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精选12篇）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篇1
引言
后土地财政是一种相对概念, 指的是在地方政府无法继续依靠土地财政收入维持地方支出时的情形。土地的供给是有极限的。对当下地方政府来说, 土地财政既增加了GDP又搞好了地方形象建设, 同时也利用土地达到了招商引资的目的。但是对于下届政府来说, 可能面对的就是一个巨大的财政窟窿, 如果新的可持续财政收入渠道没有建立, 地方政府面对的将是入不敷出的境地。因此理清土地财政的弊端和前景, 找到可持续的财政收入渠道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
一、我国土地财政的弊端
与我国不同, 发达国家的土地财政现象主要通过对存量土地征收物业税、房产税等方式创造财政收入。而我国主要是依靠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创造财政收入。存在着诸多弊端。
(一) 土地财政是房价飞涨的直接推手, 近年来连续推出的房价调控政策效果甚微, 根本原因就是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不一致。
实行分税制后, 地方政府就一直处于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困境。但土地收入属于地方性收入, 地方政府可以支配, 因此土地财政成了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最大来源。本文利用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代表房价, 国家财政收入增速代表财政收入, 采用2005年1月-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 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具有协整关系, 证明了财政收入与房价具长期的均衡关系, 见表1。
(二) 土地财政通过作用于房价, 对工业和农业等实体经济部门产生挤出效应。
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使用权交易的一级市场, 以低价征用集体土地, 然后高价转让, 从中赚取了巨大的垄断利益。开发区一般都在城市边缘或者乡村,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耕地被大量占用。对于工业来说, 土地价格的上涨直接导致了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 成本增加。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市场, 而制造业却缺少资金支持, 沿海地区小企业的大规模倒闭就是一种佐证。
(三) 土地财政抑制了消费, 土地财政虽然表现为政府卖地给
开发商, 开发商卖房给消费者, 实则是财富向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一种转移。表面上看是政府和开发商获得收益, 其实是政府透支了未来的土地供给, 开发商则透支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 而购房者则是透支了
未来的消费能力, 从长期看这是一个三输的的局面。
二、地方政府改变财政收入格局的对策
首先要通过建设保障房, 利用保障房增加政府收入。保障房的建设是一个可持续的财政收入来源, 地方政府可以将保障房出租, 也可以通过提供各种物业服务, 创造税收, 这样即造福了人民又增加了财政收入, 同时也做到了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发展地方支柱产业, 带动实体经济发展提高地方产出。最后, 减少对教育、医疗、能源、通信方面的垄断, 通过市场化手段发展上述产业, 这样既能减少地产财政支出, 又能利用民间资本发展经济。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分税制是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导火索。但土地财政的形成的本质却是利益。因此要解决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 首先要通过制度的改革, 完善政绩考核指标。其次要拓宽地方政府收入来源。最后, 要改变住房供给方式, 由商品房主导转为双轨制供给, 这样既能保证商品房的投资价值得到体现, 也能保证民生, 地方政府也可以从服务于保障房中获得稳定的长期收入。
参考文献
[1]唐在富中国土地制度创新与土地财税体制重构[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2]陈国富, 卿志琼财政幻觉下的中国土地财政——一个法经济学视角[J]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1) 。
[3]刘红梅, 张志斌, 王克强我国土地财政收入研究综述[J]开发研究, 2008 (1) :141-144。
[4]王美涵我国财政收入体制特征和改革路径[J]财经论丛, 2007 (5) :24-30。
[5]Engelhardt, Gary V, 1994, “House Prices and the Decision toSave for Down Payment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36, No.3.Sep, 209-237.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篇2
目 录
摘 要
关键词
Summary
Keywords
前言
1.研究目的与意义
1.1研究目的1.2研究意义
2.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内研究现状
2.2国外研究现状
3.分析吉林省的几种的财政收入的构成3.1吉林省税收收入构成3.2 吉林省非税收收入构成3.3吉林财政收入质量
4.吉林省各种收入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发展与影响
4.1 税收收入对吉林省地方财政收入的发展
4.2 税收收入对吉林省财政收入的影响
5.吉林省财政收入与三产产值结构分析
5.1 吉林省财政收入结构分析
5.2 三产产值结构分析
参考文献
摘 要
地方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税收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本文通过研读大量文献，说明了研究吉林省地方财政收入结构的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究地方财政收入结构的现状，重点实证分析了吉林省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及影响因素，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培育税源，增创第三产业税收，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意见，对引导吉林省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升财政自给能力，实现地方收支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吉林省 地方财政收入结构 实证 分析
Summary
Local fiscal revenue includes tax revenue and non-tax revenue, and tax revenue is the main source of local fiscal revenue.Through the study of a large number of document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the local fiscal revenue structure of Jilin Provinc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tudying the local fiscal revenue structure at home and abroad, focusing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local fiscal revenue struc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Jilin Province, and proposes to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ultivate tax sources.Opinions on creating additional taxes for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increasing local fiscal revenu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uiding Jilin Provinc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scal expenditures, increase local fiscal revenues, improve fiscal self-sufficiency, and achieve lo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balance.Keywords: Jilin Province, local fiscal revenue structure, empirical analysis
前言
自200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在东北地区进行了消费型增值税试点改革,允许对装备制造业、鉴证咨询业、建筑业等八个行业购买机器设备所含的增值税进行抵扣,通过退税的形式返还给企业。当时，东北地区推行的增值税改革试点范围是仅局限于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用推行类似消费型增值税为目标的制度变革。经过16年的发展，目前东北老工业基地增值税改革转型己取得较明显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也出现一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增值税改革转型政策牵涉到国家、省、市、县和企业等各方面的利益,需要在调整中不断完善。分析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对经济的影响结果,尤其是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认识税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以便为增值税改革转型在全国推广提供借鉴。
当前对增值税转型改革研究的一个主要热点是增值税转型是否会显著影响政府的税收收人。针对增值税转型对国民经济及财政收入的影响,我国一些财政税收学者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其中行伟波从税收负担、税收收入等方面入手,通过综合分析国外研究文献，提出了增值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情况,其研究发现,引人增值税以及增值税税率的设置都会对政府税收收人产生重要的影响。另外，程瑶、陆新葵从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投资与消费比例结构等不同角度，对增值税改革转型对我国经济结构产生的影响程度。做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增值税转型可能会使本已失调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增值税转型推进方案的选择应该慎重考虑。
以上研究取得了很多富有意义的结论,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不足。第一,大多数文献从整体上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效应,很少有细致单独分析增值税转型对财政收入影响的研究成果。第二,较少有文献研究增值税转型对单一省市财政收入的影响,本文认为研究增值税转型对试点省份的财政收入影响针对性更强,反映的问题和取得的结论将更加富有借鉴意义。第三,大多数文献研究仅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较少有具体的实证量化研究,而少数的量化研究方法较为简单,仅停留在简单的统计性描述。为了弥补以上研究的不足,本文以吉林省单一省份为研究对象,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专项细致地考察增值税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以得到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研究结论,以期为增值税转型的全国推广提供新政策建议。
1.研究目的与意义
1.1研究目的自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丰富资源不断投入以及有利的计划经济政策等影响下,东北地区开始成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其不仅在我国建设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进程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还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承担了巨大成本并贡献出卓越力量。建国初期,东北地区因其历史地位而被作为重工业基地,各种工业生产资源被引入东北地区,以及苏联工业改革经验借鉴及技术援助,多重因素促进下,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计划经济时期,根据政府的计划安排,东北工业基地为全国生产工业产品,提升了中国生产力水平。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基础性作用,为中国经济从上世纪70年代困境中走出奠定了关键基础。随着东北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大批优质工业企业的创建和运营,在此过程之中,积累并建立起多个经营企业的实用经验和优质的企业管理模式,诸如“鞍钢宪法”、“大庆经验”等都对全国各地的工业企业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和重要的参考意义。另外,东北工业基地为全国各地输送了众多工业技术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优秀人才,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为建设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1.2研究意义
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然不能很好的同中国实际情况相适应,我国经济体制开始逐渐转变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作为曾经中国重点重工业基地的东三省而言,更是在实现国有企业改制脱困及国有经济结构布局调整的道路上不断贯彻落实并探索前进。然而,东三省的经济发展情况由于一直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影响而长期处在不容乐观的落后水平。于此同时,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使得东北工业基地深深陷入发展困境。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一种“增长速度换挡、对前期政策刺激消化和结构调整阵痛相叠加”的特殊时期,东三省经济发展处在新常之中态势必受到巨大阻碍和挑战,同时未能被及时发现并解决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等众多隐藏问题也陆续的显露出来。首先,东三省拥有巨大的耕地资源并一直以“中国大粮仓”著称,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仍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的东北农业具有形式粗放、低机械化和低产业化等劣势,面对粮价和产量逐年降低的现状以及受到粮食价格倒挂、各种自然灾害侵袭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承载力降低等难题愈加严重的困扰,致使东北农业发展形势极为严峻。其次,作为物产极其丰富的东北地区而言,其工业增加值仍然是以众多城市开发出售石油和煤炭等资源为主要来源渠道,而近年来市场上对石油和煤炭的需求及价格都呈明显下降趋势,同时多个地区已经出现资源严重匮乏甚至枯竭的现象,许多企业因此出现亏损甚至倒闭的情况,进一步抑制了东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2.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内研究现状
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来看,国内学者要晚于国外,同时,理论分析相对实证研究也十分匮乏。一些国内学者经过研究分析得出二者之间呈现正向关系。贾康和白景明(2000)认为经济增长对财政收入拉动作用具有时变性,而非按稳定比例增长。宋文新和姚绍学(2003)持类似观点,其以OECD国家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大多数国家而言经济增长以非线性方式促进财政收入增加。特非线性观点的类似研究还有王剑锋(2007)。张国华(2004)以上海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二者呈正向关系。李国锋和王乃静(2004)利用回归模型及相关系数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进行实证分析,二者之间呈现出紧密的正向关系。郭庆旺和吕冰洋(2004)以中国整体为对象,通过计算得出税收对经济增长弹性系数为1.54。刘思东和童小娇(2005)对财政收入长短期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增长在长期和短期均对财政收入产生重要影响,而季节性波动只有短期影响。韦邦荣和杨玉生(2006)也对财政收入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并得到了与之相似的结果。王华和柳光强(2010)从中央和地方财权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得到了“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结论。除正向关系外,部分研究得出相反结论。马拴友(2001)通过回归分析发现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马拴友(2003)认为基于不变的平均税率,边际税率的降低将引起经济增长,其还量化了边际税率的经济增长负效应。
除上述单方向关系的分析外,还有一部分国内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了经济增长同财政收入之间相互关系的丰富结论。原崇信(2001)财政收入一方面对经济增长具有依赖性,同时财政收入又能够调节经济增长。戴子钧(2003),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殷德生(2004)研究结论与之类似。早期研究多数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协整等,而近年来随着计量方法的普及,相关研究在实证方法上日益复杂。梁蕾(2009)采用相互预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二者存在相互促进关系。王乔和汪柱旺(2009)研究非税收入和经济增长关系,得出二者相互促进的结果。得出相似结论的研究还有赵鸿鑫等(2014)。郭鹰(2011)对浙江省11个市的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和协整检验。金林和刘洪(2013)采用非参数方法,得出“当经济增长率处于正常范围时,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呈线性关系;当超出时则表现出非线性”的结论。吴仕宗(2015)基于偏最小二乘和固定效应模型等研究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产业结构的关系。
2.2国外研究现状
