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更替（精选10篇）
社会制度更替 篇1
一、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
秦国, 帝国用法治理乱世, 秦王嬴政当读完李斯所进《孤愤》一文后, 喟然叹道:“嗟乎,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 死不恨矣!”当然嬴政不会有性取向问题, 而是他找到那个可以让自己成为始皇帝的虽非唯一但最为有效的工具。此时的法律大多冷冰冰的, 但对于迅速建立起帝国唯此法最为有效。一千多年后的大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面对元末明初的混乱局面就提出了“吾治乱世, 非猛不可”。只因为徭役太重, 为秦灭亡埋下祸根, 再加之商鞅当初为鼓励耕战所制定法律时的战时立法的导向不曾有较大变化, 刚刚从刀光剑影里走出来的七国民众依旧生活在苦海之中, 终难以忍受于是乎有了陈胜、吴广的大泽乡农民起义, 起义的缘由里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们违反了秦朝的严刑峻法, 横竖都是死, 不如放手一搏, 再后来便有了刘邦攻入咸阳, 子婴投降, 帝国灭亡。
西汉, 初时统治者采用道家无为思想, 休养生息, 不曾想, 刘彻坚持对外用兵, 还采用董仲舒兼采阴阳学派神化后的儒家经义麻痹统治人民。东汉, 刘秀终止了西汉末年的混乱局面, 他继续采用西汉时对人民思想进行统治的方法。以皇帝的名义“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神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汉章帝刘煜为了进一步将谶纬之说和儒家经典结合起来。用大量的谶纬之言编辑了《白虎通德论》作为东汉王朝的“国宪”然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东汉大地却绽放出了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出现了桓谭、王充、王符、仲长统等反对谶纬神权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
东汉覆灭, 三国杀。天下大乱, 三国魏曹操言:“夫治定之化, 以礼为首;拨乱之政, 以刑为先”。他治理乱世采用重典, 只不过此时的律令已经融入了儒家思想。随着这种以儒释法思想的发展, 一些大的思想家出现了, 他们整理发展了这种思想, 使他成为一种新的学说, 犹如当年的董仲舒发展的儒学被后世称为“新儒学”而其本人也被称作“汉代孔子”, 只是这些人却无缘成为“西晋孔子”而他们的学说则被冠以律学之名。不过此时社会上对律学的反对声很大, 似乎从王充他们那代人开始对谶纬之学叫板后, 就有前仆后继的人敢于向正统教义唱反调。不知他们是看不惯儒学, 还是觉得它不够完善, 想通过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使其完备, 于是乎何晏、王弼这些魏晋之际的人以道家的思想解释儒学。因为这时曹魏集团腐化, 司马氏专权, 有人想反天子, 只能再搬出天上的神, 也就是人间天子的守护神出来, 护卫天子, 祈求通过这种方式唬住司马氏兄弟使他们不敢篡权。一方面又解释了儒学本身是清白的, 只是一些小人当道才弄得朝野昏暗。这种名教即自然的思想意图还儒学之清白, 儒学应是应天地而生的。名教即自然, 一切人都应遵循天子, 然而一些不识时务的人, 以为世人皆醉, 唯他独醒。看不惯朝野的昏暗, 整日醉生梦死, 却在高呼:“越名教而任自然”。弃名教于一旁, 单纯追寻心中的自然, 不曾想这种思想却为司马氏夺权扫除了思想障碍。他们打着自然的旗号反了曹氏天下, 到头来又叫御用思想家郭象说“名教”即“自然”, 继续用儒法统治世人。并且一如这种理论所言, 平息了很多思想争端, 人们不会因为社会的动荡昏暗对名教心生不满, 因为它本“自然”, 自然何时也不会自我污浊, 之所以会有统治者的更替, 还是周公他老人家早已告知了我们后人“以德配天”、“有德者居之”。
二、隋至清的法律思想
隋, 结束了南北朝时的混乱, 杨坚依然采用儒家之治, 只是到了晚年喜怒无常, 用法益峻, 没有听从前人曹操之言, 终致隋两世而亡。唐, 照旧用儒法, 制定《唐律疏议》。宋, 出现了理学, 主要特点是他把“理”作为万物的本源, 初看之时觉得类似魏晋时的玄学, 其实本质上完全不同, 玄学说万物皆自然, 儒家名教与万物等同属自然, 而宋代理学把儒学作为理, 使理即儒学成为了万物之本源。可想儒学的地位之上升, 犹如一层矮房瞬间直通云霄。比起董仲舒时独尊儒术的场景还高, 因为董仲舒是靠强权靠的是阴阳学神化后的学说, 是使人不敢不听。时间久了人们也就养成习惯了。可是经陈颢、陈颐、张载他们发展的儒学, 人们是要打心里服从了。这也就大宋朝不是被内乱所灭, 而是由外族入侵而亡, 因为统治者近乎完全的统治了人们的思想。
元, 一个中国国家版图最大的朝代, 蒙古铁骑横跨亚欧大陆。这样一个以武力称雄的国家, 难得他的最高统治者不只是一介武夫, 而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重用耶律楚材建立封建法制却存有严重的民族等级差异。明灭元, 汉人又一次站在了统治上。思想是不会断代的, 明代邱濬很好的继承了程朱理学, 大明王朝成为了中华历史上第二个被外族所灭的封建集权国家。
三、结语
纵观中国封建时期的法律被牢牢的攥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手中, 配之以封建迷信思想, 从而“礼之所去, 刑之所取, 出礼则入刑”这种礼刑互为表里, 礼在则法在, 礼失则刑补的状况, 便成了古人眼里的法律, 所谓礼法是也。从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汉代的独尊儒术, 再从汉朝开始封建统治者们渐渐的将汉化的儒家思想融合到法律之中, 以图使人们自觉遵守法律。具体到每个朝代, 是以严刑峻法对老百姓予以约束, 还是以相对比较宽松的法律规范老百姓, 根源在于统治者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矛盾, 如果统治者所采用的法律思想很好的调解了社会矛盾, 那么他的帝国即使不是坚无不催的也是不会轻易瓦解的。然而整个封建社会按照统治阶层的意愿制定的所谓法律都是维护自身特权却很少涉及到对老百姓利益的维护。
参考文献
[1]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2]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社会制度更替 篇2
我就像那片云
受不了风的挤压
一点雨还不曾落下
就把自己匆匆忙忙挂在
山顶上那棵树的树桠
让阳光，像榨果汁样的
把我身体里的水分榨光
我在喜鹊的鸣叫声里
寻找那片曾经属于我的土地
哪怕那片土地上
只适合生长马铃薯
我也会把自己的心
埋在那片贫瘠的土地里
让那片贫瘠的土地
摇曳出醉人的新绿
那白色的马铃薯花
升腾成为绿色里的星星
那年，我躺在谁的摇篮里
看上空，篝火一样的太阳
舞动着，还有那
袅袅飘动着的云
蟋蟀正在摇篮旁，吟唱着
几枚花瓣，飘落在我的脸上
才使我想起，现在
已经是落花时节
不知道什么时候
心花落了，落在一片
没有色彩贫瘠的土地上
也许，到了来年的.春天
还会发出绿色的芽孢
太阳挂在已经瘦了的
天空上，四季却变得有点混淆
也许，正因为如此
那片绿色的芳草地
从此，不再散发馥郁的香郁
/
【雨季】
/
那一夜，你终于来了
阴沉着脸，拄着雨注的拐杖
把我的心，戳出深深浅浅的坑
隔着厚厚的雨的屏障
看不到我的心
遗落在暴风雨来临前
那个干旱的角落里
急骤的雨点，砸在
身上那些隐晦的伤痕
苏醒过来的疼痛
再一次，灼伤了那颗
被雨水淋湿了的心
风雨声中，那座砖墙
轰然间，坍塌了
就像一个惊悸的梦
被一声巨响，惊醒
我只在这个
阴雨连绵的日子里
倾一杯浓烈的北大荒酒
让雨水混合着雷声
与烈酒同时饮下
那时，我的肢体
会像疯长的枝桠
季节更替,谨防心衰 篇3
心衰被称作“生命的绊脚石”,是各种心血管疾病的终末阶段。大部分患者都会出现心慌、呼吸困难、夜睡不能平卧、下肢浮肿、乏力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有些人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心衰的发生在于调节心脏泵功能的神经内分泌过度激活,使心脏这个通过反复收缩推动血液向全身流动的泵活动力度加大,速度加快,增加了心脏的负荷。长期心脏负荷过重,心脏的形态就会发生改变,逐渐变大,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心室重构”,这会导致心脏的舒缩能力下降,功能受损。所以,能使心脏负荷过重或能造成心肌损伤的因素都可导致心衰的发生,因此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肺心病、心肌炎、扩张型心肌病、心瓣膜病、贫血以及有突发心脏病史或心功能不全等患者,都属于心衰的高危人群,这些人群在秋季更应该做好防护,防止心衰的发生。
定期检查是高危人群预防心衰的有效方法之一,他们可定期进行X线或超声心动图检查,来监测心脏的功能。心脏功能的监测可帮助医生早期正确诊断心衰,及时治疗并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阻止、延缓心衰恶化,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效治疗原发疾病,控制病情发展也可防止心衰的发生,尤其是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一定要严格按照医生为自己制定的治疗方案和干预措施进行治疗和康复,按时按量坚持服药。感染是高危人群出现心衰的最常见诱因,在秋季寒暖反复时节,高危人群应该注意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防止感冒引发肺部感染,肺部感染后,发热、咳嗽、心跳加快等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感染所产生的毒素还会直接损伤心肌,极易导致患者在原发病基础上出现心衰的症状。另外,健康生活有助于保护心脏功能,高危人群可适当进行一些户外锻炼,饮食上尽量选择清淡食物,注意营养搭配均衡,保证充足睡眠,戒烟限酒,避免情绪激动。
从大国更替看“重商”主义 篇4
我们现在倾向于把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定在1500年前后，为什么?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有一点大体上可以概括，就是1500年前后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的时期。这样来理解关于1500年前后的事，理解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就比较容易了。
这样，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大国”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重商主义时期
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是重商主义阶段。重商主义是一种经济理论，但更是一种实践。重商主义和后来的经济理论相比，尤其是和20世纪以后的经济理论相比，只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思想。按照重商主义理论，财富唯一的表现形式是贵金属，简单地说就是金和银。我们都知道金银是货币，它们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的衡量标准或保存手段。可是重商主义把金银看作财富唯一的体现形式，这样一来，任何人要想富有就要拥有更多的金银。但重商主义是讨论国家贫富的一种理论，所以所谓的财富多少，是针对国家而不是针对个人的。
弄到最多的金银，可以采用什么方法呢?实际上无非两个途径，一是经商、贸易，二是暴力抢劫。我们发现在15、16世纪之交，西方有些国家走出国门开始进入海洋，做什么?第一经商，第二掠夺，经商不过瘾就掠夺。
最早的殖民主义国家飘洋过海到处觅宝，结果出现了“地理大发现”。没有地理大发现，我们这个世界还不成为一个“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后，不同的地方都联系起来了，形成了“世界”，一个世界体系。
