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机制

2024-07-07

翻译机制(共5篇)

翻译机制 篇1

目前国内外针对翻译的方法和理论研究很多, 而且也对翻译这一问题也开展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能够针对不同应用场合、不同语言文字的素材类型区分出不同的翻译实践方法, 也引申出了多种翻译理论[1,2,3]。并且应用这些翻译理论人们应用到不同类型的文本素材翻译应用中, 然而在所有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的研究过程中, 都不可避免的面临了一个问题, 即如何对所提出的翻译方法和实践效果进行评价, 即如何的检测翻译的质量[4,5]。

但是针对整个翻译领域的研究进展状况, 有关翻译评价机制的相关研究与翻译领域中现实的需求情况还远不匹配。翻译评价机制的相关研究及所取得的成果远远滞后于翻译评价机制的应用需求, 也正因为如此, 目前人们在开展了多种翻译方法、翻译理论的研究过程中, 缺乏一种有效的评价机制来检验来评价所提出的翻译理论及翻译方法的有效性和科学性[6,7]。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通过对翻译现象的深入分析、探索翻译的本质及精髓, 并结合目前一些经典的翻译学理论, 提出了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作为研究基础, 构建一种准确、客观、操作性强的翻译评价机制[8]。本文将围绕翻译本质的核心思想, 以及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论, 探索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翻译评价机制应该解决哪些问题, 以及如何来构建一套完整的翻译评价机制, 为翻译活动提供一种客观准确的评判标准。

1 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论

生态翻译学的基础是建立了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所处的原文表达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目标语言环境中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 同时在翻译的生态环境中, 也包括了翻译者自身的语言环境、社会教育、社会背景和教育程度[9,10]。翻译生态环境的建立极大的拓展了语言翻译中的背景和环境的概念, 突破了传统的语言翻译, 仅仅局限于语境的这一概念, 从而将传统的语言翻译的狭义的语言文化环境拓展到整个源语的语言文化世界[11]。目标语言的文化世界和翻译者自身的个人世界三者融为一体所建立起来的一个翻译生态环境, 按照生态翻译学理念提出的核心思想, 生态翻译学就是要研究翻译者在这样的语言生态环境中, 如何将自身的翻译方式、翻译习惯去适应和满足翻译生态环境的应用需求。同时又使让翻译者在不同的语言翻译生态环境中, 如何去取舍和选择翻译的方法和过程, 让翻译得到的目标语言与目标的语言环境、语言文化世界能够得到很好的结合, 同时又能够准确的映射源语的语言文化环境和语言世界。而且在翻译过程中, 翻译者各人的翻译世界也将得到改造和发展, 翻译者能够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对自身的翻译方法、习惯进行不断的提升和发展, 因此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论实质上是原文的作者、目标语言的读者, 以及翻译的译者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 共同翻译任务。

2 翻译的本质的探索

为了能够更好的对翻译质量进行评价, 设计满足翻译规律和人们对翻译的应用需求的准确的评价机制[12,13]。首先需要对翻译的本质进行研究和探索, 本文将从语言的关联性、翻译内容的上下文生态环境、翻译行为的目的等多个方面对翻译的本质, 进行全面深刻的解读。

(1) 语言的关联性。语言和文化从来都是相互关联的, 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就能产生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方式。即便是在同一个语系中, 比如汉语, 在不同的地方, 由于地方民俗的差异也会导致不同地方的人在对同样的事情, 表达方式上会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一些习惯用语, 往往是和地域有密切的联系, 这充分反应了语言和文化的紧密关联特性。而在翻译实践过程中, 如果要达到高质量的翻译水平, 必须要充分考虑这种语言的关联性, 即将源语言中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源语言的文化背景这种关联关系, 映射到目标语言的表达方式和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中去, 这种映射能够保证源语言在向目标语言转换过程中, 其语言文化背景和语言内涵不会有显著的缺失。这事实上也是生态翻译学理论中所强调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 即翻译过程中需要在目标翻译生态环境中选择一个与源语言最接近的翻译生态环境, 使得所翻译得到的目标语言在目标的生态环境中, 能够获得与源语言相一致的表达效果。

(2) 翻译内容的上下文生态环境。翻译内容语言在表达过程中, 从来很少会有独立的表达, 往往都和上下文的表达有紧密的联系, 这种联系常常称之为是语言的上下文生态环境, 而在翻译过程中, 同样需要充分考虑语言表达的上下文生态环境[14]。按照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论, 译者是在源语言的生态环境和目标语言的生态环境中进行合理的取舍,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 翻译内容随着语言的上下文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翻译过程中不仅仅需要针对待翻译的语言对象直接翻译, 还需要对语言的上下文表达内容, 语言的表达生态环境一并进行翻译和转移, 使得翻译之后对译文的表达能够重新塑造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上下文生态环境, 并让翻译得到的目标语言与上下文生态环境融为一体。

(3) 翻译行为的目的。针对翻译行为的目的, 国内有很多学者已经开展过相关的研究, 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 综合起来对翻译行为的目的主要观点是翻译是一个源语言表达意图向目标语言环境进行转移和传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翻译者并不是简单的把源语言的字面意思进行转述和传递, 更重要的是需要将源语言的语言背景、语言生态环境在目标语言环境中进行重构, 建立一个与目标语言环境、语言背景相适应的生态环境, 然后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去构建目标语言的翻译形式和表达方式。这种翻译行为从本质上来看, 就是生态翻译学的交际功能, 按照生态翻译学的理论, 语言在源语言的背景中, 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人们进行语言交际的活动, 满足人们在特种社会活动中应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功能和应用。而对于翻译而言, 同样需要把语言的这处交际能力、交际效果等价的转移和重构起来, 因此在目标的翻译生态环境中, 同样需要围绕语言的交际目的, 将源语言的完整交际目的在目标语言生态环境中进行重构, 建立一个能够与源语言交际目的完全一致的语言表达形式, 使得翻译得到的语言表达形式能够完成源语言预期要求的语言交际目的。

3 翻译质量评价机制设计

根据对翻译本质的探索以及生态环境学核心理论的深刻认识, 本文设计了一套基于生态翻译学角度的翻译质量评价机制。该翻译的质量评价机制以翻译的本质探索结果为基础, 研究和设计符合翻译实践、应用要求的一系列翻译质量评价机制。

(1) 基于语言层面的翻译评价机制。

按照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论, 翻译过程中需要在语言层面进行重构和再现, 使得目标语言在语言层面和源语言相一致, 对于语言层面的评价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翻译过路中用词的准确性, 其二是翻译之后的译文、句式的合理性。对于用语的准确性, 这在很多翻译实践过程中用户都是有所体会的, 不同的语言表达环境中, 对词汇的使用都是有很多要求和讲究的。因此在翻译实践过程中, 用词的准确性, 直接关系到翻译译文的质量, 用词不准的翻译甚至会引起译文产生歧义。另一方面对于句式的合理性这一评价指标, 由于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造就了语言表达方式和形式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英语语言习惯中经常用被动句, 而在汉语语言习惯中经常用把字句。这种句式的变化按照生态翻译学的理论, 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注意到这种语言句式的变化, 使得译文中所使用的语言句式在译文的生态环境中所处的地位和效果, 与原文所用的句式大原文的生态环境中所处的作用和地位是完全一致的。

