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共11篇）
美国智库 篇1
智库指通过多学科专家和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及公共媒体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舆论的公共研究机构,其主旨在于影响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大众。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民主社会项目》[1]的研究,目前世界上有6,603 家智库,遍及世界各地。智库按照隶属关系,可以分为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和大学隶属智库等。
本文聚焦于高校隶属智库人员配置与管理模式的研究,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为个案进行全方位的深入分析。选择胡佛研究所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两点:(1)世界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曾说:“一个顶级智库的三大核心价值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2]智库的质量是智库立足的基础,而智库的质量则由其研究人员的水平和研究成果的质量所决定,所以人员的配置与使用对智库的发展至关重要。(2)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是高校隶属智库的典型代表,具有标杆意义。在2009 年度和2010 年度的世界智库排名中,都是唯一进入前10 名的大学隶属智库,2对胡佛研究所的人员配置模式进行研究可以为我国高校建设一流智库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胡佛研究所成为著名智库的背景分析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是斯坦福大学的校级研究机构之一,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保守主义智库。它由斯坦福大学的校友、美国第31 任总统(任期1929~1933 年)赫伯特·胡佛(HerbertHoover)于1919 年创设,初期以战争资料图书馆的性质存在,1946 年开始延伸到研究领域,以“致力于收集战争期间及改革时期的资料,在研究中寻找出一条通向和平的道路”为核心使命。
胡佛研究所由单纯的图书馆转变为具有广泛影响的智库,既是美国特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产物,也得益于斯坦福大学雄厚的学科支撑和学术声誉的传播。
(一)借助国家政治制度,进入政府视野
美国“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政治制度导致的权力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开放,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良机,国会和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选举渠道的差异,以及政党轮替、竞争政治导致的政党利益差异,也为智库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性。在美国的施政体系中,从竞选纲领、行政决策到内政外交都需要专业化的知识,总统侯选人、国会议员或行政官员势必需要借助“外脑”,智库的存在和发展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胡佛研究所由图书馆成功转变为知名智库,发生在里根总统的竞选和当选阶段。里根是胡佛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团队为其竞选纲领和竞选理念的传播贡献了最大的力量,而里根当政之后,胡佛研究所的多位研究人员在政府的内政、外交序列里担任重要职位。在通过研究人员的华丽转身彰显影响力的同时,胡佛研究所抓住这一时机,大规模地聘用人员致力于美国国内经济政策和国际事务两大领域的研究,成为20 世纪80 年代早期4 个引导美国经济政策向正确方向发展的研究所之一。
胡佛研究所的第二次影响力的提升得益于小布什政府时期。小布什竞选总统时,组建的百人专家团队中多数来自胡佛研究所,其中包括后来任布什政府安全顾问及连任后任国务卿的赖斯、帮助布什处理经济事务的约翰·泰勒等。[3]
(二)融合大学多学科力量,提升研究质量
斯坦福大学将胡佛研究所在学校中的定位概括为“线性加速器中心”,是斯坦福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顶级高校,斯坦福大学的很多学科都在全美和世界排名中位居前列,拥有大批顶尖的师资力量和原始知识创新,这为胡佛研究所的发展奠定了与其他类型智库相比不可多得的良好基础。而胡佛研究所作为智库,其主旨是将大学创造的原始知识更快地转化为政策研究,通过胡佛研究所与政商界之间的旋转机制,为斯坦福大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声誉的扩散提供了契机。正如胡佛研究所主任约翰·雷西亚(John Raisian)对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关系的界定:“胡佛的公共政策取向和斯坦福强大的学术支撑是一种强大的融合,二者之间具有巨大的协同效应与互补性。”[4]
胡佛研究所与斯坦福大学之间除了在研究上的互补之外,还体现在组织架构、人员配置和财务隶属上。胡佛研究所是斯坦福大学下属的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胡佛研究所的主任和斯坦福大学其他学院的院长一样属于斯坦福大学内阁成员1;同时,斯坦福大学校长是胡佛研究所监事会的成员,而且胡佛研究所监事会绝大多数成员都与斯坦福大学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胡佛研究所的所有人员均隶属于斯坦福大学,通过斯坦福大学进行聘任,大多数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是和其他院系联合聘任的,其工资由胡佛研究所和相应学院各自支付,联合任命使研究人员的工资相对较高,这也是胡佛研究所留住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收纳庞大珍稀史料,奠定研究基础
作为大学智库,胡佛研究所除了拥有斯坦福大学一流的社会资源外,最为独特的优势在于拥有属于自己的图书档案馆,拥有庞大的档案收藏,这些档案是在胡佛之外看不到的珍稀史料,也是胡佛研究人员得以做出独特研究的基础。胡佛图书档案馆包括美洲馆、非洲馆、东亚馆、东欧馆、中东馆、俄罗斯馆、西欧馆七大分馆,涵盖20 世纪以来的大量珍贵历史和政治史料。以东亚馆中的中国收藏为例,胡佛研究所拥有蒋介石和蒋经国的个人日记、陈诚(“中华民国前副总统”)早期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行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报纸、海报和传单,同时也藏有一些讲述西方人在中国特殊个人经历的英文藏本,包括尼姆·韦尔斯的个人文件(他是毛泽东密友)以及保罗M·W·百克(孙中山先生的法律顾问)的资料等。这些重要而又多元的档案为胡佛研究所在美国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中承担重要的智库角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胡佛研究所的人员构成及聘任管理模式
胡佛研究所的内部管理模式主要采用监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监事会的成员主要有斯坦福大学校长、斯坦福大学的高层管理人员、捐赠公司或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政府官员和胡佛研究所的著名研究人员等。监事会下设项目开发与研究、行政、财务、资源开发、外联、图书馆管理等委员会。胡佛研究所主任由监事会提名,斯坦福大学校长任命。现任主任为约翰·雷西亚,他于1986年加入胡佛研究所,从1989 年担任主任至今。他的具体职责包括:负责指导和监督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和出版项目,指导研究所的图书馆和档案,并负责规划、协调及管理研究所的筹款活动和年度预算。
胡佛研究所的主体人员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知名学者为主体的常驻研究人员;二是多类型的访问研究人员;三是以项目管理、技术支持、媒体联系、图书档案管理专业人士为主体的辅助人员。胡佛研究所这三类人员的比例基本上为1∶1∶1,按照斯坦福大学的规定,三类人员的聘任与管理模式也各不相同。
(一)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常驻研究人员聘任模式
目前,胡佛研究所有146名常驻研究人员,包括杰出学者1人、高级学者80人、高级研究员4人、研究员61人。这些常驻研究人员是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主力,这些学者基本上都是各个领域拥有很高知名度、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学者。在这些学者中,有105人是美国各类院士和各类奖章的获得者(见下表)。
这些学者的学科背景多样,本文将他们所擅长的百余个研究领域归为11 类,每个人都擅长这11 类中的2~3 个,具体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分布(如图1)。
在常驻研究人员的聘任及管理上,胡佛研究所执行斯坦福大学的统一规定。根据斯坦福大学的规定,1[7]胡佛研究所可以自行任命高级学者、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员。不同类别研究人员的聘任规定不同。
高级学者(Senior Fellows)是斯坦福大学相关政策研究所聘用学者的一种头衔,这类学者可以是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其他院系联合聘用的正式教职人员,也可以是研究所直接聘用的校外人员,这些人员均可以成为斯坦福大学教授会和学术委员会的成员。胡佛研究所根据研究需要和资金能力聘用高级学者,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和学术咨询委员会可对任命提出咨询意见。高级学者完成合同聘期后,需要经过再任命流程,完成合同的续签,即可根据双方情况商定是否继续下一个聘期。斯坦福大学还为高级学者设计了连续聘用合同,签订此类合同的高级学者不需要经过再任命流程,合同续签过程简便。但是,这种连续聘期仍不同于学校的终身教职。
高级研究员(Senior Research Fellows)和研究员(Research Fellows)是胡佛研究所自己任命的学者,属于中心学者(Center Fellows)。他们的职位是胡佛研究所根据特殊的研究需要或学术项目设定,由研究所主任和高级学者商议后任命的。这类学者也可以是联合聘用或直接聘用,但仅是斯坦福大学教授会的成员,而不是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中心学者一般是固定聘期,根据聘期表现、项目需要和资金情况,研究所可以考虑续聘中心学者,但是他们不能签订连续聘用合同,每次合同期满后必须经过正式的考核手续决定是否续签合同。
(二)灵活多样的访问研究员设置模式
胡佛研究所设置了杰出访问学者、访问学者和国家研究员、国家安全事务研究员、媒体研究员等访问项目。不同的访问学者项目也有不同的规定:
杰出访问学者(Distinguished Visiting Fellows)是访问学者中具有荣誉头衔的一类。他们不属于学校的正式教职员工,没有投票权,在受邀时来学校进行访问、讲座和研究。杰出访问学者大多数以提供讲座的形式出现,胡佛研究所14 名杰出访问学者仅有4 位参与任务小组的研究。
一般访问学者(Visiting Fellows)的期限一般为1 年,最多不超过6 年,需要在访问期间离开所在单位参与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任务。
国家研究员访问项目的目的是为了让优秀的学者把精力投入到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中。通常,候选人由胡佛研究所的高级学者提名,他们(候选人)需要拥有博士学位(或相当的学位),并有论文发表的记录,在经济、教育、国际关系、法律、当代历史、政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有实证研究的候选人优先,每年大约有20名左右的国家研究员参与胡佛研究所的研究。
国家安全事务研究员访问项目是专门为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人员开展的项目,研究人员由军方和各政府部门推荐,进行专门的独立研究,该项目自从1969 年成立以来,共有130 多人参加。
媒体研究员项目允许平面媒体和广播媒体人员短期在胡佛研究所访问,媒体研究员可以通过研讨会和非正式会议与胡佛研究所的学者交流信息和观点,可以运用胡佛研究所提供的一切研究工具。每年有50~100 名左右的专业媒体人员到胡佛研究所做媒体研究员。
(三)专业化的辅助人员聘任模式
胡佛研究所目前共有100 多位辅助人员,包括行政管理、数据支持、媒体沟通、档案图书管理等。胡佛研究所辅助人员的聘任由研究所直接负责,通过各种媒体招聘的形式进行。胡佛研究所对辅助人员的专业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本文以胡佛研究所数据经理的素养要求为例进行介绍。
数据经理是胡佛研究所用捐赠资金支付的一年期合同工作人员,有续约的可能。数据经理向研究经理汇报工作,负责研究活动中的数据采集、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环节。数据经理80%的职责是数据管理,包括维护纵向数据库、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以保证准确的数据收集和处理、保持系统的库存数据和数据集的详细文档及数据管理程序、培训和监督实习生的数据收集和输入任务;20%的职责是研究分析,包括跟踪现有研究的热点、收集和整理能够支持研究问题的数据。应聘数据经理必须愿意通过联邦政府的审查过程,以便于使用限制性数据;必须精通MS Access、STATA、电子表格和大型数据集,拥有数据管理和组织知识,能够实施质量控制措施;拥有独立工作和领导团队的能力;拥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2~3 年的工作经历;拥有硕士学位。
三、胡佛研究所的人员组织方式
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主要采用工作小组和个人研究两种方式展开研究工作,胡佛研究所近年来主要鼓励研究人员以工作小组的形式进行相关研究,本文主要对这种模式进行相关分析。
工作小组是针对特定的研究和传播目标,召集学者自愿组成,一般由1 名胡佛研究所的高级学者领导。通过工作小组,胡佛研究所将研究所内常驻研究人员和外部聘用的专家结合起来,形成专门研究某一问题(或项目)的学术团队。目前,参加工作小组的有100 名左右的学者,其中一半是胡佛研究所的学者,一半是所外专家。这种形式将专家组织起来可以共同研究一些确定和综合的题目,共同达到研究计划和日程安排。
胡佛研究所的工作小组多为常设性项目小组,通常以5 年为一个研究周期。胡佛研究所会对每个工作小组5 年周期内的成效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继续资助,少部分工作小组会随着资助的减少或研究成果不够突出而逐渐予以取消。
胡佛研究所的第一个工作小组始于1999 年的K-12 教育工作小组,初步拟定的研究期限为5年。该工作小组的目标是识别和评判美国教育的现状,并提出一些能增加儿童受教育机会的对策。因为这次任务很成功,这个工作小组又增加了5年工作时间,它的组织运行方式也为胡佛研究所其他工作小组的成立奠定了基础。2008 年至今,胡佛研究所已经设有8 个工作小组,包括经济政策工作小组、能源政策工作小组、医疗政策工作小组、伊斯兰和国际秩序工作小组、K-12 教育工作小组、国家安全和法律工作小组、财产权、自由和繁荣工作小组、自由社会价值工作小组。
不同小组根据研究内容与性质的不同,人员的配置也会不同,如经济政策工作小组的研究人员多为来自大学的知名学者,而国家安全与法律工作小组的研究人员则主要是来自于军方人员、律师和驻外使馆能够进行政策研究的官员等。
下面以经济政策工作小组为例,对工作小组的人员构成背景进行分析。
经济政策工作小组对当下的财务状况和政治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国内和国际的货币、财政和监管政策,其目标要求提高国家和全球繁荣的深度及广度,该小组要提供市场和政府层面的行动方案。经济政策工作小组有12 名学者组成,其中5 名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学者,1 名是胡佛研究所监事会成员。学者现在或曾经在学界、政界、商界等多个领域工作或兼职(见图2)。学者的学术背景主要集中在经济、法律、政治、政策、国家安全、管理等领域(见图3)。
