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文学（共4篇）
中国公文学 篇1
自2011年至2015年, 经济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中国公文学创始人、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原名誉会长苗枫林先生倡议和带领下, 由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公文文献研究室、鲁东大学公文文献研究中心专家学者和师生共同编撰的《中国公文学研究》 (主编:柳新华、副主编:徐艳华、张玉禄) 丛书。该丛书包括《公文学的现状与展望》 (柳新华) 、《中国公文名篇赏析》 (苗枫林) 、《公文语言与修辞》 (丁洪荣) 、《新编公文写作》 (王红霞) 、《中国公文史学》 (张晓青) 、《电子公文撰制》 (柳新华、王东海、董相志) 、《公文格式规范》 (姜德照) 、《当代中国公文学》 (柳新华、徐艳华) 、《简明公文类编》上、下册 (徐艳华、柳新华、张玉禄) 等九部专著, 约384万字。细心研读之后, 确有相见恨晚之感。这部公文理论与公文实践紧密结合的著作, 堪称中国公文学的鸿篇巨制, 当代公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
《公文学的现状与展望》 (2012年6月第一版) 一书, 集中了公文学界专家学者和鲁东大学公文文献研究中心师生阶段性最新研究成果, 主要内容分为五个板块:公文学研究、公文写作研究、公文改革与改进文风、公文文献数据库建设、电子公文研究。从内容来看, 该书不仅探讨了当前公文学研究的许多问题和发展方向, 如:公文学的历史、现状、取得的成果、存在问题及解决途径, 公文写作方法、公文写作要素以及公文语言与修辞等等,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并代表了当前我国公文学研究的水平, 许多理念、观点和方法值得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去学习和借鉴。
《中国公文名篇赏析》 (2013年11月第一版) 是中国公文学的创始人——苗枫林先生晚年耗时数年编著而成的。该书“既取佳作, 又录要文, 还要顾及文种与时代的分布”, 所选公文分成六大模块:秦汉公文、魏晋公文、隋唐公文、宋元公文、明清公文和近现代公文。编著者匠心独运, 打破常规走新路, 将收录公文分为原作、注释、公文笔者、公文赏析四栏。其中公文笔者, 是对公文撰写者公文写作才能的形成与探索的研究与评说, 为同类著作之首创。读者欣赏阅读每一篇公文, 就像身临公文写作时代的历史背景, 与公文笔者对话, 体验前人在面对国家、社会复杂情况下解决问题的睿智和胆识, 从而感受公文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看到公文在今天现实生活中的不足和差距。
《公文语言与修辞》 (2014年2月第一版) 本书共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公文语言基础知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着重从公文语言的特点作用、公文语言与语体、公文的表述方式、公文句法、公文词语、公文修辞、公文常见语病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补充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大量崭新观点。下编着重探讨公文各文种语言的基本要求。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更突出理论, 以使学习者从理论上掌握其重点、难点和特点, 从而有效地提高其公文语言的运用能力。与传统公文语言书籍相比, 本书还增强了各类公文语言特点的分析及修辞部分的内容, 选用了大量典型、新颖的实例。从而使本书既有深刻的理论性, 又富有时代感和实用性。
《新编公文写作》 (2014年3月第一版) 是一部具有写作理论纵深拓展、选编文种精当实用、编写体例简明扼要等特点的专著, 本书从公文的作用特点、公文的格式规范、公文写作的能力及方法、公文主旨、公文材料、公文结构等方面论述了公文写作的基础知识;着重阐述了党政机关规范性公文、法规与规章性公文、事务性公文和专用公文的写作方法和技巧。本书严格依照党和国家最新发布的公文法规和法规进行编写, 紧密结合当前党政机关单位公务活动的实际, 追踪采纳新的公文写作理念, 力求公文写作理论与社会实践、教学实际紧密结合, 所选的公文文种大都是实用性强、使用频率高与实际工作联系紧密的文种, 书中对每种公文的含义、作用、特点、种类、格式及写作方法、写作要求、相近文种的异同比较均一一分析介绍, 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
