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原因（共12篇）
失衡原因 篇1
摘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际收支状况对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国国际收支从1999年以来基本保持着“双顺差”的格局,对此要全面、辩证地分析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以便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关键词：国际收支,失衡,双顺差
近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持续双顺差,交易规模继续扩大,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继续提高,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与互动进一步加强,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国际收支自我平衡的基础还有待进一步巩固。
一、我国国际收支近年现状
(一)经常项目顺差逐步减小
2008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由连续多年持续增长达到最高点4206亿美元之后转而下降到2013年的1828亿美元,逐渐趋向平衡。2008年经常项目顺差增长主要来源于货物贸易顺差的大幅增长,之后货物贸易顺差增速度明显放缓。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总体趋势是下降,由2007年的10.1%下降到2013年的1.99%。从2014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2014年仍然会继续保持较低的比重,在国际认可的合理范围之内。这是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好转的积极信号。
(二)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增长
一直以来,我国货物贸易顺差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服务贸易逆差也是逐年增大。2013年经常项目顺差中,货物贸易顺差为3599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为1245亿美元,收益逆差为433亿美元经常转移逆差为87亿美元。2013年货物贸易顺差达到了历史高点35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64%。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2012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470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3%;超过世界服务进出口平均增幅10.3个百分点,占世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5.6%;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0.8%,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位于世界第三位,位于美国和德国之后;出口居世界第五位;进口居世界第三位。
(三)跨境资本流动呈现较大波动
资本和金融项目由2006年的顺差493亿美元波动增加到2011年的顺差2211亿美元,此后便下降到2012年的逆差168亿美元,为历史最低点,然而2013年反弹回升到顺差3262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总体呈现震荡的趋势,跨境资本流动具有较大波动性。在2013年出现反弹重回顺差的原因主要是2012年底以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继加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国内经济缓中企稳等使我国跨境资金流入压力明明显增加。2013年,金融项目流入流出较2012年皆有所增加,但流入增幅明显超过流出增幅。2013年直接投资流入3478亿美元,证券投资流入1041亿美元,其他投资流入12707亿美元,与2012年相比都明显增长。
(四)对外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发展较快
据相关部门统计,截至2012年底,中国1.6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覆盖率达76.8%。2013年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达59368亿美元,对外负债为39625亿美元,对外金融净资产为19716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分别占对外金融总资产10%和20%然而直接投资在2007年只占总量的5%,其他投资在2009年也仅占14%。这表明政府积极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等政策初见成效,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一定成果。(见表1)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我国首次出现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逆差,主要是非直接投资项目逆差较大,反映出境内主体境外资产运用的增加和对外负债的减少,显示我国国际收支初步呈现自主调节、自我平衡的势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双顺差的格局的改变。从表1中2013年及2014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如果国内外条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种双顺差的趋势仍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持续。我国国际收支自我平衡的基础还有待进一步巩固。
二、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主要原因
(一)国内投资明显大于消费,内需不足
据统计,2001～2012年,中国投资率由2001年的38%增长到2012年的48%,而消费率则由59%下降至52%。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体制转型阶段,社会保障体制等改革没有完全实施到位,各项制度亟待完善。而素有高储蓄传统的我国居民大部分生活压力较大倾向于储蓄用于未来购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为此虽然我国投资增长较快,但国民储蓄增长更快,导致储蓄相对投资的剩余有所扩大。近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导致制造业产能迅速扩大,在内需难以启动和扩大的情况下,国内产能扩张较快的钢铁、水泥等产品扩大出口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尽管近两年国家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短期内国内内需不足的状况仍很难改变。
(二)境外资本大量流入,资本流入和流出不均衡
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2001以来,境外资本大量流入成为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2001年境外资本流入总额为995.31亿美元,2013年为17271亿美元,。资本净流入额则从1998年的-63.21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为3262亿美元。从资本流入构成看,外国直接投资在资本流入总额中的比重逐渐减小,非直接投资形式的占比则显著增加。而且,外国直接投资形式也日趋多元化,并购或参股等的比例在不断增加。2012年资本项目出现了逆差,境外资本流出首次超过了流入,主要是因为境内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向境外股东归还贷款大幅增加。由于境内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归还境外贷款较2011年增长51%撤资清算资金流出同比下降3%,改变了2004年以来的增长趋势。尽管近年来华投资流出有所增长(见图1),但并不会改变资本项目的顺差趋势,短期内资本流入和流出仍不均衡。
(三)经济仍旧不平衡、结构不合理
2008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达到4206亿美元,位历史最高位。之后一直下降到2013年的1828亿美元,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9.3%降低到2013年的1.99%。说明我国外汇制度改革取得一定成就。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来自货物和服务项目,其中货物项目2013年顺差达到历年最高点3599亿美元,而服务项目同年达到逆差历史最低点1245亿美元,这就说明了我国货物出口进口不平衡,贸易结构不合理。要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对外贸易均衡发展不可忽视。
我国要进一步制定相应的措施来完善我国国际收支平衡机制增强我国综合实力,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邢丽娟,乔琳.FDI的流入与我国国际收支关系的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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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原因 篇2
案例：
某公司因为业务的扩展，亟需对外招聘员工和调换某些员工职位。公司总经理要求人力资源部门负责此事，梁姓人力总监为此得到公司高层下发的权力，对此次员工招聘全权负责。在发布完招聘信息后，梁姓人力总监就与即将大学毕业的侄子通电话，告诉侄子公司需要新员工，他已经预留了一个职位给侄子了。接下来几天，一些与梁姓人力总监关系密切的同事也让他为亲朋好友预留职位，进入公司工作。在调换公司内部员工的时候，梁姓总监也特意安排与自己关系好的员工调往较好的职位上，对关系不好的员工调往工作环境较差的职位上......在对外招聘员工时，梁姓总监也特意只招聘男性的员工，对女性应聘者加于刁难与拒绝。有员工向公司反映此事，该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们对此却认为梁姓总监是公司老员工，做事只以公司利益为重，也默认了。最终，这事也不了了之。
该案例道德失衡表现：
① 案例中的人力总监在负责公司招聘员工时，利用自己的权力，任人唯 亲。为亲朋好友预留职位，是对其他应聘者的不公平不公正的行为。
② 在内部调换员工职位时，梁姓总监也罔顾其他员工的利益和员工的工作环境。
③ 在对外招聘时，梁姓总监表现出对应聘者的性格歧视，刁难和拒绝女性应聘者。
④ 公司高层对梁姓总监的行为默认，只因他以公司利益为重。
原因：
① 我国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容易造成竞争无序与恶性竞争，是企业管理者的道德缺乏约束。甚至出现不公平不公正的竞争制度和企业内部人情“潜规则”的现象。案例中的梁姓总监缺乏职业道德观念，任人唯亲，其同事也利用人情“潜规则”为自己亲朋好友谋职。
② 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传递的滞后和扭曲，使企业管理失衡成为可能。企业经营活动中会出现一些欺骗，失信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案例中，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们对员工反映的事实不以为然，没有真正了解这些信息，还认为梁姓总监是为公司谋利益才如此作为。
③ 企业价值取向的偏颇。在经济转型的特殊环境条件下，部分企业价值取向出现了偏颇，过分强调企业利润最大化，功利主义的趋向严重，忽视甚至侵害他人的利益。案例中的高层管理者们视公司利益最为重要，而不听取员工意见，任由梁姓总监侵犯员工权益，让事件不了了之。
黑砖窑案罪刑失衡原因简析 篇3
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堪称2007年中国人最难以忍受的事件，它让所有中国人都为之咬牙切齿、为之颜面无光，为之痛心疾首！其奴工数量之多，历时之长、范围之广、侵权之恶劣、犯罪链之严密程度无一不击撼着国人的内心！数以千计的农民工，不论成年的、未成年的，在砖窑里像牲口一样被黑心的窑主和工头迫害和压榨着。他们已经沦为典型的当代奴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在暴力强制和恶劣条件下被迫从事超强度劳动，可以被随意买卖，可以被无辜打伤、打残、打死。最让人心寒的是，山西黑砖窑使用奴工的现象由来已久，上个世纪90年代即已存在；黑窑数量很大，分布地区广泛，非法用工人数巨大。
二、案件形成的本质原因
黑砖窑事件不仅是山西人民的耻辱，而是整个文明社会的耻辱。反思造成这样的奇耻大辱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这不是一种局部性的失败———支撑我们的文明正常运转的全部因素都失败了：政府、市场、法治、道德、舆论……在这里统统都失败了，这些因素中，只要有一项能够发挥作用,这样规模的黑砖窑就不会出现。至少不会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笔者认为，在诸多因素之中，黑砖窑广泛存在的本质因素是资本的逐利性。因此对资本运转加以遏制和规范是文明社会的本质要求。所谓“规范”就是为了防止资本及其人格化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然而，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们似乎过多地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过于热衷的后果往往是对“基本点”的不完全坚持。因此，“最大限度地宽容民企初期的不规范”，就成了许多精英所热烈赞许、并被许多官员所公开认同的一个理念。但令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这种“普遍的宽容”竟然逐步恶化为了“局部的纵容”。“宽容不规范”就是默认资本可以损害社会及他人利益，“纵容不规范”则是为了少数资本的高回馈，蔑视甚至肆意践踏多数人的人权。“黑砖窑”让我们见证了“不规范”是怎样的反文明、反人性，我们已经看到继续“纵容”下去的尽头就是人类文明的
倒退：奴隶劳动！
三、罪刑失衡原因简析
黑砖窑事件除了其本身的恶劣程度引人深思之外，另一发人深省之处在于那些黑窑主以及其他涉案人员最后所受的处罚和他们罪恶的极度不对应性。依据现行刑法作出的该判决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由此反映出刑法对奴役罪行惩治尚有诸多软肋：
（一）数罪之——罪数不全。
在黑窑奴工案，仅就黑窑主和黑工头们来说，他们涉嫌触犯刑法的行为有强迫劳动、非法拘禁、故意伤害乃至杀人、虐待、非法买卖人口、非法使用童工、恶意拖欠工资、侵占他人财产、非法生产经营、破坏耕地等十余项。这些行为无一不应受到刑法的严惩，然而法院的判决的数罪仅仅局限于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两种，显然和案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不相符合。
另外，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数罪的解释亦不科学，容易导致刑罚与罪行之间的不均衡。通常，“数罪”被解释成数种罪名而不是数个“犯罪构成”。如果将财产犯罪与人身犯罪的数罪区别对待，对侵犯人身的同种犯罪行为，按照符合犯罪构成的犯罪行为次数确定数罪，并且根据每次犯罪的行为规模确定刑罚，这样对于像黑砖窑这样的反复性犯罪的惩罚会更接近公平正义一些。
（二）并罚之——类反比例现象。
针对黑砖窑事件严重的数罪现象，如何并罚才合理也成了耐人寻味的大问题。关于数罪并罚原则，我国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了三大原则：吸收原则、限制加重原则和并科原则。笔者认为，对三大原则规定的适用范围有失偏颇，其弊端是容易造成罪数与刑罚之间的类反比例现象。反比例公式是当X值增加时Y值降低，而所谓类反比例现象是指当X值增加时，Y值不变或者上升到一定值后保持恒定，体现在数罪并罚公式中，就是当罪数增加时，刑罚恒定。其弊端就是使刑罚的威慑力降低，容易在客观上引发罪犯“破罐子破摔”的心理。
第一，数刑中只要有一个是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就应当执行死刑或者是无期刑，但是对其他罪应当分别裁量并作出判决，此之谓吸收原则。
第二，数刑中有两个以上有期徒刑、两个以上拘役或者两个以上管制的，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应该执行的刑期，但不能超过刑法规定的最高限制。这一原则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总和刑期以下决定执行的刑期，意味着数罪并罚时其中任何一罪的量刑实际上比单独犯一罪者处罚还要轻；二是无论犯多少罪，只要都是有期徒刑，则最后的刑罚不会超过二十年。这明显不符合罪责行相适应原则，并且“限制加重原则”也与累犯从重原则是相矛盾的，客观上无疑是对罪犯在短时间内多犯几次罪的鼓励！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限制加重原则”代之以“并科原则”，并取消有期徒刑的上限。
（三）现行罪刑惩治黑砖窑事件的不适应性。
第一，强迫劳动罪无用武之地。
黑砖窑案不适用刑法244条规定的强迫劳动罪。第一，主体不合。刑法244条规定的是“单位犯罪”，而黑砖窑案的主体是个人，根本就没有合法单位的存在。第二，244条禁止的行为是“强迫职工劳动”，严格说来不能适用奴工案件，因为“职工”的身份是契约的产物，而奴工则是被欺骗、强拉、通过暴力的“禁锢”。第三，刑罚太轻，受罚主体有限。以限制人身自由方法强迫职工劳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亦用之失当。
非法拘禁罪与故意伤害罪在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和侵犯的客体三方面都与奴役劳工行为不同，适用这两个罪名无疑罚不当罪，而且带来判决正当性论证的困难。
首先，在犯罪故意方面，非法拘禁罪的故意是限制人身自由；故意伤害罪的故意是“伤害他人身体”。奴役劳工行为的故意是将人处于非人状态供自己“役使”，从对被害人的“役使”中获得犯罪利益是其故意的核心，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只是其实现奴役的手段。
其次，在犯罪的客觀方面，非法拘禁罪表现为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且常常伴有暴力。故意伤害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拳打脚踢、刀砍枪击、棒打石砸、火烧水烫等等加害人的身体的行为。奴役行为在客观上表现为违背他人意志地“役使人”，“使用人”，把他人当作工具，不当人。
再次，在侵犯的客体方面，非法拘禁罪侵犯的是人身自由权，故意伤害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健康权，而奴役劳工行为侵犯的客体则是人的尊严，是巨大的复合客体。
第三，拐卖妇女、儿童罪适用受限。
根据刑法第241条第一款条文，那些黑砖窑犯罪链中负责拐骗奴工的罪犯，如果没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不管他拐骗了多少农民工都不算犯罪，并且该罪对被拐卖的成年智障者也缺乏保护。因此，将“拐卖妇女、儿童罪”恢复到以前的“拐卖人口罪”也许会更具保护力度。
