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社会（共12篇）
制度化社会 篇1
英国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引起了社会变迁, 促进了社会救助的诞生。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的颁布, 奠定了英国乃至欧美各国现代社会救助立法的基础, 也开创了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先河。在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陷入经济大萧条危机, 社会救助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它在保障失业工人基本生活、缓解贫困、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社会救助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建立, 同时救助模式也出现了明显的创新转型。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 由于能源危机以及老龄化、经济发展缓慢等因素的影响, 西方国家对社会救助制度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和改革, 形成了新型的、具有积极特点的社会救助模式。尽管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同, 但社会救助制度本身的发展规律是可循的。
一、国外社会救助制度发展改革路径
纵观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的发展历程, 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社会救助支出膨胀、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管理成本上升、救助对象福利依赖现象严重、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益扭曲等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各国根据各自的国情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 使社会救助在保障公平的基础上促进效率, 达到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帕累托改进。概括起来, 国外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呈现出以下几种路径。
(一) 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目标是保障贫困者的最低生活需要, 帮助其脱离贫困状态。发展中国家社会救助主要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而发达国家解决的是相对贫困问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都以保障贫困者的基本生存为主要目标。当社会成员的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即有资格获得政府救助, 救助方式以现金或实物为主。这种救助属于被动消极的救助。上世纪90年代, “就业是最有效的脱贫方式”理念开始兴起, 于是, 美国、英国、荷兰、新西兰、挪威等主要发达国家发起了一场“从社会福利到工作福利”的计划, 旨在通过福利补贴提高受助者的就业能力, 帮助失业者尽快重返劳动力市场。
以英国为例, 从1996年开始, 工党政府为了鼓励人们积极就业, 将以前实施的收入补贴和失业救济改革为求职者津贴, 为积极寻求就业机会的人提供补助。布莱尔政府在1998年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从福利到工作”计划, 分别为青年人、长期失业者等弱势群体制定了不同的行动计划, 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帮助其就业。
(二) 由权利型向权利义务结合型转变
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是社会救助区别与社会保险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社会救助理念认为, 贫困并非完全是个人原因造成的, 所以当个人陷入生活贫困状态时, 就有权利向政府申请救助, 同时政府在社会救助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的积极理念开始在西方国家社会救助政策中萌生, 其基本思路就是将领取救助待遇与工作联系起来, 即对获得救助的对象增加工作要求, 旨在减少福利依赖。它反映了一种新的福利价值观, 即依靠工作比依靠政府救助更能改善人们的经济境况。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在救助过程中增加对受助者的工作要求。如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协调法》, 同时“贫困家庭临时救助” (简称TANF) 取代了实施多年的“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 (简称AFDC) 项目。新的法案要求依靠政府救助的家长在两年内必须工作, 否则这个家庭将失去救济金。
(三) 减弱负激励效应
西方国家 (特别是福利国家) 在实施社会救助制度过程中, 受助者都不同程度存在负激励效应, 即所谓的“贫困陷阱”和“失业陷阱”。这主要归因于较高的“有效边际税率” (简称EMTR) ——努力工作使名义收入增加, 而实际收入反而降低 (或有微小提高) 。负激励效应削弱了受益者的工作积极性, 造成其对福利的长期依赖。减少和避免负激励效应, 提高受助者的劳动参与率, 是许多国家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1996年新西兰对原有的“家庭用途补助计划”的扣减率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新西兰政府采用了双管齐下的方法, 一方面, 增加低收入者的工作报酬;另一方面降低对低收入者的扣减率。改革之后, 对于收入在5000~10000美元这一低收入群体而言, 其EMTR的总体水平较改革之前降低了50%。
二、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再设计
我国已形成了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以灾害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援助、法律援助等专项救助为配套措施的综合救助体系, 目前社会救助制度面临着提高救助功效、完善现行制度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任务。
(一) 重新定位目标群体
社会救助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谁将获得这种福利?即社会政策中所谓的“目标定位”——受益者资格的认定。社会救助是帮助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 这是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共识, 大多数国家是通过家计调查来甄别“穷人”。
我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救助的目标群体定位于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 并且通过家庭收入和财产调查的方式来确定。但各地在实施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以及住房救助等专项救助制度时, 往往也只是简单地将民政部门认定的城乡低保对象作为专项救助项目的受益者, 这种简单对接的方法, 直接导致了低保救助的“悬崖效应”, 即一旦享有低保, 其获得的效益将大大高于低保边缘户的家庭收入, 这样不仅有可能造成救助资源的浪费, 而且有可能制造新的社会不公平。
为了确保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最需要帮助的人, 有必要对我国目前社会救助的受益目标群体重新定位。第一, 细化目标对象, 具体划分为残疾人救助、未成年人救助、老年人救助、失业救助、家庭临时困难救助等, 这样针对性较强, 较接近做到“应保尽保”。第二, 根据救助对象的实际需要确定有效的救助形式。比如为未成年人提供食品券, 为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 为失业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将救助与就业服务更好地结合起来, 提高救助效率。
(二) 重新定位救助管理职能部门
我国目前在实施社会救助政策过程中, 存在着多部门管理的现象。部门各行其是, 缺乏协调, 直接影响了社会救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目前相关部门的职能分工大体如下:民政部门负责城乡低保、灾民救助、临时救助、应急救助和社会互助等;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就业援助;卫生部门落实医疗救助政策;城建委负责住房救助;教育局落实教育救助;工会开展困难职工帮困。这种政出多头的执行机制, 既增加了救助环节和运行成本, 同时又容易造成重复救助或救助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
鉴于目前这种多部门管理的现状, 有必要重新定位社会救助管理职能部门。应当由民政部门全面负责各项社会救助事务的运行, 相关部门配合民政部门开展工作。这样既降低了社会救助的运行成本, 也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
(三) 提高救助标准, 降低有效边际税率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运行实践中是一种消极的救助, 只有当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政府确定的贫困线时才可以享受救助待遇, 并且实行差额救助, 即实际救助金额等于当地政府确定的救助标准减去申请救助者的实际收入, 这种100%的有效边际税率的做法直接导致两个后果, 其一是受助者无意通过自己的劳动或其他方式增加自己的收入, 因为增加多少意味着失去多少;其二是找到工作的受益者往往会隐瞒他们的收入, 继续享受低保待遇。这些结果都会直接损害社会救助的目标, 一方面使部分低保对象长期沉淀下来, 形成永久的贫困;另一方面实际收入水平已超过低保标准 (但隐瞒收入) 的仍然占有社会救助资源, 真正需要救助的贫困者却因为资源的有限性而被漏到网外, 这又形成新的社会不公。
我国社会救助待遇水平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为例, 2012年在全国36个主要城市中, 民政部网站公布的低保标准占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际收入的比重, 最低为15%, 最高为28%, 均值约为20%;实际人均补差占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最高为16%左右, 最低的只有5%, 大部分不足10%。我国现阶段的救助水平只能维持贫困者的基本生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逐步提高保障标准, 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三、结论
社会救助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第一块基石, 它是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的最后安全网。可以肯定地说,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中最为成功的领域之一。目前, 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正处于加快建设与发展之中, 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向综合型社会救助体系发展, 从生存型救助向促进发展型救助、从维持温饱型救助到追求一定生活质量型救助发展, 这是社会救助制度适应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在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进程中, 面临许多问题, 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改进与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 从消极的社会救助向积极的社会救助转变, 加大就业援助, 增强个人责任意识、激励受助者走向工作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值得我国借鉴。
参考文献
[1]尼尔·吉尔伯特 (Neil Gilbert) 等编.王金龙等译.激活失业者——工作导向型政策跨国比较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2]尼尔·吉尔伯 (Neil Gilbert) 等编.郑秉文等译.社会福利的目标定位——全球发展趋势与展望[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3]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制度化社会 篇2
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与其生产制度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在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分配。而工资，是社会分配制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方面，它是将社会分配以货币的形势表现，是经济的重要载体。
社会主义的工资与资本主义的工资同是以货币为表现，但透过现象，我们发现二者是存在着本质区别的，它们体现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如果在公有制经济中工作，领得的工资报酬，是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是劳动报酬；如果你在私有制经济中工作，领得的工资报酬是劳动力的价值，是你出卖劳动力价值的收入。
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方式是按劳分配。它是指劳动者根据其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获取报酬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坚持全民平等、公平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全民政党政治。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资本利益而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
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实质是按资(本)分配。它也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财团政党政治。资本主义工资在现象上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实际上，工人在市场上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可见，它的工资实质上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所以资本主义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而不断满足资本利益。劳动是工人谋取生活资料的手段，资本家总希望以尽量少的货币换取尽多的劳动已取得利润。实际上，利润就是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的使用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通俗的说就是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与所得到工资间的差额。
可见，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配时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而社会主义社会总是平等、公平对待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公平对待劳资双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国家。近年来的分配制度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商业全球化的影响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国现在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结合按生产要素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指个人依据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获取相应的要素报酬。其类似于资本主义的安公认的熟练程度进行工资的调配。这就强调了坚持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
我认为，之所以运用这种分配制度，其首要原因是，我国存在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其次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程度还不够高，单一的按劳分配不能够充分的激发劳动积极性，效率不够高；再次，我国已进入不可跨越的市场经济时期，它也就得发展不可躲避的私有制分配制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为主私相辅的所有制以及对外开放政策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相统一的。
分析到这些，就不难理解我国现行的工资制度——既运用公有制，尽量的公平的分配工资收入，又兼顾效率，刺激劳动者的积极性。但不论是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还是发展带有私有制色彩的分配制度，都有一个明确的落脚点，那就是为社会
主义制度建设服务。
即使如此，我国运用多种分配制度还是在工资这个层面上出现了种种的中国社会特有的矛盾。拖欠农民工工资、贫富差距的增大、地域化工资标准的差异、严重的腐败，甚至出现令人尴尬的高薪养廉，这些都是两种分配制度都没有发展成熟所引起的。要解决这些，需要靠的是制度的完善，和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
制度与经济社会 篇3
【关键词】 制度有序经济社会
1. 信任与制度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任？这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问题。而这本书一开始就强调了信任的重要性，人类的相互交往基于信任。我很赞同这一观点。信任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就如合作。书中说“囚徒困境”告诉了我们合作的优势，只有合作才能够获取最好的选择。但是合作必须给予一定的基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来源于合作双方间的信任。那么信任与制度有什么关系呢？我总结了一个推导过程：信任+秩序+规则=制度。信任需要一个有序的外在环境，而这种秩序的维持就需要规则，通过这种规则禁止不可预见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从而使社会成员能够产生信任。而这样的规则就是“制度”。人的认知产生于他对事物信息的获取，在一个有“制度”维持的秩序当中，我们可以公平、公正、公开地获取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因此我们会对自己所处的秩序产生信任，从而决定行为。由于在制度之下的社会拥有系统性、非随机性的特点，一切的行为就会变得可预期，我们对其他人的行为就会感觉到信任。