《中国公文史学》 (2014年10月第一版) 本书在中国公文史料十分匮乏, 可供借鉴参考的系统研究资料甚少的情况下, 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史料收集工作, 通过来之不易的大量的丰富史料、采取图文并茂的形式, 开中国公文史学研究之先河。该书阐述了中国公文史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意义、方法, 探讨公文的历史起源与开端, 公文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公文的历史扬弃与创新, 并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系统研究了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公文的发展历史, 从公文制度、公文文种、职官制度、公文特点、公文改革、典型代表、写作理论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等方面入手, 历史地、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公文发展全貌。同时, 还对当代电子公文的发展和台港澳地区的公文现状进行了研究与比较, 提供可资借鉴的公文发展思路与方向。
《电子公文撰制》 (2014年10月第一版) 的作者曾在2002年出版过我国第一部电子公文专著——《实用电子公文传输与处理》 (中国人事出版社) , 并长期保持在国内电子公文研究的领先地位, 此次为适应电子公文教学和实践的迫切需要推出最新研究成果。本书认真分析国内外电子公文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紧密结合公文处理工作的实际, 从电子公文的诞生、电子公文的发展前景、电子公文系统基础、规范性电子公文版面格式、电子公文数据库基础、DOC (X) 格式电子公文制作技巧、静态PDF格式电子公文的制作与使用技巧、动态电子表单式电子公文的制作、电子公文传输、电子公文管理、电子公文安全等方面, 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和论述, 为加速纸质公文向电子公文的过渡与实现, 提供了理论支撑、路径与方法。
《公文格式规范》 (2014年11月第一版) 依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党政机关公文格式》等相关公文法规和规章的基本要求, 在阐述公文格式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历史沿革的基础上, 重点分类详细研究介绍了各种具体公文种类的格式规范。本书对公文格式规范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分析, 并附有大量历史性图片和公文格式示意图, 不仅为初涉公文领域的同志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蓝本, 同时, 也为长期从事公文工作的同志提供了分类科学、准确规范的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式样, 实为党政机关干部、文秘人员、高等院校师生等学习工作必备的工具书。
《当代中国公文学》 (2014年11月第一版) 是《中国公文学研究》丛书最具有代表意义的领军之作, 也是理论程度最高、难度最大的一部著作。该书从中国公文学的性质、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历史演变、外国公文、公文存在形态、公文写作原理与方法、公文处理、公文作者修养、网络时代的电子公文、公文改革和文风建设等领域展开全面、系统的理论探索, 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新的中国公文学理论体系架构, 是当代中国公文学学科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 是继1988年苗枫林先生《中国公文学》问世以来近30年后的一部重要公文理论研究杰作, 无疑将对我国公文理论和公文实践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简明公文类编》上、下册 (2015年8月第一版) 一书从浩瀚的历史典籍中, 将公文文种一一析出, 搜集整理了我国从古迄今2000多个公文文种, 让我们从公文文种在历史上的生生死死、曲曲折折的演变轨迹中, 清晰认识公文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该书具有涉猎全面、分类科学、查阅方便的显著特点, 上编为古代公文, 包括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的公文文种;中编为近现代公文, 包括太平天国、民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用的公文种类;下编为当代公文, 涉及规范性公文、法规与规章性公文、事务性公文以及各类专用公文。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应用价值的公文百科全书, 为公文文种的科学使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为公文文种的传承、改革与创新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一套丛书展现公文全貌, 九册专著领略公文风采。《中国公文学研究》丛书成功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以全新的视野、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 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 对中国公文学的各个领域进行了理论探索与系统阐释, 构建了新的中国公文学理论框架与体系, 为中国公文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同时也为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公文写作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学习与工作提供权威的教材和工具书。