国家对黑砖窑事件高度重视，全力进行大范围的搜捕和清理，并对案犯进行了相应惩治，但是惩治的力度和其恶性显然不成比例，这种罪行的不均衡性主要是由于法律设置的种种疏漏造成的。鉴于资本逐利性的强力驱动，黑窑案肯定不可能从此销声匿迹，因此，完善立法才能有效遏制该类事件反复发生。
失衡原因 篇4
关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之间的关系, 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关系, 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1,2,3];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是由于人民币长期低估导致的, 只有人民币升值才能消除美国对华贸易逆差[4]。难道中美贸易失衡真的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了吗?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人民币升值真的能够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 本文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关系入手, 从内部经济失衡、产品内分工、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和出口管制等方面, 分析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
一、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变化
近年来中国与美国之间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所谓中美贸易失衡是指近年来持续存在的中国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 导致了两国之间在经常账户下的国际贸易收支失衡。考察将近30年的中美贸易额, 中美贸易失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以来, 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 这一趋势更是明显加快 (见图1) 。
(一) 中美贸易失衡
据中方统计, 2008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最高的1 708.6亿美元, 2009年降为1 434亿美元。据美方统计, 2008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更是高达2 663.3亿美元, 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略有下降, 达到2 268.3亿美元, 可见美方公布的统计数据要远远高于中方数据。尽管双方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而且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实际上并没有美国公布的那么高[5], 但是中美贸易长期失衡并迅速扩大却是客观存在的, 中美贸易失衡也表现在贸易结构的失衡。从贸易结构上看,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主要是货物贸易逆差, 而服务贸易则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其中货物贸易逆差又主要表现为制成品的贸易逆差, 尤其是高技术产品逆差十分突出, 相反美国在初级产品上却存在对华贸易顺差。
数据来源:中方顺差数据来自商务部的全国年度统计公报, 美方逆差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统计资料。
(二) 人民币汇率的变化
人民币汇率机制和汇率水平随着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而不断调整。从1994年起, 中国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这使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影响更加显著。由于1994年汇率并轨时实施超贬, 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一个缓慢升值的过程, 逐渐从1994年的1:8.70上升到1998年的1:8.27, 此后一直停留在8.279-8.277之间。2005年7月21日, 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随着中国经济启动并进入新一轮上升轨道, 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升值趋势在政策面开始显现出来, 在2008年7月之后基本稳定在1:6.80至1:6.90之间。2005-2008年, 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1.1%, 实际有效汇率也升值了17%左右, 缓解了中国入世以来形成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三) 中美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
通过考察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变化情况, 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 但是人民币汇率并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姚枝仲 (2003) 认为汇率并非是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惟一因素[6], 沈国兵 (2004) 、李稻葵 (2006) 等人的研究也证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变化对于中美贸易失衡都没有任何统计上显著的相关性[1]。麦金农 (2007) 进一步指出对于作为国际债权国的东亚国家, 国际主要货币升值突变带来的收入和支出效应非常强烈, 使得汇率对贸易状况的影响难以确定, 因此认为促使人民币升值就可以减少中国贸易顺差的设想是不科学的[2]。
近年来中美贸易规模和贸易差额的快速增长, 主要是世界产业分工深化和产业转移的结果, 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必然联系。例如2005年7月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升值, 但中美贸易顺差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还迅速扩大。总之, 中美贸易失衡不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导致的, 人民币的升值也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二、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
(一) 美国经济内部失衡是根本原因
美国经济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美国储蓄投资失衡、财政赤字和过度消费。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X-M= (S-I) + (T-G) , 即一国经常账户差额等于其国内个人净储蓄加上财政余额。首先, 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上看, 储蓄投资缺口不断扩大意味着经常账户差额将不断扩大。自2001年以来, 美国为刺激经济增长而采取的超低利率政策导致美国的储蓄率不断下降。2005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间, 美国个人储蓄率大多维持在1%以下, 这一时期成为美国历史上储蓄水平最低的时代。同时, 美国的超低利率政策也刺激了投资支出扩张, 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快速增长, 提高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其次, 从财政赤字的影响来看, 实行减税和增加开支的赤字财政政策也会加剧经常账户逆差。一方面, 减税带来的消费增长和政府开支增加, 助长了对进口商品的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 巨额财政赤字加上利率上升, 会导致外资流入、美元升值, 从而加剧了经常账户逆差。
从2001年开始, 美国累积的财政赤字不断攀升, 同期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也不断增加, 过低的储蓄水平和过高的财政赤字使美国政府和居民的消费支出过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稳定在65%以上, 在2004年和2005年分别达到了70%和72%。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 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 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开始调高储蓄率, 从2008年8月的0.8%提高到2009年5月的6.9%, 达到过去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贸易赤字规模也随之开始下降。这正说明美国贸易逆差只不过是内部储蓄投资失衡的外在表现, 是其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即使改变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也必须为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寻找新的来源, 将逆差转移至其他国家[7]。
(二) 中美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的产业转移
分析中美贸易顺差的构成, 可以发现其主要来自东亚各国的贸易顺差转移。随着美国与东亚新兴经济体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 逐步形成了全球性的产品内分工格局, 即美国、日本从事研发、设计等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活动, 生产并出口关键零部件和技术设备;韩国、台湾等生产并出口零部件系统或模块;东盟提供原材料和简单零部件;中国大陆从事劳动密集型组装并提供少量组件, 而美国等成为产品的目标市场并最终实现产品的价值。如果按原产地原则统计, 最终产品的出口地就从日本、韩国、台湾、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大陆。在这种产品内分工格局下, 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东盟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构成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日本和东盟的部分对美贸易顺差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以2009年为例, 中国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的逆差总额达1 471亿美元, 较中国对美顺差1 434亿美元还略高。此外, 中国对拉美国家、对世界上58个最不发达国家总体也是逆差。因此, 中美贸易失衡根本原因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国际产业转移导致的贸易转移, 这种产业转移导致中美贸易顺差大幅增加。
(三) 外国投资企业创造了大量的中美贸易顺差
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必然会增加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商直接投资, 一方面利用直接投资代替商品对华出口;另一方面, 通过加工贸易将产品返销国内或销往全世界, 这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位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这一载体, 利用直接投资在我国建立加工贸易基地, 充分利用我国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低的优势, 生产出富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这些产品中大部分销往美国。因此, 外资企业对美贸易顺差成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核心部分。美国经济学者也曾经指出,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占到了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总额的83%[8]。2009年,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约为1400多亿美元, 其中约有76%是外资企业造成的, 而这些外资企业主要又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因此, 中美贸易失衡难以真实反映中美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关系, 也说明了美国对中国贸易出现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制造业大量向中国转移。
(四) 加工贸易创造了大量的中美贸易顺差
中国与美国在一般贸易上是基本平衡的, 顺差主要是由加工贸易造成的。中国的加工贸易大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能力, 对华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工序而发展起来的, 这些外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创造了大量贸易顺差。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2007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顺差高达2 117.97亿美元, 占外资企业对外贸易顺差总额 (1 361.12亿美元) 的155.6%。根据Koopmen等人 (2008) 的测算, 中国制造业出口中有58.7%以上是加工贸易创造的出口[9]。从加工贸易的地理方向上看, 这些加工贸易顺差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对美加工贸易顺差上, 中美贸易顺差与中国加工贸易在发展趋势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同步性, 两者的皮尔森相关系数高达0.991[10]。在中美贸易顺差中大约67%来自中国出口的电子信息技术和机电设备类产品, 而这些产品又主要来自外资企业从事的加工贸易。因此, 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 将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生产加工工序向中国进行“工序”转移, 使外资在华企业对美加工贸易顺差逐渐扩大, 导致了中美贸易失衡的不断扩大。从加工贸易方式可以看出,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对中国FDI产生的对美贸易转移和返销, 是美中贸易失衡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 美国对中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也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所说的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主要是指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美国是世界上拥有高科技产品和发明专利最多的国家, 而中国又是规模巨大的高科技产品需求市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应该处于优势地位, 但现实却是中国是美国高技术产品的最大供给商。这除了加工贸易的原因之外, 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1998年, 美国将卫星技术添加到管制清单中, 专门对中国进行控制。2007年6月, 美国商务部实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新规定, 该规定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阐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进口证明与中国最终用户说明要求的修改》三项, 其中出口产品管制分类列表 (ECCNs) 的31大类管制项目包括航空器及航空发动机、导航系统、激光器、光学纤维、贫铀等20种产品、软件和相关技术。美国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对华实施了比其他贸易伙伴更为严格的出口管制[11]。严格的出口管制迫使很多中国用户放弃进口美国产品, 转向从欧洲、日本等国进口, 结果是美国高科技产品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 在中国迅速增长的高技术进口中的比例越来越低。因此,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严重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
三、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失衡是各种深层原因综合影响的结果, 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其唯一影响因素。因此, 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
第一, 历史经验证明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中美贸易失衡。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1.1%, 同期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年均达到5.9%, 对华逆差年均增长21.6%, 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时期。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 而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5.7%降至3.5%, 对华逆差下降16.1%。20世纪70-80年代, 美国也曾因货币问题向德国、日本施压, 迫使两国的货币大幅升值, 但到2008年, 美国对德国仍然逆差429亿美元, 对日本逆差726亿美元[3]。因此, 国内和国外的经验都证明一国本币升值对调解贸易收支的作用有限。
