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社会学（精选12篇）
新制度社会学 篇1
摘要：文章尝试运用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分析工具对校企合作的本质与源起进行新的探讨和阐释, 依照逻辑递进关系提出了揭示校企合作本源的三个基本命题:合作即制度供给、合作即组织的制度建构以及校企合作即合法合理地建构合作机制的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校企合作生成与运行机制的分析模型, 旨在揭示校企合作行动逻辑背后的深层次动因, 为改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践与管理提供启示。
关键词：校企合作,制度供给,制度建构,合作机制
职业教育发展至今, 校企合作中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确也存在着不少实践误区和现实问题, 究其原因, 关键在于有效实现院校与企业间的“双赢”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进而言之, 产生种种实践误区的根本原因出在理论和认识层面, 即对如何理解校企合作的本质与源起这一基本问题仍然不够明晰或者说不够到位, 而这种认识上的不足, 就表现为方法论的缺陷, 进而直接制约着校企合作实践的成效。
那么, 如何破解这一理论问题呢?不同的理论观点与研究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资源库”。本文所依循的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派 (也可称为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 理论观点, 主要是在组织与环境的关系背景下讨论组织的结构问题。该学派认为组织所处的环境包括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技术环境强调组织的工具理性, 要求组织目标必须追求效率;而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 即服从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 而不考虑效率因素。这样, 在一个组织领域中, 就出现了两种类型的趋同性:竞争趋同性和制度趋同性。制度趋同变迁则是新制度主义学派考察的中心问题。就本文而言, 笔者拟在对该理论选择性借鉴与扬弃的基础上, 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本质与源起问题进行新的阐释, 即运用制度分析的理论工具揭示和剖析校企合作的本源, 从而为校企合作实践的有效改进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与方法。由此, 本文提出在逻辑关系上依次递进的三个与校企合作本质相关的基本判断 (命题) , 并基于该理论视角逐一进行合理自洽性论证。
一、合作即制度供给
如何理解合作, 是运用组织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的第一个问题:职业院校与企业自然属于组织的范畴, 校企合作也是组织间合作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 合作 (校企合作) 是否具备制度的属性, 或者说, 是否可以将其视作一种制度供给 (安排) 呢?如果可以, 我们就能按照该理论的分析体系展开论述。由此, 引申出本文的第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或者说认识基础, 即将合作视作对职业院校与企业组织的一种制度供给和制度安排。如果接受这一假设, 我们就可以推得如下命题:合作的过程即制度化的过程, 或者说合作制度输入组织的过程。
这一命题是否成立呢?笔者认为, 关键在于判断校企合作是否具有制度的特征和构成要素, 这就需要考虑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制度是否是合作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因素;合作行动是否体现制度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合作一般是指“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 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方式”[1] 。 可见, 合作行动是合作组织及其成员在共同利益及共同信念的前提下采取的集体行动。而共同利益和共同信念的形成, 主要是由合作中的制度因素加以规范和引导的, 不管制度对合作组织及其成员的作用力是依靠外部的强制执行, 还是遵循内在的自愿认同, 它都是合作的重要支撑和保障。进而言之, 合作的过程就是制度产生效力的过程, 亦即制度化的过程。
既然制度是合作的重要保障, 那么, 如果制度的特征与要素在合作中得到了体现,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确认, 组织的合作过程与制度化过程具有同一性。按照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社会学家斯科特 (Scott) 的观点, 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2] 。那么, 校企合作过程是如何体现并实现这三种制度要素的作用力呢?
首先, 校企合作体现了规制性的制度要素。规制性要素的突出特征是强调明确且外在的各种规制过程 (规则设定、监督和奖惩活动) , 诺斯 (North) 也指出这种规则系统 (制度) 完全类似于竞技体育运动的比赛规则, 包括正式的、书面的规则以及通常是非书面的行动律令[2] , 而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关系的达成往往也是以明确的合作制度、规则, 或者说协议作为基本条件和行动前提的。这些合作制度, 不论是合作形式的确定、合作内容的选择, 还是合作目标的评估、检测等等, 对合作双方而言, 都是具有规制性的。可见, 合作 (校企合作) 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制度的规制性特征。
其次, 校企合作包含了规范性的制度要素。规范系统主要包括了价值观和规范, 这些价值观和规范的影响是通过专业化过程得以体现的。考察校企合作的种种实践, 我们可以发现:不管合作的形式如何, 结果如何, 总有一些贯彻始终的价值规范制约着合作主体, 主导着合作各方的具体行为, 进而影响合作效果。如:在学生企业实习环节的合作中, 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训和教育就是以特定的企业或行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进行“制度化”的过程, 培训和实习内容本身就是一种规范化的知识体系, 而规范的结果就体现为学生的知识习得和技能增进, 而这种知识和技能习得的过程也可以视作是从业专业资格的获取和认证过程。由此可知, 合作内生着某种规范体系, 合作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规范化”的过程, 而这正凸显了规范性的制度属性。
最后, 校企合作涵盖了文化—认知性的制度要素。关注制度的这一维度是社会学与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该学派认为认知是外部世界刺激与个人机体反应的中介, 是关于世界的、内化于个体的系列符号表象, 这种文化认知会影响行动者的评价、判断、预测和推论[2] 。进而, 这种文化认知会成为一种视若当然的制度要素而得到组织及其行动者的遵从。可见, 这一要素较之前两种制度要素更多体现的是共同信念以及共同行动逻辑在“制度化”过程中的重要性。通过考察校企合作实践可知, 那些取得真正成功和良好预期效果的合作行动, 绝大部分都是以基于共同信念 (如:对职业教育应用型本质的共识、对职业技能实操重要性的共识、对职业院校高效率的知识创新与科技转化能力的共识等) 的合作制度作为指导其实践的核心推动力的。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 促成了各方对合作管理文化的共识。惟其如此, 才能真正有效地把合作各方组织及其具体合作行动者“整合”起来, 发挥合力。由此可见, 较之前面两种制度要素, 文化—认知性要素在校企合作中最为重要, 但也最难实现, 这是产生合作困境的深层次根源。
综合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合作即制度供给这一命题是成立的。
二、合作即组织的制度建构
承上所述, 既然合作可以视作一种环境影响下的制度供给, 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推知:合作过程同时也是组织的一种主动的制度建构过程。如何来解释合作即组织的制度建构呢?我们知道, 制度研究和组织研究历时已久, 各自涉及的学科也较广泛。但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却是始于组织与环境互动观点的根本转换, 这一转换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 随着权变理论、系统理论的提出, 对组织与环境关系的讨论由封闭的、理性系统理论转变为开放的、自然系统理论。二者的区别在于“最早的封闭系统分析方法将注意力限定在一个既定组织的边界范围内的现象。就此而言, 组织结构是个体或群体的利益行动所发生的情境。只有在开放系统模型出现之后, 组织本身才成为研究的主题, 被看成是由环境所塑造的反应性系统, 看成是塑造它们自身情境的集体行动者, 或者看成是在更大、更广阔系统中的成员行动者”[5] 。可见, 从这时开始, 组织研究的重心逐渐由聚焦组织内部转移到关注环境影响因素下的组织行为, 而在这些环境影响因素中, 制度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回顾制度研究的发展演进, 除了前面提及的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之外, 还有两个理论发展相对较为成熟的研究流派, 即理性选择的新制度主义和历史的新制度主义, 它们对制度与组织的关系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 这些认识对我们更好地把握组织与制度的关系, 进而对更好地分析职业院校与企业组织如何进行合作制度的建构不无益处。
斯科特认为, 存在三种相互对立的关于组织与制度关系的观点[2] :
第一种观点类似于博弈论的观点, 最早由诺斯提出, 并得到很多制度经济学家的支持, 就是认为制度提供了博弈的规则, 组织就是类似于博弈者的行动者;第二种观点是由威廉姆斯 (Williamson) 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的, 认为组织及其结构、程序本身就是制度, 而作为制度的组织就是一种用以治理生产活动并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系统;第三种观点则由迈耶 (Meyer) 、朱克 (Zucker) 以及道宾 (Dobbin) 等社会学家提出来的, 强调发生在社会层次上的过程与单个组织结构及其运行之间的联系, 认为不应对组织与其制度环境做出区分。“在这个意义上, 组织 (organization) 即一个制度化的组织 (institution) 。换言之, 所谓的制度化组织是处于社会环境、历史影响之中的一个有机体。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是在和周围的环境不断相互作用下不断变化、不断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 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7] 与此观点相呼应, 考瑞特 (Coriat) 和多西 (Dosi) 将制度定义为一个演化过程, 包括三个要素, 而正式的组织 (从企业、技术实体、贸易组织、大学到所有的国家机构) 是其中第一个要素[8] 。按照上述三种制度流派的观点, 显然前两种关系理解体现了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主张, 而最后一种观点则代表了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的理解。笔者认同的是对组织与制度的第三种关系界定。
权衡以上诸种观点后, 本文的基本立场是将组织分析和理性选择的新制度主义进行有机结合, 即在分析校企合作机制中, 既强调前一命题提出的制度制约组织行动的观点, 也观照到合作组织对制度理性选择的能动性, 即将组织对合作制度的建构看作兼有工具主义逻辑和适当性逻辑的行动, 借以弥合各自的理论分析缺憾, 发挥它们对促进合作制度有效性的“合力”。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 笔者把合作视为一种制度建构, 旨在强调一种“认知和制度的社会建构”, 这里的制度是指“那些想当然的认知图式的储备库, 塑造了人们对自己生活其间的世界的看法, 提供了指导他们行动的脚本。重点在于, 人们如何通过语言和其他象征性符号在制度化的背景下积极地去建构意义”[9] 。本质上,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的秩序基础和作用方式, 而组织在对合作制度建构的同时, 其实也是对组织自身结构的一种适应性建构。也就是说, “作为一种有特定目的的和工具性实体的组织, 恰恰是制度过程的产物——这种制度过程是一种建构型过程”[2] , 而这也符合制度与组织关系的第三种观点。
由此推知, 在校企合作中, 职业院校与企业就构成了合作制度的组织载体。一方面, 合作表现为院校与企业的一种互动方式;另一方面, 合作制度则表现为双方的一种能动性的组织建构。
三、校企合作即合法合理地建构合作机制的过程
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立足于“简化”组织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增强其解释力, 由此将组织发展归结于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的双重制约和影响, 对于处于合作关系中的组织而言, 制度环境的重要性是无可厚非的, 但同时, 技术环境的客观影响也不应被忽视。无论是职业院校, 还是企业, 都是在二者的综合作用下建立并开展合作活动的。但由于组织性质的差别, 双方对于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的依赖关系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的, 而这正是导致校企合作双方矛盾与问题的“症结”与“根源”所在。因此, 分析双方在环境因素制约下实现合作的基本原则以及合作机制的构建就成为破解校企合作现实矛盾的关键理论问题。
(一) 合法与合理:校企合作遵循的基本原则
制度与技术环境是组织合作的外部制约和影响因素。制度环境要求合作各方对合作达成合法性认同, 遵循适当性逻辑和合法原则;而技术环境则要求合作组织追寻效率最大化的合理路径, 服从于工具主义逻辑和合理原则。那么, 这种矛盾能不能得到解决呢?我们说, 合法与合理两原则的内涵虽然有所区别, 但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者之间在实质上并不相互排斥, 相反倒是存在着相互兼容、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关系。
首先, 合理原则兼容合法原则。狭义地看, 合理原则是一种效率原则, 即合作双方的行为是行动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但从广义角度理解, 合理原则也并非仅遵循单纯的“算计”逻辑。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主张是“效用最大化能够并且应该成为个体的基本动机, 但是, 个体也许会认识到, 他们的目标能够通过制度性行动来最有效地实现, 并且还会发现, 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制度的塑造”[11] 。可见, “合理”的理性选择的实质是在制度的规范和制约下更合理地满足偏好所采取的行动策略。当然, 这些作为应对制度环境的行动策略给组织及其行动者预留了不小的“选择空间”。奥利弗就认为, 组织对环境的压力不仅可以采取依从、妥协和回避性策略, 也可以运用操纵, 甚至是反抗性的策略[12] 。我们说, 在适当的情境中, 任何一种策略都可能成为合理的组织行为。
其次, 合法原则兼容合理原则。合法原则是强制度环境的要求与体现, 即合制度性。如前所述, 制度包含规制性、规范性以及文化—认知性三种形式和内涵的要素, 而这三种要素, 特别是文化—认知性要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理性选择因素, 都体现出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特点, 究其实质, 也是一种组织对技术环境的适应行为, 即将合理性制度化的过程和行为。
对于校企双方如何合法与合理地进行合作的问题, 我们发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中清晰地指明了可行的适应性策略, 即“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鼓励行业组织、企业举办职业学校, 鼓励委托职业学校进行职工培训。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 鼓励企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这其实就是兼顾企业的合理性原则与诉求以及职业院校合法性原则与诉求的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合作路径选择。因此,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 对于职业院校, 如何更好地适应行业企业发展需要和现实需求, 通过专业对接行业 (产业) 来切实提升校企合作的内涵和层次, 通过更好地满足合理与效率原则来提升企业对自身的合法性认同, 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和需要实践智慧破解的关键问题。
(二) 生成与运行:校企合作机制的分析框架
虽然校企合作双方因对制度与技术环境依赖程度不同导致了合作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不同取舍与侧重, 但这并不意味着合作无法走向深入, 合作无法实现双赢, 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开启校企合作困局的“密匙”——校企合作生成与运行机制的分析框架。
借鉴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观点, 本文尝试构建一种校企合作的理想分析模型 (分析框架) , 以期破解合法性与合理性无法协同与兼容的合作难题。在此, 笔者依据合作进程, 将合作生成与运行机制分解为以下筛选、共享、信任以及反馈四个子机制:
筛选机制是校企合作的初始作用机制, 是保障合作合法且合理生成的前提, 包括确定合作目标、筛选合作伙伴以及权衡合作模式。其中, 确定合作目标与筛选合作伙伴的合理性考量更为明显, 而合作模式的权衡则更侧重于合法性认同的有效建立。
共享机制是校企合作的核心作用机制, 是对合作合理性认同与生成的实践延伸, 包括知识、信息和人员三个层面的共享, 旨在促使职业院校与企业间建立一种共享型的知识互动体系。实际上, 职业院校与企业间的互动关系, 主要是通过技术资源的传递和共享来实现的, 而这种技术资源往往主要是以知识形态出现的, 合作的成果也往往体现为合作各方技术资源的扩展和提升, 而这正体现的是合作合理性的溢出效应。
信任机制是校企合作的持续作用机制, 侧重于对合作合法性认同的强化、固化和内化过程, 实质上也是职业院校和企业间关系契约有效达成的过程。刘易斯 (Lewis) 等人认为, 存在两种类型的信任关系, 即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 其中认知信任的产生是基于对合作对方能力、可靠性以及公平性的估计和评价, 而情感信任的产生是建立在情感型的依附以及考虑对方利益的基础上[13] 。可见, 前者强调合作的合理性诉求, 而后者旨在推进合作合法性 (基于认知和情感建立起来的合作规范、价值观等) 在合作组织间以及组织内部的认同。在校企合作过程中, 需把握和处理好这两种信任类型的转化关系, 认知型信任应是基础和手段, 而情感型信任则是目的和归宿。
反馈机制是校企合作的自我检视机制, 即合作各方对合作效果的评估和检测, 体现了管理科学中控制论和协同论的基本思想, 其作用在于不仅从合理性上对技术层面的合作效率进行评估, 同时也是对制度层面的合作合法性认同的强化过程, 这种强化包括正强化和负强化两种类型。可见, 该机制是合作得以延续和深入的不可或缺的保障, 因为它不仅是当前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的阶段性终结, 更是未来合作生成机制的前导和前馈。
概言之, 对于探讨校企合作的本质与源起, 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和解读维度。进而, 本文依循该理论观点所尝试构建的我国校企合作有效生成和运行机制的分析框架, 相信对于改进职业院校和企业合作实践并达致共赢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但同时, 也应认识到, 对组织社会学, 特别是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借鉴和转换还有待在特定的“研究场域”中加以调试与检验, 何况每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前提假设和有限的解释效力。因此, 对校企合作内在运行机理的研究依然尚待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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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社会学 篇2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对“十一五”规划提出未来五年每年增长7.5%的目标表示乐观。
林毅夫说，“十一五”规划里提到2010年人均收入要提高一倍，每年经济增长达到7.5%的速度，从过去五年的发展情况来看，未来的五年实现此目标并不是太难的任务，重要的是不仅要达到增长目标，还要同时解决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以及增长方式转变等问题。 那么宏观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在哪里呢?增长必须要效益，首先投资不能过热，投资必须考虑到国内国际的实际需求，否则就没有效益，而且不仅仅需要经济效益，还要环境效益和资源效益等等，要做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一定的投资增长率仍是需要的，更重要的还要看投资的内容是什么。
他表示，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扩大内需相当重要。目前我国的产能过剩十分明显，怎样扩大内需，农村市场是个关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相信可以把农村市场启动起来。另外应该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投资增长速度在15%是适合的，这样的速度在国内是有基础的。虽然一方面我们产能过剩，但另一方面，我国还处于早期工业化，产业更新和技术升级的.空间还很大。未来几年，从消费增长来看，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加快，需求仍将保持一个旺盛的势头。
他强调，宏观经济政策的延续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避免大起大落，在这样的思想指导和稳健的货币制度支持下，可以根据变化做必要的调整。至于货币政策，未来几年应该加大农村公共方面的投入，可以把现有的资金做一些调配。同时把国债基金更多往农村倾斜。另外随着财政的增加也要照顾到农村建设。
当记者问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农村金融如何发挥作用，他说，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金融的支持，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建设比较薄弱，表现为渠道少，主要是靠农村信用社。虽然农业信用社这几年改革也取得一些成效，但单靠一家金融机构远远不够。现在，有一个现象是农村缺少金融建设的投入，但是每年有大量的资金流向城市，每年农民存在邮政储蓄就有几千亿元，而另一方面，农民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又存在贷款难的问题。解决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就要求金融部门和机构在体制上创新，比如说在农村做一些小额信贷。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往这方面努力，批准两家只贷不存的银行。
林毅夫说，去年我在政协会上的一个提案就是创建新的农村信贷模式。我们调查发现农民贷不到款，银行也有苦衷，因为农民没有什么好的抵押品，而且每一笔贷款都很分散，抗风险能力很差，每一个贷款的单位成本都很高。农业发展必须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往往农业企业对他们所属基地的农户情况非常清楚，他们的种子种苗都来自于龙头企业，而且在生产过程中都需要龙头企业的支持，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卖给龙头企业，在这个生产流程中农户和农业企业是紧密结合的。企业十分了解农户的资金情况和流向，这些信息对于金融机构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农村信贷模式：担保公司+基地+农户。这样大家都受益，从农民的角度来看，有担保就可以借到钱;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只要通过龙头企业选择担保的农户就可以放心地放款，而且考察的成本很低;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有利于他们扩大基地和经营规模。我们这个提案得到国家发改委的重视，并进行了座谈，了解提案后，在全国四个省市进行实地调查，并随后形成答复文件，国家开发银行了解文件后表示愿意支持参与。如果有关部门多做一些类似的创新，农村金融问题就可以逐步得到解决。
新制度社会学 篇3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制度 制度粘性
潘成云（1999）提出的战略营销观念认为，战略营销观念区别于市场营销观念之处主要在于，“市场营销观念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单纯企业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长期的，而战略营销观念追求的最终目标十分明确，即企业与社会整体长期利益同时最大化。”要使企业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同时最大化的目标，就必须解决企业经济活动的外部性问题，主要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企业对于外部性产生的后果到底要不要承担责任，这又取决于现有的社会制度安排。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述
1.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两种主流观点
