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值环节投资（精选4篇）
高增值环节投资 篇1
1 产业创新与高增值环节投资的互动
1.1 相关内涵
(1) 产业创新的内涵。
目前, 学者们对产业创新的定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弗里曼 (Freeman, 1974) 认为“产业创新”就是“产业”内的“创新”, 包括技术和技能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管理创新 (含组织创新) 和市场创新。国内学者罗积争、吴解生 (2005) 认为产业创新是指特定产业在成长过程中或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 几个大型企业主动联手开展研发活动或单个技术领先企业通过技术扩散进而实现产业内的共同创新。管顺丰 (2007) 则认为产业创新是产业创新系统中的政府、企业等核心要素和高校、研发机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环境要素, 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组合创新, 对特定产业、产业链、产业群实施创新活动, 实现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布局等的质的改变和量的提高。实际上, 无论从何种层面和角度, 各种定义的共同之处就是:产业创新是介于企业创新与国家创新之间, 属于中观层次的概念, 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要素在相关政策环境的引导和支撑下协同作用的结果, 其核心是技术创新, 最终目标是通过高增值环节对低增值环节的替代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从而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增强国家竞争优势。
(2) 高增值环节投资的内涵。
依据“微笑曲线”理论, 高增值环节是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即产品的开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的生产和产业链的下游即渠道运营、品牌管理、售后服务等环节, 这些环节的附加值较高, 可以获得高额的经营利润;而处于产业链的中游即模块零部件的生产、组装环节则属低增值环节, 产品技术含量低, 市场竞争激烈, 利润空间狭小。因此, 高增值环节投资就是对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环节中附加值较高环节的投资。这些环节的资金需求量大, 投资风险高, 增加值更高。在全球激烈的竞争环境下, 一国的产业必须不断向高增值环节逐步升级, 才能扩大产品的附加值及利润空间, 赢得良好的经营效益和竞争的主动权。
1.2 产业创新与高增值环节投资的互动机制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范式, 产业创新包含了高新技术的研发、产品的中试、管理方式与组织结构的变革、销售渠道的开拓等一系列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持。如果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合理的产业创新环节, 那么, 就不会产生创新成果, 或者说, 即使产生了产业创新成果, 它也不能在一个产业乃至其他产业中实现商品化、产业化并形成规模经济效益。特别是随着技术革命的日新月异, 产业创新的速度和风险越来越大, 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多, 可吸收的资本投入量直接决定了产业创新能否真正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而资金投入的环节则决定了产业创新的方向和未来产业发展格局。同时, 在理性的资本市场中, 投资者追求投资收益的最大化。高增值环节产出品的技术知识密集度高、市场需求度高、品牌知名度高、品质优异, 其本质特征是经济效益好。高增值环节的产业创新活动一旦获得成功, 投资者将获取高额的投资增值。
因此, 产业创新与高增值环节投资的互动机制即为:在政府的产业创新与投资政策的指导与监督下, 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依据产业创新主体提供的信息以恰当的形式 (主要包括企业自筹、政府出资、发行债券或证券、银行贷款和风险投资) 投资于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资金的流向会引导产业创新主体对特定产业、产业链、产业群的相关环节实施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等活动, 以实现产业结构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和产业布局的创新, 并最终实现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同时, 高增值环节具有的高收益特征会吸引投资者将获取的收益再进行新一轮的投资活动。所以, 高增值环节投资对产业创新起支撑与引导作用, 而产业创新对高增值环节投资则起激励与资金积累的作用 (见图1) 。两者的支撑与引导、激励与资本积累的作用过程是不断持续、循环往复的过程。
(1) 高增值环节投资对产业创新起支撑与引导作用。
高增值环节投资对产业创新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由于企业自筹资金的有限性和多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研发操作仍未实现商业化, 自发的理论研究或是政府科技发展项目的研究成果需要大量的资金实现商品化、产业化。因此, 产业创新主体 (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组织、中介机构) 需要依靠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中试以及商业化和产业化。在支撑环节上, 支撑技术创新的资金主要投向产品研发和核心零部件的生产环节;支撑组织创新的资金主要投向售后服务和销售环节, 也有部分资金投向以组装为主的产业链低端环节, 但主要同于通过并购、重组等改变产业组织结构的方式获取规模经济效应的活动上;支撑市场创新的资金则主要投向销售渠道的开拓, 企业品牌的打造以及售后服务环节。在资金支撑形式上, 由于产品研发阶段的市场透明度低, 信息不对称严重, , 投资风险较高, 致使商业资本很少愿意进入, 因此, 资金主要以企业自筹、政府出资和风险投资的形式进入产业创新活动;当产业创新活动步入产业链中游或下游环节, 创新成果已转化为真正的商品并被市场广泛接受, 企业运作进入良性循环, 创新风险已经大大降低, 因此, 资金主要以银行贷款、公司发行债券或证券的形式发挥支撑作用。
