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在艺术与市场之间（共5篇）
设计在艺术与市场之间 篇1
艺术设计是在现代绘画基础上的一种延伸。艺术设计运用创造性思维, 在整体和具体细处都属于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结合。对总体的安排和结构的处理以逻辑思维为主, 对造型和表面装饰的处理以形象思维为主, 二者不可截然分开, 而是相互交替进行。
现代绘画与平面设计同样都是个性的表露。回顾绘画的发展史就会发现,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每一位杰出的大师都曾经创造过极端个性化的作品, 他们的作品都具有自己的典型特征。画家、设计师们, 尤其是现代派的一些大师, 他们在创作时可以完全不用考虑其作品的社会性。在某种意义上说, 作品的生命力, 正表现在个性化上, 通过作者对美的形式法则的特殊理解而存在着。任何一位伟大的画家、设计师, 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 因而创作者必须把自己个人的主观意志潜能释放出来, 最大限度地表现自我。
然而, 现代绘画与艺术设计在这个飞速的时代产生弊端主要是因为早已经历过绘画造型的鼎盛期, 以突破前人的思路, 求得更开阔的道路而采取个性化的创新手法。当今世界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世界, 反映这一时代特征, 是设计工作者的主题。架上绘画现状低迷, 而西方的艺术设计手法又繁复多样, 因此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样式开始结合, 多样化地表现艺术性主题。而很多艺术品只考虑创新, 增添怪异手段, 却缺少对审美的方向性问题的考虑。
一、艺术设计和绘画的差异与调和问题
绘画的传统深刻而持久, 随着时间之推移, 其内容和形式经过不断的融汇、锤炼、积淀, 愈益形成一种传统的伟力, 愈益鲜明、精纯而独到, 以至许多方面均难以为继, 而令创新者久久束手徘徊。设计与绘画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依赖商品。设计作为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本身就是为市场服务的。设计的最终价值来源于客户的满意、商品价值的实现、市场需求的满足。设计师必须揣摩客户的心理使方案得到通过, 另外, 客户可能对市场的把握、了解远胜过设计师, 设计师缴尽脑汁的创意想法最终还是依附于客户的评审。设计也依附市场这根指挥棒。而绘画的本质是实现对美的追求。绘画与设计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运用, 不仅仅体现在“个性化”与“依附性”方面, 还体现在对形式美的规律追求的差异性上。
二、设计借绘画所用
绘画对美感的追求还表现在材质、肌理和表现手法上, 它是在长乘宽的二维平面上利用形、色、肌理, 或者说利用点、线、面或黑、白、灰及色彩、肌理等手段来传达人类或艺术家对精神文明的追求。现代绘画综合材料的运用表现在扑朔迷离的肌理运用上。绘画也用混沌含蓄的有限笔墨表达意境, 这些手法在设计中也偶尔能见到, 只是借用绘画的表现手法或借助绘画元素来完成设计的段落而已。例如有的设计作品在表面上是追求绘画中的空灵和气韵, 而更深刻的是将图形元素溶入到现代设计原理的图形构造中去。这种类似绘画的空灵美, 只是设计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现代主义设计主要从意识形态出发, 将之放置到现代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中去。现代主义运动产生的影响使之不断发展。而设计活动自身的特质和发展变化规律, 也影响到我们对其它相关设计活动的理解。设计中的技术和艺术都影响着设计史的发展。设计中的技术与艺术互不可缺, 两者完美结合可以造就优秀的设计, 反之则造成失败的作品。
技与艺的完美结合成就了手工业时代艺术设计的辉煌。新艺术运动打破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矫饰风格, 向大胆创新的方向发展。“新艺术”也同样在艺术和技艺方面找平衡点, 以保持传统艺术的精髓。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客观化也得益于绘画, 这种趋势始于塞尚, 发展于立体派和抽象主义。而艺术观点的要旨———结构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塞尚认为什么外部条件和结构都不能改变事物的结构, 而艺术家必须把事物纳入这个秩序中来, 使事物成为结构中的有序。他尝试用结构的观点去认识和概括一切对象。立体主义现代运动者也受益于此思潮。他们将几何方式推向极致, 并摒弃了空间透视, 强调理性规律在真实中的表现力, 认为画家自身的绘画语言具有的抽象张力创造了新的世界。
艺术设计遵循理性主义, 用几何形体和简约抽象的色彩概括客观对象, 成为大机器生产的必然和最佳选择。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 诞生了现代主义设计, 即荷兰“风格派”和俄国构成主义, 它们严格遵循几何式样, 追求那种来自于机械的严谨与精确, 努力寻求与工业化时代相适应的艺术语言和设计语言。从荷兰“风格派”和俄国构成主义设计中我们能看到, 技术和艺术达到了最佳的结合, 同时, 也正因为这种最佳结合, 现代主义设计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最稳定、最具影响力的设计风格, 以致在后期发展为风靡全球的“国际主义”风格。“国际主义”风格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国家大工业化形成的衍生形态。设计与绘画艺术的平衡也是动态的, 而技术的发展和日趋成熟也促成了艺术多元化的发展。