中国公文学 篇2
回顾历史,审视当今,展望未来,普及公文处理学已是当务之急。此处普及,是指在各级各类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下简称机关人员)中普及推广,使之全员化。
公文处理学属于应用科学,它注重理论,但不在纯理论的象牙塔内攀缘;它面向实际,但并不匍匐于具体操作,而是将理论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对机关人员而言,它是必修课,无论是综合部门,还是业务部门,处处脱离不了公文处理,人人都需操作,如此必须学懂弄通,否则便难以立足安身,开展工作;它是指导课,在公文处理实践中,总要遇到困难,事物在发展,总要出现问题,公文处理学可以帮助人们解决难题,指导操作;它还是长久课,机关人员呈动态,从总体看,是“流水前波让后波”的,新成分持续涌入,需要学习,而原有人员从理论在发展、实践在推进的角度看,也要更新知识,持续学习。因此,普及公文处理学,既有切实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普及公文处理学,具有重要性
(一)步入正轨,实现“三化”。
据调查分析,当前我国机关人员的公文处理学素养呈常态分布:具有理论水平,在工作中自觉运用科学理论者,占少数;不懂公文处理学,不胜任文秘工作者,也占少数;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理论素养欠缺者,占大多数。这比重颇大的后两者,在公文处理实践中,常常伴有似是而非的问题,或习惯使然,或循例操作。对此,公文处理学可以帮助机关人员引路、入轨。“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是公文处理工作的总目标,这一提法显然具有现实针对性。“三化”依靠的是行为主体,人的问题解决了,理论素养增强了,实际工作步入正轨了,实现“三化”就具备了坚实基础。
(二)解惑排障,推进工作。
公文处理作为具体工作、特定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手段存在问题,目的的达到就受影响。前述种种问题,轻则贻误工作,公务目的打折扣,重则由事及人,损害发文机关形象。公文处理工作中的难题,常常不知不觉,甚至随时随地跳到面前,行为主体不能回避,不能退缩,只能勇敢面对,战而胜之。公文处理学能帮助人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问题。唯其如此,铲除坎坷走坦途,行为主体才能按既定目标行使职权,推进工作。
(三)规范操作,提高效率。
在公文处理领域,最高领导机关的三份法规性文件,清楚明确地提出了工作规范。对党的机关而言,即《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对国家权力机关而言,为《人大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试行)》;对国家行政机关而言,则是《办法》。各系统机关人员在步入正轨之后实施标准化操作,同时把握、运用理论,不仅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那么,制发的公文将是规范的,公文处理的运行将是规范的。手段规范化,必然有力地促进了公务的实施、工作效率的提高、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落实。
二、普及公文处理学,具有必要性
当前,从现状出发解决现实中面临的种种问题,普及公文处理学是十分必要的。
(一)学习理论,掌握武器。
公文处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言其古老,乃因中国是公文大国,在悠久的华夏文明史中,公文处理的理论是丰富的;言其年轻,只是到了近年,才在众人劳动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公文处理学,构建体系。理论,只有同实际结合,成为人们手中的武器,指导人们的行动,才有意义。恰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学习、应用理论当从实际出发,总结自身经验,推广开来,使学习深入持久,务求实效。理论学习目前已为多数单位所重视,比如吉林省委办公厅会同省人事厅下发《关于对党的机关文秘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实行持证上岗制度的意见》,全省已办培训班17期,培训文秘人员1800余名,其中1368人通过统一考试,取得了“资格证书”。