高增值环节投资对产业创新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一定时期内, 一国或某一地区的重点投资环节及其比例构成形成了特定的投资结构。特定的投资结构将决定产业创新的方向、规模和幅度, 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下一时期的产业发展格局。资金是产业创新活动持续进行的有效保障, 创新主体只能在拥有充裕资金支持的产业链环节持续进行创新活动。只有当社会资金大量流向高增值环节, 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渠道等环节的活动才能有效展开, 而低增值环节的产业创新活动则会因资金匮乏而逐步停止, 相关产业步入衰退期。因此, 加大对高增值环节的投资力度会引导产业创新活动逐步在高增值环节进行。
(2) 产业创新对高增值环节投资起激励和资金积累的作用。
产业创新对高增值环节投资的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理性的投资者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只有当特定产业链环节的投资收益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时, 投资者才会主动投入大量资金。而产业创新活动具有高回报的特点, 即一旦获得成功, 不仅会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还会从节约能耗、改善环境、改变人们生活习惯等方面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因此, 产业创新不仅会为个人或公司性质的投资者提供巨大的经济效益, 还会为政府资金提供良好的社会效益。从而, 对不同性质的投资主体都能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
产业创新活动对高增值环节投资的资金积累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依据产业创新主体提供的投资信息以恰当的方式投资于不同的产业链环节。当产业链高端的创新活动获取成功, 企业获取营业利润, 银行贷款和公司债券获取利息收益, 政府资金以税收的形式获取回报, 证券投资者从股票溢价和红利中获取收益, 风险投资通过IPO、股权转让、破产清算的方式获取超额回报。从而, 投资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资本增值与积累, 并可以进行新一轮的投资增值活动。
2 高增值环节投资对我国产业创新的引导模式分析
2.1 我国高增值环节投资与产业竞争力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一直努力构建合理的投资结构, 积极引导资金投向产业链高端环节。但是, 当前的投资结构依然以传统产业为主, 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是集中在产业链的中端环节, 即简单的组装、加工、非核心零部件的生产环节;而研发、渠道、品牌建设环节的投资比例较低。2005年, 以色列的R&D投入强度 (R&D经费支出总额占GDP之比) 为4.50%, 瑞典为3.89%, 而我国仅为1.34%, 虽然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见图2) 。同时, 我国对高增值环节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不合理。以创业风险投资为例, 2006年, 我国创业风险投资的构成为:政府出资与国有独资投资机构出资合计占到总资本的33.9%, 其他企业出资占到30.5%, 信托和证券公司占到2.4%。由于政府资金更倾向市场稳定、技术成熟的低增值环节。因此, 此种不合理的资金来源结构导致我国创业风险投资对传统产业的投资比例逐年增加, 而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比例则从2003年的79.80%降低到62.20%。以处于种子期或成长期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为重点投资对象的风险投资都已如此, 其他相对保守型的投资形式对低增值环节的投资比例更高。
资料来源:《主要科技、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中国科技统计, http://www.sts.org.cn/zlhb/2007/2.1.htm。
当前,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不断提高。2006年, 我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9649亿元, 是2000年的3.5倍, 年均增长率为23.4%, 远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见图3) 。但从横向看, 我国产业创新能力薄弱, 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 主导产业和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仍然处于低端环节, 技术含量低, 附加值低。2003年, 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就实现增加值5681.29亿美元, 远远高于我国2006年的额度。而且,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主, 主要是对是对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简单的组装和加工;以新技术、新材料密集为特点的拥有越来越广阔国际市场的高附加产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较低, 不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和综合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资料来源:《2007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10。
2.2 产业创新模式
本文以技术创新为变量, 将产业创新模式分为技术领先型模式、特色优势型模式和产业紧跟型模式。具体如下:
技术领先型模式是指产业创新系统内的技术创新主体采用自主创新模式, 以基础性研究和应用研究为基础, 重在取得独创性和超前性的技术创新成果, 并与系统中多方面的要素协同攻关, 实现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规模化。此模式主要用于全新创新或重大的突破性技术创新, 一旦获得成功, 将产生巨大的收益, 但创新风险也很大 (包括创新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合作风险等) , 需要大量的研发资金和研发力量投入。硅谷由军用电子技术产生的半导体产业、波士顿128公路区由微电脑技术创造的医疗检测设备的新产业即是此种模式的典型代表。
特色优势型模式是指产业创新系统内的技术创新主体依据区域内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 充分利用资源优势进行专用技术的协同攻关创新和产业规模化发展, 从而形成区域特色明显的产业群。此模式对区域内特有的自然资源、文化环境或者历经历史形成的产业基础依赖较高, 创新风险较低, 被模仿的可能性较低。我国景德镇的陶瓷产业、苏州的刺绣业即是此种模式的典型代表。
产业紧跟模式是指跟踪产业先进水平, 模仿其发展过程中的合理成分, 结合自身特点发展具有能够进行赶超和竞争的产业优势。此模式具有投入低、风险低的特点, 适用于后发国家或服务型产业。
