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组织的特征研究

创新型组织的特征研究（共10篇）

创新型组织的特征研究 篇1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速度的加快、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以及区域间的竞争已经愈发激烈,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则主要取决于其科学技术以及创新能力的发展状况。自十六大召开以来,我国已将“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最基本的组成成分,同时也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最基本、最有活力的组成成分。因此,建设能够顺应科技发展、时代进步的创新型企业已经成为落实“建设创新型国家”决策的关键。如何科学地制定和落实企业创新战略、如何正确地引导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如何准确地评价企业的自主创新状况和自主创新能力并基于评价结果进一步改进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相关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有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已成为创新管理领域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特别是有关如何评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如何确立评价模型,更是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内外的相关学者以及研究人员提出了多种评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方法(模型):Chang P L.Chen Y C.(1994)运用模糊多准则决策法对生物技术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进行了分析。向刚(2009)建立创新型企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构建基于Fuzzy Ahp的评价模型。马永红、赵凌晨、刘拓(2007)针对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从六个方面着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了评价分析,并建立了相应的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模型。祝爱民教授(2009),夏维力、吕晓强(2005)采用BP神经网络算法,建立了基于神经网络的创新性企业评价体系。张铁男教授结合应用熵权法和模糊积分,建立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评价模型,并应用模型对中小企业的成长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

本文将从企业的知识资产、创新能力培育投入、创新产出能力三方面入手,应用神经网络理论中的S O F M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对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行研究,建立起相应的评价模型,并应用模型对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行评价。

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企业的创新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所以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需要一个由若干个对其有重要影响的指标所构成的指标体系来加以全面反映。近年来,许多学者对相关的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作了大量的研究,应用不同的分析建模方法建立了各有侧重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遵循指标选取的系统性、科学性、导向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相对独立性以及定性、定量相结合等基本原则,参考相关文献,建立了如表1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指标体系从知识资产、创新能力培养投入、创新收益三个维度构建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本指标体系包括三个一级指标,这三个一级指标又可再细分为10个二级指标。指标体系的具体情况见表1。

其中,一级指标中的知识资产指的是企业所掌握的相关领域的核心技术以及所拥有的知识产权状况,其已成为衡量企业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其主要通过专利数、参与制定的标准数、企业的品牌度等子指标来进行反映。一级指标中的创新能力培育投入所要反映的是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企业要想在科技飞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关键取决于其是否拥有持续的创新能力,而持续的创新能力则有赖于创新科技力量的储备、创新科技人才的储备、创新环境的培育。因此,持续创新能力要从多个侧面反映,包括企业创新资金、创新人力资源的投入能力、创新组织机构的健全程度、创新理念和创新战略、创新管理能力等,主要通过R&D投入强度、R&D人员比重、培训支出、研发机构建设等子指标来表征。企业的创新产出能力是企业创新能力的资本价值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企业创新的动力和目的所在,其反过来又能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持续培养,其通过财务赢利能力和产品销售情况来反映。

三、SOFM人工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及其算法

作为研究复杂性的有力工具,神经网络技术近年来在模式识别、分类、预测等方面已展示出其优越性。神经网络具有自学习功能,能够大量复杂数据中发现潜在的规律,它克服了传统分析过程的复杂性及选择适当模型函数形式的困难,它是一种自然的非线性建模过程,毋需分清存在何种非线性关系,给建模与分析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自组织特征映射神经网络(Self-Organizing Feature Maps,SOFM)是由Kohonen提出的一种模拟大脑神经系统自组织特征映射功能的竞争型学习网络,这种网络在学习训练中能以“无导师”形式进行自组织学习。

SOFM网络在训练过程中,能将任意形式的输入模式在输出层映射成一维或者二维的图形,并保持数据的拓扑结构不变。即在无监督的情况下,网络通过对输入模式的自组织学习,将对输入向量的分类结果在输出层显示出来;而且,网络通过对各输入模式的反复学习,可以使输出层神经元和输入向量之间的连接权值的空间分布密度和输入模式的概率分布大体上一致,也就是说,连接权向量的空间分布能够反映输入模式的统计特征。所以,SOFM网络对于解决各簇(类型)特征不明显、属性变量相互交错混杂的、非线性分布的簇划分问题是很有效的,基于SOFM网络的这种特点,本文通过创建SOFM网络模型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行划分评价。

SOFM网络是由输入层和输出层(竞争层)组成的。输入层是一维的神经元,有n个节点。输出层通常是二维的神经元,按二维形式排成节点矩阵,有m×n个节点。输入层的每个节点和输出层的每个节点之间都有权值连接。输出层的节点之间也可能有局部连接。SOFM网络的模型如图1所示。

S O F M网络建立与训练的算法步骤具体如下:

1、用介于0-1之间的随机数初始化权值Wji;

3、调整输出层各节点的连接权值向量,使节点的连接权值向量向样本k,即靠拢。其学习规则为:

4、计算第n次的邻域NE(n)和学习率η(n)。

(n)。5、修改邻域NE(n)内节点的权值向量。其公式为:

6、当小于指定的训练步数时,转到步骤(2),进行反复迭代。

7、训练结束后,就可用训练好的网络模型对未知的输入向量进行模式划分。

四、基于SOFM神经网络的创新能力评价模型建立和实证分析

本文应用MATLAB语言进行编程并结合MATLAB提供的神经网络工具箱对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行评价。

(一)评价模型的建立

1、样本数据的选择。本文对企业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的样本数据来源于福建省于2008年应用专家评估法对数家科技型企业的创新能力所作的评价。选取其中一部分样本数据作为训练样本以训练网络,而剩下的样本数据作为测试样本以测试评价模型的有效性。

2、指标数据的预处理。本文对指标数据的预处理方法为平均值-方差规范化法,规范化函数为:

3、模型建立和应用的实现过程。基于SOFM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模型的创建的基本思路是:

(1)以前文所建立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作为网络的输入,将样本数据集中的部分数据作为训练数据集,将其输入SOFM网络,S O F M网络经过学习后,聚类得到多个簇。

(2)计算每个簇的各项指标的平均值。

(3)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的权重已经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所以,在将每个簇的平均值计算出来之后,首先将各簇的各项指标平均值分别乘以相应的权重,再求和,就可得到每个簇的自主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值;然后,将各簇的自主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值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到各簇的创新能力的等级。

(4)应用经过训练的SOFM网络,对测试样本集进行划分。

4、SOFM网络设计。本文的指标体系共含有11个指标,所以SOFM网络输入层的神经元数设置为11。

对应输入向量,将输入向量映射为5个类别,即划分成5类,分别为类1至类5,采用二维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按照输出层节点数要远大于输入层节点数的原则,所以竞争层的神经元设计5*6的排列形式。距离采用欧式距离计算方法。

5、将选取的训练样本输入网络模型中。训练样本的选取根据样本的选取应分布广泛、具有代表性,而不应集中于某一取值区间这样一个原则。因此,本文以已评出创新能力总分的企业数据为备选训练样本,根据样本应分布广泛的原则,选取各个分数段(即评价级的不同等级)的典型企业数据作为最后的训练样本。同时,使每个类别的样本数量大致相等,而且对于某一类样本集中样本的选择也要照顾样本的多样性与均匀性。按照以上原则所建立起的网络模型,避免了其对样本数量多的类别“印象深”,而对样本数量少的类别“印象浅”。在将样本输入网络的过程中,要注意将不同类别的样本交叉输入,以保证建立起的映射关系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与通用性。

(二)应用MATLAB进行实证分析

应用M A T L A B神经网络工具箱,将S O F M网络的拓扑函数T F C N设置为h e x t o p,距离计算函数D F C N设置为L I N K D I S T,网络层大小设置为5*6,train Param.epochs设置为1000。将经过专家评定的较为精确的20组样本作为训练样本,训练网络模型(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省略用MATLAB语言求解评价模型的程序)。

图2、图3分别为未经训练的SOFM网络初始权值图和经过训练的S O F M网络权值图。从图2中每一个点表示一个神经元,由于网络未经训练,网络的初始权值为介于区间[-1,1]的随机值,所以这些点在图中的位置是随机的。而从图3中可以看出,网络经过训练后,神经元开始自组织地分布了,每个神经元都代表一个输入区域,邻近神经元权值向量的定位也反映了输入向量的拓扑结构。

聚类后各簇的指标平均值参见表3。

表2列出了SOFM进行聚类后的相关信息。以簇1为例,从表中可以看出,在SOFM网络训练结束后,网络输出层中的第四个神经元竞争获胜,其被激活,我们就可以将其定义为簇1,训练样本中编号为1、13、15、19、20的样本都属于簇1,根据各指标平均值以及相应的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出来的簇1的自主创新能力综合评价值是69.23。

根据表2,就可以对各簇所属的等级进行定义了。簇1的自主创新能力综合评价值为69.23,将其定义为创新能力“一般”,以此类推,簇2的综合评价值为97.12,将其定义为“优”;簇3的综合评价值为87.69,将其定义为“较好”;簇4的综合评价值为76.53,将其定义为“好”;簇5的综合评价值为60.43,位于及格线附近,将其定义为“差”。

最后,用测试样本进行仿真,以检验评价模型的有效性,模型的评价结果和专家评价的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神经网络模型评价结果与专家评价结果基本相符,对给定的训练样本学习已满足要求。

五、主要结论

1、本文针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立了基于SOFM的人工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通过仿真实验,验证了网络的有效性。经过训练的神经网络把专家的评价思想以连接权值的方式记录在网络的各节点上,这样网络不仅可以模拟专家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行评价,而且避免了评价过程中人的主观因素及人为因素的可能。

2、由于神经网络的训练次数、网络神经元数量的选择和分类结果准确度之间存在着不严格的正相关关系,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设计网络的训练次数、神经元数等参数,以达到更好的准确度和性能。

参考文献

[1]、ChangPL.ChenYC.AFuzzymulti-crit eriadecisionmakingmethodfortechnologytra nsferstrategyselectioninbiotechnologh[J].Fuzzysetsan dSystems,1994,

[2]、向刚,李兴宽,章胜平.创新型企业指标体系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9(6).

[3]、马永红,赵凌晨,刘拓.创新型企业评价体系的构建研究[J]技术经济,2007(10).

[4]、祝爱民.刘盈君,徐英杰.创新型企业评价体系研究[J]科学研究增刊,2009,26:

[5]、夏维力,吕晓强.基于BP神经网络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及应用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5,17(1):

[6]、于新宇,张铁男,史竹青.创新型中小企业成长能力评价模型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0,5:

[7]、高建.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8]、董长虹.MATLAB神经网络与应用[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9]、马野,李楠.应用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进行模拟电路故障诊断的仿真研究[J].系统仿真学报,2001,13(5):

[10]、黄亦潇,李菁菁,邵培基.基于SOM人工神经网络的客户资源分类方法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9(6)

[11]、TKOHONEN.SelfOrganizedFormationofTo polo gicallyCorrectFeatureMaps[J].BiologicalCy bernetics,1982,43(1)

创新型组织的特征研究 篇2

隆尧县总工会范刚

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职工利益的代表。现将如何把工会建设成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组织浅谈如下：

一、创建学习型工会组织

（一）建立健全机制，探索学习方法。

要依托职工之家等学习阵地，建立切实可行的学习制度，建立学习实施方案、考核体系，如：目标、内容、时间的安排要求、学习的方式、范围、组织的办法等；要建立学习的奖励考核机制，抓好考评的方法、手段，先进的推评，奖励激励的落实等。在学习方法上，要讲求多样性、灵活性与指导性，做到集中与自学相结合，培训与会议相结合，调研与实践相结合等。要通过学习机制的创新，促进学习机制的规范化、制度化和长效化。

（二）培育先进典型，推动整体发展。

要培育先进典型，采取典型引路、面上推广的方式，用先进典型的学习成果和工作业绩激励身边职工。要通过举办读书报告会、学习经验交流会、学习成果汇报会、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总结树立达标的学习型工会组织和职工学习型典型，将创建活动中先进典型、先进事迹制成展板展出，起到宣传和示范作用。

（三）设计学习载体，注重学习实效。

开展“争创学习型班组，争做知识型职工”竞赛活动，大力推行“五个一”计划，即：每个班组确定一个发展目标，读好一本书，结交一个知识帮扶对子，学习一门储备知识，为企业出一个金点子；开展“三比”竞赛，即：比学习、比技能、比贡献。要充分发挥工会工作的优势，设计实施内容丰富，富有新意的学习载体活动，吸引广大职工广泛参与，使其自觉在活动中受到熏陶，教育职工不断提高思想品德、技术业务和科学文化素质，从而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

二、创建服务型工会组织

（一）找准切入点：增强服务意识

创建服务型工会要以维权为重点，加强指导服务，为基层和职工多办实事；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干部联系制度，定期到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并服务基层工会工作，着重解决工会干部在平时走不下去、沉不住的问题。使工会工作与市场、企业相适应，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让职工感到工会就是他们的“娘家人”。

（二）把握着眼点：服务中心工作

根据《工会法》和《劳动合同法》，工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增强维权工作的主动性，在既要维护企业利益，又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积极协调劳动争议。为职工提供劳动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咨询，积极为其联系相关部门，切实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三）着力落脚点：服务企业和职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使是从职工的利益角度出发，工会也应该为企业服务，维护企业形象。结合争创品牌活动，组织员工开展岗位技能比武活动，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职工技术协作、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活动，大力推动劳动保护工作，每年组织相关部门和职工代表综合治理大检查不少于二次，排除安全隐患，保护职工的利益，减少企业的损失。

三、创建创新型组织，促进工作提速

思想创新。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教育引导职工把思想认识从旧观念、旧做法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做到日常工作抓优化，重点工作抓强化，创新工作抓转化。

机制创新。建立科学有效的目标、考核等制度，各股室制定创新目标，围绕工作思路、行政效率、机关作风等方面进行积极的创新，使每个股室成为创新的阵地，每个岗位成为创新的载体。进一步改变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从而提高工作水平。

争创成果。认真总结推广工作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好典型，用典型引路，积极推动各项工作与时俱进，使工作在创新中提高。

创新型组织的特征研究 篇3

关键词:都市农业;技术特征;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09.03.012

Research on Technical Featur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out Urban Agriculture

JIANG Yu-jie

(College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ianjin 300222,China)

Abstract:The technical feature of urban agriculture was researched in this article, then a new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l which relied mainly on cooperative innovation whil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imitative innovation subsidy, was put forward, and the choice to realize this pattern was also provided.

