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文化

墓葬文化（共11篇）

墓葬文化 篇1

1.节约型墓园建设的社会背景

针对日趋严峻的资源紧缺和生态环境问题, 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方针背景下,民政部颁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提出“创新骨灰安葬方式,积极推动绿色殡葬”。

截至2010年,上海市规划公墓用地5000余亩,目前可用墓地仅存1000余亩,这说明80%的公墓土地已经用完[1]。北京市民政部门管理墓地近16000亩,目前已用44%。除了一线城市外,部分省会城市如南京、合肥等地也面临饱和的情况[2]。 从未来10年的殡葬需求看,安葬用地难以满足需要,节约土地是必然要走的道路。

十八大提出的“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也包含人们有尊严、圆满的离世。《指导意见》指出“坚持以人为本、顺应民意、改善民生、保障民利”的基本原则。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指出努力走出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其最大的亮点是强调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因此骨灰安葬方式的创新,既要节约土地,也要让人民满意。

2.节约型墓园建设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对绿色殡葬的积极推进,公墓开始了绿色安葬方式的探索阶段,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创造节约型墓葬应以与自然相协调为前提。管子说:“人与天调,然后天下之美生。”很多山地墓园将起伏多致的山体切成一刀刀的平直的挡土墙,破坏了山林环境,自然之美荡然无存。先将环境破坏殆尽,再建立密集的节地葬,补充人造景观,弄巧成拙。因此,这样的方法是不可行的。

图片来源:国家图书馆《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

第二,国家大力提倡“创新骨灰安葬方式, 积极推动绿色殡葬”。现有植树葬、鲜花葬、草坪葬等葬式,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实现了节约土地的作用,但是这些葬式往往被认为是价格低廉的经济型方式,其接受者数量还是很少的。究其原因,这些节约型葬式违反了中国传统的丧葬理念。安葬方式不能盲目地借鉴西方葬式。因为中西方的葬俗不同,虽然在土葬方面,中西方的安葬皆选择了大地。但中国墓葬追求“入土为安”,讲究深埋厚藏,进而满足对永垂不朽的向往。而西方追求“离神更近一些”,墓葬不讲究深埋,位于地表。值得深思的是,倡导公众接受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墓葬模式,也要尊重中国传统丧葬文化观,重视丧葬特殊的深刻的情感意义。1.清永陵陵寝与山水形势相称

第三,需要建立“建立山水与大密度安葬于浑然一体的园林艺术”。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土地资源紧缺是基本国情。《规划》指出“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的发展目标。国家林业局在《全国造林规划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城市进程绿化覆盖率达到39.5%,其中墓园用地也属于其中的一部分。因此,21世纪的墓园建设面临着“处理大密度的安葬与良好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问题”, 需要重视协调整体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性。

此外,随着城市建设进入生态建设阶段, 墓园在生态效益方面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节约型墓园的建立应在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综合效益基础上,生态效益是作为环境效益的中心部分体现的,因此不可能脱离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成为墓园的核心。综合效益具有整体性,要强调整体性的综合效益。

3.继承墓葬传统文化观的特质

传统是相传成一统。“研今必习古,无古不成今”,继承历史传统发展为现代传统,进而服务于现代。中华丧葬传统文化观一方面表现为“入土为安”,即“生于自然,归于自然”的中国古代陵墓艺术的本质;另一方面表现为“崇敬山灵”,通过“人与天调,天人共荣”的宇宙观及对待自然的方式,以山川胜势喻人而引出真意。

3.1 “入土为安”

出于“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的,有谓“万物不能越土而生, 人亦万物中一物”。同时,出于农耕民族对土地的依赖和深刻的认识,中国自古有“皇天后土” 的说法,《管子·水地篇》释:“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箢也。”故葬者,乃“返本还原,归根复命”,让死者“入土为安”融入华夏大地,千秋永存,让生者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亦如落叶归根,永垂不朽。

中国土葬讲究深“藏”于地下。一方面,葬地要土厚水深。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时代中期开始出现棺椁,到汉代出现砖(石)室墓、崖墓等, 再到魏晋南北朝的潜葬等等,贫民即便是没有棺椁,也要覆裹草席下葬。唐代因山为陵,明清依山为陵,皆求深埋于厚土,均“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另一方面,墓与山水奥妙结合,缠绵神秘。山陵被层层环抱之山水组成多层封闭式格局,构成娓娓道来的“回肠荡气”之势。

3.2 “崇敬山灵”

中华葬礼从客观归结为崇敬山灵,坟、冢、 陵皆为不同尺度的山体,但求入土为安、坚固而不朽。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以山为冢”的历史悠远。先秦时期,君王将相冢“筑陵以象山”。秦汉时期,秦始皇把自己的坟墓称为“山”,定名为“丽山1”,把自己的陵园称为“丽山园”[3]。 汉代其他诸陵大都在地面上夯筑高大封土,当作山的象征,而汉文帝霸陵则为“因山为藏”的崖墓[4],可以说是“以山为冢”(因山为陵)的过渡初期。魏晋陵墓因山为体,不封不树。唐昭陵以九峻山主峰为陵山,开创了唐代因山为陵,据势为阙的先河。自宋迄明清,帝陵规模虽远逊秦汉,但陵区集中,诸陵历历,昭穆相望,取得更为宏伟雄阔的场面[5]。明清帝陵依山附势而建,山水格局更臻完美,以山为轴,建筑序列与山川形势融结为一体。值得提及的是,明孝陵在地下宫殿上起圆形坟称宝顶,以适应南方多雨的地理环境,便于雨水下流不致浸润墓穴,且用墙垣(罗锅墙)包绕,称为宝城[6]。至此地面陵体围绕着 “山”这一主题,完成了从地上筑山、凿山为穴,向宝城宝顶之技术及形象上的转变。

追其根源,“崇敬山灵”的思想一方面受中国地理环境特征影响。据统计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67%。沼泽湖泊星罗棋布的水系环境不能满足传统葬制的深埋要求,而遍布的山川丘陵促使人根据地形条件加以变通,由“向下”转而“向上”发展,“以山为冢”成为陵墓对山体的直接利用。另一方面受中华民族悠远的崇山敬山的审美意识的影响。尧舜时期,黄河流域经常洪水泛滥,禹采取“疏顺导滞”之法平息了水患,因此春秋时代孔子有“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之喻,并形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等哲理,山既是自然之山,更是审美之山,是君子比德的典范,由此对山的崇拜有了审美艺术上的升华。 如帝陵又称为山陵,旨在天子的遗骸和灵魂要和大地山川相称。大臣的墓,如西汉霍去病墓,“为冢像祁连山”,以歌颂英雄之浩气崇闳。

中国古代山陵一方面为 “ 赋予自然以人意”,从文学“比兴”演变而来的“借景”,借山川形势之崇宏来喻人而引出真意;另一方面为 “以人工之美入自然”,将人工因素之“假”融进自然环境之“真”,使人与自然相呼相应,相济相因,进而达到景物天成的效果。

4.传统墓葬文化观在节约型墓园中的创新之想4.1节约型墓园的含义及其构建

“节约型墓园”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墓葬建设模式,这种模式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创造既“节约土地,广布余荫”又让人们“安魂慰心, 化悲为力”的墓葬方式,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效益;其次是城市绿地系统中重要的潜在发展空间,完善城市的园林绿地体系,参与构筑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屏障[7];最终要在大地上实现“人与天调,天人共荣”的境界,遵循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文化总纲。

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探索自然并合理的方式来利用土地,从而改善生态与环境,节约土地资源,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另一方面安葬方式要延续并发展独特、优秀的墓葬传统特色,进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2“安魂慰心,彰功育人”

节约型墓园从不断提高的自然环境品质着眼,创建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人民群众满意的骨灰安葬方式,将健康、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墓园的山水环境中,以期收到“彰功育人,化悲为力”之效果,争取最大限度地发挥墓园在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中所起的作用,为人类长远、根本的利益服务。

法国心态史学家米歇尔·沃维尔( Michel Vovelle):“对死的投入不是对生命期望的延伸, 而是对幸福期待的延伸”。据统计,北京2014年清明节期间扫墓预计超过340万人,扫墓点由去年的147处增至163处。墓园是人们共同情感、精神的存在的物化形式,是传递着深刻感情的纪念场所,是提供着记忆、缅怀、哀悼、反省、励志、 希望和民族荣誉感的场地。优美的安葬环境让逝者的灵魂得到安息,让生者的心灵得到安慰。如上海福寿园并没有将哀伤之情投影于自然,而是通过丘阜溪涧、香花幽草、人鱼互乐发出了亲近自然的追问与呼唤。又如金宝山艺术园林凭借西山风景区得天独厚的天然山水形势为逝者提供起伏多致的长眠环境,等等优秀的案例不胜枚举。

墓园风景不只表达“安魂慰心”之情感, 更要“化悲痛为力量”。通过自然因素引导哀悼者完成祭扫和重返生活的转换,重塑和再现风景艺术,实现接受生命和爱国主义教育等精神意义上的升华。如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瞻仰广场西边的“化悲为力”景点,利用较高的山势高差设计成挑台,台下设泪泉洞,泉水沿石缝流下,名 “泪泉”,滴入下方石头上,日久水滴石穿,暗指生者化悲痛的“泪泉”为强大的“力量”以继续先烈未完成的革命事业。

2.武汉市石门峰陵园以山为冢,远看是青山,近看为墓区

3.武汉市石门峰陵园根据地宜和场地特点,规划集约型安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4.3“节地合宜,事半功倍”——建立“人造的石包土山”节地葬式

4.3.1建立“人造的石包土山”节地葬式

节约型墓园规划设计重在节约土地,创造大密度的安葬与良好自然环境之间浑然天成,相互和谐的关系。

“人造的石包土山”安葬形式以土石结合的假山作为自然地貌的主体。人造土山安葬形式的建立重在地形设计,探索如何利用和发挥地形特点来组织空间。

首先,山体创造以自然原型作为重要依凭, 因地制宜地确定基地的山水结构和总体布局,掇山作为墓园的地形骨架,形成“高燥秀美,起伏多致”的基调特色。山体用石抱土构筑,土多石少,山上是石径盘回,林木森郁,具有真山野林之趣,极大地增加了绿地表面积。

第二,“占天不占地”。将平地安葬转变为向上的竖向安葬,墓葬纵向排列镶嵌于山体,一层格位距离地面380mm,每组以六层格位为宜, 随假山之起伏而灵活变化,其延展长度根据掇山走势而调整。山石造型丰富,形式多样,安葬结合山石造型进而各具特色,互不雷同,与山石的磷响突几融为一体,和谐自然。

第三,“掇山须知占天”。假山的高度结合地块特征布置调整,根据地宜建造形式不同的山体组合单元[8],抽象概括“重峦叠嶂,群岫环抱” 的山水形式。在不同性格的自然地貌中,峰、 峦、峪、岩、崖、壁、壑等类型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体现,通过“总体概括,局部夸张”的手段布局山体格局的主次配置,高低起伏和层次变化, 将人工因素之“假”融进自然环境之“真”, “融真于假,做假成真”[9],贵在天成山水的尺度和比例正合人意,置身其中可感叹第二自然创造者巧夺天工之妙。

4.3.2“入土为安,以山为冢”

人造土山安葬形式的建立,是对“入土为安,以山为冢” 丧葬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研习并运用古代山陵独特、优秀之艺术特质,进而服务于人民群众。

相对于平铺于地面的草坪墓,“以山为冢” 产生一种气势雄伟的观感,更能给生者安慰。相对于亭、廊、墙式的安葬形式,人们崇山敬山, 山体提供了更为强大的包容力以及孕育绿色生命的土壤。

“人造的石包土山系统”继承并发展山陵环境造诣的核心精神“总以地臻全美为重,不在宫殿壮丽以侈观瞻”,使山体格局作为地形骨架和主景,安葬是从属于自然环境有机整体的一部分。通过利用天然和人造自然山水取得理想的山势格局,师法自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

4.陵园墓区绿化先行,总体规划,逐步开发

5.贵阳凤凰山陵园以山为冢,广布余荫:作者拍摄

4.3.3“广布余荫,秀美多致”

