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性

道德性（精选12篇）

道德性 篇1

就公司资本制度而言，人们一般把其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折衷资本制。每一种制度均有其利弊得失，在考察何种资本制适用于什么样的国家时，应当考虑这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基础、信用基础等方面的问题对于公司设立、运作以及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而不能一概而论。我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确立了我国公司的人格地位、财产权利、出资和公司形式。本文从股东的出资出发对公司资本及其相关法律制度，结合法律的道德要求作一论述。

一、公司资本制度及其在我国《公司法》中的体现

1、公司资本的基础性意义。

就资本而言，因不同的学科而具有不同的含义，比如在经济学与法学中的解释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公司法上的资本称股本，是指由股东出资形成的公司财产。资本也有静态说与动态说，认为公司法上的资本是一个静态的范畴，它是股东出资的货币体现，并不随公司经营而处于变化中，而经济学上的资本概念是个动态的概念。在公司资本与公司资金的关系上，公司资本是公司资金的组成部分。公司资金，主要包括公司股东对公司的永久性投资、公司发行的债券、向银行的贷款等。公司资本，不包括公积金、未分配利润以及借贷资本。公司要运作，资本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公司资本是公司存在和取得相应地位的基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因此，探讨公司运作，首先应探讨资本的运作。

2、公司资本制度的内容与我国《公司法》的体现。

如前所述，公司资本制度，一般有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折衷资本制。法定资本制，是公司设立时，必须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的资本总额，并全部认足，否则，公司不能成立。授权资本制，是指公司设立时，资本金额虽然记载在章程中，但并不要求发起人全部认足，只要认购并缴付其中的一部分，公司即可以成立;未认购的部分可以授权董事会根据需要随时发行。折衷资本制可以在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作出趋利除弊的选择，被认为具有以下优点：减少了公司设立的难度，避免了因公司资本闲置造成的浪费，提高了公司运作效率;对公司首次发行股份的数额和公司资本总额的最后筹集期限做了明确限制，使得公司资本相对地稳定和确定，有利于保障债权人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但学者们认为其它二种制度也各有其优缺点。如有认为法定资本制虽过于严格，但为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奠定了信用基础、财务基础和融资基础。

我国1993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公司法》实行的是严格法定资本制。新《公司法》(2006年实施)在资本法律制度方面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实行了法定与授权相结合的制度，即在公司成立前由发起人和认股人认购法定的比例，其余部分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缴足的规定。我国《公司法》第七条规定了公司营业执照应当载明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项。第二十三条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应当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额。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依照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出资的有关规定执行。因此，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资本的内容就涉及到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法定资本和新增资本、减少资本的分类，反映了《公司法》对于公司资本内容规定的丰富性，从中看出我国确立了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的结合。即规定了设立公司时公司资本的法定最低额，例如第二十六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三万元;第五十九规定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十万元，并一次足额缴纳;第八十一条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五百万元。其它法律法规可以有较高的规定，正是法定资本制的体现。但我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第八十一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发起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在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其中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首次出资不得低于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额的规定，以及股份有限公司“在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的要求还是相当严格的，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实现的仍然是以法定资本制为主，并适当地在资本的缴纳方面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的方式，并不具有完全的授权资本制的做法，虽可防止公司欺诈的出现，但有违公司成立的高效率，仍有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二、公司资本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与公司的责任法定资本制的做法保护了公司债权人利益及

交易安全，其做法被学者总结为“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资本三原则的确立被认为是有限公司的产物，目的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有其存在的法理根据。在折衷资本制下，“资本三原则”有了其新的含义，也即仅指发行资本或实收资本的确定、维持和不变。“资本三原则”也可以理解为对公司责任要求的具体体现之一。

1、资本确定原则下的公司责任。

资本确定原则是指公司章程必须确定符合法定资本最低限额的注册资本总额，且应由发起人全部认足或募足，否则公司不能成立。我们可以从资格和权利两方面对此一原则作一分析。从资格来说，资本确定原则是公司取得法定人格地位的前提，注册资本由法律规定，否定了公司人格的随意取得，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安全和稳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秩序。从权利来说，符合法定资本要求，有利于公司更好地行使权利能力，避免因公司资本的问题，而导致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或否定。我国《公司法》对法定资本最低限额的要求;出资必须经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股东对非货币形式的出资必须承担出资差额的填补责任，而且设立时的股东或发起人要承担连带责任;“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行为可以导致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正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

2、资本维持原则下的公司责任。

资本维持原则是指公司在其存续过程中必须经常保持与其注册资本额相当的财产。该原则也称为资本充实原则，因其要以具体财产充实抽象资本。我们从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来进行分析，资本确定原则就象是应然状态一样，是成立公司应当达到的要求，而资本维持原则反映了在实然状态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的原则。由于公司本身是一个活动的主体，要有经营，必然在经营过程中有资本的损耗或者增加。当其损耗时，就有可能对交易相对人构成危险，因此，必须要求其维持与注册资本相当的财产。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回投资;发起人作为出资的财产价值不得高估;股票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股票的票面金额;公司原则上不得收购自己所发行的股票，也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抵押权的标的;公司法定公积金的规定;在弥补亏损之前，公司不得向股东分配股利等，这些规定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3、资本不变原则下的公司责任。

资本不变原则并非指资本的绝对不可变更，而是指公司的注册资本一经章程确定，并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非依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

资本三原则被认为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紧密联系的原则，“没有资本的确定，就谈不上资本的维持和资本的不变;但有资本的确定，而没有资本的维持和不变，资本确定也没有实际意义。”公司的设立本身就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因此，在资本三原则的背后体现的是法益的平衡，是对债权人利益的保障和对公司义务的确立，合理地分配利益，规定保护的方法和制度，正如庞德所说的“法律发现这些利益迫切要求获得保障。它就把它们加以分类并或多或少地加以承认。它确定在什么样的限度内要竭力保障这样被选定的一些利益，同时考虑到其他已被承认的利益和通过司法或行政过程来有效地保障它们的可能性。在承认了这些利益并确定其范围后，它又定出保障它的方法。”

三、公司资本法律制度的道德性探讨

富勒在论述法律的道德性时，将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认为愿望的道德所作的裁断对法律不具有任何直接的意义。法律不可能强迫一个人做到他的才智所能允许的最好程度。要寻找可行的裁断标准，法律必须转向它的“表亲”———义务的道德。在公司资本法律制度中，人们规定了资本三原则，实则是因为现实社会出现了许多背离人们应尽的道德义务的标准，比如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情况。

然而，虽然法律对于人们应尽义务的法律规定，其出发点和愿望是好的，却并不能阻止人们对于利益的追求，从而忽视或者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一系列假账事件的出现正是这种情况的体现。这说明法制不足以防止公司的道德危机。在公司治理上既要探讨法律制度的完善，更需要提高人们的对公司的责任感、道德感，提高公司治理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水平。

因此，公司资本法律制度的建立需要考虑一个社会的道德和诚信基础，“法律所确立的公司资本制度，必须能够在制度上有利于重塑并促进整个社会信用机制的发展”。从目前的虚假记载现象来看，还不能肯定人们已经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和诚信，法定资本制及其确立的“资本三原则”仍有其现实意义。尽管人们对于公司资本制度的灵活性有追求，但是这种追求应当是建立在法的平等、公平、安全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在全面衡量法的基本价值之后所作出的规定，唯有如此，才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保障公司交易的安全，从而公司资本效率的提高才有真正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宁金成.公司法学[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5.

[2]陈亚东.公司资本运作法律制度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

[3]汪军民.公司资本制度的基础:法定资本制[J].湖北大学学报, 2007, (03) .

[4]雷兴虎.认可资本制:中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最佳选择[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4, (01) .

[5][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沈宗灵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6]任尔昕, 史玉成.论信用短缺时代的我国公司资本制度[J].政法论坛, 2003, (02) .

道德性 篇2

市场经济的道德性解读

基于全面把握市场经济的道德性和增强道德建设理论说服力的需要,本文从市场经济本质的`道德性、市场经济经营观念的道德性和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性三个维度,进行了分层概述,以期改变人们经验反观多于理论分析的道德认识现状,并在全社会形成经济伦理的思维方式.

