、和谐的社会进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于峰, 卢瑾.参与式民主问题之梳理性探索[J].前沿, 2011 (22) .

[2]张国良.新闻媒体与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3]罗伯特·哈克特, 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传媒实践技能训练的途径和方法 篇7

一、构建实践教学模式体系是传媒学生提高技能的立足点

课程教学是提高传媒学生实践技能的首要途径。在传媒专业的课程设置中, 一些高校还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 教学方式单一, 教师一味地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 这种“填鸭式”的教育, 使得学生重视理论学习, 缺乏掌握传媒实践的能力, 不能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实际需要, 从而成为传媒学生毕业形势不容乐观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教学模式是一种“以教师为主导, 以学生为主体, 以训练为主线, 以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模式, 强调教学的实践性和操作性, 旨在通过这种教学模式, 提高学生的传媒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构建实践教学模式的途径主要包括:

(一) 采用情景式教学方法

情景式教学方法, 就是通过学校的虚拟演播室、模拟编辑部、网络活动实验室等传媒专业实验室, 进行传媒工作情景模拟的一种实践教学方式。学生可以每一学期安排适当的学时, 在模拟的教学环境中参与各种练习, 进行模拟训练。在课程的设置上, 教师依照课程教学目标, 安排教学内容和课时。在操作方法上, 教师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 安排学生有序地完成传媒专业训练的各个环节。这种情景式教学是一种体验式学习, 因为参与传媒模拟工作, 容易把传媒理论知识转为实践能力。通过情景式教学模式, 使新闻学专业学生掌握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实践能力, 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掌握出版运行规律以及文字编辑、排版等技能。

(二) 加强传媒学生培养的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传媒思维, 能够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 从而拓宽学生的知识体系。各种媒介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相互融合, 时代呼唤媒介融合性人才。通识教育有利于学生掌握跨媒体的综合实践运用能力, 在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中, 教师不仅要加强对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媒体等相关知识的讲授, 还要增加具有时代性的各种新媒体形态知识的相关素材供学生学习。在此基础上, 传媒实践下的通识教育, 还要增加案例式教学, 注重传媒教学的开放性。媒介融合正在快速推进, 媒介形态也不断变化, 传媒的教育也要不断更新, 讲授最新的内容。案例式教学具有新鲜性和典型性的特征, 能够帮助学生获得较为直观的印象。案例式教学可以通过讲述传媒业内的典型事件来获得最前沿的信息, 在讲述的过程中采用多媒体的形式增加课堂的生动性, 并把课堂的案例教学向课外实践锻炼延伸。

二、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是传媒学生提高技能的重要途径

目前, 学校教育与就业存在着一定的脱轨现象, 用人单位更加注重传媒人才的实践能力, 情景式教学虽然能稍稍解决这一问题, 但它与实际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产、学、研相结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将产 (媒体工作实践) 、学 (教学) 、研 (研究创作) 有机结合起来, 可以完善实践教学模式体系, 同时提高学生的传媒实践技能。

(一) 课内、课外相结合, 加强学生的传媒技能

学生要提高传媒技能, 扎实的专业功底知识是必要的, 除此之外, 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是一个重要方法。为了能使学生参加实践活动有一个强有力的保障, 学校应积极拓宽实践活动渠道。比如, 每年举行模拟传媒企业活动, 参加传媒学者、专家的学术报告, 与传媒业内人士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组织传媒策划活动, 主动了解传媒市场发展情况, 利用课余时间到传媒单位进行见习, 参加各种形式的传媒技能大赛、组织课外活动兴趣小组等, 这些都能增强学生的传媒实践能力。学生可以通过课外的实践锻炼自己的技能, 在课外活动的时间安排上, 可以根据教学目标和内容有针对性地选择参加课外实践活动。一般说来, 学生的实习都设在最后一个学年, 时间短暂, 如果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不足, 采取的补救措施又往往滞后。所以在课外活动的时间, 学校可以安排学生去实习, 将实习期分配到各个学期, 这样既保证了实习锻炼的质量, 又有机会提高传媒实践能力。实践技能的培养, 需要课内课外相结合。在课内, 着力推进实践技能教学模式, 引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做到学思结合, 巩固传媒专业知识;在课外;在培养传媒思维过程中的同时, 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关注传媒业的动态变化。

(二) 校内与校外相结合, 拓宽传媒技能训练基地

培养学生的传媒实践技能, 一定要校内校外相结合。一方面, 在校内要重视优化现有的课程体系, 增加专业实践类的课程;另一方面, 学校要与企业合作, 开展一些活动, 安排学生到传媒单位见习或实习, 促进高校与媒体的合作。

提高学生传媒实践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校企合作, 拓宽专业技能实训基地。高校与出版单位、印刷发行单位、报社、电视台等传媒单位建立紧密合作关系, 在这些传媒单位建立实践基地, 是提高传媒学生实践技能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美国许多高校的传媒专业都设有专业顾问委员会, 委员会由资深编辑等传媒业内人士组成, 定期为专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目的就是使课程的设计符合出版行业最新需要。国内一些高校也正在仿效这种做法, 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依托行业、背靠企业, 校企联合培养综合型实践操作人才, 使传媒产业与高校传媒专业教学资源形成良性共享, 为在校学生创造良好的理论联系实践的平台, 这种模式值得各高校借鉴。

三、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传媒学生提高技能的根本保障

数字技术与传媒产业的结合, 使传媒产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同时也对传媒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素质传媒人员的培养要靠传媒人士实践技能的提高来实现。高校实践性教学是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 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传媒学生提高技能的根本保障。基础设施的完善需要加强三个方面的建设:

(一) 配置相关的传媒实验室

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得更多技术注入了传媒工作中, 因此要提高实践技能, 就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 配置与传媒专业相关的实验室, 安装实验室所需的硬件, 做好实践教学的物质保障。如建立新闻编印工作室、出版多功能实验室, 安装非线性编辑系统、飞翔编辑软件等。通过把实验室建成模拟性的传媒平台, 学生经过模拟实验室的训练, 才能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

(二) 建立媒体实习基地

媒体实习, 相当于对学生进行上岗前的培训。到媒体机构实习可以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 进一步提高实践技能。目前, 开设传媒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 而传媒机构却是有限的。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 高校应积极与媒体机构建立广泛的合作, 使学生能够得到更多的实践机会。高校与媒体建立联系, 使学生获得实习的机会, 实现课堂教学和传媒实际运作的有效衔接, 稳步提高学生的传媒实践技能。

(三) 优化教师队伍

传媒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优秀的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的建设对于学生提高传媒技能起着关键作用。在新媒体时代, 传媒行业不断发展, 传媒专业的教师也需要适应行业的发展, 这就要求他们具有跨学科、跨媒体、跨文化的意识, 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优化教师队伍, 要注重“双师型”队伍的建设, 实行“走出去, 请进来”的方法, 一方面, 指派一些教师到媒体单位进行锻炼、深造, 使他们在实践工作中加强自身传媒业务, 了解传媒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 聘请传媒业内人士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能从业者、专家作为兼职教授。此外, 学校建立完善的教师考核制度也是优化教师队伍的一个重要举措。

培养和造就一批既有理论修养, 又具备传媒综合实践运用能力的传媒人才, 促进我国传媒人才整体素质的全面提升, 是传媒时代的呼唤。构建实践教学模式体系是传媒学生提高技能的立足点, 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是传媒学生提高技能的重要途径, 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传媒学生提高技能的根本保障。传媒业之间的竞争也是传媒人才的竞争, 培养传媒学生的实践技能, 提高传媒学生的综合素质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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