地理大发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追求财富，而且财富的概念非常明确，就是贵金属，是金银。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那个时期的所作所为。尤其是西班牙对所谓新大陆的劫掠极其残暴，充满了血腥。印第安人90%以上被消灭了。为了填补人口空缺，就开始从非洲进口黑奴，这样又造成一种新的类型的商业贸易，即奴隶贸易。这就是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情况，西班牙和葡萄牙代表着重商主义的早期阶段。
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最早出现在大国舞台上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而不是其他国家?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在欧洲最早从封建分裂状态中走出来，形成了自己统一的国家，出现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当时，国家统一的形式表现为绝对主义王权(我们过去翻译成“专制王权”)，在欧洲所有国家中，这两个国家最早出现这种国家形态。资本主义追求金银财富，绝对主义王权则执行和推动重商主义，两者结合，才使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近代以后世界上最早的“大国”。
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重商主义是早期重商主义，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种血腥的暴力、直接的抢劫、赤裸裸的争夺。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残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到19世纪两国残存的封建主义因素仍然相当多，因此，它们没有继续发展。
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被一个新兴国家取代，这个国家就是荷兰。17世纪是荷兰的世纪，荷兰有一个绰号叫“海上马车夫”，非常贴切地表述了荷兰的特点。什么是马车夫?就是运输队。荷兰人17世纪在世界海洋上到处跑，跑来跑去运输商品，赚取了无数的商业利润。
荷兰通过海上贸易，把重商主义推向比较成熟的阶段。今天人们在商业活动中继续使用并且是非常熟悉的许多方式，比如说信贷、金融、簿记等等，都是在荷兰创造或完善的。荷兰创造了早期的信贷制度和金融体系，更重要的是创造了银行——在荷兰之前，人们只知钱庄而不知银行。荷兰的做法是让国家出面来提供担保，在此基础上把欧洲很多闲散的资金吸收到荷兰，积聚起非常雄厚的商业资本。荷兰的经历说明，一个世界强国必须在世界上起到金融中心的作用，这个经验为后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先例，所以后来的资本主义大国都在不同阶段上充当世界金融的中心，比如英国、美国等。
荷兰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有道理的。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早期重商主义中，封建因素太多，到荷兰的时代这些残余被清除。荷兰是商人的国家，这和荷兰的历史发展有关。历史上，荷兰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一直到16世纪都是这样。荷兰独立的政治实体是在16世纪才出现的，当时荷兰反抗西班牙的统治，通过解放战争组成独立国家，走上世界舞台。荷兰很早就是一个商人的社会，是商人城市组成的地区。1560年荷兰已经拥有1000多艘商船，是中世纪欧洲最强大的海上强权威尼斯最强盛时商船总数的三倍。到1700年，荷兰拥有1万多艘商船，这个数字非常庞大，当时记载说荷兰沿海布满了港口，港口中停泊着无数船只，桅杆竖立在那儿就好像是树林一样。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荷兰的强大维持了一个世纪左右，到18世纪就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新的国家，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都各自接连走出了两步，它们的影响更大，在世界上取得控制权的时间更长。这两步，第一步是从早期重商主义走向晚期重商主义;第二步是从商业主义走向工业主义。这是走向现代世界的关键两步。
晚期重商主义和早期重商主义的理论差别其实不大，两者的出发点基本相同，都把贵金属看作是财富的唯一体现形式，看作是国家基本的追求目标。但是如何得到最多的贵金属?两者看法则不相同。晚期重商主义在如何少买多卖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它认为卖东西应该是卖自己的东西，只有这样才有牢靠的保障。别人的东西也可以卖，但卖别人的东西终究有风险，天灾人祸一来，别人的东西就没有了，你就无法卖;没有东西卖了，从哪里去获得金银呢?这是晚期重商主义非常重要的思想。
自己的东西从哪里来?这是一个问题。自己的东西最好就是自己生产出来，农业生产的粮食可以卖，但赚不了多少钱;最好是卖制造品。这样一来，手工业生产就重要了，因此，国家鼓励生产，尤其是鼓励手工业的发展。英、法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使它们和荷兰的情况不再相同。荷兰在18世纪开始衰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重商主义始终停留在早期阶段。荷兰太小，资源也太少，今天这个荷兰已经比原来大出1/3了，是填海造出来的。原来的荷兰面积更小，很难在生产的方向上取得突破。
英、法的资源要丰富得多，人力资源也多，一旦把注意力转向生产，工业主义的倾向就会出现。换句话说，工业革命的前提之一是社会注意力转向生产，尤其是制造业生产。生产环境如果比较好，有比较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保障;同时对生产的需求不断增加，对产品的接受能力非常大(包括海外市场)。这时，人们就会想尽办法保证需求得到满足。这种情况下，如果已有的人力资源和生产潜力已经发挥到最大，仍无法满足市场需要，人们就会在其他方向上想办法，会在新的技术、新的生产组织方面考虑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工业革命就出现了。这就是英、法为什么又迈出了第二步。
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国和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都具备了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一些条件，即它们都走出了中世纪，走出了封建分裂状况，形成了统一国家和强大的中央政府，在强大政府的保证下，执行着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笔者坚持一个非常基本的观点，就是重商主义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在英国和法国，当它们建立了统一国家、克服了封建分裂状态之后，强大的国家政权推行晚期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使国家出现了较快发展，并且把自己变成欧洲强大的国家——英国成为海上强国，法国成为陆上强国。英国成为海上强国其实并不早，16世纪下半叶都铎王朝形成后英国才建立第一支海军，都铎王朝建立前，海洋对英国所起的作用都是负面的，它为入侵者提供了一条进入英国的大道，所有人都可以坐着船进入英国，进行入侵。而一旦海军建立起来，海洋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成为英国走向世界的通畅途径。都铎王朝大力发展生产，保护和促进贸易，使英国第一次成为欧洲强国。
法国的波旁王朝也一样，它也动用国家力量执行重商主义，发展本国工商业，特别是发展手工业。但两国侧重点不同，英国注重像羊毛这样的日用品，而法国比较偏重宫廷用品、贵族消费品，比如说香水，直到今天都有这种倾向。一开始就出现的细微区别，到后来影响到工业革命的不同特征。这样，英、法在17、18世纪都成为重商主义的欧洲强国。但第二步是从商业主义走向工业主义，这一步的影响更大，工业革命就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但这一步是绝对主义王朝统治所不能完成的。绝对主义王权控制下的重商主义实际上是在国家严格控制下的经济活动，专制君主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对各经济部门采取不同态度，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强烈的束缚作用。绝对主义王朝统治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对国家的发展起积极作用，可是越出这个阶段，就会阻碍国家发展。
所以重商主义和绝对主义政权之间有非常微妙的关系。
这样看来，走出第二步的条件应该是在经济领域之外寻找新的环境和制度建构。我们看到英、法的确在这方面出现了新动向，出现了推翻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努力，在英国表现为17世纪的革命和光荣革命，在法国表现为从大革命开始的一系列政治革命。
英国在17世纪爆发革命，旨在推翻君主专制。但最终它是通过光荣革命克服了绝对主义王权、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光荣革命创造了新的政治制度，这就是君主立宪制，在这种制度下，君主仍然存在，但权力被议会取代，议会成了国家最高主权。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出现宽松、平和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并且一直维持到今天。光荣革命后的300多年中，英国内部始终没有出现过其他国家所不断发生的内乱、动荡、内战和暴乱，这对英国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使它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光荣革命后出现的新政治结构有可能让社会中的每个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发挥创造性，这种社会和政治形态在当时的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18世纪，英国经济突飞猛进，前半个世纪是“农业革命”，后半个世纪爆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一方面得益于国内市场扩大，一方面与殖民扩张有关。英国殖民统治和西班牙、葡萄牙的不同，英国把殖民地当成帝国商业网络的组成部分，殖民地和母国之间是一种以生产为基础的商业往来。这种关系及帝国在整个世界的大规模商业活动，使英国产品的需求量不断扩大，最终达到无法满足的程度。这样，人们开始寻找新方法、新技术、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等等，企图去满足无限扩张的需求，于是工业革命就被刺激出来了。
这就是英国最早发动工业革命的原因。
回过头来看法国。无论是从资源的丰富、政府的强大、国力的增长，还是从各种资源的整合来说，法国都远远优越于英国，理应比英国更早发动工业革命。但是法国没有做到这一点;问题出在法国的绝对主义王权统治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及时消失，它太强大，太牢不可破。法国直到18世纪末才终于启动推翻绝对主义君主制度的过程，结果就没有能及时从第一步迈向第二步;而在终于迈出第二步时，受到的干扰又太大。