(2) 针对文化层面的翻译评价机制。语言按照生态翻译学理论, 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实际上是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 因此译者在对生态环境的选择过程中就存在一个生态环境选择的一致性。如果译者能够在目标语言环境中, 构建一个与源语言完全一致的语言生态环境, 那么源语言中的很多潜在的表达含义、表达内容都能够在目标语言的生态环境中得到重构和再现。因此如果达到这种目标, 那么读者在看译文的时候, 也就能够从译文中获得到与源语言完全一致的语言生态环境, 很多潜在的表达含义和内容都能够随之得到获取。另一方面的评价机制是深层次文化背景的一致性, 在翻译过程中源语言的生态环境, 虽然也包括了深层次的文化背景, 然而在翻译实践中对于深层次的这种文化背景往往容易忽视。比如从语言的表达形式、表达过程所反应出来的源语言作者或者发言者的文化修养、个人喜好、社会背景等等一些这种深层次的文化背景, 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同样需要在目标语言环境中进行重构和重新塑造。因此站在文化层面对翻译质量进行评价, 还需要考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是否把源语言的这种深层次文化背景, 进行了完整的转移和重构, 是否会给读者造成语言深层次文化背景的缺失或者偏差。

(3) 基于交际层面的翻译质量评价机制。基于交际层面的翻译质量评价机制主要包括交际效果的完整性和交际效果的精确性两个评价指标。按照生态翻译学理论, 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交际的应用需求, 在对翻译本质的问题进行探索时, 也印证了这一目的, 因此译者在对原文进行翻译的时候, 必须充分考虑到交际效果的完整性, 即所得到的译文所表现出来的交际效果和原文在原来的语言生态环境中所起的交际效果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 则认为这样的翻译质量是不高的, 甚至违背了原文的作者表达意图, 另一方面是交际效果的精确性, 用户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遵循交际效果的完整性, 常常会对交际效果进行强化和延伸。虽然译者这样做, 能够更容易满足交际效果的完整性, 但是很可能会破坏交际效果的精确性, 即所得到的译文在目标生态环境中, 发挥出的交际效果超出了源语言所预期要达到的交际效果, 这种对交际效果的延伸和扩大, 同样不是高质量翻译的要求。因此在评价翻译质量高低的时候, 应用交际层面来选取评价指标是应该充分考虑交际效果的完整性和交际效果的精确性。

4 总结

翻译质量的评价一直是翻译领域中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研究生态翻译学理论探索翻译的本质, 并从语言的关联性、翻译内容的上下文生态环境与原始翻译行为的目的等多个层次, 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的本质和精髓进行了探索与研究, 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具有较高准确性和客观性, 以及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翻译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机制的建立为今后语言翻译工作更好的开展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检测工具, 利用这一评价工具能够更发的指导翻译工作的开展与实践, 并且能够针对翻译工作中, 存在的各种问题及时的发现并修正, 更好的指导翻译实践工作的目标前进。

摘要:文章生态翻译学从语言的关联性、翻译内容的上下文生态环境、翻译行为的目的等多个方面对翻译的本质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解读。通过对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论和研究方向进行深入的探索研究, 掌握了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精髓, 并围绕翻译质量的评价问题, 从评价的准确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 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翻译质量评价机制。

关键词:翻译质量,生态翻译学,上下文,翻译质量,评价机制

翻译机制 篇2

语言是传承和交流文化的工具,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思想与思想之间的碰撞,都离不开语言。而当我们在交流中不可避免地用自己的文化定式去解读与本族文化并不相容或不完全相容的异族文化现象时,就难免会经历从不解、费解、误解、一知半解,终至理解的文化认知过程。也就是说,一个异域的表达方式能否最终被目标文化接受,并不是经过译者完成了语码转换就一蹴而就的,其中隐含着一个有序的文化认知机制。源语言项目(source language item)在进入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时,要经过目标语言文化有形的语码转换(主要由译者完成)和无形的排异过滤(语言使用者来完成)。就实际情况而言,这时的源语言项目已经进入目标文化,但尚未被目标文化认同。在目标语言的读者的眼里,尚未被认知的源语言项目还具有很强的外来性或异己性,它与目标文化之间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让目标语言文化的人们接受它蕴含的异族的文化内涵。这一文化认知过程在修辞的喻体的选择与翻译上的表现十分显著。

二、比喻喻体的文化认知

修辞活动是从提高言语表达效果出发的,修辞格无疑具有美学功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修辞格同时也具备不可忽视的认知功能和语义功能。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修辞活动主要依赖于人类三种认知能力,即趋同认知(cognition byconvergence)、趋异认知(cognition by divergence)和联结认知(cog-nition by contiguity)。比喻(figuration)修辞格,则是说话者利用相似联想,借助“喻体”和“本体”的某种类似性质,去说明比较复杂、抽象的事物或深奥难懂的道理。

在比喻修辞格中,不同民族的人们往往借用类似的源域来表征共似的目标城,即将类似的喻体投射到同一概念范畴,表达相同的联想喻义。然而,文化固有的鲜明的民族个性,使不同的文化毫无疑问地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反映到语言层面上,则表现为各种语言表达形式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一个民族语言在其漫长的嬗变过程中积累而成的,因而不可规避地烙上了民族文化特质的印痕。独特的文化决定了各民族对客体体悟和意义取象的特性,使喻体及其联想意义在不同文化中呈现出一定的相异性。在人们将源域的概念映射到目标域的认知过程中,文化各因素时时影响着比喻概念的形成和意义的取象,从而使修辞呈现出鲜明的文化个性。

三、喻体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比喻对本体设喻时,是通过“相似联想”而进行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进行联想时,其内容也有较大差异。Nida把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分为五类,即生态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

1.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指由所在地域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现为不同文化对同一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或对该事物的理解不同。中国东临太平洋,西部与亚洲大陆紧紧相连,春天时便会吹来东风,因而中国的东风(east wind)是温暖、希望的象征。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辛弃疾的“东风夜放花千树”的含义。相反,西风(westwind)在西方文化中是温柔的、富有生机的,在冬季为他们驱散寒冷。

2.语言文化

汉英民族的语言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以我们常见的动物为例,dog的喻义一般是褒义的,常用来比喻人:Lucky dog(幸运儿),Every dog has it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Gay dog(快乐的人)。但汉语中的“狗”用来比喻时则通常是贬义的,如“狗胆包天、狗腿子、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等等。

