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保护

民族文化保护（精选12篇）

民族文化保护 篇1

“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在时代的发展演变中, 证明都是不断拓展着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使命, 在观念和眼界的扩展中, 证明也是常态的、“匹夫有责”式的, 诚如单霁翔先生指出的, “从文物走向文化遗产, 在这一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征途上, 人们逐渐达成共识”, “国际社会关于文化遗产的理论探索继续深化, 保护实践继续扩大, 工业遗产、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和文化空间等越来越多的新概念, 从研究对象拓展为保护领域的新成员, 使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为对自然环境、人工环境、文化特色加以保护的综合性概念”, “今天, 文化遗产保护已不再是单纯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而是更多地立足于对自然生态环境、历史变迁轨迹、人的内心世界的尊重”。 (引文《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 单霁翔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

一、“文化遗产保护”的现代扩展是“科学发现”

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 这并非某些人的“发明”, 而是客观的实践的“发现”。可有人要问:为什么这一连串“发现”都发生在现代而不是古代?这其实好回答:“发现”就是对客观规律的觉悟, 它确实存在着随时间累积而有所突破的规律。在古代, 人们对规律的“发现”少, 更多地受着“自然”、“必然”等因素的支配, 但随着知识及经验的不断积累, 人们对规律的“发现”率呈加速趋势, 从而向着“自由”的境界迈进。这里, 我们已看出, 所谓“发现”的脚步就是我们熟知的“科学”的脚步。现代科学一日千里, 远非古代所可比拟!那么, 问题又来了:为什么现代“科学”愈进步, 需要保护的范围却愈扩大, 以至于我们竟发现:最好能复原完整的历史时空才会称心如愿, 以致心有余而力不足, 时时气馁之!难道说, “科学”进步和文化遗产保护是一对冤家?对此, 虽然尚难以遽断, 但愚以为, 凭有限的地球思维推论, “科学”进步与文化遗产保护确实是一对冤家!

二、“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科学的矛盾 (对立统一关系)

试以中国当前状况设想, 五千年文明在时间上是延续的, 而在空间上却是重叠的。在这块故土上, 有过多少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图景, 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但有一个道理大家都清楚:破旧立新!中国正在加速步入工业化、信息化时代, “科学”的研发既需要物质重组, 又需要空间廓清, 实际上, 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再造”基地, 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侵蚀和破坏实在很难避免。老实讲, 空间的有限性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桎梏, 以致我们被迫开发了空中, 并潜入了地下, 可即使这样, 地面上文化图景重叠的困扰仍难以解决。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问题是:既然“科学”进步与文化遗产保护在终极上是冲突的, 可是, 在历史的阶段性过程中, 如何求得“科学”进步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协调和平衡呢?

关于这个问题, 恰恰正是当今很多文化遗产保护理论致力的方向。且让我们转换一下目光:在历史的现阶段, “科学”进步与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不应对立, 反而可以互相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在“科学”的指引下, 成为每一个文明人自觉的使命, 人类文化图景的多样性得到最大的展示!反过来, 保护文化遗产, 保护人类杰出的创造, 让“科学”的源泉、律动尽显魅力, 让“科学”理性在充满人性的光辉道路上顺利前行!

三、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保护“创造”

毋庸置疑, 文化遗产保护是有选择的, 除却一些“偶然”与被动外 (如抢救性保护等) , 我们在理论上有一个总的原则和宗旨:那就是价值!我们不会盲目也基本不至于过度, 总是会选择那些有“价值”的文化图景加以保护。可问题又来了:什么叫有“价值”, 怎么判断有无价值呢?要回答这个问题, 依笔者愚见, 必须抓住“创造”二字。比如一件东西, 司空见惯, 乏善可陈, 是很难说有什么保护必要的。但凡文化遗产, 总要具有一些异乎寻常的“创造”性, 方会进入我们的法眼, 更何况现实中人力、物力、财力的制约, 也将迫使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

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保护“创造”。或许有人会说“稀缺性”也是一个指标, 就像面对大自然中濒危物种一样, 保护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 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其实, 稀缺性只是个表象, 文化上的独特创造性能才是本质。一项平庸、甚至丑陋的遗产, 绝不会因为其存量稀少而受到聪慧后人的珍视 (有些文化上的怪胎还是寿终为好!亦然, 我们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倡导和意识!) 。况且, 文化的多样性也并非越多越好 (果如此, 人类将失去方向!) , 它必当是有选择的。人类文化有自身的“淘汰”机制, 君不闻, 历史长河中, 多少丑陋的文化现象可是不胜枚举哟。在今天的实践中, 文化遗产保护已提炼出系统、分级保护的原则, 也正表明我们对文化遗产是有一套价值遴选标准的。这就是通过科学论证, 坚持客观公正, 汇聚各方识见, 最终确认一项遗产价值之高下。

大家知道, 价值是由人的社会劳动“创造”的, 文化遗产应否保护的充要条件正是因为其具有各方面的价值, 也即, 因其包含有、凝结着、延续着丰富而多彩的人的创造性劳动, 才能成其为遗产, 才能续享一代又一代后人源源不断的创造性付出。

在遗产保护学界, 国际上通常将之划分为人类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品读这些充满当代智慧的概念判定, 不难咂味出“独特创造”这个核心的纲领。以自然遗产讲, 它似乎与人类的创造无关, 其实不然, 它就是颇受人类激赏的“拟创造”。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人们无不推崇自然的伟力, 视其为最高的创造标准, 无论自然风光, 还是生态奇观, 假如缺少了人们发现创造、发现美的眼睛, 还成其为自然遗产吗?与此同时, 具有“独特创造”性的文化遗产, 大多是与自然环境和谐生成的人类遗产。

四、了解文化遗产保护实质的现实意义

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保护创造, 对我们具有非常实际的指导意义。首先, 面对如过往烟云般的历代文化遗产, 我们只需用独特创造这个标尺裁量一下, 孰优孰劣、孰进步孰退步, 心中很快会清晰起来。其次, 21世纪工业遗产的保护是个新兴课题, 对此, 我们也要掌握“创造”这个标准, 排除那些芜杂的流水线上复制品, 把有限的精力放到有限的创造性标本上, 做到定位准确, 措施得力, 并力求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当今时代, 似乎物质极大丰富、创造极大涌流, 其实没那回事, 人类出色的创造永远是个稀缺事物, 绝不会太多的。

摘要：“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在时代的发展演变中, 证明都是不断拓展着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使命, 在观念和眼界的扩展中, 证明也是常态的、“匹夫有责”的。本文主要通过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扩展和与现代科学的关系, 阐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和意义。

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创造,现代扩展

民族文化保护 篇2

适用话题：民族文化、尊重历史、中国历史、职责、保护意识

[长城保护的重要性]

唐代李世民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可以说，万里长城就是中民族两千多年发展中的历史见证者，它目睹了中华民族的荣辱与兴衰，它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强盛。因此，万里长城是我们的无价之宝，万里长城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所以，我们完全有责任和义务把它保护好。让长城永存于世，我们才能在尊重历史中找到许多未知的答案，让子孙后代从中感受到中国历史的博大精深。

[问题现状]

具体来看，目前我们的长城保护几乎在所有关键的.环节，都处于一种严重“亏欠”的状态。如“缺钱”——“长城经过的张家口市几乎全是国家级贫困县，地方政府确实无力出资维修和保护长城”;“缺人”——如长城沿线的“抚宁县文物部门在编人员只有9人，不可能仅靠这些人员完成巡查全县142.5公里长城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围绕究竟应“怎样去全面保护长城”等一些根本的方向性问题，目前我们同样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规划设计和普遍共识。

此外，“长城热”背后却是长城保护的阵阵寒意，最为热闹的大概要属管理权之争。譬如金山岭和司马台两地管理部门互殴轰动一时。与争做李白杜甫甚至潘金莲家乡一样，一些地方“向钱看”的保护和无序发展观更是一种破坏，以开发为名——长城变成了摇钱树，随意打扮、格调全无。近些年有的地方把上千年的土长城就地推倒，并在原址建起了和八达岭一样的砖长城……此类“保护性拆除”可谓暴殄天物。

[原因]

万里长城的损毁有天灾的原因，更多则是人祸的因素。譬如上世纪80年代以前，沿线居民“靠长城吃长城”，直接从长城墙体上就地取材，土长城取土，砖、石长城直接拆除取材，用来盖房子、垒猪圈，更有的直接在长城上开路、种地，在长城下挖窑洞。80年代以后则是商业大潮的侵袭、发展的魔法，长城砖成了收藏新宠，各种旅游开发以及“野长城”探险都造成难以磨灭的创伤。与自然破坏比起来，人为破坏更严重。自然的破坏是一个累积的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通过人为的干预，通过修补和抢救可以把破坏控制在最小程度，但人为破坏往往是毁灭性的。

民族文化保护 篇3

【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国外

中图分类号:J0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317-01

1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瓶颈

1.1 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悖论:保护有保护的意义,开发有开发的目的

保护是有责任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给予完全的、可持续的、可解读的保护;开发是对文化遗产价值作为一种商品或资产进行有目的的利用,如何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之间寻找平衡点是目前国内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困惑。

1.2 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与开发文化遗产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之间的悖论

地方政府为了科学地保护文化遗产,需要在技术、资金、人才方面进行投入,但是文化遗产的开发往往是投入大于产出,遗产保护这一“惠遗产”功能,能够给政府带来多少政绩?

