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模式论文（精选9篇）
飞地模式论文 篇1
一、产业内迁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中国经济迅猛腾飞, 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已不再明显。特别21世纪以来, 一方面, 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地价上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逐渐丧失, 使得企业运营成本骤增;另一方面, 国家“十二五”规划对区域经济发展合理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人民对生活质量及环境保护要求的不断提升, 迫使相关产业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由单一的规模扩张向内部结构调整转变, 最终出现了制造业在内的相关产业内迁的趋势。
而浅内陆由于处于沿海通往内陆的第一交界口, 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会首先成为相关企业内迁的“安家”之所。产业内迁后, 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在扩展国内市场的同时, 仍需保持充足出口。而采用浅内陆单一、分散式的出口方式, 将增加产品出口的成本。于是, 沿海与浅内陆间区位优势相结合成为促进两地经济发展的核心思想。由此, 基于飞地经济模式, 笔者提出浅内陆与沿海经济联动发展的港口租赁模式。
二、基于飞地经济模式下港口租赁的思考
1. 港口租赁模式可行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迎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在经济景气、出口频繁、出口创汇易的年代, 港口实现了充分利用。对沿海省份来说, 运营港口就等于高额的财政收入。因此, 经济高速增长期, 沿海省份不愿以低廉的价格租赁港口的运营权, 而浅内陆也不会轻易以高成本进行港口租赁, 再加上港口租赁的模式不成熟, 使得浅内陆想通过港口租赁, 降低成本扩大出口的意愿难以达成。
然而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全球经济进入了一段长期的衰退期。同期欧债危机爆发, 欧洲市场迅速萎缩。世界经济的萎靡, 使中国产品对外出口订单数剧减, 中国的进出口总量及增长率由此受到很大影响。造成了港口的利用率的相对下降, 许多地方港口运营的规模经济不再存在, 港口运营的成本增加。而此时, 却为浅内陆港口租赁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2. 港口租赁操作模式的思考
飞地模式指两个相互独立行政地区, 打破空间限制进行相互间经济开发, 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港口租赁便是其中之一。
港口租赁模式的主要形式是“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
(1) 政府间的联系。由具有相关条件与意向的浅内陆省与沿海省政府牵头进行对头联系, 对飞地模式的港口租赁形式达成意向, 并针对租赁期限、省际对港口的权限、各种费用基本达成一致。
(2) 浅内陆政府出台对港口租赁模式的相关扶持政策及公告, 企业相应政府号召, 对标的沿海港口进行考成, 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项目评估。
(3) 浅内陆政府分配取得租赁权限后, 对港口运营按权重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政府财政支出;第二部分采用BOT模式分权开发。
(4) 浅内陆企业根据自身情况, 结合港口运营的两分模式, 一部分企业可向政府进行配额申请, 政府相关部门对配额的申请给与限定, 确保整年内港口的利用率;另一部分企业依赖可竞标BOT模式的开发运营权, 在完成自身进出口任务的同时, 对其他企业承包所拥港口使用权。
沿海地区继续招商引资, 浅内陆地区进行对口合作, 发展飞地经济模式。浅内陆以相对优惠价格接受沿海相关产业的内迁, 而沿海则以合约价格提供给浅内陆港口租赁, 最终实现经济联动发展模式。
3. 港口租赁模式的好处
(1) 对港口所有权的沿海省份来说:
(1) 沿海省份将利用率逐渐降低的港口进行租赁, 转嫁了港口运营的风险, 可以获得稳定的资金收益。
(2) 租赁时间长, 租赁方是浅内陆省份, 有政府出面作保证, 使得租赁信用有保障, 进一步保障了稳定收益。
(2) 对港口租赁的浅内陆来说:
(1) 政府财政收入:虽然港口租赁包含租金、管理费等成本, 但是通过支持本省企业产品的出口, 有利于促进本省企业达到规模经济, 降低企业成本, 提高企业的整体利润水平。由此增加了本地政府的财政收入, 从长远角度看, 对改革本省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有重大作用。
(2) 成本:与之前单一、分散式的出口方式成本相比, 港口租赁可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 进而降低企业成本。
(3) 省内对出口配额进行市场化运营, 并可以加入支持性的鼓励政策, 可以间接扶持本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 促进本地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三、结束语
推动经济均衡发展是国家“十二五”规划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心, 浅内陆与沿海经济联动发展无疑是实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而作为飞地经济模式之一的港口租赁由于其模式创新性无疑会发挥重要作用。笔者坚信, 随着港口租赁理论的不断成熟, 港口租赁模式必将得以实行, 实现中国经济新的腾飞。
探秘中国“飞地” 篇2
“我们一脚踩着两个省。”“全国一大怪，县城设在省界外。”住在山东省莘县南部、金堤河北岸鲁豫两省交界处的樱桃园镇的很多居民都这样说。
在很多人看来，樱桃园镇是一个十分奇怪的地方，其镇政府驻地还是河南省范县的老县城，范县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商店铺面与该镇交叉相融，县城四周则皆为山东省樱桃园镇所辖。而产生这种现象，与范县的历史有关。
范县历史悠久，汉代即置县。建国后，范县划归山东省，隶属于聊城地区，县城驻地为现在的莘县古城镇。1956年，濮县全部和观城县南部并入范县，为便于管理，县城由古城迁到现在的樱桃园镇。
金堤河流域多水患，附近山东、河南两省的地方政府和居民也因水事纠纷不断。为了解决两省之间的水事纠纷，国务院于1964年2月决定采取区划调整的办法，将山东省的范县、寿张两县金堤河以南地区和范县县城附近划归河南省，取名范县，金堤河北划归山东省莘县（寿张县撤销）。而位于金堤河北的范县县城，仍为范县县城，但其位置却在山东境内，县城附近的金村、张扶村也划归范县，作为县城发展之用。自此，就形成了樱桃园镇奇特的“范县飞城”现象。
“范县飞城”，其实就是“飞地”现象。简而言之，“飞地”是指那些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又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它不仅在国与国之间存在，也在我国国内各个行政区之间普遍存在。在北京与河北、河北与天津、河南与湖北、上海与江苏、安徽与江苏等省间，都有土地“飞进飞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前所长陆学艺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历史原因，香河、三河、大厂等三县隶属于河北廊坊市，却被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所包围，这片区域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飞地”，由于面积太大，所以几乎在所有的全国地图上都可以看到“河北”被标注了两次的现象。当然，河北也有飞地，比如该省的芦台经济开发区就位于天津市内。
现在只要翻开重庆合川区和四川武胜县地图，就会发现两地境内都有像孤岛一样的“空白点”，而这些“空白点”的权属却归对方。
国内的“飞地”并不仅仅存在于省级行政区之间，陆学艺说其实一省之内的市、县级间的“飞地”更是不胜枚举。比如首都机场地区，就隶属于北京市朝阳区，但地理位置却位于顺义区境内，因此，它也是朝阳区的一块“飞地”。但是很多情况下，很多“飞地”并没有从地图上反映出来。
“我国很多省级、县级等级别行政区的界限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所形成的，并且在很多地方，彼此之间的分界并不是以单纯的划线为界，而是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样一种犬牙交错的状态，因此就导致了‘飞地’的产生，并且在很多地方这种状况都一直延续了下来，并没有随着政权的更替而发生改变。”陆学艺说。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孔祥智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很多农民的土地也存在省级、县级等行政级别“飞地”的情形。孔祥智说他是山东郯城县人，由于他的家乡处于山东和江苏的交界处，他们那里就有很多分属于两省的“飞地”，在解放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一些有钱大户就在邻省买了一些土地，解放后原来属于哪个省的土地依旧属于哪个省所有。土地改革时进行土地调整，有些干部希望解决“飞地”的问题，但是因为利益问题，各种大大小小的“飞地”还是保留了下来。因此直到现在，他们那里有些农民出省种地依旧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历史上土地买卖所形成的‘飞地’在国内也十分普遍，很多省份都存在这样的情况。”陆学艺说。
但是，目前国内出现的大量“飞地”也并非完全是历史原因。陆学艺说，在解放以后，因为行政规划、经济建设等多方面的原因，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飞地”。比如由一级政府出面，在另一个行政单位辖域内建农场、工厂、矿山，就会形成“经济飞地”，而这种状况在土地稀少的直辖市更为普遍。
目前在国内，“飞”得最远的土地是黑龙江省界内的双河农场——它隶属于北京，但是两者相距1060公里，这个农场如今是北京的劳动教养和绿色产品基地。
记者了解到，现在上海在安徽和江苏也有7块飞地。在安徽省内，有两座劳动教养性质的农场，一座牧场，以及黄山的一座茶场都隶属于上海。而江苏省大丰市内的上海农场、川东农场和海丰农场，都是上海市的“飞地”。目前这些地方的人说的是上海话，吃的是上海菜，持有的也是上海户口，而他们收成的蔬菜、禽蛋，也都送往上海的餐桌。
“在这些‘飞地’，飞入地并没有管理的权限。”陆学艺说我们国家的相关管理规定，政府的管理行为都是跟着行政区划的隶属关系走，任何一个地方，它的区划属于哪里，税收就归哪里管。同样，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也就归哪里负责。
据陆学艺透露，最近一些年，江苏和浙江尤其是浙江一些有钱的单位和个人在山东省黄河下游及沿海一带购买了大片的盐碱荒滩、荒地用于种植棉花、粮食、牧草等物，这些盐碱地的规模往往很大，一般都在几万亩以上，有的甚至达到几十万亩，其合同的有效期一般也是50年、80年等，而对它们的管理也归购买者所属的行政区域管辖，因此他们购买的这些盐碱荒滩、荒地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新的“飞地”。
“在一般情况下，‘飞地’的存在并不会带来太大的问题，就是在国外，这种情况也十分普遍。”陆学艺告诉记者，根据我国对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乡以下的变动，由省级政府决定，而更高级别的调整，则要上报国务院，因此，“飞地”尤其是省级“飞地”的调整在行政方面也是十分慎重的事情。
