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体制改革分析

城市社区体制改革分析（精选11篇）

城市社区体制改革分析 篇1

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 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委会辖区。城市社区的管理, 是城市基层工作的基础, 但这种管理,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 不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 而是一种自我管理, 属自治型管理模式。

1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1.1 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着较浓的行政化色彩

尽管这些年各地城市在改革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区管理体制方面已经做出了不少努力, 但社区管理的行政色彩仍然很浓, 缺乏公众参与机制。一方面, 街道办事处政社不分的状况并没有大的改观, 它仍然承担着过多的行政管理职能, 工作量过大, 经常处于疲于应付状态, 其后果是既未能够明显减轻政府的社会管理负担, 也没有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已应有的社会管理职能。另一方面, 作为居民群众自治组织的居委会的工作方式也带有较浓厚的行政色彩, 居民没有发言权和选择权, 只是被动的接受管理。

1.2 社区的组织结构设置不科学

旧经济体制下, 城市基层社区的组织构架由相互联系的区、街、居三级组织构成。其中区政府是我国城市的基层政权机关, 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 居民委员会是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然而, 这种组织结构具有明显的不科学性。一是街、居组织机构过多而缺乏应有的权威性。二是社会团体和中介性社会组织发育不足。

1.3 社区组织职能错位

街道办事处在社区管理中的职能不明确。街道办事处原本只履行一部分行政职能, 但在社区管理中, 行政、执法、街道经济发展等各项任务都下放到街道办事处, 使它从一级基层政权的派出机构逐步演变为一个集行政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的综合性机构。市、区的各专业管理部门也存在职能相互混淆的情况, 他们还往往各自为政, 工作布置繁杂和重复交叉, 使街道难于应付。街道在难以承受如此之多的社会管理事务的情况下, 往往把自已的部分职能转移到受其指导的居民委员会身上, 久而久之, 原本作为一种群众自治性组织的居民委员会, 在承

担了一部分行政职能后, 与街道办事处之间实际上形成了领导与指导兼有的双重关系, 而其原本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日益萎缩。

1.4 社区管理制度不规范

良好的社区要发挥合力功能, 必须有一系列的规范、制度、秩序和管理。既要确定组织及其成员相互交往和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又要规范对越轨者宽容的限度。传统社区管理制度的缺陷在于:一是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行政机构, 对自身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范围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 造成无权管理或越权管理;二是社区内的市、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分别受各自条条的领导, 按条条的指令行事, 与街道办事处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往往造成社区事务相互推诿扯皮;三是社区内的社会团体等组织没有形成有效的行为规范, 让社区成员来共同遵守。对于社区行为越轨者, 社区组织也缺乏行政上或法律上适当而有效的惩罚;四是社区管理运行尚未形成条块结合的监督机制, 有关专业管理部门权力过于集中, 对它们的工作质量和一些不正之风难以进行监督和制约。

2 改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措施

2.1 完善组织体系, 实现社区自治

社区自治是社区建设的核心。当前要注意理顺三个关系:一是区、街与社区的关系。社区居委会是自治组织, 要实现社区自治, 必须转变政府职能, 明确政府职能定位, 坚持工作重心下移, 做到“权随责走, 费随事转”。要特别强调尊重居民的自治权利, 发挥居委会自治功能, 确立社区居民的主人翁地位和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地位。不论社区管理体制怎样改革, 社区居委会都应坚持三个不变:自治的性质不能变, 自治的功能不能变, 政府与居委会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不能变。二是社区居委会与驻区单位、物业管理部门的关系。社区与驻地单位要加强联系, 实现“资源共享、共驻共建”。三是社区内四层组织之间的关系。社区党组织是领导核心, 社区居委会是自治组织, 社区议事委员会是监督组织, 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是决策机构。

2.2 健全服务体系, 强化服务功能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灵魂, 也是社区建设的生命力之所在。社区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坚持以人为本。搞好社区服务, 就是不断满足人的需要, 提高人的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充分挖掘社区服务资源, 大力开发服务设施和项目, 建立健全社区服务网络, 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 不断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2.3 创新共建体系, 共创社区文明

社区文明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城市社区要营造一种积极、健康、文明、向上的社区氛围, 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上档次、上水平。一要抓教育, 重点是认真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抓好思想道德、科学普及和民主法制教育, 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 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要在社区广泛开展诚信教育, 大力倡导信用观念, 增强信用意识、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二要抓活动, 重点是抓好各种文明创建活动。要在社区深入持久开展“社区是我家、文明靠大家”活动, 努力创建文明小区、文明楼院、文明家庭, 开展社区单位与社区贫困家庭结对济困活动, 推动文明社区创建工作。三要抓环境, 重点是抓好社区环境的综合治理。从培养社区居民的环境意识、公德意识入手, 大力整治脏、乱、差和各种形式的环境污染, 突出人与环境的和谐, 积极营造方便舒适、整洁优美的人居环境。

4 探索投入体系, 高效能经营社区

经营社区, 就是要引入市场机制, 运作社区资源, 解决社区服务和设施运营困难, 实现社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为稳步健康地推进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新型社区, 要注意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细致地做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宣传发功工作, 为城区建设工作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二是制订周密的工作方案。比如城区街道改造工作, 要注意研究制订配套政策, 处理好集体资产、私房的产权关系问题, 解决好计划生育、市政建设及环境卫生等公共设施覆盖、社会保障等问题。三是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制度建设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的培训工作。区党委、政府和街道党 (工) 委、办事处要及时帮助和指导社区居委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使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5 构筑防范体系, 确保社区稳定

社区稳定是整个城市社会稳定的前提, 没有社区的稳定, 就没有城市的稳定, 必须千方百计地做好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一要建立社区安全防范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综合治理工作网络, 建立以公安派出所为骨干, 以治安巡逻队、专职保安队为基础, 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 人防、物防、技防并举的群防群治体制。二要坚持社区管理与社区治安相结合, 增强治安防范的整体效能。充分利用社区内单位组织的作用, 尤其是单位保卫组织, 公共场所、特种行业、物业管理部门的保安队伍, 要在社区民警的统一协调下开展联防, 把综合治理工作延伸到社区内各个单位、各个角落, 减少社区内违法犯罪活动的空间。三要坚持社区整合与社区治安同步推进, 加快社区警务建设步伐。要着力抓好社区整合后的社区警务建设, 设立警务室, 合理调整民警责任区, 管理服务前移。

6 建立教育体系, 创建学习型社区

一要整合和利用社区资源, 建立起完整的学习体系和学习网络。二要从居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 科学确定学习内容, 引导社区成员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卫生、家政、生活等各类知识。三要大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和各具特色的学习活动。四要加强骨干队伍建设, 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要抓好社区党员干部队伍的学习, 从而带动周围群众的学习, 在全社区形成学习、研究、探索和实践的风气。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 社区在城市的存在和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还存在种种弊端, 在新的形势下, 如何进行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关键词：社区,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参考文献

[1]李丽君,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路径探析[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2009, (1) .

[2]王建荣, 论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主体现状及其发展态势[J].生产力研究, 2008, (10) .

[3]刘月平, 浅析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与改革措施[J].公共管理, 2009, (2) .

[4]卢朝霞, 对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思考[J].科技信息, 2008, (7) .

[5]王茂华, 城市社区管理的目标定位[J].江海纵横, 2007, (5) .

[6]解志萍,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组织改革的几点建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8, 11 (2) .

城市社区体制改革分析 篇2

毕

业

论

文

作 者： 王 蕊

系（部）： 人文与社会科学系 专业班级： 社区管理与服务G071班 学号 2007182117 题 目： 谈中国城市社区内部体制改革

指导者： 刘京晶(姓 名)(专业技术职务)

评阅者：(姓 名)(专业技术职务)

2010年 06月11日

1、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有的一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社区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80年代中期开始，社区的概念重新在我国城市的社会生活中被得到运用。城市社区体制改革指明要按着自治的道路发展，将城市社区的管理权回归城市社区居民，在城市的基层建立群众性的自治组织，使居民自己管理自己。实际上，我国城市的社区建设是在初始条件的限制下渐进地展开的，基本的事实是，政府对社区的宏观管理不到位，以及社区居委会过多的行政事务与社区自治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的缓解，长期以来居委会人员“街聘民选”或“民选街聘”的模式在新的实践中，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无法自圆其说，实际运行中的弊端也已逐渐显露。这些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还必须从体制入手，通过进一步深化社区体制改革，建立起一个符合社区实际和民主自治需要的现实的制度安排，让社区找到位置，准确站位，这是当前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的一个突破口。

2、城市社区体制建设的内容概述

社区体制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社区建设逐渐开展起来，到现在已经形成为了一股潮流。一开始，社区建设以社区服务为突破口，然后逐步扩展到社区治安、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卫生和社区环境等全方位的社区事业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社区党建、社区服务和社区自治组织及社区干部队伍的建设即社区内部体制的改革与建设。此外，我国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 居委会体制已不适应城市发展现状，改革居委会体制，建立新型的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是社会转型提出的必然要求。

3、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城市社区现行的管理体制基本还是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过去几年，进行过一些改革，但是基本特征没有变化：由于选聘合一，居委会干部能进不能出，没有竞争，也没有淘汰；社区居委会与生俱来的自治性质在现实中异化成了街道

3.4、社区工作人员配置不足、素质不高。

社区工作人员配置不足、素质不高也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城市社区的发展。特别是人口较多的社区，需要管理上万人，工作负荷太大，管理和服务均跟不上。此外，社区工作人员普遍存在综合素质不高，如年龄偏大，学历、能力和工作效率偏低的情况，很难适应社区发展的要求。

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二是发展现代化公民社会的必然要求；三是完善中心城区和谐社区建设的必然要求；四是改善民生和促进充分就业的必然要求。

4、社区建设改革典型案例及分析

案例：

深圳市委市政府今年明确了２０个重大调研课题，其中《关于全面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充分发挥城市社区在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作用的问题》被列为市委书记亲自负责的第一号调研课题，力求在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充分发挥社区自治功能、完善社区立法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社区是城市的基础，社区如何做到改革管理到位？怎么样做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这些方面深圳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改革要点：

1、党建

——明确了党组织的核心地位：社区党组织书记兼任社区工作站站长95%以上，兼任社区居委会主任85%以上；建立健全了社区党建工作协调机制，研究解决社区的重大事项。

——让党员上网过组织生活：推广“共产党员IC卡”应用，探索网上过组织生活的方式，要求有条件的党组织开党建网站，设“建议箱”、“党员谈心室”等信息平台。

——推广“楼宇建党”、“片区建党”：在党员聚集的写字楼、商业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从业人员５０人以上的“两新”组织有党员，100人以上的——发挥义工作用：全市建立了市、区、街道和社区四级义工服务网络。目前义工组织已有1个市级、8个区级、55个志愿者服务中心、280个社区志愿者服务站、310多支志愿者服务队、153个志愿者服务基地，志愿者团体会员达330多个。

