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基因论

企业文化基因论（通用6篇）

企业文化基因论 篇1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企业文化理论伴随着CIS企业形象战略从境外传到中国, 成为促进企业持续成长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过20多年的传播、研究与探索, 企业文化这一名词概念已家喻户晓, 无人不知, 得到了全社会与中国企业家的广泛认同。从一定程度上说, 企业文化几乎成了一种时尚,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青睐。于是, 从大学课堂到企业礼堂, 从事企业文化知识讲课培训活动的大有人在, 一些单位靠组织会议、评比颁奖挣钱的也屡见不鲜。大家几乎一致认为, 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发展有用, 是企业成长的助跑器, 是企业做大、做强、做久的精神力量。

其中有个最核心的问题, 当人们在大张旗鼓地传播国外企业文化知识的时候, 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强调企业文化是一个差别化战略, 是个性化战略, 强调独立性和与众不同。对外的独立性和对内的统一性, 已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口头禅。但如何才能做到这些, 并兑现这个与众不同的目标?就目前来说, 恐怕真正能做到的学者、专家、教授和咨询策划机构就不多了。

北京博采企业形象研究中心从1996年参加昆山企业文化研讨会起, 就组织专家、学者、教授, 针对企业文化个性化与中国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前后用了四五年时间, 先后召开了五次创建中国特色CIS战略高层次研讨会, 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是针对企业文化策划中如何解决个性化、差别化的问题, 经过大量的研究与实践, 终于卓有成效地解决了这一世界性的难题, 原创了企业文化“基因”论。这一理论的创建, 对中国和世界CIS企业文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何为企业文化“基因”论?

有人说“企业就是企业文化的基因”, 或者说“基因就是企业文化”。其实这是理论上的误导和概念上的混淆。按照这样一种理论, 企业文化岂不就只有共性而无个性了, 企业文化的个性化与差别化, 不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

北京博采企业形象研究中心专家认为, 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 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基因”。为了解秘企业文化的“基因”论, 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基因”。基因是生物体遗传的基本单位, 存在于细胞的染色体上, 不同的生物有不同的遗传基因。花儿之所以千姿百态、万紫千红, 就是因为不同的基因所至。人类也不例外。由于不同的遗传基因, 人的性格、长相则迥然不同, 如“一母生九子, 九子不一样”、“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企业是一个组织, 是由一群人组成的, 是由一种文化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一个大家庭。人是有遗传基因的, 企业文化也然。所以, 不同的企业就有不同的文化基因, 这个基因既是企业的灵魂, 也是企业文化的灵魂。众所周知, 凡基因都有传承性与变异性, 传承性就是传承基因与众不同的部分, 变异性则体现在基因的创新性方面。就事物的本质而言, 企业文化也同样具备生物基因的基本功能。一个企业的文化, 既要传承其传统中的优秀部分, 又要根据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创新。只有如此, 才能适应不同企业、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基因”论。

北京博采企业形象研究中心原创的企业文化“基因”论, 是中国特色CIS企业文化策划与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在这种“基因”论的指导下, 即使同一个行业的企业, 或管理基本相同的企业, 博采都能策划设计出各具特色和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如同是火力发电的山东邹县发电厂、菏泽发电厂、内蒙古元宝山发电厂、江苏新海发电厂等等, 其文化各异, 各不相同, 都能很好地彰显其个性文化的价值与魅力, 特别是通过企业对博采策划设计的方案认真贯彻实施后, 均已收到中国特色CIS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

企业文化基因的提炼整合, 离不开对企业实态和历史情况的调查与诊断。调查与诊断的原则是一清、二深、三准、四新。作为咨询策划公司来说, 只要花力气把客户的历史和文化现状了解清楚, 分析深刻了, 诊断准确了, 才能提炼出适合企业发展需要的文化基因, 我们把它称之为企业文化战略定位。