其实，在人们认知中常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制度限制了人类的行为。我并不这么认为，制度是一种导向，明确我们的行为。倘若我们需要在社会当中获得自由，只有依靠制度维护人的自由权利，才能提供一个“人人自由”外在环境。当然，这样的制度也会警示我们，哪些是我们的自由，在我们获取自由的同时不可以侵犯他人的自由，以实现制度中“各人平等”的优势。而最为明显的误解就存在于“法治”。人们在提及法治与德治的时候，总会把“制约性太强”归为法治的缺陷。然而理性的公民应该清楚，没有法治的维护，社会不可能井然有序。
2. 制度经济学的特点
制度经济学首先从分析人类的行为入手，基于人类追求的价值角度告诉我们制度的重要性。然后再分析这些制度对系统和社会秩序影响，尤其是经济社会。看了本书对“制度经济学”的界定，我尝试地归纳了这一概念的优势，总结了在制度运行下经济社会特点的三个关键词：有序、双向、黏合。
“有序”上述在说明“信任与制度”的时候已经有所提及，而下面我想说说这个“有序”带来的好处。这本书强调的是新的制度经济学，而“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本书第七章提到：“交易费用是由信息搜索和成本构成，其中包括谈判、缔约、监督履约情况、处理违约行为等活动所费的成本。” 我们说过信息的获取会决定人的行为，交易也是如此。我们在进行一次交易的时候，双方拥有的信息会决定这一次交易费用的多少，因为这些信息会影响交易中的各项行为。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也有代价。而在制度经营下的经济社会，降低了这种市场的不确定性，在“有序”的情况下会更好地促进交易，减少交易费用的支出。
“双向”是另外的一个重要特点，经济学与制度的关系不是单向的，它既关心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也关心制度在经验影响下的发展。 很多的理论在研究的时候只会侧重一个方向的发展，或者说只侧重这一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而事实上，事物是相互作用的，不是单一的。要全面理解或者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探讨出双方的相互作用。我们在分析制度对经济影响的同时，必须注意到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也会影响制度的设置，因而存在着制度的变迁。
“黏合”亦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制度构成了造就和界定一个社会的“社会黏结剂”。 一个共同体基于相似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拥有凝聚的能力，并使我们在制度的框架下行动。我们时常会问自己：“我们需要什么？这些东西会带来什么？”制度经济学给予的答案是：我们需要自由、公正和平等，而它们会带来安全、和平和繁荣，但这需要制度的维持。由于我们拥有相似的需求与期望，倘若制度会带来我们所需要的，成员就会黏结在一起。同时，由于价值观的交叉，个人可以跨越多个共同体，制度亦会跨越多个共同体，这样就会带来共同体的开放与流动。
3. 制度经济学的启示
在现今社会，贸易摩擦和纷争是主要的国家间矛盾之一，在全球化影响如此深远的今天，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就WTO的设置及其规定的原则与制度而言，我觉得是制度经济学践行的典范。抛开这些制度的具体执行而言，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及参考依据。WTO的六大原则是：互惠、透明度、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经济发展、非歧视原则，这很好地体现了制度经济学所要求的规范。在WTO的模式下运作，商品、资本、劳务等因素能够在一个既定的公平框架下自由流动，各行为体的投资、输入输出行为都是可预期的，不存在倾销，不存在贸易保护，有具体的制度禁止此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果我们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下，经营国际经济秩序，必定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国家间的信任，造就我们期望的安全、和平和繁荣。但倘若存在干预主义的行为体，这样的制度权威性就会不足，而且执行力度也会不够强硬，即不能体现这种制度的优势。而现今的WTO框架中，就是存在着这样的行为倾向，此外其框架涉及范围不够广，所以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
因此，制度经济学的启示告诉我们不是要有制度，而是要有完善的制度维持市场机制的运作，而且要有足够的执行力度确保制度的运行。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依靠制度的保障，而经济社会亦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备现有的制度。因此制度经济学的启示其实很重要，书中经常提及“硬件”与“软件”，人们时常忽视“软件”的建设，但我认为这两者同样的重要。
总结
在本书当中，制度可以说是一种基础，在经济社会当中更是良好运行的最理想保证。降低交易费用、明确产权、公共政策制定等各种行为，无不体现制度的价值。在这种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共同契约下，必定会对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带来裨益。、在经济社会当中，机会主义的行为罔顾制度，僭越制度的框架。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行为者需要制度的维持，那么自身就必须遵守这一制度。在经济社会当中，存在很多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把每一次交易都当作一场博弈，那么必定会消耗更多的交易成本。如果双方都可以在透明、公正的制度下进行交易，所得到的必定比相互猜忌的要多。就是说制度的遵守不只是一方的努力，而是各方的参与，才能实现制度真正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制度与公共政策》[M].商务印书馆，2003.
作者简介：陈嘉瑜（1990-），女，学历：本科，身份：学生，工作单位：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制度化社会 篇4
2010年10月28日, 是中国社会保障建设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这是一部涉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险种, 关乎每个公民福祉保障的法律, 是名副其实的民生基本大法。该法将于2011年7月1日实施。
在当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表示, 此次通过的社会保险法实现了制度上的突破, 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我国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保体系。
此前, 尽管各种社会保险制度已在中国实施多年, 却没有一部专门的综合性法律。2007年底, 社会保险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 到现在, 共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4次。
社会保险法还强化了我国社保制度的强制力, 按照规定, 如用人单位没有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保费的征收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扣押、查封、拍卖其价值应当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财产, 以拍卖所得抵缴社会保险费。而在以前, 由于社保意识淡漠, 部分企业有意规避或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费。
信春鹰透露, 新法修改了原制度中参保15年达到退休年龄才可以享受社保待遇的规定, 为退休时不到15年的人群给予了一个衔接的路径, 在农村或在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里面, 能够享受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一改以往多头管理、职责不清的弊端, 社会保险基金也在新法中予以了明确:社会保险基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按照社会保险险种分别建账, 分账核算, 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给“民生”上了保险
多年的高速增长迅速增强了我国的整体实力, 一小部分人也成功进入世界级富豪行列。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高速列车等等光环不能掩盖中国仍需解决的民生难题, 《社会保险法》这部民生大法的出台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 中国经济发展将快速进入更加注重民生的时代。
民生大法的出台唤回了以民为本的重要理念。1889年, 公共养老保险制度首次在德国建立, 标志着社会保险制度逐渐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个国家强大、稳定不可或缺的安全保障网。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有义务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给国民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社会保险法》的出台, 预示着中国现代公民社会建设迈出了一大步, 也彰显了经济发展基本价值观念的回归。和平发展时期,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民有、民享、民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 我们真正意识到并正视这个问题, 还不算太晚。
民生大法的出台结束了社保领域“各自为政”的乱象。在此之前, 尽管我国在社会保险领域已经颁布了大量的行政法规、规章和相关文件, 但一直没有一部统一的基础性法律。基本法律的缺位, 各种规定层级无序、规范分散, 导致我国社会保险制度难以定型, 缺乏权威性、稳定性, 全国各地的制度也不统一。《社会保险法》的出台结束了这一乱象, 体现了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的责任和担当, 让社会保险制度有了起码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框架。
效果还须看执行
《社会保险法》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基本法律, 也是事关全体劳动者与城乡居民社会保险权益的基本法律。这部法律的出台, 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开始由改革试验阶段步入定型、稳定发展阶段, 各项社会保险工作的开展从此有了高层次法律依据, 劳动者与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权益从此有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从而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不过, 《社会保险法》的通过并不意味着我国完成了社会保险制度的立法任务, 更不能等同于社会保险制度便由此完全走上了法治化轨道。在欢呼这部法律出台的同时, 还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强化普法宣传, 让每个劳动者和相关利益主体尽知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并懂得怎样履行义务和维护并享受权利。建议相关部门采用通俗易懂和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 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一事关城乡居民尤其是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法律宣传到每个单位、每个社区乡村、每个劳动者。这是《社会保险法》顺利实施的基础性步骤。
其次, 要尽快制定相应的配套法规, 为《社会保险法》的全面实施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法律依据。这部法律中有多处授权国务院或省级政府规定、决定的条款, 少数条文也显得过于原则, 实施中迫切需要更具体细化的规范来指导。因此, 国务院应及时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 如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医疗保险条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条例等, 以便使制度运行真正有“法”可依。这是社会保险法能顺利实施的保证。
最后是严格执法。因为法律的效果, 最终取决于是否得到严格执行。要想其效用得到充分发挥, 就必须严格执法, 切实维护它的严肃性与权威性。这就需要行政主管部门承担起日常监管之责, 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承担起专门监督之责, 立法机关承担起监督法律实施的责任, 司法机关承担起惩处社会保险制度运行中的违法犯罪现象的责任, 工会及社会各界也要承担起相应的监督之责。
社会保障制度 篇5
1、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三大挑战。从长期看，要解决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从中期看，要减轻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社会震动；在近期，要考虑如何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波动适时调整各有关项目的收支水平，以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
2、保障范围覆盖不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发生变化，社会保险资金开始转向社会统筹，在体制上围绕着“一个中心，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具体运行，但当前的三条保障线还不能全部覆盖城镇贫困范围。我国现有城镇贫困人口3100万以上，1999年享受社会保障的总人数不足300万，2000年不足400万。在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之外，传统的民政救济对象是“无劳动能力”的人，是为数较少的边缘群体。而在体制转轨中，“有劳动能力”却失去工作机会的人，也已经陷入贫困的境地，他们的基本生活也应得到保障。事实上，这部分人中的绝大多数既拿不到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又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他们约占城市“下岗”、“失业”、“待岗”总人数的70%以上。
3、农村社会保障亟待发展。有的人提出，同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呈明显的二元化特征：在城市，建立了面向企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农村，则实行家庭保障与集体救助相结合而以前者为主的保障制度，作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险，未在农村建立。有的人提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已经与国际劳动组织的有关条约存在巨大差距。有的人提出，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失误。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我国只有10%左右，而这10%的投入也是绝大部分给了城镇职工。
4、下岗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下。我国城镇失业保险覆盖率极其低下，仅覆盖正式职工，并不包括农村就业人员和城镇非职工人员。目前，国家用于失业保险金的经费占GDP的比重还很低。国家用于下岗失业保险的经费包括两部分：一是发放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属于临时性财政支出，其中包括企业支付的一部分费用；二是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二者合计占GDP的比重，1996年为0.16 %，1
1999年提高到0.51%；二者合计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重1996年为1.21%，1999年为4.20%。
5、立法滞后。在我国，除1953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可视为社会保障立法外，还没有第二部社会保障法律。虽制定了规定和条例，但不能代替法律的作用。首先，规定和条例不具备法律的权威性，执行起来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其次，有的规定或条例规定得较早，已不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最后，有的规定和办法具有明确的临时性，即权宜之计。这些都不利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康发展。
1、历史沿革 ：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1950年颁布《救济失业工人的办法》，对解决旧中国遗留的失业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195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包括养老、伤残、遗属、疾病津贴、医疗、工伤和职业病、生育待遇等保障项目。此后，国家颁布了救灾救济、优抚安置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并根据社会发展对有关政策进行了充实和调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局限于城镇地区，重点是国有企业。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984年，开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86年，建立了城镇失业保险制度，1994、1996和1998年分别开始实施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9年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2年开始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2、制度结构：中国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缴费型的社会保险和非缴费型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等内容。