3.宗教文化

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基督教为主要教派的西方世界常用《圣经》里的人和物来进行比喻。如Judas(犹大)是耶稣的门徒之一,为了三十块银币就出卖了耶稣,被喻指叛徒。世界末日(End of the World),对于中国人来说,看到这几个字就很容易理解为大难临头、人类即将毁灭的恐怖时光。对西方人来说,它并无恐怖之意,而只表示基督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上帝为人类伸张正义的时刻。“世界末日”之说来源于基督教,是其基本教义之一。

4.物质文化

各民族生活习惯不同,风物各异,由此而引起的联想也不同。一种文化中最普通的物品,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闻所未闻;而同样的事物,在不同文化中因为跟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密切相关,也会产生不同的喻义。比如跟农业有关的词语“牛”,汉语中“他壮实得像头牛”,在英语中却是He is as strongas a horse,原因是在中国农村,牛是用来耕地的帮手,而英语国家早期则是用马来耕地的。

5.社会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一点在社会文化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社会文化包括了风俗习惯、历史文化、文学作品、思想意识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汉英语言在进行比喻时内容上的巨大差异,也增加了翻译的难度。

四、英汉喻体的翻译策略

在对比喻修辞进行翻译时,译者必须将原语中的本体及喻体的内涵进行对比分析,推导出二者之间建立在语义重叠基础上的可比性,将其文化倾向、知识结构、唤起的心理联想通过自己的理解与表达在译语中反映出来。修辞手法反映的是一种文化群体的认知和审美心理,而这种认知和审美心理既具有动态性,但更强调历史的传承,发展亦是基于继承的基础上的。

1.保留喻体,直译翻译

喻体和喻义完全相同的英汉对应成语和谚语一般可用直译的方法,保留原喻体。另外,原语喻体民族特征不很明显,目标语又无对应喻体时,译者也可试着采用直译的方法,从而达到神形兼备的效果。如The eye is the window of the heart(眼睛是心灵的窗户)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others to be swal-lowed,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书有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需咀嚼消化。)

2.舍弃喻体,意译翻译

如果原文的喻体形象既不能保留,又没有合适的替换喻体,就只能舍弃喻体形象,采用意译的方法传达原文的感染力。如:He is now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他现在是一贫如洗。)

3.保留喻体,异化翻译

人类共同的生理与心理基础决定了不同语言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民族认知事物形成的基本范畴和原型、范畴结构相对稳定和基本一致的,而类似的生存环境和大致相同的社会历史发展也决定了人类感知、认知和思维结构大致相同。对于认知范畴相对应的喻体的翻译实质上是一个移植过程,因为两个民族在客体体悟和心理反映上相同。如:a Judas kiss(犹大之吻)(比喻背叛);涸泽而渔(to drain a pond to catch all thefish)(比喻残酷榨取,不留余地)。

4.改变喻体,归化翻译

由于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影响,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在认知客观世界方面有一定的差别,其结果是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即使对相同事物的认识也有可能形成不同的认知范畴,或同一概念范畴经过不同的喻体投射而得。这种情况下翻译应根据译人语的民族心理,采用译入语中内涵相似的喻体替换原来的喻体,将相对应的图式投射到译入语读者心里,使其产生对应的联想。如:She is as happy as a cow.(她快乐的像只小鸟。)挂羊头,卖狗肉(to cry up wine and sellvinegar.)

五、结束语

不同语言之间之所以能够进行翻译,是以人类认知上的共性为基础的。然而,语言的民族文化特性又决定了人类认知上的差异。人们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审美文化心理结构等方面均存在着必然的差异。在处理修辭喻体的翻译时,应深入了解两种语言中源域、目标域之间的异同,喻体及其所投射的概念范畴的异同,充分认识和寻求跨文化交际中的认知心理的共性和接受异质文化和修辞美学的心理限度,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翻译手法互相补充,使源语言项目中的喻体文化在目标语当中得到最完美的再现。

参考文献

[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2]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孙致礼.文化与翻译[A].张柏然,许钧.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译学研究[C].商务印书馆,2002.

[4]廖七一.文化观念与翻译协.郭建中.文化与翻译[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文学翻译中的语义引申机制 篇3

与传统的割裂语言内部知识与语言外部知识的传统语义学不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是一种基于经验的心理现象,是人类自身与客观世界互动的一种结构,不限于语言内部,而来源于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来源于人对世界的理解[1]。人对于语言意义的理解是与人的主观体验紧密相关的。这种观点对于指导文学翻译中语义认知与再现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就文学翻译而言,语义范畴的许多复杂机制和现象并非随意形成,语义范畴的大多数变化都是通过特定的语义引申机制(隐喻、转喻等)从原型发展而成的;词语可以有很多的引申义,这些引申义受一定的认知模式影响而不断产生,形成由原型成员和无限多的非原型成员组成的语义范畴[2]。语言意义从文化层面上说既有经验的相似性,又有经验的个人性。没有相似性,就无法产生读者心灵的共鸣,使美感经验无法通过语言传递和交流;没有个人性,就没有文本的风格特色,就无法形成独特的认知和审美体验。受经验的相似性和个人性影响,语言意义产生朦胧感,给人留下了很大的联想和想象的空间,“从而使文学文本做构筑的语义世界具有可多重阐释的诗意[2]。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列举分析大量的例证,探讨文学翻译中语义引申的机制,从而为分析和评判译文的质量探索出一条值得观察的途径。

1 文学翻译中的语义引申分析

先看来自约瑟夫艾迪生(1672-1719)的散文集《旁观者》中的关于罗杰乡绅这一人物形象的两个句子:

(1)My friend Sir Roger,being a good churchman,has beautified the inside of his church with several texts of his own choosing.

(2)…at his coming to his estate,he found his parishioners very irregular.

(1)我的友人罗杰乡绅素性虔心爱教,乐善好施,曾经出资将教堂内部装饰一新,沿壁所镌经文,即系出于他的亲选。

(2)他初来接管其产业时,发现这里的教民不懂教中礼节。(吴伟仁、印冰译)

在第一个句子中,有两个短语需要特别注意:a good churchman和several texts,按其本意我们可将其译为“一个好牧师(或教徒)”和“几段文字”。这样的翻译对于汉语读者来说只是几个没有意义的概念而已,虽然引起他们的语义联想,但还是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更没有体会出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译者在考虑到上述词语在两种文化中的相似性(即经验的相似性)的同时,注重这些词语在特定文化中的个人性(即经验的个人性),通过特定的语义引申机制,发掘出词语的文化蕴含,不拘一格地将与该词相关的非原型范畴的意义外显性的翻译出来,使其更能接近读者的认知体验,产生于原语相似的美感经验。

首先是at his coming to his estate,本义为“当他来到自己的产业上时”,通过对上下文语境的认知,我们知道罗杰先生不是来此一游,而是来掌管所有的产业及相关事务,包括教会活动等,因此将其引申为“他初来接管其产业时”,语义被作以外显化处理。另外,irregular一词的语义非常抽象和模棱两可,可以是“不规则”、“不定期”、“不正规”、“不合法”等等意思,如果只从字面上理解和翻译,后半部分的句子可译为:他发现自己的教民非常不正规。这样的意义既模糊而又牵强。如果通过引申变通一下,可将其意为:他发现自己的教民不守教会的规矩,这样一来意思就清楚了许多,因为下文即讲述罗杰先生的为改变教会活动现状而做出的努力。这与译文中的“不懂教中礼节”有同样的效果。

在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的诗歌《伦敦,1802年》中有这样的诗行:

Pure as the naked heavens,majestic,free,

So didst thou travel on life’s common way,

In cheerful godliness;and yet thy heart

The lowliest duties on herself did lay.