企业的情况和发展是千差万别的, 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不同时期, 都会存在着不同程度亟需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 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发展需求和不同的核心问题。这就为提炼和确定企业文化战略定位即文化基因,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举个例子来说, 1999年我们应山东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之邀, 为企业进行中国特色CIS企业文化项目策划设计。通过专家们的调研、诊断、分析、研究, 根据济钢的战略发展追求, 认为济钢的本质问题是产品的精品问题, 于是我们把济钢的企业文化战略定位确定为“精品文化”, 而把济钢的发展战略确定为“精品战略”。这是因为, 济钢作为一个1958年建厂的老国有企业, 以生产造船用的中厚板材为主, 建筑用的钢材为辅。当时, 企业品种结构单一, 设备老化, 产品粗放, 缺乏应有的市场竞争能力。用当时济钢一位总工程师的话说:“这几年来, 济钢的产品也出口, 但不是卖产品, 而是卖资源。因为我们的产品粗放, 人家把我们的中厚板买回去, 再经过回炉加工冶炼, 生产出供造大船用的板材, 每吨售价比济钢高许多。”可见, “精品”对济钢未来发展来说是何等重要。

北京博采企业形象研究中心为济钢提出的“精品文化”这一全新概念和文化战略定位, 受到了济钢高层管理者的一致认同。当时在会上, 总经理李长顺连说了“三个非常”, 即“这一文化战略定位非常符合济钢的实际情况, 非常符合济钢的战略发展需求, 也非常符合中国冶金工业协会对企业产品的要求”。

几年过去了, 经过济钢本身的努力和国家政策的扶持, 济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通过对老设备的改造和技术创新, 济钢产品的质量有了极大提高;钢产量也从项目策划设计时的年产300万吨发展到2007年的1042万吨, 销售额从50亿元到2007年的300多亿元。2002年8月4日, 中国冶金报刊载了济钢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济钢精品文化战略拓宽新市场》。文章中说, “目前, 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收到了世界著名跨国集团——阿贝德公司从卢森堡总部发来的一份传真。传真中, 阿贝德公司对中国济钢出口给他们的美标螺纹钢和中厚板材给予了高度赞扬:‘济钢的产品非常优秀, 令人十分满意, 产品内在质量和优良的装运质量足以和韩国货媲美’……”济钢产品赢得阿贝德公司的高度评价。正是济钢实施了精品文化与精品战略, 努力创造质量优势和质量文化, 连续几年被评为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 今年又荣获了“全国质量管理特别奖”。

在精品文化战略定位的基础上, 北京博采企业形象研究中心为济钢策划设计的理念识别系统:“精品强国, 满意世界”的核心理念、“每天从求新开始”的企业精神、“诚实做人, 精信做事”的核心价值观, 以及“以客为本, 以信立市”的经营理念等等, 都紧紧围绕“精品文化”这一文化战略定位而展开, 形成了极富个性的系统工程。

十几年来, 北京博采企业形象研究中心就是用自己创造的企业文化基因理论, 给中国百余家大中型与特大型企业做了成功的策划, 取得了显著效果, 其成功率几乎百分之百, 即策划一家, 成功一家。博采用自己的创造赢得了企业的尊重, 赢得了社会的信赖, 也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美好的未来。

企业文化基因论 篇2

经常看到一起知名企业犯下低级的错误，也经常会怀疑管理者的智商，甚至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当事人会按照他的思维一直走向死胡同，其实问题很简单――这个就是文化基因。

每个人都带着与生俱来的业力，这是佛法讲的，我们用现代科学来说就是 基因，其实是一回事，每个经济组织从诞生的时刻就存在了自身的基因，这种文化基因是由创业初期的团队以及核心人员的教育、文化、背景、经历、社会阶层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决定的，用心理学理论讲就是动力定型，也就是固定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一个组织和一个人一样，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也会形成固定的群体思维与行为模式，只要遇到一些问题，他固有的行为思维模式就立即回起作用。就像在很多企业，其实员工与老板与绝对隔绝的，因为在老板的骨子里他就认为老板就是老板，员工必须要听话，甚至要盲目感恩!因此这种管理者身边通常都不会有真正的朋友，而更多的产生小人。执行力这个词语的发热从心里学上也是因为满足了部分老板的潜意识层面的这种认知。和中国几千年的王权思想结合，就诞生了个怪胎!