在理论研究方面,早期学者普遍认为税收收入阻碍自由经济发展且大多持轻赋税的观点,政府不应过多干预,强调限制政府规模。威廉配第在其《赋税论》中对财政收入、经济实力和国民财富三者关系进行论述。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亦探讨了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类似的研究还有庸俗经济学代表人物萨伊。这些早期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机制是经济增长重要决定因素并主张限制政府规模,政府财政收入不能对价格机制乃至经济增长进行干预。中不同于威廉配第等学者的观点,19世纪开始部分学者认为应扩张政府规模,主张政府干预市场。阿道夫.瓦格纳认为作为财政收入主来源的税收反过来能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其后出现的凯恩斯学派,同样反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经济,提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中,税收作为重要的财政政策能够通过乘数作用影响总需求。随着70年代滞胀的出现,总需求管理政策失灵,供给学派“供给创造需求,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变动”的观点逐步成为主流。其代表学者阿瑟.拉弗专门研究了税收问题,认为政府征税税率必须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税率过高时税收收入不升反降,而在限定范围内税率提高会引起税收增长。拉弗的最优税率观点中蕴含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关系的讨论:当税率低于一定水平时,经济呈增长态势,税收随之增长;当税率过高时,企业成本过高,经济不增长,甚至收缩,税收规模下降。
在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当中,国外学者除了在理论方面贡献力量,更收集整理大量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其中,一部分学者通过计量分析得到了财政收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RosaCapolupo(2000)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发现,税收增长并不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长,而税率降低对增长具有抑制性。peden(1991)在探究美国税收收入同生产率关系时得到这样的结论:当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小于17%的时候,税收对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4]Kocherlakota&Yi(1994)以英国和美国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边际税率提高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结论。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却得到相反结果,即财政收入抑制经济增长。Marsden(1983)经过对多个国家上世纪70年代经济情况对比分析得出。
重税负国家的经济增速慢于轻税负国家。6lReynolds(1985)通过分类对比发现二者间呈负相关关系。Karras(2003)对11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发现长期中税负和经济增长呈反向变动关系,即当税收提高1%时,GDP相应降低0.6%。还有部分学者认为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作用存在两面性。Scully(1996)研究发现税负超过23%时二者呈反向关系,低于19%时则呈正向关系。l9lMiller&Russek(1997)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39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税收用于政府支出和政府发行债券分别对经济增长影响呈正和负两种反向效应,即财政收入的不同来源用于政府支出时会产生异质性增长效应。Karagianni(2012)通过计量分析得到“调整生产、进口税及企业所得税可实现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调整,实施个人所得税方面的政策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的稳定”的结论。
3.分析吉林省的几种的财政收入的构成地方财政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两部分组成，其中税收收入是最主要的构成，占比70%左右，其余为非税收收入。地方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
3.1吉林省税收收入构成吉林省2010-2020年税收收入总体上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态势。“十二五”期间，吉林省的税收收入从2010年的439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884亿元，2015年稍有回落，为867亿元。“十三五”期间，吉林省的税收收入态势较为波动，在2017年下降后又在2018年上升并达到十年以来的最大值，在2019和2020年又逐年下降，2020年的税收收入仅为772亿元。十年间吉林省的税收收入平均增速为8.0%，波动较大，在2011年达到42.1%，为十年以来增速最快的年份，随后增速逐年回落，仅在2016、2018和2020年三年稍有回升，在2015、2017、2019和2020年四年还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这既是受到了新旧动能转换和减税降费政策的影响，也反映出吉林省税收收入的稳定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13](见图1）
图1：吉林2010-2020年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及增长率
注：图来源于《吉林十年：经济财政发展回顾与展望》
从财政收入来源结构来看，税收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在70%以上，行为税、财产税等所占比例呈上涨趋势，流转税所占比例却呈下降趋势。流转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类，其增长与经济增长高度正相关，其增长的缓慢，反映出吉林省的经济发展制约了吉林省本级财政收入的增长。同时，在共享税中，中央政府获得了超过一半的分成，且随着共享税基数的增大，中央政府与吉林省在共享税分成上的差值也逐渐增大。因此，中央转移支付的绝对数也在逐年增加，且保持了大于本级财政收入的趋势。
3.2 吉林省非税收收入构成吉林省2010-2020年非税收入总体上也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态势，从2010年的163亿元增长到了2016年的391亿元，其后逐年下降到2020年的313亿元。十年间吉林省非税收入平均增速为9.6%，历年间的波动幅度较大，呈现出较大的不规律性，在2011年达到最大值38.7%，在2017、2018、2019和2020年四年却出现了负增长，分别为-8.7%、-2.2%、-8.6和-1.9%（见图5）。对比来看，吉林省税收收入增速和非税收入增速的关联度较高，相关系数较高。(见图1）
3.3吉林财政收入质量
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是财政收入质量的重要体现。通常情况下，税收收入占比越高，意味着财政收入质量越好，因为与非税收入比较，税收的法定性、规范性更强；同时，经济增长会在税收上得到更多的体现，也是地区营商环境优劣的重要体现。十年间，吉林省财政收入质量平均为72%，而同期全国财政收入质量平均为85%，吉林省低于全国13个百分点。吉林省的财政收入质量在“十二五”期间有所提升，2013年达到了74.0%，为十年来最高；但在“十三五”期间却有所回落，2016年跌破70%，降至十年以来的最低点。在2017、2018年两年有所回升后，2019年又开始下降，到2020年，吉林省的财政收入质量仅为71.2%。[13]见图2）。
图2：吉林和全国2010-2020年财政收入质量
注：图来源于《吉林十年：经济财政发展回顾与展望》
4.吉林省各种收入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发展与影响
吉林省地方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税收收入是地方财政主要收入。经以上分析，近10年来，吉林省的税收收入都占地方财政收入的70%左右。其中2013年占比最高，达74%，2016年占比最低，仅69.1%。其它年份都在70%以上。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等。
4.1 税收收入对吉林省地方财政收入的发展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税收收入是吉林省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吉林省要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就必须扩大税源，增加税收收入。纵观吉林省历年税收收入情况，吉林省是老工业基地，制造业税收贡献最大。但制造业税收已经达到顶峰，很难再增加。吉林省的第三产业税收贡献较小与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浙江）第三产业税收贡献超过其总税收的50%相比，吉林省第三产业税收体量还很小，增长空间较大。吉林省一直以制造业为主体、忽视了第三产业，导致吉林省产业结果不合理，税收结构畸形，近年来，随着其它地方先进制造业的崛起，吉林省的制造业正面临挑战，其制造业税收贡献短期内存在波动，会限制其税收的增长速度。因此，吉林省要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就必须增加税收收入，而增加税收收入应提高第三产业税收比重。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进而提高第三产业的税收贡献，实现地方财政收入总量提升。
4.2 税收收入对吉林省财政收入的影响
财政支出的投入会影响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本的形成，而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本的构成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吉林省在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事务等方面的支出较大，而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浙江)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安全、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比例相对较大。公共服务支出、公共安全、教育等非生产性资本支出，具有长期性，更有利于为生产性资本的积累提供外在动力，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更有利条件。而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事务等支出，更侧重于短期的、民生建设的性质，不具有成长的功能。财政支出结构差异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吉林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另一方面反映了吉林省的经济发展又受到这种差异的约束。只有通过改善财政支出的结构，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财政条件，才能促进经济总量的增大，从而提升财政自给能力。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自给能力大幅提高，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却趋向薄弱，尤其是吉林省，过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原因在于分税制存在较多缺陷：一是共享税划分比例不合理。共享税在总税收收入中占据了大约50%，而中央政府的分成比例比地方政府大，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不足、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局面。二是弥补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的方式不合理。中央政府通过税收返还、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三种转移支付方式来调节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资金。但是，这三种方式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影响却不相同，分税制设计中适当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留成比例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而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努力程度具有负向激励作用。因此，必须改进现行的分税制和中央转移支付制度，为吉林省等地方政府提升财政自给能力提供制度安排。
5.吉林省财政收入与三产产值结构分析
5.1 吉林省财政收入结构分析
表1吉林省10年地方财政收入与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的关系
地财收入（亿）
财政支出（亿）
税收收入（亿）
非税收收入（亿）
地财支出
（亿）
占比（%）
缺口（亿）
2010
602.4
1942.77
439
163.4
1787.25
72.9
1340.37
2011
850.1
2385.60
624.2
225.9
2201.74
73.4
1535.5
2012
1041.3
2804.72
760.57
280.73
2471.2
73.0
1763.42
2013
1157.0
3042.41
856.41
300.59
2744.81
1885.41
2014
1203.4
3217.20
884
319.4
2906.9
73.5
2013.8
2015
1229.3
4032.99
867.1
362.2
3217.1
70.5
2803.69
2016
1263.8
4359.87
872.95
390.85
3586.09
69.1
3096.07
2017
1210.9
4693.89
853.95
356.95
3725.72
70.5
3482.99
2018
1240.9
4500.67
891.71
349.19
3789.59
71.9
3259.77
2019
1116.9
4514.32
797.9
319
3933.4
71.4
3397.42
2020
1085
5055.10
772
313
4127.2
71.2
3970.1
备注：表中数据来源于吉林省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地财收入”指地方财政收入；“地财支出”指地方财政支出；“占比”特指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缺口特指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收入差值。
从上表1可以看出，吉林省财政支出缺口逐年扩大，从2010年缺口资金1340.37亿，到2020年缺口资金3970.1亿，10年增加缺口资金3成。就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收入来分析，缺口虽然较小，但要实现本级财政收支平衡，还是要提高本级财政收入能力来实现，不能一直靠中央转移支付弥补。中央转移支付只是暂时权宜之策，不是长久之计。可以通过中央转移支付这个外在动力来为增强财政自给这个内在动力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进而促进内在动力形成，不能长期靠中央转移支付弥补。
因此，要实现吉林省本级财政收支平衡，首先要解决吉林省自身内在动力问题。其主要途径在于增加税收收入，合理调整财政支出，将财政支出向科技、教育等有利于未来增大经济总量的方面调整。因为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是相互相成的。财政支出的最终结果会影响经济总量，而经济总量大小将决定财政收入的大小。而要增加经济总量，必须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改变财政收支结构来实现。根据上面的分析，吉林省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制造业税收，已达到顶峰，要再提升的难度大；而第三产业税收占比小，提升空间大。所以，要增加吉林省地方财政收入应重点挖掘第三产业税收收入，才能实现本级财政收支与当地的经济良性循环。其次，才是解决解决吉林省自身外在动力问题，就是要改进现行分税制和中央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不合理部分。这个外在动力问题比较难解决，将随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而不断完善。
5.2 三产产值结构分析
据调查，吉林省的三类产业产值结构图形呈现枣核形，即第一产业占19.4%，第二产业占45.2%，第三产业占35.4%；而美国三类的产业产值结构呈现倒三角形，即第产业占2%，第二产业占23%，第三产业占75%；我国沿海经济发达的广东、江苏、上海等省市的第三产业产值也占70%以上。通过三类产业的产值结构的比较可以看到美国的产业结构为一元化结构，产业产值由高到低的顺序是三、二、一。吉林省的产业结构为二元化结构，第二产业明显占大部分，优势凸显，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呈扁平状，三类产业分布呈橄榄型。特别是占就业劳动人口最多的第一产业，其产值反而最少，第三产业明显滞后，跟不上第二产业发展。
吉林省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落后的手工农业、基础雄厚的机械工业和缓慢发展的第三产业。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必须积极推进吉林省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充分利用吉林省第二产业优势，扶持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形成吉林省独特的产业结合优势，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同时，吉林省还可以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优势、地缘优势，发展旅游服务业和国际贸易，促进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最终形成第三产业占比大于一、二产业的倒三角形三产结构。
培育税源是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途径。吉林省可以灵活运用国家的税收政策，制订有利于扶持壮大本地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暂时减轻本地企业负担，扶持本地企业壮大转型，最终达到培育税源，增加税收的长远目标。
合理安排财政支出，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是壮大经济总量的重要手段。吉林省要学习外国和我国经济发达省市的财政支出比例，调整既有利于壮大地方经济总量，又能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实现地方财政收支平衡，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乡镇政府财政收入的困境及出路 篇3
【关键词】乡镇政府；财政收入；困境；出路
在农村税费改革及我国财政改革的大环境下，乡镇政府原有维持财政体制的配套环境随之改变。由于财税体制、职能设计等问题，我国乡镇财政收支矛盾越来越突出，乡镇财政运行难度日渐加大。对乡镇政府财政收支问题进行解决不仅与基层百姓切身利益有关，同时还与乡镇地方经济建设稳定和发展相关。而在探讨乡镇政府财政收入出路前，我们首先应对其困境有所了解。
一、乡镇政府财政收入的困境
由于我国乡镇政府经济基础普遍较弱，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农业税改革之前，农民的收入是我国大部分乡镇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对农村税费制度进行改革后，乡镇政府在财政收入主要来源被从根本上阻断，虽然乡镇财政困难的产生原因有很多种，但税源的单一和税费不足无疑是当前大多数乡镇政府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不管政策还是体制上，国家对于乡镇财政的税费改革都限制了其收取农民费用的种类和数量，使得乡镇财政在对自身事权进行保持的过程中进入到乡镇财权的危机中。