——推行“项目管理”和“政府购买服务”：把不同内容的公益性、福利性的社区服务和社区活动项目化，经过论证，向政府申请专项经费资助，政府在评估和考核后出资购买。

——推出各具特色的社区服务：开展对老人、儿童、优抚对象和困难群众“一帮一”服务，成立区扶贫基金，开发再就业岗位，推行“十三项工程进社区”，服务内容达30多项。

5、城市体制改革的措施研究

一是创建社区党员身份教育机制。加强社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从基础抓起，使党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生机和活力，这就要求我们每个社区党员要明确自己的党员身份，时时刻刻不忘自己的责任。要通过教育，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并颁发党员证、挂党员身份牌等活动和形式，不断增强社区党员尤其是流动党员的身份意识，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进一步树立社区党员观念和党员主体意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形成学习、思考、工作和提高的良性循环，在思想、政治、工作和作风等方面始终保持先进性。与此同时要注重完善社区党员集中学习与个人学习相结合机制，通过党员的自觉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以造就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从而带动学习型社会建设，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二是社区干部制度改革。要拓宽街道、居委会干部来源渠道，尤其是居委会干部，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从现职干部、大中专毕业生、下岗职工、待业青年中挑选优秀人才，充实到居委会干部队伍，提高社区干部的整体素质。尽可能的妥善解决居委会干部的待遇问题。壮大社区工作社队伍，需要在全社会广泛推行志愿者服务活动。把参加志愿者活动作为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居委会干部，经过培训和资格认证，转为社区工作者，这也是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种做法。

三是社区服务与社区保障制度改革。社区服务要考虑民办公助、工办民营等多种方式，充分利用社会和社区的各种资源。社会化、产业化、网络化、实体化

致谢

在此对所有教授和培养、关心我的老师们致以我最诚挚的感谢，是你们让我懂得更多，收获更多，成长更多。更要感谢对我完成这篇论文予以很多帮助的指导老师，也是关心我们最多的刘老师，对我的细心指导，感谢老师们的一如既往。

参考文献：

1、吴铎：《论社区建设主体——上海市浦东新区社区发展报告》，《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5期。

2、社区概论，主编蔡禾，高等教育出版社

3、老年社会工作，范明林、张钟汝编著，上海大学出版社

4、王振海王存慧：《新视角下的政治——关于社区政治发展的专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5、社区工作概论，王思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城市社区体制改革分析 篇3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充分认识当前社区治理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引导居民广泛参与、改进社区治理方式、完善社会管理法律法规等方面，深入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本文以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社区治理中的社区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社区服务等相关问题，进而探索推动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发展途径，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社区自治

[中图分类号] D6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1-0050-03

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迹象表明，社会领域已经开始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相对分离开来，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自治的空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管理”到“治理”，体现的是理念的创新和深刻变化，相比“管制”、“管控”，“治理”更强调平等、互动、协商和博弈，超越了原有科层体制下的对抗格局，更具有现代化的意味。

一、从管理到治理：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理论解构

（一）管理与治理。管理与治理两者之间区别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主体有所不同。管理的主体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范围更加扩大，不仅有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私人部门和公民个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表明，在未来的社会治理过程中，任何一个单一主体都不能垄断全部规范和管理的实践过程。二是授权方式有所不同。政府的管理权来自于作为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从根本上讲，是来自于人民授权，但这种授权方式是间接的。而治理权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这便是所谓的自治、共治。三是权力运作模式有所不同。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更多的表现为从自身主观意愿出发进行管控，习惯于对社会进行命令和控制。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更多的强调发挥多主体的作用，更多的鼓励参与者自主表达、协商对话，并达成共识，从而形成符合整体利益的公共政策。

（二）治理与善治。治理与善治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颇为流行的一种治国理论。治理强调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良好合作，治理离不开国家，更离不开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就不可能实现治理，所以说治理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之上。善治则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公民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

（三）社区自治与多元共治。社区自治是社区治理的内在要求，社区成员通过居民委员会这个自治组织，积极参与解决社区发展问题，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满足社会需要方面的不足。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区中其他新兴自治性组织如业主委员会等出现，这给社区的多元共治创造了条件。多元共治是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也是多个主体间针对社会公共问题而开展的分工合作协商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要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实际上就是强调，社区自治是多元主体参与下的社区自治，并且在诸多治理主体中，党委和政府发挥着绝对领导作用。

二、实践与探索：当前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城市社区治理体制还不够健全。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体制主要是“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三级组织架构。作为城市区级政府的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本身并不具有一般政府机关所具有的功能，随着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上级政府部门将大量的行政工作下派至街道办事处，任务加重，管理权责不清，既没有相应的法定地位和权力，且在财政和人员编制上受制于上级政府，无独立的行政执法权。另一方面，社区管理行政色彩浓厚，自治功能弱化。受制于管理体制的限制，社区自治机构居委会进而承担起街道转移的大量行政事务，成为上级党委、政府部门工作的行政末梢。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之间构成行政隶属关系，居委会行政功能强化，自治功能弱化。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社区建设的进一步深化，这种管理体制上的困境日益凸显，且与政府职能转变、国家-社会关系重构的目标不相符合，内生性的压力进而迫使打破传统的管理体制，建立新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

（二）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不够明晰。从治理主体来看，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本位、权力本位，也就是说政府是社区治理的唯一主体。从治理的手段和方式上看，政府进行社区治理的权力机制和运作机制是以政府自身为中心的，整个政府的治理结构都是建立在集权的基础上，以政府权力垄断的形式出现。从治理的方向和视角上看，政府采用自上而下垂直型的治理模式，这种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方向是单一的、视角是一维的。应该说，传统视角的政府治理模式充分说明，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不够清晰，历史的看，这种政府治理模式从总体说是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和行政生态环境的，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但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信息网络化扑面而来的新时期，这种政府治理模式正面临着诸多不适应，其权力高度集中，规章制度严格，缺少活力，其在治理过程中并不能将资源达到最优，相反还由于经常的越位、错位、缺位而陷入功能紊乱、效率低下的困境。

（三）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程度不高。政治参与是社区治理中最核心的内容。虽然居民参与治理内容多样，但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居民真正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还十分有限。目前，社区居民一般还是通过居民委员会来参与社区治理，居民真正参与涉及居民利益的决策过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居民参与的意识和主动性差。二是居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低，处于一时的热情或因不满而寻求发泄者不在少数。三是居民参与的能力明显不足。造成居民参与治理水平较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相关制度不够完善，更多依靠行政性的政策，而现有的法律法规尚未系统化、细致化、操作化。二是居民在参与过程中遵循制度行动的程度较低，通过制度外的方式、非理性的举动，以实现自己诉求的现象时常出现。

（四）社区服务内容不能有效满足居民的需求。目前，社区服务主体主要是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比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事务服务中心等，引进市场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尚不健全，造成了社区服务主体的单一化、专业化程度低的局面，无法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强的多元化需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缺乏社区服务的专业化组织和专业化队伍，社区服务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和整体素质无法满足多层次的社区服务需求；二是社区服务项目的专业化程度不高，专业化服务、专业化人力资源极其短缺；三是资金问题是制约社区服务业发展的瓶颈，资金短缺使社区服务失去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五）社会管理法律机制不够完善。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和保障。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管理相对比较活跃，而社会管理法律机制则较为滞后，没有赋予社会管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机制，甚至还没有用法治的视野和法治的逻辑来调控社会管理。一是社会管理的概念和内涵在我国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典则体系中没有形成完整的概念，社会管理的概念主要反映在有关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之中以及有关的规范性文件之中，这种法律渊源上的缺失使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二是我国学界关于社会管理法律机制、社会管理法治等概念处在争议之中。笔者注意到，在我国学界，社会管理研究分布在多个学科中，而在法学中对它的研究则完全不占优势。社会管理法律机制不健全直接导致政府在社区治理领域的越位、错位、缺位就得不到有效解决，基层社会管理能力不强的状况就得不到彻底扭转，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也就无法有效提升。

三、对策与思考：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路径

（一）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在社区治理中的相互关系。按照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领域都存在失灵的可能。而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政府并不是真正的公正，政府人员也是经济人，他们行事时也是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政府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市场机制由于先天性的缺陷，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也存在着不足。社会领域活动的主体，看似可以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但由于独立性、资金来源、内部管理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其主体也难以避免失灵的问题。所以，从整个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要建设一个良善有序的社会，三个主体都要参与到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来，取长补短，合作共治。

政府应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不再以简单的刚性行政手段来处理各种复杂多样的社区公共事务，而是通过和相关各方面组织和居民沟通、协商、合作来实现预期目标。要切实做到服务重心下移，使社区权力资源由单纯的政府控制向市场、社团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分化，治理组织由垂直的科层结构向横向交错的网络结构转变。同时，积极培育发展社区中介组织，推动社区中介组织由“依赖型”逐步向“自立型”转变，有效进行社区的管理和服务活动。

（二）引导居民广泛参与，将培育现代公民意识贯穿社区治理全过程。居民参与是实现和谐社区治理的有效途径，社区居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既是城市内涵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治理架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要培育广大社区居民的自我参与意识，畅通居民参与渠道。参与内容不要仅限于文化和经济内容，要强化政治参与，尤其是参与社区发展规划、选举等重大社区公共事务。例如，可以通过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召开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社区事务公开民主评议、社区志愿服务等形式，积极调动居民的参与意识。同时，要形成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应变被动型为主动型参与。

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动力主要来自利益驱动和认同驱动。从理性视角看，个体参与公共事务是基于利益，当居民感到参与社区工作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并能够有效维护其利益时，自然就会萌生参与社区事务的动机与期望。因此要强化社区成员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使社区成员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参与社区事务的愿望。

（三）创新以信息化、网格化为载体的社区治理手段，切实改进社区治理方式。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网络社区在舆论形成和舆论引导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要打造一批优秀强势网络社区，使其成为网络环境中的建设力量。政府职能部门成立舆情研判机构，对网络信息进行分析、甄别和判断，提出对策，及时回应。建立社区民意诉求征集机制，发挥网络社区民主参与、建言献策及监督作用，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特别是政府在出台有关经济发展战略、城市规划、项目建设以及关系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之前，通过网络征求意见，构建政府管理的“意见超市”。建立起舆情信息发现、研判、报告、引导、处置等常态化工作机制，确保出现问题及时化解。