一将功成万骨枯，把员工作为工具的管理从来不是中国人的发明，老外也是如此，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绝对剥削就是这么来的，只不过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资本家学聪明罢了，进化成了相对剥削。

文化基因形成后在经济组织存在的历史时期，也会发生慢慢的变化，处于年轻时期的老板往往心高气傲，锐气十足;处于中年时期的老板就会沉着稳重，而处于老年时期的老板则开始忧心忡忡。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马克思说：一个人的死亡往往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句话放在微观经济学中，作为企业的运营管理一样适用。从外部猎头而来的高层管理最大的挑战就是文化冲突与文化调整，要么同化，要么异化，这就是结果，所以我们的投资方就像保姆，自己买了辆奔驰轿车，雇了一个司机，然后还要坐在副驾上监督他。而被监督的高管最后要么成为奴隶，要么成为牺牲品。这就是全球范围内CEO 反倒最容易离职的原因。

所以在组织团队运作的训练中，我们更倾向于组织运作，而非团队运作，只有能够自动合理产生自身领导人的组织才是真正健康的组织，就像生物的新陈代谢与产生后代，没有后代的生物一定会绝种，没有能够合理产生领导人的经济组织一定会覆灭;

现在连富二代都不愿意继承父业。所以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挑战是是否覆灭的问题，作为金钱的属性―高流动性就会使企业在短时间内分裂!

《企业素质与文化基因》出版 篇3

它论证了文化基因的实在性以及基因重组的可能性。文化元素对军工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影响过程是有规律的，如果我们揭示了其中的机理，那我们进行军工文化建设的操作就会少一些盲目性，多一些科学性。《企业素质与文化基因》正是层层揭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内核，对文化基因给出定义，进而对基因工程展开讨论的开先河之作。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张大中和执行副理事长、秘书长孟凡驰教授为这本书作序，充分肯定了作者的探索精神、科学态度和学术进展。

关于这本书的创新点，可归纳为“一二三四五”。“一”指对文化基因进行定义，它论证了文化基因的客观实在性以及对基因进行重组的可能性，为基因工程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石。“二”指每一种价值观都依托于与它相应的认识模式和情商，因此价值观的改造工作必须遵循情理并重、双管齐下的文化逻辑。“三”是企业的文化素质应当是活性、良性和变异性 “三性”协调发展，如有畸变就会生病。“四”是基因的动态有进化、退化、分殊化和融合化四种趋向，我们开展基因工程就是为了坚持进化，防治退化，优化分殊和搞好融合。“五”是指企业文化机理的五个层次，即核心竞争力的内核是文化力，文化力的内核是文化素质，文化素质的内核是经营管理理念，理念的内核是价值元素组合，价值元素组合的内核是文化基因。

成为文化基因工程学的一个开篇之作。文化基因工程学应当成为构建理想文化的科学。本书第8章以企业文化基因工程问答为题，讨论了关于基本概念、现状评估、工程设计、企业教化、文化资源和领导者人文素质等6个方面的60个问题，它既是前面7章精要的复习，更是基因工程学的开篇。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21世纪中国企业文化实践与探索丛书》主编华锐对这本书作出了5条评价：1.突破瓶颈的理论创新；2.勇开先河的机理解说；3.文化基因工程的开篇；4.构建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路标；5.企业家的人文益友。同时他还强调：“创新无止境，新生事物总是不完善的。《企业素质与文化基因》一书的观点和方法，都需要在社会实践中经受考验和不断加以锤炼”。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学会理事长胡平见到这本新书，也给予了赞许。

