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税分析

社会保障税分析（精选12篇）

社会保障税分析 篇1

一、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必要性分析

社会保障税又称社会保险税或社会保障缴款, 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征收的用以筹集社会保障体系所需资金的一个税种或者说一个相对完整的税系, 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资金来源。它以薪金所得和工资所得为课税对象, 具有“专款专用”的特点。通过征收社会保障税, 政府可以为社会保险制度筹集充足的资金, 对老年人、失业者、疾病患者和其他低收入阶层提供生活和医疗保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 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科技现代化、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 我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 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势在必行。

(一) 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要求加快开征社会保障税。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离退休人员数量剧增, 带来全国福利保险费总额剧增。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基数大、速度快、底子薄、负担重。具体来说, 一是我国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老龄化速度, 预测到2020年年均仍增长3.4%, 快于同期世界老龄化2.5%的增速;二是我国老龄化速度快于经济发展速度。显然, 医疗保险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即便是按1998年的医疗实际费用支出计算,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需求量负担到2025年将增加47%, 如果考虑到各年龄组的医疗费用按GDP年增长率同比增长, 我国医疗费用需求量到2025年将达到6万亿元以上, 占当年GDP的12%左右。如此巨大的数额, 依靠现行的社保筹集方式显然力不从心, 因而需要我们加快开征社会保障税。

(二) 开征社会保障税是我国深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就我国改革的可持续性而言, 必须解决生活救济和再就业安置问题。而解决这两个问题, 就需要建立健全强大的社会保障体制。与此同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当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并通过加入WTO来融入国际经济主流体系时, 也就选择了自由竞争并需要接受相关规则的约束, 我国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 社会保障制度也必然需要整体转型。

(三) 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要求加快开征社会保障税。

近些年来, 失业人口数量不断增加, 截至2008年9月底, 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30万人, 登记失业率为4.0%, 在未来5～10年, 全国每年将新增就业人口1, 000万人, 加上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 这将给我国就业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失业人数的增加将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诱导人们福利价值观念的不当选择, 最终会激化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 诱发社会动荡。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开征社会保障税以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刻不容缓。

二、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可行性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条件已逐渐成熟。

(一) 国内已有一定的实践经验。

到2001年初, 除了社会保障部门设置的收费单位直接征收两种社会保障基金以外, 全国已经有18个省市改为由地方税务局代为征收社会保障基金,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社会保障费征收总量迅速增加, 征缴率稳步提高。但地税机关目前征收社会保障基金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作为保障。不过, 只要把由税务部门代为征收保险费, 改为正式开征社会保障税, 就可进行规范化的税收征收管理。

(二) 有坚实的税源基础。

最近30年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 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提供了坚实的税源基础。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 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纳税能力也水涨船高。有数据显示, 早在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实际收入水平就已超过世界中下等收入国家水平, 显然我国已经具备了征收社会保障税的经济条件。

(三) 有成熟的国外经验可供借鉴。

社会保障税在西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开征了不同形式的社会保障税。目前, 在国际上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征收社会保障税;二是政府财政社会福利支出。通常各国都侧重于依靠社会保障税。我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 各国各种成熟的社会保障税制度正好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建立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同时, 待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制完善之后还可和国外接轨整合, 从而建造全球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 我国民众对于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理论界在开征社会保障税等新税种方面已有一定的宣传探讨, 而国内对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呼声也很高。不仅如此, 近些年我国逐步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了征缴率、完善了失业保险制度以及积极推进养老保险社会化管理和服务, 这一系列措施也都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改革设想

(一) 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应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共同负担原则。

社会保障税应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 这既有利于调动各纳税人按规定纳税的积极性, 又有利于体现公平负担原则。

2、国情原则。

在设计社会保障税制时, 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纳税义务人的确定应体现普遍纳税的精神;税率应实行统一的税率;税负要符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充分考虑纳税人的经济承受能力。

3、贡献与受益对等原则。

社会保障税开征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基金及时缴纳、缴纳金额的充足以及资金使用的合理规范。因而本着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 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 应遵循不缴纳者不受益、缴纳项目及缴税数额的多少与受益项目及受益程度相适应的原则。

4、专款专用原则。

社会保障税是一种专款专用、目的性很强的税种, 它筹集的资金要按照不同的社会保险类别分别纳入各项基金, 专款用于各项社会保险事业, 社会保障税的收支应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预算, 以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的收支管理, 确保社会保障税收入专项用于各项社会保险支出。

(二) 社会保障税制具体构设。

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借鉴国际经验, 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来构建社会保障税制的具体设想如下:

1、社会保障税征收范围和纳税人的确定。

就社会保障税的性质而言, 应当覆盖社会全体成员, 以全部社会成员为纳税人, 从而体现公平性。因此, 凡在中国境内的各类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均应属于社会保障税的征收范围。但是, 由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还比较低, 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普遍的社会保障, 只能逐步进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在城镇的各类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中依法征收社会保障税基本可行。而在农村, 由于我国农业人口居住分散, 又缺乏统一的代扣代缴机制, 征收将非常困难, 同时大多数农村居民收入偏低, 家庭观念较重, 因而他们对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思想上都难以接受。因此, 现阶段将农业人口全部纳入社会保障税的征收范围显然不切实际, 我们可以先选择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局部试行, 之后逐步扩大征收范围, 待条件成熟时, 最终实现农村地区的全面覆盖。

2、征税对象的确定。

社会保障税是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或经营活动纯收入为征税对象的。就不同性质的纳税人而言, 其征税对象有所差异。对于企事业单位、行政单位等纳税人 (即雇主) , 以其支付给在职职工 (即雇员) 的工资、薪金为课税对象;对于因任职或受雇于他人的职工、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个体独资企业从业人员、合伙企业从业人员等纳税人 (即雇员) , 以其所取得的工资、薪金收入为课税对象;对于无雇佣关系的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业主、合伙企业投资者和自由职业者, 以其从事经营活动纯收入为课税对象。

3、计税依据的确定。

社会保障税计税依据的制定基本可以参照现行社会保险缴费所规定的单位和职工个人的工资总额, 以便和现行社会保障费的征缴相衔接。对于国家公务员和由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工资总额应为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其他工资等, 其中工资包括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和基础工资等;对于自由职业者而言, 因确定其全部劳动报酬的难度较大, 根据专款专用和收益对等的原则, 应该以他们获得的毛收入作为征税对象, 以扣除规定的标准, 照顾项目后的余额作为社会保障税的计税依据。至于私营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等非工薪收入者的计税依据, 原则上也应按照一定时期内的营业额扣除一定的费用据实核定。

4、税目的设置。

在税目的设置上, 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 又要结合我国实际;既要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的需要, 又要从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脱贫致富的任务还相当严重的现实出发, 抓住主要矛盾, 解决主要问题。就我国的情况而言, 当前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最迫切, 而从长远来看, 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影响时间最长的项目, 将首推养老。另外, 原有的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医疗费用的水涨船高, 使医疗保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 社会保障税可暂设“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三个税目, 其他如工伤、生育、住房等保障项目, 待条件成熟后, 再逐步扩大税目开征范围。

5、税率的确定。

关于税率的设计, 应综合考虑社会保障支出的需要与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两方面的因素。从国际经验看, 目前世界上已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国家, 有的采用分类税率制, 即对不同的保障项目确定不同的税率;有的采用综合税率制, 即不分社会保障项目, 确定一个综合税率。分类税率具有很大的优点, 既能使征税用途划分清楚, 便于不同时期根据不同需要进行单项灵活的调整, 也便于进行总量上的控制, 使政府更能精确把握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盘子, 有利于管理好、运营好社会保障基金。因为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尚处于发展阶段, 所以应考虑实行分类比例税率, 不同的税目设计不同的税率, 具体税率的高低可视保障项目的支出需要而定, 兼顾规范性和灵活性的要求, 在全国税率大体一致的前提下, 允许各省市一定的浮动幅度。制定税率时应兼顾社会保障支出的需要与企事业单位、个人的承受能力, 并尽量与目前各地的缴费水平相衔接, 减少制度转换的震荡。

6、征收管理。

在税款的征收上, 社会保障税应由地方税务机关根据属地原则按月征收, 可采取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和支付单位源泉扣缴相结合的方法, 入库后的税款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 再通过法定预算程序由财政按时、足额地划转到社会保障机构, 从而将税款转作社会保障基金, 专户储存, 使专款专用落到实处。

社会保障税分析 篇2

来源：作者：日期：10-02-05

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法律的角度去考察，立法的背后还有其深厚的思想要源，这是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

一、生存权思想

生存权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保障立法与人权、特别是生存权的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人权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序，特别是将生存权明确提出后在法律上的确认。

人权即人的权利或作为人类的权利，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一个人，仅因他是人，就享有权利，只要“把人当人看待”，就要承认人权，如果否认某个人或某些人享有人权，就意味着把他或他们排除在人类成员之外了。生存权是指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权利，是基于人类生存本能而自然产生的。最早的人权体现为一种自然权，是天赋人权，是由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其中最具代表的是英国的堆布斯、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卢梭等。这些学者都是自然法论者，如堆布斯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权利;另外，人人不都是自由的，“每一个人有按照自己所意愿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人的自然权利。“自然律是理性所发现的诫条或一般法则。这种诫条或一般法则禁止人们去做损毁自己的生命或剥夺保全自己生命的手段的事情，并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情，并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情”。英国的洛克也认为，自然法就是理性，是天然合理的，在人们最初生活的自然状态下，“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且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自然状态是和平、互助和安全的状态，“自然状态由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然和财产。在这里洛克提出了人享有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四种权利，这些权利与生俱有、不可转让。卢梭也认为，维护人的本性，就是维护人为之作为人的资格，就是捍卫天然的权利。“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任何补偿的，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这些学者的主张被认为是自然法的思想。它是一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和国家不干预理论下形成的，后被概括为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策权利。尽管当时并没有提出生存权的概念，但实际上，公民权利中已涵盖了生存权的内容，并将其作为社会成员的一种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对于国家来说，保障公民的权利就成为一种义务。上述自然法的思想逐斩被各国的法律文件所确认。如1689年英国议会就颁布了《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提出了自然权利的主张，其中就有关于保护生存权的内容。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规定：“人人都享有上帝赋予的某些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上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规定：“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后来改为“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权”。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方》(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也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待。”“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权的思想和观念也得到不断的发展。人权概念的内涵从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扩大到个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和权利，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西方“福利国家”理论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个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中心观念是要求平等的国家干预，以保证人人有权平等参与生产和消费。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生存权的思想逐渐得到明确，并成为人权的基本内容。

求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要求。生存权的思想认为国家应把保护社会弱者生存作为自己的义务。德法哲学家费希尔特(J.G.Fich Te)认为，人能够活，生存才有保障，这是国民应有的权利，不能生存时，他对国家有提出要求生活保障的生存权。生存权作为法律概念，最早是由奥地利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法学家安东·门格尔(Anton Menger , 1841—1906)提出的。门格尔在其1886年出版的《全部劳动权史论》——经济基本经的基础。在人的所有欲望中，生存的欲望具有优先地位。社会财富的分配应确立一个使所有人都获得与其生存条件相适应的基本份额的一般客观标准，社会成员根据这一标准具有向国家提邮比其他具有超