作 者：王淑芹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北京,100089 刊 名：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4 6(2) 分类号：B82-053 关键词：市场经济   道德   市场营销  

学校管理的道德性及其改善初探 篇3

关键词：学校管理；道德性；完善；策略

一、学校管理方面的道德问题

1.对智育及认知的片面关注，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化及全面发展

在对学校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很多学校重视智育，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将一切工作重心放在智育上，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课程大大减少，大大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智育就是重视知识的教育、忽视能力培养的教育方式，导致学生知识结构出现缺陷、文化视野相对局限，缺乏创新能力及动手能力。学校这种忽视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方式，造成了学生畸形的发展，辨别是非美丑的能力大大降低，体质弱，心理承受能力低。

2.学校教育呈现功利化

很多学校在面对上级部门的检查、验收、考核、评比时，在申请研讨课题时，通常会为了达到功利化的目标而使用一些不太“光明”的公关策略。更有甚者，明目张胆地作假，都不避讳学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学校在进行教师考核、考评工作绩效时，仅仅依据其所教班级学生的学习成绩的高低。很多民办类学校对教师的管理简单生硬，将教师的出勤情况直接公开给学生看，完全没有考虑到教师的感受，而对于某些学生的胡闹及其家长的蛮横却姑息放任，出现这种情况只是因为“教师是学校的打工者，学生及家长是学校的衣食父母”。这些现象对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形成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是谁都无法估算的。

二、改善学校管理道德性的方法

1.树立教育服务理念

加强德性建设，要充分发挥学校管理层的“道德领导权威”。美国教育管理学家托马斯·J·萨乔万尼认为，学校的道德领导从领导者自身修养看，倡导以德治校，注重领导的道德修养，努力将学校建设为一个道德共同体——“德行学校”，为实现学校的价值目标服务。从领导权威看，道德领导要借助更多的专业和道德权威，从道德原则出发，在帮助教师实现自我管理的同时，将学校从一个组织转变为一个共同体，从而最终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过程，发挥管理者的“道德领导权威”。其方向也是多样的，主要包括：建立学校道德共同体，形成共同愿景；建立规范的道德管理制度；转变领导方式，由“控制式”领导转变为“理念式”领导；增强高校管理者的道德责任感等。在学校管理中经常会出现不平等或是歧视现象，如因性别、家庭状况、成绩、感情、智力、表现等各方面的区别引起学生在受教育的各个阶段受到不平等或是歧视等对待。其主要有几方面表现：首先是进行了歧视性分类，如将学生进行分班、编排座位或依据师生感情进行区别对待，这种现象导致“后进生”无法享受优秀资源，使“后进班”的师生都出现了自暴自弃的心理，致使更多的“后进生”出现；其次是对陈旧的师道尊严过分强调，教师、学生之间未能形成新时期的教学相长的平等互助关系；最后是用陈旧的价值理念来对待学生的价值取向，对不同学生的进步都使用同一种衡量准则，忽略了学生个性、爱好的培养。

2.坚持师德垂范、服务育人的原则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等要求，在学校管理中，主要是要加强教师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教师的核心价值观是反映教师职业身份、价值追求的一种看法和态度，包括对自己职业身份的认同程度、尊重程度、满意程度、自我约束、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在制订学校的管理规则时，必须要遵循以德育为主要目标，以育人为核心任务，以师德为基础，将教育同管理统一结合，以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为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师德表率作用，二是整体育人作用，三是教育同管理有机结合。所以说学校管理其实就是师德在育人方面的总体表现。

3.注重学校管理人员的道德素质培养

学校管理人员负责学校整体工作的组织、实施及监督评价，是学校培养各方面人才工作的重心，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学校管理人员的道德素质高低通常决定了学校管理水平的高低。孔子曾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说明想要培养出具有高品格的人才，管理者就必须以身作则，具有优良的道德素养，这将直接影响到学校的管理水平及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严格来讲，学校的管理人员主要包括校长、专兼职管理者一级所有教師，他们所组成的就是学校的管理队伍，他们的管理道德素养表现在学校的教学、管理、服务等方面，也体现在学校教育环境下整体发展的方方面面。

4.强化学校管理准则的道德性

学校管理准则的设立及实施必须要遵循公平、公正及善行的原则。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公平公正的制度优先于个体的善行，学校的管理准则也必须坚持公平公正的价值体现。在进行实践操作时，在制订管理准则时可以借鉴罗尔斯曾提到的处在“无知之幕”后的人们选择公正立场的做法。当管理人员处在这种情形下时，加入自己对自身的一切一无所知——也可以说是，在制订准则时我们不明确自身的位置，不明确自身处于学校的哪个层面。罗尔斯指出，假如在“无知之幕”被揭晓前我们不知道自身实际的位置，就会严格依据原则行事，并且不会考虑自身的利益，这样所制订出的准则制度就会更加公平公正。这样，学校的管理准则就会更具道德性。

参考文献：

[1]邵瑞珍.教育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

试论体育道德性的若干理论问题 篇4

现代社会中体育作为一项文化活动, 以多种形式在社会各领域广泛展开, 而在此期间, 人们对“体育”其事的理解却从未达成过共识。1980年召开的世界体育科学大会重点研讨了体育概念问题。1982年我国首次举办以体育概念为专题的研讨会, 形成了一个悬置矛盾且内涵宽泛的体育概念体系并推行至今, 其内在实存的困扰也一直遗留至今。对体育概念的理解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偏窄, 二是偏大。尽管如此, 体育及其概念的内涵从来都不只是增强体质, 而是着眼于身心两个方面的教育训练或陶冶。

本文并不主要讨论体育概念, 而重在阐述对体育的理解, 以此证明体育具有道德的内在规定性。而探讨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对体育本质的认识, 以及对各种不同体育概念作出批判或保留。

其实, 体育质的规定性是有目的地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文化活动。毛泽东在传世佳作《体育之研究》中写道:“体育之效, 至于强筋骨, 因而增知识, 因而调感情, 因而强意志。筋骨者, 吾人之身;知识, 感情, 意志者, 吾人之心。身心皆适, 是为俱泰。故夫体育非他, 养乎吾身, 乐乎吾心而已。” (1) 这说明, 体育以运动为手段, 根本目标是促进“体魄健全, 精神文明”, 培养身心俱泰、全面发展的人, 这是体育的精髓所在。他又说:“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的位置, 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 (2) 可见体育受到重视, 在于可以强健体魄, 进而对学问道德大有裨益。体育从一开始就被赋予善的意义, 以追求善的目标而存在。

体育的道德性便是指体育本身蕴含的追求善的内在品质。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还需阐明体育与运动的不同之处。许多人将“体育运动”合在一起使用, 进而把运动理解为体育, 其实“体育运动”包括多方面的内容, 研究具体问题时最好加以区分。运动侧重于具有特定性质的身体活动, 而体育是有意识地用人体自身的运动来增强体质, 促进身心健康的科学方法, 是一种文化教育活动。人们对身体运动有直观的感性认识, 对体育除直观的感性认识以外, 还有理性认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体育是运动的升华, 是实践中运动知识的总结。运动是体育的核心, 没有运动就没有体育。没有无运动的体育, 但却有不符合体育目的的运动。不是所有的运动都在体育的范围之内, 运动中不利于健康的部分就应划在体育范围之外是不符合体育本身的道德性的。例如有些竞技比赛以必然的身体伤害为结果, 有些运动项目需要运动员采取非常手段以致损伤肌体和生命, 这些现象并不符合体育的本意, 却客观存在, 说明有些运动的方式和方法还值得研究。

善是体育的根本。尽管取胜是体育竞争的根本, 但它必须以善这一道德原则为依据。纵观世界各大体育盛会, 我们可以感受到体育在向着“更快、更高、更强”迈进的同时, 也向着“和平、友谊、进步”的方向发展。人道主义、公平和公正、诚实和信任、勇敢和团结等人类美德已在体育运动中得到了广泛的弘扬。现代体育竞技在体现体育竞争的同时, 也体现出人类道德理性文明的成果, 体现出人性的光芒和价值。体育竞技不仅仅是个人价值和能力的体现, 同时也体现着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根本上就是一种善的关系。

二、体育之实:社会目的性

体育作为人类特有的社会实践活动, 从它产生之日起, 就有明确的目的性, 在一定历史时期, 体育目的又具有相对稳定性。

体育最初来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 又逐渐从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育化方式。体育作为对自身身体进行改造的适应自然的活动方式, 在最初人类以身体获取食物的过程中, 完全依附于劳动, 并同一于劳动。生产工具的改进, 在延伸和扩大人的劳动能力的同时, 不断剥离人对身体的依赖, 从而使得对身体运动的调节也游离出来, 并成为专门性的社会活动———体育, 对自身被动、从属的改造已转化为自觉能动的专门改造。体育一旦独立出来, 就获得了异于劳动的表现形态和目的, “体育作为文化的现实性, 在较早的时代是人的身体活动的顺便结果或‘副产品’, 只有人的意识发展到了一定水平, 人才把自己身体的健康、强壮和优美作为文化目的, 从而产生体育” (3) 。到了此时, 体育对人生理和心理的保持与提升、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意义则高于对劳动的意义, 体育的目的也便经常地与培养人和教育人相联系在一起。

早在西周时期, 贵族就实行“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 称为“六艺”。射是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用于挑选人才的礼仪。子曰:“君子无所争, 必也射乎!揖让而升, 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4) 即是说, 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 即使在射箭比赛的场合也是相互礼让, 是君子之争。孔子强调的礼其实是统治阶级赖以统治的基础, 这里体育被赋予为意识形态服务的色彩。北宋司马光在《投壶新格》中说:“夫投壶细事, 游戏之类。而圣人取之以为礼, 用诸乡党, 用诸邦国。”“投壶可以治心, 可以修身, 可以为国。”投壶礼是古代宴会上的一种礼制, 由西周射礼发展而来。这些论述明确反映出体育应为意识形态服务的意思, 且运动的方式方法, 往往受到体育目的的制约。