早期的主流经济学认为企业是属于企业所有者——股东的私有财产，企业的管理者只需对股东负责，企业只要以“经济人”的观点努力为股东赚取利润就可以了，不必承担除此以外的责任。美国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是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他（1970）提出：“在自由经济体系内，企业的惟一社会责任，就是利用其资源，在游戏规则之内，包括公开与自由竞争，不欺诈诈骗，从事增加利润的各种活动”。这类观点把企业的功能视为纯经济性的，把经济价值作为衡量企业成功的惟一尺度。
而以安德鲁斯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家则主张，企业除了要为股东赚取合理利润之外，还必须承担其他一些责任，保护和增加社会财富，成为社会良心的维护者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者。这种观点认为，企业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以追求经济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组织，有责任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波斯特等（2005）把这两种主流观点称为反对和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这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广义的理解是企业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基本单位，它对于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包括基本的社会责任（比如生产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对负外部性后果承担的责任（比如环境污染的治理)，以及道德规范期望的责任（比如慈善事业）。两种主流观点的差别在于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承担多少社会责任。
2.企业社会责任：一个概念框架
本文把弗里德曼认为的企业社会责任，也就是正式制度下决定的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称为正式社会责任；而把正式制度以外，公众和社会组织从道德伦理上要求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称为非正式社会责任。企业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跟制度密切相关。
二、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
1.制度的概念与内容
早期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如凡勃伦、康芒斯对制度都有论述。凡勃伦指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总和构成了生活方式。康芒斯所说的制度是指约束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卢现祥，2003）。
本文把制度看成一种行为规则。既然制度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行为的规则，那么企业的社会行为、经济行为就会受到规则的制约。企业是在现有制度的制约条件下活动的，寻求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没有制度的制约，企业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可能会导致社会资源的过度使用，环境严重恶化，经济生产危机。所以通过制度来制约企业的行为是实现企业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制度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卢现祥，2003）。正式约束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正式约束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个人和企业的行为。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它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制度构成的第三个部分是实施机制，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
2.制度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
假定制度安排既定，在实施机制完善的情况下，正式约束直接影响到企业在寻求利益最大化中的成本函数。如果企业违反了正式约束（比如某项法规），那么它就要为它的行为付出代价（比如罚款）。正式约束中规定的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一定会承担，否则就会损害企业利润。（这里暗含一个假定，正式约束的设计是完美的，也就是说这种制度设计约束下，企业寻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行为选择一定是承担正式约束要求的社会责任。）所以正式约束对于企业社会行为、经济行为的约束决定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非正式约束对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是间接的。虽然不少组织、公众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这种要求停留在道义劝说的层次，不能形成正式约束，对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成本影响有限。企业不按照非正式约束的要求承担额外的社会责任，比如治理环境污染、捐助慈善事业，先是会影响到企业的形象，进而影响到企业产品的销售，最后才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这是一个间接的过程。如果市场信息是不对称的，公众无法知道企业的行为，再如果企业的产品质量又是过硬的，最终这种不遵守非正式约束的行为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是相当小的。
实施机制对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是很大的，前文我们假设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完善的，当这样的实施机制本身存在问题的时候，正式制度便形同虚设，那正式制度规定的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不会落到实处。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为减少成本会不去承担社会责任。如果实施机制能切实有效地使正式法规产生作用，就意味着，一旦企业不承担规定的社会责任，它就会面临更大的成本。
3.制度决定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
企业在决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的时候，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在正式制度设计是完美的假设前提下，企业一定会承担正式社会责任。而对于非正式社会责任企业要视其成本收益关系决定是否承担，如果非正式约束不能影响其利润或影响较小，企业会不承担或较少地承担非正式社会责任；如果非正式约束对企业的利润影响很大，企业会承担较多的非正式社会责任。
要使企业的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仅靠非正式约束的作用是有限的，企业的非正式社会责任是极其不确定的，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且大多数企业没有主动承担非正式社会责任的动力。企业的正式社会责任是相对确定的，只有在正式制度设计不完美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企业不承担正式社会责任也会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因此，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不一致的问题，要通过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转变以及正式制度设计的改善来解决。这就涉及到制度变迁的问题。
三、制度粘性与企业社会责任
1.制度粘性的提出与解释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用正统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来研究制度变迁问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需求主要来自于公众，公众往往期望企业承担比现有制度安排更多的社会责任；而制度安排供给者主要是政府，政府根据多方因素平衡来决定企业承担多少社会责任，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这样，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供给与需求是不一致的。本文沿用西方经济学“粘性”的概念，把这种制度安排的这种供求不一致现象称为制度粘性。
诺思认为，从认知和组织制度变迁到启动制度变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制度变迁的时滞，制度滞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卢现祥，2003）。诺思解释了产生制度粘性的一个主要原因，即从制度安排的需求到制度安排的供给的时间差。由于政府与公众对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认知总是不一致的，政府从了解公众认知、理解公众认识、调整自已的认知到调整制度安排肯定是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样，便产生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供给时滞，制度安排不能及时根据供求状况进行调整。
即使不存在制度供给的时滞，制度安排在长期内也不一定会按照公众的期望进行调整。可以用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制度供给问题，这里的制度供给类似于政府出台一项政策。政策的需求者是公众、政策的供给者是政府，公众通过议员向政府反映对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由于不同的议员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寻求对自己利益集团有利的政策结果。比如代表企业的利益集团可能要求承担较少的社会责任，代表工人的利益集团可能要求企业更加关注工人的工作和生活，而代表农民的利益集团可能要求企业尽可能减少污染的排放等。总之，无法权衡所有的利益集团，政府对于企业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认知很难与公众的认识一致，因为公众的认知也是多方面的。因而，政府也无法设计一个符合所有公众要求的制度安排。这样，制度安排的供给总是与制度安排的需求不一致的。
产生制度粘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提供新的制度安排并相应地建立实施机制是有成本的。制度变迁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过程，其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成本构成和成本水平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制度变迁的风险很大。制度供给的成本至少包括：规划设计的费用、清除旧制度的费用、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建立实施机制的费用，以及其他一些不可预知的费用。由于这种提供制度变迁的成本很大，而收益是非常不确定的，即使发现了这种供求的不一致，政府往往不会产生制度供给的动力。
2.制度粘性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
制度粘性的长期存在意味着非正式制度难以向正式制度转变、现有的正式制度难以改善，因此对企业来说总是存在着正式社会责任和非正式社会责任，正式社会责任的承担取决于正式制度设计和实施机制的完善程度，非正式社会责任的承担取决于企业自身成本收益分析。
制度粘性的存在给企业创造了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既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同类企业的正式社会责任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企业面对的非正式社会责任都不一样。企业可能通过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产生差异，形成竞争优势。公众普遍期望企业承担一些他们认为必要的社会责任，比如严格控制污染、关心消费者健康等。如果一家企业在这些方面都做得比别的企业更好，公众会对该企业产生好感，而更愿意购买该企业的产品。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收益往往是一种长期收益，需要企业主具备战略的眼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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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社会学 篇4
一、 高校社会捐赠的重要性
(一) 社会捐赠是高教成本分担的有效形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 世界各国大多实行了高校成本分担的多元化, 其中美、英、日等国家很早就重视社会捐赠在高校成本分担中的作用, 尤以美国高校的社会捐赠最具代表性。与其相比, 我国高等教育经费中社会捐赠的绝对数额和相对比例明显偏低, 但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因此, 我国应该愈加重视高校社会捐赠对缓解高校财务危机、推进高校科研能力提升、更好服务社会等方面的作用, 使其成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日益重要和有效的形式。
(二) 社会捐赠有助于高校治理结构的优化
一方面, 高校社会捐赠改变了高校对政府的过度依赖, 使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建立起平衡协调的机制, 从而促进外部多元治理结构的形成。由于高校对政府资金的过度依赖, 传统意义上高校外部治理结构中的政府垄断成为了一种必然;而社会捐赠行为与政府行为是相对独立的, 具有无偿性、非行政性、自主决策性、社会受益性等特点[1] 。社会捐赠行为可以促进高校提升外部治理效率, 即高校通过接受社会捐赠获取更多关于办学方针和办学机制的信息, 增强高校办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优化办学理念。另一方面, 声誉越卓著的高校从社会获得的捐赠就越多, 而高校的卓著声誉与其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密不可分。因此社会捐赠促进高校在人才引进、教学管理、科研激励等方面优化治理, 在提升高校学术附加值的基础上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声誉, 以期获得更多的社会捐赠, 促进办学水平不断提升。
(三) 社会捐赠是推进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 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必要依托
高校社会捐赠可以通过个人之间收入的自觉转移, 推进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次分配”[2] 。通过对于贫困学生的资助给予他们公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这是与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相一致的。根据效用理论, 拥有巨额财富的个体其财富的边际效用已显著下降, 而对于财富严重缺乏的贫困群体来说, 其边际效用却在不断提升。如果富裕群体能够通过高校社会捐赠让渡个人的一部分财产, 对于捐赠者来说, 由于捐赠是自愿行为, 其让渡财产带来社会影响力扩大、知名度提升而获得福利水平的改善;而对于收益的贫困群体来说, 其边际效用的显著上升将会实现福利水平的提升。因此, 从社会总体来说, 高校社会捐赠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
(四) 社会捐赠可促进社会资本形成
所谓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组织通过与其他个体或组织长期交往和合作所形成的包含信任、权力、地位和社会网络等的紧密联系的资源集合体。校友会是高校社会捐赠促进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载体。以校友会为依托, 在高校与校友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长期紧密联系、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网络, 创造出了一种特殊而强大的社会资本。高校创造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其中人力资本就是高校培养的各类人才。高校和其创造的人力资本 (校友) 之间如能形成良性循环, 就可以通过高校社会捐赠不断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
二、 高校社会捐赠制度的逻辑起点 (非正式制度) ——慈善文化
美国高校社会捐赠制度作为各国同类制度的成功典范, 其逻辑起点在于多年传承的慈善文化。这种慈善文化强调社会道义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从社会中获得后理应回馈社会, 只有这样, 社会才能和谐, 生活才能美好。因此, 在美国的慈善文化中, 无论是个体还是企业, 自愿、平等都是最核心的原则。
(一) “个人主义”慈善价值观
“个人主义”的慈善价值观是美国人价值观中的重要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一方面强调社会赋予个体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强调个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平等竞争, 个体享有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和免受政府权力侵害的权利 (常思亮, 2010) 。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一方面使美国人崇尚自我创业, 并从个人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进行捐赠, 反对子女坐享其成。另一方面, 美国的富裕阶层大多不愿通过纳税将个人财富交予政府支配, 更多选择建立慈善基金会的方式管理个人财富, 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美国很多著名高校的成立与发展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慈善价值观的基础上, 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捐资创办的宾州大学;洛克菲勒捐资创办的芝加哥大学等。
(二) “企业公民”慈善理念
“企业公民”是指企业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运作和政策相整合的, 将企业的成功与全社会的福利提升紧密相联的理念[3] 。在这样的“企业公民”慈善理念的支配下, 企业对社会的捐赠成为自主行为, 而且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相结合形成持续有效的机制。这种捐赠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公权力的缺陷, 促进了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和现行制度的稳定。美国多年来形成的关注社会共同利益的慈善文化是美国高校社会捐赠稳步发展的基础。在我国, 自古以来, 尊师重教、造福桑梓的历史传承使捐资助学有着一定的传统。但是当我们反思华人财富占世界比重与日俱增的当下, 中国却未能培养出乐善好施的慈善文化, 中国的慈善文化更多是一种恻隐文化。这主要是与多年形成的财富价值观密切关联的 (孟丽菊, 张大方, 2007) 。我国长期以来小私有制的传统观念使人们更愿意将财富进行代际传承, 将个人价值与个人财富等同, 对公益事业缺乏热情;同时长期以来人们对政府的过度依赖淡化了个人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因此慈善文化的养成在我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需要政府和公民共同努力培养社会责任感, 实现捐赠意识从利他到互利的转变, 将“社会公共责任”内化为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准则, 促进捐赠意识和慈善文化的逐步形成。
三、 高校社会捐赠制度之建构路径
(一) 完善高校社会捐赠的税收激励制度
第一, 完善高校社会捐赠的所得税减免制度, 适当提高扣除比例。
高校社会捐赠制度中“首当其冲就是税收制度”[4] 。美国在1917年的税法中就规定了凡是向非营利性机构捐赠基金、款项、设备和不动产等的机构和个人都可享受一定的所得税优惠;现行美国联邦法律对高校捐赠的收入豁免税收。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的捐赠, 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 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企业所得税》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 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在我国, 所得税的扣除比例显得过低, 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比例在我国普遍薪酬偏低的情况下应当适当提高, 以降低捐赠的税收价格, 提高个人捐赠的积极性;同时企业捐赠作为我国当前高校社会捐赠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其扣除比例已从3%上升至12%, 但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以鼓励企业的捐赠行为。
第二, 建立实物和无形资产捐赠的税收优惠制度。
在我国, 除货币以外的实物和无形资产的高校社会捐赠很难享受税收优惠, 导致了捐赠范围的受限。就个人而言, 其所捐赠的货币以外的资产应当可以根据同类物品的市场公允价值或者相关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其价值, 并以此为依据申请所得税的减免[5] 。就企业而言, 根据我国相关流转税法的规定, 企业进行的实物捐赠一律视同销售行为, 需负担相应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这对企业的高校社会捐赠起到了相当的抑制作用。对于企业所进行的实物捐赠应当在获得所得税的税前扣除以外给予流转税的减免, 以扩大企业除货币以外的资产捐赠。
第三, 采取递延抵扣制度, 提升捐赠的数额和持续性。
美国所得税法规定, 公益性捐赠超过限额的部分可以向后结转, 最长不超过5年, 结转的捐赠扣除优于当年的捐赠扣除[6] 。我国尚未采取超额捐赠部分允许递延抵扣的制度, 因此应当建立起高校社会捐赠的递延抵扣制度, 允许超额捐赠部分进行跨年的结转, 给予捐赠者充分的激励和制度上的支持, 促进高校社会捐赠规模的有效扩大。
第四, 逐步推进遗产税制度, 形成“倒逼”机制。
在美国, 高额的遗产税使富人们在纳税和捐赠之间进行权衡, 由于捐赠可以提升个人效用并增加全社会的福利水平而在多数情况下成为最终决策。在我国, 富裕阶层长期以来缺乏公共责任感和捐赠意识, 因此在我国应当逐步推进遗产税制度, 从规定较高的遗产税边际税率和允许遗产公益捐赠全额扣除两方面形成“倒逼”机制, 促使更多的富人加入到高校社会捐赠中来, 形成长期有效的捐赠机制。
(二) 建立国家财政配比资金制度, 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配比资金”的理念在美国、英国等早已得到应用, 美国联邦政府制定的“配套资金措施”, 不同用途的捐赠将得到不同比例的配套资金, 并且此配套资金将算在捐赠者个人名下。这种全新的理念和制度的推行不仅强有力地调动了高校社会捐赠的积极性, 广泛吸收大量社会资金捐赠高等教育, 大幅提升了社会捐赠在高校成本分担中的作用, 而且国家财政部门对高校社会捐赠实行一定的资金配比, 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高校发展与政府投入不足之间的矛盾。根据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 高等教育受教育者个人作为高等教育的直接受益者, 其在事业成功后在个人能力范围内进行高校社会捐赠, 有效实现了高等教育成本的跨期补偿;而企业作为高等教育成果的直接享有者, 将其所获利润的部分捐赠高等教育, 可以促进产学研相结合, 形成高校与企业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因此财政配比资金制度可保证利益获得原则与能力支付原则的融合, 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我国于2009年10月由财政部和教育部联合制定了《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办法规定中央财政设立配比资金对中央级普通高校接受的捐赠实行奖励补助。该办法将国家财政投入与社会捐赠有机结合, 实现了“配比资金”理念在高校社会捐赠中的应用。今后应将国家财政配比资金制度纳入到高校社会捐赠制度的体系中, 将“配比资金”覆盖更多的高校, 并在国家财力许可的情况下, 逐步提高配比资金对捐赠资金的比例, 适当平衡各地区、各层次高校的发展, 真正实现配比资金的高效率运转。
(三) 强化高校社会捐赠的治理与监督机制
第一, 对高校社会捐赠进行有效治理。
要实现高校社会捐赠的有效治理, 首先应当建立专业化的捐赠基金管理机构。美国的高校普遍设立了捐赠基金的管理机构, 例如校董会或基金理事会, 负责统筹管理捐赠基金, 同时设立学校发展部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 校友会负责日常的筹款工作;此外, 基金管理机构内设投资委员会或委托外部的投资管理公司实现对捐赠基金的投资管理, 实现捐赠资金的增值。在我国, 也有许多高校成立了校董会、教育基金会、发展委员会等专门的管理机构, 但在机构的管理和资金的运营效率方面尚待提高。一方面, 我国高校应当改变管理机构内部职能部门设置不合理、信息传递不通畅的现状, 合理细化机构内部的职能分工, 充分利用校友会所创造的社会资本建立面向全球的募资网络;另一方面还应当改变对捐赠资金投资运营的保守态度, 将捐赠资金合理用于多元化投资,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此外, 我国的捐赠管理机构还应当制定合理的筹资战略, 在实行年度募捐的同时对于一些重大项目制定特别募捐计划, 促使捐赠人捐赠习惯的养成, 并有计划为重大项目筹措资金。