四、结论与启示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作为智库取得的成功,一方面源于美国整体的政治体制背景,特别是决策体系对智库这一组织角色的重视和依赖,另一方面与斯坦福大学深厚的学科背景对胡佛研究所的支撑,以及胡佛研究所对高级研究人员和研究质量的把控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两国的政治决策体制的不同,我国大学建立智库在大环境上与胡佛研究所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胡佛研究所在与斯坦福大学之间的互动及其在人员的任用上,对我们则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强势研究领域与斯坦福大学优势学科互为倚重。胡佛研究所凭借其在国内经济政策、国际事务、环境研究领域的研究而著称,在2011 年度全球智库分领域排名中,胡佛研究所这几个领域的排名都进入了前列;而这些学科恰是斯坦福大学的优势学科,在美国最为权威的US NEWS大学排名2012年度分专业排名中,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排名第5,环境研究排名第1。正是背靠斯坦福大学强大的学科优势,胡佛研究所的政策研究才有了深厚的根基,而胡佛研究所的政策研究又将斯坦福大学的基础研究成果进一步地外显推广。
2.坚守研究特色,重视长期积累。胡佛研究所的成功还得益于其对研究领域的长期积累和对研究特色的坚守。国内经济政策、国内K-12教育和以中东、俄罗斯和中国为主的国际事务研究一直是胡佛研究所常设的研究主题。其保守主义色彩一直是被包括斯坦福大学部分师生在内所诟病的,但胡佛研究所一直坚守这一特色,从而也凭借这一特色得以重用和发展。
3.吸纳聚集知名学者、政商界人士,形成研究所与校内其他院系之间的“内部旋转门”。在胡佛研究所常驻的100多位研究人员中,80%以上为高级研究人员,有105人次是美国各类院士和各类奖章的获得者。这些研究人员中又有80%以上由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其他院系联合聘任,由胡佛研究所和其他院系分别支付相应的聘任费用,使这些研究人员可以在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其他院系之间相互转换。
4.改革研究组织模式,常设工作小组,吸引集聚所内外专家。胡佛研究所的研究组织模式在传统的个人研究、优先主题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工作小组的研究组织模式,对研究所长期关心的领域设立工作小组。通过工作小组,研究所聚集了相关领域内外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共同研究,所内外专家的比例接近一比一,大大增强了研究所的实际研究能力。
5.支持大学人才培养,有效融入大学。胡佛研究所虽然没有直接的研究生培养项目,但其高级研究人员中80%以上在斯坦福大学的其他院系担任不同职称的教师,给不同院系的学生讲授课程,指导研究生。同时,胡佛研究所的每一个研究项目都设有研究实习生的职位,特别是在辅助人员系列中特设实习生项目,招纳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担任实习生,为项目研究提供最为基础的研究资料和数据。另外,胡佛研究所还通过开发一系列类似于公开课的讲解研究内容和成果的课件向校内和社会公开。通过这些途径,胡佛研究所成功地将研究项目的成果和大学的人才培养融在一起,从而为大学的人才培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美国智库 篇2
王斯敏《光明日报》（2014年07月29日01版）
高校积极发挥智库作用，以研究成果正确引导舆论。图为由福建师范大学等单位主办的“钓鱼岛的历史与主权”展览。资料照片
在全球6826家智库中，中国拥有426家，排名世界第二。《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吹响高校智库建设集结号。
本报北京7月28日电（记者王斯敏）7月18日，在山西大学举行的“全国高校社科科研管理研究会2014工作会议”上，“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成为与会代表热议焦点。依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部署，我国智库建设进入井喷期。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2014年初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显示，在全球6826家智库中，中国拥有426家，排名世界第二。
“智库时代”正在中国开启，高校一马当先。2011年，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启动实施。2014年新春伊始，教育部出台《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迈开了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综合改革、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新步伐。
高校发挥智库作用的排头兵，是分布在70余所高校的15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在此基础上，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的总体要求，2013年以来，全国高校挂牌成立了40多个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中心，高校与实务部门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科研的“问题导向”更加鲜明。
一个个立足高校的“思想库”“智囊团”，正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要求，积极为国家发展贡献智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为推动新农村建设、电信业市场改革、医疗改革等建言献策，“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次决策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先后参加了我国三大诉讼法等20多部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并围绕法治中国的各类热点、难点问题寻找对策；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为农民工养老保险权益保护、中国企业年金制度建设等提供对策建议，助推了一批政策的修改与出台„„
据教育部社科司统计，近3年来，我国高校社科界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2.4万份，其中1.3万份被采纳，承担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项目5.6万多项。
成果背后，是体制机制的支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在凝聚高端智库人才、建设中外高校智库交流平台、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改进科研评价机制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划。与之相应，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体系立项导向也对瞄准国家急需的应用型项目及咨询报告予以倾斜。
“当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水平的意见》。我们将以更大努力打造一批国家级智库，逐步形成以学者为核心、以机构为平台、以项目为抓手的高校智库发展格局。”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张东刚介绍。
（《“象牙塔”走出“智囊团”——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建设国家智库》见4版）“象牙塔”走出“智囊团”——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建设国家智库
“象牙塔”走出“智囊团”
——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建设国家智库
王斯敏 《 光明日报 》（2014年07月29日
04 版）
对中国高教界而言，这个夏天，热的不只是天气。
一个千呼万唤的“智库时代”，在中国面前轰然开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部署，到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和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启动，再到《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发布，一项项政策急管繁弦。随之激荡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学人的家国情怀。
以全国151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主阵地，众多学者正奔走在“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打造国家级智库的路上。为民族振兴建言献策，为社会文明传承创新，为国家富强运筹韬略、怀珠抱玉的他们，从未袖手于国家发展的隆隆足音之外。
“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次决策讨论”
4月暮春，山朗水润。地处北京大学朗润园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迎来二十周岁之喜。
从蹒跚学步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再到大幅扩容的科研教学综合体，由林毅夫等“经济学六君子”联手打造的这块科研高地，已经成为中国高校国家级智库的典型代表。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国家”“发展”，盛载着林毅夫和众学者“书生报国”的热望与行动。
“建立一个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的咨询机构，这是林老师回国之初就有的梦想。可以说，在他们那代人的带领下，国发院这二十年来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次决策讨论。”现任院长姚洋告诉记者。
从林毅夫持续建言推动新农村建设开展、周其仁力主电信业市场改革成为现实，到今天学者李玲参与医疗改革首次提出“顶层设计”概念，姚洋领衔撰写的咨政报告《未来十年的中国》备受中央重视，国发院的很多建议直接影响着政府决策，他们的视线已超越经济学一门学术，瞄准了“国富民强”的终极目标。
在84岁高龄的著名法学家陈光中心里，也深藏着一个“国富民强”的法治中国梦。
刑事诉讼法是陈光中着力最多的领域。在1996年、2012年我国刑诉法的两次修改工作中，他带领团队积极投身、广泛调研，拿出了极具分量的修改方案。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吸收了他们65%的建议。
“不能满足于做关门苦读的‘书斋学者’，要以利国利民为自我要求。”陈光中说。这是他毕生科研的真实写照，也是他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的精神传统。从1999年成立至今，研究院的学者们先后参加了三大诉讼法等20多部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并围绕法治中国的各类热点难点问题寻找对策。今天，他们服务社会的心愿有了更大的平台——2013年初，由中国政法大学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及30余个司法机关、行业组织、国际创新力量组建的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正式运转，使高校与实务部门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科研的“问题导向”更加鲜明。
国力民生的点滴提升背后，总有高校社科学人的默默支撑——
2013年末，“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新政落地。在延续数年的调查研究中，取消二胎生育间隔限制，改革再婚、未婚生育政策„„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成员们的心血变成现实，一步步推动着中国人口政策走向健全； 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晴雨表。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心神系之。他们为农民工养老保险权益保护、中国企业年金制度建设等提供对策建议，助推了一批政策的修改与出台；
南海问题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如何回击个别国家的挑衅，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周边和平发展环境？由南京大学牵头成立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启动南海数据库建设、证据链搜集整理、话语权建设、综合情势推演和高端人才培养五大工程，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依据„„
教育部社科司提供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我国高校社科界共承担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项目5.6万多项，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2.4万份，其中，得到采纳的1.3万份，“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逐渐凸显。
“高校具有建设高水平智库的天然优势：人力资源集中，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学科门类齐全，能够迅速整合开展跨学科研究；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对外学术交流广泛深入，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网络。”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张东刚一一盘点。
“愿意用自己的学术专长为发展‘治病’”
北京飞往上海的航班上，一位清癯老人就着舷窗外的微光摊开资料，陷入沉思。
他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原所长、71岁的朱威烈教授。今年适逢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十周年，朱威烈和学者们几乎是夜以继日地调研分析、撰写报告，还要参加会议、接受访谈，引导公众形成正确认知。
不久前，他因翻译推介阿拉伯文化而获得了“阿卜杜拉国王世界翻译奖”，这令他颇为感慨：“我们做资政研究，很多‘成果’无法具名，更没有奖励可言。但能把自己的兴趣和国家需要结合起来，就是幸福的。”
和朱威烈一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也体会着这种幸福。令他感动的是青年学者们的担当精神：“他们牺牲发论文的时间来做调研、写报告，把国家需求放在第一位，难能可贵。”
人口问题治理，其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可以想见。为准确把握农村生育状况，多年来，研究团队联合全国20所高校，培训了数千名农村学生联合调研，足迹遍布2100个村庄、10多万户家庭；为论证社会抚养费存废问题，在2003年“非典”最严重的日子里，他们和国家相关部委负责人围坐在户外空地上开会商议。其后，学者们用两年多时间深入各省农村调研，形成了高水准的系列研究报告。
很多新问题、新领域，正是在调研中闯入了学者们的视野，进而影响决策。
2002年，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段成荣教授在北京丰台开展流动儿童调研。有位旁观妇女一脸羡慕地插话：“真好，我的娃儿还待在老家，你们能不能也关心一下？”段成荣被触动了。很快，他带领团队展开调查，并于2003年提出“留守儿童”概念。四年后，他向教育部提交了相关建议，当年9月，国家教育统计指标体系中便增设了有关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统计指标。
要成为国之智囊，“接地气”的实践必不可少，学术水平的自我提升也不容放松。
“关键在于跨学科。做对策性研究，只‘专而精’不行，还得‘多而通’。”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沈固朝深有感触。本是信息情报学专家的他，自从1991年开始南海问题研究后，一脚踏进了新天地。“南海资料涉及各种文字，你还要研究法律、海洋学、测绘等相关学科，要查阅海量资料。我到今天还在不断学习。” 在姚洋看来，“智库不能只做政策阐释，更要走在政策前面”，“这就要求我们有底气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甚至领跑。”