乡镇政府财政收入困境还体现在公用经费的入不敷出。农业税被取消后，乡镇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随之缺失，而在财政支出方面乡镇政府却仍然按照之前同样运转，并没有相应减少，乡镇财政收入很容易出现入不敷出情况。虽然近年来乡镇政府在建设补助资金、调整体制各种措施下增加了一定乡镇财政收入总量，但在一些乡镇政府历年累计的负债面前这些无异于毛毛细雨，远远不够乡镇财政支出。由于财政收入有限，一些乡镇政府发展社会事业的经费自然减少，在对一些突发事件解决和处理过程中的经费往往捉襟见肘，难以履行本应对新农村建设履行的各项职责。
二、乡镇政府财政收入的出路
解决乡镇政府财政收入困境可谓迫在眉睫，总体来说乡镇政府可以从以下几点做好乡镇政府财政收入出路工作。
1.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乡镇经济发展，对后续税源大力培植
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政府要解决财政收入困难问题，就必须对乡镇经济大力发展，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对后续税源大力培植。乡镇政府可立足当地区域优势，战略性对农业结构进行调整，为农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保证的同时对效益农业、特色农业加以发展，对农业加强支持和保护，将其转变为乡镇政府独特的水源优势。乡镇政府也可提高“招商引资”的力度和民间筹资力度，将一些市场前景好的项目引进乡镇，对对个体、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大力发展，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对第三产业积极发展，促进乡镇全方位、多税种的财税收入体系的尽快形成。这样一来不仅能够改善乡镇政府收入结构和税源，同时能够减轻农民的负担，带领农民共同致富。
2.建立预算约束制度，对乡镇政府财政支出严格监督控制
建立乡镇财政预算约束机制，主要为了避免乡镇政府财政超支或者遇到困难时借助外部力量的泛滥情况，从而扫除乡镇巨额债务隐患。乡镇政府可对预算编制进行细化，将可支配的各种财政资金全部纳入乡镇政府预算之中，促进乡镇政府财政预算编制完整性的提高，以保证乡镇政府预算分配更加公正、合理。目前很多乡镇财务预算执法仍存在不够严格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乡镇政府应对《预算法》的学习广泛开展，对预算管理责任加以明确，从而促进预算管理秩序的规范。通过预算约束制度，对乡镇政府财政支出严格监督控制，可帮助乡镇政府在财政上量入为出，确保其收支处于平衡范围内，对新的乡镇债务产生具有一定遏制作用。乡镇政府应将所有单位的一切开支都公开透明化，各项开支的办理必须按照统一的规定和程序，将地方政府在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方面行为都置于财政监督之下，以促进各种违法违纪现象的减少。此外，乡镇政府还应对乡镇办公费、招待费等公务性支出大力压缩，将财政支出中非生产性支出比例降到最低，有效控制乡镇财政支出。
3.对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制度进行规范，提高乡镇财政自求平衡能力
结合税改后的各种新情况，政府应对新乡村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在明确资金拨付程序的基础上，加强对乡村转移支付资金和补助资金的管理，对财政专户管理制度等加以实行，坚持对所有支出做到专款专用，提高转移支付透明度。在制定《政府转移支付法》的基础上，做好对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并对转移支付预算加以编制，促进预算司法程序的建立完善；对财政预算和决算的项目进行细化，同时单独编制中央转移支付收支并详细列出各个项目；从而促进乡镇财政自求平衡能力的提高。
4.对乡镇政府机构和财务管理进行改革和完善，提高乡镇政府效能
面对新的环境和挑战，乡镇政府机构应对自身财政职能进行重新定位，深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科学合理设置乡镇政府岗位，对不必要的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加以减少，尽可能地节省乡镇政府不必要行政费用开支。对乡镇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考核，通过“减员增效”降低乡镇政府行政成本。另外，乡镇政府还应对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规范乡级税征管和保障体系，实施责任追究制度，对乡镇财政的债务风险防范和化解。
新一轮农村税费改革实施后，乡镇政府财政收入开始陷入众多困境。乡镇政府必须直面困境，从自身不足入手，积极寻找和践行解决之道。
参考文献：
[1]刘志广.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及其规模[J].地方财政研究，2010，4（15）：88-89
一季度地方财政收入平稳增长 篇4
但从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 全国财政收入或能保持10%以上的增速。大部分省份财政收入增速在10%以上, 如广东省一季度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6.2%, 江苏增长11.1%, 湖南增长了13.85%。少数省份增长放缓, 如内蒙古仅增长6.1%。
近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论坛上表示, 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数据, 当前城镇就业持续增加, 居民收入、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平稳增长, 物价总水平保持稳定, 全社会用电量增幅回升, 结构调整出现一些积极变化, 中国经济开局平稳, 总体良好。
相关权威人士表示, 财政收入是按现价进行统计, 未排除价格因素;再者, 财政收入是一项“滞后指标”, 受去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好转的影响。
多省财政增长10%以上
大部分研究机构预测, 一季度宏观经济可能处于7.2%到7.5%之间, 这将是2009年以来的新低。
各省召开的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 似乎也在印证上述观点。如4月14日, 云南省政府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 要求把稳增长作为后三季度工作的首要任务, 务求二季度止跌回升、三季度巩固势头、四季度冲刺攀高, 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GDP向下, 财政收入增速却在往上走。根据财政部数据, 今年1月~2月份, 全国财政收入2.49万亿, 同比增长11.1%, 比去年同期6.9%的增速要高, 也比去年全年10.1%的增速稍高。
从各地财政数据来看, 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保持10%以上的增速不困难。
如财政体量最大的广东省, 其一季度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6.2%, 比去年全年13.6%的增速要高。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表示, 广东延续了去年以来企稳向好的态势, 经济平稳增长的趋势预计不会改变。
如上海, 一季度完成地方公共财政1424.4亿元, 同比增收226.8亿元, 增长18.9%;比去年全年9.8%的增速, 高出9个百分点。
再如财政体量第二的江苏。1月~3月份, 江苏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799亿元, 同比增长11.1%;与去年同期11%的增速相当, 比去年全年12.08%的增速稍低。
根据1月~2月份数据来看, 其他一些东部发达省份一季度财政数据不会难看。1月~2月份, 北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累计完成857.6亿元, 同比增长14.6%, 完成年度预算的21.5%。
中西部一些省份, 则直接称财政收入迎来“开门红”。如, 贵州省一季度公共财政收入完成360.12亿元, 同比增长14.2%, 公共财政支出完成733.96亿元, 同比增长10.2%, 收支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超额完成预定目标任务。
再如湖南, 一季度实现地方公共财政收入575.63亿元, 同比增长13.85%。福建同比增长14%, 安徽同比增长11.2%。
上述权威人士解释, 财政收入是按现价统计, 若扣除价格因素后, 财政收入增速可能略低于GDP增长。再者, 财政收入为一项“滞后指标”, 不仅反映当期经济状况, 还受前期经济运行影响。
土地、房产收入有所甚微
当然, 在GDP增速下滑的背景下, 也有些省份财政收入增速趋缓。
如内蒙古, 一季度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421.5亿元, 同比增长6.1%;而且财政收入质量不太好, 非税收入占比高达35.6%。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 (微博) 表示, 资源省份由于处在产业链上游, 受宏观经济影响大, 包括陕西、山西等在内, 一季度财政收入形势恐怕都不会太好。
再如广西, 一季度财政收入同比增长5.2%。根据广西财政厅的解释, 经济增长放缓, 今年以来全区工业、投资增速有所回落, 使得财政收入低速增长。建筑业、有色金属等行业税收增长放缓, 是拉低财税增速的主因。
无论是一季度“开门红”完成任务的省份, 还是未完成任务的省份, 在其一季度形势分析会上都表示, 未来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和潜在风险挑战。
如果说实体经济运行尚有不确定的因素, 房地产市场去年风光一整年后, 今年则有所式微———房地产相关税收、土地出让金等, 将难以持续去年的高速增长。
统计局数据显示, 累计到今年2月份, 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3.7%;房地产业土地成交价款同比增长8.9%, 增速出现明显回落, 远低于去年全年累计33.9%的增速。
财政部数据显示, 1月~2月份, 房地产营业税同比增长13.2%, 契税同比增长27.5%, 与房地产交易直接相关的房地产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契税、土地增值税, 仍然是拉动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但今年相关税收收入, 相比去年增速已经有明显回落。去年全年房地产营业税同比增长33.6%, 契税增长33.8%。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篇5
改革现行房地产税费是我国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现行的房地产税制存在着税费繁杂、以费代税，重流转、轻保有等问题，改革现行的房地产税费已经迫在眉睫。
一、我国征收物业税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一)我国现有房地产税收结构分析
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直接征收的主要有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间接的包括营业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所得税等。发生在房地产取得环节的税收有两种，即耕地占用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收有三种：城镇土地使用税、房地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仅针对外商企业和外籍人员)。在房地产流转环节，目前设置的税种主要有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
(二)现有房地产税体系存在问题
1。房产税收在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较小。尽管房地产税在组织财政收入、实现资源配置、调节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收入规模较小。据统计，房地产税收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为历年最高，却仅为10。53%。
2、房地产税收负税结构不合理，重流转、轻保有。目前我国的房地产税收体制中，将大部分税收重点放在了流转环节，造成重流转、轻保有的现象。
3、房产税计税依据不科学，税制结构不合理，税率偏低。现行房产税规定：房产原值一次性减除10%―30%后的余值，税率为1。2%;或者以房屋出租的租金为计税依据，租税率为12%。这种计税方式和税率安排，首先是没有考虑到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房产增值;其次没有体现公平、合理的原理，对高档公寓、别墅等高收入人群住宅依旧采取和一般居住房产同样减免政策，未免有失公平，也无法体现财产税调节作用。
二、征收物业税对地方的积极影响
物业税是以纳税人所拥有的房地产这种特殊财产作为课征对象，以课征时点计税对象(房地产)的评估值为计税依据，房地产保有期间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1、物业税对地方收入直接影响。
(1)税源稳定可持续。以现行的地方税制来看，地方缺少稳定的大宗的能成为主体财源的税源。而物业税具有以下特点：房地产税税基稳定。房产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而且，土地资源是稳定的，在合理开发的范围内，土地具有恒久性和不可毁灭性，从而使房地产具有使用的长期性、稳固性。物业税征收时不易发生税基隐藏问题;而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对房地产的需求必然上升，存在持续性。③由于在课税时纳税人所拥有的房地产通常并不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因此不易发生税负转嫁，具有直接税的性质。
(2)税基的扩大。目前，现行的房地产税的范围主要包括对城镇的经营性房地产和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的房地产征税，物业税改革的一个主要思路就是扩大现行房地产税的征税范围，拓宽税基。
2、物业税征收对地方其他积极影响
(1)完善税制结构，构建地方主体税种，克服地方短期行为。物业税的征收基本思路是：清费立税、征税、清费、少税，规范房地产收入关系，优化房地产收入结构。将房地产税收征收由流转环节转向保有环节，提高房地产保有环节税收占总税收比重。物业税的开征，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房地产保有环节税收在地方税中的比重，使其成为地方收入主体。
(2)促进地方有效转变职能，有效保障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物业税征收对象是不动产，一般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无关，物业税的税收的多少取决于该地区的房产数量与房产价格，房产价格高，物业税收入越多。因此，如果物业税成为了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地方就必然在教育、交通、医疗、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投入，从而实现职能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物业税作为居民对享受地方公共服务的支付，较高的公共服务质量会使当地物业不断升值，从而带动地方税收收入。通过开征物业税，可为地方提供持续的资金来源。
综上所述，在我国现有房地产税收制度存在问题之下，优质、合理的`物业税设置于征收具有积极有效地意义。
三、对物业税征收的几点建议
1、规范财政分权，实现地方与中央分工。规范的财政分权是物业税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要发挥地方作用，地方必须有独立的税收来源。财政分权的基本前提是要凸显地方的作用，将适用于地方税种的税收权利部分以至全部交予地方，增加地方税收收入，而不是单纯依靠其他收入来维持地方行为。
2、明确征收对象、范围和税率设计。
(1)征收对象和范围。物业税(或者房产税)应该把现有征收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和土地出让金合并为一。
(2)税率的形式和模式。要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确定物业税的具体内容。同时，物业税的税率应该考虑到纳税人收入情况，住宅物业和非住宅物业也要有所区分，非住宅物业要高于住宅物业。
2、建立完善的财产登记制度。现在许多城市已经采取房产实名制登记，详细搜集房产资料(包括所有人、所在地、性质、面积和类型等)，进行登记，方便物业税税基确定和征收。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篇6
关键词：财政收入；政府财力；优化配置
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2-0074-05
财政是庶政之母，也是政府用来调控社会经济运行、促进经济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工具。财政分配关系处理得是否妥当，对于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与个人的利益分配关系，对于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财政分配关系中，财政收入规模是直接关系到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之间总量分配，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效率的重要问题。世界各国历来十分重视财政收入规模的选择，并将实现适度适量财政收入规模作为选择财政收入分配制度、规范财政分配体制和制定相关财政政策的主要依据。分税制以来，国家财政收入连续十几年“高位”运行，在财政“蛋糕”逐年做大的“利好”形势下，亟须理性思维、科学分析，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取向，确保实现财政经济可持续运行。
一、财政收入增长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 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较好地构建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国家财政收入(预算内，下同)由1994年的5 218-1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8 730-6亿元，提高了6-4倍；年均增加2 800亿元，年均增长18-6%，实现了1999年过“万亿”、2003年过“两万亿”、2005年过“三万亿”的历史性飞跃。超收财力规模由1994—2000年间的1 000—2 000亿元，增加到2001—2003年间的2 000—3 000亿元和2004—2006年间的4 000—7 000亿元，2006年的超收收入相当于199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国家财政支出总量由1994年的5 792-6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40 213-2亿元，年均增加2 740亿元、增长17-8%，实现了1998年过“万亿”、2002年过“两万亿”、2005年过“三万亿”、2006年过“四万亿”的重大突破。
20世纪前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在国家宏观经济整体趋好增长的强力作用下，财政“蛋糕”继续做大既现实又可能。即使按分税制以来的“保守”发展速度(18-6%)推算，到2010年国家财政收入规模也将达7-7万亿元，比2006年翻一番；若按2003年以来的发展速度(19-5%)推算，到2010年国家财政收入规模将接近8万亿元。同时，国家支出规模也将同步增长（如表1所示）。
一定时期的财政收入规模与该时期经济发展状况、公共需求、财税分配制度以及物价水平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认为，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壮大了财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 645-2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1万亿元，年均增长9-7%，中国经济的世界位次由第10位上升至第4位，人均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175位提升至2005年的110位，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做大财政“蛋糕”拓展了“源头活水”。2003—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总量为11-9万亿元（后4年），是1994—2002年收入总量的1-2倍(前9年)，年均增长19-5%。
