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生活质量

居民生活质量（精选12篇）

居民生活质量 篇1

生活质量这一概念的起源来自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富裕社会》一书中, 书中首次提到生活质量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水平的总体评价。居民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从曾经过分追求GDP增长到近年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 再到现如今科学发展观被广泛认知, 无一不在为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做着历史性的尝试、突破和创新。

本文试图对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进行综合评估, 旨在利用实证结果客观地为部分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因此, 构建一个可用以衡量和准确分析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是极有必要的。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生活质量不仅包括人们的物质生活层面, 也与社会环境和不同阶段的心理密切相关。它是结合了经济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人口素质、精神生活、生活环境等多方面形成的一个多维的概念, 这些不同的因素相互制约, 相互促进, 因而也就决定了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特征———综合性。

因此, 作为这样一个综合性概念的指标体系, 它的构建必须遵循几项原则。一是系统性原则。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要从整体出发来分析每项指标之间的关系, 而不能使他们相互孤立。二是完备性原则。体现居民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都应被考虑在指标体系中。三是相对独立性原则。包含在同一类中的项指标不能互相涵盖, 避免在数据处理时指标的重复出现影响评估结果。四是可行性原则。各指标的相关数据应易于获取并具有现实可行性。

考虑到各种因素的限制, 我们分别从社会经济条件、物质生活水平、居民生活环境、精神生活等方面选取以下19种指标作为实证分析的参考指标。X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2:人均可支配收入;X3:人均消费支出;X4:城镇居民就业率;X5:人均住房面积;X6: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X7:每百户电脑拥有量;X8:每百户空调拥有量;X9:每百户洗衣机拥有量;X10: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X11:每百户淋浴热水器拥有量;X12:绿化覆盖率;X13:人均日生活用水量;X14: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X1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X16:城市燃气普及率;X17:人均图书拥有量;X18:平均预期寿命;X19: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

上述指标虽然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居民生活质量, 但是在当今社会, 有些因素由于主观性较强, 衡量起来就非常困难, 如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等, 它们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是存在的, 而且往往也不可忽略。本文在这一方面的不足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弥补和完善。

二、实证分析

上述各指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居民生活质量, 且各指标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为了综合反映不同地地域的居民生活质量的差距和优势, 我们考虑将这些选取的指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成一个综合评价函数。这种方法是基于降维的思想, 旨在用因子分析法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 提取的公共因子反映不同地区的特征, 并且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从而能够全面、系统地分析问题。

对全国31个地区运用上述19项指标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 应用Eviews软件进行处理。其中指标X19为逆指标, 采用1-X19将其修正为正向指标, 各项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一) 主成分分析

1. 特征值

相关系数矩阵R的前几个特征根值如表1所示。

2. 特征向量

特征向量的具体数值见表2。

3. 主成分的表达式及其含义

由表2我们可以写出各主成分的表达式, 其中第一主成分的表达式为

通过对此表达式的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各变量的系数均为正, 在数值上也相差不大, PCR1是各原变量的加权和, 且PCR1的贡献率最大, 因而可以认为PCR1代表居民生活质量。PCR1得分越高, 表明该地区城镇居民生活质量越好。

而其他各主成分的含义模糊, 且贡献率相对较小, 因此我们需要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方差最大 (Varimax) 化正交旋转, 使各原变量在各公共因子上的载荷两极分化, 即进行因子分析。

(二) 因子分析

1. 因子旋转

旋转后的因子荷载矩阵见表3。

2. 各公共因子的含义

对旋转后的因子荷载矩阵进行因子命名, 具体见表4。

由表4可知, 第一公共因子F1在指标X1、X2、X3、X6、X7、X17、X19上有较大的载荷。X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2人均可支配收入、X3人均消费支出、X6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X7每百户电脑拥有量、X17人均图书拥有量、X19:1-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均反映城镇的经济教育发展状况。因此, F1可命名为“经济教育因子”。

第二公共因子F2在X14、X15有较大的载荷, X18平均预期寿命在F1的载荷值最大, 但X18的实际含义与医疗保健环境更为接近, 因此把X18归为F2。F2命名为“医疗保健因子”。

第三公共因子F3在指标X5、X8、X9、X10、X11、X12、X13、X16上有较大的载荷。X5人均住房面积、X8每百户空调拥有量、X9每百户洗衣机拥有量、X10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X11每百户淋浴热水器拥有量、X12绿化覆盖率、X13人均日生活用水量、X16城市燃气普及率均反映城镇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故将F3命名为“物质生活因子”。

第四公共因子F4仅在指标X4城镇居民就业率上有较大的载荷。就业率反映城镇地区的社会保障程度, 故将F4命名为“社会保障因子”。

3. 主成分得分

以第一主成分作为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计算第一主成分得分, 将各地区按第一主成分得分排序, 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 居民生活质量占绝对优势的地区是上海、北京, 生活质量排名前8的都是东部地区。第一主成分得分大于零的只有11个地区, 其他地区得分均为负, 说明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状况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为了更全面细致地反映各地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层次差异, 我们用聚类分析的方法, 对31个地区进行分类, 得到以下结果。

第一类, 生活质量非常好 (上海、北京) 。

第二类, 生活质量好 (浙江、广东、江苏、天津、福建) 。

第三类, 生活质量较好 (山东、广西、重庆、江西) 。

第四类, 生活质量较差 (河北、陕西、湖北、海南、辽宁、湖南、四川、安徽、山西、内蒙古、吉林、河南、宁夏、新疆) 。

第五类, 生活质量差 (云南、黑龙江、青海、贵州、甘肃、西藏)

在前三类主成分得分大于零的11个城市中, 仅东部地区就占到了9个。生活质量最差的6个地区中, 中部占一个, 西部占5个。生活质量较差的14个地区中有3个为东部地区, 7个为中部地区、4个为西部地区。这与陈珏芬在《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评估研究》一文对我国31个地区2002年数据聚类分析的结果相比, 已有了明显改善。例如, 主成分大于零的地区已由2002年的9个上升至11个, 其中中西部地区的占比由0上浮至18.2%;生活质量较差的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占比已由2002年的41.1%下降到28.6%等。

但是, 这并不代表我国已经摆脱了东西部差距大的局面。从分析结果中我们也不难看出, 中西部的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和东部地区相比仍然相当落后, 这种非均衡性是我国长期面临的一个难题。要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必须找出差距所在, 对症下药, 才能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4. 公共因子得分

本文用回归法计算各公共因子得分, 来分析各地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具体特征。将各地区分别按四个公共因子得分排序, 得出表6。

由表6可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在F1经济教育水平方面, 上海、北京、天津作为一线城市有着显著地优势。从区域特征分析, 公共因子得分为正, 即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处于平均发展水平之上的只有11个地区, 说明我国各地区在经济教育方面发展不平衡, 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 中西部地区普遍较为落后。

其次, 在F2医疗保健设施方面, 北京、江西、河北优势明显, 青海、贵州、西藏的医疗保健设施最为落后。从区域特征分析, 地区间的差异较小, 与其他因子不同的是该因子呈现出华中地区稍好, 东部略差, 西部较差的情况。

再次, 在F3物质生活环境方面, 福建、上海、广东最好, 中部的黑龙江最差。而经济发达的北京意外位于第21位, 因此北京在物质生活环境方面需逐步改善。从区域特征分析, 东部较好、中部一般、而西部较差。

最后, 在F4社会保障条件方面, 北京、广东、山东最好, 青海、黑龙江、上海最差。作为我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在这一因子分析中排在了第31位, 这说明经济发达城市普遍存在工作难找、工作压力大的特点。人保部副部长王晓初在2013年3月曾指出“上海老龄化程度已达到全国最高, 但其老龄化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新增人口的数量减少导致, 出生率非常低”, 这也是在当今社会引起就业形势如此严峻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对我国现阶段东中西部各自的发展优势和劣势做出以下总结。

东部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优势, 因此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总体较好。但由于各地区资源和经济条件的差别, 部分东部地区依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如浙江、上海作为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节奏的加快, 在医疗保健条件和居民文化生活方面都相对较差。政府应合理引导, 全面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质量,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 中部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整体偏差。在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物质生活环境、医疗设施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需要加强。中部地区的发展改革应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要将传统产业向产业化和工业化逐步改造, 切实改善中部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这也是带动西部经济发展, 提高西部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和纽带。

由于西部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恶劣, 经济条件落后, 致使西部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一直较为落后。但是, 随着西部拥有良好的自然资源, 并且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及政府决策的倾斜, 西部地区的发展正面临着良好的机遇.

三、政策和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为了实现各地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全面发展, 我们需要制定能综合提高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发展战略。本文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的结论, 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提出政策性的建议和对策。

一是在能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前提下, 稳定经济增长的幅度。过度的经济波动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更容易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 尤其会对生活困难的居民产生巨大影响。

二是缩小各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 确保居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具体来说, 政府应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 把有限的资金重点投入, 加强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要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 积极促使东西部差距的缩小。

三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加大教育投入、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对此, 政府应运用间接手段, 帮助更多落后地区的学生获得公平教育和学习的机会, 扩大市场准入范围, 吸纳更多的教育资源提供给社会。

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市场就业机制。一方面, 要进一步完善养老、失业、医疗等项社会保险制度;另一方面, 政府应为劳动者创造多渠道、多形式的就业条件, 建立和完善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就业机制。

参考文献

[1]周长城.现代经济社会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2]陈珏芬.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评估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 2006 (25) .

[3]赵彦云, 王作成.我国生活质量的国际比较[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03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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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卢纹岱.SPSS for Windows统计分析[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4.