推翻绝对主义君主制度的过程延续了很长时间，法国大革命本身就延续了25年，结果又没有能完成这个任务，后来又多次发动革命，才算初步解决问题，但这已经是19世纪中叶了，英国早已启动了工业革命。可是法国的绝对主义阴魂不散，仍然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到19世纪下半叶我们仍不时看到恢复个人统治的努力和企图，法国的政治氛围始终不利于经济发展。
但英国的工业革命对法国造成了巨大压力。工业革命一旦启动，就立刻对周边造成巨大压力，而法国是最早受到压力的地区，并且压力最大，所以它也最早体会到必须追上英国的步伐。英法争夺海洋控制权已有一个世纪，18世纪两国一直在争夺世界霸权，法国已经居于下风，而英国的工业革命一爆发，法国就意识到不得不紧紧追上。所以法国在19世纪面临着双重革命，即同时要进行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从结果看，法国做得相当不错，到19世纪末，法国的国家制度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工业化也基本完成，成了欧洲第二个工业化国家。法国在和英国争霸中始终屈居第二，原因很多，但和法国在制度转换过程中经历了更多曲折、遭遇了更多困难是有根本联系的。
当这两个国家完成工业化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工业主义阶段。两国工业化是在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国家执行自由放任政策。两国的强国地位，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
资本主义的变种
工业革命对世界造成巨大冲击，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后发展国家经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而追赶先行国家就成了很多后发展国家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工业化模式在有些国家形成了，其始创者及最早的典型是德国。
德国的统一完成得很迟，到19世纪70年代才终于成功。这使德国在很长时间中落在英、法等国后面，工业化起步很晚。为了追赶西欧国家，德国实行“赶超战略”，也就是国家有意识地指导经济发展，动用国家力量推动工业化，由此而追求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这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蓄意背离，因为自由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国家不参与经济活动，只充当“守夜人”。因此在德国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把它叫作“统制主义”发展模式。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俾斯麦领导下的帝国政府有意识地执行这种经济政策，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德国跨越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直接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说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执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是第一个追赶现代化的国家。
但德意志帝国最终走错了路。在德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中下层民众的努力最终是失败的，容克地主控制了主导权，德意志帝国就是掌握在容克地主手里。容克地主是一个旧的统治集团，为保证统治的合法性，它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公然用武力挑战世界霸权，表现出强烈的扩张色彩。这样的国家一旦出现就对整个欧洲形成威胁，后来把欧洲推上战争之路。一次大战结束后，德意志帝国解体了，但德国没有在战争的道路上停下来，相反，它又把世界推向更大规模的战争，对整个世界造成重大伤害。德国的发展道路代表着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表明在传统的旧统治集团领导下，国家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类似于德国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尽管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明显成就，但由于日本现代化是在旧的武士阶层领导下进行的，最终竟和德国一样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它一再发动侵略战争，给世界造成重大伤害。在德国和日本的经历中，既可以看到它们创造的成功经验，也可以看到它们留下的严重教训。
当代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
英、法等国走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自由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到19世纪下半叶已经很清楚，其中有两大要害，一是大工业生产的社会性质和企业各自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间的冲突，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每隔若干年就出现一次，对生产和社会造成破坏。二是在“自由放任”理论的指导下劳动民众的贫困化，工人阶级苦难深重。马克思对这些现象作了深刻分析，《资本论》的阐述是极为精辟的。
到19世纪下半叶，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再也走不下去了。20世纪往哪里走呢?就在这时，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当代形态，而集大成者就是美国。起初，美国是和英国一样走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它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病也在美国日益明显，最终，在1929年引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整个经济全面崩溃。为摆脱危机，罗斯福实行“新政”，实际上代表着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方向，它使资本主义越过了“自由放任”阶段，在“看不见的手”旁边，又放上一只“看得见的手”，即政府操作的手。这样，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运行，为了保护市场的“自由”，国家走进经济领域进行干预，从而完全修改了由亚当·斯密开创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国家有意识地控制市场，甚至在必要时可以中止市场，目的是拯救市场。这是一次静悄悄的变化。现代美国是非常典型的混合经济，美联储就是这种新运作方式的代表性机构。美国的做法体现着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所以美国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
美国在20世纪的强盛是和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关的;美国的超强地位、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独大局面，现在也是客观事实。但从历史看，任何现象都只是历史范畴，其存在也仅仅是历史的存在。因此美国的强大，归根结底也只是历史而已，问题只在于这段历史我们还要经历多久。
两河流域的权力更替 篇5
名录》记载，依什比·埃拉统治了3 3年，而他建立的政权维持了2 0 0多年。伊西拉的城址一直完好地保存着，在1 0年前的伊拉克战争期间，一群“保护古迹志愿者”却将其刨开，并抢劫一空。
在乌拉第三王朝时期（或垮台之后不久），一些两河流域的野蛮部落逃离幼发拉底河，分散到叙利亚草原、外约旦（1 9 2 1年，英国以约旦河为界把巴勒斯坦分为两部分，西部仍称巴勒斯坦，东部称外约旦）和汉南区各地。伊比利亚人称这段时期为“没落的世纪”。
一些学者（如《古训中的古代东方史》的作者萨弗罗洛夫和尼科拉耶娃）将伊比利亚与近东的哥萨克哈比鲁相提并论，但是杰出的俄罗斯东方学者德夫亚科洛夫指出，哈比鲁与伊比利亚不同，按照民族划分也不属于野蛮人阿莫尔，按照生活习俗也不是游牧的。
伊比利亚属于从乌拉分离出来的最早的亚伯拉罕人。假如亚伯拉罕后裔经过几个世纪没有成为欧洲人，没有引入一种神教，也没有基督徒信奉的《圣经》，那么这个细节就像成千上万个其他细节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自从乌拉第三王朝垮台后，有两个地方注定成为两河流域文明的标志。今天，少有人知道这些了不起的著名城市——拉加什、基切、乌鲁克和尼普尔，在当时亚述和巴比伦还只是传闻。
闪族的亚述最早被称为亚西尼，是一座坐落在底格里斯河中游的不大的城市，它在两河流域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通过该城市，再经过叙利亚草原和托罗斯群山向西部运送奴隶、牲口，用驴载羊毛、手工制品，并从远方运回金属和建筑材料。公元前1 9世纪和公元前1 8世纪交替时期，阿莫尔部落的首领撒姆西· 阿达德建立了自己强大但短暂的王朝，首都在阿什苏尔。撒姆西·阿达德死后，他的强大国家也就崩溃了，阿什苏尔作为首都的地位也随之丧失，但是它依然是最重要的经济中心。按照苏美尔人的叫法，我们现在所称的巴比伦城应该是卡基京基拉，而在阿卡德人的口中则是巴伯· 伊尼。此外，它还有另外一种称呼——“神之门”。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政权先是屈服于国王撒姆西·阿达德，然后与他争斗。汉谟拉比政权一边不时改变同盟者，一边轮番攻击竞争对手，最终成了整个两河流域下游的主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它
被人称为巴比伦。
到了汉谟拉比几位直接的后继君主执政的时候，从伊朗高原下来的卡西特部落已经控制了巴比伦的部分领域，最终，巴比伦被印欧的赫梯人（内斯里）埋葬。赫梯人从巴尔干跑来，出现在赫梯与亚摩利商人活动的地带。在赫梯的卡尼什（内斯），赫梯人建立了合伙经营模式——有会计登记、信贷、期票以及遍布整个小亚的购销网点，这些网点掌握中央路管、强盗、海关、关税等信息。
赫梯的上流社会使用亚述的楔形文字，甚至能讲阿卡德人的亚述方言。显然，不是所有赫梯人都喜欢这种局面。大约在公元前1 6 8 0年，拉巴尔纳斯一世的新王朝时，赫梯人开始使用官方的语言，这是一种从北叙利亚来的巴比伦楔形文字。
实力雄厚的各赫梯诸侯都认为自己控制的地方就是完全独立的王国（就和中世纪欧洲的情况一样），因此相互冲突不断，赫梯王朝四分五裂。的确，在王权强大的时期，赫梯军队是一支显赫的力量，其使用的双轮马车是军队重要的装备。马车轴心设在中部而不是尾部，所以除了车夫、射手外，还有持盾的士兵坐在上面，这使得赫梯军队在战斗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赫梯王姆尔西尼斯一世占领和摧毁了巴比伦，推翻了汉谟拉比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
各传播时代议程设置权的流变更替 篇6
