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研究述评

企业文化研究述评（精选12篇）

企业文化研究述评 篇1

企业文化的概念从产生、发展到现在已有20多年研究历史,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企业文化的概念,文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文化的测度体系等进行了研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而且,不同派别的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测量工具对企业文化进行测量与评价,获得了一些定性和定量的数据结果。然而,对企业文化的评价并非动态的,随着社会变化与企业文化的发展,还需进一步探索企业文化整合研究。

一、企业文化的涵义

目前企业文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对企业文化大致有两种定义:第一种是狭义的定义,认为企业文化包括企业的思想、意识、习惯及感情领域。第二种是广义的定义,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建设和发展中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包含三个层次:物质文化(表层)、制度文化(中层)、精神文化(深层)。物质文化,往往是以实物形式体现,如企业产品、企业环境、企业面貌、企业广告、产品包装等。制度文化,是为实现企业目标而给企业员工的行为规定一定的方向和方式,如企业领导体制、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等。精神文化则处于整个企业文化系统的核心地位,它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受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影响,经历长期实践形成的一种精神成果和文化理念,它包括企业价值观、企业经营理念、企业社会责任等意识形态的总和。

综合上述对企业文化的定义,笔者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那种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本企业所特有的精神风貌和信念,以及一系列保证这种精神风貌和信念得以持久存在的制度和措施。换句话说,企业文化的内涵具体包括如下因素:价值观、行为准则、经营理念、企业核心精神等构成了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而制度和规范则构成了企业文化的表层现象和物化形式。

二、企业文化的研究方向与流派

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两种方法流派:一派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沙因教授为代表的“定性化研究流派”,他们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深层结构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但在考察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时,难以比较企业文化与企业行为的效益关系,因而受到批评。另一流派是以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奎恩教授为代表的定量化研究流派,他们认为企业文化可以通过一定的特征和不同的维度进行研究,并提出组织文化模型测量、评估和诊断的学说,后被学术界称为“现象学流派”。但是,这种被归结为现象学的方法同样遭到人们的批评,认为该方法只是着眼于组织文化之表,而不能深入到组织文化的深层意义和结构中。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企业文化的普及,企业组织逐步意识到规范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开始考虑以企业文化为基础来塑造企业形象。90年代初产生了实证流派:本杰明.斯耐得在他的《组织气氛与文化》中创立了“企业文化与管理过程、员工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和企业效益关系的模型”。霍夫斯坦特(1997)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的方法增加了几个附加维度,构成了“企业文化研究量化表”。沙因(1997)在《企业文化与领导》第二版中增加了在组织发展中各个阶段如何培育塑造企业文化,如何运用文化规则领导企业达成组织目标、完成组织使命等内容,并用案例法说明企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组织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特雷斯·迪尔和艾兰·肯尼迪(1999)也用案例法说明企业文化在增强企业竞争力和满足员工需求之间的平衡途径。

这一时期,企业文化研究在80年代理论探讨的基础上,由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和量化研究方面迅猛发展,并出现了四个研究方向:

1. 企业文化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如:企业文化与组织气氛(Schneider,1990)、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Authur K.O.yeung,1991)、企业文化与企业环境(Myles A.Hassel1,1998)、企业文化与企业创新(Oden Birgitta,1997)等;

2. 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应用研究,如: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John Kotter&James Heskitt,1 992)和企业文化与组织效益(Daniel Denison,1997)等;

3. 关于企业文化测量的研究,如:1991年的英国JAI出版公司的《组织变革与发展》,1997年的Pierre Dubois&Associates Inc.出版的一套组织文化测量和优化量表等;

4. 关于企业文化诊断和评估的研究,如:诊断企业文化——量表和训练者手册(Roger Harrison&Herb Stokes,1992),诊断和改变企业文化:基于竞争价值理论模型(Kim S.Cameron&Robert E.Quinn,1998)等。

企业文化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成为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和工业组织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80年代和90年代因此也被称为管理的企业文化时代。到目前为止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已经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企业并购发展提供参照模型与框架。

三、企业文化整合研究

近年国内外关于企业文化研究逐渐转向企业并购文化整合的风险研究,主要分为以下方面:

1. 关于企业并购中文化风险体系构成因素的研究。

大卫和辛一格(1994)认为企业并购中的文化风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目标企业文化对立和距离的测定;另一类是阻碍两种文化有效融合的能力。指出在评价一项并购的适应性时,除了战略问题以外,并购企业必须考虑文化风险。候学明(1999)提出根据企业文化构成的四个层次,将企业并购的文化风险进行划分为价值观、经营管理观念和经营管理作风、经营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程序、书面和非书面工作标准和工作程序等四种文化风险。谭静(1999)使用文化差异性和文化容忍度为横、纵纬度,将企业并购的文化风险分为相容型、模糊型、摩擦型和冲突型四种类型,并构造了文化风险类型矩阵。吴显英、姜炳麟(2003)对文化风险的多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认为沟通风险、种族优越风险、管理风险、商务惯例与禁忌风险是文化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2. 关于企业并购中文化风险量化的初步研究。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赵曙明、杨忠(1999)和王基建(2002)认为文化风险有别于其它类型的风险,主要存在于意识之中,对其量化主要以主观评价为基础,可以通过德尔菲法、幕景分析法对文化风险进行度量。王宝舟、俞自由(2003)提出借助概率树、直方图等形式评估并购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与相容性,力求得出更为明确和直观的结果。

3. 对企业并购文化冲突风险的研究。

徐彬(2000)在《企业并购后的整合与协同》一文中认为,文化冲突是企业冲突的集中体现:在对企业文化冲突管理的基础上进行的企业文化整合就是企业生态系统的再造;企业生态系统包括企业最高价值观、战略、结构、组织、制度、技能、人员和作风,其中战略、结构、制度、作风事关全局。陈浩、王永(2002)在《并购企业的文化冲突与文化整合》一文中提出并购是企业实施战略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并购企业将面临着双方文化冲突问题,企业文化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企业文化差异。企业在进行并购时,要把消除文化冲突,实现文化相融视为高级整合目标,并渗透到其他整合业务中去。廖冰(2004)在《并购企业的文化冲突与整合管理》一文中指出不同文化的企业在实施并购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文化排斥与文化冲突现象,具体表现在企业精神文化冲突、制度文化冲突以及物质文化冲突三方面,并指出要成功克服并购中的文化冲突,关键在于并购企业对这种冲突的事前考虑与事后反应。

四、企业文化的评价维度与方法研究

就企业文化的评价维度与方法来看,目前国内外关于企业文化测量的工具与方法呈多元化的格局,引人关注的测量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O'Reilly,Chatman,和Caldwell (1991)等构建的组织文化剖面图。该图非常详尽,最初的OCP包含54个价值陈述语句,以及创新性、关注细节、结果导向、侵略性、支持性、强调报酬、团队导向和决策等八个维度。OCP采用Q分类自比式计分方法,是少数提供了关于可靠性和有效性细节的测量工具之一。

第二是Hofstede构建的测量表。他认为,组织文化由价值观和实践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价值观是核心,而实践由表及里地又可以分为象征和仪式等。其中,价值观部分由三个独立维度组成,包括对安全的需要、以工作为中心和对权威的需要,而实践部分则由六个独立的成对维度组成,包括过程导向一结果导向、员工导向一工作导向、本地化一专业化、开放一封闭、控制松散一控制严格、规范化一实用化。通过实证分析,Hofstede强调了在实际应中,组织文化实践的部分六维度度量模型的重要性。

第三是Quinn和Cameron构建的组织文化评价量表。OCAI基于竞争价值框架。Quinn和Cameron等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和实证研究提炼出六个判据来评价组织文化,即主导特征、领导风格、员工管理、组织凝聚力、战略重点和成功准则。OCAI每个判据下有四个陈述句,分别对应着四种类型的组织文化:宗族型、活力型、层级型和市场型。

第四是Denison等构建的组织文化问卷。Denison等构建了一个能够描述有效组织的文化特质模型,该模型认为有四种文化特质与组织有效性有显著相关,即适应性、使命,一致性和投入。其中每种文化特质对应着三个子维度,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组织文化问卷量表,包括60个测量项目。

五、结语

随着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深入,对企业文化的测评研究以及文化整合研究越来越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目前企业文化测量标准与工具也层出不穷,而且国内外有许多学者还深入实证研究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文化冲突的风险建模等,对跨文化企业文化整合有许多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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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ameron,K.S,& Quinn,R.E.(1999).Diagnosing and chang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M].Reading:Addison-Wesley.161～234

[8]Denison,D.R.Corporate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M]. New York:Wiley.1990.380～421

企业文化研究述评 篇2

本科学年论文文献述评报告

院（系）专

业 年

级 姓

名 指导教师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09级 张琼月 学 号 09102336 阴丽美

职 称 副教授

《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研究》文献述评报告

应收账款是企业的一项重要流动资产，是指企业销售商品、产品、提供劳务等应向购货单位或者接受劳务单位收取的款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的不断加剧，赊销已成为企业增加生产、扩大市场占有率的一种有效交易形式，再加上商业信用体系的推行，企业的应收账款数额明显增多，对应收账款的管理也成为企业经营活动中日益重要的问题。在国外，他们把企业信用管理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而我国的社会信用基础还比较弱。因此，企业要加强资金管理，正确衡量信用，搞好应收账款回收。本文在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的管理方面对以前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并结合我国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现状阐明了我自己的想法。

一．国内外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现状

（一）国外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现状

在西方，企业信用管理（应收账款管理）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它作为一门研究学科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国外，西方国家比较流行的应收账款管理方法是应收账款有价证券化和保理业务。从整体上看，西方国家的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系统要较我国好一些，但是依旧还是有着与我国相同的问题存在。

（二）国内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意识比较淡薄，管理方式比较简单并且不到位，对客户了解过于笼统，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仍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信用管理机制。同时，我国的社会信用基础还比较薄弱，社会信用体系还不完备，信用管理体系尚在探索和建立之中，有关政策法规尚未出台。所以，我国还很难直接按抄旧搬西方国家的应收账款的管理模式。我国中小企业只能根据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及结合应收账款系统化的管理知识来制定适合自己的应收账款管理模式。随着我国信用知识的普及和信用体系的逐渐完善，我国中小企业可以借鉴西方的应收账款的管理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国情来寻找适合中小企业自身的应收账款管理模式。二．国内外学者对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相关课题的研究

（一）国外学者对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相关课题的研究 1.影响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水平的原因

James c.Van.Horne(2003)教授认为整体经济环境和公司的信贷政策是影响公司应收账款管理水平的主要原因。整体经济环境是不可控制的因素，而信贷政策的变量包括交易账户的质量、贷款期限的长短、现金折扣、季节性延迟付款、收账程序等。企业通过改变这些变量必然导致额外销售产生的利润和应收账款增加产生的机会成本。管理应收账款实际上转化为了对额外销售产生的边际利润和应收账款增加投资所要求的收益进行评估，只有两者相等时，应收账款所产生的收益才是最大化。

2.影响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增加的原因

BenJ.Sopranzetti(1998)教授则从企业的投融资的角度探讨了应收账款保理的问题。由于企业应收账款的存在，减少了企业在一定时期的现金流量，而应收账款是具有一定信用的资产，那么可以通过信用评估，与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签订协议，把应收账款作为金融产品进行交易，从而达到投资融资的经济活动的目的。Zweig(2004)认为资产证券化为原始权益人提供了一种降低风险、多样化资产组合的手段，增加了一种融资工具。Schwarcz(2004)指出，资产证券化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吸引力是因为证券化引致的交易成本节省远远高于其它融资工具。他还认为发起人证券化资产的投资报酬率小于其它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因而资产证券化也是一种有成本效率的融资工具。

（二）国内学者对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相关课题的研究 1.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增加的原因

林伟文（2012）认为企业的管理方式与运营手段出现了问题，经济方面和监督管理不完善导致了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的增加。王艳华（2011）认为市场竞争激烈，企业产品竞争力不足，为了扩大销售，增加市场占有份额，壮大自己，产品成交的时间与收到货款的时间不一致导致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增加。王晓东（2011）认为是商业竞争的需求，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很多企业故意拖欠账款，社会普遍缺乏诚信；企业管理者偏重考核销售指标；故意夸大企业经营成果；应收账款的监督体系不完善；对于应收账款管理无论是经验还是理论都十分缺乏，没有建立相应的管理办法，缺少必要的内部控制是增加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的原因。陈小霞，苗春燕（2010）认为盲目赊销是造成高额应收账款的主要原因，企业内部控制不严格,对日常应收账款的管理不严密,没有及时对往来客户的资信情况进行分析,没有及时与往来客户进行清理、对账和催收。这些都是造成企业应收账款居高不下难以收回的重要原因。杨秀玉（2010）认为企业缺乏风险意识，系统内相互拖欠，管理无章，放任自流，内部激励机制不健全，对账不及时，对应收账款管理责任部门不清是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增加的愿意。于绍华（2007）认为激烈的市场竞争，销售和收款的时间差距，中小企业社会服务体系尚不完善，企业防范意识淡薄，企业内控措施不到位是导致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增加的原因。2.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们找到了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增加的原因，并做了一定的管理系统。但是我们的系统依旧存在很多问题。胡倪华（2012）认为过于追求销售业绩,盲目扩大赊销规模，没有落实应收帐款管理的责任部门，中小企业信用风险意识淡薄,企业法律意识淡薄,催款不力。张士燕（2011）认为应收账款的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应收账款管理机制的落实不到位。刘明秀，葛轶敏（2010）认为应收账款管理缺乏风险意识，应收账责任划分不明确，人员设置有限，没有制定相应应收账款制度。赵建方（2010）认为缺乏客户资信评估，难以识别信用风险，企业应收账款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日常管理不规范。黄欣，易小红，习林（2009）认为相关的基础工作不健全，内部考核制度不合理，约束机制不健全，内部财务控制不严，管理无章，放任自流。欧懿，苏文松（2008）认为一人独权现象严重,管理观念落后，.缺乏科学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及反馈机制,账龄老化现象严重，产品缺乏足够的竞争优势。刘录敬，陈晓明（2007）认为缺乏风险意识，忽视对客户的信用调查和管理，对应收账款缺乏必要的财务分析，应收账款的内部控制不完善。