有底气，也要有勇气。令姚洋感佩的是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2001年初挺身揭露股市“老鼠仓”、维护股市健康秩序的义举。这也是林毅夫、周其仁等学者共有的风骨——“他们愿意用自己的学术专长为发展‘治病’。在他们心里，没有什么比改造世界、推动发展更重要。”
制度建设为高校新型智库发展护航
一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成了沈固朝的案头必备。他还记得几个月前这份计划出台所带来的喜悦：“它既明确了智库建设的思路和举措，也回应了探索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给我们吃了‘定心丸’。”
最大的“定心丸”，莫过于对评价机制改革的明确阐述——“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科研评价的核心标准，完善以贡献和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评估办法，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在沈固朝看来，这意味着困扰高校已久的“评价标准重基础轻应用”问题有望获得实质性突破。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邓大松对《推进计划》中“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打造高端发布平台”的做法深以为然。令他振奋的，还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体系立项导向的转变。近年每次立项前，他都会收到教育部发给专家们的征求意见函，在备选题目中，“纯粹的基础研究相对少了，应用性、针对性、跨学科的研究题目多起来了，都是瞄准国家急需。”教育部还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增加了应用研究招标课题的比例，专设发展报告项目；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专设研究咨询报告类别。
从1999年着手建设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到今天集中力量打造2011协同创新中心，我国高校建设新型智库的两个重要抓手已初步形成。当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水平的意见》，一场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改革就在眼前。
在利好政策鼓舞下，各高校自己的智库建设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2012年，武汉大学提交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与咨询报告371篇，其中298篇被采纳，总数居全国高校第一。2013年，他们关于“长江经济带”“质量网络监测平台”等的科研成果屡获上级部门好评。这背后，是武汉大学“顶天立地”的社科发展理念。
“‘顶天’，就是要积极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引领未来；‘立地’，就是要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推动当地科学发展。这不仅是大学的职责所在，也是哲学社会科学扎根实践、深化发展的自身要求。”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郁廷介绍。
形成一整套智库建设的标准体系，这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工作重点之一。“我们要求智库建设抓好‘五实’：贴实情、发实问、务实理、出实招、求实效，为党和国家提供切实有效的咨询建议。”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说。
浙江大学构建“研究中心—平台—研究院”三位一体的智库网络，实施个人与组织两个层面相结合的激励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加强智库人才引进工作，探索“旋转门”机制；清华大学积极推进与国际知名智库的合作，“把智库建设到海外”„„
被“收买”的美国智库 篇3
这些智库，是否已被“收买”，沦为捐助者的发声筒？
独立客观之外的“伪高尚”
它们遍布美国大陆，有1828家之众；
它们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智囊团”，网罗精英无数；
它们被称为美国的“第四部门”，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
它们动辄收取上百万美元的费用，为国家出谋划策；
……
它们标榜自己独立、客观和公正，能够跳出利益藩篱，但这些“原则”和“宗旨”，也在不断遭受质疑。
美国一些著名智库早已具备广泛影响力，从国家安全、经济分析、社会福利到资源与环境政策，从美国如何持续繁荣到如何与其他各国发展关系，这些智库常常充当着国家和决策者们的“外脑”。
它们之所以能够辅助决策，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能够跳出利益藩篱，独立思考，客观分析。如果把国家比作山，那么智库就是山外的旁观者，它们可以通览、俯视或环顾，但不会“身在此山中”。
独立客观，应是智库最主要的特点。事实上，美国主要智库也都在各自的“宗旨”一栏中如此郑重声明。
然而，近年来，有些智库在实际运作中，并非如其标榜的那样高尚，有时候，它们甚至“拿谁的钱，为谁说话”。
另一些声音则说：“智库给人的感觉应是学术中立和客观公正，但它们正在这一点上做出让步。”“智库的捐助方正越来越多地决定着他们资助的研究项目，他们正在成为研究的干涉者。”
顶级智库推动大麻合法化
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马萨诸塞大街1775号的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之一。作为非营利组织，它自称以“质量、独立、影响”为原则和宗旨。
学会采用企业化管理模式，设有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大多为知名企业家、学者等。学会由总裁负责，总裁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首席执行官。总裁以下，设有学术研究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整个学会围绕研究运转，行政部门为研究服务，因研究而存在。
研究的质量是学会的生命线。学会影响政府政策，也主要是通过研究报告、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举行各种研讨会、培训政府官员等来实现的。
近年来，布鲁金斯学会在美国和世界智库排行榜上一直高居榜首，但这样一个顶级研究机构，同时也饱受质疑。
《华盛顿邮报》2014年10月发表文章说，过去10年中，一种新型商业模式盛行于布鲁金斯学会——重视扩张和筹款——学者们寻找捐助者，帮助捐助者在学会的研究日程上发声。
彼得·路易斯生前是一名保险业亿万富翁，去世前的数年中一直寻求大麻在美国合法化。他在一些州取得了进展，包括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不过，奥巴马的政府和一些国会高级官员不支持路易斯的这项“事业”。为了改变华盛顿的看法，路易斯于2012年11月找到了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
“如果你在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机构办事，你的声音会被人听到。”路易斯的顾问格拉汉姆·博伊德说，“你只要参加那些见面会，很可能在一次晚餐或一个会议上与大人物说上话。”
博伊德代表路易斯与布鲁金斯学会见面后，学会涌现出了一批支持大麻合法化的研究活动，包括至少20场有知名学者参加的研讨会、相关论文和报刊专栏文章。据学会成员透露，路易斯2013年去世前，共向学会捐款50万美元。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说，令人难以置信，支持大麻合法化竟然成为顶级智库的研究课题。
学术被利益绑架
《华盛顿邮报》说，以前，布鲁金斯学会的大部分捐款来自各大基金会或个体慈善家，后来，随着各大基金会开始更加严格地限制捐款，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的问题也来了——捐款不足，学会日常运转所需的经费出现断流。
2002年，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任了学会主席。履职后，他采取积极扩张和大力筹款等措施，学会的资金流不仅回升，且逐年增长。
学会近年来的年度报告显示，其财政收入已从2003年的3200万美元激增至2013年的1亿美元。即使在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其他智库入不敷出的关头，布鲁金斯学会的收入仍蒸蒸日上。
《华盛顿邮报》分析年度报告后发现，布鲁金斯学会变得越来越依靠公司、富豪、外国政府或公司。公司捐款占了学会2013年捐款总额的25%，而2003年只占7%。外国政府或公司的捐款份额则从2003年的6%增加到了2013年的22%。
该报说，以前，这些捐款不附带任何条件，现在，越来越多的捐助者“提出了他们的期望”。
2014年9月，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研讨会上，几名能源领域的专家学者大肆宣扬美国应该解除石油出口禁令，他们的观点与整天在美国政府帮石油企业游说的人不谋而合。《华盛顿邮报》说，显而易见，这些石油企业对布鲁金斯学会的捐款在不断增加。根据学会的年度报告，包括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在内的石油公司，自2011年起至少向学会捐款210万美元。另外，学会中从事能源安全研究的专家学者，之前都曾在石油公司工作过，有的学者甚至目前还开办着为石油公司服务的咨询公司。
《华盛顿邮报》还披露，布鲁金斯学会2012年至2013年的研究报告建议美国允许更多的外国高级技术雇工获得美国签证。这“恰巧”吻合高科技公司的观点。近年来，微软等美国高科技公司对布鲁金斯学会的捐款与日俱增。仅在2013年，微软就向布鲁金斯学会捐赠了总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现金和软件。
研究美国智库的知名专家詹姆斯·麦克盖恩说：“智库的捐助方正越来越多地决定着他们资助的研究项目，他们正在成为研究的干涉者，具有高度影响力。”
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汤姆·拉夫莱斯吐槽：“新的筹款措施使得捐款者和有钱的利益集团有权力决定研究的范围，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研究课题，这么干将会降低公众对我们工作的信任度。”
美国智库排名top5
被利益绑架的美国智库不止布鲁金斯学会。
同为世界著名智库的兰德公司在财政上得到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各种基金会和私人慈善事业的资助，它名义上是非营利的民间独立研究机构，实际上也代表美国军方和财团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政治观点，因此，一直被指为“军方和财团的代言人”。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虽然同样标榜自身独立于政府、营利机构和利益集团之外，不代表任何政府部门、行业或是社会集团的利益，但这种独立性最后仍然被证明是相对的。只要仔细看一下它的捐助名单，就不难发现其意识形态和倾向。
综合以往的年度报告可以发现，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顶门石正是美国的保守主义势力。中心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捐助资金，以福特和洛克菲勒为首的40多个财团，是它主要的和稳定的资金来源。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詹姆斯·G.麦甘领衔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是当下国际上最权威的智库研究。根据其发布的《2014年全球智库排行榜》，目前全球智库总数达6826家，其中美国以1828家智库名列第一。
美国国内排名前五的智库如下：
1. 布鲁金斯学会，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智库，注重教育和科研，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相比其他智库学术性更强。
2.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世界排名第三，促进美国参与国际事务。
3.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世界排名第四，评估美国政策风险，研究国际组织、国际安全与稳定等，是具有保守色彩的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4. 兰德公司，以研究军事尖端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著称，后逐渐发展成为研究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
5. 外交学会，致力于研究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智库 篇4
研究一个问题,往往要综合考虑机遇、成本和风险。现在,需求就是最大的机遇,中国智库发展进入了春天,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建设高水平、合格、一流的智库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大家有了一个共识:拥有一个好的智库,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智库的春天来了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荣华
但是什么是智库?什么是一流、高水平的智库?这是需要科学制定、深入研究的问题。在中国,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还需要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参考人类文明建设方面的成功案例。智库是一个具有专门标志、专业标志要求的公共机构。一个合格的智库,从功能上来说,它必须能给决策层提供功能建议,它必须对社会大众的教育起到罗盘或者是指南针的作用。还有就是汇聚人才,它是学术殿堂,包括有多学科的人才。从社会关系来说,智库应该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相对稳定的机构决策咨询部门。从社会责任来看,智库承担着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和社会道德。智库是社会的良知和理性。人有人格,国有国格,库也有库格。这是关于重大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关系到民生、社会和谐,等等。
中国智库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应该有中国的特点。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阶段不同,所以各地的智库也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智库要发展,它的瓶颈、障碍、制约在哪里?个人认为,一是定位还不够明确,体制、机制的灵活性还比较差,同时面临着资金来源不足和人才的缺乏。智库最重要的是人,要靠人去研究;要有领军人才,有团队。
伴随着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首先要继续明确智库的功能定位。我们认为,一是应当以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决策咨询方案。我们是一个学术殿堂,但是不能做纯学术研究。我们是要提出方案,尤其是决策执行方案,但是主要不是做短、平、快的研究。
智库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途径。智库要善于从第三方的角度相对独立地、客观地思考问题,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和建议。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需要智力,需要决策咨询,需要专家们的作用。这也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智库是国家、地区同行之间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一个平台。国家软实力的创新来源,政策方案高端人才的储备,都离不开智库。