作为设计史上最重要的、最具影响力的设计活动, 现代主义设计有形成的内因和外因, 它的确切定义、面貌特征、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等, 都极其复杂, 而现代艺术本身、现代绘画艺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互动关系中也有许许多多细致的问题等待我们的分析整理。设计中技术与绘画艺术是互为的关系, 它们互相渗透和吸收对方的精髓。现代艺术中的客观化趋势与现代主义设计的联系, 以及现代主义产生的内在动因, 都可以让现代绘画与设计之间发现更多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在自然物的描绘中往往融入了一种图形化的抽象符号语言。而现代艺术设计不同于架上绘画, 它需要一目了然、简洁明了, 概括性极强。现代设计运用多元手法突出重点, 将不同比例、时间空间的元素相结合, 运用象征给人启迪。构思超载现实, 构图概括, 形象夸张鲜明, 醒目地渲染主旨事物, 赋予画面更广意义。而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空灵之感, 以无形表达有形, 也在设计中被极好地利用。现代平面艺术设计大师也以意念为先, 用形得神韵, 不断创新, 以灵活取用为创意原则, 和中国山水画的表达方式类似, 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西方的现代理念相得益彰。更有作品运用了中国的水墨技法和现代电子技术特殊的肌理效果, 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文化感染力。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均衡和内在的节律, 强调变化中的均衡, 也符合艺术上形式美的规律。在我国的艺术设计作品中, 动与静、疏与密、虚实相生、纵横曲直、黑白对比、重叠交错等传统构图法则屡见不鲜。现代招贴艺术设计也大量运用了古代或现代的民间工艺, 概括多变的形式之美, 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从而也给现代艺术设计提供了丰厚的养分来源。复杂到单纯、丰富到简练的提炼过程, 也是我们从传统绘画中走出所造就的。
三、设计规则蕴含着动态生命的整体表现
多元与凝聚、东方与西方、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都不要独舍一端, 只有明白融合的要义, 才能产生出更具涵义的艺术张力。反观历史, 艺术设计与架上绘画直到今天仍然相互影响与交融共进。从架上绘画之象征到设计中意念的传达, 从空间处理到图形设计的空间感与虚拟性, 以及建筑设计里的含蓄寓意, 设计与绘画在冲撞与交融中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2]李砚祖.视觉传达设计的历史与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3]周来祥.中国美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
在市场与公正之间 篇2
面对堵车，有人开始怀念起鸡犬相闻的时代，有人则欣喜若狂，目之为城市繁荣的标志。对此类问题形成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进程，缺乏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由于此类问题的不断出现，导致了对经济学知识的强大需求，经济学家的地位因而在一夜之间变得显赫起来。从前他们只会拿交易费用的概念解释猴子为什么会上树，现在则可以轻松游走于各种讲坛会议之间，出入于钓鱼台、玉泉山，动辄以“帝王师”自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可以类比为原始社会的祭司，每当他们口中念念有词，人们就会为之感到惶恐。
因此当我第一次见到姚洋的时候，我略微感到有些意外。这位著名的经济学者低调而谦虚，甚至有一种与他年龄不相称的羞涩。“经济学家应该摒弃与其身份不相称的自信，”姚洋说，“在美国，有几个人知道加里·贝克尔？有几个人知道保罗·萨缪尔森？”
经济学之路
姚洋走上经济学研究的道路纯属偶然。在他求学的年代，尽管中苏关系的蜜月早已结束，但苏联式的工业化模式仍然在中国发挥着影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依旧深入人心。姚洋的父母希望儿子报考西安交通大学，成为一名光荣的工程师，然而年轻的姚洋不喜欢理科，尤其厌恶数学。这一看似无法协调的矛盾最后被姚洋用讨巧的方式解决了：他在北京大学名目繁多的招生专业中发现并选择了一个有意思的专业：地理经济学。这个专业虽然培养不出工程师，但它的的确确属于理工科。
姚的母亲，一位中学教师，对于儿子的这一古怪选择心存疑虑，并就此专门向姚的一位任课老师请教。这位老师知晓姚洋的难处，他告诉姚妈妈说，地理经济学是全世界最有前途的专业。于是姚洋如愿以偿。而事实上，即使在经济学成为头号显学的今天，地理经济学仍然显得有些冷僻。姚洋的同学大多数是被调剂过来的，许多人对于这个专业根本闻所未闻。但是不管么样，姚洋总算摆脱了沦为一名工程师的命运。相比之下，他的夫人则没有这么幸运，在母亲的“威逼”下被迫学了她所不喜欢的工科，不得不终日与冷冰冰的机械原理打交道。
姚洋进入北京大学地理系的时间是1983年。那时中国刚从“文革”的噩梦中苏醒不久，整个知识界充满思想解放的空气，各种新思潮在大学校园中流传。姚洋对这一切充满好奇，他拼命的阅读各种书籍，从中获取教益。
在北大，姚洋遇到了他生命中一位十分重要的人。那是在1987年，刚从地理系毕业的姚洋听说北大新成立了一个由“台湾人”主持的管理科学中心，怀着一丝好奇，姚洋前去报名了。在北京军区招待所的一间客房里，姚洋见到了传说中的“台湾人”：刚刚完成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工作、带着30箱书回到大陆的林毅夫教授。
与林毅夫的初次会面无疑给姚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老师给我出了一道题，”姚洋回忆说。这是一道关于成本的题目：“假如让你把哈密瓜从新疆运到北京卖，你会选择好的哈密瓜还是坏的哈密瓜？”对于此类经济学常识问题，姚洋当时毫无概念。时至今日，姚洋还会用这道题来启发他的学生。
1989年，硕士毕业的姚洋回到西安，进入西安电力制造公司。对于国有企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并由此导致严重资产流失的现象有着深切体验。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浪潮，自然引起了姚洋的注意。姚洋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制的研究在学界卓有令名，原因是他的研究是建立在对600多家国有企业调研的基础之上。他用数据证明了改制带来的好处，这是那些改革的批评者们所不能忽视的。
在西安电力制造公司工作两年之后，姚洋远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农业与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威斯康星大学悠久的左翼传统给姚洋的学术生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促使他成为今日国内经济学界少数对社会公正理论怀有浓厚兴趣的经济学家之一。
关于社会公正
过去的一两年中，中国知识界就改革的方向和前途进行了一场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市场化的进程和不公正的现象成为瞩目的焦点。