第二, 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美国市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殷德生 (2004) 研究标明, 中国贸易收支价格弹性很低、而收入弹性很高, 说明受外需影响较大, 其中受美国市场需求影响最大[12]。中国自2005年以来的贸易盈余主要是由于美国过度消费, 而不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 2008年美国遭遇金融危机冲击致使中国出口下滑说明了这个道理。如果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那应该改善出口才对。但是,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国出口两个月之内从超过20%的增长跌落至近30%的负增长。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 美国经济企稳复苏, 而中国对美出口也开始回暖。这说明中国出口主要是由外需市场决定的, 而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低估。因此, 单独依靠人民币升值是无力改变美国进口增长过快的局面。
第三, 人民币升值会产生来自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偏置效应。根据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法, 汇率变动影响贸易收支主要取决于实际汇率变动, 在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情况下, 如果考虑中美两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 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是不确定的, 因此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即使在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情况下, 如果考虑升值后的收入效应和支出效应, 人民币升值也不一定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首先, 出口下降会导致国民收入减少, 而收入减少带来的消费下降会减少进口需求, 尤其对于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贸易, 出口下降会使进口需求大幅下降;其次, 人民币升值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成本, 降低投资利润率, 尤其对于创造大量贸易顺差的外资企业, 这样势必会抑制中国的投资和就业, 从而降低中国的消费和进口需求;最后, 人民币升值会使中国主要以外汇储备形式持有的美元资产缩水, 这种负财富效应会进一步导致本国消费和投资的减少。所以, 就中短期而言, 人民币升值后来自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偏置效应可能会超过价格效应的影响, 因而使中美贸易平衡的变化难以确定[2]。
第四, 人民币升值可能使美国的进口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人民币升值固然会提高中国产品在美国销售的市场价格, 一定程度会降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整体进口规模会下降。在美国需求不变的情况下, 美国会转向生产同类产品的替代国家, 例如印度、东盟等, 进口与中国产品类似的产品。
第五, 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美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管制。一方面, 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企业将高科技产品的生产组装工序转移到中国, 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进行生产, 使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不断增加;另一方面, 美国长期实行对华出口管制。2007年还将中国单列, 专门增加了包括纤维材料、数字机床、部分集成电路设备在内的47个出口管制项目。严格的管制迫使很多中国用户放弃进口美国产品, 转从他国进口。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快速增长, 但自美进口比重从2001年的18.3%下降到2009年的7.5%。因此,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加剧了双边贸易不平衡[3]。在这种情况下, 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四、结论及对策
上述分析说明, 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 以及美国过度消费和对华出口管制。在这些深层原因没有解决的情况下, 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而且还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种种不利影响。但是, 长期存在的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将影响我国经济贸易的正常发展。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 解决中美贸易失衡和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 可以考虑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 扩大内需, 减少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一方面, 在稳定投资需求的同时要扩大消费需求, 尤其居民的消费需求, 这样既有利于降低储蓄率又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利用与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契机, 拓展新兴出口市场, 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第二, 要合理引导外资投向, 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随着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 在稳定利用外资规模的基础上, 要引导外资投向粗放型加工贸易以外的投资领域。要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培育新的外资增长点, 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
第三, 加快产业优化升级, 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础上, 加强自主创新, 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 推动产业向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升级。改变对外贸易中的低价竞争模式, 要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售后服务和做强自主品牌, 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转向追求贸易增长效益和质量上来。
第四,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 对人民币适度升值。中国目前高达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因此有必要借机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适度增加汇率弹性和灵活性, 逐步实现汇率形成市场化, 使人民币在可控的范围内适度升值。人民币适当升值有利于增加中国整体贸易利益和消除中美贸易失衡, 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推进产业升级, 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五, 加强与美国的贸易磋商, 劝说美国削减对华出口管制。2010年4月, 美国奥巴马政府就出口管制改革制定了初步路线图, 计划对美国出口管制体系进行改革。我国可以利用这一契机加强与美国的贸易磋商, 劝说美国减少对华出口管制的歧视性规定, 这有利于增加我国从美国的进口和减少中美贸易逆差。
此外, 还要优化贸易利益核算方法。美国为了避免FDI带来的贸易转移和贸易返销的影响, 反映美国真实的贸易利得,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每年专门以“所有权”为依据对本国进出口贸易进行重新统计[13]。因此, 在对中美贸易统计差异联合研究的基础上, 建议中国进一步建立基于“所有权”原则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 综合反映中美贸易利益分布的实际情况。
摘要：2010年美国再次提出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人民币面临空前的升值压力。通过考察中美贸易差额和人民币汇率的变化, 指出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通过对内部经济失衡、产品内分工、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和出口管制等方面的分析, 指出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 以及美国过度消费和对华出口管制。因此, 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农村老师年龄结构失衡 篇5
爷爷奶奶教小学 哥哥姐姐教高中
7日下午2时30分，教育界的政协委员拿出自己的提案，开始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讨论交流。记者统计，近30名委员提交的提案或交流的话题中，有一半多涉及农村教育。城乡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农村教师待遇问题、人员流失问题等被重点关注。
农村教师工资太低了
“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就是师资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的形象写照。”武城县教育局的吴广峰委员说，他曾在调研中发现，在农村45岁以上的大部分教师都是原民办转正教师，知识结构陈旧，难以适应新课改的要求。“农村中小学英语、音乐、体育、美术、计算机等学科专业教师严重不足，很多学校让教师‘中途改行’或兼课，难以满足当前素质教育开全课程的要求。”
“我的学生经常抱怨，农村的条件很艰苦，很多理论知识无法有效地传达给学生，有电脑无网线，有电视无信号。”平原师范学校的邱兰英委员告诉记者，她是围绕加大对农村中小学投资做的提案。她作为师范学校的老师已有近30年，自己的很多学生加入到了农村教师的行列，但是她所得到的反馈令她深有感触，农村教师工资太低，有的甚至无法保障正常生活。
县城附小一个班八九十人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非常严重，那就是城乡教育资源差异的问题，县城中小学很多都覆盖了多媒体，而城镇或村里的学校虽有电脑，但是无法利用。”吴广峰说，如果不改善，这样会导致农村更弱城市更强。禹城齐鲁中学的韦建辉委员说，光说城乡差别可能有些空洞，举一个例子，有的农村小学因为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一个班仅有十几人，而县城附小的一个班级竟达到八九十人。
德州市新湖南路小学的赵强委员认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优秀农村教师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城市学校，使得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农村中小学校更是雪上加霜，农村优秀教师的缺失加重了城乡之间教育发展不均衡。农村学生大量涌入城市学校使得农村学校生源流失严重，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农村教育管理者怨声载道。
政策应向农村倾斜
吴广峰委员建议，应完善城乡教师定期交流制度，明确城镇学校教师评聘高一级职称时，必须有一年以上的农村学校任教经历。实施偏远农村教师校车工程，加大农村教师工作环境方面的投入，改善教师工作生活环境。在核准岗位结构比例时，高级教师岗位向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
出台农村教师回城、子女入学等一系列福利政策，为教师在农村任教解决后顾之忧。开展农村中小学教师岗位津贴改革试点，完善农村教师荣誉激励机制，在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安排一定的比例在农村一线教师中推选。
失衡原因 篇6
一、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和政策导向及反思
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其所需资源主要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配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和政策安排。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与建国以来实行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政策有关,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和政策进行回顾:①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前,“赶超经济”与教育资源配置的“精英主义”政策取向。1952年以后至“文革”前的办学路线是办好重点学校与改进高等教育,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发展路线。1953 年 5 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办重点中学”,教育部确定“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与师范”,并在全国确定了 194 所重点中学,占全国中学的 4.4%。同年 9 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门应当首先集中力量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已有很大的发展,今后应当着重质量的提高。”1957 年之后全国又建立起严格的户籍制,实行城乡分治的二元管理模式,教育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也开始形成。1962 年教育部颁发了《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教育资源配置的精英取向不断得到加强。②“文革”期间,教育重心下移,呈现出“政治挂帅”与教育资源配置的“乌托邦”政策取向。教育重心从高等教育下放到基础教育,同时下放教育管理权限,面向基层、面向农村,提倡普及教育。但是基础教育的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只是教育规模扩大了。政府减少了基础教育支出;很多农村中小学教师由公办转为民办,户籍转为农业户口,不拿工资记工分,农村教育师资队伍涣散;取消考试导致教学内容简单化等。教育发展陷入“乌托邦”的困境。③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梯度发展”与教育资源配置的区域优先发展政策取向。这一时期颁布的一系列关于教育资源配置方面的政策制度导致了学校分化,分类“普九”,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教育格局,使得教育发展出现了唯经济主义战略。城乡教育“差序”格局形成,也确认并强化了教育的差距。④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开始向市场化转型。教育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教育投资的多元化(即多渠道筹资体制)。多渠道筹资体制导致了教育的地区差异扩大,富裕地区比贫困地区、城市比乡村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也因此带来更多的教育机会,导致了地区之间和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的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教育产业化”思潮影响广泛,教育的经济效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而社会效益则被遗落在不起眼的位置。这一时期掀起两股浪潮:一股是城市学校的“择校热”和“乱收费热”;另一股是农村教师工资的拖欠浪潮。这两股浪潮相互交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一时期,城乡二元结构由“行政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这也导致城乡之间进一步分化割离。⑤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了“执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新体制,同年底基本实现了由“以乡为主”向“以县为主”的转变。
从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政策调整和配置格局变迁的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建国以来至2001年,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政策一直奉行的都是重点配置取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唯经济路线政策取向;二是城市优先、城乡分治政策取向;三是重点学校政策取向;四是高等教育优先发展政策取向。这种重点配置取向导致当前我国教育资源不断向强势地区、强势群体积聚,教育不平等不断扩张。
二、义务教育资源投入方面的现行制度及反思
毫无疑问,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政府,对教育资源的严重失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加大对西部、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实施了一系列扶贫开发工程,如“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国家扶贫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等。此外,国家还对贫困家庭学生实施了“两免一补”政策,教育扶贫的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展。这些举措对促进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没能遏制近些年来教育差距持续扩大的势头,没能在国家整体范围内,从涵盖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的角度,形成解决我国弱势群体教育问题长期稳定的战略性政策。因此,消除教育贫困,促进教育健康和谐发展,必须从教育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上作出调整。
(一)教育经费的预算机制