3.中小企业加强应收账款管理的措施

针对学者发现的问题，学者们也提出了相应的加强应收账款管理的措施。胡倪华（2012）提出提高企业高层领导的风险意识,改进考核机制，建立信用管理制度,提高信用管理水平，科学地制定企业经营策略,提高企业产品本身的竞争力。李艳玲（2011）提出建立正确的赢利观念，强化中小企业的内部控制，准确使用法律武器，减少损失，加强应收账款的事后管理，建立理性的应收账款处理制度，邵鹏婓（2010）加强信用风险管理，建立应收账款赊销额度控制，建立应收账款账龄分析制度和应收账款催收制度，建立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制度,防范财务风险。杜巨玲（2009）提出完善企业内部控制与会计核算方法，加强企业信用政策管理，加强应收账款监督。唐小冲（2008）提出企业对赊销进行源头控制，企业对已形成的应收账款进行监控管理。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及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外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增加的原因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一从企业方面。企业为了扩大在市场的占有份额，盲目的赊销，应收账款管理体制不健全，日常管理不严密，不及时进行客户清理，对账和催账，导致应收帐款收回率低，对客户的信用度不明确，产品成交的时间与收到货款的时间不一致，企业没有落实应收帐款管理的责任部门，并缺乏风险意识，缺少必要的内部控制，企业管理者偏重考核销售指标，故意夸大企业经营成果，应收账款的监督体系不完善等。二从社会方面。市场的竞争激烈，社会信用体系制度建立不完善，很多的企业故意拖欠账款，社会普遍缺乏诚信，中小企业社会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等。尽管我们在以上原因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管理和改变，但是应收账款依旧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如：中小企业信用风险意识淡薄,企业法律意识淡薄，应收账责任划分不明确，人员设置有限，没有制定相应应收账款制度，一人独权现象严重,管理观念落后，产品竞争力弱，账龄长等问题。所以学者提出了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而我也有些想法：

一、设立专门的应收账款管理机构。

二、在限定的情况下，缩短账龄，加大催款力度。

三、加强对客户的信用度的管理和客户清理，及时了解客户的经营情况。

四、加强应收账款的事前、事中、事后的管理。

由于应收账款的增加，企业面临的风险也随之加大，所以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是现在中小企业很重要的事项之一。本人的知识能力有限，所以本述评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林伟文.浅谈加强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相关措施.时 代 金 融.2012年第1期下旬刊（总第469期）Times FinanceNO.1，2012（CumulativetyNO.469）【2】胡倪华。浅谈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现状及对策。财会研究 MODERN BUSINESS 现代商业

【3】王艳华.论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现状及管理.现代商贸工业(Ｍｏｄｅｒ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１年第１８期 【4】张士燕。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现代经济信息 收稿日期：2011-05-02 【5】李艳玲。浅谈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监督与管理 2011 年

【6】王晓东。我国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之我见。金 融 会 计 2011.01双月刊 【7】邵鹏婓 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的管理.◆经营管理 【8】陈小霞 苗春燕。浅议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问题。第3期2010年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Youth VocationalCollegeNO.32010））【9】杨秀玉。新经济形势下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之我见。财务通讯·综合 2010 年第 5 期（中）财务与管理FINANCE AND MANAGEMENT 【10】刘明秀，葛轶敏。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管理信息化China Management Informationization2010年12月第 13 卷第 23 期Dec.，2010Vol．13，No．23 【11】赵建方。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集体经济 财务管理 2010.12（下）

【12】黄欣 易小红习林.在内控视角下谈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对策.2009财会管理

【13】杜巨玲。浅析完善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对策。科技经济市场 经营管理

【14】唐小冲。中小型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现状分析及对策。技术与市场2008 / 4。金融管理

【15】欧 懿 苏文松。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若干问题浅谈。商情教育经济研究 会计与统计

【16】于绍华。浅谈我国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的管理。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SCI-TECH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 ECONOMY）2007 年 第 17 卷 第 4 期

【17】刘录敬 陈晓明。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管理 【18】Robert

Cole.Lon

Mahler.conusumer

and

Business

企业文化研究述评 篇3

关键词：企业成长理论；吉布莱特定律；企业成长

一、 引言

企业成长理论的思想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对大规模生产规律的研究。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31年法国经济学家Robert Gibrat，首次将企业成长作为研究主题，开创性地剖析了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的关系，认为企业规模与企业的成长率相互独立，形成了吉布莱特定律。

国外学者对于企业成长的研究，分成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基于吉布莱特定律的研究，开展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的相关性检验；第二层次，学术界在企业成长理论日益丰富，市场及产业结构不断变迁的背景下，尝试从行业、地域等多个视角，深入研究吉布莱特定律，研究内容逐渐从理论层面向实证研究进行延伸，从而推动了吉布赖特定律的有效性与适用性检验，完善并促进了企业成长理论的发展。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少，傅红岩等人通过归纳1997年之前相关的文献，从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的关系视角出发，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企业成长拥有规模扩张的“量成长”和生存壮大的“质成长”，但对吉布莱特定律实证研究方面缺乏深入剖析。

经过国内外学者的潜心研究，吉布莱特定律的理论内涵和应用外延都得到了进一步拓展。然而，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变，新兴行业的涌现，企业的新特征不断呈现，影响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如技术采纳、模式创新、社会网络、创业者特质、知识扩散、融资方式等日益增多；传统的吉布莱特定律在解释企业成长机理方面面临着新挑战。本文旨在通过梳理近几十年企业成长理论中吉布莱特定律的研究脉络，分析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等关键因素之间的关系，探讨结论纷争的原因；在回顾的基础之上，为探析新兴行业中企业成长规律提供理论指导，为各行业中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指出可行路径。

二、 企业成长理论中吉布莱特定律的文献回顾

本文通过梳理国外企业成长理论中吉布莱特定律的相关研究（如图1所示），发现企业成长理论中吉布莱特定律研究脉络集中在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的关系（20世纪50～60年代）；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的关系（20世纪70～80年代）；企业成长与创新等关键因素的关系（20世纪90年至今）三个方面。

1. 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研究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的文献较多，主要分为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企业成长率与企业规模两个层面。企业成长与企业成长率有着不同的涵义，前者表示企业的成长状态，后者表示企业成长的能力。本文分成两个阶段进行深入剖析。

（1）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的相关研究。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的研究主要分为验证定律研究（分别验证大、小企业是否适合定律）、单一关系研究（注重分析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Mansifield选取美国1916年～1957年钢铁、石油、橡胶轮胎三个不同行业，用销售额代替钢铁行业与石油行业的规模取值，橡胶轮胎行业以员工人数为规模取值，分成大企业和小企业验证定律，发现吉布莱特定律在大企业中成立，但小企业拒绝，小企业有较高的死亡率和较高的幸存率，小企业成长比大企业快，这一观点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在此研究基础上，Ruf'n选取西班牙1997年～2000年1 131家旅游企业，用销售额表示规模取值，探讨了小企业比大企业成长快的原因，认为企业具有成长效应的阈值，企业规模处于阈值之下，小企业成长比大企业快，吉布莱特定律失效，反之，存活的小企业变成大企业，定律成立。Singh等以英国1948年～1960年2 000家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总资产描述规模取值，重点研究了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呈正相关。然而，kumar通过分析英国1960年～1976年2 000家批发、零售业企业，用员工人数表示规模取值，分析提出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呈负相关。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之间正负关系的讨论，仍然存在分歧。

（2）企业成长率与企业规模的相关研究。多数学者在研究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时，注重探析企业成长率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Ganugi等选择意大利1997年～1999年11 276家机械业企业，用总资产代替规模取值验证定律，发现企业成长率与企业规模呈负相关。Cefis等人选取法国、德国、美国等7个国家，1987年～1998年210家制药行业的企业，用销售额表示规模取值验证定律，提出了与Ganugi相同的观点。但Dunne等学者通过对美国1967年～1977年20多万家制造企业的调研，以员工人数衡量规模取值，进一步检验了定律，认为吉布莱特定律在大企业中成立，但对小企业失效，小企业有较高的死亡率和较高的幸存率，小企业成长比大企业快。该观点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在此基础上，Evans通过分析美国1976年～1980年100家制造企业，用员工人数代替规模取值，发现大企业成长率较低，但企业幸存的概率较高。

2. 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企业年龄。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出现，经济学家们逐渐对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兴趣。早期Mansifield仅提出企业成长与企业年龄有关的结论。80年代之后，多数学者对企业成长与企业年龄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Evans通过选取美国1976年～1982年2 000家制造业企业，以员工人数描述规模取值，发现企业成长与企业年龄呈负相关。Contini等划分了企业的年龄，分别对年轻企业和老企业开展研究，选取意大利1977年～1986年制造业企业，仍用员工人数表示规模取值，认为年轻企业比老企业成长快，此观点得到了学者的支持。

3. 企业成长与创新等关键因素。随着企业管理理论的不断丰富，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企业成长与创新、战略、企业者特质等关键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提出了企业的创新有助于企业成长的观点，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本世纪以来，学术界才开始展开了相关的探讨。Hamilton选择加拿大1994年～1999年二千多家贸易行业和高技术行业的企业，以销售额衡量大、小企业的规模取值，从小企业和大企业、年轻企业和老企业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发现小企业比大企业、年轻企业比老企业成长快，并更容易创新。Calvo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企业成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选取西班牙1990年～2000年1 272家制造业企业，用员工人数代替规模取值，认为企业成长与创新呈正相关。然而，Leitner等通过抽取澳大利亚1992年～2002年7个制造行业的中小企业，探析企业成长与企业战略之间的关系，用员工人数表示规模取值，提出企业成长与企业战略呈正相关。Reid等以中国广东省2004年与2006年多种行业的私营企业为实证对象，剖析了小企业的成长与地域选择、顾客意向两个关键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小企业的成长与地域选择、顾客意向均呈正相关。

三、 企业成长理论中吉布莱特定律的文献点评

1931年企业成长理论中吉布莱特定律诞生之后，为了检验定律的有效性与适用性，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究，实证研究样本逐年贯穿于不同的国家、行业和时期，研究所得的结论可谓见仁见智，存在较大争议。本文针对企业成长理论中吉布莱特定律的相关文献，分析研究观点的共性与异性，做出如下点评：

1. 行业类型。早期研究涉及的行业较多，主要集中在制造、批发与零售、钢铁、石油、橡胶轮胎五个行业，其中，制造业样本居多。随着经济的转型，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学者尝试在其它行业开展吉布莱特定律研究，此时，批发、零售、通信、运输等服务行业成为实证研究的主要对象。如表1所示，研究企业成长的行业类型共有9种，制造业和服务业各有5种和4种，服务业占44%，而研究企业成长率的行业类型共有6种，制造业和服务业各有2种和4种，服务业占67%。学者研究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年龄之间的关系，仍选择制造业进行分析。但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新兴行业中企业成长机理，例如软件企业。总之，市场结构改变，产业结构调整，新兴行业及企业组织不断涌现，吉布莱特定律适用性研究仍将持续。

2. 企业成长的规模取值。随着实证样本对象由制造业向服务业，乃至高科技行业转变，学者对企业成长中规模取值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如研究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时，规模取值侧重于销售额、总资产；而进行企业成长率与企业规模、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年龄以及企业成长与创新等关键因素研究时，所涉及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服务、贸易、高科技等行业，总资产对成长性的贡献度逐渐降低，规模取值则以员工人数、销售额为主。总之，随着行业类型日趋细化，企业组织形态及成长外显特征的不断变化，如何针对新行业中新兴企业成长特性，采用合适的规模取值，有效地刻画企业成长性，将是吉布莱特定律研究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3. 研究结论。企业成长理论中吉布莱特定律的研究结论主要分为吉布莱特定律实证检验、探析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年龄、创新、创业者特质等重要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吉布莱特定律在大企业与小企业的适用性检验研究，认为企业具有成长效应的阈值。在阈值之下，小企业比大企业成长快、年轻企业比老企业也成长快，小企业拒绝定律，反之，大企业接受定律。通过企业成长与重要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研究结果纷争不断，较难确定关系。总之，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早期验证定律普遍基于广义的制造行业，由此，多数研究结论支持吉布莱特定律；但随着行业类型逐渐丰富，规模取值标准不断演进，研究视角的多样性，样本选择标准的差异化，从而导致了学者研究结论的分歧，致使吉布莱特定律成立仅存于效应阈值之上的大企业。