姚洋对那些动辄以市场化为由漠视社会公正的经济学家感到不满，斥之为“冷酷的经济学家”。“市场化从来不会自动地带来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他警告说，“离开了社会公正的市场化进程最终会毁掉市场本身。”
市场化的崇拜者们经常引用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反对在中国强调公正与平等的意义。而在姚洋看来，哈耶克的看法过于极端，也没有可操作性。因为按照“自发秩序”理论，现实中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那么这一理论不能反对什么，也不能主张什么。“如果哈耶克的思想很深刻，那说明深刻这个词有问题。”他引用阿玛蒂亚·森的话说。
对于公正的格外关注使姚洋的身份变得有些模糊。“我对他的乌托邦情结感到震惊，这与我心目中的海龟派经济学家的形象相去甚远。”一位听过姚洋演讲的学生对我说。
但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姚洋的见解都要比那些动辄将社会问题泛道德化的学者更深刻，也更具反思性。“他是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和解释自己的社会公正理论。”一位熟悉姚洋的学者评价说。
姚洋的社会公正理论谨慎地区分了道德与公正，在他看来，社会公正是一个政治性概念而不属于某一道德体系。为了确保这种区分的有效性，他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转化为对个人基本能力的界定问题。
“如果平等仅仅限于基本权利和个人能力领域，而不是无限地扩大到所有领域，那么平等非但不会妨碍效率，而且还会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因为个人能力的增强意味着社会人力资源的提高，而后者又提高效率。”姚洋说。
因此姚洋呼吁，当今中国应该更注重社会底层的成员，为他们提供可以发展基本能力的自由，如自由迁移、无身份约束等。而对于基本自由以外的其他自由，则可以用功利主义的原则来进行取舍。这样既照顾了公民的基本自由，又保证了对包括子孙后代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公正。
姚洋始终对廉价的道德宣泄保持警惕。在他看来，社会公正是一个值得追求的价值，但如果把社会公正变成一个道德问题，就会走上道德斜坡，即一味追求结果的平等，从而使民众失去对“应得之物”的认知。
姚洋反对非此即彼的极端化争论。他认为，反市场者和市场崇拜者的主张看似势不两立，但其出发点却是惊人地相似：他们都要求市场承担它本无法承担的责任。反市场者对市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拿一个完美的标准要求市场，而市场崇拜者则相反，将市场所造就的秩序奉为社会的既定准则，以市场逻辑代替社会逻辑。这种建立在对现实的误读、误判和有意裁减的基础之上的争论，最后是总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口号之争。
“走极端是容易做到的，而且可以吸引眼球和听众。但是，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是不应该以眼球和听众的多寡为导向的，也不应该比试谁的观点更极端。”姚洋说。
在姚洋的理想中，知识分子应当作为一个社会的中坚力量而存在，这对于国家的稳定有莫大的裨益。如在美国，既有华伦斯坦这样的左派，也有很右的如弗里德曼，但他们都不是美国的主流。而一些拉美国家，忽左忽右，国家缺乏一个中坚的思想形态，因而总处在震荡之中。
农村情结
姚洋出生于西安，但他的童年却在江西新干乡下度过。乡村的淳朴和闲适给姚洋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回忆，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心结。“我是半个农村孩子，”他说，“我对我们老家的那个村子一直在关心，熟悉他们生活状况。这也是我为什么关注社会公正的原因。”
“我特别反感农民工一词，工人就是工人。我们的媒体应该带头，不再叫农民工，应该叫新移民。新移民支撑了城市建设和工业化的大厦。”姚洋说。
姚洋对农村的现状充满关切。“农村生活不浪漫。”他不无遗憾地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现在在农村住一晚上都感到困难。”
在姚洋的视野中，尽管家乡也发生了一些好的变化，但是与变化一同到来的是环境恶化。“以前农村多的是生物垃圾，现在则多了许多白色垃圾。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缓慢，一些地方现在依旧没有厕所。”
中国在过去实行的农村改革，在打破公社制度，激发亿万农民劳动积极性的同时，也使中国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生产者——全国约有2亿农户，平均耕地只有1.4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沿海城市居民收入飞速增长的同时，农民收入增速要缓慢得多，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生产的人均产出较低。而当一些人试图将土地资源加以整合以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阻碍：这些土地是不能出售的。
一些专家因此断言，惟有将农村土地产权明确化，才是解决一切农村问题的根本。对于此类观点，姚洋表示无法认同。“这是饮鸩止渴的做法，”他说，“中国历史表明，土地买卖最活跃的时期是发生自然灾害或战乱的时候，此时，一部分农民失去了生计，不得不出卖土地以渡难关。因此，土地兼并是以下层农户的破产为代价的。”
在这里姚洋似乎偏离了传统经济学的道路。传统经济学曾假定，人类是理性、有远见和自私的动物，但在姚洋看来，人类的理性毕竟有限，远非一台精确的计算机。在极端的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仓促做出决定，犯下可预知的错误。由天灾人祸而导致土地市场的买卖对于农民来说是将双重的打击。
姚洋通过调查发现，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对农民投资有影响，但是对产量的影响并不大。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农场的规模越小亩产量反而越高。
姚洋认为，尽管现在土地的收入功能有限，但至少可以解决贫困问题。土地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不但会加大两极分化，也会对教育产生深刻影响。在他看来，要保护农民的权利，仅仅把产权问题明确并不够，最重要的是如何加强农民集体谈判能力的问题。“如果农民组建更多的合作组织，可能会获得另一个层面上的保护，因为这可以使他们集体和买家谈判，组织更大规模的生产。”姚洋说。