墓园以山为主,以水为辅。除了审美效果及创造良好生境,水系有排水汇水的功能,利用雨水渗漏和导流技术,通过地势差将水排出。可借堆叠山石为障,将出水口巧妙地掩饰,水流随山石曲折跌落,形成溪谷或小瀑布,进而水澄砂环,水绕云从,以成天然之势。

人造土山具有土高水深的特点,为繁茂的林木提供环境。起伏多致的山水格局增加了绿地表面积,提高了绿荫系数,形成丰富多样的荫护空间。 富有变化的山水态势形成地带性气候中的小气候环境,创造出不同的生境,提供多样的光线、湿度、 土壤和风等综合因素,供多种植物生长和发育。形成“内气萌生”与“外气成形”的平衡状态,创造秀美多致、广布余荫的良好生态环境。

5结论

节约型墓园重在实现“节约土地,广布余荫”和“安魂慰心,彰功育人”的双重需求。通过自然因素,重塑和再现风景艺术,创造“安葬的自然化”与“山水的人化”相统一的墓园。“人造的石包土山”安葬形式旨在土地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存,使安葬既有内涵又有风景。这种“以山为冢”的安葬形式通过探索自然的合理利用方式,重在将历史传统同现代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如同一种还原历史的“宏大叙事[10]”,更关注于深层次的隐性形态,因此更具灵活性与普遍性。本文旨在对具有民族特色的节约型墓葬进行创意和探索,具体要交给人民审核和批准。

墓葬文化 篇2

1、墓葬起源，演变。

最初的人类和动物一样死后是抛尸荒野的，大概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了“墓葬”。但这一时期的墓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墓葬，而只是简单地埋葬死者的意识。但就是这一点点对自己的尊重，犹如星星之火，点燃了人类文明的脚步，它从一方面标志着人类的成熟。

旧石器时代。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尸体周围撒有赤铁矿粉，象征血液，以便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存。证明山顶洞人已经有意识的埋葬死者，并且产生灵魂不灭的观点。

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新石器早期，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穴无规律，多单人仰身直肢葬，少量合葬，无棺椁，有陪葬品。男性多陪镰刀，斧头；女性多陪石磨盘，石磨棒。反映男女分工。

仰韶文化。新石器中期，墓穴排列整齐，墓地头向基本一致，流行多人合葬（母系氏族，族外婚制）和幼儿瓮棺葬（房屋旁边）。族外婚制：婆婆公公也就是姑姑舅舅

1氏族：1氏族女性VS 2氏族男性

女儿

儿子

2氏族：2氏族女性VS 1氏族男性

女儿

儿子

龙山文化。新石器晚期，墓葬分化严重化，90%以上墓穴狭小，没有葬具和随葬品；少数墓穴长3m宽2m，随葬品100~200件，极其精致。出现成年男女合葬墓，有妻妾殉葬痕迹（父系氏族，有比较固定婚姻关系）。

以上3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都处于中原地区。这一地区一般是长方形或方形的竖穴式土坑墓，墓坑一般都小而浅，仅能容纳尸体。多数的墓是单身葬，后期有不少合葬。尸体在墓内的放置方式以仰身直肢的为多，偶然也有屈肢葬和俯身葬，后者可能是由于凶死。墓穴往往数以百计的有序排列在氏族的公共墓地中，头向一致（仰韶文化墓中的尸体头多向西；大汶口文化墓中的尸体头多向东）。无棺椁，有陪葬品。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些地区已用木棺作葬具。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少数墓坑面积甚大，坑内沿四壁用木材垒筑，上面又用木材铺盖，构成了木椁。墓中随葬品以陶器最普遍，其次是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亦偶有发现，有时还有谷物和家畜。

太湖文化区：平地堆土埋人，单人俯身直肢葬，头向一致，无棺椁，随葬品以日用品为主，发现稻谷。良渚文化的贵族多埋葬在人工高台上，晚期有墓坑，木质葬具，随葬精美玉器。

江汉文化区：竖穴土坑墓，单人仰身屈肢葬（跪屈，蹲屈），无棺椁，有用鱼随葬。燕山文化区：以石头筑幕墙，封墓定，墓室结构宏达，多为单室，有些还有围墙。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

奴隶制社会。社会等级性显著。贵族大规模墓葬出现，后期有地上建筑，墓葬有棺有椁，随葬品丰富，殉葬现象突出。贫民墓葬仍以单人长方形竖穴式土坑为主，有棺无椁。

商。王陵有“亚字形墓”和“中字形墓”。亚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亚字形的竖穴式土坑，四面各有一个墓道。中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南北两面各有一个墓道。在贵族的墓中，还有一种“甲字形墓”，只在墓室南面有一个墓道，规模一般都较中字形墓为小。从王陵到一般的贵族墓，有些在地面上建有房屋。它们可能是供祭祀用的，类似后世的所谓“享堂”墓内都用木材筑成椁室。敛尸的葬具都是木棺，放在椁室正中。

使用大量的人和牲畜殉葬。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另有完全供杀殉用的“人牲”。殉葬者的葬式各有不同，其中颇多采用俯身葬。殉葬的牲畜，以马与狗为最多。各种类型的墓，都在墓底的正中设一长方形的小型坑穴，其位置正当墓主人尸体腰部之下，故称“腰坑”，坑内埋一殉葬的人或狗。即使是平民的墓，也往往有埋狗的腰坑(见商代的人殉和人牲)。

周。西周的墓制承袭商代。由于尚未发现王陵，不知当时是否有亚字形墓。诸侯、贵族的大墓，有的是设有两个墓道的中字形墓，有的是设有一个墓道的“甲字形墓”。也多在墓底设腰坑。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即所谓“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两重”。与商代一样，往往在诸侯、贵族墓附近设有“车马坑”，其规模视墓主人的身份而定。殉人在西周前期仍很普遍，中期以后稍减少。但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有些大墓依然使用人殉。西周已经有了合葬制度，其方式为夫妻分别葬在两个互相紧靠的墓坑中，即所谓“异穴合葬”。

诸侯、贵族墓的随葬品，仍以各种青铜礼器为主，但和商代相比，酒器减少，食器增多。在各种食器之中，鼎和簋最重要的。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或一鼎。

春秋战国。墓室仍然保持商、西周以来的形制，有的大墓甚至还保留着腰坑。仍流行附设车马坑。许多统治阶级的墓在地面上筑有坟丘，坟丘一般用夯土筑成。这时的大墓，往往在墓室内积石以加固，积炭以御湿。在墓坑内大量屯沙以防盗。在南方的楚地，流行用一种白色或灰色的黏土填在棺椁的周围，以保尸体和随葬品不朽。人殉在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的一些大墓里仍然存在，但总的说来比商代、西周少见了。用木俑和陶俑随葬的风俗已盛，这可以看作是人殉的替代。棺椁仍然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关中和中原地区的战国晚期小型墓中，出现了横穴式的土洞墓室，也有用一种体积庞大的空心砖筑椁室以代替木椁的。

由于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贵族墓内的随葬物，在种类、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达到空前的水平。当时漆器的制作已很精美，它们在随葬品中的比重显著增加。但是，礼器和乐器仍然被统治阶级看作是最重要的随葬品。

封建社会。视死如视生。墓葬形制日益与日常房屋建筑类似，专为随葬而制作的明器流行，用来模拟日常生活用具，牲畜以及人员，代替了人和动物的殉葬，同时又达到生死如一的要求。

汉代普遍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坑，用砖和石料筑墓室，在形制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这是中国古代墓制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横穴墓是在山崖中穿凿巨大的洞穴，作为墓室，故称“崖墓”，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房屋。在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一般的横穴式墓是地下的土洞墓，规模较小，构造较简单，墓主属于下层地主阶级。这种土洞墓，在汉代以后的各个时期，长期流行。西汉的帝陵，除文帝的霸陵系 “因山为藏”以外，都筑有覆斗式的方形坟丘，其位置在陵园的中央。汉代的新的墓制，还表现在中原一带的 “空心砖墓”，它只流行于西汉一代。西汉中晚期，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开始出现用小型砖建筑的墓，一般称为“砖室墓”。到了东汉，砖室墓迅速普及，成为全国各地最常见的一种墓。贵族官僚们的砖室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布局模仿他们的府第。许多墓里还绘有彩色壁画，故称“画像石墓”。

中国古代棺椁并称，都属葬具。西汉中期以后的各种横穴式墓，特别是东汉的砖室墓和石室墓，墓室本身就起了椁的作用，可称“砖椁”和“石椁”，而墓室内的葬具则是有棺无椁。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仍然采取“异穴合葬”的形式。西汉中期以后，制度一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是夫妇同墓合葬。横穴式的墓室，为同墓合葬提供了方便。汉墓中的随葬品和战国时代相比，青铜器减少，漆器的比重进一步增加。西汉前期和中期，主要随葬生前的实用器。西汉中期以后，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偶像。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西汉晚期以后，不再用真车、真马殉葬，而是用木制或陶制的车马模型来替代。在南方地区，还有用木船或陶船的模型随葬的。在汉代，以人殉葬是非法的，作为奴婢的替身，木俑和陶俑被多量地放置在统治阶级的墓中。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墓葬制度，大体上承袭汉代。由于转乱厚葬之风有所改变，贵族官僚的墓，一般都是砖室墓，有时设石门。和汉墓相比，墓室的平面布局简化，面积减小。但是，在墓室的细部结构和设施方面却有一些新的发展。例如：洛阳西晋墓中有角柱与斗拱，南京东晋墓中有直棂窗。从汉末、魏晋开始，各地都流行在墓室中设棺床。在长江流域的晋墓中，有时还有灯龛和台桌。这些结构和设施，都是用砖砌成，使得墓室更象现实生活中的居室。到了北魏，有的墓在隧道的顶部开天井，直通地面。有些大墓天井有三、四个之多。这是出于对现实生活中的住宅的模仿。天井愈多，愈显得门多宅深，院落重重。墓葬有棺有椁，瓷器的数量激增，增添骑兵、步卒、文吏、武弁以及吹鼓手之类的佣，它们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反映了当时各地统治者拥有私人的武装部曲。从西晋开始流行用陶制的 “镇墓兽”随葬。北魏墓中的镇墓兽成双，置于墓门的两侧，作卧伏状。到了北魏后期，墓中的两件镇墓兽，一为兽面，一为人面，都作蹲坐状。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在墓内置墓志。两晋的墓志，或为石质，或为砖质，形状多为长方形，是从墓碑演变而来的。到了北魏后期，才流行方形有盖的石质墓志。从此以迄隋唐，乃成定制。

隋唐五代。北魏以来的墓葬制度，经隋代，至于盛唐，一脉相承。当时贵族官僚的大墓，都是采用斜坡式的墓道，包括一段很长的隧道；隧道顶部开天井，两壁设龛。隋代流行以土洞为墓室，高级官僚的大墓亦不例外。入唐以后，则多采用砖室，土洞墓已降为低级官吏或平民所用。一般的官僚，其墓室都为单室。二品以上的大官，除主室以外，有时还设简单的前室。从初唐到盛唐，贵族、官僚墓中流行壁画。一般是墓道前部两壁各绘青龙、白虎，墓室顶部绘日、月、星辰，其他则有鞍马、明驼、牛车、列戟、步骑仪卫、属吏、男女侍者以及乐舞伎等，各绘在墓内的相应部位，其内容和规格视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区别。大约从武周时开始，陶俑多施三彩釉，出现高大的马俑和驼俑。受佛教影响，镇守墓门的一对武士俑在盛唐时演变为天王俑，其特点是脚踏伏兽或鬼魅。镇墓兽继承北魏后期以来的形态，一为人面，一为兽面，而武周时则又进一步演变为头生角、肩附翼或手握蛇的怪兽。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墓葬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墓的构造简化，短而狭的竖井式墓道代替了斜坡式的长墓道，因而天井和壁龛也不见了。墓室的规模缩小，壁画亦十分罕见。陶俑的数量减少，制作粗简。天王俑和镇墓兽越来越简化，在有的墓里已不用。只有十二时辰俑仍较流行。唐代帝陵除少数是“积土为陵”的以外，大多数都是“依山为陵”。