居民生活质量 篇2

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扩大国内消费，促进经济平稳增长。2008年12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了20项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措施。其中，推进家政服务网络体系建设、开展标准化菜市场建设试点工作、开展“早餐示范工程”试点、加快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服务体系建设、支持中小商贸企业发展、培育大型流通企业集团、加快特色商业街建设、促进内外贸企业对接，抓好会展促进消费等项工作。由商务部商贸服务管理司(以下简称：商贸服务司)牵头负责。

推进家政服务网络体系建设

《意见》指出，要积极推进家政服务网络建设，鼓励大中城市依托大型服务企业建设家政服务网络中心，整合资源，提供安全便利的家政服务。家政服务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随着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以及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居民对家务劳动服务需求日益增加。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有近40％的城镇家庭需要社会提供家政服务。当前，商贸服务司正在努力推进家政服务网络体系建设。在大中城市依托大型服务企业按照《家政服务网络中心建设基本规范》建设“家政服务网络中心”，利用电话、网络等信息系统，无偿为市民、企业提供供需信息对接服务，整合服务资源，培训从业人员，提高家政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服务质量，保障居民便利、安全消费。力争用2～3年的时间，在地级以上城市改造287个家政服务网络中心，满足城乡居民保洁、保姆、维修、送货、护理等多元化的消费需求。2009年，商贸服务司的工作重点是抓好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家政服务网络中心”建设工作。

开展标准化菜市场建设试点工作 为了进一步增强社区服务功能，扩大城市消费，商贸服务司计划从2009年起，利用两年的时间，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分步开展标准化菜市场示范创建工作，按照《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加大对城市老社区菜市场(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和新社区菜市场(农贸市场)的建设力度。2009年，计划集中在部分省市试点完成1000个示范菜市场创建工作。以此，带动全国菜市场的标准化建设和改造，培育一批环境整洁化、布局合理化、价格大众化、商品品牌化，量器具统一化、设施人性化，消费安全化的标准化菜市场，提高城市居民蔬菜消费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开展“早餐示范工程”试点 餐饮业是重要的服务业，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水平。商贸服务司正在积极开展“早餐示范工程”试点工作，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地级以上城市完善早餐供应体系，支持餐饮龙头企业建设和改造主食加工配送中心，发展早餐网点，推进早餐经营规模化、规范化，为居民提供价廉物美、方便快捷、安全卫生的早餐服务。2009年，计划选择早餐需求量大，具备基本建设条件的部分省，区、市，按照《主食加工配送中心建设规范》建设主食加工配送中心，配套建设标准化早餐供应网点，示范带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力争用3～5年的时间，在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和改造800个主食加工配送中心，发展16万个早餐网点。

加快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服务体系建设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和资源瓶颈问题日益凸现，再生资源回收在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方面的作用愈加重要。目前，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规模小，回收率低、技术落后、二次污染严重，部分企业和从业人员经营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十分突出，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为此，商贸服务司正在加快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服务体系建设，支持龙头企业通过连锁经营等形式，新建和改造一批统一规范的社区回收站点，专业化分拣中心和跨区域集散市场，提高再生资源回收率。2009年，计划以城市为重点，率先选择在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开展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向地级及以下城市推开。同时，通过建立回收企业和从业人员培训体系，规范改造社区居民回收站点，分拣中心和集散市场，使城市90％以上回收人员纳入规范化管理，90％以上的社区设立规范的回收站点，90％以上的再生资源进入指定市场进行规范化的交易和集中处理，再生资源主要品种回收率达到80％，逐步形成符合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布局合理、网络健全。设施适用、服务功能齐全、管理科学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实现再生资源回收的产业化。

支持中小商贸企业发展近年来，中小商贸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满足群众消费，稳定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日前，中央财政已决定建立中小商贸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和促进包括老字号企业在内的中小商贸企业发展，充分发挥其便利消费、稳定市场的作用，这是中小商贸企业发展政策上的一个重要突破。目前，商务部正在积极会同财政部研究中小商贸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主要支持方向和支持内容。同时，商贸服务司正在按照《意见》要求，推动金融机构根据商贸流通企业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制定差别化授信条件，创新抵押、质押和担保方式，加大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商贸企业融资支持力度。

培育大型流通企业集团 《意见》指出，培育大型流通企业集团。通过股权置换、资产收购等方式，支持流通企业跨区域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尽快形成若干家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流通企业和企业集团。支持流通企业加快创立自主品牌，发展销售和物流网络。按照《意见》要求，商贸服务司支持和鼓励大型流通企业集团通过新建和兼并重组，发展连锁经营，扩大销售网络，拓展市场覆盖面，增强供应能力；支持和鼓励大型流通企业集团建设物流配送中心、商品储备库、冷藏和储运设施，改造和升级企业信息系统，提高对市场变化的反应能力和应急供应能力；支持和鼓励大型流通企业集团探索农产品直供模式，整合和优化农产品流通，加工体系，形成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链条。力争到“十二五”规划末，形成4～5家销售过千亿元的食品、日用消费品大型流通企业集团。

加快特色商业街建设工作 目前，商贸服务司加快了全面推动特色商业街的建设工作。争取利用2～3年的时间，建设一批主业突出、集聚效应显著，文化底蕴深厚、建筑风格鲜明，拉动消费作用明显的特色商业街，在全国形成定位准确、层次清晰、消费便捷。服务优秀的特色商业街网络体系，发挥各条商业街的商业特色、产业特色、地方特色和文化特色等方面的优势。对重点培育的商业街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通过市场化运作，吸引各种资本参与商业街建设。

促进内外贸企业对接 利用展会作为平台促进出口商品内销，是一个新的尝试。通过搭建内外贸企业对接洽谈平台、鼓励出口商品进店销售，引导零售企业发展自有品牌、支持中小零售企业开展联合采购等多种手段，将部分出口生产能力及其产品转为内销，稳定出口企业生产和就业，拓宽商业企业采购渠道，丰富国内市场商品种类，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升级。商务部近期已在第105届广交会和天津第16届商品交易投资洽谈会上举办了3次对接洽谈活动，并在6月份南京第4届跨国零售集团采购会上组织内外贸企业专场对接洽谈会。以此，帮助出口企业建立内销渠道，繁荣国内市场。

居民生活质量 篇3

关键词：城市老龄化；退休生活质量；评估体系；层次分析法

摘要：21世纪以来城市老龄化现象愈来愈突出，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高龄化、少子化并存的特征，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层次分析法，从健康医疗、人居环境、交通出行、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和经济金融五个维度构建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评估体系，可对中国38个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进行实证分析。调查发现，中国的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整体建设水平不高，地区间发展不均衡，五个维度发展也不均衡。因此，不断加强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建设是中国城市从容应对老龄化、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础，各城市应当根据其地区文化背景、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自身条件，在城市应对老龄化的发展进程中进行合理的战略定位，以提高中国整体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

中图分类号：F279.12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4-0088-08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aging of urban popul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and some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been characterized with aging and low birth rates， which affects all aspects of human life. Employ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his article builds an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of urban life quality after retirement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of health care， living environment， traffic travel， social equity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economic financial development， so as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retirement quality of life in 38 citi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Chinas retirement quality of life in cities is not high with uneven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five dimensions as well. To cope with population aging and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whole society， we should intensify the promotion of the quality retirement life in cities. All cities should find their reasonabl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n the basis of their local cultural backgrou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ther related condi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tirement life in Chinas cities.

一、引言

以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计，自1851年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龄化国家以来，瑞典、挪威、英国等一批欧洲国家渐次步入老龄化。及至20世纪70年代，老龄化逐渐向亚洲和美洲地区扩散，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现象。进入21世纪后，老龄化的速度加快、程度加深，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高龄化、少子化并存的特征。联合国、国际助老会等国际组织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60岁以上的人口数如今已超过5岁以下儿童的人口数，到2050年，60岁以上的人口数将超过15岁以下的人口数〔1〕。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劳动年龄人口跨地区流动的日益活跃，老年群体开始呈现出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单向流动的新特征，过去那种绝大多数老人生活在农村的格局正在改变，城市成为容纳老年群体的新的主要载体。其实，城市老龄化不仅会对老年人产生影响，而是会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深刻影响的综合现象：在经济领域，城市老龄化影响着经济增长、储蓄、消费与投资、劳动力市场、税收及代际间的资源配置；而在社会层面，城市老龄化影响着保健和医疗、家庭构成、生活安排、住房与人口流动等。

目前，国内外对于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的相关研究，一部分侧重于实证研究，期望以合理的指标衡量整个城市对老年人生活的友好度——也就是常说的构建老龄友好型城市〔2〕，强调通过提高城市建设，如加快建设老年人活动中心〔3〕、加大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4〕、打造宜居社区〔5〕、进行老龄城市规划〔6〕、加快养老产业发展〔7〕、加强老年参与〔8〕等方式，达到提高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的目的；一部分学者强调要研究提高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应该首先明确城市退休生活的相关概念〔9〕；最近几年国内外的有些研究则根据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积极老龄化政策〔10〕，将城市生活退休质量或相关概念进行了新的界定，基于老年人的视角〔11〕提供了一些政策性建议，例如要加强老龄产业的推进〔12〕，同时认为衡量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时应当将老人主观感受如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纳入评估中〔13〕，甚至认为需要加强对年青人的“孝道”教育〔14〕。

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外学者仅是基于老年人的角度来研究，而没有用一种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因而忽略了城市中其他年龄段的人群这个事实。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老龄化问题，因为城市老龄化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进程，若仅仅从老年人的角度去考虑城市居民的退休生活质量，得出的结论将是不全面的，达不到衡量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的要求，而且国内外研究也没有一个基于可量化数据而全面合理评估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的评估体系，因此，笔者拟从一个城市长期发展的视角，并基于全年龄层的角度来对生活质量进行多维度的考量，构建中国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评估体系，以评估适合退休人群居住的城市特征，而后根据评估结果不断改善设施、项目和服务，减少城市内的代际鸿沟，使退休老人感到更舒适和更安全，以利于城市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

二、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结构框架

在构建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评估体系之前，需要构建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结构框架，即应当从哪几方面来衡量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2015年全球退休指数报告将全球城市的退休指数概括为四个方面，分别是健康指数、生活质量指数、退休后财政状况和物质幸福指数四个维度，报告通过衡量这四个维度，得出了不同国家退休指数的水平〔15〕；2009年，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指标体系基于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和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将北京市老龄事业评估分为老年经济保障、老年医疗保障、老年福利服务、社会参与与权益、老龄事业五个方面，并通过分析结果，对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做出了描述①；2010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指标体系提出，老龄事业发展应当由四个要素组成，分别是健康、生活质量、参与、保障，通过对这四个要素的评估，才能够描述当时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水平〔16〕。

由此可见，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的结构框架应包含健康医疗、人居环境、交通出行、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和经济金融五个维度，它们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通过健康医疗、人居环境、交通出行、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和经济金融五个维度能较好的衡量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健康医疗维度描述的是城市中为老龄退休生活营造的健康医疗环境，如医疗设施、个人卫生健康保健支出等；人居环境维度则体现城市对老龄居住环境的建设力度和重视程度；交通出行维度反映城市交通便捷、安全性，老龄友好度等；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维度则主要是强调城市营造的良好的社会参与和社会公平氛围有助于老龄人和谐快乐生活的程度；经济金融维度则可以描述城市的经济金融发展程度对老龄退休生活带来的物质支持程度。了解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的五个维度，是后文建立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评估体系的基础。