Key words: urban agriculture;technical feature;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20世紀初,德国的市民农园成为了学术界一般认为的都市农业的起源,1935年日本学者青鹿四郎在《农业经济地理》一书中给出了都市农业的定义。此后,都市农业这一概念被正规和非正规产业部门广泛使用。现在学术界比较认同的是国际都市农业组织、世界粮农组织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对都市农业所作的定义。伴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都市农业这一现代化农业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开始出现。当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都市农业产生的理论基础和国际实践经验的借鉴上,而对都市农业的技术特征及技术创新研究的较少。要实现都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一定离不开技术的支持,因此,技术创新成为了都市农业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笔者从都市农业的技术特征分析入手,努力探求都市农业发展中的技术创新模式。

1都市农业的技术特征

1.1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

都市农业是一种包含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特色与功能的现代新型农业,是这三种产业的有机结合,如生产花卉或蔬菜为主的生产基地,在提供相关农产品的同时,还兼有科普、农业体验和旅游等功能。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了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将不断下降,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将会增加。作为新型农业发展模式的都市农业,体现出了一定的产业结构演进特点。都市农业发展初期,都市周边农业主要承载着纯生产的功能,即第一产业的特点;随着城市的扩张,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第一产业的生产规模日趋减少,都市农业出现了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农业,即第二产业开始增加;随着城市环境压力和人口压力的增大,都市农业的生态和生活功能也逐渐得以显现,以缓解都市压力的休闲观光型都市农业,即第三产业开始成为新的趋势。

1.2推动了农业产业化进程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趋势,是所有想发展都市农业城市的首选产业类型,在都市农业地区出现的农业与其它产业加速融合的现象,正是农业产业化的突出表现,都市农业的多元化经营,实现了范围经济和规模效应,用科技武装农业,对资源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整合,降低了生产成本,实现了最好的综合效益。为此,我们要利用都市农业的特性积极参与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应特别重视健康产业、外食产业等新的“都市型产业”的发展,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和结构,加快优势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发展与本地资源和功能相适应的区域化产业格局,开发出有别于一般大农业的崭新产业,使都市农业成为充满魅力的产业[1]。

农业产业化又进一步推进了农业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是替代型技术与改进型技术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过程。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在其农业发展的诱导技术变迁理论中,将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劳动替代型的机械技术和土地替代型的生物化学技术。改进型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替代型技术派生出来的,同时又是替代技术运用的依赖条件。两类技术的共同使用促成了都市农业发展中的高科技农业、工厂化设施农业和精准农业,实现了农业生产过程的可控制化和工业化[2]。

1.3满足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

都市农业最靠近市场,贴近消费者,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农业,也最容易创造附加价值。20世纪30年代日本就开始发展都市农业,其发展过程中一直依靠都市的强大经济实力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撑以及消费市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经济水平的不断增长,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随之提高。居民消费是收入的增函数,居民收入的提高,必然导致消费总量的增加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遵循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居民会把收入分配到更多种类和更高品质的商品的消费上,其需求结构不断发生变化。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又决定着他的消费结构,因此,消费者对普通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这样的产品需求会相应减少,而对由于技术创新或组织创新生产出来的名优特农产品及其服务的需求有所增加,此时都市农业的发展就变得非常重要。同时,都市规模的扩大和生活的日趋紧张,使得居民更加需要绿色、新鲜空气等优良的生活环境,这也是都市农业发展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

1.4体现了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多价值性

都市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主要体现了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为社会提供各种新鲜的农产品以不断满足都市居民的消费需求,优化城郊的产业机构,同时能够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社会功能的体现主要是为都市居民提供接触自然、体验农业、观光、休闲与游憩的场所与机会,并有利于增强现代农业的文化内涵和教育功能。营造优美宜人的绿色景观,改善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充当都市的绿化隔离带,防治城市环境污染以保持清新、宁静的生活环境充分体现了都市农业的生态功能。

科技和农业相结合的现代都市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也体现了多方面的经济价值。以现代种植业技术和设施园艺为基础的生态观光旅游,不仅成为良好的生态旅游环境和极佳的保健疗养场所,也为其带来了门票收入、采摘收入等经济收入。城市绿地和利用园艺化管理的城区周围的大量农田,形成城市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对于维持整个区域的碳氧平衡起着关键作用,达到了固碳制氧和涵养水源的外部性功能。运用种养一体、农牧结合等技术手段成功种植的土地或植被对保护土壤肥力、减少土地废弃和减轻泥沙淤积灾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还维持营养物质循环功能,促进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元素交换,实现了不可低估的维持生态平衡过程的经济价值[3]。

2都市农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探究

都市农业的创新模式有3种,分别是模仿创新型、自主创新型和合作创新型。模仿创新型模式是在发展都市农业的过程中,以都市农业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或地区为示范,充分吸收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完善,进一步生产和提供富有竞争力的农业产品和服务,从而进行都市农业渐进性创新。自主创新型模式就是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依托高科技和科技创新,结合自身的努力进行探索,在科技的基础上依靠自身的能力推动创新的后续环节,实现都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自身的特色,达到预期的创新目的。合作创新型模式是都市农业的不同功能单位加强与科研单位以及大专院校之间的技术合作与创新,从而实现资源共享,缩短创新周期,降低创新风险,成功地提升都市农业的发展水平[4]。

这3种创新模式中,就中国都市农业发展来看,笔者认为都市农业现阶段的目标模式可以选择以合作创新为主、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为辅的模式结构。由于都市农业在我国还是一种比较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城郊农业,因此发展中实践的经验并不多。相对于其他农区而言,都市农业发展地区具有相对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这就意味着有条件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农产品生产,如高科技农业、设施农业等。资本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支持、金融机构资金支持、风险投资基金支持等多渠道获得,技术就需要有一定科技创新水平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依托自己的技术优势,聚集技术、资金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的特点,与都市农业发展相结合,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达到双赢[5]。当然,都市农业要想实现长足可持续发展,仅仅合作创新是远远不够的,这样会让都市农业发展产生一种技术创新的依赖性,如果一旦没有了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外生供给”,其发展速度就会下降或者是停滞不前。所以,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可以学习模仿其他国家或地区技术创新的思路和行为,加以消化、吸收和改进,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依靠自身实力实现技术的商品化;另一方面要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壁垒,在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和质量方面获得竞争优势,形成自己的“内生供给”模式。

3都市农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

3.1充分利用现代物流业大力发展都市农业

从各国都市农业发展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农业物流的发展,如美国、荷兰和日本。荷兰农产品加工体系的大力发展离不开强大的物流体系支撑,农业的高价值得益于强大的物流系统,近25%的物流属于农业物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从田头到餐桌”的农业产业链。日本的农业货物物流在农业协会的推动下得到大力发展,农协建立了一批挑选、加工、包装厂、预冷库、冷藏库、运输中心以及地方批发市场、超级市场、商店等,并在全国大中城市的74个中央批发市场中建立了分支机构,提高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效率。

我国都市农业要实现技术创新的目标结构,一定不能够离开现代化物流业的支持。我国农产品物流现阶段主要有3种形式:批发市场物流模式、第三方物流配送、龙头企业一体化供应链[6]。从我国都市农业发展的现状来看,要以批发市场物流模式为主,培育现代农产品第三方物流。批发市场物流需要建立畅通的流通体制,农产品的生产管理、产后加工、安全卫生、上市营销和零售消费等生产和流通环节,各个环节要求是畅通的,并且建立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市场,既要有“大基地和大市场连结的大通道流通”,又要有“小产地和小市场连结的次一级流通通道”,还要理顺“市场流通”与“市场外流通”的关系,构筑起符合都市农业特点的多层次市场、流通体系。此外,由于我国名副其实的农产品第三方物流企业屈指可数,而且发展缓慢,因此要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整合物流业现有资源,建立起两到三家在国内具有知名度和信誉度的第三方农产品物流公司,达到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降低农产品在物流中的损失率,。

3.2培养长期从事都市农业的专业人员

创新的成败取决于创新人才。都市农业的技术创新同样离不开从事都市农业的专业人员,并且是长期从事这一产业的人员。专业人员的培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渠道:一是培养植根乡土科技人才服务的农民。技术创新目标实现的核心在于培养一支稳定有效的乡土化人才队伍。这一渠道培养的科技人才稳定性比较强,他们来自农民,植根农民,又服务农民。二是开发新农村科技人才资源。当前,推进农村科技人力资源开发,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造就一支有内在动力、有外在能力的能够生活在农民中间,背靠城市科技资源的人才队伍,并给他们以强有力的科技后盾。三是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制定新的人才战略,加快对都市农业生产者知识性、技能性培训的力度,对初次从事都市农业的人员提供相关的农业技术和经营方法。四是积极构建具有鲜明都市农业特色的教育教学体系,培养新型人才。高等农业院校必须主动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改造传统专业,对农科学生增加高新技术、经济、贸易和人文为主的教学内容,深入研究大都市地区农业的发生与发展,构建具有鲜明都市农业特色的教育教学体系,造就一批适应并引领都市农业建设与发展的特色人才[7]。

3.3推进循环经济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的都市农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在一些经济型大都市得到了较快发展,形成了观光旅游、教育展示、出口创汇等不同都市农业生产模式,但由于我国都市农业起步较晚,生产模式选择以及技术引进大都源于国外,难免存在布局不合理、管理不规范、科技力量薄弱等问题,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同时给部分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各个城市都市农业的发展不应该一拥而上,而要根据各自城市的特点精心规划,规划时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努力打破现有行政区域的界限,在适宜的区域内发展生态农业和高效农业。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以生态产业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升级。发展循环型农业,减少农业生产排污和治污,进一步加快规模畜禽场粪污治理,减少畜禽养殖对周边大气环境和地下水源造成的污染,加快发展种养联动的生态型生产方式。积极鼓励加工生产和科学施用有机肥,减少化肥使用量,培肥地力,降低污染;加强生物天敌保护,鼓励动植物病虫害生物防治,减少农药使用。大力发展节约农业,在都市农业发展中大力推广节水型灌溉技术,彻底改变传统灌溉方式,有效节约水资源,大力开发和广泛利用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推广节能农业,最终形成“资源—产业—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的闭环农业生产系统。鼓励发展生态农业科技园、生态果园等对环境污染少、效益高的生态农业,以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升级,达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此外,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充分利用都市农业来不断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为城市居民提供优质的食物和良好的观光、旅游、休闲场所,同时使城市居民能重新体验到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乐趣。

3.4搭建提供技术创新的互动式信息平台

都市农业是一种具有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的现代农业模式,如何实现“三生”功能,关键因素是科技创新水平。都市农业的发展使其与城市系统的融合性变得更加紧密,其距离城市较近,具有空間便利性,可以有效接受城市社会经济系统的辐射,依托于城市丰富的资源优势,因此,信息平台的搭建就更加便利。建立都市农业信息服务平台,一方面能够为其提供农业决策资讯信息,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和经营者提供农业实用技术、市场信息、投资指南。另一方面能够为农业重点工程和农业科技人员提供相关的国内外市场动态、技术情报、最新科研成果和课题信息。第三方面是可以为农业生产基层单位提供农业文献保障,从而实现“科技兴农”,加强对农业的管理、监控和服务能力,为现代都市农业的发展提供信息技术保障。信息平台的搭建能够提高都市农业的信息化水平,以信息化带动都市农业的现代化[8]。

农业绝非天生的低技术产业,以色列、荷兰、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是依靠科学技术,使农业成为技术含量高、国际竞争力强的产业。我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不断减少和恶化,更要坚持以高科技来支撑都市农业的发展。以高科技支撑都市农业的发展一定要推进都市农业生产由传统技术向高新技术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余菊生,张占耕,白尔钿,等.“都市农业”一词的由来和定义初探[J].上海农业学报,1998(14):79-84.

[2] 鞠荣华,宗成峰.北京市发展“四种农业”模式都市农业的微观经济学基础[J].中国商界,2008(6):218-219.

[3] 张锦华,吴方卫.现代都市农业的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分析[J].生态经济,2008(1):186-189.

[4] 桑晓靖.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及评析[J].改革与战略,2008(7):79-81.

[5] 梅姝娥.技术创新模式选择问题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20-25.

[6] 方志权,吴方卫.城市化进程与都市农业发展[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7] 史亚军.都市农业一种大科学观[J].北京农业,2008(3):3-5.

创新型组织的特征研究 篇4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汽车行业走过了从“全面合资”到“合资+自主创新”的道路, 企业格局实现了从三大三小到10多家骨干企业并存的演变。进入21世纪, 随着一批自主创新品牌汽车的面世, 一批中小汽车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产量和市场占有率迅速提升。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 形成了独特的阶段性发展特征。

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近年来, 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和产业转移加速, 国外汽车企业呈现出数量递减、规模递增的趋势, 企业间的并购及研发与零部件合作逐步增强。相对而言, 2000年后国内的汽车企业数量基本维持在117家, 期间增加了一些自主创新企业, 也发生了一些并购。但企业总数比世界各主要汽车强国多, 而企业规模则较小。2007年, 上海汽车工业 (集团) 总公司的汽车产量为156万余辆, 名列全国首位, 仅是丰田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产量的16.4%、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的17.7%。从行业的产能分布分析, 2007年, 汽车产量超过10万辆的企业有16家, 超过100万辆的企业有3家, 而不足1万辆的企业有76家;如果不含合资品牌产量, 则最高产量为上海汽车工业 (集团) 总公司的61万余辆, 约有12家企业产量超过10万辆, 行业内各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品产量差别不大。可称为行业龙头的企业共有10家, 但并没有哪家或哪几家企业能担负起引领全行业发展的责任。

合资企业仍然是市场的“主角”。改革开放初期, 通过大规模的合资引进,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我国的汽车工业是合资品牌一统天下。2003年以来, 随着一批自主创新品牌汽车产品逐步上市销售, 合资品牌的市场占有率逐步下降, 但到目前, 合资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仍维持在70%。从产量构成分析, 2007年, 汽车产量前3位的上海汽车工业 (集团) 总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和东风汽车公司的合资品牌汽车产量分别占到了集团总产量的60.9%, 65.2%和56.4%, 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合资品牌汽车产量接近100%,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也接近40%。此外, 合资品牌汽车一般都是中高档产品, 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要高于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这些数据表明, 在目前的国内汽车行业中, 合资企业仍然是市场的“主角”。

国内市场容量和发展潜力均较大。据国家信息中心统计, 加入WTO后的第一年 (2001年) , 我国汽车总销量为236.37万辆, 占全球汽车总销量的4.3%, 排名世界第七位;随后市场份额以每年1%以上的速度增长, 2005年, 我国汽车总销量超过日本,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新车销售国;2008年, 我国汽车总销量达到938.05万辆, 虽然没有实现年初预计突破1 000万辆大关的目标, 但进一步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据权威汽车市场调查机构J.D.Power预测, 2008年, 美国汽车总销量为1 150万辆, 仅是我国的1.22倍。与欧洲、美国、日本等汽车发达地区和国家不同, 我国汽车消费市场仍是新兴市场, 对汽车的刚性需求很大。目前, 我国每千人的汽车保有量仅38辆,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3%, 仅是美国的5.1%。另据预测, 未来20年, 我国居民家用轿车保有量将快速增加, 到2020年和2030年将分别达到7 763.1万辆和17 446.9万辆, 发展空间较大。