“议程设置”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风行起来的一种有关大众传播效果的假设或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的产生在当时迎合了美国传播学发展的某种内在要求, 其核心涉及媒介、社会与受众之间的关系, 涉及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媒介内容分析与公众舆论变化研究的结合等问题。[1]“议程设置”又称为“议题设置”。从广义上讲, 议程设置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洞穴人”思想。而在传播学史上, 议程设置理论的思想最早见诸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和政论家李普曼的《舆论学》中的相关论述, 此书被认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奠基之作。书中提出的“拟态环境”的概念成为议程设置的直接思想来源, 他也因此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最早论述者。有关议程设置的直接表述最早见于1958年诺顿·朗的一篇文章的观点, 即“在某种意义上, 报纸是设置地方性议题的原动力”。与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最有直接关系的是美国政治学家科恩在《新闻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科恩有一句名言:“在多数时间, 报纸或评论不能让读者怎样想, 但在让读者想什么上却是惊人的成功。”在经历了早期先辈们对这一思想的发展之后, 1972年, 麦库姆斯和肖在《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正式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正式提出之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基本假设即新闻报道的方式影响公众对当时重要议题的感觉的检验。第二阶段是探求偶发条件即心理因素的影响。麦库姆斯和韦弗尔从受众角度提出“认识环境的需求”即人们感到需要有人来引导他们认识周围的物质和精神环境, 对议程设置进行一种心理解释。第三阶段是扩展议程。此阶段不仅把议程扩展到公众议题之外, 将研究扩展到公共政策议程领域, 并研究了新闻媒介对公共政策议程的影响与公众议题的影响之间的差异。还将议程的研究层次从国家层次向个人层次、社区层次和地方层次进行了扩展。第四阶段将新闻议程由自变量转变为因变量, 即研究重点从“谁设置了公众议程”转变为“媒介的议程由谁设置”。
于是在经历了长期的议程设置理论研究之后, 西方传播学就形成了一个定律, “即媒体的议程设置不能决定受众怎样想, 却能决定他们想什么。这就是说, 媒体的议题决定受众的议题, 受众的话题总是随着媒体跑”[2]。这个结论在西方传播学中根深蒂固, 但随着传播时代的更替, 新型传播媒介的实践将颠覆这一定律。
各传播时代议程设置权的阶段性更替
“议程设置”现象自古就有, 各传播时代其归属权也在不断变化更替。回顾历史, 在大众媒介产生以后的大众传播时代和小众媒介产生后的小众传播时代或称分众传播时代, “议程设置”权已经发生了两次转移。可以预测, 在未来的私人媒介传播时代将发生第三次转移, 即“议程设置”权将重新被事实所掌控。
第一阶段:大众媒介产生前的口语传播时代, 事件本身设置议题。
在大众媒介产生前的口语传播时代, 人们受自身能力的限制, 其活动范围有严格的地域限制, 人们的活动范围很有限, 凡事一般都能身体力行, 直接经验就成为人们的主要知识来源。因为他们能保持同现实世界的亲身接触, 所以能凭借自己的直接经验来考察事件。此时的议题发布权被分散到每个个体身上。个人提出的议题将进入个体的经验检验, 通过群体内的人际传播得到强化、补充、修正或否定。某一个人或组织都不可能集中议程设置的权力, 只能贡献出自己的直接经验为最终议题的产生尽一份力。事实胜于雄辩, 议程的设置权自然就落到了事件身上。笔者认为“议程设置”的权力将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而经历一个传递的过程。首先, 随着传播媒介由大众化媒介发展到小众化传播媒介, “议程设置”的权力将从大众传播媒介转移到受众手中。其次, 当小众化媒介发展到私人媒介阶段, “议程设置”的权力将从受众手中回到事件本身。
第二阶段:媒介从大众传播时代的“威权”走向小众化时代的“微权”。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权将让渡给群体。
在后大众传播时代的今天, 受众碎片化趋势凸显, “内容为王”的时代悄然来临。媒介环境也应受众的需求呈现出小众化传播的新气象。小众媒体开始高举“内容为王”的旗帜与传统大众媒介进行厮杀。大众传播时代建立起来的“议程设置”理论正在面临新的挑战。
正如李普曼所说:“为了进行一种宣传, 必须在公众和事件之间设置某种障碍。”[3]这种障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播权高度集中, 广大受众的传播权被剥夺;二是设置的议题超出人们的直接经验范畴, 人们对议题无从考证。大众传播时代, 传媒成功地在公众和事件之间设置了这种障碍。首先, 传播工具高昂的经济成本和它对整个社会受众覆盖面的极端扩大决定了传播权被高度集中在少数大众传播媒体的手中, 广大受众的信息发布权被剥夺, 在大众传播媒介眼中, 受众成了彼此间失去联系的“乌合之众”。其次, 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兴起以后, 信息传播的时间空间限制被打破, 人们通过大众媒介认知的世界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切身经验范围。失去了现实判断依据的受众只能任由大众媒介摆布, 尽管他们可以选择, 但却软弱无力, 大众媒介的“威权”地位得以确立。
媒介的发展演变正在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传播时代。刘建明教授认为:“移动媒介的消亡过程要经过人性化、小型化、经济化和本体异化四个阶段, 这也是它们应采取的对策。所谓人性化, 是说媒介的内容首先发生变化, 针对人性欲望提供人们心理需要的内容。人们越感兴趣、越关注的内容, 赋予报纸越强的生命力, 生存的时间越长。小型化是指介质外形发生携带方便、获取信息方便的变化, 创造在特殊空间使用的条件, 尽量减少介质传播的障碍。所以, 小报拥有的读者较多, 相对容易盈利。经济化是最重要的变化规律, 即媒介最大限度地降低售价, 甚至让使用者无须掏钱或拿很少的钱就可享用, 才能延长报纸的生命。经过以上步步为营的应变策略, 最后挽救灭亡的途径是彻底改变自己, 把自己打造为新生媒体, 发生从形态到性质上的变异, 这就是本体异化的彻底变革。从历史上看, 无论哪种移动性媒体的消亡都要经过这四个阶段, 采取这样的变革来维持最后时期的生存。”[4]传播媒介在经历了人性化、小型化、经济化和本体异化四个阶段后, 小众媒体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走入寻常百姓家。小众媒体的人性化、小型化、经济化和本体异化的特点意味着大众媒介的信息发布权开始由集中走向分解, 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霸权也逐渐瓦解, 受众的传播权将得到加强。大众传播的“微权”时代已经到来。
历史背景的巨大变迁给传统的“议题设置”理论带来了尴尬的局面, 同时也带来了变革的契机。在传播“威权”的大众传播时代, “议程设置”的权力来自大众媒介高度集中的传播权。公众议题基本服从于大众媒介“发落”。媒介强权掩盖了广大受众的信息需求。在传播“微权”时代, 传播权力被分散到个人, “议程设置”的权力又由谁来掌控?大众传播时代议题选择标准是由大众传播媒介和一些利益集团制定的, 对事件本身属性的认定就带有明显的大众媒介主导的意味。当受众被小众化媒介武装以后, 群体传播的实力将被加强, 群体传播成为议题诞生的摇篮, 以前所谓的议题选择标准也将以小群体为中心来重新制定。事件属性的认定将成为由群体价值观所左右的组织事务。在群体议题形成以后, 议题在群体之间传播与交流, 经过群体间“求同存异”这一潜在机制的作用, 议题经过否定、补偿、强化或修改而形成新的公众议题。
具体来讲, 议题在群体中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新的人际传播加强了群体传播的封闭性。在这里, 笔者把群体环境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是指群体的传播系统, 软环境是指群体价值观、文化和道德规范等因素。大众传播时代的群体传播系统因个体在空间上的隔离而造成系统的传播不畅, 群体传播系统这一硬环境不完善。群体内部的传播与交流有时会因群体成员身处异地而难以维持甚至会断绝, 久而久之, 群体成员的群体归属感、道德规范和价值观被淡化, 一些群体成员将会被边缘化直至加入其他群体而异化, 群体软环境的影响力受到群体硬环境的制约, 在个体成员身上表现出弱化趋势。小众传播时代, 人际传播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群体的价值观与道德规范也因此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而得到认可和强化, 群体软环境的约束力即内敛性也将极大增强, 其效力得以充分发挥。比起以往, 更具信息获取能力的个人将作为群体在广大范围内对外信息获取的“触点”, 他们群集合力, 增加了群体的信息储备和经验值。媒介议题要进入群体成为组织议题将越来越难, 因为议题必须通过群体价值观、道德规范以及经验知识等因素的层层过滤, 许多议题被挡在群体议题之外。相反, 公众议题更有可能从群体内部产生。小众传播时代的群体传播系统的开放性与软环境的内敛性的矛盾作用容易生成群体内部议题, 并通过开放的传播系统将群体议题传播出去进行交流与塑造, 从而形成公众议题。
第三阶段:小众化媒介发展到私人媒介阶段, “议程设置”权将从受众手中回到事件本身。
受众碎片化趋势的不断深入, 加速了传播媒介由小众化向私人化的发展和演变。而传播媒介的高度私人化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受众的信息接触自由度的增加和信息接触渠道的增多。人们开始通过人际交流获得超出自己经验范围以外的信息。个体的经验通过跨时空的人际传播在广大范围内得以整合, 议题在受众之间通过人际交流形成的共同的“经验场”中被检验。经验来自事实本身, 议题作为被人们关注的事实, 只有本身的属性与人们的需求和经验相投时, 才能被保留并传播。私人媒介时代, 受众接触信息渠道的增多使他们在信息发布权集中于大众媒介时被压抑的信息需求得以张扬。多样化的信息需求与事实属性的投合成为产生议题的新机制。事实属性的认定虽说是一个由受众做出的主观行为, 一些属性被强调, 另一些属性被掩盖, 但对此, 麦库姆斯认为, 人们在思考议题时, 其实思考的正是该议题的属性。这些属性正是人们审视议题的视角, 体现了“属性的议程设置”[5]。可以看出在私人媒介时代, 受众在议题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但从根子上讲, 对议题的检验和产生议题的根源都在于事实本身, 议题设置的权力来自事实。
结语
回顾历史, 展望未来, 对议题设置的发展路径可以做一个粗浅的总结, 即口语传播时代“事实”设置部落议题, 大众传播时代媒体为受众设置公众议题, 小众传播时代受众群体形成组织议题, 个人传播时代事件本身的属性与个人需求的共同作用衍生出大众化议题。但必须指出, 议题设置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大众传播时代的议题设置是由媒体到公众的从上到下的形成过程, 而在个人化的传播时代, 议题设置则是由“个人”议题上升为“群体”议题再上升为公众议题的从下到上的形成过程。
摘要：“议程设置”的现象自古有之, 只是在大众传播时代“议程设置”的现象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并进行了详细研究。本文从“议程设置”的权力归属这一角度入手, 通过对口语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小众化传播时代以及私人媒介传播时代的议程设置权进行分析, 从而得出事件设置议程 (口语传播时代) ——大众媒体设置议程 (大众传播时代) ——受众设置议程 (小众传播时代) ——事件设置议程 (私人媒介传播时代) 的“议程设置”权归属的演变和转移。
关键词：传播时代,议程设置,归属权,演进
参考文献
[1]殷晓蓉.议程设置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内部矛盾[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2) .