宋至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北宋墓，最富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北宋初年，墓室内的仿木结构还很简单。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室墓。从这以后，墓室的平面又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则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绞项造”演变为五铺作重栱，从版门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一般多为单室墓，后期较大的墓则分前后两室。墓内多用壁画或雕砖作装饰，其内容主要是表现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墓主夫妻举行 “开芳宴”的场面，有时也有孝子故事图等。在有些北宋末年的墓中，还出现了杂剧雕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宋墓，与同地区的唐墓相似，除了竖穴土坑墓以外，主要是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后者往往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诸帝陵形制相同，都是以土筑的坟丘为中心，用墙垣围成方形的陵域，坟丘之前设献殿。帝陵后面别筑后陵，这与汉陵有相似之处，却为自唐以来历代帝陵中所仅有。

明皇陵的形制承自北宋的帝陵，基本上仍沿汉唐以来的旧制。与汉唐以来的帝陵相比，明陵最大的特点是坟丘不成方形而成圆形，周围砌砖墙，称为宝城，其位置不在陵域的中部而居全陵的最后。宝城之前设明楼，楼上树石碑，上刻皇帝的谥号，这也是明陵的新创。

2、随葬品

3、墓葬结构

中国古代习用土葬。新石器时代墓葬多为长方形或方形竖穴式土坑墓，地面墓葬建筑无标志。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曾发现不少巨大的墓穴，有的距地表深达10余米，并有大量奴隶殉葬和车、马等随葬。周代陵墓集中在陕西省西安和河南省洛阳附近，尚未发现确切地点，陵制不详。

战国时期陵墓开始形成巨大坟丘，设有固定陵区。秦始皇陵在陕西临潼县，规模巨大，封土很高，围绕陵丘设内外二城及享殿、石刻、陪葬墓等。据记载，地下寝宫装饰华丽，随葬各种奇珍异宝，其建筑规模对后世陵墓影响很大。汉代帝王陵墓多于陵侧建城邑，称为陵邑。

唐代是中国陵墓建筑史上一个高潮，有的陵墓因山而筑，气势雄伟。由于帝王谒陵的需要，在陵园内设立了祭享殿堂，称为上宫；同时陵外设置斋戒、驻跸用的下宫。陵区内置陪葬墓，安葬诸王、公主、嫔妃，乃至宰相、功臣、大将、命官。陵山前排列石人、石兽、阙楼等。

北宋除徽、钦二帝被金所虏，囚死漠北外，七代帝陵都集中在河南省巩义市，规模小于唐陵。南宋建都临安，仍拟还都汴梁，故帝王灵柩暂厝绍兴，称攒宫。

元代帝王死后，葬于漠北起辇谷，按蒙古族习俗，平地埋葬，不设陵丘及地面建筑，因此至今陵址难寻。

明代是中国陵墓建筑史上另一高潮。明代太祖孝陵在江苏省南京，其余各帝陵在北京昌平县天寿山，总称明十三陵。各陵都背山而建，在地面按轴线布置宝顶、方城、明楼、石五供、棂星门、祾恩殿、祾恩门等一组建筑，在 整个陵区前设置总神道，建石象生、碑亭、大红门、石牌坊等，造成肃穆庄严的气氛。

清代陵墓，前期的永陵在辽宁新宾，福陵、昭陵在沈阳，其余陵墓建于河北遵化和易县，分别称为清东陵和清西陵。建筑布局和形制因袭明陵，建筑的雕饰风格更为华丽。空间布局和艺术构思 陵墓是建筑、雕刻、绘画、自然环境融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

以陵山为主体的布局方式

以秦始皇陵为代表。其封土为覆斗状，周围建城垣，背衬骊山，轮廓 简洁，气象巍峨，创造出纪念性气氛。

以神道贯串全局的轴线布局方式

这种布局重点强调正面神道。如唐代高宗乾陵，以山峰为陵山主体，前面布置阙门、石象生、碑刻、华表等组成神道。神道前再建阙楼。借神道上起伏、开合的空间变化，衬托陵墓建筑的宏伟气魄。

建筑群组的布局方式

明清的陵墓都是选择群山环绕的封闭性环境作为陵区，将各帝陵协调地布置在一处。在神道上增设牌坊、大红门、碑亭等，建筑与环境密切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庄严肃穆的环境。中国古代人崇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对待死者应该“事死如事生”，因而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生活用品均应仿照世间。

文献记载，秦汉时代陵区内设殿堂收藏已故帝王的衣冠、用具，置宫人献食，犹如生时状况。秦始皇陵地下寝宫内“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并用金银珍宝雕刻鸟兽树木，完全是人间世界的写照。陵东已发掘出兵马俑坑3处，坑中兵马俑密布，完全是一队万马奔腾的军阵缩影。唐代陵园布局仿长安城，四面出门，门外立双阙。神路两侧布石人、石兽、石柱、番酋像等。

墓葬文化 篇3

关键词：墓室葬品；葬俗；来世观；荆楚文化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59-01

从社会发展的变化人们对死后归属的问题始终是一个谜样的问题，每个民族有其不同的文化圈、宗教信仰和风俗，但是对该问题的看法都有一个不争的信念，那就是人死后会有一个相对的世界存在，人是有灵魂的，人死后的归宿就是去往与世俗相对的世界中，因此，为了实现这种愿望，人们对于死者的葬礼仪式就十分重视，采用各种不同的仪式借以表达人们心中的愿望。葬礼和人们的婚礼等一样长期受到重视和演化，已成为文明社会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民族都有其灿烂的文化或文明以及与之对应的葬俗和来世观。

一、中国远古社会与战国时期楚文化背景下葬俗概念

远古社会畏死求安的葬俗概念。在原始先民的混沌意识里，人的生命如同大自然的生命一样，有着盛衰消长、春荣冬枯的变化规律，也如同日月星辰东升西落的运转。大自然中动植物的死亡和人类自身所面临的死亡，是远古先民精神上产生畏死求安的重要因素。因此，忌讳说“死”形成一种习俗并慢慢沿袭下来。另一个原因是先民们对一切不可理解的现象往往加上神灵色彩，生产活动和原始崇拜联系在一起。旧石器时代中期，山顶洞人用朱砂粉饰尸体可以证明葬俗中带有“万物有灵”的观念。石器时代后，从发掘的墓葬中的器物中可以看出葬俗的形式和内容变化明显，出现财富和社会等级差异性，最初萌芽的巫术观念伴随其中。商周时代，考古发现证实：大型青铜器土于祭祀坑或者庙堂的窑穴，证明此时先民观念中存在世俗的最高统治者和世俗之外的“天神”与之对应，普遍受到到祭祀。由此可见，“生而必死”是自然生命循环的规律，这是先民混沌意识“畏死求安”心理产生的原因之一。该时期，其葬俗表现为：“死”只是人的肉体暂时离开现实世界，死后不久的将来，灵魂会再度返回、复活或再生。于是，各种葬俗仪式出现了。如招魂、祭魂和送魂等仪式，以求某种心理上的补偿与安慰。

二、繁荣的漆器文化是战国时期葬俗世俗化的核心因素

漆器文化繁荣与漆器艺术特色。由于楚国的疆域拥有极其丰富的漆树资源，既有大面积的天然漆树林，又有成片的漆树人工林。且楚国所处地域纬度较低，气候温暖而湿润，漆器工艺日益繁荣，在继承商周时期的技术后，漆艺进入历史上第一个鼎盛时期。表现为：漆器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漆器制作社会化，漆器制品广泛应用于各个阶层。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特色之一概括为：“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种类繁多，家具、生活用器、乐器、兵器附件等，普遍髹漆，彩画纹饰更加精美，并且出现情节性漆画作品。战国漆器以木胎居多，采用斫制、挖制和雕刻等方法，花纹精细流畅，绮丽无比。花纹图案除菱形纹、方块纹、三角纹等几何纹之外， 更多的是用点纹、 目纹、 涡云纹、 圈点纹、夔纹和龙凤纹。由此可见，该时期漆器工艺生产水平之高，为葬品提供关键的物质基础。漆器替代青铜器作为葬品是葬俗世俗化的集中体现考古发现， 战国时期墓室随葬品中漆器比重大，且作为主葬品。“器以载道”是战国时期崇尚的传统文化审美思想，以此表达人们美好的愿望。如漆器装饰花纹有龙、凤、兽、鸟、三角云纹、舞乐纹等，这种用现实世界中动、植物形象加以夸张变形或几何抽象化处理，按照这种方式表达双重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足见荆楚人葬品世界是楚国社会生活的画卷。

三、道教信仰与荆楚文化中葬俗及来世观

（一）道教信仰与葬俗。

战国时期，道教广泛流行产生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源于中国人原始的自然主义意识，这种自然主义意识体现中国传统哲学观，即主体和客体不分、天地人同一、天人合一的观念，如蒋述卓所说：“在中国人看来，生人是阴阳二气相交的结果，是正常之气。而鬼神也是人的精、形二气分别归于天、地联。 传统的农业大国决定着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的态势，天灾自然会危及百姓的生活及生产的利益，因此，在灾难面前乞求平安是自然的心理需求，长期的驱鬼避害的各种仪式也加剧了葬俗中对来世的渴望。从战国时期的墓葬建筑及葬品看，确实验证了这样的事实，墓室建筑结构规模与世人居所极其相似，丰富色彩绘制的棺体以及葬品显然是为表达死者灵魂不死的美好愿望。

（二）道教与来世观的宗教化。

中国汉族中产生的道教所宣扬对长生不死的追求，实质是追求现实享受的物质世界长存长生，因此，在观念上认为人的肉体死后会得道成仙。对于该时期葬俗与来世观的具体表现存在大量史书或传说中，春秋战国时代，燕、齐等地出现神仙方士，其目睹“海市蜃楼”的奇异景观，以及齐威王、宣王与“海市蜃楼”的传说等，至少说明，在此时人对于理想世界的追求。《庄子》记载有藐姑射山上的神人以及屈原《楚辞·远游》中神仙思想的表现，这说明楚国也盛行仙人之说。甚至《战国策》和《韩非子》记载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之事，都说明了众生对死的畏惧和来世的乞求，虽然没有灵丹妙药可以挽回生命的终结，但是人们的愿望可以任意想象和创造。因此，在葬俗上集中反映着生者对死者的态度，对于权贵或帝王，当然其葬礼仪式非同寻常，无论是墓葬室的建筑规模还是随葬品，可以代表该时期的特色，对研究历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四、结束语

葬俗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在它起源与萌芽期，似乎与神话联系在一起，即使在后来极其繁荣的文化背景下， 它未完全摆脱神话和宗教思维的影响和力量， 同时它与不同地域文化交融过程中，相互渗化，在对待人类普遍流行的葬俗仪式上，皆表现出长生不死的向往、灵魂不朽和再生的渴望。随宗教广泛的传播与现实生活极大的丰富，日益使葬俗与世界观呈现世俗化特征。

参考文献：

[1]蒋述卓.宗教艺术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73.

[2]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27.

[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46.