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中教育的事权与财权相分离,教育的事权属于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的财权属于财政与计划部门,教育经费预算等级较低,由此造成教育经费预算数量相对弹性较大,缺乏透明度。在国家预算科目中,级次越低,数量弹性越大,透明度越低。更为遗憾的是,教育经费的预算编制、拨付和使用管理归属财政和计划部门,而作为统管教育事业发展的教育行政部门没有参与教育经费预算编制和经费分配、管理的权力,只能靠财政部门反馈。这种没有教育行政部门参与的预算方式不能够真实反映教育部门需要的经费数量,造成预算过多或者偏少。缺乏透明度的预算方式,使得教育经费的分配以及使用缺乏科学合理的安排,从而导致许多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的教育经费严重短缺,无法得到解决。
(二)教育经费的来源及投入机制
义务教育投入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投入来源单一、机制僵化所致。只有发动社会力量,充分调动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办学的积极性,多方筹资,才能增加全社会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变政府包揽办学为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这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但目前我国非政府投入渠道却不畅通,很多资金难以进入到教育领域。通过市场投资和第三来源(均视为非政府渠道)所筹集到的资金数量不大,占整个教育经费的比例很低,近年来还有下降趋势。究其根本,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是非政府投入渠道不畅、不能将非政府渠道的资金有效导入教育领域的主要原因。由于目前有关职能部门立法相对滞后,对社会各界捐资、投资教育的具体指标,投资主体与接受资金的学校或个人的权利、义务及奖惩,经费使用,教育投资的监督、审计等方面的法规和政策不健全,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
(三)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
200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上承担的责任,建立起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简称“新机制”)。“新机制”规定:“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中央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适当兼顾东部部分困难地区。”2006年修订通过的《义务教育法》中第2条、第42条、第44条都提到了“新机制”,将其纳入法律范畴,在法律上明确了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方面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原先的“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在经费方面由“县统筹”上升到了“省统筹”。至此,城乡儿童享有平等的受义务教育权利才有了法律依托。可是“新机制”中对“地方政府”没有进行明晰界定,在具体执行中,有可能会导致各级政府间的相互推诿,影响政策实施的效果。
三、义务教育资源分配的现行制度及反思
义务教育的特殊性以及其国有产权的资源配置方式存在不合理性,造成义务教育经费的短缺和农村义务教育的愈加困难。而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是造成我国义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根本原因。
(一)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教育财政转移是财政转移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各国均以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作为教育经费投入、调节地区间教育经费差距的一种手段。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建立了收入集中、支出分散、中央对地方进行收入转移的财政格局,财政转移支付成为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原先的“分级包干”体制下转移支付方式和分税制实行后的转移支付制度的混合体,带有“双轨制”的痕迹,存在着制度设计不合理、资金计算和分配不科学、缺乏监督机制以及转移程序复杂、不平衡等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改进的问题。
(二)义务教育经费拨款制度
学校教育经费拨款的主要依据是教育事业费(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和教育基本建设费,我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化,使得地方政府在教育投入中的作用变得更大。特别是在义务教育方面,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事业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使得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直接引起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这一拨款依据的弊端是:
第一,无法客观真实地反映出一个学校的最低财政投入标准。国家在经费预算时,往往不能掌握学校的真实需求。长期以来,对学校的教育经费拨款不是按照学校的实际需要提供经费,而是按照国家提供的经费给各个学校制定经费的需求量,给多少算多少。学校只能被动地等待着政府的拨款,根据得到的拨款量来考虑学校经费的使用安排。这就使学校常常陷入经费紧张的困境,很多学校连最基本的运转都无法保障,更谈不上进一步发展。
第二,容易造成经费预算的偏差,从而导致拨款出现失误的可能性增大,如拨款方向错误,拨款数额无法满足当地教育的需求,或是超出当地教育的需求以致形成经费的闲置或造成浪费等。长此以往,不仅会造成有限教育经费的极大浪费,还会影响到各地教育的发展水平,扩大地区间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发展差距。
综上所述,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制度方面的原因为我国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分配带来了实质性的困难。由于这些制度方面的缺陷为教育“寻租”活动的产生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使得非制度化的教育资源获取方式变得更为“人性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本身作为一种更为重要的教育资源,决定着教育资源的分配格局和分配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探寻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根源,就必须对相关的政策取向和制度设计进行回顾和反省,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有效而有深度的资源配置的法律,才能够杜绝在资源分配中的官本位思想和主观性,使得非制度化获取资源的方式更加科学、有效和公平。
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及中国的对策 篇7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 经常项目逆差出现, 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 作为失衡的一方, 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 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 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 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 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 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 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 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 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 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 从美国的角度看, 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 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 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 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 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 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 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 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 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 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 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 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 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 从全球角度看, 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 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 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 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 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 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 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 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 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 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 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 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 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 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 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 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 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 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 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 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 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
全球经济失衡, 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 中国储蓄过剩, 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 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 结构不平衡, 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 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 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 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 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 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 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 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 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 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 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 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 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 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 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 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 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 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 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 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 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 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 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 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 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 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 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 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 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 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 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 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 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 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 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 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 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 人民币大幅升值, 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 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 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 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 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 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 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 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 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 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 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 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 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 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 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 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 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 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 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 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杨, 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新金融, 2006 (4) .
[2]、施建淮.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 2006 (3) .