同时，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化管理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将街道划分成若干社区，理顺各方关系、整合行政职能、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资源统筹、职责明确、灵活反应、综合协调的网格化社区治理新模式，从而推动社区实体化。社区网格化建设是一个综合工程，要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作用，依托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加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部门沟通协作，处理好内部多元关系以及与地方政府、国家政府以及驻地企业之间的关系，真正把社区建成纵横交织的网络系统。

（四）完善社会管理法律法规，为社区治理提供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通过法律的形式重新对社区管理体制创新进行制度规范，明确各个行为主体的职责范围、运作界限，重新厘清政府参与与社区自治之间的法律边界，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从政策供给到法律供给的转变，为实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的法制化提供条件。

进一步完善居民参与制度设计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供给体系。一是科学合理地构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制度，包括社区民意表达、民意反映制度，社区民主评议制度，社区听证制度和社区信访等制度，以充分保证社区居民参与渠道的畅通。二是从法律上重新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进行界定，制定社会组织基本法，完善社会组织法律制度，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和性质，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法律保障。三是适度改革现有的社会组织准入制度，放宽门槛限制，完善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自我监督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还必须完善社区组织内部治理制度规范，推动社会组织的自我发展。当然，还要处理好现有制度建设与现有制度体系、未来制度发展之间的关系，提高制度建设的灵活性和应变性，建立起社会组织法律制度，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和性质，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法律保障。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党校讲师

城市社区体制改革分析 篇4

兵团实施城镇化战略不仅是适应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 更是兵团作为履行屯垦戍边特殊组织形式的政治需要。兵团建设城市的政治意义是通过城市的建立和发展实现戍边功能的稳定化。

1. 兵团城市及城市社区的概况

目前, 兵团共有7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直辖县级市。分别为石河子市、五家渠市、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北屯市、铁门关市和双河市。除石河子市外, 其他的6个城市都是2004年后建立的新城市。这些城市都设立了街道社区, 健全了市、街道、社区的城市管理模式。

2. 维护新疆政治稳定的需要

兵团承担着党和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使命。随着兵团城市和社区的迅速发展, 社区将为居民提供更为完善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 吸纳更多人口聚集, 辐射带动周边民族地区, 共同维持社会的繁荣稳定。

3. 促进兵团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自1954年兵团成立以来, 兵团的布局主要是为了适应战略与稳定的需要, 团场成散点式分布在地理位置重要但发展条件较差的沙漠边缘和边境地带, 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及其艰苦。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加快兵团城镇化进程, 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展壮大兵团、更好地发挥兵团作用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在兵团, 一座城镇就是一个现代文明的聚集地, 一个维稳戍边的堡垒。城市成为兵团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主体, 城市社区建设能够让广大居民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

二、兵团社区治理在实践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 兵团城市社区成为承载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

人口的复杂性给社区治理工作带来了压力。改革开放以来, 兵团人口有所增加。兵团城市总人口从2004年的79.16万增至2012年的80.43万人。人口的增加无疑给城市社区的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同时, 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交通通讯条件的明显改善, 兵团的流动人口变迁日益频繁, 由此产生会引发很多影响安全稳定的问题。

居民的社会归属发生变化给社区治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随着兵团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大批离退休职工和自谋职业人员涌入社区成为城市居民, 其活动与生活都直接与社区发生联系, 几乎完全脱离了原工作单位, 他们的社会归属由此发生变化。如何动员组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如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公共服务需求, 如何引导居民自治已成为兵团城市社区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

居民思想观念的变化给社区治理工作带来挑战。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 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广大居民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 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日益强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 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因素增多、渠道扩大、程度加深。兵团城市社区已经不适合再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行政命令式社会管理方法了。

2. 社区在兵团城市治理中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

按照法律规定, 社区居民委员会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现在社区居委会的大量精力却是放在处理上级行政部门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组织居民开展活动、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等方面不够, 居委会成为政府的腿脚, 自治的功能大大弱化。

社区承担的工作任务与工作条件不相适应。目前兵团城市社区承接了退休人员管理、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管理、社会治安管理、环境管理、外来人员管理等多项事务。但是社区的工作条件却相对滞后, 由于兵团城市大都属于新兴城市, 基础设施比较薄弱, 有些社区办公环境和条件较差, 没有足够的空间为居民提供学习和活动场所。

社区干部队伍素质与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兵团城市社区起点低、起步晚。很多社区工作人员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专业知识缺乏, 在工作中能力素质不适应的情况较明显。

三、兵团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思路和建议

1. 探索完善符合兵团城市实际的社区管理体制

由于石河子设市较早, 在探索和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管理模式, 即“双重领导”、“师市合一”———石河子市实行自治区和兵团双重领导, 第八师与石河子市实行一个党委的领导体制, 师市党政部门合署办公 (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由此形成兵团城市社区“两级领导、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管理模式, 即在师、市两级领导的基础上形成市、民政局、街道办事处三级管理体制, 构建市、民政局、街道、社区四级网络。

2. 构建“四位一体”的社区治理结构

兵团城市社区要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 加强社区自治与组织建设, 形成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工作站、社区社会组织“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机构, 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街道、社区党组织是党在城市工作的基础和前沿, 是建设和谐社区的领导核心, 要高度重视社区党组织建设。大胆创新党组织的设置形式, 配齐配强党组织负责人, 充分发挥党组织及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 保证社区建设的顺利进行。二是发挥社区居民委员会引导社区居民自治的作用。社区居民自治是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引导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要通过大力培育居民的参与意识, 不断拓宽居民参与的渠道, 规范居民参与的行为, 丰富居民参与的形式和内容。使居民真正懂得建设美好社区、创造幸福生活, 要靠居民自己。三是政府负责是前提。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 更加注重发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能作用。一是不能越位, 凡是社会能够自主解决的, 市场能够调节的, 社会组织能够解决的事项,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 政府不再过多作行政干预。政府不能缺位。该由政府管的, 一定要管好、管到位, 不能推给市场、社会, 政府要切实担负起应尽的责任。社区工作站是政府服务职能在社区的延伸, 承担政府下移到社区的有关管理服务职能, 要做好面向社区居民的行政性服务、福利性服务和社会化服务。四是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 尤其是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和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建立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新型组织动员体制。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 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 社会组织运用市场化机制开展为社区居民的服务。

3. 拓展社区服务是创新社区管理体制的内容

社区服务是利用社区资源, 充分发挥社区成员的潜力, 将社区居民的生活服务需求转变为社区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有效形式。目前, 兵团大部分的城市社区已经初步建成了三级服务体系:一是由街道和社区成立的基层社区服务体系。社区成立了社区工作站, 街道办成立了社区服务中心, 初步形成了街道、社区提供的基层社区服务网络。要充分利用这一服务平台为居民提供便民利民的服务, 增加社区服务居民的功能。二是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 社区居委会发挥的自治服务体系。要完善社区居民的自治功能, 健全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和相关的制度。引导、协调、鼓励各类企业支持社区公益性、服务性项目。开展面向所有对象、覆盖不同层次、满足各类需求的无偿、微偿和有偿社区服务。发展社区居民文化、健身、养老等自我服务组织。这是健全和完善社区管理体制的关节点, 也是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的立足点。三是发动居民力量, 组织和提供志愿服务。充分挖掘和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组织和成立多支志愿者服务队。为社区提供面向广大居民的各项便民、利民服务, 面向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服务, 并将这种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

兵团是中央治国安邦战略的一颗重要棋子。兵团城市是促进兵团发展, 增强兵团的凝聚力, 实现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的载体。社区是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社会基础, 探索社区治理体制的创新, 推进社区治理, 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 既是兵团发展的自身需要, 也是确保新疆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摘要：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随着兵团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兵团传统的社会管理格局被打破, 社区成为社会治理的新主体。加强兵团城市社区建设, 创新社区治理体制,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兵团存在的政治依据, 对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兵团,城市,社区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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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西恒.社区治理创新[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1.

浅析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篇5

摘要：在我国，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后的居民委员会辖区。社区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单位，是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的载体，必须具备满足社区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的多种功能和与此相应的组织机构，形成一个完整的社区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是社区管理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一定社区的管理体制是特定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根据需求进行改革完善。在现阶段，只有通过不断创新，建立并完善规范、科学、高效的社区管理体制，才能充分激发城市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有效解决各种现实问题和矛盾，不断推动和谐社区和和谐社会构建的的整体进程。本文在回溯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历史沿革的基础上，反思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中存在的问题点并据此探析创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可行性路径。

关键词：社区；管理体制；历史沿革；创新

一、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的兴起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城市管理体制是“两级政府、一级管理”，其特点是完全由政府主导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 当发轫于农村的经济改革进入了城市后，我国开始实行“ 两级政府、两级管理”，原有的部分政府权力开始下放到街道办；经济体制解体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对城市管理体制产生了重大冲击，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城市传统单位制管理模式面临严重挑战。在新的城市社会环境下，相应地，单位制社区向社会化社区转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单位制的变迁给城市社区建设带来严重挑战，在城市社区建设中探索适宜社会发展要求的城市社区治理便成为现实性的问题。基于此，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解决体制转轨所产生的问题与矛盾，民政部提出进行“社区建设”，其基本内涵就是“在政府倡导和指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会问题，强化社区功能，发展社区事业，促进社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从此拉开序幕，其中探索推动社区发展的社区治理的组织框架及运行体系，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具有核心价值。

在全国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发展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政部先后选择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青岛等26个城市推行“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从而标志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探索的正式开始。在这十几年的努力中，我国社区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中也形成了比较有特色的集中社区建设模式：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上海社区治理模式；积极进行“社区组织建构”的沈阳模式；以“社区服务”为中心的青岛模式；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特征的江汉模式。这些地区从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上与政府职能转变上进行创新探索，尝试理顺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划分政府管理与社区管理的范围，取得了明显成效，其经验值得借鉴。当然，从全国社区建设的整体情况看，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尚未解决的现实矛盾与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不断完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不断推动和谐社区和和谐社会构建的的整体进程。

二、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凸显的问题

（一）区政府、街道、社区管理职责不清

1.区街关系不清，街道有责无权。现实中，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街道办事处在社区管理中处于尴尬地位，作为一个派出机构，随时得接受上级各部门下派的各种职能，在社区事务管理上要依赖条线职能部门,因此“会签制”、“评议制”的制度设计形同虚设。在实际操作中,街道办事处往往要“凭面子”、“凭票子”去协调条线职能部门开展社区工作。并且，从实际情