三、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评估体系的构建

（一）方法选取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评估体系。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达到的目标，将问题分解成不同的组成因素，并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联、影响和隶属关系，将因素按不同层次聚集组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并最终把系统化为总目标层（评价的出发点或者总目标）、评价准则层（评估对象的结构）、指标层（评价的具体指标）3个层次，将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加以条理化，并确定不同类型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最后将这些结果作为决策判断的依据。这正好可以满足对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进行系统性评估的需要，因为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评估体系需要对城市经济、管理以及社会等领域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数据分析，面临的是一个城市中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众多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因而本文决定选取层次分析法来构建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评估体系。

（二）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评估体系

为了较为全面、系统、科学地反映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发展变化规律，在上述讨论的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五个维度这一基础上，本文使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评估体系，即将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评估体系按照层次分析法归纳为三个层次，分别是作为总目标层的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作为评价准则层的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五大维度和作为指标层的各项指标。

具体而言，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是评估体系中的目标层，是考察的总目标；而基于上述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结构框架分析，评价准则层包含健康医疗、人居环境、交通出行、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和经济金融五个评价维度；为了量化衡量各评估维度，在综合参考了国际退休指数报告（GRI）的指标和中国专家学者提出的相关指标体系之后，本文最终选取了7个一级指标衡量健康医疗维度，8个一级指标衡量人居环境维度，7个一级指标衡量交通出行维度，11个一级指标衡量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维度，11个一级指标衡量经济金融维度，共计44个一级指标共同构成了评估体系的指标层。

所选取的44个指标既将退休指数报告的指标考虑了进来，又涵盖了中外学者建议关注的多个评估维度，能够很好的反映老龄化对城市各个方面发展的影响，也能够全面衡量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见表1。其中，（+）表示随数据数值增大，指标数值也增大；（-）表示随数据数值增大，指标数值减小。

（三）指标选取和权重处理

需要说明的是，在指标选取阶段，基于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权威性、可操作性和一致性等问题，在不破坏评估体系合理性和全面性的原则下，综合考虑之后，最终选取了44个一级指标作为五个维度的衡量标准。

而在权重处理阶段，将五个维度赋予了相同的权重，即每个维度为20%的权重。每一个维度之下的一级指标相对于此维度都具有相等的权重，并根据不同维度之下一级指标的数量决定此维度之下各指标相对于退休质量指数的权重。每一个城市的五个维度和一级指标都根据如上的方法进行权重分布。

四、实证分析

（一）城市选取及数据来源

为充分了解中国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的情况，本文选取了中国38个城市进行实证分析。这样选择一是为了考察中国整体退休生活质量的发展状况，二是为了考察多个城市自身退休生活质量发展状况，三是为了能够充分了解退休生活质量在不同城市和地区之间的差别。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2013年和2014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公报和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来源具有权威性。

（二）数据处理

由于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评估体系涉及的指标很多，各项指标之间的计量单位并不完全一致，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数据无量纲化中，我们设定一个一级指标中数据表现最差的城市得分为0%，数据表现最好的城市为100%，其余城市在这之间赋予相应得分。这是因为根据数据无量纲化的思想，将所有原始数据的量纲剔除，所有数据在0%到100%的区间内进行分布，若得分100%则代表该指标在整个排名中位居首位，是当前的最理想标准，而得分为0%，则表示该指标在38个城市中排名最后。

（三）整体排名

根据前文所述的设计方法，运用计算机对样本数据和指标数据进行计算处理，最后得到中国38个城市的退休生活质量及五个维度得分，得分的排序如表2。

从表2可看出，综合得分超过60%的城市只有珠海市一个，大部分城市的居民退休生活质量在30%～50%之间，可见中国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还很低。同时可以看出，各城市得分差距较大，第一名的珠海市在五个维度上的得分远远高于排在最后的哈尔滨市，显示了珠海市较高的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但也体现出中国各城市之间退休生活质量发展不均衡的状态。

从表2中还可见，综合排名第二的深圳市虽然在人居环境、交通出行、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和经济金融四个维度上都保持了靠前的得分，但健康医疗维度得分却是38个城市中的倒数第几位；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情况，北京市其余四个维度都名列前茅，而交通出行维度得分却排在第37名。综合排名靠后的哈尔滨，交通出行水平上却处于38个城市的中游，可见各城市退休生活质量发展的不平衡。

五、中国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指数分析

（一）中国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总体水平有待提高

中国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总体建设情况并不理想。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得分中名列38个城市第一名的珠海市得分仅为65%，其他大部分城市的得分集中在30%～45%之间，这显示出中国退休生活质量整体水平其实是偏低的，中国城市在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建设中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从五个维度的得分中我们可以看出，健康医疗维度得分最高的城市为北京市，得分为65.48%，而其他城市的得分都偏低，中国城市在健康医疗方面的建设稍显薄弱；人居环境维度得分第一名的城市为珠海市，获得80.63%，而其他大多数城市在这一维度的得分都在35%～55%之间，这一方面显示出珠海市在这一维度的建设较完善，领先于大多数城市，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大部分城市在人居环境方面的发展和建设力度还不够；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交通出行维度和经济金融维度中，交通出行维度第一名的深圳市得分为79.04%，排名第一，但其他大多数城市的得分分布在25%～60%之间；而经济金融维度方面，第一名上海市得分为74.34%，其他城市的得分却大多分布在15%～45%间；在社会公平与参与维度方面，所有城市的得分都相对偏低，显示出中国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在社会公平与参与维度建设方面，推进力度还远远不够，亟待改进。

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总体水平还不高，中国城市在健康医疗、人居环境、交通出行、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和经济金融这五个退休生活质量维度方面还需要加大建设力度，为中国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长期而持续的努力。

（二）中国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的发展不均衡

中国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从分区域发展角度来看，呈现出沿海城市建设水平高于内陆城市的地域发展不均衡态势。

在中国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的五个维度中，各个维度得分第一的城市分别是北京、珠海、深圳、珠海、上海，除北京市外，其他均为东部沿海城市，这种情况在38个城市各维度的排名中普遍存在。这主要是因为沿海城市经济发展领先于大部分内陆城市，同时沿海城市对于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的建设重视度和投入也先于内陆城市，城市交通出行、城市健康医疗的建设也领先于内陆城市，所以造成了东西部发展不均衡。

从表2也可以看出，各个城市之间退休生活质量差距很大。退休生活质量指数排名第一的珠海市的得分约是排名最后一位哈尔滨市的得分的约两倍；而在社会公平与参与维度方面，第一名珠海市的得分约是最后一名西宁市得分的3.6倍。如此悬殊的分数差距反映出了中国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在各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这种现象需要引起各城市以及社会的重视。

（三）各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在五个维度上的发展不平衡

中国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在城市自身发展建设中，也存在着五个维度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北京市和广州市退休生活质量总排名分别为第三名和第四名，然而北京市在交通出行这一维度上得分仅为28.70%，排在38个城市中的倒数第二；而广州市在健康医疗维度的得分为38.20%，排名第29名，在交通出行维度上的得分为45.06%，排名第31，虽然这两个城市在退休生活质量上的总排名不低，但在五个维度上的发展是不均衡的。相应的，部分城市虽然总得分稍微靠后，但也有某些维度建设得很不错，比如总排名靠后的西宁市的健康医疗维度得分为42.81%，排38个城市的第14名，超过了很多总排名在其之前的城市。

通过数据发现，目前就全国来看，中东部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虽然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较好，但在交通出行维度和健康医疗维度上得分却较低，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城市人口数量庞大，人口压力巨大，影响了城市部分退休生活质量维度的建设，拉低了其城市总体的退休生活质量。而西部城市在经济金融、人居环境、社会公平与参与方面得分明显靠后，是因为这些城市地处中国内陆，经济发展情况落后于中东部沿海城市，城市现代化建设速度还不及中东部城市，公共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渠道狭窄，城市居民思想观念相对封闭，社会参与度不高。因此，许多西部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在多个维度发展的不均衡拖累了城市总体的退休生活质量建设，造成了这部分城市整体得分偏低的情况。

六、结论

通过构建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评估体系，对中国38个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中国城市的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建设水平不高，地区间发展不均衡，且各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在五个维度的发展也不均衡，因此要不断加强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建设，这是中国城市从容应对老龄化、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础。

第二，各城市应当根据其地区文化背景、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自身条件，在城市应对老龄化的发展进程中进行合理的战略定位，采取恰当的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建设策略。处于特定区域的城市应当明确自己在区域内的城市功能定位，寻找合适的参照对象，不断完善城市退休生活质量建设。例如，成都作为西部城市中退休生活质量相对较高的城市，在提高其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时应当参照沿海甚至国际中心城市，而不是和同处西部的其他城市相比；同样的，北京市在寻找参照对象时，应当结合自身特点，选择同样的特大城市，在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建设中侧重于改善交通状况、优化劳动力状况、保护文化遗产、重视环境保护、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而西安市、昆明市、贵阳市作为各省的省会城市，由于历史、资源和地区的不同，它们之间完全可以相互参照。但要意识到，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优质资源和历史文化特征，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的建设方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相同，而应当确定并保持自身退休生活质量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完善自身城市居民退休生活质量短板，达到提高城市整体退休生活质量的目的。

第三，研究存有两点遗憾：一是部分指标选择的“妥协性”，比如无障碍站点及交通工具所占比重，城市通勤范围里每小时所有方向公共交通工具的数量等指标由于指标的可获得性和一致性等问题，不得不使用替代性指标；二是数据的采集缺乏“参与性”，研究报告主要依靠的还是公开统计数据，虽然这一定程度保证了公平性和科学性，但却缺乏对老年人群主观体验感和参与性的观照。因此，我们希望国家及相关部门和各城市能重视开展具有“年龄意识”的数据体系建设和采集工作，同时，创造条件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促进老年人群和其他市民更多地参与，提出真实反馈和改善意见，为不断修订完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提供重要信息。在之后的研究中，我们也会继续完善这些不足。

注释：①

参见杜鹏、任兰兰、杨慧《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一文，载《2009年科学发展：文化软实力与民族复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论文集》（上卷）。

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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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任兰兰.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10：67-86.