[2]刘建明.媒体议程决定论的谎言[J].传媒.2006 (6) .
[3]E·M·罗杰斯.传播学史[M].殷晓蓉,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4]崔保国.2006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97.
社会制度更替 篇7
1 果树病虫害交替规律
1.1 苹果主要病害交替规律
1) 增长期。老果园以腐烂病发生为主, 一般园病株率为78%, 严重园病株率达90%以上, 最终导致毁园。个别果园苹果锈病大发生、病叶率达95%以上, 新栽植果园病害一般较轻。2) 波动期。果园白粉病普遍发生, 有逐年加重趋势。一般园病梢率为10%左右, 重发园病梢率为80%, 导致新梢变细、扭曲, 生长受到抑制, 大量脱落。小叶病、缺铁性黄叶病发生范围较广, 但病株率较低, 一般病株率为1~5%。斑点落叶病、早期落叶病中度偏轻发生。3) 稳步发展期。苹果黑红点病成为制约果品质量上档次的首要病害。白粉病中度偏重发生。苹果锈病在部分果园大发生, 病叶率38%, 最高病叶率达92%。腐烂病病园率达90%, 病株率为2%。轮纹病病园率85%, 病株率1.5%。
2 果树主要病虫害病因分析
2.1 增长期
这个时期果园管理整体比较粗放, 老果园树体衰弱, 病虫害防治技术处于一个较低水平。桃小食心虫严重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果农掌握不了最佳用药时间, 盲目用药;粗放管理。
2.2 波动期
这一时期由于受产业结构调整、价格及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非优生区苏东塬上出现大面积砍伐果树现象。白粉病普遍发生的主要原因:大部分果园栽植过密, 一般园每亩都在100株左右, 光线很难透射到地面。土壤微量元素中铜量丰富, 铁适量偏缺, 严重缺硼、缺锌。黄蚜、叶螨发生加重的主要原因是:防治桃小食心虫时大量使用马拉硫磷、甲基异柳磷等高毒有机磷农药, 在杀伤天敌的同时, 也导致黄蚜、叶螨抗性增长;春旱有利于黄蚜、叶螨的繁殖。金纹细蛾连年重发生的原因:该虫以幼虫潜食叶肉, 药液难以直接接触虫体;该虫一年发生5代, 世代重叠, 在防治上难以找到最佳防治时间。
2.3 稳定期
这一时期苹果生产处于平稳阶段。苹果产业化的发展使得套袋技术大面积推广, 完全控制了桃小食心虫的危害。苹果球坚蚧由次要害虫上升为果树主要害虫的原因:暖冬现象导致虫源逐年积累增加;该虫分泌蜡质, 背负介壳, 一般药剂防效甚差, 且其若虫期较短, 最佳用药时间难以掌握。
3 综合防治对策
3.1 综合防治原则
贯彻“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是制定苹果病虫害防治策略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在加强管理、增强树势、提高树体抗病虫危害能力的基础上, 综合运用其它防治手段, 抓好越冬休眠期、花后7~10天、麦收后三个关键时期的防治工作, 把病虫害控制在严重危害之前, 以减轻病虫危害所造成经济损失。
3.2 综合防治手段
1) 植物检疫:很多果树病虫害都是通过苗木、接穗调运进行远距离传播的, 如美国白蛾、苹果绵蚜等, 应引起足够重视。植物检疫是防止植物检疫对象和危险性病虫害传播蔓延的有效措施。各果区必须严格遵守植物检疫法规, 认真搞好产地及调运过程中的植物检疫工作, 防止调入带检疫性病虫的苗木和接穗。同时从大局出发, 发现疫情及时上报, 并努力做好疫情控制工作, 把危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2) 农业防治:农业防治是利用和改进各项农业管理措施, 使其有利于果树生长发育, 不利于病虫害发生, 从而避免或减少病虫害发生和危害, 达到保证果树健壮生长的目的。如清理果园、翻树盘, 结合冬剪去除病虫枝芽等。这一措施不需投入药剂和额外资金, 具有经济、易操作、便于推广等优点, 而且很多措施都是预防性的, 认真执行可以大量降低越冬虫口密度和病原初侵染菌源数量, 达到推迟和减轻病虫危害, 减少化学农药使用次数的作用。
3) 生物防治:生物防治包括以虫治虫、以菌治虫、以菌治菌等多种方法。果园生态条件比较稳定, 开展生物防治有很多有利条件。在认真调查昆虫种群条件下, 积极开展保护和利用天敌以及在必要时引进天敌都是可行的。生物防治有很多优点, 但也有其局限性, 必须与其它防治措施相结合, 正确处理生物防治与化学防治的矛盾, 纠正按“防治历”喷药, 以及乱用广谱性农药的问题。
4) 物理防治:利用物理因素 (光、热、放射线等) 防治病虫害, 如利用高温脱毒培育无病毒果树苗木, 黑光灯诱虫, 放射线照射使害虫绝育等。
5) 人工防治:由于果树病虫害的一些特殊性, 如很多病虫在老皮裂缝中越冬, 有些害虫群集危害, 因此人工防治仍为一不可忽视、值得推荐的手段。如对腐烂病认真刮治, 然后涂药消毒, 休眠期刮老树皮等, 人工摘除尚未分散的舟形毛虫、天幕毛虫、人工剪除梨瘤蛾越冬梢等, 都是行之有效且经济无副作用的防治措施。
6) 化学防治:利用化学农药防治果树病虫害具有高效、速效、特效等优点。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 使用化学农药和病虫害作斗争仍是一重要手段。随科技进步和人们保护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 对化学农药的使用要求会越来越高, 农药品种将会不断更新。我们必须安全用药、科学用药,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的作用, 并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人及其它生物的副作用降到允许水平。安全用药包括对作物安全、对人和高等动物安全、尽可能对天敌和生态环境安全。科学用药包括对症用药、适时用药、适量用药、合理混用农药、交替轮换用药、合理合法用药等。以上是对我国部分地区苹果病虫害的分析, 并根据发病规律总结出的综合防治策略, 以期对果农的农业生产有所帮助。同时各地也应结合本地的客观情况综合治理。使之减少果树病虫害的发生, 提高苹果的产量和质量。
参考文献
[1]张慈仁.落叶果树病虫害专题研究协作会[J].中国果树, 1980.