况来看，在社区治理中街道领导在协调社区内部邻里纠纷等较小的社区事务时凭借个人关系还能做到游刃有余，然而在协调诸如社区与企业等社会较大实体时权威性不足，很难开展工作。上级任务层层下压到街道，却不授予相应的权力，特别像城市社区环卫工作等，导致街道承担义务，却没权力，区街关系不清，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的日常建设和发展。

2.街区关系不明，社区行政化色彩严重。在法理层面，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但在实践中，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居委会的工作只能向政府负责，而不是向居民负责。政府的诸多职能部门为使居委会能更多更好地完成自己委派的工作，实现本部门的工作目标，习惯于用政府部门的体系对居委会工作进行考核、评比，这就造成了居委会工作与群众实际需求的脱节，背离了社区自治的本质，社区居委会成为行政化组织。

3.在治理内容上，社区事务划分不明确。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容比较复杂，它既涉及包括政府行政管理范围内的事务，又涵盖社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然而，在实际运行中，社区治理管内容划分不明确，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大部分治理事务。在一项调查中显示，在对吉林省延吉市新兴街道所辖社区的调研中发现，社区居委会目前共承担了党员管理、妇女儿童、文化体育、计划生育、综合治理、残联、低保、优抚、双拥、红十字、环境卫生、健康教育、科学普及、违章整治、民事调节、信访接待、劳动保障、退休管理、老年协会、关心下一代、兵役登记、工会建会、经济普查、商业网点调查、代收卫生费用等10多类60多项工作任务，而有些工作是需要入户调查的，如：计划生育、残联、低保、劳动保障、退休管理、经济普查、商业网点调查、代收卫生费用等，按每个社区平均2500户计算，一个项目的入户调查就要动员所有社区干部历时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从中可以看处，社区实际上成了承接上级各项任务的“一只筐”，社区不得不承担所有事务的管理职责，这显然违背了城市社区居委会相关法律的规定。社区治理边界混乱不清，给城市社区治理带来困难。

（二）社区主体的自治能力不足

1.社区自组织发育缓慢。社区民间组织作为社区自治主体之一，它的发育程度对社区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多元参与的社区治理机制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广大社区居民自由结社程度直接决定着社区治理的高低。依据居民参与和自治的不同领域，社区自治应该是多样化的，社区自治组织也应是多类型、多层次的。从现实状况来看，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之一的社区民间组织发育还相对缓慢。另外，很多社区民间组织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官办特色，不受到重视，没有专职人员任职，没有规范的章程和健全的组织机构，致使社区民间组织处于无序、涣散状态，发育缓慢。

2.社区工作者素质不高。社区工作者队伍素质水平，特别是业务素质及实践经验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各项活动的开展，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分层严重，各种利益因素导致社区治理中各项矛盾异常突出。但是,目前在缺乏专职社区工作者的情况下，居委会成员老龄化、文化程度偏低、开拓能力差,无法适应社区工作由义务性、闲杂性向有偿性、专职性发展。另外，部分社区工作者缺乏社区工作必备的理论知识，工作中出现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的矛盾，还有一些社区干部观念陈旧，缺乏主动性和创新意识。

3.社区居民参与热情不高。民主有助于维护人们自身的根本利益，社区居民政治参与是推动社区民主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社区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更是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保障。然而，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及人自身等各种因素都直接决定着居民的参与水平与参与热情，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深化的进一步影响，物质经济利益成为人们行动的重要驱动力，经济体制转轨及社会转型也不断影响着人们的心理，社区居民已经成为比较现实的理性经济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由于社区能够给居民提供的各种经费相对不足，居民自身的参与意识不高等问题，致使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不高。

（三）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于实践导致社区管理行为的失范

目前涉及城市基层社区的法律有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制定并通过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以及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由于制定时间较早,这些法律已明显不适应社区管理的需要。《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街道办事处指导支持社区居委会工作，加强社区建设，提高社区居委会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能力，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作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做好有关社区保障工作。然而社会环境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滞后于社区治理的需求。在实际运行中，社区居委会作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却成了街道办事处的“一支脚”，具有“半自治半行政化”的性质，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一级小政府。在开展活动中，街道办事处转移压力，将上级摊派下来的各项任务强制转嫁给社区居委会来完成，最终导致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居委会事实上成为了承接街道办事处及上级政府各项工作任务的“筐”。虽然法律规定街道与居委会之间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只存在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作为社区内的各种社会组织，街道和居委会与之也没有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并且，由于规定过于宽泛，且没有明确界定街道办事处、社区自治组织对自治范围之内事务的各种权限，致使街道、社区在协调各种关系时权威性不足，因此，一旦当各方发生矛盾及利益纠纷时，导致协调困难。

（四）资源获取渠道有限，管理经费不足

“ 街道办”调配的社区服务资源主要依赖财政拨款，一方面，日益增多的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内容使得街道办及其派出机构无暇考虑拓展资金的来源渠道； 另一方面，现有的管理体制下街道办的模糊角色使其难以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固有的行政工作惯性，这也导致街道办一味重视上级政府的关注，忽视社区固有资源的积累。因此，尽管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出的模式林林总总，但我国目前的城市社区建设均普遍存在资金短缺现象。城市社区处在城市管理的最底层，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涉及的事务比较多，而各项治理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财政的大力支持。城市社区各项公共活动的开展及社区内部的优抚、救助等都需要经费的投入，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及各项公共物品的提供都需要强大的财力后盾，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工作者也是“理性经济人”，在正常情况下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目前城市社区工作者队伍的经济待遇及社区公共经费偏低。同时，社区工作者的工资待遇不能与其工作量成正比，社区干部养老及医保等福利也得不到落实，办公经费短缺，无力开展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又由于上级政府对社区财政投入不足，而自筹资金能力有限，而社区各项活动及事务的办理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投入，财政吃紧状况进一步制约了社区治理的进程。

三、创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可行性路径

（一）明确职能定位，确立区政府、街道、社区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1.明确街道与区政府之间的以“条”为主的行政管理关系。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关，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行使区政府分配的各项任务与职责，区政府对其具有法定的行政管理权。而区政府的各部门机构与街道办事处不具有上下级的行政管理关系，因此，区部门机关对街道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权。除区政府以外，区部门机构无权将自身任务下派到街道。为了保证街道办事处的合法地位与正当权利，必须从法律上理顺街道管理体制，保护街道办事处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权利。同时，区政府在下派任务时，必须将相应法定权力下放到街道，确保街道行使开展工作的权威性。

2.明确街道办事处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以往的管理体制是区政府向街道下派工作，而街道则将许多工作再落到社区，形成了街道对社区的领导关系。法律法规要突出街道办事处的社会管理职能，新的体制要求市、区政府主要实施宏观调控职能，而让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担任主角。街道办事处在辖区事务中的作用，是为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单位和社区居民做好服务工作；接受区政府的委托，对辖区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福利项目行使管理职能；对涉及居民利益的环境、卫生等公共项目实施项目式管理运作。法律要确保街道与社区应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街道对社区换届及日常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让社区组织和居民担任主角，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自治功能，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

3.划分社区治理的事务范围。传统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是“社区好比一只筐，大事小事往里装”，因此各种各样的社区公共事务实际上都是由社区组织来承担完成，而管的越多、越杂却导致社区协调、监督能力不足。这就需要实行社区分类管理。社区分类管理，是不同业务由不同组织负责、不同职能由不同组织履行、不同服务由不同组织提供的一种新的社区体制，社区事务分类管理有利于明确各管理主体对社区事务的权责关系，为了实现社区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精神，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的机制。实现社区分类管理，明确了政府、社区的权力与责任，实现了社区治理中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的有效衔接，将社区权力组织真正从各项事务中脱离出来，真正从事与社区自身发展有关的各项事务。

（二）提高社区主体的自治能力

1.重视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包括非营利性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等，管理大师彼得· 杜拉克认为：“让政府来推动一切社区问题只会愈帮愈忙，社区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社区里面„„非营利机构就是社区，我们正是通过它来塑造一个公民社会，它是未来社会行动中的中坚力量。”非营利组织是社会资本“流通”和“运用”的重要通路，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途径，志愿服务团体则是整合社会资源、构建人际关系平台的重要力量。因此，出台相应的政策引导和支持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实现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有效路径之一。

2.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自身素质。政府应该重视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加强培训，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同时，社区也可以通过招募年轻、热情、文化程度高、有专业技术知识的志愿者，来改变社区资金不丰裕、人手不足、文化程度不高和专业知识不强的现实情况。同时在政策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切实改善社区工作者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和工作条件，提高奖励力度，使社区工作者的薪酬不低于当地收入的平均水平，这也能为社区工作引进高素质的人才。

3.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居民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热情。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往往与社区居民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要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必须建立健全有利于居民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首先，实现党组织内部民主表达机制，使党员群众能够及时向党组织表达广大社区群众对社区发展及重大方针政策的看法；其次，拓展社区普通居民表达自身利益的信息渠道，鼓励广大居民群众通过合法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最后，社区工作者应及时主动了解社区困难群众的思想动向，这部分人往往对社区的意见比较大，必须积极引导他们走出低估，勇于表达自身观点。

（三）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

完善有关城市基层社区的有关法律法规有助于正确处理居委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居委会是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性组织，基层政府不得干涉群众自治事项，要尊重居委会的法定权利，居委会要接受政府依法进行的相关业务指导，二者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完善有关城市基层社区的有关法律法规有助于居委会的自身建设，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健全居委会的工作组织，指导建立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要健全包括居民公约在内的各项管理制度，并确保管理制度不与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相违背；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指导居委会开展工作，履行法制宣传、调解民间纠纷等法定任务。

（四）拓展体制运行的资源渠道，为实现社区管理提供充足的财力保障

1.政府按社区规模拨给的费用，应当列入政府的财政预算。各级政府建立社区建设专项资金，列入当年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增长比例逐步增加。省级社区建设专项资金，可用“以奖代补”的方法，加大对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市、区两级社区建设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社区工作者的生活补贴、办公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办公经费按小区居民户数制定统一标准，由市、区两级拨付，并且每年有适当增加。

2.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区街政府部门需要社区居委会协助处理“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时，征得社区组织同意后，区街政府部门必须同时为社区组织提供协助所需的权利和必要的经费；区街政府部门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社会服务性职能向社区转移时，必须同时转移权利和工作经费，做到“谁办事、谁用钱，谁负责、谁有权”，从而保证社区在协助工作时或在承接社会性服务职能时，做到“有职、有权、有钱”。

3.通过社会渠道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资金支持。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积极进行社会筹资，在具体运行中，由具有辖区社会管理职能的街道办事处负责，依法成立各种基金会，向社会各组织、各团体、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募集社区工作基金，在经费使用方式上，要建立严格的基金使用办法，对微利或福利性社会团体、组织进行资助，促进其发展壮大。居民委员会兴办公益事业所需费用，经居民会议决定，可以根据自愿原则向居民筹集，也可以经受益单位同意，向本居住地区的受益单位筹集。居民委员会也可以接受募捐和馈赠。

