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公司治理

行为公司治理（共12篇）

行为公司治理 篇1

预算管理产生于英国, 发展于美国, 首先应用于政府机构, 后来逐渐应用到企业。一战后, 美国一些企业管理者将预算引入企业管理, 以此来计划、协调和控制企业的经济活动。1911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促使企业预算管理理论进一步发展, 使标准成本、差异分析等方法都成为预算管理中的常用方法。1922年麦金西出版《预算控制》一书, 将预算管理理论及方法从控制的角度进行了详细介绍, 标志着企业预算管理理论开始形成。

一、全面预算管理思考

全面预算管理是指企业围绕预算而展开的一系列管理活动, 预算管理包括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分析、预算调控、预算考评等多个方面。全面预算管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以内容为标准, 可以分为经营预算、财务预算和资本支出预算三大部分。然而, 在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对全面预算管理尚存在很多认识与实务的盲区。

企业普遍编制了生产销售和费用预算, 而有关资本支出的预算及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预算的编制并没有引起企业应有的重视, 可见企业预算管理关注重点仍局限在生产经营领域, 而对于投资这样的重大项目缺乏预算。一方面说明企业事前对全部资金的投向和期限结构的安排并没有进行合理预测和准备;另一方面也说明企业投资活动尚未形成规范的行为准则, 既没有结合企业生产经营主营业务的安排, 也缺乏事前的充分规划。

现在大量企业失败的原因都是不审慎的投资, 正是因为投资缺乏从企业全局角度出发的事前安排, 致使投资方向与主营业务失去互相支持, 投资资金由于缺乏规划而大量占用且难以产生效益, 形成周转不灵, 最终出现投资损失。可见, 投资活动的预算是中国企业目前的薄弱环节, 也是中国企业预算管理亟须加强的领域。

(二) 中国企业的预算在其科学性与合理性方面有待改进。

目前, 大部分企业已认同了全面预算应以市场为基础的观念, 但仍有不少企业在编制预算时仍然侧重于内部生产, 尤其是老工业基地企业。这使得预算管理不能适应瞬息变化的市场行情, 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生产与销售决策的正确性就受到很大限制。频繁的预算调整也盖因于此, 从而严重冲击了预算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企业的生产、销售人员并不参加预算编制过程, 这就进一步降低了预算的科学性, 甚至有可能使预算因脱离实际而无法执行, 即使预算不脱离实际, 没有生产与销售等预算实际执行者参与制定的预算, 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更大的阻力。

(三) 缺乏对预算执行进行跟踪调查和预算调整。

预算应成为一个系统的过程, 对它的编制、执行、控制和调整都应给予重视, 忽略其中任意一个环节都将影响预算作用的发挥。然而, 目前企业对编制预算还是较为重视的, 大都设置了专门的预算机构参与预算编制, 而在对预算的执行、控制和调整过程中, 预算机构就很少参与, 这说明企业对于预算的执行、控制和调整并未给予足够重视。这架空了预算控制的职能, 也严重削弱了预算的激励作用。

(四) 预算执行过程中缺乏权限的划分与制衡。

预算编制、调整的权力不进行划分与制衡, 预算将形同虚设。如果没有权力的划分与制衡, 预算编制可能松弛, 特别是如果对于预算调整权力不加以制衡, 超预算或无预算的项目可能因为预算调整权的滥用而照样开展, 预算对实际行为的预控作用将严重受损。

(五) 缺乏对预算激励作用的重视。

中国企业开始注重预算的控制效果, 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控制, 但对预算的激励作用尚不够重视。目前, 对于预算调整, 企业认为对职工积极性并没有明显影响, 这正是预算激励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的一种表现。然而, 在现有的预算管理实务中, 这种积极作用并没有得到发挥。这至少说明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预算指标制定在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控性方面仍需改进;二是预算执行的奖惩不够明确或预算约束不严;三是企业对于预算工作、预算指标的宣传、沟通不足, 职工对于自己的行为与指标的关系、对于完成指标与获得奖惩的认识不明确。

目前,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界都在强化预算管理的作用。预算管理首先是置于公司治理背景下的一种全方位的行为管理, 它涉及到预算权限的划分与预算责任的落实。因此, 本文针对上述预算各方面的问题, 主要基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分析预算行为。

二、公司治理下的全面预算管理新思路

基于公司治理背景下的预算管理首先是一种全方位的行为管理, 它涉及到预算权限的划分与预算责任的落实, 因此本文主要从预算权限的划分、预算责任的落实两个方面来研究全面预算管理的新思路。

(一) 合理的划分预算权限

1、设立强有力的预算管理机构。

预算管理委员会是企业内涉及预算事项的最高权力机构, 作为预算掌舵人, 其不仅是全面预算管理的发动者, 也是预算管理工作的推动者, 责任重大。因此, 能否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预算管理团队, 关系到整个预算工作的成败。本文建议由单位一把手直接负责, 并吸纳各级部门主管参与, 从源头上为解决预算权限行为问题提供组织保障。从设定预算目标、组织编制预算、监督预算实施、考评预算绩效到审批预算调整, 预算管理委员会的作用应贯穿于始终, 严格控制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 并加强制度建设。

2、认真贯彻预算指标的最终决定权。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是公司董事会的职权,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是股东大会的职权, 在中国企业, 这种规范必须在预算实务中得到贯彻, 尤其是在大企业各种关系复杂, 多数是由总经理 (经理) 做出最终决定, 因此中国企业应该认真贯彻预算指标的最终决定权, 确保合理地划分预算的权限。

3、建立完备的信息管理系统。

为减少预算执行中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建立预算信息管理系统, 实现预算编制信息、执行信息的上下级共享。对影响企业预算准确性和合理性的内外部关键信息进行汇总和筛选, 对下级预算单位的预算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和比较, 剔除不可控和不可比因素, 建立内部预算标杆;对外部类同企业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 建立外部预算标杆。

(二) 确保预算责任落实

1、树立预算管理新理念。

针对企业预算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为使企业预算合理反映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和所面临风险的影响, 提高预算编制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 应树立“恰当的假定是预算的基点”的新理念, 使预算指标建立在一些未知而又合理的假定因素基础上, 确定预算编制的合理性范围。首先, 对预算期内影响预算目标的各种内外部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 找出影响最终预算结果的敏感因素;其次, 要对关键因素的可能出现概率进行评价和分析, 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业务量范围, 最后按可预见的多种业务量水平编制预算, 使预算的不确定性如实反映并得以控制。

2、站在战略高度合理设计绩效考核体系。

建立以企业战略发展目标为导向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 要求企业的业绩评价和奖惩机制做出相应调整。对预算执行情况的考核不应仅仅局限于对财务指标的考核, 还应将非财务指标纳入预算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管理层可以借助平衡计分卡理念分析影响企业战略目标实现和价值提升的关键财务因素和非财务因素, 多方面、多角度地对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做出综合考评, 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奖惩, 以协调企业长期利益目标与短期利益目标的矛盾, 更好地落实预算责任。

3、加强信息交流以营造和谐氛围。

建立科学化的工作流程以及高效率的组织机构, 以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提高企业内部管理的透明化。当企业进行预算管理时, 采用合理的手段加强上下级间的信息沟通是非常必要的, 这或许需要通信网络和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支持。当前的一些研究指出, 落实预算责任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反馈。在企业预算管理当中运用弹性预算的方法并有选择地就一些重要的差异进行细致的分析, 明确原因, 其实质正是上级管理者掌握更多的信息缩小与下级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水平。

4、预算执行中应加强责任预算, 责任落实到位。

责任预算是全面预算管理责任的具体落实, 具有明确目标、控制依据、考评标准等职能作用。划分责任中心、明确责任成本、制定相应的生产经营管理规章制度、理顺公司内部关系、对权力分配做出明确的规定, 做到每个人都责任明确, 责任分配清晰, 责任落实到位, 各负其责, 对各自的责任做到心中有数。通过责任预算明确和规范人的行为, 有利于实施有效的控制, 收到理想的效果。

三、结论

预算的价值不在于预算本身的结果, 而在于预算形成的过程;预算管理的实质不在于预算书的编制, 而在于预算流程的有效运行。在公司治理的大背景下, 预算首先被认为是一个全面管理的过程。因此, 企业在预算中首先应该正确地认识预算, 重视预算的编制、执行、控制和调整, 合理划分预算的权限, 认真落实预算的责任。

参考文献

[1]谢东明.关于集团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的探讨[J].财经研究, 2006.2.

[2]梁莱歆.企业研发预算管理:现状·问题·出路[J].会计研究, 2007.10.

[3]吴丽蓉.我国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有关问题探讨[J].财会研究, 2008.20.

行为公司治理 篇2

对债务人公司发出的催款通知，仅由收发人员签收邮件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该公司对所签收文件内容的确认行为。专题：诉讼时效—催收对象—催款通知单—签收行为—法人行为

案情简介：1999年8月，化工厂因购销合同形成对贸易公司的债权。2004年，化工厂据此起诉，并提交了期间化工厂向贸易公司发送催款通知书的证据，该通知书上有贸易公司收发人员签字。

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的批复》中所述的视为债务人对原债务重新确认的情形，系以债务人对催款通知单所载内容的确认为条件，即债务人在通知单上签字或加盖公章。如无特别约定，只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有权代表公司作出相关意思表示的人签字或者加盖公章，方为有效。对公司仅由收发人员签收邮件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该公司对所收文件内容的确认行为。

实务要点：如无特别约定，只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有权代表公司作出相关意思表示的人签字或者加盖公章，方为有效。对公司仅由收发人员签收邮件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该公司对所收文件内容的确认行为。

对于公司转投资行为的评析 篇3

[关键词] 转投资负面效应规制

公司作为企业法人，拥有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有自主运用资金的权利和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当然可以用公司的财产进行转投资。并且公司的转投资行为，对于活跃资本市场、扩展企业的经营规模、提高企业的经营效力，以及企业之间的联合具有积极的意義，所以法律对于公司的转投资行为是持肯定态度，但又正是由于转投资行为可能带来的无可回避的负面效应，所以对转投资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以及如何进行限制也就成为本文论述的关键问题。

一、公司转投资行为的内涵

新《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转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可见公司的转投资行为虽为公司法所规范，但是公司法并没有对转投资的概念做出明确的规定，根据学者的解释，所谓转投资，一般是指公司为获取能够产生收益的财产、资产或权益而依法投资于其他企业的行为。按照行为的方向，转投资可以分为单向转投资和双向转投资，单向转投资是一公司向其他公司投资的单向行为，而双向转投资是两个公司相互向对方投资的行为。按照行为的性质，转投资又可分为股权转投资和债券转投资。股权转投资是指一公司取得其他公司的股份，债权转投资是指一公司购买其他公司的债券成为该公司的债权人，享受债权人的权益，但同时也担负一定的债权无法实现的风险。

二、公司转投资行为带来的负面效应

按照学界的通说，公司转投资行为主要会带来如下负面效应：

第一，导致资本的虚增。在现代公司制度中，公司拥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公司是以其全部资产对于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而公司的股东仅对于公司债务承担间接的有限责任，故公司的资本就成为公司信用的基础，也是第三人判断是否与公司进行交易的重要依据，而公司的转投资行为可能会形成一种资本假象，误导第三人做出判断，从而为以后利益受损埋下了隐患。

第二，损害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的转投资行为实质上是将股东的投资进行转投资，直接影响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也违背了股东对公司投资的目的，大大增加了股东投资的风险。同时转投资会降低公司实际控制的经济资源，降低公司的偿债能力，增加债权人风险，违反了资本维持原则。

第三，导致公司治理的失效。公司治理是指股东对于公司的监督机制，其核心是投资者或股东权益的保护，这一机制在具体法律制度上表现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由董事会聘任的经理）和监事会所组成的公司机构之间权利分配与制衡。而公司的转投资行为，很有可能会打破这种平衡机制，从而导致公司治理的失效或失衡。例如在甲、乙两公司双向转投资中，董、监事可能利用转投资控制本公司股东会。假设甲、乙两公司的董、监事相互协议，约定在甲公司进行重大的人事选举或表决重要议案时，乙公司对甲公司所持有的表决权，依据甲公司董、监事的意愿行使。反之，亦然。这样两公司的董事、监事均可利用相互投资额，投票选举自己，并依对方意愿表决公司的重要议案，从而实际控制公司，而股东会的功能尽失。