4. 研究涉及地域。随着行业类型的拓展，规模取值标准的变迁，研究涉及地域也发生了改变。如表2所示，目前企业成长理论中吉布莱特定律研究的样本主要涉及地域分布在北美、欧洲地区。美国成为研究涉及的主流国家，除美国外，还包括西班牙、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家。然而，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新兴经济体的出现，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成长规律及机理，尝试对这些国家的样本企业进行吉布莱特定律实证检验。

四、 结论

长期以来，企业成长理论中吉布莱特定律的研究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家讨论的重要内容。作为规模各异的经济体，企业在规模上的差异使得其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内容和市场地位发生着变化。同时，经济体制变迁，产业结构调整则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类型细分层次和规模取值标准演化，致使企业成长外显特征及关键决定因素日趋多样化。为此，学者从不同行业、地域视角出发，对吉布莱特定律研究进行了详尽的探讨，获得了许多基本共识，进一步拓展了企业成长理论中吉布莱特定律的有效性和适用性。然而，在以下几个方面仍值得深入研究。

（1）现有研究旨在通过分析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年龄、创新、创业者特质等关键因素之间的关系，检验企业成长理论中吉布莱特定律，探寻企业成长的规律。然而，随着市场结构改变，产业结构演化，导致了企业自身属性亦发生变化，影响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不断扩充。因此，企业成长与新关键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有待新的实证检验。

（2）纵观企业成长理论中吉布莱特定律的研究，发现实证数据大多属于各企业阶段性的面板数据，由该面板数据所获得的回归结果，仅能解释企业单个阶段的成长性，不能完全描述企业从出生到灭亡整个成长过程。改变样本数据选取方法，开展纵向分析，对于弥补面板数据的上述缺陷将有积极作用。

（3）目前吉布莱特定律实证研究中所构建的计量模型，多数采用协整的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检验，但存在异阶单整混合型变量无法处理的局限。运用边限协整的方法，有助于解决协整检验可能遇到的预检验等问题，提高吉布莱特定律实证结论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将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4）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产业结构的变迁，涌现了一大批互联网企业。面对互联网企业成长呈现的新特征，传统企业成长理论中吉布莱特定律解释其成长规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何科学、系统地研究互联网企业成长的关键决定因素，进一步检验并拓展吉布莱特定律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将成为企业成长理论研究的新热点。

参考文献：

1. 彭罗斯.企业成长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 Sutton J.， Gibrat's Legac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35（1）：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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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ingh A. and G. Whittington， The Size and Growth of Firm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5，42（1）：15-26.

5. Kumar M. S.， Growth， Acquisition Activity and Firm Size：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1985，33（3）：327-338.

6. Hamilton O.， The growth patterns of Can- adian high-tech fir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2，24（4）：458-472.

7. 傅红岩，孙国浩.企业规模与成长关系的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9，（1）.

8. Reid G. C. and Z. B. Xu， Generalising Gibrat： using Chinese evidence founded on fieldwork.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online first， 2011.

9. Audretsch D. B. and J. A. Elston， R&D Intens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 Size and Growth in Germany. Entrepreneurship， Growth， and Innovation，2006，（12）：135-14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号：11YJC630288），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号：11JGB092），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项目号：2011062），北京市教委重点学科共建项目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何毅，中央财经大学信息学院博士生。

企业集群创新研究述评 篇4

一、西方国家对企业集群创新的研究

创新理论的创始人熊彼特发现并提出了集群创新现象, 熊彼特认为:创新并不是孤立的, 它们总是趋于集群, 成簇地发生, 成功的创新首先是一些企业, 接着是更多灵敏的企业会步其后尘;创新也不是随机的均匀分布的, 它总是集中于某些部门及其邻近部门。后来的学者对集群的创新现象也做了深入地研究。见表。

随着企业集群理论的研究的不断深入,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 更多的学者关注集群创新现象, 目前, 对企业集群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集群创新动力机制、企业集群创新扩散与溢出机制、企业集群创新绩效、企业集群创新复杂性等四个方面。

1. 企业集群创新动力机制

关于企业集群创新动力机制的研究, 学者们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其一, 是对企业集群创新的生成动力的辨识。Allen Young、Hoover、Krugman分别从“规模报酬理论”角度、“‘集聚体’的规模效益”角度和“规模递增收益”角度, 探讨了不同的企业集群创新生成动力。Brown把这些生成动力归结为自发作用的市场力量。关于生成动力研究, 其最突出的转变就是从对生成动力的辨识、属性和作用的分析发展到其动力生长、动力之间关系和作用机制的分析。其二, 是对企业集群创新的发展动力辨识。Saxenian认为良好的社会交往氛围能促进新知识的产生与传播。Enright认为知识外溢和熟练劳动力市场推动了企业集群创新的发展。Walz认为地方化的知识创造所推动的创新是集群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 许多的学者也对企业集群创新的发展动力进行了分类。例如, Best就认为企业集群创新的发展动力可以分为四种, 依次是集中专业化、知识外溢、技术多样化和水平整合及再整合。总的来看, 上述学者的观点都是基于新古典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补充和延伸。其三, 是通过生物学的角度来描述企业集群创新的动力机制, 这也是企业集群创新理论又一新的发展。Tichy借用佛农的生命周期理论, 从时间维度分析了企业集群创新的演进。Ahokangas和Herd认为企业群体是具有优胜劣汰、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规律, 具有自组织、自适应和协同进化的内在动力机制。

2. 企业集群创新扩散与溢出机制

在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中, 他就提到过集群中的知识溢出与扩散创新机制, 及其对区域竞争优势的作用。但由于受各种限制, 他并没有将他协同创新环境这一思路作更深入地研究。近10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集群中知识的外溢及扩散, 根据学者们对“知识”概念的不同理解, 可以将学者们的研究至少分为三个不同的视角。其一, 是基于溢出与集体学习的视角。以意大利的Becattini、Deiottanti、Bellandi等学者为主要代表的新马歇尔主义学派认为, 通过溢出与劳动力转移, 知识以空气中自由扩散的方式在集群内产生扩散创新能力。Asheim和Maskell等经济地理学家则更关注地理与区位维度。在这个视角上的研究并没有解释整个知识的扩散和溢出过程, 对知识溢出机制以及知识溢出区域的实现机制都没有作更深入地研究。其二, 是基于熊彼特主义I的视角。学者们认识到了隐性知识与编码化知识之间的区别, 视企业为技术能力积累的主体, 并且认为新知识的生成过程是互补性知识组合的结果, 是地方化隐性知识和外部编码化知识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它强调了地方系统与全球知识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其三, 是基于新熊彼特主义II的视角。Cowun、David、Foray等学者认为, 每个企业都需要使用地方化隐性知识来吸收外部编码化知识, 然而, 这两种知识之间的界限将随着产业的不同以及编码化的激励水平的不同而变化。

3. 企业集群创新绩效

关于企业集群创新绩效方面的研究, 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其一, 企业集群创新绩效来自于集群成员之间的知识外溢作用。其二, 企业集群创新绩效与集群的集体学习关系密切。其三, 企业集群创新绩效与拥有相当数量的创新型企业和集群内部创新相关知识的积累是紧密联系的。其四, 企业集群创新绩效受集群的外部环境影响。这里的外部环境包括集群的创新文化、群内企业的创新能力、集群创新组织和创新模式、集群外部的客户、供应商等。其五, 企业集群创新绩效受许多因素影响, 集群并不是企业创新的充分条件。其六, 企业集群创新绩效是由于集群内企业的相互信任, 使得知识和信息的能够在企业间自由传播, 所带来的技术创新的优势。

4. 企业集群创新复杂性

复杂性科学兴起于20世纪20~60年代, 但明确提出“复杂性科学”的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近十几年来, 国外的一些学者尝试运用复杂性理论研究企业集群创新。例如, Daneke研究了非线性经济和美国创新的进化过程, 他利用非线性理论和自组织理论完善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认为集群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中心, 将对其他的社会要素产生重要的影响。Rycoft和Kash从技术、生产和组织三个方面分析了集群创新向复杂性的转变, 认为在复杂环境中集群创新的成功依赖于对组织网络的适应。总的来说, 关于复杂性理论在企业集群创新方面的应用还只是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

二、国内学者对企业集群创新的研究

国内学者开始对企业集群创新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年, 国内学者通过借鉴国外的理论, 密切联系国内集群发展的现状, 进行了多角度、内容广泛的研究。魏守华在企业集群创新的动力机制方面, 王缉慈在企业集群创新绩效方面, 仇保兴在企业集群内部创新的扩散方面等, 都做了深入地研究。也有学者结合不同的学科方法来研究企业集群创新。黄鲁成、刘友金将生态学理论与区域创新理论相结合;陈雪梅用生物学知识来描述企业集群创新现象的动态演化过程。也有许多学者尝试运用复杂性理论来研究企业集群创新。

三、结论

综合以上国内外学者对于企业集群创新的研究, 国内外许多学者多角度的对企业集群创新问题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企业的空间聚集所能够带来的创新优势。与国外企业集群创新的研究相比, 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对我国的企业集群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前大多关于企业集群创新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宏观的层面, 较少有从微观层面展开的研究, 对企业集群创新效应的分析, 也较少深入讨论其内部的机理。已有的相关理论研究, 偏重于把集群作为一个基本单位进行研究分析, 往往对集群有个深入详尽的分析, 但具体到集群内部的基本组成单位—集群内企业与集群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则分析较少。同样, 对于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析较多, 而对市、县的分析较少。由此可见, 关于企业集群创新的研究还有着广泛的研究空间, 有待于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3]魏守华:集群竞争力的动力机制以及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 2002, 3

[4]胡恩华:企业集群创新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5]仇保兴:小企业集群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6]孙伟黄鲁成:产业群的类型与生态学特征.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2

[7]陈雪梅:技术集成创新的动态演化.经济管理, 2003

[8]Porter M.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企业文化研究述评 篇5

科室（站所）

主要职能 依法监督检查化工、医药、机械、轻工、纺织、烟草、电力、贸易、矿山、石油、冶金、有色、建材、地质 烟花爆竹等行业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三同时”情况及安全生产条件，有关设备设施和安全管理制度建立等情况；负责劳动防护用品和安全标志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监督相关的安全评估工作。指导、协调和监督公路、水运、铁路、民航、建筑、水利、林业、旅游等行业的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协调或参与相关行业的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并监督事故查处的落实情况，指导、协调或参与相关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服务承诺

2011年**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企业监管科述职述评报告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企业安全监管科（综合安全监管科）成立于2009年11月份，是按照“撤一建一”、“并一建一”的方法，将原“综合安全监督管理科”改设为“企业安全监督管理科”，加挂“综合安全监督管理科”；撤销“矿山安全监察科”和原加挂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并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职能剥离后新成立的科室，科室现有工作人员五人。

2、抓实矿山企业安全监管

我市地处浙西山区，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石灰石、方解石、大理石储量大，年开采量超1375万吨，海螺集团、浙江红狮、浙江三狮集团在**均设有生产基地。全市现有地下矿山8家、露天矿山24家，另有杭州建铜集团有限公司尾矿库1座、采掘施工企业2家。矿山数量在杭州地区位居第二。矿山企业作为高危行业之一，一直是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今年以来，我科从深化标准化建设和隐患排查治理等方面入手，切实加强矿山企业安全监管，力争实现全年安全生产“零死亡”。我科对全市矿山企业检查覆盖率达100%，检查复查率达200%以上。已对矿山企业检查了54家次，开据检查记录47份、整改指令书6份、整改复查7份，强制措施1份，立案移交执法大队2起，在日常检查中排查出省级挂牌督办整改企业一家，已于今年4月整改完毕。

全面推进矿山安全标准化建设。矿山安全标准化是改善矿山安全生产条件、优化矿山安全生产运行机制、规范矿山职工安全生产行为，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有效抓手，是继续深化安全生产年活动的重要举措。自去年以来，我们积极开展矿山标准化建设试点工作：制定可行的试点工作方案，与各矿山签订安全生产告知书，先后举办了二期培训班，聘请省、市专家对标准化体系进行讲解，还在**海螺召开现场会对具体工作进行动员部署。由于试点工作计划周密、责任落实到位、措施有力，杭州建铜集团、浙江巨化集团等五家企业先后通过了省级（三级）标准化验收，**市安仁村石矿通过了杭州市级（四级）验收，**市大同镇黄垅石矿等三家单位通过县市级（五级）验收，在杭州地区率先完成了试点工作。今年以来，我们进一步加大矿山标准化建设力度，在全市范围深入开展矿山标准化创建工作。5月5日专题召开了全市矿山标准化建设推进会，要求所有矿山必须在5月底之前建立起标准化规范运行体系，并经安监部门确认，体系建立后须正式运行六个月后方能申请考核验收，原试点通过的安全标准化企业必须按照规范要求运行。