1.3 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参与特别是居民利益之间的悖论

首先在文化遗产的规划方面我国目前往往是由少数专家讨论决定,没有引进社区参与机制,未广泛征求社区居民对遗产地基础设施、环境、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其次文化遗产在开发的过程中往往有专业的投资管理公司介入,由于缺少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开发的收益大部分流入了遗产的经营者,社区居民还处于贫困的状态。再次,在古村镇文化遗产的保护中,社区居民不仅需要保护他们物化的传统形态,也向往现代的生活方式,社区参与机制影响着社区居民对遗产公平性的感知和保护遗产的积极性。

1.4 文化遗产保护区最少干预原则与开发现代游览设施的悖论

最少干预性保护原则是《威尼斯宪章》中首先提出的,旨在对传统建筑进行修复时,以最少干预的方式进行,但是对文化遗产的修复以及为了使文化遗产对现代人具有可读性,在修葺和利用现代技术和游览设施上存在着对文化遗产不同程度的干预。

2 国外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措施

2.1政府保护世界遗产的多样化措施

(1)设置“世界遗产城市奖”,鼓励地方政府保护遗产

西班牙是仅次于意大利的世界遗产第二大国,为鼓励地方保护世界遗产,西班牙政府设立了“世界遗产城市奖”,评判的标准是文化遗产项目的内容和执行质量,以及是否与外部环境、城市形象十分融合,是否使历史遗迹重新得到社会关注,是否对其他遗迹的保存修复有借鉴作用[1]。奖项名额有两个,奖金共24,040欧元。

(2)多元化投资机制保护遗产

意大利政府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资金方面,采用国家财政拨款、吸收私人投资以及社会公益资金相结合的多元化投资机制,私人资本的介入包括“资助文化产业优惠法”、“文化遗产和可持续旅游交易所”等,并从1997年起专设文物彩票,每年从彩票收入中按比例增拨1.5亿欧元用于文物保护[2]。

(3)维护遗产旅游的和谐环境

柬埔寨政府在遗产景区的管理中以提供公共服务、咨询服务及稳定和谐的社会旅游环境为己任,在每一个宾馆、餐厅、公共服务点免费向游客提供包括餐厅、宾馆价格、服务质量的对比、体验项目的特点、价格、交通的组织等的解说小册子,而且一般提供3—4中语言服务。

2.2 多种措施与遗产地周边居民互动

国外对社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的较早,早在1980年Seeking就指出“一个真实合理的旅游规划中必须依靠普通社区居民和私营机构、非盈利组织的多方参与[3]”而我国对社区参与的研究多侧重于旅游扶贫理论的研究,社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不强,参与性行动更少。

(1)英国哈德良长城与周边居民互动的措施[4]

①利用解说系统促进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通过解说系统让游客知道去周边乡村哪里购物、就餐、停留。

②促进地方利益最大化,包括向游客推广当地服务业的项目,雇佣当地人才,发展新行业和地方供应链,提高社区经济可持续的能力。

③培养社区居民主权感和认同感,包括加强与当地居民沟通,使其理解管理者的意图,通过促销遗产景观和品牌来增加收入,激励社区居民对遗产的认同。

④鼓励居民成为遗产景观的保护者,实施自愿土地管理计划,把商品补贴变为景观的管理费,鼓励遗产地实现多元化发展。

⑤为地方教育提供各种机会,发展“教育和信息”项目,从小培养遗产保护意识,为地方教育提供了广泛的机会。

(2)柬埔寨对社区利益的重视

柬埔寨主管部门将文化遗产旅游收入的20%作为当地居民文化遗产保护、补贴以及教育的基金,并且鼓励当地人从事第三产业的服务,在吸引投资方面优先考虑当地人的投资和就业需要,外来投资者也必须以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岗位为前提。

2.3 保证文化遗产景观原始、自然、和谐的状态

在对文化遗产的最少干预方面,各国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1)保持原真性

意大利首先提出了对文化遗产原真性的整体保护原则,不仅保护建筑物本身,还要保存它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在对文化遗产的修葺方面,强调新修补处必须与原文物有明顯区别,形传统与现代的经典对话,并且要求尽量使用传统材料特别是文物原来的材料。

(2)保持原始性

柬埔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加注重对原生态的保护和对自然的尊重,对文化遗产的修葺严格按照本来面目,并且认为文化遗产的旅游是一种体验文化遗产的生活方式,需要具备生活的各种要素,绝不干涉遗产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更不会为了保护遗产而将居民整体搬迁。

(3)保持生态性

美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更侧重于对景观的保护,针对遗产保护的法律认为国家公园和历史文化遗产地是国民欣赏自然和精神活动的场所,是激发爱国主义激情的神圣之地,严格禁止在遗产地修建索道,除了必要的公路外,严格限制其他机动交通。

以上是国外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举措的分析,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げ慰嘉南:

[1] 肖锡维.西班牙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及其工作启示[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06,04.

[2] 张国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机制研究[D].复旦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09,04.

[3] Potts, T., and R. Harrell . Enhancing Communities for Sustainability: A Travel Ecology Approach. Tourism Analysis 3.

保护我国民族文化的思考 篇4

1 保护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 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目前, 我国民族文化出现了流失和渗透, 如, 法国巴黎一家博物馆, 就收藏了180多套我国贵州苗族服饰, 其中, 黔东南的苗族服饰108套, 极具文物价值的月亮山地区祭祀服“百鸟衣”15套, 数量超过了贵州省内的收藏。并且受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国内一些人的淡化及冷落愈演愈烈。我国的文化安全现状提醒我们, 当前应急待重视和保护我国民族文化, 要树立起一种民族文化安全保护的责任意识, 使我国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重视和保护民族文化能促进民族团结和地区稳定。在我国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 民族团结是国家安定的重要条件, 如果缺乏民族团结和民族凝聚力, 那就会成为一盘散沙, 国家就很难保持统一和稳定。而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功能, 又是激励人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所以, 重视和保护民族文化是保持民族团结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

重视和保护民族文化能促进国家繁荣和富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大小, 既要看生产力是否发达, 也要看民族文化是否繁荣和昌盛。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财富, 也是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对于我们壮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能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所以, 重视和保护民族文化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需要。

重视和保护民族文化能促进人的世界观发生转变和提高思想意识。我们知道文化随然无声, 但又是时时显效的特殊课堂, 有着影响人、塑造人和熏陶人的教育力量, 同时还具有社会属性, 对社会有较强的辐射功能和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它赞扬什么, 反对什么, 都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因此, 能为人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 也能帮助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

2 当前我国民族文化安全受到挑战

当前我国的文化安全形势, 特别是民族文化的安全状况令人担忧。一是西方文化思潮对整个社会有很大影响。这是由于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许多爱国志士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的文化思潮, 这些思潮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逐步生根发芽, 并且有的文化思潮已经独占鳌头成为中国诸多社会文化的排头兵;二是受到国外文化的渗透和国内一些人的淡化和排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 全球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意识形态传播日益频繁, 以至于在我国的社会中出现了人们遗忘了自己传统节日, 但却记住了如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西方节日;大小城市出现了麦当劳、肯德基、汉堡包、比萨饼、XO等国外产品;出现了西方影视大片占据中国影视市场;还出现了人材外流、文化大革命等几次运动的破坏以及中国的三毛、三国等著名文化遗产被外国企业在国外注册, 甚至出现了英语话语霸权现象等等。这种西方文化侵蚀和渗透中华民族文化的现象, 实在令人心痛。虽然我们说文化是无国界的, 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也是必要的, 但我国传统民族文化价值体系正在逐渐失去其影响力和号召力;又如在街头、互联网上出现的“我的e家”、“e笑”等广告, 真是拿自己的母语开玩笑, 降低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尊严。三是受到大自然的威胁和损伤。如今年“5.12”汶川大地震造成仅甘肃就有49处不可移动文物受损,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19处, 省级文物14处, 市县经文物16处;造成607件各类可移动文物受损, 其中一级文物4件, 二级文物6件, 三级文物51件, 一搬级文物546件。因此, 当前我国民族文化已经受到严峻挑战, 甚至在有的地方出现消失, 亟待保护和抢救。

3 保护民族文化的基本途径

3.1 政府要高度重示

政府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构, 应该有意识地提倡和保护民族文化, 也有义务和责任拨款来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 更需要有这样一个意识, 那就是要有预见性地制定相关法律, 出台相应的政策, 不断改革现行的文化体制, 通过行政命令和规划引导来保护和发展我国民族文化, 例如, 限制我国出现的英语培训班比学校都多的现象, 并对民族优秀文化提出相应的、长期的安全保护措施等等。另外, 对一个国家来说经济的快速发展、GDP的高速增长是整个国家发展的第一要务, 但这个时候人们很容易产生只尊重可以带来效益的文化, 而往往会忽略民族文化安全保护的意识, 所以, 政府要适时告诫国人保持清醒的头脑, 同时, 提倡和发展民族文化产业, 利用民族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 带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改变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面貌, 增强民族文化的吸纳能力和成长力度, 促进民族文化从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转变。

3.2 提高民族文化安全意识

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积淀而成的, 具有振奋民族精神、昂扬民族斗志的特殊功能, 也是一个民族精神财富的宝库。所以, 当民族文化受到挑战和威胁时, 每个民族的人要提高安全意识。当前, 一是要在社会中营造一种浓厚的健康向上的氛围, 广泛开展像“激情广场”那样的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来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素质;二是要在不破坏民族文化传统本质的前提下, 向民族文化添加一些现代元素, 用创新来吸引广大民众参与其中, 例如, 我国政府今年对传统节日端五节、清明节等增加了放假的元素, 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三是充分利用我国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和教育等多方面资源, 加强对广大民众进行传统的教育和熏陶, 帮助广大民众认识和学习民族文化的人文知识、人文思想、人文精神, 使广大民众热爱民族文化、爱戴民族文化, 从而达到逐步树立和提高民族文化安全意识。

3.3 打造民族文化品牌

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有赖于民族文化产品的发展, 民族文化产品的发展有赖于对民族文化品牌的打造, 因此, 民族文化需要打造品牌。少数民族也一样, 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服饰、自然风景和美术建筑等, 都有条件打造成文化品牌。只有打造一批有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品牌, 才能使优秀的民族文化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如, 对甘肃省的炳灵寺、莲花山、松鸣岩等民族旅游地, 可开辟新景点, 增加旅游服务设施, 提高服务质量等, 打造成有亮点的民族文化品牌;也可以以先进文化为导向, 把民族地区的民族语言、饮食和文物等文化遗产进行挖掘和整理, 打造成有影响力的民族文化品牌, 促进民族地区的凝聚力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3.4 重视民族文化法制建设

1999年, 我国开始提出研究文化的安全问题, 而美国在1943年就已经开始了。所以, 我们要借鉴国外保护文化和社会安全的立法经验, 制定适合中国特点的文化安全政策和法律法规。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一些保护文化的法律条规,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 同时国家也多次重申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但相对于全球化背景下复杂的文化竞争形势, 是远远不够的, 且我国还没有统一的国家文化安全法, 也没有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 而韩国却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出台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因此, 我国须尽快制定《国家文化安全法》、《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等以及专业领域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 促进我国民族文化健康发展。

摘要：文化是识别一个民族的基因, 是民族得以传承、国家得以维系的精神支柱, 是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护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化的今天, 面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渗透, 我国的文化安全尤其是民族文化, 面临着一些不安全因素。因此, 保护我国民族文化安全已势在必行。

关键词：保护,民族文化,思考

参考文献

[1]魏思政, 商志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8:236-253.