第四，公司利用转投资建立关联企业。公司可以利用投资关系实际控制其他公司，从而形成母子公司关系。母子公司虽为两个独立公司，皆具有法人人格，但子公司之经营实为母公司控制，子公司之债权人利益也更易由于母公司滥用其支配地位而受到损害。而同时在现实生活种子公司常被母公司用来作为违法和规避法律行为的工具，从而有损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如何对公司转投资行为进行规制

1.新旧公司法之比较

与就《公司法》相比，新《公司法》的确放宽了对于公司转投资行为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扩大了公司转投资的对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转投资；不仅限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只要不成为对其他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即可；而旧《公司法》语焉不详，从而使人们对于公司是否可以向非公司企业法人进行投资产生了疑问和争议，新《公司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二，取消了关于转投资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50％的对公司转投资数额限制的规定，而交由公司章程规定。旧《公司法》关于投资限额的规定，其本意在于减小转投资行为带来的风险，保护相对人的安全，但由于中国对于公司动态资本监管的欠缺，再加上监管成本太高，从而使得这项规定在实务上无法进行操作，从而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而且转投资行为不仅仅涉及到投资方与接受投资方两者的利益，而且还涉及到公司债权人及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如果简单地根据“越权无效原则”认定转投资行为无效，必然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危害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从而，即使超过规定限额的转投资行为，也很少被认定为无效。但是，如果认定为有效，则又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样就使得对违反转投资数额限制的行为效力的认定成为一个两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旧《公司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对转投资的限制仍然无法真正实施。故新《公司法》删除了法定数额限制，而是交由公司的股东去判断。

2.在新《公司法》的框架上如何对转投资行为进行规制

第一，责任承担主体的规制。新《公司法》明确表明，公司在转投资中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我们知道按照现代公司法的理论，公司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被法律赋予了独立的人格，公司其实是以其全部资产对于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的责任，所以公司在转投资中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在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公司法》要平衡公司、股东、公司的债权人的利益，而不能厚此薄彼，故在肯定公司的转投资行为的同时，也要兼顾到保护公司的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同时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这也就意味着公司可以根据经营的需要，把握投资机会对于其他企业进行转投资，但是公司必须恪守法律的底线，否则其行为就可能无效。

第二，公司章程的规制。公司作为独立的主体，应当允许其章程自治，新《公司》对于这一点持肯定态度。新《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故公司法将公司是否进行转投资以及对于投资多少交由公司章程来规定。公司章程是由公司的设立人制定的，体现了投资人的利益，并对公司、股东和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的调整公司内部组织关系和经营行为的自治规则。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公司最重要的自治规则，是公司活动的根本准则，是公司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公司章程也是确定公司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法律文件，章程内容涵盖了公司中的所有重大问题，具有法定的效力。因此，新《公司法》将转投资交由公司章程规定实为交给投资者决定，从而保护了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董事的权利。

第三，股东撤销权的规制。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条规定授予了股东对于违反公司章程的转投资行为进行依法撤销的权利。所以根据法律规定，公司的转投资行为应当依照公司的章程规定进行，若转投资行为违反了公司章程，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投资者投资的风险。但为了防止股东滥用撤销权，干扰公司的正常投资活动，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又规定：“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平衡了股东与公司的利益关系。

上市公司利润操纵行为及其治理 篇4

一、上市公司利润操纵行为的财务特征

上市公司的利润指标可以反映其获利能力，如果上市公司利润指标被人为操纵，投资者就难以正确的对未来进行预测。通过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的分析，可以从表现异常的财务指标中判断企业是否有操纵利润的嫌疑。

（一）通过非营业活动提高利润额

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越高，说明企业靠主业获取利润的能力越高。由于营业外收入和投资收益比较容易由人来操纵，只要拉高这两部分的比例，企业的获利能力指标被操纵的可能性就越大。企业的非营业收入主要包括固定资产盘盈、处置固定资产净收益、罚款净收入和出售投资的收益。在操纵利润额的手段中，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增加投资收益来增加利润。投资者应对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给予高度重视。对于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比重较大的企业，首先应该分析投资收益的来源，然后辨别这种投资收益是否具有持久性。

如果上市公司企图利用非营业活动调整利润，那么从总体上来看，这些企业的营业外收入或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可能会较其他一般公司高一些，而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相对低一些。

（二）通过提前确认销售或有意扩大赊销范围调整利润总额

提前确认销售和赊销等销售行为都无法在发出商品时取得现金流入，因此当企业出现这些行为时，表现在财务指标上，即为应收账款的增加。如果上市公司采用此种方法调整利润，那么企业的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就会高于一般企业，而应收账款周转率又会低于一般企业。

（三）通过挂账处理进行利润操纵

挂账处理就是指企业采用推迟确认已经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如待摊费用、递延资产、无形资产以及类似的其他长期资产。企业挂账的费用提高，就会导致资本化的费用提高。如果上市公司利用推迟确认费用或损失来提高净收益，与资本化费用有关的财务指标就有可能出现异常，例如待摊费用占流动资产的比重、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占流动资产的比重等指标会给我们以提示。

（四）利用关联交易调整利润

利用关联交易操纵净资产收益率的手法，会导致在企业的关联交易额占销售收入或销售成本的比例上体现出差异。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1)提高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反映着企业与正常经营业务方以外的有关各方的资金及利益往来。由于关联交易的隐蔽性和披露的不规范性，投资者难以从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中获取关联交易的相关数据，因此我们通常根据调整利润进行的关联交易通常不涉及现金的特点，选择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比重这一指标。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越大，企业与关联方之间的联系就越密切，即存在着利用关联方交易调整利润的可能性。

(2)虚假交易。上市公司往往还会虚构与关联企业的经济业务往来，如通过签订虚假合同的方式将其产品销售给母公司，或者通过将其商品高价出售给其关联方，从而使其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利润“焕然一新”。除了企业管理当局外，外界很难获知交易的真正情况。对于上市公司，其销售收入会增加，利润也相应增加;另一方面，对于控股股东和被投资企业来说，则是应付账款和存货的增加。即使上市公司并未实现对外销售，也能提升账面利润。

（五）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操纵利润

由于与资产减值准备相关的会计准则界定较为模糊, 并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所以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转回等成为上市公司调整利润的普遍做法。具体表现如下:

(1)少提资产减值准备, 以增加企业利润。按照谨慎性原则，同时为了降低财务风险，上市公司应当定期或于每个年度终了, 全面检查各项资产情况, 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上市公司只要不计提或少提减值准备, 就可以减少当期费用，从而达到提高利润的目的。

(2)多提资产减值准备, 以减少企业利润。上市公司多提资产减值准备, 通常出现在有较大亏损的公司，即集中在某一年度提巨额减值准备, 来年便可不提或少提减值准备, 为来年扭亏做准备, 这种现象普遍存在。

(3)当期计提减值准备后, 以后期间少确认成本费用以增加利润。以存货为例,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可以使当期利润额偏低, 那么期末存货成本就会减少, 便会导致以后期间销售成本偏低, 实现利润增长。又如固定资产, 计提减值准备后，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少, 在折旧方法、残值率不变的条件下, 以后各期会因折旧额的减少而使利润额增加。这种调整利润的方法无需通过大量冲回减值准备即可实现, 具有更强的隐蔽性。

（六）利息费用资本化

利息费用资本化可以使公司新建固定资产在产生效益前的利息支出不必全部计入损益表，从而对利润构成冲击。上市公司通过利息费用资本化来操纵利润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以某项资产还处于试生产阶段为由，利息费用年年资本化，虚增资产价值和利润。在建工程中的利息费用资本化数额和损益表中反映的财务费用，远远小于企业借方余额应负担的利息费用，利息费用还通过其他方式被转化，最终资本化并形成企业的资产。尽管我国上市公司人为操纵利润的手段各不相同，但无一例外的都会在其财务指标中暴露其操纵手法，因此，只要能够对这些反映利润操纵的财务指标给予足够关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识别上市公司的操纵手段，去伪存真，得到企业真实的获利水平。

二、上市公司利润操纵行为产生的原因分析

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有两个：自私假设和需求定律。“自私假设”认为，人总是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且假设人都是理性的。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关系人———投资者、债权人、管理者、审计师、律师、承销商都有自利性的一面。在上市公司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上市公司的经营者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利润操纵的动机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需求定律”会给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带来外部的压力。在对企业经营者的经营业绩进行考核或评价时，利润常常是首选考核指标。因此，企业自然会将利润作为追求的首要目标，除了实际的利润之外，企业也不会放过从财务技术上和管理行为上扩大利润的机会。

（一）内部原因主要包括：

(1)上市前的利益驱使。融资是证券市场的重要功能，企业上市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筹集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在我国当前的监管体制下，新股发行额度有限，公司为了尽可能募集到更多的资金，拟上市公司就必须通过提高新股发行价格的手段。由于我国股票发行价格采用固定定价方式，即股票的发行价格等于每股的税后利润乘以发行的市盈率，股票的市盈率一般在13—17倍之间，而市盈率一般又会受到政府管制，所以每股税后利润的大小就成为企业是否能够筹集到足额资金的决定因素。不仅拟上市公司想自身想通过调整利润来提高发行价格，而且一些券商为争取到承销资格，也承诺帮助拟上市公司粉饰利润。这种股票发行定价方式无疑成为推动经营者利润操纵的推动因素

(2)为防止退市而操纵利润。《证券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规定，上市公司如果出现连续三年的亏损，其股票将被停牌，限期如若不能扭亏，则将被终止上市。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中，企业的融资渠道狭窄，许多企业将希望寄托于股票市场。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特别处理”和“摘牌制度”带给上市公司无形的压力，如果不能通过正常的经营实现良好盈利的话，那么上市公司会不惜铤而走险，在财务数据上造假。

(3)为获得配股资格而提高利润。上市公司的配股行为受到政策的严格限制，只有在连续三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都在6%以上的情况下才有配股的资格。“6%”即通常所说的配股资格线，旨在保证再融资的上市公司的质量。如果有一年没有达到6%，上市公司就会对财务报表进行反复测算，通过非法手段对其利润数据精心炮制。

(4)内部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度的缺陷。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份相对集中，股份结构畸形，未形成真正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健全，导致产权责任不明确，国有股权的代表难以规范，我国大多数挂了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政企不分、政府主管部门严重干预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由于以上原因形成上市公司利润操纵屡禁不止。与此同时，健全、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保证业务活动按授权来进行;保证所有交易和事项以正确的金额、在恰当的会计期间及时地记录于正确的账户;保证账面资产与实际资产账实相符等。但是，如果一个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或者缺乏，就会给会计舞弊以可乘之机。

（二）外部原因主要包括：

(1)债权人因素。银行等金融机构债权人出于控制风险的需要，不仅要对企业的资信进行评估，而且要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进行分析。银行不会愿意贷款给亏损企业和信誉不足的企业，为了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和维护其在商业经营中的信用，一些企业便存在编造良好的业绩现象。特别是在银根紧缩、贷款困难的情形下采用更为普遍。

(2)国内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尚不完善。企业经营业绩是衡量经营者业绩的不二选择，通常包括投资回报率、销售利润率以及计划完成情况。但是目前大部分企业还是将营业利润来作为评价企业业绩好坏的主要标准。经营业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公司形象和经营者职业生涯的发展，为了维护良好的公司形象，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也为了经营者自身的利益，对利润进行操纵就在所难免了。

(3)会计制度体系尚不健全。会计制度的发展落后于会计实务的发展，这始终是我国会计行业的软肋。制度缺陷使得对某些会计事项的计量和处理具有很大弹性。稳健性原则要求会计人员在反映带有不确定因素的经济业务时要采取审慎的态度，这其中又夹杂了会计从业人员较大成分的主观判断，所以为会计从业人员利用计量方法的可选择性和会计估算的主观经验性对利润操纵提供了可能。

三、上市公司利润操纵行为的治理措施

根据上述上市公司利润操作行为的特征及成因的分析，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措施对上市公司利润操作行为进行治理。

（一）建立有效监管的证券市场

有效的证券市场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约束企业的行为。我国证券市场还在逐步发展当中，尚未成熟。必须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许多上市公司热衷于“壳”资源的炒卖，弄虚作假，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证券监管部门应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性、可靠性，以及真实性方面加强监督，对违规的上市公司进行严惩。构建系统、科学的上市公司财务会计分析指标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投资者要提高自身素质，并且能够具备辨别上市公司所披露的财务会计报告与附注内容是否真实的能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对上市公司行使监督权和收益权，通过行使股东的表决权，对上市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实施有效的监督。通过以上途径将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空间降到最小。