社会制度更替 篇8
关键词：循环游动字幕,在线播出,应急更替
一、引言
江阴电视台演播室播出系统采用的是Easy CG.Net网络图文编播字幕系统, 该系统是在原有的字幕机创作软件的基础上进行数字化改造, 将所有的字幕素材信息及播出单信息都存储于中央数据库, 实现了资源共享、远程编辑、远程监看等功能, 同时播出字幕机可接收远端机发出的控制指令, 完成字幕播出控制, 避免人为的播出事故, 提高了字幕播出的安全性。该系统与硬盘自动播出系统联合应用, 从而实现了在线播出流程的全自动化字幕播出控制, 操作简单、快捷, 播出更加准确, 节省了人力, 降低了字幕播出的劳动强度。
二、系统概述
1. 系统的基本构成
Easy CG.Net系统的基本构成以编播服务器 (Easy Edit Server) 为核心, 处理无卡图文编辑站 (Easy Maker) 提供的各种外部待播信息, 并作为模板管理、信息管理及播出管理的数据库, 为多个播出图文字幕机 (Easy On-Air CG) 提供联网支持。如图1所示。
2. 字幕播出系统的构成
依据Easy CG.Net系统的基本构成原理, 结合江阴电视台播出系统实际情况, 采用两台Easy On-Air CG作为编单机联网使用, 同时编辑服务器还作为各频道的备用字幕机应急备份。外来字幕信息通过编辑服务器处理后可直接从各频道字幕机调取, 各频道字幕机 (含编单机) 也可以直接处理外来字幕信息, 生成最终文本汇总到编辑服务器, 以供各频道相应的播出模板调用播出。如图2所示。
3. 游动字幕播出的基本类型
系统字幕播表有“自动窗口”、“手动窗口”和“自动窗口节目分组”三种类型。主要字幕播出单通常是采用节目分组自动播出, 再配合一栏手动播出用以临时调整或应急。字幕播出单通常是头一天由编单机调取播出主机发送到编辑服务器数据库的节目播出离线单, 自动读取并予以分段后形成自动播单, 再根据具体字幕要求编入相应条目, 完善整个播单后“保存网络”。本频道字幕机可从网络节目中调取当日播单, 在补充完善当日全部字幕播单后执行播出。字幕条的“类型”栏可以有“自动停止”、“循环”、“播出后留屏”等选项, 最常用的字幕播出类型为“自动停止”和“循环”两种。
三、系统误操作原因及解决方案
本系统经过实际使用, 某些流程如果不仔细研判和细致操作, 也可能会出现差错。现就可能的一些误操作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实用的解决方案。
1. 更新文本的“重新调取”
本系统为方便操作, 在不同界面上都增设有某些方便快捷的操作方式, 这也是系统的一大优点。如图3的“节目项”对话框中, 右键点击“数据文件”栏最右端下拉按钮, 就可以检查当前字幕文本的具体内容, 这给复核当前的字幕内容带来很大的方便。但值得注意的是, 该内容提示指向是当前外部的该字幕文本内容, 而非编入字幕播单当前待播的字幕内容。比如, 要更替的新的[新闻资讯 (1) .t xt]文本备好后, 在图3中一旦未左键“数字文件”最右端下拉按键“重新调取”新的[新闻资讯 (1) .txt]文本, 这时右键该按钮所显示的也是新的[新闻资讯 (1) .txt]文本内容, 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当前在播的字幕内容已经是最新的, 但实际待播的字幕内容仍旧是原未更改的内容, 这样就会出现未最终完成文本内容更替的误操作。因此, 在实际更替操作流程中要特别强调准备好新的文本后, 一定要接着做“重新调取”操作。否则, 加之值班人员的交接, 更替文本的人员可能又未必是直接播出该字幕人员, 直接播出人员若再使用右键在图3中做内容正确性复核, 是但无法判定有没有“重新调取”, 就有可能出现误播。这也是在字幕播出流程中特别强调播单复核后一定要再“重新调取”一遍的原因。
如果在外部更改为新的字幕文本内容, 无须“重新调取”就可以实现新内容播出的话, 显然会影响字幕播出的安全性。造成这种可能的误操作根本原因在于图4中“右键”数据文件源的内容提示指向, 根本解决方案是改变该指向为当前内部字幕文本内容, 如未“重新调取”, 就显示原内容, 调取了就显示新内容, 这样才能做到即方便又安全。
目前文本更替操作中要注意的就是“重新调取”操作, 通常修改后的文本在“重新调取”后所生成的“素材长度”与未“重新调取”的同一字幕相比是会有变化的, 以此可以大致判定文本修改后有没有进行必要的“重新调取”。
2. 手动窗口与自动窗口条目复制与粘贴
系统在实际使用中发现从自动窗口复制字幕条或节目段无法在手动窗口内粘贴, 但从手动栏复制后可以粘贴到自动窗口, 这给字幕更替的“常规方法二”提供了方便。但手动窗口中准备好了的“预备字幕”条复制后要粘贴到自动窗口时, 其“出时间”会从“无限长”更改为具体的出时间数据。这时如不及时更改为“无限长”, 到该条目自动播出时会无法播出, 特别是在播出节目单有变化后重新读取字幕播单时, 无法自动重新计算出新的“出时间”数据。不仅游动字幕条目如此, 动画或字幕角标也是如此, 为避免出现漏播, 要有从手动窗口复制到自动窗口的条目, 应注意检查更改该条目“出时间”为“无限长”。
此外, 当字幕播表中有节目段点击“复制”后, 因某种原因未予以粘贴时, 再做其他比如字幕文本的复制和粘贴就无法再完成 (粘贴钮变为灰暗) 。该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系统处于前一步的“节目段复制粘贴”状态未得到“释放”, 再进行其他文本文档的复制与粘贴则被禁止。解决方法是只要在不影响播出的位置复制粘贴一次节目段, 得到了“释放”后, 便可恢复正常操作。此后勿忘要将粘贴的多余节目段及时删除, 以免影响正常的字幕播出。
3.“@倒计时”条目的零点跨越
系统在字幕播出方式上, 提供了各种简便操作模式。比如“黄金影院游动字幕”要求在所播的节目段结束前10分钟播出, 之后自动停止, 这时就可以在左键双击该条目弹出的“节目项”对话框中, 打勾“入时间”数据框前的选择方格, 使“入时间”前生成@符号, 如图4所示。其中“段出时间”为20:18:13 (15帧) , 那么在“@入时间”数据框输入00:10:00 (00帧) 时, 则在字幕播单中该字幕入时间会自动生成20:08:13 (15帧) , 即为该节目段结束前10分钟开始播该字幕, 并自动循环2遍每遍2次后结束。
但当所播出的节目段跨越当天24:00 (次日00:00) 时, 如果还要求字幕在该段结束前10分钟播出, 那么本条字幕则不可以采取“@倒计时”简便模式进行操作。原因是播出节目单的日期更迭时间设置为当日28:00 (次日04:00) 时, 而本系统字幕单日期更迭时间仍设置为当日的24:00 (次日00:00) 时。当节目段出时间超过当日24:00时, 无论入时间还是出时间, 只要采取“@倒计时”模式, 则系统都不会在24:00后执行倒计时演算而提前在24:00自动完成该字幕的入或出。
由此可见, 如果当有节目段跨越零点时, 此时段字幕系统不再适合使用“@倒计时”模式编播, 而这时只有在人工或自动推算出正确的相对入时间后, 以“正计时”方式填入相对入时间参数, 以完成诸如“在节目结束前10分钟播出字幕”的特殊时段的特种要求。当节目段的入时间超过次日00:00时后, 则仍可继续使用“@倒计时”的简便字幕播出模式。
4. 字幕文本内容“丢失”
当字幕文本中有多条字幕时, 条与条之间必须留有一行空格。但到最后一条末尾如果不设置一个回车空格行, 在实际播出时可能会“丢失”最后一条字幕。此外, 当文本中的字间如有一个或多个半角空格时, 也会导致播出时对整个文本无法读出, 使字幕内容“丢失”。实际使用中出现该现象的形成机理尚不明确, 有待进一步分析研判。据此, 在复核字幕文本内容时, 应在最后一行增加一回车空格行, 并注意排除字间多余的半角空格。修改后, 切记勿忘如前文所述的要“重新调取”。
四、结束语
社会制度更替 篇9
城镇的发展与大城市的生长模式不同,过程并不是完全的自上而下的生长,也会出现自下而上的居民自建扩张等行为,因此建筑及城市空间形态不能完全由城市规划所控制,各种问题不断出现,而过程中历史建筑往往被忽视。
当代祠堂建筑的研究多以村落为研究背景,村落祠堂的布局环境体现出文化职能及占地的独立性,而这正与城镇发展中出现的文化及用地问题相悖,村落到城镇的发展过程中,人口的集中,建设量的扩大等等,各种后置物不断地引入原祠堂所存在的环境,城镇祠堂呈现出与最初不一样的状态。在城镇的作用力下,祠堂部分消失,部分残损,部分被保留,其建筑姿态也与城镇现代化环境格格不入。这一方面造成祠堂承载的传统祭祀文化的流失,一方面祠堂类历史建筑未与现代生活接轨,成为了城镇的负担。
历史建筑的改造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而祠堂建筑在社会文化中却体现出与其他历史建筑不一样的建筑职能及文化特点,在特点的研究基础上,本文试图探究一种新的改造思路。
1 平江县县城祠堂概况
湖南省平江县自建置以来,已有1811年历史。闭塞的地理条件,一方面巩固了平江人的祖先崇拜的思想,一方面则为历史建筑的保留形成天然屏障。因此,天灾战乱中,平江县城仍保留下了3座祠堂建筑(图1)。然而现代化语境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使得平江县不断被催促发展,过程中,历史建筑不断成为牺牲品,未被战争破坏的建筑,而今却破败到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平江县县城内,未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却仍有一定历史价值的历史建筑,现在正处于边缘状态。特别是祠堂建筑。一方面政府为征地想拆毁旧有建筑而建现代城市建筑,一方面祠堂族人对本族祠堂的保护精神仍尤为强烈。然而据理力争保留下来本族祠堂后,族人却又缺乏资金修复,政府也考虑并非文物保护单位而不愿多拨资金维修。于是城镇中,未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祠堂建筑现状尤为破败。城镇的不受控发展对祠堂建筑的空间挤压作用,使得历史建筑逐渐失去了生命空间(图2)。无论从平面上还是剖面上看,均呈现出被现代文化挤压,与现代建筑断层的现象(图3)。而除了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我们在建筑设计上又可以如何处理来帮助解决其现状问题。
2 祠堂作为历史建筑的特殊性
祠堂建筑是中国传统“祖先崇拜”的固态产物,被作为祭祖文化的场所。而祖先崇拜思想,在儒家文化的强调中逐渐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一部分,因此至今仍旧能在部分村落祠堂中看到祭祖等文化活动。而随着现代多元文化的入侵,在目前正以较快速度被现代文化占领的城镇环境中,人们开始站在文化的交界线,首先人们依旧未脱离“祖先崇拜”的思想圈,对于祠堂这种“根”上的建筑文化,依旧保留着自己的情感。因此,在平江历史上曾几次发生祠堂被政府征收拆除或改建,而族人聚集反抗,不断上访,在几次历史事件中,平江县城内吴氏祠堂与钟氏祠堂建筑本体基本被保留,而邱氏祠堂则在20世纪90年代的城镇大建设时期,被拆除一半,只剩一半建筑保留至今。同时另一方面,对于行为上的祭祖活动,人们却越发弱化,祠堂建筑对于城镇中的族人,已经只是一种精神性的情感寄托,而失去了本来最初的祭祖职能,人们在期待以保留祠堂建筑本身来表达对先祖的不忘,而在快速的城市运动中忽略了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活动。