江苏省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研究 篇4

2005年, 孙峰华、魏晓等对31个省会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估, 并进行了排序和等级划分。2009年, 白燕对西部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估并进行排序。江苏作为全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之一, 综合经济实力一直处于前列。研究江苏省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对更均衡、深入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构建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江苏省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行分析, 为制定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有关决策提供参考, 从而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缩减城市之间的差距, 更好更全面地建设小康社会。

一、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生活质量既包括客观的生活条件, 又包括主观的生活感受。然而主观感受一般以客观条件为基础, 且其具有较强的相对性,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本文选择客观指标来测量居民生活质量, 将重点放在影响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方面, 即从影响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方入手, 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按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 根据江苏省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现状及特点, 来确定指标体系:收入与消费:人均可支配收入 (X1) 、人均消费支出 (X2) 、人均食品消费支出 (X3) 、人均全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性支出 (X4)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X5) 、污水处理率 (X6) ;环境: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X5) 、污水处理率 (X6) ;医疗条件: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X7) 、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X8) ;教育:每万人拥有图书馆藏书量 (X9) 、每万人拥有高等学校学生数 (X10) 。

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

(一) 江苏省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SPSS对江苏省13个市的指标数据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2014) 进行因子分析, 在进行分析之前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由KMO和Bartlett的检验可以看出, 检验值KMO=0.745, 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χ2=137.567, Sig.=0.000<0.05, 说明进行因子分析有效。由总体方差解释表可得, 提取前三个主成分作为公因子, 能解释总体方差84.80%左右的变动。

采用方差极大旋转法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 得到前三个因子的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如表1所示) , 它表示所提取的各因子与原始指标之间的线性关系, 即各因子是原始指标的线性组合。在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中, 找出在每个因子上载荷较大的变量, 根据这些变量的意义给因子命名。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Rotation Method: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a.Rotation converged in 5 iterations.

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 第一主因子F1在人均可支配收入 (X1) , 人均消费支出 (X2) , 人均食品消费 (X3) , 人均全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性支出 (X4) ,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X7) , 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X8) 上有较大的载荷, 这些反映了经济发展和配套基础设施情况, 因此, 将公因子F1命名为经济与基础设施因子, 该因子方差贡献率为48.75%。第二个主因子F2在每万人拥有图书馆藏书量 (X9) , 每万人拥有高等学校学生数 (X10) 上有较大的载荷, 是反映城市教育文化的综合指标, 因此将公因子F2命名为教育文化因子, 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21.54%。第三个主因子F3在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X5) , 污水处理率 (X6) 上有较大的载荷, 这些反映了城市居民生活环境的情况, 因此, 将公因子F3命名为生活环境因子, 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14.51%。

下面计算因子得分并排序, 以各因子的信息贡献率为权数, 计算各城市综合得分, 计算公式为:Zi=0.575F1i+0.245F2i+0.171F3i, 其中: (i=1, 2, 3……13) 为各城市综合得分。据此计算的江苏省各市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及排序如表2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 有的因子得分数值是负数, 并不是说明其生活质量影响因素是负的, 而是表示该城市该因素因子得分低于这13个城市的平均值。

为了使因子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明晰化, 便于根据各城市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采用组间连接法对各城市因子分析的综合因子得分进行聚类分析,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 可以把江苏省13个市按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分为四类:第一类:南京;第二类: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第三类:南通、扬州、徐州、泰州;第四类:盐城、淮安、连云港、宿迁。

(三) 结果分析

1. 南京在综合得分上排名第一, 可以看出南京是省会城市, 经济比较发达, 文化教育水平较高, 生活比较优越。从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污水处理率作为环境指标的分析结果来看, 南京的环境因子排名是靠后的。由此可见, 经济的发展虽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物质基础, 但如果不注重生活环境建设与保护, 势必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整体水平的提高。

2. 因子分析综合得分排在后4名的是盐城、淮安、连云港和宿迁。由于这四个城市位于苏北地区, 经济结构比较单一, 经济发展速度较慢, 因而居民收入不高, 基础设施还不全面, 服务消费支出较少, 主要反映在第一主因子F1上得分相对比较低, 虽然有些城市在第二或第三主因子名次靠前, 但由于第一主因子的贡献率较大, 因而他们总体排名较靠后。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 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

3. 因子分析综合得分排在中间的是南通、扬州、徐州和泰州。他们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位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上下。其中南通的综合得分为正,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南通经济发展前景广阔, 居民生活水平必将显著提高。扬州的综合得分接近全省平均水平, 在第一主因子F1排名比较靠后, 随着宁镇扬同城化的发展, 扬州的经济发展速度会有大幅度的提高,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会有很大的提高。

三、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

针对前面对江苏省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实证分析以及得出的相关研究结论, 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加快城市经济的发展。当前应该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2.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 对于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加强城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加强生态园林建设。

3.改善环境质量。改善江苏省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必须髙度重视居民生活环境质量的改善。加强城市绿化建设, 各级城市人民政府要把城市绿化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列入议事日程, 继续做好建设园林城市工作。

江苏省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还要注重生态建设, 努力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 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

摘要：文章从经济因素、生活环境、医疗条件和文化教育四个方面构建江苏省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对江苏省13个市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行评价。从经济、基础设施、环境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来探讨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对策。

关键词：生活质量,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何晓群.多元统计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孙峰华, 等.中国省会城市人口生活质量评价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 2005 (01) .

[3]蒋青.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J].财经科学, 2004 (01) .

[4]白燕.因子分析在西部城镇居民生活质量评估中的应用[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 2009 (04) .

居民生活质量 篇5

（一）申请人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提交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书面申请，由居委会代为转交。同时提交以下材料：

1、户口簿、身份证、房产证（复印件）；

2、家庭成员收入证明；

3、丧失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无业人员，需出具民政部门指定的医院或xx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证明；

4、夫妻离婚的，需供离婚证或判决（调解）书；

5、人户分离的家庭提出申请的由其现居住地居、村委会调查取证，并将有关证明材料提供给申请人户口所在地居、村委会。

（二）居、村委会在收到有关材料后，受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 委托，代发给申请人《xx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并对申请家庭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提出具体意见，上报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三）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对提出申请的家庭情况进行初审，报区县民政局审批。

（四）区县民政局对报送的材料做出审批决定，凡批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通知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发给《xx市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以下简称《领取证》）。对不予批准的要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五）区县以上民政部门集中供养的优抚救济事业单位的收养人员（不含自费人员），集体办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手续。

（六）批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居民按月，村民按月或季凭《领取证》、户口簿、图章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要逐

所需材料

1、户口簿、身份证、房产证（复印件）；

2、家庭成员收入证明；

3、丧失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无业人员，需出具民政部门指定的医院或xx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证明；

4、夫妻离婚的，需供离婚证或判决（调解）书；

城市生活与居民健康 篇6

我们知道，随着社会由原始社会赤裸裸地生吃食物到用火烤吃熟食，再到如今用烧、烤、煎、炸、蒸等各式各样的方法制作美食，以及卫生医疗条件等的不断提高，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五十多岁。这也是生产力发展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之一。然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各种不知师承何处的“新生病”也接踵而至，给了人类一个措手不及，比如疯牛病，比如SARS，比如禽流感，比如抑郁症，再比如刚刚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那么我们要怀疑，生产力水平特别是到了生产力水平高速发展的城市化阶段是否与人类的健康成永恒的正比关系?

相对农村这个社会人群的聚集形式，城市聚集了一大半的社会资金、人才、信息等市场要素，因而城市里的交通设施、医疗卫生条件、生活水平必远优于农村。自然地，人们都有这个观念：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要健康，寿命要长，活得也更幸福。诚然，许多研究也都证明了这一点，总的来说，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发病率低，死亡率低，少年儿童的身体发育较好。2007年11月17日《新京报》的一则报道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北京论坛公共卫生分论坛上学者提供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近年来，由于医疗服务保障的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人均寿命比农村高了12年。

但根据大多数社会卫生学家的看法，健康是人的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状况，是指人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而不仅仅是生理健康。比起生理上的毫发未伤，笔者认为幸福感与健康的概念更贴近。那么城市居民的幸福度与城市生活水平成永恒正相关吗?未必!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成都，论经济发展水平，它没有上海高；论医疗社保，它也没有北京的健全，而全国各地的市民给成都投票时却极高地评价了成都人情味最浓厚、最有娱乐幸福感、生活节奏最满意，成都人喜欢把幸福与别人分享。再看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材料中提出的影响城市居民健康的各种社会环境因素是：个人生活的应急反应、人口压力、社会变化、地理和社会变迁、家庭性质的变化、老年人的孤独、社会文化差异。下面就谈谈对城市居民健康产生影响的一些因素：

1、工作压力大。德国学者齐美尔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城市生活，认为城市生活“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精神刺激强烈。”资源聚集的城市给了人们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人们对生活水平要求比较高，极其渴望理想的实现和社会的认可。于是就产生了较高的个人要求与现实的可能性难于一致的问题。而且现今中国的就业形势严峻，工作压力更是有增无减，绝大多数工作者处于身体的亚健康状态。

2、交流贫乏。德国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说，城市社会是法理社会，人与人是机械组合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城市中互相隔离的生活居住环境不仅隔断了邻里之间的人情，甚至发展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而我们知道，一旦人缺乏交流，苦闷不能及时外排，便会很容易积郁成疾。

3、脑力劳动比重大。随着城市进程的不断推进，智力型、创新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工业快速发展起来，肌肉活动不足、神经心理紧张的操作工种(如脑力劳动)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这又促进了操作人员心血管和神经心理疾病的增加。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说，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8岁，比全国人均寿命约低10岁。国家体改委的调查结果显示，近5年内，共有135名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教授、专家逝世，平均年龄仅有53.3岁。

4、家庭模式的变化。目前城市里传统的大家庭模式已被小家庭所取代，三代人的家庭日趋解体，子女们自立门户，忙于生计；老人不再有儿孙绕膝，往往守着“空巢”，备感孤独。

5、环境污染。这是现今城市的一大弊端。城市人口密度大，工业企业多，往往存在生存空间小、交通拥堵、大气、噪声、水体污染等状况，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比如1949年日本水俣病事件等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全是由环境受到污染引起的，造成了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甚至像旅游型的城市现在也在经济与生态之间艰难抉择。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城市里危害居民健康的潜在因素比比皆是，城市居民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加之运动量少、交际时难免的应酬等，城市居民更容易得病，生理的、心理的、心理导致生理的。据悉，城市病集中体现的是慢性病(占70％)与抑郁症等亚健康状态，而且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明显上升，比如说像肺癌、乳腺癌、大肠癌，特别是肺癌、已经逐步成为癌症的第一位。

另外，虽然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他们的精神生活水平乃至精神文明，特别是人对人的同情心、感动心，却在走下坡路，不论是不是因为被迫和无奈，却很令人寒心。比如，因为所谓的前车之鉴，当看到一个老人摔倒在地，人们往往不愿甚至不敢前去扶起，担心被老人反咬一口说是他推倒的。邻里之间就更没有“远亲不如近邻”的亲密感了。“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是城市的悲哀，更是人类的一大悲哀。