社会保险：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5个项目。国家依法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失业、疾病、工伤、生育时获得帮助和经济补偿，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
社会救济：中国政府对因各种原因而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公民给予无偿救助。救助的对象主要是：没有劳动能力且没有生活来源者；或虽有收入来源，但生活水平低于法定最低标准者；或虽有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但由于意外灾害使生活暂时无法维持者。
社会福利：中国政府和社会向特别需要关怀的社会成员提供必要援助，目前主要包括老人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等。
优抚安置：中国政府和社会对军人等特殊工作者及其家属予以优待、抚恤和妥善安置。
社会互助：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社会成员自愿组织和参与扶弱济困活动。目前主要有工会、妇联、青联等社会团体组织的互助互济，民间公益事业团体组织的慈善救助，居民组织的各种形式的互助等。
3、管理体制：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共同负责的计划。中央政府的职责是，制订全国统一的法规、政策和标准，对困难地区提供资金帮助；地方政府的职责是，根据中央的统一政策制定本地法规、政策和标准，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支付社会保障待遇。
中央政府管理社会保障事务的主要机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卫生部和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管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项目；民政部负责管理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项目；卫生部负责管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财政部负责制定社会保障的财政政策和财务、会计制度，实施对社会保障资金收支的财政监督，为社会保障计划提供补助资金等。各省、市、县政府设有同样的行政管理机构，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障职能。中央、省、市、县分别设立隶属于政府劳动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的、非营利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主要职责是，办理参保登记，收缴社会保险费，记录缴费，管理个人账户，确认并支付待遇，管理社会保险资金，提供查询等。
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情况
（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人员：（１）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即“三无”人员）；（２）无劳动能力或缺乏劳动能力致贫的对象；（３）家庭成员中因病、因残致贫的对象；（４）有生产生活能力但生活水平低于保障标准的扶贫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县、乡、村三级按比例共同负担（个别县（区）村级不负担），市财政每年安排部分资金对贫困村进行调剂补助。
（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合作医疗。我市农村合作医疗始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它通过乡、村集体经济和每个成员共同出资来筹集医疗资金，不仅为农民提供一般的门诊服务，而且还承担着疾病预防和饮食、饮水卫生、爱国卫生工作等，对保障农村居民的健康发挥着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种种原因，合作医疗资金筹资困难，加之药品价格等因素，这项制度近乎名存实亡。
２．农民工住院医疗保险。我市于２００１年６月颁布了《泉州市外来工农民工住院医疗保险暂行规定》，从当年７月份施行住院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由农
民工所在单位按上全市社会平均工资总额的２．５％缴纳医保费用，个人不负担，对参保的农民工推行医疗保险。目前，全市约有１７００名农民工参加住院医疗保险，人均月缴纳２５元。
（三）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目前我市的农民养老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的状况基本相同，仍以家庭赡养和土地保障为主，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实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为其提供了制度基础。
１．五保供养。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已产生，它规定集体经济必须保障农村中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赡（扶）养义务人的吃、穿、住、医、葬（未成年人保教）。目前，我市落实五保待遇的有４１７６人，其中有２６６人在农村敬老院集中供养，平均供养标准每人每月１７３元，年供养经费５５万元；分散供养的有３９１０人，平均供养标准每人每月１０７元，年供养经费５００多万元。我市五保户的保障水平要高于低保标准，其生活水准不低于当地农村的平均水平。
制度化社会 篇6
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会公平；城乡不均
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经济的运行，市场在调节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是根据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决定的。一方面持有稀缺资源的所有者获得高收入，持有丰富资源的所有者获得低收入，另一方面本身要素所有权的分配也存在不公平，所以即使市场的调节再有效也会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拉大的后果。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公会给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危害，不利于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并且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随时威胁着社会的安定，引发社会动荡。要解决初次分配的不公平只能通过再次分配的手段，社会保障就是一种再次分配。
一、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失衡发展现状
现如今，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五大民生工程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也在一步步实现。但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从建立之始就长期的对城镇进行倾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始终大大落后于城镇，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方式、组织形式、文化观念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都使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边缘化。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这种城乡差异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城镇已初步建立了完整且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保基金也实现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负担的模式，养老保险实现了社会统筹，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女职工生育保险，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和逐步完善；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将国家救济以及集体福利事业作为重点，家庭养老仍是农村居民的主要的养老方式，只在少数的试点地区对养老和医疗保险进行了改革。相比之下，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城镇居民享受较高水平的医疗、失业、养老保险，保障项目较全；而农村实际上并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居民享有的保障水平低且保障项目少。
二、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障碍
1、城乡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制度完善程度差异过大
社会保障公正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覆盖范围的大小。据统计，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的平均覆盖率可以达到60%以上，中等收入国家达到7O%以上，发达国家达80%以上，而我国的覆盖率仅为3%。从社会保障的对象来看，主要的覆盖范围在城镇，目前仍然有4亿的农民未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当中，享有养老金的农民、五保户和定期救济抚恤的人数只占农村劳动者的少部分。
城镇的社会保障起步早，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在内的五大社会保险全面出台，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社会福利制度，低保、灾害救助等社会救助制度也正在推广。而乡村社会保障制度项目仅包括养老、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和五保供养、低保、特困户救助等社会救助制度，社会福利项目基本没有。
2、我国城乡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法制化进程存在很大的差异
城市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已日渐成熟，相比之下，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较为落后，存在多龙治水、机构重叠的状况。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后负责管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民政部门负责管理农村社会救助以及社会福利，这种管理模式会直接造成社会保障基金运行的效率低下。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城市的社会保障基金统一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理，而农村的社会保障基金则由各级地方政府的下属单位来负责，容易造成基金监管的不力，很多地方出现了农村社会保障基金被贪污、挪用的现象。
从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制化进程来看，我国还没有一部有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在国务院制定的法规当中也很少有涉及到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目前，只有一些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颁发的通知、决定、意见等规范性的文件，地方各级人大指定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少见。各级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颁发的通知、决定、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其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并且法律地位低于地方性法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到的社会关系广泛而复杂，规范性文件的随意性很大，它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
3、对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投入不足
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是阻碍社会保障制度有效运行的主要问题。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增加的投入力度远远不及农民日益增长的保障需求及物价的上涨速度。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主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的补助为辅，资金来源过于单一。在基金的筹集的过程中过分地强调个人的责任，而政府的责任缺位。这种资金自筹的模式使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无异，缺乏互济性和社会性，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打击了农民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而且也增加了社会保障工作的难度。另外据统计，占人口80%的农民享有的社会保障支出仅占全国社会保障总支出的11%，社会保障不仅没有发挥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而且还拉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三、统筹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对策
1、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解决城乡居民的养老问题就可以打消居民的后顾之忧，这将有利于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城乡社会保障的二元结构阻碍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又是社会保障最主要的部分，所以要将养老保险作为打破城乡二元保障结构的着力点。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必须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就必须要将农民工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好失地农民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
2、统一管理农村社会保障，完善相关政策法律
从长远的利益出发，为了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应该将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交给统一的管理部门进行管理，建立统一的业务管理机构、基金运营机构、监督检查机构。城镇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已经比较完善，而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却严重滞后，大多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存在，这些文件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低于法律，制定和更改都较随意，不符合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理念。因此，必须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进程，在法律上明确城乡居民社会保障的权利及义务。
3、增加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拓宽农村社保资金来源
长期以来，国家在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偏向城镇，必须改变这种投入策略。从绝对量上来看，要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资金投入的总量，提高社会保障的总体水平；从相对量上来看，这部分增加要更多的向农村进行倾斜，提高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占比。同时，政府必须拓宽社保基金的筹资渠道，鼓励社会成员承担社会责任，组织社会捐赠和慈善活动，以筹集更多的资金。另外，商业保险在保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镇居民对商业保险的参保意识较高，但农村居民购买商业保险的意识薄弱，因此政府应当协作商业保险机构，加大商业保险的宣传力度。（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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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社会 篇7
一、社会保险费改税的重要意义
社会保险税是按薪金和工资所得对企业课征的一种税, 它是随着社会保险制度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得课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征税额的多少不仅与居民的收入水平密切关联, 收支情况还直接关系到政府财政预算的收支平衡。因此, 社会保险费改税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