2-分税制财政体制及配套改革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增添了动力
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及配套实施的税收制度、税收征管体制、国库体系、预算编制等改革，较好地激活了财税体制活力，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培育财源、增加财政收入的能动性。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3年的12-3%增加到2006年的18-5%，提升了6-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由1993年的22%增加到2006年的52-8%，增长了30-8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4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由1993年的3 391-4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18 280-9亿元，年均增加1 145亿元。
3-做大经济财政“蛋糕”的政策取向为财政收入增长注入了活力
近年来，国家适时调整了财政政策取向，通过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增强了宏观调控能力。围绕做大财政“蛋糕”这一现实需要，通过综合运用国债、税收政策(税收优惠、增值税转型、出口退税)、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较好地培育和发展了市场主体，为企业的自我发展、自我创新提供了更加公平、开放、宽松的财税环境；通过增加基础科研事业的财政投入、建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加大科研成果转化财政扶持等措施，激活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增加中央对地方的财税体制返还，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财力保障水平。上述措施都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发展壮大了财政实力。2003—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平均增加5 000亿元，基本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
4-财税征管手段改革和创新绩效开始显现
近10年来，在依法治税、从严治队、科技加管理的税收征管方针指导下，各级税务部门有效地防止了税收流失，提高了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税收收入由1993年的4 255-3亿元提高到2006年的38 430-6亿元，增长了8倍，年均增加2 850亿元，年均增长20-1%。同时，各级财政部门通过落实非税收入“收支两条线”、“收缴分离”、纳入预算内管理等项改革，提高了非税收入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水平，确保了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入库，成为做大财政“蛋糕”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全国实现预算外资金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附加收入以及其他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收入5 544-2亿元，占财政收入比重的17-5%，比1996年的3 893-3亿元增加1 648-9亿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各级政府统筹社会财力的能力。
5-价格和统计口径差异形成了“虚高”
财政收入是按照现价征收的，其增长率是按现价计算的，而GDP增长率则是按照不变价核算的。以2006年为例，国内生产总值完成20-94亿元，同比增长10-7%，但按现价计算则增长13-9%，这与全国财政收入22-4%的增长相比，二者相差3-2个百分点，实际差距是8-5%而不是11-7%（如表2所示）。可见，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背后隐含着价格这一“虚高”因素。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科学配置政府财力资源的基本思路
1-财政支出的现实分析
随着财政“蛋糕”的不断做大，相应地增强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好地保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物质基础。近年来，国家财政支出在保证政权运行、国防需要、清欠出口退税历史欠账的基础上，超收财力重点向“三农”、科技、教育、社保、卫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倾斜，较好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建设。2000—2006年，国家财政基本建设支出由2 094-9亿元提高到4 383-2亿元，年均增长16%；支农支出由766-9亿元提高到2 147-7亿元，年均增长22-8%；社会保障支出抚恤、社会福利救济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由739亿元提高到3 021-5亿元，年均增长32-5%；文教、科学、卫生支出由2 736-9亿元提高到7 380-9亿元，年均增长22%。同时，较好地运用财政体制政策工具，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2006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达到9 143-4亿元，比1994年增加了8 682-8亿元，增长了18-8倍，年均增长28-3%。1994—2006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由11-4%提高到30%，其中，中部地区由14-7%提高到47-2%，西部地区由12-3%提高到52-5%。由此可见，政府聚财能力的不断增强，有效地解决了体制转轨和政府职能转换过程中“缺位”性矛盾，弥补了市场“失灵”和“缺陷”，提高了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基本公共服务大体“均等化”目标有了明显推进。
2-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设想
从财政收入规模的合理性来考察，做大财政“蛋糕”又是一把“双刃剑”。由于财政分配涉及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比例关系，因此，财政收入规模无论过大还是过小，都会影响社会经济及财政自身的发展。如果财政收入规模过大，就会加重社会经济负担，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反之，如果财政收入规模过小，又难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同样背离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社会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原则。当前，关于我国财政收入规模大小的争论较为激烈，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财政收入规模过小，宏观税负较轻，主张扩大财政收入规模，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规模不大，但如果考虑到预算外、制度外等因素，我国财政收入规模相对偏大，宏观税负相对较高根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推算，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近3-7万亿元，而政府性基金和收费收入为1-3万亿元、社保费收入0-7万亿元、土地收入0-7万亿元、国有企业税后利润0-2万亿元，政府非税收入总量约为3万亿元，几近税收收入。根据浙江财经学院王美涵教授的计算，2004年我国财政预算内外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30%，高于发展中国家所能承受上限25%近6—7个百分点。，已经影响到经济的正常运行，主张通过税费调整适当降低财政收入规模。所以，在做大财政“蛋糕”前提下，着力研究分“蛋糕”问题，意义十分重大。具体而言，是要把握“三项原则”、突出“四项倾斜”、实施“整合政府财力资源工程”。
（1）把握“三项原则”
一是“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原则。立足于“人本”思想，调整财政政策取向，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求，维护好、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社会成员共享改革成果。二是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原则。把促进改革作为公共财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大改革成本的支付，化解长期积累的各类矛盾，消除改革的瓶颈障碍，进而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和社会的和谐。三是放眼未来、科学发展的原则。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实现政府财力资源科学、有效配置。
（2）突出“四项倾斜”
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超收财力在确保政权运转、国防建设需要的前提下，重点向“三农”、“支付改革成本”、“生态环境”和“科技创新”倾斜。
向“三农”倾斜。在共和国的发展进程中，由于诸多原因，我们在农民问题上有三大“盘剥”(长期形成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城乡割裂的户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的“圈地”运动)，由此形成了对农民的巨大欠账。在财政“蛋糕”逐步做大的今天，很有必要增加“三农”投入，偿还对农民的欠账。投入的重点，一是增加对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乡村公路、水利设施、农村电力设施、农田基本设施等。二是增加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以及农村低保和社会救济。
向支付改革成本倾斜。中国的各项改革已进入了关键时期，影响改革继续推进的瓶颈问题之一是支付改革成本。正是由于这个问题解决的不够理想，激发了不少社会矛盾。为了化解矛盾、推进改革、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必要通过政府买单支付必要的改革成本。应突出解决五个问题：一是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诸如分流人员、解除劳动关系、化解国有企业的历史债务以及国有企业破产遗留问题等。二是积极推进厂办“大集体”问题的解决。三是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前离退休老工人的养老保险与支付缺口问题。四是事业单位改革中涉及到的分流人员成本支付问题。五是资源枯竭矿区贫困职工的住房问题，等等。
向生态环境建设、污染治理、资源保护倾斜。近20多年来，我们在经济上创造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奇迹，但也伴随着很多缺憾，如环境的污染、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由此我们对子孙后代形成了巨大的欠账。在国家财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有必要解决对子孙后代的欠账问题。应突出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增加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对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贡献而由此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地区，国家应对其增加补偿。二是增加对污染治理的投入。三是增加对资源保护的投入，特别是对节能、节水、循环经济等项目，可实行财政补助政策。
向科技创新倾斜。综合国力的增强在于科技创新，公共财政要舍得花大钱发展科技事业。当前要突出两个方面的投入：一是向基础科研投入，这是公共财政义不容辞的义务。二是向科技成果转化投入，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是企业，政府不能大包大揽，但要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杠杆作用来引导企业转化科技成果。
（3）实施“整合政府财力资源工程”
从总量上看，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规模已近4万亿元，但同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需要”(政权运转、国防、基础科研、教育和社会保障事业等)相比，财政资金依然十分短缺。所以，必须拓宽理财视野，实现预算“内”“外”一起抓、“增量”“存量”一起管，大力实施整合政府财力资源工程[1]。一方面，要积极构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履行政府的出资人职责，收取国有股红利。另一方面，要盘活存量国有资产，加快国有资本在一般竞争领域退出步伐，多方筹资支付改革与发展成本，缓解财政收支矛盾。
三、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的政策取向
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管理取得长足发展，通过推行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投资评审、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各项管理改革，提高了支出绩效。同时，财政管理中普遍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重分配、轻管理”等现象，各地区、各部门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争项目与资金上，而忽视了资金的使用效益。对此，亟须在推进依法理财、强化科技手段、改进支出方式等领域有所突破。
1-推进依法理财，稳步实施“阳光财政”
长期以来，由于受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法治观念淡化等因素的制约，政府在履行职能上，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表现在财政运行上，就是预算的刚性不强，易受人为因素的干扰，致使财政管理秩序混乱、财政绩效不高，甚至滋生腐败。针对上述问题，一是要加快《预算法》的修订。完善预算的编制、执行、决算程序，硬化预算约束，依法规范理财行为，有效抑制“自由裁量权”的过度使用。二是循序推进“阳光财政”建设。按照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积极构建公开、民主、监督、考评的政府理财行为规范，逐步推动传统管制型政府向“民主、开放、规范、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转变。三是强化财政监督。完善人大、审计等专门监督体系和运行机制，建立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与事后检查相结合，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监督机制。
2-确立科技加管理的方针，推进“金财工程”建设
运用财政信息管理系统，催生新的财政管理模式，实现财政管理权的相互制约，是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运行的重要手段。一是制定和完善全国统一的财政业务规范和标准。二是尽快开发全国统一的涵盖全部财政业务的管理系统软件，统一推广应用。三是加快“金财工程”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实行纵向各级财政部门之间、横向财税银之间的互联网，强化网络运行的组织管理，确保网络和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3-改革支出方式，提高支出绩效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经过13年的实践，较好地增强了中央政府财政宏观调控能力，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由于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创新，选择了“渐进式”改革路径，仅仅是初步搭建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框架，许多关键之处留有诸多“先天不足”[2]。今天看来亟待变革现行的财政支出方式和结构：一是理清各级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在科学划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基础上，按照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科学界定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范围，研究制定《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构建事权、财权与财力相匹配的政府间财政关系，避免政府间事权交叉、职责不清的局面。二是改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定透明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转移支付规则；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整合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构建合理的专项转移支付分配方式，改“基数法”为“因素法”，选定反映各地实际的转移支付因子，制定“平滑曲线”状、“连续函数”式转移支付方案，避免简单使用“一刀切”、“断层”、“成份论”式专项转移支付模式，确保不同省份共享中央财政再分配、再调节的成果。三是适当降低中央财政集中度。鉴于地方政府级次多、“三农”问题突出、转移支付链条过长等具体情况，建议适当降低中央财政集中度，将其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控制在50%以下，基本满足基层政府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财力需要[3]。四是积极开展财政绩效评价。本着全面考核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用性的原则，以专项资金和预算编制为重点，建立和完善财政绩效评价体系。
4-控制政府运行成本，规范职务消费
在公共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支出是为了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我国行政管理支出从1986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6 512亿元，年均增长19-5%[4]。解决政府运行成本过高问题：一是将行政费用作为控制性指标列入政府的工作计划，建立责任机制。建议将“行政费用占GDP的比重”、“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公务员的人均行政费用”和“行政费用增长率”等指标作为刚性的控制性指标进行考核。二是建立公共经费标准定额体系。本着公开、公平、科学、动态的原则，进一步修订完善定额标准管理的相关制度依据，规范定额标准测算方法，强化各单位基础信息数据，完善“收支统管”的定额标准管理。三是严格规范财政供养范围。按照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财政不再对竞争性行业和领域直接投入，结合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切实解决财政供给范围过宽的问题，减轻财政负担。四是改革职务消费制度。科学、合理地核定职务消费范围、标准，硬化预算约束，推进以公务车辆、公务接待、公务休假为重点的改革，杜绝职务消费异化为权力消费的倾向，逐步实现职务消费制度化、货币化和公开化。