在西方的斯巴达、雅典时期, 体育也富有政治色彩, 和军事目的相结合, 旨在参加战争, 报效祖国, 即使在非战争时期也不停止体育锻炼。为了民族下一代的健康, 甚至妇女也要求参与进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后期雅典的体育更注重道德品行的培养和艺术情操的陶冶。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决定了我国的体育事业既要符合一般的体育目的, 即“增强体质, 增进健康”, 又要为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服务, 即要以促进社会经济健康文明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标。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决定了我国体育事业目的的道德性。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便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而体育与智育、美育、德育一起构成了实现这一至善目标的途径。2004年出版的体育院校通用教材《体育基本理论教程》中将体育目的规定为“增强人民体质, 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丰富社会文化生活, 为社会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5) 体育的目的决定着体育的方向, 规定体育发展的进程, 制约着体育内容、体育计划、体育过程及体育结果各个方面。社会主义的体育事业, 要为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这是我国政治经济制度在体育目的方面的反映, 是社会对体育事业的要求, 指明了我国体育的性质, 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三、体育之能:育化的方式

体育的功能指的是体育这一文化现象对人和社会所能发挥的有利作用和效能。任何事物发挥功能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因素, 也称为构成事物功能的两大要素:事物的本质属性和社会的需要。对体育本质的认识不同, 会引起对体育功能认识的差异。前面我们论述了体育具有善的本质属性, 那么体育的功能也必须与善的属性密切相关, 离开本质属性来研究功能就违反了事物的规律和逻辑关系。因此, 体育的功能是通过自身特殊的育化方式来实现对善的本质的追求。

无论是人类种群的演进, 还是人类个体的成长, 都是一个系统的育化过程。体育是人类的育化方式的一种, 之所以称为特殊, 是指它区别于非身体教育的德育、智育和美育。尽管体育承载着育德、育智、育美等功能, 但它与德育、智育和美育等育化方式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体育以育体为主要对象, 离开了这一点, 体育便失去了合理存在的根据。在育体的基础上, 体育的育德、育智、育美功能也表现出其内容的侧重和手段的独特。例如, 在智育中育德, 得摆事实、讲道理, 使人明理成性;在美育中育德, 讲究发挥艺术的感染力去打动人;而在体育中育德, 就是告诉我们要坚持集体主义, 积极锻炼, 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必须做到人自身内部的和谐。

体育的育化功能体现着体育的道德性, 体育只是一种方法或工具, 是为达到教育功能的工具。法国教育家卢梭曾认为, 体育训练虽然很受重视, 却是教育的最重要部分。它不仅能使儿童健壮, 而且能产生品德方面的效果。英国哲学家洛克也认为, 体格健全是教育金字塔的基础。我国的许多教育家也将体育的育化功能放在重要的位置。如蔡元培认为, 所谓健全的人格, 内分四育, 即体育、智育、德育、美育, 随后又提出“完全人格, 首在体育”的主张。这种“体育第一”的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是非常难得的。可见对于完成教育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体育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 体育的本质、目的、功能无不体现体育本身内在的道德性。同时体育的本质、目的、功能又是相互密切联系构成体育完整内涵的不同维度。体育是人们追求善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是人类在追求突破自我、全面发展的目标指引下的必然选择。无论是在物质生活丰裕之时个人为了得到健康的体魄和更好的生活品质, 还是在社会经济不断增长条件下以促进社会文明发展、提升社会现代化水平为宗旨, 体育的发展进步都源于人类对善的不懈追求。这就是体育的道德性。也正是因为体育被赋予这样美好的期待和神圣的使命, 当体育领域出现不道德现象的时候, 人们会感到公平遭到破坏, 正义受到践踏, 善的追求被扭曲, 这也是如今体育道德建设备受关注的原因。坚持体育的道德性, 是反对和谴责违背体育道德行为的依据, 也是体育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体育事业获得了重大发展并取得了实质性进步。与此同时, 体育的商业化、产业化趋势日益彰显, 体育事业中的不道德现象逐渐凸显, 体育道德由此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本文将从体育的本质、目的、功能等维度论述体育内在的道德规定性, 旨在为体育道德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体育道德性,本质,目的,功能

参考文献

[1]体育之研究[EB/OL].http://niaoqingsi.blog.sohu.com/62206498.html.

[2]体育之研究[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aa593e0100boqt.html.

[3]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64.

[4]论语.八佾.

学校管理的道德性及改善策略论文 篇5

前言：学校是进行和实施教育教学工作的专门性机构，学校的管理属于一个系统庞大的工程，学校管理中的道德性问题贯穿于学校的基本管理理念和管理部门的各个分支，与此同时，在校园管理中的各种不同关系以及各类校园组织活动的规划和实施都会存在道德性问题，所以对于校园管理道德性完善的策略研究至关重要。

１、学校管理方面的道德问题

１．１片面关注智育忽视个性发展：通过调查研究显示，我国目前的大部分学校都片面注重学生的智力发育而忽视学生的全方面发展。学校如果将全部的注意力和教育教学资源都投放在学生的智力发育上，就会对学生的体育、美德、劳动等其他方面课程相应减少，会使得学生的学习负担和作业负担加重［１］。智育在现代的教育现状中分析主要及时指教育工作人员过于重视知识教育，然而对学生各方面的生活和学习能力以及社交等能力的培养有所欠缺，这样的教育方式会很容易造成学生的知识结构方式严重缺失，造成学生的发展不全面，限制了学生的文化视野，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都会越来越差，学校如果坚持这种片面不科学的教育方式，最终一定会导致学生的动手能力丧失和畸形发展。同时长久教育下来就会导致学生的善恶是非辨别能力下降，身体素质下降，心理压力承受能力下降。

１．２学校教育呈现功利化：现在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我国很多学校的传统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下的弊端逐步显露出来，很多学校需要定期接受上级教育指导部门的检查和教育成果验收、教育水平考核业绩教育资质评比等。在研讨课题进行申请的过程中，很多学校会因为很多个人因素和功利化目标而私自使用不正当策略，采取非正规的公关限制。还要更加严重者，直接忽视教育主管部门的明令禁止条例，公开制造伪造教育成果考评信息资料，甚至都不考虑回避学生。在我国的应试教育现实背景下，很多院校在进行教师资格考评和教师工作质量和水平测试时，都仅仅片面依据参评教师所在班级的学生成绩高低给予评分，很多的民办类院校更是忽视对教师的科学系统化管理，对于教师的个人测评结果和出勤情况资料都实现公开制度，完全忽视了教师的个人权利的维和教师的个人尊严和情感。同时对于部分比较难管教的孩子没有严格的教育和管理。同时对部分态度恶劣的家长姑息态度，放任不管［２］。出现以上种种状况都是因为这些学校没有明确教师和学生两个主要主体的各自权利和义务，对于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受教育主体地位认识不明确。这些错误的道德观念完全会对学生的道德和价值养成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很有可能造成很多难以估计的损失。

２、改善学校管理道德性的方法

２．１树立教育服务理念：如果想改善学校的管理道德性，首先一步就是要树立起教育的服务理念。在加强德行假设的同时应该充分发挥出学校的管理阶层的真正道德领导力量和权威带动作用。俄罗斯的教育管理经济学研究者亚历山大萨沙认为，校园的道德文化建设是从高层的校园管理和领导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入手，带动学校教师和学生，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校园道德建设体系。实现高层领导的以德治校和基础师生的道德活动的参与，从而更好的发挥学校的道德教育和服务目标。从高层的校园管理和领导者角度分析，学校的道德领导不仅需要专业完备的系统知识同时还要有良好的个人修行德行和良好的道德权威性和号召力。主要从道德修养原则出发，不仅培养教师对自我管理价值实现抱有坚定信心，同时将一个学校的单独组织向一个系统的教育共同体方向发展，从而达到最终的学校道德培养目标的实现。教育服务理念拥有多个不同方向，首先就是建立起校园内人人认同推崇的校园道德文化共同体，让师生形成统一的道德培养目标。对于高校的管理者也应该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和道德修养。与此同时还要建立起一个系统完善的道德管理制度，以实现和发挥制度的约束力量。

２．２坚持服务育人的重要原则：在信息教育体制过程中，强调了对道德约束力强化和对社会行为规范的重视。在学校的管理实践中，应该充分发挥教师的教育主导作用，首先加强对教师的自身道德水准和价值观的培养。教师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一种对教师职责和教师职业意义追求的重要态度。教师应该对自己的职业使命和职业责任有一个深刻清晰的认识，教师应该提高自身的职业认同程度和自我约束能力，不断提高个人的专业教育能力，提高对教育事业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３］。

２．３强化学校管理准则道德性：学校管理道德性改善的辅助策略还包括了学校管理人员道德素质培养的重视和加强，同时对学校的管理准则的道德性进一步强化，一个公平合理化的学校管理准则可以发挥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作用，可以充分体现学校整体的价值观和教育目标，发挥对校园道德管理改革完善的理论依据力量。如果在校园管理体制建立过程中管理者和体制制定者对于自身的实际位置没有一个合理客观的把握，很容易出现为私利而损害校园管理道德性规章制度。只有制定的校园管理制度公平公正，才能实现学校管理准则的道德性发挥。

3、结语

学校管理道德性的问题发现需要立足实践，深入教育管理内部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主要问题仍然是教育片面化功利化偏差的出现，要想真正实现校园管理道德性完善必须对教育理念和教学原则以及管理制度进行严格规范，由此才能实现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１］唐秀美．公民道德教育的内涵及基本取向［Ｊ］．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论坛，２００６，（１）：８－１０．