失衡原因 篇8
一、消费不足的原因是居民收入比重下降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内外失衡?从宏观经济恒等式看, GDP=投资+消费+净出口, 目前投资已经偏热, 也就是说投资在GDP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偏高。那么, 出口过快增长应该与消费增长不足有关了。
消费与储蓄是一个巴掌的两面, 消费不足肯定是储蓄过度导致的。统计数据也反映了这样的推论:2005年中国国内储蓄占GDP比率为48.1%, 国内投资占GDP比率为42.6%, 自然就形成了占GDP5.5%的净出口。2007年, 净出口约占GDP的10%。因此, 最近几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率连续上升与国内储蓄率上升有密切关系。
从国际比较看, 中国储蓄率在国际范围内的确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因此, 学术界和决策层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应该将降低国内储蓄率视为缩小经常账户顺差, 进而缓解流动性过剩、遏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扬的根本途径。
但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虽然中国的储蓄率一直较高, 但中国经济在2001年前并没有出现失衡, 这说明我国的储蓄率是最近几年才上升的。统计结果也支持该观点, 2001年以前的储蓄率一直在40%左右, 但2001年以后增加到了43%以上。该结论与老百姓的感受似乎有很大差异, 从微观上来说, 如果储蓄率增加, 那么居民的生活应该越来越轻松才对, 但实际上显然与此不符, 原因何在?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Kuijs对此做出了开创性努力。一国的部门储蓄包括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值得重视的是, 各部门储蓄的定义是迥然相异的。居民储蓄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消费。政府储蓄等于政府可支配收入减去政府消费。请注意政府消费与政府支出的区别:政府支出分为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政府行政性支出以及政府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产品的开支属于政府消费范畴;而政府的实体投资或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则属于政府投资。由此可见, 政府储蓄永远大于政府财政余额。企业储蓄等于企业的未分配利润, 这是因为企业只有投资, 而没有消费。
从部门储蓄率角度来考察中国的高储蓄, 就会发现近年来居民储蓄占国内储蓄的比率一直是下降的, 但企业的储蓄比率和政府的储蓄比率是上升的。这说明近年来中国国内储蓄居高不下的原因不是由于居民储蓄率过高, 而是因为企业和政府储蓄的迅速增长。因此,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症结不简单是总储蓄率高的问题, 而是与储蓄结构的变化有密切联系。
二、居民储蓄比例下降源于住房制度改革和房价上涨
为什么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在最近几年出现上升趋势而居民的储蓄出现下降?经济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财富在居民和企业、政府之间的重新分配?从时间上看, 经济结构变化发生在2001年之后, 这个时间与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是完全吻合的。这不仅是时间上的吻合, 在逻辑上也是一致的。
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从1998年正式开始, 房改目标是实现住房制度的市场化与货币化, 该目标2001年基本实现。随着住房改革的完成, 城市居民的住房消费发生了根本变化, 由单位分房变为自己购房, 使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房改之前, 居民用于住的支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房改之后此项支出在收入中的比例迅速增加。又因为我国城市居民在计划体制下住房极度紧张, 在房改之后, 压抑了数十年的住房需求迅速释放, 这样的需求释放与房价上涨相互强化, 使2001年之后我国房地产价格一直处在快速上涨趋势中。住房制度改革与房价上涨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导致居民支出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从企业角度看, 住房制度改革减少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尽管工资里有住房补贴 (有些以住房公积金的名义出现) , 但从总体上来说, 企业在职工住房上的支出比例大幅减少。另外, 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过程中, 企业通过土地价格的大幅上涨及房地产开发取得了超额利润。这些年老百姓只看到了房地产开发商赚钱, 却不知还有大量的企业在土地升值过程中获益比开发商更多。这些土地本是国家无偿划拨的, 但升值之后价值惊人, 很多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本已停止, 但因为有一块土地就可以解决职工安置等诸多问题。土地使企业的储蓄比例增加。
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涨使政府通过出让土地及从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征税得到的收入必然大幅增加。在2001年之前, 只有深圳等个别城市的政府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城市开发的资金来源, 但2001年之后, 政府在土地使用权出让过程中获得的资金来源越来越多。2003年以来, 该项收入约为7000亿元~10000亿元。在不少城市, 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收入的比例超过80%, 这对政府来说是新增的收入。在政府收入增加的同时, 由于推行了教育、医疗等改革, 政府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产品的开支 (这些属于政府消费的项目) 比例不增反降, 政府将新增的收入主要用于投资了。因此,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储蓄的比例也是上升的。
同样, 在房地产强劲复苏的带动下, 所有资源类商品的价格大幅飙升, 其结果与房地产价格上涨导致的结果一样:进一步增加了政府和企业的储蓄比例, 而居民储蓄的比例快速下降。
在之前的很多分析中, 大多数人都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了中国经济失衡的表象, 但很少对此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通过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视角, 我们不仅可以看清储蓄变化的逻辑关系, 而且明白了导致经济失衡的关键原因是住房分配制度的变化, 住房制度改革才是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教育、医疗改革对于收入分配的作用与住房制度改革的作用完全一样。将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结合在一起才能勾画出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
三、股票价格上涨加剧了经济失衡
从局部看, 2005年底以来的股价上涨解决了我国经济中的很多问题, 最明显的是通过股市直接融资的数量迅速增加, 2007年的股市融资将超过7000亿元 (其中IPO数量超过4000亿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使资本充足率迅速提高, 数百家上市公司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与资本市场有关的各环节、各部门的盈利能力都大幅度提高, 国家在资本市场中得到的税收也十分丰厚。但从全局看, 股价上涨与股市繁荣加剧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失衡, 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因为在此过程中得益最大的是企业, 其次是政府, 居民利益受到损失。
首先看企业, 企业自2007年以来的股票发行价格一般在30倍市盈率以上 (IPO定价为30倍市盈率, 增发价格都普遍高于30倍市盈率) , 这是世界上融资成本最低的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以低廉的价格融资必然使企业储蓄增加。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 资金主要在居民与企业之间流动与分配, 企业的储蓄增加意味着居民储蓄的减少。可以简单计算一下, 2007年投资者为上市公司贡献的资金约8000亿元 (主要是新股发行和增发) , 交纳的税、费共计4000亿元 (主要是印花税和佣金) , 两项合计11000多亿元。而上市公司2007年盈利总额估计难以超过1万亿元, 二级市场投资者对应的上市公司利润约3000亿元左右, 不及投资者支付的交易费用。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分红所得估计在1000亿元左右, 相当于投资者支付的交易费用的四分之一。投资者在总体上是净亏损状态。
有人会对此提出质疑, 认为股价从2007年初开始一直是上涨的, 怎么投资者是净亏损的呢?如果按照2007年度来统计, 投资者账面总资产扣除交易费用应该大于零, 投资者不应该亏损。但笔者认为, 账面总资产是虚的、波动的, 不能用来计算投资者的收益状况。关键问题是目前高估的股价不可能持续。如果分时间段分析更有利于说明问题:股价上升时, 投资者账面可能是盈利的, 此时居民储蓄表现会净增加, 股价上涨对消费会有刺激作用;但股价下跌时, 投资者的账面盈利很快消失, 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例将下降, 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会明显体现出来, 加剧经济失衡。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不仅可以通过征收印花税增加收入, 而且可以通过上市公司盈利 (因为财务成本下降) 的增加而提高税收, 始终是收益方, 因此政府储蓄是增加的。总之, 在股价上涨、股市繁荣的过程中, 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比例上升, 而居民储蓄比例会下降, 加剧经济失衡。
我们发展资本市场的初衷是发展直接融资, 优化金融市场结构, 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为老百姓增加资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但目前的资本市场却成为宏观经济失衡的加速器, 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在于股价虚高。股价虚高使企业的筹资成本低廉, 对应于投资者的当然是投资收益水平非常低, 相当于居民拿钱补贴企业和政府。因此, 从表面看我们的资本市场取得了可喜成就, 实现了股票融资的历史性跨越, 但从全局考量, 中国经济失衡却因此加剧了。
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反对发展资本市场。当前的资本市场之所以出现这样尴尬的结局, 关键原因在于资本市场的结构不健全, 公司债券市场没有发展起来, 而股市的投机气氛太浓、股价高估严重。
四、政策建议
问题的原因找到了, 但解决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 因为让住房制度回到老路上去是不现实的, 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就需要我们在新的环境下调整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 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1、政府在住房、教育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涉及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住房用地上应该减免所有费用成本;政府应用财政支出来建设部分住房, 供低收入群体使用。政府目前在这方面已有所作为, 笔者想强调的是, 这些政策并非短期的应急之策, 而是要长期落实, 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政策。
2、通过政策调控来改变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预期。
要让老百姓对房价的预期由快速上涨变为稳定就可以延缓和平滑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冲动。当前政府出台的关于完善住房制度及对调控房地产价格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不仅可以缓解社会矛盾, 而且可以改变经济失衡。但让笔者担心的是, 这些政策的结果将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会让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 甚至是严重的损失, 必然招致舆论的强烈反弹, 这对决策者来说不仅是心理考验, 也是政治考验。
3、应该优先发展债券市场。
失衡原因 篇9
一、我国投资与消费失衡的成因分析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因素
建国后,我国基于国际和国内因素,在资本要素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了重工业发展战略,因此,我国政府采取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办法,从农村抽取大量的经济剩余来服务于重工业发展战略,为此,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约束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使得我国经济摆脱了当时的困境,也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是由于是逆比较优势的,我国在经济上没有取得长足的发展,而且,在改革开放后,这种户籍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虽然有所松动,但是还没有根本改变,使得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补贴、物价补贴等福利措施以及教育公平等各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而且,农业又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不仅有市场风险又有自然风险;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又比较小,导致农产品的价格难以提升;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低,农民在就业方面又处于弱势地位,即使找到了工作,收入也不高,工作环境差,风险大;再加上农村的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落后,商品流通成本比较大等等,这些都决定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有资料显示我国13亿人口中,农村人口有8.7亿,在如此多的农村人口数字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我国消费需求的影响可想而知,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 无论是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还是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都说明了居民的消费与收入(指的是现期收入、过去收入和财富)呈正相关,因此,农民的低收入决定了农民的低消费。
2. 社会保障范围没有覆盖到农村,农民出于理性,只能是减少即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备未来在年老、失业、疾病等不测之时使用,这也是影响消费需求的原因之一。
3. 在边际消费倾向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城乡整体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而高收入家庭消费倾向较小,低收入家庭消费倾向较大,因此,城乡居民收入越是平均,城乡整体平均消费倾向就会比较大,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导致城乡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从而最终影响居民消费需求。