参考文献：
［1］ 王振宇，连家明-整合政府财力资源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4，（26）-
［2］ 王振宇-分税制财政体制“缺陷性”研究［J］-财政研究，2006，（8）-
［3］ 王振宇-经济过“热”：基于财政视角的两种解释［N］-中国经济时报，2006-12-04-
［4］ 范柏乃-综合整治政府浪费［J］-瞭望新闻周刊，2007，（7）-
［5］ 郭平，廖群锋-完善地方财政相关问题思考［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6，（5）-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篇7
一、地方财政收入质量的概述
地方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为满足其职能的需要而通过一定形式集中起来的货币资金。所谓的财政收入质量是指财政收入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真实性, 以及财政职能在组织收入中实现的程度。主要从合法性、合理性、真实性三个维度进行评价, 同时兼顾财政职能实现的程度。地方财政收入质量问题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其一, 财政收入的质量是政府管理和服务质量的保证。合法性收入下的生活才是高质量的。其二, 财政收入的取得方式影响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比如果实要合理采摘, 不能以折断树枝或砍树的方式摘果子。其三, 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执法行为具有导向效应。政府行为对私人具有导向效应。
地方财政收入的质量高低主要看其收入规模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其收入结构是否合理、其资金是否是真正可用的政府财力。也就是说, 没有一定数量的财政收入, 也就无从谈财政收入的质量;在财政收入数量一定的条件下, 如果财政收入的结构不合理, 也会影响财政收入的质量;而财政收入是否真实地代表有使用价值的社会产品并是否真正成为政府的可用财力, 这是财政收入质量的直接体现。
二、地方财政收入质量考核指标体系
(一) 地方财政收入质量考核的合法性指标
所谓的地方财政收入合法性是指在地方组织财政收入过程中是否执行了相关的税法, 税收征管法、行政法规和行政处罚法规等。以征税为例就是有无“收过头税”、“有税下征”、“寅吃卯粮”、“应退不退”、“应减不减”等违法的情况。考核方式通常采取抽样方式检查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办法措施条例等的执行情况。一般有执法准确率、执法执行质量等。
(二) 地方财政收入质量考核的合理性指标
所谓的地方财政收入合理性是指在地方组织财政收入过程中各项指标是否在合理的区间内。具体包括规模分析指标、构成分析指标、趋势分析指标和效果分析指标等包括规模分析 (财政收入总量) 、构成分析 (如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主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例等) 、趋势分析 (如税收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弹性等) 、效果分析 (如税收收入产业比率、税收收入行业比率等) 等指标。如A、B两市2012税收收入分别为80亿元和56亿元, 财政收入分别为100亿元和80亿元;A、B两市2013年税收收入分别为104亿元和61.6亿元, 财政收入分别为125亿元和100亿元。从总量来看2013年较比2012年A、B两市税收收入增长率分别为30%和10%, 财政收入增长率都是25%, A市税收收入增长超过B市质量指标优于B市, 而B市2013年非税收收入对财政贡献大, 说明财政收入质量不佳。
(三) 地方财政收入质量考核的真实性指标
所谓的地方财政收入真实性是指在地方组织财政收入过程中各项指标是否真实可靠, 有无虚构、虚假入库、空转”和“买税”等情况。财政收入的信息质量主要是考察财政收入数据信息的真实性。财政收入直观地表现为一定数量货币收入的数据信息, 而这些数据信息是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必须保证财政收入数据是不存在虚假现象, 这种虚假又可以分为财政收入的虚增和虚减。
三、辽宁地方财政收入质量存在的问题
(一) 地方财政存在着收入规模“虚涨”的问题
所谓的收入规模“虚涨”是指财政总收入增幅高, 可用财力增幅低, 财政收入高增长与拖欠干部职工工资问题同时并存, 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与地方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比例失调。成地方财政收人规模虚涨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主观上的原因, 包括地方财源建设枯竭, 发展的自然基础差, 制约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二是主观上的原因, 包热括列收列支收入项目增多、数量大, 行政干预, 争排名、争虚荣以及收入“空转”等。
(二) 税收“流失”问题依然突出
虽然近些年执法力度加强, 收入“流失”问题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但相比较而言, 问题依然突出。具体包括:一是由于征管工作不到位, 造成财政收入流失。如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在全省乃至全国约有80%的县市征收不到位。二是征管人员素质不高, 有税却难以收缴入库。三是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依法征收, 突出表现在中央“两税” (消费税、增值税) , 地方完成上级收入任务, 能得到税收返还基数后, 便责令税务部门罢手不收。四是随意越权减免税收。
(三) 财政收入构成不尽合理
在较为合理的地方财政收入中, 地方固定收入应占总收入的较大比重, 才能保证地方正常的预算支出。在部分地方的财政收入构成中, 列收列支收入与地方工商税收收入并驾齐驱, 加上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专项收入, 列收列支的收入比重, 几乎超过了地方工商税收入的比重。这种畸形的财政收入结构, 如果任其发展, 最终将会使地方财政逐步丧失引导和调节地方宏观经济发展的职能作用, 不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巩固。
(四) 个别地方存在着盗转税收、索要回扣的现象
盗转税收问题, 虽超收, 发展到奖励变回扣、回扣变索要。以回扣比例要挟地方政府, 最高的回扣率达60%, 致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类似情况, 在不少地方征收部门存在着。有的单位和个人存在着有税不收、无奖励政策不收、无回扣不收问题, 严重扰乱税收征管法的贯彻执行, 造成大量财政收入流失。
四、提高辽宁地方财政收入质量的建议
(一) 加大对财政收入质量的监管力度
由于追求增长的短期性行为大量存在, 地方政府存在着严重的收入质量监管在质量监督失控问题, 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质量, 监督是首要问题, 应加大监督力度。具体包括:一是要加强对非税收入的监控和检查, 严格控制财政部门设立收入过渡户的数量, 加强过渡户缴库情况的检查。二是要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和税务检查, 从违规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减免税审批, 查补税款等方面进行税务工作检查, 进一步核实税基, 强化税源监控, 狠抓税收征管, 做到应收尽收。三是创新监督模式, 采用异地交叉、上下联动等方式开展财政收入质量检查, 提高检查成效。
(二) 加强征收监控, 规范征管行为
加强征收监控, 规范执法行为对于提高财政收入质量非常重要。具体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要彻底改革现行的以税收专管员管户征收为主要的征管方式为纳税申报征收。在发达国家, 税收征纳均以纳税人申报缴税为主要征收形式, 辅之以严格的稽查惩处措施, 形成系统的申报、缴纳、稽查、征处体系, 改少、管人治为依法治税、依法征纳、依法管理。这样, 才能根治税收征管中的违法行为。二是要全面提高税收干部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要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培训手段, 努力提高现有财税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 提高工作、服务质量, 坚决堵塞因财税干部队伍素质因素而造成国家财政收入流失的漏洞。
(三) 规范收费制度, 把非税收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政府性收费是满足政府职能需要的一种筹资方式, 但不能简单地把弥补地方财力不足作为政府收费的依据。为了使地方财政收入结构更为合理, 必须规范税与费的关系, 把非税收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应清理地方收费项目, 取消各种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对凭借政府权力、行政管理职能或社会管理职能收取的行政事业性费用和基金, 因为与税收性质基本相同, 可通过“费改税”来切断收费与部门利益的联系, 如开征燃油税、教育税、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等;对必须保留的收费项目实行规范化管理, 如实行目录管理、收费公示制度、统一票据制度、“收支两条线”管理等。
(四) 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 依法追纠责任
对国家财政收入管理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要加大打击力度。打击不力, 是税收征管中违法犯罪活动屡禁不止、犯罪分子胆大妄为的诱因之一:现行的国家税收法律法令、法规, 其内容较为完善, 问题在于如何严格执法、严肃执法对违反国家税收法规、触犯刑津的行为, 要做到定期专项打击与长期严格执法、违法必究相结合, 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 不姑息、不保护、不手软, 要真正做到执法必严、打击有力、预警有效。这样, 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抓下去, 把规范管理、依法管理与严厉打击有力结合起来, 加强地方财政收入管理, 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质量, 实现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
摘要：财政收入是指政府履行其职能, 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的一切资金的总和, 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政府财政职能的发挥和各项财政政策的贯彻实施, 并影响到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因此, 如何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就已成为当前摆脱地方财政困境的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课题。
关键词：辽宁,财政收入质量,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弯海川.地方财政收入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235-240.
[2]邴志刚.辽宁财政统计资料[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340-345.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篇8
一、制约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因素
1. 经济增长的速度
经济发展的状况决定财政收入的情况,财政收入是随着经济发展的改变而改变的。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是制约地方财政收入的根本因素,只有保证地方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才能实现财政收人的稳定增长。当地方的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新所创造的价值就会增多。而直接的结果就是企业的利润不断提高,个人的收入也不断增长,最后促进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因此,要保证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持续增长,就必须解决地方经济发展的问题。
2. 产业结构
地方产业结构的状况影响着财政收入的规模和质量。产业发展的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决定该地区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制约财政收入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特别是高附加值产业,充分利用区的比较优势,才能完善经济结构,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扩大税源才能增大,才能保证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3. 财政体制
当前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在这一财政体制下,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地方财政在这一财政体制下,主要是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本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所需支出。财政体制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我国目前的地方财政收入具体划分为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图:
也就是说,地方财政收入受制于财政管理体制。从2002年开始,中央将原属地方税种的所得税作为地方和中央的共享税,对所得税增量部分,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为5:5,从2003年开始,该分享比例调整为中央分享增量的60%,地方除得到原2001年的基数外,只分享增量的40%。从2004年开始,中央对出口迟税体制进行厂调整,调整的结果使得中央对财力不断集中,地方的财政收入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
4. 收入征管
收入征管效率的高低,对地区财政收入增长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当当前一些地方的财税征收管理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如收入征管中出现的减、免、缓、欠、退税等问题,以及零星税收的征收不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会给地方财政收入带来不良的后果,直接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
此外,对税源的存在缺陷包括制度性缺陷、机制性缺陷、信息性失控等,还属于浅层次、粗放型的监控,未能起到监控税收的作用,这直接影响了地方的财政税收,影响到了整体财政收入的增长。
二、建立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的探索
1. 建立财政收入稳定机制的必要性
首先,建立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有利建立可持续的财政体系,也有利于建立高效的财税征收体系。近年来,各地政府的财政部门都立志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大财政经济“蛋糕”,以实现财政支持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在严格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原则下,优化地方资源配置,通过财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加强收入征管等配套措施,以实现财政收人的持续稳定增长。但是当前地方财政收入的结构不够合理,财政收入过于依赖税收,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在财政收人中的比重开始下降,而同期非税收入比重逐年升高,这部分收入稳定性差,增加了财政增收和收支平衡的压力。因此,地方政府需要根据这一新情况,制定出稳定的财政机制,以保证财政收入的增长。
其次,地方财政来源过于分散,主力财源不明显,造成征管难度大。而一些地方性企业自身活力差,发展后劲不足,高科技产业发展不够,以及具有开发潜力的会展业、物流业等第三产业目前尚未形成产出效益,无法形成有效的税源。为此,地方政府需要对财政机制进行改革,根据地方特色创建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有效机制。
再次,地方的税收征管措施不到位导致税收流失。而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流失过大必然影响到财政收入的提高。因此,建立完善财政增收机制势在必行。
2. 构建的措施
首先,要走以经济发展带动财政增长的道路。经济的发展程度对财政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财政的增长也会对经济起到明显的反作用,这是财政的基本规律。因此,各地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以稳定税源,稳定财政的收入。
(1)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地方各政府政府应该通过完善有关制度,大力支持再生能源回收和循环的利用,通过对循环经济有关的科技研发、技术推广以财政上的支持,发展资源综合利用率高的产业发展。
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道路,以产业结构的优化,淘汰能耗高、效率低、污染重的落后产业。大力提高财政补贴的力度,重点支持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最终培育出更多的经济增长点。
(2)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延长产业链。产业链是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通过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的形态。产业链可以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区域市场协调地区间专业化分工和多维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并以产业合作为形式和内容,作为区域合作的载体。因此,产业链对地方经济及财政收入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尽力拉伸产业链条,在资源配置上,尽可能向产品端推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挖掘资源的用途,进一步扩展产业链,并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
(3)调整产业结构。经济的发展,要求产业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内在要求。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培育地方财源,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的必由之路。调整产业结构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实现资源有效利用、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必要条件。各地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对一、二、三产业进行合理的调整,及时优化产业结构,使各产业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保证财政收人的稳定增长。