［２］郭本禹．道德认知发展与道德教育————科尔伯格的理论与实践［Ｍ］．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８６．

索要道德，是道德的越位 篇6

公交车上的让座也是需要美感的。两个月前，北京一辆90路公交车上，曾经发生过一起因为不让座而引发的冲突。在“爱心座位”旁，一位老人见座位上坐着的一名年轻女子没给他让座，先是用手戳女子的头部，然后推搡对方索要让座，吵得不可开交之后，人们才发现，这女子是位孕妇。

这就是道德绑架引发的一场丑剧。当相互的谦让，成为一方眼中的必须，这种美感已经荡然无存。道德已经成为单方面拿来约束别人的强加于人，是以德相挟的侵占。这恰恰与道德的本意相违背，反而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达州至成都的动车上，老人的女儿从决定乘坐这班动车的时候起，其实是将母亲的年迈，当成一种索取的资本，她是把别人礼让的或然性，当成了必然性；把与人精神交往过程中的奢侈品，当成了单方面索要的必需品。这种不对等，已经将美好的道德，当成咄咄逼人的武器了。所以，道德成了一部分人在公共场所的一场赌局，他们心里早就设定了这场对赌，肯定赢，必须赢。

这是对道德本义的扭曲，也使得道德成为攻击别人、侵占别人权利的强大武器。我有让座的义务，但没有一个道德的标准上写着，你可以挤占别人的座位，可以在别人没出让自己的权利时出语不逊。如果这个道理都不懂，哪里还有什么德。德是用来敬仰着的高尚，不是侵占别人权利的武器。这个道理都搞不懂，再好的美德也会糟蹋了。

道德性 篇7

人们普遍认为国家理性思想最初来源于塔西佗和马基雅维里, 特别是马基雅维里, 国家理性之本质在他那里得到最为全面和系统的阐述。16世纪的意大利思想家乔万尼·博特罗最先对塔西陀和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性思想进行了表述, 在其《论国家理性》一书中, 他这样论述道“我很惊讶, 竟然每天都听到人们在谈‘国家理性’这个主题, 并援引马基雅维里与Tacitus的意见:前者因其关于治理人民的教训, 后者因其对罗马皇帝Tiberius在获取与维持其皇帝头衔时所运用的艺术之生动的描述……”塔西陀的相关著作中处处渗透着国家理性的观念, 因此, 他向来被推崇为国家理性的伟大教导者。然而, 在塔西佗那里人们看到的只是国家理性思想的最初影像, 并不全面和深刻。对国家理性观念进行了全面而深入论述的实为马基雅维里。虽然, 这一概念最先并非出自马基雅维里的著作, 但是其《君主论》一书却道出了国家理性的思想精髓。

每一种新思想的诞生常常会不可避免地招致守旧的人们反对和抨击, 国家理性思想更是如此, 因为当时的意大利, “人们把‘政治’看作是一个由‘理性’所主导的领域, 是‘公民理性’在咨议、商讨和立法方面的施用, 其目的在于维系以‘正义’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人类共同体。”但是, “国家理性的出现意味着作为‘道德理性’的‘公民理性’的急剧衰落, 意味着作为‘工具理性’的‘国家理性’强势崛起。”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性, “正如维罗里评价的那样, ‘公民理性’和‘国家理性’, 虽然都同有‘理性’之名, 但本质已有天壤之别:一个是‘道德理性’, 其本质在于‘正义’, 它是在‘civitas’中施用的, 纯属价值领域;一个是‘工具理性’, 其本质在于‘功利’, 它是在‘stato’中施用的, 纯属技术领域。”国家理性的出现彻底颠覆了当时人们对政治的思维模式, 在它诞生之初, 从思想家到统治者, 人们群起而攻之。当然, 这之中也不乏认同者和追随者。

二、马基雅维里国家理性的非道德性

马基雅维里对国家理性思想的论述几乎全部包含在其《君主论》中, 其《君主论》从现实主义和实际史实的基础出发, 以一种全新的政治视角, 打破了旧的、传统的政治学观念, 创立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政治学观念。在书中马基雅维里毫不犹豫地将政治就是权力的斗争这一本质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为了强调政治的非道德性, 他着重探讨了人们通常具有的一些品质, 比如乐善好施与贪得无厌、仁慈宽厚与残忍成性、忠实可靠与言而无信。然而, 他告诫君主, 要慎用自己的这些品质, 因为在他看来, 获取权力、维护国家的存续和安全才是君主的最终目的, 这一目的可以用道德价值来衡量, 并且毫无疑问, 它是具有道德合理性的, 但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不能用道德价值来加以评价的。如果君主背信弃义可以为人民带来福祉、可以保障国家的存续和安全, 那么他完全可以这么做, 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名誉受损, 因为那些如凯撒·波吉亚般名垂青史的伟大人物在世时总是不免受到人们的诋毁, 但是他们会因其保全了人民的福祉、维护了国家的存续和安全而受到后人的敬仰。因此, 君主应该拥有像狮子一样勇猛, 如狐狸一般狡猾的性格, 在信守承诺于己不利时, 应当毫不犹豫地背信弃义, 但同时他又要装出遵守信誉的样子, 即使最后谎言被识破了, 他也要尽量找理由来证明自己这么做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的。总之, 道德对于马基雅维里而言就只是一个工具、一种手段而已, 如同人性、宗教之于君主和国家。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之所以充满现实主义与非道德性, 首先是与其生活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 当时“意大利政局动荡不安, 那不勒斯、罗马教皇国、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五强之间相互争夺, 使意大利内部事务建立在极其脆弱的‘均势’平衡的基础之上。”而从外部看, 意大利正处于西班牙、法国等列强的入侵掠夺中。因此, 马基雅维里渴望有一位像摩西、居鲁士那样伟大人物式的君主来实现意大利的统一, 这是其国家理性观念最高也是最终的目标。此外, 马基雅维里丰厚的历史知识功底和丰富的政治生涯经历也为其《君主论》的写作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材料。在对历史人物观察的过程中, 他发现那些仁慈羸弱的君主绝大多数都丧失了自己的王国, 而那些看似不择手段, 不讲道义但却意志坚定并且同时兼具狮子与狐狸般性格的君主往往能够长久地保障国家的存续和安全。

三、对马基雅维里国家理性非道德性的评判

作为一种新兴的思想, 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性同时受到了人们的认同赞誉和非难抨击。第一个从宗教道德的角度与马基雅维里遥相呼应的当属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圭恰迪尼, 在其《Dialogue on 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一书中, 他说道:“当我们说人们应该驱杀和囚禁比萨人时, 我也许并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而说的, 而是根据国家理性和实践说的。”可见, 马基雅维里有关道德的阐释引起了圭恰迪尼的强烈共鸣, 马基雅维里正是将国家理性置于基督教道德之上, 仅仅将其视为服务于国家的一种工具。同样从道德角度来评价马基雅维里国家理性思想的以赛亚·伯林, 他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 认为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性思想并非不道德, 只是与当时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观念不符而已, “这种道德基础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共同体道德观’, 而不是流行于马基雅维里所处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时代的基督教道德观。前者是一种公共 (政治) 美德, 后者是一种私人 (宗教) 美德”。黑格尔是对马基雅维里国家理性观念评价甚高的一位思想家, 他将《君主论》视为是“一颗具有最伟大、最高贵的理解力之真正的政治脑袋之最伟大且最真实的构想。”而在国家权力与道德的关系中, “黑格尔提出‘如今已不是道德与不道德的对立, 而是低层次道德与高层次道德的对立, ’因此他明确地说‘国家自己要维持的义务是国家的最高义务, 国家利己的打算与利益在伦理上应该得到承认’”。

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性思想在得到许多思想家赞誉的同时, 也受到了许多反对者的强烈抨击。博特罗在其《论国家理性》一书中写道“我实在搞不懂, 为什么这么不信神的一位作者和这么邪恶的一个暴君会被捧得这么高, 但更让我感到气愤的则是, 人们竟将这么野蛮的一种统治方式高高抬起、恬不知耻地想与神的律法 (Divine Law) 相提并论”。可见, 博特罗对作为国家理性思想鼻祖的塔西佗和马基雅维里的极端反感之情。虽然, 博特罗可谓是系统地批判马基雅维里国家理性的第一人, 但他主要是从国家理性与基督教冲突的角度来进行批评的。而对马基雅维里国家理性思想首开道德批判之先河的当属法国胡格诺教徒金蒂利, 在其《反驳马基雅维里》一文中, 他认为“马基雅维里所述的君主只有让臣民惧怕才能使他们服从, 这是极端偏颇的观点, 只有正义和在正义的名义下的理解和爱才是君主统治的正真基础, 才是维持统治的最高标准。”此后, 国家理性的非道德性成为马基雅维里思想遭受批判的中心环节。

四、结语

在国家理性与道德的激烈争辩中, 无论是对始终坚持基督教道德、批判国家理性非道德性的乔万尼·博特罗而言, 还是从坚持将其政治思想观念彻底与基督教道德分道扬镳的马基雅维里来看, 亦或是在终其一生都试图平衡和调和权势与道德之关系的迈内克那里, 他们有关国家理性观念的立论基础都紧扣着自身所处历史时期的国家政治需求, 并且都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完善自身的国家理性思想。