(二)践行法规,把住准绳。
公文处理法规是机关人员实施公文处理的标尺、准绳。上面所述三份法规性文件,连同中央军委2005年10月2日发布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机关公文处理条例》,可统视为各大系统公文处理法规。公文处理学既背靠法规,又阐扬法规,两者已经水乳交融。机关人员实施公文处理,办好公务,发挥效能,首先要认知法规。了解、熟悉,进而精通。据调查,有的法规颁行多年,少数机关人员还不甚了解,甚至毫无知晓,如此不出错误才是咄咄怪事。其次要践行法规。知而即行,行而认真,是基本要求。在践行方面,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还是敷衍搪塞,马虎随意,不只体现两种作风,也必然产生两种结果。法规是规范公文处理全程的,从始至终,每一程序、每一环节务必中规中矩。
(三)培训人员,抓住根本。
公文处理应以人为本。公文处理的任何一步,都由人来承担。行为主体的素质水准,同公文处理的成效成正比。因此,抓培训,强素质,才能抓住事物的根本。
一是领导人员是关键。领导集体的每一成员,都享有公文签发权,拥有公文处理的指挥权:掌全权,管全程,负全责。成功,归于领导有方;失误,归于领导不当。说到底,公文处理的任何问题,都同领导有关:要么知之不多,以其昏昏,难以使人昭昭;要么重视不够,未当大事,管理有疏。鉴于以前法规对领导约束不够,《办法》设专条规定:“各级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高度重视公文处理工作,模范遵守本办法并加强对本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领导和检查。”在这方面,国务院领导同志不仅明确要求,而且身体力行,比如,对不属于交办事项而直接报给领导同志个人的公文,领导同志一般都转交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处理或退回报文单位按程序重新办理。有了法规约束,有了最高领导的榜样,还须开展培训,使之懂理论,明法规,切实赢得领导权,发挥关键作用。
二是部门领导是枢纽。位置决定作用。部门负责人处于上令下达、下情上禀的特殊地位,意义非同寻常。对部门而言,负责人是说了算的,其言也重,其行也标。部门公文处理的水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负责人。有的负责人认真负责,严格要求,部门的公文处理就运转正常,迅速高效;有的负责人不以为然,甚至带头违规,部门的公文处理便效率低下,障碍颇多。而有些明明白白的问题,比如先签后核,源头多发于此。因此,强化对中层领导的培训,提高其素质,十分必要。与此相关,还有个别部门的业务建设问题。在公文处理方面,办公部门是主导,肩负管理职能,就要切实负责,经常宣传并带头执行规章制度,使本机关、单位公文处理运行有序;业务部门是主体,承担大量的公文处理任务,负重、辛劳,却常常认识不一,方法各异,问题也就出现较多。将其理通气顺,入轨运行,就成为单位领导、综合部门的一大任务。只有两大部门紧密配合,协同奋力,公文处理才会形成良好局面。
三是工作人员是基础。在任何时候,撑起机关、单位工作的都是广大工作人员。他们脚踏实地,真抓实干,默默无闻,堪称基石。众多的活,由他们手干;大量的话,由他们口出。此干此说,讲究颇多。和规者顺畅,违规者多舛。工作人员的举手投足,虽属个人作为,却是机关形象的代表。因此,要他们知理论、懂法规,并落实于行动,实为要务。
(四)建立机制,强化管理。
从实际出发,建立规章制度,形成独具特色的工作机制,监控强化,管理有力,使公文处理发挥效能,是公文处理学的一项内容。集中一些机关、单位的公文处理经验,主要有三:一是数量监控法。帮助机关人员树立“一少二精”的发文理念,依法依职,确有必要,方可行文,人人严把发文关。同时,控制公文成本,坚持刚性原则。如青岛市委办公厅就采取“确定基数,配额管理”的办法,从源头上控制发文总量:市委及其办公厅发文以前3年平均数减10%为基数,将发文内容划分9个方面,各部门、单位以此为据,于年底上报下年度以市委或市委办公厅名义发文计划,办公厅审核平衡后再下达。二是质量监控法。机关人员要从上到下形成“质量第一”的观念,视质量为生命,倡导零误差、零延误、出精品,提高办文效率和文件效能。同时,强化综合部门职能,严格质量考核,以此作为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建立质量反馈机制,确立质量成本控制制度。三是程序监控法。公文处理程序,是由诸多环节组成的动态系统。各环节的高效,才可能集而成为系统的高效。首先,要确保各环节的工作质量,主观、客观措施双管齐下;其次,要抓龙头,带全身。在公文办理的两大系统中,签发、批办这两个领导者操作的环节,影响、调控、决定着其他环节,两环优可促全程优。再次,要强化公文分流工作,协调各方,化解矛盾,约束公文运转方向,掌控运行速度,完善督办查办职能。
三、普及公文处理学,具有迫切性
行为主体在公文处理方面的问题,涉及诸多方面。普及公文处理学,启动解决问题这一系统工程已经时不我待,必须只争朝夕。