墓葬文化 篇4

目前己发现的中国北方蒙元时期墓葬主要集中在辽宁、内蒙古、河北、山东、山西、北京、陕西、甘肃和新疆等地。从北方蒙元墓葬地表遗存看, 大致分为墓茔、石像生、石碑、墓顶石、积石以及祭祀建筑等类型。从地下墓葬结构看, 包括土坑墓、砖室墓、石室墓、土洞墓、石圹墓以及砖石混筑墓等形式。从地域性特征来看, 北方地区蒙元贵族可分为元上都周围地区、达茂旗和四子王旗以及周边地区、东北地区、北京地区、河北和山东地区、陕西河南和甘肃地区、山西地区七个区域。元上都周围地区墓葬形式以带墓茔的土坑竖穴墓为主, 达茂旗和四子王旗以及周边地区的墓葬形式以带墓顶石的土坑墓为主, 东北地区的的墓葬形式以砖石墓室为主, 北京地区的墓葬形式不甚统一, 河北和山东地区的墓葬形式以砖室墓为主, 陕西河南和甘肃地区的墓葬形式以土洞墓为主, 山西地区的墓葬形式以以砖石墓室为主。

二.梳妆楼元墓葬建筑形制

(一) 梳妆楼之称谓

“梳妆楼”屹立于张家口沽源县境内的闪电河畔, 县城东7.5公里处, 是坝上草原惟一一个保存完整的并被专家青睐的历史遗存。其形态独特、风格甚殊, 曾被民间误传为北宋年间专为辽圣宗之母肖太后肖绰梳妆而建, 故称“肖后梳妆楼”。1999年,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梳妆楼内部进行了发掘, 发现其为一男两女合葬墓。这一发掘结果颠覆了该建筑为“肖后梳妆楼”的传说, 终于证实梳妆楼实际上是蒙元贵族的“树葬楼”, 墓主为元代蒙古贵族元世祖忽必烈的外孙阔里吉思。

(二) 地上建筑形制

据考古发掘, 梳妆楼元墓陵园长140米, 宽74米。陵墓地上建筑通高15米, 基平面为正方形, 边长9.3米, 顶部为砖构穹顶, 形如蒙古包。南面偏东辟拱形门, 东西两面为拱形窗, 上为阑额, 再上砌出棱角牙子两层收分成顶。从南门进入中间, 楼下为四角, 上为八角。角间为圆柱, 上托阑额、普柏枋, 再上为单抄四铺作斗拱, 斗拱之上层层叠涩而成巨大穹窿顶, 犹如天幕, 高约15米, 极富神密色彩, 顶中空, 以砖覆盖。四面砖砌墙体, 表卧砌白灰砖, 未灌灰浆, 墙厚70厘米。整个建筑通体砖构, 早先内有壁画。顶上原有琉璃瓦镶嵌, 金碧辉煌, 十分壮观。

(三) 地下墓穴形制

梳妆楼元墓地下部分为土坑砖石墓, 墓内并列三具棺木。棺底全用青砖砌成, 上铺一层枕木, 棺与棺之间均用砖墙相隔, 并有木条相衬, 然后用铁条箍紧, 上覆大青石。三名葬者一男二女, 男居中, 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外孙阔里吉思, 二女即阔里吉思的两个妻子, 身份均是公主。阔里吉思的棺木极其独特, 整体看为半截松木横卧其中。在上三分之一处锯开, 下部树干主体部分内挖与人体相当的凹槽, 死者置其中, 上部三分之一树干相当于棺盖。因为其棺是由一截完整的红松木凿出, 他的椁是由一排排红松树桩围成, 所以当地人将“树桩”作为其墓上建筑物的名称, 后世则因“树桩”与“梳妆”谐音楼, 故以讹传讹终于成就了“梳妆楼”之名。

三.梳妆楼元墓葬建筑文化特征

(一) 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

梳妆楼元墓体现了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有盖天说、浑天说以及宣夜说等多种理论, 古老的盖天说虽于汉代之后日渐被浑天说取代, 但仍以其图形的高度概括性对后世的文化观念产生了深远地影响。盖天说肇端于天圆地方说, 即认为“天圆如张盖, 地方如棋局”。这种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在蒙古民族中影响尤甚, 建筑即是一种很好的艺术表达对象。无论是生者居住的蒙古包还是死者安眠的墓葬, 都是盖天说的极好诠释。以梳妆楼元墓为例, 方形的墙身四壁是“地方”涵义的表达, 居中隆起的穹顶是“天盖”的文化意象, 加上居于方圆建筑形态覆盖的尸骨这一“人”的意象, 构成了“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文化意义表达。

(二) 斗转星移的“帝车”意向

阔里吉思主棺两侧的棺木为常规棺制。保存完整的西侧棺木为柏木做成, 出土后仍崭新如初, 棺底有两层, 层间距约5厘米, 上层棺底板厚3厘米, 板上有七个圆洞, 圆洞排列形状与北斗七星相一致, 为“七星棺”葬制。《甘石星经》载:“北斗星谓之七政, 天之诸侯, 亦为帝车。”在古代, 勺状的北斗七星又被称为“帝车”, 即天帝的车辇, 天帝坐着北斗七星视察四方, 定四时, 分寒暑, 具有很神圣的象征意义。阔里吉思为亲王, 级别大约相当于诸侯, 其墓葬中出现七星棺木与北斗星“天之诸侯”的身份是十分般配的。除七星棺外, 北斗七星的意向还出现在“七星墩”、“七星井”等台、井建筑形式中, 说明了后世北斗文化意向的民间化。甚至在一些普通百姓的棺木中, 也要放上七枚硬币, 以比拟北斗七星。

(三) 寄身于木的自然存在

阔里吉思主棺为典型的“树葬”形式, 即将树干内部凿空以充当棺木的方式, 这一特殊的葬制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重视其生存环境的特点。蒙古族为游牧民族, “逐水草而居”是其民风习俗, 这种对自然生态的依恋决定了其倚重环境自然要素的表达。树葬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葬法, 其早期的主要形式是把死者置于深山或野外的大树上, 任其风化;后来, 有的是将死者陈放于专门制做的棚架上。由于置放尸体后任其风化, 故树葬也称“风葬”、“挂葬”、“木葬”、“空葬”或“悬空葬”。阔里吉思主棺的“树葬”形式是传统树葬与汉式“土葬”结合,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葬制。

摘要：本文阐述了北方蒙元墓葬的类型与分布格局, 追溯了河北省沽源县“梳妆楼”元墓的建筑称谓、地上建筑形制和地下墓穴形制, 并阐述了梳妆楼元墓建筑所反映的宇宙模式、北斗崇拜以及天人合一的文化特征。

关键词：蒙元墓葬,梳妆楼,建筑形制,文化特质

参考文献

[1]爱丽思.中国北方地区蒙元时期墓葬形制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唐代墓葬出土香熏鉴赏 篇5

三国两晋时期，士族“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唐亦如此，大自宫廷朝会，小至家居生活，都要熏香。有身份地位的人还讲究用熏炉焚香熏衣。唐代晁采有诗云：“几上金猊静不焚，象床独卧对斜曛。犀梳金镜人何处，半枕兰香空绿云。”

这件狮形香熏（图1）出土于西安的唐代墓葬，其质地为滑石质，白色，纯净微透明，光洁细腻，温润如玉。由熏盖和熏座两部分扣合而成，通高12.8厘米。熏盖圆形，盖面凸起，其上雕一蹲踞的雄狮，狮身直立，头高昂，口大张，威风凛凛。盖的中心有一深孔，贯通狮腹直达狮口。熏座大致呈半球形的盒状，敛口，平底，其内腔为燃香室。熏座腹部偏上处有一小孔（图2），当为通气孔，作用在于流入空气助燃。底为圆角方形的平底，四角雕出4条凸出的扉棱，每条由4个呈三角形的叶状片层层叠压而成，以象征山峦，当是汉以来博山炉雕塑山峦的遗风。

熏香习俗，汉代已盛，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熏（图3）。河南陕县文管会藏有一件汉代黄绿釉走兽纹博山炉（图4），炉通体施黄绿釉，炉盖上塑有重重山峦，中间点缀着飞禽走兽，炉身饰一周带状狩猎纹、走兽纹，炉足为三只作蹲立状的熊，造型独特，别具匠心。最著名的博山炉当属1968年出土于满城汉墓的一级文物错金银博山炉（图5），器形似豆形，盖肖博山，通体错金银。龙首顶托炉盘，盘上部铸出峻峭起伏的山峦，山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小猴蹲踞在悬崖上或骑在兽身上，猎人巡猎于山石间，刻画出了一幅秀丽山景和狩猎场面，它不仅具有实用价值，也是

一件珍贵的古代艺术品

三国两晋时期，士族“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唐亦如此，大自宫廷朝会，小至家居生活，都要熏香。有身份地位的人还讲究用熏炉焚香熏衣。唐代晁采有诗云：“几上金猊静不焚，象床独卧对斜曛。犀梳金镜人何处，半枕兰香空绿云。”道出了狮形香熏的摆放位置。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有“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熏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的描述。从唐宋诗词中不难看出，狮形香熏主要用于日常生活中，往往是女子闺房的用品。这件狮形香熏即出土于唐杨公夫人曹氏墓。

早期的豆形熏炉，炉身较浅，炉盖较平，往往在炉身下部或底部镂有进气孔，而在炉盖上镂有出烟孔。这是因为早期的香料为草本植物的茅香（又名香麻）之类，干燥后本身可点燃。这种镂有许多孔的熏炉结构，便于香草充分燃烧。后来一种来自外域的香味更为浓郁的香料逐渐取代了茅香。进口香主要为龙脑、苏合等树脂类香料，其与茅香的燃熏方法不同，需置于其他燃料（如木炭）上熏烧。

不同的香料要求熏炉的形状也不同，熏烧树脂类香料的熏炉，炉身要做得深些，以便在下部盛炭火，将树脂类香料放在炭火上，使之徐徐发烟。汉代一些香炉的设计已将炉身下部的进气孔缩成很窄的缝隙，甚至往往做成封闭的；同时将炉盖增高，在盖上镂出稀疏的小孔，以适合这类香料的需要。这件狮形香熏则可以说把这种结构发挥到了极致：其底座上部只留一个小孔作为进气孔，这样就使炉腹下部的炭火层通风不畅，只能保持着缓慢的阴燃状态，同时避免了炭火太旺，炭味太浓的弊端；盖子做成狮形，增加了高度，气流需通过较长的狮子腹内的孔道，最后从狮口散出。这样，由燃烧产生的上升气流便会挟带熏炉上层的香炯集中从狮子口中散发，使香气经过了过滤，更为纯正和浓郁。可见狮形香熏的这种结构正适合树脂类香料发烟的需要，真正达到了内部结构和外表造型的完美结合。

墓葬文化 篇6

关键词：朝阳出土,慕容鲜卑,文化遗物,金步摇,马镫

慕容鲜卑是一个游牧民族,最初主要以狩猎、畜牧为生。其交通和出行工具主要是马和车,马的主要作用基本有三个:一是骑乘;二是作战;三是肉食[1]。发生战争,士兵手持兵器,骑着骏马,驰骋疆场,马又成为骑兵作战用的战马。战争的需要促进了骑具的发展和完善,而骑具的真正完备是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当时最先进的骑兵装备则非慕容鲜卑骑兵莫属,重要的特征是发明了马鐙。马鐙是挂在马鞍两旁的脚踏,起固定鞍具的作用,它能有效地提升骑兵的作战能力。

慕容鲜卑民族有着悠久而独特的习俗,其民族服饰曾经历了原始的以适应狩猎、游牧、骑射为主的服饰到适应农耕文明和封建礼制需要的服饰的发展变化过程,其最具有慕容鲜卑文化特色的冠饰为金步摇。金步摇是一种首饰,用叶形或圆形金饰片穿缀在头上的金枝或别的金饰片上,行走时金片摇颤作响,给人一种视觉和听觉上的美感,故名金步摇。

近些年来,随着“三燕文化”考古的不断发展,已经发现了一大批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三燕文化”遗存,为“三燕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依据。同时,以朝阳地区为主,出土的大量慕容鲜卑遗物,对充分展示该文化的内涵及其面貌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历史实物资料。本文仅就朝阳境内出土的金步摇和马鐙作以初步的阐述。

一、金步摇——移步颤动金光璀璨的冠饰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慕容鲜卑活动的辽西朝阳地区,出土步摇冠饰的鲜卑墓十余座,每座墓出土的步摇冠饰,少则一件,多则数件。1987年和1990年在朝阳县十二台乡红砖一厂调查发掘两晋墓21座[2]。墓群呈东南—西北向排列,均为土坑竖穴,墓向西北。木棺前大后小,前壁设龛,内置牛骨、陶奁。棺内遗物为金步摇、东汉五铢、铁削和镞等。夹砂褐陶大口罐置于头上部,泥质灰陶壶摆在足下,陶器上多见水波纹、磨光暗纹、弦纹、压印纹,有的器底具有印迹。从这些特征考察,应为鲜卑慕容部建国前的遗存,其年代上限可早到曹魏初年,下限不晚于3世纪中叶。本文所述慕容鲜卑,即指自3世纪初至5世纪中叶,活动于今辽宁西部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鲜卑慕容部。

朝阳县十二台乡砖厂晋墓出土的金步摇饰,高14.5厘米,由山题、干枝、步摇叶组成。山题近矩形,中间具凸脊,两侧镂出对称卷叶形孔。上缘主干中空作圭首状,干顶和两侧分出6支,每枝绕环缀叶,叶呈桃形,存叶16片。金步摇是辽西慕容鲜卑特有的重要服饰品,它在中国北方古代诸多少数民族的种类繁多、形态纷呈的金属饰物中独树一帜,别具一格,是除马具之外少有的一种曾对三国时期的朝鲜和古坟时代的日本发生过深远影响的器物。倘若言及慕容鲜卑早期遗物就不能离开它的金步摇饰。