纯净如无云的天宇,雍容,自在,

你在人生的寻常路途上行进,

怀着愉悦虔诚;你的心也肯

把最为低下的职责引为己任。(杨德豫译)

试比较:

你纯洁如天空,奔放,崇高,

你走在人生大道上,面对上帝,

虔诚而愉快,还有一颗赤心

愿将最卑微的职责担起。(王佐良译)

正在这四行诗中,两位译者分别对naked(赤裸的、去装饰的),majestic(宏伟的、庄严的),godliness(神圣)等做了引申翻译,在不损害诗意的情况下,根据诗性再现的需要和译诗读者的阅读期待,将原诗中的词语的语义加以引申性心理投射,从而产生认知和审美效果。更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对上述是各种的文化意象的处理也使用了引申机制,达到了诗歌审美和交际的效果:

England hath need of thee;she is fen

Of stagnant waters:altar,sword,and pen,

Fireside,the heroic wealth of hall and bower,

Have forfeited their ancient English dower

Of inward happiness.We are selfish men…

英国需要你!她成了死水污池;

教会,弃笔的文人,仗剑的武士,

千家万户,豪门的绣阁华堂,

断送了内心的安恬———古老的风尚;

世风日下,我们都汲汲营私……(杨德豫译)

试比较:

英国需要你!她成了死水一潭:

教会,朝廷,武将,文官,

庙堂上的英雄,宅第里的公侯,

都把英国的古风抛丢,

失去了内心的乐。我们何等贪婪!(王佐良译)

在对比以上两个译文的时候,特别要注意altar,sword,pen,fireside,the heroic wealth of hall and bower等词的翻译。从两个译文可以看出,对于这些词都做了一定程度的引申化处理,对原词的隐喻含义和象征意义进行了外显处理,帮助读者建立最佳关联,促进了读者的理解,丰富了读者的认知体验。相比较之下,第二种译文在将原语中的意象准确把握的基础上,非常重视语言形式上的工整和统一,将原语中并置的意象分成三对,清晰地在读者的心理上建立起一系列知性和感性相统一的意象组合,极具审美效果。比如说,将altar译为“教会,朝廷”;将sword and pen译为“武将,文官”;将the heroic wealth of hall and bower译为“庙堂上的英雄,宅第里的公侯”。译者准确把握了该诗的主题倾向性,即该诗对英国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上述词语被译为诗人所鞭挞统治阶层的成员们,明确地再现了伦敦社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丑恶现象的根源。考虑到诗歌创作的社会文化语境因素和译语读者的认知习惯和审美需要,即汉语诗歌注重工整和对仗,译者做到了美译和恰当翻译。无论是在原诗还是在译诗中,丰富的意象与语言形式相互映衬,使诗“充满了能在人头脑中引起反响的意象,还能使每个人产生发自心底的回应”[3]。

2 主题倾向性与语义引申

华兹华斯受法国大革命的激发,对实现共和国的理想信心满怀,于是在他的《序曲》第九部写下了这样的诗行:

I gradually withdrew

Into a noisier world,and thus ere long

Became a patriot;and my heart was all

Given to people,and my love was their.

我慢慢

进入了一个更精彩的天地,于是

我变成了一名爱国者,我的身心

都给了人民,并且倾注了我的全部爱。(吴伟仁、印冰译)

Noisier一次原义是“更喧嚣的、更嘈杂的”。译者根据诗人所处的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语境,并考虑到诗人对大革命的支持,非常到位地推断出诗人的交际意图,因此将其翻译成“更精彩的”意义,非常合理和恰当。

另外一个例子:He became more and more conservative in his politics,and less in sympathy with any violent reactions.此例中理解和表达的关键是violent reactions,按照词的本意,似可译为“暴力的反应”。但考虑到词句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知道,这段文字是写华兹华斯在法国大革命失败后思想和态度的转变的。这里所谓的“暴力反应”实际上是指“激进的革命运动”。这样的翻译尽管是对原词语义的部分偏移,但这种引申和偏移的结果是符合历史文化语境的,较为贴切的体现了原语的内涵,更能激发译语读者的认知图式,从而产生对应的交际效果。

还有一句:But such moderation was more natural to Wordsworth than the excitement of his early years.吴伟仁、印冰的译文为:“但这种中庸对于华兹华斯来说要比早年的浮躁更为自然。”[4]从语义上说,译者对其中的两个词moderation和excitement做了适应性调整,对原来的本意做了很好的引申。但natural一词有硬译之嫌,如果过将其译为“更符合他的本性”似乎符合汉语读者的阅读和认知习惯,更能使汉语读者产生最佳关联,以最小的努力,产生更大的认知。

再看拜伦爵士(1788-1824)的诗歌《咏锡雍》(Sonnet on Chillon)中的诗行:

Eternal Spirit of the chainless mind!

Brightest in dungeons,Liberty!Thou art:

For there thy habitation is the heart—

The heart which love of thee alone can bind;

你磅礴的精神之永恒的幽灵!

自由呵,你在地牢里才最灿烂!