绥宁县实施民族文化保护工程 篇5

绥宁是巫傩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千百年来各民族相互交融，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为了保护、传承和弘扬神奇的巫傩文化，绥宁县坚持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设立了民族文化发展基金，出台了《绥宁县建设文化强县实施意见》，有力有序有效地开展民族文化保护工作。

一是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工作。经过细致的摸底调查，将侗族山歌、闹年锣、苗绣等400多个项目列为县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目前，已完成326项初查工作并建档，建立县级“非遗”保护名录62项，一批民族民俗文化项目成功列入国家和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二是积极开展文物宣传保护活动。建立健全文物、公安、国土等多部门联动保护机制，成立了28个乡镇文物保护小组，进一步落实了文物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记录档案和有保管机构的“四有”工作，对飞山庙、神坡庵、高功山革命烈士纪念陵园等125处县级以上重点文物进行立碑保护。利用“中国文化遗产日”、“三下乡”等活动形式，深入宣传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文物知识，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文物保护的良好氛围。

民族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篇6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标志与灵魂，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忽略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开放性及发展的问题。草原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就是基于这一理论而提出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都在自己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传承，是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也是保护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和持续发展的最有效的途径。文化传承是民族历史的见证和写照，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源泉，大力弘扬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加大民族文化事业建设的力度，使少数民族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和有效的应用。

首先，从世界文化多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来看，需要草原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模式。但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都越来越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之下，各种文化不断渗透与融合，强势文化或文明形态在不断扩张，使相对弱势文化或文明形态趋于消失或削弱，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矛盾已成为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人类文明进化中的文化“基因库”是不可缺少的。大量研究和事实已充分证明，文化或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与生物种群的多样性有着内在的联系性、互动性和对应性。世界文明的进化、升级也像生物进化一样需要有丰富的文化“基因库”作为其进化的素材储备，没有了文化的多样性，就谈不上文化的进步。因此，各国的少数民族既要顺利进入主流文化的现代化社会，又必须要较好地保留各自的优秀传统文化。

其次，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现代化的关系来看，在二十一世纪多元一体文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下，目前世界各国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诸方面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一方面，世界各民族正面临一场深刻的现代化革命，每一个民族都要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平衡，都要协调处理好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而现代化是每一个民族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每一个繁荣昌盛的民族都应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本民族的基本特点。因此，传统文化不仅要保护，更要传承和发展。

第三，从草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来看，草原民族文化必须要保护与传承。众所周知，中国北方草原是中华上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草原各族人民不仅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其中勤劳智慧的蒙古族是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草原游牧文明的典型代表。蒙古民族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草原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且还积极吸收了汉藏满等民族的先进文化，在与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吸纳、交融中不断发展和提升了自己的文化。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在以城镇化道路为主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指导下，草原文化赖以存续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发生变化，民族地区文化安全、文化生态、文化产业化问题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做好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成为西部开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草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对策措施

多年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并采取了很多有利的措施，来抢救、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与现实脱节，还没有真正起到从根本上培植壮大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而且由于对这类资源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它应被重视的程度，使得这类文化遗产有的自生自灭，有的濒临失传或被人为破坏，因此对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工作形成了极大的挑战。从文化安全的角度来看，在以经济发展作为发展的唯一重要指标的时候，民族文化往往成为牺牲品。即使是在开发的过程中，如果缺乏必要而可行的保护措施，文化安全也难以保证。比如在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的变异与消解就很难制止。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优势，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愈发显得意义深远。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讲，人类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自然生态，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样也离不开良好的文化生态。人类破坏自己生活的文化生态，割断生活的历史文化传承，其后果可能不像破坏自然生态那样直接，但却会深远地影响到自身的发展。文化生态区别于生态环境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可再生性。许多历史文化遗产一旦毁损，传统风格一旦变异，人居环境一旦破坏，就将是人类文明的损失和历史的遗憾。民族民间文化是人类需要保护的精神植被。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下，既要推动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又必须对少数民族文化实行特殊保护，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民族文化开发的必然前提。确立以文化为本的产业战略，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资源的宝贵性，特别是文物资源的珍贵性、不可再生性，把文化、文物的保护提到重要位置上来，以便实现在有效保护前提下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坚决防止乱开发、低水平重复建设对文化资源造成的破坏和浪费。当务之急，应抓好如下工作：

首先，要树立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我们要转变环境保护只是针对自然环境而言的观念，要把民族传统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纳入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中来，真正树立起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有了这种观念、意识，我们才能够自觉地体现和落实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保护和建构民族传统文化良好的生态环境。

其次，加紧进行对民族文化资源的抢救与保护工作。一要把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资源，如少数民族口传文艺、民间风情习俗、民间工艺等无形文化用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手段记录下来，使其由直接知识转化为间接知识，存入国家和民族知识库与智力库中。抢救文化资源就是保护我们的记忆，就是在给我们的后代留下珍贵的财富。二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保护各类有形文化资源。可建立民族民俗博物馆，永久性地将文化样本保存下来，还可以通过修建民俗村、民俗公园、开展民俗旅游、举办文化节等形式来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内蒙古自治区从1999年开始已举办了十五届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2004年又成功举办了中国内蒙古首届国际草原文化节，向世人展示了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让世界了解了草原，使草原走向了世界。

第三，确立政府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中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壮大各类民间保护组织的力量。要充分发挥人大的立法作用和政府在制定行政规制、政策规划、资源整合和经济扶植等方面的特殊功能，使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鼓励和支持成立民间文化保护团体，给各类民族文化爱好者提供一个活动空间，同时，借此展示民族传统文化的风采，提高其知名度，构建民族传统文化传播者、承载者与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良好沟通与良性互动机制。

第四，创建和完善文化生态经济模式，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了解决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人们提出了生态经济的模式，展示了可持续发展的活力。那么，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要保护文化生态环境，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就有必要创建文化生态经济模式，以开发利用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为手段或途径，在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并把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前提下来发展经济。这种模式既不会破坏自然系统的平衡，又能充分利用民族传统文化的资源价值，在强化生态经济活力的同时，实现民族传统文化在有效保护前提下的开发利用，达到经济、文化与生态的持续、全面、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金福.实践本体论还是辨证唯物主义的物质一元论——与实践本体论者讨论[J].哲学研究，1989，（12）.

[2]俞吾金.我们不需要“伪民俗”[N].人民日报，2006-09-12.

[3]百科百度草原文化节引用日期：2010-07-06.

[4]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民族文化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 篇7

1. 民族文化数字化的理论基础。

信息技术与民族文化是互动互进的关系。综观人类文化的发展史, 文化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始终是密不可分的, 二者同根同源, 共生共长, 相互促进。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让·拉特利尔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科学技术影响文化的方式, 他认为:“这一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化结构的某种离析, 另一方面又为文化提供新的可能。”[1]49信息技术的应用, 带来了民族文化的数字化存储、展示、传输和信息化教学。民族文化“数字化”的作品就是数字文化资源, 其初级表现形式为图像、数字视频、动画等, 这些信息具有多媒体性、交互性、虚拟仿真及远程共享等特性。

2. 民族文化数字化的技术支持。

随着多媒体和图形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 随着20世纪末虚拟现实技术的兴起和网络的高速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有了新的方法途径——高精度高逼真的数字化遗产保护技术。采用现代信息技术, 可以充分实现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具体来讲, 表现在资源共享、虚拟展示、动漫制作、电子出版等四个方面。高精度高逼真的数字化遗产保护技术采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多媒体、宽带网络与数据库等先进信息技术, 开发基于计算机与网络环境的新型实用化辅助系统或手段, 为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将通过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提供数字化保存、组织、存储与查询检索等手段, 并进一步建立数字化文化遗产博物馆、展览馆, 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服务。信息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数字摄影、三维信息获取、虚拟现实、多媒体与宽带网络技术研究与应用的发展, 为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研究与保护开发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3. 国内外民族文化数字化保护现状。