4.鼓励发展社区经济，为社区治理提供资金来源。社区经济状况对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充分利用社区优势资源发展社区经济，有利于提高社区自筹资金的收入，扩大社区治理的财政基础，可以为社区各项治理活动的开展解决资金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各项公共活动的开展，提高社区福利水平，增强社区的凝聚力，通过有效社区治理推动社区的发展。

5.实行税收增量比例返还制度。即以街道为单位，以目前提供的税收为基数，按每年新增税收的一定比例由市、区财政返还给街道办事处专项用于社区建设。同时完善税收协管制度。对税收协管实行奖励，提高街居护税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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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新叶.社区管理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4-59

城市社区体制改革分析 篇6

关键词：社区居民；体育活动

中图分类号：F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136(2009)35-0129-02

1研究目的

城市社区体育的崛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群众体育发展史中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现代社区服务不断完善，社区体育也不断发展和壮大。近年来，中国社区体育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文章试图通过对中国城市社区居民体育活动现状与需求进行分析，以间接了解当前中国社区体育开展的效果及需要加强和改进的重点，进而为进一步深化中国社区体育工作提供参考。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城市社区居民体育活动为研究目标，选取上海、北京、温州、天津、太原、湖北、安徽、内蒙古、福建等部分省市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

2.2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访谈、观察及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以上省市社区居民体育活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动机与态度

体育动机与态度既是参与者主观出发点，也是客观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料表明，社区居民参加体育活动主要表现在健身、健心两个方面，其中尤以健身为主。据崔丽丽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社区参加体育活动的人群中高达80％以上的居民是为了“强身健体、防病治病”；高维岭等人对安徽省城市社区居民健身动机的调查中，对“健康长寿”一项的选择比例最高，占到72.03％。表明人们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生活质量有了高的追求，对自身健康水平的关爱程度也明显提高。“社会交往”成为社区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第二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说明人们对体育社会功能的认识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另一方面说明现代社会发展给人类提供物质财富的同时，人们对面对面交流机会的渴望随着社会的发展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虽然“全民健身计划”在全国已得到普遍推广。但居民健身态度还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模糊。温州市民中知道并清楚健身意义的仅占调查人数的9.66％，57.86％的人不具体了解，32.47％的人回答不了解。内蒙古地区居民对社区体育的认识水平，有39.5％的居民认识处于一般，不太清楚的占29％，不清楚的占183.％。说明除了人们的主观意识不足外，有关部门对体育的宣传无论从广度、深度还是持续度都有所欠缺，進而影响到了体育的大众化普及甚至是体育产业的市场化运作。

3.2社区居民体育活动场所

健身场所直接影响着健身者的健身动机、健身时间、健身方法及健身效应等方面。因此选择和保证良好的健身场所是开展和完善社区体育的重要因素。居民参与体育活动场所与所在社区的地理环境、特征等有很大关系，就近活动是居民选择活动场所的一个基本标准。

资料显示，街头公共场所、公园、社区空地、本单位设施依然是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时占比例最高的选择。显然，因陋就简选择体育活动场所是目前中国城市居民进行体育活动时的一大特点。另外，目前中国以政府投资为主渠道的体育系统的场馆无论从客观数量上还是居民就近选择上都还不能完全满足居民的健身需求，同时现有的体育资源因其没有充分有效地开放也未能得到很好的利用，造成了有限体育资源的浪费。

3.3社区居民体育活动的形式、时间、频率及成员特点

社区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形式主要表现为3种：一为利用早晚进行健身活动的日常型；二为以家庭为单位，在节假日进行健身活动的假日型；第三种就是参加有组织的社区体育竞赛。从参加时间和频率来看，各地活动时间多集中在0.5h—1.5h为主，频率从每周0～7次不等，没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就参与对象而言，居民参与体育活动以离退休的中老年人居多，而青年人较少，表现出年龄结构失衡，如天津晨练者中，中老年人占73.2％，青年只占26.8％；晚练者中，中老年人占77.9％，青年只占22.1％。在温州市民高达70.9％的不进行体育锻炼人群中，中青年人(26-45)是锻炼最少的人群。武汉市体育人口年龄结构呈马鞍型，青少年与老年群体人口比例显著高于中青年人群。从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性别来看，内蒙古、北京、天津、太原等地女性参与者所占比例高达60％甚至更多，呈现出较大的性别失衡。这一情况在全国各地较为普遍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不同年龄人群闲暇时间的差别较大外，社区内缺乏适应不同社会群体需要的体育活动，社区居民对活动内容缺乏必要的选择性也是其中之一。相对于中年人社会、家庭双重压力的重担影响其闲暇时间的体育活动分配外，青年人自己独特的体育需要在现有的以保健为主要内容的社区体育活动中，难以得到满足。

3.4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内容

从研究资料来看，中国社区居民日常型体育活动的内容具有明显的健身娱乐性，竞技性相对较弱。内容的选择多为健身操、太极拳、武术、体育舞蹈、跑步、球类全民健身路径及棋艺等体育项目，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①传统体育项目较多且在民间有相当的基础和普及性；②以非器械类为主，大多数项目均不需要特殊的器械；③场地要求较低，易于开展，一般不需要专门的活动场地；④技巧难度较低，易于开展；⑤运动量较小，动作平缓，尤其适合老年人进行；⑥群体性活动较多；⑦花钱不多。比较经济实惠。

3.5制约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

资料表明，影响中国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依次是没时间锻炼(武汉市居民高达71.2％)、没场地设施、参加体育锻炼时缺乏技术指导、家庭经费困难等问题。其中，造成没时间锻炼的因素也很多，比如说工作繁忙、压力大、易疲劳、家务繁忙等等，这些问题在中国普遍存在，却也因此成了很多人不愿参加体育活动的借口，而事实上，哪怕只有十几分钟的晨练，即使起不到明显的健身效果，也会给参与者神清气爽的一天。再者参与体育活动也是积极消除疲劳的一种有效手段，只是我们的大部分人虽然对自己健康状况的重视程度从意识上增加了，但其行为上却依然处于“有病医治、无病不防”的阶段。再加上现有体育场地设施的不方便最终造成了社区居民对参与体育健身的不以为然。

参加体育锻炼时缺乏技术指导也是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对参与体育活动缺乏兴趣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科学的技术指导，就不可能科学的锻炼效果，进而影响到人们对体育健身的认可程度。这一点除了与中国社区体育指导员的数量本身不足有关外，与中国现有社区体育指导员的素质普遍较低也有很大关系。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1)中国城市杜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健身和健心，但更主要表现在健身。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对参与体育活动的态度模糊，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体参与意识的缺乏和体育宣传力度的不足。就近活动是社区居民选择活动场所的一个基本标准，因陋就简选择体育活动场所是目前中国城市社区居民进行体育活动时的一大特点。

(2)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成员构成体现出一定的年龄和性别失衡。总体表现为离退休的中老年人比例高于青年人，女性高于男性。体育活动设施总体数量不足和有效利用率不高以及缺乏技术指导依然是制约中国社区居民进行体育活动的一大因素。

4.2建议

(1)加强城市社区内健身服务设施的建设，为社区居民提供就近锻炼和健身的场所。同时定期地培训与考核社区体育指导员。提高社区居民健身锻炼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2)依照方便、实用、就简原则设置成人体质测试站，可以为居民随时做健康状况检查，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完善医疗保健指导等社区服务内容，同时有利于加强居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兴趣。

(3)加强社区组织对社区内居民体育活动的引导和组织，最终形成“家庭健身活动、各晨晚练点健身活动、社区单位体育赛事、社区体育单项赛事、杜区大型综合运动会”5位一体的健身活动格局，营造“天天健身、月月赛事、季季活动、年年高潮”的健身氛围。开展全民健身周活动，组建社区单项运动队，为繁荣社区文化体育活动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城市社区治理困境与对策分析 篇7

1 城市社区治理的内涵

社区概念最早是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腾尼斯在他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 (community and Society) 一书中提出的, 他认为社区 (community) 是指那些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 关系密切, 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的, 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在我国社区概念是由费孝通先生等社会学家最早引入的, 他们首次将英语“community”翻译成“社区”, 并由此为我国社会学界广泛引用。现阶段我国社区的概念更加强调国家减少干预, 公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居住地域的服务与管理等, 使居民增加情感归属与认同。

一般认为, 社区治理 (community governance) 是指政府与非政府部门 (如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中介组织或居民个人) 以社区为平台, 发挥多元主体优势, 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相互博弈、合作、协调、消除分歧, 寻求共识, 以求社区资源最大程度的合理化配置、利用的一种过程。

2 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

近几年来, 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取得了很大成就, 在完善城市管理体制, 有力推动城市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与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相比, 与国外的社区治理相比, 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 还有很多重大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众多矛盾依然存在, 根本性的困境依然没有突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的困境

即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干预过多, 治理主体单一。社区自治是社区管理的必然趋势, 但当前我国社区自治程度普遍较低。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区的治理工作。在整个社区的治理中, 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 政府垄断社区所有资源的现状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在城市社区治理中, 社区的独立性与法律赋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 社区成为基础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 自治性、群众性和民主机制都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政府部门特别是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在社区治理中经常性的越位, 如社区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 成为政府部门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 再加上工作中权、责、利的不明晰, 社区工作开展起来显得力不从心。这种社区行政化所引起的盲目进社区和无序进社区的问题, 与社区居民的自治要求背道而驰, 不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 也不利于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威信, 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区的承载能力。

2.2 非政府主体错位困境

非政府主体本应是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角, 但在现阶段我国的社区治理中它们往往是附着在政府之下, 处于被动与服从的地位上。由于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在进行社区治理时对社区公共事务实行垄断和强制性管理, 社区其他治理主体只能接受和服从。另外, 非政府主体在经济上和组织运行上也都无法摆脱对政府的依赖, 其在社区治理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无法有效施展。

2.3 激励机制缺失困境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 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认识不足, 对政府依赖性强, 参与意识不强, 参与度低。社区居民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身利益的驱动, 参与就是为了维护或促进自身利益。由于激励机制的缺失, 很多社区居民把社区治理工作看作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事, 并没有把自己看做治理的参与者, 对社区治理工作并不关心甚至不配合对社区活动。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 给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大难度。