所以，与其生活在环境污染严重、人情冷漠的城市里，不如返璞归真，寻得一方净土。由此在某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对“城市化”“吐故纳新”的“逆城市化”现象。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更高级的一个阶段，人们迁移到环境相对较好的城市郊区，使城市规模逐渐缩小，也使城市和郊区之间在生产和消费上趋于平衡。但我们中国还没发展到那么高的经济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卫生学家也不认为城市发展对城市居民健康状况的不良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这与当今社会学家的观念不谋而合，这些潜在因素都可以通过城市管理得以解决，当然这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虽然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那么高，但良好的城市管理能优化城市资源配置，扩大城市功能空间，降低城市运营成本，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从而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环境，大大降低市民的心理压力。所以如何做好城市的管理工作是当地政府部门的头等大事，不能盲从随风，更不能置之不理。

综上，农村生活物质水平较低，精神上却较放松舒适；而城市的生活水平高，生活压力也大。那么孰优孰劣呢?也许就像哲学所说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过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所以不可改变的就得去接受，而去努力改变能改变的东西：保护生态环境，学会自我调节压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学习进步，关心宽容别人，政府部门就更不能闲着了。

参考文献：

居民生活质量 篇7

生活质量 (Quality of Life, QOL) , 就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中, 用来反应居民生活需要满足程度的一个概念。它既反映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 又反映社会和心理特征, 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1]

生活质量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 随着社会向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世界范围内的生活质量研究从上世纪中期开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1958年,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最早提出“生活质量”的概念, 他在《富裕社会》一书中指出:生活质量是指“人的生活舒适、便利的程度, 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和乐趣。”[2]对生活质量问题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 他于1971年提出了追求生活质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的论点。1995年的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进一步指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人民生活质量的高低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价值尺度。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国内的生活质量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 基本上是伴随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进入新世纪以后, 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发展得非常迅速。为此课题组依据泉州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构建评价泉州市辖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 并收集2000-2007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2 泉州市辖区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指标体系选取的原则

确定评价指标的原则是它应有代表性、可操作性、数据的可得性[3]。为准确评估各年份市辖区居民生活质量, 应构建生活质量的评估指标体系。在各具体指标的设置上, 我们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以反映个人所享受的生活福利为重点, 如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等。

(2) 以客观指标为主, 辅之以主观评价指标。

(3) 指标涉及个人福利的全方位, 即不仅涉及居民收支住房等基本生活指标, 还应包括文化休闲、教育、服务设施、环境、安全等全面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指标。

(4) 同一评价项目中指标间尽可能低相关, 同时指标概念清楚, 资料容易取得, 便于长期监测。

2.2 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泉州市辖区居民生活的特点及设计指标体系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本课题构建的相关指标体系如表1

3 泉州市辖区居民生活质量的评价

3.1 数据处理

注:客观数据来源于《泉州统计年鉴》2001-2008年[4]

为了消除指标间的量纲差异以及正逆指标差异对因子分析结果产生的影响, 在2001-2008年《泉州统计年鉴》关于构建指标体系所获取数据的基础上, 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不失一般性, 标准化方法采用:设Xi是第i个指标的原始指标值, ZXi为相应指标数值的标准化数据[5], 则

所有正指标标准化数据为:ZXi={Xi-Xi (min) }/{Xi (max) -Xi (min) }

所有逆指标标准化数据为:ZXi=1-{Xi (max) -Xi (min) }/{Xi-Xi (min) }

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泉州市辖区2000-2007年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获得碎石图 (图1) , 由图可知, 拐点出现在第四个主成分, 于是选取前四个主成分。

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 指定旋转收敛最大迭代次数为25, 旋转后前四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94.148%, 基本反映了所有指标的信息。其中第一主成分旋转前获取的信息为66.279%, 旋转后获取的信息为50.164%;第二主成分旋转前获取的信息为14.180%, 旋转后获取的信息为24.208%。如表2

由SPSS13.0系统内部运行计算获得主成分f1、f2、f3、f4的得分值。以累计贡献率加权获得每一年份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经计算结果表3:

3.2 计算结果分析

从表2可知收入与支出类指标对泉州市辖区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的贡献在各因子中均不占主要地位, 这说明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首位因素不再是物质生活条件[6], 身体健康、社会功能等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由表3可知, 2000-2007年各年因子得分的最大值是不同的, 说明了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有一定的动态性。结合原始数据可知, 影响各年市辖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最主要因素为出租车数量 (2000年) 、社会福利院床位数 (2001年) 、医院床位数 (2002年) 、刑事案件数 (2003年) 、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2004年) 、刑事案件数 (2005年) 、学生数 (2006年) 、教师数 (2007年) ;从总体上看, 2000年至今,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泉州市辖区居民的生活质量综合得分有了极大的提高 (图2) 。

因子f1中出租汽车数量、公共图书馆藏书、绿化覆盖率所占的载荷比较大, 反映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向通勤的方便程度、居住环境、文娱休闲等精神生活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子f2中社会福利院床数、卫生技术人员、医院床位数所占的载荷比较大, 说明了健康成为泉州市辖区居民关注的问题, 同时也间接地反映了泉州市辖区居民正逐步迈向老年化社会。因子f3中登记失业率, 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刑事案件数所占的载荷比较大, 反映了居民的就业率, 社会治安与所居住的环境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

因子f4中学生数、刑事案件数、教师数所占的载荷比较大, 反映了子女受教育程度与素质的提高始终在居民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结合问卷调查和对客观数据的统计 (图3) 发现, 泉州市辖区的社会治安也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为此课题组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认为影响泉州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要原因如下:

(1) 社会环境。

泉州地区“六合彩”赌风之盛不仅成为社会治安的严重问题, 更深深影响了本不富裕的地区经济的发展, “六合彩”已成为诱发泉州地区抢劫、诈骗等犯罪的温床。

(2) 交通方面。

泉州市区交通问题突出一定程度上是当初粗线条城市规划的后遗症, 由于前瞻性不够, 加上泉州城市发展步伐快、车辆剧增, 导致道路承载能力严重不足。另外, 人们的交通意识淡薄及泉州市区各大汽车站周围复杂的社会环境, 成为社会治安状况的制约因素。

(3) 产业结构方面。

泉州地处民营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 产业结构以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 由此产生的集聚效应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由于其具有较大的流动性, 作案的成本很低, 因此在促进泉州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治安问题。

(4) 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加剧了贫困问题, 恶化了贫困者的社会处境。

已有权威专家预计:如果不平等程度增加1个百分点, 贫困率将增加3.7个百分点。在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下, 贫困者的相对剥夺感更为强烈, 摆脱贫困的难度也更大, 这样会对整个社会的治安构成严重的威胁。

4 结论与讨论

生活质量评价的数学模型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建立, 则能较准确的找出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但是由于早年的主观数据无法获得, 因此本课题数学模型的建立及数据的计算完全依据客观数据。

生活质量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即一个正指标数据的下降, 可能会被另外一个正指标数据的增长弥补, 因此如何完全、准确的找出生活质量指数增长的原因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 除了指标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之外, 定量分析过程完全依据从2001-2008《泉州统计年鉴》上获取的客观数据, 所得结论能反映真实情况具有参考性和可比性。由于课题组数据获取难易程度的关系, 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涵盖面广, 但是各一级指标的支撑指标 (二级指标) 显得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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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薛兴华, 王运泉.中国30个省会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与分类[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4 (5) :113-117.

[4]泉州统计年鉴 (2001-2008年) .

[5]李正龙.居民生活质量的统计分析与综合评价[J].安徽大学学报, 2008 (1) :102-107.

居民生活质量 篇8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是零点指标数据从1993年即已开始的年度追踪调查项目。项目由零点指标数据投资研发,属于具有重大社会价值追踪项目之一,致力于反映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变化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2015年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指数于2015年10月在全国30个大中城市进行,以下结论即是针对本次调查的分析结果。

一、生活满意度水平3.84分,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高值

我们用“如果用5分表示非常满意,1分表示非常不满意,总的来说,请问您对您的生活满意吗?”来探测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根据历年调查结果,2000-2014年的15年里,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大致保持着上升的势头,但整体始终位于较低水平,满意度分值一直在3.2分-3.6分之间徘徊。今年的生活满意度是16年来的重大突破,分值达到了历史新高3.84分。与2014年相比,增长幅度达到了9.4%。可以说,生活满意度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为“十三五”期间的民众生活满意度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注:图中数据为基于5级量表的得分,5分表示非常满意,1分表示非常不满意。资料来源: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历年《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

如果我们对生活满意度的构成指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导致今年生活满意度水平增加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生产生活层面,如工作满意度、业余生活满意度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加;二是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度,民众对于未来几年的生活水平预期、竞争力预期,消费信心度及国家发展信心度都有所增加。

最明显的是对于国家发展的信心指标。调查显示,民众对于经济发展、国际地位提升和社会事务发展的信心普遍上升。其中,增加最多的是对国际地位提升的信心,一改连续两年下降的趋势。今年,习近平主席连续访美、访英、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广泛开展,人民币加入SDR并成为第三大货币篮子等重大动作,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刺激了民众对于未来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信心。

注:图中数据为基于5级量表的得分,5分表示非常有信心,1分表示完全没信心。资料来源: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历年《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些关乎民生的微观指标,比如社会治安、社会保障、个人经济状况等,反而出现了下降的现象。根据零点的调查经验,微观指标和信心指标是生活满意度的两大主要影响源,因此,仅仅依托信心指标的增加,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满意度的状况。

注:表中数据为关注率,按照关注程度使用限选三项的答法计算得出,表中仅列出关注度排名前6位的问题。资料来源: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历年《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

二、食品安全处于高发期,今年首次成为民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

2000年以来,城市居民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0-2006年是第一阶段,就业和社会保障一直是居民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而从2007年开始基本被物价、房价问题取代。同时,进入2007年以来,食品安全几乎每年都会进入城市居民最关注社会问题榜单前六位。2014年调查时,食品安全的受关注度仅次于房价位于第二位,今年则第一次出现在榜首的位置。根据相关机构发布的《2005-2014年间主流网络舆情报道的中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分析报告》。2005-2014年的十年间全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数量达到227386起,平均全国每天发生约62.3起,处于高发期。

今年受关注度排在第二至第六位的分别是:房价(28.7%)、医疗改革(27.7%)、贫富分化(27.4%)、反腐败(25.2%)、物价(21.9%),这都是近些年来城市居民一直都比较关注的社会问题。房价、贫富分化和反腐败的受关注度排名基本维持了与之前比较接近的水平,物价的受关注度则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三、物价承受力今年开始反弹,但经济压力不减

与2000年时相比,16年来城市居民的物价承受力水平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只是最近5年才开始有所恢复,但仍然低于2006年以前的水平。2015年城市居民对物价变化的承受力出现了较大幅度增加,物价承受力水平为3.33分,达到了2009年时的水平。