(1) 国外民族文化数字化保护。目前世界发达国家正在大规模地把文化遗产转化为数字文化形态。1992年, 为了最大限度地为公众公平地享有文化遗产并实现永久性的保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在全世界推行“世界记忆” (Memory of the World) 项目, 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美国为例, 1995年启动的“美国记忆”项目是美国文化遗产数字化的主要项目。2000年完成, 实现了500万件文件文献的数字化, 集中反映了美国建国200年来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目前, “美国记忆”的80个资料库已上因特网服务。1991年, 在芬兰建议下, 欧盟国家开始启动一项多国框架性合作项目“内容创作启动计划”, 在该计划中文化遗产数字化被确定为基础性内容。美国、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等国已经组织专门机构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来保护文化遗产, 并在数字博物馆、数字化文物保存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索。成功的案例有卢浮宫数字化项目、数字化米开朗基罗计划、罗马大剧场数字化项目等。早在1994年, 大英图书馆确立了国际敦煌项目, 旨在联络世界各地拥有敦煌资料的机构, 合作将这些资料建成数据库, 以供浏览和研究。日本奥兹大学对日本奥兹地区的活态文化遗产狮子舞的数字化保护工程。 (2) 国内民族数字化保护。我国1996年启动的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 开始了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进程。目前, 我国部分文化遗产也实现了数字化, 如“数字敦煌”、“数字故宫”等。以故宫博物院为例, 数字化提供肉眼达不到的文物细部。此外, 国家图书馆累积全文影像保护已达1.1亿万页, 音频数字转换的音乐超过50万首;担当面临无法永久保存老电影档案影像资料电影遗产, 做抢救性数字化修复达1600多部。从1998年开始, 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合作对智能技术与艺术复原、多媒体技术拍摄制作、文化遗产的数据库建设等进行了系统研究。而始于2003年的敦煌数字化项目, 希望通过数字化摄影和三维立体扫描, 最大程度地弥补因敦煌文物不可抗拒的衰败和消失而带来的缺憾, 并建立全面的敦煌文物资料数据库。文化部主持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从2002年开始规划, 已建成基于互联网的中华文化信息中心和网络中心。根据《中国信息化发展报告2006》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0月15日, 文化共享工程网站新增各类信息资源超过1000万条, 22亿字;多媒体资源超过1000小时达700多部 (集) 。各地方的本土文化数据库建设也逐渐增多。广西壮族自治区决定从2007年起用三年的时间, 把散落在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收集起来, 分别在十四个市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南宁市的良庆等县区被首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试点地区, 师公戏、钱鞭舞、斑鸠舞、风火球、香火龙舞、鲤鱼白鹤舞等一批富有传统特色的乡土文化, 将成为数据库的先期建设内容。陕西省2006年出台政府文件, 计划到2010年, 基本建成陕西文化遗产资料库、网络服务平台和数据库。由内蒙古自治区社科院组织实施、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协助制作的“内蒙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数据库”已经于2007年宣布建成并开放。“羌族文化数字博物馆”亦于近日宣告完工。

二、民族文化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理性思考

1. 民族文化数字化的利弊分析。

民族文化的数字化保护, 即应用信息技术改变民族文化的载体, 民族文化的存储、展示、传输等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便利, 是以前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信息技术的渗透, 带来了人们学习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全方位的变革。正如张诗亚老师所说的:“我们现代社会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储运、交易、消费及其与之伴生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金融业等;我们精神发展方面的科学研究、艺术创造、思想生产、文化交流、规则制定、法律规范及其相伴生的行政司法、新闻传媒、社区管理、信息咨询、文化教育等都将受到巨大冲击, 继而, 产生前所未有的变革。”[2]11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信息技术应用, 是立足于“数码时代”这个社会现实大背景。以数字化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推动了文化信息的巨量复制与快速传送, 这种信息聚合与共享方式是以往任何一种技术变革都无法企及的。民族文化在面临巨大的冲击的同时, “文化全球化也给传统民族文化带来了‘再度发现’的机会, 并通过‘文化形式的相互作用’带来的新养料, 使之能得到‘创造’的极好机遇。面对这个机遇, 只要采取适当措施, 传统民族文化就能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形成新的、更符合民族成员和社会要求的现代文化”[3]2。数字技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文化生态的平衡和文化多样性。民族文化保护过程中, 数字技术很容易形成新的文化话语霸权, 将可能在技术传播层面扭曲、削弱甚至抹煞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

2. 民族文化数字化的价值取向。

民族文化数字化保护的关键在于是否保持了文化的本真性、原生性、活态性。当前的数字化保护大多仅仅还停留在静态保护层面, 常用的方式多是通过现代技术对其数码拍摄;二维、三维扫描;数字录音、摄像;虚拟现实;网络数据库;搜索引擎;建立数字化博物馆。但这些方式只能保存非物质文化的“形”——“看得见”的东西, 不能保护其“神”——“看不见”的东西, 无法保存其蕴含在非物质文化里的文化内涵、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等抽象的东西。而后者恰恰是一个民族非物质文化的精髓。民族文化传承中信息技术应用的价值定位不同, 所对应的数字化对象也不同。应用信息技术支持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不仅仅只是有形的、静态的、脱离了文化生长的土壤的文化的数字化, 还包括无形的、动态的、生长在人们生活的土壤中的活态的文化的数字化。而“数字化”首先是一个动态的“技术实现”的过程, 传统的民族文化都能通过智能工具, 转化为一种全新的、非物质的、系列的数字化的编码形态, 继而存储、传输、复制、再现甚至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精神符号, 是民族文化的一种独具代表的“活化形态”的文化。其传承载体是“活生生的人”, 是典型的“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传承的方式是师徒式的言传身教。主要是通过没有离开文化生长的土壤的民族群体自发的传承, 即父子、师徒口耳相传、参悟体验来实现的。也通过人与人之间尤其是老一代对后辈的行为影响来实现。其传承充分依赖于“原生态”的生活方式, 一旦这种生活方式发生变化, 民族文化的传承便受到挑战。相当一部分民族文化的消失, 其主要原因在于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不仅要保护其有形外观, 更要确保它们能得到永远传承, 这样的保护才具有本质性的意义, 才能使之呈现为“活的文化”[4]6。因此, 将信息技术的应用的价值仅仅定位于静态的、有形的民族文化的数字化, 还是兼顾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 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民族文化融合起来, 支持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人的发展。民族文化在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大背景下, 如何在全新的数码时代中, 对外不断适应新的环境, 对内不断发展自身, 形成真正满足民族成员和社会需要, 并有利于当地人民和社会发展的文化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参考文献

[1]法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M].吕乃基, 译.商务印书馆, 1996.

[2]张诗亚.强化民族认同:数码时代的文化选择[M].现代教育出版社, 2005.

[3]龙藜.文化视野中的藏区小学与社区关系研究[D].西南大学, 2009.

古树资源保护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篇8

1 我国古树名木的研究现状

目前, 我国许多省份及地区 (县) 已有古树名木资源调查及保护方面的研究报道。田广红等[3]、欧世芬等[4]、姚和金等[5]、覃勇荣等[6]、刘东明等[7]、董青峰等[8]、马向阳等[9]、卢春英[10]、彭洪林等[11]、曹栋梁等[1]、易绮斐等[12]分别报道了珠海市、福建莆田市中心城区、衢州市区、广西宜州、香港、陕西、河南、闽西、兴山县、安阳县以及广州从化市的古树名木资源, 并根据所调查研究地的古树名木资源状况提出相应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措施。目前国内学者对古树资源的保护研究提出的保护措施侧重于政府重视、法制建设、宣传教育、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科学研究、建立数据库、防治病虫害、建立保护点和动态监测等, 忽略了民族风俗和民族文化对保护古树资源的作用或意义, 针对某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与古树资源保护的关系的研究鲜见报道。也有专家学者论及到古树名木资源保护与民族风俗或民族文化的关系, 张华海等[13]对贵州古树名木的植物区系及特征的研究时提到人们因讲求风水和道教、佛教的兴起, 使古树名木得以保存下来。梅艳等[14]在试析古树名木崇拜及其生态意义时, 认为浙江山区人们对古树名木的崇拜, 对于爱护自然、保护生态、规范人与自然关系行为以及提升整个社会成员保护生态自觉性等方面有一定的教育意义。雷启义等[15]在研究贵州黔东南地区民族植物利用时谈到, 很久以前祭祀的植物大多成了古树、神树而被保护下来;杨桂芳[16]论及历史文化名城中古树名木的价值中也提到古树名木的宗教文化价值;刘东明等[7]对香港古树名木进行调查时, 认为香港保存着众多的古树名木, 与当地村民笃信传统风水和风俗习惯密切相关, 同时认为香港现存的古树对于研究岭南人的人文历史和文化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沿河县古树资源的调查研究中发现, 少数民族风俗和民族文化对古树的存在和保护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研究古树资源保护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旨在为古树资源保护提出新的思考和启示, 以便在制定古树资源保护措施时将民族文化纳入其中。

2 调查地区概况

沿河县境内居住有土家、汉和苗族等16个民族, 少数民族总人口43.8万人, 占县总人口的66.2%。少数民族的比例较大, 主要以土家族为主体。该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 地处云贵高原东北边缘斜坡面、大娄山脉与武陵山脉交错地带, 乌江由南而北流经全境。地跨N 28°12′45″~29°05′23″, E 108°03′49″~108°37′53″。南北长98.28km, 东西宽53km。县北部、东部与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和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接壤, 东南部与松桃苗族自治县和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相邻, 西南部与德江县交界, 西北部与务川仡佬族自治县毗邻。最高海拔1 462 m, 最低海拔225m, 相对高差300~700m。境内以溶蚀地貌为主, 侵蚀、剥蚀堆积地貌次之, 主要为低中山峡谷、低中山山原、低山沟谷、峰丛谷地、峰丛洼地、丘峰洼地、残丘坡立谷、高丘、低丘和缓丘等, 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光、热比较充足, 雨量充沛。具有多种土壤类型, 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红、黄壤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气候地带有利于植物生存繁衍和保存, 因而该地的植物种类较为丰富, 古树的种类及数量也相对较多。

3 古树划分标准与调查方法

3.1 划分标准

根据国家绿化委、国家林业局《全国古树名木普查建档技术规定》的界定:古树名木一般系指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保存下来的年代久远或具有重要科研、历史、文化价值的树木。古树指树龄在100a以上的树木;名木指在历史上或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中外历代名人、领袖人物所植或者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纪念意义的树木。古树名木的分级及标准:国家一级古树树龄500a以上, 国家二级古树300~499a, 国家三级古树100~299a。名木不受年龄限制, 不分级。