全力开展矿山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按照“明标准、强责任、严监管、重落实”的工作思路，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将隐患排查具体内容和工作重点进行细化、量化，并将50余种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以表格形式列明下发到各矿山企业，要求各企业对照表格，并根据隐患治理的标准和要求进行自查。此表格罗列的排查事项细致全面、一目了然，确保了企业在开展自查时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同时，督促企业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按照“人员、资金、措施、责任、时限”五落实的要求对安全隐患进行治理，并于每季度末向安监部门进行书面报告制度。我们将对隐患排查不细致、不到位的单位实行告诫，并要求企业法人责任签名，防止隐患排查形式化走过场。目前，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正全面有序开展起来。

全方位开展执法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究。将标准化建设和隐患排查治理的工作重点和内容概括为“五问五查”（一问是否开展标准化建设，查标准化体系建立和运行记录；二问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是否完善，执行是否到位，查隐患排查登记内容及领导签名，整改措施和落实情况；三问企业是否证照齐全，负责人、安全员、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查各类证件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存在无证上岗情况；四问“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是否落实，安全风险是否告知相对人，查台账记录及职工本人签名；五问现场作业是否按照安全专篇设计要求施工，地下矿山机械通风、露天矿山边坡、台级高度和宽度等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应急处置机制是否完善，查施工现场安全操作和应急措施、器材准备情况）作法，全面督促矿山企业加强安全管理，使安监人员一线监督重点突出，监管内容全面，可操作性强。对发现的非法违法违规行为，将及时下达整改指令书，督促企业整改。对整改指令书规定期限内没有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坚决予以处罚，处罚的同时仍督促企业整改，直至企业对整改意见全部得到有效执行，以杜绝管理上的漏洞和随意性。

我们与企业将克服“猫捉老鼠”的游戏，以“组团式协作”活动开展为契机，与企业建立起政企联动、资源共享、取长补短、协作共赢”的良好工作机制，促进安全生产行政监管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双提升”，三、抓牢综合监管工作

企业文化研究述评 篇6

摘 要：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对近10年来国内学者关于企业技术创新障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障碍的研究背景、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加深关于企业创新障碍对创新活动影响程度的研究，可探索性地研究创新障碍与创新产出间的关系等。以期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企业；创新障碍；文献研究；比较分析

一、研究背景

目前，国内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范围主要在技术创新内涵的研究、创新影响因素研究、新产品战略与创新能力评价理论研究、产品开发绩效研究、新产品成败研究、产品设计功能成本研究这六个方面，其中在创新影响因素研究中，又集中研究技术创新的动力因素和障碍因素，仅从逻辑关系上看，前者注重正向分析，而后者则注重负向分析。

根据对CSSCI来源期刊的检索，自2004年以来，检索篇名中含有“创新动力”的期刊有115篇，而检索篇名为“创新障碍”和“企业创新障碍”的期刊，分别仅有22篇和13篇。从而可看出，相对于创新动力的研究而言，国内关于企业创新障碍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因此，摸清目前国内关于该主题的研究现状，可为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提供参考。笔者希望通过分析企业技术创新障碍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这几个方面来系统地梳理一下国内的研究现状。

二、中国企业创新障碍研究的主要内容

自2004年以来，中国企业创新障碍的研究时有增减，根据已掌握的CSSCI检索论文和相关资料，可以看出国内对这个主题的研究，大致集中于以下3个方面。

1.企业创新障碍的识别与分类

创新障碍的识别与分类是指研究者对特定区域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或利用官方调查结果，通过问卷反馈的信息，了解企业在创新全过程面临哪些障碍，并根据各障碍相关性进行分类，对各障碍的重要性或普遍性进行评价。国内许多学者根据创新障碍产生的内外部来源，把创新障碍分为内部障碍和外部障碍。如顾文娟就企业的内部障碍和政策因素，分析了制约南京市中小型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有哪些。安同良等从经济因素、企业因素和其它因素等方面研究了中国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问题，发现资金问题已不再是制约着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首要问题，缺乏创新型人才和技术创新能力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障碍。

2.企业创新障碍因素之间的关系

谢科范和陈刚等首次探索性地对企业创新障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中国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障碍指标，采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各创新障碍指标间的相关性，指出激励障碍和保健障碍这两个障碍因子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共同影响着企业的技术创新。

3.创新障碍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刘海娜和熊德勇指出技术创新的障碍因素主要有体制因素、市场信息缺乏、消費者对于创新产品缺乏需求和信任以及技术创新本身的特征这四个因素。采用文献研究方法，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主体错位、技术创新法制环境和市场信息缺乏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经过以上梳理发现，国内学者针对创新障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创新障碍的识别与分类这一方面，即大部分专家学者侧重于研究哪些障碍因素制约企业创新活动的程度更大，并对各障碍的重要性进行了排序或评价。

三、技术创新障碍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1.研究视角

近十几年来，国内学者专家在研究企业技术创新障碍的视角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根据企业的经济性质和企业规模，国内学者主要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等的创新障碍作为研究对象。如张颖和胡振华从国有大中型企业入手，陈铁军以浙江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了技术创新的障碍因素。有的学者旨在研究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的创新障碍，如刘欣英、郝戊、魏江、蔡瑞林等人。

陈劲和徐丽芬从财务分析视角对浙江省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资金不足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障碍因素。雷汉云等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将阻碍中小企业创新的障碍划分成正式障碍和非正式障碍、环境障碍和技术障碍。刘中文和姜小冉则从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角度，分析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由此可看出，国内学者专家在不断拓宽研究视角，希望从不同的角度入手，来探寻阻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因素。

2.研究方法

纵观近十年，国内学者在企业技术创新障碍方面的研究，已由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向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转变，且研究手段在不断增加。

洪林伟等从资源因素、战略战术和成长因素这三个维度，构建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障碍的三维模型，并分别从这三个维度，对妨碍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技术、人才、战略、规模等诸多潜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安同良等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江苏省制造业企业创新障碍进行了实证分析；雷汉云等运用二分类选择模型分析了各个创新障碍对中小企业影响的程度；魏江综合运用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方法，比较分析了各创新障碍因素对金融服务业、ICT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的不同影响程度。谢科范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将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因素划分为激励障碍和保健障碍。蔡瑞林首先构建了制造企业技术创新障碍因素的五维模型，然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

可以肯定的是，国内专家学者在企业技术创新障碍方面进行了诸多的努力和探索，但根据许水平对国外关于企业创新障碍相关文献的研究，可知国内针对该问题的研究是远远不足的，首先表现在相关文献的数量上，其次无论是在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手段上都与国外存在较大的差距。

四、总结

通过上述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知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在企业创新障碍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创新障碍的识别与评价方面，虽然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技术创新障碍进行了分类和评价，但是在深层次地挖掘是什么原因导致障碍因素的出现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欠缺的，而对障碍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各障碍因素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研究更是稀少，或许这些可以作为以后研究的方向。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以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主，国内许多学者也进行过大量的调查，较侧重于采用调查方法，对制约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障碍因素进行重要性评价，但是基于大样本调查的实证研究相对于国外来说还是少之又少的，更不用说是以某几个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的案例研究了，出现这种现象跟目前我国难以获取企业相关数据有很大的关系。希望政府能够在协调“产学研”机制方面起到更大的扶持作用，搭建完善的技术信息服务平台，让专家学者真实地了解到企业的状况，这也为政府能够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创新政策提供有力参考。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 许水平，尹继东.企业创新障碍国外研究文献述评[J].科技管理研究，2014（7）：144-147.

[2] 顾文娟，陆鸭凤，陈丽艳，张晓青，穆亚丽.南京中小型高企技术创新障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J].信息技术，2013（4）：135-137.

[3] 谢科范，陈刚，刘飞飞.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的障碍因素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64-66.

[4] 刘海娜，熊德勇.技术创新障碍及其提升机制的综述研究[J].企业活力，2012（5）：90-95.

企业“政治关联”研究述评 篇7

一、政治关联与政治干预

政治关联源于英文“political connection/political relationship/politically-connected”,在其它文献中也叫做“政治联系”,甚至将其译为“政府背景”(刘晓薇,2008)。所谓“政治联系”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界定,学者一般认为企业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包括企业的高管(含董事)曾经或者当时在政府(或国会)部门任职、通过选举捐款获得的关系等,但不包含因为政府持股而形成的关系。比如,Roberts(1990)提到的政治关联指与参议员Henry Jacson有利益关系;Claessens,Feijen and Laeven(2007)指企业通过选举捐款而形成的与当选者的关系;Fan,Wong,and Zhang(2007)则指总经理曾经或当时在中国中央或地方政府任职。但应该明确的是,政治关联有别于腐败,它在法律层面上是合法的,它是企业通过政治关联高管影响政府部门以获取其他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Faccio,2006)。

刘晓薇(2008)利用公开的可观察的信息给出了两种定义方法,把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曾经或当前在政府部门任职或者担任人大代表界定为高管具有政府背景。卫武(2004)认为政治关联是企业政治策略的组成部分。

政治关联不同于政治干预。政治关联是企业为寻求某种利益或出于其它目的,采用不同方式主动与政府、司法机关等政治机构建立关系。而政治干预是指政府为达到公共目的,或者官员出于私人利益,通过政治关联高管对企业进行政治干预,达到利用企业资源服务于自身利益(Shleifer and Vishny,1994,1998;Bertrand,Kramarz,Schoar,and Thesmar,2006)。

笔者认为,政治关联是企业与政治的关联性,可表现为企业高层人员(包括董事、经理等)或其近亲属与政治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影响。如企业董事当选人大代表、在政府任职,或企业顾问的父亲为企业所在地政府部门的主要领导。

二、政治关联研究的领域

近年来,围绕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财务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影响成为财务和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王庆文、吴世农,2008)。参照研究热点,笔者就试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对近年政治关联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归类整理并作相关评述,虽不一定能反映相关研究的全貌,但基本能概括近年研究的成果。

(一)政治关联与企业业绩、绩效、价值

1、政治关联与企业业绩

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具有正面影响。政治关系给企业带来外部融资上的便利、企业税赋减轻、在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更容易获取政府补贴等收益,从而提高企业业绩,这些研究主要包括:Agrawal and Knoeber(2001);Cull and Xu(2005);Dinc(2005);Khwaja and Mian(2005);Adhikari,Derashid and Zhang(2006);Charumilind,Kali和Wiwattanakantang(2006);Faccio,Masulis和Mc Connell(2006);Faccio(2007);Claessens,Feijend,and Laeven(2008)。Wong,Opper,and Hu(2004)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对中国非上市企业中的政治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大部分企业都与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联系,私营企业家的党员身份对企业的经营业绩具有正面影响。

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具有负面影响。企业在谋求建立政治关系时,预期只有当政治关系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才会寻求建立政治关系;但是,受企业治理上失败约束及管理者出于个人私利,企业即使在政治关系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小于成本时,企业也寻求建立政治关系。Shleifer和Vishny(1994)构建了一个行政官员与企业管理者之间博弈的模型,指出政治关系也可以扮演“掠夺之手”这一角色。例如,在选举年份,企业会雇用更多的员工,增加更多工作岗位,以帮助现任官员在选择中再次获胜(Bertrand,Kramarz,Schoar,and Thesmar,2006)。

政治关系与企业业绩存在何种关系?为此,王庆文,吴世农(2008)结合中国沪深两地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通过收集上市企业高管的个人履历及其行政职务,构建和编制了中国上市企业政治影响力指数。其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具有损害作用,而在民营企业中,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具有提升作用。他们还指出,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还取决于政治关系的形成途径、政府的干预动机及其干预程度。

可见,政治关联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受国家法律环境、制度完善程度、企业治理环境、企业性质的影响,所以,研究政治关联应考虑这几个方面的影响。

2、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

企业可以通过高度的政治关联进入管制行业,从管制行业的垄断中获取高额收益,进而提高企业绩效。罗党论、刘晓龙(2008)以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发现在最大化自身收益的决策前提下,政府更会允许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进入管制行业。民营企业采取政治关联确实能有效帮助其进入政府管制行业,显著提高企业业绩。另外,王海珍、刘新梅、张永胜等(2008)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分析了转型经济下,具有政府工作经验的高管团队对企业绩效与战略选择的影响。提出高管团队的政府工作经验会直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同时带来企业的政治网络活动,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

3、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

(1)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有正面影响

在以美国上市企业为样本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基本上一致认为企业政治关系能给企业带来价值提升(Roberts,1990;Jayachandran,2006;Cooper,Gulen an d Ovtchinnikov,2006;Goldman,Rocholl,and So,2006;Knight,2007)。也有一些跨国研究的学者认为政治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及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当企业高管或大股东进入政界时,企业股票有着显著为正超常收益(Faccio,2006);当与企业存在政治关联的政治人物突然死亡时,该企业股价则显著下降(Faccio and Parsley,2007)。还有学者利用亚洲金融危机这一事件进行研究,例如,马来西亚在实施资本管制前后,政治关联企业的市场价值变化(Johnsona and Mitton,2003)。Fisman(2001)表明当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身体健康恶化的流言出现在市场上时,与苏哈托家族存在密切联系的上市企业的市场价值显著下降。Claessens,Feijend和Laeven(2008)则利用巴西选举中的政治捐赠数据得出企业的政治捐赠显著影响到企业股票的市场表现,两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研究认为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有正面影响。对于民营上市企业,最终控制人为个人或家族,企业高管的聘请主要是企业行为,政府在其中的发言权较弱,从而政治关系能够带来价值创造(吴文锋、吴冲锋和刘晓薇,2008)。姜跃龙(2008)实证研究表明,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继任之后,企业价值显著高于不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所继任的企业价值,也显著高于一般未发生高管变更的企业价值。但其研究没有剔除年度之间市场价值变动的影响,并未得出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继任后企业价值逐年上升的结论。吴文锋等(2008)研究发现,高管具有政府背景整体上并没有影响企业价值,但区分不同政府背景后,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而考虑不同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后,高管的地方政府任职背景在政府干预比较厉害的地区能增加企业价值。政府干预越强烈,这种正面影响也越强烈。