第二, 对高校捐赠实施社会多元化监督。
高校社会捐赠事业是一项道德事业, 因此健全的资金监督机制是高校社会捐赠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因此应当建立起政府监督、社会公众监督和捐赠人监督相结合的监督网络。政府监督是指教育行政部门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所进行的监督。在美国, 政府有专门的部门对非营利性组织包括各种基金会进行专门的管理;在我国, 也应该设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对高校社会捐赠行为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审计, 通过政府的公信力增强捐赠者的信心。社会公众监督主要是通过信息传播向社会公众披露高校社会捐赠的财务、活动、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应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媒体公开信息, 形成长效的信息披露制度, 保证合理合法使用捐赠财产。捐赠人的监督主要是指捐赠人对其所捐出的财产的使用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管理机构应当向捐赠者提供捐赠基金的取向和使用情况, 提高基金使用的透明度。如果捐赠者发现管理机构有挪用或私自截留资金等行为时, 应当享有撤销捐赠和请求赔偿的权利。
摘要：高校社会捐赠在优化高校治理结构、推进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和促进社会资本形成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从非正式制度来看, 慈善文化是高校社会捐赠制度的逻辑起点。要建构完善的、正式的高校社会捐赠制度, 主要路径有:完善税收激励制度;建立国家财政配比资金制度;强化高校社会捐赠的治理与监督。
关键词：高校社会捐赠,制度,税收激励,财政配比,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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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健.社会捐赠及其税收激励效应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141-144.
中国家族制度与社会学 篇5
年级：2012级
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课程名称：文化人类学入门 论文完成日期：2013年12月19日
中国家族制度与社会学
——《金翼》读后感
作者背景及写作背景简介：
林耀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1910年3月生于福建省古田县岭尾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中共党员。1928—1935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2年获学士学位，1935年在北平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37年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4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任教，历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民族学系主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其传记已被《美国世界名人录》等十多部国际名人传记收录。2000年11月27日逝世，享年91岁。一代宗师，学界泰斗。
《金翼》成稿于20世纪40年代，作者通过小说的形式，以黄东林、张芬洲两个家族的兴盛和衰败我主线，向我们展示了从辛亥革命前后到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地区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宗教观念、伦理道德等思想。正如作者在书得序言中说道，作者在外求学、阔别家乡多年后，回到家乡后却十分震惊地发现在作者童年就与之关系密切的两家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5年前黄张两家人合伙做生意，也同样发达，两家都受到人们不绝的称赞。但是现在的状况却全然不同，黄家香火兴盛，在乡里既有钱财又有声望，而张家却只剩下一个寡妇和她的样子，房舍也全都破败了。这样的差距引发了作者的思考，为什么一度不相上下的两个家族为什么能在短短20年间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作者希望去探析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基于此，作者根据自己的田野研究的材料和经验写成了这部著作。
本书主要结构和内容：
对于本书的结构，林先生自己有过说明。他把东林和芬洲的成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青年时代的东林和芬洲都遭受农业贫穷和居无定所之苦。芬洲的一个主意使他们从此发迹：湖口的新店开张，送孩子出国深造，娶亲、祭祖、欢宴，荣耀乡里，直到沟通福州和地方的闽运业务，在稻米和咸鱼生意中扩大了 家业，于是社会与人际关系也展开了。第二阶段，两家都遇到了麻烦和不幸。芬洲对家事和世事的不适应，导致生理障碍和早逝，并且因他儿子的失误丢掉了重建家园的机会。东林也遇到了类似的内部和外部打击，但他能适应命运变故继续发展。第三阶段，芬洲已经退出了生活的画面，东林则扩大了生意的范围，并开始卷入联系地方政要的成功的商业——人事程序。但社会的政治与民族危机，迫使东林重归乡土。”
故事两个主要人物是黄东林和张芬洲，东林是芬洲的内弟，在东林的祖父去世后，他收到了大哥东明的排挤，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遇见了姻亲兄弟张芬洲。于是两人合伙在湖口开了一间店铺。两人便从纯粹的农业家庭中走出，将农村和城镇以经商的方式联系起来。而两人在共同经历了一些事情后走向了生活的两个极端。芬洲因为家庭成员的连续死亡，使他一蹶不振，最后无力管辖店里事宜，他所经营的“龙吐珠”之家日益衰落。东林却沉着冷静，心态平和，解决了一件又一件棘手的事，让自己的“金翼”之家逐渐兴旺。最后因为卢沟桥事变的战斗打响，一切又回归原点。
分析：
作为学术著作，作者试图通过对家庭历史的剖析来解释支配人际关系的原则。林先生用由竹竿和橡皮带所组成的框架结构来比喻人际关系。竹竿代表每个独立的人，橡皮带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任何时候任何一个有弹性的皮带和竹竿的变化都可以使整个框架瓦解”，“人类行为的平衡，也是由类似这种人际关系的网络所组成”。“每个个体的变动都在体系中发生影响，反之他也受其他个体变动的影响”。“有时候作用在这个体系上的干扰力太大，太深刻，以致在干扰力被取消之后，个人或群体却不能恢复原状，而是继续一种非平衡状态直至一个新的平衡状态的确立”。林先生把导致“变迁”的力量归纳为四种：物质环境，技林耀华的“金翼之家”得名于附近一座形状很像金鸡的山，山峦的一侧如翅膀一般伸向新的房合。看风水是中国占卜术的传统组成部分，认为这样做会使家族发达兴旺，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反应就全然不同了。以偶然事件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机遇：如突然死亡，与旧时学友重逢，幸运地发现一份文件从而赢了一场官司等，虽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命运存在于各个人的心中，一个人选择善或恶、聪明或愚蠢，确实不取决于兴之所至或偶然的机遇，而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些本来具备的爱好和习惯所决定。这些爱好与习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一个人的善恶智愚实际上早就选定了。
结论： 术原因，人物变换和体系外的因素。
这本书所记述的，从纵向讲，有其历史的连续性；横向则具有延伸的广阔性。《金翼》所描述的时代已经远逝了。但是，我们今天对于国内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还十分薄弱，对于汉族文化生活，对于汉族社会具体的调查研究及其系统化的科学成果，也还为数不多。两家的新居近在咫尺，一直是路经两家之间商道上的人们交口称赞的话题。后来两家的境况却完全不同，东林处于兴旺发达的顶峰，有许多直系和旁系的子孙。他既有钱财又有名望，而芬洲却死去了。他的家只剩下一位寡居的儿媳和她的养子。再后来张家的房舍破败了，寡妇陷入孤独、贫穷的境地。她和养子甚至被迫返回远方的娘家，和远方亲戚们过活。学者们说，人类的生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对刺激做出反应的过程。人的行为像所有的动物的行为一样，处在这些过程的控制之下。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是竞争法则，是整个社会的法则。他们适应实际状况、环境和种种事件以便学习和生存，只是张家除了芬洲在世的时候能对生活做出很好的反应并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也该是他们家族破败的原因。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去适应环境，适应环境的改变，随机应变，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成功。
新制度社会学 篇6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坚持将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基础，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注重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市场经济本身是竞争经济。在竞争中，社会主体所遵循的是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这种“马太效应”势必会激化社会矛盾。当市场机制失灵时，政府必须发挥国家的公共职能。社会保障作为公共管理的一部分，具有维系社会公平、实现经济成果共享、促进政治文明、润滑社会关系的四大功能。通过社会保障手段赋予社会的不幸者和市场竞争的失败者以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的权利，可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免除其生存恐惧和生存危机，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前，吉林省正处在增强发展基础、积聚发展能量，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持续加快发展、确保实现振兴的关键阶段，要实现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心任务，必然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化解矛盾纠纷，进而实现“共建共享，共享共建”。
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均衡社会成员收入差距
建立公平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党在新时期重要的社会政策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社会政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再分配手段，缓解收入差距，均衡社会成员利益分配，保证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同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宗旨相一致的。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保证这一政策的充分贯彻，并通过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社会保障，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重视解决党的一些主要依靠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发展所承担的代价与得到的补偿不对等的问题。通过予以适当的补偿，使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减少利益摩擦。适应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左右的时候，将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是社会问题多发期。目前我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我们必须吸取国际上的经验和教训，正确应对当前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尤其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倡导人们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的新型社会关系，只有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消除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才能确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改变社会底层人员面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和权利关系不对等的困境，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迫切要求党和政府建立相对独立、综合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公平观和分配原则的基础上，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真正让分配公平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通过社会保障平衡机制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和调控收入分配差距。在初次分配环节，彻底打破行业垄断局面，扭转部分劳动者收入增长持续相对下降的局面，提高这部分劳动者的报酬及相应的福利待遇，使资本所有者、劳动所有者与国家的利益在效率原则下合理分配；在再分配环节，应强化社会保障再分配的干预手段与分配力度，突出公平取向。国家财政切实加大对贫困地区、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下岗失业人员、离退休人员、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救济力度，同时扩大对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的投入，使全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统筹和谐的社会保障制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社会保障应坚持科学发展观，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整体布局出发，构筑社会安全体系，这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主要体现。首先，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把握社会保障“度”的界限。就当前而言，社会稳定的使命要求社会保障必须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权，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平。但范围和标准的把握要适度。建设和谐社会的社会保障，要以维护社会安定的要求为下限，以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政府、企业、个人等各方的承受能力为上限，确定保障范围和标准，使社会保障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其次，要适当降低门槛，织大社会保障“安全网”。一方面应继续扩大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如加快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步伐，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将更多的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尤其是流动民工纳入社会保险范畴；另一方面应逐步强化国家在提供基本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逐步建立国民基本养老金制度和公共医疗制度并将其扩展到农村地区。第三，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好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就不能实现全面小康，也不能做到社会和谐。为此，今后要以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尽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和公平机制，帮助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促使其成为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让劳动年龄段且在企业就业的人进入社会保险体系，让失地农民中身份转为城市居民且无劳动能力的人，进入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努力形成以基本社会保障为主体，乡村集体保障和家庭保障等形式并存的多层次、低水平（保险待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广覆盖（最终覆盖所有适龄农民）、共同负担（基金由政府、集体、个人共同负担）、统分结合（基金的经费筹集、管理与使用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社会化管理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基础保证。城乡统筹并不是要求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全统一，在具体内容、方式和执行标准上可以因地而异，城乡有别，分清轻重缓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循序渐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三、立足国情省情，努力创新社会保障制度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坚持立足中国的现实，考虑吉林省老工业基地、县域和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实际，在总结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合理设计适用新时期国情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推进相关制度和政策的改革和调整。首先，应对人口老年化趋势，加快建立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养老保障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部分，也是问题比较多、深化改革十分困难的社会保障项目。据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最新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7%，吉林省与全国相同，人口年龄结构已步入老年型社会。如果不能在改善老年人生存状况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无法完成真正的转型，也无法取得长久的生命力。目前，我们在改革过程中确立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基本模式是可取的，但必须在妥善解决历史债务、加快建立多支柱养老保障体制、发育并健全资本市场的前提下才能健康运行，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当前，要加快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基金的分账管理、独立运作体系建设。加快建立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覆盖面。完善非正规就业人员、自雇人员、自由职业者、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给予他们参加养老保险制度的多层次选择权。只规定缴费年限，允许间断性缴费，逐步提高享受养老金待遇的年龄，不再规定退休年龄。应逐步建立社会化的高龄老年人照料制度，增加政府对老年社区服务设施的资金投入，解决高龄空巢家庭的特殊困难。其次，要珍视生命健康，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对自身的生命健康更加珍惜。我们应逐步建立适合不同人群特点和满足多层次医疗需求的医疗保障体系，探索覆盖全体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办法，特别解决好困难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医疗保险问题，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大病统筹、住院医疗保障制度。对困难群体要实行医疗减免制度，要下大力量清理整顿药品市场，对常用药品政府给予适当补贴。健全疾病预防机制，发展社区医疗服务网点，建立通科医生制度。制定实施全民健康计划，提高全民族健康水平。第三，协调发展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社区保障、员工保险、商业保险和社会慈善事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重视家庭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其作用是社会保障不可替代的。社区保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政府、民间机构通过社区向居民提供各种保障，社区起组织落实的作用。政府很难直接面向每个居民提供社会保障。充分发挥社区的组织作用，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另一方面，社区可以独立开展群众性的自助互利活动；可以依托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提高社区居民的福利水平；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家庭的和睦和社区的和谐和稳定。因此，应将发挥社区的作用纳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发展战略之中加以重视。此外，要鼓励和支持员工保险、商业保险和家庭储蓄保险，政府在税收减免上给予优惠。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这是社会的第三次分配形式，形成全社会慈善捐助氛围。第四，落实积极的就业再就业政策，缓解社会保障压力。就业是积极的生活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不再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国有企业大规模实行减员增效，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一步。但是，企业可以和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党和政府不能解除责任。从政府的角度看，现在既有条件、也有必要，拿出更多的财力用来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当前，要注重搞好促进就业与保障生活相结合，对社会保障对象和家庭，可以采取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的办法，重点安置“4050”大龄困难群体就业，逐步消灭困难群体零就业家庭。通过建立就业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的衔接、联动机制，发挥综合效益，缓解社会保障压力，稳定家庭、社会。第五，打造整体合力，推动社会保障事业快速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统筹工程，要按照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兼顾，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障和救助等公益性事业建设。各方面要密切配合，互相补充，形成整体合力，提高社会保障工作的实效性。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慈善基金会、红十字会等组织要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开展各种形式的帮困扶贫活动，使社会保障各项措施服务多元化、制度化、规范化。各级政府要加大社会保障服务基础设施投入，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服务水平。“十一五”期间努力建设以12333“一个号”为标志的社会保障综合咨询服务系统，建设以社会保障卡“一张卡”为载体的社会保障事务办理服务系统平台，建设以社会保障信息网“一个网”为依托的电子政务服务系统，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吉林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
新制度社会学 篇7
一、新时期社会保障面临的挑战