越生存欲望的人优先的、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必须获得的特和劳动的要求的权利。这种权利即是生存权。门格尔还主张劳动者的劳动权是生存权的一部分，应得到法律保障。就劳动权与生存权的关系来看，劳动权实际上是生存权的基础。劳动者不可能像受精社会那样实现自给自足的生活，劳动者必须通过参加社会劳动，提供劳动，获取劳动报酬，以维持基本生活。英国学者欧文(Robert Owen)在其所著的《社会观念》一书中认为，每个具有足够体力的男子、妇女、儿童等的劳动，是可供公众作有利的使用，只要加以适当的指导，设法训练他们成为社会上勤勉明智和有价值的成员，使他们全部找到养活他们自己的工作。如果国家对这些事物不管，让他们完全在无知和懒惰中长大成人，以及当他们是愿意或很容易经过训练就可工作时，而没有供他们生产工作，他们便没有办法尽其所在地能努力去求得诚实和独立的生存，除非是挨饿。所以一个关心自己国民福利的政府，首先的责任就是应适当供应真正对国家有用人的长期工作，所有想去工作的人都有权要求立刻受雇。生存权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明确了国家对公民生存权负有义务和责任。真正通过立法将生存权确定下来的是1919年德的《魏玛宪法》，该法在第二编第五章“共同生活”第151条规定：经济生活秩序必须与社会正义原则及维持人类生存目的相适应。所谓社会正义，在于保障所有社会成员能够过上体现人的价值、体现人的尊严的生活。第161条和第163条感觉 规定：“为了维持健康和劳动能力，保护母亲、防备老年、衰弱和生活的突变，国家在被保险者的协力下，设置包括各种领域的社会保险制度”;“德人民应有可能的机会从事经济劳动，以维持生计。无相当劳动机会时，其必需生活应筹划及之”。《魏玛宪法》在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第一次确认了生存权，并予邓生存权以内涵，即生存权不仅仅是人活着的权利，而且是能够体面地生活，能够充分体现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地生活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存权的概念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许多制宪国家纷纷个性宪法，在其人权规范中增加生存权内容。如法国《宪法》规定：“任何人有工作人义务并享有就业的权利。”瑞士《宪法》规定：“联邦得协同各州与私人企业，采取措施离止经济危机，并在必要时反对失业现象。联邦得制定关于提供工作的方法的条款。”日本《宪法》也规定：“全体国民均享有健康和文化的最低生活的权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于1954年颁布了第一部《宪法》，确认了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现行《宪法》更进一步明确了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如《宪汉》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病症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特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在地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在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中，生存权已被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规定。如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待。”“所有公民，作为社会成员之一，都享有社会保障权。”“人人有权享受其本人寿保险及其家属所需的生活水平，举凡衣、食、住、医疗及必要的社会服务均包括其内，于失业、患病、残疾、寡居、衰老或因不可抗力的事故使生活能力丧失的，有权享受保障。”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著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The lnternational Comcenation on Ecomomic ,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在该公约的序言中就明确规定，人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其与生俱来的尊严和平等及不容扭曲的权利是世界上自由、和平和正义的基石。公约中具体规定了许多令人向往的理想权利，包括：享有公正和良了的工作条件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社会保障权、达到相当生活水准权、体质的心理健康权、受教育权、参加文化生活权、享受科学进步权等。从要权的思想和观念看，生存权已成为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保障公司的人权包括生存权，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从各国关于生存权的规定来看，生存权作为人权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保障立法的理论基础。在理代人权观念中，公民为求生存而获得财产并不应以其履行义务为前提，而应由国家负起保障公民生存权实现的责任，国家有接受公民生存请求的义务。因此，为了解社会成员在社会产品分配中的差异和不公，国家通过法律强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赋予有生活困难的规定劳动者本人在创造社会财富创造的人，或者在财富分配中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人，以及其他的社会成员准备了提留后的份额，通过社会保障作为再分配的一种方式，满足公民生存权的需要。因此，社会保障是实现公民生存权的重要救济方式，也是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目标的保障体系，“只有在充分的„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同时有精神自由——人们的人格才能得到公平公展。”

二、社会公平思想

实现社会公平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社会保障就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是国民收入的一种转移，即从高收入者转移到低收入者，从健康者转移到疾病者，从家庭负担轻者转移到家庭负

担重者等，这种转移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社会公平。

公平(equity)在这里是指合理的分享(fair shares)，公平的理念是建立在平等(equality)的基础上的，但公平是一个超越平等的概念。这里的平等是指同等的分享(equal shares)，公平和平等这一孪生兄弟，有时候也会产生矛盾，在分享社会财富的问题人，完全的平等并非绝对的公平，因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需求是不同的，人们对需求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就像一个饥饿的人和一个温饱的人分享一块蛋糕，如果平均分配，对包饥饿的人来说并不能真饱肚子，而对于温饱的人来说则是锦上添花。从公平的负度来考虑，只能给饥饿的人分配一大块蛋糕，才能使他实现温饱。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希望其能够成为公平的机器，为需要的人分配更大块蛋糕。

就平等与公平的关系来看，平等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平等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人们对平等与公平的认识，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过程。

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普遍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出现，而且是一种社会存在和社会需求。自近代以来，平等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标榜的目标，并被法律所确立下来，成为建立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但在现实世界中，真正的平等是难以做到的。当代资本主义学者如弗里德曼(Miltom Friedman)和哈耶克(F.A.Hayak)等在阐述他们的观点时也只是使用了“近乎平等”(semi-egalitatian)的提法。如弗里德曼认为资本主义事实上已经减少了不平等现象。哈耶克也认为，“人生来就极为不同，或者说，人人生而不同，即使所有的人都在极为相似的环境中长大，个人间差异的重要性也不会因此而有所减少。”“在法津和道德上，所有人都应当享有平等的待遇。但是需要强调协指出的是，如果我们想理解此一平等理想能够或应当具有的含义，那么第一个要求便是我们必须否弃那种认为所有的人在事实上都是平等的观念。” 另一种观点对平等提出了怀疑，并为不平等进行辩护，认为因为宣扬平等，将异致极端一致的程度，从而导向新的不平等形式。如席勒(F.Schiller)辩称不平等是迈向进步的动力，因为它促使个人脱离“个人理想乐园的安逸心病”;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在其《社会不平等的特性和各类》一书中也论述道：“社会不平等的绝对存在，乃是迈向自由的一项动因，因为它确保一个通往迈进、动态的及历史的社会本质。一个绝对平等社会的观念不但是不切实现的，更是可怕的。”认为社会难以实现平等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每个人在智力和体力方面是有明显差异的，如天赋、能力、创造力、爱好等并非相同，人生来有不同的相遇，并经历不同的环境;二是一个纷繁的社会中，预先假设的拥有相同成功机会的团体间仍会存在冲突，弱势团体享有的成功机会相对较低。事实上，对平等概念的争论长期以来并没有中断，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杰佛逊(T.Jefferson)的出平等的概念是与权利联在一起的，认为每个人在特定方面必须被认为是平等的，即所谓“生而平等”，这是“与生俱来不能改变”的权利，其包括生命、自由追求快乐权，只有确定这些基本权利，才能保证根本的平等，这里的平等实际上是以政治权利为中心的平等。

至20世纪以来，关于平等讨论的重心已放在了经济和社会权利上人们逾加认识到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是导致社会贫富加剧的重要原因。托尼(R.T.Tawney)于1930年指出了不平等疾病的危害，他认为，有限的资源将继续被错误地导向生产和维持昂贵的废物，人类能源本是财富的来源，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却从出生来成长，其发展就受到的系统的限制。托尼认为平先进事迹一个理想，而蜚 可以实现的现实，但重要的并不是是否能够达到完全的平等，而是追求平等的过程。只有不断地追求共同的福利，才能使人们因有共同的目标而连结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人之间真庄的社会连带关系。如果放任社会的不平等，则会加深经济的萧条，导致工作无效率和社会动荡。因此，要达到美好社会，重要的就是要使财富和所得平等分配，扩大以集体供应的方式来满足社会需求。

关于公平理论的巨匠当属罗尔斯(john Rawls)，罗尔期在洛克、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正义理论(Theory of Justice)，从一停泊上新的视角来重新考虑平等和自由的问题。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的两上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⑴被合理的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⑵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进一步提出，这些原则主要适用社会的基本结果，它们要支配权利和义务的分派，调节社会和社会利益的分配。它们区别于社会体系中的两个方面，一是确定为保障公青壮年平等自由的方面，二是指定与建立社会及经济不平等方面。大致来说，公民的基本自由有政治自由、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个人自由和保障个人财产的权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按照第一个原则，这些自由都要求一律平等，这是一个正义社会中的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第二个原则大致适用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及对那引起利用权力、责任方面的不相等或权力链条上的差距的组织机构的设计。虽然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无法做到平等，但它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同时，权力地位和领导性职务也必须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的。人们通过坚持地位开放而运用第二个原则，同时又在每一条件的约束下来安排社会的与社会的不平等，以便使每个人都获益。罗尔斯得出的结论是：

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在罗尔斯看来，上述两个原则就是建立社会正义的基础，社会正义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而平等和公平是达到该目标的工具。

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理论对于形容社会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后业有不少学者发展了罗尔斯的理论，春中具有代表性提威尔(Alert Weale)和朗斯曼(W.G.Runciman)。威尔在其《平等和社会政策》一书中认为，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提供检验社会正义的场所，应当区别基本和平等和程序的平等，前者是指一些可能无法实现的原则;后者是指实际达到平等的工具。另外，必须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公共和私人福利之间的关系：⑴政府所提供的社会服务是短暂的，我们可以预期市场福利设施不断扩大;⑵政府提供最低限底的社会服务，建立一个必要的安全网，同时，政府服务由私人福利服务来补充;⑶政府为所有国民提供各种免费的福利服务。在这三种情况中，第三种是最平等的，但实际上，大部分的社会服务都是由政府和私人服务来共同提供的。朗斯曼在其研究中认为，人们关切的不应当是理论上的平等问题，而应当是实际的平等问题，在《相对省势与社会正义》一书中朗斯曼指出：“所有社会不平等的诸多决定因素中，最不具影响力之一就是社会正义的提象理想，而社会正义的概念，在每一项对于人们如体体会社会不平等的研究中，都没有清楚地加以理解。“朗斯曼认为，分配社会福利的三个基本标准应当是需求、功绩和对共同福利的贡献。而一个正义的社会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社会，具有特殊需求的人们，将需要补偿性的社会服务;对于某些具有特残危险或责任的工作必须有薪酬上差别。”在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有财富的不断移转，从最富的人移到最贫穷的人，除非在最贫穷以上的人能够根据上述的原则来证明他们拥有较多财富的权利，“在缺乏这些特殊条件时，其财富移转逐渐向中间平均数回归。”在朗斯曼看来，上述两个原则就是建立社会正义的基础，社会正义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而平等和公平是达到该目标的工具。

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理论对于研究社会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后来有不少学者发展了罗尔斯的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威尔(Albert Weale)和朗斯曼(W.C.Punciman)。威尔在其《平等和社会政策》一书中认为，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提供检验社会正义的场所，应当区别基本的平等和程序的平等，前都是指一些可能无法实现的原则;后者是指实际达到平等的工具。另外，必须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公平和私人福利之间的关系：⑴政府所得供的社会服务是短暂的，我们可以预期市场福利设施不断扩大;⑵政府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服务，建立一个必要的安全网，同时，政府服务由私人福利服务来补充;⑶政府为所有国民提供各种免费的福利服务。在第三种情况中，第三种是最平等的，但实际上，大部分的社会服务都是由政府和私人服务来共同提供的，朗斯曼在其研究中认为，人们关切的不应当是理论上的平等问题，而应当是实际的平等问题，而应当是实际的平等问题，在《相对劣势与社会正义》一书中朗斯曼指出：“所有社会不平等的诸多决定因素中，最不具影响力之一就是社会正义的抽象理想，而社会正义的概念，在第一项对于人们如何体会社会不平等的研究中，都没有清楚地加以理解。”朗斯曼认为，分配社会福利的三个基本标准应当是需求、功绩和对共同福利的贡献。而一个正义的社会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社会，具有特殊需求的人们，将需要补偿性的社会服务;对于某些具有特殊危险或责任的工作必须有新酬上的差别。“在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有财的不断移转，从最富有的人移转到最贫穷的人，除非在最贫穷以上的人能够根据上述的原则来证明他们拥有较多财富的权利，在缺乏这些特殊条件时，其财富移转逐渐向中间平均数回归。”在朗斯曼看来，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是难以真正实现的，与托尼的观点看来，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是难以真正实现的，与托尼的观点一致，他认为对平等的追求比其结果来得更重要。