企业文化基因论 篇4

一、民族的文化:民族忧患意识

民族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 是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集中体现。千百年来, 知识分子秉承儒家的入世精神, 以民族振兴为己任, 每当外敌入侵, 便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同仇敌忾, 为抗御外侮而奔走呼号、舍生取义, 体现出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对当时政治的关心和忧虑。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2] (P278) 他周游列国, 身体力行地为后世的儒者演绎了入世情怀。孟子也发出过“如欲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也?”[3] (P116) 等忧国忧民的豪言壮语。西汉时期的贾谊有云:“国而忘家, 公而忘私, 利不苟就, 害不苟去, 唯义所在。”[4] (P325) 此后, 历代知识分子都极力倡导这种献身精神,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 无论身居何位都心忧天下, 关心国家的民运和民生的苦乐, 自觉地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兴衰联系起来, 把爱国的思想付诸实践。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无不激励着后人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奋斗。刻骨铭心的爱国之情, 矢志不渝的报国之志, 生死不移的爱国之行, 写满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毛泽东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民族精神, 年轻时就已经萌生了民族忧患意识, 立下了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1915年, 毛泽东在读到《明耻篇》时, 题下“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5] (P10) 的豪迈诗篇。他还认为, 在天下大事与身家性命发生冲突时, 要以天下大事为重:“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 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 天下万世固生, 仁人之心安矣。”[5] (P532) 正是这种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激情促使毛泽东在中华民族承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社会现实面前, 以实现民族振兴为己任, 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而民族的振兴要求从传统文化中寻找革新的助力, 挖掘其中的爱国主义资源, 激励国人的爱国热忱, 保障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因而, 毛泽东掀起了一场旨在保持文化民族性的文化革命, 力图使传统文化精神在新文化中发扬光大。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 在内容上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 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 这正是中华传统的民族忧患意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传承和发展。由此可见,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中的各项内容, 无一不是从救世济民的伟大抱负出发, 救世情怀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政治基础。

二、科学的文化:实事求是的学风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朴素唯物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所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 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传统基因。我国古代先哲们十分重视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强调主体的亲身践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这种求实的学风就已经初露端倪。孔子的“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2] (P31) 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墨子提出“取实予名”论:“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 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不义者也。”[6] (P252) 强调的是实际经验的重要性。东汉时期, 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一书中描写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治学严谨时, 称其“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7] (P923) 此后, “实事求是”就用于描述治学求真务实的态度。宋代以后逐渐兴起的实学思潮又发展了这一治学态度, 提出“经世致用”, 通过继承先秦儒学黜虚崇实、注重践履、知行合一的特点, 发扬了先秦的朴素唯物主义。到了明末清初, 顾炎武强调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言心言性之空谈。19世纪初, 龚自珍针砭时弊, 力主转变九州风气, 进一步发展经世致用之学, 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繁琐的汉学。总之, 古代的“实事求是”反映的是一种为学治事注意从实际出发的学风。

中国古代注重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学风对毛泽东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他在年轻时就已经学会面对现实、调查研究社会问题的治学方法, 主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 而且要读无字之书。他曾多次以游学方式深入湖南农村, 了解民间疾苦, 还利用办夜学的机会接触工人和他们的工作环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他提出了“没有调查, 没有发言权”[8] (P109) 的著名论断。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地继承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全面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 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 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9] (P801) 在这里, 毛泽东把传统意义上的“实事求是”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去认识, 将这个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转化为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正是因为继承了传统的实事求是学风, 毛泽东才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 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的, 主张实事求是、客观真理及理论和实践一致性。

三、大众的文化:民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蕴涵着丰富的民本思想。早在殷周时期就产生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中就有“民可近, 不可下,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10] (P227) 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从“仁者爱人”的思想出发, 指出:“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3] (P5)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斯不亦惠而不费乎。”[2] (P350) 主张仁政, 反对暴政, 广布仁政恩惠于民, 率先提出了朴素的民本思想。孟子在继承孔子朴素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一步丰富, 成为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孟子总结了“桀、纣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 斯得民矣”[3] (P190) 的历史经验教训, 提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3] (P448) 的著名论断, 强调:“黎民不饥不寒, 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3] (P7) 这些政治思想和主张都体现了孟子厚德载物、惠民强国的民本思想。荀子对民本思想也有新的阐发, 他说:“君者, 舟也;庶人者, 水也。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11] (P114) 汉唐时期, 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政治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 强调:“闻之于政也, 民无不为本也。”[12] (P140) 唐朝名相魏征向唐太宗李世民讲过“君舟民水”的典故, 为太宗所采纳, 并作为座右铭反复告诫自己。宋元明清时期, 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从北宋的包拯到明代的张居正无不强调以民为本的重要性。近代以来, 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 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民本思想。三民主义学说中的民权主义主张推翻封建的君主专制政体,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确立全体国民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参政权, 这些主张都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可见, 民本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 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 深深地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受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成长起来的毛泽东, 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他在长沙求学期间, 就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写道:“人心即天命, 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 即不违乎人;得其人, 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 未之有也。”[5] (P531) 不难看出,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初步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在此后的革命斗争生涯中, 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 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新内容。