3.2 调查方法

采用资料法、实地调查法以及访谈法对沿河县古树资源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

资料法即是根据当地的历史文献、研究报告及相关材料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6]。在沿河县古树资源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的调查过程中, 查阅了沿河县林业局对古树的记载资料、县志、县年鉴和县森林资源二类调查资料等。实地调查法是指对古树进行每木调查, 测量并将每一项数据记录到统一的表格, 如树种、树高、胸径、冠幅、枝下高、树龄、海拔、土壤类型、坡度、健康状况以及是否遭受过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等, 并且拍摄数码照片, 记录与古树伴生的各种植物, 认真收集并整理古树生长环境的有关资料。不能现场鉴定的树种, 采集标本, 在室内查阅文献或请植物分类专家鉴定后再补充完整。

访谈法是调查者通过一些提前准备好的相关问题提问被调查者, 获得相关信息的调查方法[6]。在调查古树资源及其与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过程中, 通过向当地村民了解古树年龄、来历、奇闻异事及群众对古树存在意义的想法, 特别是尝试运用牛津大学专家[17]的所谓“林业人类学”研究 (Anthropology of Forestry) 及印度林学家[18]所倡导的民族林学 (ethnoforestry) 研究中常用的参与观察法和民族志分析法。

4 结果与分析

4.1 古树资源组成

4.1.1 科、属组成

沿河县古树资源种类丰富、数量较多, 有28科42属57种, 共有2 411株 (见表1) , 其中, 含5个种及以上的科有2个, 分别是壳斗科 (Fagaceae) 8种、樟科 (Lauraceae) 9种;3种以上的属有5个, 分别是栎属 (Quercus) 3种、青冈栎属 (Cyclobalanopsis) 3种、朴树属 (Celtis) 3种、楠木属 (Phoebe) 3种、樟属 (Cinnamomum) 4种。县内古树中柏科 (Cupressaceae) 数量最多有928株, 占所有古树的38.5%;其次是山茶科 (Theaceae) 477株, 占县内古树的19.8%;胡桃科 (Juglandaceae) 254株, 壳斗科183株、金缕梅科 (Hamamelidaceae) 160株, 分别占全县古树的10.5%、7.6%和6.6%;这5科的古树占全县古树的83%。

4.1.2 树种内株数的组成

沿河县古树的树种有57种, 其中10株以上的种有22个 (见表1) , 由多到少分别是柏木 (Cupressus funebris) 、茶树 (Camellia sinensis) 、核桃 (Juglans regia) 、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丝栗栲 (Castanopsis fargesii) 、椤木石楠 (Photinia davidsoniae) 、黄连木 (Pistacia chinensis) 、青冈栎 (Cyclobalanopsis glauca) 、朴树 (Celtis sinensis) 、枫杨 (Pterocarya stenoptera) 、黑壳楠 (Lindera megaphylla) 、金弹子 (Diospyros cthayensis) 、柞木 (Xylosma japonicum) 、飞蛾槭 (Acer oblongum) 、栓皮栎 (Quercus variabilis) 、银杏 (Ginkgo biloba) 、珊瑚朴 (Celtis julianae) 、光皮树 (Corus wilsoniana) 、麻栎 (Quercus acutissima) 、栾树 (Koelreuteria paniculata) 、川桂 (Cinnamomum wilsonii) 及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其中柏木、茶树、核桃、枫香和丝栗栲均超过100株, 柏木是沿河县古树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树种。这些古树多以古树群的形式存在于距城镇较远的少数民族村寨。

4.1.3 各古树级古树的组成

沿河县古树中, 国家一级古树40株, 占全县古树总量的1.66%;国家二级古树123株, 占全县古树总量的5.1%;国家三级古树2 248株, 占全县古树总量的93.2%。

4.1.4 古树的分布情况

沿河县的22个乡镇均有古树分布, 其中100株以上的乡镇有7个, 分别是板场乡 (567株) 、塘坝乡 (478株) 、官舟镇 (338株) 、沙子镇 (235株) 、洪渡镇 (218株) 、夹石镇 (135株) 、思渠镇 (111株) ;50~100株的有3个乡镇, 分别是黑水乡 (93株) 、晓景乡 (82株) 和新景乡 (54株) ;谯家镇、淇滩镇、中界乡和甘溪乡等4个乡镇古树分布极少。

4.1.5 古树存在形式

沿河县的古树主要生长在村寨旁、路旁、寺庙旁、河边和坟墓旁;其主要形式为风水林和风水树 (即阴风水、阳风水) 两类, 尤其是距城镇较远的土家族村寨古树较多, 有的村寨有几个古树群。因为古树年代久远或者作为当地的风水林或风水树而受到人们的保护而保存下来。

4.2 县内土家族对古树的崇拜及其作用

4.2.1 古树在土家族村寨存在的原因

一般情况, 文化底蕴深厚、经济条件较好的村镇, 其古树数量相对较多, 保存状况也比较好[6];但是这种情况在沿河县却不是很明显, 在沿河县的县城 (和平镇) 周围并没有多少古树存在, 反而在县的其它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欠缺的村寨, 如板场乡、思渠镇和塘坝乡等乡镇, 一些土家族村寨古树较多, 这与当地的土家族人的民俗习惯有一定的关系。贵州各民族都继承了先祖的传统, 钟情于山水, 如居住地及村寨选址都倚山面水, 对房前屋后乃之死后坟墓的选址都要讲究风水, 都要有树, 就形成了爱树、护树、栽树的习俗[13]。沿河县的土家族人也不例外, 他们也很讲求风水, 在调查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的风水林和风水树, 并且大多数古树都生长在村寨周围, 例如官舟镇的木梓岭村木梓岭和六溪村项子口两个地方的村寨周围, 有很多的古树或古树群。村寨周围的古树主要作用是能够防风固土 (护寨林) 和风水。百年以前或者更远的年代, 边远的山区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科技落后、精神生活不丰富 (没有电视和电话等) , 土家族人把精神寄托于大自然和风水林或高大雄伟的古树。

4.2.2 土家族人对古树的崇拜形式

通过对调查资料的分析, 沿河县土家族人对古树的崇拜形式归结起来主要有寄拜、辟邪祛灾和祭祀。

(1) 寄拜是人们崇拜古树最普遍的形式[14]。沿河县许多地方至今仍保留着这种形式, 尤其是土家族村寨最为明显, 例如将子女寄拜给村寨周围的某株古树, 拜古树为干亲家, 在古树上挂上红布, 祈求古树保佑孩子一生平安、顺利吉祥, 像古树一样健康成长, 长命百岁。寄拜后就认定古树是自己家的亲戚, 不让别人攀爬和栓牲畜在认定的古树上, 更不允许砍去已认定古树的枝条, 每逢过年或过节时均要去祭拜古树, 并清理古树周围的杂乱物。

(2) 人们认为古树能够辟邪去灾, 这就是古树为什么多出现在村前屋后的原因。在调查过程中, 常见到村头、村中或四周有高大的古树, 在沿河县土家族村寨以柏木、楠木、闽楠、枫香和银杏等树种居多。有的村庄在古树上挂上红布或者贴上红纸, 并在布或纸上写上字, 初一、十五烧香, 烧纸祭拜;祈求古树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有的正月初一挑水前先要在树旁烧香和烧纸。人们对古树产生了敬畏, 认为这些古树有鬼神附体, 如果遇到不如意的事或疾病或天灾等就来烧以香纸, 以祈求平安, 从而促使古树得以保存下来。

(3) 沿河县土家族人对古树祭祀方式较多, 有前面提到的为古树挂红 (在古树上挂上红布, 或者贴上红纸) , 初一、十五祭拜;另一种是在一些乡镇的村落有特定划出来的风水林区域, 禁止进入, 不允许在风水林内打柴及放牧, 并且在过年过节时定期祭拜。还有在古树下面, 或者旁边修建小型的庙宇, 烧香、烧纸及供奉。

4.2.3 土家族人对古树的崇拜使古树得以保存下来

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现存古树中最多的树种是柏木。其次是茶树、核桃、银杏、枫香、丝栗栲、椤木石楠和黄连木等。柏木古树因其为常绿树种, 四季常青, 落叶较少, 适应性强, 易成活, 很受当地人的亲睐, 另外, 沿河县土家族人对古树的崇拜不仅是柏木, 还有闽楠、楠木、金弹子、枫香和银杏等其它古树, 只要是年代久远, 树龄上了百年的古树, 也有被当地人们崇拜的。县内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人们对古树都有着崇敬之情, 有着对于生活的深深寄托。

不同形式的民族传统文化信仰, 无论是“祖先崇拜”“自然崇拜”, 还是“神灵崇拜”或“宗教崇拜”, 在历史上都起到了保护动植物物种及其生境的作用。沿河县之所以保存下来了如此多的古树, 与当地土家族的民族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 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就形成了对古树保护的“无形屏障”, 使得沿河县的古树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

5 结论与讨论

5.1 民族文化是对植物的一种保护力量

一个地区的民族文化对植物的保护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而这种文化产生的影响, 带来的效果是不可估量的;它对于人们一些不良行为的约束力量甚至可超越法律法规, 例如少数民族对古树的崇拜而使得许多古树得以保存下来。

5.2 从生态学角度理解人们对古树的崇拜

在我国的各个省、市或地区, 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的人们都有对于古树名木的崇拜, 且很多地方都有对古树的祭拜仪式或一些特别的方式。如贵州[15,19]、云南[16,20]、广西[21]、浙江[14]和香港[7]等地的人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古树崇拜情节。从这些地区对古树名木调查研究的文献中了解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对于古树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崇拜。并且在少数民族地区对于古树的崇拜和敬畏的程度相对较深;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 这些习俗最能体现人类与大自然之间与生俱来、密不可分的精神关联[19]。