任何社会政策的制度，必须有利于增进社会正义。社会政策应包括以下方面：⑴保障基本自由;⑵提供有利于弱者的积极差别待遇措施;⑶在上述两项基本条件下提供平等的机会;⑷必须涵盖所有人类，而不得有例外;⑸必须把社会服务包括在社会福利之内;⑹必须不偏不倚，即使有差别存在，也必须使社会的优者和弱者都能接受或同意或者差别是公平的;⑺必须涵盖经济、社会、生活和政治的各个方面;必须促进社会的取合。

从上述观点看，社会保障制度契合了人类对平等，尤其是经济平等理念的追求，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成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社会连带思想

社会连带思想也是保障法重要的理论基础。社会连带思想把社会保障看做是一种社会连带责任(social solidarity)或公共责任(pubic liability)。

社会连带的概念是19世纪末法国学者杜尔克姆(Emile Durkheim)和薄日惹(L.V.A.Bourgeois)等提出的，法国著名法学家狄骥进一步发展了社会连带思想。所谓社会连带，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即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社会是以共同的目的而相互作用着的各个人，而人首先是一种对自己的行为具有自觉的实体，其次是一种不能孤独生活并且必须和国同类始终一起在社会中生活的实体。因此，惟一实在孤独生活并且必须和同类一起在社会中生活的实体。因此，惟一实在孤独生活并且必须和同类始终一起在社会中生活的实体。因此，惟一实在的社会生活就是能思考、能意识并以一定的目的而行动的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活。连带关系包括“同求的连带关系”和“经常分工的连带关系”两种。人们为实现共同需要而做出相互援助，这种共同需要的实现是通过其共同事业而贡献自己同样的能力来完成的，这就形成了“同求的连带关系”。另一方面，组成社会的人们有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需要，每个人贡献出自己因有能力来满足他人的需要，并由此从他人手中带来一种服务的报酬，这就形成“经常分工的连带关系”。社会连带思想对社会保障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影响，接社会连带的思想，社会中的人们必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为实现共同需要彼此之间要相互援助。一个人若是在社会生存中出现问题和困难，这并不仅仅是他人的问题和困难，也是社会每个人的问题和困难，每个人都有义务帮助解决问题和困难，有义务照顾社会所有的人。因此，照顾社会所有的人，既是个人的义务，也是社会的责任。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就其产生根源来说，除了有高尚的“利他”动机外，也有自己遭遇困难时希望他人给予帮助的“利已”动机。在社会连带思想下，只有社会每个人都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社会才能安全定。

新疆社会保障支出的就业效应分析 篇3

关键词：社会保障支出；劳动就业；格兰杰检验

一、引言

社会保障和劳动就业是是现代社会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关乎到国民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同时，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来说是尤为重要的。一方面，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有效的缓解就业矛盾对社会的压力并且促进劳动力的充分流动，为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创造了条件。同时，它帮助一部分不适应市场竞争的劳动者进行技能的调整使其重新融入市场。由此可见，社会保障制度将其”缓震器“和”润滑剂“的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对于就业率的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充分的就业不仅可以让社会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金的支出减少，同时使得国民有能力去缴纳社会保险费，增加社会保险金的收入，从而促进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因此，对于社会保障与劳动就业关系的研究至关重要。

本文安排如下：文章的第二部分介绍相关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新疆社会保障支出与劳动就业的现状，第四部分利用新疆的社会保障支出和劳动就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第五部分给出结论，第六部分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有大量的文献都在研究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就业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却很少。Peter(1982)基于197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54个地区的横截面数据，对财政支出和税收对于制造、服务业的就业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财政支出的影响是正向的,而税收的影响是负向的[1]。Erkin(1991)基于美国1890-1980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总需求和生产函数，对政府支出、货币供给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政府支出对于就业的影响是正向的[2]。Michael(1995)对政府支出对于国家的产出与就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当政府支出主要由税收组成时，对就业与产出的影响是负向的，反之，则是正向的[3]。Bellettini和 Ceroni(2000）利用61个国家的关于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支出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4]。Mark(2006)利用美国1980-2000年的公共开支与就业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政府的支出对就业的影响是正向的[5]。

目前国内的相关文献主要有：穆怀中（2001）对于社会保障支出与GDP、国内储蓄、投资及私人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社保支出对于人均GDP的影响是正向的[6]。许晓茵、韩丽妙( 2006) 利用1996 － 2004 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养老金的支付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7]。董拥军、邱长溶( 2007) 利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结果发现了我国1989－2004年社保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8]。王文甫( 2008)利用我国政府支出、技术水平与就业之间关系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支出的增加对于就业有正向的影响[9]。刘新( 2010) 利用我国的就业量、资本投入、技术进步、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这五个变量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资本投入、技术进步、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对于就业量无Granger 影响[10]。

三、新疆社会保障支出与劳动就业现状

这部分内容基于2000-2010年新疆社会保障支出与新疆城镇人口就业的相关数据对新疆的社会保障与劳动就业进行大致的分析。

1．新疆社会保障支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1-2011年

如图1所示，在2000-2010年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保障支出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在2010年新疆社会保障支出达到了顶峰，总数达到了479.08亿元，是2000年社会保障支出总数的5.63倍。

2.新疆城镇人口就业人数

如图2所示，在2000-2010年间，新疆城镇就业人口的增长幅度非常的平稳。在2010年新疆城镇人口达到387.31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1.98%。

四、实证分析

1．变量的选取及数据说明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1-2011年

文章的数据来源于2001-2011的《新疆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由于社会保障支出的统计口径不同，这里我们采用”小口径统计“的方法。社会保障支出主要由社会保险支出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两步分构成。其中，社会保险支出包括医疗、养老、工伤、失业、生育险等组成。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由于《中国国家统计年鉴》的统计方式不同在2000-2006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由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组成，2007-2010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由社会保障和就业这个统计项目组成。考虑到年鉴上的社会保障支出数据是基于当年价格计算得出的，为了得到真实的新疆社会保障支出数据，更确切地反映出实物量的增减变动情况，本文剔除了价格变动对名義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将名义的社会保障支出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处理。

2．单位根检验

以往的传统回归分析方法在进行估计与检验时候，大都没有注意到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问题，而是直接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导致”伪回归“现象出现。为此，在实际的研究中，在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之前，就有必要对被分析序列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来确定各个序列的平稳状况和单整阶数。在单位根检验中，有ADF检验法、PP检验法和DF检验法等等。其中，以ADF检验法最为常用，假设一个序列变量在成为稳定序列之前必须经过d次差分，则该序列变量被称为d阶单整的，记为I( d)。

检验结果表明，时间序列变量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二次差分后变量LNgl和LNss的平稳的，即变量和LNss均为LNgl二阶单整的序列。此时，满足构造协整方程的必要条件，进而可以检验变量LNgl和LNss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3．协整检验

为了考察非平稳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需要进行协整检验，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常用的协整检验方法有用于检验两变量之间的EG两步法和用于对于多变量之间的JJ检验法。本文采用EG两步法进行检验，其基本思想是两个变量为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呈现稳定性，此时这两个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

第一步，建立模型：

LNgl=α+βLNss+Et （1）

其中，LNgl为被解释变量，LNss为解释变量，Et 为残差。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其进行回归，得出回归方程：

LNgl=5.069863+0.153953LNss+Et（2）

R2=0.913628

第二步，对上述回归模型的残差ut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是平稳的，则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否则，不存在协整关系。

由表2可以看出，残差序列ut单位根ADF检验值为-2.476461，在5%显著水平下，残差序列ut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即ut～I（0）。也就是说新疆的LNgl和LNss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

4．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又称为DHSY模型是由Davidson、Hendry等人于1978年提出来的，是一种具有特定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它既能反映不同的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又能反映短期偏离项长期均衡修正的机制，可以有效的把变量的长期变化与短期的波动联系起来，从而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伪回归“的存在和消除多重共线性等问题，它弥补了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使模型检验更加精确。

令ecmt=ut，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LNgl=α+β×△LNss+λecmt-1+εt

进行OLS估计，得到：

△LNgl=0.027499+0.046568×△LNss-0.331058ecmt-1+εt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误差修正系数为-0.331058小于0，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此时，社会保障支出的短期波动有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短期就业波动的影响；一部分是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误差调整项ecmt-1的系数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候，将以（-0.331058）的调整力度把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5．格兰杰检验

通过上面的检验可以知道，新疆社会保障支出和就业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两个变量进行因果关系的检验。

观察上表可以看出来，在10%显著水平下，当滞后期为1时，此检验拒绝了LNss不是LNgl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接受了LNgl不是LNss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这表明在2000-2010年新疆社会保障支出和就业之间存在着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就业对社会保障支出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文章选取2000-2010年的新疆数据，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通过新疆社会保障支出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1.从整体上来看，新疆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着长期和稳定的关系。这个结论与当前的现状是吻合的，而且与已有的理论研究分析是一致的。

2.社会保障支出是就业增加的格兰杰因果，就业的增加却不是社会保障支出的格兰杰因果。这也就是说，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会带来就业的增加，但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就业对社会保障支出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就业对社会保障支出有相对较长的滞后效应。

3.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看，新疆都有必要采取有效地激励措施来促进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发挥社会保障支出的就业效应，即以扩大社会保障支出，以此达到促进就业增加的目的。

(二)政策建议

基于论文分析的结果和新疆”十二五规划“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大财政对于新疆社会保障的支出

通过对2000-2010年新疆社会保障支出的统计我们发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在整个社会保障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且相比于社会保险支出的增长速度也较慢。因此，我们应当根据当年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适当的加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拓宽筹资的渠道，调整财政支出中不合理的部分。

2.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新疆”十二五规划“中指出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不断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服务设施建设，提高管理服务水平，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的目标[11]。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强社会保险体系建设，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扩大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大力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12年前实现全覆盖。完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逐步提高养老金标准。将无收入的城镇居民纳入城镇养老保障制度。加快推进做实养老金保险个人账户试點。健全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制度，逐步提高统筹层次。规范各类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和使用管理。积极发展企业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 [12]。

参考文献

[1]Peter G,Neil B.The Determinantion of Employment in Counties:Some Ebidence on the Impotrance of Local Authority Fiscal Policy and Goverment Regional Policy in England and Wales[J].Applied Economics,1982(14):211-218.

[2]Erkin B.Government Expenditure,Money Supply and Unemployment in the USA:An Analysis of the Pre-war and Post-war Function Forms[J].Applied Ecomnomic,1991(23):1483-1486.

[3]Michael B D,David R F L.The Dynamic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Policies in a Two-Sector Endogenous Growth Model[J].Journal of Money,Credit,and Banking,1995,27(1):232-257.

[4]Bllettini G.and Ceroni C. B．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and Eeonomie Growth: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J］．Research in Economics，2000( 54) : 249－275．

[5]Mark G.Impa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Employment and Output at the State Level:1980-2000[J].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udies,2006,12(3):27-33.

[6]穆怀中.社会保障水平经济效应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1(3) : 48-53．

[7]许晓茵,韩丽妙.社会保障和地区经济差异:1996 － 2004中国面板数据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6( 12) : 12-19．

[8]董拥军，邱长溶．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07(4) : 80-82．

[9]王文甫．政府支出、技术进步与劳动就业的效应分析［J］.经济科学，2008，( 3) : 50 -59．

[10]劉新，刘星，等．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就业效应［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7) : 10-15．

[11]、[12]新疆“十二五规划”相关内容.