行业创新组织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实施自主创新战略, 不仅要求加强自主创新, 而且要求加强对行业创新的组织建构。对于汽车行业而言, 其独特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其创新组织也与众不同。然而, 恰恰是行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加强创新组织提出了严峻挑战。

行业创新资源整合利用困难, 单个企业创新能力较弱。近年来, 国内汽车市场的高度繁荣, 一方面使一些自主品牌汽车度过了品牌初创的磨合期, 得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却降低了行业整体的经济性, 延缓了行业整合的步伐, 客观上使一批年产量不足万辆的企业仍有生存空间, 而我国大企业集团规模与欧洲、美国、日本等跨国企业相差较大。同时, 行业整合缓慢使得对行业创新资源的整合利用非常困难。数十家龙头企业均通过不同途径争取国家和地方的资金扶持, 以加强本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但总体来看, 其自主创新行为处于各自为战状态, 既“减弱”了政府对行业科研开发的支持力度, 又造成单个企业创新能力较弱的现实情况。这也是我国汽车行业主要企业自主品牌汽车产量差别不大, 自主创新进展几乎齐头并进的主要原因。2009年初,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国内汽车市场潜在下滑的危险, 我国出台了《汽车产业振兴规划》, 提出鼓励“四大四小”汽车企业集团兼并重组业内企业, 将产销规模占市场份额90%以上的汽车企业集团数量由目前的14家减少到10家以内。如果规划目标能顺利实现, 行业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整合, 将有助于行业整体经济性的提升和创新资源一定程度地集聚, 但如何有效地集聚创新资源并发挥其集聚作用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行业科技支撑能力较弱, 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不足。建国初期, 我国分别在长春、十堰、天津和重庆建立了4个行业研究所, 后来, 长春和十堰两个研究所分别并入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和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和重庆两个研究所对外提供检测试验等服务。虽然天津和重庆两个研究所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范围有所增强和扩大, 天津研究所还增加了碰撞实验等, 但是总体看来, 对企业研发服务的支撑能力与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还有很大差距。而除这两家机构外, 目前, 能为我国汽车行业提供车型开发深度服务和关键部件研发定制的国内科研单位几乎没有, 企业只能依靠自有力量来组织研发, 或到国外去寻求技术支持, 效率较低, 成本也较高。

近几年, 我国加强了对产学研合作研发的支持, 在汽车行业, 部分整车企业已经与所在地区的大学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我国政府也尝试利用新能源汽车项目和产业技术联盟等形式推动企业间的研发合作, 但合作研发的广度与深度均不够。此外, 大企业集团间仍没有实质性的研发合作。

由于行业支撑不足和企业集团间缺乏研发合作, 我国汽车行业整体处于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供给不足, 而一般技术重复投入的状况 (如在汽车电子、总线控制和底盘技术等方面) 与国外差距很大, 变速箱和大功率发动机一直制约着我国传统汽车的发展。

合资企业创新不足, 无法助推行业创新能力提升。作为我国汽车行业产量和产值居于“主角”地位的合资企业, 其在创新方面的投入与贡献均较低。一方面, 由于合资企业获得的报酬多数为合资外方以技术附加费等形式拿走, 自身可用于技术开发的资源非常有限;另一方面, 由于长期依赖合资外方提供车型, 包括合资中方在内的整个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近年来, 由于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 一批自主创新品牌汽车进入市场, 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合资外方对车型的更新速度, 促使合资中方开始注重合资企业的控制权及利用合资企业进行自主创新。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分析, 合资企业仍未取得实质性的创新进展, 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短期内仍无法依靠合资企业。

行业创新组织中须关注的几个重要方面

从对国内汽车产业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创新组织面临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 短期内, 加强行业创新资源组织面临着“两个无法改变”, 即行业内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创新资源集中度不高的情况无法改变;企业合资的趋势减缓, 但合资企业的市场地位无法改变。基于对这“两个无法改变”的认识, 我国汽车行业面临着如何在创新资源集中度不高的情况下组织国内企业合作研发, 并鼓励合资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挑战。

提高行业创新资源利用效率。对于科研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而言, 如何高效地集中利用资源是加强对行业创新资源组织的最重要环节。短期内, 在创新资源集中度不高的情况下, 应重点促进行业各研发主体间的合作研发, 实现深度研发合作。这不仅需要促进产学研合作, 而且还需要大力促进企业间的研发合作。近年来, 我国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对于企业间的研发合作, 尤其是推动行业主要企业间的合作, 仍存在较多问题。应围绕国内企业面临的共同技术难题选择可以联合研发的项目, 如底盘技术等进行合作研发。应借鉴产业技术联盟的组织形式, 利用股份制的途经, 组建行业联盟, 使联盟成为由行业内主要企业联合出资的研发实体;研究建立各单位派员参与研发的项目组织方式, 使联盟成为行业内主要企业合作研发的平台。

提升行业研发服务及创新支撑能力。目前, 国内汽车行业不仅缺少能供给共性、公益性技术的科研机构, 而且缺少能提供深度或定向研发服务的研发服务型企业。与此相对, 国外已形成了为整车企业提供研发服务的企业体系, 有代表的是意大利的车型外观设计, 几乎所有的跨国汽车企业均委托过意大利的公司设计车型外观。近年来, 虽然国内也产生了一些专业设计公司, 但整体来看, 底子较薄、积累较少, 处于无序发展阶段, 直接造成国内企业缺少外部研发服务和支撑的现状。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尽快研究对策, 或以重庆所和天津所为基础建立区域研发服务平台, 或扶持汽车产业较强的城市建立研发服务平台;并针对这些平台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 不仅要增强平台的硬件服务能力, 而且要加强技术开发基础数据库等软实力的培养, 逐步提升研发服务及创新支撑能力。

调动合资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合资企业既是我国汽车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实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排头兵, 是国内企业获取创新资源、培育创新人才的重要载体。我国政府应关注合资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作用, 有针对性地调动合资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避免其单纯地成为跨国公司的制造基地和“提款机”, 使合资中方能逐步掌握企业的控制权, 进而使合资企业成为外资与国内企业合作研发的载体。

创新型组织的特征研究 篇5

摘要：文章在分析我国农业合作组织的融资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农业合作组织融资难的内部原因。认为合作组织资本形成的核心问题是用户或供应商的会员利益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了解决这个内部矛盾，农业合作组织需要创新。接着在分析评价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组织的资本来源与创新的基础上，基于我国的农业发展特点提出了改进合作组织制度，实行一人多票， 增加资金预留，积极发展股份合作组织；并应在加强合作信贷与其监督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农业合作组织使其具备一定银行功能等。

关键词：农业合作组织；融资创新；内部原因，股权积累

在许多发达国家，合作组织找到了创新方法调动其成员的资本同时，保留了合作的重要特性。但是会员融资在我国发展却不太成功。随着新农村建设与林权改革的深入，及相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补助与优惠渐渐消失。为了生存与发展，农林业合作组织必须从他们的成员或者商业渠道筹集更多资金。那么如何提高农林业合作组织资本，将是我们主要研究的目标。

一、 研究综述

回顾国外的相关文献，资金缺乏也是困扰欧美发达国家合作组织发展的一个问题。为了解决合作组织资金不足的问题，国外的合作组织不断探索与改革，以适应市场的需要。Kim， Young-Chul（2004）认为在市场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合作方式是最好的手段之一，以保护农民免于恶劣的经济影响。为了实现农业金融体系的整体改善，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必须解决以下问题：（1）通过银行服务和技术的不断改善，增强资金市场灵活性，并通过改革，使农业信贷与非农业信贷统一起来。（2）通过有效的监测和评价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并发展成本效益的金融创新模式。（3）加强信用体系的监管。Cook（2004）从产权改革的角度研究合作组织的改革，总结了NGC（新一代合作组织）为解决资金缺乏而采取的各种合作制度的改革。Zofia. Hacherova（2003）对农业合作组织的资本结构现状进行了研究，提出资本结构应该增加股权资本。Bekkum（2006）分析世界范围内50多个有代表性的农民合作组织所有权制度改革的案例，总结了应对资本短缺和管理结构问题的改革方案。

国内的相关文献，也认为资金缺乏是困扰我国农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瓶颈。孙雷、李配法（2007）认为农户融资难现象是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因素，因此解决农户融资难问题是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目标。对蒙阴县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融资功能进行了分析， 认为其较好地解决了农村信贷市场上供需错位问题。王欣欣（2008）认为农民合作组织在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资金的缺乏使其呈现不稳定性和波动性， 这其中有合作组织自身的原因， 也有政府和金融体系等方面的原因。应该建立支持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增强合作组织的内部融资能力加快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完善国家金融体系出台具体实惠的支持。杨盛桃（2010）运用融资供求模型分析了其资金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由此看见国外学者对于农业合作组织的融资问题研究较多，国内对于农业合作组织的融资问题研究仅限于提出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或者发展政策支持体系等，并没有从合作组织的内部原因分析。如何从合作组织内部出发研究解决农业合作组织的融资问题将对我国农业合作组织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二、 我国农业合作组织融资现状

合作组织的组建原则与私有企业的不同，因此合作组织面临的特殊问题就是筹集资金。农业合作组织的资金来源以内部成员股权融资为主、政府扶持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为辅。合作组织从多种渠道获得组建和发展中所需的资金需求。其中，内部成员增资、政府扶持资金以及信贷资金成为主要的融资方式。而内部老成员增资以补充资金的合作组织的比例较高；其次，利用政府扶持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获得资金的合作组织的比例次之。与此同时，部分合作组织通过吸收新社员、吸收外部投资等方式进行融资，比例相应较小。

目前，政府和捐助者的资金正在减少，因为这些机构目前面临的预算限制和新的优先事项。与此同时，经济改革已经取消了对市场限制和一些合作组织享受的垄断。这导致了许多农业合作组织资金不足以资助其业务和投资的增长。虽然部分地区金融机构采取了多项措施支持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但总体而言，由于大多数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还处于起步阶段， 其主要以内源融资为主要资金来源，从金融机构获得外源融资的能力有限。由于自身实力不强，融资条件不足，制约着金融支持的广度和深度。在对海南福建等农业合作组织的调查中发现，主要体现在：（1）合作组织普遍资本实力弱。许多样本合作组织成员出资总额就是其资产总额，缺乏资本积累，抗风险和偿债能力较弱，难以满足金融支持所需条件。（2）抵押担保的匮乏制约了合作组织获得信贷资金的能力。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资产大部分是农村产权，如土地、房屋、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主要产权无法实现确立，不能达到金融担保抵押要求。（3）管理观念落后等。目前农业合作组织经营运行对政府支持依赖程度高，地方农业部门与政策性金融部门沟通不够。（4）信贷融资的渠道较为单一，农信社占主导地位。（5）农业贷款风险大，信用主体信息资源建设跟不上，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信贷大额资金的投入。因此目前信贷支持仍然以小额农贷、联保贷款等信用保证类传统信贷产品为主。这种分散的、小额的信贷模式难以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所需的大额资金需求，不利于合作组织统一调配资金，发展壮大。

三、 农业合作组织的资金压力内部原因分析

我国农业合作组织资金缺乏的原因既有合作组织自身的原因，也有我国金融体系、政府等方面的原因。在这里我们主要从农业合作组织自身出发研究其原因与改善方法。

农业合作组织自身缺陷使内部融资有限，从其自身来看，一人一票原则带来的投票权与人股的份额不成正比关系及权利和责任的不对称等问题，使社员的积极性受到影响。这样，社员必然只愿意交纳最低的入社股金。所以，整个合作组织在吸收股金方面存在天然的缺陷。资本报酬有限和合作组织不营利一方面使社员不愿意交纳更多的股份，另一方面不利于外部资本投人，合作组织要吸收社会资本有很大的困难。合作组织员数量有限，且属于低收人群体，能够投人到合作组织的资金都是有限的。因此这就决定了合作组织内部的融资十分有限。

农业合作组织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寻找新的融资方法来应对竞争环境。现在部分农业合作组织已经学会为了适应生存，要求所有成员都进行投资（这意味着利益的持续性），且他们已经找到了新的适用的合作方式与原则，这些创新和成功使他们的成员都认为合作组织值得使用和投资。他们认为，成员的利益和合作组织的利益可能出现分歧，而以前，成员与合作组织的利益被认为是非常高的和谐程度。协调成员和合作组织的利益的关键是有效的资本化。而合作组织资本形成的核心问题是内在矛盾：供应商、成员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造成至少三个重要问题：水平界限问题，组合投资问题和内部搭便车问题：

1. 水平界限问题：水平界限问题就是由于目前成员的压力，合作社会增加目前的支付，而不是继续投资于合作组织，而这些投资会创造更大的未来投资利益。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合作组织将缺乏竞争力。大家不愿意投资于合作组织可能有几个原因：现在获得收益比现在进行投资而未来得到更多的钱更重要；他们不信任合作组织，或长远而言，不认为这种持续的风险投资将有助于增加他们的财富；他们仅认为自己是合作组织的用户或客户，而不是合作组织的管理者。

2. 投资组合问题。当会员不能在合作组织里构建他们认为对他们自己最好的投资该组合时，投资组合问题出现，这降低了会员投资合作组织的积极性。所有合作组织的投资者都以土地、牲畜、农具、储蓄等不同形式持有各种资产，他们可以选择如何管理和提高其资產的价值。如果合作组织的股份分红很低或者更本没有分红，投资者就会抱怨并且不再有投资热情。投资组合往往与生命周期有关，随着成员年龄的增长，他们会寻求合适的储蓄方式，这些投资在他们老了以后可以帮助他们。不幸的是，在合作组织的投资往往不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3. 内部搭便车。随着合作组织的多样化调整，合作组织吸收了越来越多的新会员，新会员不需要为合作组织原有的资产追加资本，同时他们与老会员一样拥有同等的权利。由于个体数量的增加，共享共同资产的收益率是下降的，内部搭便车问题出现：（1）新成员提供非常有限的资本享有与主要投资创始成员同样的福利，这些创始成员长期投资合作组织的固定资产及营运资金；（2）当新成员的资助不能使规模经济合作更加有效，新成员的加入稀释了现有成员的回报，在这情况，新成员没有太大意愿提供资金，因为资金不会升值，其次，老会员也没有动力追加资金，因为该资金将使新成员受益过多。

四、 农业合作组织融资方法创新研究

由于合作组织竞争与市场条件的变化，创新正在发生，获得资金的新办法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普遍使用的竞争力。且合作的结构也发生变化，合作组织领导人正试图协调资本的新方法与独特的合作身份。