(一)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对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迫切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 关键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 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凸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也给社会保障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调整经济结构、完善现代产业体系, 需要大批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 转变为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 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 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努力提高职工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保证。只有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才能有效消除百姓在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有力支撑。因此, 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一项民生工程, 它还是保增长、保就业的长效机制, 是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制度保证, 甚至可看做是经济增长的“第四驱动力”。正是从1935年开始日益完善的社保体系, 把美国从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地狱之中挽救出来, 并奠定了经济增长方式良性循环的基础。
(二) 城镇化加速, 对加快建立社会保障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
城镇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去年底, 我国城镇化率已达49%, 比“十五”期末提高6个百分点。预计未来几年, 我国将出现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转折点, 到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超过51%。新型城镇化的加速发展, 给社会保障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例如, 城镇化出现人员在城乡间频繁流动的格局, 每年有1亿多农民进城务工, 他们已成为产业大军中的重要力量, 而我国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针对城镇人口设计实施的, 实行的是城乡差别的社会保障制度, 如何适应城镇化过程中数亿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需求, 是一个重大课题。这就要求加快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的统一和衔接, 从制度上消除影响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障碍, 打通城乡制度间的转换路径。同时, 随着城镇化的加快, 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入城市后, 农村老弱人群的基本保障问题更加突出。
(三) 人口老龄化来势迅猛, 对加快实现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人口老龄化是工业化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2010年我国超过60岁的老年人有1.74亿, 约占总人口的12.8%, 预计到“十二五”末期将达到15%左右, 到2030年前后, 进入人口老龄化高峰。2010年至2050年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时期,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40年将达到22%, 2055年达到25%, 此后将在24%~26%之间徘徊, 老龄化导致家庭保障功能急剧弱化, 对社会保障服务的需求骤然提升。更主要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医保制度和养老保险基金承受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国养老保险长期实行现收现付制, 没有留出积累资金。就医疗费用而言, 老年人的平均医疗费是中青年的3倍以上。人口老龄化的到来, 当支撑社会保障体系的纳税人的基数在减少的同时, 需要该体系支持的老年人在增加, 那么, 极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长此下去, 必然导致社会保险基金“生之者寡, 食之者众”的局面, 收支缺口逐步扩大, 制度运行隐藏着重大危机。
(四) 公众对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需求将日趋多样化, 对加快健全社会保障管理机制提出了具体要求
虽然近年来公共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程度的完善以及公民民主意识的提升, 公众对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需求将日趋多样化, 对社会保障管理服务的方式和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大量出现异地养老、异地就医, 群众强烈要求改善公共服务方式, 提高服务效率。对服务项目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而我国社会保障管理公共服务体系总体上还不适应需要, 基础建设薄弱、人员配备不足、能力建设滞后的问题十分突出, 如统筹层次低, 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下流动人员社会保障权益转移接续的需要;市场化带来就业方式的多样化, 灵活就业群体的数量和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 他们的劳动关系、就业岗位、工作时间、工资收入不确定, 参保比较困难;传统的社会保障管理面对数以亿计、时常变动的参保个人, 现有管理服务手段和能力都明显不足, 这就要求在调整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 改进服务方式, 提高服务效率, 增强社会保障服务的便捷性、及时性, 满足数以亿计社会保障对象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二、面对挑战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措施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十二五”期间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基本方针, 基本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机制, 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 加大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步伐。到“十二五”末, 努力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完备, 体系比较健全, 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历史遗留问题基本得到妥善解决, 建立水平适度、持续稳定的社会保障网。
(一)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覆盖面的大小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社会保障的总体状况。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大数法则、社会共济。只有实行全覆盖、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受益, 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看, 社会保障最初只覆盖工业工人, 随后依次逐渐扩展到商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公务人员和农业工人、个体劳动者和小业主, 甚至工薪劳动者的配偶。扩大社会保障范围, 使之逐步覆盖城乡所有劳动者, 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长期奋斗目标, 也是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必然要求。为此, 必须把“让更多的人享有保障”作为推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优先目标, 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享有社会保障。近几年, 我国社会保险覆盖人数快速增加, 参保的人群也由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向多种所有制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扩展。但与全覆盖的要求相比仍然还有一定差距, 未能做到“应保尽保”。这表明, 还有一部分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尚未实现。在城镇, 重点做好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镇居民等群体的参保工作;在农村, 完善政策, 健全适龄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激励机制, 实现新农保制度的全覆盖, 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在社会保险方面, 应逐步将范围扩大到所有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包括灵活就业的劳动者, 并最终包括一些自我雇佣者和自我服务者。在社会救助方面, 应进一步放宽救助条件, 提高生活困难补助标准, 使社会贫困人口都因此而受益。在社会福利方面, 要提升社会福利在整个社会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 将社会福利制度化、法律化, 让人民都能够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
(二)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一体化建设
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一体化建设是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然方向, 也是建构统一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重要条件。“十二五”期间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制度建设的重点应该是制度协调为主, 制度一致为辅。即在普遍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协调, 在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地区推进制度一致。争取在“十二五”末实现城乡主要社会保障项目的制度协调, 并在主要大城市消除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的制度差异, 并逐渐消除城乡之间社会保障制度差异, 为再下一步缩小和消除城乡之间社会保障水平差异打下基础。首先, 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 加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克服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的薄弱环节。一是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积极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要将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互助合作医疗制度作为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重点, 完善其他形式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条件成熟的农村地区, 也可以鼓励农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三是要坚持家庭养老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 逐步提高社会化养老的程度。其次, 完善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 实现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衔接。失地农民和进城农民工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产物, 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的主要载体, 解决好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尽量创造条件让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参加城镇社会保障制度, 在保障标准、筹资模式和待遇发放等方面给予一定的灵活性安排。
(三) 强化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责任
政府作为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之一, 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是现代社会保障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明确提出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起主导作用, 要形成政府、企业、个人责任共同分担的机制。但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 还存在政府责任缺失的现象。一是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责任感不强。主要体现在没有提供足够的资金补贴, 尤其是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建设中, 将民办公助和自愿参加作为基本原则, 而不愿承担最终资金给付者的角色。二是政府主体缺位。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体系缺乏稳定性, 政策往往随领导人的更替而发生变化, 同时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还存在监管缺失、效率低下、力度不足。三是由于新时期社会保障建设往往出现前后出台的规章制度相互冲突的现象, 而且具体的操作细则也存在因人而异的现象。同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社会保障责任划分不明确, 对于哪些保障项目或保障部分应当归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负责, 哪些归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主要负责, 其分摊比例又如何确定等问题, 始终没有作出明晰的说明和划分。这就影响了政府对其社会保障责任的准确评估和规划, 进而影响到政府之外的主体发挥作用。因此国家应将分清责任作为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关键性措施来推进。中央政府主要负责管理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地区转移支付制度、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建立既定的全国统筹体系、建立全国性的法规政策体系、指导和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建立具体社会保障计划的跨地区收支管理系统和全国统一的管理信息系统, 以及提供与地方政府商定的其他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
(四) 优化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社会保障工作涉及财政、劳动保障、民政、税务、卫生等诸多部门, 只有明确部门职责, 加强相互协调, 才能提高工作效率。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专业化水平低, 管理层级过多, 部门分割比较明显, 基层管理水平和效率较低。为此, 应该优化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首先, 应该建立和发展专业性的管理机构, 其次, 应该在专业化管理的基础上, 推动建立综合性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 在具备条件的项目上, 打通各个项目的管理, 自下而上地形成综合性的管理体制。再有, 在专业化和综合性的基础上, 减少管理层级。建立以县级为基础的中央—省—县三级管理体制, 县以下的管理机构为派出机构。同时要加强民政部门与劳动保障部门和卫生部门的协调, 做好城市医疗救助制度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与配合, 以及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间的衔接与配合, 切实发挥制度合力。
(五) 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
无论是健全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还是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工作, 都需要以大量的资金支持为后盾。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不断发展, 社会保障资金需求压力越来越大。在今后一段时期,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生活救助和城镇困难群体医疗保障等方面很可能会成为社会保障资金需求新的主要增长点, 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和促进就业工作对财政资金的需求也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近几年, 为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 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和财政投入的不断增加, 大大增强了社会保障的支撑能力。但总体上看, 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仍存在征缴管理体制不顺、少数企业欠费甚至逃避缴费等问题。公共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仍然较低。国际比较显示, 人均GDP在3000~6000美元的国家, 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平均为54%, 我国2010年只有10.2%。因此, 大幅度增加财政投入, 提高政府保障能力, 是十分紧迫的任务。今后一个时期, 一是必须进一步加强基金征缴管理, 严格执行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申报制度, 建立激励机制, 强化社会保险稽核和劳动保障执法监察, 确保基金应收尽收。二是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进一步明确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 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特别是加大地方财政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 逐步提高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比重。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制度, 强化预算约束, 形成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
同时要加强社会保障的监督工作,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开支监督与约束机制, 保证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西方国家在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 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执行和监督机构, 其权力范围涉及到社会保障的方方面面, 并与工商税务等部门有机结合在一起, 发挥其独特的作用。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吸取国外和发达地区的经验和教训, 特别是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 必须在基金征缴、管理和分配等决策上健全议事和决策程序, 加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控制度建设, 明确基金管理责任, 切实发挥劳动保障部门行政监督, 财政、审计等专门监督, 群众、舆论等社会监督的作用, 进一步完善决策、运营、监督相互制衡的监管体制, 严肃查处违规违纪案件, 维护基金安全完整, 提高保障能力。完善社会保障基金运作机制, 积极参与社会投资, 避免风险, 增加收入, 扩大基金保值增值的范围, 增强社保的实力,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造福社会, 减轻国家和企业负担, 有效运作, 实施监督, 对挪用挤占社保基金的现象予以纠正, 严惩不贷, 保证社保基金的完整性和收益性, 使社保基金真正起到稳定社会、救济贫困、创造社会福利、调剂余缺、实施优抚、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摘要：“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 也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关键性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城镇化加速, 人口老龄化来势迅猛, 以及人民群众多层次、个性化需求日益增加, 使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新时期面临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当前及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需要准确把握新时期社会保障面临的挑战, 以明确这一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任务, 构建科学的社会保障体系。
新制度社会学 篇8
一、全面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要求
1.“新常态”下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求社会保障必须与之相适应。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业已启动。到20 世纪90 年代末又相继颁布实施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1997 年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的通知》(1998 年6 月)、《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998 年12 月)、《失业保险条例》(1999 年1 月)、《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1999 年1 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1999 年10 月) 等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法规文件,从而基本建立起涵盖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等在内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直至2002 年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开始,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市区除外)凡属参加新农合的农民按人均每年10 元的标准发放合作医疗补助金。从而在我国历史上首次将农民的基本医疗纳入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开启了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并行发展之路。如上所述,虽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早已开始,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局部性的、缺乏长效性的改革远远难以适应客观形势需要。就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险而言,即使改革已经启动,但机关事业单位仍然沿用过去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做法,这就使在职工作的人,不仅要为退休的人缴费,而且要为自己未来的养老“个人账户”缴费,这势必压缩在职人员的个人消费,实际上降低了他们的日常可支配性收入,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特别是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即便当前已全面放开“生育二胎”政策,也难以一时解决这一矛盾。就失业保险而言,在经济“新常态”形势下,发展方式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结构需要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升级,由原来的“增量扩能”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需要寻求和培育新的增长点,必然造成大批无一技之长的普通劳动者的长期失业现象,再加上经济周期导致的摩擦性失业等短期失业现象,这是当前的失业保险制度难以持续保障的。因此,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想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克服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升级带来的社会保障困境,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2.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要求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科学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存在着竞争,有竞争就会有风险,有风险就要有防范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一,就民众个人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谋生求职处处充满着激烈的竞争,一方面,在竞争中获胜的人只有以谋求他人的需要满足为条件,才能实现自我私益,而且他们实现自我私益也不会是稳定不变的,要受到年龄、知识更新程度、技术水平的与时俱进情况等各种条件限制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获取私益也是有风险的,必须有社会保障来化解风险;另一方面,在竞争中被淘汰的人的需求满足则难以实现或无从实现,更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其二,就企业单位而言,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竞争力强的企业单位资源配置效率高,经济效益好,员工待遇也好;竞争力弱的企业单位资源配置效率低,经济效益差,员工待遇也差。要解决因市场竞争给企业员工带来的待遇差距风险,必须建立能够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从小的方面来说有利于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大的方面来说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经济新常态下全面深化社会保障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