“对于目前国内大量存在的这些‘飞地’，也没有必要强行进行行政区划的调整。 这些‘飞地’的调整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一些因为漫长历史所形成的‘飞地’，有时甚至还涉及到当地居民意愿和习俗等各方面的问题，重新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的难度非常大，并且不少‘飞地’以前都尝试过多区域调整，但是很多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现在我国的‘飞地’也不能盲目进行调整。”陆学艺表示。
可是有些“飞地”，确实也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困扰。比如在重庆合川区，有一个叫做天子村的地方连同居住于此的近700个人都归属于重庆，但是这个村子却又在四川省武胜县的版图之内。这意味着，若是他们安装了四川的电话，致电天子村位于重庆合川区的“本部”就是长途，而如果只装合川区的电话，他们拨打武胜县电话就又成了长途。为此，为了节约电话费，天子村村主任陈和平的桌上摆着两部电话，一部贴着“重庆”，另一部贴着“四川”。
利用飞地经济促进北京多中心布局 篇3
北京不仅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千年古都，更是一个科技资源汇聚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国际大都市。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不可能完美性，北京城市空间布局存在明显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北京居民生活和制约北京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积极建设世界城市的创新型城市，北京已经提出了实现多中心空间布局的先进理念，为今后北京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惯性及其强劲的政策博弈能力，多中心空间布局规划很可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理想上。必须以科教资源配置为核心，综合运用政策、规划、投资、项目安排等措施，避免规划新城沦落为“睡城”、“空城”的命运，促进北京多中心规划目标的实现。
一、现代城市空间布局应该考虑的因素
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城市达到一定规模的条件下，诸如交通、污染、成本上升等大城市通病就会接踵而至。超大型城市的规划者和决策者必须高瞻远瞩，综合运用规划、资源配置等措施，预防超大型城市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超大型城市的空间布局不仅要考虑聚集效应、经营成本、城市交通，而且还要考虑城市污染物的扩散、城市地下水的承载极限、传染性疾病防控的可操作性，以及有效地发挥城市的辐射作用。
1、经营成本
由于单一中心城市过分地强调了城市的聚集功能，中心城区和周边地区形成了明显的级差地租。中心城区的楼宇的租金高出远郊区县楼宇租金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不仅增加了中心城区消费者的采购成本，而且也提高了中心城区经营者的成本，阻碍了城市竞争力的提高，限制了成本优势的发挥。
毋庸讳言, 纽约、东京, 旧金山等城市的高档楼宇换算成人民币的租金可能高于北京, 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可以不考虑中心城区的成本上涨因素。实际上，北京目前与当前世界城市不具有可比性，不能生拉硬套地把不具有可比性的两组事件进行绝对化比较。第一、当前的几个世界城市都以世界金融中心为依托，而北京、上海还不是世界金融中心;第二、目前世界城市都是基于竞争优势的城市，而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基本上还是基于其明显的成本优势。北京主要出口中国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所以，在城市获得竞争优势之前，特别是在巴基斯坦、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日渐突显的条件下, 北京市不能贸然舍弃成本优势。
2、城市交通
由于单一中心布局，导致北京周边地区和南部城区的部分功能的缺失。居民不得不经常长途跋涉到远离聚居地的场所工作和购物。这不仅给居民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的不便，也增加了因交通产生的燃料消耗。特别是在石化能源即将耗尽的当今，不必要的市内长距离交通是一个浪费时间、耗费金钱和增加污染的社会毒瘤。通过对超大型城市的多中心布局改造可以有效地降低城市的区级交通，减少交通事件，节约交通能源消耗。
3、污染防治
大气、土壤、河流对污染物的接纳能力和净化能力是有限的。在城市的生产、消耗单元过度密集条件下，污染物的排放就会超过大气、土壤和水系对污染物的接纳与净化能力并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在单一中心布局条件下, 超大型城市中心城区的水泥路、水泥墙具有较强的吸热作用，白天在中心城区上空形成低气压，不仅把中心城区释放的污染物送上天空，而且也把周边地区的污染物吸附到中心城区。夜晚，人口高度聚集所形成的生产、生活热能释放，日照减弱以后，虽然中心城区的温度会下降，到仍然高于森林覆盖率较高的远郊区县和农村地区，中心城区仍然对周边和远郊区保持负压。这样，超大型城市的冷热风面就像一个巨大的罩子，把城市的污染物笼在中心区域。
通过实现超大型城市的多中心布局，有利于把北京市建设成为森林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森林，通过中心之间的巨大绿化带，可以消除超大型城市的热岛效应。进而促进大气、土壤和城市水系对污染物负载的平均化，遏制或消除城市生态的恶化趋势。
4、地下水采掘极限
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和气候的变化，很多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都陷入了严重缺水的困境。为了弥补地表水供给的不足，许多城市都不计后果地开采城市地下水。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容易引发城市的下陷。墨西哥城的下陷是城市单一中心布局和中心城区人口过度密集的前车之鉴。
5、传染病防治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人类交往频次增加，传染性疾病，特别是由恐怖主义手段带来的传染性疾病威胁越来越大。对于类似欧洲15世纪出现的黑死病、鼠疫等，按单一中心布局的超大型城市束手无策。阿尔弗雷德在《美国被遗忘的传染病：1918年流感》中描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西班牙流感夺去5000万人的性命，美国死亡人数50万，仅10月10日费城759人死于流感;西班牙800万人患病，包括国王阿方索三世在内;英格兰和威尔士死亡达20万;印度孟买死亡700万;20%的西萨摩亚人死于流感。许多国家尸堆如山。1918年西班牙流感也波及中国，3月始自广州传至东北，再由上海传至四川。北平警察患病过半，哈尔滨40%人被感染”。通过多中心布局，每一个中心都是一个功能相对齐全集居住、就业于一体的社区。一旦爆发传染性疾病，政府可以以相对独立的中心或社区为单位，切断病源的传播途径。防止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是现代超大型城市空间布局必须考虑的问题。
在把北京的各个区县建成相对独立的或可以封闭的中心, 可以在高传染性疾病暴发时, 采取封闭措施, 避免类似非典、禽流感这样的传染性疾病在全市范围内的传播。特别是在这种疾病防控措施的启示下，一部分有钱、有闲的社会群体可能主动地到远郊区县买房置业、安家落户。可以获得一石二鸟之功效。
6、发挥中心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
由于城市聚集了所在区域的大量资金、人才和技术，城市是带动周边区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单一中心布局的超大型城市，中心城区的辐射作用呈轮环状依次减少。通过对超大型城市多中心布局改造，使每个中心都能够对所在区域的农村地区产生相应的辐射作用。较之单一中心的空间布局形式，多中心布局可以促进整个北京市均衡发展。
二、建设多中心北京的威胁
北京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由于优先发展工业的政策性原因和城市发展的市场失灵，北京市一直按照单一中心的模式积聚扩张。20世纪50年代早期，北京建成的区域只有108.9平方公里;1990年，超过420平方公里。2007年底达到735平方公里。发达国家出现的大城市病在北京暴露无遗。城市拥堵，市民出行难，污染物难以扩散，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南北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反差等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北京市规划部门在广泛借鉴国外城市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 经过专家的反复论证，公布了建设多中心的规划。无论从解决北京市区域发展的不均衡，还是解决北京市交通拥堵问题，以及解决北京热岛效应带来的气候和环境问题，多中心规划都是一个科学和正确的选择。但是，多中心规划并不等于多中心目标的实现。
由于中心城区的经济发达、财力雄厚，区域内土地寸土寸金。在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下，房地产开发商、中心城区的官员总是通过各种正常或不正常的手段，突破规划的限制，甚至要求修改或变相修改规划。这样，北京城市的大铁饼的中心部位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厚实。这样，不仅不会改变北京的单一中心布局，而且还会加剧这种不合理的程度。
只有把新城建设成就业与居住一体化的新中心，新城才能分流旧城的人口。把新城建设成环境优美、服务设施齐全、交通方便的新中心，人们才不会对旧城依依不舍、恋恋不忘。
三、促进北京多中心建设的飞地经济措施
实现北京的多中心布局，最直接和重要的目标是把规划的新城建设成为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和具有吸引力的就业与居住中心。而实现这个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目标的关键是帮助规划中的新城发展成具有特点和竞争优势的产业中心。因此，必须通过规划、财政、科技资源配置、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发挥落后区域的发展经济的主观能动性等措施促进北京的区域统筹发展。
但是由于超大型城市中心城区与远郊区县在经济发展上的互补性，通过经济措施可以实现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县的互补，可以调动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县建设多中心城市的积极性，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1、调动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县建设多中心北京的积极性
不言而喻，建设多中心北京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由于中心城区与远郊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别，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县在建设多中心北京方面具有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态度。