2.3 高增值环节投资对我国产业创新的引导模式
依据我国高增值环节投资和产业竞争力的现状, 以及产业创新模式的特点, 本文认为我国应该采用以产业紧跟型模式为主, 特色优势型模式为辅, 努力在部分产业实行技术领先型模式的产业创新模式, 在继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吸引技术以保持或扩展在若干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领先地位的同时, 积极引导资金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链高端转化, 集中技术、资金力量培育出在高端产业链的某个环节中的优势, 然后, 再由领先环节慢慢拓展成为产业领先。为此, 我国应该有重点、有选择地进行投资扩张, 抓住关键环节进行产业创新, 以促成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见图4) 。
(1) 技术密集型产业。
在技术密集型产业, 特别是中、高度技术密集型产业,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较大, 短时期内可能无法培育出较高技术含量的领先产业。因此, 对于应该重点发展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我国应该主要采用产业紧跟型产业创新模式, 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从引进和模仿开始, 在对引进技术的使用中进行掌握和模仿并力争实现产业技术水平的赶超。
(2) 特色优势产业。
特色优势产业, 例如景德镇的陶瓷产业、苏州的刺绣业, 多数是依靠特有的自然资源、历史传承下来的制造工艺、或浓郁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形成的产业, 竞争者很难模仿其生产工艺或打造与其相似的品牌。属技术创新难度较大, 创新投入较低, 但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因此, 对于特色优势产业, 我国应该主要采用特色优势型产业创新模式。投资方向与产业创新主要集中在以渠道开拓、品牌建设为重点的产业链下游环节。通过品牌效应、渠道效应增加产品的知名度、销售量和销售价格, 从而获取更高的附加价值。当前, 我国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产业逐步衰退的一大原因即是销售渠道不畅通, 品牌知名度不高。此外, 政府还应该引导部分资金投向研发、设计环节, 主要用于产品包装的更新换代、现代化生产工艺的开发等环节。
(3) 劳动密集型产业。
劳动密集型或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在现有技术基础上进行简单改进的获利空间狭小, 产业必须取得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因此, 从理论上讲,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我国应该主要采用技术领先型的产业创新模式, 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的生产环节。但是, 由于我国的基础研发能力薄弱, 突破性技术创新取得成功的难度大、周期长, 因此, 研发、设计环节活动应该主要是对现有生产线的信息化改造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同时, 在实践中, 资金还应该大量的流向产业链中、下游环节, 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等创新产业组织结构的方式获取规模经济效应, 或打造企业品牌以获取品牌效应的方式获取高增加值。
3 对策与建议
(1) 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改变政府作为产业创新资本来源主体的尴尬局面, 不断拓展创新主体的融资渠道, 多层次、多元化地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搭建“银企合作平台”, 鼓励银行加大对产业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完善“二板市场”, 鼓励经营良好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上市融资;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 鼓励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
(2) 对优先发展的产业环节进行投资政策倾斜。根据我国产业创新的发展及其市场需求规模, 引导多元投资主体进行产业创新需求和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合理投向, 建立符合产业价值链的投资格局。在这一过程中, 投资结构的合理调整应该以产业创新结构和市场需求结构为轴心的, 其基本出发点并不是以结构扭曲的规模扩张来支撑产业创新, 而是以系统结构引导产业创新, 以实现创新产业的利润最大化和产业布局的合理化。通过吸引大量资金向高增值环节聚集, 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3) 大量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 以实现与全球产业结构的分工与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系统和本土化的生产系统, 利用发达国家战略转型时机, 加强与其在产业转移与创新方面的互动合作。充分利用我国的资源禀赋优势, 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以及再创新, 吸引发达国家将较高附加值的科技产业转移到我国, 先嵌入跨国公司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 再推动产业链的升级, 从而向自主研发和品牌发展等产业链高端环节迈进。
(4) 将产业创新链、生产链和投资链有机结合起来, 使投资通过创新链和生产链寻求更大的增值链。只有符合我国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将投资链与生产链和创新链进行有机组合, 才能促进产业结构有序演化, 不断向高度化转型。如果将投资链与生产链和创新链相分离, 虽然大量、持续的投资可以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变动, 但却不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反而造成产业结构扭曲和低位变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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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销售环节增值税纳税筹划 篇2