(2)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有负面效应

政治关联高管的最终目标可能是自己的政治利益,从而忽略建立政治关联时的政治成本问题,使其在做决策时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同时政府也可通过控股权利或行政权力为了公众利益牺牲企业价值,向政治关联高管施加影响来对企业进行政治干预,(Shleifer and Vishny,1994,1998;Bertrand,Kramarz,Schoar,and Thesmar,2006)。

在国有股份占控制地位的上市企业中,政治关系的作用可能更多体现为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从而给企业价值带来损害(Fan,Wong and Zhang,2007)。

(3)政治关系与企业价值无关。实证研究中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关联的文献较少,Fisman,Fisman,Galef,and Khurana(2007)研究与美国副总统切尼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当影响到切尼的政治前途信息出现时,企业的股价变动。文章没有发现企业与切尼之间的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价值增加。作者将其解释为美国的完善制度,能避免企业通过与政府建立联系来进行寻租行为。

(二)政治关联与财务活动

1、政治关联与融资行为

国外相关研究者认为政治关联能为企业债务融资提供便利。具体表现为,企业更容易获取国有银行贷款(Cull and Xu,2005;Din?,2005;Khwaja and Mian,2005;Faccio,2007;Claessens,Feijend,and Laeven,2008)、更长的贷款期限(Charumilind,Kali,and Wiwattanakantang,2006)、更优惠的贷款利率及在企业陷入困境时更容易获取债务减免。Leuz Oberholzer-Gee(2006)指出,由于政治关联企业进国外上市会导致更高的机会成本,那些具有政治联的企业不愿意到国外上市、不愿到国外发行证券另外,国内研究也发现高管地方政府背景有助于高企业的贷款融资便利性(胡旭阳,2006;吴文锋、冲锋、刘晓薇2008)。

但对政治关联与股权融资方面的研究目前极少,这也许是未来该领域相关研究的方向。

2、政治关系与税收优惠

政治关系可以降低企业实际税率。政治关联的企业通过政治关系给企业带来税收减免、税收返还等等优惠,降低企业的实际税率(Adhikari,ect.,2006;Faccio,2007)。吴文锋,吴冲锋,芮萌(2008)研究发现在企业税外负担较重的省市,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所得税适用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率上都显著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而且,公司所在省市的企业税外负担越重,高管政府背景获取的税收优惠也越多。

3、政治关联与企业并购

已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可以保护企业的产权免受政府损害(如Chen et al,2005;Bai et al,2006)。潘红波、夏新平、余明桂(2008)以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事件为样本,研究地方政府干预、政治关联对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对盈利样本企业的并购绩效有负面影响,而对亏损样本企业的并购绩效有正面影响,说明出于自身的政策性负担或政治晋升目标,地方政府会损害或支持当地国有上市企业,为政府“掠夺之手理论”和“支持之手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此外,盈利样本企业的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正相关,表明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来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损害。

(三)政治关联与股东权益

政治关联会加剧控股股东掠夺。在“法与金融”理论框架下,基于我国地方政府对当地法律执行有重大影响的制度背景,潘红波、余明桂(2008)提出了政治关联的代理观点,即政治关联会加剧控股股东掠夺,并以直接IPO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对该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有正的影响,对企业掠夺性关联交易宣告期间的市场反应有负的影响,而且这些效应随着企业所在地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的降低而增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较低、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相分离的企业,控股股东建立政治关联的可能性较大。

(四)其他

企业为了获取资源、少受政治侵害、甚至为了谋取私人利益,而积极寻求建立企业政治关联。除上述研究领域外,现有的有关政治关联的研究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制度保护(Agrawal and Knoeber,2001);(2)政治关系与财务困境企业的政府救助(Faccio,Masulis and Mc Connell,2006);(3)政治关系与政府采购合同获取(Agrawal and Knoeber,2001);(4)政治关联与高壁垒行业准入(胡旭阳,史晋川,2008);等等。

三、政治关联未来研究方向

在国内,有关政治关联的研究尚需全面和深入开展。笔者基于上述国内外文献既有研究,审慎地提出作者自己未来在这领域的研究方向,供交流之用。

(一)政治关联的量化

虽然目前政治关联尚没有统一的概念,但研究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都从可量化的角度加以研究。而政治管理的量化目前主要采用哑变量,即只区分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系,而不关注政治关联强弱。实际上,企业政治关系的实质是企业的政治影响力,即企业通过政治关联高管对政府相关决策的制定施加影响或者政府通过政治关联高管对企业决策施加影响,其关键在于影响力的大小或政治关系的强弱。综观全部检索文献,目前只有王庆文、吴世农(2008)通过构建政治影响力指数从程度上对政治关联进行了量化。因此,为了政治关联深入研究,政治关联的量化尚需进一步研究。

(二)政治关联与股权融资

既有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债务性融资,但有关股权融资方面的研究尚少。政治关联是否影响企业股权融资,以及如何影响股权融资将是未来研究的课题。

(三)政治关联与税收优惠

国外研究已证明政治关系会通过税收减免、税收返还等方式降低企业的实际税率(Adhikari ect.,2006;Faccio,2007)。但在中国转轨经济时期是否存在这些情况,以及影响程度与范围尚需进一步研究。

(四)民营企业与政治关联

由于无法区分企业获得的好处到底是来自于高管的政府背景,还是来自于国有企业本身大股东的政府背景,有研究者对民营企业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较有价值的结论(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2008)。笔者认为,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对研究企业财务、金融以及制度完善都有建设意义。

(五)国有企业与政治干预

相对而言,研究民营企业政治问题更多的是政治关联问题,而研究国有企业则更多的是政治干预问题。由于国有企业本身大股东的政府背景性质,研究国有企业的政治干预问题时如何剔除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影响,也是研究中难点。

虽然笔者不能穷尽尚待研究的政治关联问题,但笔者在后续的研究中会基于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特点,考虑中国经济环境下的企业政治关联的特殊性,力求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摘要：近年来,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业绩、财务政策和资本市场影响的相关研究已成为财务和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但企业政治关联这一隐蔽且难以量化的因素如何对企业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为此,本文通过近年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对模糊的政治关联概念重新界定,梳理了三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凝练出五个后续研究方向。

企业创新管理研究述评 篇8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部创新活动不断演进的历史。创新活动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而真正系统地将创新作为理论进行研究的历史始于20世纪初期。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J·A·Schumpeter)在其《经济发展理论》的著作中提出了创新(Innovation)一词,开创了创新理论研究的先河。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虽然首先诠释了创新的概念和类型,但主要限于生产领域的研究,没有对相应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方面做出专门的界定。20世纪50年代,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将创新概念引进管理领域,他认为创新是一种态度和实践,即赋予企业资源以新的创富能力的行为。1973年,美国学者弗里曼(C·Freeman)在其《工业创新中的成功与失败研究》的文章中将技术创新的范围限定在新产品、新工艺、新系统和新设备等新技术形式以实现市场价值的首次转化,并明确了技术创新是技术、工艺和商业化的全过程。2004年,美国国家竞争力委员会在向政府提交的《创新美国》计划中提出,创新是把感悟和技术转化为能够创造新的市值、驱动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标准的新的产品、新的过程与方法和新的服务[1]。我国针对创新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最初始于20世纪70年代引进苏联和西方的研究成果。1980年4月,大连理工大学成立了由中美合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这标志着我国技术管理研究的正式开始。1989年以来,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开始陆续资助了一些列以创新为主题的研究项目,掀起了创新管理研究的高潮。如许庆瑞主持的《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演进规律与提升机制研究》、《全面创新管理(TIM)的系统建构与形成机理研究》等;傅家骥主持《中国技术创新研究》、《我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等。[2,3]

2 研究概述

本研究首先以“innovation management”为主题词,在ISI web of science中对国际上近20年的研究进行检索,结果显示:1991年至2010年共有9620篇关于创新管理的文献。除2010年外,从1991年至2009年,创新管理的研究呈逐年递增趋势(见图1左),而每年的引文数数量急剧上升,2010年超过了10000篇(见图1右)。从国际范围而言,创新管理的研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其次,本文通过CNKI数据库,以CSSCI为依据进行文献筛选,对中国内地学者创新管理领域的文献进行研究。检索结果显示,1979年至2011年,以“创新管理”为题名检索出的论文有2417篇(具体见表1)。从文献的横向以及纵向梳理,研究发现,创新管理研究涉及的学科较多,分别是管理学、经济学、情报科学和科技哲学,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创新管理知识结构体系[4]。另一方面,企业创新管理的研究视角也日益多元化。从最初单纯引进技术创新理论到中国情境下的企业实证研究,从单纯研究技术创新到涉及制度创新、创新行为、知识创新、创新系统、全面创新等主题的研究,而基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视角始终是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重点。

3 当前创新管理的研究视角

3.1 基于技术创新的研究视角

受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创新管理理论研究主要立足于研究组织如何通过R&D来推动企业创新,以实现创新绩效。技术创新领域的早期研究者迈尔斯(S.myers)和马奎斯(D.G.Marquis)在1969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成功的工业创新》中将创新定义为技术变革的集合,认为创新是从新思想和新概念开始,通过不断解决各种问题,最终使一个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新项目得到实际成功应用的复杂活动过程。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在1992年出版的《技术创新统计手册》中提出,技术创新包括新产品和新工艺,以及原有产品和工艺的显著技术变化。Savioz 和Sannemann([5])[5]认为创新是阶段性的流程活动。Andrea([6])[6]认为在复杂的创新战略中,产品的设计研发是创新的重要来源。

我国学者傅家骥(1998)在《技术创新学》将技术创新理解为通过对生产条件要素的重新组合以获得新工艺、新市场、新供应商或组建新组织,涵盖了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系列活动的运行过程。远德玉(2002,2008)[7,8]进一步说明了技术创新的过程。他认为技术创新是在技术原理的指导下将潜在的生产力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是技术的产业化、商业化以及社会化的过程。刘亦文和胡宗义(2011)[9]跳出技术创新领域,基于实证研究,从生产技术、产品设计、低价战略及组织和管理等方面,分析了福特汽车企业由于技术创新路径的依赖性而导致创新失败,认为技术创新管理的成功有赖于与发展战略的匹配。该研究结论对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动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技术创新的各种研究分析不难看出,技术创新一方面是围绕着技术创新的过程而展开;另一方面主要是基于以技术为核心的相关要素整合思路而展开。但是这种研究思路局限在牛顿范式下的机械与线性思维,过于关注单一的技术创新过程和创新的构成要素,从而忽略了对内部其他创新要素构成及相互关系的分析。

3.2 基于制度创新的研究视角

受熊彼特创新理论影响,以制度变革和组织演变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创新理论也成为创新理论的重要分支。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斯和诺斯于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和美国经济增长》著作,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构建了关于制度创新理论的框架体系[10]。

我国学者常修泽(1994)较早地在其论著《现代企业创新论:中国企业制度创新研究》提出制度创新的概念及内涵。他结合中国企业特点,认为制度创新包含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企业狭义的制度创新即组织创新,重点研究企业产权制度问题;广义的制度创新则包括狭义的制度创新以及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四个方面内容。丁栋虹(2000)[11]从企业家创新行为出发,认为产权制度的创新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体现,也是企业制度创新的核心和关键。王家斌,展恩来等(2002)[12]将制度创新与企业类型结合,强调了制度创新是创新型企业发展目标、运行机制和管理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于旭(2010)从制度创新演化机理着手,[13]通过对国有企业制度创新过程中信息选择、政企博弈、决策等方面分析,构建了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决策过程模型。苗雨君(2009)[14]丰富了制度创新的内涵,从产权制度创新、经营制度创新、管理制度创新三个方面构建了企业制度创新体系。企业制度创新体系系统地考虑了企业制度的构成要素及内在关系,是在系统创新观影响下的制度创新新内涵。段云龙(2010)[15]将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进行分析,认为两者是一种互动关系,并提出技术创新促进制度创新或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创新应是今后创新管理研究的方向。

在企业的创新体系中,技术、市场、管理和组织的创新与制度创新密切相关,企业创新只有与制度创新协调运行,才有可能促使企业整体创新绩效的实现。目前国内学者对制度创新的研究主要立足于产权制度创新、不同所有制形式下企业制度创新的构成及决策,但针对制度创新与企业战略匹配的研究还较少。