谦和与原则
生活中的姚洋是个热爱运动的人，他会在晚上带着学生去打保龄球，像小孩一样为全中而欢呼。“他跑前跑后，买水付账，伺候我们这群大爷学生。”他的一个学生描述说。但是姚洋的原则也很明确，保龄球场或者篮球场上的交情，换不来对论文要求的放松。
姚洋是学术刊物《经济学季刊》的主编，短短几年间，这个刊物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刊物之一。作为主编，姚洋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关系稿”和成名人物的投稿。姚洋的原则性在这里再一次凸显出来。他非常严格地坚持匿名审稿，不管投稿人有多么的熟悉或有名。曾有一位泰斗级的华人经济学家给《经济学季刊》投了一篇文章，这位泰斗傲慢到论文的体例都不符合学术规范。姚洋先是恭恭敬敬地写了一封信，建议对方将文章改一下，改到符合规范，这样才可以审稿。在遭到拒绝后，姚洋就毫不犹豫地直接拒稿。
《画皮》:在商业与艺术之间 篇3
关键词：画皮,商业,艺术
对于2008年的中国电影来说, 《画皮》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一部。这部由香港导演陈嘉上拍摄的影片, 不仅在票房上罕见地突破2亿元, 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而且广受好评, 在审美口味日益挑剔的电影观众中造成了一定的轰动效应, 赢得了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长期以来, 商业还是艺术, 是持续困扰我国电影产业的一个基本焦虑。人们普遍认为, 两者难以两全, 为了艺术就得牺牲票房, 或者相反, 为了票房就不能坚守艺术。这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以往国产影片的主导流向与现实已为此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但是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缓和的余地, 在商业与艺术之间达致一个“双赢”的可能呢?影片《画皮》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个命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诚然, 口碑并不等同于艺术, 观众的褒贬与艺术的成败之间也并无直接的关联, 但一般而言, 前者却是后者重要的体现方式。对于一部影片来说, 倘若不能打动观众, 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与思想认同, 在艺术上恐怕很难说是成功的。市场和艺术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对立, 主要就在于两者追求的目标是迥乎不同的:市场追求的是高额票房和巨大的商业盈利, 它必须时刻注意迎合电影观众的口味与爱好, 这就对它构成了某种限制;而艺术则是一种自由的美学、思想的涵咏, 它自然不会让观众、票房来桎梏艺术自由的表达。这样以来, 过多的商业元素必然会挤占导演进行艺术创新的表现空间, 两者之间的悖反关系确实难以避免。那么, 《画皮》是如何处理这一悖反关系的呢?
总的来说, 这部新版《画皮》依然延续了以往同类题材对于自身的定位, 亦即一部商业片。但与以前的中国商业片不同的是, 《画皮》不仅在商业运作上采取了更先进的营销策略, 而且力图在艺术上寻求某种突破, 全力打造一部商业与艺术兼具的视听巨制。除了一些必要的舆论造势、新闻宣传和娱乐炒作之外, 它在电影本身的制作上也别出心裁。尽管它从商业宣传的角度标榜自己是“中国首部东方新魔幻巨献”, 却并未沿袭以往恐怖惊悚片的老路, 而是把影片主旨从单一的正义邪恶决战的人鬼仇怨转移到人鬼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妖魔之间等复杂纠葛关系上来, 这就从根本上扩大了电影的容量, 为商业制作和艺术表现保留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在笔者看来, 《画皮》在市场与艺术之间的“媾和”上所做的努力,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 形象生动、美轮美奂的影像视图。对于现代电影来说, 技术已经成为影片市场和艺术上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它不仅包括先进的摄影设备和高新的技术器材, 还包括对影像所做的特殊的技术处理以及其中包含的必要的技巧。从市场的角度来讲, 充分的技术含量带来了视觉的逼真效果和冲击力, 能够以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俘获观众, 给他们以歆享图像盛筵的快感, 从而有效地保证了票房;而从艺术的角度来讲, 恰当的技术运用能够营造合适的氛围, 凸显人物生动的情态或心理脉动, 更好地服务于整个影片的思想传达和美学呈现。电影是影像的艺术, 所以它首先体现在影片画面的视觉效果上, 这也是现今许多电影节都设立了诸如“最佳摄影奖”、“最佳化妆/视觉效果奖”等奖项的原因所在。《画皮》的场景几经转换, 从茫茫荒漠到庭院内景, 从街衢闹市到悬棺古墓, 构图都十分精美, 给观众带来了美好的视觉享受。更重要的是, 这种典型场景的选择并非只是一个形式的外壳, 而是呼应着故事特定的发生背景的, 例如战场厮杀之于边远荒漠, 情爱纠葛之于屋室内帷, 狐妖现身之于深夜屋檐, 人妖决斗之于悬棺古墓, 逼真唯美的场景设置对于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这种形象生动、美轮美奂的影像视图, 不仅在娱乐的范畴内满足了观众的消费需求, 而且有助于影片视觉效果的完善和思想命意的传达, 这和以前部分大片如《十面埋伏》、《无极》等一味追求视觉特效的形式主义作风相比, 无疑有了巨大的进步。
其二, 关乎人性的爱情纠葛。《画皮》在主题上的创新之处在于让人妖之间产生了某种爱情, 在大幅削减了恐怖意象的同时, 有意加大情爱版块的比重, 从而使影片从一个传统的惊悚片过渡到一个更注重情感纠葛的爱情片。爱情一直是电影艺术的经典母题, 是一个普泛性的影视题材, 不仅是艺术片经常涉及的主题要素, 也广泛作为商业片的主打内容而备受观众的青睐。影片的主体部分主要讲述了将军王生虽已有了恩爱的妻子佩蓉, 却又经不住“九霄美狐”小唯狐媚的诱惑, 从而陷入了内心的迷惘。一方面, 王生有着笃定的爱情观念, 在当时男人可以三妻四妾的秦汉时期, 却坚守“王夫人只有一个”的人格信条, 对妻子佩蓉不离不弃;另一方面, 他却又深陷小唯的“温柔陷阱”里, 频频梦见小唯, 情愫暗生。这就使得王生在理智与欲望、表面与内里的矛盾中挣扎。从表面上看, 这一讲述多角恋爱、婚外恋关系的主题, 在世俗的角度上已足以吸引观众, 而《画皮》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 它对王生在理智与欲望之间挣扎的具体情状进行了深入、精细的刻镂, 充分表达了人性的复杂性以及相关的审慎思考与困惑, 从而使影片在思想和艺术的维面上得到了极大的推进。诚所谓“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画皮》正是在这一点上实现了商业与艺术的联袂, 让思想和娱乐在感动的泪水中合流到一起。