1. 经济增速的放缓,使政府对社保资金投入的增长难以为继。社会保障的发展离不开国家财政资金的扶持。社会保障体系的各项事业,如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都需要财政资金的扶助或补贴。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财力增强,政府在城乡居民基本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强。纵观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各级政府已持续多年加大财政资金补助力度,想方设法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水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也持续提高,国家政策范围内的城镇职工医保、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等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已分别高达75%、70%、70%;中央财政对城乡低保的补助资金也日益增长,截止2015 年11 月底,中央财政全年安排了城乡低保资金1171.48 亿元,比2014 年增长6.36%。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各级财政收入的增速也在下降。根据国家权威数据统计,“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7 亿元,同口径增长5.8%,比上年回落2.8 个百分点,低于年初预算目标”,创1998 年以来的新低。以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出让金以及资源开发收益金,但在经济“新常态”下,由于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地方财政靠土地出让和资源开发作支撑已经不可能。加之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和完善,一方面因为福利的刚性特点,使各行业现有待遇水平很难下调;另一方面因为当前的社保资金的缺口过大,这势必给各级政府造成巨大的社保资金支出压力。
2.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影响民众的社保缴费能力。就业是民生之本,只有民众充分就业,才能赚得收入维持自身及家人的生存和发展,才能有能力缴纳基本的社会保障费用。就当前的企业发展而言,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势必对那些困难企业的职工参保缴费能力造成影响,如一些中、小、微企业在经济新常态下由于资金不足、技术改进滞后等原因可能导致生产经营困难,到时失业人数增加,从而影响到失业人员社会保障缴费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毋庸置疑,无论是生产经营困难造成企业难以替职工参保缴费,还是职工本人因结构性失业而中断自己的社保缴费甚至造成脱保状态,这都体现出经济新常态下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缴费能力的下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外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4》显示,“截至2014 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4124 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906 万人,增长5.9%,但企业缴费人员仅占参保职工81.2%的比例,比2013 年的占比下降2.8 个百分点,比2009年下降6.5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近年来在养老保险实际缴费人数上,企业职工占参保职工的比例在持续下降。根据当前经济下行的客观形势来看,未来一段时期包括企业职工在内的各行各业民众的脱保和断保现象还将持续。
3.社保现状与经济新常态尚未契合,导致社保收支平衡压力加大。由于我国社会保障现状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不适应、不契合,导致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不平衡,使现有经济水平难以承载巨大的社会保障压力。其一,我国当前已进入全民社会保障的发展阶段,各项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财政资金的扶持,而经济新常态下新经济形态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所引致的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造成财政资金吃紧和社保缴费能力减弱,这对社会保障事业建设将会带来新的影响。其二,我国社会人口日益老龄化,加之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截止到2015 年1 月,“全国已连续11 次上调养老金。已由2004 年的月均647 元提高到目前的2000 多元,增长了2 倍多。”但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实际缴费年限未能相应延长,而且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这必然给养老保险基金造成收支平衡的压力。其三,当前我国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较低,缺乏科学长效的待遇调整机制,导致很多省份的社会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目前我国各地区的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层次很低,收支差异较大,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形势下,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将会继续加深,社会保障资金区域不平衡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与此同时,由于当前待遇水平调整机制不完善,待遇提高与否主要由政府来决定,使各地养老保险基金筹集难度加大。其四,民众医疗消费水平和医保待遇的不断提高,使医保基金的安全隐患日渐凸显。在医保费用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医保基金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支付压力。”一般而言,医疗消费水平的提高体现了医疗技术进步、医疗服务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但由此引起医疗卫生费用的快速增长也必然导致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巨大压力,如若医疗消费水平超出现有财政限度和民众支付水平的承受能力,将会使医保支出难以为继。有关数据显示,2013 年全国225 个统筹地区的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出现收不抵支,其中有22 个地区将历年来累计的结余基金花完,另外,全国有108 个统筹地区的居民医疗保险基金出现收不抵支,医保资金不堪重负。
4.社保统筹制度欠科学、欠合理,致使不公平问题日显突出。制度公平是社会保障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由于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影响,以及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社会保障统筹层次难以提高,加之缺乏科学合理的社保统筹制度,致使社保公平问题日显突出。就当前情况来讲,我国社保制度不公平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目前的政策规定,城乡居民、城镇职工、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这三类人群缴费标准差异较大,形成社保制度的不公平现象;另一方面,缴费标准差距大但待遇水平日渐拉近的制度性矛盾,将在经济新常态下的城乡统筹和管理体制统一中凸显出来。要解决以上不公平现象,必须探索研究并及时建立覆盖全民的统一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使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民众能够享有同样的基本社保待遇,以便有效化解民众在不同地域间流动和地区间经济能力差距对社会保障收支平衡的影响。当前,虽然在养老保险问题上,国务院已于2015 年1 月颁行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在机关事业单位建立与企业相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而使养老“双轨制”被打破,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保障的公平性,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待遇支付水平参差不齐,这种制度性差距不利于经济新常态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基本医疗保险问题上,政策性、制度性不公平现象更为突出,因为城镇职工医保缴费标准高,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保缴费标准低,但二者待遇差距却不大,从而出现了部分企业及职工为减少缴费,想退出城镇职工医保而去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甚至新农合的现象。
三、经济新常态下全面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1.建立科学长效的“全覆盖”社保制度体系,提高民众社保缴费能力。科学长效的“全覆盖”社保制度体系,有利于解决民众重复参保以及漏保、脱保现象,进而继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稳定和提高全民社会保障缴费能力和水平。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形势下,中小微企业普遍遇到社保缴费能力不足的问题,部分职工因失业或其他原因中断社保缴费甚至脱保的现象经常出现,因此,为了稳定和提高民众的社保缴费能力,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全覆盖”社保制度体系,持续扩大民众社保覆盖面。其一,建立参保动员和激励制度,提高民众参保的积极性。当前,要加强参保动员和激励,扩大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城镇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参保的覆盖面。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相关信息,我国每年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人数远不及就业人数,因此必须不断扩大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借以巩固和提高民众社保缴费能力。其二,建立科学合理的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制度,以便减少民众断保、脱保现象的发生。当前状况下,农民工作为流动性较强的社会群体,断保、脱保现象比较严重,在经济新常态下,由于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等原因的影响,断保、脱保现象还会加剧,必须深化社保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制度。其三,要建立重复参保、漏保的预防机制,加大对重复参保现象的惩治力度,同时将各行业漏保人员纳入社保体系中来,以便提高社保缴费的质量。
2. 建立养老金待遇正常调整机制,促进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全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刚刚形成,提高各项社会保障待遇水平都离不开财政资金的扶持。如前所述,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11 年连续提高,这些资金大多靠各地方财政来支付。在缺乏养老金待遇正常调整机制的情况下,仅靠政府行政性调节来解决养老金缺口,将会加大财政支出的风险,难以保证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坚持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原则,尽快建立基本养老金待遇正常调整机制,既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退休人员,从而提高他们的基本生活待遇,又使养老金待遇调整基金有效控制在财政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具体而言,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要科学谋划和统筹考虑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城乡居民等的基本养老金待遇的正常调整,逐步建立起涵盖各类人群、科学协调的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改革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调剂与同职级在岗职工工资增长挂钩机制,建立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城乡居民相统一的基本养老金待遇正常调整机制;二要建立待遇调整水平与民众生活费用价格指数、职工工资增长情况相互挂钩的机制,适当降低甚至逐步取消对特殊人群的照顾政策;三要由国家制定各类人群统一的养老金待遇正常调整政策,实现制度的公平性。
3. 积极调整和完善社保政策,提高社保资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受我国老龄社会和“少子化”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即使当前党和政府全面放开生育二胎政策,短期内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现实。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老龄人口的抚养成本将不断上升。这些养老成本将给政府和社会造成巨大的支付压力。因此,政府作为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者,亟须审时度势,未雨绸缪,有针对性、有重点地改革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增强社保基金的积累功能,提高社保资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在“新常态”条件下,我国经济面临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国际国内形势,国内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日益弱化,资本逐渐向高技术新兴产业转移。经过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资本要素积累充裕,面对“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必然要优化资本要素市场的运作,寻求资本增值的最大化。就国外而言,当前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非常密集,生产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明显。我国资本流向海外,同当地低成本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结合赚取高额利润的新经济形态已逐步成型。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要顺应这一新形势,逐步使社保基金进入海外投资市场,实现社保基金自身保值增值的发展需求。当然,在社保基金进入海外投资运用时,必须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下,遵循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公益性等原则,寻求最佳投资路径,使社保基金能够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加快社保制度的顶层设计,力促民众享有各项社保的公平性。社会保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进行社会保障改革的战略性规划。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遇到的最突出困难就是统筹衔接问题,虽然初步建立起了全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相关制度之间缺乏统一性、衔接性,致使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问题解决不畅。在医保问题上,必须着力提高医保的统筹层次,使医保资金能够在尽可能大的区域范围内调剂余缺。除此之外,必须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强对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的监管,将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药店这“两定”的行政审批制取消,实行备案制,使参保人能够根据自身意愿自由选择就医买药。加强医保药品定价及招标制度改革,取消医保药品政府定价,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医保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使政府从原来的定价管理者变为市场定价的监管者,并按照招投标法的相关规定,对医保药品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在养老保险问题上,当前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的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制度已经并轨,必须继续研究探索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衔接的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
5.建立城乡标准统一的社保制度,推进人力资源在全社会自由流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但“人口红利”消失,这对经济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学一般认为经济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口数量,经济发展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口质量。一定规模的劳动力是维持经济发展一定水平的前提条件。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和“少子化”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后劲,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来弥补人力资源的不足。农民工进城务工将推动我国“新常态”下的新经济形态发展,是巨大的劳动力释放领域。因此,必须大力吸引和促进农民工进城,以解决“新常态”下劳动力要素缺失的难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规避过去严重存在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以制度来保障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真正实现市民化,而不是以往仅仅在城市务工赚取收入,其本人和家庭成员因受城市户籍的限制身份仍旧留在农村。当然,农民市民化绝非农民工进城务工那么简单,要使他们安心在城市工作,为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经济发展持续做贡献,必须建立城乡标准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在身份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无差别化,这既有利于消除城镇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促进农民工和城镇居民的和谐相处,又有利于推动城乡人力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自由流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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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社会学 篇9
一、安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现状
1. 最低生活保障明显改善。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对持有农业户口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的贫困居民给予差额补助的社会救助制度,它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关键,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是实现整个社会和谐、安定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近年来,安徽省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的文件,确定了农村低保的对象、标准和范围,使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不断扩大、保障覆盖率逐步提高、保障资金显著增加。2005—2007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由25.12万人增加到141.95万人;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由0.59%上升到3.47%;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3 594.9万元增加到53 082.4万元。
2. 农村养老保险积极推进。
养老保险制度是指国家根据一定的法律、法规对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从事某种劳动达到法定年限后,由国家和社会依法给予帮助,以维持其老年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关系到约占总人口60%的农村居民目前或将来的生活质量。随着农村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以及家庭结构的日益小型化,使得农村社会养老问题愈益突出。安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从1991年底开始进行试点,重视并积极探索养老保险工作的经验,使农村养老保险事业稳步发展。2005—2007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147万人增加到151万人;本年领取养老金人数由2万人上升到6万人;养老保险覆盖率由3.49%上升到4.03%;保险资金收入由3 272万元增加到10 819万元;尤其2007年,政府为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支持力度,特拨款418万元予以补贴。