(一)中央的决定。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下决心精减会议和文件,改进会风和文风。”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学风和文风,精简会议和文件,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可见,这一课题已经列入党中央的议事日程。1999年3月28日,《国务院关于克服官僚主义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有关问题的通报》要求:“切实改变文山会海、繁文缛节”,“各部门之间征求意见或会签文件时,协办部门必须在七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否则视为失职。各部门办理国务院交办文件,必须在两周内回复。”2000年10月8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会议和文件的通知》指出:采取有效措施,大力精减文件。2001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精减会议和文件的意见》规定:加强管理,切实精减各类文件简报,下大力气提高文件简报的质量。2007年12月31日,《关于国务院办公厅精简会议文件改正会风文风的意见》进一步重申:“控制文件规格”,“减少文件数量”,“压缩文件篇幅”,“提高文件质量”。近十年来,最高领导机关就这一议题连续颁发文件,可见言之凿凿,操之切切。
(二)领导的要求。
在机关、单位,领导集体拥有决策权、指挥权,对其进退兴衰,自然承担着全部责任。公文处理看似局部操作,实则涉及整体工作。说到底,它关系行为主体的根本利益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识上升之后,没有哪一个领导能容忍问题的存在。而解决全局攸关的问题,改善公文处理状况,也就成为领导者的迫切要求。许多机关、单位,以综合部门名义采取措施,比如理论学习,开展培训,组织活动,必以人员安排、时间调度、财力支持作保障,而这些都属领导的决策。在这方面,点上的经验,正在面上开花结果。
(三)群众的渴望。
谈中国古代公文的立意 篇3
立意, 反映在公文里, 是主旨, 是中心思想, 是灵魂。反映在作者身上, 便是对立意的正误高下的把握。好的公文, 其立意不仅要正确, 而且要高远, 当然, 高远也要正确, 它是更高层次的正确。高远, 不仅要立足于现在, 而且要立足于未来。有体现于此者, 方可称之为经典。看几个例证。
其一, 汉高祖刘邦《入关告谕》。文字不长, 看原文: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 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 先入关者王之, 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 伤人及盗, 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 为父老除害, 非有所侵暴, 毋恐!且吾所以军霸上, 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
三河士, 南浮江汉以下, 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此檄文不提刘邦被项羽赶出关中做汉王之事, 专说“吊民伐罪”, 可谓立意高矣。
其三, 《尚书》中的《汤誓》。
此告谕简明扼要, 有针对性, 《汤誓》是商朝开国君王汤讨伐夏朝
给老百姓吃了定心丸。据史书记载, 刘邦还派人与秦吏一起到乡镇基层去, 广为宣传这一告谕的精神。结果是, “秦人大喜, 争持牛羊酒食”, 慰劳刘邦的将士;刘邦指示军队一律拒收百姓的慰劳品。老百姓更加欢迎喜爱刘邦军队, “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后来刘邦起兵打项羽, 屡败;但关中百姓始终支持, 终于打败项羽, 此告谕 (当然还有实际行动)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本告谕立意高远, 它的核心, 便是立足于民, 安抚民心。
其二, 汉高祖刘邦《告为义帝发丧》, 先看原文:
天下共立义帝, 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 大逆亡道, 寡人亲为发丧, 兵皆缟素, 悉发关中兵, 收的一篇战争动员令。这篇动员令同样是以“吊民伐罪”的姿态, 痛斥了夏桀的暴政, 说明讨伐夏桀是为了解除人民疾苦。汤在战争动员令的开始, 反复说明灭夏的目的, 用意在于争取人民的拥护。文中高举着“吊民伐罪”旗帜, 正是它的高明之处。以此作为立意的起点, 可谓高远。
以上是在立意方面的正例。下面说说在立意方面的反例。
其一, 诸葛亮《出师表》。该文从文学角度讲, 可谓千秋杰作, 但终未恢复中原, 原因何在?唐代学者吕温在《诸葛武侯庙记》一文中对此有着深刻的分析, 该文指出, 推翻或恢复一个政权, 要看历史的综合情况, 王莽当年企图篡汉, 而汉还有它的生命力, “使人忘汉, 终不可得也”。篡汉没有成功。历史发展到了三国时期, 汉已完全垮掉, 再无生存的机能了, 武侯想在此时恢复汉室, “使人思汉, 亦不可得也”。最后, 作者指出, 诸葛武侯不能恢复中原, 而盲目撰写《出师表》, 皆因“未能审时定势”, 未能“大顺人心”所致也。因此, 我们可以说, 从文学角度看, 《出师表》是篇好文章, 但从公文角度说, 《出师表》立意不高, 不是一篇好文章。
其二, 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骆宾王的檄文, 文字优美, 但内容只攻击武则天的个人生活, 未能击中她“承反”、陷害忠良的政治要害, 所以武则天不在乎, 该文亦谓立意不高。