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步摇这种饰物。关于“步摇”之名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战国宋玉的《讽赋》:“主人之女,翳承日之华,披翠云之裘,更披白縠之单衫,垂珠步摇。”两晋南北朝时期,金步摇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成为贵族男子、妇女常戴的头饰。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在汉族地区流行的金步摇成为慕容鲜卑贵族魅力极强的头饰,并且和发式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成为鲜卑文化中最富有特色的步摇饰。

鲜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先进文明的民族,汉文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方面都处在领先地位,所以落后民族一旦接触到先进的汉文化后就很快地将其加以吸收。步摇实则亦是汉文化因素。《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皇后祭庙戴步摇冠:“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雀)九华(花),熊、虎、赤罴、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鲜卑族是在魏初莫护跋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以后,“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才习戴步摇的。使之得以在3世纪晚期至4世纪早期的大凌河上游一带流行开来,成为时尚,形成了一种以金步摇饰为主要内涵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慕容氏摇叶文化。

慕容氏的步摇饰作为鲜卑文化的一种,于十六国时期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并在朝鲜和日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们不仅对辽西慕容鲜卑系金步摇饰的直接传承和模仿,而且得到了升华使之“遍地开花”。

二、马镫———刀光剑影下的骑具

马镫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正如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指出的:“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又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

在骑马文化高度发达的东晋十六国时期,骑兵作为当时最先进的兵种经常投入到大规模战斗中,对垒厮杀,攻城略地,驰骋疆场,马又成为骑兵作战用的战马和北方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问鼎中原的重要战争工具。春秋战国以前,马背上只有用皮革制作的称作“鞯”的坐垫,无马镫。秦代开始出现了木鞍桥,乘者坐得更安稳些,但仍然有鞍无镫。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氏发明了马镫,从此,骑具的完善使慕容鲜卑骑兵装备先进,战斗力提高。

以朝阳为中心的前燕、后燕、北燕时期的墓葬出土了许多马具,为我们认识鲜卑慕容氏马具的发展变化情况提供了直观的实物资料。辽西地区慕容鲜卑墓中发现的马鐙实物,时代早,数量多,形制原始,基本上反映出马镫由最初的单鐙到较完备的双鐙,由较原始的皮革或木质马镫到比较成熟的铜、铁铸制马镫的发展过程,表明马鐙是由慕容鲜卑民族为适应游牧骑马和骑兵作战的需要而首先创制的。马镫的产生和使用,标志着骑乘用马具的完备,使得骑兵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朝阳县十二台乡砖厂88M1于1988年5月发掘[2]。墓圹以不规则的浅绿色砂岩石块砌筑,为梯形,长4.95、前宽3、后宽2.5米,甬道前有斜坡墓道,方向250度。木棺作前高而宽、后低而窄之状,棺板拼接处均以燕尾形铆加固,板面的涂漆和彩绘大多剥落。该墓共出土金、银、铜、铁、陶、石、骨等各类文物共300余件(套),另有丝织品和皮革残片等。其中铁制甲骑具装置于棺外右侧前部,棺盖上置有铜鎏金素面包片的前鞍桥和一把环首铁刀。死者内穿丝织类衣裤,外套皮袍,头上方横排釉陶小罐、夹砂褐陶大口罐和漆盘、勺等,腰部和两侧具铁包银方环带扣、銙环,铜箭箙饰置于脚下。马具均压在死者身上,包括铜鞍桥包片、镫、当卢、镳、銮铃、杏叶、节约、缀泡套管摇叶和带扣等。该墓出土的镫为铜鎏金马镫,铸造。长柄上宽下窄,柄端略残,有一长方形穿孔。镫环扁圆形,踏脚处正中略有凸起。通高41、柄长14、上宽4.5、下宽2.7、镫环外径16、内径12.3、高9.2、厚0.5厘米。

根据该墓的形制、葬俗和随葬品特征,其年代可定为前燕。墓中出土的鎏金马具是继安阳孝民屯晋墓中发现的前燕马具之后又一套完整的资料,而所出的甲骑具装实物则属国内首次发现,填补了有关重装骑兵考古资料的空白。

参考文献

[1]朝阳市社科联课题组编.前燕后燕北燕史[M].华夏出版社,2011.

浅谈宋代墓葬壁画 篇7

一、宋代墓葬壁画盛行的背景

(一) 文化发展对墓葬壁画的影响

墓葬壁画是一种文化艺术, 它在描绘现实世界的基础上, 对未知世界进行了一定的反应。墓葬壁画, 与文化的发展是息息相关, 不可分割的。而且宋代墓葬壁画不仅在贵族墓葬中有体现, 在平民墓葬中也多有发现, 其代表作多存在与平民墓葬, 这更说明当时墓葬壁画是一种普遍的、繁荣的文化氛围。宋代在古代社会中是一个繁荣的朝代,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其中宋词更是中国古代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瑰宝, 不乏“三苏”、李清照等文化名人的涌现。由此可见, 文化也是宋代极为明显的标志之一。地方官学的发展亦是宋代文化普及的缩影, 正因如此, 官方、民间都重视文化的环境方促成了宋代文化的大发展, 亦带动、影响了墓葬壁画的发展。

(二) 经济发展对墓葬壁画的影响

有别于汉唐时期的墓葬壁画仅流行于官僚士大夫, 宋代墓葬壁画固然也在皇室宗亲、官僚阶层出现, 在下层平民中却更为盛行, 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宋代平民有修建墓葬壁画的经济能力, 宋代平民壁画墓的盛行也正彰显了宋代经济的繁荣。

二、儒学对墓葬壁画的影响

(一) 儒学在宋代的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受到各种思想流派的影响, 儒家思想无疑在百家争鸣中亦占有一席之地。从先秦时期开始, 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后, 儒家思想一直是官方、民间的主流思想, 对当时的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即便在随后的隋唐、南北朝时期, 出现了佛家、道家的思想, 仍然不能影响到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强大影响。相关学者认为, 任何别家思想都是不能取代儒家思想的, 儒家思想是众多思想的主导思想。而儒家思想发展的辉煌时期, 则是在宋代, 当时儒学有新儒学之称。容纳结合了佛、道思想, 宋代儒学家构建了一种全新哲学体系——“理学”。儒家思想探讨了天道、生存、伦理以及可能世界的关系, 继而达到了从内到外的全新的发展, 获得了新的生命。

(二) 孝道观的发展与强化——以孝行图为中心的考察

孝行图的普遍出现是儒家思想对宋代墓葬壁画最大的影响之一。孝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在《孝经》中有写“夫孝,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人之行也”。这理道在宋代的文化中处于较高的地位。它以伦理为本体、以类重建人的哲学为基本特点, 以伦理学为旨归为根本的目的和理论建构, 如此来正是封建伦常存在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在宋代墓葬壁画中, 孝行图的出现使我们了解到其有着深刻的理学思想影响, 也反应了宋代社会中不同阶层对于孝行观点的诸多差异。根据宋代墓葬壁画描绘以及相关的记载可以了解到, 民间是积极赞同为了行孝而自残的行为;而同样积极宣扬孝道思想的传统士大夫, 虽然注重孝道, 但并不提倡损伤身体的行为。郡守仇念就曾对杨庆的自残行为说道“韩退之作《鄂人对》, 以毁伤支体为害义……”。诸多学说中提到自残行为, 学者表示出了体谅, 并且无强调制止的说法, 但无不将自残这种行为称之为“害义”或“非孝之正道”。此外, 张载赞扬了曾参的行为, 将受之父母的身体完整地归还给父母, 其中暗示了张载对自残行为是持反对态度的。

(三) 伦理秩序的建构——以“开芳宴”图为中心的考察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 “开芳宴”图, 在宋代墓葬壁画中的大量出现。“开芳宴”这一词出自著名考古学家宿白的作品《白沙宋墓》。在书中, 宿白为一号墓的墓主人夫妇像做注解时, 引用的罗哗的《醉翁谈录》中“常开芳宴, 表夫妻相爱耳”。宿白先生认为墓中夫妻宴饮乐舞图与《醉翁谈录》中描写的开芳宴的场景极为相似, 因此在注解时引用了开芳宴一词。随后, “开芳宴”被众多相关人士所熟悉、接受, 并被用来专指宋元朝代墓葬壁画中所体现的夫妻宴饮乐舞图。开芳宴图的壁画题材在北方的墓葬中出现的交往广泛2。

“开芳宴”壁画中的内容, 描绘了恩爱和睦的夫妻生活, 正好反映了当时在社会中理想的家庭生活模式以及正统的道德伦理, 这体现的思想符合当时宋代理学表达的伦理秩序。理学家在家庭、宗族秩序上体现的相关观念及原则, 对后来的一系列家礼、族规、族谱及乡约的制定都是有着重要影响的, 通过这些来指导个人行为、家庭关系以及宗族组织。众所周知, 有数百年历史的《文公家礼》, 来自朱熹的亲手编定, 还有《吕氏乡约》来自吕大钧 (张载的学生) 编定, 后期又由朱熹进行修订。薛豫晓等在对宋辽金元墓葬中开芳宴的研究中, 也认为开芳宴的出现, 是受到当时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代理学思想成为社会道德衡量的标准, 为当时社会的正统思想, 导致“开芳宴”的大量出现3。理学思想有严格的伦理原则、道德标准, 以和睦的家庭模式为理想的家庭模式, 并逐渐被当时社会主流所接受, 并作为行为准则。在宋代墓葬壁画中, 呈现的大量“开芳宴”正体现了宋代人的这一主流价值4。

此外, 我们还应该注意, 传统的印象中, 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 妇女一直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 尤其在宋代理学繁荣的时期, 更为强调男尊女卑的观念。在封建社会中, 妇女是男人的附属、是家庭的附庸。然而, 图中刻画和睦、平等的夫妻生活情况却如此相违。部分研究人员关注到这一现象, 显然, 这与我们当代的男女平等并不一致, 然而, 这些墓葬图像却并不妨碍对我们传统认知中的偏差有所修正。另一方面, 这也一定程度的表明了在对夫妻关系、人伦关系的理解上, 民间以及官僚士大夫的些微差异。

三、结语

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儒家思想固对宋代墓葬壁画带来了重要影响, 其自身亦在长期的发展变迁中有了全新的突破, 并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 影响着诸多方面。儒家思想不仅在现实的生存世界得到体现, 在死后的墓葬中也得到彰显。宋代墓葬壁画大量关于儒家思想的壁画题材即可体现。在文化、经济繁荣昌盛的宋代, 墓葬壁画亦一定程度的反应了平民的信仰、生活, 这无疑于宋代历史研究极具意义, 也有待于广大学者的深入探索。

注释

11 .陈云洪.四川地区宋代墓葬研究[J].南方民族考古, 2011.6:279-304.

22 .吴敬.江西地区宋代墓葬的分期研究[J].南方文物, 2009.4:124-131, 97.

33 .吴敬.峡江地区宋代墓葬初论[J].江汉考古, 2010.01:73-83.