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成效显著。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按照“政府出大头,农民出小头”的筹资形式,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党和政府着眼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为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建设,提高农民健康水平所采取的重大举措。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发挥资金利益导向作用,激发农民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安徽省自2003年下半年起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进行住院补偿、产妇分娩补偿、慢性病补偿和农民健康体检工作,现已初步构建了覆盖农村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农民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有所增强,农民就医行为发生积极变化,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得到发展。为进一步推进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开展,省政府提出将其实施情况纳入各级政府年度考核目标,加强各级经办机构建设。从2006年起,中央财政加大投入,由原来每人10元增到20元。省政府研究决定,2007年按每人20元标准配套,届时每人每年筹资不少于50元。截至2006年末全省累计426万人受益,47.3万人按比例报销住院费用;2006年安徽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总数达到30个,占可以纳入中央财政补助范围的74个县(市、区)的40.54%,受益人口达1 500万;2007年全省新增26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全省共有56个县3 017.56万人受惠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占农业人口的64%。
二、安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安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受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克服,主要表现为:
1. 保障体系不健全。
安徽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重点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方面,而在农民生产风险保险、农民失业保险、农民工工伤保险、计划生育保险、教育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上力度不够。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配套的相关规章制度还不健全,严密、统一规范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工作程序和监督制约机制还有待于建立和完善。现有的保障制度形式单一,缺乏应对不同类型农民的能力。
2. 保障层次低,覆盖面窄。
统计资料表明,2007年末,安徽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为5.308亿,而同期江苏省仅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就已覆盖123.43万人,保障资金投入达到59.5亿元;安徽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51万,年末领取养老金人数6万,养老保险覆盖率4.03%,而江苏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达194万人,年末领取养老金人数达136.21万人,养老保险覆盖率为5.44%;安徽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082亿元,总支出0.204亿元,而江苏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已达31.16亿元,总支出22.96亿元;安徽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为67.2%,同期江苏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已达到86%。可以看出,安徽省农村社会保障与江苏省相比在保障层次和覆盖面上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3. 资金保障能力弱。
资金不足是安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长期以来,政府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资金运作的比例一直是比较低的,并且主要投向于城镇。2005、2006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政府补贴均为空缺,直到2007年政府才给予补贴资金418万元,集体给予补助资金1 507万元,农村居民个人缴费占全部保费收入的比重仍高达78.74%。2007年,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收入为1.082亿元,仅相当于同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0.52%;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为5.308亿元,相当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额的44.47%;农村低保人均保障额373.82元,仅相当于城镇低保人均保障额的31.44%;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占全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比重为2.59%,低于城镇同类指标2.2个百分点;农村社会救济费为5.6865亿元,同期江苏省为12.0269亿元。
4. 保障资金管理不规范,资金保值增值能力弱。
2006年及以前,农村社保资金管理机构大多是按新增保费的3%来提取管理费,但由于保障资金管理制度不完善,挤占、挪用保障资金发工资等现象时有发生,直至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门发文,明确提出要将农保经办机构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才使挤占、挪用保障资金的现象得以弱化和杜绝。同时许多经办机构由于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和投资专业人才,不具备专业的管理、经营、精算和投资的能力,仅将保障资金存入利率不断降低的银行,再加上管理漏洞的存在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能力较弱。
造成现阶段安徽农村社会保障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经济发展状况相联系的,不能超出经济发展水平的承受范围。安徽经济欠发达,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用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同时农民收入水平低,缺乏更多的资金用于养老和医疗保险等。2007年,安徽人均GDP为12 045元,仅相当于江苏人均GDP的35.5%;安徽人均财政收入1 777.34元,为江苏人均财政收入的30.28%;安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 556.27元,而江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6 561.01元。经济发展水平低,严重制约着安徽农村社会保障程度的提高和体系的完善。二是“重城轻农”依然存在。长期以来,同全国一样,安徽省各级政府将社会保障的重心放在城镇上,而对农村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将有限的社会保障资金更多的用于城镇居民和职工。无论是农村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还是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城镇都比农村保障实施早、保障内容全、保障覆盖面宽、保障标准高。只是在中央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才得到逐步重视和加强。三是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这种传统家庭养老观念目前仍在农村盛行,再加上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在探索之中,以及政府宣传工作不到位和制度上尚存在不稳定性,致使农民对社会保障制度缺乏信心,没有参保或低水平参保的农村居民仍占乡村人口的绝大部分。四是资金来源渠道窄,比例不尽合理。目前,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渠道较窄,筹集难度大,筹资成本高,并且数量不稳定,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筹集遵循“农民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的原则,淡化了国家和集体对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责任,不仅使资金来源不足,也降低了农民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加大了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难度。
三、完善安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为使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建设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安徽省各级政府除采取加快农村生产发展、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设施外,还必须正视农村贫困人口较多、社会保障水平低下这一客观现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以快速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为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 提高认识,加大政府投入力度,拓宽筹资渠道。
目前,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保障水平也比较高,今后政府应该更新观念和工作思路,充分认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并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心城市向农村转移。一方面,要加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重要性的宣传力度,引起各级政府部门、农村居民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参与,尤其是帮助农民提高对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方面政策的认识,充分调动其“参保”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多渠道筹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资金,按照政府、集体、个人三方共同筹资的方式,合理确定出资比例和保障支付标准,个人可以现金或农产品的方式出资,集体根据其经济状况予以适当补助,政府逐步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财政投入,并随经济发展适度扩大政府补贴、集体补助的出资比例。此外,还要广辟融资渠道,利用社会捐赠、社会互助等多种形式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
2.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标准。
今后要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进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首先,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将土地保障、家庭保障作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的有益补充;加大农民生产风险保险、农民失业保险、农民工工伤保险、计划生育保险、教育保险等制度的建设力度;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之外,鼓励农民个人按照自愿原则,缴纳补充养老保险费和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并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到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范围,作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转接点;健全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配套的相关规章制度,建立和完善严密、统一、规范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工作程序和监督制约机制。其次,扩大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积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努力提高目前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影响最大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确保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再次,在体系全、低水平、广覆盖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各类社会保障的标准,尤其是作为社会保障体系最后一道安全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使农村居民中的弱势群体能够分享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按照“以收定支,略有节余”的原则,合理确定并逐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个人报销的比例。
3. 规范保障资金管理,提高保值增值能力。
规范保障资金管理,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也是有效发挥社会保障制度职能的基本前提。针对不同的保障资金,应建立健全资金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明确相关职责、考核标准和监督检查标准,实现社保资金集中核算,严格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内外部审计监督,严禁擅自扩大支出范围和提高支出标准,杜绝截留、挤占、挪用社保资金,确保社保资金安全;加强法纪教育和业务培训,实行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强化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规范资金管理人员行为,对违法乱纪者予以严惩,切实保护农村参保人员的利益。同时,还要注意提高社保资金的保值增值能力,逐步实行社保资金尤其是养老保险资金和新型合作医疗保险资金市场化运作管理,委托或建立专门投资机构、引进专业投资人才,将社保资金投资于债券、股票等,但要注意控制资金投资风险,以实现社保资金的保值增值。
摘要：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说明安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安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提出了完善安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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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社会学 篇10
一、协商民主制度写入党代会报告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要建设一个社会协商民主制度的国家。”这既是一大亮点, 更是一大突破。中共中央首次系统论述了“协商民主”概念, 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概念, 进而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了规划和部署。在这一制度下, 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 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 广纳群言、广集民智, 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一个完整经得起考验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能够成为我国强化改革政治体制、加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环节, 我们要把这良好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将最大能力发挥出来。中共的十八大报告漂亮且合乎时宜地提出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 推动协商民主, 将协商作为民主的主要渠道, 让社会各界人士和老百姓了解协商民主的意义, 将其多方面广泛发展。
正如报告所说,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利益的问题, 要多层面发展广泛协商, 增加人民的认知度、凝聚民族的认同感。报告还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加大政治协商力度。这些内容都体现出中共中央领导热爱人民、热爱工作以及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与信心。民主尤其是协商民主有助于政策决策更加科学, 将其不断完善与改进, 对改进中共的执政领导和政治建设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思想和实践经历
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思想和实践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历史发展过程, 而且在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 进行丰富和发展。
一直以来, 中共就不以抽象来评判是否民主化, 不主张纯竞争化的民主方式, 在这条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上, 中共一直以坚持不懈的精神在探寻着。自中共成立起, 就倡导科学与民主, 坚持着多数人的民主, 提倡依靠协商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会议精神, 第一届政协的成功召开是协商的结果, 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从改革开放开始, 协商民主就已经是中共和其他党派一直追寻的理念, 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建议, 党的领导人要把政治协商民主制度长期流传下去, 把根据这一体系有关的发展都写进宪法里面, 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写入政协章程。
认真审视中共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历程, 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和协商民主是相继而生的。统一战线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人民政协为实现大团结、大联合提供了组织形式和制度保障, 人民政协承载着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任务, 其逻辑起点是要各方力量的联合和人民的凝聚, 而其相继发展的取向则是人民民主。
要准确把握中共十八大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新要求。中共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论断。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管道, 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不断完善各种协商形式,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更好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提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成效和水平;要紧紧围绕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 广纳群言、广集民智, 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一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共在确立重大方针政策和解决群众生活重要问题等方面, 与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协商, 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制度, 这种制度将会在十八大后得到健全和完善。
中共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 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其主要目的是把民主的力量发挥到更大、更充分、更健全。同西方竞争式民主相比, 我国的协商民主既有会议民主的内涵, 又有政党民主的外延;既关注决策的结果, 又关注决策的过程, 从而拓宽了民主的深度;既关注多数人的意见, 又关注少数人的意见, 从而拓宽了民主的广度。
用协商进行民主这一形式, 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好办法。中共通过民主协商把各派、各界人士聚集在一个统一战线上面, 把中国民主的政治历程向前推进, 这种统一战线的局面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人民政协和协商民主。它把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结合到一起, 发挥巨大效益、产生巨大效果, 这就是统一战线的目的和协商民主的优势。
四、协商民主是实践多党合作民主制度的成功探索
自十六大召开以来,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深化就是中共推进政治建设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也就是在我们以往政治协商工作的基础之上更加完善, 建立了一种协商民主的新型模式。以往的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重点提倡并且实施“专题协商”, 党派和界别间的专题协商已经形成了政协工作的新品牌、新形象, 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可以说是我国在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制度上的一个好的开始, 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探索。
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 要处理好团结联合与协商民主这两者的关系。往往有些国家在推进民主时, 会使民主的意义大打折扣, 丧失了党派间民主团结的根本, 形成了团结的缺失, 失去了民主的本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选举民主的主要载体,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协商民主的主要载体。我们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 用协商民主对选举民主进行补充和完善, 就形成了具有创造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依据协商民主, 创造和谐社会, 在保证人民行使投票权利的同时, 最大程度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协调性等多种关系, 保障社会团结稳定。
摘要：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利益的问题, 要多层面发展广泛协商, 增加人民的认知度、凝聚民族的认同感。报告还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加大政治协商力度。这些内容都体现出中共中央领导热爱人民、热爱工作以及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与信心。用协商进行民主这一形式, 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好办法。中共通过民主协商把各派、各界人士聚集在一个统一战线上面, 把中国民主的政治历程向前推进这种统一战线的局面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人民政协和协商民主。
关键词：协商,民主,制度
参考文献
[1]南方日报讯.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2012年11月23日.