其三, 班超《绝域请还疏》。班超, 是东汉时驻西域的将领。晚年, 超给东汉和帝上疏, 要求皇帝批准他退休还乡。和帝不准, 拖到第三年, 超之妹班昭为兄请命, 再次打报告, 请求朝廷批准其兄的请求, 班昭之文上达后, 朝廷立即批准。从班超与班昭的两件上书看, 前者不批, 后者立即批了。其因由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便是:前者立意不高, 后者立意高远;前者从个人角度说事, 后者从国家角度说事。我们先看一下班超的原文:
臣闻太公封齐, 五世葬周, 故狐死首丘, 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耳, 况万里绝域, 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之俗, 畏壮侮老。臣超犬马齿歼, 常恐年衰, 奄忽僵仆, 孤魂弃捐。昔苏武留匈奴中, 尚十九年, 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 如自以寿终屯部, 诚无所恨, 然窃恐后世或名臣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 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 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 及臣生在, 令勇目见中土。
为了说明问题, 我们把班氏兄妹的公文对比着分析, 看看这位兄长的公文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看, 超的文章开头, 引了一些典故, 无非是说自己希望老归故里, 魂归中土之情。接下来, 说西域“畏壮侮老”, 自己老了, 已不适合守在西域, 并举了苏武之事, 略陈情由;随之, 明确提出“不敢望到酒泉郡, 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回乡要求。应该说, 这要求是正当的, 那么, 皇帝为什么没有批准呢?有人说, 是皇帝少情寡恩, 我以为, 不完全是。从文章本身看, 班超的理由尽管是正当的, 但基本上是从个人角度立意, 未从国家角度立意。这大概是本篇文章失败的主要原因。那么, 其妹班昭写的《为兄上书》, 皇上见到以后, “感其言”, 马上就批了。其原因何在呢?关键是, 班昭的文章, 立意高远, 不是从个人角度说事, 而是从国家角度说事。比如, 班超说到“蛮夷之俗, 畏壮侮老”, 这是从个人角度讲, 没有把问题提高一个层次来认识。而其妹班昭在文中则说:“蛮夷之性, 悖逆侮老, 而超旦暮入地, 久不见代, 恐开奸究之源, 生逆乱之心。”就是说, 蛮夷的习性, 抗命叛逆, 欺侮老人, 而超旦夕间可能死去, 长久不见有人代替, 恐怕开了叛变的源头, 产生逆乱的心思。你看, 他们兄妹二人的角度一样吗?班昭的文中指出, 问题不解决, 很可能会产生“逆乱”。班昭的角度是国家的角度。一切从国家的角度立意, 这才是公文之“公”的内涵和底蕴。也正因如此, 才会有“帝感其言, 乃征超还”的结果。
纵观古代之公文, 何谓立意高远, 何谓立意平平?说到底, 这似乎是一个思想境界问题。宋人范仲淹有言:“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 (《岳阳楼记》) “忧其民”, 便是立足于民。“忧其君”, 则是立足于国。做到这一点不易, 因为是处在反差的情况之下。清代学者焦循说:“若夫朝廷之诰, 军旅之檄, 铭功纪德之作, 兴利除弊之议, 关于军国之重、民物之生, 是文之用于天下也。” (《雕菰集》) 这里指出, 公文立意, 就要立足于天下。我们的国家, 曰: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家, 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立足于国, 归根结底, 就是要立足于民。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公文学 篇4
关键词：公文,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一、公文运行是权力运行的重要载体
中国古代社会, 掌握信息量的多少, 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代表权力拥有的大小。皇帝、宰相、中央、地方官员, 所掌握的政治信息范围、种类是不同的。故不同的权力主体, 就有不同的信息来源。不同的权力主体发布不同的政治信息, 皇帝的圣旨、宰相的堂札、百官的公文, 都是权力信息的具体表现。作为通上下之情, 掌握机密之司就受到帝王的特别重视。控制了信息, 在很大程度上, 也就掌控了权力, 权力的争夺也往往表现在对信息资源的争夺上, 如果皇帝要加强君主专制, 那就要加强皇帝和外界的联系, 扩大信息来源和渠道, 派心腹近臣掌控机密信息, 或者派人刺探臣僚、军民的动向, 目的是为了巩固皇权;而作为权臣来讲, 他如果想要专权也要控制政治信息, 以达到其专权的目的。因此中国古代的信息机关在官僚机构的位置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对它的控制与反控制也就成为古代政治生活一项重要内容。