首先, 毛泽东批判君权神授论, 主张主权在民, 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9] (P1031) 的伟大论断正是对这一思想的精辟诠释。其次, 毛泽东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爱民”观, 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突破了君本位思想的藩篱, 赋予了人民实实在在的权利和尊严。尽管传统文化在多方面富含民本思想, 但它主要是为君主专制提供御民之术的依据, 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加以适当约束, 从而维护其阶级统治。与传统文化中把民本思想降低为手段的做法截然相反,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传统民本思想提升到目的层面, 一切为了群众, 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最后, 毛泽东以传统民本思想为基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结合中国革命实践, 提炼出“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是对传统的“听政于民”思想的扬弃。总之, 所有这些思想都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鲜明的价值取向, 即旗帜鲜明地主张大众的文化权利。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 是民主的文化, 其大众性正是传统民本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中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 民族忧患意识、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民本思想, 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传统基因, 昭示出中华民族丰富的优秀文化遗产中蕴含着无数宝藏。新时期, 我们要继续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优秀思想文化成果, 弘扬中华文化, 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 (第1、2、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李炳南论语讲要.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

[3]刘兆伟.孟子译评.北京:中华书局, 2011.

[4]阎振益.新编诸子集成: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7.

[5]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6]方勇译注.墨子.北京:中华书局, 2011.

[7]班固.汉书.长沙:岳麓书社, 2008.

[8]陈戌国校点.四书五经.长沙:岳麓书社, 1991.

[9]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009.

企业文化基因论 篇5

1 继承文化传统:中华传统文化凝聚起的核心价值

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凝聚起来的核心价值观源于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经孔子奠定思想基础、董仲舒发展完善,形成于西汉武帝时期。它的核心内容即是大家所熟知的“三纲五常”。历史发展表明,国家的强盛与否,与核心价值观能不能发挥作用有内在的关系。

通过史料可知,周王朝的繁荣昌盛与周公制礼作乐紧紧联系在一起。周公制礼作乐本的是亲亲与尊尊两条线。“亲亲”是按照血缘的关系划分亲疏远近,“尊尊”是按照政治爵位的等级划分尊卑贵贱。周朝的文制本来灿然明备,但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就剩下一副空架子。孔子看到有对礼乐的僭越行为,表达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愤怒。面对周王朝的分崩离析,孔子选择“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以“仁”为礼乐注入了价值的灵魂!孔子的思想后由董仲舒继承发展,并依据儒家的思想提炼出了一套“三纲五常”的价值观规范人际关系,从而和儒家思想一起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反之,当核心价值观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社会便处在动荡不安之中。以南北朝为例,在南北朝近200年的历史中,国家分裂为南朝和北朝。南有宋、齐、梁、陈;北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国家分裂、战乱频仍,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同时,由儒家思想建立起来的核心价值观也遭受冷落,整个社会又一次陷入礼崩乐坏的境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诗)描述的是陈后主沉迷于靡靡之音,视国政为儿戏,终于丢掉了江山;“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李商隐诗)以对比的方式描绘出了北齐君臣荒唐的欢笑和周师骤然敲响的战鼓声,一个“玉体横陈”的典故就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动荡和礼乐文化被摧残的程度。如何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这是历史交给宋明理学的时代课题!宋明理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重在重整中华文化、豁醒国民道德意识,宋明理学在宋明王朝近600年的历史中为社会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综上可知,每一个稳定的社会都有其赖以支撑的核心价值观。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凝聚成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推进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