为了规范企业纳税, 国家对企业每种销售结算方式对其收入的确定规定了标准条件, 企业通过对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条件的控制, 可以控制企业销售收入确认的时间。在进行增值税筹划时, 应注意临近年终所发生的销售业务收入确认时点的筹划, 尽可能推迟销售收入的确认时间。例如, 直接收款销售货物时, 可通过推迟提货单的交付时间, 把收入确认时点递延至次年, 获得延迟纳税的税收利益。现行税法规定:凡随同货物销售由购买方收取的任何费用, 无论其在会计上如何核算, 均应并入销售额计算应纳税额。应注意的是, 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购买方收取的价外费用, 应视为含增值税收入, 在征税时应换算为不含税收入并计算销售额。不少纳税人往往不知道或者忽略了价外费用是含税的, 而将向购买方收取的价外费用直接并入销售额计提销项税额, 从而多缴了增值税。
二、兼营和混合销售行为纳税筹划
(一) 兼营行为纳税筹划
兼营是企业经营范围多样性的反映。每个企业的主营业务确定后, 其他业务项目即为兼营业务。兼营包括:同一税种, 税率不同, 无论是否分开核算都要征收增值税, 没有筹划的余地;不同税种, 不同税率。《税法》规定:纳税人经营免税、减免项目的, 应当单独核算减、免税项目的销售额;未单独核算的, 不得减、免税。《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 纳税人兼营非应税劳务的, 应分别核算货物或应税劳务及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的, 其非应税劳务应与货物或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 从高适用税率。由于兼营项目的税种不同, 税率有所差异, 导致税负也不同。如果企业存在兼营行为, 不论是对增值税应税货物或劳务还是非应税劳务的兼营, 都必须分开核算, 按相应税率分别计算税金。只有这样, 才能减轻企业税负。如昌达钢铁厂10月取得钢材销售收入200万元, 农机销售收入40万元, 求该厂应纳增值税税额:
若未分别核算钢材和农机销售收入应纳增值税= (200+40) ÷ (1+17%) ×17%=34.87万元。
分别核算各项销售收入应纳增值税=200÷ (1+17%) ×17%+40÷ (1+13%) ×13%=29.06+4.6=33.66万元。
两种情况应纳税款之差为34.87-33.66=1.21万元。
(二) 混合销售行为的筹划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 以及以货物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 兼营非应税劳务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 发生上述混合销售行为, 视为销售货物, 征收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 视为销售非应税劳务, 不征增值税。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条件下, 适用税率一般为17%, 而营业税的适用税率是3%或5%, 如果不考虑营业税劳务中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因素, 其税负存在明显差异;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情况下, 征收率分别为4%或6%, 虽然因增值税与营业税的税基不同不能直接比较税负的高低, 而同一口径的税基也存在一定的税负差异。所以在很多情况下, 如果将营业税业务采取一定的方式分离出来分别征税, 可以明显降低税负。如果企业存在混合销售行为, 可以考虑增加非应税劳务的营业额, 使之超过年销售额的50%, 这就不属于缴纳增值税的范围了, 只需缴纳营业税。从而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
三、折扣销售及现金折扣行为的纳税筹划
《税法》规定: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 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 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 无论其在财务上如何处理, 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
企业在进行折扣销售行为的税务筹划时应注意折扣销售的税收优惠仅限于对货物价格上的折扣, 不适用于实物折扣。实物折扣不能从货物销售额中扣除, 是要按照“视同销售货物”计征增值税;切记要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折扣额, 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现金折扣行为的纳税筹划。由于现金折扣是发生在销售行为之后, 本身不属于销售行为, 而是一种融资理财行为, 因此现金折扣不能从销售额中扣减, 企业应按全部销售额计征增值税。
企业在现金折扣行为上的税务筹划方法:
因税法对于折扣销售有优惠政策, 对于信誉良好的客户, 其应收账款回收风险较低, 当确信客户会在优惠期内付款时, 企业在订立销售合同时应将现金折扣改为折扣销售方式, 则企业销售收入不变, 但会节约折扣额部分的增值税税金, 从而降低企业税负。
对于不能确定能否在优惠期付款的客户, 企业可以先按折扣销售确定价款, 并同时在销售合同中约定, 购买方不能在优惠期内付款则加收滞纳金。这样企业的收入并没有受到实质的影响, 若购买方在优惠期内付款, 可按现金折扣的价款开具增值税发票, 节约折扣额部分的增值税税金。若购买方未在优惠期内付款, 企业可收取相应的滞纳金, 并以“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计算增值税。
四、利用《税法》优惠进行纳税筹划
(一) 免税
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古旧图书;由残疾人组织直接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等免缴增值税。
(二) 减税
高增值环节投资 篇3
一、基于多环节涉农增值税的政策概述
当前我国涉农增值税政策非常复杂, 为清晰地研究该问题, 本文先将涉农环节分为投入环节、生产环节、加工环节和流通环节四个环节, 四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大致见下图, 并围绕这四个环节来概述相应的增值税政策。
1. 投入环节涉农增值税政策。
投入环节涉及基本生产资料产销, 该环节当前的增值税政策可以概括为:部分农业生产资料免税。
《关于农业生产资料征免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1]113号) 、《关于饲料产品免征增值税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1]121号) 、《关于农药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1]186号) 、《关于饲料级磷酸二氢钙产品增值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国税[2007]10号) 、《关于有机肥产品免征增值税的通知》 (财税[2008]56号) 等文件对涉农投入环节增值税政策作出了具体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增值税纳税人有农膜、农机、化肥、有机肥产品、农药、种子、饲料生产销售行为的免征增值税, 但是国家对免税的农业生产资料范围有着严格的规定, 详见表1。