1. 国外农业合作组织的资本来源。目前国外，如欧美等发达国家，其农业合作组织的资金来源很丰富，为合作组织提供了竞争力，主要如下：

（1）会员直接投资：其主要包括会员股份，投资股份与会员费。在合作组织初期，投资风险资本是会员的一个基本职责，而且每个会员都希望在合作组织成功运作与发展中受益。会员的直接投资主要包括：会员股份的购买，投资股份的购买，费用支付等。不管会员投资多少，他只有一票表决权。这个限制是基于合作组织会员控制权结构制定的。

（2）债务资本：主要包括短期与长期债务资本。短期债务资本：大多数合作组织与贷款机构有年度的短期信贷，一般为循环信贷，允许合作组织年内借款或者还款一定数量。短期信贷一般用于支付供应采购，会员支付。当产品卖出后再偿还贷款。除了从机构的短期贷款，合作组织可能通过发行投资证书的形式从会员借款。长期债务资本：合作组织需要长期贷款主要是为了购买固定资产，或增加运营资本。长期贷款结构是多样的。

（3）租赁：有长期租赁与短期租赁，短期租赁一般为季节性使用某个设备。长期租赁更加诱人，一般租期为3-7年，根据资产的类型而定。融资租赁可以用于车辆，计算机，生产设备的购买。

（4）积累股权：一旦合作组织成立，他们希望积累充足股本（通过成功商业运作）以用于持续经营，支持成长，并建立合作组织的净资产。积累股权有以下几个方式：

①留存赞助偿还款：在合作组织财政年度终了时，会计核算决定了合作组织的收入与支出。通过缩减支出留下的收入，可以分配给会员或者作为未分配股份留存在合作组织。根据他们的赞助分配给成员的净收入被叫做赞助偿还款，如利息摊还，社股股息等。合作组织的董事会可能选择以现金的形式全部支付出去，或者部分支付出去。然而，合作组织一般会留下一部分已公告的赞助偿还款，作为融资股份继续商业经营或者企业发展。通过赞助偿还款再投资进行融资对合作组织而言是简单而又直接的方式，促使会员执行他们的义务，即根据他们获得的服务进行相应的商业融资。获得多少资本由合作组织每年的经营好坏决定。在好的年景，合作组织可以留存一大笔资金。在不好的年景，就会少很多。

②未分配股份：为了在财政年度终了分配一部分净收入作为赞助偿还款，董事会可能会选择留存一部分净收益作为未分配股份。不像留存赞助偿还款，未分配股份是股份资本，他没有分配给特别的会员。在好的年景，未分配股份可以给合作组织留存一大笔资金，不好，则相反。

另外还有单位资本留存，兑换会员权益，资本捐赠等等。上述这些积累资本的方式可以限制合作组织对会员直接投资的需求。然而，会员可能被要求在特定环境下，如灾害，大消费时进行投资。

2. 融资新方法评价。帮助合作组织提高竞争战略，合作组织需要寻找新的方法来资助他们的活动和竞争，同时保持他们的合作“特性”。至于为了产生更多的成员资本的新方法，使得合作组织越来越像有限公司，可能会有越来越大的争议。

这些新方法是加强合作，还是破坏团结，并加入竞争对手呢？答案取决于市场条件和选定合作组织的反映。成功应对竞争环境的决大多数现代合作组织的都选择适应和创新，从严格遵守传统合作原则转向更现代的合作特性。这个特性是基于对用户和投资者同样重要的认识，并且强调独立性和自主性。

合作融资在以各种形式变化着，有些已在欧洲，北美和澳洲，新西兰等经历了几十年了。他们都有相似的特征：民主控制仍然重要，在大多数的新企业中都有开放的社员制。会员很可能是用户，但他们作为投资者的角色通常更为突出。对于这有效的，股东会员必须获得股东的回报，这样鼓励他们投资。这些角色之间的平衡，减少或消除了传统合作组织面临资金短缺时经常会出现的水平界限（地平线），投资组合和搭便车的问题。

五、 解决我国农业合作组织融资问题的建议

在我国农业产权关系尚未健全的环境中，传统的小农户群体不仅缺乏相应的资产，而且往往缺乏企业家才能和精神，同质群体之间“搭便车”和相互观望使得该类农户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难以达成某类合作的创新与改进。目前我国农业合作组织还处于发展初期，根据海南与福建等地的农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现状来看提出以下建议：

1. 从海南与福建的情况来看，少数核心成员与多数普通成员并存于同一组织之内，不同资源禀赋的成员之间必然产生“资合”与“人合”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得合作组织最终走向公司制企业的发展方向。因此走向公司制是未来农业合作组织创新发展的方向之一。

2. 在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进程中，如果传统的小农户群体能够在能人、大户的带动下迅速壮大实现自身实力，降低合作组织成员之间的异质性，那么，合作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实现成员之间的帕雷托改进，从而建立类似发达国家的、更具合作组织本质特征的农业经济组织。

3. 为适应农业中的环境变化，加强农业合作组织合作信贷，提高农业信贷供给效率，增强资本市场的灵活性，以抵消在我国银行业务的弱点。同时，在提供农业信贷方面，有必要建立所谓的信用监督制度。还可以进一步改革农业合作组织使其具备银行功能，不仅能提供农业信贷，而且还能提供非农信贷。尤其在农业金融市场体系中信贷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农业信贷合作组织增加供给已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林对昂贵的私人资金市场的依赖。

4. 改进农业合作组织制度，增强合作组织的内部融资能力改进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治理结构， 在遵循一人一票原则的基础上， 应当有限制地承认股金在决策中的权益， 即允许根据持股量的多少增加其在表决中的权重， 实行一人多票， 以确保出资权与决策权的相对应， 并最大可能的吸收外来资本。改革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分配制度， 增加资金预留。在经济发达地区， 积极发展股份合作组织， 推动新型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产权合作组织的收人， 维持合作组织正常运行。

参考文献：

1. J.D.Von Pischke & John G. Rouse， Mobilizing capital i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Rome，2004.

2. Kim， Young-Chul， Improving the Agricultural Finance System： The Changing Role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in Kore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Food & fertilizer technology center for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September 1，2004.

3. Zhang Jing，Zhi Ling，Current Sitution and Prospect of Forestry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World Forestry Research，2010，（23）.

4. HONG Yan-zhen， DAI Yong-wu， Probe into the Forms of Forestry Management after the Reform of Fujian Forest Right System， Issues of Forestry Economics，2009，129（12）.

5. Hueth， Brent & Marcoul， Philippe，2007. The Cooperative Firm as Monitored Credit， Staff Paper Series 508，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6. 余丽燕，郑少锋.中美农民专业合作社债务融资比较及借鉴.亚太经济，2010,（6）：92-96.

7. 韩冰，刘现武.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支持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硕士论文，2008,（6）：18-20.

8. 刘宇翔.农民合作组织成员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0,（2）：110-118.

9. 于華江.试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资金短缺的解决途径.中国农村经济，2006,（6）.

10. 杨盛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融资问题——对湖南省怀化市农民合作组织的探索.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8,（5）.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北京林业大学科技创新计划项目（项目号：RW2011-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10CGL046）。

作者简介：宋晓梅，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潘焕学，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组织惯例的内涵、特征及作用研究 篇6

关键词：组织惯例,内涵,特征,作用

在组织与战略领域的相关文献中,组织惯例(organizational routine)是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术语。20世纪70年代,Stene(1940)提出了组织惯例的概念,经过Nelson和Winter为代表的众多学者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进展,Nelson和Winter(1982)在《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中分析了惯例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后来的惯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代企业组织面临着日益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对组织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答的重要问题:如何认识组织的稳定和变化?是什么影响着一个组织的变革和适应性?尽管源自演化经济学的组织惯例并不是对这些组织现象的唯一解释,却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Pentland和Feldman,2005)。惯例融入到多种组织现象中,包括组织结构、战略、技术以及企业文化等各个方面(Levitt和March,1988),组织的很多任务(工作)是通过惯例完成的(Feldman,2000),因而Nelson和Winter(1982)认为组织惯例是组织行为的基本构成和组织能力的宝库,是认识组织变化的关键。惯例不仅有助于认识组织变化,也是理解组织能力如何积累、转移和应用的核心(Cohen等1996;Winter,2000)。正因为如此,组织惯例在组织理论的研究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惯例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来研究组织问题。1995年8月,Cohen、Burkhart和Dosi等多位学者曾经在圣达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就惯例研究的八个主题展开了四天深入的研讨,并于次年在“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上发表了达成的共识(Cohen等,1996)。尽管在组织理论中惯例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应用非常普遍,但到目前为止在相关文献中仍然有很多模糊不清和不一致的地方,就惯例究竟是什么并未达成充分的共识。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已有相关研究的回顾和总结来澄清对组织惯例的认识并探讨其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组织惯例的内涵

(一)组织惯例概念

惯例研究本身具有多学科性,涉及演化经济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学、组织理论以及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由于各个学科视角的差异,造成组织惯例的内涵过于宽泛,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解和认识。由于现有的文献对组织惯例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为了便于进一步的讨论,首先需要明确界定组织惯例的概念。March和Simon(1958)把组织惯例看作计算机程序和子程序;Nelson和Winter(1982)认为惯例是有序的可预期的行为模式,惯例作为组织类似于生物基因的遗传物质存在;Pentland和Rueter(1994)提出组织惯例是组织的语法;Cohen等(1996)则定义组织惯例为“在同样背景下重复操作的一个执行能力,是一个组织对选择性压力的反应式学习。”

总的来看,就“组织惯例”的定义有三类主要的观点:一是认为“组织惯例”这个术语指的是行为规范(Gersick和Hackman;1990);二是把“组织惯例”看作规则、标准操作程序等(Cohen,1991),Feldman和Pentland(2003)提出惯例分“行动部分”(performative)和“结构部分”(ostensive)两个层次,“结构”部分是对惯例的抽象和概括,类似一个剧本指导、解释惯例的操作,“行动”部分指特定参与者在具体的时间、地点的行为和表现;三是Hodgson和Knudsen(2004)等人认为惯例不仅是行为,还可以看作是表现特定行为或者思想的倾向,Cohen(1991)提出惯例实际上有认知和活动这两个不同的层次,它既是活动模式,也是认知规范和认知模式。这三种对组织惯例不同解释的共同点是都指规范,也就是用来规定和指导组织成员行为的规范。这种规范可能由正式的组织制度确定,也可能没有明文规定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准则,体现在组织参与者的行动中。惯例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中,了解一个组织做了什么远比了解一个组织试图做什么更重要。缺乏行动的惯例,一是难以观察和测度,二是不能被组织成员所认识和接受,尤其是惯例的默会性属性使其只有通过“干中学”才能转化为组织成员的共同行动。

反复发生是惯例的一个基本前提(Cohen等,1996; Cohen和Bacdayan,1994;Knott和McKelvey,1999),相同或类似的行为重复为参与人相互适应、建立联系并最终形成一致提供了可能性,所以不可能把只发生了一次的行动叫做惯例。明确了惯例是反复发生的行动,还要明确这个行动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组织惯例是“在执行组织任务中涉及多个组织成员的重复行为模式”(Cohen等,1996),这表明组织惯例是多个人的相互作用。个人层次的活动应该用“习惯”这一术语来表示,只有多人参与的群体活动才能叫做惯例(Nelson和Winter,2002)。在多个参与人形成的关联中,一个人的行动必然会影响到其他人,因而惯例中存在大量参与人之间的互动。这样就可以把组织惯例概括为多个参与人(主体)为了完成组织中(组织间)的某一项任务而形成的重复的互动模式(Becker,2005)。

(二)惯例与惯性的区别与联系

在讨论惯例的时候很容易与另一个术语即惯性(inertia,也作惰性)混淆,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惯性是组织发展过程中具有的保持自身状态不变的内在要求(严家明,2005),指组织未能发生变革(或拒绝改变)的属性;惯例则是指组织参与者重复的互动模式。严家明(2005,p57)认为惯性是根本,它的存在决定着组织行为倾向于惯例化。Gilbert(2005)提出了两个不同类型的惯性结构:资源刚性和惯例刚性,前者指不能改变资源投入模式,后者指不能改变运用资源的组织过程。惯例与惯性有关,在Gilbert看来,如果不能克服惯例的刚性,就会形成惯性。为了避免脱离本文的主题,这里不对惯例和惯性的因果关系作进一步的讨论,但需要强调的是惯例与惯性的不同,惯例是会发生变化的。Feldman(2000,2003)的研究指出惯例具有很大的变化潜力是因为参与者对重复的惯例的反应形成了变化的内在动力。Feldman和Pentland(2003)提出以往有关组织惯例的研究只注意到其中的“结构部分”, 忽略了“行动部分”所包含的主观性、智能及权利特性,而正是这些特性影响到惯例所具有的灵活适应性和变革倾向。国外学者对各类组织所进行的一系列实证研究都表明惯例并非惯性,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

二、组织惯例的特征

(一)重复的互动

作为一个反复发生的互动模式,组织惯例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需要从活动本身的角度来理解,互动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某一项工作,如Barley和Kunda(2001)强调反复发生互动模式关注的是工作,注重如何完成工作任务。Pentland和Reuter(1994)的研究比较了旅行社和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旅行社的工作主要包括几类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活动:“机票、宾馆和汽车租赁,”而在一个大学图书馆中的管理员则需要了解他们的工作涉及到的从天体物理学到动物学等各类专业书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是高度变化的,而旅行社的工作非常“惯例化”。但是,深入考察这两类不同的任务的执行情况时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要完成“机票、宾馆和汽车租赁”,旅行社面对的是经常变化又需要精心安排的活动,而图书管理员与借书人之间只是一个简单的重复互动模式。这个例子说明工作任务本身是理解组织惯例的基础。

惯例研究关注的是如何完成任务而不是完成了什么任务,这就意味着惯例具有过程特征,本质上是一个过程性的分析单元。惯例是“结构和行动之间、组织作为目标和组织作为过程之间的关键连接点(Pentland和Rueter,1994)”。因此,惯例的过程特性是实证研究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在大量的案例研究、实验研究和模拟研究中涉及的时间因素、惯例的变化和保持等都反映了惯例的过程特征。Becker(2005)提出在惯例的实证研究中主要使用四种方法:重复频率、特定条件下的行动规则、任务变化性和可分解性、模式的内容和过程以及顺序来测度互动模式,使研究得以实施。