墓葬遗址中墓室的展示设计探析 篇8

1.1 墓室的概念

我国古人强调视死如生, 认为墓葬即是墓主人死后生活的地方。墓室是墓葬遗址的核心空间, 也是墓葬遗址进行展示的重点, 可定义为墓葬中存放棺椁的地方, 一般位于地下, 通过墓道与地面相连。

1.2 墓室的特征

(1) 作为历史遗存的特征。任何历史遗存的损毁都是必然的客观规律。①任何高新科技手段都只是延缓了文物损毁的进程, 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客观规律。而且只要是针对历史文物的开发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对其造成破坏。因此, 我们要在保护遗址和展示遗址中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2) 作为不可移动文物的特征。墓室作为墓葬遗址中的不可移动文物, 与棺椁、陪葬品不同, 不可能离开其原始的自然环境, 因此无法进行迁出展示。

(3) 作为土石遗址的特征。从材质上讲, 墓室为土石类遗址, 即由土质或石质构成的遗址。石质遗址结构坚固, 耐损耗能力强。但一旦受到破坏, 极难修复。而土遗址则具有结构疏松、易崩解的特点。由此可见, 墓室是十分脆弱的遗址, 需要我们严格遵循保护第一的原则。

1.3 墓室形制演变

我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 墓葬的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制度观念及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 不同时代的墓室的形制也是不一样的, 了解其演变的过程是我们进行展示设计的前提。

如表1-1 所示, 我国古代墓室经历了无墓室时期、椁墓、黄肠题凑、室墓的不同阶段。设计师在设计中应加以区别, 根据墓室的形制选择适宜的展示方式, 同时避免设计符号的滥用。

2. 我国古代墓室的展示方式分析

目前国内常见的遗址展示方式有建设遗址展示建筑、本体原状展示、复原展示等, 其中大部分均可应用于墓室的展示中。不同展示方式的优劣势不同, 在实际设计中可根据墓室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展墓室展示的常用方式如表2-1 所示, 不同展示方式各有利弊。参观者与遗址进行直接的交流则易造成对遗址的破坏, 对遗址进行全面的保护则遗址信息传递的直观度就降低了。实际应用中, 设计师应根据墓室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在两者直接进行权衡, 选择适宜的方式进行展示。

3. 我国古代墓室展示现存问题分析

3.1 遗址展示建筑对遗址本体和周边环境风貌的影响

遗址是珍贵而脆弱的, 在遗址保护区内“大兴土木”是需要慎之又慎的。保护是展示利用的前提, 任何破坏遗址的展示建筑都是不能成立的。然而, 参与展示建筑设计工作的设计师多为建筑学专业出身, 缺乏遗产保护方面的知识。破坏遗址本体或环境风貌的展示建筑屡见不鲜。如图所示的中山古城王厝墓遗址展示馆, 展馆的承重构件的基础直接落在遗址的夯土层上, 对遗址造成了直接的破坏。然而我国古代墓室多为土石类遗址, 一旦受到破坏很难恢复。另外, 开发主体出于好大喜功的心态, 极力将遗址展示馆打造成地标性建筑。庞大的体量、标新立异的造型对, 遗址区的原始状态形成了一定的破坏, 也往往造成参观者对展示建筑的关注超过对墓室本身的关注, 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

3.2 墓室结构与可移动文物的隔离对遗址展示完整性的影响

在遗址考古工作中, 随着墓室的发掘也会出土一定量的可移动文物, 如棺椁、陪葬品等。而在之前的许多墓葬展示中往往对可移动文物进行迁出展示, 即将陪葬品等从原址移出, 置于城市博物馆中进行展览。遗址原处仅留一个“一无所有”的巨大墓坑。例如, 马王堆汉墓博物馆, 墓中出土的棺椁、漆器、帛书等全部从墓坑移出, 参观者仅能看到一个巨大的墓坑。这样的参观体验不仅使参观过程枯燥无味, 而且直接造成参观者对墓葬艺术及其体现的丧葬文化认识不足。墓葬中所体现的历史信息是墓葬遗址的各个方面所共同体现出来的, 将可移动文物与墓室剥离, 很难实现对遗址的完整性展示。

3.3 商业行为对遗址环境氛围的影响

遗址展示的目的是传达历史文化信息。而实际展示工作中, 部分开发主体却将遗址视作其获取利益的工具。为了追求短期的政绩或经济利益, 无视遗址展示的适度性原则, 强行引入一些商业行为, 对遗址周边的环境气氛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如秦始皇陵在辟为遗址公园之前, 每天都会上演“秦始皇登基仪式”, 这种商业行为无疑对墓葬遗址庄严肃穆的氛围造成了破坏。

4. 我国古代墓室展示设计对策

4.1 遗址展示建筑要注重其隐蔽性

遗址展示建筑建在遗址本体之上, 应该照顾遗址本体与周边环境风貌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因为这也是其应该传达给观众的信息主体之一。②建筑的规模、外观、材料既要考虑到墓室结构的特殊要求, 也要考虑到与遗址和环境的兼容性。从这个角度讲, 西安汉阳陵帝陵外臧坑展示厅是遗址展示建筑的一座丰碑。设计师选取帝陵陪葬坑的局部进行展示, 展示厅屋面全部采用绿化, 种植供游客休闲的草坪, 原有的自然风貌得以保存。参观者站在地面上, 只能看到两座高大的陵冢 (景帝墓和皇后王氏墓) , 遗址本体与周边环境风貌得到了真实完整的表达。 (如图3)

4.2 展示结构要注重整体性表达

遗址所传达的历史信息是由其各个方面共同诠释的, 单一本体的展示很难将历史信息表达清楚。因此, 展示设计要遵循完整性原则, 即通过完整的展示古墓葬的墓室结构、真实的表达墓室发掘时各个文物的位置关系向观众传达准确的历史信息。如图4-2 所示, 汉阳陵帝陵外臧坑展示厅将出土文物置于其发掘时的位置, 参观者对遗址各组成部分的关系有了准确清晰的认识。反之, 如果生硬地将墓室结构与出土陪葬品相隔离, 只在原址留一个空空的墓坑, 是很难将历史信息传达清楚的, 遗址展示的整体性也是无法实现的。

4.3 展示文本要重视其专业性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总报告 (2011—2013 年度) 》指出, 游客在欢迎导览和影视厅时对其播放内容评价不高。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开发、监管主体普遍把注意力放在遗址展示馆/ 厅的建设上, 对展览文本重视不够。这种“硬件优于软件, 形式大于内”的现象造成“国内展览策划水平整体不高, 策展人员专业素养距国际同行还有不小的差距”。③研究是做好阐释和展示的基础, 我们在进行展示活动时, 一定要建立在系统的研究之上, 保证历史信息传达的准确性, 着力提高展览内容的专业性。

4.4 商业行为要与遗址区整体气氛相协调

墓葬遗址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是对古代文明和艺术成就的直观诠释, 也传递着我国古代的丧葬文化, 因此遗址区的气氛大多庄严肃穆。保护墓葬遗址不仅要保护各遗址本体, 也要保护遗址区的自然风光和环境气氛。遗址内的各展示行为一定要与整体气氛相协调。杜绝将遗址作为获取政绩和经济利益的工具, 破坏墓葬遗址区气氛的商业行为不得出现。

5. 结语

遗址是弥足珍贵的, 对其进行有效的展示可以直观地传达我国古代文明和艺术成就;遗址也是脆弱的, 不恰当的展示有可能造成历史信息的误读甚至对遗址本体造成破坏。墓葬遗址的展示不仅是遗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与建筑学、城市设计、景观设计以及博物馆学和旅游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具体的遗址展示设计中, 我们应严格遵循适度性原则、真实性原则和完整性原则, 力求对遗址的破坏降到最低, 历史信息得到准确而清晰的传达。

参考文献

[1].单霁翔.实现考古遗址保护与展示的遗址博物馆[J].博物馆研究, 2011, 01:3-26.

[2].李鹏.古墓葬展示利用研究[D].北京建筑大学, 2013.

[3].雎蔚.城市环境下的中国墓葬遗址博物馆设计[D].清华大学, 2009.

[4].程睿.遗址保护中的建筑设计研究[D].太原理工大学, 2006.

浅说古墓葬免费开放的利与敝 篇9

一、古墓葬免费开放的利处

(一)加快实现教育功能

古墓葬具有教育的功能,因为古墓葬是古代人民埋葬的场所,而在古墓葬之中,往往有着大量的文物,同时古墓葬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当时的社会生活,所以将古墓葬免费向群众开放,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古墓葬来学习和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化和历史。所以说就从古墓葬的教育功能方面来说,免费将其开放是有很大益处的。古墓葬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机会和权利观赏到这些遗产,通过这些古墓葬来了解我们祖先的生活,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通过免费开放古墓葬,也能够使得人们的文化保护意识更强,从而使得他们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保护我国的文化遗产。当前我国文化旅游业蒸蒸日上,古墓葬的免费开放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使得人们在旅游的过程中既得到了放松,同时又能够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加以了解,更加积极主动地去保护和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拿杨粲墓来说,今年就有上海市博物馆夏令营营员到杨粲墓参观学习。全体营员在参观学习中,实地感受了遵义杨氏土司留下的珍贵古迹,对杨粲墓精湛的石刻技艺留下了深刻印象。部分营员表示,通过参观学习,对我国的土司文化有了一个更全面、直观的了解。当然也还有其它一些不同年级的学生到杨粲墓参观。

(二)迅速扩大参观人群

古墓葬本身就是我们的先祖留给后世的一笔文化遗产,所以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参观它的权利,而且当前我国的旅游业发展十分迅速,许多人都喜欢外出旅游,但是旅游所需要的开销又使得许多人都无法承受,许多景区的门票价格都十分昂贵,再加之在旅游景区附近,吃和住的花费都较多,所以如果免费开放古墓葬供人们参观,就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虽然古墓葬免费开放没有门票收入,但是在游客量增大之后,也能够促进游客在其它方面的消费,对于当地发展旅游业和经济都有着非常大的帮助。而且通过免费开放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参观,也更加有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些文化遗产,有效地避免了资源浪费。所以免费开放古墓葬是非常有利的。

(三)促进考古事业发展

往往在古墓葬之中,埋藏有大量的古代文物,而这些文物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如果将古墓葬免费开放,就能够使得更多的考古学者和考古爱好者来对这些文物进行研究,进一步促进我国考古业的发展。考古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研究历史和传统文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仅仅依靠专家的研究,可能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所以通过免费开放古墓葬,让中外的游客都能够对其进行欣赏和研究,这样就更加有利于促进我国的考古业的发展,使得这些古代文物的价值被充分地发掘出来,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些文物,更好地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二、古墓葬免费开放的弊端

(一)提高整体管理难度

如果将古墓葬免费开放,必然会吸引大量的游客来访,而游客量的增大往往会使得古墓葬管理难度有所增加,所以说如果将古墓葬免费开放,将会给古墓葬管理机构带来很大的挑战。因为参观的人数增加之后,首先秩序很难得到有效的维护,在参观人员较多的情况下,参观现场的秩序往往十分容易出现混乱,其次,在参观人数增加之后,现场的管理、卫生、清洁压力都将增大,最后在参观人数增加之后,还有可能会导致参观环境和质量出现下降的情况,对于古墓葬的继续开发和长期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

(二)需要更多管理费用

如果免费开放古墓葬,缺少了门票收入,那么就可能导致古墓葬管理和维护的资金缺乏,就杨粲墓而言,由于地理位置及交通的原因,工作人员的录用,尤其是安保人员的录用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国家每年给予40万的免费开放资金,单单是安保人员的工资就非常紧张,虽然古墓葬是具有一定公益性质的景点,但是古墓葬的维护和管理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而且在人们参观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对参观的场地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在其遭到破坏之后,必须要对其进行修缮,修缮也需要花费大量的费用。所以说如果免费开放古墓葬供人们参观,那么景区的维护管理费用就有可能出现紧张的情况,不利于古墓葬的维护和管理。

三、古墓葬免费开放的利弊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古墓葬的免费开放会给维护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和不利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古墓葬的免费开放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其教育功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进馆参观,而且能够对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所以,总体上来说,古墓葬的免费开放是利大于弊,应当得到提倡的。而在既定的免费开放政策下,我们应当做的是如何实现趋利避害,怎样更好地避免产生的弊端。从根本上来说,免费开放与古墓葬之间并不存在利害关系,而是通过免费开放让古墓葬管理中原有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而这些问题是通过一定的措施可以有效应对的。

总而言之,古墓葬免费开放的积极影响是大于不利影响的,因此我们应当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对待古墓葬免费开放所带来的弊端,同时抓住这一政策所带来的机遇,提升古墓葬在观众心中的形象,提升古墓葬的社会地位,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从而更好地促进古墓葬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蓉.古墓博物馆管理体制改革研究[J].大众文艺,2013(16):59-60.

[2]阿顿·华多太.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J].中国藏学,2012(4):117-136,封2-封3.