综上所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严重制约了我国消费的增长,进而导致投资与消费失衡。
(二)财税等体制因素
1994年我国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集中了较大的财权,地方政府只有较少的财权,但是大量的事务还需要地方政府来办,这虽然加大了中央调控的影响力,但是,却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使得集权利、责任与利益于一体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和增加财政收入以及扩大就业,地方政府就产生了投资冲动(因为对地方政府来说,只有通过投资方式才最有效、最直接,而通过鼓励消费,很难达到地方政府的目的,如本地居民消费的商品不一定是本地企业生产的产品),于是各地争着上项目,到处抢着盖厂房,于是就内生出政府驱动的粗放型投资模式,导致投资盲目大幅度增加;再者,自1999年我国推行的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居民住房逐步实现了商品化和社会化,长期被压抑的住房需求迅速被释放,在繁荣的房地产市场下,地方政府也做起了“土地财政”的买卖,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在刚性的住房需求下,人们不得不压制对其他商品消费需求,这样,在虚高的房地产价格下,房地产企业一方面加大了对房地产的投资,另一方面,又压制了人们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可以看出财税体制等缺陷加剧了投资与消费的失衡。
(三)扭曲的要素价格体制因素
收入始终是影响居民消费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多年来由于政府利用行政权力支配经济资源等旧体制的存在,政府人为地压低要素价格(主要是工业用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形成了一套扭曲的要素价格体制,它不仅使得投资者仅靠不断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就可以轻松获得高额生产利润,而且还能使得政府轻松地获取大量的财政收入并能解决就业压力,同时还能使得政府驱动的粗放型投资模式得以维持和继续运行,但是,这也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速明显高过居民收入的增长,使得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三者之间的分配出现了明显的失衡。有资料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62.1%,下降到2006年的57.1%,下降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的收入比重从20%上升为21.5%,上升了1.5个百分点;政府收入比重从17.9%上升到21.4%,上升了3.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自然导致居民消费率随之下降,抑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进而导致投资与消费失衡。
(四)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存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导致的城乡居民之间,而且存在于由于行业垄断、行政权利参与市场行为等诸多原因,使得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基尼系数的大小,反映一个国家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到2005年我国10%的富裕人口已经占有全部社会财富的45%,而最穷的10%人口只占全部社会财富的1.4%。到2006年,不公平差距达到比较极端的地步,基尼系数超过了0.49,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富有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贫穷者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居民收入差距越大,社会消费曲线就越是向下移动。
二、投资与消费失衡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造成的影响分析
在当前开放经济条件下,理论界普遍认为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要保持两个均衡,一个是外部平衡即国际收支均衡,另一个就是内部均衡即供求均衡。而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中,这两方面已经严重失衡,而且都是由于高投资低消费失衡造成的。因为投资就意味着生产,提供商品的供给,消费就意味着对商品的需求;高投资意味着高产出,低消费意味着低需求,这样必然导致产能过剩,只有通过出口消化过剩的产能;众所周知,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渐进式转轨,这样,我国的产能过剩就更强化了对出口的路径依赖,贸易顺差随之产生,导致经常项目出现顺差;另一方面,我国的高投资主要是政府驱动的,并非是市场驱动的,因而投资效率不高,在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出于本届政府效用最大化不得不又招商引资,这时又恰逢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把一些能耗高、污染大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我国的进入门槛又低,于是大量外资进入,导致资本项目顺差。可以看出,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主要是由于我国投资与消费失衡造成的。再看,高投资带来的高产出,在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受阻、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必然导致总供求失衡,即导致内部失衡。而宏观经济的两个失衡容易导致滞涨,因为国际收支长期失衡造成我国外汇储备持续累积,导致流动性过剩,极易导致通货膨胀;政府驱动的高投资带来的高产出,在内需不足、外需受阻情况下,会造成产品供过于求,生产出现相对过剩,这将会压低产品的价格和企业利润,这样,在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企业极易出现亏损,最终停产倒闭,导致经济出现停滞,从而导致滞涨。而且,内生出的粗放型投资模式极易导致能源紧张、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已经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和挑战,因此,为了根本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对投资与消费失衡加以矫正。
三、矫正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可行性对策措施
就投资方面来说,要积极稳妥地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彻底改变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性,从源头切断政府驱动的投资模式,杜绝投资冲动。当然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压制投资,而是根除这种政府驱动的粗放型投资模式,使之尽快转变到市场主导型的投资决策体制,以提高投资效益,并将投资方向转向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如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等,促进投资与消费的协调发展。
就消费需求方面来说,一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和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加有效需求。为此要彻底消除户籍制度,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和对农业的引导,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解决三农问题,以增加农民收入;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杜绝利用政府权利参与市场行为,纠正扭曲的要素价格体制,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要加大行业的市场准入,增加竞争主体,鼓励充分竞争,防止行业垄断,杜绝收入过分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以及运用转移支付等政策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当然最关键是要保证宏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为居民收入的增加提供稳定的物质基础,为此要做到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协调拉动,因为投资模式的转轨和消费的提高一方面可以消化过剩的产能,降低我国对出口的依赖,另一方面还可以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以提高产品的品质和生产效率,同时还能缩小贸易顺差减少贸易摩擦,消除外汇占款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当前情况下,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美国推行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剧了人民币升值,出口受阻,我们是否可以放弃出口,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根据比较优势等贸易自由化理论的指导,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实现贸易双方共赢。因为出口不仅能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而且还能解决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有效需求。二是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的力度,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释放居民的消费需求。
失衡原因 篇10
国际收支是指一国居民与外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各项经济交易的货币价值总和。国际收支大体划分为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经常账户记录了商品、服务出口及净要素支付等实际资源流动。而资本与金融账户则记录了价值形态的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状况,即资产所有权的流动。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经常账户反映的是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即CA = S - I。当S < I,即本国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时,可以通过CA < 0,即通过经常账户赤字的方法来以产品的净进口满足投资需要,形成国内资产,同时也会产生对外债务,换言之,就是利用国外资本弥补本国的储蓄缺口,这种情况表现为经常账户逆差。而经常项目顺差则是S > I,即该国或该地区的储蓄超过了境内居民的投资需要,这表现在该国或该地区的对外贸易出现净出口,从而带来了资本流出而形成海外资产。经常项目顺差也说明了该国或该地区的国际市场份额与地位较高,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该国或该地区并未充分利用已有资源以发展经济。
而资本及金融账户则是一国或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对外资本输出( 入) 与金融交易收支的汇总状况,反映该国或该地区资本输出( 入) 与金融产品跨国交易等收支的平衡状态,一国或一个地区资本金融账户的逆差说明其资本与金融资源流出大于流入,属于净赤字,该国或该地区享有对国际资源的使用权。反之,资本及金融账户的顺差则说明该国或该地区的资本净流入,享有对国际资源的所有权。
对于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发达国家或地区,根据国际收支平衡理论,都会表现出经常账户与资本及金融账户的差额为零。国际市场充分、自由竞争,资源充分流动,忽略错误和遗漏的因素,经常账户中的余额必然对应着资本和金融账户在相反方向上的数量相等的余额,换言之,经常账户的顺差必然对应着其资本及金融账户等额的逆差,从而资本净流出,相应其海外资产增加; 反之, 若该国经常账户出现了逆差,则其资本及金融账户会出现等额的顺差,从而资本净流入,外国居民或机构在该国的资产增加。
二、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一直表现为顺差,并不断扩大。尤其是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经常项目顺差也随之扩大。如表1所示,2001—2008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从2001年的174. 05亿美元增 长到2008年的4205. 68亿美元,增加了4031亿美元,增长约24. 2倍。 具体来看,这期间经常项目顺差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在于货物贸易顺差的迅速增长,8年间货物贸易顺差从340. 17亿美元增长到3606. 36亿美元,增加了3266. 19亿美元。而服务贸易一直处于小额逆差状态。而2008年之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贸易额急剧萎缩。我国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顺差也大幅度缩水,从2008年的4205亿美元降至2009年的2432亿美元,降幅达58% 。 之后几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仍然呈下降趋势。尽管如此,我国仍保持着较高水平的经常账户顺差。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常年来始终保持着顺差,但并未呈现出规律性的增长,相反2012年,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首次出现逆差,但2013年又恢复了逆差状态。
根据1999—2013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数据,绘制出了我国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关系的折线图。如图1所示,我国经常账户与资本及金融账户的差额都位于X轴的上方,且余额的变化趋势有相近之处。因此,我国经常账户与资本及金融账户并不符合理论假设的互补关系。1999—2013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几乎都处于盈余状态。因此,我国的国际收支多年来始终保持着“双顺差”的非平衡状态。
( 1999—2001 年) 单位: 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 国泰君安数据库 。
三、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
(一)长期实行政策导向型出口优惠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为破解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2001年加入WTO之后,我国出口限制减少,关税降低,从而大幅增加了贸易项下的盈余。为了从国外进口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我国需要大量的外汇。所以,长期以来国家的政策导向一直是刺激出口,鼓励企业创汇,给出口企业提供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出口。由于CA = X - M,我国出口导向型政策导致出口大于进口,即X > M,因此, CA = X - M > 0,我国的经常账户常年顺差。另一方面, 为大力吸引外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还对外资给予超国民待遇。如图3所示,自2001年起,我国FDI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有所降低,但2010年又迅速反弹,到2011年再创历史新高,达到2800亿美元。2012年虽有小幅回落,到2013年FDI仍高达2582亿美元。因此,对于国际收支平衡表资本和金融账户,最大的顺差来自FDI。