摘要：在国家理性中, 权力与道德的关系向来是国家理性研究者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无论是创造了这一概念的乔万尼·德拉·卡萨, 还是对其进行了本质阐述的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都对国家理性的这一二元性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文将结合不同的历史背景对此进行梳理, 试图呈现国家理性中权力与道德之争的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马基雅维里,国家理性,权力,道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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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朱兵, 陶永新.近代欧洲政治话语的创新——“国家理性”观析微[J].北方论丛, 2010,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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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岳成浩.“国家理由”的现代意蕴——对“reason of state”的历史解读[J].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3:72

[6] .[日]高山岩, 王军译.“国家理性”论与“国家社会”的现实——主权国家概念的理论再探讨之三[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4, 8:17

[7] .周春生.道德的合理性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西方马基雅维里思想批评史寻迹[J].史学理论研究, 2005, 3:105

道德性 篇8

一, 《旧约》的律法性

(一) 律法典章

《旧约》律法的奠基者是摩西, 据《出埃及记》记载, 摩西按照上帝的指引, 带领犹太人摆脱了埃及人的奴役, 到上帝所赐予的肥沃土地上享受平安富足的生活。从此以后, 恩惠降临到犹太人身上, 他们受到上帝的垂怜与拯救, 成为上帝的“选民”。但犹太人之所以能够拥有作为“选民”的独特优越地位, 受到上帝特殊的照顾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与上帝立约, 世世代代遵守他的律法。律法自此成为犹太人生活和信仰的基础。

《旧约》的律法主要有五部, 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摩西五经”, 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与《申命记》。《旧约》中关于律法的记述共有大约600多条, 对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的各个方面都做了细致而严苛的规定, 但要想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么多繁冗的律法是不现实的。尽管如此, 所有律法的基本思想都可以在“摩西十诫”中反映出来, 因此对于犹太人来说, 只要恪守“摩西十诫”, 就等于遵守了律法、遵循了上帝的意旨, 就可以得到上帝的眷顾。“摩西十诫”成为犹太人不可违背的基本行为规范和犹太教的律法基石。[1]

(二) 惩罚报复

与《新约》中那个宽厚仁慈的上帝比起来, 《旧约》中的上帝更像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威严的法官, 他俯视着人类的一言一行, 无时无刻不对人类遵守律法的情况进行监督。在《旧约》中, 上帝对人类的惩罚随处可见, “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 报复你们背约的仇, 聚集你们在各城内, 降瘟疫在你们中间。” (利未记26:25) 而奖惩的依据就是犹太人是否遵循律法, 违反律法的人必会受到惩罚:百姓在西奈山下崇拜金牛犊被击杀三千;人民在旷野中缺水少食发怨言, 上帝震怒而火烧营房;亚伦因嫉妒摩西的权力和荣誉而得了麻疯病, 更不用说灭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和用洪水灭绝世界了。对犹太人是如此, 在对待仇敌上, 《旧约》更是采取彻底的仇恨态度, 上帝多次帮助摩西用无以伦比的神力残酷地消灭了那些与犹太人为敌的人, 甚至使许多种族完全消失。“摩西十诫”中提到, 对敌人要采取“以命偿命,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以烙还烙, 以伤还伤, 以打还打”的态度。 (出埃及记21:23-25) 《以诺书》中也多次谈到对违反律法的惩罚。人如果没能遵循上帝的诫命, 违反了律法, 就会背上罪恶的枷锁而无法解脱, 他们将永远无法得到上帝的原谅和他人的宽恕, 并受到诅咒而永世不得平安幸福。这些对上帝的报复品格及不可侵犯的权威性的强调, 都是为了唤起犹太人对上帝的敬畏与崇拜, 进而达到遵守其律法的客观社会效果。

二, 《新约》的道德性

(一) 爱的观念

《新约》提倡爱的精神, 认为通向天国的道路重要的在于有一颗爱心。《马太福音》中耶稣“爱”的诫命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马太福音22:37-40) 而在《约翰福音》中的诫命是“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约翰福音13:34) 与《旧约》规定的律法至上原则不同, 《新约》把爱的观念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要人无私地爱上帝爱他人, 并把这作为人是否信仰上帝的重要标志。

《新约》的爱人原则, 是对《旧约》律法加以抽象概括而成的一个更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对人来说, 爱的对象有两个, 即上帝和人, 而对上帝的爱是处于第一位的。《新约》认为, 人类都背负着无法洗脱的罪恶, 人此生将经历无尽的磨难, 而死后也必将坠入地狱而永世不得超生, 为救赎人类, 上帝牺牲了自己的儿子耶稣。既然上帝如此地爱人, 为了人的幸福, 以至于不惜抛弃自己的亲子, 因此人也应该像上帝爱自己一样爱上帝。同时, 因为上帝把爱无差别地给了所有人, 人也应该爱人。至于爱的模式, “当爱人如己”,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路加福音6:31) 。在爱的范围上, 《新约》突破了《旧约》只爱犹太同胞的狭隘性, 把爱的对象扩展到所有民族的所有人, 成为一种泛爱主义, 甚至提倡要爱自己的仇人, 这是《新约》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旧约》中有“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的复仇原则, 但《新约》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 (马太福音5:39) 《新约》把“爱”作为基本的道德原则, 信仰上帝的人不仅仅只是爱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还应当爱仇敌。

(二) 因信称义

“人称义是因着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罗马书3:28) 一个人能否成为义人的关键不是遵循律法, 而是诚心实意地信仰上帝, 只要信仰了上帝, 就必会受到上帝的关照, 就有了作为一个义人而被救赎的可能。这是贯穿整部《新约》的主导思想,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因信称义”。《新约》的这种道德动机论和《旧约》的律法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是对《旧约》死搬教条的律法主义的反动, 使人们把得救的目光由外在的律法诫命转向内在的道德信仰。“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仅得了义, 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 仅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 只凭着行为求, 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 (罗马书9:30-32) 。正因如此, 《旧约》律法所规定的生活和宗教仪式规则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行割礼, 保罗认为, 这只是在当时条件下的一种暂时性的皈依上帝的外在表现方式, 重要的是人内心的虔信, 随着时代的发展, 它必将被淘汰。人类的始祖亚伯拉罕也没有受过割礼, 他被上帝眷爱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信奉上帝。因此, 正义之人并非一定要受割礼, 并非一定是犹太人, 也并非一定要遵守《旧约》律法。[2]在《新约》看来, 真正的良善是发乎内心的, 而不必在乎外在的律法礼仪。《新约》要人主动地皈依上帝, 虔诚地传播爱的福音, 在道德实践中完成对上帝的信仰。在《旧约》里, 律法形式的遵守决定了一个人的信仰是否虔诚, 行为是否公义, 在《新约》里则是内在的动机决定了行为的善恶。[3]

三, 结语

总之, 由于时代特征和地域背景的影响, 《旧约》和《新约》在思想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主要体现在《旧约》的律法性与《新约》的道德性之间的区别。《旧约》用外在的律法强迫人屈服于上帝的权威, 《新约》则通过爱和“因信称义”的理念唤起了人内在的道德动机, 使人主动地信仰上帝。《旧约》向《新约》的这种思想跨越, 使基督教摆脱了律法形式主义的束缚, 完成了由律法宗教向道德宗教的转变, 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赵林:论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文化差异[J], 宗教学研究, 1997, 2。

[2]陕劲松: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渊源关系[J], 沧桑, 2006, 1。

浅议公民道德与传统道德 篇9

首先, 从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赖以存在和反映的经济基础来看, 中国传统道德是与其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合的。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在缓慢的发展中孕育出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而公民道德则是与商品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近代以降, 随着西方力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大量的商品如潮水般倾销中国, 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随之逐步遭到破坏并瓦解, 伴之而生的就是商品经济的茁壮成长。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下, 中国的传统道德也不断受到西方思想观念的挑战。中国现代的公民道德就是在这种对抗和冲突中逐步发展的。直到今天的市场经济时代, 这种对抗和冲突依然在某些方面依然很强烈。但发达的商品经济必然要求一套与之相适合的道德体系存在, 这就是公民道德!