（二）完善会计准则和法规体系

会计行为必须受会计准则的约束。然而会计准则也不是完美的，会计准则会落后于会计实务，使对某一事项的处理没有特定方法，就使利润操纵成为可能。因此，我国应加快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同时，构建科学合理的会计法规体系，也是当务之急。

（三）加强公司内部治理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要求平衡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的利益，解决国有股产权主体虚位问题;通过权力分配、权力制衡和信息披露，减少会计造假的风险。在平衡经营者和所有者在会计信息上的权力方面，除了建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和审计委员会制度外，还应加快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采取委派财务总监或是实行“会计委派制”等。

（四）建立上市公司信用评级机制

上市公司信用评级的指标通常包括：财务效益、资产运营状况、偿债能力、管理水平和发展前景五个方面。企业信用等级标准采用国际通用等级符号标记，AAA级表示企业信用程度高、经济效益好、清偿支付能力强，几乎无风险。依此类推，C等级表示企业无信用，基本无力偿还债务本息，亏损严重，接近破产。信用评级机制可以帮助投资者进行决策，培育风险意识、提高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与自我约束能力。

（五）完善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

注册会计师这一职业之所以能在市场经济中产生和发展起来，是因为注册会计师能够独立地对公司会计人员编制的报表进行审计，并提供公正客观的意见。注册会计师的职业性质决定了其承担保护公众利益的责任。为了保护公众利益，维护证券市场有序运转，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和职业信誉，注册会计师必须有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个别注册会计师风险意识较差，执业水平较低，这是对上市公司造假的纵容。美国国会两院于2002年通过《2002年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的目的就在于强化公司约束、加强会计行业监管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相关规范主要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的经验之上，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以及职业道德准则。现在，美国在重新反思其注册会计师的相关基本制度，特别是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这也迫切要求我国也必须重新审视，以完善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

此外，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 包括各种媒体，引导社会积极参与打击会计造假，宣传诚信思想;建立举报制度，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打击上市公司的会计造假和舞弊行为。

通过本文的初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之所以会出现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行为，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利润操纵是证券市场上一个永远可以探讨的话题，即使是在证券市场成熟而完善的发达国家，利润操纵也不可避免。可以预见，利润操纵还会出现新的形式，对它的治理不可能一劳永逸。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的治理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将来还有很多新的治理方法等待我们去发掘。

参考文献

[1]陈收:《行为金融理论与实证》, 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卢艳玲:《财政调研与决策参考》,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3]陈静、许斌:《我国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及其治理》, 《理论月刊》2007年第8期。

[4]阎达五:《阎达五文集 (上册)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王又庄:《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与评价》, 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版。

[6]肖彦:《会计理论与实践研究》, 《广西会计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2007年。

[7]刘兴强:《转轨期证券监管研究》, 广东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8]朱伯玉、管洪彦:《公司治理法律问题研究》, 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林汉川、夏敏仁:《企业信用评级:基于国外经验的中国体系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公司员工行为准则 篇5

第一条

目标

职业化的核心是一个人的职业操守和人格品质所反映出来的综合素质。为了培养员工仁信礼智的职业化素养，展示企业形象、保持核心竞争力，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伊犁万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全体员工。

第三条

行为准则 职业人十项行为准则：

1、结果证明价值；

2、责任造就人品；

3、能力解决问题；

4、重视日常细节；

5、耐心对待客户；

6、遵守公司规范；

7、团队利益为重；

8、精确时间观念；

9、沟通解决一切；

10、行为始终如一。第四条

穿戴要求

（一）上班时间着装应干净整洁、朴素大方、方便工作，不穿奇装异服。具体要求是：

（二）衬衫：衬衫应勤洗勤换，不得有污渍、异味。男职员须将衬衣扎在裤子内。

（三）裤裙：裤子熨烫平直，不得将裤腿挽起；男职员不穿短裤、牛仔裤、运动装，女职员不穿超短裙、牛仔裤、运动装。

（四）鞋袜：鞋面应保持清洁，以商务、职业化为标准，不穿底部有金属的鞋；不穿使脚过于暴露的鞋，如拖鞋、凉鞋、镂空鞋等，女士鞋跟限高5公分，穿裙装必须配以肤色相近的长筒丝袜，男士袜以深色为准。

（五）周一至周五、对外事务或召开重大会议（如庆典仪式、签约仪式、记者招待会、公司活动等）时，必须穿着工装。其他时间可着便装。

（六）高管日常上班可以不着工装，在参加大型活动和会议、商务谈判、庆典仪式、签约仪式、记者招待会、公司活动等必须着工装。

（七）孕妇在怀孕期及伤病人员在养伤期间可不着工装。第五条

办公要求

（一）桌面、墙壁不得做任何标记，不得粘贴或悬挂任何物品。

（二）桌面可摆放电话、电脑设备、笔筒、水杯等物品；待处理文件和已处理文件不能散放于桌面，及时存放在文件夹或文件筐内，所有桌面物品摆放整齐美观。

（三）对于各部门或员工对内、对外报送的文件要求严谨，不得有错别字。

第六条

电话管理要求

（一）电话禁止使用免提功能，电话铃三声之内接听电话，首先回应：“您好，这里是万邦房产”，言语礼貌，待对方挂机后方可结束。

（二）电话沟通言语简明扼要，不得在电话中聊天。

（三）通话声音以保持对方听清楚而不影响周围人员办公为宜。

（四）办公、会议、活动期间移动电话调整为震动、静音或关机状态。

第七条

行为规范

（一）进入其他办公室时应事先敲门，敲门三声告知，敲击声音以对方听见为宜，在征得同意后方可进入；进入房间后应回手关门，关门力度轻缓；离开时位归原处摆放整齐。

（二）走廊、通道内行走，应于右侧中间位置，放轻脚步，不得奔跑。

（三）不得不打断他人工作或谈话时，应先表示歉意，后表示谢意。

（四）职场内遇到同事，应相互点头行礼或问好行礼致意。

（五）上班时间严禁游戏、娱乐、化妆、睡觉、放音乐（除职场音乐）、吃零食（软饮除外），发现一次玩游戏者立即辞退。非独立高管办公室禁止吸烟。

（六）办公职场内未经允许不得私接电源，凡裸露线缆一律贴墙或桌脚规划整齐，上班期间按规定使用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等设备，工作结束后须及时切断电源。

（七）为节约办公成本各部门按照要求使用照明设备，养成良好的节约习惯，外出关窗、关灯、关办公设备电源，洗手后关水龙头等。

（八）公司内部（非既定表格）均双面使用纸张。

（九）严禁越权阅读、打探限制性文件、信息等公司机密，且不得超越限制范围传播，未公开会议内容与决议不得向外传播。

第八条

职场要求

（一）职场办公资产统一由行政部调配、调拨具体参照《资产管理办法》执行，公共区域资产未经允许不得挪动或挪作它用，职场不得存放无关物品与私人物品，职场办公设备摆设未经行政部同意不得随意挪动。

（二）办公职场内部不得使用私人电器设备如：无线宽带猫、交换机、电暖气、风扇等其他不属于公司的电气设备（确实因工作需要应向行政部报备）经批准后使用。

（三）自觉维护办公区域及公共区域卫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烟头、纸屑等杂物，不得向水池、便池内倾倒茶叶等杂物。

（四）办公职场卫生应每天打扫，确保物品及桌面无浮灰，地面清洁无脚印，玻璃每季擦拭1次。第九条

计算机使用要求

（一）办公文件保存到除C、D盘以外的其它硬盘，应用软件安装或保存于D盘。

（二）计算机设置开机密码及屏保密码，屏保程序5分钟，机密文件应当加密，密码部门使用人保管，部门负责人及部备案，网络内共享文件夹必须加口令保护，禁止向无关人员泄露计算机用户口令，不得打听、窃取其它部门口令。

（三）使用非本部门计算机应征得该部门主管人员同意。

（四）不得随意打印公司文件并带离公司。不得利用公司计算机打印个人文件。

（五）不得随意让外单位人员使用本单位计算机，必须使用的需部门主管同意并有本部门人员在场。

（六）不得擅自拆改计算机设备，禁止擅自安装非工作应用软件程序，禁止擅自更改计算机网络设置。

（七）严禁擅自将公司机密文件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外发送。

（八）严禁将储有公司机密文件的储存载体（软盘、光盘等）带离公司。

（九）用计算机、互联网浏览涉及色情及反政府内容以及其他涉及违法犯罪活动网络信息。

（十）用互联网资源散布谣言、色情、反政府信息及言论，出现违法行为受到司法处理的责任自负。(十一)破坏公司内外网络及公共网络行为。第十条

严禁以下行为发生 1拉帮结派、搬弄是非 2越级指挥、串岗汇报 3辱骂他人、打架斗殴 4公事私办、虚报冒领 5拒不执行、违法犯罪

第十一条

违反职业人行为规范，考核20元/次；违反5.3考核20元/次，违反10.1-10.5予以“辞退”处分。

第十二条

经济活动

（一）员工不得超越职权或业务范围，开展经营活动或从事投资业务。

（二）员工在本职日常业务外，未经总经理批准或授权，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1、以公司名义考察、谈判、签约；

2、以公司名义提供担保、证明；

3、以公司名义对新闻媒体发表意见、消息；

4、代表公司出席公众活动。

5、个人投资:员工可以在不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的前提下，从事合法的投资活动，但禁止下列情形的个人投资：

6、未经总经理同意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个人投资；

7、投资于公司的客户或商业竞争对手的个人投资；

8、以职务之便向投资对象提供利益的；

9、以直系亲属名义从事上述三项投资行为的。

（三）利益

1、员工在经营管理活动中，严禁索取或者收受业务关联单位的利益，否则将构成受贿。

2、员工不得利用职权，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下为他人或自己谋取利益。

3、员工不得挪用公款谋取个人利益或为他人谋取利益。

4、员工不得用公款供自己私人消费。

5、员工对外业务联系活动中，遇业务关联单位按规定合法地给回扣、佣金、物品的，一律上缴公司综管部。

违反以规定者，公司追究法律责任并予以辞退。15.利益冲突的处理

员工的直系亲属从事可能会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的业务时，员工应向公司申报，及时提出职务上的回避。

第十三条 员工之间存在亲属或恋爱关系，须调任不同公司任职，无法调动或拒不调动的自动解除劳动关系。

第十四条

交际应酬

（一）公司对外的交际应酬活动，应本着礼貌大方，简朴务实的原则，不得铺张浪费，严禁涉及违法及不良行为。

（二）公司内部的接待工作，提倡热情简朴，不得用公款提高标准宴请及娱乐活动。

（三）员工在与业务关联单位的联系过程中，对超出正常业务联系所需要的交际活动，应谢绝参加。包括：

1、各部门不得接受有业务来往和内部监督单位有目的或为私利的宴请及娱乐活动（领导请下属单位或外单位除外）。

2、具有赌博性质的活动。

3、邀请方的目的是为了从我方取得不适当利益的活动。违者予以“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者追究法律责任并予以辞退。

第十五条

保护公司资产

（一）员工未经批准，不得将公司的资金、车辆、设备、房产、原材料、商品等，擅自赠予、转让、出租、出借、抵押给其他公司、单位或者个人。

（二）员工对因工作需要配发给个人使用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不得违反规定使用。

国际刑法中公司的共谋行为 篇6

关键词：国际刑法；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公司共谋行为；跨国公司

中图分类号：D997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4012108

近年来，各国爆发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已不再以政府为唯一侵害方，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广大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大规模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不断涌现。有报告指出，此类行为多发生在能源、矿产和制造业领域，涉及的行为包括污染环境、强迫劳动、酷刑甚至谋杀[1]。其中，部分公司的行为甚至严重到直接违反国际刑法的程度，如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Petroleum Co.）在尼日利亚虐待、强行拘捕、监禁和谋杀当地工人和土著居民；优尼科公司（Unocal Corp.）涉嫌协助缅甸军方虐待工人，强制劳动和强制迁移等行为③；弗里波特-麦克莫兰铜金公司（Freeport-McMoran， Inc）在其印度尼西亚矿场侵犯工人人权，污染当地环境并涉嫌进行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等④。类似的现象使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大型跨国公司明显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已经并将持续给其驻在国、母国及第三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际社会试图在国际法层面解决公司国际刑事责任问题的决心。然而，由于国际刑法基础理论方面的欠缺和各国国内法对相关核心问题的理解差别太大，在司法实务中，至少在国际法层面（特别是国际刑法层面）对公司的管控几成空白。为实现对公司行为的监管，国际法、国际刑法学界及实务界在大量司法判例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一种“曲线救国”模式，即以起诉涉事公司员工、高管或负责人侵犯人权的“共谋”行为来实现对公司行为的控制⑤。这就是国际刑法中公司共谋行为产生的最初形式。