5.3 以科学的角度看待古树崇拜问题

虽然说, 对古树的崇拜有一定的迷信意义。但从实质上, 是人们通过长时间的经验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人们栽种树木、保护树木, 从而使得自身的生存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 让山更绿、水更清;森林植被得到了保护, 而森林又能够涵养水源。所以水源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古树被人们尊奉为神树, 先把迷信成分撇开, 来看它给予人们精神上的寄托, 给人们以希望。古树崇拜与一个地区的植被保护及当地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只有生态环境好了才会更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5.4 利用民族文化保护古树

古树经历了风雨的洗礼, 是历史的见证, 对当地气候、文化、人类进步方面的科学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旅游开发方面有重要的意义。然而, 不论是文化经济发达的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地区, 不论是土家族还是其它的民族, 都有对古树或多或少的崇拜。

通过对沿河县的古树资源及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 可以说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如此多的古树能够保存至今, 一定程度上与当地人对于古树的崇拜及风俗习惯有关, 特别是土家族人口较多的村寨, 人们对古树的崇拜更是深厚, 因此, 对古树的保护, 除了对古树进行挂牌、记录、养护、定点定时观测及法律法规保护外, 还可多发展和保护当地的民族风俗文化, 充分利用民族文化来保护古树。而反过来看, 保护好这些古树资源, 也有助于当地民族文化中的优良元素特别是其生态环保方面的内涵得以传承和发扬。Laura Rival研究中反复论及树木与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认为地方民族社区关于树木的知识和利用方式, 构成了人类文化体系中的生态理念基础, 而文化给树木赋予的象征意义, 则支撑了人类对树木或森林的保育[17]。沿河县的研究案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将古树资源保护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研究, 可以为林业资源保护利用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摘要：将古树资源保护与民族文化结合进行研究, 可以为古树资源保护和林业资源保护利用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研究采用资料法、实地调查法、访谈法对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古树资源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沿河县共有古树2 411株, 其中, 国家一级古树40株, 占古树总量的1.66%;国家二级古树123株, 占古树总量的5.1%;国家三级古树2 248株, 占古树总量的93.2%。其中国家Ⅰ、Ⅱ级保护植物分别为1种和17种;柏科中的古树最多, 有928株, 其次是山茶科477株、胡桃科254株、壳斗科183株、金缕梅科160株, 这5科的古树占全县古树的83%, 多数以风水树或风水林的形式存在于土家族村寨中。该县如此多的古树资源能够保存至今, 一定程度上与该县土家族的民族风俗和民族文化有关。

保护土家族摆手舞,传承民族文化 篇9

一、土家族摆手舞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一) 摆手舞的历史背景

土家族的摆手舞是经土家族的祖先创作的, 并不断的将其发展、延续, 在史书上记载, 土家族的祖先被称为“蛮”、“夷”或“土”, 有史书认为土家族是巴人的后代, 也有认为其是土著人的后代。古代巴人在军事战斗时, 为了提高自己的战斗力, 鼓舞士兵的士气及威慑敌人而跳的舞蹈就是巴渝舞, 这种舞蹈是在开战之前表演的。在巴渝舞表演的过程中, 主要分为矛渝、安台、弩渝、行辞四部分, 需要表演者披甲执盾, 在锣鼓的伴奏下唱着巴歌跳跃, 其舞姿动作大都为在征战过程中刀劈、枪刺的动作, 不仅锐气冲天而且还杀气凌人。而巴渝舞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是在汉朝, 楚汉之争过后, 汉高祖刘邦见有人表演这种舞蹈, 便乐其猛锐、使人司之, 进而巴渝舞进入了宫廷, 经过宫廷文人和乐师的改进和润色, 发生了一些变化, 有记载曰;“巴人讴歌, 相引牵连手而跳舞”, 相应的减少了巴渝舞的杀气。但是在唐代, 因巴族的失去使得巴渝舞退出了宫廷, 继续在民间发展、传承, 且分离出了“土家族摆手舞”的派别。

土家族的摆手舞最初是人们在狩猎、劳动之后, 用来感谢天地、祭祀祖先的舞蹈, 根据表演的人数可以分为“大摆手舞”和“小摆手舞”, 每当新春、清明等节日, 土家族的人们都要一起跳摆手舞, 来回忆土家族的历史和歌颂祖先创下的丰功伟绩。在舞蹈中, 吹着牛角和唢呐等, 举着龙凤大旗, 肩上扛着棍子和标枪, 尤其是在表演队伍走进摆手堂的时候, 需要土老司手里拿着司刀和铜铃, 带高帽、穿八幅罗裙在队伍的前面作为引导, 如军队出征一般, 使人顿时感到热血奔腾。而小摆手舞的规模相对较小, 也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 成为了人们日常娱乐的一种重要方式。

(二) 摆手舞的艺术特征

土家族摆手舞的艺术特征与其产生和创作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巴蜀不仅是兵家的梦魇, 更是政治家的战略大后方, 其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的掠夺, 也同样曾经兴盛一时。土家族人民性格豪放, 崇尚健美有力, 巴蜀之地, 多丘陵山地, 土家族人常负重前行, 山路崎岖, 走路时要膝盖微曲, 为了安全还要适时做出各种动作来保障身体的稳定。摆手舞的艺术特点正和此相关, 摆手舞规模宏大, 常常是几寨人民共同参与, 小规模的也是整个寨子人民的参与, 大到几万人, 小也有几百人, 这种规模宏大的舞蹈所体现的艺术特征便是恢弘气势, 给观者一种震撼, 尤其是在几万人规模的摆手舞中摆出各种图案时, 常常让人难以想象艺术的魅力竟然可以如此的震撼人心。此外, 摆手舞动作简单, 带着一种古朴的味道, 表演者大都健美有力, 动作做得流畅大方, 把摆手舞简明清新、超凡脱俗的艺术特征表现的淋漓尽致。土家族人民过着淳朴的生活, 崇拜神的力量,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在听到《吆喝号子》时, 人人都齐聚祭祀的广场, 由梯玛带领各摆手来对神进行跪拜, 并清唱“八部大王”的祭词, 其音乐主题鲜明, 歌词句句押韵, 读来朗朗上口。在个性鲜明的音乐伴奏的配合下, 上万性格豪放的摆手做着简单古朴、强健有力的动作, 给人的感受是何等的震撼。简言之, 土家族摆手的艺术特征深深地印藏在其恢弘的气势下面, 印藏在其古朴的韵味里面, 印藏在其流畅有力、豪迈不羁的性格里面。这一艺术特征是摆手舞所独有的, 是任何舞蹈都难以模仿的, 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的积淀是难以形成艺术特征如此丰富的民族艺术的。

三、土家族摆手舞的保护和传承

摆手舞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土家族的人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也是我国主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以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 一定要注重保护, 进行合理的发展, 为了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我们在此提出了针对性的保护和开发策略。

(一) 土家族摆手舞的保护

摆手舞这种传统文化的形成、生存和发展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进行的, 这种生态环境包括人文生态、族源历史和地理环境等, 这需要历经千百年才能形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过于追求, 使得摆手舞这种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 那种古朴自然、土生土长的摆手舞越来越少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大力恢复“摆手舞”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生态环境, 从政府政策的角度予以重视, 调动全民族的积极性来保护“摆手舞”所生存的生态环境,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摆手舞进行更好的发展, 使我国的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摆手舞是一种舞蹈, 更是一种艺术, 在对其进行保护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重提高其社会地位, 应将这种流传千年的文化遗产纳入课堂教育, 培养民族舞蹈艺术的接班人, 以防这种文化艺术在传承的过程中被阻断。同时, 也只有将摆手舞引入课堂, 才能使后人真正的、全面的了解摆手舞, 并将摆手舞进行传承, 促进摆手舞的发展。

除却上述保护方法, 还要对摆手舞进行特殊保护, 具体而言主要从两方面进行, 一方面是展示摆手舞, 经常举办大型的土家族摆手舞的表演活动, 强化摆手舞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起到相应的保护和宣传的作用, 同时这种民族文化活动的举办还能有效的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对与摆手舞相关的土家族文化遗产进行集中保护, 如“吊脚楼”的建筑文化、“西兰卡布”的服饰文化等, 建立土家族民族文化长廊, 对其进行全面保护, 只有这样才能切实的保护摆手舞的原汁原味性, 以促进其长远的发展。

(二) 土家族摆手舞的传承

政府因以经济建设为基础, 对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没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如此下去传统文化遗产将会流失, 故政府应积极保护加大资金的投入, 保障摆手舞的传承文化顺利进行, 其次因外来文化的影响, 土家族摆手舞的群众基础相对薄弱, 更是缺乏专业人才, 针对此现状, 我们提出一些策划方案来加大摆手舞的宣传工作, 利用舆论氛围的良好效果使热爱这种传统文化的人才积极加入到传承摆手舞的队伍当中, 建立起稳定长效的工作机制。为了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能更好的传承下去, 将摆手舞引入课堂形成良好的教育阵地, 使得摆手舞得以顺利传承并发展下去;国家可以针对民族性的文化, 制作土家族摆手舞精品式样等, 发展旅游事业, 同时也可让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真正的使民族的变成世界的。

摆手舞不仅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 正可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摆手舞在未来的艺术舞台上, 必将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无独有偶, 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 摆手舞面临着日益发达的科技、快速发展的经济和物质利益的冲突, 其生存的生态环境被不断侵蚀。所以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一定要将摆手舞的保护工作放在重中之重, 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使之获得健康的发展。

摘要：“摆手舞”在土家族中被称为“舍巴日”或“舍巴巴”等, 是土家族的一种传统歌舞, 它主要表现的内容为民族迁徙、战争, 人们的劳动生活, 及民族信仰等, 记述了土家族发展的方方面面。摆手舞不仅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 正可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摆手舞在未来的艺术舞台上, 必将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关键词：摆手舞,土家族,保护与传承

参考文献

[1]但雪莲, 韩翠, 何源.土家族摆手舞的起源及现状分析[J].科协论坛 (下半月) , 2007, (3) .