(二)内部经济结构性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消费不足及储蓄率过高。作为普通居民家庭财富的主要体现,目前全国居民储蓄余额已超过40万亿元,已成为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造成这种高储蓄率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源于亚洲国家比较传统的节约习惯,居民往往更偏向于将财富储存起来,以满足他们对于货币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涉及国计民生的制度体系不完善,广大低收入水平居民预期支付未来子女上学、养老保障和购房支出大额费用等原因,居民倾向于未来消费,导致消费增长缓慢,居民储蓄居高不下。高储蓄的结果不能形成足够的消费需求,也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导致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 使得国内过剩的产品和资源需要到国外寻求销路,所以国家必须通过出口或对外投资的方式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更大程度上依赖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从而造成我国经常账户项下的贸易项目大幅度顺差。根据国际收支平衡理论关于经常账户的解释,即CA = S - I,我国的投资无法抵消高额的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即S > I,从而可以推出CA = S - I > 0,因此,我国的经常账户常年保持顺差。
(三)国际产业转移
为了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寻求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许多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会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转移。我国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再加之我国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广阔的国内市场以及宽松的政府环境,渐渐成为了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从而间接加剧了我国国际收支顺差。
四、国际收支失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持续的双顺差引发高通胀
目前,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上仍然为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呈现出的双顺差,意味着本国外汇市场上供大于求,表现为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以及汇率升值。央行为了维持稳定的汇率水平,必定会释放大量的人民币以收回外汇资产。中国的外汇交易中心实行会员制,所有在中国有权合法经营外汇业务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的审查批准,都可以成为会员。进入中国的外汇,无论来自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还是所谓的“热钱”,都是先与这些会员“结汇”,然后再由会员机构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个“银行间市场”上竞买竞卖各自持有的外汇头寸。但是,事实上央行最终都会以最高价购得交易中心的外汇资产。因此,我国现有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实全部是由央行在外汇交易中心购入的外汇。虽然我国早在1994年就取消了强制结汇制度,然而目前央行购买所有外汇的行为无异于过去的强制结汇。央行能以最高价格购得外汇交易中心的绝大部分外汇,是因为中国人民银行有印发货币的权利,央行为了稳定汇率水平,不得不增发大量的人民币,以收回我国外汇市场的超额外汇。由于我国进口不足,国内商品不足以兑换市场上流动过多的人民币,最终就会导致国内物价水平不断攀升,从而造成通货膨胀。
(二)民族企业发展受阻
国际收支顺差压缩了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在国内,大量外资企业在中国直接投资建厂,其产品可以迅速挤占中国市场,既避免了缴纳进口关税,又充分利用了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直接与我国民族企业争夺国内市场。 在国际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直接挤压了民族企业出口市场。2013年,在中国出口产品中,外资企业产品超过50% 。因此,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缩小了民族企业的市场份额,客观上削弱了民族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五、对策建议
(一)有效扩大内需
我国超额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为了增强国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政府必须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投资,使人人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减轻每个家庭教育支出。同时,政府应继续推进全民医疗改革,使人人都能看得起病,不用再为担心无法负担高额医疗费用而盲目储蓄。应进一步加大养老基金投入,使百姓不再为养老而储蓄大量资金。当居民没有了后顾之忧,便可放心消费,从而扩大国内的有效消费需求。
(二)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结构很不合理,大量集中在制造业,从事加工贸易生产。未来各级政府应引导外资更多地流向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引进外国的管理经验与先进技术,严格限制外资投向高污染、高能耗以及危及国内自主产业的行业,更加注重提高外资质量和优化外资结构。
(三)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
目前铁矿石、原油、粮食等国际大宗交易商品进口均价延续高位,中国的“用工荒”、“涨薪潮”、产业转移也将成为长期趋势,国家需要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实现从依靠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驱动阶段,到规模和创新驱动阶段转变。适度增加非生产性产品的进口,大力增加贸易转型升级所需的国外先进设备、技术进口。同时,各级政府在巩固传统出口项目的同时,加大新兴产业的出口力度,提高现代服务业的跨境服务能力。
摘要：国际收支平衡对一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我国多年持续的“双顺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宏观经济结构的失衡。持续“双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长期实行政策导向型出口优惠政策、内部经济结构性失衡以及国际间产业转移。国际收支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内通胀压力,阻碍了民族企业发展。提出有效扩大内需、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双顺差,国际收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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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原因 篇11
关键词：经常账户失衡；储蓄；投资；贸易
一、我国外汇储备数额巨大的形成机理
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是由国际收支的高额“双顺差”带来的。即经常帐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是指进出口贸易中出口大于进口；资本项目顺差，是指出入境投资中外资流入大于本国资本输出。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在1994年开始出现的，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进一步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导致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规模迅速扩大。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非常薄弱，于是我国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实施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这种对外开放战略使我国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外汇。
二、经常账户失衡的内部分析——基于储蓄—投资视角
从宏观层面解析可知，经常账户失衡（顺差）是储蓄与投资不平衡导致的。
宏观经济恒等式：储蓄-投资=出口-进口=经常账户余额（即贸易账户余额）
推导过程：国内生产总值（Y）=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出口（X）-进口（M）
即：Y-C-G-I=X-M
当一国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S=I，Y-C-G-I=X-M=0
将Y-C-G用S代替，得出：S-I=X-M
储蓄小于投资时，就会产生国内赤字，这是由于本国的储蓄不足，只能借助外国储蓄；当储蓄大于投资，国内用投资消耗剩余的储蓄可以借给外国，造成外汇的顺差。我国当前大量的贸易顺差，就是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后果。
从内部视角，也就是储蓄—投资视角分析经常账户失衡问题，要从居民、企业、政府三个层面进行综述。对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进行分解，可以看出居民、企业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
（一）居民视角的分析
很多研究表明我国的居民储蓄率普遍高，在居民这一层级储蓄大于投资。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文献中常见的三个解释分别是人口结构变迁、文化差异和金融约束。
1、人口结构变迁。科尔和胡佛（Coale and Hoover，1958）最早指出人口机构与经常账户失衡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不断攀升的储蓄率实际上是由少年抚养比下降造成的。希金斯和威廉姆森（Higgins and Williamson，1997）通过研究1950年以来亚洲国家的储蓄率再度证实了科尔和胡佛的结论。他们进一步的发现，当少年抚养比降低时，这些国家储蓄率上升，从而对外资的以来程度逐渐下降，对外借贷迅速下降，这进一步扩大了经常账户顺差。
国内研究中，田巍、姚洋、余淼杰和周羿（2011）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人口结构对出口和进口的影响，发现高劳动人口比例会使出口国产出增加，从而增加出口；但是，另一方面高劳动人口比例也会给进口国带来更多劳动收入，从而增加进口。进一步，该文通过对比中国和印度发现，如果两个国家的劳动人口比对调，则中国的出口将下降30%，而印度的出口将增加30%。由此可见，人口结构对于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的解释力应该是显著而重要的。
2、文化差异。考虑文化差异，是个很有争议的视角，因为它无法量化，但是文化差异确实对储蓄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东亚国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人们从小就接受勤俭节约的传统道德修养的熏陶，居民慢慢养成了储蓄的行为习惯。从这一心理层面来理解，文化确实推动了高储蓄率的形成。
（二）企业视角的分析
很多学者认为，企业应该是承担大量剩余储蓄的机构，通过有效投资来消化剩余储蓄。于是，对于账户顺差国家，国内企业消化不了大量储蓄，才将剩余储蓄转移给外国使用；对于账户逆差国家，国内企业储蓄满足不了自身的投资力度，需要向外国借助储蓄来满足经济发展。在这一机理背后，还存在一个储蓄转化的问题。从储蓄所有者来分析，储蓄更愿意得到高回报率，因此回报率的高低对储蓄有着直接的吸引力。中间涉及的融资渠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决定储蓄能否顺利、快速的被流通使用。
我国企业的投资能力存在短缺，融资通道不畅。因此大量储蓄无法被国内消耗，只能寻求外国市场，导致经常账户顺差。
（三）政府视角的分析
理解经常账户失衡问题，政府的角色是不可忽视的。这里从政府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的关系角度探讨政府在经常账户失衡中的地位和作用。
徐忠等（2010）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公共支出的快速增加以及政府投资占比较高，这显然会影响中国的经常账户失衡。杨盼盼和徐建炜（2011）系统地讨论了中国的财政盈余与经常账户盈余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的走势高度一致。即便是在控制住其他因素之后，财政盈余也能够解释经常账户盈余的大约16%。
我国储蓄小于投资是由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我国储蓄被外国使用，不是由于国内投资已经达到饱和，而是存在结构性的投资缺陷。例如，我国的小城镇与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的医疗卫生、养老保险、就业保障等等一系列关于民生事业的投资力度还远远不够，但是这些储蓄没有用到这些方面，反而是被外国给利用了。这不得不值得我们反思背后的原因。
三、经常账户失衡的外部分析——基于贸易不平衡视角
（一）从贸易角度看，经常账户失衡（顺差）是经济全球化深化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让我国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契机。我国利用国内的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一度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的加工地位是世界经济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造就了中国经济的一度繁荣。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自己在这个经济链条上的角色，正是低廉的资源优势，形成了我国对欧美的贸易顺差。由于美国强大的需求刺激，使得我国对其出口不断增加。美元作为世界通用货币，美国可以毫不费力的印刷美元来换取外国的大量物资。形成了“美国印钱-其他国家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加上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因此我国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二）从国内政策看，出口导向政策是造成贸易顺差的最直接原因
我国改革开放中一个最伟大的举措之一就是实施了出口导向政策，但这正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最直接政策因素。这一政策因素忽视了我国的低附加值劳动、自然资源的损耗等不利于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盲目的经常账户顺差掩盖了环境成本。
四、启示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在未来几十年都不会改变。因此，现阶段我国不存在投资过剩的问题。相反，我国存在结构性的投资缺陷。例如，我国的小城镇与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的医疗卫生、养老保险、就业保障等等一系列关于民生事业的投资力度还远远不够。除此以外，我国的双顺差加剧了我国与相关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基于以上问题，我国必须采取措施改变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以及巨额的外汇储备问题。（作者单位：西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1]Coale，A.J.And Hoover，E.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
[2]Higgins，M and Williamson，J.G.Age Structure Dynamics in Asia and Dependence on Foreign Capital.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7，23（2）.