因为在那儿你居于人的心间———

那心呵,它只听命对你的爱情:(查良铮译)

在这四行诗中,翻译的难点在于chainless。其本意为“没有束缚、不受限制”,译者译为“磅礴的”,其意为“宏大的、庄严的”,似乎与chainless的本意无关。但细细思量,我们不难发现“磅礴”一词的“宏大”可引申为“广阔、无边无际、没有界限”,因此也就是“自由奔放”之意。译文中在词的基本意义的基础上做了引申和文学化处理,译成“磅礴的”,以求得到宏大、雄壮以及气韵畅达的诗歌意境,表现出诗歌的主题:歌颂自由。Chainless的语义虽有所引申而改变,但没有超出上下文语境的范围,反而与语境相契合,与诗歌主题倾向性形成了照应,对原意进行了恰当的阐释和印证。从以上引申过程可以看出,译者的翻译是经过了多么精心的策划和深思熟虑,不但译出了原语的意义,而且再现了诗歌的意蕴和风格,符合拜伦诗歌的磅礴和恢弘的气势,给汉语读者同样的美感享受。

再拜伦在他的另一首诗歌《恰尔德·哈罗德游记》(Child Harold's Pilgrimage)第四章中写道:

Ye Elements!—in whose ennobling stir

I feel myself exalted—…

大自然啊;在你是人崇高的激励下,

我感到精神飞扬了,……(吴伟仁、印冰译)

Exalt的本以为“提升、提拔、赞美”,根据上下文语境,译者明晰化了该词的隐含信息,译为“精神飞扬了”,符合译语读者的认知习惯,建立了优化了的语义关联,产生了清晰明了的语境效果。

3 语义引申的局限性

虽然引申机制的使用能使译语读者更容易理解,也符合他们的阅读认知习惯,但并不是所有的词语都要将其语义加以引申和显化处理。文学作品是具有创造性的文本,文学文本在形式上、内容上、叙事风格上、意象设立上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更具有艺术性和审美特性,是诗意的显现,是陌生化、文学性的追求。如果一味地寻求译者的浅显化认知和简单化理解,一味迎合读者的认知体验和文化语境系统,就会使读者失去了一次次独特而新奇的审美体验,失去了因为原文本的创造性艺术构建带给人的“诗学冲击”,失去了丰富个人审美和艺术体验的大好时机。比如:

…the ordinary people,who are so used to be dazzled with riches that they pay as much deferenc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a man of estate as of a man of learning.(Joseph Addison:The Spectator)

一般人既长期眩于金钱的焰势,古凡事只知财主之见,而不知尊重学者之见。(约瑟夫·艾迪生:《旁观者》;吴伟仁、印冰译)

华兹华斯是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诗人,他对大革命时代有这样的激情赞美:

Bliss was it in that dawn to be alive,

But to be young was very heaven.

生活在那个时代是福,

如果过年轻,那简直就是到了天堂。(吴伟仁、印冰译)

这样的翻译译出了意义但失去了美感,太过平白,原因之一就是将诗中的核心意象的意义做了过分的外显性引申处理,译出了喻义却失去了意象。Dawn有“拂晓、黎明”之意,比喻“开端、启始”或“希望之光”。这里的dawn实指法国大革命这一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是对大革命的赞美和歌颂。在诗里,华兹华斯用dawn来表达他对大革命的感性的觉悟和理性的思考,是感性和知性的结合体,因此蕴含着历史文化意义,即大革命是“人类文明的曙光”或“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时代”。有了这样的对历史语境的剖析以及由此而进行的语义引申,译者恰当的翻译必定能在译语读者的心理上产生强烈的诗学冲击,给他们以深刻鲜明的心里印象。

原诗行中的heaven一词是名词形容词化,虽然在形式上具有陌生化的表达效果,但并没有非常鲜明的意象特征和深刻的历史文化含义,似乎可以作外显化处理,而不必考虑意象的构建,只要翻译出引申的含义即可,比如sheer/perfect heaven可以为“绝妙的事”,heaven on earth可以为“天堂般美好的日子”。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可将这两行诗改译为:

生活在那个黎明已然有福,

再加上年轻,更是美妙绝伦。

翻译中是否要保留词语的本意和原语意象,要看该词语或意象对诗歌主题和已经是否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译好作品,还要认真考虑社会文化语境对语义的照应性制约。文学作品的产生离不开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离不开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例如,英国著名政治鼓动家和政论作家托马斯·潘恩针对英国反革命作家反对法国大革命、为统治者高唱赞歌的种种丑行时,用讥讽语言写道:He pitied the plumage and forgot the dying bird.[5]可译为:“他(埃德蒙德伯克,一位反革命作家)同情羽翼丰满的鸟,忘记了正在死去的鸟。”在这里,Plumage指“翅膀、鸟儿的羽毛”,如果不考虑该词的象征意义只考虑其本体意义,或者不考虑这句话的社会文化背景,那么很可能有人会将其译为:“她只同情鸟儿的羽毛,忘记了鸟儿正在死去。”那就不太符合社会历史语境了。

4 结语

综上所述,译文要贴近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认知体验和心理期待,不能片面地将孤立的词义翻译成出来。根据译文读者的心理需求和阅读习惯,译者最好先在把握原文语义的基础上,根据社会文化语境和上下文语境(即外语境和内语境)进行必要的语义引申,以此来触发译语读者的认知图式,并契合译入语文本的艺术要求。

参考文献

[1]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5.

[2]林新华.从“字神”看文学翻译中的语义认知和艺术效果[J].中国翻译,2005,(4):33-34.

[3]张海霞.远离尘嚣的生命之歌[J].名作欣赏,2007,(2):130-131.

[4]吴伟仁,印冰.《英国文学史及选读》学习指南(第二册)[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07.

翻译机制 篇4

语言是传承和交流文化的工具,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思想与思想之间的碰撞,都离不开语言。而当我们在交流中不可避免地用自己的文化定式去解读与本族文化并不相容或不完全相容的异族文化现象时,就难免会经历从不解、费解、误解、一知半解,终至理解的文化认知过程。也就是说,一个异域的表达方式能否最终被目标文化接受,并不是经过译者完成了语码转换就一蹴而就的,其中隐含着一个有序的文化认知机制。源语言项目 (source language item) 在进入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时,要经过目标语言文化有形的语码转换(主要由译者完成)和无形的排异过滤(语言使用者来完成)。就实际情况而言,这时的源语言项目已经进入目标文化,但尚未被目标文化认同。在目标语言的读者的眼里,尚未被认知的源语言项目还具有很强的外来性或异己性,它与目标文化之间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让目标语言文化的人们接受它蕴含的异族的文化内涵。这一文化认知过程在修辞的喻体的选择与翻译上的表现十分显著。

二比喻喻体的文化认知

修辞活动是从提高言语表达效果出发的,修辞格无疑具有美学功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修辞格同时也具备不可忽视的认知功能和语义功能。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修辞活动主要依赖于人类三种认知能力,即趋同认知 (cognition by convergence) 、趋异认知 (cognition by divergence) 和联结认知 (cognition by contiguity) 。比喻(figuration)修辞格,则是说话者利用相似联想,借助“喻体”和“本体”的某种类似性质,去说明比较复杂、抽象的事物或深奥难懂的道理。

在比喻修辞格中,不同民族的人们往往借用类似的源域来表征共似的目标城,即将类似的喻体投射到同一概念范畴,表达相同的联想喻义。然而,文化固有的鲜明的民族个性,使不同的文化毫无疑问地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反映到语言层面上,则表现为各种语言表达形式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一个民族语言在其漫长的嬗变过程中积累而成的,因而不可规避地烙上了民族文化特质的印痕。独特的文化决定了各民族对客体体悟和意义取象的特性,使喻体及其联想意义在不同文化中呈现出一定的相异性。在人们将源域的概念映射到目标域的认知过程中,文化各因素时时影响着比喻概念的形成和意义的取象,从而使修辞呈现出鲜明的文化个性。