对于社会保险“费改税”, 我国经济学界、法学界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运用征税方法取代现行的社会保险费, 用社会保险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分析, 甚至还有很多具体方案, 政府决策部门也做过很多调研论证, 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见解和实证分析。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方式无论是费也好, 税也好, 都具有收入再分配和筹集社保资金的双重作用, 必须有统一的制度和执法的刚性。它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实际上已具有“税”的性质。社会保险费是政府为行使社会管理职能, 通过国家立法强制征收的费用, 具有规范和稳定的收费来源渠道, 从学理上看, 符合费改税的条件。运用税收手段, 预提一部分资金, 以备用于劳动者退休后或失业期间的生活来源, 保障生活需求, 因此其更具有“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特点, 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对社会总产品分配进行必要扣除的原理。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 社会保险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 社会保险的责任主体是政府, 将社会保险统筹部分实行“费改税”, 符合我国税收的财政原则、经济原则和社会原则, 将有力地成为政府在宏观领域调控国民收入分配, 转移支付、实现社会公平, 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实践过程中, 民众也经历了由不认识到逐步认识的过程。初期曾被许多人视为新的负担, 持抵触态度。现在则不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社会成员的风险意识在普遍增强, 社会保障问题与每一个社会成员息息相关, 缴与不缴直接关系到个人切身利益, 必然引起绝大多数人对社会保险的关注, 以求用必要的付出换取将来的利益。由于社会保险资金是老百姓的养命钱, 国家、政府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必然高度关注。要缴得顺心, 管得放心、用得舒心, 就需要更高层次地予以规范征收、管理和监督, 以税代替目前以费的形式筹集社会保险资金, 已是人心所向。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主要环节。党的十五大又强调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党的十七大要求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提高统筹层次, 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社会保险费改税是深化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国务院已将税费改革列为本届政府的施政目标之一, 意在将政府为支持某些重要事业发展而设立的具有税收性质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费改为税收。同时, 实行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费改税, 让社会保险税成为公共财政体系下的主体税种, 可以促进加速实现社会保险全国统筹, 让政府承担起应负的责任, 使社会保险资金来源有法律保障, 使全国人民能够享受到比较公平的社会保险待遇, 使社会保险成为公共财政下老百姓享受到的国家最大的福祉。
必须看到费改税并不增加企业和个人的现有负担, 而是由收费向收税的制度转变。关注民生, 强调以人为本, 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实践, 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框架已经形成, 基本建立了涵盖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5个具体的项目, 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制度。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提高了政府、企业单位和职工个人承受能力, 为社会保险费改税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二、社会保险费改税的作用
(一) 实行费改税, 更能充分体现社会保险制度的本质, 化解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中面临的一系列障碍
社会保险不同于其他收费。社会保险税具有的偿还性并不是对称的。通常市场经济国家, 中央政府不收费, 而以税收为其主要收入来源, 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而社会保险是社会稳定、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 是政府出于公共财政职能需要承担的必要责任。因此, 以中央政府负责管理和实施作为显著特征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需要开征社会保险税。一经上升到“税”的层面, 就受法律的约束和保护, 与征收有关的征收主体、征收政策等方面问题就将全面得到统一和规范。
(二) 实行费改税, 有利于规范收入来源渠道, 化解财政风险
开征社会保险税, 可以提高社会保险的覆盖面, 促进规范、稳定的社保资金收入来源渠道和灵活的资金调剂机制形成, 从而有利于解除国民的后顾之忧, 缩小贫富差距, 促进社会的安定。当前普遍存在的滥用和挪用社会保险资金的, 若不进行改革必将失信于广大国民, 造成不平等、不公正。而以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险基金, 便于建立收支两条线式规范的预算管理, 增加专款专用的透明度, 从而赢得纳税人的广泛支持, 也有利于广大国民的监督。
(三) 实行费改税, 可以使社会保障制度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 加大筹集资金力度
社会保险税比社会保险费具有更强的强制性和统一性, “税”的立法层次明显高于“费”, 在执行过程中刚性强。实行社会保险税可以大大提高社保资金的征收力度和统筹层次, 有利于不同地区间企业的公平竞争, 也有利于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 从而为社会保险体系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四) 实行费改税既可降低社保基金的征收成本, 又能大大提高社保资金的筹资效率
由于将税务机关征收社保基金的征收主体地位明确下来, 有利于提高社保基金的征缴率。计税依据 (缴费基数) 更加准确。税务机关具有税收征管的基础设施、管理规范、征收经验等诸方面的优势, 还有着较为完善和征管手段、方式、方法, 便于规模化、集约化管理, 而这些软硬件资料与征收社会保险税的共享, 更有利于社保资金的筹集和量的增长。例如, 社会保险税税基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基互补, 纳税人为了少缴社会保险税有可能少报职工人数, 为了少缴企业所得税又必须多报职工人数以扩大扣除额, 如果利用社会保险税与企业所得税的钳制性, 把二者综合起来进行稽核监控, 必然会取得良好效果, 从而为社会的稳定提供重要的资金保障。
三、国外征收社会保险税的经验与借鉴
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方式筹措社会保险资金。社会保障税主要是对薪金和工资所得课征, 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所得课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税征收的税金, 直接构成政府的财政收入, 成为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主要包括美国、英国、荷兰、瑞典、挪威、俄罗斯等。
实行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国家, 主张政府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国罗斯福总统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就提出, 采取最基本保障由政府负担, 鼓励私人机构为公民提供多种形式补充保障的方式。政府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给予适当照顾, 有效降低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风险和财政负担。美国社会保障税率的综合水平约在20%左右。
实行社会保障税制的国家, 通常保险项目及其税率设置较为简单、明了, 税款缴纳和保险金支付都由政府部门直接管理, 分工明确, 管理集中。美国的社会保险项目包括老年退休、残疾、医疗、失业等, 税率全国统一, 各项保险分别由社会保障署、劳工部、铁路退休委等部门管理, 国内收入局负责税款征收, 财政部管理资金并按计划拨付款项, 达到了管钱与管事分开、行政管理与执行机构分设, 各部门相互协作、相互制约的目的。
实行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国家, 社会保障税收入直接构成政府财政收入, 成为政府财政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保障收支平衡状况直接影响政府财政的综合平衡。因此, 严格组织和管理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及其运营是财政部门的一项重要而经常性的工作。在这种模式下, 财政直接参与社会保障管理, 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和管理具有极强的预算约束。
实行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国家, 体现出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和适应性。社会保障税模式不论收入高低, 不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只要参加社会保障的企业和个人都必须按统一的税率缴纳社会保障税, 否则将不能享受均等的社会保障待遇。政府利用集中的部分社会保障税款, 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保障基金的余缺调剂, 平衡地区差距。同时, 实施社会保障税优势在于不需要更多的苛刻条件, 只要税率适度, 社会保障法规比较完善, 利用已有的税收征管机构和国家预算执行系统就能做到顺利实施。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保险税已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险税收入占到税收总收入的1/3, 仅次于个人所得税, 已成为其国家的第二大税种。征收社会保险税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许多国家适应经济发展需要, 先后经历了由社会保险部门筹集社会保障资金, 待条件成熟时候改为征税的做法。这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借鉴。如以前英国的社会保障缴款由社会保障部门的代理机构负责征收, 但自1999年起, 为了更好地为国民提供服务和方便纳税, 英国政府调整部门职能将征收社会保险职能并入税务署。国家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缴款政策都由税务署制定。2000年8月, 俄罗斯将养老保险基金以外的3项社会保险费改为统一社会税, 其征收机关也由原来的社会保障部门改为税务部门。他们认为, 由税务机关征收可以有效降低征收成本, 有助于减少偷漏行为, 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征收资源, 有利于扩大实际覆盖面, 并使社会制度更加规范。这些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的成功运行模式, 无论是他们征税的依据, 还是征税的尺度和征收与管理的办法都为我国实行社会保险费改税提供了大量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四、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全面推进, 目前的状况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社会保险资金以费形式筹集的弊端日益凸显, 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改革的程度。
(一) 存在问题
1、参保范围不一, 参保率较低。
从各地情况看, 有大量的单位和人员尚未参加社会保险, 同一地区、同一类型企业的参保险种仍不相同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统一和参保率低的现状, 不仅损害了应保未保人员的合法权益, 制约了劳动力的正常合理流动, 而且也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 同时还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 只有对所有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 才能充分体现宪法赋予劳动者在社会保险方面的平等权利, 从而适应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
2、缴费基数不一, 征收政策难以界定。
各地在实际操作中对企业养老保险费缴费基数有的按“工资总额”, 有的按“参保职工缴费工资之和”。就是按“工资总额”征收的地方, 有的是按企业“上年的工资总额”, 有的是按企业“上月的工资总额”, 有的按“实发工资总额”, 有的按“应发工资总额”, 不尽统一。工资总额的概念, 随着经济发展, 住房货币化、通讯货币化、公车货币化、福利货币化等一系列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入, 其形式和内容都在随时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统计上的“工资总额”概念边界逐渐变得越来越模糊, 致使在实际工作中难于把握和界定, 且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已不能适应目前征收工作的需要。
3、费率不统一, 负担不公平。
费率不统一是造成负担不均的主要原因。由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各地不一。从养老保险看, 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 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 (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 , 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但由于各地统筹层次不一, 地方政府在确定本地区的缴费比例上弹性过大, 造成全国各地费率相差悬殊。例如, 国家规定的综合费率为28% (统筹20%, 个人8%) , 厦门市政府规定综合费率为22% (其中统筹为14%) ;而广东省的中山市政府规定综合费率为18% (其中统筹为10%) , 辽宁则实行的是最高标准28%。就是在同一省区内, 有些地区的缴费比例也不统一,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有些地方从当前基金收支平衡角度出发, 时常调整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 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以上问题的出现, 归根结底还是以费的形式筹集社会保险资金缺乏法律支撑和体制保证。法律不健全、层级低, 使得社会保险费无法可依, 从而不能有效规范地调整各种法律主体关系;体制混乱、管理分散, 也使得有关部门不能科学行政, 从而无法建立高效协同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
(二) 原因分析
社会保险资金以费的形式筹集造成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低、跨地区转移难等问题, 既不规范, 也不公平。同时, 由于筹资能力弱, 我国人口老龄化和财政负担逐年加重的情况难以应对, 无法为解决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体系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
1、统筹层次低,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难以解决。
由于统筹层次低, 造成各地社保资金状况参差不齐, 苦乐不均。越是经济条件差的地区, 负担越重, 而且收不抵支;越是经济发达地区, 负担越轻, 而且还有大量节余, 形成恶性循环的态势, 并且有不断加剧的倾向。一方面, 各地之间不能做到总体平衡和以丰补欠, 国家每年还要拿出大量资金弥补缺口, 这种状况如不尽快得到解决, 势必将影响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另一方面, 统筹层次低是制约参保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 一些新兴经济热点区域不断涌现, 尤其是一些大企业大公司经常进行人员变动和轮换, 使我国劳务人员跨地区转移越来越频繁, 由于受各地社会保险政策的限制, 他们的参保关系很难转移接续, 一方面给征收缴费带来困难,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2、人口老龄化, 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难以支撑。
根据国际社会惯例, 65岁以上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10%则被称为老龄社会或老年人口国家。目前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以我国为例, 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 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0.88亿人, 已经达到人口比例的7%。2005年底,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近1.44亿, 占总人口的比例 (以下简称“比重”) 达11%;到2020年,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34亿人, 比重将提高到16.0%;预计21世纪40年代后期, 我国将形成老龄人口高峰平台。届时,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4.3亿人, 比重将达到30%, 即每3人-4人中就有1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 我国老年赡养比也在逐年提高, 2000年, 我国老年赡养比为15.4%, 预测2010年和2020年将分别提高到17.4%和24.7%。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未富先老”和老龄社会的过早到来, 必将增加社会保险资金支出, 从而加重劳动人口的负担, 影响到社会代际关系的和谐。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课题报告预测, 到2020年, 我国养老金支出总额将达到28145亿元, 相当于2000年的13倍多。
3、财政负担重,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难以维系。
几年来, 为保证社会保险基金按时足额发放, 尽管来自各级财政的当期补助日益增加, 尤其是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转移支付补助2000年338亿元, 2005年增加到545亿元, 2007年增加到894亿元, 2008年是1127亿元。但对于财政而言, 更大的压力在于规模庞大的个人账户空账和巨额的历史欠账。1997年以来, 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实个人账户, 无法割断统、账基金之间的联结, 锁定统筹基金的债务。一些地方为满足当期支付需要, 大量动用“中人”和“新人”积累的个人账户养老基金, 个人账户空账规模不断扩大, 全国各地合计空账已至少8000亿元。逐步做实个人账户, 弥补空账给各级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4、筹资能力弱, 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险制度资金难以保证。