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物价承受力的增加,与CPI持续走低有密切关系。2011年我国CPI达到新高峰,之后一直走低,今年上半年的CPI只有1.3%。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城市居民物价承受力出现增加的现象。

尽管如此,同期调查数据显示出,今年有50.9%的城市居民表示经济压力大,这一比例基本与去年保持一致。总体来说,只有16.1%表示经济压力小。根据零点的多年观察,城市居民的经济压力其实主要是在住房上,而当前的房价还是整体超出了城市居民的承受范围。

四、居民消费贡献率首次突破50%,消费信心指数创历史新高

根据2001年以来我们对消费信心指数的考察,城市居民的消费信心指数其实经历了三个阶段。2006年以前处于增长阶段,2006-2012年处于基本停滞状态,2013年开始恢复增长。2015年的消费信心指数为3.5分,达到了15年以来的最高峰。2006年以来消费信心增长乏力的现象,在最近三年整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

民众的消费信心直接影响了我国的居民消费率。长期以来,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今年消费信心的增强,从居民消费率的变化上得以体现出来。根据商务部发布的信息,前几年在新增GDP当中,消费的贡献率一直是排第一位的,今年我国消费率在近10年中首次占据半壁江山,位居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之首。报告称,我国消费驱动型发展模式今年将基本确立。

注:图中物价波动承受力数据为基于5级量表得分,分值越高承受力越强,5分表示完全可以承受,1分表示完全不能承受。资料来源:CPI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物价波动承受力数据来自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历年《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

居民生活质量 篇9

中共十二五规划的一大亮点是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其主要的信号包括首次确定公共服务的基本范围;在规划的24个纲要指标中有9个是关于民生的指标等。这些举措的目的, 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出台, “生活质量”、“居民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等已经成为坊间热议的时代词汇。全国各地纷纷出台各类措施或政策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满意度。本文意图构建测度嘉兴居民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 找出影响嘉兴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二、居民生活质量内涵与研究方法

“生活质量”概念最早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在1958年提出的。所谓生活质量, 就是用来反映居民生活需要满足程度的一个概念。它既反映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 又反映社会和心理特征, 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具体包括:经济条件、物质生活、生活环境、精神生活和居民素质, 它的内容决定了它具有综合性, 各方面相互制约。例如居民收入很高, 但环境污染大、社会秩序恶化, 则不能说生活质量好;同样, 若环境与社会秩序都很好, 但收入水平不高, 生活质量也不会很高。

人们对于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很难全然一致。有些人侧重于研究生活质量的主观方面, 比如幸福感, 满意度之类的研究;而有的侧重于客观方面, 运用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评价一个地区的生活条件综合水平。通常资本主义国家在研究生活质量的时候主要采用了后一种处理方法。本文也是借鉴了这一思路。由于生活质量反映了居民生活多方面的内容, 所以需要选取的指标也较多, 并且指标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相关性。具有这类统计特点的样本适合于采用SPSS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法。本文就是运用了这一方法, 对影响生活质量的多项指标进行因子提取、命名、计算因子得分与排序, 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价。

三、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就如同生活质量的概念一样, 在实证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选择上, 口径也通常不一致。本文主要是侧重于从经济条件的角度考察嘉兴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 经过多轮剔除与筛选, 我们最后选取了: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每万人拥有病床位数、人均居住面积、人居用电量、人均用水量、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以及人均拥有道路等共10各指标来构建嘉兴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评价体系。根据嘉兴市统计年鉴1998年~2007年的相关数据, 其原始样本数据如下表所示:

四、嘉兴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因子分析

把上述样本原始数据导入到SPSS16.0数据库中,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法的基本步骤是:首先对涉及到不同维度的所有统计指标做标准化处理;其次对指标间交互相关的数据实施一系列数学运算, 找出其中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起决定作用的若干基本因子, 得出一个能相对清晰揭示各指标内部关系的因子载荷矩阵, 确定具体的因子模型, 达到降维化简之目的;最后对摘取出来的因子作进一步分析, 计算因子得分, 并合成一个综合评价值, 以综合评价特定区域内某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 必须检验所选择的指标及样本数据是否能够进行因子分析。判别方法是相关系数矩阵检验以及巴特利球形检验。相关系数矩阵的输出结果显示, 大部分的相关系数都较高 (大于0.3, 单边检验值小于0.05) , 各变量呈较高的线性关系, 这说明选取的指标能够从中提取公共因子,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巴特利球形检验的输出结果巴特利球形检验统计量为180.182, 相应的概率Sig为0.000, 因此可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阵有显著差异。同时, KMO值为0.509, 较好地通过了KMO度量标准, 即原有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

其次, 进行因子提取与命名。因子提取依据的是总体变量解释矩阵的输出结果可知, 因子旋转后累计方差比没有改变, 但重新分配了各个因子解释原有变量的方差, 改变了各个因子的方差贡献, 使得因子更易于解释。

我们根据因子负荷矩阵, 提取并命名了影响嘉兴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三大因子, 分别是生存环境F1、公共服务水平F2及收入水平F3。根据表2中的各项因子权重, 我们能够算出1998年~2007年三大因子得分与综合得分, 并进行各年份的位次排名, 其结果此处略。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总体来讲嘉兴居民生活质量是逐步提升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 从三大指标的权重来看, 以住房和能源占有率等为标志的生存环境对嘉兴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力最大, 公共服务水平次之, 收入水平的影响力最小。这是因为, 从生存环境来看, 政府近年来大量财政投入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城市绿化等方面, 人们的居住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嘉兴正在成为宜居城市, 人们感受到满足程度在提升。从公共服务方面来看, 嘉兴是省内较早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地区之一, 公共服务质量的逐渐提高与范围的逐渐扩大, 使得嘉兴居民生活的城乡差距有所缩小, 生活质量整体上有了显著提升。收入水平对于嘉兴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相对滞后, 除了由于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的相对稳定之外, 更主要体现了物价指数持续增高, 进而可支配收入增幅并不显著, 所以名义收入的上升并未能很好地拉动生活质量的提升。

第二, 在综合名次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2007年, 此年度不但没有延续前几年的居民生活质量位次上升的势头, 反而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倒退, 这主要是受到来自环境因素恶化的影响。结合嘉兴经济多年粗放增长的实际情况, 一方面造成了资源的瓶颈约束, 另一方面给环境造成的长期累积的负面效应, 污染等问题既阻碍了可持续发展, 又大大降低了居民生活质量,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深思的问题。

五、结论与建议

1. 加大环境整治的力度,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对于城镇居住的环境整治要从源头抓起, 要通盘考虑、上下联动、综合治理, 加强依法行政, 强化监督管理, 建立环境污染整治监督机制。认真实施污染有奖举报制度, 积极组织开展群众举报,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监督作用。各地要定期组织污染整治专项检查, 对检查情况要及时通报, 对严重环境违法行为要予以曝光, 并根据《浙江省环境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的有关规定, 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等。

2.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拥有良好的或者社会所认为的最基本的居住条件, 会严重影响到居民的道德水准、社会行为规范乃至对当地社区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而个人的社会行为规范水平和对当地社区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 对周围社区, 对当地社会, 都有着直接的外部性作用住房, 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 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住房极端困难者由于缺乏安定适宜的居住环境, 身心健康受到较大困扰, 很容易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保障性住房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亮点, 也是调控房价的重要的手段保障性住房是面向城市的中低收入者, 解决他们买房贵住房难的问题, 这是最大的安居工程, 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3. 继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问题还得依赖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只有基层政府, 特别是乡镇一级政府财政充实了,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 农民收入增加了, 一些可能的公共资源如医疗等才能变成可利用的公共服务。

4. 控制物价上涨幅度,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随着嘉兴经济的发展, 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逐渐丰富。但2003年以来, 市场物价水平呈现较强的上升趋势, 对城市中的中低收入群体影响很大, 中低收入群体用于购买肉、蛋、奶、鲜菜 (鲜果) 等主要副食品的数量较上年同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支出却有所增多。物价的上涨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物质生活质量, 消费支出增加科学发展观要求, 物价的上涨幅度必须小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的增长幅度, 这样才可能实现居民生活质量的真正改善, 而不只是收入名义上的增长, 因此, 政府必须适度控制物价的上涨, 以改善城镇居民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邢文雅, 郑惠群.海南省9市居民生活质量的评估研究[J].重庆科学学院学报, 2008 (3) [1]邢文雅, 郑惠群.海南省9市居民生活质量的评估研究[J].重庆科学学院学报, 200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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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嘉兴市统计年鉴.1996-2008年[3]嘉兴市统计年鉴.1996-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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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5]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居民生活质量 篇10

工布地区 (指工布人聚居的工布江达县、林芝县和米林县的统称) 长期以来就是苯教和藏传佛教的交汇聚集之地。由于宗教信仰对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习俗, 精神世界, 民族性格的形成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 宗教信仰对居民生活质量影响的分析不仅能丰富有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内容, 而且还关系着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的幸福程度, 乃至工布地区农村社会的和谐和长期稳定。 宗教信仰对生活质量影响分析可追溯到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这部著作中谈到了宗教信仰对社会经济发展诸多方面产生巨大影响。[1]加尔布雷 (美国, 1958) 提出美国物质生活极度丰富, 而精神生活却日渐匾乏、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生活质量问题, 从而实现信仰与生活质量的有效结合。20世纪60年代, 西方国家更多研究学者从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视角开始关注居民的精神领域。[2]我国对宗教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3]伴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宗教带来的影响给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诸如人的信仰问题生活质量等问题。杨凤岗教授等人的研究表明, 其调查研究结论基本上支持韦伯的论题。[4]杨志银, 张清津, 李利安等分析了宗教信仰与市场经济行为的关系, 而当前市场经济行为必然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这为宗教信仰与生活质量有效结合提供了分析思路。[5,6,7]

国内外对居民生活质量以及宗教信仰研究的文献较多, 但是因研究者所具有的专业背景、关注的视角、研究的目标群体以及生活环境的不同, 研究内容没有真正实现居民生活质量和宗教信仰的有机结合。且从宗教信仰视角对居民生活质量分析的文献较少。对工布地区的相关分析, 目前仍是空白。本文试图探索宗教信仰影响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程度以及关键性制约因素, 以期有效提高工布地区农民居民生活质量。

二、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选择及基本情况分析

宗教信仰是工布地区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 至今影响范围十分广泛。为了更深入了解当前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状况及其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影响, 笔者于2012年2月至3月在工布地区金达镇、仲莎乡、措高乡、朱拉乡、巴河镇、米瑞乡、林芝镇、更张乡、百巴镇、布久乡、羌纳乡、丹娘乡、南伊乡开展了“宗教信仰对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影响探索”调查。通过对本次调查信度分析可知:Cronbach's Alpha的值为0.69, F统计值为71.38, 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