三喻体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比喻对本体设喻时,是通过“相似联想”而进行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进行联想时,其内容也有较大差异。Nida把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分为五类,即生态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

1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指由所在地域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现为不同文化对同一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或对该事物的理解不同。中国东临太平洋,西部与亚洲大陆紧紧相连,春天时便会吹来东风,因而中国的东风 (east wind) 是温暖、希望的象征。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辛弃疾的“东风夜放花千树”的含义。相反,西风 (west wind) 在西方文化中是温柔的、富有生机的,在冬季为他们驱散寒冷。

2语言文化

汉英民族的语言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以我们常见的动物为例,dog的喻义一般是褒义的,常用来比喻人:Lucky dog (幸运儿) ,Every dog has its day (凡人皆有得意日) ,love me, love my dog (爱屋及乌) ,Gay dog (快乐的人) 。但汉语中的“狗”用来比喻时则通常是贬义的,如“狗胆包天、狗腿子、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等等。

3宗教文化

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基督教为主要教派的西方世界常用《圣经》里的人和物来进行比喻。如Judas (犹大) 是耶稣的门徒之一,为了三十块银币就出卖了耶稣,被喻指叛徒。世界末日 (End of the World) ,对于中国人来说,看到这几个字就很容易理解为大难临头、人类即将毁灭的恐怖时光。对西方人来说,它并无恐怖之意,而只表示基督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上帝为人类伸张正义的时刻。“世界末日”之说来源于基督教,是其基本教义之一。

4物质文化

各民族生活习惯不同,风物各异,由此而引起的联想也不同。一种文化中最普通的物品,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闻所未闻;而同样的事物,在不同文化中因为跟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密切相关,也会产生不同的喻义。比如跟农业有关的词语“牛”,汉语中“他壮实得像头牛”,在英语中却是He is as strong as a horse.原因是在中国农村,牛是用来耕地的帮手,而英语国家早期则是用马来耕地的。

5社会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一点在社会文化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社会文化包括了风俗习惯、历史文化、文学作品、思想意识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汉英语言在进行比喻时内容上的巨大差异,也增加了翻译的难度。

四英汉喻体的翻译策略

在对比喻修辞进行翻译时,译者必须将原语中的本体及喻体的内涵进行对比分析,推导出二者之间建立在语义重叠基础上的可比性,将其文化倾向、知识结构、唤起的心理联想通过自己的理解与表达在译语中反映出来。修辞手法反映的是一种文化群体的认知和审美心理,而这种认知和审美心理既具有动态性,但更强调历史的传承,发展亦是基于继承的基础上的。

1保留喻体,直译翻译

喻体和喻义完全相同的英汉对应成语和谚语一般可用直译的方法,保留原喻体。另外,原语喻体民族特征不很明显,目标语又无对应喻体时,译者也可试着采用直译的方法,从而达到神形兼备的效果。如The eye is the window of the heart(眼睛是心灵的窗户)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书有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需咀嚼消化。)

2舍弃喻体,意译翻译

如果原文的喻体形象既不能保留,又没有合适的替换喻体,就只能舍弃喻体形象,采用意译的方法传达原文的感染力。如:He is now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他现在是一贫如洗。)

3保留喻体,异化翻译

人类共同的生理与心理基础决定了不同语言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民族认知事物形成的基本范畴和原型、范畴结构相对稳定和基本一致的,而类似的生存环境和大致相同的社会历史发展也决定了人类感知、认知和思维结构大致相同。对于认知范畴相对应的喻体的翻译实质上是一个移植过程,因为两个民族在客体体悟和心理反映上相同。如:a Judas kiss(犹大之吻)(比喻背叛);涸泽而渔(to drain a pond to catch all the fish)(比喻残酷榨取,不留余地)。

4改变喻体,归化翻译

由于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影响,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在认知客观世界方面有一定的差别,其结果是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即使对相同事物的认识也有可能形成不同的认知范畴,或同一概念范畴经过不同的喻体投射而得。这种情况下翻译应根据译人语的民族心理,采用译入语中内涵相似的喻体替换原来的喻体,将相对应的图式投射到译入语读者心里,使其产生对应的联想。如:She is as happy as a cow.(她快乐的像只小鸟。)挂羊头,卖狗肉(to cry up wine and sellvinegar.)

五结束语

不同语言之间之所以能够进行翻译,是以人类认知上的共性为基础的。然而,语言的民族文化特性又决定了人类认知上的差异。人们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审美文化心理结构等方面均存在着必然的差异。在处理修辞喻体的翻译时,应深人了解两种语言中源域、目标域之间的异同,喻体及其所投射的概念范畴的异同,充分认识和寻求跨文化交际中的认知心理的共性和接受异质文化和修辞美学的心理限度,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翻译手法互相补充,使源语言项目中的喻体文化在目标语当中得到最完美的再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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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3]孙致礼.文化与翻译[A].张柏然, 许钧.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译学研究[C].商务印书馆, 2002.

[4]廖七一.文化观念与翻译协.郭建中.文化与翻译[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翻译机制 篇5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以及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走出去”文化战略的逐步实施, 社会对高质量、专业化、职业化翻译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 翻译产业发展日益迅猛, 翻译专业日趋成熟, 成为我国高校新的学科专业增长点。自2006年教育部批准设置翻译本科专业 (Bachelor of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简称BTI) 和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Master of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简称MTI) 以来, 截止到2013年7月, 我国内地分别有107所和159所高校获批成为BTI和MTI培养试点单位, 初步确立了包括三个层次 (本科、硕士、博士) 和两种类型 (学术型、专业型) 的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但是, 目前对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在目标和理念上尚有一些模糊认识, 人才培养的预期目标与就业市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加上这两个专业开办时间之短、培养单位数量之多, 人才培养质量参差不齐, 因此有必要加强本科生、研究生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体系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建设。

2 构建翻译专业人才衔接机制的必要性

随着众多高校试办翻译本科和/或硕士专业, “一方面很多翻译专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另一方面太多雇主或者公司找不到适合译者” (Gouadec, 2007:327) , 毕业不能就业、就业必须转行、译员无法适应市场的现象日益常突出, 翻译人才培养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 突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1 BTI和MTI人才培养目标的层次定位不清

BTI旨在“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创新意识与国际视野的通用型翻译专业人才” (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学协作组, 2012:1) , MTI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适应全球一体化及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需要、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 (国务院学位办公室, 2007) , 这两个培养目标虽有“通用型翻译专业人才”和“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之分, 但培养理念该如何区分, 培养实践中又该如何操作, 不仅教育主管部门没有明确界定, 各类高校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翻译界、译学界也未取得共识。