最后,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智库不能做成“纸库”,否则是没人看、没人用的;不能提出一个方案不痛不痒。同时,智库也不能成为“迟库”,什么事情都是“马后炮”,缺少预见性。现在的社会,包括决策部门需要的是预见性,就是对趋势、走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智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权衡
对中国发展来说,现在恐怕是最需要智库、最需要智库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经过六十年发展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现在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发展难题。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关系,地区发展,城乡关系,政府和市场、企业的角色定位以及体制建设方面的问题,都需要智库作出回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智库发挥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咨询中发挥作用,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趋势。
“智库”,是最近这几年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在国外,实质上很早就在关心、关注智库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对中国来讲,智库受到重视,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重大的难题和发展的瓶颈,其重要性才日益凸显的。
上海社科院是地方社会科学院,在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研究机构。上海社科院在比较早的时候实质上是学术性的研究单位,是专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研究单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社科院这样的机构也面临着功能转变,到底怎样发挥作用,怎样定位,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如何更好发挥地方社科院这一特殊研究机构的作用,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实际上,上海社科院与高校,与政府研究部门,与其他的社会研究机构有很多不同。上海社科院由此率先提出把这样一种研究机构转型成为智库,成为党和政府的一个思想库、智囊团。
过去几年中,我们围绕这样的目标做了很多智库方面的研究工作。比如,在一些重大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包括“十一五”发展规划、上海发展战略、“四个中心”建设、长三角、以及综合配套改革、国家发展战略、国际关系等一些重大的国际经济、社会热点问题方面,我们都充分发挥了专家、学者的作用。
建立全球定位的智库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麦甘协会主席詹姆斯·麦甘
智库发展中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实际上全世界的智库,都面对着这些同样根本的问题。我们如何组织智库,怎么知道智库对政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怎么衡量这些影响,这些问题都是相同的。我们要去分享信息,共同应对这些问题,来改善我们的竞争力。
近年来,智库的工作重心改变了,政策决策者也改变了。智库和政策决策者都需要改善他们的工作。现在智库面临的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不仅仅是涉及的国家很多。在上个世纪的中期,总共只有45个国家,现在有193个,接下来可能会有200多个国家。另外,非政府的参与者、企业,还有民间组织,以及我描述为非常有能力的个人,比如说比尔·盖茨,他们对世界政治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要去分析、跟踪所有这些个体的发展。国家、政府、学界不再能垄断信息了。这意味着还有其他人,能够去挑战国家包括专业机构的地位。他们也可以建立垄断地位,而且能够影响到他们国家的公众。我觉得这是智库必须意识到的非常重要的发展。全球化使贸易、金融、技术、信息在全球相互交叉,而且使地球变得更小、更分散。信息不仅仅越来越分散,还越来越多,对于智库来说,这也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要去分析哪些信息可靠,哪些不可靠,哪些信息是最好的、质量是最高的。
世界上最好的智库,要知道最好的信息来源在哪里,如何分析高质量的信息,使信息能体现它们的价值。不仅要为正确的人群提供正确的信息,而且要以正确的方式让政策制定人员更好地消化和理解。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政策分析者只能花半个小时来看资料,他们要迅速知道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而且哪些信息是可靠的。智库有责任承担这个任务。
另外一个变化是智库所发挥的作用。历史数据显示,世界上的主要智库建立的时间,都有重要的相关性。那就是,国内和国外危机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智库。
第一阶段从1920年到1980年,我称之为智库的革命性时期。当时有一些广泛的趋势,美国国内、国际都建立了很多智库,在整个北美、欧洲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智库的建立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冷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内和国际的智库,他们关注的都是国家利益。
第二个阶段从1980年到1995年,智库数量出现非常大的增长。当时人们关注如何界定智库,讨论的核心是,是不是使用“智库”这个名称。人们把类似机构叫做“智库”,我们就不这样翻译,词汇表里没有这样一个词。但是现在,智库已经成为一个被大家广泛接受的词汇了,这表明了全球化的影响。
现在最新的阶段,是出现了全球智库的发展,智库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中国也是这样。在未来,应该开始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全球定位的智库。
我预期未来智库发展最快的是在中国或者是印度。现在有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我觉得对于智库来说,必须去识别这些趋势,并且尽早地去识别,然后提供预期。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我所说的政策的海啸,它们会突然出现,而且影响会非常大。经济危机是非常重要的例子。而且它们会发生得更加频繁,破坏力会更大,这使智库的存在更有必要。我们需要更多深入的观点,因为我们现在还并不非常了解这些灾难性的事件。全球化的发展使它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有了智库之后,政策决策者的压力就减轻了。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压力,也是智库面临的最大一个压力,就是如何知道未来发生什么,然后告诉公众。整个国家的智者,现在不能够给别人这些信息,尤其是自己还不能确定时就说出来,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想象的后果。
智库竞争力的内涵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李安方
智库的竞争力,.更多是借鉴经济学的概念,包括企业竞争、国家竞争、产业竞争,等等。我们认为,竞争概念对中国智库有特殊的意义。竞争力的演变基础,一是资源论,一个智库如果具有竞争力,必须要有独特的资源,包括经济投入、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你要具有这些强大资源,才是有竞争力的。
二是系统论。智库对整个社会系统发挥影响、发挥作用的途径,从系统角度来看,更多体现于智库依托于整个外部的系统,国家之间、系统之间的比较。中国智库,依托于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我们知道,智库发挥作用,与一国的政治体制是相关的,权力越分散的政治体系,智库发挥作用的空间越大。这是基于系统观竞争力的认识。
三是组织观。智库是社会组织机构,这种组织机构要跟整个社会网络发生关联。一个智库要有影响力和竞争力,它要同其他的社会机构,包括媒体、社会公众以及大学这样的社会网络相联系,联系越密切,竞争力越强。这跟影响力是有关联的。在网络里,对外在网络的掌控力怎么样,体现智库的竞争力水平。
基于此,我们对智库的竞争力内涵作了界定。一个智库的竞争力至少有三层次的内涵。
一、智库要有竞争力,必须要有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分三个方面:1、新概念、新观点的提出。一些新概念的导入,往往是智库最先提出来,慢慢发展成社会发展和整个政策制定的先导,包括中国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和平发展,这种概念的雏形往往都是学者的理念。国际上“软实力”的概念,就是来自于智库。通过智库的引领,使社会媒体、社会大众形成一种共识,能够知道未来发展的方向,这是智库创新的一个体现。2、发现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是发现问题。智库作为介于政府、大众和学者之间的一个结构,它具有比较有利的地位。3、解决问题。智库提供最直接的方案,能在解决问题的思路方面提供一些独特的观点。
二、智库的影响力。智库重要的作用是发挥政策的影响。实际上它还可以通过另外的渠道,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影响,以及对所属机构的影响来发挥作用。智库影响分三个层次:1、对社会掌控者、决策者的影响。这是对核心成分有影响,影响到政策、决策的目标导向、方案设定、方案筛选以及政策引导和评价。2、对社会精英层的影响。比如提出一些新的理论体系。3、对社会公众的影响。一是通过新闻媒体引导社会舆论,一是直接面对公众,把握公众思潮,从而形成对社会主流发展意识的引导。
三、智库国际化程度。三十年改革开放,一直在推动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实际上,智库国际化也是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方面。它有三个层面:1、中国智库的国际化。2、智库研究活动的国际化。我们要参加国际交流合作,包括请国际知名专家来国内智库做交流。3、国际话语权。既然参与了国际学术交流,那么在国际智库课题设定中,怎么掌控话题,怎么形成话题的主导权,从而能对国际规则产生影响,这是智库竞争力的又一种体现。
对于智库竞争力进行全球排名有一定难度,因为各国智库千差万别,各个领域智库发挥的作用不一样,怎么评测很难界定。有理论的难点,也有现实的难点。理论的难点是智库一些新的思想很难追根溯源,一个新的思想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很难界定。另外,政策形成结果需要漫长的过程,观点不断融合才能形成最后的政策,很难说智库在这过程中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还有,竞争力到底是指综合竞争力还是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往往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而智库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智库没有规模很难做强,但是有大的规模也不一定能做强。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之间怎么平衡,是我们面临的困惑。
智库的角色衡量
富兰克林与埃莉诺·罗斯福协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安德鲁·里奇
在美国,对智库所扮演的角色很早就有了研究,同时我们也拿出了一些智库影响力的评估体系。我觉得,有几种方式可以衡量智库的角色。
首先,智库本质上是要进行政策研究分析的,研究分析对于政策辩论和公共政策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要看合适的角色怎样为目的服务。我们把研究看得非常重要,它有一种预警的功能。我觉得智库在发挥作用时,要预先来研究问题,在公众和决策者还没注意到问题之前,就开始注意。
其次,智库可以提供指南,也就是说,某些人已经指出了问题,我们怎么来解决,我们到底拿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这里,我们需要提供指南,可以让人从第三方角度更好地理解问题,让人们能够了解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了解问题的周围环境。
在美国,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智库,以及最近仍在扩展的智库。它们有时也并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设定自己的角色的。它们当然有它们的目标,但是有时不可能完全按照设想的那样做到,它们还要考虑到受众,考虑到工作的对象。比如在从事的几项工作中,作为预警所服务的对象,和提供指南的受众对象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必须设想好受众,才能更好地定位。
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都看到,智库要发挥它们的影响力,一定要考虑到的关键就是智库里的人所从事的工作。这里的工作,不仅仅包括研究和分析,还包括推广。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衡量了很多智库,不仅仅是大学的智库,还有其他的智库,看它们生产力的高低。智库生产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后的推广。怎样影响实际的决策和工作,怎样传达给社会和大众,是很重要的。
美国智库 篇5
十几年前，随着美剧《白宫前街（K Street）》在中国国内一部分学者精英群体中的流行，那条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与白宫之间，由西向东、横贯城市北部名叫“K街（K Street）”的街道被赋予了全新意义，那里成为包括智库、律所、咨询公司等在内，围绕政策进行研究、分析、宣传、游说等业务的机构的代称。
而随着美国政治大剧《纸牌屋》连续几年的热播，人们对剧中游说集团对于政治事务、政治人物的施加影响不仅印象深刻，同样也对“说客”们在政府与机构之间游刃有余表示惊叹。
与“K街”作为“游说街”齐名，斜贯华盛顿西北和东南的马萨诸塞大街（Massachusettes Ave）是名符其实的“智库街”。众多著名的智库坐落在这条街上，如布鲁金斯、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皮特森经济中心、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美国进步中心、遗产基金会，等等。
以上两条街道的存在，不仅是美国政治生态的一大特色，而且还持续影响着全球格局的变化。
不可否认，智库作为美国的一种社会力量，在美国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探求和产生新的政策思想，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政策或法规、为政府提供政策方案、提供和储备高端人才、教育社会和公众等重要社会功能。
与时俱进的美国智库
自伍德罗·威尔逊于1913年成为美国总统并开辟了向智库咨询的传统以来，之后几乎历届总统都要借助智库的创新思想来打造美国未来的蓝图。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演变，美国智库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国家方方面面发挥了巨大舆论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正是通过美国智库所承担的具体角色和功能體现出来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在其新书《智力资本》中就对美国智库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上世纪初至四十年代，也就是在美国智库诞生阶段，它们大多是由富豪或慈善家等私人力量创立，拥有稳定的资金支持。作为目前世界顶级智库的布鲁金斯学会就于那个时代创立。这一时期建立的智库，其目标并不是直接影响政治决策，而是帮助公众理解政策，并为政府决策提供政策建议。