一、公司在国际刑法中的新发展

20世纪中期开始，国际社会对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大规模侵犯基本人权的报道屡见不鲜[2]。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跨国公司对其本国、母国和第三国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⑥。鉴于其犯罪行为具有危害性大、影响面广、涉及人数众多等特点，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界逐渐开始重视公司在国际刑法中的地位和如何对其犯罪行为进行惩处等问题。经过60多年的发展，在国内法层面，大多数国家在其国内刑法典中已承认公司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3]。然而，在国际刑法层面，国际社会对公司是否承担国际刑法下的国际刑事责任仍未达成共识。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就开始讨论公司的国际刑事责任问题。最早涉及公司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实践活动可追溯到纽伦堡审判时期。1943年，德国著名企业家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 Krupp）因其军工厂为纳粹德国提供极大的帮助而受审[4]。早期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涉及德国公司的问题上，并未将其强迫劳动或向集中营贩卖毒气等行为作为探讨重点，只侧重于批判这些公司对战前经济的巨大支持以及战后对希特勒非法统治的维护等方面的行为[4]。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国际刑事司法实务界对公司共谋行为认识的初级阶段。此外，《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9条也为战后各主要国际刑事法庭将公司认定为犯罪组织奠定了基础[5]。

虽然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都曾认定“私人公司的商业活动为战争带来不可分割的经济支持”[6]。但由于两法庭都排除了对商业法人的管辖权，当时的学界和实务界对是否承认公司的国际刑事主体资格一说仍然存在较大争议。纽伦堡审判后的几十年中，国际刑事司法实务界亦曾多次尝试厘清相关问题。其中，以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以下简称“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ribunal for Rwanda，以下简称“卢旺达刑庭”）的相关判例表现最为突出。除此之外，战后国际性文件对公司在国际刑法中的地位及相关核心问题的探讨也逐渐增多。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公司国际刑事责任的深入发展。endprint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国际刑法的行为屡禁不止。晚近，国际社会就应当对公司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追究相应的国际刑事责任这一问题基本达成共识。然而，鉴于国际刑法尚未承认公司的国际犯罪主体资格，通过对晚近国际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分析可知，当前国际刑法对公司犯罪行为的惩治只能通过追究公司在侵犯人权行为中的共谋行为来实现。

关键词：国际刑法；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公司共谋行为；跨国公司

中图分类号：D997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4012108

近年来，各国爆发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已不再以政府为唯一侵害方，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广大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大规模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不断涌现。有报告指出，此类行为多发生在能源、矿产和制造业领域，涉及的行为包括污染环境、强迫劳动、酷刑甚至谋杀[1]。其中，部分公司的行为甚至严重到直接违反国际刑法的程度，如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Petroleum Co.）在尼日利亚虐待、强行拘捕、监禁和谋杀当地工人和土著居民；优尼科公司（Unocal Corp.）涉嫌协助缅甸军方虐待工人，强制劳动和强制迁移等行为③；弗里波特-麦克莫兰铜金公司（Freeport-McMoran， Inc）在其印度尼西亚矿场侵犯工人人权，污染当地环境并涉嫌进行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等④。类似的现象使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大型跨国公司明显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已经并将持续给其驻在国、母国及第三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际社会试图在国际法层面解决公司国际刑事责任问题的决心。然而，由于国际刑法基础理论方面的欠缺和各国国内法对相关核心问题的理解差别太大，在司法实务中，至少在国际法层面（特别是国际刑法层面）对公司的管控几成空白。为实现对公司行为的监管，国际法、国际刑法学界及实务界在大量司法判例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一种“曲线救国”模式，即以起诉涉事公司员工、高管或负责人侵犯人权的“共谋”行为来实现对公司行为的控制⑤。这就是国际刑法中公司共谋行为产生的最初形式。

一、公司在国际刑法中的新发展

20世纪中期开始，国际社会对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大规模侵犯基本人权的报道屡见不鲜[2]。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跨国公司对其本国、母国和第三国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⑥。鉴于其犯罪行为具有危害性大、影响面广、涉及人数众多等特点，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界逐渐开始重视公司在国际刑法中的地位和如何对其犯罪行为进行惩处等问题。经过60多年的发展，在国内法层面，大多数国家在其国内刑法典中已承认公司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3]。然而，在国际刑法层面，国际社会对公司是否承担国际刑法下的国际刑事责任仍未达成共识。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就开始讨论公司的国际刑事责任问题。最早涉及公司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实践活动可追溯到纽伦堡审判时期。1943年，德国著名企业家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 Krupp）因其军工厂为纳粹德国提供极大的帮助而受审[4]。早期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涉及德国公司的问题上，并未将其强迫劳动或向集中营贩卖毒气等行为作为探讨重点，只侧重于批判这些公司对战前经济的巨大支持以及战后对希特勒非法统治的维护等方面的行为[4]。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国际刑事司法实务界对公司共谋行为认识的初级阶段。此外，《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9条也为战后各主要国际刑事法庭将公司认定为犯罪组织奠定了基础[5]。

虽然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都曾认定“私人公司的商业活动为战争带来不可分割的经济支持”[6]。但由于两法庭都排除了对商业法人的管辖权，当时的学界和实务界对是否承认公司的国际刑事主体资格一说仍然存在较大争议。纽伦堡审判后的几十年中，国际刑事司法实务界亦曾多次尝试厘清相关问题。其中，以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以下简称“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ribunal for Rwanda，以下简称“卢旺达刑庭”）的相关判例表现最为突出。除此之外，战后国际性文件对公司在国际刑法中的地位及相关核心问题的探讨也逐渐增多。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公司国际刑事责任的深入发展。endprint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国际刑法的行为屡禁不止。晚近，国际社会就应当对公司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追究相应的国际刑事责任这一问题基本达成共识。然而，鉴于国际刑法尚未承认公司的国际犯罪主体资格，通过对晚近国际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分析可知，当前国际刑法对公司犯罪行为的惩治只能通过追究公司在侵犯人权行为中的共谋行为来实现。

关键词：国际刑法；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公司共谋行为；跨国公司

中图分类号：D997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4012108

近年来，各国爆发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已不再以政府为唯一侵害方，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广大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大规模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不断涌现。有报告指出，此类行为多发生在能源、矿产和制造业领域，涉及的行为包括污染环境、强迫劳动、酷刑甚至谋杀[1]。其中，部分公司的行为甚至严重到直接违反国际刑法的程度，如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Petroleum Co.）在尼日利亚虐待、强行拘捕、监禁和谋杀当地工人和土著居民；优尼科公司（Unocal Corp.）涉嫌协助缅甸军方虐待工人，强制劳动和强制迁移等行为③；弗里波特-麦克莫兰铜金公司（Freeport-McMoran， Inc）在其印度尼西亚矿场侵犯工人人权，污染当地环境并涉嫌进行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等④。类似的现象使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大型跨国公司明显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已经并将持续给其驻在国、母国及第三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际社会试图在国际法层面解决公司国际刑事责任问题的决心。然而，由于国际刑法基础理论方面的欠缺和各国国内法对相关核心问题的理解差别太大，在司法实务中，至少在国际法层面（特别是国际刑法层面）对公司的管控几成空白。为实现对公司行为的监管，国际法、国际刑法学界及实务界在大量司法判例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一种“曲线救国”模式，即以起诉涉事公司员工、高管或负责人侵犯人权的“共谋”行为来实现对公司行为的控制⑤。这就是国际刑法中公司共谋行为产生的最初形式。

一、公司在国际刑法中的新发展

20世纪中期开始，国际社会对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大规模侵犯基本人权的报道屡见不鲜[2]。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跨国公司对其本国、母国和第三国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⑥。鉴于其犯罪行为具有危害性大、影响面广、涉及人数众多等特点，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界逐渐开始重视公司在国际刑法中的地位和如何对其犯罪行为进行惩处等问题。经过60多年的发展，在国内法层面，大多数国家在其国内刑法典中已承认公司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3]。然而，在国际刑法层面，国际社会对公司是否承担国际刑法下的国际刑事责任仍未达成共识。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就开始讨论公司的国际刑事责任问题。最早涉及公司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实践活动可追溯到纽伦堡审判时期。1943年，德国著名企业家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 Krupp）因其军工厂为纳粹德国提供极大的帮助而受审[4]。早期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涉及德国公司的问题上，并未将其强迫劳动或向集中营贩卖毒气等行为作为探讨重点，只侧重于批判这些公司对战前经济的巨大支持以及战后对希特勒非法统治的维护等方面的行为[4]。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国际刑事司法实务界对公司共谋行为认识的初级阶段。此外，《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9条也为战后各主要国际刑事法庭将公司认定为犯罪组织奠定了基础[5]。

行为公司治理 篇7

一、寻租内涵以及国有独资公司租金来源

(一) 寻租的内涵

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 认为, 租金是指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 是诱使这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所必须的最小的额外收益。阿弗里德·马歇尔发展了租金的概念, 他认为租金还应包括与经济租相近的准租金 (可供使用的资源供给量只是在短期中暂时不受对其支付额多寡的影响的租金) , 也就是暂时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现代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发现, 政府的政策干预与行政管制由于抑制了竞争, 扩大了供求差额, 也能形成超额收入。自此之后, 租金的概念不断的被拓宽。詹姆斯·布坎南 (James Buchana) 认为租金是指某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 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那部分剩余。现在总的趋势也是把租金定义为由于不同体制、权力和组织设置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在寻租理论中, 租金是指由于缺乏供给弹性而产生的差价收入, 这里的供给缺乏弹性是人为的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阻止供给增加的结果。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 寻租是指那种利用资源并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寻求这种租金的行为就是寻租行为, 其本质是通过寻求垄断和特权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贺卫通过比较寻利和寻租, 认为虽然都是出于经济人的逐利动机, 但是寻利不需要借助政府的干预, 是由“看不见的手”引导经济人去从事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社会的活动, 寻租则是力图使“看不见的手”不起作用, 或利用“看得见的手”去抑制“看不见的手”的损人利己的活动。