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可行性分析 篇4

社会保障税是为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而征收的一种直接税种。它以雇主向雇员支付的工资或薪金为课征对象,因此有时也称为工薪税或薪工税。在税率方面,社会保障税一般实行比例税率,雇主和雇员各负担50%,个别国家雇主和雇员使用不同的税率。

社会保障税具有三个特点 :

1.1累退性 :由于社会保障税采用比例税率,一般没有扣除额和免征额,同时又规定有课税上限,也不考虑纳税家庭人口的多寡和其他特殊情况,因而具有强烈的累退性。

1.2有偿性 :社会保障税一般由政府成立的专门基金会管理,指定用途,专款专用,因而带有有偿性。

1.3内在灵活性 :社会保障税的支出同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紧密相关,当经济繁荣时,失业率下降,社会保障支出,特别是失业救济支出减少,有利于抑制社会总需求 ;反之,当经济衰退时,失业率上升,社会保障支出,特别是失业救济支出增加,有利于刺激社会总需求。将其与所得税相配合,可以起到对经济的自动稳定作用。

总之,社会保障税是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得课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一种有效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

社会保障税开征的目的在于筹集社会保障所需资金,在提高劳动力身体素质的同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自1889年德国开征第一个社会保障税以来,截止到2010年全世界已有77% 以上的国家都已开征了此税,以征税的方式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已成为多数国家的选择。在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税已成为政府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见表一)。

资料来源 :国际统计年鉴2010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的主要方式为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国家财政支持。这种方式在现阶段不是十分规范,且国家在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面的最终负责地位没有显现出来,极易造成社会保障资金拖欠和基金出现巨大缺口的隐患。因此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来看,应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适时地开征社会保障税。

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时机是否成熟,还需对开征的可行性进行深入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从“税”的层面明确国家对社会保障的“主要承担者”和“最终买单者”的角色,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通过收税的方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必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运营、发放等一系列工作纳入到国家财政体系中来,这有利于明确国家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在社会保障法没有出台的情况下,税法作为国家大法可以保证社会保障基金不被拖欠和挪用。因此,开征社会保障税应该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是否应该在短期内开征,还应结合我国目前状况进一步分析。

2 现阶段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有利条件

我国现阶段开征社会保障税有以下五个有利条件 :

2.1 雄厚的经济基础

首先,企事业单位工资总额的迅速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为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7%12% 左右的速度增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经济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12年的7917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5元增加到2012年的24565元。我国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经济负担能力增强,已具备了一定的纳税能力,完全可以负担起缴纳社会保障税的义务,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用统筹方式收取社会保险费已经把社会保障税的税源相对固定下来,下一步只是如何把它转到税收轨道上来的问题。

其次,我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使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的地位趋向合理化,这直接决定了社会保障税有其独立的税基和税源结构。2010年,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总体格局的基本量值框架是 :政府(不包括企业留利)占31% 左右,企业占16% 左右,居民占53% 左右。虽然1995-2010年间,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所占比例有所上升,居民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我国政府一直采取积极态度,出台相关政策(例如要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我相信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会逐渐向个人倾斜,城乡人民的收入水平会有大幅度提高,使开征社会保障税具备可靠的税源基础和完整的税源结构。

2.2 广泛的群众基础

一方面,随着税收执法力度的加强和税法宣传的广泛传播,税收观念已深入人心,公民和企业依法纳税意识普遍增强。社会保障税的性质决定了它征收规范并专项使用,可以更好地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保障国民的基本生活权利,同时逐步提高国民福利。它直接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方针和纳税与受益相对应的原则,更易为纳税人所接受。

另一方面,现实存在的社会风险促进了群众缴费(税)的意识,为国家开征社会保障税提供了便利条件。首先,随着企业股份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企业破产、倒闭、减员、裁员现象不断增加,使得职工的生活风险有所增加。其次,人口老龄化程度正逐渐加快,据预测到本世纪20-40年代,我国将达到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养老问题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最后,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越来越凸现出来,公民的健康受到更大的威胁。因此,现实和未来严峻的形势使全社会各阶层人员的风险意识普遍增强,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全体公民都希望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排除将来的养老、医疗、失业等后顾之忧。

2.3 科学合理的行政组织

首先,我国政府拥有一套严密而有效的税收征管系统和征管机构,税务机构遍及每一个乡镇,拥有良好的征管装备和人力资源,并且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税收征管经验。而且,全国目前已有十几个省的社会保险费由地税机关负责征收,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提供了较好的组织基础和征收经验。其次,财政部门也有一整套自下而上的预算制定、执行和监督系统、社会保障财务管理系统、以及已经实行的财政专户管理体系,同时为适应客观形式发展的需要,财政部组建了社会保障司,各地也进行社会保障财务管理机构的组建。最后,政府拥有统一管理社会保障行政事务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各地相应的行政部门和负责资金发放的经办机构。

2.4 有效的制度保障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提出了“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体系”的总体指导思想,使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支出和收入得到了合理的划分,在体制上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创造制度条件。

2.5 完善的国际经验

世界其他国家从税收制度的选择、征税依据和尺度以及征收技术的要求等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美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为雇主、雇员和自营人员,其征税范围包括养老、伤残、医疗、失业、退休等项目,按7.65% 的综合比例税率征收 ;德国社会保障税也是对工资收入征收,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合并税率为35% ;英国社会保障税以工资计征,实行全额累进税率,税率在10%-19.45%之间。

3 现阶段开征社会保障税的不利条件

我国现阶段开征社会保障税还存在着以下两个不利条件 :

3.1 转制成本巨大

一方面,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若从“国家 - 单位保障”模式转轨到“社会保障”模式需要巨大的转制成本,过去因低工资却同时享受国家高福利的人员由于过去没有缴费积累,在转制后,其养老、医疗等多种生活保障所需的资金都需要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如果在现阶段直接实行“费”改“税”,那就意味着国家财政体系要一下子承担全部的“转制成本”,这对于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行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在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期内,要彻底解决这个因转制而带来的巨大成本是十分艰难的。

3.2 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受限

美国、德国、英国等实行社会保障税的主要国家,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要么是社会保险型,要么是福利国家型,其共同的特点是都以现收现付为基金筹集和支付的基本模式。而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账结合”模式。这一模式将个人缴费部分划入个人账户,将单位缴费和国家财政补贴等其他形式的收入划入统筹基金。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开征社会保障税就存在着是否继续坚持“统账结合”制度以及是否“缴费”与“征税”“双管齐下”的问题,即如果开征社会保障税,那么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本身也要再次进行改革。但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才刚刚确立,再次变革,会导致国民对国家社会保障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产生质疑,从而影响其继续履行自身社会保障义务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保障本身具有刚性,一旦再次变革,就存在变革后待遇水平“只能比以前高不能低”的问题,并且还会有一定的转制成本。因此,解决好社会保障制度转换和新旧制度衔接问题是开征社会保障税所要面临的一大难题。

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比较分析 篇5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在于资金。根据权益与义务配比的原则，社会保障资金应该由政府――企业――居民个人分项负担。从居民个人来看，预防性储蓄假说已经表明了个人在积极地进行自我保障，这为政府分担了很大一部分难题。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即它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从根本上制约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果。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济状况的恶化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政府应该负起社会保障的大部分责任。

政府如何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政府可以通过无偿性收入(税收)、有偿性收入(债务)和变卖公有资产这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达到政策目标。

一．无偿性收入筹资

利用税收为社会保障制度筹资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无偿性，政府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随着“费改税”的逐步推行，开征社会保障税业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主旨在于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中的非效率问题。在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的过程中，环节过多，操作复杂，人财物耗费巨大，直接导致了效率的低下。开征社会保障税达到“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收，解决统筹缴费中的拖欠问题”，“使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固定化、规范化、社会化、集中化”的目标，在当前难以企及。

(一)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效率，实质上是解决资金拖欠，使之能及时、足额取得的问题。社会保障税开征的初步设想是将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基金等五大收费项目“费改税”。然而这一设想无助于改变目前资金筹集的困难处境。因为：(1)中国社会保障的范围主要是国有性质的企业和机关的职工，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收费理所当然地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下，拖欠社会保障费是不得已而为之。开征新税后，名称的改变不会对税源的扩大产生多少积极的影响。(2)公共财政的性质决定了以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特征的林达尔均衡在现实中极难实现，搭便车现象不可避免。在以法制健全、税收征管严密著称的西方诸国中尚且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法制极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则更是平常不过。(3)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后，“欠费”现象是消失了，但不过是以“欠税”代替而已。因为中国社会的特色决定了政府文件的效力并不逊色于人大的法令，在某种程度上还略胜一筹。政策性收费已经具有了税收的强制和固定的特征，它和税都是国家强制力的表现，名称的互换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统一的税率可以解决政出多门、收费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若要达到此目的，从行政上进行改革做到政令统一，亦可以取得相同的效果。(4)欠费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微观经济主体效益的提高，并且应有健全的法制和严格的执法来保证――社会保障税显然没有这方面的效力。

(二)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障税一般是以工资收入为课税对象，普遍实行累进税率。“职工个人以工薪收入、国有企业以职工工资总额、个体与私营企业主以缴纳所得税为纳税对象，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应纳税由政府预算直接安排”的税制设计，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预开征的社会保障税的课税对象与已开征的所得税的课税对象同源。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的课税客体与个人所得税相同；对企业的课税只不过是企业所得税的翻版。因为企业的计税额是纳入成本的，最终只不过是在减少企业所得税的同时，增加了社会保障税而已；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一手从政府手中拿到薪水，一手又缴纳社会保障税或直接由政府安排，这对增加社会保障收入意义不大。另外，如果说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动因是要解决收费中的高成本问题的话，那么过高的税收成本也可能使得新税的实施效果不容乐观。课税成本的加大是世界性的，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将其所得税提高1％导致每筹集1美元的税收收入所增加的效率成本达到增加收入额的17％―56％。而中国，税收平均成本收入率接近50％。如果维持这样的税收收入――成本比率，社会保障资金的运用成本只会水涨船高，这恰恰与预期相反。

抛开社会保障税开征障碍的其它原因不谈，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目前，政府以无偿的即期收入(税收)来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它在未来税收秩序理顺后自然应该是稳定的资金来源。

二．有偿性收入筹资

发行长期国债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是许多制度设计者的底线，长期的国债可以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必须的资金，可以变现收现付制为基金制，且为国企改革、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提供制度保障和充裕的时间。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可以概括如下：(1)宏观债务负担不高，国债负担率和财政赤字率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2)居民应债能力偏低。整个20世纪如年代居民的应债能力基本上在1％上下徘徊，波动很小。而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年均32．7％，增长既快且稳，低下的居民应债能力给政府以充分的发债空间。(3)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引起通货膨胀。1993年以后财政不再向中央银行透支斩断了财政赤字直接形成银行增发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下面对以上理由进行剖析。

1．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中国的财政债务与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因为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公共部门债务或国有部门债务远大于现在所计算的财政债务。其中造成差别最大的两个项目，一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一是隐性养老金债务。国有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至少达1亿，这是资产管理公司将要接收的总额。除此之外，还有三个部分只能作粗略的估计。一是没有回收希望的坏帐，即按新的贷款分类法划分的第五类贷款。按目前的政策，这些贷款不向资产管理公司转移，由银行自己冲销，这种不良贷款至少有3200亿(张春霖2000)；二是1月1日以后形成的不良贷款，它不包括在12000亿元之内，按估计应在8800亿元左右；三是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三家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当在3000亿左右(朱民)。如此算来，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规模当在27000亿元以上。除去可以回收的，这其中不良贷款的净损失将在19860亿元左右，占GDP的24％。相比之下，国家对国有职工的隐性养老金债务的总额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它取决于未来几十年的一系列经济参数变化，包括经济增长率、实际利率、工资率等。按照世界银行19的测算，这部分债务相当于1994年GDP的比例在6％―40％之间。仅仅把银行不良资产损失和隐性养老金债务加在一起，占19GDP的比例最高可达64％。如此，无法得出中国宏观债务率在安全线以下的结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债悖论(刘溶沧1999)不存在。做出这样结论的一个根本依据是中国国有经济的基本结构是一个由财政、银行、企业组成的“三位一体”，多年改革并没有根本上改变这一性质。财政、银行、企业基本上仍然是国家的三个钱袋，相互间的独立性十分有限。中国仍然面临末完成的改革。