2. 生产环节涉农增值税政策。
生产环节涉及农产品生产和非农产品生产, 该环节当前的增值税政策可以概述为:农产品生产进项不抵, 销项不征;非农产品生产进项不抵, 销项征税。
就农产品生产这一普遍涉农行为而言, 根据2008年11月10日修订后的《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 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根据实施细则的解释, 农业是指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水产业;农业生产者包括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农产品仅仅是指初级农产品。同时,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8]81号) 规定,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本社成员生产的农业产品, 视同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向本社成员销售的农膜、种子、种苗、化肥、农药、农机等免征增值税。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投入环节国家对部分农业生产资料免税, 所以在生产环节, 由于无法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 农产品生产的进项就得不到抵扣。
就非农产品生产这一特殊的涉农行为而言, 其内涵就是利用购进的农业生产资料生产一些非初级农产品的行为, 其不属于增值税免税的范围之内, 同时也由于投入环节部分农业生产资料免税的缘故, 单位和个人无法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 故而进项不能抵扣, 同时销项正常征收增值税。
3. 加工环节涉农增值税政策。
加工环节涉及农产品初加工和农产品深加工这一涉农核心步骤, 该环节当前的增值税政策可以概述为:在进项抵扣方面, 凭票抵扣和核定抵扣相结合;在销项计税方面, 按初加工和深加工的不同性质差别计税。
农产品初加工与农产品深加工的界定, 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划分标准, 而是由《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 (财税字[1995]52号) 列举出相关初加工应税项目。农产品初加工企业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分别适用13%和17%的税率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
在进项抵扣方面, 现行涉农增值税政策实行凭票抵扣与核定抵扣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 农产品初加工企业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购进农产品, 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 均可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3%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由于在生产环节免税, 但是在加工环节涉农增值税纳税人可根据收购凭证抵扣13%进项税, 在这个环节的抵扣失控, 会造成加工环节的增值税税收收入大量流失。于是, 从2012年4月6日开始, 国家对部分行业进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改革, 根据《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的通知》 (财税[2012]38号) 规定, 自2012年7月1日起, 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销售液体乳及乳制品、酒及酒精、植物油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纳入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范围, 纳税人购进农产品不再凭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而是采用投入产出法、成本法、参照法进行抵扣。此外, 购进农产品适用的扣除率同时也统一为销售货物的适用税率。这意味着部分行业不再以差别税率计算销项税额, 农产品初加工企业与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增值税进项与增值税销项适用税率得以统一。
同时, 随着试点工作不断深入, 中央赋予地方一定权限, 可自行选择部分行业进行增值税核定扣除试点。目前, 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已将有关涉农行业纳入了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的范围之内, 详见表2。
4. 流通环节涉农增值税政策。
流通环节涉及农产品内销和农产品出口外销, 该环节的增值税政策可以概述为:内销采用差别税率方式, 外销实行免税并退税政策。
在国内农产品销售方面, 国家采用的是差别税率的方式计税, 3%、13%和17%三档税率并行。对于一般农产品, 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分别适用3%和17%的增值税率;杏仁油、葡萄籽油、动物骨粒、玉米、花椒油、干姜、姜黄以及属于财税字[1995]52号文中农产品征税范围注释中的有关农产品按13%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储备大豆、部分鲜活肉蛋产品、蔬菜等免征销售环节增值税。
在出口农产品外销方面, 国家采用免税并退税的方法。油料植物、花生果仁、黑大豆等以及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 (属于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之内的农产品) 出口的免征生产环节的增值税。同时, 经过数次调整, 现行农产品出口的退税率为5%、13%两档。
二、现行多环节涉农增值税政策的隐忧
1. 税收立法方面的隐忧。
(1) 从立法形式来看, 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仅以暂行条例的形式对各项条款做出具体规定, 说明我国的税收立宪进程还只是停留在设想阶段。此外, 各项补充规定繁杂不堪,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地方政府的各种通知、公告五花八门, 即使征管人员也无法立即掌握。