[2]罗岚.土家族摆手舞风格特征与成因浅析[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9, (6) .

[3]覃燕萍.土家族摆手舞透析[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07, (1) .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 篇10

在国际上, 由于发达国家采取一些不规范的手段将发展中国家丰富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无偿地掳去并未支付任何补偿, 引起了发展中国家开始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实行法律保护。在我国, 近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 地方政府和国家相继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采取了措施。目前,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 主要体现为文物保护法、版权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法律手段。

二、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适用法律的修正与探讨

在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各种保护措施中, 利用法律保护无疑是最强有力的手段。

(一) 利用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保护

关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 我们应明确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主要涉及的权项, 分别选择相应的法律制度加以保护。

1.知识产权法保护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种智力成果。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利用知识产权法进行保护是保护我国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武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的文学艺术表达形式、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民族民间传统医药医疗技术及医药秘方、古代建筑设计风格艺术、商标商号和地理标志等传统标识涉及到权利主体的著作权、专利权、商业标识权、商业秘密权和保护公平竞争权等权项, 含有人身权和无形财产权, 属于知识产权, 是一种私权利。它的公权利适用尚未出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进行保护, 它的私权利就适用知识产权法进行保护。

主要包括适用或修改现行的著作权法进行保护、利用原产地标记或地理标志保护和利用商标法中的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保护三种保护方式。其中,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 可以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民间传统工艺制作技艺, 传统医药医疗及祖传秘方, 可以纳入《专利法》和保护商业秘密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下保护;古代建筑风格设计艺术也可以纳入著作权或专利权下保护;老商标商号及地理标志等传统标识可纳入《商标法》下保护。

2.刑法保护

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刑法保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对侵犯知识产权的, 可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章第七节的规定, 追究其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刑事责任;第二, 对在出版物中刊载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内容, 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员, 可根据我国刑法第250条之规定, 以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予以处罚。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情节严重的, 可依我国刑法第251条之规定, 分别以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定罪处罚;第三, 对破坏和走私文物构成犯罪的, 可依刑法第六章第四节规定的妨害文物管理罪处理。当然, 上述行为如不构成犯罪的, 行政管理机关可依职权进行行政处罚。

(二) 立法保护

光靠现有的法律来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不够的, 它依然存在许多漏洞, 以立法来加强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是目前各国常用手段。只有制定一部完整的文化保护法律, 才能使保护的工作走向规范化、法制化, 促进这项工作更好更快地发展。一是可以更好地划定保护界线, 建立规范的普查机制、重点保护机制、长效机制。二是可以使我国的这项工作有法可依, 规范运作, 提高保护效果。三是可以通过宣传法律, 提高全民的文化保护意识。四是可以依法打击那些破坏民族民间文化行为, 推进祖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我们应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 在立法上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1.明确知识产权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关系。云南、贵州的立法只解决了行政保护, 没有解决知识产权保护。行政保护主要是公权利方面的保护, 而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私权利方面的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的文学艺术表达形式、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民族民间传统医药医疗技术及医药秘方、古代建筑设计风格艺术、商标商号和地理标志等传统标识涉及到权利主体的著作权、专利权、商业标识权、商业秘密权和保护公平竞争权等权项, 含有人身权和无形财产权, 属于知识产权, 是一种私权利。

2.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普查的原则, 成立的要件, 设立的程序, 分级的标准要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好, 解决和防止出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设立无序, “一哄而上”, 标准、级别和功能混乱的局面。

3.明确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权利主体代表人、传承人、收集整理人的法律地位。尤其要确保在立法上他们知识产权方面的应有的地位, 比如由谁来享有民间民歌的署名权等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群体性和相对公开性往往决定了他的权利主体不会像其他的民事主体一样是明文规定的单独的特定的个人或数人, 它的权利主体有可能是特定的一整个民族, 也有可能是单纯的具备某项技能的个人, 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新的立法中确定起来。

4.权利客体, 即哪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应纳入文化生态保护的范围。现有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大多数都可以算做原生态文化。但需要进行“抢救式”的保护的, 主要是那些价值重大且濒临灭绝的原生态文化。

5.权利保护的期限不受限制。必须在立法中加入这一点, 因为文化是活态的文化, 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是一条流动的长河, 每一个时期, 文艺家都在其中注入新鲜水脉, 所以对传统文化不应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保护, 而是要对其进行“活态保护”。

6.权利内容。具体有: (1) 公开权, 即将尚未进人公有领域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通过书面出版、广播、电视、网络等方式向本民族、群体、区域以外公开的权利; (2) 署名权, 即表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来源于何种民族、群体或者区域的权利; (3) 保护作品完整权, 即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权利主体享有的经济权利主要是指:凡以营利为目的, 在本民族、群体、区域以外使用非物质文化表现形式, 须经所有人或者法律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许可, 并支付一定使用费用。

7.地方政府保护职责、权限、方法。用完善的立法规范政府保护行为, 政府可以借鉴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 形成有利于保护原生态文化发展的机制。通过政府成立专门的文化生态保护区, 或建立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合一的保护区, 以设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基金等办法, 投入资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独特性, 保护原生态文化的生存环境。同时, 保护和扶持区域地方原生态文化等等, 也确保政府不会滥用权限。

8.设立专门的权利和责任机关。现行的行政规划和法律法规都没有规定或设立一个专门的负责管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维权、追究责任、提供救济的部门, 致使我们的保护工作开展的不彻底, 这一点我们要在立法上弥补过来。

9.侵权行为与法律责任。光有权利义务的内容, 而没有对侵犯其内容的情形和应负的法律后果进行明文规定, 那么前面的规定只是一纸空文罢了。同时, 在法律责任方面, 在适用行政、刑事、民事法律保的同时, 应注意适用现行的或重新制定相关知识产权的护规范, 以便规制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曲解滥用、擅篡改、非法牟利等行为, 以法律保护其著作权及邻接权或业秘密权等无形财产权。

三、结语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祖先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传统优秀文化, 不仅对于保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延续有着重要意义, 而且对于建设新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大力宣传民族民间化在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的同时, 强调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抢救性保护,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付荣.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民间文化的法律保护[J].河北法学.2004, (4) .4.

[3]张辰.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A].知识产权文从第8卷[C].2002.

民族文化保护 篇11

作者:白碧波 主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0 年5月

云南省是我国少数民族交错居住的典型区域,世居的民族有汉、彝、白、哈尼、傣、蒙古、苗、拉祜族等26个民族,有26种语言。在多民族的相依共存中,语言接触已成为一种常态行为,必然对交际中的不同语言产生影响,促成了语言的结构演变和功能转化,进而分化为“强势语言”、“弱势语言”和“濒危语言”。

因远镇位于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的南部,共有7250户,总人口28824人。哈尼族、白族、汉族是因远镇的主体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 分布。其中,哈尼族20446人,占镇总人口的70.9%;白族4795人,占16.6%;汉族3376人,11.7%。因远镇哈尼族、白族、汉族的母语、第二、第三语言的使用现状如何?他们的母语受哪些语言的影响?语言兼用、转用程度如何?青少年的母语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哈尼语、白语受强势语言汉语的影响,在长期的语言接触中,哈尼语、白语的本体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白族的全民双语是如何实现的?哈尼族的单语、双语共存的制约因素有哪些?怎样正确认识三个民族的语言生活,并对未来的语言使用作出科学的判断和预测?商务印书馆于2010年5月出版的白碧波先生主编的《元江县因远镇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以下称《演变》)逐一回答了这些问题。该书16开,版式严整、图文并茂,框架科学、材料翔实,行文流畅、深入浅出,方法严谨、科学务实,数据充分、论证有力,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少数民族语言现状调查专著,为濒危语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范例。

《演变》中,作者采用入户调查、问卷、访谈、语言能力测试、语言本体记录等方法,对因远镇的哈尼族、白族、汉族的语言使用现状、语言活力、语言态度、语言接触、语言演变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在获取准确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归纳出了因远镇哈尼族、白族、汉族的母语、第二语言、第三语言的使用现状,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走向进行了预测。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濒危语言红皮书”和鉴别濒危语言濒危程度的9条标准,作者认为因远镇的语言使用有三种类型:(1)安全稳定型:以聚居村的哈尼族、聚居村的白族和聚居或杂居的汉族为代表,三个民族分别稳定地使用各自的母语。(2)双语、三语兼用型:白族全民使用白、汉双语,部分白族兼用三种语言,即白语、汉语和哈尼语;部分哈尼族也兼用哈、汉双语,极少部分哈尼族是哈、汉、白三语人。(3)全民转用型:杂居村的白族和哈尼族的母语使用受到了汉语的干扰,通行范围在不断缩小,使用人数渐渐减少,社会功能越来越弱,使用者的平均年龄不断升高。在很多场合,年轻人选择使用汉语。因此,杂居村的母语使用已呈现出濒危语言的部分特征,有全民转用汉语的潜在趋势。

作者对汉语、哈尼语和白语的地位作了评估,预测了未来因远镇的语言走向。从调查结果看,汉语的使用人口多,使用领域广,规范程度高,语言活力最强,社会地位和声望高,影响广泛,使用人口及年龄结构分布均匀,能够记录文献和承载信息,是强势语言。哈尼语虽然在因远镇使用的人口多,但使用范围与应用领域相对较窄,仅限于哈尼族社区或本族人之间使用。语言活力、使用功能明显减弱,使用人口及年龄结构分布也不均匀,是亚强势语言。白语的语言活力在聚居村较强,但由于白族全民兼用汉语,语言资源价值评价指标次于强势语言和亚强势语言,属次强势语言。白语语言族群的人口数量少,不到5000人,居住地域小,仅限于因远镇的9个自然村,周围被哈尼族、汉族包围,属于孤岛语言,白语的保护和维持将会越来越难。白族、哈尼族兼用汉语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国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目的是了解民族语言的基本情况,确立民族标准音,为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文字方案。另一次是20世纪90年末开展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目的是从宏观上普查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要想真正全面深入地了解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情况,还必须进行大量的微观调查。《演变》正是在一年多的实地微观调查的基础上,对因远镇的哈尼族、白族和汉族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穷尽式描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有三大亮点:(1)作者用示意图直观呈现了当地三种语言的分布状态。(2)根据田野调查呈现了7种语言(哈尼族乌龙白宏话、哈尼族玉嘎梭比话、哈尼族安定新寨豪尼话、哈尼族仓房碧约话、汉族因远街汉话、白族安仁白族话、哈尼族白宏人的当地汉话)的2000个词汇发音。(3)阐述了哈尼语、白语与汉语(尤其是古汉语)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哈尼语和白语中的汉语借词的构词规律。