历史建筑保留的意义,一方面是对传统技艺的一种保存分析,另一方面更是对历史建筑中所存在的文化活动的保护。城镇古建筑研究中我们发现,对于民居类历史建筑,其居住性已越来越弱,甚至已经失去其现实实用意义,因此这类建筑改造后往往被作为展览式建筑供人参观。而寺庙类宗教建筑则部分依旧做寺庙用,同时也作为展览式建筑来展览建筑本身的技术价值。
但是,与历史民居建筑不同,祠堂建筑的最初始职能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其间的祭祖等文化活动依旧应该在现代文化侵袭的当代中国被传扬,祠堂本身是中华民族“祖先崇拜”的思想在建筑上的体现,在这个对传统文化迷失的现代城市中,我们最需要保护的其实不是建筑的物质本身,而是建筑所承载的祭祖文化,及祠堂在特定时间所进行的“九龙戏1)”等文化活动。所以,无论建筑形式怎么改变,设计者须保护建筑进行祭祖等文化活动。
同时与寺庙等宗教建筑由不同,祠堂建筑在功能上具有“时间性”。寺庙等建筑为香火不断的全年型的建筑,而祠堂最原本的祭祖等文化活动只会在特定的时间进行,而对于普通时间段,祠堂则已失去古时祠堂内奖惩族人等日常活动,因此变为无功能的空白消极空间。因此,占地面积较大的祠堂建筑功能的时间性使其在现代化语境的城镇空间中成为了过度浪费建筑。
3 功能更替下城镇祠堂的改造思路
历史祠堂建筑在建筑重要性定位上与居住区及商业建筑不同,其存在一定的公共性及历史性。而对其保护行为,也绝非普通的圈起来独立保护。某一个方面来说,这种“圈养型”的保护行为,实则更加造成祠堂的历史性与城镇发展之间的割裂。基于历史祠堂建筑作为历史建筑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历史祠堂建筑的改造可建立在“改造利用平常时间祠堂建筑体现的空白消极空间,同时设计利用可逆性的手法,保证能还原特定时间祭祀等文化活动所需的原本的历史建筑空间”的基础上,是一种功能更替下的改造。功能更替并不是简单的功能置换。功能置换是一种新功能代替原有建筑功能;而功能之间更替保证的是新旧功能均得以保留,在时间轴上完成两种功能的切换。
功能更替的出发点在于使设计产品具有变化性,具有不同属性,通过可逆性的改变适应不同空间及功能需求。具有变化性的设计在当代设计领域不断扩张(表1)。同样,祠堂这类特殊的历史建筑在城市背景下的现代化适应中,却凸显出对变化性的功能空间的需求,因此其改造也可使其具有变化性,以完成功能的更替。
功能更替的改造思路,重点分为两点:(1)基于改造——注入触媒作用的新功能;(2)基于保护——可逆性建造。
在以时间轴分析历史祠堂建筑的过程中,祠堂建筑被分为两种空间类型,消极的空白空间,与特定时间举行文化活动的空间。对于祠堂建筑的消极的空白时间,我们应该利用,从城市分析的角度,为祠堂建筑空白空间注入新的功能形式,使其适应发展的城市脚步,即“基于改造——注入触媒作用的新功能”。而对于特定时间举行文化活动的空间,我们应该保证其空间特性,确保建筑改造后仍可在特定时间在传统文化空间中举行祭祀等文化活动,从而达到保护建筑承载的传统文化的目的。因此这需要设计师在新功能注入时,采用的改造设计元素及方法均具有可逆性,使建筑在时间轴中完成空间转换,保证传统空间不被影响。即“基于保护——可逆性改造”(图4)。
3.1 基于改造——置入触媒作用的功能
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某一区域总是需要一个“城市触媒2)”的影响来带动一定范围区域的空间及人文活动的活力。而从建筑的层面来讲,在崭新的城市中,历史的老建筑往往能从建筑形式及空间上有别于现代建筑,而这种区别也使其有资格成为“城市触媒”的载体。
功能置入已经是现在历史建筑更新中一种较为普遍的设计手法,其在尊重城镇肌理发展的延续性上,挖掘空间的使用潜力,使历史建筑在城镇更新中得到可持续的发展。然而论述历史建筑应该被置入什么功能,其终归落入个案研究的问题,而城镇中历史建筑更新的新功能的定义方法却具有可摸索性。
(数据未说明则为:进深X面宽,单位:m)
在城镇对历史建筑的作用力研究中,与村落祠堂的部分被遗弃不同,城镇祠堂均被不同程度地利用,各种自建行为也出现在建筑遗存中。居民对城镇祠堂的自发性改建一方面是一种与城市面貌相违背的城市破坏力,另一方面也反映着城镇的问题——城镇区域功能空间的空缺。祠堂本为祭祖功能,然而这种文化却在城镇现代化发展中重要性降低,以至于在城镇由外而内对祠堂空间及思想情感的挤压过程中使祠堂产生了内部空间被居民随意改造的过程。而功能的被替换则一方面展示城镇对于该功能的需求,这便是祠堂类历史建筑的潜在新功能,而这新功能,则也具有成为“城市触媒”的可能性。
因此,在城镇祠堂的新功能定义分析中,设计者需要深入了解祠堂现状的被使用情况,以此提取设计灵感。以平江县城内现存3座祠堂为例(表2),不同的祠堂由于不同的原因被作为不同的空间使用,对于现空间中的被使用行为进行分析,其背后均有地理人文等不同原因,设计者可以此为原点进行衍伸,重新定义祠堂的可置入新功能。
3.2 基于保护——可逆性改造
历史建筑的重要性并不只是在于建筑本身,而更在于建筑背后的文化底蕴。对历史祠堂类古建筑的现代化复兴运动并不能以改变为主旨而忽略了对其保护,所以在这些“触媒作用”生效的同时,及建筑功能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转变的时候,设计师不能舍弃原建筑——“祠堂”所应承载的功能——“祭祀”。一方面我们期待改造,但是一方面我们希望“祭祖”的民族文化活动依旧能在建筑中得以延续。因此在历史祠堂建筑的改造中,建筑师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改造更新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改造过后,我们能在特定的日期还原祠堂建筑本身具有的空间情感来还原“祭祖”场所。于是“可逆性”显得至关重要。
3.2.1 原空间的衍伸利用
新旧功能的可逆要求改造对旧有空间破坏力降到最低,因此需尽可能利用建筑原有空间。设计师需丈量原建筑哪部分空间可以直接利用,而哪部分可增建构筑物。
中国古建筑研究中,我们一般将空间层次分为与自然相通的“开放空间”,半围合型的“半开放空间”,六面围合的“封闭空间”。古代居住建筑往往以“开放空间”与“封闭空间”为主,辅之以廊道类型的“半封闭空间”。而祠堂建筑不同,对平江县祠堂空间层次进行分析(图5),祠堂作为古代公共建筑,空间层次则以“半开放空间”为主,形成三面围合的拜堂与侧堂,和联系廊道。
于是,在对尺寸进行初步分析(表3)后发现,对于厢房及服务用房类尺度适宜的封闭空间,在改造设计中,可直接采用功能置入,在基本不改变原有形象的前提下主要通过家具来对原空间进行利用。而对于“半开放”型空间,即祠堂入口、廊道、拜堂、侧堂,均需按需求可逆性建造围护结构。而其中,祠堂廊道有别于普通用于交通使用的廊道空间,其尺度较大,平均值且有5.6m,因此,除了家具分割以外,亦可置入新的功能体块进行充分地空间使用。
以平江县县城吴氏祠堂为例,基于现状居民自发性建造分析后,设计师若考虑将其平常时间段改造为陪护中心,对其原有空间的衍伸利用先根据其功能需求改造,则可考虑陪护中心所需功能有办公,住宿,理疗区,体能活动训练室,休闲观影讲堂,厨房餐厅,卫生间等。然后延续利用原始厢房类封闭空间,添加尺度合宜的新功能体块于原半开放空间,通过初步的功能分析,可将住宿,卫生间厨房安排于祠堂原始厢房空间;祠堂原始半开放空间可植入办公,理疗,体能活动训练室,休闲观影讲堂,就餐交流功能。同时,祠堂原有的二层阁楼,则可考虑用于解决功能更替而带来的家具等储藏问题。最终完成初步改造更替功能分区(图6)。
3.2.2 可逆性手法
为确保祠堂普通时间段内消极空白空间的充分被利用,在对祠堂的改造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设计增加围护结构。而为保证改造过后,建筑可完成功能更替,具有空间可还原性,设计师应采用可逆性的建构元素及手法。单一化材料选择及简约化组装方法,对于建造的可逆性有更为直接的作用。单一化材料选择一方面使建筑改造元素更为纯粹,使古建筑原貌风格依旧得以保留突出,同时减少了材料与材料之间对接而产生的物质破坏问题。而简约化的组装方式一方面减少了施工过程的对建筑本体的破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普通市民参与到建筑代谢更替的过程中来。
以木构为例,可逆建造手法在中国古建筑中尤为常见,以“榫卯结构”为代表。当代建筑设计大师隈研吾应用这一古人的智慧,完成了GC口腔科学博物馆的设计,用60mm X60mm的木棍组合完成了无需胶水或铁钉的纯木构现代建筑,其建造过程也只需按照一定逻辑规律搭接组合。可试想,如果我们在传统祠堂建筑中,融入同样的设计手法,搭建一个现代的建筑空间,而当我们需要祠堂的祭祀空间时,便可逆向地拆除木棍,还原空间,祭祀活动之后又可重新搭建(图7)。该转换过程不需要声势浩大的施工团队,也不需要繁复的施工过程,所以不会对原有历史建筑造成破坏,却又可使得建筑空间适应现代城市发展。
当代新建筑设计及旧建筑改造案例中也不断出现其他多样的可逆性建构元素及手法可供借鉴(表4),确保新围护结构加入后依旧能还原原有建筑空间,如折叠推拉门,旋转推拉门,抽屉空间等。
以平江县吴氏宗祠为例,在前期的功能分析空间分割的基础上,借鉴可利用的可逆性设计手法,利用结合了残疾人扶手的推拉门,抽屉空间等设计元素对其进行空间组织及改造设计(图8),同时在逆向过程中,家具的储藏则可安置在祠堂原始二层的阁楼空间内,最终使建筑具有可逆性。保证祠堂能在特定时间,从普通时间段“陪护中心”的空间形态还原为原始的“祭祀空间”,完成新旧功能的更替,在改造的同时,保护原建筑所承载的传统文化。
结语
祭祀文化在现代化生活中依旧具有生命力,然而城镇生活对祠堂建筑的破坏力,使祭祀类文化活动逐渐失去其承载场所。因此,对城镇中祠堂建筑的改造成为一种设计主题。而祠堂的功能具有时间性,这一方面使祠堂在城镇空间中作为建筑的效益降低,而另一方面却也为改造提供了另一种思路。用新功能置入的方法,充分利用祠堂平时的建筑空间,创造新的社会效益;同时改造方法采用可逆的方法,保证祭祀时间段,文化活动能在原传统空间中举行。这种时间轴上两种功能的更替的改造思路,既保护了传统文化,又充分利用了空间,使城镇内祠堂建筑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图、表来源
图1~6、8:作者根据调研资料绘制;
图7:根据周有芒.GC口腔科学博物馆[J].建筑创作,2011(9):39,再由作者加工绘制;
表1~4:作者根据相关资料绘制。
摘要：城镇中历史建筑的改造已逐渐成为一个设计的主题。而祠堂建筑又体现出不同于其他历史建筑的特点——功能的时间性,即除了特定时间用于祭祀外,大量时间段处于功能空白状态。在此基础上,文章以平江县县城祠堂为例,提出功能更替的改造思路,一方面置入新功能以利用平时大量时间段的空白空间,一方面用可逆性的改造方法保证建筑能于特定时间还原传统文化活动空间。建筑在时间轴上完成两种功能的切换,使城镇祠堂的祭祀文化得以传承的同时,又能填补城镇发展中的功能需求。