(二) 国有独资公司租金来源

寻租理论的研究以塔洛克 (Gordon Tullock) 和布坎南 (James M.Buchanaan) 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及以克鲁格 (Anne O.Krueger) 和巴格瓦蒂 (Jagdish N.Bhagwati) 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学派较为代表性。公共选择学派认为, 在垄断形成之前, 当事人为达到目的会采取各种方法, 包括雇人游说、贿赂官员等进行疏通活动, 而从事这些活所消耗的资源原本可以用于创造新增财富的生产活动, 从而造成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当事人在垄断形成过程中的所进行的活动, 实际上就是寻租活动。也就是说寻租是那种利用资源并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 (塔洛克, 1999) ;当制度从有秩序的市场移向直接政治分配的几乎混乱状态的时候, 寻求租金就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出现, 寻租就是用来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中的行为, 即个人竭力使价值最大化造成的结果是社会浪费而不是社会剩余 (布坎南, 1988) 。布坎南对寻租提出了两个新的观点:一是寻租基本上是通过政治活动进行的;二是限制寻租就要限制政府。可见, 公共选择学派强调的是:政治过程 (权力或制度) 产生了租金;寻租投入的资源是一种社会浪费;寻租成功者在获得利益的同时给别人造成了损害;寻租实际上是一种负和博弈, 寻租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大于寻租收益。国际贸易学派用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DUP) 这一概念来涵盖和取代寻租活动, 直接”是指直接产生于权利而不是借助于生产过程;“非生产性”是指这些活动产生金钱收益, 但并不生产包括在正常效用函数中的产品与劳务, 也不生产投入到这些产品与劳务生产的投入品, 它不能扩大社会生产规模, 甚至还会因垄断而缩小社会生产规模, 所争夺的是既有的生产性利润 (李正军, 2000) 。DUP概念进一步扩大了寻租的范围, 包括以直接非生产活动取得利润的各种途径。DUP不仅包括权利寻租, 还包括将资源用于鼓励创造额外收益的政策干预 (如通过游说、疏通活动要求实行或继续执行进口配额制度或对进口贸易实行关税保护) 和为赚钱而逃避政策限制的活动 (如利用合法进口和非法进口的差额取得特殊收入的走私、放私等逃税活动) (贺卫, 1999) 。同寻租相比, 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DUP) 的概念更加清晰, 并将违法寻租行为纳入了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DUP) 的范围。这种学派认为寻租就是通过从事非生产性竞争活动, 获取某些行业或项目的独家经营权、特许权、优惠权, 还有优惠的税率、汇率、利率及其他稀缺资源的供给, 从而获取利润, 寻租并不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源, 它只是改变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关系 (巴格瓦蒂, 1982) 。综合两个学派的观点, 无论是寻租还是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DUP) , 都是指自利的经济人在不新增社会财富的情况下追求财富的转移, 从而导致一部分人的福利改善, 而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减损, 究其根源在于制度。正如布坎南 (1988) 所指出的那样:个人行为的“好”或“坏”取决于事后建立在一定标准取向上的价值判断, 但个人行为所依赖的本利决策结构则是由制度所决定的, 所以, 人们寻租的原因在于制度规则而不在于个人本身。人们或通过政治过程和政府行为修改制度, 形成垄断特权, 从而改变既有社会利益的分配格局, 实现个人财富的增加;或利用制度的不完全性来增进个人福利;或干脆违反制度掠夺社会财富。因此, 可以将寻租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改变制度的寻租;二是利用制度的寻租;三是违背制度的寻租。从我国国有独资公司董事的寻租活动来看, 大都存在如下寻租行为:试图改变制度从而谋求特权与优惠的游说活动, 试图利用制度的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 和违背制度偷漏税金的非生产性的、有损于社会福利的活动。寻租活动有非常大的外部负效应,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 它们造成了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 阻止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实施, 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成本, 降低了经济效率;第二, 它们本身白白耗费了社会的经济资源, 使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浪费在这些于社会无益的活动上;第三, 这些活动会导致其他层面的寻租活动或避租活动, 同时利益受到威胁的一方也同样会采取避租, 以至于耗费更多社会经济资源, 从而破坏了社会风气, 阻碍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国有独资公司可供寻租的租金,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所有权。由于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治理的一系列合同是不完全的, 因此存在一些未涉及的资产的使用或处置等事项需要决策。剩余控制权是指相对于合同已经规定的特定权力来讲的合同未明确的权力。剩余索取权是指公司存在的合同规定分配程序之外的收益。这里的权力和收益即是可供寻求的租金。二是指企业的股本和相关权益。这个是指通过企业亏损、资产流失、降低竞争能力等方式所获取的租金。三是非市场化机会成本。这是指公司因为寻租采用非市场化行为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成本。如公司通过向政府游说而获取的某些特权而造成的垄断等。

二、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寻租方式及成本收益分析

(一) 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寻租的方式

从所有制关系上来看, 国有独资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作为法人治理第一层次代理人的董事会, 其成员的行为动机是多样的。董事会成员的个人利益除了获取个人经济收入之外, 还包括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誉甚至是获得进一步升迁的机会。由于信息不对称, 董事会成员的这些个人利益动机是很难监控的, 这就导致了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寻租活动的产生。他们的寻租活动的方式大致有如下几种。 (1) 在职消费方式。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制度下, 董事会是作为股东代表来控制经理层的。但目前由于我国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中的董事都是由政府指派, 大多是党政干部, 董事会和管理层往往合二为一, 使得我国国有独资公司的领导体制是一把手负责制, 具体表现为完全由企业内部人员组成董事会的董事长负责制。而这种体制会导致企业被内部管理者控制, 从而使得企业内部控制失效, 造成内部控制人问题。国有独资公司天然受到政府的管制, 在薪酬待遇方面也是如此。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 政府很难观察到企业的经营业绩, 从而对公司领导人董事给予与之相当的奖励或是监督惩罚。并且由于行政干预的存在, 国有独资公司的目标除了公司利益最大化外, 还需要负担着实行国家计划、调节社会经济结构等等政策性负担或收益, 导致公司业绩与公司领导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模糊, 加剧了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交易中所处的劣势。陈冬华认为面对内部人控制问题和政府行政干预的情况下, 公司领导人便会转向在职消费, 并将公司领导人在职消费分为八类:办公费、差旅费、董事会费、出国培训、小车费、会议会、通讯费和业务招待费。这些项目都将成为董事寻租的途径。公司董事可以利用其内部控制人身份轻而易举地将这些项目通过报销私人支出转为公司费用。除此之外, 公司领导人还可以利用其内部控制人的身份将国有资产以各种噱头通过分发奖金、福利的方式消耗掉,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2) 偷税漏税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作为经济人的国有独资公司不可避免地具有趋利性。国有独资公司天然与政府的特殊关系, 促使了国有独资公司以偷税、漏税等方式向政府寻租。王恒亮认为虽然宪法赋予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地位, 但司法机关特别是地方司法机关却在经费来源、人事制度等重要方面相当程度的受制于地方政府, 从而难以保持其独立性。除此之外, 我国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一般是党政干部, 他们与当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如若国有独资公司因偷税漏税等问题进行判罚, 最终的实际落实责任仍然是地方政府的各级财政, 追缴的税款又上缴了中央财政, 对地方没有任何的好处。因此, 在国有独资公司涉税案件的审理上, 各级行政机关在税收司法活动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干预案件的审理活动。从而导致了国有独资公司对税金的寻租活动, 而这些寻来的税金最后又以奖金福利等方式被分掉。 (3) 行政晋升方式。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成员是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指派, 他们具有行政级别的国家干部身份, 行政性晋升是国企经营者的主要动力机制, 而掌控行政性晋升资源的党委和政府主管部门是国企经营者激励提供的主体。原则上说,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董事成员的选任是以对董事成员的经营能力和业绩表现为考核和评价基础的。但是,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也是国有资产多重委托—代理关系链中的一层代理人, 其手中掌握的对公司董事的任免权是一种廉价的投票权。因而, 他们没有认真考评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的动力, 相反可能主动设租或创租, 与国有独资公司的经营者合谋, 任命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员为董事从而谋求经济利益。并且在信息不对称和国有独资公司特殊职能的双重条件下, 经营人员的能力和业绩表现并不是决定国有独资公司经营者任免的唯一因素。这就导致企业经营者与同上级主管部门的关系成为影响其事业前途的重要因素。因而, 这种凌驾于企业之上的行政晋升诱发了国有企业经营者讨好上级的权力寻租行为。 (4) 垄断方式。国有独资公司一般都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部门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等国家重点行业, 如军工、矿山、铁路、电力等部门, 因此, 一般受到国家政策、法律的许多特殊对待和国家的特别照顾, 享有许多优惠。与此同时, 大多数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游说政府给予其相关配额, 抑或是制定限制其他公司的准入条件, 设置进出市场的人为障碍, 从而形成垄断。这些都是越来越多国有独资公司成为垄断公司的原因, 也是国有独资公司不停地进行寻租活动的动力。

(二) 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寻租成本收益分析

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人, 只有当寻租利益能够满足寻租双方各自的利益最大化时, 他们才会进行寻租活动。当国有独资公司的寻租人D (董事) 向受租人S (政府委托人) 进行寻租交易时, D方通过事前预付或事后回扣的方式向S方行贿B, 以换取租金R。在这个交易过程中, D方会发生的成本除了贿金B外, 还会发生的成本有心理成本、时间精力等的支出以及事情败露所发生的罚金。对S方来说, 他在受贿的同时也存在受贿成本SC, 因此, 若要维持此项寻租交易活动, 需要满足的必要条件是:R>DC>B>SC

也就是说, 只有当R>DC时, D方才有利可图, 才会产生寻租活动。其前提是S方把R提供给D方, 此时才能分享租金。由此可见, S方也是寻租者, S方给租的目的也是为了寻租, 受贿的给租者与行贿的寻租者合谋一起寻租。在国有独资公司, 也就是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和国有独资公司的代理人一起向政府寻租。

对于S方来说, 只有当B>SC时, 他才会参与寻租活动。分析SC, 可以知道:SC=f (p, d, c)

p是指寻租败露受到惩罚的概率;d是对寻租败露后的惩罚强度;c是政府对寻租活动的监督成本。并且S方的成本与p、d正相关, 与c负相关。也就是监督成本越高, 监督越难于实施, 受贿越易于得逞。

国有独资公司在董事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合谋的情况下, 双方都将获得各自利益, 并且国有独资企业监事会成员因而寻租活动败露并受到惩罚的概率很小。即使事情败露被发现, 由于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具有行政级别的国家干部身份, 并且与政府的关系错综复杂, 只要事情不是很大, 普遍的做法是将其平行调离岗位, 一般来说其惩罚强度也不大, 监管方式也不完善, 因此, 对于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来说, 寻租行为的成本是远远小于收益的, 并且通过种种寻租行为, 得到了稳定的、有保障的收益。

三、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寻租行为治理对策

(一) 健全正式制度

(1) 健全董事业绩考核制度。目前许多国有独资公司对董事的评价结果运用标准、依据和方式都存在不完善和不明晰之处,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作为国有独资公司唯一的股东, 从而决定了对董事会和董事的考核评价主要来自股东, 因而董事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易合谋产生寻租活动。董事会是国有独资公司内部的最高决策机构, 对公司经营目的的实现起关键作用, 因此要明晰对董事考核的标准、依据和方式。对董事的考核与评价要以公司经营目的为中心, 以董事的职责为依据, 一方面采取激励行为, 使他们不必寻租, 另一方面采取约束行为, 使他们不愿寻租。从根源上阻断董事的寻租活动。在考核方法上摒弃原有的单单以会计利润为考核的评价指标, 采用以经济利润 (EVA) 为评价的考核方法, 在董事会中引入EVA的理念, 使公司从以规模为导向的发展模式逐步向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化, 有利于约束“内部人控制”现象。并且采用经济利润的考核方法要求董事在增加净利润的同时考虑国有资产的机会成本, 从而遏制董事向政府寻租的可能性。 (2) 健全董事责任追究体系。一方面要明晰董事职责, 加强对董事的监督。将董事需注意的义务法定化、明确化, 使他们的工作有章可循。对董事的监督不能只来自于股东, 监事会、行业监管部门、公司员工、社会舆论等都负有对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的监督职能, 加大对董事寻租的监督成本。另一方面要求董事在滥用职权或有违义务时, 应当追究董事的责任, 并且要加大对董事的刑事处罚力度, 严格处罚董事滥用公司财产、转移股东财富等损害国有资产的行为, 从而保证董事会在履行职责的时候, 尽谨慎与忠实义务, 以公司的最大利益为目标,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促使董事在进行寻租活动时考虑寻租暴露后的后果, 从而遏制董事依靠不明晰的义务来逃避责任的情况, 从而增大对董事寻租的惩罚概率和加强对董事寻租的惩罚强度。 (3) 健全董事构成制度。一方面加强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既不代表出资人, 也独立于公司的管理层, 不具有任何可能会大大干扰的关系, 从而能够客观、公正和不受约束地对公司战略、运作、资源、经营标准以及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独立判断。引入足够数量且具有相关能力的外部董事, 能够明显提高董事会决策, 监督董事的行为, 有利于改善公司内部的制衡机制, 从而抑制内部控制人问题, 减少董事寻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优化政府对国有独资公司董事的指派制度。由于国有独资公司特有的委托代理关系, 政府的行政指派将加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设租的可能性, 导致其与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合谋寻租。政府应逐步减小其干预的范围, 加快经济市场的建设, 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董事的选拔。

(二) 加强非正式制度方面的建设

(1) 加强董事职业声誉机制的建设。注重对国有独资公司董事成员职业声誉机制的培育, 鼓励国有独资公司董事成员对声誉的追求, 通过发挥董事的职业声誉在业绩考核中的作用来强化这种行为, 从而使董事在思想上加强对寻租的畏惧。 (2) 加强董事会文化建设。董事会文化是一种管理修养和管理道德, 是企业董事对企业管理制度的潜移默化的主动遵守和下意识的配合, 是形成共同决策, 共同对企业负责的一种高层责任意识。通过加强董事会文化建设, 提高董事成员的道德操守, 营造和建立起董事的社会荣誉感和职业情操, 使其获得引以为自豪的政治资本, 激发起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事业心和敬业精神, 从而在董事会中营造一种反寻租的氛围, 加强在内心深处产生对寻租的厌恶感从而主动放弃寻租选择。