我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将大多数的农民排除在社会保险体系之外, 没有体现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 没有体现社会公平正义, 既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更重要的是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及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阻碍,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文化素质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要消除城乡差别, 纠正城乡失衡, 不仅要解决制度不公和失当的问题, 也要进行制度创新, 解决制度无力和失效问题, 只有公正而有效的制度才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 就目前来看, 最有可能解决的就是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而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资金问题, 由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现实生活压力较大, 暂时不可能实行统一的缴费政策, 广覆盖、低水平无疑是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险制度的必然选择, 也就是说农村社会保险的资金需求最终还是要由城镇来承担。那么, 当务之急则是要完善筹资机制、健全管理体制, 切实增强社会保险资金筹集的强制性、规范性和统一性, 在确保及时足额筹集社会保险资金的基础上, 通过城市反哺农村, 实现城乡一体、人人享有社会保险的良好局面。
医疗救助制度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篇8
进入21世纪,我国迈进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开始在广大城乡地区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是由政府提供技术支持、资金帮助贫困人口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一种制度。医疗救助制度属于社会救助制度中的专项救助制度,同时也是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
作为医疗保障制度中的“兜底”制度,医疗救助制度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以下特点:(1)救助资金由政府通过财政转移的方式或由社会通过其他方式筹集,如慈善捐款、福利彩票公益金,但政府的财政转移方式占主导地位;(2)接受救助的贫困人口无需因接受救助承担任何责任、义务;(3)救助主要针对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不仅对维护贫困人口的健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标志着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的进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制度建设之一。
1 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是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途径
经历了文革的十年动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国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开始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实际上,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边改革边探索。改革初期,经济体制的改革占据主导地位,其他方面的改革,特别是社会事业方面的改革是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因此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也开始的比较晚。
我国在建国初期建立起了良好的城乡三级卫生网络,在广大农村地区和基层地区培养了大量的医务工作者。通过这些医务工作者的努力,我们消灭了性病、天花等对人民健康造成重大危害的流行病,新生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均寿命与解放前相比也有了大幅的提高。三级卫生网络的建立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世界卫生组织也肯定了中国当时的成绩,并希望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向中国学习。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在城市地区,原有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无法承受高额的医疗费用,这就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在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使原有的人民公社解体了,因此合作医疗也就名存实亡了。这些问题迫使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进行改革。由于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性,政府效仿经济改革对医疗卫生领域进行改革。虽然通过改革,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大大减少了,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但人民群众的医疗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葛延风主持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组研究报告对医改的评价是: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2]
由于医改是效仿经济改革进行的,所以在改革过程中,面对政府医疗投入大幅度下降的新情况,医疗机构不得不首先考虑机构的生存问题,因此以药养医、以器械养医成为医疗机构维持生存不得以而为之的举措,这在客观上对医疗费用的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医疗机构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分化,这对60年代建立起的三级卫生网络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使其不能充分发挥三级卫生网络应发挥的作用。在医疗领域医疗资源的分布也变得更加不合理。越来越多的医疗资源向城市、向发达地区集中,而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则缺医少药,医疗卫生资源极度匮乏。除此之外,经济改革不仅使原来就存在的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还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而另外一部分人却没能跟上改革的步伐,在改革中掉了队、落了伍,甚至陷入贫困,因此产生了新的贫富差距。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大幅度减少,社会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也相对减少,与此相反,个人支付的卫生费用则大幅度增高。1990年,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25.06%,社会支出占39.22%,个人支出占35.73;2000年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15.47%,社会支出占25.55%,个人支出占58.98%。2000年是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最低的一年,同时也是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最高的一年,2000年后政府的投入逐年增加,但到2005年,政府的投入仍只占17.95%,个人支出仍高于50%(见表1)。近年来,政府虽然在农村地区大力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城市大力建设城镇职工、居民医疗保险,但仍有部分城乡贫困人口没有医疗保险。由于医疗保险的缺位、经济上的贫困,贫困人口无力支付不断增长的昂贵的医疗费用,这就使得很多贫困人口“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他们的疾病也因此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这样不仅影响了患病群众本身的健康,也从总体上损害了社会经济效率。劳动者的健康水平下降,就会影响劳动者参加工作;如果病重,还需要家人的照顾,这样患者的家庭成员参加社会工作的时间也就会相应地减少,从而导致社会效率的下降。如果劳动者生病后得到及时医治,社会上劳动者总的健康水平就会得到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也会随之增长。因此劳动者的健康不仅关系到本人、家庭的福祉,也关系到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可以帮助贫困人口及时获得应接受的医疗服务,提高贫困人口的健康水平,减少患者本人、家庭成员的误工时间,这样既有力地维护了贫困人口的健康,还在客观上提高了社会效益。
2 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是实现我国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世纪之交,我国才刚刚迈入小康社会的大门,处于小康社会的初始阶段,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4]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小康水平,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规划:在21世纪的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所有中国人民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也就是在2002年,中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首次提出要在农村地区建立医疗救助制度。2006年,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目标。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要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新的理论、目标的提出表明我国不仅要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也要加强社会发展,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起来。
注:(1)本表系测算数;(2)按当年价格计算;(3)2001年起卫生总费用不含高等医学教育经费,2006年起包括城乡医疗救助经费。[3]
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突出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继2002年中央提出要在农村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后,2005年中央又提出要用两年时间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县(市、区)进行试点,再用两到三年在全国建立起管理制度化、操作规范化的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至此,医疗救助制度已经是一项全国性的制度了。2009年,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四部委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意味着医疗救助制度的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始终围绕着“以人为本”这个概念。贫困人口无论在经济上、话语权上,还是健康上都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很难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因此反贫困、使贫困人口享有他们应有的健康权是政府和社会共同的责任。医疗救助制度对贫困人口进行救助,使患病的贫困人口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维护了贫困人口的健康,也减轻了疾病带给贫困人口的经济负担,贫困人口能够从医疗救助制度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凸显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5]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解决了贫困人口没钱看病的问题,保障了贫困人口的健康权利和他们的根本利益,化解了社会矛盾,使社会公平正义得到了切实维护和实现。
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保障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这一目标的实现。1978年阿拉木图会议上,WHO提出把“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作为全世界卫生工作的方向。[6]因此我国政府制定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这个发展目标,也积极地履行这个承诺。“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这一卫生工作目标的选择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选择。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仍然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因此建设“低水平、广覆盖、高效率”的初级卫生保健才是政府和人民都负担得起的。医疗救助制度通过直接资助、帮救助对象购买医疗服务或资助救助对象参加医疗保险等方式帮助没有医疗保险、没钱看病就医的贫困人口获取医疗服务,使他们也能够享有初级卫生保健。
3 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我们当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毫无经验,但根据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人们应该能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按需分配;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应该按劳分配,生活应该达到小康水平。虽然我们不知道社会主义社会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们却知道什么情况不应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人得不到温饱,没有人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医疗等权利。在我国宪法里有明确规定,公民有享受医疗的权利,在公民无力自行筹集医疗费用,解决医疗问题时,国家有义务帮助公民解决。
自从我国明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后,党中央更进一步下决心要加强社会建设、关注民生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关系民生的重大制度建设问题,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兜底”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分为系统救助制度和专项救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属于专项救助制度,是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是社会健康保险体制的医疗保险,所以就会有部分贫困人口因经济因素无法参加医疗保险,因此需要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帮助贫困人口获得他们所需的基本医疗服务,使他们享受公民应有的健康权和医疗权。所以说,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4 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随着各种新的医疗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我国医疗费用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人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结果导致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有所下降。再加上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医疗保险制度不健全,就使得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特别是经济上的可及性进一步下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很多贫困人口甚至很难享受到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如果不好好解决这个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是帮助贫困人口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重要方法。如果绝大多数人的医疗费用问题靠医疗保险解决,很少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医疗费用问题靠医疗救助制度解决,这样广大人民群众就可以人人“病有所医”、无后顾之忧。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既可以维护贫困人口的健康,也可以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维持社会稳定。
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也可以让全体国民分享改革的成果。改革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我们改革时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这个说法的提出以及其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确使部分地区、部分群众先富了起来,但也使原来就存在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进一步加大了。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经济实力也极大地提高,从而有足够的能力建立医疗救助制度,让贫困人口也能分享改革的胜利果实。因为这些成果本来就是属于全体国民的,只有让所有人都分享改革胜利的果实,才有可能达到最终富裕,构建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综上所述,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医疗救助不仅可以帮助贫困人口获得基本医疗服务,解决贫困人口没钱看病的实际问题,还与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保持高度一致,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廖益光.社会救助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概要与重点).中国发展评论,2005(中文版第7卷增刊l期).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9.