其三, 明星演员精湛传神的倾情表演。任何一部电影的成功, 都与演员形象生动的表演是分不开的。电影正是通过处于特定场景的人物身体的动作、神态、行为和言语来逐步展开的, 它是影片主旨和导演意图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 尤其是影片主演, 本身便构成电影艺术的重要一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 电影明星代表着票房号召力, 他们一般都拥有稳定的、数目庞大的影迷群队, 电影可以借助他们的名声在市场上打开销路。《画皮》汇集了甄子丹、周迅、陈坤、赵薇、孙俪等五位一线电影明星, 可谓阵容豪华, 汇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吸金”能量, 它的票房之所以如此之高, 几位明星的加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更重要的是, 演员的表演必须要契合电影叙事的肌理, 让故事本身获得一种现场感和逼真的视觉效果, 以达到“以假乱真”的艺术效果, 这是电影艺术的基本要求。让人惊喜的是, 《画皮》中几位主演的表演都十分精彩, 从衣饰造型到性格塑造, 从动作设计到神态刻画, 都很契合剧情发展的需要, 显得生动丰韵、惟妙惟肖。明星出色的演绎, 有效地将商业和艺术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无怪乎《画皮》既赢得了很高的票房, 又在观众中形成了极好的口碑。
艺术灵性：在歌咏与赞美之间 篇4
著名彝族诗人周祖平先生先后创作的《颂歌献给党》（《含笑花》2011年第4期）《文山梦，我的梦》（《含笑花》2014年第1期）《革命老区行》（《含笑花》2014年第5期）《祖国颂》（《文山日报“壮苗”版》2015年10月18日）《七月颂歌》（《文山日报“七原”版》2016年6月24日）等诗歌，这些作品都属于歌咏与赞美重要节日或纪念重要历史时刻的作品。
创作歌颂类诗歌，表面看似简单直白，还形似有些概念化，这是对诸如此类作品的误解。其实创作歌颂类作品，是高难度的命题创作，有诸多的艺术特点，需要作家诗人对历史和现实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需要作者对历史和现实充满激情，满怀信心地投入创作，才能创作这类充满鼓舞性、形象性、艺术性和真理性的作品。
“言辞谐美，乃兆歌咏。”（鲁迅语）这里说的就有歌咏与赞美的意思，也包括歌颂类作品富有的诸多艺术特点的意思。每逢歌咏比赛，我们喜欢选择《在太行山上》《四渡赤水出奇兵》《保卫黄河》《歌唱祖国》《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来演唱，表达我们的心声，点燃我们的激情，提振我们的奋斗精神，我们的这种选择，其实就是在选择作品的艺术性来感染我们，而且这些歌曲作品，单独品读它们的歌词，其实就是歌颂类诗歌。
2016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辰95周年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周祖平创作了歌颂作品《七月颂歌》，在序诗部分是这样写的：
“把铜鼓敲响
把芦笙吹响
把三步弦跳起来
把歌声唱响
把节日的盛装穿起来
唱醉河 舞醉山
颂歌献给中国共产党
献给党的九十五华诞”
诗人从幸福和谐的现实生活入手，通过“铜鼓”“芦笙”“三步弦”等文化符号的形象表达，歌颂我们的党，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展现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接着诗人横跨时空地转接：
“1921年7月，历史记住了这一月
记住了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
记住了浙江嘉兴南湖上的那艘船
这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像光芒四射的灯塔
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 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28年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伟人毛泽东宏亮的湘音在天安门城楼久久回荡
在世界历史舞台久久回荡”
这种横跨时空地“启承转接”，就是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感悟和理解，对历史和现实的恰到好处的把握，把历史长河高度凝练成精彩的历史时刻，短短的诗句，铿锵有力地追溯中国共产党的起源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是“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的“光芒四射的灯塔”，铭记“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壮大历程，中国站起来的伟大历程，中国人民有了明确前进的方向，满怀信心和希望的历程，诗句生动传神。
读者从这些朴素如真理的诗句中，能够展开丰富的联想，放大诗歌的审美空间，让读者明白中华儿女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奋斗精神；看似简单，其实这种艺术浓缩有相当大的难度。在第三节，诗人写道：
“1949 年到 1978 年 12 月
党领导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
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辛探索
三十年风雨兼程 三十年争创辉煌
有鲜花和掌声 也有荆棘和苦难
尽管道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
却一直向前向前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从“文化大革命”灾难中摆脱
成功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春天的故事》在神州大地唱响”