摘要：本文从寻租的角度, 探讨了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治理下董事的寻租方式, 并进行了一般性的成本收益分析, 从制度和非制度两个方面提出了遏制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寻租行为的可行性对策。

关键词：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治理,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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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上市公司大股东行为的思考 篇8

在上市公司治理中, 控股股东的诚信十分重要。如今, 内幕交易等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现象屡有发生。证券市场受“假”之害可谓不轻, 虚假一直和市场形影不离, 诚信的光芒被虚假的乌云所遮蔽:从琼民源、ST红光、大庆联谊, 到银广夏、麦科特……虚假之风的肆虐, 不仅使市场公信力摇摇欲坠, 更使年轻的中国证券市场受到严重侵蚀。因此, 建立诚信成了多方共识。对此, 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曾明确提出, 要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资本市场的诚信法则。只有通过贯彻执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改善公司治理, 才能从根本上逐步恢复市场信心。

在国内, 刘立国、杜莹首次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以截至2002年被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在股权结构方面得出如下结论:相对于非舞弊公司, 舞弊公司的法人股比例更高, 流通股比例更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更可能为国资局。梁杰等以截至2003年被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在股权结构方面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国家股比例与财务报告舞弊正相关流通股比例与财务报告舞弊负相关, 法人持股比例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不显著。此外, 青木昌彦 (1995) 在研究了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企业的情况后认为, “内部人控制”是“转轨过程中所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现象”。但是随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入, 国家和地方各级国资委的成立, 解决了多年存在的国有企业多头管理、出资人缺位等问题。由于出资人缺位是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主要原因, 而这个问题目前已经部分解决, 而根据现阶段上市公司的总体状况, “内部人控制”已经不能体现中国公司治理所存在问题的根本所在。据以往的研究证实, 在我国, 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 无论是模型推演论证, 还是实证检验, 都发现这一结论。即当大股东持股比例在一定比例之下时, 企业价值随着控股权比例的增加而增加, 当大股东持股比例在一定比例之上时, 企业价值随着控股权比例的增加而减少。即通常所说大股东对公司治理的两种观点:一是“利益协同效应”, 即大股东搭便车心理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而减弱, 大股东的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逐渐趋同, 从而大股东更有积极性去监督管理层的绩效, 提高企业价值;二是“壕沟防御效应”, 即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 使得大股东的控制能力也随之上升, 从而大股东有可能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掏空企业资产, 降低企业价值。

在国外, La 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 (1999) 通过对27个发达国家的公司所有权结构进行国别研究, 发现股权结构中普遍存在的是大股东持股而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分散持股。大股东控股与分散持股不同, 它可能对公司治理以及会计信息产生不一致的“目的”。如果说以前是管理层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来粉饰报表, 欺瞒股东, 那么在大股东控制之下, 大股东可能会有动机通过控制管理层, 欺瞒小股东。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尤其是大股东控制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目前争论较多的问题, 尤其是大股东股权的最优比例抑或股权制衡问题。

Holderness (1988) 归纳的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通常的表现形式为:大股东在公司担任管理者、装修豪华的办公房间、购置昂贵小轿车、把公司费用作自己的大额预付款;大股东在公司任职支取过高的薪水;大股东与公司同业竞争;以高于市场价格向公司出售大股东的物业;以低于市场利率向公司借款或以高于市场利率借款于公司;不顾公司现金紧张支付红利或阻止向小股东支付红利迫使其以低价将股票出售给大股东;发行股票稀释小股东的股份价值;发行股票时作错误陈述等。在我国股票市场的实际运行中, 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行为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上市公司利益转移、融资与再融资陷阱和大股东的利润操纵等。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推出的一份题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监管问题研究》的研究报告称, 我国境内约70%的上市公司存在关联交易, 且其中70%以上的关联交易金额是在上市公司与其控股母公司之间发生的。由于一股独大股权现象的普遍存在, 上市公司与母公司的关联交易问题是中国上市公司一直无法根治的病症之一。由于关联交易最容易造成非公允价格定价, 而且关联交易又极其隐蔽, 某些控股股东便利用其控制地位, 在重大关联交易中牺牲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正当利益, 以不合理的高价将其产品 (或劣质资产) 出售 (或置换) 给上市公司, 换取上市公司的现金 (或优良资产) , 或者以不合理的低价从上市公司购买产品或资产, 甚至不支付价款, 致使上市公司应收账款不断增加、资金被长期占用, 直接严重影响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而有的大股东则干脆将关联交易的一方作为一个中间环节, 间接地将上市公司资产转移出来。

二、相关理论

从理论上看, 股权结构决定着公司所有权或剩余控制权的分配股权结构,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公司的股份由哪些股东所持有;二是指各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比重有多大。前者是说明股份持有者的特性, 是股权结构质的体现;而后者则是说明股权集中或分散的程度, 是股权结构量的体现。股权结构的选择是公司最重要的战略决策之一, 股权结构决定了股本所有者的契约安排, 并且与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战略、公司成长和公司价值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对股权结构的研究, 特别是对转型中国家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是近几年国内外金融界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大股东控制, 即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之争。大股东作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重要机制, 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大股东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一致, 实际上, 大股东和小股东存在着利益不一致的一面, 很多获取私人收益的方式伴随着大股东对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侵占, 这种侵占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以货币衡量的利益转移, 大股东和经理层的合谋将会进一步损害上市公司和小股东的利益。在关联交易方面, 大股东通过不公平的定价, 将公司的利益转移到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关联企业中, 当大股东和经理合谋时, 这种利益输送变得更加便捷, 侵占行为发生后, 必然不能在会计信息披露中真实披露相关交易, 借助于财务报告的舞弊隐瞒相关信息, 信息的不对称使小股东无法获取企业经营的相关信息。在这样的股权结构下, 大股东可以利用其占绝对优势的表决权将上市公司的利益转移至大股东手中, 同时, 大股东只按照其拥有的股权比例部分承担由于利益转移而给上市公司带来的亏损。虚增利润、虚增资产其实质并不是大股东向上市公司转移优质资源, 而恰恰是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结果。由于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 上市公司的业绩下滑, 这有可能使上市公司失去配股资格甚至被摘牌, 从而失去再次筹资的机会, 大股东不会轻易让上市公司失去机会, 因此, 大股东利用其控制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优势, 操纵上市公司的利润, 以维持其进一步侵占上市公司利润的特权。同时, 研究发现大股东可以通过金字塔持股, 以较小的资金投入, 换取较大的控制权, 即现金流量权和投票权分离的情况是存在的, 且这一现象还相当普遍, 这使得大股东具有通过操纵管理层损害公司利益的动机。

三、对策研究

针对上述现象, 《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都给出了相应的规范性文件、条例。例如, 《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除了遵守上述法律、准则之外, 还应从建立股权制衡机制、建立大股东诚信义务两方面来治理上市公司大股东行为。

(一) 建立股权制衡机制

从我国上市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看,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 股权集中, 流通股比例低, 大股东之间缺乏制衡机制是造成我国财务报告舞弊的原因。因此,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 在我国形成股权制衡机制, 使得公司的主要行为需要经过这几个大股东一致同意时才能实施, 这些大股东所共同持有的现金流量权力会限制大股东的侵权行为, 从而使大股东不能靠掠夺小股东获得控制权私人收益, 只有通过更有效率的经营措施获得更多的利润与所有股东分享减少舞弊行为。考虑到这些限制因素和大股东获得流通权后是否出售股份还取决于大股东的现实情况, 解决我国大股东控制问题, 在我国形成股权制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没有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 市场上又不存在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区别, 股价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大股东的价值大股东将非常关注其股价的变化, 市盈率和每股收益是决定股价的核心财务指标, 这可能又给大股东的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带来了动力, 因此, 股权分置改革为解决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权行为, 在我国形成股权制衡机制带来了契机。但通过股权分置改革不能解决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全部问题, 还需要其他机制的配套实施。

(二) 建立大股东诚信义务

大股东对小股东负有诚信义务。要正确理解大股东忠实义务的内容, 忠实义务要求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 大股东的行为要对公司和小股东完全公平。大股东的诚信义务表现在行使表决权时, 大股东必须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置, 不得用关联交易、资金担保、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行为损害上市公司利益。除行使表决权外, 在影响公司业务执行时对小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因为大股东可以通过大股东的资格影响公司业务的执行。在财务报告信息披露时, 大股东对小股东必须及时准确披露信息, 对小股东负有诚信义务。在监督大股东诚信义务履行情况时, 除应该不断完善法律规定外, 还应强化证券交易所的作用。因为法律可能存在空白, 交易所可以通过其上市公司规则的约束力, 要求上市公司将诚信义务纳入公司章程。另外, 交易所通过制定大股东的行为指引, 提倡大股东的诚信行为, 以此改善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关系, 提高投资者的信心。

大股东在行使权利时, 应当以诚信原则为行为准则, 不得滥用控制权以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来获取自身的私利, 在公司营运的各个环节, 都不应当以牺牲中小股东利益为代价追求公司的利益。具体来说, 首先, 在股东大会的召开和决议过程中, 为使小股东利益得到保证, 多数派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应负有诚实义务, 其在为自己利益行使表决权的同时, 不得不正当地侵害公司和其他少数派股东的利益;其次, 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做出的决定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不能在形式合法的外表下进行实质违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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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芍佳, 孙霈, 刘乃全.终极产权论、股权结构及公司绩效[J].经济研究, 2003 (4) .

[8]邓建平, 曾勇.大股东控制和控制权私人利益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04 (10) .

[9]唐宗明, 蒋位.大股东控制——中国上市公司实证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政府寻租行为的治理 篇9

一、政府寻租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组织，具有公共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能超越各种具体的利益，为公共利益着想。但是，政府是由政府官员组成的，政府决策是由政府官员做出并执行，由于政府官员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因此，政府行为和政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官员的影响，政府行为存在着偏离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性，在转型经济时期，表现为政府寻租行为。政府寻租行为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种：(1)政府定价。对资源施行价格管制，就会使受管制资源出现人为短缺。政府的定价行为此时已经在社会上制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2)政府特许权。政府的特许权制度人为的造成了资源短缺，因为获得特许权的人可以通过垄断地位获得垄断利润，这必然会刺激大量寻租行为的形成。(3)关税和进口配额。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设定了租金，使得落后产业可以制造短缺的产品，从而寻得租金。(4)政府采购。如果政府采购的竞争不是市场化的，那么它就有可能被某些公司所垄断。同时如果政府官员不够廉洁，那么承包政府采购的企业更有可能从中作弊，通过虚报成本等手段达到寻求更大租金的目的。

二、政府寻租行为的原因分析

由于公共产品、外部性等原因导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运用政治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加以宏观调控和微观管制。但由于政府自身一些缺陷，干预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政府寻租行为就是其中后果之一, 导致政府寻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信息的不完全和非对称。一般地, 寻租活动都是与信息问题相关的。正是由于信息不完全, 有些人可以在某些地区或局部市场上建立起垄断力量, 这样, 即使表面上市场是竞争性的, 市场均衡也不可能达到均衡, 也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在同样的情况下，政府亦会发生失灵的问题，这是现代政治经济体制结构本身所无法避免的，政府的失灵在经济活动中就通过各种寻租现象表现出来。

第二，政府对其干预经济的权力的滥用。寻租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和管制的必然产物, 政府干预不可避免地存在垄断与特权, 这种垄断形成了有别于市场价格的显在的或潜在的政府价格, 两个价格差就形成了“经济租”。

第三，政府行为中“经济人”角色的异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管制是出于市场失效问题，但执行政府职能的却是处于代理人身份的政府官员，在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分析中，政府官员并不总是关心公众利益并以公众利益为最高目标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是关心自身利益的经济人，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追求权力的运用，在任期内会尽可能的使用其权力来增加个人的效用水平，这也有可能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

三、治理政府寻租行为的对策

在体制转换时期，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缺陷为寻租行为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和条件。寻租活动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制度缺陷，只要制度上存在这个租，就会产生寻租现象，所以限制寻租活动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制度创新。