二、中国古代公文信息传送机关发展历程
1.唐虞时的纳言之官。唐尧虞舜之时, 就设置了纳言之官来连接上下, 据《尚书》所载, 帝舜命龙作纳言:纳言者, 纳下之言于上, 使在上者有以知臣民之情, 如歌讴讽刺之类, 无不周知之也。出纳朕命者, 出上之言于下, 使在下者有以知君之情, 如德、意、志, 虑无不下达之也[1]。传说中尧舜时期, 信息机构虽然处于原始雏形时期, 但是作为起到联系上下, 内外纽带和桥梁的作用, 就已经引起原始先民的重视, 其地位也已显重要 (此说权作参考, 还有待证实) 。
2.周之内史。到了周朝, 又设内史之官, 来通上下之情, 掌出纳之任, “掌叙事之法, 受纳访, 以诏王听治 (王安石注:纳, 纳言于上, 访, 访事于下, 受纳, 则受其所纳之言, 受访, 则受其所访之对) 凡命诸侯, 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 凡四方之事书, 内史读之, 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 出之赏赐亦如之, 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2]。可见周之内史既是纳言之官, 又是主管文书传递、连接内外的机构。
3.秦汉尚书。尚书本为秦九卿之一少府的属官。秦时, 少府遣吏四人, 在殿中主发书, 故谓之尚书。主要职能是“在内主发书, 而掌奏下诸事……受公卿奏事, 而举劾案章”[3]卷六。汉承秦制, 尚书之权渐重, 其职责是主管公文之运行, 因此地位很重要。到了东汉, 其权力进一步扩张, 它除了掌管公文文书的处理外, 还增加了选用、奖罚百官等权限, 膨胀成为无所不统的机构。按照祝总斌的说法, 这时的尚书还不是宰相, 但是其掌握的实际权力是举足轻重的。曹魏时期, 尚书逐渐向宰相过渡, 至西晋成为宰相机关[4]109。
4.曹魏两晋时期的中书。尚书由内朝转向外朝, 东汉末年, 曹操将尚书台转化为中央政务机构。另以自己的亲信幕僚为秘书令, 下设秘书左右丞, 代替昔日的尚书台成为上通下达之机关。曹丕称帝后, 又改秘书令为中书令, 增设中书监一职。对于其职能和沿革, 杜佑的《通典》记述很详细:舜摄位, 命龙作纳言, 出入帝命。周官内史, 掌王之八柄, 爵禄废置, 生杀予夺, 执国法及国令之贰, 以考政事。盖今中书之任, 其所置中书之名, ……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 典尚书奏事, 又其任也。文帝黄初初, 改为中书令, 又置监, 以秘书左丞, 刘放为中书监, 右丞孙资为中书令, 并掌机密, 中书监令始于此也。及明帝时中书监令, 号为专任其权重矣[5]560。曹操设立秘书令, 就是让其典尚书奏事。和尚书的发展一样, 中书因处于近密内职, 所以其职权渐重, 西晋的荀勖久在中书, 晋帝升其职为尚书令。在西晋尚书令乃宰相之职, 人们都向荀勖贺喜, 但是荀勖却很不高兴, 对前来祝贺的人说:“夺我凤凰池, 诸君贺我邪。”[6]1157凤凰池指中书, 荀勖的怅恨, 说明了中书执掌实际的权力, 而尚书的职权渐轻。正因中书的权力过大, 分其权力也就有了必要。中书机构经过不断地完善, 也逐渐转化为中央的政务机构, 至隋唐朝成为三省之一的中书省, 和尚书省一样成为宰相机关。
5.东晋南北朝隋唐的门下。和中书取代尚书的情况一样, 当中书成为通上下之情的机构, 权力渐重, 逐渐走向外朝时, 它的职能也渐为门下所取代, 这一点司马光说得很清楚:“东晋以后, 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 多与之议, 政事不专任中书, 于是又有门下, 而中书权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7]10409门下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 是由其长官侍中的职权发展而来的, 汉代侍中还不是专职, 只是加官, 其主要担任尚书的部分职能。门下之职经过魏晋南北朝, 其机构不断扩大, 属员不断增加, 权力也渐增。至隋朝, 门下省长官为纳言, 唐朝前期门下省、尚书省和中书省俱成为宰相机关, 门下长官侍中的职责为:“侍中之职, 掌出纳帝命……凡下之通上, 其制有六:一曰奏抄, 二曰奏弹, 三曰露布, 四曰议, 五曰表, 六曰状。皆审署申覆而施行焉。”[8]1842可见门下省具有出纳帝命, 掌握文书的运行传递, 对文书的审查等权力, 这是连接内外, 沟通上下之职的进一步的扩大。
6.唐、五代的枢密使及枢密院。中唐以后, 皇帝重用宦官, 枢密使的出现, 就侵夺了门下省掌公文章奏之传达。唐宪宗元和二年 (807) , 始置枢密使二人 (刘光琦, 梁守谦皆为之) , 枢密使正式出现了, 枢密使的职掌就是负责公文文书的传送, 和汉之尚书一样, 成为天子之喉舌:“昔唐朝择中官一人为枢密使, 以出纳帝命。”[9]1993唐朝前期, 出纳帝命本门下省长官侍中的职能, 随着宦官势力的膨胀, 此职却被枢密使所剥夺, 枢密使开始直接插手国家政事的决策。此时, 往往设二枢密使, 他们与神策军二中尉合称“四贵”。至五代, 有了枢密院的设置, 到了宋代, 枢密院和中书门下合称“二府”, 对掌文武大政, 成为中枢政务机关。