当然,强调“一切系统的发育必然都受基因的控制”,并不意味着文化基因的传承从来都一成不变。一方面,传统价值观形成的价值信仰作为继发性遗传因素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基因;另一方面,自然法则中的优胜劣汰在文化系统中一样可以得到证明。所谓继承传统,就是要继承那些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价值、具有当代意义的文化精神。也即是说,我们不可能照搬照抄传统,而是需要处理好文化的守成与创新的关系。

2 反思文化传承: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

历史学家钱穆说得十分清楚:“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所以,文化不仅活在散佚的壁画、残损的曲谱、发黄的典籍里,它更主要的是活在13.5亿中国人的心中,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精神的家园。反观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民族在处理文化问题时,就会发现存在“矫枉过正”的倾向:比如,奉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拿来主义”文化发展观,却因过多地移植西方文化导致文化缺乏创新活力;奉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二元文化观,对文化现象的做物质与精神的阉割,从而忽视了生命有机体特质;奉行文化上的功利主义,以文化建设为手段换取经济的增长点,使文化沦为经济的附庸、“市场的奴隶”。

当今,我们已经从革命时代、政治时代、经济时代、民生时代进入到了文化的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某种程度上体现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并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任务,因为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文化的根本”“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先进文化的精髓”,“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要之,中国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必须筑牢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并通过构建核心价值观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信仰。

3 重塑文化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选择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培育核心价值观可以充分运用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将中华文化中最优秀最有特质的部分传承下去,由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觉,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认知、认同、共识到统一行动的强大效果。

3.1 弘扬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华民族历来是以追求和谐见长的民族,和谐思想是古代文化价值取向的重要维度,也是中华文化信息库中的优秀基因。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层面看,我们要弘扬和谐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中华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遵循自然的规律。《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化观,充分体现了自然与人伦的统一;庄子有“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天道和谐的自然观;《礼记·中庸》强调“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人的和谐发展以及“中和”的德性提升到了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高度。宋代思想家张载在总结前人“天人为一”“天人相参”说的基础上,首次使用了“天人合一”四字,并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指出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个和谐的宇宙家庭,应该亲密无间,共存共荣。

和谐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体现为“以和为贵”的人际观。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卫灵公》);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并以“性善论”为基础阐述他的“人和”思想,描绘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理想中的和谐社会;老子主张通过“无为而治”的方式,达到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状态;佛教有心性和谐的思想,即便罪大恶极的人,通过修行也可以达到成佛的境地。

和谐思想在人的身体与心灵的关系上强调“神形合一”的身心观。人生在天地间,要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人格,以实现个人身心的和谐。孔子提出君子有“三戒”(《论语·季氏》)“四绝”(《论语·子罕》)“五美”《论语·尧曰》“九思”(《论语·季氏》);道家主张“和其光,同其尘”,要求人们擦去世事纷争落在自己心灵上的俗尘,以一颗淡泊明净的心灵看待外物与自己。

和谐思想在对待民族关系、国家关系上体现为追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周易·乾卦》中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孔子也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主张以交往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则提出“仁者无敌”“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提倡王道,反对霸道。

以上这些都是中华文化信息库中的优秀基因,正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积淀,才能成为我们价值观的基础,才能在构建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发挥“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作用,从而形成统一的思想战线。和谐思想是中华文化对人类的特殊贡献,在当代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当前,践行核心价值观可以充分运用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弘扬和谐文化,对内可以起到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减少摩擦、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对外可以化解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等负面影响,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树立和平、和谐、稳定的大国形象。

3.2 坚持德法相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用法律维护中华传统美德是弘扬传统文化、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保障。当前,用法律维护中华传统美德是弘扬传统文化、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保障。无须举例,我们这个时代挑战人的伦理底线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不能发挥法律的作用,道德行为就得不到保护。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法律是道德的最后防线,治理国家必须把德治与法治有效结合起来,让法律成为保护善言、善行和善政的基础。但是,坚持德法相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还需要培养公民的法治思维,实现从人治思维向法治思维的转变。