2．居民应债能力的提高受到下列因素的严重制约：

(一)财政因素

(1)财政债务重负。中国财政已经不堪重负，不宜再大量发行国债。因为从中国经济“软着陆”之后，财政正在寻求一种平衡的运行机制，首当其冲的

便是大规模地消减财政赤字，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一进程放慢了步伐。政府反危机时采用国债这一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政府的债务偿付到了不得不借助于国际社会的援手时，财政风险就转化了货币风险，进而引起金融动荡。中国政府实行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曾被认为是防范亚洲金融风险的成功举措。在财政自身难保的形势下，巨额债务缠身的危险决定了提高国债的规模进而提高居民应债能力无异于饮鸠止渴。它只能是权宜之计而决不能长久。

(2)超金边债券的风险。超金边债券是政府吸引公众投资的有力武器，也是使政府陷入泥潭的罪魁祸首。超金边债券是起了加速债务规模膨胀的作用的。它不仅使效率的权衡机制受到损害，而且会使国债的规模以几何级数增长。长此以往，国债规模势必失控，由此导致的财政危机和需求膨胀以及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风险在所难免(张馨)。“超金边债券”如同催化剂一般使这一过程加速。

(3)国债幻觉的消失。随着税收信息不对称的逐步减少和居民纳税意识的提高，公众的国债幻觉也在不断的消失。人们不再认为持有国债是增加一笔财富，而认识到可能会增加未来的税收负担。经济学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在高公债――收入比率的国家，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达拉马格斯1988)。出于福利最大化的考虑，减少国债的购买量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二)金融因素

(1)强迫储蓄和异常储蓄。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决策权力的分散化和风险由集中控制向分散化的转变，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进行强迫储蓄成为必然。强迫储蓄可以认为是由于自愿事先储蓄、持币待购和谨慎性动机而进行的储蓄，它主要包括：(a)在制度变迁预期下为了预防不测之需的谨慎性储蓄，如养老、防病、失业的储蓄；(b)商品使用价值的特性决定的储蓄，如居民为住宅这一最大的耐用消费品而进行的储蓄；(c)为即期消费易腐性而又是生活必需的商品进行储蓄；(d)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得父母必须为子女的教育进行储蓄。异常储蓄是指由于税款的流失，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失，以及国家金融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而形成的储蓄，(刘保军)。随着国家金融存款实名制工程的逐步完成，居民储蓄存款在很大程度上便得以明示。这样一来，居民用来应债的资金来源便不如现在这般充足。居民的实际应债能力便会大大提高，进一步提高它的余地便不会太大。

(2)过度储蓄的风险。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一致性，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债权是软约束，加上中国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和企业职工之间存在着隐含的”社会契约”，使得国有银行在政府干预下难以对不能归还贷款的国有企业行使“退出”的惩罚权力，(张军1994)。银行贷款回收不利，使得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越积越多。而与此同时，居民对国有银行的债权却是硬约束，这一软一硬内含着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国有银行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倒闭，在凭借垄断地位获取利润的同时，它将不良贷款的风险外化给政府，即政府最终要对居民存款负全部责任，这必然会加大财政风险。众所周知，当前财政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财政无偿性收入比重下降的形势下，发债还钱成了唯一的途径。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的同时，居民将银行储蓄变现，转而投资国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国有银行的性质决定了他实质上是在利用国家的信用吸储，在银行信用崩溃之时，同样依靠国家信用发行的国债还能有几人去买?居民此时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应债能力的提高。

(3)货币替代的风险。近年来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内居民对外币的需求大幅上升，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以及对资本管制的不对称性(即对资本流入管制较松，而对资本外流管制较严)都促使这种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资本替代。就其绝对量来说，1994年3月中国居民的个人金融资产约为2.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元资产占了130多亿，而到了年底，美元资产已上升为200多亿元。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会贬值的诺言，随着周边市场“示范效应”的扩散，居民的信心开始有所动摇。在连续数次降息之后，人民币名义利率已经低于同期美元存款名义利率，在“货币幻觉”的作用下，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加速了资本的外流。据估算，1995年和1996年资本外流的数额已经达到了272.386亿美元和212.807亿美元，(李扬1998)，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数量一定有所增加。从长远看，这是侵害居民应债能力的一大隐患。

3．忧虑高赤字与高通胀在通货紧缩的今天有点不合时宜，但必须警惕这种可能谁都不愿接受的结果。在正常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支出是通过税收融资的。如果政府正常的收入不能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则要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而如果发债以后仍然不足以弥补，政府就必须通过“印票子“的方式融资。此时就会出现货币供应量增加的问题。而政府出于铸币收益的考虑，更倾向于用这种方式来购买商品和劳务，除非公众相应增加对货币的持有(增加货币需求量)，否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而物价的上涨与政府欲保有铸币税的矛盾使得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各国政府试图使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企图，几乎无一例外地导致了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这是非常危险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但持续的刺激，包括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双扩张，有可能在刺激物价上涨的同时带来令人难以预料的后果。目前的中国财政正在危机之中，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都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而原来所谓的宏观应债环境宽松境况并不存在。而且从货币政策的实施来看，一种“以毒攻毒”即以通货膨胀来应对通货紧缩的主张开始成为主流。财政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协调势必造成各自为战的结局。重刺激又会使已经回归理性的泡沫重新膨胀，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三．公有资产出售第资

借用斯坦利・费希尔和威廉・易斯特利(S．Fisher and William Easterly)的“政府预算约束的经济学”的理论，政府为其赤字筹资的种种基本方式可以用恒等式来表示：(1)财政赤字＝货币印刷+外汇储备+对外借债+对内借债；(2)D＝(初级赤字／GDP)―(铸币税／GDP)+(实际利率―GDP增长率)

说明：1、D＝政府债务／GDP；2、初级赤字＝公共部门非债务支出―(政府税收收入+政府资产出售收入+债务和铸币税以外的其它公共部门收入)。

(1)式表明，政府可以通过铸币税收人和资产收入来为赤字筹资。外汇储备是一种政府资产，是政府持有的对外国中央银行的债权，和本国政府持有的其它资产具有相同的性质。当政府用外汇储备来购买外国政府债券或其它金融资产时，这一点就更为情楚。出售外汇可以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出售其它资产同样也可以成为财政赤字筹资的一种途径，尽管出售其它资产对国际收支和货币供应量产生的效应与出售外汇储备不同。中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公共部门，公共部门资产出售导致的收入增加可以计为初级赤字的减少。

(2)式表明政府在赤字中用铸币税收入和资产出售收入弥补的比例越大，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越不容易升高，因而也就越有利于强化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弱化财政

风险。如果可以用发行大量国债的方式来为社

会保障体制筹集资金，那么出售资产同样可以达此目的。资料表明，增加的政府开支主要投入了国有部门，发行国债就意味着国有部门的扩大，而出售资产则意味着国有部门规模不变或者收缩。从这个角度来看，发行国债只是一种筹资行为，出售资产筹资可以同时成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手段，可以把宏观的总量政策与微观的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按照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有进有退”的方针对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布局调整，大幅度收缩战线，这样做有利于财政体系和证券市场的健康，也是中国经济实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收缩国有企业要面临短期内社会不稳定风险加大的考验，还不可避免地遇到现有权力和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只顾眼前利益采取“政府分钱分物”、“企业跑步钱进”等轻车熟路的扩大国有企业规模“输血政策”的借口。20世纪如年代中期以前，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搞好每一个国有企业，维持甚至扩大国有经济的地盘。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就必须通过银行和财政体系向国有企业注入资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财政无能为力之后，政府只好依靠银行体系把居民私人储蓄引入国有企业。但是到20世纪如年代中期，这种做法已经难以为继，因为巨额不良贷款已经使银行体系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采取的根本性的化解银行风险的做法使得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从银行获取资金供应愈加困难。在面临“输血政策”和“改革政策”的选择时，后者的眼前风险以及对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需要艰难和危险的探索等因素使政府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前者。即对国有企业继续维持甚至增加资金供应，以缓解国有企业的“实际困难”减少社会上不稳定的风险，也可以保证现在对国有企业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利益集团继续保持其控制权。在不增加银行体系风险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财政体系和证券市场就必须负担起把私人储蓄引入国有企业的任务。给定政府现有的税收能力，这意味着更多的政府债务。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是体制内矛盾的核心，不深入内部而仅仅依靠所谓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持股权等来搞活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二十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真正解开这――死结，出售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可行之路c当初以获取低现值为代价、而现在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劳动能力的居民要求将自己当年创造的价值变现来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无论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考虑还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个正义的社会和政府应该支持这种要求，并从行为上加以可行性的操作。当前，出售的资产一定要是有价值的，应做到“舰女先嫁”(樊纲1999)。至于说要卖什么、卖多少，则是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一段时期以来国有股减持的理论依据也在于此。它在具体运作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问题和定价问题，如果按照真实价参考定价，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四．结论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及分析 篇6

关键词：社会保障；保障体系；现状；分析

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不断向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的目标迈进。

一、社会保障的内容

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通过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现代社会保障包括医疗津贴、疾病津贴、失业津贴、老龄津贴、工伤津贴、家庭津贴、生育津贴、残疾津贴和遗属津贴。社会保障的基本内容一般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三个部分。

（一）社会保险

它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形成专门基金，确保社会成员在遇到生、老、病、死、伤、残、失业等风险时获得基本生活需要和健康保障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二）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指由政府举办和出资的一切旨在改善社会成员物质和文化生活的社会措施，包括政府举办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城市住房以及各种服务事业，以及各项福利性财政补贴。

（三）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可称社会救济，它是指国家和社会对无劳动能力和无生活来源的社会成员，以及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和因自然灾害遭受损失或发生其它不幸事故而暂时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资金或实物援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国家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虽然在逐年增长，但依然偏低

以医疗卫生事业与医疗保障为例，对医疗服务机构投入的不足即是造成医院长期用药养医等不良现象的重要原因；在公共卫生福利资源的分配中，80%分配给城市，广大农村仅占20%，正是这种公共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了医疗卫生福利事业公平性的倒退。

（二）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不顺，尚未形成统一的管理模式

比如养老保险方面，国企职工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国家公务员归人事部门负责，贫困人口救济的保障归民政部门负责。这就容易形成多头管理，而且造成管理成本的加大和各自为政局面的出现。

（三）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运用缺乏有效的监督

上海“社保基金案”的惊人之处在于金额之巨，仅牵涉福禧投资一案的资金就超过30亿元。通过这一案充分显示出了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运行现状。这需要一个有力的监督机制来监督整个基金的运行，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的权利。

（四）社会保障相关法制建设滞后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整体上缺乏统一性，没有形成以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社会救助法、优抚安置法等为主体框架的、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三、我国社会保障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养老保险

力争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率提高，首先解决两个政策性障碍:一是对有碍扩大覆盖面的现行政策进行调整，比如适当降低弱势群体的参保门槛;二是扩大政策本身的覆盖面，将以前政策没有明确覆盖的人群包括进来，比如非正规就业人群等。重点解决我国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问题，改革基本养老保险计发办法，寻求解决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有效途径。统筹研究和解决各类人群的养老保险政策和待遇水平的协调与衔接，使政策平稳对接，更好的发挥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作用。尤其要解决好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在养老金方面的矛盾。

（二）医疗(生育)保险

进一步完善现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下，建立和健全适应不同人群和多种需求的医疗保障体系，为正规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小城镇居民、职工家属、失地农民、农民以及贫困人群等各类不同人群提洪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障。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充分利用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探索两项保险统一参保，统一管理的推进方式。

（三）失业保险

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力争将大多数人群加入到失业保险范围内。全面实现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发挥失业保险促进就业扩面重点为建设和工矿企业的职工、农民工，实现工伤保险全覆盖。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包括劳动能力鉴定标准、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住院服务标准、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标准等政策体系为支撑的工伤保险政策、管理标准。扩展工伤补偿与工伤预防、工伤康复相结合的新途径，加强工伤预防和康复，实现伤残人员回归社会的目标。探索工伤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制度和方法，建立起工伤保险储备金制度和补偿水平调整机制。

（四）工伤保险

扩大工伤保险覆盖面，扩面重点为建设和工矿企业的职工、农民工，实现工伤保险全覆盖。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包括劳动能力鉴定标准、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住院服务标准、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标准等政策体系为支撑的工伤保险政策、管理标准。扩展工伤补偿与工伤预防、工伤康复相结合的新途径，加强工伤预防和康复，实现伤残人员回归社会的目标。探索工伤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制度和方法，建立起工伤保险储备金制度和补偿水平调整机制。

（五）社会救助

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单一的收入救助转换成综合性的社会救助。同时建立合理的保障机制，防范道德风险，防止被动给钱。农民工、失地农民是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加强对农民工、失地农民的保护。继续将老年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鼓励社会各方面对老年事业的投入，使老年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逐步形成以国家、集体举办的老年社会福利机构为骨干，以社会力量举办的老年社会福利机构为新增长点，以社区老年人福利服务为依托，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的老年人社会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王梦奎.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

［2］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体制变迁与评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韩俊江.社会保障制度国际借鉴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人学出版社，2007.