7.宋代的通进银台封驳司及门下后省。当枢密院也从内朝走向外廷, 成为主掌军事的政务机关时, 重建一个新的连接中央和地方公文运行之机构就成为必要。君主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需要及时了解信息, 为使政令决策发送传达准确无误, 就要有这种专职的信息机构来服务。通进司和银台司由枢密院中分离出来, 成为了独立的通进银台司, 掌信息的传递。后门下封驳司, 发敕司, 以及进奏院的加入, 使其机构不断扩大。其在内廷置局, 提领诸司, 成为重要的中央机关, 在我国行政信息机构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通进银台封驳司成立于宋太宗淳化四年 (993) , 主要职掌是公文的发送、审查、保密、登记留底、归类、编目、贴写摘要等事宜, 且掌管封驳, 是宋代前期的重要的中央机关。到元丰六年 (1083) 废除, 其职能被门下后省所代替, 门下后省掌管公文的发送和封驳事宜。
8.明清通政司。明代始设“通政使司”, 简称“通政司”, 其长官为“通政使”。清代沿置, 掌内外章奏和臣民密封申诉之件。俗称“银台”。明代的通政 (使) 司编制为:“通政使司。通政使一人 (正三品) , 左、右通政各一人, 誊黄右通政一人 (正四品) , 左右参议各一人 (正五品) 。其属, 经历司, 经历一人 (正七品) , 知事一人 (正八品) 。”[10]1781通政使 (司) 的职掌为:“通政使 (司) 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四方陈情建言, 申诉冤滞, 或告不法等事, 于底簿内誊写诉告缘由, 赍状奏闻。凡天下臣民实封入递, 即于公厅启视, 节写副本, 然后奏闻。”[10]1780从此可见, 通政司是负责臣僚章奏的呈递和封驳的中央机关, 其对公文文书的审查、登记、留底, 保密, 对官员的行政监察, 对国家大事的参与决策等职能更加完善了, 通政司是政治信息传播机构在明清代的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三、宋代是古代公文信息传送机构发展的分水岭
1.宋前的公文传送机构经过权力的扩张, 发展成宰辅机构。无论尧舜时期的纳言、周时的内史、秦两汉时期的尚书、魏晋时期的中书、东晋南北朝隋唐的门下, 以及唐五代的枢密院, 皆是通上下之情, 出纳帝命, 连接皇帝和臣民的中间环节, 成为皇帝的喉舌之司。其中尚书、中书、门下、枢密院, 都由皇帝身边近侍内职, 掌文书的上传下递。在此基础上, 其权力不断扩张, 使原政务机关权力旁落, 逐渐取代了原有政务机关, 从而成为宰辅机构, 由内朝走向外廷。而这时皇帝又重新起用身边的亲信, 组成新的通上下之情、主文书之呈递、命令之下达的机关。这样往复循环, 其机构也逐渐地经历反复建立、扩展、膨胀、削弱、解体或转化, 又重新建立的演变之中。由此可见, 尚书、中书、门下、枢密院的次第出现, 依次代替的过程, 也是连接内外, 作为出纳文书, 通上达下之机关的发展演变的过程。
2.宋及宋后的公文运行机关职能专业化、固定化, 没有再变成宰辅机构。北宋前期的公文传送机构是通进银台封驳司, 主掌公文文书的发送, 对公文文书的审查, 对文书公文的保密, 对公文文书的登记留底、归类、编目、贴写摘要等职能。元丰改制, 其职能被门下后省所代替。明朝建立后, 明太祖朱元璋设立通政司, 取意:“政犹水也, 欲其常通”故以通政为名, 简称通政司。职掌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臣民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 清代沿制, 主掌主要职责是收纳各省题本, 校阅后送交内阁。查有题本不合规制的, 揭送内阁参办;如题本有逾限期的, 则须移文有关部门议办。在京各衙门的一切奏本, 不分公私, 也均须送通政使司呈进。因宋有通进银台司掌接受四方章奏案牍, 故别称为银台。但是, 通进银台封驳司、门下后省、及通进使司都是主掌公文传送的专职机关, 权力没有进一步扩张成为宰辅机构, 表明从宋以后, 公文机关的发展日益的成熟、稳定, 只能进一步专业化、固定化。
总之, 宋代在公文信息传播机构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是公文传送制度发展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1]陈经.陈氏尚书详解[M].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83.
[2]王安石.周官新义[M].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83.
[3]郑伯谦.太平经国书[M].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83.
[4]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5]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 1988.
[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2.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 2004.
[8]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9]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