据了解，为了确保作为一个独立政策研究机构的地位，例如1921年成立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就坚持不与任何政府签订研究合同。此外，为了确保政策专家的知识自主性，布鲁金斯学会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禁止董事会任何成员干预学会的研究项目，并把提供公正的政策专家意见作为学会的最高优先权。
这种智库诞生时期的理想主义为美国智库之后的发展、演变确定了一定的规则与底线。所以无论是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还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至今仍是美国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智库。
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面对日益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美国继续迫切需要政府制定出高质量且具有一定战略前瞻性的政策，这显然是依靠少数政治领导人难以实现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开展研究的智库迅速得到发展。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
接下来，面对越战、“水门事件”、日本与欧盟的崛起等更为复杂的国内外问题，美国政府需要借助智库的力量制定政策，同时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各种政治参与者也寻求能够反映其思想和利益的平台和渠道。这一系列因素促成了美国智库的极大繁荣和多元化发展，并促使美国智库数量激增以及智库市场形成，出现了竞争的局面。
随着冷战的结束，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格局发生了变化，全球各国之间的依存度日益加深，美国国家利益的外延也在不断延伸。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美国智库开始拓展全球市场，并且极为注重互联网媒体的影响力。
“这些智库研究各种国际、国内问题和美国的公共政策，通过各种形式不断给政府决策层提供各种信息和政策咨询方案，随着其功能和作用逐渐完善，其影响力也不断上升。”王莉丽对记者表示。
同时美国智库的全球化发展得到了国际捐助机构和个人的鼓励与资助。很多智库大多加强了国际交流，设有访问学者项目，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研究和影响网络。例如布鲁金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不但在位于华盛顿的总部设有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也设有研究机构。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和清华大学合作建立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这是该学会100年历史中建立的第一个海外中心。
如今，美国智库的经费来源广泛，享有免交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优惠政策，大部分支出是研究项目中的研究人员、助手的工薪。据相关人士介绍，智库每年都会编制财务预算，公布其收入状况，使财务透明，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收支平衡。公司和个人对思想库的捐赠除了可以扣除应纳税额外，也享有智库相应的服务。
智库对政策影响到底有多大？
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虽然政府是直接的政策制定者，但事实上，在政府采取任何执行措施之前，关于政策的议事日程和政策的具体方案构建就已经从智库开始了。
不仅如此，智库的政策建议功能还体现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和具体实施方案上。1948年，布鲁金斯学会构建了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也称为欧洲复兴计划）的政策方案，成功地挽救了西欧濒于崩溃的经济，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2007年，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提出了“巧实力”外交思想，最终成为了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的外交战略。同年，美国进步中心提出了重建美国军事力量的报告，而奥巴马政府对报告内的建议，几乎是照单全收。
美国智库凭借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以及自身非官方的身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第二轨道”外交通道作用。“第二轨道”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其突出特征是非官方性和有意识地影响官方决策。
目前，由于国际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全球紧迫性议题以及若干国际事务必须借助跨国组织才能解决。智库作为“第二轨道”外交的重要部分，是国内与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设计安全防务层面，美国政府对于智库的建议需求更为突出。有研究数据表明，目前，在全球排名前50位的安全与防务智库中，90%以上都被美国和欧洲国家所占据。尤其是在美国，专门或主要从事防务与安全问题研究的智库数量众多，而且涵盖了政府内部、民间、大学等多个层面，对美国的全球防务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隶属于美国政府的和平研究室、国防科技委员会、防务分析研究所、亚太安全中心都是老牌的军事智囊。除了兰德公司外，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华盛顿预算研究评估中心为代表的民间防务智库机构更是在全球享有盛誉。在美军体系内还有海军分析中心、国防信息研究中心等专门为军队建设提供咨询服务的研究机构。
西方的防务智库对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决策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据媒体公开报道显示，被称为“大脑集中营”和“超级军事学院”的美国兰德公司最早是在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的倡导下建立的。众所周知的是在朝鲜战争前期，兰德公司曾向美国政府做出了“中国将出兵朝鲜”的战略预判，并期望以200万美金的价钱将研究报告转给军方，而麦克阿瑟将军却不置可否。当1953年麦克阿瑟从朝鲜半岛归来时，他懊恼地说：“我们最大的失策是舍得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却吝啬一架战斗机的价格。”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是美国老牌的民间智库。“9·11”事件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第一时间向布什政府提出了“以阿富汗为中心，发动反恐战争”的建议，并具体提出了7点意见，事实证明，布什政府任内的一系列反恐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战略规划高度吻合。
在阿富汗战争告一段落后，美国智库“企业家学会”向布什政府提出了“对伊拉克开战”的建议，这项建议被美国政府采纳，转为了战略实施。尽管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但直到现在，这项“建议”还对美国及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战略格局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许多智库都非常重视打造“拳头产品”和树立“智库品牌”，以此将智库研究成果对外输出，这其中既包括一些特色研究项目，也包括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学术刊物。
国际智库大多定期出版自己的刊物，有些智库甚至将学术期刊提升到与所在机构同等重要的地位，努力打造学术精品和“思想载体”，不断强化智库的品牌形象。例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尼克松中心的《国家利益》季刊，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外交》双月刊则影响最大、地位最高。
此外，许多高级智库会通过组织峰会、论坛、研讨会等形式，就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热点和重点问题组织政府官员、商业界人士、媒体进行交流，从而增加公共传播效果，提高自身话语权和影响力。而身为高级智库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几乎每天都会接受几个采访，不断向外界进行舆论输出。
“最强大脑”们何去何从？
2014年2月3日，在卸任美联储主席仅仅两天后，伯南克旋即加盟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参与经济研究项目，成为又一个走过“旋转门”的美国政府高官。
“旋转门”现在已经成为具有美国特色的“政治名词”，一般是指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双向流动机制——政府官员、在智库和大学的学者以及商界名流们，变换身份、穿梭交叉为集团服务现象的形象概括。
许多美国名人都经由“旋转门”而在智库领袖和政坛领导角色中来回变动。这种机制带来的人际关系网络使得智库的舆论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
当然大量实力雄厚的智库，也正是高端人才储备的平台。201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华盛顿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球共有6603个智库型研究机构。美国以1823个智库之多傲视全球其他国家。
美国智库机构与政府部门的“旋转门”机制，保证了全国对国际事务最资深的学术专家和行政官员，加入到智库人才队伍中。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很多卸任的官员选择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基辛格就是典型之一，他在对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班和外交关系协会效力多年后出任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还有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大棋局》及《大抉择》的作者布热津斯基，就是从国际战略研究所进入卡特政府内阁的。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斯特普·塔尔博特被克林顿任命为常务副国务卿、总统特别助理，企业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林赛出任小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
智库的研究者很多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官员。他们在任期已满后，多数会选择回到智库组织，继续进行研究并实施政策影响力。他们的实践经历，将会对智库的国际化研究起到很大帮助。
“美国智库之所以乐于聘用前政府官员，一则因为他们能够带来在政府内任职的经验和见识；二则也有利于智库在政策领域的公信力；三则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点，就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再次‘旋转’的环境和平台。”王莉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前中情局局长凯西在政府工作的前后都就职于自己组建的曼哈顿研究所；提出了国力方程的著名学者克莱因曾是中情局副局长。切尼原是哈里伯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赖斯原是斯坦福大学教务长、沃尔福威茨来自霍普金斯大学、博尔顿来自企业研究所。
美国历届政府都大量依赖智库学者来填补高层职位，例如卡特总统曾吸纳了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的数十位成员在他的政府任职。里根总统大量使用了较为保守的智库如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传统基金会的学者人才库来实施其政策议程。
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组建政府内阁之后，布鲁金斯学会进入政府从政的有三十多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进步中心等也都有大量学者进入奥巴马政府。
就像伯南克一样，每当新一届总统上任之际，除了一大批智库的学者进入政府之外，同时也会有很多前任政府官员进入智库从事研究工作。例如在布什政府担任财长的鲍尔森离开政府之后，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原劳工部部长赵小兰进入传统基金会担任荣誉研究员；原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務委员会东亚主任丹尼斯·怀德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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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智库到“行库” 篇6
那么到底什么是“行库”?“行库”是由智库派生而来的概念。众所周知, 智库是指广泛汇集各领域专家, 从事国家政策和企业战略的基础性研究, 并提供政策决策和经营战略所必须的知识和信息、政策建议和咨询服务的研究机构。而“行库”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 兼具为解决特定问题而采取行动的职能。通俗地说, “行库”就是不仅要“出点子”而且还要“动手干”的智库, 这一点从它的英文名称“Do Tank”上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从“行库”与智库的关系来看, “行库”首先必须是智库, 但它又不仅仅局限于智库通常意义上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活动, 同时还伴有为解决对象领域问题而采取的具体行动, 这也正是“行库”的特征所在。“行库”为了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除了开展现状分析等调查以外, 还主要通过协调相关团体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合作, 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同时也为那些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非营利团体和个人提供必要的知识、信息情报和技术等。从这一意义上看, “行库”是智库的升级版。
为什么“行库”的概念忽然间得以大行其道?根本原因还在于智库的角色与新时代政策决策与实施需要的疏离。智库是为政策决策而提出建议的研究机构, 其根本目的是通过可行的政策措施解决当前面对的问题。如果智库所提出的建议或方案没有获得政策委托方的认可, 或者未能得到有效的实施, 那么智库的研究活动就未能实现其最终目标。无论从维持其生存与影响力的角度, 还是从其社会责任出发, 智库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产生有益的社会效果。不过在传统上, 智库往往只注重政策过程的第一个环节, 即政策建议得到采纳, 而忽视了第二个环节, 即政策措施的实施。
以承接政府或企业的委托研究为例, 智库的研究活动实际涉及的相关方, 不仅是政策研究的委托方, 还应包括接受政策建议并最终赋予执行的政策实施方。因此, 智库既需要按照政策研究委托方的需求和要求完成相应的研究工作, 同时还应该从最终接受政策建议的政策实施方的立场上出发, 考量并检验政策建议的可行性。然而, 在现实中, 很多智库只把委托方作为客户, 或是将“研究委托方”和“政策实施方”混同为一方, 而忽略了“政策实施方”的需求和实际情况, 这样导致的一个不利后果就是智库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看上去很美”, 却难以真正“落地”。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智库的研究经常会给人以“虚”而不实的感觉, 远不如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咨询公司为客户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那么“扎实”。