3.3 基于系统创新的研究视角

企业创新是一个开放而又复杂的动态系统,技术创新仅仅是作为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源泉之一,其作用的有效发挥离不开组织结构、发展战略、营销手段、人力资源管理等要素的支撑。20世纪80年代,随着环境的变化,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传统创新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显现。部分学者开始将创新研究的视角由单一要素过渡到企业创新系统综合要素集成上。

3.3.1 集成创新。

1985年,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其代表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指出,创新是包含技术、管理、市场、营销等多个环节在内的生产要素重组。Iansiti等([16])[16]最早提出了技术集成(Technology Integration)的概念。他认为技术集成是一种旨在使技术与环境相匹配的一系列调查、研究、评估与转化的活动。

江辉,陈劲(2000)[17]提出集成创新是技术集成、知识集成和组织集成的组合。技术集成是集成创新的核心。张华胜和薛澜(2002)[18]通过集成要素、主体、平台、结构、创新网络和创新来源等维度构建了技术集成创新模式框架,并指出集成创新的要素是由知识、技能、资源、能力和时间构成。欧光军、王治等(2004)[19]认为产品创新是企业集成创新能力的直接体现,并从产品创新的角度提出了集成管理的理论体系:即要素集成管理、过程集成管理、空间集成管理和管理集成,其中要素集成包括技术、知识和组织创新三大部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创新主体直接的协作。孔凡柱和罗瑾琏(2011)[20]从知识的角度分析了集成创新与合作创新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两种重要方式,并提出了知识螺旋契合、管理行为契合以及目标契合3种集成创新与合作创新的契合模式。

集成创新管理将创新活动看作是要素相互融合的过程,突出强调要素的均衡性和匹配性,最终构成了促使企业创新绩效持续提升的动力和源泉。

3.3.2 创新系统。

创新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系统现象,企业通常不是孤立的进行创新,而是同其它各种角色和组织持续的相互作用中进行创新的。王益谊和席酉民(2001)[21]对创新管理系统做了较为全面的解释,他认为创新管理是企业在发展目标指引下,通过对多变环境的分析与评估而利用捕捉的技术机会,对企业资源进行利用和重整的一种企业管控系统。李垣和乔伟杰(2002)[22]从价值管理的研究视角出发,指出企业创新系统是由战略创新、组织创新、文化创新、营销创新、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组成的,该系统是企业创造价值的基础和保障。卢中华和李岳云(2010)[23]从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组织制度和创新环境等四要素构建了创新系统。吴传荣、曾德明等(2010)[24]采用系统动力学观点,对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协作研发、技术标准化和知识转移的特性进行分析,认为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网络是一个整体系统。随着复杂性理论的运用,把复杂性理论引入创新管理中成为创新系统研究的新趋势。任锦鸾(2003)[25]指出创新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创新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和创新系统与环境的相互适应是导致创新系统涌现出复杂性的主要原因,在创新合作中形成的创新网络是最合理的创新组织方式。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创新管理系统观的研究建立在对企业动态环境的把握上,体现了系统全面的创新思维,摆脱了以线性与机械为基础的技术创新管理,突出了创新管理系统内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但仍局限于从企业内部研究创新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3.4 基于全面创新的研究视角

企业环境的变化将影响创新活动的成效,因此企业必须对创新流程进行管理,才能提高创新绩效[26]。在创新管理系统研究的基础上,以浙江大学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的许庆瑞教授和他的团队在2002年提出了全面创新管理这一概念。全面创新管理是创新管理的新范式,以培养核心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为导向,以价值创造(价值增加)为目标,以各种创新要素(如技术、组织、市场、战略、文化、制度等)的有机组合与全面协同创新为手段,通过有效的创新管理机制、方法和工具,力求做到“全要素创新,全时空创新,全员创新和全面协同”。[27]郑刚(2003)进一步将全面创新范式的内涵概括为“三全一协同”,即全要素创新、全员创新、全时空创新和全面协同。许庆瑞、贾福辉等(2003)[28]强调了全员创新是企业主体在战略、文化、组织和制度的实践运行。陈劲和王方瑞(2005)[29]从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过程中各相关要素的协同联系和协同功能出发,构建了技术和市场协同的创新管理框架,为全面创新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深化了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内涵,同时也催生了创新管理理念的蜕变。宋刚、唐蔷等(2008)[30]发表的《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科技创新》中指出科技创新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是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的技术创新双螺旋结构共同演进的产物,并首次提出了创新2.0这以概念。宋刚和张楠(2009)[31]认为知识社会的流体特性推动了创新民主化,催生了创新2.0。创新2.0与传统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科研人员为主体、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创新不同,它是一种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实践为舞台、以共同创新、开放创新为特点的用户参与的新时代创新模式。

全面创新管理一方面延续了系统观对创新的非线性思考,同时又确立了创新管理的立体思维。它从挖掘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出发,不仅强调了全员创新的主体作用,同时更强调了创新要素的时空组合,是新时代背景下创新管理研究发展的主流方向。

3.5 基于开放创新的研究视角

麻省理工学院亨利·切萨布鲁夫(2003)教授在其专著《开放式创新:进行技术创新并从中赢利的新规则》中通过对美国企业的实证研究,首次提出了开放式创新概念。他认为,企业不应局限在内部封闭系统之内,而应把外部创意和外部市场化渠道同内部系统相结合,进行内部和外部的资源均衡协调,寻找与利益相关者共赢甚至是多赢的商业创新模式。

杨武和申长江(2005)[32]认为在技术、产品研究的各个阶段,企业应积极寻求内外创新资源,组合成一个利用各方力量的各施所长的创新模式,实现在最少的资源投入下最大化创新产出。陈钰芬(2009)[33]从实证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分析不同产业的企业在技术创新不同阶段关键的外部创新要素,并验证各外部创新要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终构建符合中国企业现状的开放式创新动态模式。黄力韵、杜德斌等(2010)[34]通过对精益研发与开放式创新两种技术研发模式进行对比,认为开放式创新能够消除由于过度精益化对创新造成的阻碍,并指出开放式创新注意平衡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益。

受美国学者纳尔逊和温特创新进化论影响,一些学者在开放式创新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创新生态系统论。创新生态系统论认为,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国家之间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每个生态系统都是开放的并与外界相联系且自我动态适应调整的。Adner R([35])[35]认为,企业的时机选择要受到外界影响,企业创新需要同合作伙伴保持协作,才能创造出产品价值,避免创新风险。陈斯琴和顾力刚(2008)[36]在集成创新和系统创新理论基础上,提出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由技术创新主体企业、技术创新平台以及技术创新相关企业构成。李湘桔和詹勇飞(2008)[37]从“知识发酵”模型的角度分析,指出创新生态系统实际上是要求创新知识母体的知识“完备性”,不仅包括企业间的知识互补,而且也包括企业内部各部分知识的协调。

开放式创新摆脱了以往局限企业内部系统的格局,突出了更全面、更系统、更开放的创新生态观,极大地发挥企业资源的终极效率。因此,开放创新与全面创新的融合将会是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面临极限竞争与客户需求多样化环境下的必然选择。

4 研究结论及展望

创新管理是当今管理科学新兴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对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持续增长具有深远影响。本研究认为,目前研究过多考虑技术因素,忽略战略、资源、文化等非技术因素研究,只有从全面创新、战略系统、复杂动态的高度,才能提升企业创新管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以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实证指导的深入。由于本研究仅摘选管理学领域文章进行评析且较少涉及外文资料,缺乏普遍指导性;仅进行文献的定性描述,缺乏定量的评价研究,这是今后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企业伦理建设研究与实践述评 篇9

实践与应用是企业伦理学的缘起, 也是归宿

对企业伦理的关注, 缘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系列反伦理的现实问题, 因而, 对企业伦理建设的研究也不能局限于伦理与道德层面的理论探讨, 其最终归宿必然是指向企业经营管理的现实, 回归到实践与应用环节中去。

实践与应用是企业伦理学产生与发展的动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 国外许多企业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目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以一种很低的社会责任状态运行, 导致了一系列行贿受贿、垄断价格、胁迫或欺诈交易、歧视员工等丑闻,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后, 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涉及企业伦理道德问题的社会性运动, 如消费者维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及工会运动, 强烈抨击了黑心的企业主。严峻的现实告诉企业主, 忽视企业伦理和道德规范, 己经危及到企业的生存甚至企业主自身的安全。这时, 一些比较严肃的资本家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和企业的伦理道德问题, 并开始尝试把企业伦理渗透到企业经营活动中去。

同时, 缘于现实的企业伦理问题也引起了政府和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促进了对企业伦理问题的研究。1962年, 美国政府公布了一份报告——《关于企业伦理及相应行动的声明》。1963年, T.M.加瑞特 (Garrett, T.M.) 等人编写了《企业伦理案例》一书, 搜集了形形色色的企业伦理案例, 并对其进行了分析研究。1974年, 第一届企业伦理学讨论会在美国召开, 标志着企业伦理学的正式确立。

实践与应用是企业伦理建设的最终归宿

刘云柏在《企业伦理学——管理精神的价值分析》中指出:“只有实践才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企业伦理形态发展的源泉。”“实践是一种饱含主体创造及能动性的认识活动, 本质上是人类最高意境的伦理行为。”将企业伦理用于指导实践与应用, 不仅是检验企业伦理研究的重要渠道, 也是其发展的动力和归宿。

综观当前中西方企业伦理研究的现状, 其关注的主要问题也都与实践和应用紧密相关, 如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伦理与企业绩效、企业行为的伦理分析工具、企业伦理文化建设、跨国公司与企业伦理、信息技术的伦理问题等, 其实用价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面对我国国情实际, 通过实践对当前企业伦理的相关体系、价值观、行为方式等等进行鉴别和筛选, 形成具有我国特色、适应我国国情的伦理体系, 从而充分指导我国的企业实践活动, 既是马克思主义企业伦理形态的必然要求, 也是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具体体现。

中外企业伦理实践与应用研究的基本情况

西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伦理学最早确立于20世纪70年代, 这一时期企业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围绕对企业经理人员的伦理道德观和企业伦理现状的了解而展开的, 还局限在美国和日本。这一时期的特点主要是企业伦理研究刚刚起步, 研究面窄、深度不足、实践与应用尚未普及。

到了80年代, 学者们开始注重企业伦理学的理论探讨, 深化了理论研究体系。而在实践与应用方面, 则关注了不同阶层的人, 如企业的管理人员、员工的企业伦理观研究, 以及各种旨在把伦理用于企业决策的企业伦理模型的建构。如1981年由G.F.卡文纳夫提出的模型、1985年由O.C.怀瑞尔和格兰夏姆提出的模型, 以及1986年由L.K.特莱维诺提出的模型等, 从不同角度说明伦理因素对企业决策与行动的影响, 从而为评价企业活动和进行企业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共同发展, 也可以说是从理论角度深化了企业伦理的实践取向。

在90年代, 企业伦理学的实践与应用研究已经从对某一企业、某一地区, 转向了对不同地区间企业伦理的比较研究, 如学者们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企业伦理观与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企业伦理观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有关企业跨国经营中的伦理与社会责任问题, 也提到了当代企业伦理学家的研究议程上。如托马斯·唐纳德森、理查德·T·德乔治和弗里切等人, 都在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伦理差异与趋同, 并积极探索“社会综合契约”, 作为普适性的商业伦理标准。这一阶段, 企业伦理实践研究的进程在加快, 在实践与应用研究的推动下, 企业伦理学开始向一门成熟的边缘学科的目标大步迈进。

进入21世纪, 国外对企业伦理的研究形成了更为完整而严密的体系。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展开, 即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一是微观层面, 主要研究雇主和雇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同事、投资者、供应商和消费者等的价值观与行为及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进而规范这些人的行为以符合企业的宗旨、价值观和道德等。二是中观层面, 主要研究各种经济性组织 (公司、工会、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等) 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如各类组织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如何以自身的独特作用为组织的管理伦理作贡献;如何处理同贸易伙伴、竞争对手的关系等。三是宏观层面, 主要研究社会和制度层次 (包括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 的伦理问题和伦理责任。

中国的基本情况

我国的企业伦理是一门新科学理论, 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受到我国理论界的重视。同样, 企业伦理的实践与应用研究起步也较晚。迟爱敏、李慧珍在2004年第2期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上发表了《中国企业伦理的研究与发展述评》, 对中国企业伦理研究20年进行了回顾:20世纪80年代, 针对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出现的种种不道德现象, 学术界常用传统儒家伦理进行谴责、批评和引导, 理论的零散和不深刻并没有引起社会尤其是企业的足够重视, 以至于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 面对企业伦理严重缺失的形势, 人们开始从产生的主客观因素进行较全面的剖析。主观方面, 主要涉及企业管理人员、员工的素质研究;客观方面, 主要立足当时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背景加以分析。90年代, 一些企业的利欲膨胀达到明目张胆的地步, 这也促使人们不得不对企业伦理的理论与实践开展广泛研究。90年代中后期, 学术界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后企业伦理实践的基础上, 借鉴国外企业伦理研究成果, 推出了一门新的学科——企业伦理学, 中国企业伦理的实践与应用研究也逐步走上正轨。