(2) 从立法权限的划分来看, 其最大的问题倒不在于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上, 因为作为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 中央显然不会过度下放立法权给地方。最大的隐忧反而在于地方间的立法竞争问题上。为了争夺税源, 地方间涉农增值税的补充规定和公告往往带有一定的导向性。以目前加工环节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的地区扩围为例, 根据《关于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的通知》 (财税字[2013]57号) 相关规定, 各地区可结合具体实际选择相关行业进行核定扣除试点。目前, 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已选择相关行业进行试点, 可以想见, 地区间行业试点的不同会吸引不同企业进驻不同地区, 导致资本的流动, 形成政策洼地。恶意税源竞争问题可能愈演愈烈, 直到全国所有涉农加工行业都纳入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行业范围才会得到遏制。
(3) 从立法的规定来看, 相关条款过于苛刻、界定不清。例如, 投入环节的部分生产资料产销免税, 但又对免税范围规定过于繁杂苛刻, 以饲料为例, 单一大宗饲料、混合饲料、配合饲料、复合预混料以及浓缩饲料等属于免税范围, 其他饲料正常征税, 但这对实际征管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税务人员审核稽查的行政成本过高;加工环节中农产品初加工和农产品深加工界定不清, 仅根据是否属于农产品征税范围注释中的项目来列举农产品初加工的范围, 没有具体的界定标准。
涉农优惠政策往往收效甚微,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投入环节的涉农增值税政策。由于投入环节对部分农业生产资料免税, 生产环节中进项就得不到抵扣, 这会导致两个重大的问题:其一, 农业资料生产行业税负明显低于其他行业, 有违税收公平原则;其二, 生产环节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农民, 购进生产资料的进项无法抵扣, 加大农民负担。
2. 税制设计方面的隐忧。
(1) 税率设计不合理。加工环节除部分行业进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抵扣外, 其他凭票抵扣进项税额的企业仅可以按照计税凭证上农产品买价和13%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这会导致农产品初加工企业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税负不公问题, 即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按照17%的税率计算销项税额, 但仅按13%的税率计算进项税额, 存在高征低扣问题, 这不利于产业一体化的推进。除此之外, 出口退税率过低, 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强。
(2) 征免税及其抵扣范围不合理。我国税制改革的总体趋势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 涉农投入环节生产资料征税免税范围规定苛刻, 涉农加工环节, 增值税进项核定扣除行业范围狭窄等问题都反映出当前涉农增值税征税范围的不合理。
(3) 计税依据不合理。仍以加工环节为例, 首先在凭票抵扣行业中, 进项税额是指以计税凭证上的买价与13%的扣除率来计算, 该买价是含税价格, 而销项税额却是按销售价格与适用税率计算而成的, 该销售价格是不含税的, 二者计税方式显然不同。其次, 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的行业其现行规定是农产品初加工企业与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增值税进项与增值税销项适用税率统一, 均按13%或17%进行计税。但是由于农产品初加工与农产品深加工存在界定不清的问题, 加工企业往往存在计税依据不同, 企业税负不同的问题。最后, 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行业中, 不同地区对增值税进项税额规定不同的扣除标准, 其进项扣除在地区间也会有所差别。
(4) 抵扣方式不合理。加工环节凭票抵扣是指按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13%的扣除率进行进项抵扣。但这又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纳税人按买价直接计税, 实际税率就为13%, 而使用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的纳税人要先换算成不含税价格后再计税, 其实际税率为14.69%。也就是说, 使用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进行进项抵扣比采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进项抵扣更为有利, 两种抵扣方式的存在显然是不合理的。
3. 税收征管方面的隐忧。
税收征管涉及纳税人、征税人、用税人等相关行为主体, 现行涉农增值税征管方面的隐忧导致三大主体间不断博弈, 税基遭到侵蚀, 税源不断流失, 征管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1) 纳税人方面。纳税人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 会在合理避税和有意偷漏税之间进行权衡。 (1) 合理避税主要存在于涉农加工环节。农产品初加工企业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适用税率不同, 这给纳税筹划提供了空间。同时,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的实际税率不同, 理性的纳税人会偏向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 以获得更多的进项抵扣。 (2) 所谓有意偷漏税, 通常会表现在纳税人虚开农产品购进项目, 虚构农产品数量等, 以骗得更多的进项抵扣和出口退税。
无论纳税人选择何种方式, 都将是现行涉农增值税征管的巨大隐忧。
(2) 征税人方面。由于现行涉农增值税规定较为繁杂, 相关涉农企业界定困难, 收购业务难以实地监督等, 这些在客观上都对征税人员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在主观方面, 某些纳税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淡薄或自身文化素质有限, 难以有效地进行税收监管。
(3) 用税人方面, 这里的“用税人”指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部门 (与税务相关的区别) 。纳税人能否依法纳税, 征税人能否依法征税, 在相关程度上取决于用税人能否有效用税。下面仅分析用税人间的博弈问题, 以当下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扩围为例, 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可自行选择投入产出法、成本法、参照法进行进项核算, 各地区对不同的农产品规定了不同的扣除标准, 并可以自行选择部分行业进行试点。如何解决用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带来的恶意竞争问题值得税收征管当局反思。