2.4 社区资源匮乏困境

我国城市社区普遍面临资源匮乏, 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问题。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匮乏。社区治理工作者普遍专业化程度较低, 大多数从业者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 缺乏社会知识和专业管理知识, 工作方法单一, 工作效率不高, 工作效果不好。目前, 从事社区治理与服务工作的多是下岗职工、家庭妇女、离退休职工等, 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偏低, 提供的大多是简单的劳力活动, 难以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另一方面是政策资源缺乏。社区治理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持, 很多政策过于笼统, 执行起来难度较大, 而政策间也缺乏有效衔接, 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

2.5 社区自治权力缺失的困境

我国社区自治权力落实不到位, 社区往往缺乏日常决策权、人事权和经费支配权。首先, 缺乏日常决策权。居委会组织法中明文规定“对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 居民委员会必须提请居民会议讨论决定”, “居民委员会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这就表面居民会议理应是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机构, 是社区自治的权力中心。但在现实中, 社区居民会议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受到来自政府行政机构和社区党组织的强烈冲击。政府行政机构和社区党组织往往不经过社区居民会议而随意对社区居民委员会发号施令, 摊派工作。本应享有社区公共事务决策权的居民会议基本被架空。在实际生活中, 很多社区的居民会议形同虚设。其次, 人事权的缺失。人是组织的主体, 社区治理工作全靠人来执行, 人事权的归属直接关系到组织的性质和功能。目前, 社区人事组织关系由政府掌握, 这必然影响到社区治理的自治程度。再次, 日常经费的缺失。社区可自行支配的资金很少, 大多数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资也要由街道办事处拨付, 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区居委会对街道办事处的依赖, 自治权也就无从谈起。

3 城市社区治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我国的公共治理强调国家与公民的合作、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 通过治理主体间的互动, 促进政治、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建设和谐社会。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 各种治理主体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协商, 化解矛盾与冲突, 在满足各治理主体利益要求的同时, 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和谐。为了达到这种治理效果, 社区治理必须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3.1 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原则

现代社会公共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 注重各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协商, 通过协商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就是通过国家与社会或者国家与公民间的良好合作, 实现还政于民的过程。社区善治主要就靠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来实现。

3.2 社区治理的自治原则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的管理体制, 造成了“强国家, 弱社会”的格局。而在一个社区管理系统内部, 政府的管理职能的比重与社区自治比重两者是成反比关系的, 政府的管理职能越强, 社区的自治职能越弱。要正确处理两者关系, 就要对政府权力做出限制, 对其现有权力进行剥离, 给社区自治留出足够的空间。鼓励非政府治理主体发挥作用, 让它们充分利用社区资源, 自我组织, 自我管理, 自我发展, 从而实现社区自治。

3.3 政府角色转换原则

传统政府社区管理角色过于强调单一治理与管理的强制性, 不符合现代治理理念, 因此必须转换角色, 转变职能, 重新界定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区的角色和功能, 建立政府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间的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

4 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

社区建设与治理应该与时代相适应, 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与创新。毕竟社区是城市生活的的基础, 是城市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 城市社区治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要达到城市社区的善治, 就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4.1 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

社区治理要求社区组织、社区居民与政府组织共同承担社区建设与治理的责任, 负责任的政府与有责任感的公民在社区治理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意味着由政府机构作为唯一社区治理主体和以行政主导为特征的传统社区管理模式必须要进行改革。一方面, 要积极培育和发展除政府以外的其他社区治理主体, 特别是社区中介组织和居民自发性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取消政府对非盈利组织进入社区设置的政策性障碍, 促使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早日出现。另一方面, 就是要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社区治理关系到每个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 只有社区居民共同参与, 社区才能得到持续发展。只要与社区居民有关的事物, 社区居民都有权参与并发挥作用, 居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被激发和调动起来, 社区治理才能走上内源性发展的良性道路。

4.2 转变政府社区治理职能, 扩展社区自治的空间

“有限政府、大社会”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 也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战略选择。要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必须在政府职能定位与行使上做到有取有舍、有进有退。社区自治要求政事分开、政社分开, 将本应由社区自主和自决的功能交还社区。但目前政府职能滞后于社区自主的需要, 政府职能的转移还只是限于行政系统内部, 政府向社会放权, 向社区放权的程度和范围都还不够。

政府作为社区治理中的关键主体, 其职能定位和行为的规范性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成败。因此, 必须对社区治理中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进行科学设计。具体来说, 政府在社区治理中应该承担的职能有:第一, 指导和帮助社区组建社区组织。社区组织是实现社区治理的主体, 但是这些组织的建立与完善并不能完全依靠自身, 必须要在政府的帮助、指导、推动下进行。第二, 政府应为社区治理提供必要的法规和政策支持。社区治理必须在一定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框架内进行, 政府应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政策来规范和保护社区自治活动, 实现各治理主体有序的政治参与。社区治理的外部环境也需要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营造。政府不但要制定政策, 同时也必须废除已经不符合社区自治需求的政策法规, 为更多的非政府治理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开辟道路。第三, 帮助社区提高自治能力。个体的发展总是容易陷入盲目的漩涡, 政府应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制定出具有操作性的各个社区治理主体充分认可的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 对社区治理进行综合考评, 奖优罚劣, 以达到对社区治理的宏观指导, 引导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我们强调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同时, 切忌“矫枉过正”。政府毕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具有特殊的社会角色与地位, 拥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权力, 具有任何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职能。正如美国学者诺斯所说, “政府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 并具有实施规则的强权力”。正是因为政府这种政治优势, 城市社区治理必须依靠政府的引导、帮助和支持。我们在强调社区自治空间的同时, 绝不能过度弱化甚至忽视政府的作用。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 城市社区治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城市的重要切入点。目前,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治理主体单一、非政府主体错位、激励机制与社区自治权缺失等困境。针对这些困境, 提出了摆脱困境应遵循的原则, 并提出了应对困境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社区治理,困境,对策

参考文献

[1]刘娴静.重构城市社区——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J].社会主义研究, 2004, (1) :98.

[2]魏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 (1) .

城市社区人民调解制度分析 篇8

(一) 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历史。

1.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起源。西周时期, 我国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调解制度。后根据考证, 当时已有民间调解相关程序的记载, 并据此分析出在我国的民间调解制度产生之处, 就兼具了调解一般民事纠纷及罪行轻微的刑事案件的功能, 已经初具人民调解机制的雏形, 这些都表明了我国调解制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2.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人民调解制度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爆发的农民运动。自1941年起, 我国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相继颁布了适用本地区的有关调解工作的单行条例和专门指示。[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结合以往各地实行调解制度的相关经验, 又于1954年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 此通则是我国首次颁布的确立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文件, 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了对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的探索。而在2011年, 真正意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才正式施行, 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系统、完备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律。从暂行到正式施行经历了七十年的岁月, 也由此可以反映出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的进度。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较为缓慢, 但总体来说上述法律法规基本确立了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位。

(二) 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2014年我国司法部制定并且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单位进一步扩大人民调解工作的覆盖面。而后, 各级司法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也开始逐渐逐步贯彻并落实司法部出台的《关于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的意见》, 推动人民调解工作的体制建设和完善运行。3年多来, 全国建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3万多个, 人民调解员近13万人, 共化解行业、专业领域矛盾纠纷300多万件, 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2]然而, 在数据统计不到的领域, 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并不乐观。人民调解工作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 正处在矛盾纠纷日益增多而群众却不为选用的尴尬境地。

二、我国人民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我国人民调解工作发展顺利, 但工作中仍存在着制约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难点问题。通过对长春市的试点社区的走访调查发现, 在实践中人民调解工作有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 案件受理数较少, 缺少必要的档案登记, 调解成功率较低, 协议履行率普遍较低。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

(一) 制度建设上存在的问题。人民调解制度经过新中国几十年的不断改良和完善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由于社会的飞速发展, 我国人民法律、维权意识的不断进步, 人民调解制度在制度上暴露出了许多不适应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问题。

1.部分法条存在一定局限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九条和第十四条中, 均规范了人民调解组织内部的人员来源和素质, 首要标准是有文化、懂政策、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成年公民, 其次也要公道正派、对人民调解工作热心关注。但是, 这两条法律规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随着公民维权意识提升、社会矛盾多样化, 所需要的调解帮助趋向于专业化, 矛盾趋向复杂化, 而法律规定的人民调解员的准入素质并不能够满足群众的需要, 该标准导致了人民调解员的年龄普遍较大, 对法律知识的把握比较薄弱和落后, 相关的调解方法和知识的更新较慢。[3]这些都导致人民调解工作在实践中产生了效率较低的情况。

2.在人民调解的制度确立上轻视程序而重视实际的效率。没有配套的程序法, 导致工作程序具有相对的非正式性, 也就难以胜任较为复杂的调解工作, 在实践中, 人民调解委员会遇到一些复杂棘手的问题往往得不到程序上解决, 也没有办法向司法机关请示, 更无法可依, 只能告知当事人可以采取诉讼。程序上的非正式性导致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弊端, 削弱了权威性, 进而导致公信力的下降。

(二) 实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部分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认识不够。第一, 在实际走访中发现, 部分群众认为,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是调解一些邻里纠纷的小矛盾, 对于一些涉及到法律的问题群众更希求诉讼手段的帮助, 而不是选择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群众往往出于保护隐私的目的宁肯走诉讼程序也不肯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矛盾。第二, 作为一种非诉讼的矛盾解决方式, 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担心主要来自其是否具有正规性。在我国, 人民调解作为一项具备准司法性的制度, 虽并不是一种终局性的裁判方式。”但是依据我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的有关规定,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后可以达成调解协议, 并且此协议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被调解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在司法实践中, 通常将双方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视为合同, 根据目前的民事诉讼特别程序可以确认其效力, 并可申请强制执行, 这些法律规定都说明了人民调解在解决矛盾纠纷的问题上具有准司法性的法律效力。而群众往往对这些所知甚少, 导致少有人会选择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矛盾。第三, 作为一种非诉讼的、贴近民生的矛盾解决途径, 人民调解工作能够节约诉讼资源, 为法院等诉讼机关减少压力, 因此, 法院应该携手自己辖区内的人民调解组织加大宣传力度, 让大家了解人民调解工作具备的正规性及准司法性, 扩大人民调解制度的影响力。

2.政府部门和基层法院的帮扶力度不够。法律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的司法、行政部门负有指导自己所管辖的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的义务, 基层法院同样需要对本区域调解民间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进行业务指导。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推进会上也要求加大对职业调解员的培训力度, 努力提高调解员的职业素质, 促进各类调解组织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健康发展。[4]但在实际走访中发现, 基层法院虽然对自己辖区内各社区的人民调解组织有过一定的帮助, 但经常是经过几任人民调解人员的变动才能得到一次基层法院的指导, 这与法律的规定并不相符。人民调解工作会涉及到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知识, 需要基层法院的指导和帮助。这种指导和帮助应该是常态化的, 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形成常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相关规定, 对于人民调解工作中产生的合理开支, 县级以上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 对在工作中变现优异的调解员和各调解委员会可以予以奖励。但是在实践中, 各级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支持力度不尽相同, 或多或少也不为固定, 具体经费保障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 往往是打了折扣的支持, 不能为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并且对一些在调解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员也没有具体的评判标准。