(一) 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宗教信仰的基本情况。

按性别来看, 男性96人, 占被调查人群的51.3%, 女性91人, 占被调查人群的48.7%;按政治面貌来看, 党员12人、群众175人, 分别占被调查人群的6.4%和93.6%;按职业构成来看, 从事农业居民123人, 占被调查人群的65.8%, 从事商业居民9人, 占被调查人群的4.8%, 从事基层行政工作居民12人, 占被调查人群的6.4%, 从事建筑业22人, 占被调查人群的11.8%, 从事服务业居民21人, 占被调查人群的11.2%。按受教育程度来看, 专科及以上8人, 占被调查人群的4.3%;高中17人, 占被调查人群的9.1%;初中72人, 占被调查人群的38.5%;小学83人, 占被调查人群的47.4%;文盲和半文盲7人, 占被调查人群的3.7%。

(二) 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对信仰宗教和生活质量的了解途径。

对“通过什么途径来接触及信仰宗教”中, 选择“身边的亲朋好友介绍”的有79.4%, 选择“宗教教会及教职人员的讲解”的占6.3%, 选择“参加一些相关的宗教活动”的占14.3%。对“你是否了解生活质量以及通过什么方式了解”的问题中, 选择“身边的亲朋好友介绍”的有12.3%, 选择“电视、广播及报纸等大众传媒”的有27.8%, 选择“宗教教会及教职人员的讲解”的有44.4%, 选择“学校学习中知晓”的有15.5%。通过这些统计数据可知, 工布地区接触和信仰宗教的途径是多样化的, 其中以身边的亲朋好友介绍为主, 这说明信仰宗教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同时也从中了解到, 工布地区农村居民信仰宗教的主要途径是当地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大。对生活质量的了解途径也呈现多元化, 其中以宗教途径了解为主, 这说明宗教在工布地区影响依然深远。结合调查者的其他基本信息可知: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与政治面貌为党员的大多数农村居民对生活质量了解主要通过学校教育。而年龄偏大的部分农村居民受宣传媒介影响较大。

(三) 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对宗教本质的认识同生活质量之间关系的认识。

在“对宗教本质的认识同生活质量之间什么关系”这一问题中, 有15.5%的农村居民回答是“不清楚”, 有22.9%的农村居民认为“宗教本质的认识深入与否与生活质量高低是负相关关系”, 有52.5%的农村居民认为“宗教本质的认识深入与否与生活质量高低无相关关系”, 有9.1%的农村居民认为“宗教本质的认识深入与否与生活质量高低呈正相关关系”。通过统计调查数据可知:结合对“生活质量”了解的调查, 大多数农村居民由于受到受教育程度的限制, 对二者关系的认识较浅显, 并没有真正了解宗教的本质和生活质量内涵。这间接地说明了宗教在工布地区具有较强的传承性, 信仰的信徒具有信仰的盲目性。

(四) 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对宗教作用的认识。

在“宗教信仰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的问题中, 有13.4%的农村居民选择“影响极低”, 有25.7%的农村居民选择“影响低”, 有29.4%的农村居民选择“影响一般”, 有25.1%的农村居民选择“影响高”, 有6.4%的农村居民选择“影响极高”。从这些统计数据比例可以看出, 60.9%的农村居民认为宗教信仰对生活质量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这说明了工布地区农村居民信教的比率仍然较高。通过进一步了解得知, “宗教信仰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与其所从事的职业具有较高的关联性。基于宗教信仰的精神追求, 工布地区出现了农村居民收入普遍偏低, 而生活质量普遍偏高的现象。

通过调查问卷, 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宗教信仰对生活质量影响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为:目前工布地区农村居民信教人数较多, 且缺乏宗教信仰对生活质量影响的理性思考。

三、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宗教信仰对生活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非宗教消费支出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重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当前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经济收入总体不高,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仍取决于经济条件。因此, 非宗教消费支出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重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即非宗教消费支出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重越高,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越高。根据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对当前非宗教消费支出与家庭经济收入指标的回答, 将统计数据按非宗教消费支出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重和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这两个变量进行交互分类, 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呈高度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R=0.817, 说明非宗教消费支出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重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很大。非宗教消费支出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重增长, 能引起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较大提高。用非宗教消费支出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重去预测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 可以减小81.7%的误差。因此, 非宗教消费支出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重是分析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性因素。

(二) 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产生正向影响, 但在宗教信仰视角下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因此, 工布地区多数农村居民分享教育促进生活质量提高的成果可能性较低, 特别是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农村居民。农村劳动生产率低下, 劳动强度高以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普及程度较低, 也间接地维持了农村居民信仰宗教比率。将调查数据按受教育程度和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这两个变量进行交互分类, 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 受教育程度与居民生活质量的相关系数为R=0.454, 呈现中低度相关。这说明在宗教信仰的约束下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基于宗教信仰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这制约了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用在宗教信仰视角下受教育程度去预测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 可以减小45.4%的误差。因此, 在宗教信仰视角下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次要因素。

注:*显著水平为10%;**显著水平为5%;***显著水平为1% (下同) 。

(三) 宗教活动强度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宗教活动强度是衡量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所调查的187个对象中, 宗教活动强度认为在一般以下的有140人, 高和很高的有47人, 分别占总调查人数的74.8%和25.2%。将数据按宗教活动强度和居民生活质量这两个变量进行交互分类, 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 宗教活动强度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间的相关系数为R=0.415, 呈低度相关。这说明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对从事宗教活动呈现向理性发展趋势, 由此导致从事宗教活动对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影响不大。用宗教活动强度去预测生活质量满意度, 可以减小41.5%的误差。这说明, 在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宗教活动强度指标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程度最低。

(四) 信教群众交往融洽程度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信教群众交往融洽程度对农村居民的影响较大, 可见信教群众交往融洽程度越高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就越大。将调查数据按信教群众交往融洽程度和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这两个变量进行交互分类, 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 信教群众交往融洽程度与生活质量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791, 呈高度相关, 这表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受信教群众交往融洽程度的影响高, 信教群众交往融洽程度越高,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越好。用信教群众交往融洽程度去预测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 可以减小79.1%误差。因此, 信教群众交往融洽程度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同时, 也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在工布地区农村的重要性。

单位:人

(五) 基层政府宗教工作认可度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在21世纪, 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充分的贯彻, 加之各级政府的积极引导, 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宗教工作绝大多数采取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从调查的结果来看, 对基层政府宗教工作认可度认为在一般以上的178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95.2%。将数据按基层政府宗教工作认可度和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这两个变量进行交互分类, 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 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宗教工作认可度没有达到100%, 这是由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在政策宣传方式上和工作方式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基层政府宗教工作与生活质量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R=0.430, 呈低度相关。这表明在改革开放以来, 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通过基层政府得到了充分贯彻, 通过现有政策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的空间不大。用基层政府宗教工作认可度去预测居民生活质量, 可以减小43.0%。因此, 通过渐进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改进对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影响较小。

(六) 宗教信仰对信教群众应对困境作用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面对信教群众出现的困难, 宗教信仰起多大作用研究中, 本文以“宗教信仰对信教群众应对困境作用”指标来分析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产生的影响。从信仰宗教对精神追求的调查和总结来看, 宗教信仰对信教群众应对困境作用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调查结果看, 宗教信仰对信教群众应对困境作用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产生一般及以上影响的比例为59.9%。将数据按宗教信仰对信教群众应对困境作用和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这两个变量进行交互分类, 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 宗教信仰对信教群众应对困境作用与生活质量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699, 呈中度相关, 这表明宗教信仰对信教群众应对困境作用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有较高影响, 信教群众面临困境宗教信仰作用越高,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越好。用宗教信仰对信教群众应对困境作用去预测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 可以减小69.9%的误差。因此, 宗教信仰对信教群众应对困境作用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的考虑因素之一。

单位:人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知:非宗教消费支出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重和信教群众交往融洽程度两个指标是分析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影响的关键性因素, 宗教信仰对信教群众应对困境作用指标对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影响程度较高, 受教育程度、宗教活动强度和基础政府宗教工作认可度三个指标对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影响较小, 为有效地促进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高, 须做到:

(一) 采取有效措施, 进一步落实党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策。

认真贯彻和执行国家制定的相关法规和政策, 积极地挖掘宗教的积极因素, 努力开创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局面, 为更好地提高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奠定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 提高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 需要与时俱进, 以各级政府具体宗教政策与宗教工作的指导, 从中总结演变和变化的规律, 从而实现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策有效结合。

(二) 进一步促进工布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切实提高农民纯收入。

虽然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稍高于全区的平均水平, 但绝对数量偏少, 并落后于我国的平均水平。现阶段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对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判断视角主要是基于宗教信仰。因此, 真正提高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 需要缩短收入差距。须做到:第一, 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第二, 采取大力发展工布地区乡村旅游业;第三, 改善田间管理方式;第四, 对农村居民进行多种形式专业技术培训;第五, 推广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第六, 加大农村各种形式教育的投资力度, 实现投资多元化;第七,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实行“公司+基地+订单+农户”的四维一体的多元经营模式等措施, 促进工布地区农村经济发展。

(三) 树立正确的宗教观, 合理转变宗教信仰观念, 减少宗教消费支出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重。

通过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四观两论”宣传教育, 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党的大政方针政策为导向, 合理转变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观念。针对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经济支出构成比例的现状, 需要合理进行调整, 引导农村居民进一步减少宗教消费支出, 增加其他形式支出的比例, 从而有效提高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

(四) 丰富工布地区农村文化建设形式。

基于农村文化娱乐建设在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中主要作用, 需要从工布地区农村文化建设入手, 根据工布地区农村居民文化娱乐现状, 需要做到:第一, 实现工布地区农村文化建设投资多元化。第二, 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相关职能部门领导认识不足和农村居民参与积极性不强等问题。第三, 政府进一步完善工布地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给工布地区农村居民提供一个好的文化平台, 发展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第四, 每个村 (或每几个村) 联合尽量挖掘自己的文化特色, 努力形成各村 (或几个村) 独特的文化。

(五) 提高农村居民对教育的认识重要性。

通过实地调查可知, 由于对教育认识的局限性, 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造成多数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不高。由此, 提高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须做到两个方面:一方面, 各级职能部门需要采取有效宣传措施, 使工布地区农村居民认识到受教育程度在提高生活质量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 工布地区农村居民自身需要进一步转变受教育观念, 使之认识到各种形式教育在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摘要：本文以工布地区13个典型乡 (镇) 为样本点, 采用问卷调查形式收集2011年相关数据。通过调查资料汇总, 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六个指标, 并找出宗教信仰影响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性因素。最后, 从宗教信仰的视角提出提高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建议。