三、我国多环节涉农增值税政策的完善路径
1. 涉农增值税政策立法层面的完善。
从立法形式来看, 尽快进行增值税立法是当务之急, 将增值税各项规定上升到法律高度是必要的。当然这部增值税法不仅仅是对各项税收条款进行规定, 更重要的是必须有立法权限、收益权限等的具体划分, 杜绝立法主体多元化, 政策规定随意变更等践踏法律精神的现象。
具体到立法权限的划分上, 地方间的通知公告要经中央严格审批才能实行, 而不是地方出台一项公告随即向中央报备即可。中央要严格把关、协调地区间的税收竞争问题, 尽量使各地做法得以统一;同时, 中央和地方要明确立法主体, 规范授权立法行为, 尽量做到法要从简、法要惠民。
就立法规定而言, 当前迫切要解决的是清理繁杂的税收优惠问题。税收优惠的乱象, 一方面对税收征管提出巨大挑战, 另一方面也使得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 有违税种设计初衷。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清理税收优惠问题, 中央和地方应该严把关, 清理不必要的优惠规定, 在“宽税基、低税率”的基础上, 将大部分涉农行为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之内。
除此之外, 具体到一般税收规定层面, 以例举、注释的形式规定征税范围不可取, 农产品征免范围、初加工深加工企业划分等一系列涉农重要问题需要给出相关的具体标准, 出台新的涉农增值税条款规定以解决当前征税范围界定不清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2. 涉农增值税政策税制设计层面的完善。
(1) 税率设计要权衡税收公平原则, 在投入环节全部生产资料的产销都要统一纳入征税范围, 这不仅可以使不同行业的税负得以平衡, 同时能有效解决生产环节进项不能抵扣的问题, 同时国家应当以补贴的形式同时给予投入环节的有关行业一定的帮助, 缓解企业压力。但是生产环节中农民的负担会加重, 这就需要国家相当长时期的支农惠农政策的倾斜, 对农民进行财政补贴。加工环节中, 初加工企业与深加工企业税率要保持一致, 统一为13%, 有效推进产业一体化进程。在销售环节, 我国出口退税的税率较之国外普遍偏低, 为提高产品竞争力, 上调出口退税率刻不容缓。
(2) 征税范围的选择是涉农增值税税种设计的重点, 当前随着增值税扩围和营改增的不断推进, 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的行业越来越多。当前与农业有关的诸如农业科技培训、农业科研投入等高新涉农技术行业无疑也需要纳入涉农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之内, 以完善涉农产业化进程;同时, 当前涉农增值税免税范围过大过宽, 人为地割裂了增值税抵扣链条。因此, 将免税项目纳入征税范围也是下一步税改的重点。
(3) 计税依据的统一。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税负的统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农产品收购发票的选择是解决计税问题的核心。其一, 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不同, 计税方法不同, 需要计算出二者平均税负, 并根据具体业务进行调整, 对负担较重的行为人给予一定的补贴。其二, 凭票抵扣问题需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行业不断扩大来解决, 直到所有行业均进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 发票选择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 加快行业试点是突破凭票抵扣枷锁的根本途径。抵扣方式的选择问题也会随着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行业不断扩大而得到根本解决。
3. 涉农增值税政策税收征管层面的完善。
纳税遵从度和税法认可度是就纳税人角度完善税收征管的决定因素, 提高纳税人的遵从度既需要完善现行税制和征管制度, 又需要从纳税人角度提高其法律认同感。就制度因素而言, 现行税制亟须完善, 条款界定、税收优惠、立法主体等问题急待解决;征管制度也需改革, 农产品收购需实地监管, 以合作社为单位为农业生产个人统一管理购货发票, 加强涉农增值税纳税监管评估, 构建风险预警机制。就纳税人因素而言, 定期的法律宣传、税法知识普及、纳税服务下乡等配套措施也需积极开展, 只有纳税人自觉遵守税法, 才能有效地解决税收征管问题。
基于征税人角度而言, 征税工作既需要自我内化的职业操守进行责任鞭策, 又需要完善的外部激励奖惩制度予以监督。从征税人员主观因素而言, 定期的职业培训、业务竞赛等活动可以有效地提高征税人员的业务素质;就外部奖惩激励措施而言, 有效的监督不能过分地强调入库税收的多少, 而是看征管效率的大小。以各地区为单位, 将效率指标落实到个人, 优胜劣汰、定期考核, 将效率指标与个人集体福利等挂钩。
至于用税人之间的博弈, 可以通过立法权限的规范以及中央纵向的转移支付得到解决, 税收收入的合理分配可以打破地区间恶意的税源竞争。当然, 地区间的差异也不能仅仅靠中央来解决, 落后地区需要进一步开拓财源, 吸引资本的集聚。同时, 适时地研究和革新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政策也是现代财政发展的重点之一。
参考文献
[1] .庞凤喜, 张念明.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操作路径解析.税务研究, 2013;2
[2] .张亚连, 刘铭茗, 刘东卫.农产品增值税征管现状及对策探析.税务研究, 2012;10
[3] .文小才.我国农业税收优惠政策现状考察与优化建议.财会月刊, 2011;12
高增值环节投资 篇4
关键词：税制改革,进口环节,增值税,归属
一般增值税是以生产、批发、零售等环节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属于流转税的一种, 一般增值税归中央地方共享即由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和使用。具体说来, 增值税中央分享75%, 地方分享25%。而海关征收的进口环节增值税是指专门对企业进口环节的增值额进行征税的一种增值税, 现行的预算收入体制规定海关征收的进口环节增值税属于中央固定财政收入, 由中央集中管理和使用。这种预算体制对以铜加工为支撑的地方财政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本文就铜加工企业进口环节增值税归属问题发表一下我个人的浅显的看法。
一、税制改革应考虑地方分成问题
我国自1994年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 实践证明, 分税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建立规范的财政运行机制、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增强中央财政调控能力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有利于国家集中财力, 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 稳定全局。另一方面通过中央对地方实行不同形式的补助金和转移支付制度, 既可以掌握地方政府的支出范围和财力配置方向的主动权, 保证中央经济调控政策的贯彻, 又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因地制宜地办一些实事。但我国实施的分税制度在实际运行中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 仍需继续深化改革。