对于西城、东城等中心城区而言，由于发展空间有限，寸土寸金，尽管北京市已经出台了建立多中心的城市规划，但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中心城区总是想办法在所属区域建设新的楼宇和住宅。正是由于所属区域寸土寸金，中心城区甚至有能力绕开或改变已经批准的规划。对于远郊区县来说，地域广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政相对拮据，对建立多中心的热情也不高。这样，建设多中心北京只是一个梦想和政府的一纸规划。
通过北京中心城区在远郊区县建立飞地经济，把中心城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与远郊区县的相对宽阔的土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县各尽所能，共建新的中心，分享新中心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利益。
2、实现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县的互补
在超大型城市的所有区县中，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县是条件基本相反的一组矛盾统一体。一般地说，中心城区经济发展水平高，财政收入高，而远郊区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政收入相对较少;中心城区空间狭小，而远郊区县的发展空间较为宽阔;中心城区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而远郊区县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空洞化;中心城区技术创新能力强，远郊区县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转化能力较弱。
尽管北京市通过多中心的发展规划，由于各个城区各自为战，无法实现优势互补，单一中心的发展趋势没有受到遏制，反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恶化趋势。中心城区的建筑密度不断加剧，中心城区楼宇的租金保持上涨趋势，产业竞争受到影响，城市拥堵现象更加突出。
鼓励和创造条件，引导中心城区与远郊区县共建新的城市中心，可以实现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县的优势互补，中心城区空间狭小，可以在远郊区县寻求发展空间。中心城区的资金没有投资场所，可以通过在远郊区县规划与北京中心城区服务业相得益彰的高端产业中心找到用武之地。通过飞地经济，远郊区县出地，中心城区出资金和技术，共同促进新中心的建设，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远郊区县经济得到发展，中心城区找到发展空间。
3、解决超大型城市经济发展的过渡轻型化问题
受到发达国家服务业高度发达趋势的影响，包括北京在内的大多超大型城市一味追求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导致城市经济过渡轻型化。实际上，由于供给与需求的复杂关系，尽管重工业优先发展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前提，但社会经济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真正科学的产业比例关系，更不能以发达国家的现状为标准。而应该以世界各国的现实需要为转移，并以一定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为前提。特别是信息成果无限次使用而不改变其技术性能的特殊性，对发达国家亦步亦趋，照搬发达国家的标准和做法，只能陷入接他人烫手山芋的泥潭。
目前，北京的经济结构过渡轻型化，制造业被迁出了北京，原来具有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出现了萎缩现象。由于制造业与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的紧密关系，北京经济结构轻型化严重制约了北京作为技术创新中心的创新能力。
在当前北京的单一中心布局下，在远郊区县高端科技人才匮乏的条件下，振兴北京高端制造业只是一句空话。必须通过飞地经济措施，把中心城区的技术、资金、人才与远郊区县的宽阔的地区空间及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北京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遏制北京经济过度轻型化的趋势。作为一个技术创新人才高度聚集的超大型城市，北京应该发展人才优势，在高端制造业领域有所作为，通过政策扶持和技术创新，把北京建设成大型成套设备、尖端产品的研发、制造中心。进而解决北京的单一中心布局和经济结构过度轻型化的问题。
4. 利用中心城区资金推动城市服务均等化
相比较而言，北京中心城区楼宇密集、空间狭小、交通拥堵、空气污浊，但由于就业和社会服务的关系，人们不愿在远郊区县安家落户。中国人十分重视社区周边地区的学校数量与教育质量。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的条件下，中国父母甚至不惜重金在高品质的学校附近租房居住。同样，人们十分重视社会和周边地区医疗服务水平。医疗条件是人们选择居住的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相应地，在北京远郊区县投资创业，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物流服务以及城市道路交通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之一。
通过中心城区在远郊区县发展飞地经济，可以利用中心城区赋予的政府财政，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远郊区县来说，引进资金能够加速所在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中心城区来说，投资建设飞地经济的基础设施实际是筑巢引凤、争取更大利益。一旦远郊区县新中心的产业中心建立起来，就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和投资者在远郊区县投资建厂，就有有更多的居民在该地区安家落户。所以，飞地经济不仅是化的一个关键举措，更是引导远郊区县社会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核心。
5. 发挥中心城区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在中心城区强劲的市场引力吸引下，超大城市的周边地区出现了资金、人才、技术和产业的空洞。超大城市的单一布局不仅无法发挥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相反使这些地区成为了环城贫困带。在单一中心布局条件下，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的规模越大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越大，不仅由此形成的环城贫困带面积也越大，造成的城乡之间、中心城区与远郊区县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差距越大，更重要的是中心城区越来越高的地租导致其产业竞争力的每况愈下。
通过中心城区在远郊区县建设飞地经济。从功能上看，这些新的中心实际就是一个个功能齐全的新城市。在这一方面，北京应该参考旧金山地区、洛杉矶地区城市布局的做法。通过飞地经济，发展新的城市中心，利用他们的辐射与带动作用，促进城乡一体化，消灭贫困。
四、飞地经济促进北京多中心建设的具体措施
尽管北京已经发布了建立多中心的城市规划，但是改变城市布局既有中心城区的巨大市场引力和变革阻力，也有城市发展的旧模式和旧思维的惯性。因此，建设多中心的北京并非轻而易举。相反，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进多中心建设。只有提高新中心的产业竞争力、科技创新力和社会服务功能以及宜居的市场号召力，才能把规划中的新中心变成产业发展、人民乐居的城市新中心。
1、按照飞地经济的要求和中心城区的优势，制定新中心产业规划
较之中心城区，北京远郊区县环境优美、发展空间巨大。实现北京多中心布局，必须在远郊区县建成多个集就业与居住为一体的新中心。在远郊区县建设集就业与居住为一体的新的城市中心，应该以发展就业机会为第一要旨，以提供社会服务和打造宜居环境为基础。有了就业机会，就有了维持生活的收入来源，人们就会在此长期生活下去。产业发展了，就业机会就会增加，在此谋生和居住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就会形成新的中心。
由于中心城区众多的市场机会和巨大的市场引力，在北京远郊区县建设新的中心存在巨大的压力和明显的障碍。必须通过飞地经济措施，把中心城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引导到规划的新中心。尽管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县都有发展经济、开展区域合作的意愿，但是，由于管理理念和认知上的差异，在没有组织者的条件下，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县难以自发地进行商议并达成共识。
北京市政府和规划部门应该根据北京的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北京高端人才聚集的特点，对新中心的产业发展作出较为具体的规划。使中心城区与远郊区县的产业形成相辅相成的依托、相互支撑的互补关系。
考虑到北京的地域狭小、科技人才高度聚集的特点，即使是位于远郊区县的新中心，也应该发展那些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大、不会造成污染的产业。考虑改变北京经济结构过度轻型化的要求，北京在远郊区县规划适当数量的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新中心。
第一、以原有的北京几个机床厂和高等院校的自动化专业为基础，规划和建设数控中心。
第二、以北京高校军工专业为技术支撑基础，以当前为军工企业配套的企业为主体，规划和建设军品中心。
第三、以北京现有的生产厂家为依托，规划和建设大型成套设备的生产中心。
第四、以北京现存的制药上市公司和药品生产企业为依托，规划和建设药品制造中心。
第五、以现有的软件设计企业为依托，规划和建设软件、娱乐产品制造中心。
只有建立起具有竞争力的核心产业，才会迅速建立起为核心产业服务、配套的相关产业。
2、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优先发展东南西北四个新中心
北京是一个区域面积达到1.6万平方公里的超大型城市。城内形如一块大铁饼的六个中心区域的面积已经达到1312平方公里。在市场机会众多、市场引力巨大的城六区之外规划和建设新的中心难度极大。目前北京规划了11个新的中心，但要平行建成多个新的中心十分困难的。比较可行的措施是首先建立能够形成北京多中心格局的几个关键中心，使之在短期内形成规模上、档次上都能与中心城区比较接近的新中心。在人们感受到了远郊新城的便利以后，更多的人就会趋之若鹜地在这些新中心创业安家。
优先建立能够反映北京多中心布局的四个中心，一般应该选择在中心城区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选择具备较好基础，而且离中心城区不是太远的新中心。门头沟、大兴、通州和昌平应该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应该说明，门头沟多山，地形复杂，不适宜建设大型加工企业。可以规划和建设不需要大型厂房设备的软件设计、娱乐产业中心。通州虽然与中心城区有一定的空间距离，但通州区与朝阳区已经连为一体，在规划和发展通州的中心时，必须注意保留一定的隔离空间。现在地铁已经通达大兴和昌平区，而且这两个区已经具备了较好的产业基础。因此，这两个区形成新的中心的条件就是进一步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完善社会服务体系。
3、优先建设基础设施