[4]卫兴华.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5-10.
[5]社会公平正义百度百科.(2010-04-11)[2010-5-7]http://baike.baidu.com/view/3069841.htm?fr=ala0_1.
社会保障制度暖人心 篇9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报告描绘的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美好愿景令人欢欣鼓舞。
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多方面强调了民生改善, 如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些论述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热切期盼, 彰显了党中央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民的信念和决心, 顺民意、得民心。
党的十八大报告论及社会保障时, 强调了社会保障体系的3个特性, 即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和保证可持续性。其中, 适应流动性是第一次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献中。
自从实施计划生育国策以来, 我们习惯于关注人口的自然变动, 其中的核心数据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实际上, 另一个关键数字人口的机械变动, 即人口流动, 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影响可能更大。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对深度老龄化表示担忧, 但其数字是以户籍人口计算出来的。如果按常住人口计算, 老龄化程度就会大大降低, 这就是流动人口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据统计, 2011年, 全国农民工2.53亿人, 其中外出农民工1.59亿人;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
党的十八大为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根据。不仅是农民工, 城市之间流动的劳动力人口也成为政策的关注对象。纵观十八大报告, 处处传递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执政为民的情怀。
原始社会婚姻制度探析 篇10
一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过群婚杂婚、母系社会、集体对偶男女平等以及父系社会等阶段。总体来说,婚姻制度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人类的婚姻制度中,出现最早的是男女杂婚,一般在血缘内进行。后来,由血缘内婚向族外婚过渡,但群婚制的残余仍保留着,其特点是:一群兄弟共有其妻,一群姊妹共有其夫。再往后,母系社会高度发展,形成母方居住制,像走访婚就是典型的表现。接下来,就是对偶婚的出现,即一对男女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比较固定地住下来,也可以轻易地离异,男女平等,没有歧视妇女的现象。再发展下去,就出现了一夫一妻制。上边阐述的几种婚姻制度,只是粗略地划分一下。实际上,每种婚姻制度的发展,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斗争,有时多种婚姻制度是并存的。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有的被承袭下来,甚至有新的发展;有的被摒弃了,被新的婚姻制度所代替;各种婚姻制度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绝不是一刀切的。
为了对各种婚姻制度进行比较,我们先从原始杂交婚向血缘家族婚过渡说起。
原始社会由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走向中级阶段的过程中,人类也由猿人变化为古人。猿人时期无婚姻,他们的两性关系是不排除父母、子女在外的人群杂交。到了古人时期,有了婚姻,这就是血缘家族的班辈婚,即把父母、子女排除在外的兄弟姊妹之间的有限制的群婚。这两种婚姻状况,在古文献中也能看到一些。先秦诸子对人类原始社会生活的一些传说多有论述。《吕氏春秋·恃君》记载:“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扦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制造工具,“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他们对待鸟兽虫蛇,只能利用木棒等天然工具作为武器。列宁把这个时期的人称之为“拿棍棒的猿群”。
《太平御览》引《礼含文嘉》说:“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遂天之意,故为燧人。”这里的“有异于禽兽”,一方面是指食物变生为熟,另一方面是指禽兽还是父母辈和子女辈的杂交。《礼记·曲礼上》载:“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燧人氏除钻木取火的功绩外,他还“为礼以教人”,使人“有异于禽兽”,这是他受后人尊重的根本原因。当时,原始人群由于饥饿之威胁、猛禽恶兽之戕害,他们只能“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之不足”,否则便不能适应那种恶劣的环境,并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生存。
《管子·君臣》载:“古者未有夫妇匹配之合,兽处群居。”他们男女老少组成一个“群”。这里说他们“未有夫妇匹配之合”,是指他们在婚姻制度上实行杂交:在一个原始群内,每个女性属于所有男性,每个男性属于所有女性。“不仅兄弟姊妹可或为夫妇,即使亲子之间有性交关系,也是允许的。”
人类由猿人变化为古人,是一大进步。他们的婚姻关系,也由原始杂交衍变为按照班辈划分的班辈婚。这样一个按照班辈划分婚姻的时期,叫作血缘家族时期。这一时期有三个重要标志:一是人的身体发生了突变,二是制造工具的出现,三是有了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血缘家族公社。这个时期,在我国以元谋人为早期代表,北京人为晚期代表,他们已是完全成形的人了。
恩格斯曾这样描述血缘家族的婚姻关系:“在家庭范围以内的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而他们的子女,即第一个集团的曾孙和曾孙女们,又构成第四个圈子。这样,这一家庭形式中,仅仅排斥了祖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用现代的说法)。同胞兄弟姊妹、从(表)兄弟姊妹、再从(表)兄弟姊妹和血统更远一些的从(表)兄弟姊妹,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一概互为夫妻。”
此时的人类与过去不同的是,他们已开始在生活中征服自然,并掌握了两种征服自然的武器。一是制造了简单的生产工具。这是人类创造文明的开始。虽然还是旧石器,但能把天然石块打成碎片,用来切割东西,并制造狩猎的武器。二是学会使用火。有了火可以御寒,可以占领兽洞;有了火可吃熟食,利于人类大脑的进化,增强人们的体质。在元谋人、北京人、南召人等原始人群遗迹中已有旧石器及用火之痕迹。火的使用,使从古猿过渡为古人得到飞跃发展。虽然他们仍以采集、渔猎为主,但由于生产力的提高,长期生活经验的积累,其生活结构与婚姻制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从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伏羲、女娲造人应是由原始杂交演变为血缘家族婚姻的典型例证。《太平御览》卷七八引《皇王世纪》说:“太昊庖牺氏‘制嫁娶之礼’。”又引《帝王世纪》说:“女娲氏‘承庖牺制度。’”《风俗通》载:“女娲祷词神,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考古学家在东汉武梁祠石室的画像中发现,伏羲、女娲两尾相交,象征他们是夫妻关系。容庚《武梁祠画像考释》:“第一段画二人,右为伏羲……左为女娲,面身同伏羲,尾亦环绕与右相交。”考证与文献、传说完全相合。
尽管古文献中并无兄弟姊妹间婚配的传说,但从古代遗留下来的亲属称谓看,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仍反映着血缘家庭的某些痕迹。如有的氏族,其婚制已有很多变化,但至今对伯母、姑母、舅母、姨母,同称为母;对伯父、舅父、姨夫,同称为父;对胞兄、堂兄、姑表兄,舅表兄,同称为兄;对胞姊、堂姊、姑表姊、舅表姊、姊表姊,同称为姊;对儿子、外甥、表侄、表甥,同称为儿子;对女儿、表侄女、表甥女,同称为女儿。
很多人都认为,伏羲氏太昊略早于黄帝,那么,血缘家族的班辈婚,也应略早于黄帝时代。
二
前边我们已经讲过,每种婚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原始社会中期,氏族外婚制,母系氏族、父系母系氏族并存,也是对偶婚的形成时期。
有了人工取火和石器工具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血缘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因而血缘家庭分裂成较小的集团,较小集团散布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各自谋生。血缘家庭分裂出较小集团之后,其自身成为一个部落,所分出的小集团,便成为氏族。随着社会的变化,婚制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氏族内部禁止兄弟姊妹间及其子女间的婚配,一个氏族的男女成员必须与另一个氏族的男女成员进行婚配,这种新的婚配形式就是外婚制。
就氏族外婚制来说,有的氏族一直保留着浓厚的习俗。他们称氏族为“尔”,同一尔的男女禁止通婚,不同的尔才可以发生性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氏族的男子到另一个氏族走访,另一氏族的男子到这一氏族的女方家过婚姻生活,都是晚去早归。他们的婚姻关系以性生活的需要而转移,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常常出现离异现象。在这里性是共有的,即“我的配偶是你的配偶,你的配偶也是我的配偶”。氏族以女子为主体,血缘以母系算。子女随母亲,这也正是初期氏族社会的特征,是血缘婚到对偶婚的典型表现。
另外,有一个被称作索罗共的氏族,他们把一个氏族的男人和女人分成两部分,把男人集团叫作“苦鲁”,把女人集团叫作“木”。丈夫和妻子永远属于不同的血缘团体。按照我们前边的观点,这是在伏羲氏、女娲氏之后出现的一种婚姻形式。
我们知道,母系氏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按史学界的一般观点,自旧石器中期开始,人类已经进入母系氏族社会。距今六七千年前,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已经发展到了全盛时期。从考古资料看,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期、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早期都处于这一历史阶段。
在我国古老的传说中,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附宝感北斗而生黄帝,女节梦接星虹而生帝挚,庆都与赤龙合婚而生伊耆(尧),握登感枢星而生重华(舜),女嬉吞薏苡而生禹,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弃母履巨人迹而生弃,等等。这说明,这一时期是母系氏族社会发展的阶段。当时的主要表现特点是:母系血缘是维系氏族的主群,妇女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氏族的财产由集体继承;在居住方面是女方居住制,同时,女人又是氏族的主要管理者。就此问题分别做以下简述:
母系氏族是由有亲属关系的人组成的大家族,他们有共同的宗教仪式,有共同的墓地,一般还实行土地共同占有。氏族成员之间禁止通婚。这种“亲属关系”就是母系血缘联系,并且是由母系关系传递的,即祖母传给母亲,母亲传给女儿,女儿传给孙女儿,依此类推,永不间断。有的氏族,长久保留着母系制的一些痕迹,他们认为有女儿不算“断根”,但是只生儿子则是“断根”,必须由女儿做继承人。在仰韶文化中,发现了一些子女随母亲埋葬的佐证。在母系氏族中,子女属于母亲。父亲无子女。每一个氏族成员,无论男女,都属于母亲所在的氏族的人,父亲属氏族以外的人。因此,每个氏族对自己的子女极为重视,对女子更为重视。
妇女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在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农业、畜牧业以及制陶、纺织等手工业。主要农活(包括家畜饲养)由妇女承担,再加上古老的采集活动,使妇女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寻求者和加工者。妇女还要管理住所、保护火种、抚育子女,从事制陶、纺织和缝纫方面的工作。而男子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渔猎生产领域,他们参加农业和家畜饲养的活动不多。相比之下,就决定了妇女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在母系氏族社会,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集体劳动,共同享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氏族村落的建筑表现出共居制的特点,他们共同占有并集体耕种土地,他们还利用公共火塘进行食物加工,实行共食。氏族的财产由氏族集体继承。在母系氏族社会,财产归氏族所有,个人的存亡不影响财产关系。以云南永宁纳西族为例,在母系氏族里,祖母死后,氏族的财产如故,仍然是母系氏族的财产,实际由女子集体继承。他们生活在一起,也居住在一起。
氏族群婚,又称母系氏族外婚制。一群兄弟有共同的妻子,而一群姊妹有共同的丈夫;氏族不允许兄弟姊妹间有婚姻关系,禁止在氏族内通婚。按照母系氏族的习惯,女子是氏族的主体,不能离开本氏族,而男子则出嫁到另一氏族。但是,男子死后仍要葬于出生的氏族,同一氏族的男女不通婚,归葬的男子则不能与本氏族的姐妹同葬一坑,于是便出现了男女分区埋葬。由此,便形成了仰韶文化时期特有的葬俗,同时也是母系血缘关系在墓地上的反映,禁止氏族内部通婚实现族外群婚制。
从民族学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氏族外婚制也经历了发生、发展和解体的过程。氏族外婚制起初是集体的结合,没有固定的场所,而是在野外的一种偶然结合,谓野合而婚。现列举几种表现形式:其一,每年举行一次祭女神的仪式,祭祀结束后,人们沿路而归。当一群男子见到一群女子时,就吆喝着“呵嘿嘿”招呼对方。如果女方应声回答,就意味着同意建立婚姻关系。于是就在一起娱乐、进餐,晚上则成对地住在一起。其二,在农闲时,甲寨男青年与乙寨女青年,白天在一起唱歌,夜晚在乙寨附近燃火集体过夜。有时,双方青年男女混在一起,甲寨男人对乙寨女人,乙寨男人对甲寨女人,集体过夜。另外,还有一种习俗,从农历除夕至正月初二,无论是已婚还是未婚,成年人都可在山洞里、树林里互相唱民歌,自朝至暮,唱至情意相投,互相偎依,发生性关系。他们把这种风俗称为“放牛出栏”。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和定居的出现,人类开始修建固定的住宅,同时,也有了一定的婚配住所。他们有供外婚制使用的房屋,供本氏族妇女与她们的婚配对象使用。传说氏族按性别分开居住,白天妇女住在“黑依德”,男人住在“若依德”;夜里,黑依德又是男女合住的中心。入夜后,妇女在此过夜,招待外氏族的男子。本氏族的男子一般前往外氏族的“黑依德”过夜,老少则留在本氏族的“若依德”内。每个村落都有两座公房,位于广场的两侧,一座是“黑依德”,一座是男“若依德”,周围是其他住宅。
像这样的公房,在仰韶文化中也有所发现。在考古发掘中,位于陕西省临潼县城北的姜寨村落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各遗址中发掘最为完整的。村落遗址面积为5500平方米,呈圆形,村周围有一条宽、深都为2米的护村壕,村中央居住区是一个广场。村落以氏族为组,有5组建筑群共100多座房屋,每个氏族有一个大型公房,为中、小型房屋所环绕。房屋有地穴、半地穴、平地起建三种,多间房也逐渐流行。房屋多用三合泥铺地,木骨泥墙。全家以老母亲为中心,全家居于中房,育龄妇女在小房中接待男友,而成年男子平时则住在大公房中,是典型的母系氏族。
三
在公房制渐渐消失后,便出现了一些供一对配偶居住的单独房间,这是伴随着氏族外婚制由集体拜访到个别拜访而产生的。氏族的客房就是明显的例证。氏族少年到13岁时,要在正月初一举行成年仪式;少女称“穿裙子”,少男称“穿裤子”。从此,他们就是社会的正式成员了,参加生产劳动,进行社会交往,也开始过婚姻生活,彼此互称“肖波”,即同居的朋友,也有的称“阿注”。“肖波”或“阿注”婚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男女双方只在夜间结合,是一种单纯的性关系,生活和衣食是分开的,属于氏族外婚制的性质;另一种是男子不仅夜间在女方家居住,白天也在一起生产、生活,具有对偶婚的性质。走访婚在原始社会的早、中期应是一种普遍的婚姻形式,这种婚姻属母系氏族外婚制的一种发展形式,同时,又孕育着对偶婚。
对偶婚是一对男女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在比较固定的的地方居住,是可以轻易离异的婚姻。男女平等,共同组成对偶家庭。妇女不仅是其丈夫的主妻,也是他的生活伴侣,还为他安排伙食,照料子女。子女虽属母系,但出现了父子关系。一个男子与一个女子产生了较固定的关系,是对偶婚与群婚的区别。男女平等,没有歧视妇女的现象,是对偶家庭与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区别。
对偶婚是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一种婚姻形式,是群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中间环节。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父系制最终战胜了母系制。由于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发展,身强力壮的男劳力,开始从渔猎领域转入农牧业生产领域,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特别是犁耕,劳动强度大,一般只有男子才能胜任,从而加强了男子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也使身强力壮的男子取代了妇女在手工业生产领域中的主导地位。男女生产地位的转化,是导致父系制取代母系制的社会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男子要改变母系制的财产继承制度,就必须废除母系制。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废除带有浓厚群婚色彩的对偶婚,实现同居,即建立一夫一妻制。实行男娶女嫁,妻子随丈夫居住,子女从父亲姓氏,妻子和子女是丈夫的家庭成员,其目的是为了生育自己的子女,以继承财产,并世代相传。
以上所谈到的几种婚姻形式,只是粗略地把它划分为几个阶段,而实际上每种婚姻形式的产生和发展,都要经历一段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走婚与嫁娶形式之间也都发生过激烈的斗争。按此习俗,新婚时要进行哭嫁。女方到了男方家也要逃回来。男子再迎娶,女子再逃走。在娘家居住期间,她们依然过走婚生活。这样走婚和嫁娶经过多次,直到妇女30多岁,才开始落户夫家。抢婚斗争得很激烈。男方想把女子抢走,女方家竭力阻挠。经过一阵激烈而有趣的争斗之后,女方才能被抢走。新娘被抢到夫家,娘家哥陪她在夫家住17天,然后由哥哥陪着她回娘家。新郎同行,在女方家玩两三天后回去。新娘要在娘家住一两年,而后,男方再次迎娶,新娘才长期住夫家。夫妻初次同居时,还要打一次架。妻子想方设法不让丈夫挨近自己。有时,为反抗抓破丈夫面额,丈夫不能还手,主要为显示女人的尊严。另外,母系血统和父系血统之争,也很典型。如“产翁制”这种习俗。女人产子后,孩子洗过用襁褓包着。产妇马上起床,由其丈夫抱着孩子卧床40日。卧床期间,还要让产妇侍候,并接受亲友祝贺。实际上是父系与母系之争的一种典型表现。