其次, 从道德孕育的社会环境和影响范围来看,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法血亲体系通过家族组织结构起来的社会。在这个家族里, 以血缘亲疏来确定尊卑关系, 以五伦关系来确定人际基本伦理道德规范。所谓五伦就是君臣关系、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这五伦关系就是传统道德效力所及的范围, 其实质就是熟人社会。国家不过是放大版的家族, 君主就是这个家族的“父”, 天下人就是这个家族的“子”。整个社会就是一种“家国同构”的体系, 也可以称之为臣民社会。这种臣民社会是以宗法血亲为基础, 以三纲五常为经纬, 构筑的一套完整严密的封建等级特权的政治体系。中国传统道德与中国封建等级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共同演绎了中华民族奇特的千年历史文化场景。[1]而公民道德的孕育和涵养则需要公民社会的成型。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 公民社会则是一个以法律为纽带, 以权利义务为衡量人们行为尺度的政治共同体。在这个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联系起来。无论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 还是无血缘关系的人之间, 判断是非对错, 利益得失, 大家都遵从统一的法律。即便是国家, 传统社会的特权组织, 也被法律严格限定, 以权力义务结构规范国家的行为或政府权力的边界。[2]毫无疑问,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突破了传统社会的以血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 进入到了一个更加广泛而复杂的陌生人的社会。传统社会孕育出的忠孝廉耻对现代的陌生人自然也就没有多少效力了。而公民社会孕育出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则适用的范围更为广泛, 不仅适用于陌生人之间, 也浸入到熟人社会, 与传统道德不断进行着冲突、调和、分化、融合过程, 最终形成符合公民社会的公民道德。

再次, 从道德的类型、特征与核心价值追求来看, 中国传统道德本质上是属于私德, 而现代公民道德则更靠近公德。根据道德发生的领域不同, 道德划分为私德和公德两种类型。所谓私德是指个体内心所重视和恪守的价值和规范, 其主要适用于私人领域, 熟人社会。如上所述, 中国传统道德就是建立在以血亲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中。[3]所以, 私德在传统中国社会发展极盛, 并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道德文化。其特点如社会关系的等级性, 利益分配的群带性, 人际交往的人情性, 个体意识的依附性等等。这些特点至今还存在, 并影响着中国公民道德的发展。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就是“忠”“孝”。对国家君王要“忠”, 对父母长辈要“孝”。“孝”就是“忠”的基础和源泉, “忠”就是对“孝”的延伸和扩大。不“忠”就是不“孝”, 不“孝”也不可能“忠”。前述传统道德的特点在这个核心价值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等级性, 尽管“忠”“孝”是一体的, 可是当“忠”“孝”矛盾的时候, 还是要先“忠”后“孝”的。因为君主是国家这个大家族中最高的长辈, 我们当然要首先孝敬这个长辈才行。所以, “忠”“孝”本身就体现了等级性。

而现代的公民道德则与传统道德有很大不同。如前所述, 公民道德更靠近公德。所谓公德就是公共道德, 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是维护社会成员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秩序的道德要求, 其主要适用于公共生活领域, 陌生人社会。公共生活的秩序之维系主要靠法律, 以权利义务的来结构社会成员的关系, 以契约来约束陌生人的行为, 进而, 孕育了公民社会所独有的公共道德伦理。其特点具有社会关系的平权性, 利益分配的规则性, 人际交往的契约性, 个体意识的独立性。公民道德的平权性是与传统道德的等级性相对立的。它所强调的核心价值就是公民的权利意识。在现代公民社会中, 法律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 公民权利就是法律精神的基本体现。[4]这种权利意识恰恰也是与现代公民社会的伦理精神相一致的。所以公民权利意识, 不仅是公民社会的法治基础, 也是最基本的公民道德要求。

以上论述是公民道德则与传统道德的区别, 然而, 差异并不代表公民道德建设就该否定和忽视传统道德。道德作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有其固有的发展规律。任何社会的道德现象都是与其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相伴而生的, 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当原有的道德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发生变化后, 客观上会催生出一种新的道德要求。但这种新的道德的形成并非自然生成, 与原有的道德毫无关系。新生的道德是从原有的道德的胎胞中孕育而出的, 它必然被地打上了原有道德的烙印。这就是道德的继承性。我们现在谈公民道德建设并不是从天而降或另起炉灶, 而是在传统道德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和扬弃的过程。妄图切断历史或照单全收都是不可行的, 而且是有害的。这也就充分说明了上述我们对公民道德与传统道德区别的必要性。区别是最好的了解。只有充分了解彼此, 我们才能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抛弃应该抛弃的, 发扬应该发扬的。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从传统道德向现代公民道德转型的过程。这场转型已经经历了上百年, 期间或因战争或因革命而曾数度中止, 时至今日, 这个过程依然在继续。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 中国社会转型加速, 道德领域暴露出许多令人忧虑、担心的现象。随之而来的崩溃论、滑坡论、代价论等等悲观情绪弥漫于整个社会。这对我们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制约阻碍的作用, 对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也构成了负面的影响。所以, 国家十分重视公民道德建设。然而, 理清公民道德则与传统道德的关系无疑会对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科学发展起着极大地推动作用。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公民道德与传统道德的比较研究中, 揭示出中国公民道德和传统道德的本质差异和内在联系, 从而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科学发展提供合理的理论支撑和历史依据。

关键词：公民道德,公民道德建设,传统道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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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性 篇10

一、为什么提出道德文化建设

《伦理学大词典》中指出: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是反映和调整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关系, 用善恶标准来评价, 依靠人们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维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1]。道的最初涵义指道路, 引申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及人的行为原则和规范, 具有某种客观性, 主要指一种外在要求。人们认识道、遵循道、内得于己、外施于人, 这就叫做德[2]。为此, 如果期待人们在行为外显上体现“德”, 必须明确“道”是什么。“道”作为人们道德结构的精神内核, 犹如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 人们在其指导下进行道德观念的构建和道德行为的选择。社会及学校道德文化是影响学生道德发展过程中价值取舍的精神内核, 统辖个人道德发展方向。因此, 人们必须重视社会道德文化建设, 尤其是学校道德核心价值观对学生道德成长的重要意义。

然而,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我们国家的传统道德文化遭遇了巨大的冲击。传统道德教育强调应该教给儿童一些永恒的道德准则, 认同教师的权威, 认为道德是可传授的。随着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进一步变革, 教师权威、传授教育方式、核心价值观都受到一定的冲击, 传统道德教育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遇到了挑战。随着价值澄清学派、道德推理理论、关心理论、人本主义、主体教育理论的兴起, 加之多元文化、信息技术的冲击, 人们越来越倾向“不能强加给学生任何一种价值观”, 开始注重价值思辨的作用。这有利于学生道德自觉的形成, 但“社会主导价值观”地位的下降导致学生价值观选择的迷失和无所适从。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盛行使生活在同一生活圈中的人们没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追求和道德信仰, 这无疑加剧了社会道德失范。道德观念一致性的丧失成为最为深刻和危险的现代性危机。中国人体验着各种价值观的彼此冲突, 经历着价值选择的困惑, 对成为何种人、持有何种道德价值观无法作出抉择, 处于一种漂泊的无根境遇, 失去了固有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3]。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道德信仰解决的根本问题是道德对人的约束力和吸引力的根源问题, 即遵守道德规范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 也就解决了思想危机的问题, 给道德价值观的确立建构了文化精神的支撑, 为学生提供共同的道德根基, 使人的道德规约超越世俗和功利, 走向道德自觉。通过道德信仰的确立使学生理解我们来自哪里, 我们走向哪里。

文化多元化的挑战以及民众道德路向的迷失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在这种背景下, 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被重新提上日程, 世界各国都在推行核心价值教育。2007年, 英国推出全国中小学“英国传统价值观教育”计划, 规定学生学习有关言论自由、文化多元、遵纪守法等核心价值观。澳大利亚政府出台学校价值教育国家框架 (N FVE) , 提出以“关爱与同情”、“自由”、“责任”、“正直”、“尽心尽力”、“尊重”、“公正”、“理解”、“宽容与包容”、“诚实”与“诚信”为核心的价值教育体系。新加坡提出新世纪注重“明 智”、“诚信”、“关爱”、“合作”、“爱国”、“自信”、“创造性”等价值品质的培养。20世纪60、70年代, 美国主张价值中立, 但由于价值中立教育原则带来瓦解价值共识、破坏社会凝聚力等弊端, 80年代末至今, 追求核心价值的品格教育重又回归美国道德教育主流。2012年11月,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 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的总要求。可以看出, 各国都希望通过文化建设重建公民道德秩序, 使道德文化建设成为塑造合格公民的无声力量。

二、文化建设何以有助于学生道德理想的 重建

文化具有方向性。文化是历史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4]。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因此, 一个国家或者学校的文化建设首先是价值观的建设, 这是明确生活在同一文化群体中的人应该遵循的为人处世、判断是非的标准以及个体行为方式的准则和尺度。一般来讲, 文化价值观是稳定的、持久的, 它会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 指引人们生活的方向。

文化具有凝聚力。一个国家或者学校的文化既是过往人生活的映照, 也是当下人生活的呈现, 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影响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思维方式、价值选择以及行为方式。文化引领的方向性、统一性避免了人们价值选择的困惑和迷茫, 使大家沿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一个积极的文化圈, 当学生出现道德失范的现象时, 必然会受到正向舆论的批评与纠正, 在文化氛围的影响下, 逐渐使自身的行为符合社会期待。积极、正向的文化场域无形中增强人们的凝聚力, 形成独有的道德精神气质。

文化具有塑造力。人永远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关系人”。从某种意义上说, 文化与社会是手心手背的关系, 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用来指称人类的生活样式本身。因此, 我们也可以说, 文化对人、对人的生活, 进而对教育进行着无所不在的熏陶与塑造, 不同文化及其文化精神深刻地影响着道德教育的目的, 使得道德教育目的体现着鲜明的文化特色[5]。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学生必然会受特定文化的影响, 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化的熏陶, 使自身的言行具有特定的文化属性。明确、积极、正确的主流文化引领必然有助于推动学生深化道德认识、提升道德理解, 形成道德文化气质。