相比较而言，中心城区与远郊区县的差别主要在社会服务均等化方面。在单一中心条件下，由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被动地修建道路、公交、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公共服务落后的状况给城市边沿的居民生活带来不便，人们总喜欢在拥挤的老城区生活。形成了新区服务体系不健全——生活不方便——居民选择老城区——新区服务体系不完善的恶性循环。为了改善北京城市的单一中心布局，必须贯彻规划先行，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的原则。为了把特定区域建设成北京的新中心，必须按照规划产业、居民规模，先行建设相关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给水、地铁、公交线路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
远郊区县的新城社会服务系统落后的主要原因在经济发展水平低及由此给居民和投资者带来的不便与困难。在中心城区与远郊区县共建飞地经济的条件下，中心城区及所属企业给该区带来巨大的投资，中心城区的投资以飞地经济发展后的税收分成为投资收益。
在规划新城建成完善的社会服务系统以后，在规划的新中心的优美的环境、新鲜的空气等条件下吸引下，必然有更多的居民到新城安家落户。
4、在东南西北四个新中心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完善北京多心中布局
作为一个超大型城市，北京实现多中心是必然的。北京必须在多中心建设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北京的多中心布局。实现多中心，不仅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效解决中心城区的拥堵、污染、热岛效应以及楼宇成本上升等问题，同时还必须避免城市规模优势的浪费。
城市的最佳规模应该是多大，理论并没有提供科学的答案。城市的合理人口规模与人口密度、城市空间规模、城市道路状况等密切相关。所以，只能通过国际比较，设定北京新中心的数量。应该说洛杉矶大都市、旧金山大都市圈多中心比较成功。这两个地区实际被划分为20多个城市，城市之间用高速公路连接。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市中心。作为美国重要的大都市，洛杉矶地区城市群的人口1700万。旧金山大都市的人口700多万。如果以洛杉矶、旧金山大都市为模板设计北京的多中心，有可能导致城市规模效益的浪费。从国际城市管理的经验来看，俄罗斯圣彼得堡700万人口，出现了交通拥堵现象，肯尼亚内罗毕400万人口也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现象。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单个中心的城市人口在400万左右是比较合适的。这样，北京2000多万人口，除了已经存在的以城六区为单位的大中心以外，可以另外建设10个左右的新中心。
在门头沟、大兴、通州、昌平的新中心建设试点取得成功以后，市政府应该完善北京多中心布局。首先，加速建设其它新的中心，使之通过飞地经济把产业和人口聚集到其他几个新中心;其次，考虑到消除热岛效应和切断高传染病传播途径而建立物理隔离的需要，北京应该对已经成为一块大铁饼的城六区旧中心适当绿化分割，将旧的大中心分割为4个左右的小中心。最后，通过政策和措施，调整各中心和新规划中心之间的产业配置。避免有些中心产业和人口过度集中，某些中心产业和人口过于稀疏的问题。
要去印度飞地的理由 篇4
那里遥远，充满异域风情，那里有瑜伽，有东方神秘心灵修行术，
有Guru（灵魂传唱者），当然最重要的，有大麻。
比大麻更吸引他们的，是这里物价。
认为印度只有肮脏、吵杂和纷乱的人们，应该去果阿和本地治理看看，因为在这里会发现，印度也有它干净、整洁和有序的一面。当我把香蕉皮随手扔进垃圾桶的时候，店员赶紧拿出来，放到它应该被分类的垃圾袋里，这一举动非常有说服力地让我见识了印度的文明有序，虽然它只是发生在印度的一角。
去果阿的理由
果阿是印度次大陆上被殖民历史最长的地区，最早可以上溯到1498年，从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开始。在这里他终于到达了哥伦布没能找到的印度，也找到了航程的真正目的：香料。在最繁盛的年代，果阿的城市规模和人口超过同时代的里斯本和伦敦，并且，它一直是葡萄牙最重要的海外领地，就连1947年印度独立后，都舍不得归还。直到1961年，两个怂人中的一个发现另一个似乎更怂一些，于是采取武装行动，仅用26小时就结束了葡萄牙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当葡萄牙人最终离去，印度人发现，葡萄牙并非一味掠夺，也留下了不同文明交融后的文化、宗教、建筑和生活。
印度人刚刚赶走了葡萄牙人，果阿却被来自更多国家的外国人占领了，他们就是嬉皮士。刚刚经历过的战争，显然让这个阿拉伯海岸的殖民城市，走入了欧美千家万户的电视。普通人看过可能就看过了，可嬉皮士们似乎发现了新的天堂，那里遥远，充满异域风情，那里有瑜伽，有东方神秘心灵修行术，有Guru（灵魂传唱者），当然最重要的，有大麻。比大麻更吸引他们的，是这里物价。对于那个年代的欧美人来说，印度大陆的物价，便宜的没天理。那时，加德满都的廉价旅馆每晚的价格只有3卢比，估计果阿也差不多。就算40多年过去，物价上涨了几十倍，折合成人民币也不过是不到30元，所以，数以百万计的欧美年青一代，带着仅有的一点钱，来到这里尽情享受阿拉伯海岸的阳光与沙滩，他们在这里喝啤酒、吸大麻、弹吉他、装逼、练瑜伽、冥想……等终有一天厌了、烦了、忽然心有所感，飘然回乡。 果阿，还是果阿，在沉静中，回味昔日的荣光。所以，怀念，或者对那个嬉皮年代感兴趣的人们，一定不要错过果阿。
小清新患者，也不要错过果阿，因为在帕纳吉的老街区里，随处可见地中海小镇的影子，欧式的老房子，颜色鲜艳的外墙，多样的窗子与鲜花装饰，以及时隐时现的教堂尖塔，还有依山而建的小路，都让人时时恍惚，不知身在印度还是某个地中海的小镇。所以，穿上你的花裙子，带上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去果阿看看。
天主教徒，一定要去果阿，因为这里有一座很可能是整个远东地区，最神圣的教堂，圣耶稣教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里安葬着天主教世界最伟大的传教士，圣·弗朗西斯·萨维埃（St Francis Xavier）。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40年后，虽然依旧神秘，但欧洲对东方已经有了大致的认识，最主要的，他们找到了稳定的航路，这为宗教的传播，铺平了道路，萨维埃就是在这时被罗马教廷派往东方的。
传说萨维埃是一个西班牙人，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主的意志笃信不疑，对传播主的福音尽心尽力，他以果阿为根据地，足迹遍及整个东方，最后病逝于广东的上川岛。差不多用了两年的时间，他的遗体才被运回果阿，为了保存他的遗体，他的同行者在棺材里倒入了四袋石灰。整个归途，同行者不时开棺查看遗体，让他们疑惑和惊奇的是，遗体一直不腐，回到果阿时依旧如此。这种事情，在印度这样一切都神秘化的国家，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教会这会儿倒谨慎起来，估计他们也觉得印度人在宗教方面比他们还狂热不靠谱，到1556年，萨维埃去世已经4年，教会终于决定进行一次正式的尸检。果阿总督的私人医生成为执行者，他发现遗体的胸部有一个切口，便请旁边的一个教士把手指伸进去，当教士的手指拿出时，手上沾的血，跟新鲜血液无异。主的虔诚追随者不朽，萨维埃的圣名，被正式授予1622年。
不过，这对这位老兄来说不见得是好事，因为在接下来的100多年里，他的遗体几乎被肢解，内脏四肢，分散南亚各国。这点有点像佛祖的真身舍利。后来，教堂的教士实在受不了了，把遗体放入一个玻璃棺材里。每10年示人一次，最近的一次，是今年，2014年。
本地治理 少年派的起点
《少年派漂流记》中最开始就交代了他们家的动物园是在本地治理，一个印度东海岸的法属殖民地，所以，我做南印度计划的时候，它便毫无争议的位列必访的目的地之一。
当我们绕着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绕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终于站在本地治理的海岸，我一眼便认出了少年派和他女朋友约会的海边栈桥。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这个城市，再也找不到任何跟电影少年派有关的痕迹了。电影中少年派偷水喝的那个教堂，不在这里；那个举行印度教仪式的神庙，是在甘吉布勒姆，一个两个多小时车程的小镇；至于动物园嘛，本地治理压根就没有动物园，植物园倒是有一个。
本地治理有300多年的法国殖民历史，中间虽然断断续续的曾经被英国和荷兰短暂占领过，但总的说来是一个非常法国化的城市，也是印度沿岸少数几个很“不印度”的城市之一。在法属期间，它的名字叫做Pondicherry，近年来，在去殖民化痕迹的运动中，更名为Paducherry。汉译名，庞迪切里，显然在发音上更贴切一些，但现行最主流的翻译都是本地治理。一来发音也算靠谱，二来，在60年代，在乌托邦梦想的感召下，一帮玩腻了走累了的嬉皮士，当然以法国人为主，在这里的北面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国际社区，Auroville，意为黎明之村（Village of Dawn），希望过自治自理自给自足的日子。结合这个理念，Pondicherry翻译为本地治理，还真是贴切的非常精彩。
临汾市发展“飞地经济”的思考 篇5
一、发展“飞地经济”的重要意义
“飞地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由点对点的企业转移转变为区对区的产业转移,由单纯的资金承接转变为管理与项目的复合承接。它不仅很好地解决了发达地区寻找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以及突破土地资源限制拓展发展空间等问题,也为欠发达地区解决资本、人才和技术短缺问题开辟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探索发展“飞地经济”有着多重意义。
一是有利于承接产业转移。产业转移顺应了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大趋势,是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多元发展的有效途径。当前,国内外产业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发达地区积极向欠发达地区实施产业转移,“飞地经济”模式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有助于促进不同地区之间实现产业转移的平台和载体。它可以打破要索跨区域流动的瓶颈,最大限度的发挥合作双方的优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形成产业转移的乘数效应。
二是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飞地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就在于飞地双方的优势互补。一方面,飞出地在规划、招商、资金、人才、管理和产业发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却受制于发展空间的限制;另一方面,飞入地具有土地、成本等资源优势,却缺乏先进的开发管理经验和品牌效应。通过双方的相互合作,既可使发达地区的宝贵经验和能量获得充分释放的空间,也可以实现对“飞入地”丰富的土地等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达到跨区域的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形成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