关于婚姻形式问题,我国民族学资料中表述得相当丰富,这里不再赘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始社会的婚姻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总的来说,要经历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到黄帝时,相传立四妃,即正妃嫘祖、次妃女节、次妃彤鱼氏女和次妃嫫母。按皇甫谧说:“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生青阳。次妃彤鱼氏女,生夷鼓,一名苍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显而易见,除嫫母的姓氏没有记载以外,其余三位妃嫔都属于黄帝族以外的其他氏族,她们与黄帝的结合正好反映了氏族制度下的族外婚的婚姻形态。这也说明,到这一时期已出现一夫多妻制,并出现子女传宗接代。
中美社会失业救助制度比较 篇11
关键词：失业救助；失业保险；公共救助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9.1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9-25-04
什么是失业救助？我国社保查询网认为“失业救助是与失业保险制度相配套的制度安排，其救助对象是因失业救济金低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或失业保险期慢仍未找到工作，生活陷入困境者”。维基百科网站的解释是“失业救助是由政府主持的保险或福利制度。对于非自愿失业者，提供短期的金钱救助，使其不会因失业收入中断，而陷入生活困境”。本文中的失业救助包括一切政府或社会给予失业群体的物质扶持和心理辅助行为。
一、中美失业制度构成要素及现状
（一）中国失业救助制度现状
1、失业统计制度。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长时间实行计划经济，在这期间一直使用“待业”这一概念。直至1994年才开始使用失业这一概念，将“待业登记”改为“失业登记”。1996年开始国家劳动局对城镇劳动力使用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城镇失业、就业统计，主要数据来源为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
2、失业保险制度。我国失业保险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由社会集中建立失业保险基金，对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失去工资收入的劳动者提供一定时期的物质帮助及再就业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它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概念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它面对的是大部分劳动人员，依靠立法来执行。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实现再就业，近几年我国失业保险基金每年救助人员都在300万人次以上。
3、失业救济制度。失业救济属于失业保险的待遇之一。对失去劳动的劳动者在等待就业过程中，国家或社会在他们失业期间根据失业职工的情况，给予一定的物质帮助的一种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解决国民经济受损产生的大量城市失业者问题，党和政府在1950年发出《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同时劳动部公布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自从1958年我国政府向世界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已经从根本上消除失业”后，一直到1999年国务院出台《失业保险条例》，期间我国不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
（二）美国失业救助制度现状
1、失业统计制度。美国的失业登记工作由劳工部下专设的统计局负责，采取的方法是现期人口调差（CPS），由人口普查局每月进行一次家庭调查，每月约有10万成年人被访谈，获得他们在当月12日的那个星期是否有就业，对这一星期内工作1小时以上的人记成就业者。另外，美国还将失业类型予以分类，包括：“（1）长期失业，即失业时间达13周以上；（2）失去工作；（3）成人失业，即25周岁以上的人员；（4）全日制劳动失业；（5）通常失业即官方统计的失业；（6）部分失业人口的失业；（7）失去寻找工作勇气的失业者。”[1]
2、失业保险制度。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当时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失业人员度过难关和走出经济大萧条。后来美国的长期失业比率增加，失业超过26周的比率从1949年的7.2%上升为1994年的20.1%。对此，美国政府调整了原始的失业保险制度，形成了今天的就业导向的失业保险制度。它的基本原则包括：（1）只为失业者提供临时经济帮助；（2）各州根据联邦法律自行制定适合本州的失业保险；（3）失业者必须符合享受失业保险福利的规定，例如必须有一年以上的失业经历和非自身原因失业等。美国政府通过失业保险制度对失业者进行补贴，主要目的是减少贫困和增加新的就业。
3、失业救济制度。美国的失业救济制度已有70多年的历史。它主要是为失业者提供临时性经济帮助。申领失业救济的民众必须满足的条件之一就是“非自愿失业”，包括雇主解雇。另外按照规定，失业民众可以获得不超过26周的地方失业救济，然后再向美国联邦政府申请紧急失业补偿，这一补偿可以连续向失业民众发放47周。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失业民众共计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了逾5000亿美元的失业救济福利。
二、中美失业救助制度设计理念比较
（一）社会和谐目标差别
保持社会和谐是中美的共同目标。在失业救助的制度设计上我国要做到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和谐，而是要做到贫富和谐，失业人员与从业人员的和谐。失业救助制度目的就是控制社会失业率保持在恰当比例，过高的失业率不仅拉大了国内居民的贫富差距，也会直接增加社会犯罪频率，导致公共管理成本畸形增长。失业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其对中国的影响。哈威·布伦尔（Harvey Brenner）的一项研究表明：“当总体失业率以1%的速度持续增长超过6年时， 大体上会相应出现： 37000例死亡，920例自杀，650例杀人案，500例死于肝病者，4000例住院的精神病患者，300例药物依赖患者。最严重的是， 失业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情绪、种族与性别歧视、犯罪、离婚等问题会加剧社会的贫困化， 从而使社会问题更加恶化与复杂。”[2]为了使社会犯罪现象不再扩大，政府采取失业救助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在失业救助的社会和谐目标上，美国政府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失业群体的温饱问题，同时更注意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再就业心理支持方面，力图使从业人员和失业人员、雇主与失业人员的不同群体关系冲突降到最低。
（二）社会公平
对失业群体进行适当的社会救助是体现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的制度安排，也是实现从业人员与失业人员之间形成公平关系的社会理念的体现。美国社会对失业人员救助制度体现的不是平均主义，而是社会公平。美国的失业救助制度设计的公平特点，还在于从实际出发，形成地方特色。如，在联邦政府的整体计划下，各州根据本州特点制定自己的失业救助计划体系，各州救助对象和标准不同例如失业者经过等待期后，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时限通常每年不超过26周， 麻州和华盛顿州则达到30周。这种救助制度体现的设计理念不仅得到地方认可，也尊重了不同地方的传统文化。这一点值得我国地方政府对失业救助制度设计参考。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逐步把社会失业救助纳入进来，这显然是一种历史性进步。但是，在失业救助制度设计理念方面，还没有完全考虑社会公平和体现社会正义方面来，如，一些地方政府登记失业的标准、运行程序不够规范，甚至大量存在“只有政府给你登记，你才算失业”，或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者，只要政府不愿意登记，你还不算失业的现象；在失业救助立法或行政法规内容构成，还不能完全反映失业者的真实需求；失业救助相关法规形成的程序不公，主要是失业者很少有立法参与机会，他们的意愿很难成为法律，他们常常处于“被代表”状态。
（三）削弱仇富心理
贫困是产生恐怖主义、产生极端行为的温床，比较集中的就是失业群体最容易产生“仇富心理”、“仇视公共权力心理”，因此，美国失业救助制度设计理念还包括了削弱失业群体仇富或仇权心理。为此，美国失业救助制度在设计方面不仅重视失业者及其家庭的温饱，如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的社会普遍认可、发放各种食品券、多样化的临时救济等，同时，在失业救助制度设计上还重点考虑失业人员的住房补贴救助、失业人员个人收入免税，与此同时，适当提高从业人员个人课税标准等，所有这些，对我国失业救助制度设计具有借鉴作用，如失业救助形式多样化思路、失业救助制度设计与其他法律配套设计等，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削弱仇富心理或仇视政府心理应该具有明显效果。
三、中美失业救助制度设计内容差别比较
（一）失业登记制度差别比较
1、失业标准差异。美国失业人员的鉴定年龄和工作时间相对范围较广，如我国劳动局和国家统计局对失业的定义是：“失业者是指在规定的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在失业调查期内无业并以某种方式寻找工作的人员。”美国劳工局对失业的解释是：“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工作的现象。”
在失业标准界定上我们可以看出中美失业人员需要满足的条件均包含“无职业状态”、“求职愿望”和“具有工作能力”三方面因素。细化界定后又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是，我国城镇失业登记对失业者的年龄限制范围是男性16—50周岁，女性16—45周岁，而美国对失业者只设定了年龄下限（13周岁以上）。其次按照国际标准，应对就业者的工作时间做出规定，美国的规定是在调查周内工作低于15个小时就是失业者，而我国规定是在调查周内工作1小时，低于1小时的就是失业者。
2、失业登记程序差异。我国的失业登记程序相对比较繁杂，以杭州市为例，具体操作如下：
（1）就业转失业人员需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60日内由本人持身份证、户口簿、两张免冠一寸照片、失业保险缴费证明书以及用人单位出具的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等材料到户籍地街道（乡镇）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站办理失业登记，领取失业证件；（2）超出60日未办理失业登记的，还须提供社区劳动保障服务室出具的无业证明、迟延登记的原因说明等资料，经失业登记机构审核，符合失业登记条件的予以失业登记；（3）符合失业登记条件的，由街道（乡镇）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站在7个工作日内发放失业证件，并在失业证件上做好失业人员相关情况的记载，纳入登记失业人员的管理范围。在美国失业登记的流程相对会简单一些，失业者可以再失业的第二天给“失业局”打电话，预约谈话详细报告自己的失业情况后，“失业局”根据失业人员的社会安全号查出其上税情况后发放失业金。除此之外失业者也可以直接到“失业局”官网在线直接申请失业，由“失业局”跟雇主联系确定失业情况。
（二）失业保险水平差异
1、覆盖范围。我国失业保险制度主要是针对城镇居民，而美国失业保险不仅仅覆盖了城镇居民而是整个社会包括农业工作者和家政服务者等。联邦立法规定失业保险的范围为：当年或上年至少有20周雇佣1人及1人以上的雇主，或者是每季度支付工资1500美元以上的雇主；从事农业的雇主在当年或上年至少雇佣10周及以上或每季度支付工资2万美元的；雇佣从事家政服务或所付工资每季度至少1000美元以上的雇主。
2、领取条件。
（1）我国失业保险的领取条件以是否缴费为标准，并且全国统一规定，缺乏灵活性。失业保险的领取条件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而又愿意就业；已经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
（2）美国各州失业保险的领取条件具有多元化的特点。美国对失业保险的领取条件各州规定不尽一致，但大都满足三项基本规定：（1）具有工作能力，曾获得一定的收入或在失业保险范围内的就业时间达到所要求的周数或季度数，也可能要同时满足基础期工资收入和就业时间要求；（2）愿意并准备工作有求职愿望；（3）非自愿性失业，因工作失误被解雇的人员不具备领取条件。
3、失业保险金给付期。
（1）我国失业保险领取没有规定等待期，给付期规定了统一模式，缺乏针对性。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期同其累计缴费时间相挂钩。本人在失业保险机构审批后第10个工作日起携带相关证件到指定机构办理首次申领手续。累计缴费时间满1年不足5年的最长给付期为12个月；累计缴费时间满5年不足10年的最长为18个月；累计缴费10年以上的给付期最长为24个月。对连续工作满一年的农民合同工根据其工作时间一次性支付生活补助。失业保险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发放。
（2）美国失业保险的领取具有等待期，给付期的规定比较多元化，具有针对性。大多数州规定，提交申领后大概经过一周的等待期便可以进行领取失业保险金，保险金的支付最长不超过26周（马萨诸塞和华盛顿为30周）。在州一级的失业率上升和非常高的情况下可延长13周有些为20周。延长期支付的保险金由州和联邦失业保险基金各付一半。失业保险金由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其他指定机构进行发放。
4、保险金来源。
（1）我国的保险金主要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我国失业保险金主要来源为：企事业单位按单位工资总额2%缴纳的保险费，职工按本人工资1%缴纳的失业保险金，保险基金利息，政府补贴，依法纳入失业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
（2）美国大部分州的保险金由雇主独自承担。美国的失业保险由联邦和州劳工部门的就业与培训机构负责管理。每个州征收的失业保险基金必须全部存入财政部信托基金。失业保险金的来源由政府和雇主共同承担，只有阿拉斯加、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州3个州向雇员征收。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更重视失业群体的利益。与雇主阶层相比，美国政府更想做到的是失业群体的利益最大化。
（三）公共救助体系
1、再就业服务。与我国相比，美国政府更注重鼓励失业人员进行创业。我国失业救助的就业服务体系包括：职业介绍所、劳动就业服务单位和再就业服务中心。《就业促进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劳动者免费提供就业政策法规咨询、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服务，其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美国的就业服务政策主要包括：政府加大投资增加就业岗位，设立为失业者提供再就业服务的就业服务机构，设立就业、培训管理机构，对失业严重的地区和处于就业劣势的易失业人群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政策，大力鼓励失业人员自谋职业。美国政府还专门设立了自谋职业援助计划，帮助失业人员通过创建小型企业为自己创造就业机会。
2、财政税收列支。中美的财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增加就业岗位。中国目前实施的失业税收优惠政策着眼于失业人员的生存需要，对失业人员这一弱势群体给予特别关注，体现了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理念。财政税收政策主要涉及加强就业再就业资金管理、小额担保贷款、税费减免、适当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等。
抵减应税收入是美国各级政府普遍采用的税收优惠政策手段。政府通过抵减应税收入措施鼓励企业投资政府通过抵减应税收入措施来增加就业。
3、再就业培训模式比较。再就业培训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失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为其再就业提供动力。我国目前实施的职业培训政策和措施包括：（l）劳动力预备制度；（2）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3）积极开展再就业培训；（4）积极开展创业培训；（5）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6）高职院校毕业生职业资格培训工程；（7）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通过上述措施努力提高失业人群的素质，为其再就业提供有力支持。
就业和再就业培训计划的成功实施也是美国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是其近年来失业率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美国十分重视再就业培训立法，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陆续制定颁布了《人力开发和培训法》、《经济机会法》、《综合就业培训法》、《工作培训伙伴法》、《卡尔·波金斯职业教育法案》、《家庭支持法案》、《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商法案》、《劳动力投资法案》等一系列法案。”[7]为美国的再就业培训提供了严格的标准，有利于推进再就业工作的进行。
四、美国社会失业救助制度的启示
（一）失业登记启示
1、简化失业登记程序。与美国的失业登记相比我国的登记程序相对复杂，管理部门多，占用了失业者大量积极寻找工作的精力和时间，对此我们可以以美国的失业登记制度为参考适当简化失业登记程序，缩减失业登记部门，这样不仅可以为失业者带来便利，还可以节省部分人力财力资源的使用。
2、增加失业统计频率。美国的失业统计为每月一次，并且列出了不同的失业类型，有助于国家及时对不同的失业采取及时的救助制度，我国的失业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使得消息滞后，不利于及时采取救助行动。针对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我们可以由县级政府进行每月的失业统计并及时上报国家社会保障部。
（二）失业保险救助制度启示
1、扩大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中国的失业保险救助制度主要是为失业者提供经济资助，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但是由于我国失业人口众多，失业保障覆盖范围狭窄，监督机制不健全，社保经办机构经费紧张，占用培训补贴和职业介绍补贴等原因，使得我国的失业保障制度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农民更是享受不到失业保险这一社会保障制度。