北京地区金代墓葬概述 篇10

[提要]北京地区金代墓葬的形制主要有砖石混筑墓、土圹石椁墓、土圹砖室墓以及土坑墓等四大类型，其中以砖室墓和石椁墓的数量居多，前者以圆形为主，后者以长方形居多。圆形单室砖墓是金代前期主要的墓葬形制，到了金代中期贞元、正隆、大定年间，石椁墓成为主流，且墓主大多是女真贵族。土坑墓发现数量较少，在金代初年至中晚期一直存在。

一、发现、发掘概况

北京地区金代墓葬的发掘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间，北京地区发现的金代墓葬有9处约10余座，大多是小型土坑墓、也有少数石棺墓和砖石墓。例如石景山区庞村发现的一座砖石墓，顶部用碎石砌成，内顶绘有祥云、仙鹤壁画。随葬品主要是一些陶罐，还有宋金时代的铜钱等。葬式多为火葬，如天坛金墓、百万庄金墓、北京大学院内金代石棺墓、西郊西福村金墓等。此外还有海淀区三家店金墓、碣石村金墓、张汝猷墓以及房山赵珪金墓等。

1966年至1984年是北京市考古工作的缓慢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发现的金代墓葬计19处30余座，其中以石椁(或石棺)墓占多数，葬式有火葬，也有土葬。如1971年初，周口店镇坟山村曾出土6具石棺，随葬品中有1件鎏金银面具。1973年初，先农坛东部育才学校内发现1座金代火葬墓，土圹竖穴，葬具为长方形石棺。1974年12月，房山县长沟峪发现一处族葬墓，5座石椁墓组成十字形，3座东西向，2座南北向；主墓土葬，有木棺，其余有2座为土葬。该墓群后来证实为坤厚陵。1975年8月，北京市通县三间房村西发现两座金代长方形石椁墓，墓主为石宗璧夫妇，也为火葬。1978年，门头沟区仰山栖隐寺塔院内发现窝鲁欢墓，为石椁木棺墓。1978年冬，在金陵主陵区内的陪葬墓中出土1件宋代三彩琉璃枕，枕面绘“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案。1979年，海淀区香山娘娘府发现蒲察胡沙墓，为石棺墓。此外，上世纪70年代于房山区石楼村发现金章宗时期杨瀛家族墓地，存留有石人、石马、石羊、石虎等石象生。1980年5月～1981年9月，丰台区王佐公社发现乌古论窝论墓以及乌古论元忠夫妇合葬墓。1984年，平谷县金属材料公司施工中发现金代石椁墓，出土一批丰富的随葬品。此外，还发现有石景山吴前鉴墓、海淀半截塔金墓、通州台湖金墓、崇文区花椒树金墓和郭庄金墓、大兴梁家务金墓以及房山南关金墓等。

随着198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成立，北京的考古工作进入了理性思维阶段，北京市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带着课题发掘的考古工地，基建考古也全面铺开。构成巨大的基建网络。这一时期发掘的金代墓葬共约16处20座，多为砖室墓，也有石椁墓。1985年4月，海淀区南辛庄陈贵宅院内发现一座石椁墓。1990年11月，门头沟区大峪育新小学建筑工地揭露一座金代墓葬，为圆形单室砖墓，墓门、墙为砖雕仿木结构。1993年5月中旬，永定镇建厂施工中发掘3座金代穹窿顶砖室墓，由北向南错落排列。1993年8月27日，在通州城帅府园胡同发现石棺一具，东西向，由6块粗凿青石板拼成，据铭文可知，石棺内墓主为保义校尉酒院使商仲良㈣。1994年，房山坨里乡沙窝村发现一座金代墓葬，因早年被盗，墓中遗骸和随葬品遗失，仅出土一具石棺、一方墓志和“大定通宝”、“咸平元宝”铜钱各一枚。此外，还发现有西城积水潭金墓、通州史氏墓、海淀金山金墓、门头沟龙泉镇金墓和何各庄金墓、大兴梁家务金墓、房山班墓以及延庆三里河金墓等。

进入新世纪以来，配合基建的考古发掘项目越来越多，可谓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金代考古最重要的内容是金陵遗址的发掘，主要发掘了金太祖阿骨打的睿陵，以及附近可能是陪葬墓的5座长方形石圹墓，详细情况见《北京金代皇陵》一书，此不赘述。其他金代墓葬的发掘共约11处32座。墓葬种类较多，内容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是石景山和延庆的两处壁画墓、大兴亦庄一批土坑墓，以及石景山一处家族石椁墓的发掘。2002年3月，在北京西郊石景山区八角村附近发现一座金代早期砖砌壁画墓，出土赵励墓志一合；其西南侧3米处发掘一座形制相同的金墓，墓主人可能为赵氏家族成员。2005年4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发掘清理了延庆县张山营晏家堡村北部时尚纺织品有限公司金代壁画墓，该墓为青砖砌制的圆形单室墓。2003～200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大兴亦庄经济开发区发掘9座金代墓葬，其中竖穴土坑墓7座，单室砖墓2座。2007年8—9月，为配合石景山区银河商务二期工程的建设施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在其占地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金代墓葬10座。这是一处金代家族墓，均为竖穴土圹石椁墓，除1座已被破坏外，其余9座均为火葬墓。其他还有两处金墓较为重要：2000年11月14日，配合广安大街工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磁器口路西北侧一座金代石椁墓进行了清理，墓主为吕恭，官至修武校尉，死于大定元年至大定七年之间。2002年4月21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大兴区西红门镇小营村清理了一座金代圆形单室砖壁画墓。另外，2007年1—3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密云县大唐庄发掘金代墓葬3座。

近几年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又发现一批新的辽金时期墓葬。如2004年4～5月，海淀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分别发掘辽金墓葬3座；2006年4月，石景山射击场工程发掘辽金墓葬4座；2006年12月一2007年1月，昌平南邵镇张营遗址发掘金代墓葬1座；2007年12月～2008年1月，丰台王佐遗址发掘辽金时期墓葬1座；2008年，密云第七中学发掘辽金墓葬24座，密云唐庄小学发掘辽金墓葬3座。

二、墓葬形制简析

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金代墓葬形制主要可分为土圹砖室墓、砖石混筑墓、土圹石椁墓以及土坑墓四大类型，其中以石椁墓和砖室墓的数量为多，前者以长方形为主，后者以圆形居多。较为特殊的墓例有金陵2002FJLM6的石圹石椁墓、2002FJLN9的仿木构石室墓，以及石景山鲁谷的双重石椁墓。

至于金代墓葬的分期，学者有过很多研究。此处根据北京地区金代墓葬的特点，从刘晓东先生的观点，分为三期：早期为金朝建国到海陵王迁都以前，即1115年至1152年；中期为海陵王贞元迁都到明昌以前，即1153年至1189年；晚期为明昌以后至金亡，即1190年至1234年。这些墓葬中，占比例较大的砖室墓和石椁墓都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其中砖室墓年代多在辽末金初，晚期有少量发现；石椁墓在金代中期达到高潮，晚期也有延续；土坑墓发现较少，目前发现的大兴亦庄一批土坑墓年代大致在金代中期及以后。

(一)砖室墓

砖室墓以圆形单室为主，仅见一例八角形砖室墓，目前发现均为南北向火葬墓。此

外，还发现少数几座方形或长方形砖室墓，其中一座为土葬，其他几座葬式不详。砖室墓葬具多数有长方形或圆形棺床，既有土棺床，如天坛公园金墓，也有砖砌棺床，如门头沟大峪育新小学金墓、石景山八角村M1等。

圆形单室砖墓一般是砖筑墓室砌在土坑内，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顶部多为穹窿顶，底部有的铺砖，放置棺床。根据残留棺板以及板灰等推测，葬具有木棺、木匣，前者如大兴小营金墓，后者如崇文区天坛公园金墓等。仅有石景山八角村一例可能为瓮棺葬，该墓虽为圆形单室墓，但是圆形墓壁却被6根砖砌的内凸立柱分成了6格，与六角形墓葬颇为相似，可能代表了“六合”的意义，6格中除正南被封门洞立砖占去外，顺时针方向排列有侍寝图、备茶图、备宴图、散乐图、侍洗图等精美壁画。圆形砖室墓的葬式多为火葬。

八角形砖室墓仅在延庆张山营晏家堡村发现一例。该墓为青砖砌制，通长12.3米，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等组成。甬道位于墓室南侧，平面长方形，顶部券砖，东西两壁用白灰粉墙，分别绘有壁画。内用铺地砖，青砖南北向错缝平铺。墓室位于甬道北侧，底部平面为八角形，四周砖雕斗拱立柱，斗拱之上为穹窿顶，墓顶粉白灰，上零星点缀红花。墓室四壁用青砖加泥砌制。室内铺地砖，与甬道相同。室内未见骨架和葬具，只在填土中发现烧骨，应是采用火葬方式。墓志盖发现于墓室西南部，背面朝上，覆斗形，中间阴刻“故吕夫人墓志”，四边刻人身兽头的十二属相，四角为云纹图案。墓室内壁原绘有壁画，现甬道及慕壁残存4幅壁画，分别描绘出行仪仗、侍女、鼓乐等内容。这些壁画与室内砖雕融为一体，反映出金代绘画和建筑的高超技艺，栩栩如生的各种人物是研究金代服饰和装束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长方形或方形单室砖墓发现较少，目前资料仅有4例。以大兴亦庄X42号地M12为例，该墓为长方形单室砖墓，墓阿355°，砖室长2.1米，宽0.56米，南北两壁用残砖拼砌，其余被破坏。墓室西部有一生土二层台，宽1.14米，高0.14米。墓室西南角内散落有胫骨、髋骨、股骨等。

(二)砖石混筑墓

砖石混筑墓发现不多，仅见6例，分别为砖石混筑和砖圹石盖两种形制，均为火葬。

砖石混筑墓目前仅发现门头沟永定镇金墓M2一例。该墓坐北朝南，平面呈圆形，穹窿顶。墓室南壁有墓门，墓壁高约40厘米，最下一层平铺灰砖作为基础，之上用不规则自然石块垒砌。墓门两侧用灰砖平铺砌成。墓顶的收口为不规则的七角形，用四块整砖四角相对封口。墓室的西侧壁上有用一块整砖砍磨成的影作灯檠，其台面凿成直径5厘米的圆形凹坑，以便于放灯盏。推测东壁应有与西壁对称的灯檠设施。墓室后半部为半圆形棺床，东北边缘处有一个灰绿色鸡腿瓶。棺床上未发现人骨，墓门内侧墓底发现一堆未完全烧透的骨渣和肢骨残块，应为火葬墓。

砖圹石盖墓发现较少，如丰台王佐M2，为东西向，砖圹长方形，长3.1米，宽1.92米，由沟纹砖错缝砌成，上盖青石板。圹内置木棺，上有可辨红漆片，棺内有火化骨块。

(三)石椁墓

石椁墓在北京地区的金代墓葬中占主流地位，年代主要在金代中晚期，墓主多为女真贵族。除金陵2002FJLM6为石圹石椁墓外，其余均为土圹石椁墓。

金陵2002FJLM6，地宫内共瘗葬4具石椁，M6—1、2为两具青石素面椁，南北向放置于地宫西侧；M6—3、4为汉白玉玉雕凤纹、龙纹石椁，东西向放置于地宫中部偏北。M6—1、2石椁分别由6块青石板拼合而成，分椁盖、四面椁壁和椁底。M6—3平面呈长方形，通长2.48米，高1.52米，宽1.2米，由椁盖、椁身组成，均为整石雕凿而成。椁盖为长方盝形录顶式，中间雕双凤纹，四角雕卷云纹，盝顶四坡刻云纹。椁身东西长2.48米，南北宽1.2米，高1.06米。椁外四周均以松香匝敷，上部致密坚硬，下部松香内填塞大小不等的石块，可起到防腐、防盗的作用。椁内壁均有先以墨线勾绘再阴线刻的纹饰，并描金粉。前、后挡板雕刻团凤纹和卷云纹，南北两壁皆为双凤纹、卷云纹，部分尚可见金线痕迹。石椁内放置长方形木棺一具，长2.1米，宽0.75～0.78米，高0.68米，可能因漂移而偏于一侧。木棺外髹红漆，漆外饰银片鎏金錾刻凤鸟纹。棺内出土头骨及散乱的肢骨，随葬有金丝凤冠1件，雕凤鸟纹玉饰件，以及10枚金丝花饰。M6—4位于M6—3稍南，残留底部及部分椁盖和东椁板。椁盖长方形盝顶式，残长1.1米，宽1.55米，厚0.6米。外部剔刻团龙纹，盝顶坡面剔刻缠枝花纹。东椁板高1.22米，宽1.52—1.54米，厚0.22米。椁板外壁敷松香，并有火烧痕迹。椁壁正面易4刻团龙流云纹，描金，内壁有墨线朱红地彩画。其余三面椁板已无存。椁内木棺已被毁，残留木棺痕迹长2.1米，宽1米。未见任何随葬器物，仅在石椁上层东南角填土内发现被扰乱的残头骨1具。