三是有利于集约利用土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最紧缺的资源之一,土地供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发展飞地经济可以有效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大大缓解土地瓶颈的制约。在土地资源有限的环境下,部分发达地区积极盘活土地资源,探索出种种行之有效的土地集约利用的好方法。发达地区可以借助飞地经济的平台将成功经验移植到“飞入地”,通过科学规划、有序开发、高效监管等一系列措施,转变“飞入地”粗放式的开发方式,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值,实现经济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四是有利于发展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特色产业集群是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发展“飞地经济”可以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拓展合理布局的空间,加快调整区城经济结构,变分散布局为特色集中布局,最大限度地显现产业的聚集功能和集约效益,优化资源配置,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形成产业向骨干企业集中、企业向园区集中,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有力促进经济发展核心区的形成。
二、临汾市发展“飞地经济”的可行性分析
发展“飞地经济”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只有这些条件具备时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目的。临汾市在区位、资源、平台、政策、经验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已经具备了发展“飞地经济”的基础和条件。
一是具备发展“飞地经济”的区位优势。2012年,国家批准设立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这是全国唯一跨省区的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与国家中西部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原经济区相互契合的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这为临汾市发展“飞地经济”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临汾的区位优势更加突出。同时,临汾市交通便利,地处太原、郑州、西安三个省会城市连接中点,大运高速公路贯穿南北,区域优势突出,是华北铁路交通枢纽、中国四大货运中心站之一,随着大西高速铁路、晋中南铁路出海通道和临汾民航机场的建设,临汾市已经形成“公、铁、空”立体交叉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
二是具备发展“飞地经济”的资源优势。首先,临汾市区域面积较大,未利用地较多,可以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矿业存量土地整合利用、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等机制加大土地资源的储备。其次,矿产资源丰富。目前已探明的矿种有38余种,煤、铁、石膏、石灰岩、白云岩、膨润土、花岗石、大理石、油页岩、耐火粘土等在省内及全国均占重要地位。同时,临汾市农业生产条件较好,是山西省棉麦生产基地之一。第三,成本因素是飞出、飞入地双方政府合作的重要经济条件。相对沿海发达地区而言,临汾的劳动力成本要低30%～40%左右,用地成本更有显著优势。这些资源优势,为飞地双方相互合作提供了可靠基础。
三是具备发展“飞地经济”的平台载体。“百里汾河新型经济带”是推动临汾市综改试验区建设的龙头工程,经济带将重点打造18个大型工业园区、10个大型现代农业园区、6个物流产业园区、17个文化旅游景区、2个中心城市、4个大县城和19个重点镇,2012年,“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占到全市的49%,招商引资总额占到全市的64%,已成为支撑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临汾扩大对外合作、引进高智支持、发展“飞地经济”的最好平台和载体。
四是具备发展“飞地经济”的实践经验。“飞地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在沿海地区取得了明显成效,临汾市作为后发地区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洪洞县按照发展“飞地经济”的思路,本着“全面合作、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创新共赢”的原则,与洪洞县合作共建了“临汾经济开发区(洪洞·甘亭)工业园区”,双方在理顺管理、利益分配机制的前提下,共同成立了工业园管理协调委员会,实行市场化、公司化运营,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被省商务厅批准为“山西省产业转移示范区”。这些有益的探索可以为发展“飞地经济”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三、临汾市发展“飞地经济”的对策建议
临汾市目前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既需内力推动,也要外力相助,而“飞地经济”就是实现转型跨越强有力的“助推器”。
一是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改革创新是建设转型综改试验区的核心。临汾市应抓住有利机遇,把发展“飞地经济”作为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要消除“肥水外流”的顾虑,敢于牺牲局部利益,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发挥各自区域的比较优势和潜能,推动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积极推进跨区城合作和市域范围内的横向联合,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要努力营造开放的环境,充分认识发展“飞地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参与各层次的经济合作与竞争。
二是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发展“飞地经济”,要依托资源优势,立足整体发展,进行科学规划。首先,紧紧抓住综改试验区建设机遇,确定“百里汾河新型经济带”为发展“飞地经济”的重点区域,先行先试,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相对聚集,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产生辐射、扩散和示范作用。其次,要全面考虑临汾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特点,科学规划产业布局,按照“以煤为基,多元发展”的思路,明确承接重点,以具有带动型的产业链主导产品项目为招商重点,有目的地引进项目和企业,培育形成园区特色经济发展模式,不断扩大园区相关产业的关联度和依存度,寻求关联项目的生成,引导产业聚集发展。
三是明确利益分配机制。实践证明,建立互利共赢的利益分享机制是推动飞地园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飞地园区建成后,将涉及到GDP、财政收入、税收等一系列经济指标的衡量和利益分配,飞地双方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各自的利益考量,所以,必须由双方政府协商约定飞地企业所产生的地方经济指标和税收分成比例,通过合理的分成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合作双方的积极性,实现合作共赢。
四是建立健全发展机制。首先,要创新园区管理体制。对于飞地工业园的管理,要探索建立务实高效的跨区域协调管理机构,改变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抓好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经济管理职能,剥离一些不必要的社会管理职能;其次,要拓宽园区开发建设的投融资渠道。通过引导多元投入、完善投资机制等举措,探索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开发模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组建担保机构,搭建企业融资平台,扶持企业做大做强。第三,要理顺政府间的沟通协调机制。作为“飞地经济”的主要推动者,飞地双方政府要建立有效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机制,加强工作联系,统筹各方利益关系,为企业排忧解难,推进飞地园区快速发展。
摘要：“飞地经济”作为一种跨区域合作的新型发展模式,在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在山西省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的大背景下,就临汾市发展“飞地经济”的可行性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飞地模式论文 篇6
一、飞地理论与温泉飞地
(一) 飞地理论
飞地理论来自于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于1950年提出的, 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在具有优势资源和创新能力的行业, 这些行业常常集聚于空间经济的某些点上, 于是就形成了具有空间集聚特点的推动性经济单位的集合体, 即增长极, 增长极可以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对周围产生影响。[2]当极化效应超过扩散效应时, 周围地区要素和经济活动越来越趋向增长极, 导致周围地区与增长极的差距越来越大, 这时增长极便成了区域经济的一个“孤岛”, 也就是“飞地”。[3]
所谓飞地就是指与周围因素不同的一小块特定的地理区域。[4]将飞地引入到旅游领域便有了旅游飞地。刘晓鹰、杨建翠在对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旅游推进型城镇化进行研究时, 提出了候鸟型“飞地”性的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 认为候鸟型飞地性旅游城镇在欠发达的西部区域具有增长极的作用, 在国内较早地将飞地的概念与旅游开发联系起来。[5]刘爱利、刘家明、刘敏等对旅游度假区的“孤岛效应”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并首次介绍了国外飞地旅游的研究进展, 对我国飞地旅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6]文彤、单樑以佛山市南国桃园为例, 对旅游飞地问题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 从空间规划角度提出了解决策略, 认为可以结合用地规模、项目功能、设施体系等技术维度对经济辐射联系通道进行改善优化, 从而形成区域整体均衡发展, 不失为解决旅游飞地问题的一种较好的方法。[4]刘亭君、许宏杰分别对乡村旅游、古村落旅游中的飞地现象进行了解读, 并提出了应对策略。[7、8]
(二) 温泉飞地
王艳平在对温泉移动及大温泉旅游度假建设进行的研究中, 基于移动后的温泉地首次提出了“温泉飞地”这一说法, [9]但并未予以阐释, 本文延续其内涵, 并进一步将其明确定义为:新温泉地区域范围内并无温泉资源, 需依靠历史温泉地输送温泉资源, 但在空间上新温泉地已超出传统历史温泉地范围, 并与其之间相隔一定的空间距离, 并且新温泉地成为温泉旅游的又一增长极, 这样的新温泉地, 称之为“温泉飞地”。
二、熊岳温泉飞地产生的背景与特征
(一) 熊岳温泉飞地产生的背景