关键词：城镇祠堂,改造,功能更替,时间性,可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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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校长更替的法治化水平 篇10
【关键词】校长更替；人治；法治
【中图分类号】G4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5）39-0019-03
中小学校长更替是县（区）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每年的常规工作，一般在暑期进行，偶尔也会因特殊情况在其他时间操作。
如果对现实中的校长更替进行观察和研究，不难发现其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一所学校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校长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常常“出其不意”，也许公众认为学校的校长早就应该更换了，而事实上校长还会在这所学校长期任职，相反，倒会马上换掉。二是怎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学校的新校长也没有明确的标准，更换的校长也常常在“意料之外”。三是更换校长没有一定的程序，教育行政部门事先既没有对原任校长和接任校长进行严格的考核评定，也不会广泛征求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常常是主要领导一个人就说了算。
简言之，当下的校长更替更多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校长更替是由某个人或某些人说了算，而不是由制度决定的，尚未走上标准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道路。“人治”的思路给校长的更替带来了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一定情况下，也会形成高质量的校长更替。但由于个人认识的局限性、权力的不受限制和难以避免的利益驱动，校长更替的整体水平不但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而且还会成为极少数人生长思维缺陷和滋生权力欲望的试验田，这必然对校长更替造成很大的伤害。换句话说，高质量的校长更替靠人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制度才有保障。
所以，教育行政部门如果想要提高校长更替的质量和水平，必须运用法治思维，使校长更替走上法治的道路。
一是要制定中小学校长任职的标准。1991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全国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和岗位要求（试行）》，这是我们目前能找到的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关于校长任职的专业标准。由于这个标准已制订二十多年，要求偏低（如“小学校长应有不低于中师毕业的文化程度”），又过于笼统（如校长“都应有从事相当年限教育教学工作的经历”），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新任校长的选拔没有任何把关意义。正因为如此，不少并不具备校长专业水准的人都担任了校长，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非教育专业人士担任校长的怪象。所以国家教育部应根据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新的要求，结合我国实际，尽快制订新的“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对什么样的人可以当校长进行规范和引领。“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对校长的年龄（可以担任校长的最小年龄和最大年龄）、学历、职称、从事教育工作和管理工作的年限、学术水平等都必须作出具体的量化规定，以增强“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的导向功能，克服选拔新校长的随意性，提升新校长的整体素质。校长任职的基本条件制定公布实施后，任何人不得凌驾于这个标准之上，不够条件决不能成为新校长。当然，这就需要为“中小学校长的任职条件”立法，使这个任职条件具有法律效应，而如果只是作为一般的部门规定，在目前的体制下，估计也只会是形同虚设。
二是实施严格的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准入制度。由教育部根据校长任职条件确定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课程，制定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课程考试办法，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具体组织实施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课程考试和资格授予工作，建立严格的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准入制度。符合校长任职条件者方可参加考试，考试合格者参加相应的培训，培训合格者颁发校长岗位证书，持证者才能进入校长队伍，防止和杜绝现实中“先上车后买票”现象的发生。
三是制订学校校长更替标准和条件。“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是国家层面对校长任职面上的基本要求，并不等于达到这样的条件就可以胜任任何一所学校的校长工作。每一所学校都是独特的，独特的学校需要相应任职条件的校长，担任不同学校的校长需要不同的能力和水平。所以，县（区）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对学校进行分类，根据“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制订不同类别学校校长的任职标准，以使每所学校都能选到适合的人担任校长。如由几所学校合并而成的新学校的校长，就必须具备较强的掌控能力和较高的文化融合水平，能通过建立共同愿景引领学校的发展。教育教学质量相对较低的学校，更替的校长就必须具备较高的教学水平和较高的教学管理能力等。
县（区）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还必须对学校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更替校长作出具体的规定，以避免校长更替的随意性，增强校长更替的制度化水平。如从时间维度，对校长在一所学校任职的年限必须作出具体规定，即最少不能少于几年，最多不能超过几年等；当校长不能胜任时，学校的校长自然就必须更替。
四是设立校长更替的操作程序。县（区）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必须结合本地实际，出台校长更替的基本实施程序，努力促使校长更替的公开化、透明化和择优录用。这些程序应包括：向社会公开学校需要更替校长的原因——向社会公布学校更替的校长任职条件——具有校长任职资格证书和具备相应学校特殊任职条件者报名——对报名者进行考核——择优聘用新校长。目前，虽然有些地区校长的更替也尝试运用这样的程序，但在关键的两个环节——考核和择优录用，其实还是“组织”或是主要领导说了算。因为考核是由组织派人进行的，结果一般也不公开，透明度不够高。如果来真的，那么为了体现不同利益相关人的意见，防止校长更替个人说了算，对报名者进行考核时，就应聘请家长代表、教师代表、行政官员、教育专家和社区人士等，共同组成考核小组，并通过无记名票决的办法确定新校长人选。
五是建立扶持薄弱学校或边远条件艰苦学校校长更替的倾斜机制。相对而言，愿意到薄弱学校和边远条件艰苦学校担任校长的人并不占多数，如果只是本着自愿的原则，那么这些学校校长更替的质量就无法得到保证。教育行政部门也常常只能选派新校长到这些学校任职。这对这些学校是不公平的，对更替的校长也是不公平的，对建立教育公平更没有任何好处。为了促进教育均衡，一方面需要建立校长定期交流制度，即在一所学校担任校长若干年后（如最少五年，最长十年）必须流动到别的学校任职，加强城乡校长、热点学校和薄弱学校校长的定向交流。另一方面要建立在薄弱学校或边远条件艰苦学校担任校长的奖励机制。具体而言，就是设立薄弱学校或边远条件艰苦学校校长特殊津贴，以表示对校长在这些学校劳动的尊重，增强这些学校校长岗位的吸引力，促使校长更替有更好的环境。
六是加强对地区校长更替工作的预测和规划。以三年或五年为周期，对一个地区需要的新任校长数和需要更替的校长数进行预测，为校长更替准备充足的新鲜血液和新生力量。以适当大于需求数发现和培养具有校长潜质的“准校长”，为符合基本条件又愿意担任校长的教师提供培训服务，支持他们参加相应的校长任职资格课程学习，鼓励他们参加校长任职资格考试，对获得校长任职资格证书的教师进行奖励。这样，在校长更替前，就有充足的人才储备和“准校长”在候岗，校长更替工作就会有条不紊，良性循环。
七是强化对校长更替后的培训与指导。校长更替后，一般的校长都会自觉不自觉的用在原学校的管理经验、管理文化传统不尽相同的新学校，自然就会面临新的困惑和问题。如果是新任校长，由于缺乏管理经验，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可能更多。所以行政部门提供的帮助和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操作层面讲，校长更替后，行政提供的培训要减少泛泛而谈的通识培训，增加直面学校发展困惑的案例分析和个性化指导。如果校长更替后学校管理有特殊困难，还需要邀请专家进入现场对学校发展问题进行会诊，为校长提供针对性的帮助和个性化的服务。
八是加强对更替后校长的考核。建立支撑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和学校个性发展要求的校长考核体系，定期对校长进行考核。为增强校长考核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当前，特别需要听取学生、家长和社区代表等方面的意见，防止教育行政部门单一评价的局限性。对校长考核的结果，既可以作为检验校长更替后效果评定的依据，也可以作为校长是否需要更替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