土圹石椁墓又可根据葬具分为石椁木棺(木匣)墓、石椁石棺墓和双重石椁墓三类。

石椁木棺(木匣)墓，如通县三间房M1，椁室南北向，石椁以6块带榫卯的青石板构成，长1.78米，宽1.10米，高1.06米，呈长方形。椁石厚度不等，最薄6厘米，最厚14厘米，内侧用剁斧加工成斗方形花纹，石椁合榫接缝均白灰勾抹。志盖平放于石椁盖上面，志石立于石椁内南壁西侧。椁内有骨灰痕迹，系火葬墓。M2结构与M1基本相同。椁底四角各置鹅卵石一枚，正中有板灰痕迹及毡毯残片，系木质骨灰盒及其朽毁的袱套，长约1.4米，宽约0.8米。板灰上有瓷盘、瓷罐、铜钱、鹅卵石等遗物。骨灰已散于椁底，上下都撒过铜钱，且在骨灰内发现经火焚变形的银簪金饰等。

石椁石棺墓，如丰台乌古论元忠夫妇合葬墓，东西向，长方形。石椁四壁各由两块汉白玉石板构成。墓葬四角用汉白玉凿成“厂”形石柱卡住分别置于两侧的椁板，椁内可见四角直立的长方形石柱。石棺位于石椁内靠南处，长方形，素面，四壁榫卯结构，六面各由一块汉白玉板构成，由汉白玉石棺床架起，高约0.2米，棺内有火化骨灰碎块。

双重石椁墓，如石景山鲁谷金墓M35，其外椁由5块青石板组成，未见底板，椁壁以榫卯结构相连接；内椁的椁盖为覆斗形，椁身由一整块青石凿成，素面。椁内上层放置一块长方形织物，织物下是经火化的骨灰和木炭，其周围有木板灰和漆痕，推测是用于盛放骨灰的木棺。骨灰下面放置有铜钱，南侧随葬5件形制相同的双系白釉瓷罐和1件八棱双系青釉瓶。椁内底部东侧有一块鹅卵石。墓志1合，青石质，出土时放置于外椁盖上方。

综上，北京地区石椁墓在金代墓葬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大多由6块石板即四壁立砌4块、底和盖各1块构成，这应是普通贵族阶层的石椁墓。品阶较高的女真权贵的椁室则由8块或10块石板，即四壁立砌4块，底和盖各2块或3块构成。石料一般是青石，也有

规格较高的汉白玉石质的，如乌古论元忠夫妇合葬墓。石椁墓的墓向除了坤后陵墓群中的2座呈南北向外，其余均为东西向。葬式上既有土葬，也有火葬。

石椁墓的年代多为金代中晚期，墓主以女真贵族居多。如乌古论窝论加赠金紫光禄大夫、驸马都尉，其妻为太祖第二女毕国公主；其子乌古论元忠官至尚书右丞相、驸马都尉、任国公，其妻为世宗长女鲁国大长公主。另有墓主为汉族，其妻为女真贵族的，如北京通县三间房M1墓主人石宗璧，曾官定威将军，正五品；M2为其妻墓，志文载“公聚纥石烈氏，封武威县君”，系金朝统治阶层的重要氏族之一。此外，还有房山沙窝村“忠显校尉班”墓、崇文区磁器口“修武校尉吕恭”墓等。不详族属和官品的还有先农坛一座金墓，从墓中随葬众多的“大定通宝”铜钱和灰绿釉鸡腿瓶推测，墓主可能是女真贵族。

北京地区女真贵族石椁墓中，除保留随葬金、银、玉器等传统习俗外，受汉、契丹等族的影响，墓中还随葬有鸡腿瓶、铜镜、铜钱等遗物。而汉族官员石椁墓中大多以随葬陶瓷器、铜镜、铜钱等为主，所葬瓷器多为定窑产品，胎薄釉亮，刻花精细，器形别致，堪称佳品，此外，还随葬有小铜刀、陶砚、骨梳、剪刀等生活用具。值得一提的是，通县三间房石宗璧墓以及通县帅府胡同“保义校尉商仲良”墓中都随葬有较多的陶质明器，有盆、锅、釜、鼎、灶、铛等配套用具，很具有地方特色。另外，在丰台王佐M1和通县三间房M2即石宗璧妻纥石烈氏墓中均在石椁四角各置一鹅卵石，且纥石烈氏墓所葬木匣内发现有毡毯衬套，这些显然都很具有女真葬俗特点。

(四)土坑墓

以往北京地区发现的金代土坑墓仅据文物普查材料有少数几例，资料不详备，近年在大兴亦庄发掘的一批土坑墓补充了新材料。

大兴亦庄出土的9座墓葬中有7座为土坑墓，形制基本为长方形竖穴，仅1例梯形，1例不规则形。墓穴均较浅，不足1米，最浅的只有0.2米。均有木棺，呈长方形或梯形，尸骨葬；有单棺，也有双棺。随葬品简单，仅有一两件瓷器或铜钱等。出土的“大定通宝”铜钱大致界定了墓葬的上限可能在金代中期以后。一些发饰如铜簪、铜钗的出土，说明墓主的性别更倾向于女性。X42号地M8、M15、M16等表现出迁葬或二次葬的痕迹，这些葬俗在金代也是很普遍的。此外，这批墓葬保留了很多汉人的丧葬特点，比如南北向、木棺、土葬等，初步推测这批墓葬为金代中期及以后的汉人平民墓葬。

三、一点认识

金朝对北京地区的管辖自金海陵王完颜亮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燕京、改称中都为始，至金宣宗贞祜三年(1215年)中都被蒙古占领，凡60余年。这期间北京地区的金代考古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仅发现了皇陵，还发现了大量的女真贵族墓葬，时代多在大定年间以后，与辽代北京地区很少发现契丹人墓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真族政治中心向北京的转移。

金代的北京地区仍然以汉人为主，但是前期和中后期的民族构成有较大的变化。金代前期的民族构成主要是对辽代的延续，女真人较少，向中原的迁徙主要有两次，分别在金太宗天会年间和金熙宗皇统初年。但是，女真上层贵族的迁徙是随着金帝完颜亮迁都燕京开始的，完颜亮“征调四方之民以实京师”，金中都因而成为北方各族人民汇聚之地和统治半个中国的政治中心。到中晚期，以宗室贵族和高级官吏为主的女真人成批迁入中原，并有通婚现象，与汉人的融合进一步深化。

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金代北京地区的墓葬特点在前期和中后期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变化。圆形单室砖墓是前期最主要的墓葬形制。这种墓葬形制是辽代乃至北朝以来北方民族丧葬文化的一种延续，在唐代、辽代都有较为复杂的表现，如有六角、八角等多边形以及双室砖砌墓，而金代前期则只有较为单一的圆形，仅在延庆张山营发现一例八角形单室砖墓。到了中期的贞元、正隆、大定年间，土圹石椁墓成为主流，且墓主大多是女真贵族，石椁的制作也较为考究，身份地位高的则采用了汉白玉石料等。

墓葬文化 篇11

关键词：吐鲁番文书,出土“异形文书”

独特的气候环境造就了吐鲁番地下遗存的多样性和完整性, 对于纸张类文物来说尤其如此。从出土地点来看, 吐鲁番文书可以分成两类:石窟寺院出土的和古墓葬出土的, 此外还有部分无法得知出土地点的征集文书。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吐峪沟千佛洞、胜金口千佛洞等石窟寺院出土的文书主要集中在寺院的生活区, 部分发现于僧房洞窟中, 多为各种文字的经文残页、残卷;部分出自灰坑中, 即当时生活物品集中处理的地方, 出土的文书内容繁杂多样, 残损严重, 有些甚至不可辨识。

阿斯塔纳古墓群、巴达木古墓群、木纳尔古墓群等古墓葬出土的文书, 在数量上不如前者多, 但较为系统。从现有材料来看, 出土的文书与墓室主人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关系, 如记录入葬物品的“衣物疏”, 疑为墓主人身前喜爱的书籍、抄写或自撰的文章, 疑与墓主人相关的公文、契约、信件、账簿等。但有些出土品虽为纸张所制, 但因需要而被制作成了其他的物件形态。它们有的散落于墓室中, 有的置于墓主人的身上, 基本上都是和墓主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件的代替品, 我们称其为冥器, 同时也是出土文书的一部分, 可称之为“异形文书”。

纸帽和纸鞋是该类“异形文书”中最常见的形式, 例如阿斯塔纳古墓群就出土了数十件。纸帽的位置有的戴在墓主人的头上, 有的则置于墓主人的头侧, 其外形类似三角锥形的帽子, 由5-7层左右的纸张先贴糊后剪裁再折制而成, 最外层多用墨色涂黑。纸帽的拼合处往往浆糊的粘连外还残存有针线缝合的迹象, 且留有开口, 并不拼合完全。

出土的纸鞋有两种, 一种为纸履, 即常见的布鞋样式。同纸帽一样, 也是由5-7层左右的纸张贴糊、剪裁、折制而成, 鞋面与鞋底亦是浆糊粘连加上针线缝合而成, 鞋面往往涂成黑色, 有些讲究的会在最外层裱糊一层深色绢或麻, 还有会再给鞋底最外层加一层麻, 以其到支撑保护的作用。另一种为纸靴, 样子仿短靿靴, 这种纸靴出土时是穿在墓主人的脚上, 其数量相对较少。纸靴的制作流程与上述基本相同, 但鞋面保持纸张原色, 不涂黑。

这些纸帽、纸鞋因入葬时穿戴于墓主人的身上, 虽基本完整, 但存在多处的破损、粘连、污渍等病害, 为了更好的保留其上的文字信息, 这些物件在出土后多会进行修复揭展。通过修复中的一些现象, 结合墓葬实际, 可以进行如下推测:

推测一:通过揭展发现, 并非所有的纸帽、纸鞋都是由有字文书制作的, 有少数为无字纸张做成。结合墓室内容和纸张在当时的使用状况, 可以猜测出土了用无字纸张制作物件的墓室中的主人可能来自社会阶层较高、生活较为富裕的家庭。

推测二:通过揭展, 一件纸帽或纸鞋最终可能产生出10片甚至更多的有字文书, 通过初步释读可以发现, 在这些文书里有不少是属于官府的公文、契约、往来信件等, 结合其他随葬物品, 我们可以推测, 由于当时纸张贵重, 官府也许会将过期作废的各类公文发送给较为贫苦的人家以作“二次利用”。这一点也在其他地方出土的一面公文一面习字的文书中得到印证。

推测三:这些纸帽、纸鞋并不是每一座墓葬中都存在, 将墓室情况进行比较, 我们推测在同一个古墓群中出土这些物件的墓室的主人的家庭或家族间, 也许存在着某种关系, 使他们都选择了制作这种纸质物品进行随葬。

以上的推测都只是对这些纸帽、纸鞋初步观察后提出的, 需要进一步研究后加以完善, 也许还会提出更多的问题供我们探讨。

除开纸帽、纸鞋外, 墓葬中还出土了其他的与墓主人日常生活相关的“异性文书”。

纸腰带是较大的单张纸折叠后形成长条状, 放置于墓主人腰部充当象征性的腰带。2006年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了一件纸腰带, 长约120cm, 宽约5cm, 由整张单面汉字文书折叠而成, 保存较为完整, 字迹较为清楚。因文字释读的需要, 于2008年进行了该件文物的修复揭展, 最终展开宽度约为20cm。

冥币是随葬给墓主人去到地下世界使用的货币, 其材质是多样的。2004年木纳尔古墓群出土了一些纸质冥币, 这些冥币是用有字文书多次折叠后剪裁而成的, 其形状应为中间为镂空菱形的四联或六联的圆形纸片, 可以称之为纸质“圆形方孔钱”。

以上描述的全部文物均是墓葬中常见出土的被做为它物的“异形文书”。其出土后, 除少量保存于文物库房内, 大部分都因文字释读的需要进行了修复揭展, 其承载的大量文字信息供人研究, 而其本来的样貌会保存在出土后和修复前的影像资料中, 有些会依其制作流程用现代材料做成复制品, 以供陈列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