传统制度文化中的人治思维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民主制度的需要。根除传统制度文化的负面影响,就应当坚持德法相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进一步地说,就是要培养公民的法治思维,实现从人治思维向法治思维的转变,让依法治国的观念成为全体公民的内心准则。

文化基因论认为,一个社会系统的文化可以通过转录和翻译传入其他社会系统,进而影响被传入的社会系统。受西方“民主”“科学”的影响,我们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社会主义社会讲的“民主”与西方不同,核心是讲人民当家做主。但是,要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便要人民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上认可社会主义,并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政治建设中来,即要有参政议治的能力,这是核心价值观在新的制度体系下应当发挥的主要功能。联系实际来看,当前全国各地“道德讲堂”建设搞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但是如果将“道德讲堂”认作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典型显然不够。因为核心价值观要发挥的功能不仅仅是道德层面,它一定是依附于制度体系下的伦理观念。因此,让公民更深刻地理解并认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公民关注政治、理解政治、参与政治的能力是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题中之义。

3.3 传承道德理念,深化公民道德建设

传承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唤醒公民潜隐的道德自觉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准则具体概括为“八荣八耻”,十八大进一步将其凝练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当前,深化公民道德建设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孟子·告子》篇中有这样一段话:“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告子》)舜在见到善言善行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的反应呢?因为人性生来就是善的,也即是说,中国人从来都不缺乏善心,此善心“人皆有之”,人本来就有的善性可以具体表现为个体本有的四端之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授予)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由是可知,孔子以“仁”为礼乐文化注入价值的灵魂,孟子以“性善”确立中华文化的价值之源,人生而本有的善性是人之异于禽兽的大本,是个体安身立命的根本原则。

当今,深化公民道德建设,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传承中华民族的道德理念。以礼仪制度传承弘扬核心价值观的做法目前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青睐;充分挖掘地域文化的优秀资源,努力让核心价值观之树深深扎根于地域文化的沃土中亦是行之有效的途径,诸如此类,不再一一列举。总之,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规范人民离不开道德的力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现代民主政治虽然将道德与政治分离开来,但是,当今提升公民的道德素养仍刻不容缓。除却以上所述,还需要进一步凸显的是:道德观念的基础一定是制度,由于我国当前正处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一些旧的规则面临失效,一些新的规则尚未确立,人们的观念容易出现混乱或真空现象。当此之际,我们应当守住每一位个体普遍本有的“道德的心”,守住本心也就守住了道德的底线。

4 结语

关于文化的重要作用,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说过,“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但“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不仅可以筑牢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更是对优秀文化的继承与保护。文化基因代表了人类文化最深层次的普遍性,陈来先生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中强调了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的特质,即“道德比法律更重要,今生比来世更重要,社群比个人更重要,精神比物质更重要,责任比权利更重要,民生比民主更重要,秩序比自由更重要,和谐比斗争有价值。”笔者认为,他的概括准确地描绘了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代表了中华文化在传承流变中恒久不变的宝贵基因,具有最普遍的意义。缕清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既能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的价值信仰的相融相契,更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实现由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强的转变。

摘要：以文化基因论为研究视域,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以继承文化传统、反思文化传承、重塑文化自信为研究思路,认识和把握传统文化的最本质特征,提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大路径:弘扬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德法相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传承道德理念,深化公民道德建设。

关键词：文化基因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根基,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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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基因论 篇6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竞争环境,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精神, 大力实施以质取胜战略, 引导和推动企业加强质量文化建设, 追求卓越质量经营, 增强综合竞争实力, 中国质量协会在政府经济质量主管部门支持下, 将在今年9月全国质量月期间举办主题为“质量文化——企业永续发展的基因”的第二届全国质量文化建设论坛。会议将全面总结并宣传介绍我国企事业单位近年来进行质量文化建设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取得的成功经验, 继续表彰“全国质量文化建设示范单位”, 进一步倡导全社会重视质量文化建设, 通过抓质量文化建设, 将“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理念转化为企业领导和员工的质量意识及行为准则, 从而提高组织的质量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