新制度社会学 篇11
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是要实现善治，改善和保障民生，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为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极大地缓解了因贫困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但是，包括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救助，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改进社会救助管理机制，促进社会救助领域的社会管理创新，以更好地实现社会救助制度的目的。
一、社会救助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骗保现象
目前国家对低保户有许多优惠政策，比如：低保人员到定点医院就医，可以享受基本医疗救助或者大病医疗救助；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低保人员在就业、从事个体经营、供暖、供水、供电、供气、拆迁等方面，有一些扶持和照顾的政策。低保“含金量”因此大大增加，很多人想方设法挤进来，骗保现象在实际工作中时有发生。不时见诸报端的新闻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前实践中发生的骗保现象。如《身强力壮吃低保想方设法骗低保 这种德行该受谴责》、《河南20多万人骗领低保》、《重庆綦江县清查出千余“假低保”违规骗领低保》、《残疾人骗低保，赔了夫人》等，这些实实在在发生的案例，反映了当前社会救助制度实施中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骗保。与此相似的福利欺诈在域外社会救助中也同样存在，堪称社会救助领域中一个大难题。
（二）应保未保
有些人不该享受国家的救助，却通过各种欺骗手段获得国家的救助；而另一方面，很多应当享受国家救助的困难群众，却被排斥在救助范围之外，严重背离了实行社会救助的目的，也违背了国家“应保尽保”的政策。有些地区因为财政资金不足，采取各种手段限制低保资金的发放。如有的规定，县属企业事业单位的困难职工可以申请城市低保，而县城驻地的其他困难居民只能申请农村低保；有的长期以来没有严格按照家庭实际收入状况受理低保，而是实行按行业或系统分配低保名额的做法，部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因名额有限享受不到低保待遇；有的对申请低保的限制条件过于严格苛刻，门槛过高，排斥性规定过多，增加了困难群众申请低保的难度；有些则是被当地干部占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帮助困难群众的功能被人为地扭曲。
（三）救助对象主动不就业
从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来看，失业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然而，在未就业的低保人员中，却存在少部分人主动选择了不就业，可以称之为低保对象主动不就业问题。
主动不就业的救助对象一般具有以下特征：（1）有劳动能力；（2）有工作机会；（3）主动选择不就业。从主动不就业的低保对象的情况来看，的确有一些是由于家庭因素导致无法外出就业的，如家庭成员中有老人、小孩或患重病的人员需要专门照顾，又无经济能力另外请人照顾。但是更多的还是缺乏进取精神，或者存在懒惰思想，总想不劳而获。对于前者，其选择不就业从一定意义上说并非主动，而是因客观条件限制，因此可以对其进行救助；而后者，则不应当进行救助。这种行为违背了中华民族“勤劳”的传统美德，也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不相符；从对社会救助制度实施的影响来看，不仅对纳税人是不公平的，对其他低保对象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严重影响了政府有限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也严重影响社会救助制度的有效实施。
二、社会救助实施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骗保现象存在的原因
1.调查程序不健全、不完善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需要经过申请、调查、审核、公示等严格的程序，其中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调查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而且在实践中对申请人收入的核定也一直是一个难题。但是，依据其规定却很难对调查的主体、调查的方式作出清晰的判断。
根据现有规定，家计调查的方式也缺乏有效性。《条例》第7 条规定了三种调查方式：入户调查、邻里访问及信函索取。这三种方式各有优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但是这几种方式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针对入户调查，申请者在调查人员来走访时，隐瞒收入，并编出有关其悲惨遭遇的故事，博得调查人员的同情。然而事实上，他们在城市的另一角落有装修华丽的大宅，出门也有小车代步。遇到这种情况，按照《条例》规定的入户调查方式，显然是不能查明申请人真实的经济状况。邻里访谈的方式也有其弊端，一是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疏远，同一公寓的住户往往互不了解对方的状况，这种情况下调查者进行邻里访谈，对于了解到申请者的真实情况帮助不大。而在一个邻里交往密切的环境下，调查者也很难调查到真实的情况。中国社会是个典型的“人情社会”，在邻居需要“帮助”时，一般人都抹不开面子，因此为邻居说“好话”、说“瞎话”的情况普遍存在，这种情况下调查人员也难以了解申请人的真实情况。信函索证的真实性、可靠性也同样难以确保。条例对单位开具虚假证明的行为并未作出规定，缺乏约束机制。实践中，一些单位认为反正是国家出钱，正好可以减轻其责任，为职工出具假证明是常有的事；一些申请人通过人情关系，找医疗机构开具假证明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综上所述，《条例》规定的三种家计调查方式各有其弊端，遵循此三种方式也难以调查到申请人的真实情况。
2.缺乏动态监管机制
目前大量的骗保现象中，有一部分原来确实是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但在一段时间后，有的可能再就业成功，每月获得的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上；有的可能通过其他原因获得收入，完全可以维持基本的生存，甚至过上更舒适的生活。虽然《条例》规定了低保对象在经济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当主动申报，但在实践中很少有主动申请退保的例子[1]，那么要实现低保的“有进有出”，使得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就只能依赖于管理审批机关的核查机制。然而，《条例》对于最低生活保障动态管理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仅规定“管理审批机关应当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情况定期进行核查”，笼统的条文在实践中形同虚设，缺乏可操作性，因而使得此项工作难以落到实处，给了骗保者以可趁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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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骗保者的惩罚措施太弱
根据《条例》第14条规定，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或者是已不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却继续领取低保款物的，民政部门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或警告，追回冒领的款物，情节严重的才处以罚款。从现有规定可以看出，骗保的公民只需承担行政责任而无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惩罚力度十分之轻，即便对于情节恶劣的骗保者也只处以几十块或几百块的罚款。据此，骗保者的违法收益大于违法成本，而守法的成本（即放弃违法收益的机会成本）大于守法收益，违法有利可图，因此许多人不惜以身试法。有些低保申请者所在单位的法律意识不强，不负责任地出示虚假收入证明，使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很多单位在开证明时，不严格按照实际情况说明，申请人要求开怎样的证明就开怎样的证明，对于这种“虚开”证明的情形法律缺乏惩罚机制，在实践中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2]
（二）应保未保现象存在的原因
国家关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设计的一个目标是“应保尽保”，但在实践中仍有很多应当获得救助的人员主动或被动地未能获得保障。主动选择不利用国家的救助制度，主要是因为贫困者不希望被贴上标签，不希望失去尊严。社会救助的目标定位行为更是增加了申请人、受益人的“耻辱感”，所以很多贫困者宁可忍受贫穷，也不愿意成为“吃低保的”[3]。
应保未保现象存在的另一原因，是社会救助发放过程中信息不公开以及对相关人员的监督不力造成的。在一些地区，对国家法律的宣传力度不够，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国家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者不知道要求国家进行救助是他们的一项权利。有的基层干部无视低保政策法规，不将低保证件和银行存折发给低保对象，自己代领低保金后平均分发给其他非低保群众；有的随意取消低保待遇，侵害低保对象的合法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在某些地区低保资金被挪用。2003年山东省审计厅社会保障审计处的报告指出，由于法制观念淡薄等原因，某些地区行政机关的领导及工作人员，有挤占挪用最低生活保障金、虚报冒领、公款私存等问题。海南省曾发生过一起严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骗取低保金的案件。
（三）救助对象主动不就业的成因
低保对象就业与否实际上是一个利益选择或博弈问题。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的理性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利益比较为基础。我们假定低保对象是“理性经济人”，他们有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强烈愿望，当他们同时有多个机会可供选择时，他们会按照利益最大原则进行选择。影响低保对象就业选择的利益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低保金、专项救助、工作成本等。在这些利益因素中，家庭收入、低保金、专项救助属于收入类因素，工作成本属于支出类因素。由于低保对象基本没有资产类收入，本文所指家庭收入主要是因就业而产生的工资收入。在低保对象选择就业与否时，各个利益因素状况如下：
一是就业后工资收入普遍不高。由于低保对象的文化程度、职称、技能水平较低，大多数人员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如以手工操作、体力劳动为主的初级服务业。此类工种一般收入较低，从深圳市劳动力市场情况来看，在700～1200元之间（目前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为690元，低保标准为344元），按此工资水平，通常一人户、两人户家庭有人就业后，一般其工资收入都会高于无人就业时所领的低保金，符合退保的要求。
二是低保金和就业后的家庭收入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家庭收入、低保金尽管都属于收入类因素，但它们并不是正相关的关系，而是负相关的关系。由于低保金核定实行差额补贴方式，低保对象的家庭实际收入在低保金领取范围内是100%的边际递减率，家庭成员通过就业每多挣1元钱，就意味着将从他们的低保金中减掉1元钱，挣得越多，被扣减的就越多。另外，低保对象就业以后，会产生一些包括交通费、时间、精力等工作成本，特别是在跨区域工作时尤为明显。
三是专项救助收益相对低保金较高。低保对象除了得到低保救助之外，一般还有各种专项救助，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法律援助、水电煤优惠等。如果一个低保家庭每一项专项救助都能享受到，一年有不少于1万元的收益，所得的收益比低保金本身还要多，与他们就业后所领取的全年工资收入也不相上下。[1]
从以上三点来看，低保对象主动不就业现象表面上看是利益选择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现行社会救助制度本身的局限性问题：
第一，以低保身份作为实施专项救助的前提不尽合理。现行专项救助的受助范围仅限在低保对象，只要是低保对象就可获得专项救助，而且只有低保对象才能获得专项救助。低保对象中有些人就是为了获得专项救助而去申请低保的。然而，有些略高于低保标准的有特殊困难的家庭比起有些低保家庭的困难来有过之无不及。相反，对于部分有劳动能力又长期不从事工作的低保对象在专项救助方面又显得太“优待”了。因而，这种消极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救助政策的就业激励不够。按照低保制度的规定，在低保对象找到工作后，当其收入大于低保标准时，就要取消低保资格，这对于一些习惯了长期享受低保待遇的人员来说，无疑会存在较大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长期的失业极易使他们产生对工作的挫折感、畏惧感，再加上他们从事的行业大部分是初级服务业或灵活性行业，工作稳定性相对较差，拖、欠薪情况又时有耳闻，他们对能否长期做下去，心里没底，信心不足，不敢轻易去冒险，更多的时候会保守地选择维持现状，自甘贫困，继续拿低保金过日子。因此，现行社会救助政策在鼓励、扶持低保对象就业方面还有所不足，应该给低保对象更多的就业动力，使低保对象放下包袱，积极参加劳动，并通过劳动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改进的路径分析
（一）构建积极的社会救助体系
社会救助是一种与市场竞争完全不同的分配方式，消极性是其本身所固有的弱点，全世界的救助制度都难于避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极性。针对骗保、应保未保、少数低保对象主动不就业等问题，笔者从更加积极的角度，对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进行了初步探讨。
1.完善家计调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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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监督的重点和难点是低保家庭的经济状况调查和收入核算。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收入和消费基本上以现金进行结算，同时经济状况调查还涉及个人隐私的法定权利问题，因而对低保对象的收入和家庭经济状况难于准确查实。在实际操作中，经济状况调查基本上以个人诚信为基础，主要由低保对象本人填报收入和经济状况，居委会、村委会等调查主体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应提高调查人员的专业素质，同时完善对个人收入与财产的调查方式。一方面，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将“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和收入核算”交由有能力承担此项业务的专业人士办理，以增强调查的独立性、专业性，同时也可缓解基层工作人员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应积极建立有关个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存款或者持有有价证券等情况的调查机制，增加有效的调查方式。
2.完善监督制度
良好的制度防范和保障措施，能够有效地保证公民根据实际条件享受到恰如其分的保障待遇，也能够保证冒领、骗领低保待遇的公民会受到法律制裁。从实践来看，指望正在接受救助的受益人主动提出退出救助机制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完善监管机制及个人收入和资产申报制度十分必要。一方面，救助审批管理机关应当建立起动态的核查制度，定期对救助对象的收入和资产情况进行核查，建立电子档案。值得注意的是，救助对象中有一部分属于需要长期接受救助的受益人，如严重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年老的公民等，可以作为长期救助对象，而无需经常核查。有些地方规定了有劳动能力而享受低保的保障期限，期满后需要重新申请救助。
与监管机制相呼应的配套措施就是建立收入和资产变动报告制度。在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救助对象家庭收入、资产、人数有变动时，应及时向社区低保部门申报，由社区低保部门核实后，重新确定低保金。对于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人员进行严格管理，每月要求汇报收入情况。对于不能按照规定及时申报收入和资产变动情况的受益人，应当建立相应的惩罚机制，实践中，有些地区对于不如实申报家庭收入情况或不配合救助机关进行核查的受益人采取剥夺其救助资格的惩罚手段。
3.加强骗保惩罚机制
一是严格处罚骗保行为人。现行制度对违法享受低保待遇的责任人没有规定刑事责任，过低的责任设定不利于打击情节严重的骗保者，而较低的违法成本和较高的获利可能性也会助长违法者与制度博弈的动机。因此，强化社会救助制度中的法律责任制度将有利于发挥法律在制度保障方面的优势，最大限度地遏制违法行为。《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第31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居）民委员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向民政部门或者相关部门如实提供申请人和救助对象的相关情况。出具虚假证明的，由民政部门或者相关部门提请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这样的规定相比《条例》，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规定的不够明确，这里的行政处罚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永远不会落到实处的“稻草人”，行政处罚的种类是什么？依据何在？在《社会救助法》立法中，应当明确对于虚开证明的单位或个人的处罚种类与幅度，以使惩罚具有可操作性。
救助机关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要求返还通过欺骗手段获得的救助，严重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北京市曾出现过民政局起诉被救助人，要求返还冒领的救助金并胜诉的案例。
二是建立社会信誉登记制度。对骗取低保资金的受益人除给予相应处罚外，还应当建立个人信誉档案，将其不良行为记录在案，作为批准其从事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的参考依据，以此增强低保人员的诚信意识。《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对建立诚信体系作出了规定。但鉴于我国诚信体系建设仍不足，要发挥这一机制的作用可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4.完善救助受益人就业促进机制
社会救助受益人就业促进机制包括就业后救助渐退机制和不就业社会救助渐减机制。
就业后救助渐退机制是指救助对象就业后，并不马上取消其救助资格，而是给予一定的过渡期，这种“扶上马、再送一程”的做法能够减少他们的顾虑，大胆地走上工作岗位。与对就业后救助渐退机制相对应，针对那些长期不就业的受益人，可以实行不就业救助渐减机制。首先，可将救助对象分为两大类，可以就业的人员与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员，不就业救助渐减针对的是前者。其次，将与低保挂钩的专项救助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专项救助，包括医疗、教育、住房救助；另一类是辅助专项救助，包括水费、电费、燃气费减免及节日慰问金等。对于三个月内不接受推荐就业者，取消其辅助专项救助；半年内不接受推荐就业者，取消其基本专项救助；一年内不接受推荐就业者，逐步取消其低保救助。
任何一项社会救助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极性，而且社会救助终究只是一种事后救助，它只是在人们陷入贫困时才给予救助。因而，在社会救助工作经过多年的实践并进入一个规范发展的时候，社会救助工作理应改变过去救助方式的被动性，将救助工作前移，把工作目标从主要定位在保障基本生活上转变到保障基本生活和促进发展相结合上来，在提供基本救助的同时，通过提高个人的生存发展能力，协助他们自强、自立，最终摆脱贫困。
（二）通过程序实现公正