2.2 BTI和MTI的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存在重复

BTI的课程设置包括三大模块:语言知识与能力、翻译知识与技能、相关知识与能力, MTI的课程设置也包括类似的三个方面:语言知识、百科知识和翻译技能训练, 稍有不同的是MTI强调翻译职业培训, 但两类培养中都包括翻译概论、交替传译、专题口译、跨文化交际、中国文化概要 (中国语言文化) 等课程。BTI和MTI系列教材在名称上存在重复, 内容上也无实质的难易之分。教学中如何避免知识类课程的内容重复, 如何区分技能类课程的训练难易程度, 似乎又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2.3 不同类型的翻译研究生培养存在交叉

MTI人才培养是新生事物, 脱胎于学术型翻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 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可能先入为主或因循守旧, 从而导致两种类型的研究生在培养理念和实践中存在一些交叉与纠葛。即使是在学术型翻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面, 大多高校采取的是已经拥有几十年培养经验的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文学硕士 (Master of Art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简称MATTP) , 近年来少数几所高校自主开办了翻译学硕士 (Master of Art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简称MATIS) , 二者在培养目标与理念上似乎没有较大区分, 不同学校的人才培养规格和质量差异较大, 某些高校的MTI可能只是MATTP或MTS的翻版或改头换面, 不同程度地存在变更培养之名而保留培养内容之实的情况。

2.4 不同层次的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出现脱节

一方面, 本科、硕士阶段的翻译人才培养无法衔接:BTI试点培养单位良莠不齐, 培养的毕业生无法适应市场需求, 考研时面临困惑:报考专业型的MTI还是学术型的MATTP或MATIS?大多高校的MTI生源质量不高, MTI培养院校多于BTI院校, 有些重点高校的BTI毕业生比普通院校的MTI毕业生更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 硕士、博士阶段的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也存在脱节:MTI、MATTP和MTIS毕业生不知未来发展前景究竟如何, 立志深造时不知是报考学术型的翻译方向哲学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简称Ph DTTP) 或翻译学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简称Ph DTIS) , 还是报考即将推出的翻译专业博士学位 (Doctor of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简称DTI) 。Ph DTTP、Ph DTIS、DTI如何侧重, 如何跟MATTP、MATIS和MTI进行衔接, 是翻译人才培养实践中面临的新课题。

上述四个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翻译人才培养机制未能很好衔接, 人才培养质量与市场需求不能有效对接。因此, 构建一个完善合理的本科生、研究生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衔接机制亟待提上议事日程。

3 构建翻译专业人才培养衔接机制的可行性

构建翻译专业人才培养衔接机制不仅是当务之急, 也是培养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水到渠成。

3.1 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

尽管翻译专业人才培养面临一些问题, 但几十年MATTP和近几年MTI和MTS的人才培养实践已积累了丰富经验, 摸索了一些成功路子, 包括:借鉴国外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的启示, 强调翻译人才的应用型、职业化、市场化, 高校与企事业单位合作共建翻译人才实习实训基地, 促成了MTI教育和翻译专业资格 (水平) 证书 (CATTI) 的紧密衔接, 推动了我国翻译人才培养与评价工作的发展。另外, 中国译协自1997年起连续举办“暑期全国英汉翻译高级研讨班”, 2010年起与MTI教指委联合推出“全国高等院校翻译师资培训证书课程”, 在培养大量高素质翻译师资队伍的同时, 也有效提高了翻译人才培养的质量。这些实践探索为构建本科、硕士翻译专业人才培养衔接机制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

3.2 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近年来随着本科、硕士翻译专业学位的设置, 教育界、翻译界人士开始进行翻译人才培养的理论探索。中国知网中以“翻译专业”并含“人才培养”为主题的论文174篇, 主要内容包括:MTI的专业设置和学科定位, 如仲伟合 (2006、2007) 、黄友义 (2010) 、许钧 (2010) 、黄忠廉 (2010) 、苗菊、王少爽 (2010) 、朱振武、綦亮 (2011) ;培养模式, 如李军、黄宝印、朱瑞 (2007) 、穆雷、王巍巍 (2011) 、葛林、罗选民、董丽 (2011) ;课程设置, 如文军、穆雷 (2009) 、苗菊、高乾 (2010) 、崔启亮 (2012) ;毕业论文写作, 如马会娟 (2010) 、穆雷 (2011) 、穆雷、邹兵 (2011) 、陈琳、章艳 (2011) 、穆雷、杨冬敏 (2012) ;MTI人才培养中面临的问题, 如孔令翠、王慧 (2011) 、王建国、彭云 (2012) 、李昌银2013, 等等。针对BTI的研究包括:专业建设, 如姜秋霞、曹进 (2006) 、何刚强 (2007;2012) ;培养理念或模式, 如陈科芳 (2009) 、吴青 (2010) ;课程设置或翻译教学, 如穆雷、郑敏慧 (2006) 、文军、李红霞 (2010) 、郑庆珠 (2011) 、贺学耘 (2012) 等等。有学者探讨翻译人才培养的衔接问题, 如陈学斌 (2009) 尝试构建本科与硕士翻译教学之间的对接机制, 仲伟合、穆雷 (2010) 在理论上探讨并在实践中检验了包括翻译本科专业、翻译学/MTI硕士、翻译学博士在内的完整翻译人才培养体系, 穆雷、仲伟合、王巍巍 (2013) 从职业化角度探讨设置DTI学位的可行性, 尝试建立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完善的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也有一些专著论及翻译教学 (如穆雷, 1999) 、翻译教材 (如穆雷, 2001) 、翻译课程模式 (如文军, 2005) 、翻译专业建设 (如庄智象, 2007) 、翻译与技术 (如崔启亮、胡一鸣, 2011;杨颖波、王华伟、崔启亮, 2011) 等。所有这些丰硕成果, 以及英国学者克尔斯坦·马姆克 (Kirsten Malmkjaer, 2010) 主编的论文集《本科翻译学位教育》, 对于构建本科、硕士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衔接机制带来了深刻启迪, 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

3.3 构建翻译专业人才培养衔接机制具备了较好的前期基础

在上述实践和理论基础上, 众多高校近年来也大力发展翻译学科专业建设, 为构建翻译专业人才培养衔接机制奠定了较好的前期基础和实践准备。下面仅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

(1) 学校高度重视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鼓励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出台优惠政策, 进行财力物力人力支持, 提供优良的教学科研环境, 先后成为MTI和BTI培养单位。