对重复频率来说核心问题是如何决定什么构成了“相同的”行为?或者说达到什么程度才能说是相同的行为?事实上,由于环境条件不能完全复制以及人的行为的主观性,没有任何两个行为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就要考察“‘类似’的含义是什么(Nelson和Winter,1982) ” Egidi和Narduzzo(1997)提出以参与人遵循的规则而不是规则诱导的行为来比较相似性,如果能够证明参与人在活动中使用的是同样的规则体系,就可以认为惯例化的行为是相同的(Cohen等,1996)。这种方法本身也有局限性,如果规则是明确的,无疑这是一个简单明确的操作方法;但是,如果规则是隐含的,这种方法就很难实施。因为规则和行为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只在有限的情况下规则才能完全决定行为(Becker,2005)。Pentland和Feldman(2005)也认为规则不是决定性的,参与人对如何使用规则有很大的影响,不仅激励机制会影响参与人对规则的遵守,参与人还会从自己的认知出发来解释规则,并且总是会犯错误或者试图改变规则(Feldman,2000)。

另一种方法是以任务的多样性和可分解性来研究互动模式。在Perrow(1967)的技术对组织结构影响的研究中,从多样性和可分解性这两个维度把工业企业的各个部门划分为四种不同的技术类型。所谓多样性是指完成任务需要处理的意外情况的数量,可分解性是指生产或者工作活动可以分解为具体的工作阶段和工作步骤的程度。借鉴这种思路,较少的例外和较低的可分解性就是“惯例”。相应的,任务的多样性和可分解性就成为了测度“惯例”的一个指标。Perrow的研究以组织为基础,虽然并不完全适用于以过程为基本分析单元的互动模式,但多样性和可分解性同样反映了工作任务中互动模式的特征。

Perrow对任务的多样性和可分解性的测度主要与工作任务的内容而不是活动的顺序(如何完成任务)有关(Pentland,2003a),因而他的测度未能清楚地区分生产内容和如何生产的过程(流程)。Pentland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评估任务的惯例而不是任务单元的惯例,他把过程惯例化的程度划分为词汇尺度和顺序变量(Pentland,2003b)。词汇尺度指用来描述一个过程的编码的数量,顺序变量指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过程步骤不同组合的变化,以顺序变量来说明行动顺序发生变化的可能途径。这种方法通过观察顺序,设计编码方案为顺序编码,使用相应的技术计算其相似性(变化)(详见Pentland,2003b),从而打开了“过程黑箱”,使我们能够分析参与人的行为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Giddens,1984)。

(二)群体性

作为惯例参与者的个人当然会影响组织惯例(Cohen和Bacdayan,1994),但组织惯例是多个参与人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行动,惯例把多个参与人和他们的行动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互动模式,因而群体性是组织惯例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惯例的群体性不仅表现在团队和组织中,还会出现在组织间(Zollo和Winter,2002),也就是说惯例的产生需要一个(一些)组织(或团队)作为平台,通过集体学习过程,形成新的认识,并调整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Edmondson等,2001)。

惯例的群体性意味着一个惯例的实施会涉及组织中或组织间不同地方的参与人,因而组织惯例是分布式的(Cohen等,1996)。惯例在空间上的分布可能非常广泛——实施惯例的多个参与人属于不同的组织单位,位于不同的地方,通过互动建立联系。不仅是空间上的分布,更重要的是参与人拥有的知识的分布。参与人拥有的执行惯例的专业知识通常只有很少一部分与其他参与人的知识是交叉的,在极端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重合,这时不同参与人拥有的知识是完全分散的,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整合。知识的分散加剧了不确定性,使参与人不能形成有效的互动来形成惯例,因而参与人一定程度的知识共享是惯例形成的必要条件。

Cohendet和Llerena(2003)探讨了惯例群体性的另一个属性,即惯例形成的不同沟通方式。他们提出了三种沟通方式,第一种是层级式沟通如职能性沟通,为了完成给定任务的无意识干中学,共享的是相同(或相似)的专业知识;两外两类是与知识有关的沟通和实践性沟通,均为水平式的沟通。前者是为了产生新的知识而进行的沟通,是有意识的知识编码和循环;后者是围绕着共同感兴趣的某一实践的沟通,是有关特定实践知识的表达。这些不同的交流沟通方式形成了惯例产生和演化的不同背景,使得惯例在可复制性、惯性程度和搜寻潜力方面有很大的差异(Cohendet和Llerena,2003)。

强调惯例的群体性并不否认个人在惯例形成和演化中的作用,Weick(1990)通过对空难历史记录的分析得出结论:“当惯例的参与者开始以更加个人而不是群体的方式采取行动的时候,惯例就可能被打破。”这一发现对了解个人与他们所参与的群体性惯例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含义,为了不破坏组织中的协作,就需要在个人习惯和组织惯例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在参与者需要合作才能取胜的扑克牌游戏实验中,Egidi(1996)发现组织惯例产生于由个人生产性规则形成的分布式过程中,这就意味着惯例的形成机制是个人规则、兴趣和活动相互影响的结果。

作为群体性活动,有关惯例的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惯例是否是有意的行动。Ashforth和Fried(1988)认为遵循惯例的参与者并没有有意识地付出大量的认知资源,惯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下意识的活动,但也有学者认为惯例并不是无意识的行为而是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完成的(Pentland和Rueter,1994)。由于惯例的“结构”部分并不能严格地用来指导操作(Pentland和Feldman,2005),参与人可以在遵循惯例和修正惯例之间做出选择(Feldman,2000;Feldman和Pentland,2003),Feldman(2000,2003)指出变化当惯例重复的时候,参与人总是能以不同的方式对惯例的执行施加一定影响。陈学光和徐金发(2006)认为组织成员之所以遵循“前例”是因为随着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学习逐渐发现了更好的行为方式,对“前例”的相互观察形成了对未来的“预期”,这种隐性的“预期”形成过程中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成本。因而Giddens(1984)指出惯例既不是无意识的也不是自发的,大多数社会活动的惯例化特征是人们在每天的行为中连续努力构建的结果。

(三)背景依赖和路径依赖

惯例的另一个特性是背景依赖和路径依赖。惯例植入到组织结构中,具有明确的背景(Cohendet和Llerena,2003),脱离特定背景的惯例毫无意义,惯例只有在某些背景下才是有效的(Cohen等,1996)。参与人在特定情形(背景)下的行为,表明了一个组织完成工作任务的典型方式(Orlikowski,2002)。背景与惯例之间的互补关系使它既是对惯例的外部支持,又是对惯例转移的制约。惯例难以转移除了自身的原因,如惯例的本质及其边界的模糊造成惯例的某些部分不能复制(Winter和Szulanski,2001),还有背景的差异。惯例的特异性使其总是包含一些特定的环境因素,这些因素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因而脱离特定的背景空泛地讨论惯例是没有意义的。惯例不能在不同的背景下转移表明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最佳实践,而只有针对特定地方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这意味着在组织内部复制惯例只能是改良性的,还需要创造一个类似的环境(Kogut和Zander,1992)。

路径依赖性意味着惯例建立在过去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其发展演化是起点的函数。惯例会根据反馈结果逐渐适应新的环境,但这是以过去的经历为基础的(Levitt和March,1988;Cohen等,1996)。在逐步增加信息的重复决策实验中,所有参与者做决策时都充分考虑了过去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了惯例的路径依赖性。路径依赖还意味着惯例的发展保持在一定的路径上,在一定的起点上沿着特定的路径逐步发展。惯例的改变常常是渐进性的,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化逐渐形成的。缺乏对过去特定路径的认识,就不可能重现路径并揭示惯例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惯例对组织的作用

惯例对组织的作用有许多具体表现,但归结起来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提高组织效能和促进组织学习。

(一)提高组织效能

惯例具有解决问题的行动模式和管理与控制机制的双重属性(Cohen等,1996),惯例对组织效能的促进主要通过增强组织的协调和控制以及降低决策中的不确定性实现。

1.强化协调和控制。

Stene(1940)提出“一个组织内的行动协调会随着基本和重复职能成为组织惯例的程度而变化。”Knott和McKelvey(1999)认为就企业效率有两个普遍的观点,即代理理论主张的剩余索取权和组织理论提出的惯例,与代理理论认为剩余索取权是解决监控问题的最有效手段不同,而他们运用美国印刷行业的大样本数据比较了剩余索取权和惯例对公司效率的影响,得出了就协调和控制而言惯例比剩余索取权更有效的结论。企业成长到一定的规模就变成了公众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职业经理人形成的“超级惯例”成为了企业的投资惯例,源自“超级惯例”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股权分散引起的代理问题。Segelod(1997)对瑞典主要制造企业的调查也表明标准化的惯例对控制方式的运用有很大的影响,惯例行为比非惯例行为更容易监控和测度,越是标准化就越容易比较,协调一致的行为显然更易于控制。不仅在组织内部,惯例作为组织间的协调手段也比契约更有效,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合同并最终使合同变得不再必要(Langlois和Robertson,1995)。

惯例的协调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个方面:一是确定的规则形成的统一和系统化的群体操作,作为对员工行为的程序化的指导最终形成了同步效应(Grant,1996a),惯例所实现的协调一致使任务能够顺利执行,组织惯例的打破首先破坏的是协调行动(Weick,1990);二是每一个参与人都拥有其他参与人行为的知识,对其他参与人行为的稳定预期构成了参与人决策的基础,这种有利于决策的预期形成了共同的高度配合。

就“什么是组织实现协调的最佳途径”这一问题,Gittell(2002)探讨了惯例以及其他协调机制对业绩的影响,他发现惯例对业绩的影响是通过协调组织成员的关系而起作用,惯例通过强化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对组织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不完备的组织控制体系为参与者之间的讨价还价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主要依靠惯例所形成的缓和调节着参与人之间的关系(Nelson和Winter,1982),这种缓和并不意味着组织内不存在利益纷争或者依靠对组织参与者(成员)的密切控制实现,而是由于惯例所带来的组织内部的稳定关系,使得组织的参与者能够按照正常的秩序完成任务,并在发生纠纷时按照一定的模式加以解决。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工人和经理之间的关系中,还出现在工人们的关系中,经理们的关系中以及经理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中(Nelson和Winter,2002)。

更进一步的分析,惯例有利于组织的协调和控制的根源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性。反复发生的互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复形成了惯例的稳定性。稳定性提供了一个协调和控制的基准,没有一个稳定的基准来比较,就不可能发现组织中的变化,也就无法纠正偏差,实现有效的协调和控制。稳定性还增强了组织的预见性,有利于事先做出反应并协调进一步的行动(Inkpen和Crossan,1995)。

2.降低不确定性。

因为事先不知道决策可能带来的后果,不确定性造成了决策的困难。组织应对不确定性常用的做法是增加信息量、改进对各种可能性的估计并提高其准确性。但普遍的不确定性使得决策者不但不能预先知道各种可能的结果,也不知道这些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最终即使增加了信息量仍然不知道可能的结果。有时虽然得到了更多的信息,但这些信息的含义却是模糊不清的,使决策者不能清楚地认识和理解这些信息(Daft和Lengel,1986)。这样,所获得的新信息不但不能改进对各种可能结果的估计,反而会加剧不确定性。

在不确定性很高的情况下,惯例对决策者的选择过程有很大的作用。Heiner(1983)研究了不确定性和行为规范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更大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由规则支配的行为,出现越来越多的能够预测的规范,这样不确定性就成为了可预测行为的一个基本来源”,因而惯例与不确定性的降低有密切的关系。Gittell(2002)分析了惯例对绩效的影响,发现不确定性强化了惯例对业绩的影响,其根源在于惯例有助于有限理性的决策者应对不确定性(Hodgson和Knudsen,2004)。Egidi(1996)的实验研究中也发现惯例能从根本上降低决策的复杂性,惯例并不是以增加信息的流动性来应对不确定性,而是由于惯例的增加降低了决策者面临的广泛的不确定性。

惯例有助于决策者应对不确定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通过设置一定的参数增强决策者的预见性、释放有限的认知资源(Baumol,2002)。前者不仅在社会层次上通过法律、习俗等使所有的社会成员的行为都符合一定的规范,而且在微观层次的组织内,标准化的操作程序等正式的制度再结合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就形成了对所有组织成员的特定预期。决策者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知道所有的选择以及每一种选择的所有结果(March和Simon,1958),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同时实现所有的目标,于是决策者的注意力就不得不进行选择性的分配。惯例简化了信息处理过程,有利于决策能力的充分发挥。惯例对信息处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价值判断对信息进行筛选、以稳定可靠的来源对信息进行过滤、以惯例本身具有的认知模式对信息进行加工使其可以接受。通过简化信息收集和处理过程和集中决策能力,惯例减少了决策者需要关注的选择空间,使其他们够用少量的精力应对反复发生的事件,把注意力转向非惯例事物。Ashmos等(1998)对美国医院的调查指出,惯例能够节约认知资源是因为在组织中形成了对所遇到的问题的特定反应方式。实验研究表明惯例还能够节约解决问题的时间,即使在时间约束的情况下也能迅速实现互动(Betsch等,1998)。

(二)促进组织学习

组织的知识不仅保存在员工个人的头脑中,还存在于组织所采用的技术以及组织惯例和组织文化中,因而组织学习是以惯例为基础的,组织学习可以看作是通过把过去积累的推论编码为惯例来指导行为(Levitt和March,1988)。惯例对组织学习的促进作用在操作性任务中尤其明显,根据国外的有关资料,在飞机机身生产中,生产单位产品所用的时间和成本随累积产量的增长递减(学习效应),一般情况下,累计产品增长两倍,单位产品的成本会降低20%-30%,这一学习曲线效应充分反映了惯例和组织学习之间的关系。反复执行任务对操作者的训练促使其更有效的完成任务,获得更高的质量,最终形成了“干中学”。Becker(2005)认为这种“干中学”是因为惯例为学习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准来评估和反馈,使参与者能够比较和把握学习的内涵。

不仅是干中学,惯例对组织学习的影响还体现在所形成的组织记忆(Cohen和Bacdayan,1994)以及知识整合机制(Grant,1996b)中。惯例能够储存知识,在Nelson和Winter(1982)的“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一书的“作为组织记忆的惯例”一章中详细阐述了组织活动的惯例化构成了特定操作性知识的重要储备形式。惯例是企业知识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对特定问题的成功处理”(Zollo和Winter,2002)。惯例与其他形式的知识储备的主要不同是密切的协调和广泛的信任有利于默会性知识的储存(Knott,2003),组织成员需要通过组织惯例中的行动和复制组织惯例来吸收和利用他们拥有的默会性知识,从而形成了程序性组织记忆(Cohen和Bacdayan,1994)。