熊岳温泉是辽宁省知名温泉, 温泉开发利用历史可追溯至十六世纪以前。2009年经辽宁省矿泉水鉴定委员会鉴定为“高温医疗矿泉水”, 温泉水具有“三高”的特点, 即水温高、矿化度高、日出水量高, 具有较好的医疗保健作用。
熊岳温泉在日伪时期是关东军在东北地区的温泉疗养所之一, 抗日战争及抗美援朝时期在接收伤疗养病员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温泉旅游大规模的开发是在近些年, 尤其以2009年国内知名温泉连锁企业珠海天沐集团的入驻为标志, 建成了天沐·熊岳温泉度假村, 形成了集休闲、娱乐、康复、疗养、餐饮于一体的温泉利用模式, 大幅度提升了熊岳温泉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温泉旅游的迅速发展和开发之初即带来的良好业绩使当地政府与天沐集团共同决定将温泉水引入西部海滨地区, 开发建设海滨温泉。海滨温泉力图整合海滨与温泉这两大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 全面打造特色鲜明的海滨温泉品牌。
在行政区划上, 新的海滨温泉地已不属于熊岳区域范围, 但因为所使用的温泉资源完全来自东部熊岳温泉, 就其本质而言, 海滨温泉仍是属于熊岳温泉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将其称为“熊岳海滨温泉”, 即本文探讨的“温泉飞地”, 它有其区别于其它传统温泉地的独特的飞地特征。
(二) 熊岳海滨温泉的飞地特征
熊岳西部海滨地区并无温泉泉眼, 通过铺设管道, 将东部温泉度假村所在地的温泉水输送到海滨, 开发建设新的海滨温泉地, 这种温泉飞地有其自身独特的飞地特征, 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主导资源的飞地化。主导资源是是区域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增长要素, 与其他资源相比具有比较优势, 对于区域发展有决定性意义、起关键性作用。对于温泉旅游地而言, 主导旅游资源必然是温泉资源, 海滨温泉城也不例外。然而这种决定生存命脉的温泉资源却并不是海滨温泉地自身所拥有的, 而是通过管道运输而来, 即“飞”来的。可以说, 主导资源的飞地化是熊岳海滨温泉飞地最大的特点。
区域温泉旅游的增长极。高品质的温泉资源和海滨资源是熊岳海滨温泉的优势资源, 这些资源在西部海滨地区沿海岸线呈带状聚集。旅游资源是旅游业赖以开展的基础, 故而这种优势旅游资源空间上的集聚决定了这块聚集区必将成为整个大区域温泉旅游的热点, 也即这块聚集区便成了区域温泉旅游的增长极, 增长极对周围地区温泉旅游不仅起到辐射带动作用, 而且也会使周围地区的旅游要素和旅游活动越来越趋向增长极。作为区域温泉旅游的增长极, 这是熊岳海滨温泉飞地的又一明显特征。
利益主体的飞地化。海滨温泉城的利益主体包括当地政府、开发商、当地居民、旅游者以及其它相关单位和人员。在实际经营活动中最大的利益主体必然是开发商, 开发商往往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而来的外来企业或集团, 如熊岳海滨温泉城的开发商为珠海天沐集团, 而非本地公司;另外现今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和人们需求及品味的提高也对温泉旅游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中一点即是对工作人员素质的要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发商往往不仅仅在当地甚至全国范围内招聘人才, 尤其像天沐这样的大型温泉连锁企业, 这会导致温泉地吸纳当地居民就业的能力有限, 所招募的少量当地人员大多也只是从事较低技术含量的简单工作, 简而言之, 本地居民作为重要的利益主体之一无法从温泉城中得到切实的利益;再者温泉地动辄几百元的票价也超过了绝大多数本地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 致使游客大都是外来旅游者, 本地游客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
三、温泉飞地旅游开发需注意的问题
飞地本身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 结合温泉地自身的特性, 笔者认为温泉飞地在开发建设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 新温泉地与历史温泉地的关系
从根源上看, 历史温泉地的繁荣催使将温泉水输送到具有更高品质旅游资源的地区进行综合开发的决策产生, 可以说新温泉地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附历史温泉地产生的, 历史温泉地是新温泉地的母体。
开发海滨温泉是为了寻求新的温泉经济增长点, 使温泉产业做大做强, 而不是为了将温泉地彻底“改朝换代”, 所以在温泉旅游开发中, 开发建设海滨温泉的同时不应忽视了历史温泉地的建设, 共同繁荣才是王道。
但海滨温泉旅游资源禀赋高, 组合好, 而且服务设施较历史温泉地更新颖, 在海滨温泉营业初期可能会大量吸引原历史温泉地的游客, 对历史温泉地产生冲击, 应正确看待这一短时期内的正常现象, 可通过日后长期的差异化发展战略来调控两者之间的竞合方式, 做到“合”大于“竞”。
(二) 温泉旅游发展与社区建设的融合
飞地最大的特征就是其与周边所在社区的异质性, 这种异质性表现为飞地与所在社区各自为政, 独自发展, 相互之间少有交流, 形成二元化的发展格局, 这也是飞地问题的根本所在。在海滨温泉开发建设初期, 就应注重温泉产业发展与当地社区建设的融合, 这种融合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上的融合:人员的融合与经济的融合。
社区居民常被隔离在飞地之外, 而旅游者常被限制在飞地之内, 这种现象之下的实质是经营商追求的利益最大化, 这导致社区居民无法分享飞地的发展成果, 削弱了对飞地的认同感, 社区与飞地之间易产生矛盾;旅游者被限制在飞地范围内, 无法与社区居民产生交流, 会降低旅游者对温泉文化的感知度, 损伤旅游体验的本真性, 长此以往会影响温泉地的可持续发展。
即便是温泉飞地, 也不可否认它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一部分, 对于熊岳海滨温泉而言, 当地政府更是对其繁荣温泉旅游业寄予厚望。经济上的融合在这里表现为温泉产业链的延长和与当地社区内其它产业的衔接, 这也是做大做强温泉产业的主要表现形式。
(三) 可持续发展问题
“温泉旅游属于资源依赖性很强的旅游类型, 温泉旅游资源的循环利用、温泉旅游地的环境容量及其环境影响、温泉度假区与乡村社区的协调发展都影响着温泉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10]对于熊岳海滨温泉飞地而言, 这一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
温泉水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近年来, 随着熊岳温泉旅游的繁荣, 温泉水的使用量突破历史以往任何时期, 温泉水位线也随着开采量的增大而越来越低。温泉水有自我恢复的能力, 即每一时期内温泉水开采量控制在一定数值范围内, 地下温泉水位线是可以自行恢复的, 但如果长期超出这个数值, 温泉水位线就会恢复得非常缓慢甚至难以恢复。现今的熊岳温泉已出现温泉水位线恢复缓慢的现象, 这种可怕的现象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待海滨温泉营业后, 温泉水的使用量将再创新高, 温泉水若无法保证充足供应甚至污染, 都会对海滨温泉造成严重的后果, 如何实现温泉水的集约和循环利用, 是关乎到海滨温泉长远发展的命脉问题。
因此, 严密监测地下温泉水的变化、合理管理温泉水的供应、杜绝温泉水的浪费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此外还需严防地下水污染, 熊岳温泉泉眼距离海滨不足十千米, 需防止海水倒灌污染温泉水。
四、温泉飞地旅游开发对策与建议
(一) 强化交流, 共同繁荣
发挥温泉飞地作为区域温泉旅游增长极的扩散效应, 打破温泉飞地与其所在社区二元化发展模式, 最终实现温泉飞地与所在社区的共同繁荣,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交流。
首先, 要使社区居民“走进来”。让社区居民参与到温泉飞地的建设中来可以加强社区居民对飞地的认同感, 化解社区居民与飞地之间的矛盾。行之有效的方式是海滨温泉城工作人员的本地化, 充分发挥温泉产业的就业职能, 让本地社区居民参与到海滨温泉发展的决策中, 并且使社区居民分享到温泉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利益, 带动和激发社区居民对温泉产业的热情和积极性;让社区居民走进来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打破价格门槛, 对社区居民采取优惠的门票价格策略, 让更多的居民有能力享受到海滨温泉带来的舒适体验, 既是对温泉地居民的一种福利, 也有利于海滨温泉的口碑营销。
其次, 要使海滨温泉游客“走出去”。即走进当地温泉社区, 与社区居民交流, 交流可以是语言上或者经济上等各个方面。只有在社区居民中, 才能够体验到未经包装过的、最纯朴的温泉文化, 游客与居民间的经济来往也是温泉经济效益实现的过程, 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的温泉民宿、温泉街等成熟的开发经验, 为海滨温泉城之外的本地居民提供参与温泉服务的机会, 带动整个区域全面发展。
再次, 延长温泉产业链, 强化经济交流。延长温泉产业链可以使温泉经济效益最大化, 除传统的温泉养生保健外, 还可以发展温泉地产、温泉观光、温泉农业等;同时应注重加强后向经济联系, 在海滨温泉开发建设中尽可能利用本地的原材料和人力资源, 减少经济漏损, 提高经济效益。
(二) 品牌扩容, 提升形象
熊岳温泉历史悠久, 在大众中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毫无疑问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 但海滨温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它将温泉文化与海洋文化相融合, 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独具魅力的温泉文化, 它不仅与其它温泉不同, 而且也区别于当地传统的温泉, 这也是海滨温泉赋予熊岳温泉的新的内涵和特色, 从这个角度看, 可以说, 各种经营模式的疗养院是熊岳温泉的过去, 天沐温泉度假村是熊岳温泉的现在, 那么海滨温泉则是熊岳温泉的未来。
同时, 从2009年到目前为止, 海滨温泉节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四届, 努力将海滨温泉的形象深入人心, 扩大海滨温泉的影响力,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可以预见, 在目前良好发展势头的引领下, 将来海滨温泉品牌有可能取代传统的熊岳温泉品牌, 成为营口市温泉的一张新名片。这不仅是一种品牌的扩容, 更是品牌的创新和形象的提升。
(三) 资源整合, 打造特色
特色是决定温泉吸引力和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自从2010年辽宁省提出建设“中国温泉旅游第一大省”的战略目标, 省内掀起一片温泉旅游开发的热潮, 大大小小的温泉项目纷纷上马,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千篇一律的趋同式开发已不能使温泉地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在熊岳海滨温泉, 则完全可以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之所以引熊岳温泉水到西部海滨开发建设海滨温泉, 决定性原因是西部海滨拥有高品位的旅游资源, 这里既有高品质的“3S” (阳光、大海、沙滩) 资源, 如月牙湾海水浴场和金沙滩海水浴场等, 又有优质的温泉资源———来自熊岳的“高温医疗矿泉水”, 这种“海+泉”的得天独厚的资源组合将会带给游客全新的旅游体验, 这也正是海滨温泉的特色, 更是与其它温泉地相比之下的优势和强有力的竞争力所在。
五、结论