第一、完善制度创新，消除租金存在的空间。体制转换时期腐败蔓延的主要原因是体制性缺陷造成的，无论是社会民主监督作用的发挥，还是提高腐败查处概率都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完善来解决。我国必须要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如稀缺资源的供求活动应尽量通过市场竞争进行，从而使政府在行使其经济管理职能时更加具有透明度和公开性。进一步放松政府管制，走向小政府大社会，把更多的事情交给市场去运作，同时把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滥用。例如：政府的某些活动如许可证、牌照的发放可以采用拍卖的方式。

第二、建立完善监督和惩罚机制，加大寻租者的成本。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如果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 官员的创租和寻租行为就无法得到监督与制裁。在实际工作可以采取的监督措施有: (1) 建立分配决策公开听证的程序; (2) 建立行政公开制度; (3) 推广招标、拍卖制度, 杜绝个人审批; (4) 建立政府官员的财产申报登记与核查制度。同时加强惩罚力度，对于已查处案件处理进行公开，加大非法寻租活动的精神成本。这样，使得非法寻租活动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风险，寻租行为主体经综合权衡后，将理性放弃寻租行为，从而使非法寻租行为得到有效的控制。

第三、加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改变经济人的偏好。经济人的偏好构成经济人是否寻租的主观因素。要改变寻阻者的偏好函数必须加强经济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的教育和培养。对创租、寻租活动最好的控制和防范就是经济人的自律，达成自律就要强化道德领域规范和提高经济人的意识形态资本的积累，使他们从内心深处有明辨是非的道德意识，因而对寻租、创租产生一种厌恶感。人的道德品质既不源于先天的禀赋，也不成于后天的自我设计，而来自于长期的接受道德教育与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教育，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加强的公务员队伍廉政建设。

摘要：我国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 经历了双重体制并存的阶段。由于利益激励的驱使, 以及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 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将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本文分析政府寻租的具体表现形式, 探讨寻租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政府寻租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寻租,寻租行为,治理

参考文献

[1]、陈媛, 牟建江浅谈政府采购中的寻租行为[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06, (2) :79-80

行为公司治理 篇10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指出, “作为其他人所有的资金的经营者, 不要期望他会像自己所有的资金一样获得精心照顾”。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 委托代理环境下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的非对称性, 管理层在面对风险和收益时会有不同的决策行为, 管理层的风险行为导致Bowman悖论———跨企业风险-回报负相关在我国表现得非常明显。管理层的风险行为, 国内外文献没有明确的定义, 我们认为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做出的投资决策超出或偏离了企业自身的能力和成长机会, 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非盈利项目, 从而损害企业的价值, 导致公司失败的行为。风险行为主要表现为风险规避与风险寻求, 风险规避是管理层放弃能够给企业带来正的净现值 (NPV) 的投资项目, 导致企业的回报降低, 风险寻求是管理层有可能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拿企业去冒险, 从而使企业的风险增大。二者都给企业带来损害和机会成本。

公司治理是一系列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 是公司用来处理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责、权、利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有效的公司治理能提升管理层的决策水平, 矫正管理层的风险倾向, 使公司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一致, 从而避免管理层风险行为的发生。本文研究公司治理的各个方面对管理层风险行为的影响, 进而改进公司治理中的制度安排, 加强对管理层的制衡, 从而减少管理层的风险行为来保证企业成功。

二、公司治理内、外部机制对管理层风险行为的影响

(一) 股权集中度对管理层风险行为的影响

股权集中度是股权集中还是分散的主要指标Jensen和Meckling将股东分为内部股东和外部股东两类, 并认为提高对企业有控制权的内部股东的股权比例能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价值。Shleifer和Vishny通过实证表明, 一定的股权集中是必要的, 有助于增强接管市场运行的有效性, 降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他们的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对管理层风险行为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但另一方面, 管理层对公司的经营须体现大股东的意志, 管理层的风险倾向受到单个具体的大股东的思想与行为的影响。若大股东主观上存在着寻求风险项目以此获得超额利润的倾向, 对管理层的奖励标准是企业规模、快速发展的, 则管理层在经营中将会有更多的风险行为;若大股东追求公司稳定、长期的发展, 对管理层的奖励标准将是稳妥、安全发展, 则管理层将自我约束投资决策的风险行为。由以上的分析, 股权集中度对管理层风险行为的影响的正负关系尚需具体案例研究。

(二) 控股股东性质和国有股份比例对管理层风险行为的影响

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 控股股东性质和国有股份比例对管理层风险行为的影响较大。许小年研究发现, 国有股比例与公司效益负相关。陈晓等人研究发现, 在竞争性较强的行业中国有股比例较高会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而在竞争性较弱的行业中该结论则不成立。余怒涛等人的研究发现, 国有股比例并不是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造成显著影响的因素。在控股股东国有和国有股份过高的公司, 由于投资主体不明确, 对管理层的监管机制的动力不足, 管理层的许多风险决策和风险行为收益大, 成本小。由此, 管理层的风险行为发生较多。因此, 国有股比例高对管理层风险行为有着不良的影响, 国有股比例与管理层风险行为正相关。

(三) 董事会规模和结构对管理层风险行为的影响

1. 董事会规模的影响。

一般来说, 小规模的董事会容易协调统一, 运行效率高, 对管理层的行为有较强的控制作用。相反, 董事会规模过大, 运行效率差, 董事会的监控作用弱。许多研究也表明:董事会规模太大会增加代理问题及官僚主义问题, 且不利于对财务报告的监督。董事会规模越大, 公司就越可能发生财务报告舞弊。董事会规模过大, 不利于董事会约束管理层。但从防范风险角度来看, 董事会规模增大, 相关的利益关系人增多, 更能全面地考察管理层的风险行为, 它比小规模董事会的公司更有可能防止管理层的风险行为。因此, 从控制管理层的风险行为来说, 董事会的规模应适当。

2. 董事会与管理层分离与合一的影响。

董事长与CEO两职分离或合一无疑会对管理层决策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有研究认为两职合一有利于提高信息沟通的效率, 使管理层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快速决策, 增强管理层应对风险的独立性。而两职分离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 因此有利于改善公司绩效。我们认为, 从对管理层风险行为的影响来看:两职合一往往会使高层管理人员权力过度膨胀, 严重削弱董事会监督作用。而实行两职分离, 更能维持管理层与董事会之间必要的制约关系, 从而控制管理层的风险行为。

3. 董事会行为特征与异质性对管理层风险行为的影响。

董事会会议召开次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董事会成员活动的积极程度, 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次数越多, 表明董事会的监督管理作用积极。反之, 则董事会的监管作用消极。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发现公司董事会会议召开的频率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 公司董事会会议能有效地保证董事会的运作。因此, 董事会的行为特征明显程度与管理层的风险行为有负相关性。另外, 董事会成员的年龄、性别、专业背景、管理经验、工作领域等要素的异质性对管理层风险行为的敏感性不同, 从而更能觉察管理层的风险决策, 董事会的异质性与管理层的风险行为有负相关性。

4. 独立董事的影响。

从国外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 独立董事对企业收购、高层管理者的更换、经理层薪酬的确定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确实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对股东权益的维护和企业价值的提高也起到积极的作用。独立董事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 独立董事比例应与管理层风险行为负相关。

(四) 激励机制对管理层风险行为的影响

公司治理对管理层的激励机制主要有薪酬激励、股权激励、解雇以及外部经理人市场。薪酬激励是公司绩效达到一定的目标, 管理层可以得到一定的年薪和延期支付的奖励。股权激励是管理层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批准, 管理者在一定期限内以优惠价购买或通过获奖方式取得适当比例的公司股份, 并在任期届满后逐步兑现。上述两种激励机制是显性激励, 它能降低甚至消除代理成本, 即减少管理层的风险行为, 使得公司获得较好的业绩。但是, 管理层的股权激励是把双刃剑, 具有激励效应与壕沟效应的特性。管理层拥有的只是部分权益, 投资项目成功, 将获得丰厚回报。一旦项目失败, 遭受主要损失的将是债权人和外部股东, 管理层的损失则十分有限。因此, 有研究发现, 高层管理者持股比例和高层管理者变更存在负相关关系。我国公司公司治理机制建立的时间相对较短, 管理层持股规模和数量相对较低, 股权激励对管理层的风险行为的影响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经理人解雇与经理人市场、控制权市场、破产、接管机制对管理层来说是隐性激励。解雇是一种威胁, 这种激励方式已被很多公司所采用。控制权市场的存在对管理者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压力, 管理者若经营不善, 将面临失去公司控制权的威胁, 理性人的管理者总是试图采取各种防御性手段避免接管的发生。经理人市场的存在使得管理层在经营中努力建立自己的声誉, 以便在竞争性的经理人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债权人市场具备一套完善的债权人保护机制, 而债权人保护机制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这种保护机制是从外部对公司管理层的经营管理施加影响, 如来自债权人特别是银行的监管及债务合同中的保护性条款等。债务合同中的保护性条款对于企业在投资、融资、股利分配和公司经理收入等方面的限制会有效影响企业的风险行为。债权人的专业化监管将有效提高公司外部治理的绩效, 优化资本结构, 抑制管理层的风险行为。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公司治理中不同的要素对管理层的风险行为的影响关系是不同。股权集中度、控股股东性质和国有股比例、董事长与公司CEO两职合一对管理层风险行为的影响是正相关的。董事会的行为特征与异质性、独立董事的比例、管理层激励机制对管理层的风险行为具有负相关性。董事会的规模则对管理层的风险行为有较大影响, 但正负关系不明晰。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启示:控制管理层的风险行为应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相协调, 要特别重视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首先, 应适当控制股权集中度, 改善控股股东性质和减少国有股持股比例过高的状况, 减少公司中两职合一的现状。增加董事会行为特征与董事会成员异质性的作用, 增加独立董事的比例, 发挥他们的作用, 抑制与防范管理层的风险行为;其次, 应完善管理层的激励与监督机制机制。设立适当的激励政策, 减少委托-代理成本;最后, 建立完善企业治理的外部制度环境, 持续不断地培育活跃的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债权人市场, 推进利益相关者参与对企业管理层风险行为的约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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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进.我国上市公司风险实证研究[J].预测, 201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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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研究 篇11

关键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对策

证券市场的规范在于信息传递的规范，只有证券市场的主体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得市场信息，才能提高投资者的信心，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都能进入良性发展的环节。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是国内外研究者的重点，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不断扩大的当今世界，规范性的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意义非凡。

一、 信息披露制度的基本概述

信息披露制度是指，证券市场的相关当事人在证券市场上，依据法律和证券市场的规定将影响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信息以公开报告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开而形成的一些类活动规范和标准。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的义务，是保护普通股东的行为，也是保障证券交易市场公正、公开、公平的红药制度。最早的信息披露制度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英国，1720年英国颁布《泡沫法》从此拉开了国家管理证券交易市场的序幕。信息披露制度是各国证券交易市場的基石，是维护证券交易公正的重要手段。信息披露制度成为各国资本市场的通行准则，对于降低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的不公平交易有重要意义。公开是治疗市场发展弊病的最好措施，因此，构建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重点在于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处罚。

二、 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表现

信息披露制度的违规行为，是指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过程中违反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在公开报告时提供虚假信息，隐瞒或者推迟信息的播报等违反信息披露规定的不当行为。从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形式看，主要分为虚假信息和延迟披露。其中，虚假信息是指上市公司隐瞒或者谎报公司信息，延迟披露是指上市公司没有按照规定时间披露信息。虚假信息陈述进一步分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三类。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的原则，这样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极大的损害，同时也严重影响经济的良性循环。为建立完善经济体制，保障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的权益就必须要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进行遏制和处罚。

信息的掌控是投资者决策的基础，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能够很好的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信心。自20世纪90年代受美国安然公司、世通公司等世界级公司财务丑闻的影响，世界各国掀起了信息披露制度监管的浪潮，我国的证券交易市场同样受到了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冲击。信息有其时效性，对信息的掌控不但需要大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把握最新的咨询，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在证券交易市场，及时掌握信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及时占信息违规行为的一半比例，一般是上市公司在应该披露信息是不予披露，或者在发生重大事件是不及时对信息做出报告，这些都严重影响投资者的判断，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信息发布的虚假性也是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之一，在上市公司招股、上市、再融资时期发生很平凡，主要表现为，在文字和数字方面的不真实。