在组织的两类记忆中,陈述性记忆与事实或经历有关,可以储存在文件、数据库中;程序性记忆则主要指技能或“know-how”(Cohen等,1996),定义为“如何做事的记忆”,很难用语言清楚地表达,常常反映了组织中的默会性知识(Cohen,1991)。比较而言,陈述性记忆比程序性记忆衰退的更快,典型的例子是人们虽然忘掉了语法规则,但仍然能写出(或说出)正确的句子(Cohen,1991)。程序性记忆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会被无意识接受(Moorman和Miner,1998)。惯例作为程序性记忆不仅在组织成员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形成了高度的协作,“选择被简化为对定义刺激的一个固定反应(March和Simon,1958)”,更重要的是形成了组织成员共同接受的认知结构,促进了组织成员对新知识的理解和认同。

惯例提供了一个不依赖于显性格式知识沟通的协调机制(Grant,1996b)。知识的默会性使得要用文件、手册、规则、数据库等方式表达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知识损失,而惯例却能够有效地整合组织中个人拥有的知识以及分散在组织中不同地方的知识。惯例形成的主动行为模式,提高了组织成员对任务角色和彼此关系的认识(Jansen等,2005)。由于背景的差异,知识的转移往往要求对知识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随着惯例复制,植入惯例中的知识顺利地实现了转移,而作为组织以外的模仿者常常不能直接观察要复制的惯例,因而惯例能够有效地把知识转移到新的背景中(Cohen和Bacdayan,1994),有利于组织更密切地协作以实现对知识的开发利用(Grant,1996b)。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的内容可以用图1来总结。图1概括了本文的主要内容,也是对近年来有关组织惯例研究的一个回顾。惯例研究的多学科性及其内涵的宽泛造成了理解上的差异,把组织作为研究对象的组织理论显然不能把惯例看作是个人的习惯、生物的基因或者计算机软件,因而本文采用了Becker(2005)的惯例是重复互动模式的定义。

已有的对组织惯例的研究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大量的实证和实验研究,涉及团队、组织和组织间等多个层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Cohen(1996)等早已指出未来的惯例研究需要深入探讨惯例的形成和演化,目前缺失的是全新的惯例内生理论(Becker等,2006)。

如同许多学科把从事物的内部结构(构造)入手来揭示其规律性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一样,要真正有效地认识和管理组织惯例,就需要着眼于惯例的内部特征,剖析惯例的组成及其对组织的作用。Pentland和Feldman(2005)认为要打破惯例这个黑箱就需要研究分析一个惯例的每一个方面以及考察一个惯例各个方面之间的交互作用。惯例具有作为问题解决行动模式和作为管理与控制机制的双重属性(Cohen等,1996),操作层面的惯例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任务的复杂性、相互依赖性、时间压力等分析频率、顺序对重复互动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结果(Becker,2005),但对企业组织来说显然更有意义的是深入探讨战略管理与组织惯例之间的关系,企业竞争力的基础是所拥有的植入其惯例和程序中的知识(Keeble和Wilkinson,1999)。

稳定性和适应性是企业战略管理需要把握的主题之一,组织惯例恰恰是稳定性和适应性的统一。惯例的路径依赖既受外部环境演化的影响,又受组织自身发展经历的影响。与外部环境的作用相比,更重要的是组织自身发展经历的限制。组织过去的成功经历形成的正反馈是惯例路径依赖性的主要原因。当作为“创造性的毁灭”出现的根本性技术变革要求掌握全新的知识的时候,行业中已有的企业更可能失败(Tushman和Anderson,1986),其根源就在于正反馈所形成的“能力陷阱”(Levitt和March,1988)。由于惯例的结构性植入和重复使自身不断得到强化(Feldman和Pentland,2003),组织逐渐陷入了反应式学习模式而缺乏新的搜寻努力(March和Simon,1958)。当出现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并需要开发新的能力的时候,企业就可能会陷入能力“陷阱”,从而使核心能力变成了“核心刚性”(Leonard-Barton,1992)。

企业的战略转换首先是惯例的改变。对信息技术和其他制造领域的创新研究表明,即使是最先进的系统也可能会闲置,如果技术不能融入组织的惯例体系,重大的组织重组和技术投资也不能发挥作用(Cohen和Bacdayan,1994)。新的战略意味着新的学习过程,企业必须从战略上协调由此产生的新的关系,只有在它们被认识和成为惯例化的活动之后才能通过正式的组织结构协调(Stieglitz和Heine,2007)。因此,今后对惯例研究的重点应该转向战略转换和创新如何融入或改变作为组织能力宝库的惯例。

我国学者对组织惯例的研究较少,近年来已经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组织惯例的重要性,但总体上侧重于一般性地阐述惯例的演化(高展军,李垣,2007)以及惯例与组织变革的关系(芮明杰,任红波和李鑫,2005;张铁男,张亚娟和韩兵,2009),或者用惯例的概念来分析组织的演化(金雪军,陶海青和陆巍峰,2003;陈学光和徐金发,2006),缺乏对惯例形成、特征、作用的深入分析,更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而对于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和背景植入性的组织惯例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对我国学者而言,借鉴国外已有研究成果,深入研究探讨我国企业组织惯例与战略管理和组织学习之间的关系,是未来组织与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创新型组织的特征研究 篇7

1 网络治理研究概况

Powell在1990年首次提出了“网络治理”概念, 指出网络治理是不同于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的一种独特的协调经济活动的治理形式。基于交易关系的互动模式和独立个体间的资源流动, Jones等 (1997) 认为网络治理是包含选择性、持续性和结构化的自治企业的集合, 这些企业基于隐含或明示契约创造产品与服务以适应环境的突发事件并协调维护交易。网络治理的主体是网络合作的诸结点, 治理的客体是网络组织, 治理过程具有自组织特性 (孙国强, 2004) 。李维安 (2006) 将网络治理界定为以治理目标为导向、治理结构为框架、治理机制为核心、治理模式为路径、治理绩效为结果的复杂运作系统。

总的来说, 现在网络治理理论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交易成本理论, 二是委托代理理论, 三是资源基础理论, 四是社会网络理论。

1.1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经济学家把网络治理看作介于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之间的一种治理形式, 通过网络治理可以降低外部交易成本, 并取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Jones等将交易成本理论进行了扩展, 在交易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交易发生频率三个交易维度的基础上引入任务复杂性维度, 使得网络治理建立在四重维度的交易环境中。

1.2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关系被视为一种契约, 泛指任何一项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行为, 在交易中, 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是代理人, 另一方是委托人。通过网络治理可以明确权益的分配以及风险的分摊, 构建合作主体间信息沟通的有效渠道;从而保证代理人的行为动机与委托人的期望相一致, 规避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联盟是网络组织的一种形式, Todeva E和Knoke D (2005)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提出:联盟治理是通过法律和社会机制的组合来协调维护联盟伙伴所贡献的资源和交易关系, 并对联盟活动的收益进行分配。

1.3 资源基础理论

网络组织中的企业之间的协同行为得益于企业间资源的互补性。通过协同可以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 获取合作伙伴的稀缺资源, 以达到扩大企业运筹外部资源边界的效果。企业在本身不具有某种资源的时候, 可以利用网络治理进行主动优化、选择搭配, 形成一个资源互补匹配的有机体, 通过发挥各自核心优势, 带来核聚变式的巨大能力, 进而产生1+1>2的整体协同效应。

1.4 社会网络理论

网络的演化是从较弱的二维联系到较强的网状结构, 在企业网络组织中, 企业网络就像张关系网, 企业、机构和中介组织处于网络中的各个节点, 每个节点之间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互动, 保持联系和合作。网络组织通过考察网络结构和社会关系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需要采取网络治理的形式来获取结构利益和社会合法性。

2 网络组织的契约特征

2.1 契约的不完全性

网络组织中, 各交易方缔结的契约采用双边或多边的契约形式, 这些契约都具有不完全性。由于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原因, 要缔结一个包含所有交易方的复杂性任务的契约会使得仅具有某一方面复杂性任务的交易方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具体可以将网络组织中的契约具有不完全性的原因概括为三类成本:一是预见成本, 即交易各方由于某种程度的有限理性, 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可能情况;二是缔约成本, 即使交易各方可以预见到所有可能状况, 以一种各交易方无争议的语言写入契约也非常困难或者需要付出过高成本;三是证实成本, 即有些关于契约的重要信息仅仅对交易各方是可观察的, 但对第三方 (如法庭) 而言是不可能事后证实的。

2.2 正式契约与关系契约

网络组织中缔结的契约包括正式契约和关系契约。正式契约是指可以得到法院等第三方支持的约束交易行为的合同, 它需要在事前将事后可以证实的条款详细明文规定;关系契约则指默认契约, 建立在只有交易各方在事后可以观察到的结果上, 而这种结果要事前说明需要极高的成本。

网络组织中包含的契约更多的是以信任为基础的默认契约或心理契约 (孙国强, 2004) , 这种信任来源于长期交易关系形成的良好声誉以及可信的承诺 (张宝贵, 2006) 。Gulati (1995) 也指出, 网络治理是由许多独立企业构成的具有持久性、可选择性和结构性的集合, 这些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契约是依靠社会性因素而不是法律性因素形成的。在网络组织的契约组合中, 既包含明示的正式契约, 也有默认的关系契约, 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彼此的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可以有助于实现网络组织有效率的契约安排, 使得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过程都可以保证契约的绩效。

3 网络治理结构研究

根据前文对网络组织契约特征的分析, 可以发现网络组织中存在着正式契约与关系契约的不完全性契约组合。本文对网络治理结构的研究将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从正式契约的视角, 结合交易成本理论等从介于市场与科层之间的治理形式的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是从关系契约视角, 分析网络组织的合作结点和结点之间联接关系来界定网络治理结构。

3.1 正式契约视角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 战略联盟已经成为企业间合作的主要形式。因此, 国内外学者最先关注网络治理结构在企业战略联盟中的应用, 之后将研究拓展至一般网络治理结构。Gulati (1998) 对战略联盟网络的治理结构进行了详细研究, 首次提出治理结构是组织伙伴关系的正式契约结构, 并以外生资源依赖和内生嵌入驱动为起点研究分析了联盟网络的演化过程。交易成本经济学家按照所有权的使用将联盟治理结构分为股权联盟和非股权联盟。交易成本理论认为, 交易成本越大, 联盟越会采取趋于层级化的治理结构;而资源依赖理论提出资源共享类型的差别, 即资源互补性会导致不同的联盟治理结构选择, 提供相同资源的企业为了协同目标会选择股权联盟, 反之资源互补性越强, 联盟越会采用更加柔性的治理结构。这些研究普遍强调了联盟治理结构对于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重要作用。同时, 联盟企业间关系也会影响联盟治理结构的选择, 重复联盟会导致企业选择更为市场化的联盟治理结构 (非股权联盟) 。

所以, 在正式契约视角下, 将网络治理结构看作介于层级治理结构和市场治理结构之间的治理结构, 根据交易成本、资源互补性等因素的程度不同来综合决定某网络组织的治理结构更加趋于层级化还是市场化。

Arranz和Arroyabe以交易成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对技术网络的治理结构进行实证研究, 得到了技术适用性与网络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 技术适用性越强, 网络成员间关系越密切。之后他们具体提出网络治理结构是层级机制与维护机制的函数。层级机制以协调、计划与控制任务为目标, 是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与不确定性的正相关函数;维护机制通过权责的界定与监管机制避免机会主义行为, 是技术测量与历史经历的函数, 技术测量与维护机制呈现负相关, 测量技术绩效的可能性越高, 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机会越小, 维护期机制将越低 (Arranz&Arroyabe, 2008) 。

3.2 关系契约视角

关系契约具有关系嵌入性、时间长期性、条款开放性以及自我履约性等特点, 根据这些特点,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各自对网络治理结构的理解。

孙国强 (2004) 认为将网络治理结构界定为“正式的契约结构”并不准确, 他提出网络结构是自组织演化的结果, 多表现为非正式的关系契约下的企业间跨边界合作。网络治理结构与层级治理结构的主要区别在于点到点之间的联结转移到由点通过线到面的整体互动及其动态演化过程 (孙国强, 2004) 。Messner等 (2000) 根据关系嵌入性概括了网络结构的三个特征:行为主体间的水平联结、跨组织关系和行为主体的互动。另一方面, 社会学观点认为网络治理结构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是维系与规范网络中不同组织互动原则的组合;二是维系与规范网络原则的组合和它所匹配网络的变化所形成的结构。林闽钢 (2000) 据此提出了网络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 包括“代理人俱乐部”、“当事人套牢”等构想。

在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中, 最初将集群治理结构定义为基于权力及权力分配属性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易明 (2010) 根据集群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特点和集群的关系型契约特征对集群治理结构的定义完善, 认为集群治理结构是基于权力及权力配置的集群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 这是集群治理主体在参与、互动、协调过程中相互博弈的结果。

可以说, 网络治理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借用, 但由于关系契约的大量存在, 又与公司治理结构有较大不同。它是一种联系并规范结点企业之间权利和义务配置, 以及与此有关的监督等问题的制度框架。目的在于通过适当的配置权责确保网络组织的资源共享与协同效应的实现, 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和交易成本。网络治理结构与网络组织的规模、结构布局、层次、关系密度等特征都有关系, 是网络组织运作与活动的平台。

4 结语

网络治理结构的确定, 一方面可以确保网络组织的资源共享与协同效应的实现, 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和交易成本。本文结合学者的前期研究成果, 从网络组织中的正式契约和关系契约两个角度分别对网络治理结构进行了分析总结, 以期有助于深化在此领域的研究。尽管现在对网络治理结构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目前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许多有关于网络治理结构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有待于学者们进行挖掘与研究。

参考文献

[1]A rranz N, Fdez, De Arroyabe J C.Governancestructures in R&D networks:an analysis in theEuropean context[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SocialChange, 2007, 74 (5) .

[2]李维安, 周建.网络治理:内涵、结构、机制与价值创造[J].天津社会科学, 2005 (5) .

[3]林闽钢.社会学视野中的组织间网络及其治理结构[J].社会学研究, 2002 (2) .

[4]彭正银.网络治理理论探析[J].中国软科学, 2002 (3) .