温泉飞地现象的出现蕴含着多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给温泉飞地下了比较确切的定义, 并以熊岳海滨温泉飞地为例对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熊岳海滨温泉飞地有其产生的特定背景, 即熊岳历史温泉地的繁荣与西部海滨地区高品质的旅游资源组合;熊岳海滨温泉的飞地化特征主要变现在它是区域温泉旅游的增长极及其主导资源和利益主体的飞地化三方面;在开发建设中需注意新温泉地与历史温泉地的关系、温泉产业发展与社区建设的融合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最后提出了熊岳海滨温泉飞地要发挥其作为区域温泉旅游增长极的扩散效应, 注重温泉飞地内外之间的交流, 达到共同繁荣;同时扩容品牌, 对整体品牌形象进行提升, 同时最重要的是对优势旅游资源进行整合, 打造独具特色、具有明显优势和竞争力的温泉地。
此外, 温泉飞地毕竟是一种全新的温泉开发形式, 尚极少有学者对其关注和研究, 不论这种开发形式本身还是其是否值得在其它有条件的地区推广, 都还需日后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探讨。
摘要：随着休闲度假旅游的兴起, 温泉旅游开发逐步成为一种热潮, 将飞地理论引入到温泉旅游开发中, 提出温泉飞地的概念。认为温泉飞地是一种全新的温泉开发形式, 对于温泉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熊岳海滨温泉为例, 对其产生的背景、特征以及开发建设中需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并从交流、品牌、形象三方面提出了开发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温泉飞地,海滨温泉,旅游开发,熊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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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地模式论文 篇7
关键词：岛屿,飞地,海洋划界
自从1958年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确定大陆架制度开始, 海洋划界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各国划界中的重要部分, 同时由于海洋划界中, 各相邻或相向国海岸曲折、岛屿分散、相邻海域面积狭小、重叠海域众多, 尤其是相邻或相向国间众多小岛的存在, 更是给划界带来了很多纠纷。
一、以“飞地”方式处理岛屿
飞地, 原本是一种人文地理概念, 指在某个国家境内有一块主权属于他国的领土。而在国际海洋法中, 常将某些远离本国海岸, 却靠近相向或相邻国家的岛屿称为“飞地”, 以此来解决海洋划界中的许多纷争。即根据这些岛屿的面积、人口、地理位置及其重要程度, 在他国海域内, 围绕该岛屿给予其一定范围的海域, 但不把它们作为划界的基点。这种方法一般在岛屿位于不考虑岛屿效果所划出的等距离线的“错误一边”时, 或者偏远的岛屿位于另一国大陆边缘时采用。
以“飞地”方式处理岛屿, 岛屿只享有适当的海域。这种做法常见于以下两种情况:
(一) 岛屿位于两国海岸的中间线附近, 在划定中间线时, 不以这种岛屿作为划界的基点, 但允许其享有适当的海域。1971年8月20日意大利和突尼斯关于划分两国之间大陆架的协议中, 意大利与突尼斯海岸相向, 意大利的四个小岛即兰皮恩岛 (Lampedusa) 面积近1平方英里, 利诺萨岛 (Linosa) 2平方英里, 兰佩杜萨岛 (Lampione) 3平方英里和潘特莱里亚岛 (Pantellenia) 32平方英里, 在两国本土海岸的中间线附近, 其中利诺萨岛位于中间线, 其余三岛位于中间线偏向突尼斯的一侧。在划界协定中, 这四个岛屿都没有被用作划界的基点, 但享有了12至13海里宽度的海域。
(二) 一个国家的岛屿远离其本国海岸, 越过中间线位于另一个相向或相邻国家的海岸附近, 这个岛屿往往不作为划界的基点, 但是可以在它国的海域内拥有适当的海域, 实际上是它国海域内被包围的“飞地” (enclave) 。奥康奈尔 (O’Connell) 称这类岛屿是“位于中间线错误一边的岛屿”。
以飞地方式处理岛屿的经典案例, 是1977年英法大陆架案关于海峡列岛的处理。海峡列岛 (Channel Islands) 是属于英国的领土, 面积为195平方公里、居住人口达13万人, 距离法国本土海岸为6~16海里, 位于英法两国中间线靠法国的一侧, 也即“位于中间线错误一侧”。两国在海洋划界的中间线确定问题上, 由于海峡列岛的存在产生了极大分歧。后仲裁庭认为, 海峡列岛的存在打乱了地理平衡, 如果划界中全部考虑海峡列岛的自然延伸, 显然会造成不公平的结果。为纠正这种不公平, 法庭裁定划两条线:一条是两国大陆海岸的中间线, 作为初步界线;另一条是在海峡列岛的西面和北面划出的离海峡列岛渔区已确定的基线12海里处的一条线。这样, 海峡列岛大陆架就成了法国大陆架里面的一块英国“飞地”。
从以上国际实践可以看出, 当属于一国的岛屿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远离本国, 而更靠近相邻国, 并且该岛屿不具有《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可以拥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特征时, 一般其不产生海洋划界的效力, 也即给予该岛屿划界零效力, 而只拥有适当海域。
二、以“飞地”的方式处理岛屿在我国海洋划界中的意义
我国周边海域在海洋划界中纷争很多, 大陆海岸线长达1.84万公里, 加上岛屿共3.2万公里, 拥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域。我国海区有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6536个, 拥有12海里领海权的海域面积37万平方公里, 管辖的200海里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部分国际海底区域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但是我国的大陆架面积有限, 并且全都和周边邻国的大陆架相连接, 其与周边国家间的海域大都不超过400海里, 所以在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与其它国家产生分歧。同时, 由于近年来在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问题上, 国际上习惯于划定一条界限, 因此, 一旦这些大陆架的划界安排成功, 所划定的界限不止是大陆架的界限, 也是专属经济区的界限。这使得国际海洋划界更加意义重大。
综观我国周边海域, 除了渤海为中国内海, 没有争议外, 黄海、东海和南海都存在着划界问题。中国与朝鲜、韩国存在黄海、东海大陆架划分争议, 与日本之间存在东海大陆架划分和钓鱼岛归属问题。在南海地区, 对中国主权权益进一步蚕食的事件时有发生, 某些域外国家也企图插手南海问题。在当前国际环境下, 要一方面解决这些划界的纷争, 继续保持与睦邻国家的和平相处, 同时保证国家的海洋利益不至受损, 用“飞地”的方式处理一些主权存在争议, 面积狭小, 不能维持人类居住的岛屿, 在海洋划界中赋予其零效力, 只划定相关的领海范围, 不失为当下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一) 东海划界中的钓鱼岛问题
1.关于钓鱼岛的纷争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中国台湾的东北, 日本冲绳的西南, 距离台湾基隆港约186公里、距离浙江温州约356公里、距离日本冲绳那霸417公里。包括五个无人居住的岛屿和三个无植物覆盖的岩礁, 总面积约6.32平方千米。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但是尽半个多世纪以来, 日本却开始觊觎钓鱼岛的主权, 由于钓鱼岛的战略重要性和附近资源的可观性, 其归属及地位问题, 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争议中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中日双方都不会轻易放弃对其的权利主张, 为此如何确立钓鱼岛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的作用, 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在东海划界问题上, 日本主张, 以中国的海岸和日本男女列岛和鸟岛及钓鱼岛为划界基点, 采用等距离方法划界。中方主张,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日本主张以钓鱼岛作为大陆架的划界的基点不能成立。
2.以“飞地”的方式处理钓鱼岛
综观钓鱼岛的地理位置, 其恰好处于中日两国的中央, 面积狭小, 各岛均无饮用水, 自然资源贫乏, 不借助于外界资源根本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考虑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实际情况, 其在海洋划界中的作用应根据《大陆架公约》第121条规定, 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 不应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中日应协商以“飞地”的方式处理钓鱼岛, 即将其作为中国的一块远离大陆的飞地, 给予12海里的领海, 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赋予其零效力, 这不仅符合国际司法实践, 也将极大地便利于东海争议解决的向前推进。
(二) 南中国海的划界
1.南中国海的纷争
南海是一个半封闭的海, 总面积350万平方公里, 岛屿大都狭小。在南中国海北半部分布着三个小的珊瑚群岛以及一个小的水下群礁。它们是东沙群岛 (Pratas Islands) 、南沙群岛 (Spratly Islands) 、西沙群岛 (Paracel Islands) 以及水下的中沙群礁 (Macclesfield Bank) 。中国对这四个小群岛或群礁主张完全的主权。目前, 东沙群岛完全在中国台湾的管辖之下, 西沙群岛完全在中国大陆的管辖之下, 中沙群礁除了一个五人驻守的黄岩岛在水平面以上, 其他全在水下。因此只有南沙群岛是最复杂的地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都分别占领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
南沙群岛包括104个小岛、岩礁、浅滩或暗礁, 最大的太平岛由中国台湾驻守。由于在南海, 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等五国具有海洋管辖区域重叠性主张, 并需与上述国家划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边界线。因此, 怎样界定南沙群岛诸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地位对解决当前的纷争至关重要。
2.以“飞地”方式处理岛屿在南中国海划界纷争中的应用
从国际范围内海洋划界实践来看, 决定岛屿海洋划界时效力的标准大致有两个:一是以岛屿的位置为标准, 看其对分界线走向的歪曲程度。一般来说, 离本国大陆领土越远, 同时离他国领土近的岛屿, 在划界中获得效力越少。二是岛屿的本身条件, 这取决于其面积、人口、政治等因素。那些面积极小、或者本身主权尚有争议的无人小岛或岩礁, 常常获得有限的效力, 甚至零效力。南海诸岛特别是南沙岛屿不但面积小, 基本无人居住, 而且远离大陆, 由于海洋划界主要考虑大陆和大岛屿的海岸线构形和长度, 而小岛的法律地位和效力的较低, 它们对南海划界的影响可以说是微小的, 因此, 在当下南海岛屿与划界的纷争中, 有些具有主权争议的小岛在划界中可以先用“飞地”化方法进行处理。