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差异分析 篇7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保障成为一个国家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是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 让我国的城乡社会保障呈现出二元社会保障, 城乡社会保障的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扩大日益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如何完善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是缩小城乡差距, 建设新农村, 实现社会公平的迫切问题。

二、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差异及原因

1. 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设计。

我国二元经济导致二元社会保障。大部分的农村地区的居民都是自己负担为主, 国家财政扶持为辅, 而城市的发展水平高, 大多数社会保障是由企业支付、自己支付和国家三方来承担;资金运作方式也大有不同, 城市的是实行的现收现付制度, 农村的社会保障则是采取的完全积累制。可见,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 导致了城乡间的社会保障相差甚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从几个重点着手, 在很多方面如工伤、失业、生育等等, 但尚未形成规范性文件。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上也存在严重的随意性, 缺乏合理的目标定位, 相对于城镇来说, 政府的扶持力度可以是还是远远不够的。

2. 我国城乡社会保障的水平比较。

从城乡社会保障筹资方式来看, 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 2010年全国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征缴收入的总额为11110亿元, 财政补助的养老保险1954亿元, 加起来的自己一共是有13064亿元, 个人、企业、政府的筹资比例依次分别为24.4%、61.0%、14.6%。2010年新农保基金收入453亿元。个人、政府和集体的筹资比例依次为49.7%、50.3%, 其中个人缴费有225亿元。虽然新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筹集转变为“政府补贴、个人缴纳、集体补助”, 但比较得出城镇地区的居民个人缴费比例24.4%远远小于农村地区的居民个人缴费比例49.7%。

3. 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大。

随着我国普遍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城乡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我国基尼系数居高不下, 少数人掌握大量财富。城乡实际收入和福利之间差距接近6:1, 相当于城乡平均20年的收入增长距离, 导致入城打工者社会保障得不到及时解决。若能很好解决这些困扰和阻碍的问题, 城镇中的社会保障才得以更好的发展。

三、完善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对策建议

1. 创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

不论社会成员的职业和身份是什么, 只要他们有能力向社会尽了承担未来社会保障的责任和义务, 他便应同样享受这个社会给予的各类保障。

2. 完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地区间收入差距大、行业工资差距大, 城乡之间明显的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 同时导致了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两极化。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 确保低收入居民和农村地区人民的基本生活和基本的社会保障, 并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3. 推动城乡产业互动发展。

提升农村经济实力, 推动农村地区发展, 其社会保障能力也会随之上升。要实现城乡产业聚集和融合, 形成城乡一体的产业组织体系, 使农村的工业化融入全国的工业进程中去, 可以在农村建设具有特色的产业园区和开发区, 发挥农村优势, 促进农村工业园区建设与发展, 能实现城乡劳动力互补发展。

4. 城乡财税金融制度进行创新。

中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趋势分析 篇8

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统计口径一般包括原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三大类。

从1999-2008年, 这10年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和数量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迅速增加后, 又回落并维持在一定水平

表1显示, 从1999-2008年,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从1197.4亿元增加到6804.3亿元,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从1999年的9.08%提高到了2008年16.63%, 上升了755个百分点。从表1中不难发现,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增长主要发生在1999-2002年间。主要原因有:一是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和三年脱困攻坚战, 从1998年开始实行的“两个确保”工作暴露了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 大部分地区基金收不抵支, 财政兜底性支出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二是为扩大消费需求, 拉动经济增长, 1999年较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负担。三是1998年11个行业养老保险系统统筹下划地方管理后, 因调整缴费率和军工等行业困难造成的缺口由中央财政负担。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中国统计出版社。

(二)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持续增长

从1998年开始, 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一直保持持续增长, 1999年更是比1998年增长了1倍, 2001年这一增幅达到了65.4%, 只有2004年和2003年基本持平, 其余年份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幅。

(三)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城乡差距显著

由于历史原因, 造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的结构特征。近年来,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 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 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日趋严重, 直接影响了社会稳定。以国家近年来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为例, 2001年, 占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11%, 而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9%。人均占有方面, 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455元, 农村人均仅15元, 相差30倍;直至2002年底, 全国8亿农民中, 有404万农民享受了农村低保。

二、影响未来社会保障支出的主要因素

(一) 宏观经济

1999-2008年全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了迅猛的势头, 我们以陕西、重庆、广西、新疆4个地区为例。如表2所示。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中国统计出版社。

(二) 就业形势

1.我国在“十一五”期间, 每年大约有1500万新增劳动力, 而按照经济增长和投资规模计算的新增就业岗位约900万, 缺口大概为500-600万左右。

2.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一般在4%左右, 但统计部门内部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却往往在8%以上。特别是城市发展带来的大量失地农民“被市民化”后, 许多人都缺乏稳定的工作和职业, 尤其是妇女劳动者, 多数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工作, 社会劳动的时间很不充分, 许多人实际上处于半失业状态。

3.我国城市化进程还要加快步伐, 2020年前还有3亿以上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城镇, 其中至少1亿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解决就业问题。

(三) 老龄化趋势

根据中国人口学会预测, “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会提速, 老年人口出现第一次增长高峰,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800万左右, 在2015年总量将突破2亿, 并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之大, 老龄化速度之快, 高龄人口之多, 是世界人口发展史上所罕见的。日益增长的对养老保险的需求无疑会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老年社会福利服务供给提出严峻的挑战。

(四)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及其影响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人们的影响不可忽视。我国近年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使居民实际收入降低。这种收入的不稳定及对未来预测的不确定性, 使居民对养老、医疗、失业保险金等方面的保障需求增加。另外,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会使人们对医疗卫生、教育福利等社会保障项目的需求增加。

(五) 政策导向

国家有关大政方针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 决定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方向, 也决定了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项目上的投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政府不断地认识到增加财政在社会保障支出上投入的重要性。本着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原则, 财政社保“十二五”规划要求各级财政加大社保投入, 将目前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0%提高到25%左右。同时, 要将“各类未纳入社保制度的群体尽快纳入覆盖范围, 实现真正的全民社保”。

三、社会保障支出趋势分析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点分析:

(一) 未来5-10年间我国的经济依然会呈现出良好的上升趋势, 经济增长率基本上会维持在7%-8%之间。因此, 我国财政收入有能力支付大幅增长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二) 为了解决就业、人口老龄化和通货膨胀等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 政府会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 以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为出发点,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

(三) 2009年我国开始实行新农保的试点工作, 取得了重大进展。政府为了实现保障农村老年基本生活, 在2020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人口的全面覆盖, 势必会加大财政社会保障的支出。

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行为分析 篇9

关键词：社会保障基金,行为金融学,羊群效应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是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理事会)负责管理的由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及股权资产、中央财政拨入资金、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收益形成的由中央政府集中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社保基金投资运作的基本原则是:在保证基金资产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基金资产的增值。本文将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通过对社保基金投资偏好,羊群效应两方面来考察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行为。

一、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偏好

社保基金的投资偏好是指社保基金在实际投资过程中选择股票的共同偏好,投资偏好可以反映出这一类投资机构的投资理念与投资策略。在分析社保基金的投资偏好时,我们关注的焦点是社保基金持股的行业分布特点,通过观察社保基金持股的行业分布,来剖析社保基金的投资偏好。

我们从社保基金持股的总体情况着手。根据CSRC行业分类规则,可以将所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划分为农林牧渔、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信息技术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金融及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传播与文化产业、综合类13个大类,其中制造业又可细分为10个类别,如食品饮料,木材家具等。

社保基金的投资偏好及投资风格,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其一,横向比较,社保基金与其他机构投资者相比,更偏好于哪个行业;其二,纵向比较,在所有行业中,社保基金更偏好哪个行业。下面我们分别来讨论:

第一、我们想知道社保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中的一员,与其他机构投资者相比,更偏好于哪个行业。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首先从各特定行业出发,如选定行业A,观察持有行业A的各投资者的成交金额占A行业总成交金额的百分比,具体来说,选定农林牧渔业,社保基金2007年在该行业中的成交金额占该行业总成交金额的0.3%;其次,我们按同样方法计算出所有行业的该比例,进行比较,可得结论如表1:

若将2007,2008两年数据绘制的柱状图,如图1:

通过此柱状图,我们可以看出即:社保基金在水电煤气、批发零售、金融保险、房地产、采掘业中有较为大的成交比例。从而可初步得出结论,即社保基金更加关注于或倾向于这几类行业的股票。

第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将社保基金的总体持股比例看成单位一,其投资于各行业的比例可以揭示出社保基金的投资风格及投资偏好。具体可以通过图2做以说明。

图2揭示了2009年5—10月社保基金持有股占各行业比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去制造业外(各相关子行业的汇总),社保基金的持股发生在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批发零售业,批发零售及水电煤气业。从这个角度分析,更加证实了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

二、社会保障保基金的羊群行为分析

在分析社保基金羊群效应过程中,我们采用的方法是与投资基金相比较,投资基金作为份额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其行为对于整个证券市场来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那么通过分析社保基金与证券投资基金在同一时段,买卖行为的相关性可以看出机构投资者的是否存在羊群效应。二者的相关性可以这样理解,即当证券投资基金买入时,社保基金亦买入;证券投资基金卖出时,社保基金亦卖出。这种概率越高即其相关性越大,反之亦然。

据表2相关分析显示这9各月的证券投资基金与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买入、卖出相关性。

从表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社保基金与证券投资基金的行动有高度的一致性,在2009年3月以来,其买入、卖出的动作相关性均>87%,可见,在机构投资这种,尤其是证券投资基金及社保基金在市场上的行为具有十分强的一致性,也就是同买同卖。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羊群行为”是一种特殊的非理性行为,它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而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而从上面的实证分析中,可以对此一目了然,中国市场的羊群效应,尤其是机构投资者之间存在极强的羊群效应。

参考文献

艾滋病群体社会保障问题分析 篇10

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中, 在政治地位、经济活动及文化生活等方面比一般发展水平低的一类人群。艾滋病群体包括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也应该归属到弱势群体中, 它的弱势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1 艾滋病群体生活贫困。

艾滋病人要终身治疗, 所以要面临巨额的医疗费用, 一位艾滋病人一年的住院费、门诊费等费用少则数万元多则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因此, 艾滋病人常常是生活在贫困之中, 而贫困往往又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