进入新世纪, 关于企业伦理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由上世纪80年代局限于生产领域的、零散的、就事论事的、或褒或贬的企业行为评价, 拓展到管理、金融等领域, 中观层面也渗透到销售、网络、分配、环境领域以及相关的许多系统。研究内容也不断丰富, 开始对各类企业所服务的对象、应尽的社会责任进行具体探讨。但大量的研究仍集中于企业对员工行为的规范、对相关者关系的处理和调整上。如在国内企业伦理制约因素的分析及对策研究方面, 徐大建认为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是商业腐败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 主张从制度和产权上进行解决。魏文斌、高伟江认为中国企业管理的道德困惑可以说是中国变革时期社会失序、价值失衡等在企业经营中的集中体现。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奉行功利主义, 对伦理道德认识不足;分配法则畸变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企业经营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非伦理决策。为此, 应该加强企业道德教育, 转变企业经营理念;建立企业信用制度, 规范企业道德体系;树立企业道德形象, 实施利益相关者管理;设置道德委员会, 进行伦理决策;以德为本, 优化企业道德环境。

中外企业伦理研究的对比分析

西方的企业伦理研究更加注重实践与应用

南京师范大学朱金瑞在其博士论文《当代中国企业伦理的演进及模式研究》中认为, 西方企业伦理研究突出了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学者们主要是从企业伦理微观作用的视角上进行分析, 即企业伦理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 例如经济绩效、财务绩效、竞争优势、社会地位、市场关系、组织功效等, 并且在分析中采用回归等量化手段、社会契约角度和外部环境变化角度来提供企业伦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而且, 西方在普遍意识到企业伦理的重要作用、地位和意义的基础上, 非常注意现实的可操作性, 把伦理融合到日常管理之中, 例如企业制定伦理守则、设置伦理主管、进行伦理培训等等。

我国的企业伦理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仍然处于不成熟阶段, 落后于企业实践。从我们掌握的现有文献来看, 我国的研究者更多的是从企业和管理的本质特性角度、伦理道德的本性角度进行研究。这两个视角更多的是站在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对企业伦理依据问题进行研究, 较为抽象, 企业界的人士一般很难透彻了解, 理论成果不能切实反映和影响企业行为。也有研究者从企业伦理的外部因素及微观效应视角进行研究, 如范利群、周祖城等人对苏南等具体地区的企业伦理应用进行实证研究, 或是针对企业伦理气氛与不道德行为关系等问题展开研究, 但这些研究仍然限于描述性的定性分析, 与实践发展有较大差距。

西方国家注重文化差异的对比分析

在研究具体的伦理行为问题时, 西方国家注重文化的差异性, 并能对比分析不同国家在伦理研究上的地域性特点。如H·斯特曼认为, 北美人更接近于强调决策和行动的自由以及相应的责任, 而有一种忽视限制的倾向;欧洲人则倾向于把道德优先权放在宏观层次上, 主张只有规则及其运用才有道德问题。其中, 德国人十分注重对企业伦理的基本问题的探讨, 如在市场经济中究竟能否容纳公司战略的伦理取向?而日本人则十分注重研究企业行为伦理的民族性和实用性, 把符合日本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 (如忠诚、感恩、爱和、喜劳、仁义等) 融进企业的经营活动之中, 目的在于使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之间形成较为融洽的关系。

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则较多引用西方的研究成果, 较少有自己的观点, 但在企业伦理构建过程中, 较重视将企业伦理与传统道德相结合, 如儒家的“见利思义”、道家的天地人“万物合一”的思想, 并注意吸收国外企业伦理的积极因素。

实践与应用视角下企业伦理建设的几点思考

高度重视企业伦理

1994年, 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C·柯林斯和杰里·I波拉斯的《企业不败》出版, 作者通过对18家长期成功 (至少有45年卓越经营经历) 的企业与18家对照企业进行了长达6年的比较研究后发现:企业利润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倾向于追求好几个目标, 而赚钱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不错, 他们追求利润。然而, 他们也追求范围更广泛的、意义更深远的理想。”

一项研究对《财富》500强企业进行了比较, 其中67家有过违背伦理行为。结果发现, 犯过错误的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和销售回报都明显偏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也显示, 企业信誉是比股市业绩、收益率、投资回报率等更重要的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其他一些近期研究同样发现了企业在伦理承诺和市场附加值之间, 以及社会项目投资和企业财务产出之间的强烈联系 (弗雷德·鲁森斯.2003) 。正如诺曼·鲍伊的“利润悖论”所说, “商业越是故意追逐利润, 它就越不可能得到利润。”可见,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等经济组织承担道德责任, 不仅是其获得某种伦理正当性的必要, 也是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要。

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伦理素养

美国学者分别于1961年、1977年和1984年做了三项研究。这项研究以上千名《哈佛商业评论》的读者 (皆为企业经理人员) 为调查对象, 要求被调查者对所列六项不道德行为因素根据影响程度进行排序。调查结果如上表:

从上表可知, 在三项研究中, “上司的行为”均名列第一, 即它是影响程度最高的因素。俄国组织行为学者德布拉·L·尼尔森和詹姆斯·康拜·奎克认为, 经营者从五个方面对员工产生影响:通过经营者最关注的问题、经营者处理危机的方式、经营者日常行为、经营者采用的报酬方式、经营者的招聘和解雇实践。由此可见, 企业道德水准归根到底取决于经营者的道德水准、对企业道德的认识及为提高企业道德水准所付出的努力。经营者的行为决定着员工的道德选择, 而经营者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取决于其道德素质的高低。企业道德建设, 要求经营者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并模范遵守企业道德规范 (陈炳富, 周祖城, 2000) 。

提高企业普通员工的伦理素养

华盛顿伦理资源中心曾对10万名美国各行业员工进行了调查, 发现每三位员工中就有一位曾目睹破坏公司章程或违法的行为。其中, 56%的人曾经目击同事对主管说慌;41%的人看到资料造假;35%的人看到偷窃案件发生。另外, 有研究表明, 员工行为不轨每年让美国企业损失4, 000亿美元。企业员工伦理水平的提升, 有赖于企业员工不去从事各种反伦理行为, 也有赖于企业员工积极配合对企业反伦理行为的揭发与监督, 因此对员工进行企业伦理培训极为必要。企业可以采取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典型示范等多种方法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 以加强员工对企业伦理的认识和自觉履行企业伦理规范 (夏旭梅, 2008) 。

制定企业伦理规范

建立规范化的企业伦理制度, 是将涉及内容广泛、标准各异的企业伦理内容进行归类, 统一认识, 形成标准。这是一个规范化的过程, 即“企业伦理”以“规范”的形式成为企业行为遵循的依据, 最终通过执行“企业伦理规范”将企业伦理落到实处。美国伦理研究中心的资料显示, 1964年美国大企业中约有40%的企业制定了企业行动宪章或类似的伦理守则;而1987年, 在200家企业中约87%的企业有宪章或类似的伦理守则;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在《幸福》杂志排名前500家的大企业中, 有90%以上的企业制定了成文的企业行动宪章, 将企业伦理原则的有关事宜进行细化, 以制度的形式严格规定下来并切实执行。国外企业的实践充分说明, 伦理道德的制度化是一条加强企业经营伦理的有效途径, 我国的企业也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

设置伦理机构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1995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讲道, 美国约有3/5的大企业设有专门的企业伦理机构。另外, 美国企业通常还设置伦理主管来具体负责企业伦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在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前1000家企业中, 有20%的企业聘有伦理主管,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训练员工遵守正确的企业行为准则, 负责解答员工对企业某些经营行为所提出的质疑, 并对员工进行伦理培训或道德教育。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 30%〜40%的美国企业都对员工进行过某种形式的伦理培训。借鉴国外的这种做法, 我国的企业也可尝试设置伦理机构, 并赋予其对应的管理权限, 完善企业的道德管理。

建设伦理信息系统

企业研发成本预测研究文献述评 篇10

关键词：研发成本,成本预测,研发成本预测

研发活动对企业生存和整体竞争能力提升起着关键作用。目前, 很多企业管理层对研发成本管理工作不够重视, 加之研发成本预测的实施难度也较大,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在理论界, 学者们对企业研发成本预测的研究相对也比较少。

一、成本预测国外研究现状

在成本管理理论发展过程中, 在科学管理阶段, 成本预测发展成为一种科学的方法。二战后, 企业的战略从生产主导型向需求主导型转变, 成本预测理论受行为管理理论和目标管理理论的影响, 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达成企业规划目标方面, 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受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影响, 成本预测的准确性和有用性有所提高;90年代后期, 学者们将战略成本管理和生命周期等理论引入到成本预测理论中, 进一步拓展了成本预测理论的应用范围, 使成本预测理论更能够适应不同阶段及不同前景导向的企业;进入21世纪, 学者们逐渐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成本预测方法上。

关于成本预测, 国外学者多是分行业对成本预测进行评价的, 如建筑行业、通信及电子行业等;在研究方法上, 国外学者多采用实证方法与案例研究, 并且比国内更多地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和宏观经济学模型, 突出发展变化轨迹。对于研发成本预测的研究文献则较少。

1982年, 美国的Boothroyd和Dewhurst创建了BDI公司, 该公司开发出一款成本估算系统软件, 利用行业的平均成本水平作为基础来进行成本估算, 虽然这个软件可以根据公司的特点来进行个性化设计, 但是BDI公司发现几乎很少客户这么做。

1999年, 美国Mark.valeton.Martin提出产品的成本预测工作在进行产品设计和产品规划时就应该考虑, 并且还要把产品的使用成本计算在内, 即必须考虑产品的使用寿命周期成本。

2000年, 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霍恩格伦在《成本会计:以管理为重心》一书中提到, 可以利用历史成本会计统计资料以及成本与影响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计算未来成本的可能结果。书中研究了三种基于定量分析法的成本预测数学模型:因果关系成本预测模型、时间关系成本预测模型和结构关系成本预测模型。

2002年, 美国Jalinski和seitol从战略角度进行研究发现, 战略成本管理的关键切入点就是精确的成本预测。战略管理是面向未来的, 成本预测自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2005年, 美国的Robert L.Peurifoy与Garold D.Oberlender在著作《施工费用估算》中提到, 为保证成本预测精确, 预测人员必须对所要完成的工程进行仔细和彻底的分析。

2008年, 英国的Rolls Royce进行研究表明, 设计阶段是成本预测的起点。85%的产品成本都是在设计阶段 (前期规划阶段) 己经确定下来了, 成本预测对产品成本的影响至关重要。

2009年, 土耳其的Tugba Efendigil, Senmih Ount, Cengiz Kahraman指出, 在变动的商业环境中, 需要依据需求信息来提高竞争优势, 对不确定顾客需求的多层供应链结构的预测方法是很重要。

综上所述, 国外学者关于成本预测研究,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产品的设计阶段对成本预测十分重要;二是成本预测的准确性将会影响产品成本。

关于研发成本预测, 国外研究成果比较少。20世纪中, 美国学者曾对B-52飞机成本费用进行分析, 发现各个阶段成本费用比例依次是:研制阶段前85%, 研制阶段10%, 生产阶段4%, 使用阶段1%。1989年, 爱立信的研发管理团队按照PROPS (The Project for Project Steering) 模型把研发项目划分成四个阶段:预研究阶段、可行性研究阶段、执行阶段、收尾阶段。其中, 在项目的预研究阶段采取成本预测模型。2002年, chan, Josef Lakoniskok和sougiannis针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企业市值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美国高科技上市企业的股票收益要大于非高科技上市企业的股票收益, 原因在于高科技企业通常都会有大量的研发投入活动, 企业的研发强度与回报呈正相关关系。

二、成本预测国内研究概况

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企业采用的是前苏联的成本管理模式, 由于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 成本预测方法及划分简单;改革开放以后, 企业纷纷学习吸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成本预测模式, 并在借鉴国外成本预测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提出了自己的成本预测理论。目前, 关于成本预测的理论研究, 大多学者研究重点是成本预测要根据实际变化的情况, 制定适合企业的成本预测方法。

2004年, 吴彦龙指出, 影响成本预测的因素有很多而且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 成本预测必须按照成本的变化规律进行。2005年, 周仁强等学者对成本测定的指数采集、要求和编制方法以及对编制的工程成本指数的预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田春华 (2007) 和陈桢剑 (2008) 认为, 成本预测是根据生产成本的变化与技术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 结合市场及企业的发展前景和采取的各种措施, 利用现有数据并采用科学的方法, 对未来趋势做出的科学推测。2008年, 杨兴荣等提出, 面对施工企业成本测定的难题, 要充分基于网络平台, 辅助于商业化的运作手段, 生成动态的、个性化模式, 是企业解决成本预测问题的新思路。

三、研发成本预测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企业研发成本预测, 国内学者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的。