综上所述, 虽然人民调解制度从确立到现在一直发挥着缓解群众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但是, 当下社会形势的发展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眼下人民调解工作中存在着的与新形势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仍亟待解决。

摘要：人民调解制度是一种诉讼外调解制度, 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说服、疏导下, 促使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从而自治解决纠纷的活动。其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司法活动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的美誉。本文从城市社区人民调解制度运行的现状开展分析, 探究我国人民调解工作在实践中的问题。

关键词：人民调解,城市社区,司法机关

参考文献

[1]韩延龙.人民调解制度的形成和发展[J].中国法学, 1987, 3

[2]司法部.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N].法制日报, 2014-10-14

[3]郭海洋.人民调解制度的历史、现状及完善[J].公民与法 (法学版) , 2012, 4

城市社区体制改革分析 篇9

1 广西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优势

健身常态化、体育生活化已经成为广西各市体育事业的发展潮流,广西各城市在发展城市社区体育方面有几个明显的优势。

1.1 各市政府重视,机制健全,是夯实全民健身工作的基础

广西各市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全民健身工作,将全民健身工作纳入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群众体育建设纳入财政预算,确保全民健身工作顺利推进,大大激发了市民参与的热情。政府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城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1-2015年)》,颁布出台了《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计划(2008年-2020年)》等一系列文件,明确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方向,为全民健身工作开展提供制度支持。坚持加大投入,全民健身工作经费随经济社会发展逐年增加,为事业发展提供充足资金保障。“十一五”时期,全区体育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达47亿元。

1.2 体育设施完善,体育组织网络健全,是全民健身活动持久开展的保障

公共体育设施方面,通过申请上级项目、政府加大投入、统筹安排体彩公益资金、吸引社会各界参与、发动群众自筹等办法,初步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支持的多元化投入格局,兴建了一大批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完成了广西体育中心(一期、二期)、李宁体育园等一批重点项目,极大改善了南宁公共体育设施,提升了城市品位和形象。其中,李宁体育园由南宁市政府无偿提供土地,李宁基金会投资建设,占地面积为527亩,集体育、文化、休闲、公园于一体,开创了大型公共体育设施运营新模式。

同时,在组织网络建设方面,着力培育、扶持和建立体育单项协会和俱乐部,推动体育组织网络向乡镇(街道)、农村(社区),向各级政府、组织范围延伸,将全民健身活动深入全民生活中。全民健身活动网络覆盖面不断拓宽,引领和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1.3 开放合作,培育品牌,是推动全民健身可持续发展的双发动机

开放合作是拓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空间、丰富其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赛事活动品牌则掌控体育事业发展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近几年来,广西各城市注重把开放合作与培育品牌有机结合起来,主动加强与国际各单项协会、东盟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又坚持品牌拉动战略,深入挖掘本地资源和民族特色,强化对本地特色赛事的宣传与包装,着力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赛事活动品牌,不断提升赛事影响力和知名度。着力通过开放合作和赛事品牌“双引擎”,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广西各市已成功举办了多届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赛事活动,南宁国际龙舟邀请赛、国际半程马拉松比赛、柳州划水明星对抗赛、水上摩托艇世界锦标赛、F1摩托艇世界锦标赛等,每次赛事都能吸引来自国内外、区内外成千上万名运动员前来参加。

1.4 组织指导有序,百花齐放,为全面推进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保驾护航

坚持县区间、行业间、层次间平衡发展,保障各类人群均等享有政府提供体育健身服务,深入开展“体育三下乡、四进社区”活动,统筹抓好学校体育、农村体育、社区体育、老年人体育等多种形式体育活动。充分整合各市体育资源,组织举办一系列特色鲜明、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赛事活动。以各单项协会、俱乐部及健身网点为支点,精心指导各行业、各层次、各县区群众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开展健身活动,形成全民健身活动“一县一品、一会一品”格局,各市群众性体育活动风生水起、如火如荼,呈现出“活动多、形式活、参与广、影响大”的特点,如广西体育节、广西万村农民篮球赛、柳州世界水上极速运动大赛、百色乐业国际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等知名赛事,气排球进社区活动、羽毛球联赛(甲乙丙组)、乒乓球“十杰十强”赛、武鸣县“三月三歌圩”民族体育运动会、敦煌宾阳炮龙节、马山山地自行车赛、上林县迎春体育比赛、隆安县体育节暨纪念隆安解放日体育比赛活动、横县篮球联赛等小型特色赛事等,吸引了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

1.5 地缘与经济发展的优势

各地级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中心,也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主要门户与地缘平台,在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广西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10%,其中城市作为广西经济持续增长的排头兵,其综合经济实力的提高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有利于推动群众体育、社区体育的繁荣发展。

2 广西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劣势

广西城市社区体育有区别于其他国内城市的特点和优势,但与其他省份的先进城市和发达城市相比,仍存在着明显差距与不足。通过调查统计得知,直至2013年,广西城市社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基本公共体育设施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和行政村(社区)四级体系相应的管理体制严重滞后,社区体育服务等也在细节上存在明显不足,严重制约城市社区体育发展。

2.1 场地面积小,经常锻炼体育人口少

根据调查统计发现,广西城市社区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在30%左右,人均社区体育活动场地面积不足1平方米。

2.2 基层体育设施网络体系不完善

南宁市城市的乡镇(街道)和社区(行政村)的第三、第四级的基层体育设施网络体系尚未完善,特别是社区体育服务供给体系中的供给主体、方式和渠道不够完善。市、县(城区)大型的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和健身服务机构向市民开放程度远远不足,部分场馆甚至每月仅向市民、社区居民开放1-2天,基本处于封闭状态。

2.3 社会体育服务人才缺位

调查显示,半数左右常参与健身活动的受访居民表示,自己一般不会设定健身计划,社会体育服务人员缺位严重。而事实上,广西各市体育局、各体育高校近年在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与培养上已初具成效,各市区、县(城区)也储备有一定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但制度不健全的现实情况,使得多数“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责、权力、利益得不到保障,出现了大量社会体育服务人才“在岗不在编,设岗不设薪”和“义务工作”的尴尬境地,或“有证没有位”的人才浪费的境地,未能发挥社会体育服务人员的应有作用与功能,更使大量人才浪费而无“用武之地”。此种情况必将影响社会体育服务人员的培养与社区体育科学健康的发展,最终陷入两者互相制约的恶性循环之中。

2.4 基层体育设施缺口大,日常维护管理缺位

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与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增加,社区居民实际日常健身的需要日渐增多,多数城市的乡镇(街道)、社区(行政村)的第三、第四级的基层体育设施的数量已远不能满足需求;同时,大多数基层社区的健身器材日久缺修,日常维修、维护与管理基本缺位,导致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设施建设与管理普遍不满意。

2.5 缺乏体育主管部门引导

城市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方面缺乏政府体育主管部门的正面引导,使得社区体育多数处于自发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

2.6 社区体育场地、器材限制

社区体育活动的场地、器材距离社区居民居住地点较远,不利于居民的日常锻炼。

3 广西城市社区体育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各城市作为广西的排头兵,肩负着“重振广西体育雄风,建设西部强区”的重要责任,在未来的几年中,面临着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3.1 体育事业发展迅速,空间广阔

“十二五”期间,我区城市群众体育有了蓬勃的发展,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体育产业从无到有,体育市场逐步发展,各级政府对加大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有了更高的认识,城乡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同雨后春笋,这为城市发展各项体育事业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实现重振广西体育雄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对广西体育事业发展的支持意见,这给我区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同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运行为城市拓展体育事业、推动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2 经济落后、基础设施差,机遇与挑战并存

城市的发展虽然是优先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广西在公共体育设施、体育场馆建设等方面与全国其他发达城市相比仍比较落后,特别是在大型综合体育场馆、体育人口比例、人均体育运动面积、体育产业增加值、体育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社会提供的体育资源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仍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这就需要我们各市体育行政部门及有关人员更加要冷静思考,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机遇意识和超前意识,既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务实开展好基层群众体育活动,从城市社区做起,从城市的乡镇(街道)和社区(行政村)的第三、第四级的基层体育设施做起,大力构建亲民、便民、利民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级管理机制;在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方面既要实现城乡的全面覆盖,又要尽量做到分布合理,便于民、利于民;既要做到人均体育活动面积的逐步增加,又要为将来能承办大型、综合赛事做好相应的准备。

4 广西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具体路径

从目前统计情况来看,广西各市社区体育发展方面有着良好的势头,但其主要分布在市区和县(城区)区内,而就街道(乡镇)和社区(行政村)的三、四级来说,它们在场地、组织、人才、经费等基本公共体育设施和服务体系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不足,与我国先进城市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要想使广西其他城市在未来城市社区体育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还应该加强四级基本公共体育设施和服务体系的建设,持续扩大城乡体育基本公共服务实施覆盖面,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加强城乡基层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建设,并始终重视社会体育人才培养、使用和储备;其中,要将体育事业经费“纳入”工作,以确保经费有效落实,并大胆创新,打造城市特色的活动品牌,真正体现群众体育“以民生为根本、以民众为对象、以民乐为目标”的根本目标。

摘要：通过当前广西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SWOT分析,指出当前广西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还应该加强四级基本公共体育设施和服务体系的建设,持续扩大城乡体育基本公共服务实施覆盖面,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加强城乡基层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建设,并始终重视社会体育人才培养,打造城市特色的活动品牌,真正体现群众体育“以民生为根本、以民众为对象、以民乐为目标”的根本目标。

关键词：广西,城市社区体育,SWOT分析

参考文献

[1]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群众体育发展规划(2011-2015年),2011,10.

[2]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规划(2011-2015年),2011,11.

[3]李锐,郭戈,张延玺.对我国社区体育现状和发展模式的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09.

[4]杨翠丽.城市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的研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10.

[5]华景梅、徐祥辉.和谐社会构建视角下的我国社区体育发展模式[J].2006.

[6]彭长锦.城市社区体育发展模式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2009,07.

[7]赵芳,辛松和,黄东,等.广西社区体育活动的基本现状及对策研究[J].体育科技,2005,06.

[8]郭传燕.广西城市社区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以柳州市社区体育为例[J].辽宁体育科技,2010,02.