其次,建立科学的税收征管模式。税收工作的轴心和枢纽在于税收征管,高质量的税收征管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财源体系,是构建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必要保障。
(1)强调依法治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更是法治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不仅需要纳税人自身增强法律意识,依法经营、纳税,更需要执法机关严格执行国家法律,严格执法,保证税收工作的顺利展开。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务机关组应该注重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率,保证执法质量,贯彻落实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税收执法行为,进—步提高依法治税水平。
(2)加强税收信息化建设。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也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税收作为国家和地方经济调控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就必须实现税收的信息化,建立健全税收信息管理体系,实现税收信息化是提高税收征管质量的主要途径。把实现税收管理网络化,税源监控信息化作为全面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的重要保证。
(3)加强税源的动态监控。税源是财政部门组织收入的关键核心。因此,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必须要做好税源的监管工作,实现对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的有效监控。同时也要重视对小税种的征收管理工作,做到应收尽收,有效防止零散税收的流失。
三、结束语
总之,加强财政征管工作,就必须要对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并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形势,对影响构建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的主要因素,进行可行性的分析,从税源、经济及税收管理等各方面进行有效地控制和调整,最终实现经济与税收协调增长、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高培勇: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篇9
关键词：厘金,清末,财政收入,影响
一、清朝厘金制度的出现和推行
清朝中晚期, 政府的财政收入逐渐出现拮据状况。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清政府处在内外交困的境地, 政府财政状况陷入危机。而当清朝政府正在为财政困境一筹莫展时, 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政府为迅速平定太平天国起义, 导致军费支出猛增。而这个时候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趋减少, 有些省份因为战争的影响, 田赋地丁的征收陷入困顿, 盐税收入锐减。这时的清朝政府急需新的财政收入来源,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厘金制度作为临时筹钱的措施就产生了[1]53。刑部侍郎雷以諴于1853年采纳其幕僚的意见, 逐步在江苏的扬州等地劝谕米行, 捐厘助饷, 由此厘金开始出现。为了财政收入清帝咸丰毫不犹豫就接受了雷以諴所提出的建议, 于是厘金制在江苏省全面推行。因为实行厘金制以后政府收入剧增, 军费的筹措也有了来源, 因此各个地方政府也开始实行厘金制。
事实上厘金制从一开始就对清朝的社会经济状况造成极大打击, 迅速引发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 人们纷纷要求政府废除厘金制度。最希望废除厘金制度的就是深受厘金制度之害的手工业者、农民、小商贩等。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对厘金制度打击中国经济、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等进行了谴责。既然厘金制度的危害很大, 为什么清朝政府对于废除厘金制度问题犹豫不决呢?最主要原因就是厘金制的出现恰逢国家财政收入出现危机的时候, 它出现后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 最终导致清朝政府舍不得废除厘金制度。
二、厘金制度和清朝晚期的政府财政状况
1. 厘金制度和清晚期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
厘金收入渐增对清朝末期的政府财政税收结构有重大影响。厘金制度刚实行的时候, 各个地方各行其是, 根本无完备的报销机制, 因此各个地方厘金收入也就很难知晓。我们无法对咸丰和同治时期的厘金收入情况进行详细考证, 仅仅是根据历史资料中的一些不详细的记载作大致的估算。罗玉东先生大致估算在1853—1865年间, 厘金收入年均大约有一千万两[2]76。罗玉东先生的估算只是涵盖百货厘金, 没有涵盖盐、茶等的厘金收入, 若把这些加进去, 厘金收入肯定远远高于估算数字。而同期清政府的田赋收入是怎样的呢?1870—1873年有资料可查的清政府田赋收入年均大致一千三百万两左右。可以看出, 咸丰和同治时期的厘金收入得到了很大提升, 其收入居然和清朝政府财政收入的最大项目——田赋收入差不多。到了光绪年间社会又逐渐进入稳定期, 厘金的收入也逐渐出现稳步增长的态势。根据现存的历史资料统计数据显示, 由1885年到清朝灭亡, 厘金收入要占清政府总的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 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之一。
2. 厘金制度和清晚期政府的财政支出状况。
厘金制度恰逢清政府的财政需要而出现的, 它产生以后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增加有力地确保了政府的有效运行。厘金所获得的收入重点支出在三个方面, 那就是镇压各地的民众起义运动, 军事防务的支出;由于外债而要支付的债务本金和利息;还有就是大搞洋务运动而要支付的费用。此三方面也是清朝末期财政支出的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
(1) 军费支出。清朝政府最初实行厘金制度的目的就是填补军费支出, 因此在咸丰统治时期, 该项收入很多都是充当军费支出了。厘金制度对清朝筹措平定农民起义的军费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段时间清朝用在平定农民起义所消耗的军事费用是多少呢?有学者统计清朝平定农民起义的军事支出的总额是29259万两白银。从这个总额去掉厘金出现的前三年所消耗的2950万两白银的军费, 就能够算出从1853年到1864年间清朝总计消耗的军费是26309万两白银。其中厘金收入就占到了48.3%, 若再加入盐和茶等的厘金收入还有官员的中饱私囊的钱财, 厘金收入所占份额还会更多[3]35。由此可见厘金收入已经变成清朝财政收入之核心来源。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以后, 清朝政府并不想废除厘金制度, 反而厘金制度逐渐变成了正式税种, 以确保政府收入能够稳步增长。从1866年到1875年的十年间的清政府财政收入大约是11826万两。1870—1873年清朝各个省份厘金的收入用到军事支出几乎全部是三分之二以上, 厘金收入比较多的省份的军费支出很多高达90%以上, 而山西省更严重, 几乎把厘金收入全部用于军费支出。因此可以看出, 厘金收入用在军事支出的比重基本是在70%左右。到了光绪年间, 农民起义几乎被平定下去, 清朝社会处在相对稳定时期, 这时厘金收入用在别的方面的支出才慢慢增多。不过清朝依然需要很多钱去支付八旗和绿营的军事费用还有海军的军费, 这时并没有新的税收来源来保证国家的巨额财政支出。因此, 厘金所获得的收入依然大部分用在了军事上的支出。
(2) 偿还债务。清朝末期因为军费开支过大以及对外的大量赔款, 使清政府财政日趋贫困, 不得不大量举债过日。要偿还巨额外债又更加让政府日趋贫困, 百姓的负担日益加重。晚清政府大量收入都用来偿还债务, 而厘金收入是一项重要收入, 它也愈发多地被用到偿还债务。根据厘金对偿还债务所起作用的演变情况, 可分成两个时期来进行探讨。 (1) 1853—1894年。1853年苏松太道吴健彰向位于上海的洋商借了中国近代史上首笔外债一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 这几十年中, 清政府向外借的债不是很多, 因此厘金收入用于还债额也不多。 (2) 1895—1911年, 从中日甲午战争一直到中华民国成立。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费用和对日战争赔款, 因此清朝向外借款频率与数目急速增加。在这十几年间, 清朝一共借钱有一百多次, 清朝末期借款总数的97%都是在这个时候。清朝政府为了偿还数额巨大的债务, 把这些债务摊至各个省份。导致各个省份开始增加税收, 从而田赋、厘金和别的税种快速增加。这时厘金收入更多地用来偿还巨额债务。
从1894年到1906年期间, 有十几个省份的厘金收入中用来偿还债务的数额越来越大。从1902—1906年这几年, 所还债务支出大致保持在四百万两以上, 所占比重也基本是在28%—30%。1902—1906年清朝厘金的收入大致是一千八百万两左右, 根据以上所提到的比例计算, 清朝厘金一年的收入里面会有五百万两左右的白银用来偿还债务。当时清朝一年偿还的债务总额大致是四千四百万两。因此, 光绪年间所借的债务有大致10%是厘金来偿还的。清朝因为数额巨大的债务而使政府财政陷入困境, 可是却因为厘金的出现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压力。
3. 洋务运动的花费。
洋务运动的花费是指清朝所投洋务企业的花费, 没有涵盖海军军费和用于教育的花费。从1860年开始, 清朝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之夙愿, 开始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洋务运动。在这期间, 清朝出资举办了很多军事与民用方面的近代工业。这些投资并不全部归到清朝的财政花费范畴。主张洋务运动官员所举办的军事工业运用官方举办的形式, 它的开支应该是政府财政支出。不过民用企业的花费中有一些是商款, 不是清朝官方财政性投资, 若把这些去掉, 清朝财政支出用在企业上的花费大致是五千九百万两。清朝以上投资费用基本来自海关税收, 然后就是厘金收入。研究清朝厘金收入的支出发现并没有洋务费用支出这一项, 基本上是隐匿在各省军费与行政费用花费当中。因此, 要对厘金收入的洋务费用的花费进行考察是不容易的。不过我们能够对一些代表性企业作深入研究, 然后知晓厘金收入对洋务运动所办企业的功用[4]85。
我们以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制造厂为例。湖北枪炮厂的日常经费很少, 根据枪炮厂的生产计划, 一年花费是八十万两左右。由于经费不足, 每年只能生产50%。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 厘金收入逐渐对枪炮厂起了推动作用。从1893—1910年的这些年中, 湖北枪炮制造厂常年支出中厘金资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厘金在一年的经费支出中最少的时候占15%左右, 最多的时候超过了50%。18年中厘金资助总额达到总支出的25%, 从某种程度上讲, 若没有厘金的投入, 湖北枪炮制造厂会由于经费的短缺而支撑不下去。
事实上, 厘金收入用于创办洋务企业并不是湖北枪炮制造厂所独自一家。别的省份的洋务企业也几乎在运用厘金收入当做经营的资本。那个时候清朝中央财政状况极为拮据, 因此对所办的洋务企业的资助力度并不是很大的, 除了极个别大型洋务企业可以得到清政府的财政支持以外, 很多洋务企业全部是依赖当地财政的支持而创办起来的。因此作为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的厘金就渐渐变成地方政府筹集洋务企业日常支出费用的重要来源。可是伤害国民和国家经济的厘金却和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有根本性矛盾冲突。
总之, 厘金收入在清朝财政收入之中占有至关重要之地位。若没有厘金的强有力支持, 清朝政府可能无法正常运转, 特别是在清朝政府长时间处在财政拮据的时侯, 若无别的收入来源替代的情况下, 清朝是不可能废除厘金制度的。
参考文献
[1]罗玉东.中国厘金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3]王树敏.皇朝道咸同光奏议[M].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9.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篇10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加快, 社会分工存在着日益细化和专业的趋势, 在货物和劳务中也出现界限越来越模式的状况, 因此, 我国实行了税制改革, 在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后, 一直以来就是营业税和增值税并同存在, 这就导致了我国在税种方面存在着差异性, 并导致了很多情况下缴税重复的情况, 这种情况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产生了遏制效果, 难以保证我国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 这种税制导致了税制不明, 很多企业在只缴纳增值税、只缴纳营业税和增值税和营业税同时缴纳的问题上界限不明, 难以提高这些企业对设备进行扩大的积极性, 企业购买服务也愈发失去主动性, 实践证明过去的道道征收和全额征收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经济情况, 所以采用营改增政策非常具有必要性, 我国的税收环境呈现出环环征收和层层抵扣的特点, 我国的增值税抵扣链条也逐渐完善, 整个产业链中, 税收成本极大降低, 企业也积极主动的对设备进行更新换代, 实现了产业升级的热潮局面。我国营改增政策率先在上海试点,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其交通运输业、电信业和邮政业率先使用, 并逐步扩展到其他行业, 营改增的范围也越来越大, 所以地方政府要对营改增的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并重视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 积极的制定相关政策, 来积极应对新一轮的财政挑战。
二、营改增实施后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
(1) 营改增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第一, 实现营改增后, 企业税务负担极大减轻, 行业升级速度加快。在实现营改增之前, 企业主要有两大困境, 一方面, 在营业税和增值税中缴税部分重复, 另一方面, 货物和劳务税制呈现出不符合的趋势,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对增值进行征税, 能对这两大困境进行充分解决, 但是在实际过程中, 纳税人税率极大下降, 除去交通运输和租赁行业, 小规模纳税人税率从5%降低到3%, 有着非常高的减税作用, 增值税也在一定程度上显著降低, 增值税在税额进行计算的过程中, 主要采用销项减进项方法, 这就导致增值税进项抵扣极大增加, 其应纳税额也逐渐降低。采用营改增政策之后, 企业的税负极大降低, 特别是服务业, 因为税率降低, 企业能够提高经济效益。拿出更多的成本来将技术投入到设备更新过程中, 因此, 企业的规模极大扩大, 企业能更加发展壮大, 能不断的更新换代, 实现优化升级。第二, 营改增政策之后, 企业充分征税的情况显著降低, 这就保证企业能在产业链中其专业更加细化, 并且分工合作趋势不断提高, 企业效率极大增加, 因此, 企业各个产业领域增值税抵扣链条不断改善, 其整体税率降低, 增值税和营业税之间税制上的隔离不断消除, 其分工合作更加促进, 采用营改增之后, 企业生产和流通方面更加专业, 积极采用科学技术, 实现设备更新换代, 因为内部动力, 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产业结构也能不断地优化。第三, 实行营改增之后, 企业不再重复缴税, 税收成本极大降低, 企业成本降低, 会更加刺激其投资欲望, 这对整个市场的生产和流通环境都是一种积极作用, 市场空间极大拓展, 这就极大推动了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步伐。
(2) 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第一是短期影响。在地方财政收入中, 营业税占了很大的比例, 虽然规定营业税分成在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行统一分配, 采用营改增之后, 地方财政收入会极大降低, 因为在财政收入中主要是城建税和教育费, 其主要形式是增值税和营业税, 实行新税制之后, 增值税进项税增加, 应该缴纳的税额不断减少, 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计算基数不断减少, 地方财政收入不断降低, 在试点过程中, 地方政府会对税赋增加财政补贴, 这就加大了财政支出, 一方面财政收入降低, 另一方面, 财政支出扩大, 政府面临着这两大压力。第二是长期影响。在营改增的过程中, 关于对税收怎样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分配, 采用的比例主要是按照过渡性政策进行计算, 这就和1994年的分税制度极大不合, 这种过渡性政策是不符合法律要求的, 难以受到法律的保护, 如果将这部分的税收应用到增值税领域内, 地方财政收入会受到更加严重的影响, 采用营改增之后, 其主要有以下三点优势, 首先, 采用营改增政策之后, 各大产业呈现出结构性减税的趋势, 其他税种也会普遍提高, 为了提高地方财政收入, 国地方政府会向其他领域进行增税, 并积极应用创新, 开拓征税新途径, 房产税和资源税会不断增长。第二, 采用营改增政策之后, 我国的税收系统更加完善, 不再存在着重复征税的情况, 企业不断优化升级, 能够更加保证税基不断扩充, 税源也更加广阔, 地方财政收入不再是畸形发展, 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第三, 采用营改增之后, 服务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极大显现出来, 其经济结构会顺利转型, 服务业更加广阔, 更多的服务企业开始诞生, 地方财政收入也会得以增长。
三、几点对策
第一, 对宏观政策加强关注, 并对地区对策进行研究。结构性减税是一种新型趋势, 营改增只是一小部分, 所以地方政府要用发展眼光和宏观的角度积极的看待这一问题, 对宏观政策变化加强关注, 并结合该地的特点, 有针对性地制定能符合该地特点的准则, 并积极和上下级政府相联系, 互相帮助, 积极观察, 做好适用的调节工作。
第二, 大力发展优势产业。要对营改增当成是本地经济发展的机遇, 充分利用本地的区位优势, 发展该地的优势产业, 不断促进技术创新, 让产业系统优化。
第三, 加强对企业的服务工作, 适时做好财政补贴工作。地方政府要建立相应的联动机制, 保证财政、国税、地税和行业主管相关部门的结合, 做好互相的协调工作, 要积极配合, 并对该行业进行积极的调查, 对于企业要加强宣传, 普及国家相关政策, 并加强业务辅导工作, 对企业加强培训, 从而保证营改增工作的试点工作取得极大成功, 并保证营改增政策在企业中得以充分落实, 如果采用营改增政策之后, 企业的税赋反而存在着上升的趋势, 这个时候, 就要对其进行一定的财政补贴。
第四, 对财政体制进行完善。我国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后, 中央和地方出现了财政不符合的情况, 财力水平极大降低, 中央政府拥有大量的财权, 事权却相对较少, 而地方政府财权拥有少, 事权比例却很多, 难以拿出资金来处理相关事宜, 所以各级政府要向中央反馈情况, 提高地方财政比例, 提高地方财政收入, 对财政体制进行完善, 对于不利于地方财政发展的条款要进行改进, 要提高地方政府的财力水平, 从而弥补因为营改增之后地方财政水平的极大缩水情况。
摘要：本文对营改增实际情况进行研究, 并按照自身观察的经验和认识, 对营改增必要性进行了阐述, 最后分析了营改增对地方财政收入带来的影响,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希望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营改增,地方财政收入,分税制,影响
参考文献
[1].姜竹, 马文强.“营改增”对地方财政稳定性的影响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3 (31) .