1. 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的研发特性影响研发成本预测的准确性。

2005年, 梁莱歆、熊艳对研发成本披露问题进行了研究, 建议在披露研发成本数据的同时应该重视未来预测信息的提供。2007年, 李平、周春阳认为, 大量的企业虽然开展了成本预测的工作, 并运用了数学工具, 但所开展的工作大多在企业内部进行, 成本预测的结果很难适应激烈的市场环境。2010年, 宋雪莲认为, 大部分企业虽然能够认识到研发项目高风险的特点, 却并未建立有效的研发成本控制预警机制, 缺乏对研发风险的实时监测和科学预警, 难以及早采取规避风险的应对措施。2010年, 梁莱歆、熊艳通过对5省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内230家企业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发现研发成本具有不可控性, 研发活动的这一客观特性确实加大了企业研发成本管理的难度。企业虽然对研发成本进行了预测, 但是效果不理想。2010年, 钟娜认为, 由于研发成本的随机性比较大, 长期以来研发人员凭直觉和经验对产品项目进行决策, 缺乏对成本项目成功率的判断。同时, 受到市场份额、产品价格、消费者喜好转变、不同领域的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受法律、外界相关事件等突发因素的影响。所以, 对企业研发成本的准确预测是非常的困难。

2. 另外一些学者从企业现有研发成本预测的过程入手, 发现研发过程中的问题, 提出了新的研发成本预测思路。

2006年, 李占国认为, 成本预测是成本管理的起点, 也是成本事前控制成败与否的关键。2006年, 李平、顾新一针对研发多项目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了联合风险优化模型, 并采用遗传算法对风险、费用和进度进行管理, 通过在新产品开发中综合基于参数拟合的成本预测和基于作业的成本预测。2008年, 孙慧萍认为, 产品研发阶段成本管理分为成本预测、成本分析和成本优化决策。在产品开发循环的每一个阶段, 成本预测为成本分析提供成本信息, 将整个生命周期的成本考虑进来进行成本预测和估算, 才能真正做到对产品的成本效益进行有效地分析。2010年, 官小春认为, 高科技企业研发预测管理主要是针对研发活动的特点, 将预测方法和手段以及一整套流程创造性地运用于研发管理活动中, 以实现研发战略目标, 促进研发过程中的资源优化配置, 研发人员积极性提高, 研发绩效得到持续改善。2010年, 宋雪莲、张德洲认为, 企业研发成本存在的问题之一是缺乏研发成本的预测, 对研发的投入及成本的战略规划不够, 导致研发成本控制目标和方向不够明确, 研发成本控制的效果欠佳。

综上所述, 国内学者关于研发成本预测研究, 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成本预测的准确性将影响产品的成本;企业研发成本的诸多因素会影响成本预测的准确性;企业研发成本的特性会导致企业研发成本预测准确性比较低。

研发成本预测涉及因素众多, 影响了预测的准确性, 也给学者的研发成本预测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关于研发成本预测的信息大多涉及到企业的机密, 对外披露不多, 这也导致有关研发成本预测的理论研究受限;此外, 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 其研发成本预测方法也不尽相同, 寻找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研发成本预测方法, 提高研发成本预测准确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R&D成本效益评价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7.

[2]张海燕.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绩效分析[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8.

[3]张丽.爱立信研发成本管理案例分析[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 2011.

[4]陈力.TE中国公司精益研发管理体系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 2011.

餐饮企业食品安全监管问题述评 篇11

国内的研究。（1）关于卫生监管部门的监管体制：郑文杰通过对我国食品安全机构的历史沿革进行阐述，指出我国食品安全分段监管的模式，容易导致监管重叠、监管缺位及政出多门，将会严重影响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威性和高效性。刘旭霞、李洁瑜、朱鹏总结发现美国已建立由总统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整体协调的统一监管模式。按照产品种类的不同来分工，不同种类的食品归不同的部门来管，美国食品安全由各国会直属部门的各下属机构和各不同的法律定共同监管。徐润龙罗华标总结新加坡和香港的监管制度：新加坡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实行少部门监管体制，主要由家发展部下属的农粮食品和兽医局两个部门负责。中国香港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实行单一部门的集中监管体制，实徽策层与执行层分离的政策。（2）除机关部门监管外的监管类型及建议：李光德提出可以通过食品安全的公众监督、社会舆论及社会组织的监督来完善食品安全社会监督体系。（3）法律法规方面的监管：张利庠与张喜才对欧美的食品发全危机管理进行了相关经验介绍，认为处理突发性食品安全事件，应包括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机构设置，完备信息收集处理机制，并积极开展应急预案建设。

国外的研究。国外的研究主要包括安全监管部门的研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

（1）安全监管部门的研究：徐景波通过系统地研究国际上先进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指出建立相对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强化食品安全监管，避免出现多头监管，浪费监管资源；徐润龙，罗华标，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食品安全监管经验对完善中国大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启示中总结新加坡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实行少部门监管体制，主要由国家发展部下属的农粮食品兽医局和国家环境及水源部下属的国家环境局两个部门负责；朱慧娴在欧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得出：欧盟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包括两个层次：欧盟、主权国家；具体内容按照职能机构来分：①欧盟理事会。②欧盟委员会及相应的常务委员会。③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美国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美国食品也被评为全球最安全的食品，美国已建立由总统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整体协调的统一监管模式按照产品种类的不同来分工，不同种类的食品归不同的部门来管，国食品安全由个国会直属部门的各下属机构和个不同的法律规定共同监管！

（2）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研究：美国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和社会公众健康，建立了公认的世界领先水平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国会和各州议会也相应颁布了贯彻落实的食品安全法令，并授权或强制要求监管机构依法执行。朱慧娴在欧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讲到美国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和社会公众健康，建立了公认的世界领先水平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国会和各州议会也相应颁布了贯彻落实的食品安全法令，并授权或强制要求監管机构依法执行。

对已有研究的评论

已有研究的优点。纵观现有研究，学者们都已经注意到餐饮食品安全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对此高度重视并积极呼吁政府各部门及社会各界关注这一事情的重要性，食品安全不仅仅直接关系民生，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外贸经济。并且也都注意到了政府部门在其中起到的引导作用，企业的关键性作用，以及民众自我意识提高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对现有政策给出的建议，都是对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管非常有帮助的。在周永刚王志刚基于国际比较视角下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研究中，还提到了主体重构：弱化政府监管职能，实现全社会创新协同，这一提法较为创新，既要看到政府重要性，又要实现全社会的创新协同。

局限性。现阶段的研究很少提及第三方的监督，而在我国的现有形式下，第三方的监督检验必然会起到很大作用。因此应整合食品安全检测资源，鼓励支持发展第三方检测机构。

本文拟研究的问题及创新

从市场失灵角度谈谈餐饮企业食品安全体系。肯德基“多腿鸡”等事件的发生将公众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了政府的监管层面上。食品质量安全的信息不对称、食品质量安全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与外部性、消费者在与生产经营者的利益冲突中处于弱势，这几个方面导致了市场的失灵，需要政府进行监管。政府虽然也有能力监管，但由于部门之间的缺位与错位，监督制度的缺失，政府能力的局限，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动机的影响，导致了政府管制的失灵。在政府管制失灵的情况下，如何解开食品安全监管的症结，关键在于对安全监管体系进行重构。

创新。整合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资源应提倡以现有具备较强食品检测能力的政府办检测机构为基础，整合检测能力较弱的政府办检测机构，强化政府办检测机构的“第三方”属性、弱化部门归属，在地方政府主导下探索建立跨部门的食品检测资源共享机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树立“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观念，让现有政府办食品检测机构发挥最大化效用；在检测资源整合共享中，可以参考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按照生化与化学、微生物学、兽医学等检测专业进行分类，根据检测机构的专业优势，通盘考虑检测机构规划，进行专业整合和侧重发展。

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研究述评 篇12

一、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概念提出

近几年我国大陆地区部分学者在西方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对具体研究中的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加以定义(表1):企业社会资本(边燕杰、丘海雄,2000)、企业家网络 (朱晓霞,2008)、企业家社会网络(陈钦约,2010)、社会网络(张君立,2008)、企业网络(高健,2008)、企业关系网络(郑准,2009)、企业社会关系网络(李正彪,2005)、外部网络关系(余红剑,2007)等。

中国大陆学者习惯将所研究的网络表述为“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因为中国大陆地区历来有注重“社会关系”这种习惯表达;思维习惯上“社会关系”是指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而不包含企业内部的关系;“网络”表明社会关系有多个维度,并且各个维度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基于以上研究,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概念可以视为,以企业为中心,因资源联结、业务合作、交换关系等而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将自身与外部组织联系在一起,以相互信任和长期合作为基础的不断优化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网络系统。

二、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理论

(一)弱关系力量理论

“弱关系力量”的核心依据是弱关系充当信息桥的判断(Granovetter,1973,1985,1995)。“关系强度”从四个维度判断:互动频率、感情深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程度。互动频率高、感情深、相互信任度高或者互惠交换多而广,则为强关系,反之是弱关系。强关系群体同质性较高,个体所了解的事物和事件、所掌握的信息往往趋同,它主要起着维系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而弱关系往往连接的是具有异质性特征的个体,弱关系联结的人越多,收集的信息也会越多,因此,“弱关系充当信息桥”,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它比强关系更能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

(二)社会资源理论

在发展和修正Granovetter“弱关系力量理论”的基础上,林南(Nan Lin,1982)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他认为“社会资源”,包括权力、财富和声望等,不被个人直接占有,而是个人通过社会网络直接或间接的获取。个人关联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力量决定了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个人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社会资源,存在以下关系:一是纵向联系间的相互影响结果与社会网络中关系人所提供的社会资源量之间,成正相关关系;二是个人初始的社会地位与通过社会关系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之间,成正相关关系;三是个人的初始地位较低时,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在摄取社会资源方面更有效。

(三)社会资本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1986)认为,社会资本是指通过借助社会关系网络而持有或获取的实际资源或潜在资源的总量。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个体可以有效地加以运用的关系网络的规模,以及关系网络中每个成员所占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符号资本等各种形式的资本数量。个体的社会网络性行动,促进了社会的资源交换。Coleman(1999)归纳了社会资本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生产性,有助于个人实现预设的目标;二是具有不完全替代性,社会资本的生产性功能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性行为实现;三是具有公共物品特征;四是具有不可转让性。Coleman拓展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和作用,并把它纳入人力资本分析范畴,认为社会资本是积累人力资本的条件。

三、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维度及其构成

学者们根据各自的研究目的对社会网络进行了不同维度的划分。例如:Annika(2000)研究了网络嵌入性、资源流动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认为社会关系网络由类型、强度、多样性、资源流动程度四个维度组成。张君立(2008)从网络构建能力角度将社会关系网络划分为网络规模、网络强度和网络多样性三个维度。Nahahapiet & Ghoshal(1998)提出了社会资本可以从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三个维度考察,郑准(2009)将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作为衡量企业关系网络水平的三个维度。

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由网络主体及主体之间的联系构建,这些维度的划分也正是对这种联系“桥”的深入的研究。这些“桥”建立的基础和载体就是网络主体。企业与不同网络主体之间所建立的联系,对企业创立和成长具有不同的作用。现代企业较全方位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如图1所示。

不同学者研究视角不同,所得到的企业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主体也不尽相同(表2)。

储小平 (2003) 通过对我国大陆地区调研认为: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私营企业亲情熟识网融资能力非常强,但到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社会信用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其融资能力相对于内源型融资能力而言有递减趋势。王庆喜(2004)在对浙江民营制造业企业的企业资源与竞争优势研究中,发现在企业的关系网络里有三个关系渠道对企业的经营绩效有很大影响。它们分别是: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主要供应商的关系和与主要经销商的关系。然而,企业与供应商和经销商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以达到持续成长的目的,是为企业生产能够生产得到长期持久需求的产品,并且这种产品还要得到顾客认可。因此,企业面对市场的“产、供、销”完整生产链角度,市场关系网络主要对象除了供应商和经销商之外,还要包括顾客(刘洋,2008)。

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和维度也将发生变化,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只有不断随着企业发展变化,才能适应企业各阶段发展要求。

四、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与企业持续成长

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对企业持续成长的正向影响已被证实。余红剑(2007)对新创企业的外部关系品质、内部能力与成长绩效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图2),通过对276份有效问卷分析,认为:新创企业的重要外部网络关系对象主要包括合作伙伴、顾客、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新创企业与这些关系对象间的关系品质越高,越有助于其提升成长绩效。

郑准(2009)将关系网络作为前因变量,并从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等三个维度 (图3),探讨关系网络、国际化资源获取与企业国际化成长之间的关系,对能够反映出广州企业国际化状况的制造企业行业特征的146份有效问卷分析认为:企业的内外国际化实质上可以被看成一种市场主体包括供应者、顾客、政府、竞争者、中间组织等关系互动的结果;企业外部关系网络的三个维度均与企业国际化绩效显著正相关,其中,关系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最显著。

刘洋(2008)在家族企业社会关系转型的研究中认为,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与企业经济绩效、企业成长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如图4所示。在社会关系网络与家族企业成长两者之间建立关系对接机制,关键是这种关系网络由人格化转变为制度化或组织化的机制。实现这种机制转变的手段主要有:一是企业家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向企业组织社会关系网络的转变;二是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非个人化,其组织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是通过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三是家族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通过构建相应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相应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并进一步通过这些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来培育家族企业在各成长阶段的核心能力,以保证家族企业的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四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传承需要结合家族企业的传承计划,为确保下一代能被引入父辈的关系圈中,在家族企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需要采取相应的步骤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