三、对学校道德教育的启示

1.确立学校育人核心价值观

学校道德文化的追求和营造, 应先于对儿童的道德教育, 这是学校道德教育开展的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在其社会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追求, 是学校育人的方向标。学校在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 应该结合教育特点、学生特点与学校特点, 确立学校育人核心价值观。为了使道德文化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学校必须对其道德文化有“自知之明”, 通过了解学校校史明其来历、形成过程、特色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心中有数”有助于全体师生对学校育人追求的认同, 使学校的追求成为全体师生发展的风向标。只有教师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 学生明确“成为什么样的人”, 才能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 共同建构促进学生道德成长的意义框架。学校育人核心价值观无形中会成为学校的精神气质, 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 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直接作用于学生道德精神的成长。

2.发挥学生道德主体的作用

文化选择和重建是建立在理性反省和意志抉择基础上的理想追求, 这要求学生作为个体是独立自主的。为此, 在教育方式中, 学校不能采取强制、灌输的方式, 而要遵循学生的主体意识, 经过学生判断之后的选择才是具有持久力的选择。教师不仅要让学生了解道德知识,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理解道德知识背后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文化意义, 激发学生对生命和人生意义的深刻理解, 从而把成为有道德的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当学生在学校道德文化的浸润中深刻地理解道德的人文内涵之后, 他们就会从对道德规则的服从转变为对道德的内心信奉与崇仰, 铸造自身的道德价值理想和道德人格追求。

3.激发学生道德需要

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 道德需要是最高级的需要, 是一个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存在的精神规定。一个人道德的成长离不开道德需要的支配, 道德教育只有激发并满足学生道德成长的精神需要, 才能推进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激发学生道德需要的过程是把学生引向自由自觉存在方式的过程, 学生不仅认识到自己是社会存在物, 还要思考自己如何生活, 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人创造环境, 同时环境也创造人, 激发学生道德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道德成长环境。当社会舆论、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都营造一种积极向上、健康的道德环境时, 责任、合作、自觉等积极的道德价值观就会不自觉地成为学生的道德追求, 使他们成为有道德理想的人。

参考文献

[1]宋希仁, 陈劳志.伦理学大词典[Z].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9:1026.

[2]史宁.文化视野下道德教育的信仰重构[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2) :99-101.

论教育的德性与德性的教育 篇11

“德性”取自于“德”，也可称之为“德”的衍生，其“性”字强调人之本性、率性和天性。所以，当我们听到“德性”一词时，往往更具有个体感和现场感，教育的“在地性”也更强烈一些。在今天的语境中，德性通常是作为“人”的一种底色而被建构和阐述的，可以说是固本培元之所在；教育，作为“成人”的事业，更有其天然的立德扬性之责。但这种原本简单的秩序，在时下冗杂虚浮的大环境中，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和怀疑。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反思，所谓“德性”，其初衷尚在否？

教育的德性

教育的德性，就是教育的基本伦理操守，是其具有正当性的前提。从最简单的角度说，教育即是按照教育学、生理学、心理学、脑科学等基本规律，在社会的公序良俗下，帮助和健全人顺其自然地发展。教育之德，在于它不干涉、不扭曲、不刻意地左右受教育者的发展轨迹，不以自己的意愿替代受教育者的意愿（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洛克的“白板论”则犯了这个错误），它具有老子说的那种“水德”，即“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事善能，正善治，动善时”，能以一种濡染的姿态，润物无声地全然发展受教育者的心智。教育的奇妙之处在于，它的能动性是与被动性相统一的——既坚持因人而施、因势而导，又笃信有教无类，直至促成一个多元、和谐、进步的世界。

可以这样说，教育的德性正是建立于“人”的立场上的。康德是这样定义教育的：帮助幼儿成为独立或生活的人的活动，就是教育。这样的活动必须让儿童自己去了解、领悟作为一个人应该尽的义务、责任和行为。但今天教育的德性，或许已经严重偏离了它的定位。一方面，它的能动性反客为主，成为了主宰受教育者前途和命运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许多地区常常出现让孩子强制适应某某教学模式，让孩子无条件接受以功利主义为目的的管理制度，“以德树人”的价值主张正变得日益空心化和虚无化。孩子本该培养的“德”（不管是公德还是私德）不得不让位于对分数、名次、绩效的汲汲钻营，以至于德育正变成智育的附庸。一旦学生在校犯了错误，抄默、记诵学科知识正成为教师最为乐见的“惩罚”手段；学期末的学生评语上，德育的文字重量，无论是在评定者，还是在被评定者看来，都像是一种例行公事般的可有可无。很多学校也习惯给孩子和家长以某种歪曲的心理导向：只要成绩能提升，为人处世的问题——那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从模式化的风行，到智育的扩张和侵蚀，教育的德性失去了其原有的秩序性和使命感。它的重心开始严重倾斜乃至颠倒，并作为一种过度僵化和机械的强制力，钳制和窄化学生对未来的选择。

另一方面，教育的能动性却又被极大的消解。它本应有的引导、匡正、润泽等教化功能，往往会在外部因素的干扰下，大幅度退却。比如，在2013年全国生命化教育活动的一场公开课中，不同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的教师对一篇名为《一面五星红旗》的小学语文课文产生了争议。大家对空洞、虚泛、苍白的“爱国主义”和教育的“求真”“求实”等价值取向究竟孰先孰后，各执其词。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从口号标语到内化成一个人精神深处的“底层代码”，其实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2014年暑期湖南皇仓中学的军训风波，让人们开始反思学校中军训的种种弊端和短板；全国很多县区（包括笔者所在县区）开始了新一轮轰轰烈烈的学校拆并和整合，由此产生的安全、交通、生活、经济等问题，留给了无数深陷其中的学生及他们身后的家长……

回过头来思考，教育被意识形态影响，被经验主义、模式主义左右，被经济思维和市场逻辑牵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很多教师生长于其中，却不知其然。教育的现实遭遇，哪些是它自己的问题，哪些又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并不是每人都分得清。可以说，教育在被世人广泛诟病的同时，其强势、实利、冷峻的外衣下，竟又是它的软弱和无力。所以，教育的德性问题，正是它如何恰如其当地独立、表达和坚守的问题，这需要付出长期努力和坚持探索。

德性的教育

当我们对教育本身的价值基座、伦理秩序和存在现实做了梳理后，不妨再微观一些，看一看作为“成人”的德育的境况。从杜威的时代开始，教育的重心就被深切而悲观地描绘为“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之中”。今天学校的德育，很大程度上正在重蹈那个时代的覆辙。一个纯净的德育生态，至少应该是去功利化、去行政化。所谓“去功利化”，即是从身心成熟、心智成熟的角度说，人必有一个内在的发展规律，迫不及待的功利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穷人心态”（付出立即要求有回报，凡事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好的德育，教人慢下来，教人变得从容不迫，教人知道凡是能立即“变现”的东西大多是不持久的。好的德育，可以让学生明白：这个世界的法则，并非都是以“利”为中心，否则太过庸俗化，还有“义”“情”“理”乃至“契约精神”等。只有如此定义德育的职能，教育才可能让人更加高贵、丰润、圆满。

所谓“去行政化”，是指德育中“为检查服务”“为领导服务”“为评先（优）服务”的导向扭曲和行为异化。行政工作本是保障、服务和督促德育过程的，但随着机构化、官僚化的体制限制和惯性，德育反被裹挟其中，并受之掣肘。德育之路像被文件预先“设计”出来那样，渐渐脱离了原先在生活中“做”出来的底色。

因此，关于每个孩子德性的教育，在厘清了种种障碍之后，我们发现其真正需要回到的中心，是学生自己，是生命本身。做“有生命”的德育，才是对一个人德性的培育之路的反思和改善。这种自主式、能呼吸的德育，带有强烈的主体色彩，或者说其“在地性”决定了其无法大规模的照抄和复制。正如一句西谚所说：上帝的伟大，不在于创造了无数的人，而在于给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面容。有生命的德育，亦有相似性，它不仅尊重儿童天然的差异性，甚至鼓励和发展这一特性。

再如，学校的德育应该具有溯源性。生命既然有成长和发展，就必有渊源和历史；好的德育既然在于立德树人，那就一定有好的传承和经验。现在的大环境中，有溯源性的德育很少有人提及，倒是在物质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不停地念叨和计较。“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这样的经济用语、政治用语并不适于嫁接到教育上，尤其对千百年来无数先哲论述过、研究过的“人性”来说，稳定和累积才是最重要的。德育的视野，不管在横向（人的生存空间）上，还是纵向（人的成长与成熟）上，都应该带有某些历史观照性。唯如此，德育才可能是一种负责任的、有使命感和归宿感的“命业”，而不只是养家糊口的“职业”。

无论从教育本身的角度谈它的伦理和秩序，还是仅从德育的层面看现状的问题和尴尬，我们总是从诸种失实、失范、失位的缺位和扭曲中，感到教育的“德性”几乎已经不成一副德性了。我们需要的，是唤醒教育在立德扬性上的价值回归，在各种外力的搅扰中，“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理性，尊重规律，从“儿童”的立场出发，面朝“生命”的向度，上下求索，矢志不渝。