(2) “本科、硕士翻译专业人才培养衔接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已获批2013年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组成员都深入翻译实践、教学和研究第一线, 并取得了一系列优异成绩:先后主持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基地项目、湖北省社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和校级人文社科项目16项, 发表专著、译著和翻译教材14部, 发表译学论文40余篇, 2次荣获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3次荣获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 12人次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3) 项目负责人17年的翻译实践、教学与研究积淀了较多成果, 先后6次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荣获学校教学优秀奖二等奖, 主持完成湖北省社科基金和校级科研基金各1项, 参与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项目 (并担任子项目负责人) , 参与完成省级教研项目2项、校级教研项目6项, 正在主持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13年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他发表译学论文20余篇, 其中A&HCI、CSSCI来源期刊论文6篇, 会议获奖论文2篇。主编翻译教材2部, 合著2部, 其中《翻译方法论》荣获第六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著作类三等奖。另外, 作为分管专业外语本科教学和MTI教育的副院长, 负责人有很高的管理水平, 曾主持申报MTI学位点和朝鲜语、商务英语、BTI三个本科专业, 熟悉本科、硕士两个层次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 能够确保翻译人才培养衔接机制的顺利实施。除了谙熟国内翻译教学和研究现状之外, 负责人还具有国际视野, 曾赴欧洲高校考察, 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从事为期一年的访学, 师从国际知名医学专家Mona Baker教授, 在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管理培训。

4 构建翻译专业人才培养衔接机制的实施方案

构建翻译专业人才培养衔接机制的实施方案包括: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和思路、研究目标和预期效益。

4.1 研究对象和内容

紧紧围绕学校“面向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 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 坚持应用型、市场化、职业化的翻译人才培养目标, 项目组成员将深入考察民族地区尤其是武陵山区翻译人才市场的需求现状, 赴国内高校调研翻译人才培养中面临的实际困难, 以本校2010、2011、2012级英语专业翻译方向本科生, 2013、2014级BTI学生以及2013、2014、2015级MTI学生为研究对象, 探讨如何构建并实施本科、硕士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衔接机制。

本项目围绕BTI人才培养、MTI才培养和人才培养衔接机制三个关键词, 着重研究翻译人才市场需求、翻译人才培养中面临的问题和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具体内容包括: (1) 深入民族地区尤其是武陵山区调研, 全面了解并客观评估翻译人才市场的现实需求, 撰写调研报告, 为增设MATIS二级学科硕士点奠定基础; (2) 赴国内重点高校实地考察, 观察和描述高校本科、研究生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分析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3) 根据翻译人才的市场需求, 借鉴和吸收重点高校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 针对BTI、MTI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不清、衔接不紧等突出问题, 探究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衔接机制和一体化模式, 制定本校BTI人才培养方案、MATIS人才培养方案, 并修订MTI人才培养方案。

4.2 研究方法和实施计划

本项目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 (1) 调查研究法:深入考察民族地区尤其是武陵山区翻译人才的需求现状, 实地调研国内重点高校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撰写调研报告; (2) 实证研究法:将实地调研中掌握的事实和搜集的数据进行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 做到“让事实说话, 用数据证明”; (3) 个案研究法:对部分学生从本科、硕士到工作各个阶段进行跟踪调查, 记录他们作为一名合格译员的成长历程, 作为人才培养的个案; (4) 案例教学法:课堂教学中较多运用案例教学和笔译实训平台, 旨在提高学生的翻译技能; (5) 跨学科研究法:综合运用翻译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与知识, 并运用于研究与实践探索。

本项目的实施计划包括:1) 2013.06-2013.07撰写《XX大学申办翻译本科专业 (BTI) 的论证报告》, 制定《XX大学翻译本科专业 (BTI) 人才培养方案》和系列课程的教学大纲;2) 2013.07-2013.09深入了解武陵山区翻译人才市场的现实需求, 撰写调研报告;3) 2013.09-2014.06实地考察国内重点高校BTI和/或MTI人才培养的现状, 撰写调研报告;4) 2013.09-2014.07评估本校英语专业翻译课程的教学效果以及MTI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情况, 修订2013版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商务英语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和MTI人才培养方案;5) 2014.07-2014.10选拔英语专业2011级优秀本科生免试攻读MTI, 设计这些学生在本科第四学年和MTI第一学年的学业规划方案, 制定《XX大学外语学院推荐优秀翻译专业 (方向) 本科生免试攻读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实施细则》;6) 2015.01-2015.08撰写《XX大学增设翻译学硕士 (MATIS) 二级学科学位点的论证报告》, 制定《XX大学翻译学硕士研究生 (MTI) 人才培养方案》和系列课程的教学大纲;7) 2015.06-2015.08跟踪调查本校2013届、2014届英语专业和MTI毕业生的就业和工作情况, 及时了解翻译人才的市场需求;8) 2015.01-2015.12根据课堂教学效果和研究成果, 组织人员编写BTI、MTI系列翻译教材;9) 2016.01-2016.07召开本科、硕士翻译专业建设座谈会, 进行本科、硕士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问卷调查, 组织专家集体论证, 完成研究报告《本科、硕士翻译人才培养衔接机制的改革与创新》。

4.3 研究目标和预期效益

本项目的研究目标包括: (1) 申办BTI, 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应用型、通用型初级口笔译专业人才, 能够胜任外事、商务、教育、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中一般难度的口笔译或其他跨文化交流工作, 能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 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与文化的生力军。该项目申报已在学校通过, 将由教育部下文公布; (2) 增设MATIS二级学科硕士点, 培养具有扎实双语功底、坚实翻译理论基础、掌握系统口笔译知识与技能, 能胜任外交、外经贸、科技交流、跨文化交际等工作的中级口笔译人才。该项目将于2015年启动; (3) 构建本科、硕士翻译专业人才培养衔接机制, 并付诸教育教学实践, 着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需要、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应用型、专业化、职业化中级口笔译人才。

本项目将主要在本校外语学院付诸实施, 覆盖英语专业 (翻译方向) 、商务英语专业连续四届近千名本科生以及近百名BTI学生。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的最终成果将让连续四届攻读MTI的推免生直接受益, 惠及所有MATIS学生, 并辐射全校对翻译产生兴趣并具有发展潜力的其他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

5 结论

本项目旨在构建一个机制, 即本科、硕士翻译专业人才培养衔接机制, 明确两个定位, 即翻译专业人才的市场定位 (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 和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 (本科生和硕士生) , 关涉三个方面, 即教学管理的观念转变、师资队伍的职业发展和学术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的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 从而实现民族院校本科、硕士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三结合”创新理念, 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紧密结合、教学、科研、学习、管理四个环节的紧密结合, 以及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衔接机制的紧密结合。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会促进学校的专业发展和学科建设, 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提高本科、硕士翻译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助力产学研一体化, 实现理论研究、教学实践和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预期目标, 最终成果可直接适用于其他民族院校的翻译专业人才培养, 成功经验还可推广到同时开办BTI和MTI的其他高校, 因而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与推广价值。

摘要:针对我国目前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笔者借鉴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研究中取得的丰硕成果, 结合高校自身的办学优势、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究, 论述本科、硕士翻译专业人才培养衔接机制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实施方案, 以期推动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提高翻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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