1.2 艾滋病群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艾滋病群体除了基本的生命、平等权力之外, 与残疾人一样有其特殊的权利, 这些权利包括受教育的权利、接受医疗的权利和就业的权利。目前, 大量低龄艾滋病群体无法完成义务教育;而“艾滋病人无人给做手术”的报道说明了艾滋病群体医疗权利的状况;虽然我国人事部将“艾滋病毒携带者“纳入公务员录用范围内, 但根据卫生部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 58%的城乡居民明确表示不愿意和患有艾滋病的同事或共同劳动的人一起工作, 艾滋病人所在单位往往采取各种手段逼迫他们从单位离职。

1.3 艾滋病群体受到社会的歧视。

不知从何时起艾滋病成了罪恶、暴力、乱性等词汇的代名词, 09年我国发布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视状况的调查报告, 报告中的一组数字令人关注:在知晓感染者身份后, 1/4的医务工作者、超过1/3的政府官员和教师持有负面和歧视态度。这种现象在其他的疾病中也都曾出现过, 比如精神病、残疾等都与“疯子”、“废人”等词汇相联系过。

2 艾滋病群体与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 它面向全社会通过社会化的机制为全体公民化解风险、实施福利、保障基本生活,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通过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来对艾滋病群体进行保障。

2.1 医疗保险

2.1.1 措施:

我国艾滋病起步较晚, 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基本医疗保险也没有将艾滋病人纳入到其中。但近几年来艾滋病每年的感染者数量不断扩大, 根据联合国《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到09年底估计中国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高达74万人。面对严峻的形势,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4年颁布了《关于落实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政策的通知》, 这份通知的颁布正式打开了艾滋病人通往医疗保险的大门, 通知中规定国家将抗艾滋病病毒药品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目录和城乡医疗救助支出范围。

2.1.2 问题:

(1) 医保支付范围过于狭窄。对艾滋病人的治疗一般有三种方法:姑息治疗、治疗机会感染和抗病毒治疗。相比而言前两种方法更经济实惠, 研究表明治疗艾滋病早期出现的败血症、肺炎不但花费少而且可以很好延长病人的寿命。但根据《通知》只能对抗病毒的药物治疗进行支付, 这不利于姑息治疗和机会感染治疗的推广, 还会加重医疗保障基金的风险。另外, 只能报销住院费用的规定使减轻艾滋病患者负担的目的大打折扣, 艾滋病人需要长期的用药, 并且不需要长期住院, 所以大多数的花费在门诊上。此外, 费用报销封顶线对于一个重病的艾滋病患者来说太低, 据统计一个危重艾滋病人一年的医疗费用达25万元以上, 这大大的超出了许多地区的医保封顶线。 (2) 医疗保险中针对艾滋病治疗的医疗资源不足。首先, 定点医疗机构太少, 许多地方只规定一两家医院作为定点医院, 这势必给艾滋病人就医带来不便, 一些偏远的病人会放弃享受医保机会。其次, 划入到报销范围的治疗药物太少, 国际上可使用药物的选择已有有20多种, 而我国还有一定差距。再有, 专业的医疗服务人员不足, 艾滋病不但要求医务人员要有娴熟的专业诊断技术, 而且要掌握一定的心理、法律、沟通等方面知识。而我国的医务人员大部分是只有诊断治疗方面的能力, 在沟通、提供关怀等方面素质不高, 甚至还存在部分医务人员对艾滋病人抱有歧视的思想。

2.2 社会救助

2.2.1 措施:

2003年我国宣布了防治艾滋病的“四免一关怀”政策, 即对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 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 对孕妇实施免费艾滋病咨询、筛查和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纳入政府救助范围。2004年民政部发布《关于加强对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患者遗孤救助工作的通知》, 将城镇和农村家庭中因患艾滋病导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将其纳入低保范围;尚未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地区, 要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和家属列为特困户基本生活救助对象, 给予定期定量生活救济和医疗救助。

2.2.2 问题:

(1) 各地的政策落实情况存在差异。“四免一关怀”作为全国性的政策, 由于没有强制执行力, 很多时候要靠政府的说教和强制手段才能实施, 造成在各地的推广和落实相率和效果欠佳。 (2) 社会救助分头管理, 无法确实保障艾滋病人权利。由于对艾滋病群体缺乏统一的管理部门, 卫生部、医保部门、民政部、妇联等部门分头治理经常造成各部门责任不清, 对艾滋病人“踢皮球”, 不利艾滋病人的权益保障。

3 完善艾滋病社会保障政策的建议

3.1 加强艾滋病知识和正确观念的宣传、消除社会歧视。

社会中存在着对艾滋病群体的歧视, 这已经成为艾滋病毒预防和相关社会保障政策施行的很大障碍, 所以在开展相关工作前要先去除人们对艾滋病毒的“心魔”。艾滋病的宣传不仅要对艾滋病的预防、检查、耐心说教提高艾滋病人的社会保障意识享受自己应得的权利, 还应当对侮辱和歧视艾滋病人的行为进行谴责, 呼唤社会对艾滋病人的关怀。

3.2 相关部门通力合作, 落实社会保障政策。

面对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多头管理造成的问题, 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绿色通道”的做法, 为艾滋病人提供高效全面的保障;对“四免一关怀”的政策, 财政政部门要拿出专项补助资金, 医疗部门、教育部门、民政部门要提供相应的人力物力提供协助, 分清各自的责任确实落实政策。

3.3 加大政府投入, 提高医疗资源和社会救助水平。

增加对艾滋病的定点医院, 方便艾滋病人就诊;适当增加增加可报销的药品数量, 对姑息治疗、治疗机会感染给予实施部分报销医疗费用;提高对重艾滋病人的医疗保险封顶线, 对还是超出封顶线的费用可以设立专项应急基金, 并鼓励商业保险的介入。

3.4 动用社会力量, 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目前, 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主要还是靠家庭和政府, 但还是远远不够, 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有利于聚集资金, 还能通过社会上的志愿者的实际行动改善社会对艾滋病人的认知偏差, 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所以, 应该大力支持非政府组织在艾滋病救助方面的工作。

摘要：在世界和中国艾滋病问题已经演变成一个社会问题, 艾滋病人不但受到身体上的痛苦还要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 而且社会中对他们的歧视还普遍存在, 艾滋病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帮助和关心, 而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国家公共政策在解决艾滋病问题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但仍存在着不足和缺陷。本文旨在从艾滋病人的弱势性出发对目前社会保障在艾滋病群体的保护和治疗给予建议。

关键词：艾滋病人,弱势群体,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1]2004年中国居民艾滋病常识及态度和行为状况研究报告[EB/OL].中国人口信息网.http://www.cpirc.org.cn/rdzt/rd-aids-detail.asp·id=4064

[2]联合国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EB/OL].99艾滋-艾滋病公益网站.http://www.99aids.com/

[3]赵峻, 袁玲.完善艾滋病人医疗保险政策的对策探讨[J].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2期.

社会保障税分析 篇11

摘要：我国现行的二元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亟待改革，而模式选择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绩效高低的关键。学界一般以制度安排为依据，将社会保障分为福利国家型模式、社会保险型模式、强制储蓄型模式、国家保险型模式。这四种模式的区别实质在于社会保障主体之间的责任分配。考量这四种模式在我国农村地区的适用性，再分析对农村社会保障模式选择影响较大的几个主要因素，如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就业、土地保障功能、家庭结构变化以及农村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宜选择以社会保险型为主，强制储蓄型及国家保险型并存的混合型模式。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模式选择；影响因素；混合型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1.010

除了全国少数经济发达地区——上海市浙江省以外，就整体而言，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是农村集体组织与家庭保障的二元保障模式。但这种二元保障模式遇到下述问题，难以持续发展：第一，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极少，2003年全国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613.9万人，其中农村367.1万人，按户籍计算，城市纳入低保者只占总人口的6.33％，农村只及0.39％。第二，农村家庭保障负担日益趋重。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愈1.5亿人次以上，而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脏活与重活，其工作年限基本在15年左右，也就是说按现有的城乡分治框架，农民工在城市工作10～20年左右，除极少数成功者，基本上要返乡养老，而按目前的情况，返乡后只能加重其所在家庭的保障负担。第三，土地作为农村居民的最后保障措施逐渐失效。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集体组织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主要是指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所发挥的社保功能。但由于近年来土地被征用规模日益扩大，失土农民日益增多，加之土地之保障取决于气候、粮价波动等客观因素，土地的社保功能并不明显。“土地换保障”的思路对于永久性征地而言行之有效，对于非永久性征地则并非灵丹妙药。因此，农业户籍人口基本依靠农村集体组织和家庭提供保障的传统方式，已难以适应当前的新情况，必须加以改革。

鉴于我国农村地域的差异以及社会保障项目的不同，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不可能采取统一模式，而模式的设计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绩效高低的关键。

一、四种典型社会保障模式在我国农村地区的适用性

基于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各国具体国情的差异，从世界范围来看，没有一种统一的社会保障模式，并且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纯粹属于哪一种模式的，因为很多国家选择模式的侧重点不同。比如斯坦·库勒认为，将北欧社会福利模式统称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是不准确的，因为国家的社会福利结构是建立在将两种或多种模式的原则复杂地混合在一起的基础上的。因此，学者们对于社会保障模式的分类多从便于研究的角度出发，不同的研究视角决定了不同的分类依据。学界用得最多的是以制度安排为依据的分类，即将社会保障分为福利国家型模式、社会保险型模式、强制储蓄型模式、国家保险型模式。本文将以这四种典型社会保障模式为主进行分析。

(一)福利国家型模式

福利国家型模式，以英国、瑞典为代表。这种模式为公民提供了一套“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由国家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和风险。这种模式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确立了福利普遍性和保障全面性原则，以国家为直接责任主体，以国家为全体国民提供全面保障为基本内容，以充分就业、收入均等化和消灭贫困为目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责任关系取代了建立福利国家之前的雇主与雇员、领主与农奴及社团伙伴之间、家庭亲属之间的责任关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第一，高税收充当着福利国家的财政基础，国家通过确立累进税制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从而维持福利国家高水平的福利支出；第二，普遍覆盖和全民共享是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障模式的基本原则，各种保障制度不仅限于受保人自己，还及于其家属，而且推及凡维持合理生活水平有困难和经济不安定的所有事件，以最适当的方式给予保障；第三，政府是当然的责任主体，不仅承担着直接的财政责任，而且承担着实施、管理和监督社会保障的责任，个人无需缴纳社会保障费用。

福利国家型模式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这种模式中的社会保障，无论是保障范围上还是保障内容上，都可以用“全面”来形容。但是由于政府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以致财政负担过重，同时，也不利于国民劳动积极性的发挥。对现阶段定位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这种模式很难适用。

(二)社会保险型模式

社会保险型模式，以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这种模式对不同的社会成员选用不同的保险标准，并以劳动者的社会保险为核心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与福利国家型模式相比，社会保险型模式的特点在于：第一，强调劳动者个人在社会保险方面的不可替代的责任，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与承担社会保险费的缴纳义务对等，劳动者享有的社会保险待遇水平与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多少和个人收入情况相联系，不参加社会保险或未缴纳社会保险费则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第二，建立政府、社会、雇主与个人之间的责任共担机制，社会保险费由国家、雇主和劳动者三方来承担，以劳动者和雇主方的社会保险费为主，国家财政给予适当的支持；第三，以解决劳动者的困难为核心，以实现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协调为原则；第四，社会保险基金在受保成员之间调剂使用，充分体现了互助共济、共担风险的原则。这种模式中，保险基金在成员间的统筹作用符合大数法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效率原则。其缺陷在于，由于采取现收现付的方式筹集资金，费率受人口年龄结构、就业率的影响非常大。在人口老化、就业率下降时，费率会因为过高而难以承受。

社会保险型模式的优点在于：建立了政府、社会、雇主与个人之间的责任共担机制，具有风险保障的共济性，在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既能适应工业社会的需要，又避免了福利国家的某些缺陷。这种模式与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能够相适应，可以作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主要选择。