浅析个体道德对企业道德的影响 篇12

一、个人道德与企业道德概述

1、道德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 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特殊意识形态, 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所维持的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一个有道德的人通常要具备以下条件: (1) 不给社会添麻烦, 不诽谤他人; (2) 积极采取对社会和其他人有益的行动; (3) 其人格受到社会及他人的尊敬。以上三个条件是相通的, 因为在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方面消除了第 (1) 项的消极因素, 具备了第 (2) 项的积极因素, 结果当然就会有第 (3) 项的德高望重, 就会受到社会和他人的欢迎。一般来说, 有道德的人都会积极做出对社会有益的事, 因而具有人格上的魅力, 受到人们的敬爱。

2、中国个体道德思想的理论溯源

中国的道德源自中国圣人的仁爱精神。它是一种来自对天地 (父母) 给予生命的感恩, 一种响应生命过程之中充满人类后天文化的爱。真正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起到制止人们作恶作用的便是中国人特有的传统的孝悌忠恕的仁爱的精神道德。

除非人们具有这种道德, 否则人将不成其为人, 人将不具备基本的区别于动物野兽的人性。儒学以天作为道德的行上依据, 有其超越性, 但这种天不是人格神, 不可能真正赋予人以良心本心, 也不可能真的给人以奖赏或处罚, 这种意义的天只是对于先前天论传统的借用, 只是人的一种境界, 而不是客观的实在。真正的道德主体是人, 是人的那个内在的道德之心, 而不是天。

3、企业道德的概念

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活动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 因此其行为自然要受到道德因素的制约。企业道德是指企业不与社会发生冲突与摩擦, 不给社会造成负担, 积极采取对社会有益的行动, 尊重人权, 其行为受到人和社会两方面的欢迎。

企业贡献分为企业的社会贡献和企业人的社会贡献。前者以“社会贡献活动”和“文化支援活动”为中心, 后者以所谓志愿者活动为中心。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活动是促进社会性原则的行为, 是有道德的行为, 国家可以将社会贡献度高的企业作为一个融资标准。

美国管理学家梅奥提出:现代工厂的问题是清楚的, 即如何在二十世纪的摩天大楼和地下铁道、烟尘和蒸汽的世界中, 使之可能再现农业的有道德、农业的忠诚以及农业的社会感。这表明了其对企业道德的担心, 工业社会企业道德会存在吗?如果存在, 它的具体内容标准是什么?这种准则是适用于一门产业、一个国家还是全世界呢?它是以什么宗教为基础?是以“情景”或其他什么为依据呢?即使存在它会自觉地坚持下去吗?根据调查, 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 在存在着一种伦理准则的情况下, 如果一些实业家认为违反这种准则不至于被发觉的话, 这些实业家就会违反这个准则, 而这种现象对于问题的探讨就体现了道德在现代企业应用的复杂性。

二、企业个体影响企业道德管理

1、企业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区别影响道德评价

企业是现代才出现的, 而我国的道德渊源古代, 不可能要求古代的圣贤预见到现代生活出现的种种困惑, 并提出完美的解答。显然企业需要仁爱精神, 但需要怎样的仁爱精神?这就需要我们现实取舍这些影响具体道德的评价。

中国道德孝悌忠恕的仁爱主要源于天地 (父母) 给予生命的感恩, 当这种感恩应用到企业中时, 就缺乏相似点。个人与父母有血缘关系, 父母养育自己, 应该报恩。企业与员工是契约关系, 企业员工离开时赔偿企业培养成本, 没有人责怪其行为不道德。但如果某人将父母养育自己的成本赔偿给父母, 脱离亲子关系, 人们就会马上感觉其行为不道德。

2、企业相关方具体行为的收益与代价模糊, 影响道德的客观性

企业作为经济运行主体, 其相关方复杂, 包括股东、消费者、交易伙伴、政府、媒介、雇员等。由于信息不对称, 相关方不可能了解所有信息。在动作行为过程中, 谁受益、谁受损失, 具体的数据大小难以具体估计, 如果知道得越具体, 越容易作出符合企业道德的决策。

受功利主义支配的人首先考虑可供选择的行动会对受到影响的人的潜在后果, 然后选择大多数人受益的行动方案。功利主义者接受这样的事实, 即此方案可能会伤害他人, 但是只要潜在的积极后果超过潜在的消极后果, 他会认为此决定既有好处, 又符合道德。

有时现实是如此复杂, 难以以善恶评价为标准, 难以用道德的准绳来判断行为, 不是不重视企业道德, 而是当准备用道德进行衡量时, 其复杂性让人们止步, 在犹豫的过程中容易滑入功利主义旋涡。

3、确定个体和企业权利的界限模糊, 影响企业道德

古人云“士可杀, 不可辱”, 表明了人们对名誉的重视程度。除名誉之外, 人们对自己的生命、健康、身体、姓名、肖像、隐私等与人身相关的利益也给予了同样的重视。企业有自己的法律责任与义务, 没有通行的企业道德进行约束, 企业的道德最终由企业中的个体实现。当个人的权利与企业道德矛盾时, 比如企业认为拥有雇员个人的信息是为了工作方便, 但雇员认为企业不道德, 违反了个人隐私权等, 该如何鼓励个人坚持企业道德?这种权利界限的模糊, 严重影响了企业道德的发展。

三、坚持企业道德管理

社会总是变化发展的, 封建社会的仁义道德也许对封建社会有积极作用, 但到现代社会, 我们应该实事求是, 以一种人类的博爱精神对待企业, 寻求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企业道德。

1、高层管理者个体在培养道德行为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一个企业高层经理的道德品质往往会成为个人最终成败的关键, 只有在道德上被人认可, 才能通向权力之巅、才能行使有效领导。

企业创导的道德行为需要高层管理者的支持。企业的运行实际上涉及多利益相关方的博弈, 不管是否懂得博弈论, 其实每个人都在博弈中生存着。在生存的博弈中, 大智若愚、以德服人便是高妙境界。这些都需要企业管理者具有敏锐的战略眼光, 能处理好长期与短期利益以及企业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企业道德需要管理者长期建设。“道可道, 非常道”, 在追求道的过程中, 儒家修炼以炼心为主旨, 着重于道德的净化与陶冶, 把修身当作用世、治世的基础, 强调在用世、治世的实践中修身。

2、组织中的个体提出道德原则的政策或建议

企业作为经济实体, 其运行过程中哪些行为与道德原则违背、哪些没有, 当事人最为清楚, 应该鼓励当事人发表看法, 完善本企业道德。例如企业如何对待告密者, 假如企业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缺乏诚信, 剽窃技术维持产品的竞争力、蒙骗客户、以次充好、偷工减料, 而雇员将企业本身的不道德行为曝光, 这种行为是否符合企业道德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3、培养支持道德的企业文化观

建立实事求是的价值观。例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敬业报国的中心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忠”就是回报, 海尔人就是要用最好的产品和服务来回报用户、回报社会、回报国家;“忠”就是真诚, 海尔人真诚到永远。这和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传统的孝悌忠恕的仁爱的精神道德有一定联系。

重视企业道德建设。通过企业公关作好形象宣传, 重视最基本的危机公关意识和对紧急事件的妥善处理能力, 提高企业道德形象, 加强对违反企业道德行为的处罚。如安捷伦公司对企业员工贿赂、报销虚假发票的行为, 不管什么理由, 一旦发觉就立即开除。

有效的组织文化应该鼓励道德行为, 制止不道德行为。应该承认, 公司和个人可能会因为坚持企业道德而付出一点“代价”, 但从长远来看, 如果一个组织的流行文化和价值观与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不一致的话, 这个组织就无法长久地运作。促进道德行为的组织文化不仅与流行文化更加兼容, 而且从商业角度考虑也是明智的选择。

4、坚持职业道德

道德是调节个人与自我、他人、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是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教育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职业道德是符合社会道德的, 而企业道德却不一定符合, 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劳动的人们在特定的工作和劳动中, 以其内心信念和特殊社会手段来维系的, 是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心理意识、行为原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它是人们在从事职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内在的、非强制性的约束机制。

企业道德出现了断层, 仅仅有职业道德是不够的。职业道德建设可以提高职业素养与道德修养、提升企业人文气质、增进合作、创建和谐向上的企业精神, 最终提高工作效能。但企业道德是多个个体的合力作用, 单个优不代表全部优, 如何进行管理使整个企业道德提升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探索和发展企业道德。作为在社会运行存在的经济实体, 企业应该受到社会法律的约束。一个社会的法律固然重要, 诚如病人需要医生和药物, 但其实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教育更重要, 如同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践行美德伦理, 自觉自愿地承担起社会责任。

摘要：本文通过探讨个体道德与企业道德的内在联系, 学习从伦理思维的高度分析问题、培养人文精神、习惯道德关怀, 并结合我国目前企业管理中的道德问题展开正确分析与决策, 阐述如何在企业中坚持道德管理、提高企业道德水平。

关键词：道德,企业道德,伦理管理,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黎明:道德的沦陷[M].中国社会出版社.

[2]朱贻庭: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M].学林出版社.

[3]水谷雅一:经营伦理理论与实践[M].经济管理出版社.

[4]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唐.荷尔瑞格:组织行为学[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