但是, 南海诸岛在海洋划界中, 其海洋划界效力却并不相同。海洋划界中, 衡平、公平、合理的结果才是最终追求的目标, 给予岛屿何种效力, 还要取决于划界中具体的地理、人文等其他因素。由于南海中岛屿很多已有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派兵驻守, 因此, 虽然众多小群岛大多无人居住, 但不属于一般海洋划界中的“小型地物”。它们形成了南海北部明显的地物。因此, 在解决南海岛屿在划界中的作用时对一些明显孤立的岛礁可以分别给予全效力、半效力或者无效力, 而对一些邻近他国沿岸的孤立的岛礁, 可以按“飞地”的方式处理;对一些相对集中的岛群可作为一个整体, 在综合平衡各方面情况后再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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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地模式论文 篇8
例如2008年5月12日, 四川汶川发生8级地震, 汶川等多个县级重灾区内通信系统全面阻断, 昔日高效、便捷的通信网络遭受毁灭性打击而陷入瘫痪。电信、移动和联通三大运营商在灾区的互联网和通信链路全部中断。四川等地长途及本地话务量上升至日常10倍以上, 成都联通的话务量达平时的7倍, 短信是平时的两倍, 加上断电造成传输中断, 电话接通率是平常均值的一半, 短信发送迟缓, 整个灾区霎时成了“信息孤岛”。
第二代数字飞地压扩系统正是符合这些要求的产品中的佼佼者。该系统采用数字化处理技术, 在近端将施主基站射频信号滤波并通过高效数字处理后移频压扩到低频频段, 经无线中继接力传到远端, 在远端进行数字高效处理后线性还原为施主基站射频信号, 以解决地形复杂的景区、山村、孤岛、公路 (铁路) 沿线等场景信号覆盖。
第二代数字飞地产品新采用了软件无线电、数字预失真、数字信号处理、多载波消峰、高效率功放、EDA及SI设计、高效散热设计等多种核心技术, 使得该产品较之传统模拟产品具有更多的优势:
1.体积更小 (12.6L) , 重量更轻 (12kg) , 为传统飞地的1/3, 安装成本低, 维护简便, 同时整机效率提高2.2倍;
2.容量提高一倍, 可支持8载波;
3.智能化设计, 优秀的射频指标, 有效提高信号质量, 扩大系统的覆盖范围和拉远距离, 消除对基站系统的干扰, 拉远距离提高约40%;
4.整机效率大大提高, 达到18%, 20W远端机最小功耗仅45W, 节电约2/3, 大大减小运维成本;
5.基站级产品设计, 设备MTBF达到10万小时, 稳定性提高一倍。
但飞地系统需临时占用150�250MHz的VHF频率资源, 在应用上存在一定风险。
同时在飞地的使用上, 应明确其应急使用的定位, 那么其频带的冲突占用的几率会降到最低。而且在以下情况使用飞地产品, 能够完成在特殊条件下不能做到的事。
其应用范围包括三方面:
1.可作为应急通信车的补充
移动通信车在应急通信系统得到广泛应用, 并取得较好效果, 但因其需要传输资源, 对道路条件要求较高, 部分区域无法到达, 使其在应急通信中应用受限, 尤其是在自然灾害出现的早期。
车载应急飞地压扩系统是应急通信车的补充, 采用230MHz频率中继传输, 不需传输资源, 可以到达应急通信车无法到达的区域。
2.自然灾害应急通信保障 (抢险救援)
3.重要活动时的应急通信保障 (话务分流)
黔东“飞地”之地湖乡研究 篇9
关键词：天柱县；会同县；地湖乡；“飞地”
中图分类号：K9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4）02-0044-05
由于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原因的影响，黔东地区插花遍地，而“地湖乡”则是最大的“飞地”。从贵州省行政地图上看，“地湖乡”可谓是贵州的东大门，虽隶属于贵州天柱县，但却被湖南会同县团团包围。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当地居民与众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吸引众多媒体、专家、学者的关注，也成为附近村民茶于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通过对“地湖”行政区划历史沿革的梳理，笔者发现“地湖”的行政归属，“飞地”的形成与拨正存在诸多疑点。
一、地湖乡简介
地湖乡之所以叫“地湖”是由于宋人在开发此地时，从高处看炉家村很像一把酒壶（如图1），就命名其为“地壶”，后来逐渐被人们雅化为“地湖”[1]133。地湖乡，位于贵州省天柱县城东南面，东经109°28′-109°35′，北纬26°44′-26°48′之间，东南两面与湖南省会同县地灵乡接壤，西连天柱县远口乡、竹林乡，北接湖南会同县广坪乡，面积2812平方公里。辖地湖、园界脚、江口、岩鼓、中河5个村[2]60。
所谓飞地，即是某一行政单位隶属于A，但却处于B地，与A地遥遥相望，如图1。而地湖乡则不完全属于飞地，人们却习惯于称其为“飞地”，① ①从如图1看，地湖乡就是飞地，从图2看，地湖乡就是插花地，受比例尺大小的影响。地湖乡实为插花地，虽远离天柱县城，但与天柱县城一线相通，如图2，地湖乡独特的地理位置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图1“飞地”
图2插花地
二、“地湖”行政区划之历史沿革
天柱县历来为苗民聚居之地，而苗民又“性直而悍且好勇，轻生……终不改其狡黠格斗之习，性使然也”。明初属湖南靖州民安抚司管辖，后因多次暴动，时任天柱所吏目朱梓出于安抚民众，加强管理，征收赋税的需要上奏中央请求设置天柱县。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天柱由天柱守御千户所改为天柱县，“割会同县峒乡四里，汶溪一所，并本所与原管苗寨三里成一县治……复请将口乡一里割归天柱”[3]5-7。天柱县做为一个独立的地方县治单位始于此，而此时的天柱县在行政区划上归湖南管辖。
据《贵州省天柱县地名志》载：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天柱改所建县，驻凤城，割湖广会同县峒乡，其中峒乡即是今天的“地湖”“大样”等地[1]1。由此可见，地湖最初属于湖南，直到雍正四年（1726年），碍于天柱毗邻黎平府而分属两省，不便管辖，才将天柱县从隶属湖广靖州安抚司改为隶属贵州省黎平府，天柱县至此方成为贵州省的一部分，地湖也随之而隶属贵州，这正是“地湖乡”身在他乡而隶属异地的最初缘由。天柱改所建县以后，朱梓把全县分成338寨，2所编成9图里1厢，其中远口乡所辖兴文里，29寨即为今天的“远口”“地湖”① ①此时的“地湖”是否做为一个行政单位名称出现还不是很确定，贵州省天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天柱县志》载：远口乡兴文里，在县东、广七十里，辖鸬鹚寨……“地湖新寨”、“北湖寨”。第46页又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县内调整行政区划，新编户口，全县划为9里1排1所，共573寨，兴文里，辖鸬鹚寨、云塘湾……地湖新寨、地湖寨、下河寨等。清，《康熙天柱县志》载：远口乡兴文里在县东广七十里，计寨分二十九：鸬鹚寨……地湖新寨、北湖寨。清，《光绪续修天柱县志》载：……地湖新寨、地湖寨。“地湖新寨”是不是“地湖寨”“北湖寨”是不是“地湖寨”的错写值得怀疑，而光绪《会同县志》里所绘会同县疆域图里明确有“地湖”字样，《光绪续修天柱县志》中亦有“地湖场”“地湖溪”“地湖坝”等名称。由此，笔者认为文献中“北湖寨” 实为“地湖寨”的误写，“地湖新寨”也是后来的“地湖寨”。“大样”一带[1]2。此后“地湖”随中央或地方政府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等原因不断变迁。
清光绪《会同县志》载：“口四里各村：下寨村、地湖村……口五里各村：大坡村、西楼村、上河村、地灵村。”[5]所绘会同县疆域图里明确有“地湖”字样。
据《湖南林业》（1959年版）载：“例如：会同县地灵乡的地灵、下塞、地湖、姚家等4个农林业社，在整社前的财务管理工作混乱。”[6]110此时，地湖是会同县地灵乡的4个农林业社之一。
通过方志等资料的对比可以看出，“地湖”的行政归属在某一时期有矛盾之处，从整体上来看，1950年以前在行政归属上基本上属于天柱县，1950以后则存在较大争议。主要表现在：1950-1961年间会同县行政区划上明确有“地湖”，而天柱县则不明确或基本没有说明“地湖”的现状。由此可以看出，“地湖”在1950-1961年间在行政区划上属于会同县管辖，1961年之后又被划归天柱县。
三、“飞地”的形成与拨正的探讨
地湖乡的特殊地理位置无疑会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而其形成原因也只是存在于民间传说之中，茶余饭后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一）“飞地”的成因
由于受资料缺乏而实地考察又得不到确切证据等原因影响，目前学界对其成因的探讨较少，形成原因也较为单一。
1.土地私有制下“地随人走”的土地管理政策。杨斌先生认为地湖乡的形成原因就在于土地私有制下“地随人走”的土地管理政策[7]。而地湖乡现存的土地买卖契约更加证实了这种说法。
nlc202309020015
2.传说故事中土地买卖的结果。传说故事中，天柱县的吴姓先前到地湖买地并在此定居下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买卖现象的出现，地湖也就形成了一块“飞地”，这种说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加工的日趋完善，也是目前为许多报纸报道的原因所在。① ①相关文章多见于报纸，记者的采访，如：邹容《湘黔交界外：一片“飞地”》（《潇湘晨报》，2006年6月9日）；陶通坪等《湘黔边界看和谐——天柱县地湖乡建设新农村纪实》（《经济信息时报》，2006年8月18日）；伍献清《边地小山村的跨省民族团结新景象》（《民族论坛》，2012（10））等。
总之，正如地湖乡人大主席吴宜辉所说，很多人都对“地湖”为何称为湖南境内的“飞地”做了研究，但都无功而返[8]。人们对其形成原因更趋向于土地的买卖，“地随人走”的土地管理政策，而上述两种说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飞地成因、拨正之疑问——基于“地湖”行政区划历史沿革的探讨
通过对天柱县、会同县方志等相关资料的梳理，“地湖”做为地方行政区划的一部分，其归属存在诸多疑点。插花地从其形成之初就给政府管理，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围绕着插花地的划拨也一直存在。
据《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民政志》载，历史时期受政治、经济、民族等各种原因影响，黔东南州境内各县边界存在大量的土地插花，犬牙交错现象，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黔东南各县边界已基本完成相关划拨，建国之后新一轮的边界划拨亦在黔东南州境内各县，及周边地区展开。
从表5可以看出，黔东南州在建国初进行了大量的边界划拨，县与县（湖南）之间，州与州之间，县与省之间都有边界的划拨，在《会同县志》、《靖州县志》中也有边界划拨的记载，① ①1952年12月29日，将贵州天柱县大坪、乌油及锦屏县四湾、金山寨、元贞插花飞地划归靖县管辖；1955年6月29日，锦屏的平察、善里、新四、营寨4乡来属；1956年将会同县大桥乡划归靖县，靖县六黄溪乡拨归会同县。但均未提及“地湖”的边界划拨问题。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行政区划图上来看，“地湖”乡明显是一块飞地，而建国初期贵州、湖南相关边界划拨均未涉及这一问题。
总之，飞地之形成在于中央或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而拨不正则在于中央或地政府之间矛盾无法调和。“地湖”飞地的形成与拨正还需要更多材料的发掘与研究，存在诸多疑点。从地湖乡的历史地理沿革来看，“地湖”一直未被拨正，并没有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历经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地湖所属行政区域文献中均未提及“飞地”的形成与拨正，正是由于1950-1961年间，“地湖”属于湖南会同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境内、境外都做了大量划拨才未涉及“地湖”。“地湖”这一飞地的形成时间可能在民国末期或建国初期，与“地湖”周边行政区划的变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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