关键词：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宗教信仰,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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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清津.宗教信仰的经济学分析[J].世界宗教文化, 2010, 2:8～14

城镇居民生活品质的丰台范儿 篇11

生存型消费比例合理化

2007～2012年，是丰台区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得到迅猛提高的五年。特别是在城南行动计划的推动下，丰台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契机。据调查资料显示：2012年丰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200元，是2007年的1.7倍，年均增幅达到10.7%。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丰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消费热点出现了转移，其消费的比重、内容、方式不断增多，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食品消费质量化。五年间，丰台区城镇居民消费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吃饱、吃好”向“科学膳食”转变。一是肉禽蛋水产品消费比重下降，干鲜瓜果类支出增长较快。人均肉禽蛋水产品消费支出占食品支出的比重从2007年的25%下降至2012年的20%。2012年人均干鲜瓜果类消费支出694元，是2007年的1.6倍。二是外出饮食增多，饮食支出增长较快。2012年人均在外饮食支出1853元，比2007年增长81.1%，占食品总支出的25.6%，比2007年高出3.9个百分点。

衣着消费档次化。随着丰台区城镇居民消费方式、消费能力的变化，其消费档次得到了明显提高。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支出2394元，比2007年增长99.3%，年均增长14.8%；其中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服装支出1709元，而2007年则为806元，增长1.1倍。

发展、享受型消费比重提高

汽车消费普及化。2007年，丰台区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汽车17.02辆。如今，经过几年的发展，丰台区形成了以汽车为代表的新型消费热点。2012年，丰台区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汽车35.98台，是2007年的2.1倍。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车辆用燃料及零配件支出787元，是2007年的4.8倍。

文娱消费休闲化。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步改善，居民开始更关注健康、休闲和精神享受，丰台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逐渐升温。2012年，居民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人均1635元，是2007年人均文化娱乐服务支出的2.8倍。其中人均健身活动支出176.4元，是2007年的6倍。人均其他文娱活动支出361.9元，是2007年的3.9倍。

医疗体系健全化。2007年，丰台区在全市率先推出了“片儿医”团队式服务模式；2010年，成功举办全国首届社区心理健康促进工作高峰论坛……这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实施使丰台区医疗体系逐步健全与完善。丰台区城镇居民对自身的健康保健也更加重视，各类医疗保健器材和滋补保健品迅速进入普通居民家庭，使医疗保健消费增大。2012年，丰台区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1762元，比2007年增长16.7%；其中人均医疗费568元，比2007年增长65.1%；人均滋补保健品支出273元，比2007年增长85.7%。

编辑：张雪威 / 邮箱：zxw@bjstats.gov.cn

居民生活质量 篇12

生活水平(standard of living)是学术界早期广泛使用衡量居民生活优劣的概念,不同学者对其有不同定义。唐华仓(2007)认为生活水平不仅包括消费的物质商品,还包括环境,教育机会,医疗支出,娱乐休闲和社会服务等非物质因素(1)。邓翔、张思元(2008) 认为居民的物质和文化消费的质量和满足程度是衡量生活水平的主要方面(2)。最初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用恩格尔系数衡量生活水平高低,但现代研究者逐渐发现传统的恩格尔系数衡量现今的生活水平时会产生局限性,不能够客观反映生活水平。之后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恩格尔系数做出改良与完善。邓翔等人对恩格尔系数本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行了部分修正,但仍不完善(2)。杨天化(2010)也对自治区城镇恩格尔系数的适用性做过实证分析研究(3)。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又提出了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4)的概念。国内关于(评价)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研究与应用最早源于对社会发展指标的研究,特别是对“小康”指标的研究(5)。范柏乃(2006)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三个层面对生活质量进行评价(6)。李志与王培刚在他们的研究中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指标衡量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居民生活质量(7)。当前对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研究具有不同的侧重方面,生活水平研究偏重分析居民生活现有客观物质的充裕水平,强调物质层面的补给和经济收入方面的衡量,反应居民生活程度的高低。而生活质量则是体现居民对生活现状的主观满意程度,除了个体追求的物质享受外,还包括精神上的满足以及其对生活环境的客观要求,反应的是居民生活水平的好坏。因此,生活质量是比生活水平更具有复杂性、广泛性和全面性的概念。

二、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上世纪90 年代以来,生活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生活质量的物质、非物质条件以及人们对生活满意度共同构成的主客观综合指标(5)。也有学者从人口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生态学等多学科方面(8)选取评价指标,但在收集数据时有一定难度。笔者基于评价指标构建的精炼原则、易得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和经济性原则(9)从物质、精神和环境三个层面选取11 项指标(表1)来反映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优劣。

三、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北部边疆,由东北向西南延伸,呈狭长型,东西直跨经度28°52′,横跨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区。全区东、中、西三部分由于地理因素影响具有截然不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导致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对居民的生活质量影响不同。前人在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9)(10),但大多数偏重于单一因素如经济层面的研究,缺少对各因素的综合影响分析。

目前国内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已突破定性的描述性分析,开始定量的数学方法研究,主要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研究(11),如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12)、TOPSIS法(13)(14)、层次分析法(15)等,还有将数学方法与地信技术手段叠加的研究方法(10)(16)。依据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年鉴(17)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内蒙古自治区12 个盟市城镇居民生活质量进行研究。

1.各盟市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因子分析。对数据进行KMO与Bartlett球形度检验,利用SPSS得到KMO值为0.733>0.5,可以接受做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度检验sig值为0.000<0.01,因此拒绝原假设,认为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适合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SPSS提取出3 个主因子(表2),它们的累计贡献率达到74.676%,说明提取的三个主因子可以表达原始数据75%左右的信息。

为方便解释因子含义,利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因子。通过对载荷矩阵进行分析,得到因子变量和原变量的关系,从而对因子进行命名(18)。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显示,第一主因子F1 在X3每万人拥有公交汽车数、X4教育经费投入、X5报刊期发数、X8城市绿地覆盖率、X9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和X10交通事故数6 项指标上具有较大载荷,即主因子F1 主要解释这六个层面的指标含义,可以命名为“生活环境因素”;第二主因子F2 在X1人均消费支出、X2职工人均平均工资和X11登记失业率这3 项指标上具有较大载荷,主要用以解释这三个层面的指标含义,可以命名为“经济消费因素”;第三主因子F3 在X6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和X7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2 项指标上具有较大载荷,主要解释这两方面的指标含义,将其命名为“医疗卫生条件因素”。

通过表3计算F1、F2和F3因子的得分,对其进行加权求和,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计算权重,可以得到12盟市所有指标的综合得分,公式为:

由此得出内蒙古自治区12盟市的生活质量优劣排序,综合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分别是呼和浩特市(1.652)、鄂尔多斯市(1.6)和包头市(1.584),分析结果与现实状况吻合,排名后三位的盟市是兴安盟(0.41)、乌兰察布市(0.483)和巴彦淖尔市(0.648),其余盟市生活质量处于自治区中等水平。

z F的数据结果线性扩大后运用Arc GIS软件表现在图1 中。针对三个已命名的主成分分别计算其单方面指标综合得分,用以显示各盟市在其中一项指标上的优劣程度。图2 显示,在生活环境指标上东部地区明显优于西部,这与东、西自然气候条件巨大的差异有直接关系。

注:1—呼和浩特市,2—包头市,3—鄂尔多斯市,4—乌海市(下同)

图3反映出自治区中部的经济消费水平在整个自治区的绝对优势,显著高于其他各盟市的值。而图4全区的医疗卫生条件比较,中部三市水平不及呼伦贝尔和阿拉善,这可能是指标的选取采用人均数据的原因,中部城市医疗卫生条件相对数量较大,但人口数量也大,导致人均值偏小。

2.包头市近10 年生活质量变化。包头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是自治区第一大城市和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我国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包头市具有较好的城市发展基础,居民生活质量处于全区较优水平,且近年来生活质量有明显的变化。由于研究单一城市的生活质量,表1 中的部分指标有重叠性,因而选取包头市2005~2014 年X1、X2、X4、X6、X7、X8、X9 和X11 八项指标数据进行分析。

采用均方差法(19)分析,以所取指标为随机变量,假设方案集合和指标集合,对已有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即为随机变量数值。之后对已处理数据分步计算随机变量的均方差值和权重系数,得到各项指标的加权向量:

根据所得权重,计算包头市2005~2014年各年份生活质量的综合值(图5)。

近10 年来,包头市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综合值从2005 年的0.3619 增长到2012 年的0.933,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但近两年出现小幅下降,2013 年综合值0.9211,2014 年下降到0.7272。这可能是包头市较高的工业化程度使该市的工业污染加重,造成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影响了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

四、结论与分析

1.结论。基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运用因子分析法综合评价内蒙古自治区12 盟市的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自治区中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的城镇居民生活质量较高,处于全区优越水平,且显著高于全区平均水平;西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和阿拉善盟的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整体较低,但乌海市相对较优;东部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市的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处于全区中等水平,其中兴安盟和乌兰察布市的生活质量低于全区平均水平。

在生活环境方面,东部优于中部,更优于西部地区,突出表现在自然环境方面,其中呼伦贝尔市的环境指标等级最高,这与其所处空间地理位置有关,我国东北包括蒙东三盟市在内的地区森林植被生长良好,生态环境优良。在经济消费方面,中部优于东、西部地区,中部呼包鄂“金三角”是自治区经济发展的重心,此外,东部呼伦贝尔市满洲里拥有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依靠独特的区域优势,承担着我国北方重要的边境贸易。锡林郭勒盟处在东北、华北、西北的交汇地带,草场面积广阔,是国家重要的畜产品基地,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经济增长。在医疗卫生条件方面,西部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由于选取人均指标,在客观反映地区的医疗条件时还需考虑人口数量的影响。

包头市的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在近10 年内整体稳步提升,但近两年出现小幅下降,这可能主要受其工业污染带来的环境恶化和工业产业效益下滑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2.分析。内蒙古自治区东、中、西三部分在生活质量的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原因在于差异巨大的自然条件。而自然禀赋和地理区位又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此外,其他因素如资源分布、产业发展、人口数量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

经济条件决定居民生活质量的物质基础。加快自治区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积极参与东北、华北和西北大区的经济活动,在区域合作中促进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此外,自治区中部呼包鄂小经济圈受京津冀大经济圈的辐射影响,其雄厚的经济条件有利于带动内蒙古首府为核心的“金三角”发展,从而引领内蒙古自治区整体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也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生态环境取决于自然条件和人为活动。在自然条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生态环境建设,加大“绿色”投入,加强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改善城市居民生活条件,逐步提升居民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