三、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建议

自十八大以来，深化体制改革的进程正在不断的迈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潜力，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有助于提升市场发展的活力，为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和良性的竞争有着重要的作用，不断的适应市场的竞争机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做出巨大的贡献。

首先，完善上市公司的管理机制。上市公司的管理水平决定着公司发展的总体方向和前途命运。上市公司的考核主要涉及到对公司内部财务状况的审核，考核制度的不全面直接导致的是上市公司发展的集团权利的集中化，对于信息的披露出现不合理的现象，倾向于利益化。因此在上市公司的管理机制上应该实行明确的责任分工，在执行决策和实施监督等责任方面，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的权限和责任应该分开，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和严密性，实现权力的相互制衡，这样就可以有效的杜绝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的虚假性和违规性的行为。

其次，规范信息披露的制度规则体系。我国已经有相关的法律对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管理做出具体的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具体的提出了上市公司的披露工作的工作原则和行为的准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趋向于合理化和规范化，保证我国的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但是随着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逐渐的提升，在世界舞台上，国际化程度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就要求信息披露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在信息披露制度规范问题上，我国应该具有全球性的发展眼光和视角，不断的借鉴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的制度经验，通过对我国市场发展规律的不断总结，实现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体系严格化和健全化。

再次，提升公众的监督能力。保证信息披露的透明化和公开化，需要多方面的力量进行监督，从公司发展的投资者和社会媒体的广泛两个方面我们需要不断的提升公众的监督能力。公司的发展当中有许多持股比重较少，交过分散的投资者，在公司的重大决策和任免等问题上，这些投资者很少甚至无力参与到决策当中去，对于公司发展的监管能力很小，这样就无法保证公司内部的管理者能够认真的进行信息披露的任务，没有相应的约束和力量的抗衡。在公司的管理问题上，每一位投资者都应该自觉的履行自身的义务，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断的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从社会媒体的角度上来说，作为专业的媒体人，在信息的报到上需要不断的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保持理性的态度和客观的判断专责，加强的信息披露市场的监督和规范。深入到企业的内部，对于违规行为进行大胆的披露和曝光，用媒体来实现对公司运转和信息披露的监督，从而保证经济市场的运行的正常化和稳定性，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配合社会各部门的监督，必要的时候积极的协助参与对违规公司的问责行为当中去，实现公众监督能力的不断提升。

最后，提高信息披露违法成本。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屡次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对于信息披露的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比较轻，处罚力度不够。所以，需要提升信息披露的违法成本，将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加以舆论监督的配合来提升信息披露的违法成本，在违法成本和违规收益出现矛盾的时候，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就会得到规范，违规行为才能够得到遏制。同时提升执法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对公安机关和公诉机关的人员进行相关专业理论的培训，提升办案的效率，严厉的打击侵害上市公司投资人利益的犯罪行为。（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晓慧.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披露案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02）.

[2] 黄辉.现代公司法比较研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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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季荣花，王金龙.上市公司强制与自愿信息披露的协调利用[J].价值工程，2010（02）.

行为公司治理 篇12

企业的日常活动可以分为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投资活动是企业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企业成长的动力,其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企业的业绩,甚至是其经营的成败。但是,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管理者拥有企业的投资决策权,可能会为了追求由企业规模扩大而带来的各种利益, 构建自己的“企业帝国”(Jensen,1976,1986;Murphy, 1985;Stulz,1990;Hart,1995,等),投资于净现值小于0的项目,导致过度投资。另一方面,相对于股东而言 ,管理层通 常倾向于 风险厌恶 型(Eisenhardt, 1989),因为管理者大部分利益、名誉都与公司相关,风险较为集中,一旦公司失败,他们将遭受巨大损失,所以,他们也有可能在公司尚有闲置资源的情况下,放弃净现值大于0的项目,导致投资不足。 这些非效率投资行为,无论是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都不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

为了降低代理成本,就需要引入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通过对管理者的激励与监督,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维护多方利害相关者的利益。为了检验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非效率投资问题,现存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否能够有效的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选取2007~2014年间A股市场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将公司治理分为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运用多元回归进行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 Jensen et al., 1976),可能导致管理者出于机会主义动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标准进行决策:一方面,管理者可能为追求由企业规模扩大而带来的各种利益,构建自己的“ 企业帝国 ”(Jensen,1976,1986; Murphy, 1985; Stulz,1990;Hart,1995,等),导致过度投资;另一方面,相对于股东而言,管理层通常倾向于风险厌恶型(Eisenhardt,1989),导致投资不足。无论是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都将使公司投资偏离最优水平,发生非效率投资。为了使管理者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决策,企业需要引入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包括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就激励机制而言,企业可采取如提高货币薪酬、管理层持股等多种方式。当所有者对管理层的激励力度不足,可能会诱使管理者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补偿(杨兴全,2011),可能是为了增加未来的货币薪酬,或者获取非显性收益,比如构建企业帝国,扩大自身控制的资源等而投资过度;抑或是在自身收益不变的情况下,降低自身投资新项目而付出的时间成本,失败成本等私人成本,同时,降低自身风险,放弃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导致投资不足。 而管理层持股,通常存在两种效应——利益一致效应和壕沟效应,现阶段我国管理者持股比例普遍较低,主要是利益一致效应,从而达到抑制非效率投资的目的。蔡吉普(2009)研究发现管理者持股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程哲 (2011)发现管理者持股可以提升管理者的风险偏好,减少其投资不足行为。

而监督机制方面,企业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相互监督,形成一种制衡机制,制约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其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决策,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董事承担着代表股东监督管理层的责任,独立董事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能够抑制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程哲, 2011)。Richardson(2002) 发现独立董事等治理机制可以有效缓解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而监督机制中的另一项,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增强了董事会的独立性,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若两职合一,就会削弱这种制衡监督作用,不能有效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

公司治理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Aggarwal and Samwick ( 2006) ,Richardson ( 2006),Giroud and Mueller( 2011) 均发现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抑制非效率投资。在国内研究中,俞红海( 2010)、杨兴全( 2010)、张会丽(2012)、方红星 (2013)研究发现完善的公司治理能够抑制非效率投资。而简建辉等( 2011) 发现货币薪酬激励加剧了非效率投资,刘昌国( 2006) 发现公司治理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公司治理的激励机制中,管理层的货币薪酬和管理层持股均能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假设2: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中,独立董事人数和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能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三、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取与来源

本文的初始样本是2007~2014年间A股市场所有发布年报的上市公司,并按以下原则进一步筛选样本:(1)剔除掉金融类上市公司,因为金融行业的特殊性;(2)剔除掉有缺失数据的上市公司;(3) 剔除掉被ST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共计12382个公司的年度样本。

本文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主要使用的统计软件为Stata13.0,EXCEL来处理相关数据并进行后续的计量分析。

(二)研究模型及变量说明

其中:

1.非效率投资(Ine_inv)。本文借鉴Richardson (2006),采用模型(2) 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计算公司的期望投资水平,并用该回归模型估计出的残差来度量非效率投资(残差为正表示投资过度,残差为负表示投资不足),并对其进行1%的缩尾处理,以消除异常值的影响。

各变量定义如下:公司的投资总额(Inv,本文采用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无形资产的年度增加额之和,除以固定资产净额) 、成长性(Growth,采用企业的Tobin’s Q) 、资产负债率(Lev) 、现金持有量( Cash,企业现金持有量的自然对数) 、上市年数 (Age) 、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年回报率( Ret)、行业(Ind)和年份 (Year) 控制变量,其中行业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版)进行分类。

2.公司治理变量

公司治理变量包括激励和监督两大机制,本文从激励和监督两方面选取相应变量。激励机制包括高管薪酬(Ln_sal ),高管持股(Stock),监督机制包括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兼任(Dual),独立董事人数 (Id)。

3.企业自由现金流(FCF)。本文选取企业自由 现金流除以总资产来计量企业自由现金流水平。

4.公司规模(Size)。本文选取企业总资产的自 然对数来计量公司规模。

5.财务杠杆(Lev)。本文选择资产负债率来计量 公司的财务杠杆。

6.成长性(Growth)。本文选择托宾 Q 值计量企 业的成长机会。

7.大股东占款(Ore)。本文选择(其他应收款 – 其他应付款)/总资产,来控制大股东占款对非效率行为的影响。

8.行业(Ind)。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2012 年 版)。

9.年度(Year)。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2和表3为按照非效率投资方向分组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根据研究设计,进行样本筛选后,投资过度共得到7 134个公司/年度样本,投资不足共得到5 248个公司/年度样本。样本中,发生过度投资的公司有2 368家,投资不足的有1 902家, 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更多的公司面临投资过度的问题。

由投资过度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可知,过度投资的样本均值为0.843 0,中位数为0.521 3,最大值7.696 5与最小值0.010 3相差较大,说明各企业投资过度的程度差异较大。高管货币薪酬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13.881 6和13.890 6,分布较为对称。高管持股的均值仅为2.98%,中位数为0,最大值则达到72.41%,说明整体来说高管持股较少,分布较为不均。独立董事的均值为3.228 9,两职合一的均值为0.806 0,说明两职合一现象较为严重,不利于维护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均值为0.002 5,表明企业有一定量的自由现金流, 为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创造了条件。托宾Q的均值为2.6258,说明企业有较好的成长机会,促使管理层的投资行为。

由投资不足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可知,投资不足的样本均值为0.670 8,中位数为0.359 3,最大值13.393 0与最小值0.006 2相差也较大,程度不如投资过度,但是波动较大。高管货币薪酬,高管持股以及独立董事人数和两职合一状况均与投资过度样本相似,但是,投资不足样本的企业自由现金流均值为-0.005 3,这也是企业投资不足的原因之一。同时,企业的托宾Q值的均值为1.757 8,较投资过度样本的托宾Q均值2.625 8较低,说明投资不足企业自身的成长性也不如投资过度企业。

2.假设检验

(1)公司治理与投资过度

将投资过度的样本数据代入模型(1),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检验公司治理中激励机制、监督机制与投资过度行为的关系。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因素后,本文发现:激励因素中,高管的货币薪酬和高管持股都与过度投资行为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的激励机制能够有效的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监督机制中,两职合一与过度投资正相关,但不显著, 说明董事长与CEO的两职合一会加剧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两职分离能够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独立董事人数与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说明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也能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控制变量中,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因为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是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条件, 当企业自由现金流丰富时,管理层会尽量利用自由现金流,扩大投资, 以追求由企业规模扩大而带来的各种利益。资产负债率越高,财务风险较高,为了控制整体风险,就有必要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企业的过度投资减少。过度投资还与企业的成长性显著正相关。此外,企业的过度投资与大股东占款显著负相关。

(2)公司治理与投资不足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0.10,**p< 0.05,***p< 0.01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0.10,**p< 0.05,***p< 0.01

将投资不足的样本数据代入模型(1),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检验公司治理中激励机制、监督机制与投资不足行为的关系。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因素后,本文发现:激励因素中,高管的货币薪酬和高管持股都与过度投资行为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的激励机制能够有效的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而监督机制中,两职分离与独立董事都能抑制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但都不显著, 说明监督机制对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的抑制作用有限。控制变量中,过度投资与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显著负相关。

四、结论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选取2007~2014年间A股市场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回归进行分析,将公司治理分为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分别分析了各项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中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我国上市公司中的非效率投资普遍存在。(2) 在投资过度样本中,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均有效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但是,两权分离的作用不显著,说明董事长对总经理的监督作用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显著。(3)在投资不足样本中,激励机制能显著减少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但是监督机制虽能抑制,但并不显著。(4)相较于投资过度的样本,管理层持股对于抑制投资不足的效果更为显著,可能是由于管理层持股改变了其风险偏好,提升了其风险承受的意愿。因此,公司治理,无论是激励机制还是监督机制,对于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还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企业应致力于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制度,提高投资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

摘要：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选取2007~2014年间A股市场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回归进行分析,将公司治理分为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分别分析各项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中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上市公司中的非效率投资普遍存在。(2)在投资过度样本中,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均有效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但是,两权分离的作用不显著,说明董事长对总经理的监督作用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显著。(3)在投资不足样本中,激励机制能显著减少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但是监督机制虽能抑制,但并不显著。(4)相较于投资过度的样本,管理层持股对于抑制投资不足的效果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致力于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制度,提高投资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