1、地区间财力分配有待合理调节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发展迅速但不平衡, 地区差距很大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之间的关系虽已初步划分, 但尚不够规范没有考虑到各个地方的历史遗留问题, 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造成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而欠发达地区则由于缺乏财政支持, 经济始终处于落后状态。
2、地方财政收入结构有待完善
由于地方政府承担着地方行政管理费、地方公检法支出、地方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费, 因而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吃紧现象不少地方政府为了改变困窘的财政状况, 过渡依赖土地出让和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以弥补地方财政收入不足。
3、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有待调整
当前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却增长过快, 特别是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之后, 中央企业上缴利润, 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将会出现爆发性增长。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尽快完善分税制改革方案, 调整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分配比例, 取消不合理的共享税, 扩大地方留存比例, 切实有效地增加地方政府可用财力, 由地方政府从容处理历史债务问题。
二、我国铜加工企业进口环节增值税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铜消费国和生产国。过去20年中, 我国对铜的消费步入迅速发展时期, 其中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是促进铜消费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而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战略也是我国铜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造成中国的精铜消费占世界消费量的比例不断攀升。同时我国也是一个缺铜大国, 铜资源相对短缺。随着近年来国际制造业不断发展, 铜资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 国内铜精矿自给率逐年下降, 每年需要进口大量铜精矿, 从而形成进口环节增值税税额激增。
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 铜陵市的支柱产业是铜产品的生产与加工, 而铜产品生产与加工主要集中在铜陵有色公司。铜陵有色公司是我国最早建立起来的有色金属特大型企业, 属于国家“一五”期间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公司成立于1952年, 属国有特大型企业。经过50多年的建设, 现已发展成为以有色金属、化工和机械制造为主营业务的特大型企业集团, 公司与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技术和贸易合作关系, 数十种产品分别出口到10多个国家和地区, 现为中国500强企业, 中国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强, 全国有外贸经营权100强安徽省重点扶持的十大工业企业之一。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进口原料增长较快, 铜精矿等资源性大宗商品进口量逐年增加。公司生产主产品电解铜和电解铅所需原料铜精矿和铅精矿除少量自产和部份国内采购外, 其余大部份以一般贸易方式全部从国外进口。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和税率提高等因素的影响, 特别是受2009年1月1日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由13%恢复到17%的影响, 导致铜陵有色公司进口海关增值税大幅上升, 2010年与2009年相比缴纳进口增值税税额翻了一翻。按增值税税法条例规定, 当期上缴海关进口增值税可以抵扣当期实现的销项税, 从而造成国内应缴增值税大幅下降。按目前分税制体制相关规定, 进口环节增值税入库级次属于中央, 征收税款全额上缴中央, 地方无分成。铜产业是我市市支柱产业, 有色公司每年上缴税款占本市税收收入一半以上。铜陵海关征收的进口环节增值税主要来自于有色公司进口铜精矿缴纳的增值税。但是由于受到供求关系和出口退税等税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国际市场铜价长时间高于国内市场价格, 而进口铜精矿价格根据国际市场定价, 使得铜冶炼产品增值空间越来越小。进口环节增值税大幅上涨, 必然使得国内增值税大幅下降。也从客观上造成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大幅减少, 这种状况的继续存在, 直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 调整国家和地方的税收分成比例, 真正做到分税分成将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促进地方民生及地方经济发展, 建立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更好地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笔者认为:国家主管部门应比照国内一般增值税而将海关征收的进口环节增值税给予地方财政一定比例分成, 由目前全额归属中央所有调整为中央与地方共享, 更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管理制度》
[2]《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3]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教材编写组.税法Ⅰ[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