这些诗句，使读者加深对祖国、对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使爱国主义理想教育走进群众生活、走近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内心深处。
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辛探索/三十年风雨兼程/三十年争创辉煌/有鲜花和掌声/也有荆棘和苦难/尽管道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却一直向前向前”等诗句，是对中国的发展进程进行史诗性的总结与概括，有哲人的高度，更有真理的硬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个人要有这样的高度，一群人需要有这样的高度，一个民族需要有这样的硬度，一个国家更加需要有这样的硬度。
这样的诗句，能够引导广大读者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发展历程；理解我国人民在“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辛探索”的奋斗精神；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崇高精神；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明白从“《春天的故事》”开始，“成功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成就。在深刻的描绘中，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体现了诗人的创作激情和勇气。
诗人跨越时空后，“唱响《春天的故事》”“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在读诗的时刻，脑海清晰地再现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深圳勾画出了一幅改革开放的蓝图；1992年，邓小平先生在南巡中拨开云雾，开拓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1994年，《春天的故事》记录了中华大地的变化。中国人民迎来崭新的春天，这首唱响大江南北的歌记录了中国新时期发展的历史。
诗歌的结尾，诗人又回到现实中，把身心和力量聚集到当下的鲜活的现实生活中：
nlc202309091558
“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
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九十五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证明：
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江水滔滔，奔流不息，百折不回，终归大海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是历史的必然
……烫金的九十五个七月耀眼而过
一次比一次辉煌灿烂
……三步弦跳得山响
舞醉河唱醉山
颂歌献给党的九十五华诞
献给一种成熟
一种崭新的开端”
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时光洪流中，“一次比一次辉煌灿烂”，这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成熟”，更是“一种崭新的开端”。
全诗以横跨时空的写实手法，铭记党的壮大历程，抒写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丰功伟绩，抒写中国人民满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希望，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得到了审美教育，受到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人生观、价值观得到了潜移默化，同时从阅读的兴奋中，受到了宗旨教育、党性教育，凝聚了人心，振奋了精神，锻炼了正气、谱写了和谐，这就是歌咏与赞美之间的激情的理想境界。
每逢重要节日或重要历史纪念时刻来临，我们重视选择唱歌和写诗来歌咏与赞美我们的节日，通过这种生动传神又积极向上的活动，旨在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广泛宣传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推动健康的高尚的社会意识传播，引领和鼓舞人民群众积极热爱生活，热爱社会，从而在人民群众中营造团结和谐的社会局面。
欣赏歌颂类作品，“就像雪天给人送炭，雨中给人送伞，能给困境中的人增添勇气……让冰冻的心田如沐春风。”（赵元波语）
歌颂类作品，能够彰显时代生命力，饱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在《祖国颂》中，周先生写道：“祖国，你从未停止过固结奋斗的步履/‘老祖宗’不能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探索、丰富、发展、进步/盛产山歌盛产弦子舞的彝山/展现从未有过风姿/让归来的彝山游子心潮澎湃眼睛发亮/打开山门后的彝山/日子不再是一堆瘪荞壳/不再是一支长满霉锈的歌/手握金钥匙的彝家后生/无须将灵魂放逐四面八方/寻找果腹和精神的乐园/用手中的钥匙开启一道道丰收幸福之门……”这些富有个性的诗句，旋律高亢，满怀豪情，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力量，以强盛的民族生命力，带给我们一种由衷的民族自豪感。
其它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倾诉着几代人的梦想，坚定革命的信念，“一次又一次把革命的火种点燃”。在《阅读延安》中把“快要模糊的英雄形象”清晰起来，把“快要模糊的爱国爱乡”精神支撑起来。等等，无不在彰显时代生命力，彰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自信和力量。