(三)强制储蓄型模式

强制储蓄型模式，以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为代表。新加坡在20世纪50年代创设了公积金制度，并由最初的养老用途逐渐扩展到医疗、住房等领域，成为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内容。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第一，以雇主和劳动者为责任主体，通过国家立法，强制雇主和雇员参加公积金制度，按照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向中央公积金局缴纳公积金；第二，由中央公积金局负责管理，中央公积金局按照每个月应付的利息，一并打人个人的公积金账户，专项储存，政府的责任只是监

督；第三，采取完全积累模式，雇主和雇员缴纳的公积金全部存入个人账户；第四。这种模式不具有互济性，政府与国民之间、雇主之间、受保人之间缺乏社会保险制度所具有的互济性。

强制储蓄型模式强调雇主与个人的责任，缺乏政府与雇主和个人之间的共济性，因此，可以作为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的补充保障模式，但不具有普适性。

(四)国家保险型模式

国家保险型模式，以前苏联为代表。二战后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采取这种模式。这种模式与福利国家型模式的相似点在于国家要保证全体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障，而不同之处则在于，在国家保险型模式中，费用由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受保人不缴纳保险费。这种模式以社会公平为目标，保障范围覆盖全体国民，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取过的保障模式。其最明显的缺陷在于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后，逐渐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而被摒弃了。

国家保险型模式曾是我国在建立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时选择的模式，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在我们已经转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种模式就不宜再适用了。但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仍然可以考虑小范围地、阶段性地选择该模式。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

发展经济学家按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发展状况将工业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村、农业支援城市、工业发展的阶段，大致相当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第二阶段是农业、农村与工业、城市平等发展的阶段，大致相当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三阶段是工业、城市支援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大致相当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的两个转折中，工农业及城乡发展有一些公认的量化指标。第一个转折(工业化初期阶段结束，开始进入中期阶段)的结构特征是，农业劳动力份额不超过55％，城市化水平不低于35％，人均GDP不少于1000美元；第二个转折(工业化中期阶段结束，开始进入后期阶段)的结构特征是，农业劳动力份额在30％以下，农业GDP份额低于15％，城市化水平在50％以上，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

有学者认为，各国建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时的经济社会条件有三个：第一，工业化过度发展破坏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经济衰退，社会问题突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降低，农业劳动力结构份额在20％以下，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在15％以下；第二，在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农业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到50％以下；第三，当工业化水平处于第三阶段，时，才有条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年金保险制度。他们初步判断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2020－2030年人口高峰期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与工业化、城市化密切相关，因此，很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最初只是覆盖城市居民和非农业劳动者，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农村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才对农业劳动者建立类似非农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村人口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一般为90％左右，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到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以及社会保障运行机制约束条件自身的限制，社会保障体系一般都没有覆盖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者。

按照世界工业化的一般趋势，工业化总是伴随着城市人口增加与农村人口减少，社会结构在城市化基础上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而在城市工商业人口不断上升的同时，社会保障的享受对象亦将随之扩大，最后农民亦将享受和城市工商业劳动者实质相同的社会保障待遇，从而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统一与整合。

在西方国家，由于农业人口较少，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很低，农民是农场主的雇佣工人，农民本身不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因此，这些国家在制定社会保障制度时，有的甚至一开始就将农村和城市社会保障统筹在一起考虑，无论是保障项目的设置，还是组织管理体系和资金管理方式都由国家社会保障机构统一管理，所以城市与农村社会保障对接的时滞较短。但在中国，由于土地制度的显著不同，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或集体所有，农民只拥有土地自主使用权，在30年承包期内，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由使用土地，相当于农民拥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并由此成为重要的生活来源保障，加之中国人口总量中，约80％的人口都是农村人口，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高，因而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不可能与城市相同，只能将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水平作为长远目标来规划。

(二)公共产品供给水平

根据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完善的公共品供给应该具备以下九个要素：一是合法性，即关于公共品提供的决策被自觉认可和服从；二是透明性，即有关的决策和执行过程是公开的；三是责任性，指的是有关管理人员对其行为的负责程度；四是法治，即法律成为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五是回应，它的基本含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任的反应；六是有效，主要指公共品的决策和执行富有效率；七是参与，指决策和执行的过程有人们的广泛参与；八是廉洁，指有关的决策人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公职人员不以自己的职权谋私；九是公正，即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享有公共品的服务方面是平等的。

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直接影响着国民的生活水平，而国民的生活水平则影响着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承担。比如，如果政府提供教育这种公共产品的水平较高的话，能够有效缓解家庭财政支出的困难。则个人在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上的负担比例上能够有扩大的余地，相应地，政府在养老或医疗保障方面的责任可以减小。反之，如果教育供给不足或低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则个人在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方面的责任承担能力减小，政府的责任不得不增加。

我国现阶段公共产品供给上呈现出总量不足、城乡倒倾斜供给、供给低效、全国性和地方性公共产品供给严重错位的矛盾现状。尤其是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政府投入比较有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一般采取制度外供给的方式，即农民自己承担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而政府则退到边缘。制度外供给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村提留和乡统筹，资金供给的最终主体还是农民。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我国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老化失修，已日渐成为影响农业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同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亦是导致农民收入不能提高的重要制约因素。

(三)就业状况

就业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可从三方面来分析：

社会保障税分析 篇12

一、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的现状

(一)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进入初级阶段,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的重视程度加深,尤其是在最近的十几年里,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为了健全完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在2000年9月由我国政府成立,主要是管理中央财政拨入的资金,通过变现部分国有资产所得资金以及其他形式筹集的资金,通过选择、委托专业性的资产管理公司对资金资产进行运作,以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由于在2004年,“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写入宪法,这意味着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好机会。总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经历了零到初具规模、从单一投资到多品种投资、从国内市场到国外市场的转变。

(二)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积累与投资收益基本状况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收支已初具规模,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2014年度报告显示,直至2014年底社会保障基金会管理的基金资产总额15356.39亿元。其中,社会保障基金会直接投资资产占基金资产总额50.26%,金额有7718.12亿元,委托资产投资占比49.74%,有7638.27亿元。本报告期,基金权益投资收益额1424.60亿元,其中已实现收益额883.84亿元(已实现收益率7.45%),交易类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额540.76亿元,高于同期通货膨胀率9.43%。在2014年,社保基金会坚持立足实际,主动创新投资流程、投资方式和投资产品,推动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积极参与我国社保体质改革重大课题研究工作,社保基金取得了新的发展。

二、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投资渠道狭窄,资金来源不稳定

在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中为了确保基金的安全,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方面限制了投资渠道和投资工具。从最近的投资资产结构来看,绝大部分的投资都是风险较小的投资,约占总资产80%,一些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基金投资与我国的基金投资结构有较大的差异。简言之它体现了基金投资运营的安全性目标,但间接地说明了我国在降低投资风险的同时限制了投资渠道,不合理的投资结构使资产过分集中在风险较小的投资上,从而无法实现社会保障基金快速增值,这样安全性目标也很难维持。根据一些发达国家基金投资运营历史经验来看,在某一段时间内虽然股票的收益率低于国债的收率,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为了确保基金投资保值增值并稳定发展,股票与债券多种投资工具的组合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二)有效监督机制尚未形成,监督制衡缺乏和信息公开程度不高

从2001年我国社保基金入市运营开始,社保基金的安全投资机制已经不断地建立。但社保基金财务管理制度不够健全,使政府社保基金的筹集和使用监控十分困难。由于先天发展不足的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监督体系,执行运营和监督社会保障基金的职能属于同一个部门,从而监督似乎起不到监督制衡。由于监督的缺失,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渠道和额度的信息公开程度的监督就放松了,基金的主管者关于自己的钱用在哪里都处于盲目状态,盈利如何都是未知,各种违规违法行为就会趁机得逞。

三、我国社保基金监管模式与监管机制

在原有社保基金管理制度的基础建立了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模式,现行的社保基金监管模式不仅存留了传统社保基金管理制度,而且还顺应了新形势下的变化。原有的社保基金的监管模式是主要由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监管,但是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同时又肩负基金运营的职能,这种监管体系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慢慢地,财政部门参与到基金运营的监管中来,财政部门监管的引进,进一步带动审计、银行、社会等部门对基金运营的监管,但是这种监管模式仍然还是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行政监管为主,其他部门为辅的监管体系。

(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监管

作为监管的主要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营的必经环节进行了监管,必经环节主要是基金的征收、运营和支付,对这所有环节的监管确保了基金在市场上的安全性。还对在基金进入、运营和退出这些过程中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是否依据预、决算来执行及执行的情况进行监管。

(二)财政监管

财政监管主要是通过财务部门对基金的管理、经办、运营机构实施财务监管,确保基金在筹集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财务部门应严格遵循法律法规规定的,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对基金的挪用、挤占进行严格管理,对基金的预算、执行、调整等都具有监管权。

(三)审计监管

审计部门主要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收入、运营和支付进行检查和审计。根据不同的险种审计部门具有不同的职能,关于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缴,审计部门主要是对其收支情况的监管;而在工伤条例中,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是执行征缴和支付情况的监督,而审计部门则是对其收支和管理进行监管。

(四)社会监督系统的监管

社会监督主要是来自社会群众的监督。由于社会保障基金最终目的是为群众谋利益,所以群众的监督在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体系中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群众可以通过报刊、网络、广播等传播媒体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运营进行监督。

四、优化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的对策建议

我国应合理地对社会保障基金进行投资,来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根据我国国情,学习国际实践经验和吸取教训,探索适合我国的独特的投资运营策略。

(一)拓宽社保基金投资渠道,加强社保基金海外投资

应拓宽社保基金的投资渠道,并辅助其他投资策略来实现增加收益、抑制风险的目的。通过对国内证券和海外证券市场的投资增加来拓宽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渠道,但是拓宽投资渠道一定要确保具有一定的固定的收益,以此来降低投资风险。由于海外资本市场的投资具有多元化组合投资选择,从而选取海外资本市场投资能够实现社保基金增加收益和降低风险。因此,向境外拓展投资成为抵消内地投资市场一定风险的必然选择。值得我国学习的是,境外很多兴盛的资本市场和新兴市场有较多的金融工具选择和风险收益特征的产品,进而达到管理降低甚至消除绝大多数的投资风险,并在特定的风险承受范围内收获较大的利益。

(二)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的监管

社会保障基金入市环节的监管是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监管的重点和核心,监管的内容主要包括监管社会保障基金市场的准入环节、监管运行环节和监管退出环节。

首先,对社会保障基金市场准入环节进行监管。我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的首要工作是选择和资格认定营运机构,主要是因为我国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方式是采取交托给专业化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在选择社保基金投资机构时应对相关机构进行充分的比较,并严格对机构进行资格认证,其资格审查应紧紧遵循法定的标准和程序。并要求受委托的基金管理公司具有较高的经营能力、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管理水平和较高的社会名誉等特性。

其次,监管社会保障基金市场的运行环节。对社保基金市场的监管是否规范和有效力的标准,主要取决于入市后,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的成果和预期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与投资管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形成后,是否保证了基金所有者的关于基金的权益,基金投资风险是否得到有效的控制将风险降到最低,这既是受委托机构的主要责任,也是委托机构最关心的问题。

最后,监管社会保障基金市场的退出环节。在社保基金投资运营呈现损失的时候,为了维持权益人的利益,通常会采取让社会保障基金从投资运营市场退出的措施,这也是恢复和维持投资市场秩序的最好的办法。以下几种情况监管机构有权采取措施并禁止受委托机构与其相关的社保基金运营的活动,也有权对受委托机构做出相应的处罚。如运营机构未能按照法律和契约来履行义务,使投资基金风险增大;没有正当的措施降低风险,甚至基金的利益受到威胁,又没有正当的理由来解释这一现象。监管机构即可对运营机构采取相关措施。

参考文献

[1]杨屏,薛飞.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辽宁经济,2008,(04).

[2]尹兰梅.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分析[J].消费导刊,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