正由于智库存在上述问题, 西方国家敏锐地将智库的概念和作用范围推广到了政策实施环节, 从而提出了“行库”的概念。他们认为, 智库的作用不应仅仅局限于提出政策建议和提案, 而应该在过程上分别向前后延伸和扩展, 包括从前期调研到数据分析、方案制定, 再到方案实施、试行检测和完善的全过程。具体而言, 向前扩展是指智库在完成政策建议方案之前, 应深入开展实地调研, 基于第一手调研数据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建议提案。向后延伸是指智库在完成并提交政策方案之后, 还应对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付诸于实践以此检验政策建议的可行性。并且, 智库还应通过中期汇报等形式阶段性地开展汇报和反馈, 以边确认边推进的工作方式, 在实践检验中, 对建议方案加以矫正完善。智库的研究人员也是政策建议方案的制定人员, 只有亲自试行方案, 才能更加充分地掌握方案的实际效果以及存在的不足。同时, 通过这种智库自行实践检测建议方案的方式, 还可以促使智库的智慧和经验充分获得信赖, 有助于提高智库的认可度和影响力。此外, 在智库实施建议方案时, 通常都需要和政策研究的委托方以及最终的政策实施方共同合作完成, 这也有助于促进和改善三方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关系, 构建研究部门与实施部门的良性互动。从长远来看, 还有助于改善现有的由政府立案、企划、委托研究并实施的政策形成流程模式, 使智库作为政策过程的参与者提前介入到政策形成流程之中, 发挥智库的智慧、经验和技术优势。
《中国市场》智库版 篇7
《中国市场》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 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论述后, 由原国家物资部牵头, 联合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务院体改委、国家科技部、国家人事部、国家劳动部、国家建设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六部委有关部门联合创办的杂志, 1994年正式创刊, 李岚清同志专门为创刊题词。
目前, 中国市场杂志社是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管理的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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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 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 那是没有未来的。”温家宝总理的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们, 特别在后经济危机时代, 中国经济模式备受关注, 启发了我们要办这样一本面向智库机构, 专门研究中长期经济战略的杂志。从影响中国开始, 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解决方案, 持续于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深耕细耘, 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可持续方向, 关注中国模式经济发展战略的路途探索, 做一本智库级别的高端学术杂志。
《中国市场》杂志目前开设栏目有:中国模式探讨、本月关注、理论探讨、国内智库前沿、跨国公司战略、经济学人、资本市场战略、区域战略、城市规划、能源战略、草根战略、海外智库谋略、案例研究、史海回眸, 新书评介等, 力求多角度多方位的探究经济战略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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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广东一流智库 篇8
1 具有良好的工作基础
一是研究能力不断提升
近年来, 我们牵头起草了《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关于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 成为推动广东转型升级的战略决策。最近起草的《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决定》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我们还起草了《关于加快专业镇中小微企业服务平台建设的意见》等对广东影响重大的政策性文件。出色完成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广东追赶亚洲四小龙课题研究》、《充分利用国家外汇储备运用政策调整加快广东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等几十项研究任务, 获得省领导批示肯定。集中骨干力量, 围绕转型升级、幸福广东建设、社会管理创新、外经贸战略转型、金融强省、城乡统筹发展等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重大综合性课题研究, 形成上百篇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调研成果。如多次深入地市开展医保领域专题调研, 形成《广东探索医保新路子的新实践》等推广“湛江模式”的系列调研报告获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评价, 要求省有关部门注意吸纳相关改革建议, 即使推广, 并协调媒体进行报道。组织省直有关部门和中心骨干力量赴江苏等地开展深入调研, 完成《江苏省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主要做法、经验及其对广东的启示》获省委主要领导批示, 印作全省转型升级会议参阅材料。调研完成《加快推进外来人口融入广东的政策建议》获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赞成和高度肯定, 并直接推动《关于加强异地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文件出台实施。
二是充分发挥决策咨询的主渠道作用
2012年3月, 我们牵头组织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聚集国内外政界、企业界、学术界等共800多人参加的“广东之夜”主题晚宴, 推介广东。7月召开“广东建设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主题的“省长与专家座谈会”, 以此为平台, 连续十多年召开决策咨询会, 邀请著名专家学者、企业家作主题发言。成功将理论界与实业界的力量整合起来, 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专门成立“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论证”工作组, 积极开展专家库和联络组建设, 集合全省的智力资源, 在决策咨询和政策解读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开展“广东省重大决策课题招标”集聚社会资源和智慧, 推进了广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的提高。
三是形成“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的管理体制
根据中央和省的要求, 全面规范、改进调查研究、会风、文风等, 修改、完善科研课题管理等22项规章制度, 使各项工作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形成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使管人管事管物公开透明, 各项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 提高干部选拔任用、考核、监督等工作制度化水平。加强廉政风险防控, 对2009年以来管理、承接和合作的课题进行认真清理自查, 严肃纪律、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堵塞漏洞, 切实增强纪律意识、责任意识和规范意识。
2 必须以“三为”服务为目标
一要服务决策
我们在学管理学的时候就知道, 决策就是选择, 选择就要有方案, 方案就不能只有一个, 我们就是做这个方案的。就像打仗一样, 目标确定后, 我们要围绕这个目标当好参谋, 拿出作战方案来, 供决策参考。要做到“冷思考, 热对应;谋长远, 解近忧”,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操作性。服务省委省政府决策, 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三为服务”:服务决策、为决策服务;服务领导, 为领导服务;服务社会, 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是我们决策咨询工作的目标。
二要服务领导
为什么要服务领导呢?领导就是决策, 决策的主体是领导。谁在决策?领导在决策, 为领导服务实际上也是为决策服务。要做到“想领导之所想, 想领导之将想, 想领导之未想”, 急领导之所急, 为领导分忧解难。
三是要服务社会
除了政府、单位给我们的任务以外,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的服务要求。在做好决策服务、领导服务的前提下, 做好社会服务。为社会服务好, 推动政府管理、社会管理、企业管理效率与效益的提高, 发挥决策咨询作用, 促进广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3 必须把握四大关键
第一, 高度重视对政策的研读与解读, 做好“必修课”
加强学习型中心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紧密结合党的十八大,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及省委第十一届二次全会等会议精神, 认真组织专题论坛和学习报告会, 严格要求每一位研究人员都务必将文件精神吃透和消化吸收, 不断提高研究人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 为“三为”服务做好储备工作。
探索建设广东一流智库必须把握四个关键环节并将之贯彻始终。
第二, 高度重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练好“基本功”
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研究态度, 针对研究内容, 精心策划调研方案, 深入基层获取第一手资料。善于进行比较分析, 敢于打破禁区、切中要害, 献睿智之计, 谋务实之策, 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和实用的建议。
第三, 高度重视研究能力与组织协调管理能力的同步提升, 增强“真本领”
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突出创新型管理, 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文风和会风, 厉行勤俭节约, 全面提升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第四, 高度重视团结、协作、向上、有为的形象建设, 打造“金品牌”
以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人用人机制, 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激情, 营造积极向上、宽松和谐、团结协作的氛围, 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 使每一位干部职工和全中心始终保持奋发昂扬的精神状态。
4 必须实现五个新的突破
一是在“三为”服务的质量效率上有新突破
努力把握省领导决策思路和服务需求, 对广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调查研究, 提供高效、及时、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服务, 提升“三为”服务能力, 强化重大行政决策咨询专家论证的职能, 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做好决策参考。
进一步做好一流智库建设工作,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将着力完成广东加快区域协调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广东实现“两个率先”需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等重大课题研究, 在以下五个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二是在创新调查研究方式上有新突破
改进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 注重实际效果。既要到工作开展好的地方去总结经验, 更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调研问题与情况。
三是在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上有新突破
围绕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大局, 加强部门之间的横向沟通和联系, 形成富有建设性、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 提高研究成果转化率, 提高决策咨询服务能力。
四是在转变作风上有新突破
将转变工作作风、文风、会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新要求贯穿于中心的“两为”服务工作中, 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 开拓创新, 狠抓落实。
五是在干部队伍建设上有新突破
《中国市场·智库版》约稿启示 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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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 篇10
关键词：对华军事研究 兰德公司 信息源 引文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5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3-0116-05
Analysis on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of the Study to Chinese Military in the U.S. Brain Trust Institutions
——with Citation Analysis of the Reports of RAND Corporation from 2000 to 2013 as Example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t first the reason of taking the typical samples of RAND Corporation as example. The publication type and the language type of citations are analyzed and then， the journal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from China which are the resources for Rand Corporation are analyzed wi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 The author found out that the main channels for the U.S. to obtain military intelligence from China and the features of these channels. In the end， the author summarized the weakness in the secrecy work for military affairs and put forward some proposals for secrecy work for military affairs in China.