“吏民鼓舞，歌咏圣泽”（苏轼语）及“汉魏之世，歌咏杂兴”等，都在阐明一个道理，就是创作的歌颂类作品，都是深入浅出的作品，都是以传神语言和生动形象来画龙点睛的作品，都是群众能诵读的作品，都是群众一听就明白的作品，创作这样的作品，看似简单，创作起来并不是那么得心应手，相反会出现眼高手低的结果，而周祖平先生在创作《革命老区行》《颂歌献给党》《文山梦，我的梦》《祖国颂》《忆党史，颂党恩》《大亮山作证》《大江东革命老区有感》等诗歌中，显然做到了“吏民鼓舞，歌咏圣泽”和“歌咏杂兴”。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歌颂类作品创作，常常紧扣歌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思想为主题，歌颂类作品创作的兴盛，就是以“高尚的作品鼓舞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强盛。就像在当年民族存亡的关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首首救国救亡的歌曲和诗歌，带给人们的是巨大的能够战胜一切的精神力量。
衷心祝愿周祖平先生今后创作出更多诸如此类的诗歌，创作出更多振奋民族精神的颂歌。
李家怡：在艺术与商业之间游走 篇5
排球女将的叛逆期
聊起少不更事的年代，家怡的故事显得特别富有戏剧性。从小学开始练了7年排球，上初中正式拜师学画，高中开始“混迹”于摇滚乐队，没毕业就被妈妈骗去美国念书……似乎随便哪件事拿出来都可以讲一个长长的故事，而你却很难将这些与坐在对面的她联系在一起。
小时候的家怡只专注于两件事情；打排球和画画。家怡说这些爱好纯粹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因为父亲当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对摄影有浓厚的兴趣，之后又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体育节目的记者，所以她对艺术和体育的热爱无可厚非。“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就有167cm，当时我们校队常常在北京市的比赛中获胜。练了7年的排球，我一度认为自己能在排球运动上有一番成就，谁知道小学毕业以后就没再长高。”身高的限制给家怡的排球梦早早画下了句点。
但这个句点却是另一个梦想的开始。家怡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的人，练排球的时候，一个演翻救球的基本动作练上一百次也不会让她觉得辛苦。做不成排球运动员后，她把自己认真的劲头垒部转移到了绘画上。家怡从小就喜欢绘画，曾经上过很多培训班，只要是喜欢的事情，她就能付出百分百的热情。但正式拜师学画，还要从她上初中以后开始算起。那时候，家怡天天都要跑去老师家里学习专业课程，风雨无阻，虽然辛苦，但这段时间的学习却为她以后在美国攻读艺术院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虽然家怡在绘画上认真有加，但上学时的她却并不是老师的宠儿。“我念书的时候算不上好学生，老师对我也是爱恨交加。”家怡回忆起中学时代的自己，这样说道，“初中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念的，周围都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好学生，我自己的精力又都放在排球和画画上，感觉压力很大。结果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填报了工艺美术学校，选专业的时候更简单，听说工艺造型设计最难考，于是就选了那个最难的。”但是工艺造型并不同于家怡热爱的纯粹的绘画艺术，这并不是她喜欢的领域。大概年少总有轻狂时，家怡高中时开始接触摇滚乐，拿她的话说是“混”乐队。打鼻环，将头发同时染上十几种颜色，穿带钢钉配饰的衣服，那时的她活脱一个叛逆少女的典型，而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两年左右。然而即使混乐队，家怡依然混得有声有色，直到前段时间有音乐杂志撰文提及早年北京有名的摇滚乐队时，还网忆起了李家怡，并在结尾处以“李家怡留学美国不知所终”作结。颇多扼腕之情。
最终家怡的叛逆生活以母亲的无法忍受而告一段落。“那会儿我高中还没有毕业，有一天她走过来跟我说要带我去美国迪斯尼玩，顺便再去洛杉矶转一圈。小孩子都喜欢玩，所以我特别高兴地答应了。当时就背了个小包，什么行李都没拿。准知道一到了美国就一年没让我回家。”听家怡说起这些，总让人有些忍俊不禁。家怡笑说现在回想这些经历挺好笑的，可当时自己心里很难受。“很多人选择出国念书，我也不抵触，但那次并非是自己的决定，所以根本没有期待，在那边的生活也并不快乐。最大的烦恼并不是来自语言不通，而是想家，非常非常的想。”家怡说那时候不会做饭，最简单的煎蛋也是练习了几次才熟练上手的，第一次没放油，第二次油没热就把鸡蛋扔锅里了，第三次才勉强做好。可是等到再回国的时候，她已经能够做饭给自己吃了。家怡的父母相对其他孩子的家长来说，算是比较“狠心”的，她在美国生活的日子妈妈都很少打电话给她。家怡倒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我想这在不知不觉中也锻炼了我独立的性格。”
在洛杉矶结束了高中生活以后，家怡选择去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念书。这所高校位于纽约曼哈顿区，是美国最领先的艺术与设计独立院校之一。在美国生话了六七年后，这还是她离家后第一次独立自主地作出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特别喜欢在纽约生活的那段时光，不光因为那个城市拥有独特的巨大的魅力，更主要的是我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人生，生活里自然多了一份前所未有的激情。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被骗出国念书的经历，虽然是被逼无奈的举动，但也为我以后的人生做了铺垫。”邂逅马乐伯画廊
提起马乐伯画廊，总能让人联想起一连串光辉闪榴的名字，毕加索，波洛克等艺术家的作品都是由它代理的，而中国的一些知名艺术家，如陈逸飞、朱德群，赵无极等也都与这家画廊有合作。作为马乐伯画廊中国区的负责人，李家怡的感慨颇多。
马乐伯画廊建立于1946年的伦敦，被认为是同时代的艺术主导商。60年前，犹太人FrankLloyd从奥地利逃亡到伦敦，在二战之后创办马乐伯(Marlborough)画廊。Frank Lloyo的家族是从事艺术品交易的世家，所以马乐伯画廊一开始的经营方向主要是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大家作品。如今马乐伯画廓是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的现代艺术画廊之一。每年举办6-8次展览，并邀请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家参加，涉及的交易领域包括国际前沿艺术家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以便将它的许多著名作品出售给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和许多的知名团体以及私人收藏者。