[2] .范丽萍.营改增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及对策.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 2014 (27) .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篇11
关键词 农民收入；空间相关性；空间计量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
1引言及文献综述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应当成为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手段.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不仅滞后于城市金融的发展，而且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地方财政支持和投资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手段，地方财政应该解决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调的问题，调整公共财政配置格局，逐步在政策上和投入上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为农民增收创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从空间计量的角度来考察正规农村金融支持以及地方财政支持等多种因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各个因素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国外，研究者一般是考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Greenwood and Jovan（1990）[1]、Galor and Zeira（1993）[2]、Banerjee and Newman（1993） [3]通过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研究，间接地揭示了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但鲜有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直接研究（温涛等，2005）[4].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诸多富有成效的研究.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对我国金融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王丹、张懿（2006）应用ECM误差模型实证检验了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引起农村经济增长，支持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概念[5].刘忠群、黄金、梁彭勇（2008）利用我国1978—2008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但金融中介的低效率阻碍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6].余新平、熊皛白、熊德平（2010）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农村存款、农业保险赔付与农民收入增长呈正向关系，而农村贷款、农业保险收入与农民收入增长呈负向关系[7].李俊峰、伍艳（2011）运用2007—2009年重庆个区县相关数据，探寻农民收入增长与地方财政及金融支持的联动关系，结果表明财政支持与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8].本文将空间计量方法运用到分析农民收入增长模型中来，考虑了邻接省份之间经济因素的相互影响，更加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
2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本文拟选取LnFINC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FINC为去除价格影响因素（各地区个时期农村CPI）的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选取各地区农村金融相关率对数值LnFIR、人均农业财政支持LnFISC、地区农村劳动力占总农村总人口比重LnLABR、各地区城市化率对数值LnCTLZ、各地区农业产值占农林渔牧产值的比重的对数值LnAGRZ以及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值LnPAI作为解释变量.其中，农村金融相关率为各地区农业贷款与农林渔牧总产值的比率，人均农业财政支持为地方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村总人口比率，城市化率为各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农村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农村年投资总量与农村人数的比重.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原因，本文采用1998年和2008年我国31个省市的横截面数据，各个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
依据空间计量模型的原理，分别设计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在空间滞后模型中，变量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由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反映，用于反映影响农民收入的空间因素的空间滞后模型为：
其中W为空间权重矩阵，ε代表区位影响因素，λ为空间自相关系数，ξ为服从经典假设的随机误差项.
3实证分析
3.1经济指标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3.1.1空间自相关检验
根据空间计量学的的原理，影响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有必要先对各个变量之间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如果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就必须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农民收入的各个因素进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经济发展差异逐渐扩大，一般可以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各地农民收入水平差异较大，农民收入来源迥异.因此，必须对各区域农民收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依赖性进行检验.本文沿用空间计量学中常用的Moran’s I指数来衡量各个要素之间的全域空间自相关性，采用Moran’s I散点图来检验区域空间自相关性.
首先对我国31个省市的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由表1数据统计结果可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Moran’s I指数从1998年到2008年一直在0.55的水平上下波动，其正态统计量Z（d）值均大于正态分布函数在1%水平下的临界值（1.96），该结论表明我国个省市农村居民收入在空间上并不是随机分布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在地理空间上存在较高的空间依赖性；同时，我国各省市人均固定投资水平的Moran’s I指数从1998到2008年在0.4的上下波动，其Z（d）值均大于正态分布函数在1%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各省市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之间也存在十分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同理，农村劳动比率和城市化率之间的空间自相关也较为明显，其P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拒绝了空间随机分布的假设；但是，各区域农业金融相关率和地方农村财政投入的空间自相关性比较弱，其P值一般都处于接受原假设（变量不存在空间依赖性）的范围之内.
nlc202309032002
3.1.2Moran’I散点图检验
通过分析观察Moran’s I散点图更能清楚的分析省市农民收入水平与其临近省市的农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通过绘制空间自相关系数的Moran’s I散点图可以将各个区域农民收入分为四个区域的集群模式，分别识别各个区域的农民收入水平与临近省市的关系：图的右上方为第一象限，表示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区域被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其他区域包围（HH）；左上方为第二象限，表示低农民收入水平的区域被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其他省市包围（LH）；左下方的第三象限，表示低农民收入水平的区域被低农民收入水平的其他区域包围；右下方的第四象限，表示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区域被低农民收入水平的其他区域包围.第一、三象限正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表示相似观测值之间的空间关联；第二、四象限负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表示不同观测值之间的空间关联；若观测值均匀的分布于四个象限，表明各地区变量之间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图1 表明，在1998年，位于Moran’s I散点图第一象限的省市有：上海、浙江、北京、天津、福建、河北、山东七个省市，这是高农民收入水平—高空间滞后的自相关集群；位于Moran’s I散点图第二象限的省市有：江西、安徽、海南三省，这是低农民收入水平—高空间滞后的自相关集群；位于Moran’s I散点图第三象限的省市有：湖南、陕西、黑龙江、湖北、四川、新疆、内蒙古、甘肃、山西、山西、宁夏、广西、云南、贵州、重庆、西藏、河南、青海十八省市，这是一种低农民收入水平—低空间滞后的自相关关系集群；位于Moran’s I散点图第四象限的省市有：广东、吉林、辽宁三省市，这代表高农民收入水平—低空间滞后的自相关关系集群.2008年的情况与1998年基本保持一致，只是位于第四象限的广东、吉林、辽宁三省市移到低三象限，河北、山东、由第一象限移到第二象限.
3.1.3Liza图检验
在图2 中可以看出，2008年农民收入水平位于第1级排列只有上海，表示农民收入水平很高；位于第二级排列的省市有三个：江苏、北京和天津，较低与上海市农民的收入水平；位于第三级排列的省份有12个，代表中上水平的农民收入；位于第四季级列的省份有12个，代表农民收入处在中下水平；位于第第五级排列的省份是青海和贵州，该地区农民收入水平比较低下；宁夏农民的收入水平处在全国的最低水平.从LIZA图的整体可以看出，我国农民收入呈现出以江沪为核心和以京津为核心的高收入板块，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水平最低.
3.2参数估计结果及说明
由于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自相关性，因此考察金融支持和地方财政支持等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需要引入空间自相关因素进行空间分析.为了考察各个因素引起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演进特征，选取了1998年和2008年两个截面进行分析. 3.2.1基于1998年统计数据的实证结果
根据Aselin等提出的判别准则，参照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影响农民收入的空间误差模型的AIC值和SC均分别小于空间滞后模型的SIC值和SC值；但是，空间滞后模型的拟合优度系数R_squared和对数似然值LogL均分别略大于空间误差模型的R_squared和LogL.认为空间滞后模型要略好于空间误差模型.表3的结果表明，无论是SLM模型还是SEM模型，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拟合良好.
从表3中空间滞后模型的参数结果来看，LnFIR的系数为0.096 8，说明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存在较弱的正向促进作用，农村金融并没有发挥其在促进农民收入所应有的作用；LnFISC的系数为-0.106 7，表明地方财政不仅没有促进本地区农民增收，反而成为阻碍其收入增长的力量，可能是因为在1998我国还未取消农业税收，地方农业财政支出越多，可能会征收更多的农业税，反而导致农民收入水平下降；LnLABR的系数为-0.287 1，表明从事农业劳动的比重越多，农民收入反而降低，LnAGRZ的系数为-0.374 8，表明各省市农业占农林渔牧的比重越大，农民收入水平越低，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对农民收入影响巨大，单独依靠农业的省市的农村居民收入比依靠渔牧林业的农民收入低；LnPAI的系数为0.358 1，表明农村投资可以明显的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符合客观实际.
W_LnFINC的系数为0.107 7，表明临近省市农民收入对本地农民收入产生的影响不明显.
城市化率LnCTLZ的影响也较为明显，表明各地区城市化进程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就业机会，农村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可以显著的提高其收入水平.
3.2.2基于2008年统计数据的实证结果
由表3的参数结果可以看出，空间滞后模型的拟合优度系数R_squared和对数似然值LogL都要分别高于空间误差模型的R_squared和LogL，空间滞后模型的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都要分别低于空间误差模型的AIC和SC，按照判别准则，空间滞后模型要优于空间误差模型.
从空间滞后模型的参数统计指标可以看出，W_LnFINC的系数为0.418 7，P值很低，表明临近省市农民的收入对本地区农民收入产生极其显著的影响，这表明周边农民收入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周边农民收入增加能带动本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同时，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劳动力比重、 农业占比地方农业财政支持的影响不显著，表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农村金融仍然未能在促进农民收入收入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地方财政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由负变正，说明取消农业税后的地方财政虽然未能在促进农民增收中发挥积极促进作用，但是改变了以往明显的负作用.随着农村机械化程度的进一步普及，农村劳动力的影响逐渐减弱.LnPAI的系数为0.240 7，表明农村投资仍然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
nlc202309032002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影响我国各地区农民收入的因素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农村金融和地方财政支持一直都未能在促进农民增收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农村金融发展滞后，农村财政支持薄弱等诸多因素都制约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人进一步增加.这为在下一阶段制定相关政策，逐步消除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了思路.
3.2.3基于1998—2008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
利用MATALAB的空间计量软件包，运用1998—2008年的相关面板数据可以得出相关结果如表4所示.从回归结果可知，空间自回归系数ρ和空间误差回归系数λ均满足5%的显著性水平，这又一次证明了空间因素在区域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若忽略空间因素的影响而建立包含经典假设的计量模型，则会使估计结果出现明显的设置误差.从各个模型的具体情况来看，面板SLM模型的调整拟合优度系数和对数似然值均大于SEM模型的相应值，因此选择SLM模型更具有合理性.在SLM模型中，通过Hausman 检验值可以看出，其在5%的水平下是显著的.同时，固定效应模型的对数似然值、调整的拟合优度系数和LR-test值均优于随机效应模型的相应值.因此，选择固定效应的SLM模型进行分析.该模型的调整拟合优度系数为0.925 8，表明该模型可以解释变量大部分信息，模型拟合良好.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劳动力比重和城市化水平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既不能满足农村经济的发展的需要，也没有在促进区域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幅涌向城市，使得农村劳动力在长期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此同时，在长期来看，区域城市化水平也未能在农民增收的过程中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人均农业财政支持、
农业产值占农林渔牧产值的比重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农业财政投入虽然在短期效果不明显，但是在长期内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农业产值占农林鱼牧产值的比重越大，农民收入水平就倾向于更低.因此，农民拓宽收入来源口径，发展畜牧水产等副业，能够更加有利地促进收入增长.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推动力，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空间计量模型引入对我国31个省市农民收入增长研究中，结果表明我国省域农民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自相关.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影响各地区农民收入的因素更加多元化，空间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明显，但是农村金融支持在促进农民增收的过程中影响一直不显著.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各区域城市化进程一直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比重与农业产值比重的影响进一步弱化.虽然农村财政投入在短期内对农民增收影响不明显，但是在长期内却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形成了较为明显的高低聚集区域，长江三角洲与京津地区的农民收入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农民的收入水平，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农民收入水平处在中间水平.本文得出的结论为我国政府制定政策促进区域农村经济平衡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以及有效帮助落后地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依据.基于本文分析结果，现提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建议如下：首先，积极有序的加快促进城市化进程，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可以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农村居民进城谋职可以促进其收入增长.其次，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促进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加大农村投资可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带动农村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民本地就业，为农民收入增长提供动力.最后，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持与金融支持.各地区地方政府应该针对本地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加快地方财政反哺农业的进程，促进农村经济跨越式发展.同时金融机构应该针对农业项目的特点进行金融创新，制定符合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发挥其在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过程中应有的影响.