Keywords study to Chinese military； RAND Corpo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s； citation analysis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日益密切。但是双方在互相合作的同时也存在竞争和摩擦，在军事方面的互信度较低，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在全方位地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军事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往往受到各种措施保护，掌握美国获取我国军事信息的途径可以为保护我国核心信息提供建议和指导。
引文虽然不能代表信息源的全部，但它是反映信息来源的重要依据[1]。分析美国机构中国军情报告的引文是了解美国机构如何获取中国军事信息的重要方法之一。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往往为美国情报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报告引文中的信息源也往往是他们决策和判断的依据，所以分析美国智库报告的引文可对我国的军事保密提供参考依据。收集美国智库有关中国军事的所有报告难度很大，但是基于样本理论原理，选择典型智库撰写的报告作为分析样本是可行的，因此，本文选择兰德公司的中国军情报告作为样本进行研究。
1 数据来源与选取依据
智库作为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美国政府政策决策的重要参与者[2]。兰德公司作为一个以军事战略研究为主的综合智库，已被誉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本文根据兰德网站披露的兰德公司2000～2013年中国军情报告，以其为样本对报告后的引文进行分析。
选取兰德公司发布的中国军情报告作为研究样本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1）兰德公司的军事研究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弥补了美国政府情报部门的不足。兰德公司是一家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但同时拥有深厚的军方背景，它的主要支柱部门为国土安全研究部、兰德阿罗约中心和兰德空军项目部[3]，项目研究人员专业背景较深，其中有前中央情报局长、国防部长、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等美国政界人才。（2）兰德公司对华研究的报告具有巨大情报价值，受到美国高层的重视。21 世纪后，日益崛起的中国成了兰德公司研究的重点对象。2008 年亚太政策中心公开出版12 种研究报告，其中有6 种涉及中国，而美国利用亚洲盟国和“民主国家”组成的松散联盟对付中国，利用东南亚和南亚制衡中国，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威慑力量等重要政策均基于兰德报告提出的“思想”[4]。可见兰德公司对华研究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兰德公司与美国政府是一种客户合同关系，其对华研究的报告面向美方高层，在美国政策的酝酿、形成、决策和评估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3）国内尚缺少从引文角度对美国智库信息源的剖析。由于可获取的美国智库对华研究的报告数量有限，国内从引文分析角度对美国智库信息源进行剖析的研究很少，利用引文分析法聚焦美国对华研究是本文的重要途径。
2 从引文角度对兰德报告信息源进行分析
兰德公司对华军事研究报告包括会议论文、图书专著、证词、技术报告、专文报告等，类型多样，主题包括台海问题在内的中美热点问题，并且提供大量完整并格式规范的引文信息。引文信息涉及的内容广泛，除对期刊、图书、报纸等内容的引用外，还有报告、会议录、通知等非典型的文献引用。因此，本文尝试在完善引文信息的基础上，以定性方法选取适量样本，再以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引文角度出发，挖掘和分析美国智囊机构和专业情报人员获取有关中国军事信息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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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统计了兰德公司官方网站2000～2013年的17篇有关中国军事问题的报告，其中引文共3084条，篇均181条引文。
2.1 引文类型分析
从兰德公司对华军事研究的引文来源资料所占比例（见图1）来分析其对华军事研究情报搜集的重点可以发现，兰德公司侧重于选择时效性高的信息作为报告的依据。此处的公开性资料包括权威机构公开资料（研究报告、会议资料、领导人发言稿、官方文件等）、访谈资料（信件、口头交流资料）、网络新闻（如通讯社网站发布的新闻稿）、电视新闻和学位论文等。公开性资料与报纸类信息源既有共性也有区别。两者均时效性强，内容与局势同步、观点新颖，并且均以官方资料为主，权威性高，但都具有知识不成体系、容易被推翻的缺点。报纸类信息源的载体是各类官方报纸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具有权威性高、信息集中、较易收集的优点，但是收集途径单一，范围较窄；而公开类资料的载体则不拘泥于报纸，还包括政府官网、公司机构网站等发布信息的平台载体，覆盖面广，类型多样，说明兰德公司对华军事情报搜集途径多样，思路开阔。同时，公开性资料利用珍贵的访谈信息，访谈对象包括美国军方人员和中国军方人员，加大了分析问题的针对力度。报纸类信息源与公开类资料的结合，在可靠性、灵活性、针对性相互补充的基础上为兰德公司提供了动态性的信息，保证了兰德公司研究报告的质量。
除注重最新动态外，兰德公司也十分注重具有高学术价值的信息源，如专著图书类和期刊杂志类资料。兰德公司2000～2013年对华军事研究的报告中引用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经典旧著作，有时引用经典的军事教科用书，如《战役学》、《战略学》。可见兰德报告依据中国的军事理论对中国大量的动态军情信息进行分析，使得自己的观点具有足够的理论支持。这些图书大多在2000年以后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图书专著具有时滞性的影响。此外，兰德公司也以年鉴、百科全书等可公开查询的工具书上的数据和信息作为对华研究的参考。
2.2 引文语种分析
以语种分布（见图2）为依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兰德公司对华军事研究的本国非中文信息源多于中文信息源，这说明它在对华军事研究方面大量借鉴了本国研究成果，而中国在对美研究时更多采用是国外资料，国内对美研究资源实力与美国对华研究实力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与我国信息机构专门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专业期刊资料和图书翻译有所不同。
结合不同类型引文资料的语种分布图可以看出，除了报纸类引文资料英文少于中文之外，其余类型的引文资料均为英文多于中文，其中英文公开性资料引文数与中文公开性资料引文数的差距最大。样本中公开性资料的英文引文数是中文引文数的三倍。在公开性资料中，权威机构公开资料和访谈资料的总量大于新闻总量，中文公开性资料大多为网络新闻，这说明：同样是来自中国的高时效性资料，兰德公司在撰写报告时更倾向于引用报纸和网络新闻上的信息，而不是权威机构的官方文件。
在17篇报告的引文中，主要是中、英文两种语言的资料，其中中文资料1118条，占36%，外文资料1966条，占64%。兰德公司对华军事研究来源资料中的外文资料，语种主要为英语，只有极少量为法语、德语、韩语、日语及其他小语种。绝大多数英语引文来自美国的报纸、期刊杂志、图书和其他公开信息平台，少量英语文献的原作者是中国作者。例如，报告《The Military Potential of China’s Commercial Technology》[5]参考了上海同济大学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顾淑林女士在任联合国大学新技术研究所（UNU/INTECH）高级研究员时出版的图书《China’s Industrial Technology： Market Reform and Organization Change》，这本书反映了顾淑林女士1992～1997年在联合国大学的研究成果，在相关领域被引用较多。
2.3 引文期刊来源分析
通过对期刊杂志引用情况的研究可以揭示出国内主要可能会泄密的期刊杂志。表1中列出了所选兰德公司报告样本中被引次数大于1的中国期刊及其被引次数，另有《领导科学》、《中国经济季刊》、《通信兵器》、《解放军健康》、《半月谈 》、《财经》、《当代 》、《中国军事教育 》、《开放》、《中国法学》、《求是》、《世界地理研究》、《湖北经济学院报（人文社会科学报）》、《亚洲周刊》、《红外与毫米波学报》等期刊被引次数为1。这些期刊的覆盖面极广，既包括学术性期刊，又包括科普、时政类杂志。如《舰船知识》、《航空知识》、《兵器知识》是中国大陆军事爱好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三大“知识”类杂志，但是表1中却没有一本有关我国军事科技的专业期刊，这也说明兰德公司在研究中国军事时没有深入到具体专业知识的领域。经济、科学等领域的专业期刊的被引现象则说明我国学术期刊在刊登学术信息的同时也在无意识地为美方提供有关我国军情的学术信息，学术期刊的保密审查工作也应纳入军事保密的范围。
被引用的时政类杂志可分为面向中国国内发行的杂志和国际性的杂志两种。如《求是》和《半月谈》均为中央机关主办的杂志，而国际性的杂志则有《广角镜》、《当代》、《开放》、《今日中国》、《亚洲周刊》等，其中香港发行的占有4种。《广角镜》杂志作为最大的境外政经期刊，被引次数最高。但与其他国际性杂志不同，《广角镜》经国家新闻出版署特许在内地发行，其阅读群体包括各级行政干部、各国驻华使馆和领事参赞使节等，直面决策最高层，被中央领导誉为“内参中的内参”。另一个香港期刊《亚洲周刊》则是全球仅有的一本国际性中文时事周刊。与只在内地发行的期刊相比，国际性期刊在国际上更具有影响力，且更易被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获取，而且阅读群体集中为可以直接作出最高决策和其他高素质人群，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兰德公司对中国的动态作出推断。
2.4 引文报纸来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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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为被引次数大于1的中文被引报纸的引用情况，另有《中国简报》、《黑龙江日报 》、《环球时报 》、《解放军画报 》、《科技报 》、《辽宁日报 》、《内蒙古日报 》、《宁夏日报 》、《青年参考 》、《人民公安报 》、《科学时报》、《无锡日报 》、《亚洲时报》、《中国国防报 》、《中国时报》、《重庆日报 》、《新报》、《中国船舶报》等报纸被引用1次。《解放军报》被引用169次，占总引量的6%，在所有被引对象中排名第一，占中文报纸的48%，占所有报纸的36%。美国报纸中被引次数最多的《华盛顿邮报》只有28次，仅是《解放军报》的六分之一，中英文报纸引用量之比是335：129，这说明：同样是时效性快的信息，兰德公司在撰写有关中国军事问题的报告时更倾向于采用中国官方机构的平面媒体信息，而不是美国国内新闻机构的信息。
《解放军报》作为兰德公司最主要的信息源，其引用情况值得深入分析。《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机关报，全方位报道中国军队的信息，因其对外公开发行，所以所刊内容均经过严格的保密审查，但是依然可以从中抽取出对美军有利的信息。例如，在报告《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Organization》[6]中，作者首先根据其他资料对中国军队内的组织功能进行分析，再根据《解放军报》中报道内容透露出的组织名称，整理出了重要军事机构、组织的名称；在报告《A Poverty of Riches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PLA Research》[7]中，就中国全军文化素质情况，作者引用了1993～2000年间《解放军报》多篇报道中关于解放军文化素质的统计数据，并将其中关于军队素质化建设的观点和解放军在历史和现阶段的状态信息进行了整合。
在对《解放军报》的引用中，大多数引文被注明经过美国外国广播信息服务机构（简称FBIS）翻译。FBIS是美国建立的对全球其他国家的公开信息进行有计划地、全面地、持续地收集、整理、翻译、传递，以支撑美国政府对外决策的专门机构[8]。这说明报告作者获取《解放军报》刊载资料的来源多不是报纸本身，而是经FBIS选取、翻译后的文献。对于没有经过FBIS专业翻译的文献，在《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Organization》中，作者明确说明对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有不确定性，这表明兰德公司在分析和引用原始中文文献时具有一定的难度。
美国对《解放军报》中透露的中国军方的战略、战术信息异常敏感。以《The PLA Navy’s “New Historic Missions》[9]为例，在此报告中，作者总结了《解放军报》上发表的《二○○八年中国的国防》一文的部分信息，得出“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占有优势的局面和来自外部的多种安全威胁，中国亟待发展与提高国防能力以应对全球化问题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结论；作者摘取2008年1月1日《解放军报》上发表的《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元旦献词》[10] 一文中的提到的“两个不适应”——“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适应”进行印证，并以此为出发点详细地分析中国海军在外交、设备等方面的新战略，并为美军的新策略提出建议。
通信科技是美国对中国技术的研究重点。在报告《Chinese Responses to U.S.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11]中，作者引用了《解放军报》刊登的《战争瞄向“GPS”软肋》[12]和《现代高技术战场软肋：GPS》[13]两篇文章的分析，结合其他信息，推理出“中国在信息化时代的基本战术不是以飞机载体为目标，而是摧毁地方信息系统”的结论。
3 兰德公司中国军情报告信息源的特点与中国军情信息保密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兰德公司中国军情报告中来自中国的信息源具有如下特点：（1）兰德报告的引文信息源包含公开和内部的信息，以公开发行的信息源为主。内部信息源包含中国军官以口述形式提供给美方的访谈资料和少量中国军队内部刊物；（2）在中国公开发行的资料中，兰德报告最重视新闻信息，网络新闻来源于中央机构网站、权威新闻网站、地方政府网站、国防军工网站；（3）《解放军报》是释放中国军情信息最多的中文报纸；（4）来源于中国的资料并非全部以中文撰写，也并非拘泥于军事领域，国际性杂志、中国作者直接在国际杂志中发表的文献以及非军事专业学术期刊也是兰德公司获取情报的渠道；（5）兰德报告重视大众科普类杂志的军事情报价值。这说明科普类的杂志在满足军事爱好者信息需求的同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泄露出一些中国的军情信息，综合散落的信息点可以窥探中国军情信息的概貌。
兰德公司中国军情报告信息源的特点说明中国的军事保密工作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应该采取相应的改进策略。
（1）适当扩大军事保密的覆盖面。中国的军事保密主要限于军队内部人员和军队内部刊物，但是公开信息源正在大量泄露中国的军事情报。因此，中国应该扩大军事保密的覆盖面，兼顾军事与非军事领域、国内与国外发表的文献、纸质与网络版资料。从是否高价值的角度出发选取重点监控对象，加大公民军事保密意识教育，从作者的写作和投稿方向、杂志编辑的审稿和录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的收录等方面，对科普类和专业学术期刊杂志进行军事保密约束。