创新型组织的特征研究 篇8

负荷预测是电力系统调度运营的重要环节,其精度直接影响着电网的安全稳定。按预测时长,可将负荷预测分为: 超短期、短期、中期、中长期负荷预测。目前研究最广泛的是短期及中长期负荷预测,而对于时长介于两者之间的连续一周至一个月的负荷预测研究相对较少。连续多日负荷预测便是处于中期预测和短期预测间的新型负荷预测,对未来连续多日甚至一个月的负荷进行预测对电力调度和电力营销有着重要意义。但影响连续多日负荷的因素较多且构成复杂,因此对连续多日的负荷进行预测的难度较大,通常通过分析历史负荷曲线,挑选与预测日负荷特征相似的数据构造样本进行预测,但预测时间往往较短[1],相关研究也较少。

日最大负荷是指一昼夜时间内负荷最大峰值,是估算电力系统备用容量、日负荷率、制定峰谷电价等指标的重要依据,影响着整个电网、尤其是网架结构薄弱地区电网运行的安全稳定性。目前,研究者对日最大负荷的研究通常集中在短期负荷预测,并且大多致力于气象因素和日最大负荷的关系[2,3]。由于未来连续多日的气象信息难以获取且准确度不高,因此对于连续多日日最大负荷的研究也较少。

目前,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 self-organizing feature map,SOM) 与神经网络相结合的预测模型多用于对疾病、天气的预测[4],本研究基于此提出一种基于SOMElman神经网络的连续多日负荷的预测方法,同时充分考虑连续多日中存在节假日的可能,针对节假日负荷规律与工作日不同的特点,分别分析二者日最大负荷变化规律并加以利用。非节假日,本研究通过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对历史负荷数据进行特性分析并结合Elman神经网络进行预测,该方法通过特征提取消除冗余信息,精简输入样本数量,利用Elman神经网络具有适应时变能力、预测精度准确、预测时间短的优点,以提高对未来一个月每日最大负荷预测的精度。节假日,本研究通过分析假日期间负荷特点,设定假日影响因子,算例分析结果表明预测精度显著提高。

1SOM-Elman组合预测方法

1. 1 SOM神经网络聚类

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 Self-Organizing Feature Map,SOM) 是一种特征聚类和高维可视化的无教师学习算法,它是通过模拟大脑神经元的侧向抑制、自组织等特性而产生的一种人工神经网络[5],网络结构如图1 所示。

算法流程如下:

(1)初始化

取[0,1]区间的随机值作为神经网络的连接权值Wij,初始领域Nc( 0) 设置为较大范围,确定网络的学习速率 η( 0) ,0 < η( 0) < 1; 迭代次数为T,归一化:

Xk—n维,k = 1,2,. . . . ,N; Wj—n维,j = 1,2,. . . ,M。

( 2) 接受输入

取任意一个Xk: Xk= ( X1k,X2k,. . . ,Xnk) 从网络的输入层输入,作为输入向量。

( 3) 寻找获胜节点

选择输入向量k和连接权向量j间欧式距离最小的神经元c为获胜神经元,即: ‖Xk- Wc‖= min{ djk}

( 4) 参数调整

对式( 3) 中的获胜节点c及其领域内所有节点的权值按公式( 3) 进行调整。

式中: 0 < η( t) < 1—学习速率,是增益函数; hc,j( t) —领域函数。

(5)更新学习速率η(t)和领域函数hc,j(t)

hc,j(t)通常采用高斯函数,如下:

式中: dcj—获胜神经元c和任一领域内被激活的输出神经元j之间的距离,调整规律如下式所示:

( 6) 循环学习

将其他输入模式依次重复步骤( 3) ,直到所有输入模式学习完毕;

( 7) 令t = t + 1,返回步骤( 2) ,直至t = T或网络收敛为止[6,7,8]。

SOM神经网络聚类的显著特征是它赋予质心一种空间组织,这是它与其他基于原型的聚类的根本差别,它将相邻关系强加于簇质心上,因此互为邻居的簇之间比非邻居之间更相关,聚类准确度更高[9,10]。

1. 2 Elman神经网络

Elman是一种典型的动态神经网络,它在BP人工神经网络输入层、隐含层、输出层的基本结构基础上增加一个承接层,它用来存储内部状态,从而使系统具有适应时变特性的能力[11],由于电力系统负荷具有动态特性,动态神经网络对电力负荷的预测准确度更高,时间更短[12],结构如图2 所示。

Elman网络空间表达式为:

式中: y—输出节点向量; x—中间层节点向量; u—输入向量; xc—反馈状态向量; w3—中间层至输出层连接权值; w2—输入层至中间层连接权值; w1—承接层到中间层的连接权值; g( * ) —输出神经元的传递函数,是中间层输出的线性组合; f( * ) —中间层神经元的传递函数,常用S函数[13]。

1. 3 SOM-Elman神经网络组合预测方法

连续多日负荷预测是介于短期负荷预测和中期负荷预测间的新型负荷预测,它主要针对未来一周至一月的负荷进行分析预测。但电力负荷本身具有非线性及随机性的特点,导致负荷波动的因素很多。未来连续多日的最大负荷变化特点与过去近一周的负荷数据相似度并不高,若模仿短期负荷预测方法,直接利用前一周的负荷数据对日最大负荷进行预测准确度不高。因此需找出与待测日类似,相关度较高的历史负荷数据作为输入。对日大负荷的特征进行提取,寻找相似序列是连续多日负荷预测的关键。

1. 3. 1 日最大负荷特征提取

本研究利用SOM网络对输入的历史日最大负荷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经过迭代计算,得到各个神经元之间的权值,各个类别的神经元会将数据之间存在的相似性体现出来,使得同一类别的神经元的权值比较相近,最后将训练样本数据分类,作为训练样本集。

本研究取某市2011 年1 月1 日至2013 年8 月30日的( 除春节、国庆节所在月份) 共37 组电力负荷数据,编号后通过SOM算法对输入样本进行聚类,学习次数T = 500。考虑到特征向量的维数以及实用性,分为4类,设置网络的输出节点矩阵为2 ×2 结构,其中分类结果由各组数据的编号表示,聚类结果如表1 所示。

分类拓扑结构如图3 所示。

1. 3. 2 SOM-Elman神经网络组合模型

本研究所用预测方法流程图如图4 所示。

本研究对历史负荷数据利用自组织特征映射算法进行特征提取,对多组历史数据进行分类,选出与预测月相似的同类型月,以其历史负荷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样本集,通过建立Elman神经网络进行负荷预测。

2法定假日预测方法

清明节、五一劳动节、中秋节等重大节假日( 本研究仅针对法定假期为3 天的节日进行分析) 。由于法定节假日大多数工业暂停,假日期间的最大负荷与其他时期存在较大差异[14],将节假日与日常负荷用相同方法进行预测效果不佳。为了充分合理考虑实际情况,对节假日单独进行分析建模预测十分必要。

2. 1 假日最大负荷特征分析

通过对比2010 年- 2013 年某市节假日( 本研究中特指放假为期3 天的法定节假日) 的最大负荷数据,分析后发现:

( 1) 节假日期间,日最大负荷明显降低,且节日当天负荷达到最低值;

( 2) 法定节日出现在假期第一天,则第一天负荷最低,随后逐日升高; 法定假日出现在第二日,则第一天负荷最大,第三天次之,节日当天最低; 法定假日出现在第三天,则与日递减。

2011 年某市元旦、清明、五一节假期3 天的最大负荷曲线如图5 所示,图中节日分别出现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2. 2 法定假日预测方法

根据本研究中分析的节假日最大负荷变化特点,分别针对节日所在位置的不同情况设置节假日影响因子,对其进行编码:

( 1) 节日为第一天: 3 天假日的影响因子编码分别为0. 15 0. 30 0. 55;

( 2) 节日为第二天: 3 天假日的影响因子编码分别为0. 55 0. 15 0. 30;

( 3) 节日为第三天: 3 天假日的影响因子编码分别为0. 55 0. 30 0. 15;

取某市2010 年1 月至2013 年4 月期间3 天节假日的负荷数据作为神经网络的训练样本,将历史负荷数据与假日影响因子作为Elman神经网络的输入,进行建模预测,可得到精度较高的假日最大负荷。

3算例分析

本研究用2011 年1 月到该年4 月每月每日最大负荷对该年5 月每日最大负荷进行预测,将预测结果与BP神经网络预测的结果进行对比,其中两种预测方法的隐含层节点数相同,验证本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预测误差采用相对误差、平均绝对百分误差( MAPE) 衡量[15],即:

通过SOM神经网络对历史负荷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的聚类结果如表2 所示。

经聚类后的样本数据分别建立Elman神经网络模型进行预测,选取预测误差最小的一组作为结果。某市某年5 月日最大负荷预测误差分析如表3 所示。

从表3 算例结果可知,采用SOM-Elman组合模型进行预测,平均绝对误差为3. 21% 。由于预测前对历史负荷数据进行了聚类分析,预测时使用的样本数据与待预测月负荷变化规律具有相似性,相关程度较高因此预测准确度较高。Elman神经网络具有适应时变特性的能力,能更加准确地反应负荷的动态变化特性,因而预测精确度比起静态神经网络BP神经网络来说较高,算例中精确度提高5. 53% 。对于节假日,本研究用BP神经网络对五一节当天负荷进行预测,由于不能对节假日这一突变做出判断因此预测结果十分不理想,而将5 月1 日劳动节单独建立模型进行预测后,充分利用节假日的负荷特性将预测误差缩小到0.63% ,结果准确度大幅度提高。

4结束语

本研究首次将SOM聚类用于连续多日的日最大负荷特征提取,并区分节假日对其负荷特性进行单独研究。提出的SOM-Elman组合预测模型实现了对未来一个月的每日最大负荷的预测,并且预测精度较高。对未来一个月的日最大负荷的预测有助于电力部门提前对重要设备进行巡查抢修,也对电力调度有所帮助,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经对算例结果的分析,预测结果中个别误差较大的数据是受当天气温及降雨量影响。因此,如何将气象因素对连续多日日最大负荷的影响考虑进预测模型及如何得到准确的未来一个月的气象预报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摘要：针对影响连续多日每日最大负荷的因素较多且构成复杂,连续多日负荷预测方法少难度大、含节假日的连续多日负荷预测精度低等问题,分析了近几年工作日电力负荷数据特点,研究了自组织特征映射(Self-Organizing Feature Map,SOM)聚类算法并将其用于负荷数据的预处理,研究了节假日负荷的特性,总结了其负荷变化规律并加以区分预测,提出了一种基于自组织特征映射神经网络的连续多日负荷预测新方法。该方法区分普通工作日与节假日,普通工作日采用自组织特征映射神经网络聚类方法对日最大负荷进行特征提取,建立了以周期特征相似的历史数据作为训练样本的神经网络模型,节假日设定假日影响因子单独预测。运用某市近年的负荷数据进行预测,算例结果显示综合预测误差为3.21%,表明该方法预测精度完全满足实际需求,为连续多日最大负荷预测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

创新型组织的特征研究 篇9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一般由多主体共同参与,以农产品为中心,各主体相互协作来运行,其组织协同的结构特征和运行机制直接影响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关于农业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问题,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四个方面: 一是研究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及发展模式等[2,3];二是对美国、日本等国先进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模式、发展经验或失败原因的归纳分析[4];三是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行机制、治理机制及绩效的研究[5,6,7];四是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驱动因素的研究[8,9]。以上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法或经验研究法, 缺乏基于中国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 且很少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运行机制及其驱动因素等三者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本研究在相关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运行机制及驱动因素的理论框架,通过实证分析, 探寻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驱动因素对其协同结构及运行机制的作用机理, 以及农业合作组织协同结构和运行机制是否存在内、外驱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等理论和现实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建议。研究结果将对更深入地认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解决农业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理论假设

1.1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结构与运行机制

组织协同是指无序的各行为主体, 为某一共同目标,协调配合,形成统一、有序的整体的过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指组织内各主体相互协作、有序配合,形成具有互补效应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实现组织协同功能。农业合作组织协同主要包括协同结构特征与协同运行机制等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中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产权结构、利益分配机制等形成了合作共生结构;控制权结构、监督机制、决策机制、激励机制等形成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共同治理结构;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资金来源与经营模式等方面受到规章和规定的约束, 从而形成合作经济组织的契约规范结构[5,6,7,10,11,12]。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弹性运作机制与广泛参与机制[13]。

协同的组织结构是组织内部选择的制度方案,在此方案下确定各组织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或相互关系, 构成了组织要素可以采取什么行为以及如何期待其他要素以可预见的方式行动的预期[14]。结构与运行机制两者相互依存、彼此促进,其中组织结构是形式、运行机制是内容;组织结构有形、运行机制无形;组织结构是运行机制的载体,运行机制是组织结构的体现[15]。农业合作组织协同结构和制度安排不仅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的行为, 而且对组织的运行绩效具有影响[16]。

1.2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的驱动因素

组织协同发展的驱动力主要包括组织内部和外部驱动力量,内、外部驱动力量之间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其中内部驱动力量一般促进形成自发性秩序,外部驱动力量则促进形成构建性秩序,因此,内外驱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组织协同的发展路径[17]。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的内部驱动因素研究的理论视角包括三个方面:1) 认为经济动机是农户参与合作社或使合作社协同运行的重要的内生驱动力[8];2) 提出市场化、农业生产专业化趋势与农产品生产和交易特性的变化及降低成本是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9];3) 指出生产大户与管理者是合作经济组织组建与运行的主要动力[18,19]。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驱动因素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合作经济组织为成员提供有效的技术培训( 即组织学习) 、带头大户及乡村能人等为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及运行起到关键性的引导与协调作用( 即人力资源) 和经济收益。由此说明内部驱动因素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特征与协同运行机制均存在影响。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过程中, 政府通过强制干涉与引导等方式对合作组织的成立、组织结构及运行均有不同程度影响, 这种影响成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发展的重要外部驱动力[8]。但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主体,其主要影响来源于市场环境的变化, 农业合作组织的结构与运作随市场格局的变革而变革[20]。因此,政府和市场是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两个主要外部驱动因素,其对组织协同的结构特征与运行机制存在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假设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特征对协同运行机制存在影响,同时,二者均受到协同的内外驱动因素的直接影响, 并且协同的内外驱动因素可通过影响协同的结构特征间接影响协同运行机制。因此,构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的结构特征、运行机制及其驱动因素的研究模型( 图1) 。

2 研究方法

2.1 模型选择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 structural equationmodeling, SEM) 的分析方法。由于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通用的线性统计建模技术, 综合了因子分析与路径分析,对于处理多原因,多结果及不可观测变量( 潜变量) 等问题较传统统计方法有突出优势。因此,该方法非常适合探讨本研究中多个潜变量间的关系及潜变量与显变量间的关系。具体结构方程模型的三个矩阵方程式为:

图 1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的结构特征、运行机制及驱动因素研究模型Fig. 1 Research model of the collaborative structure,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of collaborative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s