城市社区体制改革分析 篇10

(一) 居家养老的最新模式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老年人的养老模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传统的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到现在的社区居家养老, 目前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的养老模式为社区居家养老, 这种养老模式是由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一种社会化养老模式, 让老人在家中居住, 有助于老人身心健康, 以家庭为核心、社区服务为外围、养老制度为保障的一种社区居家养老模式, 有利于加强老年人的自理能力, 减轻社会负担。

(二) 对老年人口照料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家庭结构的小型化, 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 在老年人日常料理方面, 许多家庭面临力不从心、精神压力大、心理感受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 应开发和利用健康、低龄老人资源,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提倡自立、自强、互助原则, 引导他们走出家庭, 参与社会, 走自我保障、自我养老的积极养老态度。

二、居家养老的质量分析

(一) 对不同养老模式的比较

家庭养老主要指由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形成的共同生活的群体, 照料老人、抚养老人是家庭成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机构养老主要指老年人在养老机构 (福利院、敬老院、托老所等) 的养老方式;社区居家养老则有所不同, 它是一种家庭养老与社区服务相结合的养老模式, 老年人可以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住所, 政府也不需要花大量的资金建立养老机构, 既有利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这种养老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主要来自社会和社区所提供的各种服务, 与家庭养老完全不同, 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养老模式。

(二) 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优势

社区居家养老模式: (1) 让老人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环境, 不会对养老产生一定的陌生与恐惧感, 人际关系不会发生改变, 更有利于老人健康的恢复。 (2) 养老成本低, 老人可以充分利用家庭资源和社区资源, 同时也方便得到家庭的照顾, 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不至于让老人感到失落与无助。以某社区的一位老人为例, 老人只有一个儿子, 儿子一方面要挣钱养家供孩子上学, 另一方面还要照料年近九旬的老父亲, 这种长期的生活给儿子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然而社区居家养老这一模式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儿子上班没有时间陪老人的时候, 社区的工作人员就会到家中照顾老人, 给予老人一定的心理安慰, 这样的生活让老人得到了的满足, 并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做了很高的评价, 这就表明了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存在的必要性。

三、居家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 居家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

目前居家养老在社会中占有很重比例, 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例, 老年人的主要养老还是依据社区和社会,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态度就占有很大关系,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专业人员配备不足, 大多数志愿者服务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 有时甚至会出现工作人员综合素质低, 老年人在行动能力有限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情绪, 然而工作人员应尽量安慰老人的情绪而不是和老人生气, 否则, 不但不会使老人的生活有所好转, 反而会加重老人心理的失落与无助感。作为专业的工作人员应体谅老人的心情, 经常给老人讲笑话, 让老人时刻感到亲人就在身边。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没有一定的专业性, 对于照顾老人方面不知从何下手, 不能了解老人客观需求, 这样不但不会对老人有所帮助, 甚至有可能会对老人造成严重的伤害。

(二) 针对以上问题的解决措施

随着中国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对老年人的养老措施也在不断提高, 要保障老年人的养老生活,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感受到人间真情无处不在, 所以对于工作人员要定期进行一定的培训, 包括心理、素质、专业技能等方面。同时养老条件也应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不因贪图公共财产而简陋老人的居住环境, 要为老人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 让老人感到家人就在身边。工作人员应真心对待老人, 这样的养老模式可以大幅度提高老人的满意度, 也就保障了中国养老模式的质量问题, 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对老人时刻保持尊敬感, 从而提高了中国养老模式的质量, 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促进中国人际关系的和谐, 保障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稳定进步。

四、结语

本文主要通过介绍三种不同的养老模式, 发现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在现代社会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养老选择, 介绍了这种养老模式的优势之处, 使老人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下养老, 有利于调整心情, 在家人和社会共同努力下, 为老人提供良好的养老氛围。同时也介绍了居家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 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提高中国居家养老模式的服务质量。

摘要：随着我国老龄化形式的日益严峻, 社区居家养老成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 它的服务具有公共性、公平性、福利性等有效特征, 是大多数老人选择的一种养老方式, 其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老人的健康, 本文主要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做定性分析。

关键词：社区,居家养老,公共性,定性分析

参考文献

[1]郭竞成.中国居家养老模式的选择[J].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2010 (01) .

[2]彭艳芳.国内城市居家养老的研究综述[J].社会工作理论探讨, 2010 (03) .

城市社区体制改革分析 篇11

关键词：老年群体；就医行为；影响因素；新医改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122-02

老龄化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愈加紧迫的社会问题，而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健康需求是老龄化带来的诸多挑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7 765万人，占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19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87%。“十二五”期间，将出现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加快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将更加凸显。老龄化的趋势以及老年人健康需求的多样化，包括急慢性疾病的预防、治疗、护理以及心理需求的满足，给政府卫生管理带来更高的要求。

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突出强调基本医疗服务供给和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在缓解老年人健康压力方面有重要作用。但是体系变革与能力建设需要与老年群体的健康需求相契合，才能有效转变老年患者的就医流向与行为。因此，在老龄化加速和新医改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分析老年人就医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助于了解这一群体的真实健康需求，进而改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有效引导社区老年居民利用社区卫生服务。

一、关于就医行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在国外，就医行为从定义上主要包括保健行为和治疗行为。对影响就医行为因素的分析，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中心问题，贯穿于整个国外研究的历程之中，主要有：1）生理变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个人的性别、年龄，种族，健康状况等；2）社会变量的研究，主要包括那些与社会生活相关的个人特征，如收入水平、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网络等；3）主观变量的研究，分析变量的客观性相对，主要指个体自身主观评价对其就医行为的影响。

国外就医行为理论模式主要有三个，即萨奇曼的就医过程理论、安德森的医疗服务利用模型和通用理论。萨奇曼从医生与患者的交往入手，分析患者就医过程的五个阶段；安德森从个体的倾向性因素、能力因素和需要因素建立医疗服务利用模型；麦肯尼克与沃尔卡特共同建立了通用理论，这一理论从个体出发，通过对其自身的认知程度、忍受程度、物质条件等因素进行分析，来预测个体可能采取的行为决策过程。

我国就医行为研究起步较晚，90年代才开始进行系统研究。发展至今，在研究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提高。如刘仲翔通过对河北定州的农民进行实地调查，指出受到农村医疗服务不健全，资源有限的限制，农民的就医需求得不到满足；马婕等探讨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因素对于社区居民就医行为影响；白云，李敏等认为，影响就医行为的因素包括年龄、经济水平、文化程度、职业等人口学因素与医疗服务供给水平等因素；彭奕华，徐新等认为影响居民就医的主要有个体状况、经济水平、医院服务质量、疾病严重程度及环境因素等；谢莉、张燕利用效用函数分析居民就医选择，突出强调了治疗后的预期健康状况的作用；徐青、刘滨等发现被调查者在参合后较参合前更倾向于选择高级别的医疗机构；张蔚■研究发现影响慢性病患者就医行为的因素是居住小区、文化程度、医疗保障和疾病的发生情况。这些研究对于分析我国社区老年群体的就医行为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二、影响社区老年群体就医行为的主要因素

（一）服务能力

由于年龄因素，社区老年居民的慢性病患病率处于较高水平。高血压、糖尿病成为危害社区老年居民健康的主要慢性疾病。老龄化社会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增加，使得医疗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医疗技术的发展增加了患者存活时间，但相应的康复措施并没有显著提升，导致有严重后遗症的慢性病患者增加。因此医疗服务的内容中应做适当调整，增加更多的失能者。

（二）距离因素

距离因素是老年人选择就医地点的重要考虑因素。近年来随着基层医改的深入推进，城市社区卫生保健的建设有很大发展，多数城市老人走路或骑自行车就能到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心就医手续简便、就近的优势得到老年人的认可，不满意率远低于三级医院。部分老年慢性病患者开始从三级医院转向社区。但由于社区服务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偏远地区或郊区就医地点距离较远，交通不便仍成为老年人就医困难的主要原因[1]。

（三）经济因素

老年人患病后不能及时就诊和按需住院治疗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经济困难，在郊区、低收入家庭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调查显示，城区老年人年住院率、平均住院次数及平均住院天数均高于乡镇老年人。很多低收入老年人缺乏医疗保障，有的老年人医药费延迟报销或不能报销，难以应付当前医疗费用及药品价格的增长，妨碍有病及时治疗[2]。

（四）就医过程因素

由于社区老年人的求医需求大多为常见病、多发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因此，除了经济、距离等因素外，“候诊时间短”、“医护人员服务态度好”等就医过程因素开始受到重视，就医距离、看病手续、候诊时间、医护态度等就是对“看病”行为附加的要求。而老年居民由于“久病成医”的缘故，对预期结果更加确定，因此他们倾向于在综合考虑就医过程之后做出选择。

（五）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居民的就医行为受到结果预期、参照点和就医过程、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当然，随着各影响因素的变化，例如收入水平上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能力增强，社区老年人就医行为也将随之变化。例如，近年来，随着医改的深入推进和基础医疗服务机构的完善，老年群体对社区医疗机构的偏好在显著上升。这说明，在结果预期确定的情况下，经济、便捷性等其他因素主导了患者的就医行为[3]。

三、有效引导社区老年居民就医行为的建议

首先，加大社区服务机构建设力度。政府应增加对社区医疗服务的投入，加快对全科医生的培训，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技术水平。并通过政策导向，将大多数初诊或病情较轻的患者留在基层医疗机构。如合理调整医疗费用使用范围、支付办法和标准，同时加强大医院与基层医院的分工协作，建立可行的双向转诊机制。

其次，改进各级卫生机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基层医疗机构要加强服务功能和形式的转变，深入到社区中，开展一些老年人所乐于接受的服务项目。如在社区开展慢性病系统管理、健康教育等方式，，使老年人认识到社区卫生服务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第三，改进和完善医疗保险，提高老年居民基层就医可负担性。老年人是医疗保健高需求人群，同时又是最不具备支付能力的人群。完善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使有限的资金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可能会提高老年群体对医疗服务的利用，降低医疗费用的负担。筹资机制和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当务之急。

第四，综合利用多方因素，引导社区老年居民合理就医。利用各种宣传手段普及基本疾病防治知识，增加居民自身的医疗卫生常识；加强基层医师对社区居民的健康管理，增加老年居民对自身疾病的确定性认识，进而帮助老年居民做出最佳决定。同时改善居住环境，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预防、保健功能等措施，改善居民健康状况。

参考文献：

[1]冯海龙，陈长香，田喜凤，等.城乡中老年人就医行为的现状研究[J].护理管理杂志，2006，（5）.

[2]汤哲，方向华，项曼君，等.北京市老年人卫生服务需求研究[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4，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