问到最初对马乐伯画廊的印象，家怡回答说：“第一次听说马乐伯画廊还是很小的时候，当时只觉得离自己很遥远。直到大学毕业，一位朋友推荐我去那里试试看，没想到真的录用了，而且是中国区负责人这么重要的职位。要知道，在马乐伯画廊前台工作的人，都有可能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当初我也只以为会从贴邮票粘信封开始做起，而好多时候大家在美国的工作经历都是从打杂开始的。我只能说当时的我很幸运。”
从走进马乐伯画廊到今天，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家怡说那是一所比大学还要让人获益的学校。在那里，不仅是近距离接触到世界顶级的艺术品，更重要的是它60多年来建立起的成熟完善的制度，它会非常明晰地告诉你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这些严谨专业的态度给人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且巨大的，因此说它是一所学校一点也不为过。
从宣传到销售，从举办展览到挖掘新人，在马乐伯画廊家怡的工作内容庞杂而繁琐，可她依然乐此不疲，问及原因，她这样说道：“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它的价值和实用价值是完全没有关联的，那就是艺术品。它与奢侈品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或许你有钱了会去买LV的包、江诗丹顿的表，又或者限量的跑车和游轮，但是包可以装东西可以背，手表可以看时间，车和游轮可以开，这些东西都有它的实用价值，只有艺术品是没有的。那为什么还有人来买画呢?我想那是一种精神投资，艺术家以其独有的表达方式将情感和理念融于作品之中，而收藏家对这种表达方式是理解和赞同的，于是花重金购买以供欣赏，当然这只适用于收藏家，而非投机者。画廊就起到
了中间桥梁的作用。为二者搭建一个可以互相交流的平台。我很高兴自己可以做这样的工作，也许其间会遇到别人的不理解和种种麻烦，但那都不重要。”聊到中国艺术品投资市场的现状，家怡说，有很多人开始狂热地收藏和购买艺术品，但对其本身却一知半解。遇到这类顾客，家怡有她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我只会跟顾客讲哪些适合他本人投资。我必须对他们负责。如果哪天我听到有人说，在马乐伯画廊买画被骗了，那种不信任带来的痛苦，要远远超过金钱带给我的愉悦。”
家怡一直都希望通过在马乐伯画廊的工作，将中国的优秀艺术家和优秀艺术作品带到更广阔的、更国际化的收藏平台之上，而马乐伯画廊在中国代理的艺术家也越来越多，冯硕就是其中之一。家怡说最初是和马乐伯画廊的副总一起来北京的，听说冯硕的作品不错，就去看他的画，看后发现果然没有白走一趟。“但有时也会碰到一些搞艺术的人，硬要拉我去看他的作品，看过之后又说一定要帮忙推荐之类的话，我真是无言以对。有些作品一看就知道是用心去创作的，有些则根本不必看第二眼。有人不理解，但我也不愿直言伤人。我只能说，一个人的作品不论是否能进画廊，仅从单纯的创作角度而言，诚意要高于技法。”
家怡最近合作的一些老一辈艺术家，让她不停感慨应该多向老前辈学习对艺术的严谨和尊重，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艺术品收藏市场和体制更加完善。
艺术之外的成功
从开始筹备到落成，不过短短6个月，由她亲手策划、经营的运动主题餐厅ALL STAR——全明星运动主题餐厅在奥运会开幕式举行的时刻正式开业，BUNG酒吧也在同时期开始营业。
ALL STAR的落成快得出奇，从开始策划到选址、内部装修，再到正式营业，家怡只用了6个月。“有很多事我都是亲力亲为的，一个是有些必须我来做，另外一个恐怕是我过于苛求完美。”家怡一边微笑一边谈起ALL STAR筹备阶段的事情，“装修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包工头，一直在现场盯着，盯到自己每天都灰头土脸地回家。ALL STAR和BLING里所有员工的制服都是我亲自量好尺寸，亲自跑去订购的。朋友都说我有轻微强迫症，什么都不肯让别人插手。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控制欲，非要事事过问不可。只是骨子里是个很严肃的人，既然决定去做，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况且心里一直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必须尽心尽力才踏实，否则我会很不安。”
家怡经营的ALL STAR是一家运动主题的美式西餐厅，门口放置了2台篮球机和1台桌式足球机，从一进门就能让你感受到浓浓的运动氛围。餐厅内的墙面由65台超平电视装饰，就连洗手间都有电视银幕，客人不会在去洗手间的时候错过比赛的精彩时段。音响和投影都是家怡花了很多心思的，即使音乐声音很大也不会妨碍你和朋友聊天，整间餐厅的换气系统十分贴心，吸烟的客人也不会带着满身烟味离开。这些人性他的小细节都是家怡在筹备最初就想到的，她自己也说：“细节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它也关系着客人的满意程度。本身我并不是一个适合从事餐饮服务行业的人，因为我的性格太自我，并不会为了达到目的去刻意迎合别人。在我眼里，一直都是喜欢的人怎么都好，看不顺眼的也从不屑于主动交流。但是经营这家餐厅让我学到了太多太多东西，不只是在商业上如何运作，包括为人处事都有很大改观。”
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家怡的运动主题餐厅也颇受欢迎。ALL STAR是在2008年8月8日20点正式开业的，可是下午17点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有些人甚至不介意坐在地板上边用餐边观看奥运会开幕式，让我感动得想哭。”此情此景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让家怡激动不已。
“ALL STAR能有今天，断然少不了朋友的帮忙。我有个好朋友，他知道我对很多事都不放心，就天天开着名牌跑车去帮我买菜，这种又脏又累的体力活很多人都不愿意干的，更何况他家境还那么优越。当卖家扛着两扇猪肉走近的时候，才发现运货的车也太高级了，部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不光是朋友，就连店里面的员工都亲切地喊她“家怡姐”。这样的团队凝聚力是强大的，家怡也说过她相信自己的团队有能力克服一切困难，以信任换取信任，就一定能够创造成功和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