[3]田巍、姚洋、余淼杰、周羿，人口結构与国际贸易[C].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讨论稿，2011.
[4]徐忠、张雪春、丁志杰、唐天，公共财政与中国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J].中国社会科学，2010（6）.
失衡原因 篇12
(一)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对企业财务报告中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的基本要求, 是使财务报告中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对投资者等使用者决策有用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我国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会计准则》提出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包含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时性。其中, 可靠性和相关性是优先考虑的质量特征。
(二) 会计信息的影响因素
1. 披露的成本与效益。
只有当企业从会计信息披露行为中所获取的收益大于其披露成本时, 企业才会主动地进行会计信息披露, 会计信息是否披露, 披露多少, 要在收益与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即信息披露的成本问题。任何有关企业商业秘密、影响企业竞争能力的信息, 企业都将不公开披露。企业披露过多的会计信息包括一些非财务信息, 可能对企业的竞争地位产生不利影响。
2. 会计准则、法律制度的完善性和监管力度。
规范的法律、法规、制度可以降低会计信息披露成本, 增进会计信息披露效率, 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通过有效的监督, 能迫使企业遵守会计法律规范, 以规范的会计处理程序与方法提供统一的会计信息, 同时也使企业在提供会计信息时有章可循, 有据可依。
3. 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社会道德素质观念。
会计的目标之一是对社会经济单位即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 会计人员作为社会的一员, 社会普遍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不断地影响和作用于会计人员。现阶段, 部分会计人员不具备较好的职业道德水平。即使会计人员都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 但会计工作的社会性, 也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必将受到种种不良思想道德因素的影响, 所有这些因素势必会影响会计工作的进行, 降低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4. 货币价值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一是货币是衡量一切价值资源的唯一标准, 为会计提供了计量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尺度, 但是它对企业所拥有的有些无形资产不能准确地计量。货币计量属性假设单位货币的价值是稳定的;当普遍存在物价上涨, 币值下降, 即通货膨胀时, 必然导致会计信息的不准确, 此时会计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加以补救, 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5. 合理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对会计信息的影响。
有效的治理结构形成了内部的有效监督, 公司治理结构中所有者和管理者权利的分立与制衡是公司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有效保证,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相互制约能够防止并及时发现舞弊现象, 对于上市公司能防止“一股独大”控股股东任意操纵企业会计信息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会计信息的供给与需求及失衡原因分析
(一) 会计信息的供给
会计信息的供给者就是企业主体, 会计信息的供给要求具有真实性。企业通过会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息是为了满足社会各方面对企业经济信息的需求, 以使投资者、债权人做出合理的决策。但是供给方在提供信息时, 似乎不会或不愿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信息, 会计主体只能对外报送按规定的内容和格式编制的通用会计信息。当为了取得资本市场和社会的信任时, 企业会向社会公开提供尽可能多的会计信息, 这是企业自愿提供信息的动力所在。企业在经营状况不佳、盈利能力下降、财务困难时往往希望回避披露真实情况, 以维护企业形象。在这种情况下, 会计信息质量从供给者角度难保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总而言之, 由于成本效益原则、外在竞争压力、传统会计的固有模式以及契约约束等影响因素, 使得会计人员不可能提供企业所有的会计信息。
(二) 会计信息的需求
会计信息使用者通过对信息的使用能够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 据此做出决策, 使他们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会计信息的这种经济决策上的有用性, 使它成为决策的重要工具, 这样就产生了对它的需求。一般地, 法律约定、契约规定、政府规章、社会责任等因素, 决定了会计信息的需求者主要是投资者、债权人、政府机构、内部职工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所有需求者都试图从财务会计报告中获取所需的信息, 用于决策, 因此需求者为了自身的利益, 需要广泛的会计信息和真实的企业资料。由于会计供给者或利用信息不对称, 或由于技术原因提供给需求者的信息并不能满足需求者的需要, 因此, 会计信息的需求者总是处于被动地位。
(三) 会计信息供给与需求失衡的原因分析
会计信息的供给和需求是现代企业普遍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物。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经营管理者由于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处于信息优势, 居于代理人的地位;非经营管理的所有者则远离企业实体, 从而处于信息劣势, 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而会计信息的提供, 实际上是委托人和代理人多次博弈的结果。
1. 信息不对称影响会计信息的供给与需求。
信息不对称容易引起企业内部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从而导致会计信息供求失衡。道德风险使得投资者不了解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使得作为供给者一方的企业管理者的行为不易查出, 于是导致类似的管理者充斥整个会计信息市场, 使得会计信息的质量越来越差, 最终导致会计信息不再具有利用价值, 使得会计信息市场萎靡。而逆向选择使会计信息市场产生“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总之, 在会计信息市场上, 会计信息的不对称, 大量虚假的、不真实的会计信息的存在, 使会计信息市场秩序混乱, 影响正常的会计信息供给与需求。
2. 供需主体和方式的矛盾。
因为会计信息的提供受到自身若干因素的制约, 所以会计信息的供给远远满足不了对会计信息的需求。而经营者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不能从中直接获得补偿, 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 因而供应缺乏动力;而信息使用者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贪婪, 于是在愿意提供与实际需求之间产生了巨大缺口, 导致会计信息市场的供求失衡。另外还存在着高质量会计信息需求与低质量会计信息供给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理解和遵从上, 人们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等质量特征, 有不同的理解和衡量标准。
3. 会计信息供给的成本效益性。
企业提供经济信息的目的是为了筹集资金, 是企业为提供会计信息所花费的代价, 会计信息是否披露, 披露多少, 要在收益与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即信息披露的成本问题。如果企业认为现在为提供会计信息所作的努力和将来的效益不相称的话, 就不会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去努力。另外, 所有者和管理者的目标不可能完全一致, 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作为负责企业经营方的管理者, 为了得到最大的报酬, 往往会隐瞒一些信息, 或避免披露那些对其不利的信息, 这也制约了会计信息的披露。
4. 传统的“商业秘密”观念和商誉使会计主体不愿充分
披露会计信息。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 涉及到企业商业秘密的事项, 如产品开发计划、销售策略等。企业不愿也不会在会计报表中予以反映, 因为这样会降低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使企业的长期利益遭受损失。企业提供会计信息的目的不是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 而是通过提供会计信息, 展示企业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吸引投资, 满足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需要。因此, 企业在以会计报表提供会计信息时, 总是尽力粉饰自己的财务报表, 夸大财务状况, 或隐瞒经营缺陷, 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三、会计信息供求失衡的解决措施
(一) 拓展信息披露的内容, 改进披露模式
按照会计信息的充分揭示原则, 凡是为达到公允表达企业经济事项所必要的信息, 均应完整提供, 并使用户易于理解, 即会计信息应揭示所有对用户的理解及决策有用的重要信息。包括:知识资本信息、社会责任信息、非财务信息、未来信息、公允价值信息、衍生金融工具信息、等等。按照宽型会计信息结构改进信息模式的思路, 要求财务报告传导的信息指标体系至少应当包括企业财务信息和企业非财务信息 (如经营业绩信息) 两大部分。因此,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完整的会计信息必须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企业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财务性和非财务性信息。
(二) 营造企业文化氛围, 建立健全信用管理体系
重视加强道德约束, 使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自觉化。结合我国的现状, 强化信息提供者职业道德建设和会计从业人员的自律意识是减少会计信息失真、提高会计信息供给质量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要改变这种状况, 应该让人们认识到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企业实力的竞争, 公开披露能够在促使其他企业赶超的过程中又转化为使其自身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动力。在建立信用管理体系时, 在经济管理部门之间要建立起会计信息资源互通共享机制, 达到互相补充, 使得会计造假者在市场交换中受到质疑、制约, 导致预期失信成本大大高于守信成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尽快建立全国的信用信息库, 也就是建立公司、公司领导、企业会计师的诚信档案, 记载和储存会计诚信缺失、会计造假的信息, 形成信用查询系统, 包括个人信用系统和企业的信用查询系统, 迫使单位和个人做到诚信。
(三) 加大监管处罚力度, 完善信息披露民事赔偿体系
由于会计信息的利用者人数众多, 信息供需双方无法就信息质量达成一致, 因此, 必须由外部力量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监督, 这就需要会计信息供需矛盾的平衡机制。监督部门要理顺监管体制, 加强监管。当前能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的机关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 (下转第37页) (上接第32页) 部和审计署等。虽然他们之间经常进行沟通和协调, 但还是存在“政出多门”的现象, 因此有必要理顺监管体制。而且证券监管机构也要加强监管队伍建设, 增加监管专业人员, 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使其能够及时发现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存在的信息操纵问题。还要完善信息披露的民事赔偿法律体系, 建立和完善股东集团诉讼和股东衍生诉讼机制, 明确不同违规行为所适用的司法程序, 形成一个适宜的、畅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法律责任的追究和惩戒机制, 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四) 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 加强监督惩罚措施
建立能真正代表所有股东利益、独立于大股东和经理层, 并对其实行有效制衡的监事会。董事会与经理层要建立一种契约关系, 监督经理履行其职责, 对其严重的盈余管理、粉饰报表行为予以制止甚至惩罚。为此, 要加强董事会建设, 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 董事会可以下设审计委员会, 对会计信息系统进行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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