参考文献
[1]J GREENWOOD， B JOVANOVIC.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 98（5）： 1076-1107.
[2]O GALOR，J ZIERA.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3，60（1）：35-52.
[3]A V BANERJEE， A F NEWMAN.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101（2）：274–298.
[4]温涛，冉光和，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 .经济研究，2005，40（9）：30-43.
[5]王丹，张懿农村金融发展和农业经济增长——基于安徽省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6（11）：177-182
[6]余新平，熊皛白，熊德平.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 .中国农村经济，2010（6）：77-86.
[7]李俊峰，伍艳. 农民收入与地方财政扶持及金融联动分析——来自重庆区县的证据[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11）： 49-53.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篇12
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无论实在金融改革还是财政职能改革方面,都走在了我国改革队伍的前列。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飞跃发展,广东省的财政收入取得大幅度提高,财政收入总量连续20年居全国首位。与此同时,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也在大力发展金融业;广东地区的金融行业的增加值已超过三千亿元,同时大力提升金融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5达到8%以上[2]。但是,广东金融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广东省金融企业的不良贷款较多。地方政府的干预直接导致了金融企业产生了许多与财政拨款项目有关联的不良资产,包括四大行广州分行在内普遍受这些不良资产的拖累。厘清广东省财政收入与金融产业功能的关系,对于广东省金融产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意义。
1文献回顾
前期我国学者对地方金融产业和地方财政收入相关性的研究比较少,相关的文献主要有:闫肃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关系;指出我国地方金融机构贷款与地方财政收入呈现较高的相关性;而且从地区效应看,东部地区金融企业贷款对财政收入的贡献明显高于内陆地区[3]。周立认为,政府和市场的两种力量一直以来都影响着我国金融产业的发展。甚至在我国财政分权化改革后地方政府能力下降,迫使地方金融企业承担了“第二财政”的角色。地方金融机构被迫承担了财政补贴、平衡预算赤字、替代财政投资等财政功能[4]。曾令华对我国近年来财政扩张的挤出效应做了实证分析,结论为:我国近年来政府规模扩张并没有导致贷款余额的增加与实际利率升高;实际利率的上升和它对一些非政府投资的抑制作用不能说明政府规模扩张有“挤出效应”;反而是利率管制抑制了财政扩张的乘数效应”[5]。
前期学者对地方金融企业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全国,并且运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并不完整。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差异显著,金融产业发展和财政收入情况一般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和财税政策等密切相关,仅仅从整体上论证金融发展与财政收入的关系是不够的。鉴于此,本文的研究范围缩小至广东省,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路径分析等计量经济学方法,深入分析广东省金融产业功能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关系,较为全面地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广东省未来的财税政策及金融产业政策等具有现实意义,也为后期学者对这一相关领域的研究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2计量方法、变量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2.1计量分析方法介绍
1)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其进行稳定性分析。时间序列 稳定性检 验最常用 的是ADF单位根检验。在进行单位根检验之后,如果出现几个同阶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的线性组合是平稳序列的情况,称这几个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7]。
2)世界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Sims在1980年发表的著名文献中提出了矢量自回归模型VAR。到现在为止,VAR模型广泛地应用于实际中尤其是在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金融等方面。VAR模型的思想是把系统方程中的所有的外生变量当作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是根据时间序列的统计特性建立而成的。由于矢量自回归模型中方程组的右边没有内生变量作为非滞后项,所以可以用最小二乘法对方程进行估计。由于VAR模型系统中的系数非常多,VAR模型中的各个等式中的系数并不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通常需要借助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等工具。格兰杰因果关系可以用来检验变量之间相互的因果关系,而绘制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各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6]。
由于这些方法运用已较为成熟,故本文不另作篇幅介绍其统计原理。
2.2变量的选取
1)金融产业发展。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对社会资金进行有效分配。贷款作为金融企业的核心业务,金融企业贷款余额的多少可以衡量一个地区金融业的繁荣程度。所以本文选取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作为金融产业功能指标。
2)地方财政收入。金融产业与当地经济发展良性相互促进能够直接带来当地税收收入的增长,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广东省一般性预算收入来衡量广东省地方财政收入。
2.3数据来源以及数据预处理
由于1985年我国全面实行“拨改贷”政策,将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故本文研究的时间区间为1985年至2012年,数据均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具体数据如表1。
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问题,本文对所有数据都取自然对数,其指标名称与序列对应为:广东财政收入—Lnfi;广东金融行业贷款余额—Lnlo。
3广东省金融产业发展对地方财政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3.1单位根检验
为防止出现伪回归问题,需要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通常在建模之前需要对每个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 检验,判断序列 的平稳性。 本文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结果如表2。
注:1d()表示一阶差分;2(c,t,1)分别表示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其参数选择参考 SC和 AIC标准。
表2表明,lnfi,lnlo两个变量的P值分别都大于1%的临界值,可以判定他们是非平稳序列。之后他们进行一阶差分,差分后的P值小于1%的临界值,表明他们为同阶非平稳序列。因此,可以对lnfi和lnlo两个序列进行协整分析。
3.2协整检验
以下用Johansen协整检验 方法来检 验lnfi和lnlo两个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如表3,我们可以用Johansen协整检验中最大特征根统计量和迹统计量这两个统计量来判断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个数。Johansen协整检验是按照原假设的协整关系个数从0到K-1(K为变量个数)顺序进行的,直到拒绝原假设为结束。
第一,原假设None表示没有协整 关系,该假设下迹统计量值为19.0967,大于5%临界值18.3977,故拒绝原假设,认为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第二原假设Atmost1表示最多有一个协整关系,该原假设下计算的统计量值为1.5014,小于5%临界值3.84147,即无法拒绝该原假设,所以认为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检验到此结束。
表4显示了对在数似然值最大的情况下的长期协整关系,该关系式为标准化的协整关系,该形式可以写出最终的协整方程。协整方程如下:
lnfi=0.3033lnlo
通过该协整关系式,可以得到广东省财政收入与广东省金融行业贷款余额呈现正相关的协整关系,即贷款余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广东省财政收入就会增加0.3303个百分点。
Lnfi和lnlo的一阶差分调整系数值表明了修正模型方程变量的动态关系偏离协整关系后的调整速度。如果该序列的一阶差分调整系数值为正,说明无法修正偏离协整后的非均衡误差,误差会越来越大。反之如果调整系数为负,则说明可以修正偏离协整后的非均衡误差。该模型中可以得到D(lnfi)方程的调整系数为-1.1060,为负数,该协整关系有效,且短期内广东省财政收入受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长期均衡关系的约束。
3.3VAR模型的建立
接下来利用VAR模型对广东省贷款余额、地方财政收入之间的内生系统作进一步脉冲函数响应路径分析,找出广东省财政收入与金融企业贷款余额之间对各自变量脉冲扰动的长期反应,最终确定各变量的长期关系。
经过反复测算,确定该VAR模型滞后阶数为1,故模型设定为VAR(1),采用最小二乘法得到方程式式如(1)式。F2=0.9936表明模型整体检验效果很好。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表明各特征方程的特征根均小于1,说明模型稳定。
3.3.1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述Johansen检验可知lnfi与lnfo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接下来对lnfi和lnlo这两个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如果一个变量的滞后项对另一个的非滞后值有影响则认为该变量为另一个变量的格兰杰原因。反之,说明该变量不是另一个变量的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设定的原假设是被检验变量是因变量的原因,如果格兰杰检验的概率P值小于设定的置信水平,则认为被检验变量是因变量的原因;反之,认为被检验变量不是因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5。
从表5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出,在短期中,广东省财政收入变动(lnfi)是广东省金融业贷款余额变动(lnlo)的格兰杰原因,其中P值为0.0005,可见这种格兰杰原因显著的,财政收入变动的滞后期能够非常显著地解释或者预测贷款余额的变动。
贷款余额的变动(lnlo)并不是是财政收入(lnfi)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其中P值为0.4702,即实际贷款余额的滞后期不能够解释或者预测广东省财政收入的变动。说明广东省财政收入受金融机构贷款额的影响较小。
3.3.2脉冲函数响应路径分析
为了分析两个变量相互之间的全部 影响过程,需要通过绘制脉冲 响应函数 来全面地 分析各个 变量之间的动态关 系。此次脉冲 函数响应 路径分析如图1。
从第一幅图中可以看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受广东省财政收入一个正的冲击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影响长期且显著,其在第一期开始增加,并在第四期达到最大值,之后其影响逐渐减弱。
从第四幅图中可以看出,广东省财政收入受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一个正的冲击以后,对其影响不明显,在前几期有一个微小的上升,之后逐渐减弱。
4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路径分析等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了1985年至2012年广东省财政收入与广东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关系,得出实证结论为:
1)广东省财政收入与地方贷款表现出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地方贷款余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广东省财政收入增加0.3033个百分点。
2)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可以看出,广东省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广东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加的原因,但地方贷款余额的增加对广东省财政收入增加的贡献并不显著。
3)从脉冲响应路径分析中可以看出,广东省财政收入变动对地方贷款余额的影响较大,而且持续时间较长。而地方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变动对广东省财政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上述实证结论中可以看出,广东省财政收入的增长能促进当地金融产业的发展。这与广东省强调产业结构转化升级,着力打造包括金融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成为广东省支柱产业的目标不无关系,财政收入增加为政府扶持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时财政收入增加扩大了广东省政府的投资规模,通过乘数效应及杠杆效应,社会融资规模进一步放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贷款余额的增加,对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长期显著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贷款余额的增加并没有对广东省财政收入的增加做出明显的贡献。这一方面与我国金融体制有关。我国的利率管制等措施使得金融业发展无法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这进一步限制了金融贷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7]。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广东省金融企业贷款资金流向不合理,贷款资金效率使用低下。广东省金融机构贷款金额大多流向国有企业、企事业单位等创收能力较弱的企业,而真正富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则难以获得贷款资金。以2011年为例,广东民营经济占全省的经济总量为44%,甚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2%。但是民营经济贷款困难,国内贷款比重仅为全部贷款总额的12%,并且有五分之一的中小企业由于资金周转困难而导致企业亏损[8]。贷款资金投向不合理,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直接弱化了广东金融机构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从而无法有效带动广东省财政收入的增加。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优化贷款结构,提高贷款资金使用效率。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民营经济在广东省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却无法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贷款。这一方面是因为民营企业管理水平低、财务制度不完善、贷款风险大。更主要是因为金融企业提供给民营企业的金融产品种类单一、数量少、贷款审批制度不完善等[9]。在促进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方面,广东省金融机构可以将贷款资金更多地向行业龙头企业倾斜,降低融资成本,丰富对中小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产品种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
2)广东省应该着手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理清金融与财政的关系。财政与金融功能的错位,源于金融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定位不清楚,政策负担也使得金融机构难以走向市场化改革[10]。广东省政府应该从政府和市场的角度,进行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不断调整财政职能和金融功能,提升财政转移支付职能,促进财政职能归位。同时应该赋予金融机构独立的决策权,促进金融产品价格的市场化,促进金融市场的有序竞争,使得金融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真正起到资源配置者的角色。
3)为金融产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引入“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真正促进金融产业的改革。广东省政府应该降低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完善市场退出机制,鼓励民营资本及外资银行进入金融市场,加强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金融产业成为广东省的支柱产业,必须首先完善金融产品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在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方面应该先行先试,成为全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排头兵。同时优化金融行业结构,促进金融行业的多元发展,促进证券业和保险业及其他金融业的发展和壮大,做大金融市场,丰富金融产品种类。
4)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税制,尽快将金融服务业纳入到“营改增”试点工作范围内。按照目前阶段,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税率为5%,金融行业流转税的综合税率为5.5%[11]。在目前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过高、经济效益低下的情况下,高营业税率成为金融企业的沉重负担。广东应该尽快开展金融服务业的“营改增”试点工作,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占得先机,以此形成金融体制改革的洼地效应,吸引包括金融服务业在内的高端服务业在广东设立公司,为广东省财政收入提供长期稳定的税源。
摘要：基于1985—2012年广东省财政收入与广东金融贷款余额的时间序列,运用计量经济学VAR矢量自回归模型对广东省财政收入与地方贷款余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广东省财政收入与地方贷款余额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贷款余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广东省财政收入增加0.3033个百分点。并且广东省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广东金融企业贷款余额的格兰杰原因,而贷款余额的增加却不是财政收入增加的格兰杰原因,表明广东省金融机构贷款结构不合理,贷款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造成地方金融机构贷款的低效率使其无法有效带动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最后针对实证结果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