换个角度看,这三大亮点正反映了作者把项目做到了实处,下了真功夫,这些调查角度和呈现形式可以为其他的语言调查中提供借鉴和范例,本书可以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微观调查的一个典型样本。该书主编白碧波先生为玉溪师范学院濒危语言研究中心的主任,多年致力于云南濒危语言的调查和整理工作,著述颇多。从这些点点滴滴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保护民族语言遗产的拳拳之心。

王丽艳

“活态”文化遗产保护 篇12

一、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风险与威胁

城市的更新与开发需要良好、平衡的资金循环, 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如何在被保护的同时转化成经济产出, 众多历史街区案例所采用的整体改造、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打包租赁式经营等经济行为正严重威胁着我国众多历史文化街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此外, 历史街区特别是古镇和村落中传统居民的生活, 由于外来观念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造成历史文化街区及古镇、村落传统社会文化和传统邻里关系解体。在文化复兴、历史街区保护过程中的不当保护也同样造成破坏, 对文化价值的传承和延续产生负面的影响, 举例很多古建来说, 真的看不出是真的, 假的也看不出是假的, 如此对文化一场的保护变成了另一种“破坏”。如很多历史街区在开发过程中, 通过统一整修、装饰, 抹杀了历史文化传承中的和民间创造的多样性, 甚至损害了遗产的真实性。很多由于技术方法甚至观念的不恰当或认识的不完整, 在保护和开发过程中, 造成了真假难辨的、新的文化遗产的“破坏”。

二、地方化保护模式探索

(一) 三要素

地方化保护要坚持完整性、真实性和识别性。其中完整性和真实性同时也是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 识别性是文化传承中的精华所在。在目前的很多保护与开发过程中, 将现有的历史街区快速转变成有生活性、有生命力、重现街区历史繁华时期的场景是不现实的。但原本很有活力的城市、古镇村落因为通过保护、大搞旅游业等途径, 生活氛围消失、文化传承识别性消失的案例, 却是屡见不鲜。很多的街区里面都有一些和传统风貌不一致的建筑, 不论是高度、形式、材料还是色彩、旅游性及风貌组织, 特别是后期人为的文化装置, 做得太过、或做得太简单等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理念不清、方向有偏失会严重模糊遗产的识别性和可判断性。这是非常可惜的。文化遗产的完整性、真实性及可识别性是遗产保护过程中更重要的工作。如很多街区都面临资金困难、游客越来越少的困境, 甚至已经导致商户管理的混乱, 只有同时兼顾到这三方面, 这个街区的文化遗产保护才是科学的、可持续的。

(二) 地方化保护路径

目前地方保护路径基本一致:政府打造、事件推动、政商联手、商业开发、民间自发、政策推动。虽然各地之间的相互借鉴是快速有效的, 但同时要看到保护模式的地方化受各地管理机制和法规限制影响较大, 还是要结合地方特点, 因地制宜。

探索中我们发现, 各地方的历史街区保存着其各自的特性:活力、多样性、生活性、可持续性、平民化, 大众化、原住民持续受益。这些特性并不单独存在, 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息息相关的:保持遗产地的“多样性”是保持“活力”和“生活性”的物质基础;“原住民持续受益”和“平民化、大众化”是保持“活力”和“生活性”的社会基础;“多样性”和“活力”是遗产地具有“可持续性”的重要属性;“平民化、大众化”与保护路径和运作机制相关;“原住民持续受益”与运作机制相关;“多样性”与保护路径和运作机制没有直接关系, 而是与理念和价值观相关。

形成多样化地方保护探索的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不同遗产地所在地区的机制不同, 不同遗产地所在地区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条件不同, 不同遗产地的社会价值观不同以及不同遗产地遗产保存的状况不同。

正是这些差异, 形成了各个遗产地自己独特的命题, 因而解答这个命题不存在某种模式。

三、“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思想

(一) 保护的几个概念辨析

1.真实性是指保护区是否存在可靠的历史遗存和确实的社会生活状况, 如果把“原汁原味”用在创造“真实性”上是错误的。

2.完整性是指保护区现存的历史与文化的脉络、内容及其关联性, 包括空间格局、肌理和景观以及建筑是否具有历史演化的有机关系, 并不等同于打造“历史风貌”的统一性。

3.多样性是动态的, 而“风貌定位”是静态的。

(二) 动态、变化的保护思想

1.持续变化是活态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 在有机演变的过程中使其本体持续增值是活态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标。

2.在活态文化遗产的核心保护范围, 相对不变的包括:空间格局、水系、自然的地形地貌, 以及核心保护范围内外所有具有历史见证和集体记忆和技术、艺术价值的建筑物。这些相对不变的具体要素需要在不同时期持续增补, 从而实现使其本体持续增值的保护目标。

3.对活态文化遗产的空间环境, 空间演变的布局需要与保护区的空间潜在规则相吻合。

4.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基底和环境, 普通的传统民居的维修、改善、扩建、重建和新建应该遵从一定的规则, 这样的规则在每个保护区是不同的。一个好的建造规则不是面面俱到, 而应该是允许创新的、允许持续删补修正的, 规则的变化来源于民间的创造。不断吸纳民间智慧的建造规则, 能够使遗产保护区民居进行本土化的演进发展。

四、保护规划的十点思路

动态性保护是“活态”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基本属性。这就要求保护规划更注重长期的管理功能, 对空间的变化进行管理。

1.保护规划需要将保护与发展利用充分结合, 将发展利用作为保护规划的重要内容。其中应该特别注重宏观层面的发展和微观层面的利用, 以恢复和保持其活力。

2.核心保护范围保护的三要点:不落架维修, 原位置原尺度传统形式重建, 原位置新建。以实现保持空间格局、空间尺度、空间肌理的整体保护目标, 并保持其多样性。

3.维修历史建筑和传统建筑的原则:充分考虑并结合现代的使用要求, 不做简单和表面的修缮。避免既与居民切身利益无关、又没有达到保护建筑本体目的的表面工程, 要使原住民持续受益。

4.传统建筑修缮政策:补助、规定、自愿三要素结合的持续政策。目的是使补助资金的投放与激发业主保护遗产的自主性结合, 在公平的前提下, 引导实现渐进、自发保护的目标。

5.功能调整原则:生活第一, 旅游第二。将“生活性”放在第一位, 促进“可持续”的发展。

6.产业推动政策:居民或商家有成果、有意愿、达标准三条件分类支持政策。居民自发与招商并举。应避免纯粹外力推动式的产业发展模式。

7.风貌整治原则:能不拆就不拆, 能不整治就不整治。把对不协调建筑的风貌整治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 更不要轻易把现代建筑整治成传统建筑。一方面如果在政策不完善和居民不完全理解的情况下进行, 会引起政民之间的新矛盾;另一方面简单的、一次性的整治可能存在损害遗产多样性的风险。

8.保护规划的实施必须以居民的意愿为前提。要改变“拔钉子户”的工作思路, 在居民自愿的前提下, 以“一户同意做一户”为原则。这样做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不断对完成的工作进行反思和优化。

9.政府作为一个服务者承担为招商、资助、合作牵线搭桥的角色, 作为一个推动者制定推动政策, 作为一种责任和义务提供公共资金和培训。

10.社区参与的目标是激励居民主动参与、自主改善、自主发展。将政府外来的推动式“输血”过程转变为居民内在的“造血”过程, 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循环。

五、六点建议

1.制定一个遗产地城市与遗产地均衡发展的规划。这个规划应当统筹考虑到城市的增长、城市的改善以及遗产的保护三大方面, 其中更需要将文化遗产纳入到城市发展的资源体系当中, 因此在这样的规划中, 遗产地不是一个独立于城市其他区域的自闭地区。

2.确定遗产地当前迫切需要开展的保护工作, 并纳入到遗产地的保护规划中。遗产地往往都面临急迫的保护工作和改善任务, 文物的修缮、房屋的维修、环境的整治、基础设施的改善等等, 不恰当的措施和方式往往会对遗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因此, 遗产地保护规划的重点之一是对遗产地当前的保护工作提供具体、详细的解决方案。

3.编制一个应对遗产地空间变化的管理准则。遗产地空间管理准则应该包括技术性和政策性两部分内容, 同时该准则需要具有法律约束力, 因此应纳入到当地的法律法规体系中。这个关于遗产地空间管理的准则将可用于对遗产地日常的空间变化需求进行持续的管理。

4.建立一个多方合作的管理机制, 其中包括社区, 并将其纳入到政府的管理机制中。可以通过制定一个遗产地管理规划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管理规划旨在将所有涉及遗产地资产的管理部门和个人纳入到关于遗产地事务的协商和决策机制中来, 避免管理的空白盲区和管理职责不清的重叠部分。

5.维护遗产地现有的社区, 将遗产地的保护纳入到现有社区组织的工作中。避免发生遗产地的保护脱离当地居民的现象, 这样做的结果将使遗产地的保护困难重重。遗产地社区的解体会使遗产地的社会结构发生突变, 使遗产地很快丧失其社会生活的价值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