（2）加强军队内部的保密控制。中国的军队内部保密控制依然存在漏洞，中国应从法律、制度、组织、技术、思想等方面加强对军内涉密人员的管理与控制，对泄露国家军事秘密的行为均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同时加强对文献情报源的控制，尽快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明确内外信息的区分标准，避免造成涉密信息的漏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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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进公开信息源的审查策略。首先，明确审查重点。兰德公司对《解放军报》的引用多来源于FBIS的翻译，而FBIS选取的重点对象则是重要媒体进行报道的或包含重要人物、事件信息的报道。因此，对国家领导人、有军方背景的重要学者和其他人物的报道应进行重点审查。其次，信息审查时重视信息的关联性。新闻中的直接泄密现象并不多见，但是新闻前后关联以及新闻与其他文件的相互印证为兰德公司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以《解放军报》为例，兰德公司长期跟踪监控《解放军报》，因此在《解放军报》中刊登新闻时，审稿不应仅集中于该篇新闻中透露的信息，而应回顾官方权威文件和《解放军报》先前的报道，对新闻中出现的英模人物、地点、组织、机构名称和职能、战略、战术和科技成就等关联分析，再决定可以刊载的内容。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兰德公司中国军情报告信息源的分析，了解到兰德公司分析中国军情的情报来源于公开性资料、图书、期刊和报纸，且非中文资料多于中文资料，但对于时效性快的资料，兰德公司更倾向于选择中国平面媒体的资料。所有来自于中国信息源可分为文献信息源、口头信息源和实物信息源三种信息来源。兰德公司通过公开和内部两种渠道获取来自这些信息源中的中国军情信息，且对其中的新闻信息最为注重。在文献情报源和口头情报源中出现的少量中国解放军军内期刊和对有着军方背景的人物的访谈资料说明我军依然存在着管理疏漏，其他公开信息源也因覆盖内容的全面性、载体形式的多样性和面向对象的国际化成为泄密的重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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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ulvenon，James C. Tanner Murray Scot， Michael S. Chase et al. Chinese Responses to U.S.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M].RAND Co，2006.
[12]石纯民.战争瞄向“GPS”软肋[N].解放军报，2003-01-15（11）.
[13]刘卫国.现代高技术战场软肋：GPS[N].解放军报，2001-07-18（11）.
作者简介：齐欣（1992-）， 女，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本科生；杨建林（1970-），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谈智库种类的划分 篇11
一、根据机构属性的不同划分
1. 国际性智库。
国际性智库一般是由数个国家联合设立或在联合国领导下设立的综合性智库机构,用以研究解决某些国家、某个区域或全球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如1983年成立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是一个致力于研究整个欧盟政策的独立的非营利性智库机构,其研究使命是服务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其在经济政策、能源与气候、贸易发展与政策、“大欧洲”等方面杰出的研究成果,为欧洲一体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 政府官方智库。
政府官方智库指政府通过立法或依照行政组织条例而组建的,为政府首脑和各级部门领导层提供决策服务的智囊机构。官方智库存在于政府体系内部,其主要职责就是通过内部渠道直接向领导人提供决策参考,或直接参与各部门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因此发挥着决策“内脑”的职能。根据隶属关系的不同,该智库可划分为中央政府型智库和地方政府型智库;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该智库又可划分为服务于最高决策者的智库、服务于最高决策部门的智库和服务于其他行政部门的智库。在我国,政府官方智库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其典型代表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
3. 政府半官方智库。
政府半官方智库指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但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发挥重要影响作用的非政府机构。这类智库既具有官方的背景,又具有民间的性质,他们虽然不隶属于某些政府部门,但与政府部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或通过直接接受政府部门的资助来进行相关研究和咨询服务活动,或通过与政府部门签订长期或短期的研究合同。日本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就是典型的半官方智库,它是1974年由产业界、学界、劳动界发起,由日本国会通过《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而设立的研究咨询机构。
4. 民间智库。
民间智库指依靠政府以外的社会资金(如基金会、企业、个人捐助以及研究收入等)而运转,为政府或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私人或民间团体组织。他们在组织上独立于其他任何机构,一般具有独立的社团法人或企业法人资格,具有自筹资金、独立运作、自负盈亏的特点。现对于官方智库而言,民间智库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民间性”,这种民间性体现在其专家构成的民间性、经济来源的民间性、代言群体的民间性等多个方面,但同时,民间智库又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政府决策,是智库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绝大多数智库都属于民间智库。有的民间智库不仅规模庞大、人员众多、资金雄厚,而且接近美国权力中心,对美国政府决策具有极强的影响力。
5. 大学附属型智库。
该智库是指隶属于某个大学而建立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组织,其经费来源主要是校方拨款和一些基金会、企业组织、社会团体的资助或个人捐助,其研究人员大多是来自校内各学科的学者和从其他研究机构或大学等聘请的专家。由于隶属于大学,因此这类智库不但承担着政策研究的任务,同时还承担着人才培养的任务。与独立法人型智库不同的是,该类智库一般不具有与校外独立法人签订合同的权利,财务上也不能独立核算。但由于该类智库建立于大学内部,一般都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密集的高层次人才、良好的研究氛围,这些特点使得该类智库成为最易于产生创新性思想和成果的地方。在美国,很多著名的智库都与大学密切相关,如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思想库”胡佛研究院是于1919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创办。
二、根据智库研究领域的不同划分
1. 综合型智库。
综合型智库指涵盖多种领域的政策与理论研究咨询机构。综合型智库的研究课题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它们通常拥有雄厚的财力物力、庞大的研究团队、强大的综合实力,以便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深入研究。如美国乃至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智库兰德公司,成立之初,主要研究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经过多年发展,每年有700~800个项目在同时进行研究,其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它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乃至世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 专业型智库。
专业型智库指那些围绕某些重点领域的特定问题进行研究和咨询的机构。这类智库多是关注和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中的某一方面,因此其典型特点是研究范畴较为集中,多是就某一具体问题进行纵向深入性研究。当今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化,分工越来越精细化,智库的发展也越来越专业化。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是美国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
三、根据政治倾向的不同划分
1. 党派倾向型智库。
党派倾向型智库一般具有明显的政治立场,表现出对某个政党理念的拥护与支持。党派倾向型智库或由某个政党专门设立而服务于本政党的政策目标,或得到政党支持在政策观点上支持该政党。由于党派倾向型智库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本党派的立场、观点,因此,在政府决策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如传统基金会是美国新右派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代表美国西南部财团和保守势力的利益,曾积极支持并影响过里根政府;克林顿担任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主席期间,就与该所关系非同寻常。
2. 中立型智库。
中立型智库不属于任何党派,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在立场上强调政治中立性。虽然它们在政坛上的作用不如那些隶属于政府或大政党的党派倾向型智库,但它们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也能施加一定的压力和影响。并且由于它们相对中立,其自身的命运也不会受到政党跌宕起伏的激烈影响。这类思想库规模通常不大,但各自均有自己的特色,如英国的海外发展研究所主要关注和研究国际发展和人权问题,属于典型的中立型智库。
四、根据功能作用的不同划分
1. 学术研究型智库主要指那些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些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思路,并以此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很多高校智库都属于学术研究型智库,但与一般性学术研究机构不同,这类智库的研究成果重心不在于教学、学科建设或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更加注重研究成果对政策制定者或社会大众产生的影响。
2. 政策方案提供型智库。
政策方案提供型智库指承当政府部门的委托合同,根据政府部门的目标需求,为政策决策者提供备选政策方案为主要工作内容的智库。智库作为决策咨询机构,具有为权势集团提供沟通信息、集中意见、进行表达的系统功能,他们将权势集团的想法,通过专家的系统研究和科学论证,形成具体的对策建议进而形成可行性方案,供决策者参考和选择。
3. 政党代言型智库。
该智库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服务于某一政党,为该政党的政策观点代言。因此,该类智库的典型特点是依附于某一政党来实现对权力和决策的影响,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政党代言型智库在西方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普遍存在,成为政党竞选和执政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够为所代言的政党提出适应形势发展、为选民、公民所能接受的政策方案,是该类智库发挥影响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4. 公众利益倡导型智库。
公众利益倡导型智库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该种智库以代表社会公众的利益作为其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敢于公开辩论、宣扬观点、监控政府行为和批评政策。公共利益倡导型智库为了更有效地影响政府决策,扩大公众影响,通常将工作重点放在与媒体的联系上,通过与媒体的结合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进入政策决策者的视野,推动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达。
五、根据智库规模的不同进行划分
1. 大型智库。
大型智库是指科研人员超过100人,年度经费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智库。大型智库由于其规模庞大、实力雄厚、资源丰富等特点,在国家相关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如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智囊机构胡佛研究所,现有工作人员约250多名,其中约100多名为研究人员,70多名为图书馆和档案馆管理人员及专家、80多名为行政管理及研究辅助人员,每年的经费预算达到2500万美元。
2. 中型智库。
中型智库的科研人员一般在十余人至几十人左右,年度经费在100万到1000万美元之间。中型智库对政策制定有着一定的影响力,而且对某一特定问题、在某些特殊的时刻,还有着大型思想库难以比拟的优势。但从长期来看,其决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还远远不及大型智库。
3. 小型智库。
小型智库的科研人员一般只有十余人或以下,年度经费基本上在100万美元以下。目前,这种小型智库占美国智库总量的80%左右。小型智库由于研究人员和财力物力的有限性,往往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某一特定问题的专门性研究工作,在这一专门性问题的解决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摘要：智库又称“思想库”或“智囊机构”,是指由多学科专家组成,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旨在提供最佳理论、政策、方法和思想并最终影响政府决策的非营利性机构。本文将从机构属性、研究领域、政治倾向、功能作用、规模几个方面,谈论智库种类的划分。
关键词：智库,种类,划分
参考文献
[1]李凌.中国智库影响力的实证研究与政策建议[J].社会科学,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