式中:X表示外生观测变量向量,在本研究中指反映内、外驱动因素的指标构成的向量;准为外生潜变量向量,即内部驱动因素与外部驱动因素组成的向量;Λx反映内、外驱动因素与其各自的观测变量间关系的系数矩阵;Y为内生观测变量向量,即反映协同结构特征与协同运行机制的指标构成的向量;η为内生潜变量向量, 即协同结构特征与协同运行机制向量;Λv反映协同结构特征、协同运行机制与其各自观测变量间关系的系数矩阵;δ与ε为测量误差;B和Γ为路径系数,B表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Γ则表示外生潜变量对于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为结构方程的误差项[21]。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3年8月对湖北省宜昌市40个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的问卷调查。从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 ,宜昌市各类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得到迅猛发展, 范围包括畜禽养殖、蔬菜、木本油料、魔芋、渔业、柑橘和茶叶等方面。根据调查的可实施性,在本次调查中,选择生猪养殖合作组织10家,蔬菜合作组织8家、魔芋合作组织8家,茶叶合作组织8家,柑橘合作组织6家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为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及领导者。调查中总发放问卷300份, 获得有效问卷272份,有效回收率为90.67%。

2.3 变量设定

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根据已有研究,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驱动因素归纳为组织学习、经济收益与人力资源等方面[8,9,18,19];将外部驱动因素归纳为政府促进与市场需求两个方面[8,20];将协同结构特征与协同运行机制分别归纳为合作共生结构、共同治理结构、契约规范结构和弹性运作机制、广泛参与机制等方面[5,6,7,10,11,12]( 表1) 。每个观测变量分别设计题项以陈述性语句提问, 并运用里克特5级量表进行赋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比较不同意,3代表意见中立,4代表比较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

2.4 量表效度与信度检验

为保证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运用SPSS17.0软件对10个观测变量进行因子分析与信度检验。由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10个观测变量的分组状况良好,除个别项的因子载荷稍偏低外,其余各项的因子载荷 量均在0.68以上 , 并且通过KMO与Bartlett’s球体检验 ,得到KMO值为0.84,巴特利球度检验统计量为1 641.28,对应的P值接近于0.00,说明量表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对量表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发现四组数据的Cronbach’s系数值分别为0.82,0.79,0.85与0.90 ( 表2) 。系数值均在0.70以上,由此说明本文数据信度效果很好。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内部驱动因素中组织学习、经济收益与人力资源的均值为3.60-3.95( 表2) ,略高于中间水平,说明组织成员对内部驱动因素有一定的认可度。外部驱动因素及协同结构特征所对应各变量项的均值为4.20-4.40,即组织成员对组织协同的外部驱动因素及结构特征的感知度很高。协同运行机制中协同运作机制与广泛参与机制的均值分别为3.89与3.97,说明组织成员对协同运行机制的感知度也较高。

3.2 驱动因素分析

对所构建的SEM模型的模型适配度进行检验,发现该模型的各项指标检验中除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RMSEA) 与简约适配指数( PGFI) 处于临界点处以外,其他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表3) ,模型适配度较好,说明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效果理想。

由潜变量间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汇总情况可以看出,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结构特征对协同运行机制的路径系数为0.59( 表4) ,说明协同结构特征对协同运行机制具有极显著影响, 协同结构特征决定了协同的运行机制,结论与Schmid[14]、任胜钢等[15]所提出的观点相符。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驱动因素对协同结构特征及协同运行机制均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26与0.38,说明组织的提供学习机会、提高收益和具备技术人才等内生性驱动力量,不仅可以决定组织协同结构的构建,而且这些驱动因素在组织运行过程中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外部驱动因素对协同的结构特征与协同运行机制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60与-0.08( 不显著) ,说明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只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特征具有直接影响, 而对协同运行机制并无直接影响;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的内、外驱动因素对协同运行机制的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0.15与0.36,均较显著,说明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的内、外驱动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协同结构特征进而影响协同运行机制。

SEM模型的路径系数中除外部驱动因素对协同运行机制的路径系数不显著外, 其他各项路径系数均显著( 图2)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驱动因素中,组织学习、经济利益与人力资源对内部驱动因素的标准化回归路径系数分别为0.63,0.79与0.94,三个变量的代表性依次增强, 说明人力资源状况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协同驱动的贡献较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中有能力的领导者或技术人员在组织协同中起到关键性驱动作用。外部驱动因素对政府促进及市场需求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86与0.77,均为正向影响,即政府的促进及市场需求均能作为外部因素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产生积极的驱动影响, 并且政府促进的代表性比市场需求的稍强。合作共生结构、共同治理结构及契约规范结构三项均能较好地反映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特征, 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73、0.83与0.88。契约规范结构影响最显著, 调研中发现契约规范是当今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规范成员权利与义务及其他合作关系的主要途径, 故其能较好反映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特征。同时,长期合作共生结构、共同治理结构也能较好反映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特征。运行机制对弹性运作机制和广泛参与机制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87和0.94,表明弹性运作机制和广泛参与机制均能较好反映运行机制,并且广泛参与机制的代表性强于弹性运作机制。

图 2 模型标准化回归系数及估计参数结果( 注:* 表示 P<0.001)Fig. 2 Parameter estimates of standard regression model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驱动因素、组织协同结构和运行特征之间存在显著的多阶因果链的逻辑关系,有利于深入认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问题。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内部和外部驱动力作用下, 产生了合作共生、共同治理和契约规范的协同结构以及广泛参与和弹性运行的运行机制。组织学习、人力资源、政府促进是当前农业合作组织协同的主要内在驱动因素,不仅对组织的协同结构具有直接影响作用,而且对组织协同的运行机制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作用。政府和市场的驱动因素仅仅直接影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 但其可通过组织协同结构间接影响组织协同的运行机制。

4.2 启示

第一,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必须关注其各项内、外驱动因素,以良好的协同驱动力来构建合理的组织结构特征, 并通过合理的结构特征来带动组织的健康运行。

第二,通过契约规范合作双方的权责,提高农户对组织建设的参与度及对组织的忠诚度来加强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 在组织运行过程中注重合作及沟通方式的灵活应变,采用多途径、多方式解决问题,根据经营需求尽量降低参与门槛,促使一般农户均能参与。

第三, 培养优秀领导者、高能力素养的技术人员,以高素质人才带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优秀的领导者、高能力素质的技术人员等不仅能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制定正确的战略目标, 保证组织对技术的需求,获得核心竞争力;同时高素质人才的个人魅力在农民群体中所产生的特殊号召力与吸引力能为组织的协调运行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第四, 发挥政府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促进作用。《合作社法》的颁布不仅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而且政府的资金补助为很多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提供了资金援助, 在农户对政府存在很强信任感的情况下, 可充分利用政府的促进作用来协调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摘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组织协同理论,构建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机制及其驱动因素的理论模型,采用SEM模型对该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的结构特征、运行机制与内外驱动因素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外部和内部驱动因素对组织的协同结构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内部驱动因素和组织协同结构对组织协同的运行机制具有显著直接影响作用,同时内外部驱动因素通过组织协同结构间接影响组织协同运行机制。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驱动因素、组织协同结构和运行特征之间存在显著的多阶因果链的逻辑关系;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是内外驱动因素作用的结果。研究阐明了人力资源、政府促进、契约规范与广泛参与是当前农业合作组织协同的主要驱动因素等结论。提出了建立高效能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必须重视人力资源及政府等驱动因素的影响,并运用有效驱动力来改善或构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合理的协同结构,通过合理的协同结构来带动组织的健康运行。

创新型组织的特征研究 篇10

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类型与基本特征

现阶段,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主要有农民专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民股份合作社三种发展类型。农民专业协会是指主要从事专项农产品生产、销售、加工的农民, 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 以农产品和技术为纽带而组建的社团性合作经济组织, 为会员提供技术和运销服务, 是一种结构较为松散的合作经济组织, 在民政部门注册为社会团体法人。[1]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 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在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基础上组成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在工商部门注册为合作社法人。[2]农民股份合作社是指从事生产经营的农户自愿采取资金、技术、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生产要素入股, 按照股份合作制原则组建经济实体, 在工商部门注册为合作社法人。[3]

不难看出, 上述三类组织的共同特点在于通过农户的自愿联合而使得各成员能够以较低成本就享受到该组织统一提供的生产加工、产品购销、技术、信息等多种服务, 并且可以整合各成员资源要素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经营。当然, 专业协会与合作社也存在较大差异。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形态, 合作社是市场经济体制下, 广大社会弱势群体为改善自身的市场竞争条件、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而自发产生的, [4]而专业协会可以看成是合作社的前身和初始形态, 在组织化、专业化程度上还有待进一步发展。由于以上三类经济组织建立的目的不同, 这就决定了他们有着各自的功能定位和组织形式, 因此, 它们在各自领域显现出不同的特征。

1.农民专业协会的基本特征

农民专业协会有如下特征。第一, 由于仅仅是建立在简单合作的基础上, 农民专业协会的组织形式更接近一个民间社团或者联合会, 通过围绕着农业生产的一个或几个环节来为协会成员提供一些专业服务, 虽然针对性较强, 但其组织结构松散、服务内容较为简单。第二, 农民专业协会是在民政部门注册为社会团体, 按照民政部门的有关规定, 协会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志愿性互益组织, 不能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因此, 农民只需向协会交纳少量的会费, 就可以获得由协会提供的技术、信息等公共服务。这些服务本身具有规模效益递增的特性, 农民通过农民专业协会以较低成本获得这些服务, 因而协会所产生的是“1+1>2”的协同效应。

农民专业协会也有其局限性。首先, 农民专业协会本身组织结构较为松散, 缺乏稳定性。该组织形式对协会成员约束力不强, 成员可以随时“零成本”退出, 协会的发展对成员本身也没有直接的利益关联。而且协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较强的外部性, 即使没有入会的周边农户也很容易“搭便车”享受到协会的服务, 从而更加使得协会缺乏凝聚力和号召力。其次, 缺乏经济实体, 难以有效地组织成员对抗其他市场主体的竞争。协会本身只能从事一些非营利活动, 难以进入市场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最后, 农民专业协会的经济实力很弱。协会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成员定期交纳的少量会费, 这些费用最多也仅能够维持协会的日常事务开销, 如果要提供更加专业完善的技术服务, 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 这也构成了协会发展的一大障碍。

2.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特征

农民专业合作社呈现出如下基本特征。首先,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具有市场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 以农产品市场为导向, 以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市场竞争为目的。其次,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 即未入社者不能享受到合作社的服务, 因此, 受益群体明确,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排他性。第三, 合作社社员为获得更多市场利益而自愿结合在一起, 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 有着较强的组织性和行为一致性。最后, 合作社社员实行“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 具有基本均衡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盈余也是按照惠顾额进行分配, 即所有社员“均权均利”, 对资源、权力和利益的平均分配有着其它经济组织难以达到的公平、公正和公开。

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较稳定, 专业性较强, 内部成员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和较强的一致性, 然而, 这种组织架构也存在着发展瓶颈。虽然“一人一票”可以较好地保证农民利益, 但筹资能力受限, 成立经济实体的能力不强。合作社的资本实力薄弱, 流动资金普遍不足, 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滞后, 严重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5]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拥有一批具有优秀组织能力和丰富管理经验的“农民精英”, 但是由于其筹融资实力明显不足, 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3.农民股份合作社的基本特征

农民股份合作社是为平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公平和效率问题而逐渐发展而来的, 除了具有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似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外, 其最主要的创新之处是引入了股份制公司的筹资和管理方法。因此, 农民股份合作社的本质特征是实行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按惠顾额分配与按股份分配相结合的资源整合方式和利益联结机制。农民股份合作社尽量在“均权均利”和“同股同权”之间寻找平衡, 有限制性地让大股东具备更多话语权和收益权, 从而提高投资者的积极性。然而, 股份合作社并没有照搬股份制公司的管理原则, 而是通过“一人一票”和“一股一票”之间的折中调和, 既降低了大股东侵害小股东权益的可能性, 又体现了大股东的权益。

总体来看, 农民股份合作社组织结构比较稳定, 资本、劳动、土地等不同类型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 更进一步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有效缓解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筹资难题。然而, 由于不同类型生产要素的拥有者同时进入股份制合作社, 使得其内部成员之间的异质性较强, 成员之间的利益一致性相对较差, 如果内部治理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没有理顺的话, 将会危害到合作社的稳定运行。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转型趋势及必然性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是在农民面临“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时自发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参与市场竞争, 必须遵守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要能够独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并具有承担其经济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因此, 市场竞争本身要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逐步实现从农民专业协会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股份合作社的重要转型。

1.《合作社法》的颁布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转型

《合作社法》的颁布, 一方面, 在政策层面、法律层面给予农民极大鼓舞, 使得合作社的经营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明确了社员的权、责、利, 使合作社的发展更加健康和规范;另一方面, 法律赋予合作社法人地位, 使得各农业专业协会能够有机会成为市场主体, 进行独立的经营活动, 可以更有效强化农民与市场的联结, 进而对于推进合作社的专业化、组织化和农业产业化奠定发展基础。在《合作社法》颁布后, 一些农民专业协会不断改造并到工商局登记为“合作社”, 按照法律规定, 取得法人资格, 逐渐开展更广泛的经济活动, 使得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市场主动权, 参与农业经营更加的活跃和积极。因此, 《合作社法》的颁布, 使得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协会顺利过渡到合作社, 同时也满足了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市场竞争的现实需求。

2.农业支持政策转变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转型

以往“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业、就是扶持农民”的政策开始得到反思和矫正, 政府逐步将扶持农业和农民发展的重心从龙头企业转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因此, 农业支持政策的转变促进了一批龙头企业转而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股份合作社, 企业与合作社在市场中相互制衡、博弈的局面慢慢打开。通过建立合作社, 农民分享到了更多的农产品利润, 进而形成了农产品市场新的利益分配格局, 在这个格局下有了农民的话语权, 使得农民享受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在新的农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合作社在成立初期有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和有利条件, 加快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成立和转型。

3.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转型

现代农业是一种高投入、高回报的高级化农业发展形态, 新的农业发展方式需要经济实力强、组织化程度高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 农民专业协会甚至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难以满足其筹资和融资需求。因此, 必然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向筹融资功能更为强大的股份合作社转型。拥有与股份制企业相似融资方式的农民股份合作社能够充分调动股东的积极性, 形成非常有效经济手段激励机制。在预期收益可观的情况下, 合作社股东愿意追加投入以获得预期收益, 因此, 股份制合作社的融资能力和经营模式均迎合了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三、结语

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用先进的物质条件装备农业, 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农业, 用先进的组织形式经营农业。显而易见, 面对这些发展要求时, 农民专业协会等传统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和局限, 已经难以胜任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任务。而在面对日益激烈的农产品市场竞争时, 农民专业合作社, 尤其是股份制合作社相对而言具有较为明显的组织、资金和人才优势。因此, 应当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加快推进农民专业协会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转型, 推进合作社成立合作社联社, 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更为广泛和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最终转型成为具有较强筹融资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并能有效保障农民利益的经济实体。

参考文献

[1]李瑜.中国农户经营组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2]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Z].2006-10-31.

[3]王静.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分析[J].农村经济, 2005, (09) .

[4]苑鹏.试论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条件[J].农村经济管理, 2006, (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