2、形成就业导向的失业保险制度。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从最初的救助发展到今天的就业导向的失业保险制度。失业税的经历税率抑制了雇主的解雇行为，失业金领取资格的严格审查抑制了那些依赖失业金、不积极寻找工作或拒绝合适工作的失业者的行为。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失业保险的就业导向效率。
与美国相比，我国失业保险制度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对失业者积极就业的激励。主要表现包括：仅为失业者免费提供置业信息、咨询、求职指导以及参与招聘单位双向选择的机会，不负担失业者的其他求职成本，包括交通费、住宿费等；保险金的给付期为2年，没有规定的等待期。这些都不利于失业者积极再就业。美国的实践表明，失业补贴对摩擦性失业和季节性失业人员有积极作用，但是解决结构性失业并不那么有效，因而我国必须把促进积极主动就业纳入失业保险制度内。
（三）社会失业的公共救助制度配套启示
1、建立就业服务信息联网系统。我国已建立了为失业人员服务的社保中心、再就业服务中心等公共救助就业服务中心，但是各个系统没有联网作业。给失业人员再就业带来了程序上的负担，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就业服务中心的网络信息技术，实行各个机构的资源共享。
2、建立财政税收资金的监管制度。发挥国家财政对失业救助的作用，开征社会保障税保证失业保险有稳定来源，建立基金预算机制，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管理，将每一份通过税收得来的社保基金都用到对的地方。
3、完善再就业培训立法。我国目前的再就业培训法律法规主要包含在《劳动法》和《宪法》中，大都比较抽象，没有具体的规定，我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再就业社会保障法。
除了上述措施外，我们还要做到的是：扩大失业救助基金的使用范围，主要包括失业人员再次寻找工作时的合理差旅费；公开失业救助基金使用途径，增加其透明度使失业者感受到公平；增加失业人员的心理救助服务等。
参考文献：
[1] 孙强.中美失业治理比较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7：23.
[2] 唐斌尧.美国社会的失业问题及相关救助制度[J].人口与经济，2005：74.
中美社会保障制度比较 篇12
(一)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
在我国建国初期,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对职工疾病、伤残、生育、养老和死亡等保险项目进行了确定,之后中央政府对其进行了不断的细化补充,其中主要是1952年1月《国营企业工人职员退职处理暂行办法》和1955年12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退职处理暂行办法》的颁布,逐渐建立起我国的社会保险政策。随后的1958~1966年期间,我国又对社会保险政策进行了调整。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重新确立了社会保障的作用和地位,并相应的开展了大量完善工作,其后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得到更好的完善,并形成了社会保障项目体系。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不断加强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建设,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社会保障体系得到更好的完善。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来看,其主要是以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为基础。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以计划经济为基础,所以其势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综合分析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覆盖面相对较窄。
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受益对象主要是城镇居民以及国有企业的职员,一般社会人员并没有被包含在其中。而从社会保险的本质来看,其应该以全社会的人员为对象,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但根据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现状来看,其覆盖面还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2、社会保障项目不够齐全。
对于社会保障制度而言,在劳动就业保障中的失业保险缺失的情况下,就无法让市场经济的安全运行得到有效保障。而根据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来看,失业保险并没有覆盖全体失业者和下岗人员,并且失业保险的支付水平相对较低,并不能为失业者解决生活的基本需求问题。而对于医疗保险而言,近年来的医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实用性,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并不能有效满足我国社会的需求。
3、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资金较少。
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长时间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发展,其中有很多地方的福利事业存在设备老化严重,并且没有足够活动资金的情况。这样就导致这些地区的弱势群体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其生活质量一直处于最低水平线上。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很大发展。但是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现状来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且由于受到两极分化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覆盖范围较窄的现象,不利于我国的正常发展。
二、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在其建国初期并没有形成,因为受到放任主义的影响,导致其一直缺乏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直到1935年罗斯福就任总统后,才对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明文规定,并通过了《社会保障法》,从而形成了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明确了政府在社会保障事务中的作用和责任。之后美国对其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不断地完善,其中不仅将残疾人员和贫困、弱势群体纳入社会保障救助范围,从而让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在美国社会保障制度随后的发展中,社会保障的发展速度不断提升,但是国家财政却逐渐陷入困境,所以美国不得不进一步对其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修订和调整。通过调整后的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水平上明显下降,但是对社会福利基金的建设却不断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让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得到普通大众的广泛认可。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趋于完善,形成了结构体系完整的社会保障系统。
(二)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
1、资金来源渠道较广。
美国的社会保障在资金来源上渠道广泛,其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在资金供给上承担的责任相对较小,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对于养老保险,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的是政府、雇员和雇主三方共同承担的原则,这与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相同。但是美国的养老保险缴纳比例是雇员和雇主缴相同的费用,剩下的由政府承担。而其他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是来源于工会、基金会、慈善机构、宗教组织和社会团体等多个方面的非盈利民间组织。
2、社会保障管理层次较多。
在美国社会保障项目的管理上,其主要由社会组织团体和政府共同完成。其中政府在开展相关工作的时候,会将效率和公平作为指导思想,并且具体的项目实施由州政府和企业完成。
3、覆盖范围较广。
在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强制规定在职职工必须要购买养老保险,并且强制征收养老保险费用。同时,美国政府还鼓励地方政府建立失业救济制度,对社会中经济贫困人员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
三、中美两国社会保障制度比较
(一)中美两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存在差异。
我国建国初期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前苏联作为模仿对象,其主要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修订。但受到传统和历史问题的影响,加上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较强的利益刚性,导致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矛盾的影响,从而表现出很强的渐进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很多功能,导致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工作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而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进行了借鉴,这样让市场经济的不足之处得到有效的补足,并且促使社会安全网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时,因为建立的基础不同,所以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发展中逐渐趋于完善,并且社会保障水平在不断提升。
(二)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原因不同。
我国的社会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所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体现。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重要性,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关注的焦点。根据马克思主义来看,其中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再生产的主要内容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则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两种生产必须要保持比例的协调,而为了让社会的再生产得到有效保障,就必须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来确保劳动者的正常工作。从一定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之初就已经将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利益作为主要任务,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所有制度设计都对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进行了考虑。而根据我国的《宪法》来看,其中明确规定公民在丧失劳动力的情况下,有权利从社会中获取生活必须的物质帮助,并且国家的发展将会对公民的这些权益进行保障。同时,残疾军人和烈士家属在社会保障中有优先权。
由于美国的社会观念与我国的社会观念存在很大差异,其对经济的重视相对较高,并且在一开始并没有完全采用欧洲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其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助长好吃懒做的消极态度,并且让个人的努力不能得到体现。但是在美国遭受空前经济危机的时候,其逐渐改变了这样的观点,并且逐渐建立起社会就业保障,对失业人员进行救济,建立起十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三)两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过程不同。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并且发展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在我国建国初期,社会发展主要以工业经济为主,并且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二元结构的布局形态。而国家在制定相应正常的过程中,会以城乡的不同和单位的不同实行不同的制度方案。这样就形成了我国覆盖面较窄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实际运行以低工资、高福利和高就业为基础。而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各项政策得到不断地调整,而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所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范围逐渐扩展,并且针对社会中存在的主要矛盾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其核心方向是不断提升保障的水平,并且逐渐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而从一定角度上来看,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党斗争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利益团体的影响。这样就让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各方利益均衡的环境中不断趋于完善,最终形成社会各界都能接受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实现了社会制度的稳定发展。
(四)两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导向不同。
我国建国初期形成的社会保障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以国防和工业为主,其在很大程度上将社会的稳定作为核心。而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发展速度得到很大提升。为了使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能够顺利开展,不仅要让社会保障体制完成对经济的调节,而且要让经济发展的速度得到有效保障。同时,社会保障制度还要对公民的基本生活进行保障,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必要的条件,保证经济的发展不会受到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影响。所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导向是维持社会公平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而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实时反映其经济建设的要求,并且能够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实现自我调控。同时,美国在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对私人保险和商业保险的鼓励力度较大,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投入,从而让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因此,根据美国的社会保障实际情况,其主要是以市场和效率为导向。
(五)两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备性不同。
美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逐渐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结构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由于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其对应的法律,所以社会化和制度化是其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直接和经济建设挂钩,并且以时事政策作为其发展的基础,这样就导致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随机性,并且不能有效拓展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导致社会保障机构在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过程中承担很大的压力。但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不断完善,政府部门在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中的职责得到进一步明确,从而逐渐向高效有序的方向发展。
四、结语
中美两国因经济体制的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而由于美国的社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领先于我国的社会经济,所以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上相对成功。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断提升,这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促使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海燕.中美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0.
[2]魏瀚楠.中美养老保障制度对比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