从法治的视角来考量，在重视设计社会救助行政实体规范的同时，社会救助行政对于程序的需求也是极为迫切的。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一旦行政部门受福利国家立法者的要求而承担进行计划和政治导控的任务，古典意义上的法规就不足以为行政部门的实践提供规划了。……现代的服务性行政承担的是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准备基础设施、制定计划和预防风险，也就是说承担广义的政治导控任务。这种政府行政的行动是面向未来的、面上铺开的；而且，它们的干预所涉及的是公民之间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现代行政实践方式表现出如此高程度的复杂性、情境依赖性和不确定性，以至于它无法事先在想象中被充分认识，也无法事后在规范上加以最后确定。[1]在实体规则无法对广泛存在的行政裁量权进行有效控制时，引入程序机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新制度社会学 篇12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科学理论的过程中, 十分重视财产权利与土地产权的理论研究, 指出所有制是一个事实, 是一种经济存在, 其本质是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关系;而所有权作为一种权利, 属于上层建筑范畴, 是一种法律规范, 其本质是对这种利益关系在法律上的确认和保障。马克思还从使用价值形态和价值形态两个方面对所有权的权能结构进行考察。在实物资产使用形态方面, 马克思以土地作为考察对象, 指出土地的所有权包括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权利, 并可以发生权能的分离运动;在价值形态方面,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基础上, 指出股份公司作为一种资产权利委托代理制, 其所有权呈现所有、代理、管理三权分离的构造, 从而建立起了股份制及其产权制度的基本理论。这包括:股份制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合作工厂和股份制是对私人资本的积极扬弃和消极扬弃的对立;在股份公司中资本所有权与资本的职能、劳动过程相分离;股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点;股份资本 (土地合作股份) 是向新社会实际过渡的形式;在小农经济社会里通过股份制可以实现土地等资源的有效配置。关于最后一点, 恩格斯提出了这样的解决办法, 他指出:我们对于农民的任务, 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成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 但不是用强制办法, 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他同时列举了丹麦的计划:一个村庄或教区的农民———在丹麦有许多大的个体农户——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 共同出力耕种, 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动力的比例分配收入。我们可以概括为“丹麦模式”或“丹麦计划”。
在如何实现由资本主义生产到社会主义生产转变问题上, 马克思指出: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谋利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全社会谋利或按预先拟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 这个转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正是由资本主义本身创造出来, 惟有通过这样一种转变, 工人阶级的解放, 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 才得以实现。马克思明确指出:股份资本, 作为 (导向共产主义) 最完善的形式……这表明,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小农经济导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是缜密的, 它所蕴含的思想是把私人占有与私人生产变成合作社的生产与占有, 其性质为土地股份联合体, 其目标之一是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组织程度;通过示范逐步推开, 而不是强制搞“一刀切”;为这种土地股份联合体的推广提供社会帮助;带土地入股, 即作为社员在入社前后, 其土地等初始财产产权的区界始终是明晰的;按入股土地、预付金、所出劳动力分配收入, 即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 而不是单一的按劳分配, 且可以计量;把较大的个体农户的土地结合为大田庄, 即注重规模报酬与规模效应;共同出力耕作, 即强调团队的技术、人力、物力的协作配合;具备资本主义本身所创造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即离不开两个文明建设的社会条件, 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证券、股份、股市这些东西, 允许看, 但要坚决地试。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明确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党的十六大指出, 要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积极推行股份制,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因此, 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股份制及其土地股份产权的基本理论,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公有产权多种实现形式, 创建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 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 推进农村社会文明进步, 仍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新农村的时代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股份制、土地股份合作产权与“丹麦模式”的论述, 仍闪耀着理论的光芒, 是我们探索与创设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的指南。
二、现行农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缺陷分析
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功能, 其本质在于土地产权制度规范所确认、调整、保障一定的土地资源配置经济关系及其效率与效益。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产权制度功能, 应当具有现代性、开放性、发展性等特点。其功能表现在, 一是明晰产权的功能。即首要的是对土地及土地产品的归属权 (所有权) 、控制权 (持有产权) 、利用权有序分离, 明晰其归属、控制与利用的性质、范围与秩序, 使土地及土地产品资源的配置效率与效益最大化。二是激励约束的功能。即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 在坚持土地国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按照公平与效率结合原则, 对农民赋予土地控制权———即土地持有产权, 亦近似于现代企业家的“股票期权”或“年薪分红产权”、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 其实质是国家禀赋农民一种“恒定”的“资本产权”, 以建立起激励约束机制。三是有序交易的功能。即促进便捷交易、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有效防止败德行为, 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按照这三条标准评价, 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土地公有产权实现形式凝固与单一。
主要是土地公有产权制度实现形式机械单一, 农地资源配置效率不足, 产权主体系“三类所有”的集合体范畴, 未细化到农民 (农户) 本体层面。
2、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不明晰。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实质是一种对集体 (国有) 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的生产组织制度。其性质不甚清晰, 引发经济学、法学界的“债权说”、“物权说”、“准所有权说”、“使用权替代说”等热烈争鸣, 成为理论创新的前置问题与难题。
3、土地产权主体虚置。
目前, 我国法律尚未禀赋农民 (农户) 控制持有层面的土地产权。这种土地初始产权界定缺位的后果之一是土地控制或利用中的“搭便车”现象滋生, 掠夺性经营行为盛行, 土地肥力呈贫瘠化、荒漠化趋势无控制增长, 土地征用过程中的腐败持续易发高发。
4、市场主体的缺位。
由于农民 (农户) 不能作为对土地控制利用权层面的独立产权主体, 在土地划拨、征用等场合, 其不可能平等地同土地主管机关、用地单位尤其是投资商、开发商就土地产权交易中制定价格、利益补偿、土地价值潜在收益的现实分配等进行谈判、缔约、履约, 或诉诸法律对其相关土地产权权益予以强制性保护。而且往往要分摊集体组织法定代表人或土地主管人员因渎职所带来的额外成本或隐形成本, 间接承担开发投资商盲目开发农地所转嫁的高风险, 有的农民甚至失地而生活无着落。
5、土地产权保障制度不配套。
农民的土地资本产权 (土地肥力级差) 、植物 (生物) 性产品产权、新型物质性产品 (房屋、工作物、地上堆放物) 产权、土地发展权“四类产权”权益在被征用等场合难以实现等价合理补偿, 相关产权权益严重受损。土地用益物权制度存在严重缺陷, 即地上权、地役权制度安排长期缺位, 比如, 利用人与他人的役地产权边界不确定, 需役地人与供役地人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明晰, 导致需役地与供役地双方的产权激励与约束不足, 成本收益机制尚未建立。土地划拨范围宽泛, 给国家、集体与农民相关产权权益带来损失, 是农业同其他产业发展与分配差距急剧拉大的产权制度缺陷之一。农民教育、退休、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亦难以建立与健全。
三、创新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
1、要把握土地产权制度创设的规律。
通过对社会主义土地产权制度创设历史进行反思, 发现它具有以下“轨迹”特征:既具有由土地私人占有与生产向土地股份联合体、合作社的生产与占有的变革与转变的历史跨越性, 又可能出现“一大二公”的超越阶段性;既具有对小生产与私人占有的扬弃性, 又可能出现俄罗斯全盘“私有化”或否定股份合作制的抛弃性;既具有吸纳、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的开放性, 又可能出现拒绝学习、借鉴、吸收的封闭性。马克思在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基础上, 曾对未来社会设计了两种理论模式, 即“西方模式”和“东方模式”。160多年来,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 经过艰难曲折的实践, 至今未能在“文明国家”实现, 而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等国家却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在土地产权制度创设过程中, 我国曾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尝试初级与高级合作社, 但其后出现了脱离国情、超越历史阶段的“一大二公”错误实践等严重偏差。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 在坚持中国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问题上, 必须以继承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土地股份产权理论为指导, 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分清理论是非。一要破除把所有制实现形式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误区, 确立公有制、公有产权 (包括农村土地公有产权) 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观念。二要破除农村土地农民集体共同所有即姓“公”, 农民 (农户) 作为主体持有 (控制) 利用即姓“私”的观念, 大胆进行以“不求所有, 但求持有, 重在利用, 讲求效率, 追求绩效”为目标的农民土地持有产权理论创新、体制创新与机制创新,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科学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三要破除封闭保守、因循守旧的观念, 确立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思想, 大力发展以农民土地持有产权为基础的现代家庭业主公司化经营、股份合作制经营、现代股份公司经营、“公司+农户”协作联合经营、现代农科工贸一体化集团公司经营等, 推动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 提高农业生产力, 引导农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2、要完善公有产权的结构体系, 明确农民土地持有产权的法律地位。
用“农民土地持有产权”替代“土地承包经营权”, 以此作为农村土地公有产权新的实现形式之一, 并从法律制度层面予以确认、规范与调整。其公有产权体系结构包括国家土地所有权, 农民集体土地终极保有权以及相对应的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只有明晰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相应的产权主体地位, 并从法律制度安排上予以确认、规范和保障, 明晰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才能从产权制度层面落实农民在土地控制与利用方面的经济权利, 使农民享有宪法、法律所赋予广泛的政治、文化、社会权利, 与在土地控制利用层面等经济权利的一致性。
3、要建立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体系。
所谓农民土地持有产权, 是指农民在一定年限内对集体所有土地依法承受、持有利用、收益分配、有序流转的结构性关系权利。它是在农民集体土地终极保有的基础上, 对集体土地在一定年限内动态利用的实现形式, 同集体土地所有权处在一个对应关系的层面, 其实质是公有土地产权新的实现形式的一种制度创新, 并具有以下特征。
(1) 取得的法定性与继受性。农民土地持有产权的取得, 以其社区成员权为前提, 以法定构成要件为产权规范, 经国家层级土地主管机关登记确权为生效要件, 由确权登记机关给农民颁发土地持有产权证明文件。该项权利行使期限一般以65周年为宜, 尚未受刑罚处罚剥夺该项产权的不受非法剥夺。其终止条件:年满65周岁的社区农民, 其土地持有产权应依规则交回或由土地层级登记机关予以收回, 林地及“四荒地”土地持有产权可比照中国香港地区的做法确定为99年, 也可以稍短一些;在法定取得年限内其产权主体———自然人死亡或宣告死亡而消灭。土地持有产权期限届满, 或因产权持有人死亡而交回或收回产权证明的, 对其土地资本产权 (土地肥力级差) 应予确认、评估、折价, 由依法承受的产权主体同原产权主体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诉讼代理人, 通过专业市场竞价而易位置换;因无继受产权主体置换而由土地登记机关统一收回。
(2) 权能体系的结构性。农民土地持有产权从社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来后, 形成四项基本权能。一是依法承受、持有利用权能。它是农民对集体所有土地依法取得、持有利用的先导性与载体性的权能。二是收益分配权能。这是农民土地持有产权所追求的经济目标。其分成收益形式可表达为:扣除持有利用土地所缴纳的土地持有产权税 (可由国家免除) , 因持有与利用土地从事涉农生产、投资的收益所缴纳的土地产品税 (一般为减免或补贴) 、土地资本产权 (土地肥力级差) 流转收益所得税;土地被征用进行产权交易所缴纳的交易税、增值税;因土地资本产权继承所缴纳的遗产税 (这种对土地资本产权的继承权仅仅作为权利形态, 而不是以土地实物形态表达) 的全部净收益。三是有序流转权能。四是内部自治权能。包括:生产经营与风险决策的自主选择权;产品交易自主决策权;分成收益的分配自主决策权与执行权, 即在对土地产品及其他收益的分成分配, 首先是一种自主决策权, 在缴纳税金上则是义务, 在购买养老金、医疗保险金上是预期保障选择权。
(3) 行使主体的确定性。明确其行使主体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社区农民 (农户) , 为改造传统小生产的家庭经营模式与经营制度, 嫁接、移植与创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家庭功能与企业功能分离、管理科学”的现代农业企业制度, 为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进步提供科学的产权制度通道。
(4) 权利的限定与排他的统一性。其限定性表现在, 它是在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之上创设的一种相对独立具有物权效力的权利,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上级土地公有产权, 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则是下级土地公有产权。其排他独占性在于, 持有主体在法定存续期间具有依法定规则对包括所有者主体在内的一切团体或个人的排他独占性。这种排他独占持有权能的规则, 是对土地所有者、管理者无序扰动的刚性制度规制, 能有效地节省因制度规则缺失、政策规则易变、约束功能失灵导致管理成本的无控制增长;非因法定事由、非依法定程序不得被剥夺、征用、调用与征购。土地持有产权的限制性与排他独占性是有机的统一。一方面, 其限制性直接作用于权利排他独占性本身, 即土地持有产权是限定的独占排他的权利;另一方面, 它又具有一般独占排他权利的特点, 双方统一于这一权利本体之中。如果把农民土地持有产权的独占排他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 那则意味着这一产权范畴突破了自身的临界点, 使之性质异化。
4、要完善农地用益物权制度体系。
即在国家、集体土地终极保有权或农民土地持有产权之上, 创设多种土地利用权利, 比如土壤改良权、种植权、养殖权、放牧权、休 (复) 耕权、技术实验权、修建权、铺设权、宅基权、培植权、用水权、通风权、采光权、眺望权、通过权、堆放权、取土权、特许采矿权、修筑权、空间权等, 建立以农民土地持有产权为核心的利用权体系, 使利用秩序规范, 利用功效安全, 努力寻找土地利用权制度的最佳实现形式。
5、要改革土地征用制度, 建立健全土地征购制度。
改革土地征用制度的目标是, 改传统的“公益目标模式”为“产权平等保护与公益目标相结合”。即除战争、特大自然灾害、军事、国防特别重大情形与特别公益事业外, 国家征购国有单位、农民集体组织、农民 (农户) 与其他建设单位的土地等生产要素产权, 必须坚持两项原则:一是确因特别公共利益所必需;二是按照市场价值规律, 规范交易、平等保护不同产权主体尤其是农民的产权权益, 不因制度缺陷而无视农民的土地持有产权主体地位, 损害农民的相关产权权益。只有这样才能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 平等保护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及其发展权益。同时, 重新划定“公益划拨地”范围, 明确土地征购的补偿标准, 以建立规范的土地产权交易市场体系;当务之急是应建立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土地征购长期冻结 (50—100年) 、短期冻结 (5—49年) 和紧急冻结 (1—5年) 制度, 以及由国家直接审批调控制度。对于除军事机关、非营利性的义务教育、文化、公共卫生、妇幼与老年方面社会福利设施等五类用地仍作为“公益用地”划拨外, 其他“公益用地”、“建设用地”一律实行国家垄断征购与市场竞购, 以根绝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投资商以“公益”为由, 盲目圈地, 乱占耕地, 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问题。既从源头上遏制因土地征用、划拨、转让、利用引发的持续高发腐败现象, 又增加国家财源, 缓解“反哺”农业财力不足的困境。还要积极创造条件, 探索建立农民退休、养老、医疗等相关配套社会保障制度, 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5卷) [M].人民出版社,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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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人民出版社, 1993.
[5]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M].人民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